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5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邓奕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广东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瑾粤，广东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祝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忠，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海华。上诉人邓奕辉因与被上诉人张祝军、原审被告陈海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祝军提起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一、邓奕辉和陈海华向张祝军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5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二、邓奕辉和陈海华向张祝军支付迟延付款的违约金255万元；三、邓奕辉和陈海华承担本案诉讼费。邓奕辉遂提出反诉，请求判令：一、撤销邓奕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明细表》；二、张祝军向邓奕辉偿还履行出资义务款300万元；三、反诉费用由张祝军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祝军、陈海华及案外人张某某原为深圳市龙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X公司）的股东，张祝军占公司总股本的10%，陈海华占公司总股本的12%，张某某占公司总股本的20%。2014年10月31日，张祝军、张某某与邓奕辉、陈海华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张祝军及张某某均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邓奕辉及陈海华，其中张祝军转让10%的股权，转让价款为850万元整，且邓奕辉、陈海华在《付款附表》中承诺向张祝军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1月15日付150万元；2014年12月15日付100万元；2015年1月15日付100万元；2015年6月30日付500万元，如不能按时支付则应按每月5%支付违约金。2014年10月31日，各方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2014年11月7日，龙X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邓奕辉及陈海华。2015年9月2日，陈海华在《欠款确认书》中确认仍欠张祝军股权转让款850万元及违约金。原审法院另查明，涉案的《股份转让协议》上打印的甲方为“陈海华（邓奕辉）”，陈海华、邓奕辉二人在合同落款的甲方处签名。陈海华、邓奕辉人同时在协议附表落款的甲方处签名。上述两份文件中均未记载见证人等字样。一审庭审时证人陈龙辉出庭作证称，上述协议及付款附表签署时邓奕辉不在场，由张祝军、陈海华及案外人张某某三人先签署，邓奕辉的签名是后来补签。陈海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确认其签订“欠款确认书”的事实，承认其未向张祝军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850万元的事实。该欠款确认书正文打印的欠款人是“陈海华（邓奕辉）”，但签字一方仅为陈海华。原审再查明，龙X公司曾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由深圳市大资实业有限公司将公司58%的股权转让给陈海华，张祝军将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邓奕辉，张某某将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邓奕辉，转让价均为1元。后各方按照上述决议内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了见证。2014年12月8日，龙X公司向邓奕辉发出出资证明书，证明已收到邓奕辉出资款90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点为：一、邓奕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法律性质。邓奕辉主张其是以见证人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不负有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对此该院不予采纳。邓奕辉属于债务加入。理由是：首先，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付款附表均列甲方为“陈海华（邓奕辉）”，全文均没有“见证”的字样，邓奕辉均是在甲方落款处与陈海华并列签名，从字面上看不出有见证的意思表示；其次，从交易习惯来看，见证人见证某一事项，应当是见证人当场参与该事项，通过亲身感知证明某一事件的发生。而本案中，邓奕辉承认涉案的签名均是其事后补签的，那么在未能亲身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磋商、签订过程，邓奕辉是不可能行使见证的责任的。最后，邓奕辉与陈海华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应陈海华的要求而加入对某一特定主体的债务，存在可能性。二、邓奕辉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者被欺诈而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应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院已经阐明了邓奕辉签名的法律性质，也分析了不采纳邓奕辉主张其仅为见证人的理由，也就是说邓奕辉不存在重大误解。而邓奕辉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签名行为系受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所致，因此该院不支持其撤销合同的主张。三、邓奕辉能否以出让人未实际出资而向张祝军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规定是指股权受让人代替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出让人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后，可以追偿。而本案中邓奕辉的出资系其自身应对龙X公司的出资，龙X公司也向其出具了出资证明书，并非龙X公司因股权出让人未出资而要求邓奕辉代为出资的情形，故邓奕辉的该部分反诉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每月5%的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应当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该院认为逾期付款主要导致的是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支持的利率上限为年利率24%。参照该规定，酌情将违约金计算标准下调为年利率24%，但由于张祝军请求的违约金金额为255万元，故依照前述标准计得的违约金应当以255万元为限。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从付款附表确定的付款期间次日计算。