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东高，住湖南省桃源县。
委托代理人：刘文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倩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木桂，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张万隆，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川，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东高因与被上诉人陈木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5月3日，陈木贵向某高出具了一张《欠条》，内容为：“欠付陈东高纸款：（349401元）大写：叁拾肆万玖仟肆佰元正。（5月份内结清）”。该《欠条》上还加盖了“广州市津广纸业公司”的公章。“广州市津广纸业公司”没有相关的工商登记资料。2000年7月13日，陈东高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陈东高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2000年12月4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持对陈东高定罪量刑的判决。2014年6月4日，陈东高刑满释放。
陈东高提供了其于1997年7月29日至2003年10月1日期间写给陈木贵的信件，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上述信件已寄给了陈木贵。陈东高还提供了陈某出具的一份《证明》，主要内容是，陈某从1997年5月至今，每年都拿着陈木贵欠陈东高的欠款条找陈木贵收欠款，一年最少去陈木贵家二十次以上(广州市广园路西坑)，特别是收到陈东高的委托书之后，多次去找陈木贵收款，陈木贵要陈东高打电话给他，陈东高打了电话陈木贵还是不给欠款，陈木贵还说等陈东高出来当面给。陈木贵认为，陈某是陈东高的妹妹，与陈东高有利害关系，对该证明不予认可。
陈木贵提供了广州白某广某昌纸业公司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是，该公司曾使用过“广州市津广纸业公司”的公章对外承揽业务，该公司认可《欠条》中的事实，但其没有收到陈东高的任何催款通知，《欠条》已过诉讼时效。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释放证明书、欠条、证明、信件、商事登记信息、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
陈东高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陈木贵向某高赔偿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744154元(计算方式：本金349401元，利率按人民银行3-5年同期贷款利率6％，期限为18年零10个月，即349401元×6％×18.83年)；2.由陈木贵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陈东高诉请的欠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陈木贵出具给陈东高的欠条，欠款应在1997年的5月份结清。后陈东高因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审法院认为，陈东高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特别是在服刑期间，虽然失去人身自由，但其民事权利并未被剥夺，其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的方式行使其民事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服刑并非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陈东高提供的信件及证明等证据材料也不能证明其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方式向陈木贵提出要求并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或中止，因此，陈东高请求陈木贵支付欠款的诉讼时效期间至1999年6月份截止，即使陈东高书写的信件已由陈木贵收到，陈东高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应当在2005年10月2日截止。陈东高提供的陈某的证明，因只有其单方的陈述，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陈木贵也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综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陈东高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该请求依法不予保护。陈东高主张《欠条》备注的“5月份内结清”并没有明确是哪一年的5月份，还款期限是没有明确的。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欠条》的落款时间，“5月份内结清”应是指当年的5月份，即1997年的5月份，且陈东高在诉状中也明确陈木贵在当年5月份没有按期还款，因此，对陈东高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东高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621元，由陈东高负担。（陈东高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
判后，上诉人陈东高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陈东高的民事权利受诉讼时效的保护。1.陈东高主张权利仍在有效时效之内，陈东高一直向陈木桂索取款项，陈木桂也表示将偿还款项，陈木桂所主张的本案所涉债务己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陈木桂应向某高承担债务清偿责任。陈东高由于1997年6月21日因刑事犯罪被逮捕，直到2014年6月4日因减刑才刑满释放，陈东高服刑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到法院起诉事出有因，但陈东高并没有松懈自己的民事权利，一直委托陈某女士催讨款项。其刑满释放后，也积极主张自身的权利，到工商部门查询信息、找陈木桂处讨要款项(甚至因此被派出所询问)，到白云区及天河区法院立案起诉(白云区及天河区法院未接收材料)，等等，总之陈东高一直在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也没有超过20年最长时效的限制。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自1997年6月至2016年3月，陈东高一直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从未中断过向陈木桂催讨款项，陈木桂多次表示将偿还陈东高的所有款项，且该笔债务仍在最长诉讼期间二十年内，因此该笔款项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关于债务履行期问题上，不应当认定为1997年5月份是债务履行期。欠条上注有“5月份内结清”的字样，但并没有写明是哪一年的5月份，既然没有写明是哪一年的5月份，则不能直接认定1997年的5月份为履行期。陈木桂认为是1997年5月份为履行期，只是其单方面理解与任意诠释。因此，本案的履行期限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第四款之规定，本案之履行期属于“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必须给债务人一定的准备时间”的情形。因此，陈东高今年起诉要求陈木桂还款，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的诉讼时效自陈木桂提交书面答辩状之日起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由于陈木桂不配合而不能确定履行期，陈木桂作为债务人是在本案提交书面答辩状时才明确表示不还款，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自陈木桂提交书面答辩状之日起重新计算。3.陈东高的权利在程序上受诉讼时效制度保护。