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6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添林，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锦玲，女，197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立华，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兆昌，男，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四平，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倩，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邓敬华，男，198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韦添林、罗锦玲因与被上诉人黄兆昌、原审第三人邓敬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添林、罗锦玲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交付借款本金20万元，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并未指定被上诉人向第三人交付2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陈述。（二）上诉人收取的30万元转账款，是韦添林与邓植辉之间的经济往来款，与本案无关。邓植辉与韦添林是30多年老朋友，之间有很多合作、合伙贸易关系，款项往来频繁，因此被上诉人不能具体说明包括本案30万元转账款在内的每笔往来款项的性质。（三）涉案借款合同中韦添林的签名是真实的，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没有收到相应款项。因借款合同注明已于2015年5月12日收取款项，而借款尚未收取，故上诉人要求删掉收款日期，因此涉案借款合同并没有生效。黄兆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已实际支付借款。被上诉人一审中已提供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农业银行转账记录以及邓敬华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关于被上诉人向邓敬华交付20万元现金代上诉人还款的事实，邓敬华已对交付过程作出详细陈述，事实真实客观存在，不存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二）上诉人对于本案事实的陈述不合理，上诉人既然确认借款合同的签名属实，按照常理，如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没有收到款项，那么上诉人应当立即撤销该份合同，但上诉人没有采用任何手段，明显不合常理。一审中主审法官要求上诉人对于邓敬华向罗锦玲转账支付的30万元作出解释说明，且明确要求两上诉人到庭参与诉讼，但两上诉人没有到庭，也没有向一审法院作出任何说明和解释。（三）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主张该30万元是上诉人与邓植辉之间的往来款，即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邓敬华没有提交书面意见。黄兆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韦添林、罗锦玲向黄兆昌清偿借款本金2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自2015年6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添林、罗锦玲于1993年12月13日登记结婚。第三人于2014年11月28日、11月29日分别向罗锦玲转账5万元和25万元，合计30万元。2015年5月12日，第三人在《收款收据》上签名，《收款收据》载明：“本人现收到黄兆昌代韦添林归还借款本金贰拾万元人民币整，韦添林向本人所借的款项已经全部还清。”在一份《借款合同》上，出借方黄兆昌与借入方韦添林进行了签名确认。合同约定：“韦添林向黄兆昌借款200000元整，借款期限为壹个月，从2015年5月12日起至2015年6月11日止，到期韦添林一次性付清本金。”借款金额后载明“上述款项已于2015年5月12日收取”，其中的阿拉伯数字为手写，后被横线划掉了。一审庭审中，黄兆昌明确表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黄兆昌、韦添林之间因黄兆昌代韦添林归还借款从而在双方之间形成新的借款关系，并不是债权转让关系，且黄兆昌不再就该20万元向第三人主张权利。鉴于第三人陈述借款实际是其代父亲邓植辉出借，法庭询问黄兆昌、韦添林是否需要追加邓植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黄兆昌、韦添林均表示不需要。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第三次庭审时要求韦添林、罗锦玲本人到庭，但韦添林、罗锦玲均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韦添林在《借款合同》上签名，表明其有向黄兆昌借款20万元的意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兆昌是否实际支付该借款。黄兆昌表明其向第三人支付的20万元实际为其代替韦添林的还款。首先，韦添林的妻子即罗锦玲确实收取了第三人转账支付的30万元。其次，第三人确认收到黄兆昌支付的20万元现金，并同意该款项作为韦添林的还款。再次，《借款合同》上明确载明“上述款项已于2015年5月12日收取”，只是划掉了代表日期的阿拉伯数字，并不影响“上述款项已收取”的文字意思，表明合同签订人对款项支付的事实是确认的。由于韦添林、罗锦玲本人未到庭就收取第三人款项的事宜进行抗辩，韦添林的代理人亦表示不清楚具体经过，一审法院采信黄兆昌及第三人的陈述，认定罗锦玲收取第三人的30万元为韦添林的借款、且黄兆昌向第三人支付的20万元系代为归还韦添林的借款。因此，黄兆昌已通过代还款的方式向韦添林交付了20万元借款。现借款已到期，韦添林未还款，黄兆昌请求韦添林返还2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借款合同》未约定违约金，故一审法院对黄兆昌关于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罗锦玲是韦添林的配偶，上述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罗锦玲未举证证明上述债务属于韦添林的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情况，故罗锦玲应当对韦添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韦添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黄兆昌返还借款20万元；二、罗锦玲对韦添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兆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韦添林、罗锦玲负担(该款已由黄兆昌预付，韦添林、罗锦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并迳付给黄兆昌，法院不另行收退)。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判令罗锦玲对韦添林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2015年5月12日黄兆昌与韦添林签订了借款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事实各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述《借款合同》签订以后，出借人黄兆昌有无履行交付涉案20万元借款的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黄兆昌主张其通过向韦添林指示的第三人邓敬华交付现金20万元的方式履行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对此，其应负举证责任。首先，韦添林确认收取了第三人转账支付的30万元，第三人亦到庭确认该3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韦添林虽辩称该30万元系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往来款，但至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韦添林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第三人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黄兆昌代韦添林支付的20万元现金，并同意该款项作为韦添林的还款，即第三人已不能再向韦添林主张该部分债权。再次，黄兆昌向第三人付完20万元款项后，黄兆昌与韦添林签订涉案《借款合同》，约定韦添林向黄兆昌借款20万元，并注明“上述款项已于2015年5月12日收取”，虽然收款日期的阿拉伯数字被划掉了，但并不影响“上述款项已收取”的意思表示，表明韦添林对于款项已支付的事实是确认的。综上，黄兆昌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其通过向韦添林指示的第三人邓敬华交付现金20万元的方式履行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韦添林收涉案借款后，应依约向黄兆昌偿还该2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判令韦添林、罗锦玲连带向黄兆昌返还该20万元借款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韦添林、罗锦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韦添林、罗锦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洪朗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