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健，男，196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蒲新，男，198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德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左健因与被上诉人邓蒲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7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左健，被上诉人邓蒲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德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左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邓蒲新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邓蒲新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开庭后判决前出现的新证据：2017年10月30日，北京时代四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公司）发现公司账户有7500元到账，付款人是邓蒲新，款项附言“返还单反相机差价款项”。经四维公司股东马莉询问左健后得知，相机已被左健和邓蒲新按7500元折价款处置且其他股东不知情，马莉指示将该笔7500元予以退回。同年11月2日，四维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并形成决议，要求左健用个人资金将邓蒲新与四维公司之间的债务平账，弥补股权转让中造成的公司账目亏损，左健按要求完成了平账手续。2.按照《四维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的要求，左健代邓蒲新履行了欠公司账款的还款义务，这符合《股东退股协议书》（以下简称退股协议书）第3条第1款的规定。新证据证明，左健在一审中主张的口头协议是真实存在的，口头协议是退股协议书的组成部分。3.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方法错误：一审判决书第3页认定借条为复印件且出具人为四维公司，故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左健认为，其不可能在不存在口头协议的情况下将借条原件还给邓蒲新，返还8万元借条事实的本身即可证明口头协议存在的真实性，一审判决不采信左健关于口头协议中包括8万元的事实主张，却没有对8万元借条事实的真实性加以认定；一审判决书第2页中“邓蒲新拿走四维公司单反相机一台折价7500元”，一审判决书第5页中“邓蒲新未归还四维公司相机”，一审判决不采信左健关于口头协议中包括相机折价款的主张，没有对相机折价款事实的真实性加以认定。一审判决的认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条中有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的协议同样受法律保护的规定。4.邓蒲新的行为属于虚假诉讼。鉴于邓蒲新没有提出过符合事实的调解方案，表明其主观上没有基于诚信原则实现调解的意愿，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手段迫使左健接受于己不利的调解方案。5.不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1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一审判决错误的根源。一审法院没有对邓蒲新在一审中使用模糊言词的事实做“进一步查明”，也没有对邓蒲新承认证据真实性却否认理由的事实加以“慎重认定”。6.左健于2017年11月30日和2017年12月27日得到的证据能够证明邓蒲新在履约过程中违约在先。2017年5月22日，邓蒲新代表第三方公司与南京嘉铂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鉴于当时邓蒲新仍是四维公司股东，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左健已对邓蒲新提起民事诉讼。
邓蒲新辩称，一、左健以邓蒲新向四维公司偿还相机款的证据作为新证据，属于恶意利用邓蒲新为履行承诺而返还相机款的行为。1.一审中，左健以邓蒲新欠四维公司相机款为由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该款项和股权转让款没关系，但是邓蒲新当庭表示返还四维公司相机款，这一点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有记载。首先，相机款项是邓蒲新与四维公司之间的问题，而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跟相机款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其次，四维公司一直在左健和其配偶马瑞芳的控制下，马莉是马瑞芳的侄女，所以不存左健所主张的马莉不同意的说法。最后，四维公司曾使用邓蒲新的相机，后相机被四维公司丢失，所以四维公司买了新相机偿还邓蒲新，但是新相机比旧相机贵，所以邓蒲新答应补偿差价7500元。2.对于左健上诉称其按照四维公司的要求进行了平账，首先，四维公司在左健及其配偶马瑞芳的控制之下，侄女马莉完全配合左健的行为。其次，如果邓蒲新与四维公司之间有款项纠纷，也与左健无关，邓蒲新并未授权左健代为偿还债务。再者，左健故意与四维公司进行所谓平账，意图将四维公司与邓蒲新之间的账款关系转移至左健名下抵销股权转让款，混淆了公司与公司股东不同的法律地位。二、针对左健上诉所提“虚假诉讼”的理由，完全是对诉讼程序中调解、诉讼请求变更，公司与公司股东法律地位等的不太了解导致的非善意的推测和利用，企图将本案引向虚假诉讼，本案未能调解的原因是左健没有调解的真实意愿。
邓蒲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左健支付股权转让款24万元及利息（以2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左健一次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左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9日，邓蒲新、左健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邓蒲新将其持有的四维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左健；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800000元；邓蒲新应对四维公司及左健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变更费用由原股东按比例承担；自协议签订生效时起，左健于2018年6月31日前（原文如此）付清转让款，其中，于2017年5月31日前支付20万元，于2017年7月31日前支付20万元，于2017年9月起至2018年6月每月支付4万元共计40万元；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违约方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退股协议书签订后，左健于2017年5月25日向邓蒲新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00000元，之后未再向邓蒲新支付股权转让款。2017年6月7日，四维公司股东由邓蒲新、左健、马瑞芳、马莉变更为左健、马瑞芳、马莉，左健持股比例由25%变更为55%。
一审庭审中，邓蒲新、左健均认可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合同法》中规定的分期付款。
一审法院另查，左健系四维公司法定代表人，《四维公司章程》第21条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