另外，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七款，申请追加当事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陈木桂在答辩过程中，提出了追加当事人“广州市白某广某昌纸业公司”和“广州市白云区九佛镇经济委员会”的请求，应当视为其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因此，陈东高的权利在程序上受诉讼时效制度保护。(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关键证据未予采信，对陈东高申请向广州市白云区景泰派出所调查取证不予理会，严重损害了陈东高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为，陈东高提供的陈某的证明，因只有其单方的陈述，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陈木桂也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明不予采信。法院是否采信该证据，不应以陈木桂是否认可该证据为标准，而应该以该证据能否与其他证据前后佐证一致为判断标准。事实上，陈某作为陈东高的妹妹，多次到陈木桂的店铺及住所处催讨款项，这从陈东高的相关书信、陈东高与陈某对陈木桂地址的寻找过程的描述、陈某对多次催讨过程的描述、陈东高被广州市白云区景泰派出所询问的描述等事项上，均可得到印证，己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外，2015年9月16日，陈东高曾因向陈木桂索取欠款被广州市白云区景泰派出所的民警询问，并由广州市白云区景泰派出所作了询问笔录。陈东高曾向原审法院申请向广州市白云区景泰派出所调查取证该询问笔录，但原审法院不予理会。另外，原审法院认为，陈东高及陈某多次到陈木桂店铺或住所催讨款项的行为不能佐证，但又认为陈东高1997年5月到陈木桂住所催讨款项的行为已构成对款项偿还时间的确定，此为原审判决矛盾的地方，即既不能认定陈东高及陈某多次到陈木桂店铺或住所催讨款项的行为为有效的催讨行为，又认为陈东高1997年5月到陈木桂住所催讨款项的行为为有效的催讨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从法律期待可能性的角度看，本案陈东高存在特殊情况，陈东高于1997年6月因刑事犯罪被逮捕，直到2014年6月4日因减刑才刑满释放，陈东高服刑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到法院起诉事出有因，陈东高己委托陈某多次向陈木桂催讨，陈木桂一直表示在陈东高出狱后亲自向其偿还款项，陈东高的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从未消灭，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陈木桂诚信缺失，在陈东高出狱后一直躲避，拒不还款。法院以专业人士的标准去要求一名年事已高、文化水平低、服刑多年的普通人，则太过苛刻，不符合法律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的初衷。请法院采信陈东高提交的证据，根据所有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判令陈木桂向某高赔偿本金及利息。另外，从我国刑事政策的角度，政府应当保障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正常生活，而更何况陈东高本来就享有正当的民事权利。陈东高自出狱后身体条件非常恶劣，无任何经济来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非常困难，1997年三十万元的购买力已非今天三十万元所能企及。综上所述，陈东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2.陈木桂向某高赔偿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744154元(计算方式：本金349401元，利率按人民银行3-5年同期贷款利率6%期限为18年零10个月，即349401元*6％*18.83年)。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陈木桂承担。
被上诉人陈木桂答辩称：第一，欠条是5月份到期，陈东高在上诉时提到5月份没有付款，即证明5月份是1997年5月，假如认定不清楚时，在陈东高第一次向陈木桂主张时，也视为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第二，陈东高提出诉讼时申请追加当事人相当于诉讼时效中断，而时效中断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而超过诉讼时效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行为。故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陈东高因涉嫌诈骗于1997年6月21日被逮捕，关押于河南省安阳市看守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陈东高享有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诉讼时效制度是民商法一项基本制度。诉讼时效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诉讼时效制度也非背离民法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本案中，陈木桂于1997年5月3日写下欠条，确认欠付陈东高纸款349401元（5月内结清），并加盖了广州市津广纸业公司公章。同年6月21日陈东高因涉嫌诈骗被逮捕并关押于河南省安阳市。上述事实引发三个问题：第一，5月内结清，是否当年5月，双方对此产生争议；第二，广州市津广纸业公司并无工商登记；第三，陈东高失去人身自由。诉讼中，陈木桂主张还款期应当为1997年5月内，陈东高则主张还款期为每年5月均可主张。陈东高主张其在服刑期间一直打电话写信，委托家人追讨，陈木桂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书面约定应当清晰明确，没有歧义。上述欠条仅书写为5月内结清，导致双方产生争议，应属于约定不明确，陈东高应当可以随时主张权利。由于陈东高于1997年6月被逮捕直至2014年6月释放，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自身无法前往广州向陈木桂追讨债务，或者提起诉讼，而广州市津广纸业公司并无工商登记,非合法主体，无法直接向其主张权利。陈东高通过信件及委托家人的追讨行为，陈木桂均不予确认。陈木桂在原审答辩中称，陈东高提供的书信，没有陈木桂收到或签收的证明，无法证明已经送达陈木桂。因此，陈东高权利的主张应当以起诉为有效主张，该主张并没有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陈木桂对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支持其主张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陈东高主张陈木桂清付欠款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但陈东高主张的利息标准和时间缺乏依据，利息应以银行贷款利息标准计付，从欠款之日计至还款之日，陈东高主张18年10个月，低于应支付利息计算时间，故以18年10个月为限。陈东高的利息标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陈东高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陈木桂应向陈东高支付欠款349401元及利息（自1997年5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以226个月为限）；
三、驳回陈东高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陈木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6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42元，均由被上诉人陈木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妍
审判员 宁建文
审判员 谢江武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金燕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