一审法院认为，邓蒲新、左健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邓蒲新将其持有的四维公司股权转让给左健，双方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该合同关系未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退股协议书签订后，邓蒲新依约履行己方义务，配合完成了股权转让之相关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左健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20万元后，截至起诉时，未支付到期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已超过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故现邓蒲新要求左健支付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6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邓蒲新诉请要求左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截至一审庭审时，左健未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第三期中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股权转让款4万元，未支付的到期价款金额共计24万元，其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邓蒲新要求左健支付上述两笔股权转让款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
左健称四维公司曾多次借款给邓蒲新，四维公司为邓蒲新代缴社保款，邓蒲新未归还四维公司相机、货款等，故相关款项应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事项均系邓蒲新与四维公司或案外人的往来情况，与本案邓蒲新、左健争议之股权转让关系不具有关联性，亦未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左健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左健向邓蒲新支付股权转让款六十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二十四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左健提交了：证据1、北京银行客户回单（四维公司收款账目凭证），预证明左健和邓蒲新约定过股权转让款中应该扣除7500元。证据2-1、在淘宝购买相机的交易记录，预证明邓蒲新知道相机的采购价，其向四维公司账户打入7500元没有依据。证据2-2、邓蒲新签字领款的支出凭证，预证明争议的7500元并非是邓蒲新所主张的相机差价款。证据3-1和3-2、短信截屏，预证明四维公司的出纳发短信通知邓蒲新打款行为错误并通知邓蒲新四维公司退款,后邓蒲新没有回应。证据4、北京银行结算业务凭证（公司退款账目凭证），预证明四维公司不认可邓蒲新关于“返还单反相机差价款项”的行为。邓蒲新对左健提交的前述证据称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左健提交的证据5、《四维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预证明邓蒲新与四维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依据退股协议书转到左健名下。邓蒲新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左健提交的证据6、四维公司平账的收据，预证明左健已经依据退股协议书还清了邓蒲新欠公司的全部账款。邓蒲新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左健提交的第7组证据中，证据7-1、销售合同及四维公司股东变更记录，证据7-2、收款凭证，证据7-3、南京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该组证据预证明邓蒲新在2017年5月22日仍是四维公司股东，其与四维公司客户签订合同并获利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证据11、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预证明邓大法系四维公司客户，邓蒲新和其交易属于违反合同义务在先。邓蒲新对第7组证据及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左健提交的证据8、一审法院诉讼费交款通知书，预证明左健以股东损害其他股东权益为由起诉邓蒲新。证据12、一审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预证明一审法院已经受理左健起诉邓蒲新的案件。邓蒲新对证据8和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左健提交的证据9和证据10、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预证明邓蒲新在2017年5月22日就已经损害了左健的利益，以及左健是在本案一审开庭结束后得到第7组证据。邓蒲新对证据9和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邓蒲新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淘宝订单截图打印件，预证明涉案7500元系相机差价款。左健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发表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是否存在口头协议、邓蒲新是否违约在先以及邓蒲新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争议，结合本案质证结果及认证，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首先，左健上诉主张，其和邓蒲新在退股协议书外还存在口头协议，口头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抵扣问题进行了安排。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左健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协议，并约定了股权转让款抵扣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左健虽提交证据证明邓蒲新曾向四维公司转账7500元、四维公司又予退回的事实，但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事实和股权转让之间的关系，即邓蒲新和四维公司之间的转账和退款行为并不能必然证明口头抵扣协议的存在，故本院对左健的该项上诉理由和其围绕该理由所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对左健所提因为双方曾在退股协议书中约定四维公司债务和邓蒲新无关，故左健代替邓蒲新向四维公司偿还了债务，该债务应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的意见，本院认为，左健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邓蒲新欠付四维公司相应债务的事实，且退股协议书上亦未约定左健代邓蒲新向四维公司偿还债务后可抵扣股权转让款，左健亦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曾存在此项口头约定，故本院对左健的该项上诉理由和其围绕该理由所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对于左健所提其存在返还8万元借条的行为一节，因左健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左健主张邓蒲新在签订退股协议书到实际退出四维公司的期间，和四维公司的客户存在交易，损害了四维公司和左健的利益，属于违约在先。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在退股协议书中并未约定邓蒲新在实际退出公司前不得和四维公司曾经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易，因此，左健主张邓蒲新的该项行为属于违约行为缺乏充足依据；左健虽主张邓蒲新的上述行为损害了四维公司和左健的利益，但交易记录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左健的该项主张，故本院对左健的该项上诉理由和其围绕该理由所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
最后，对于左健主张邓蒲新没有提出符合事实的调解方案，主观上不存在调解意愿，属于虚假诉讼的主张，本院认为，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调解属于当事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各方都有权利提出、接受或者拒绝调解方案，左健以邓蒲新主观上不存在调解意愿，主张邓蒲新提起本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左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左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小勇
审 判 员 王国才
审 判 员 李 雪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 玉
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