五、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经见证的《股权转让见证书》内容不一致的问题。该院认为，张祝军主张经见证的《股权转让见证书》仅是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用，具有高度可能性和合理性，若《股权转让协议》的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1元转让，也就不可能于同一日再行签订诉争的转让对价达数百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邓奕辉主张真实意思是以1元受让股权，不合常理，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祝军诉请部分成立，予以支持。邓奕辉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陈海华、邓奕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祝军支付股权转让款850万元；二、陈海华、邓奕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祝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分别以15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4年11月16日起算；以1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4年12月16日起算；以1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1月16日起算；以5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7月1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24%为计算标准，计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总金额不超过255万元）；三、驳回张祝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邓奕辉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8100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张祝军预交），由邓奕辉和陈海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5450元，由邓奕辉负担。上诉人邓奕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1、撤销(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8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张祝军对邓奕辉提出的诉讼请求；2、撤销(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8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撤销邓奕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明细表》，判决张祝军向邓奕辉偿还代履行出资义务款30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虽然正确认定了邓奕辉并非与陈海华共同受让龙X公司的股份，但认定邓奕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属于债务加入，没有事实依据，且与事实和常理不符，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张祝军主张的将股份转让给邓奕辉及陈海华，没有事实依据，且于事实证据不符。《股权转让协议》上甲方当事人的表述形式不是共同受让关系。协议当事人“甲方：陈海华（邓奕辉）”的表述，在词语上不是并列关系，且当事人身份附件上也没有邓奕辉的身份信息。《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结论受让股权的甲方当事人是陈海华一人。协议全文均以“甲方”代词记述受让人权利义务，而从文中“甲方”系利嘉大厦（陈海华与张某某合伙建设房屋）的权利人可见，协议的“甲方”当事人是单指陈海华一个人。邓奕辉未参与协议的磋商签订过程，也未在张某某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张祝军未要求邓奕辉付款、也未要求在《欠款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因此，说明邓奕辉不是《股权转让协议》权利义务的当事人，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权转让见证书》及工商登记信息也能佐证。其次，一审认定为债务加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错误。1、债务加入是原债务人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的法律行为。这种增加债务人的特征，理论上归属于法律规定的债务转移，虽然并存式债务承担不影响债权人利益而可以无须债权人同意，但应当通知债权人才能发生效力系法律规定，因此，债务加入必然是债权人清楚明确的事实。本案张祝军作为股权转让人，其主张邓奕辉为股权共同受让人，而不是债务加入。一审判决实质改变了张祝军提出诉讼所主张的事实，有悖审判职能。2、一审认定为债务加入，也于其他事实常理相矛盾。《付款附表》载明2014年11月15日“甲方”应向张祝军支付150万元，而邓奕辉于2014年11月6日至11月19日向陈海华等支付了2200万元股权受让款，其中11月14日至19日支付1900万元。若邓奕辉是债务承担人，那必然会被要求或主动清偿到期债务而付给张祝军，而该常理事实并未发生，说明张祝军、邓奕辉及陈海华都不知道邓奕辉加入承担债务，不符合债务加入特性。《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2014年，而张祝军提供的2015年9月的《欠款确认书》上，对协议签订主体、股份受让人及承担债务的对象表述，仍然是协议“甲方”的“陈海华（邓奕辉）”的非并列关系，未作任何改变，并且没有邓奕辉确认签名，也没有邓奕辉已加入债务的意思体现。3、一审认定为债务加入的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见证”与“债务加入”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不能依此作为判断依据，一审以“全文没有见证字样”“从字面上看不出有见证意思表示”的否定见证，作为认定“债务加入”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况且当事人都不清楚的事实说明不是债务加入，且协议上却也没有“债务加入”字祥和意思表示。同时，见证是当事人根据需要，邀请第三人参加见证某一事实的证明行为。本案邓奕辉应邀见证陈海华承认应付张祝军多少钱，而不是见证协议权利义务真实性，因而在陈海华名下签名，也未备注见证字样，且见证是民事意思自治的表现，并没有法定的形式要求，一审以签名的位置、没有见证字样意思而否定见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见证不是参与诉讼的证人证明，不需具备法定“证明”的效力要件，一审认为“见证人见证某一事项，应当是见证人当场参与该事项，通过亲身感知证明某一事件的发生，而本案中，邓奕辉承认涉案的签名均是其事后补签的，那么在未能亲身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磋商、签订过程，邓奕辉是不可能行使见证的责任的”的观点，与意思自治的见证性质以及邓奕辉见证对象不符，不能成立。一审认为“邓奕辉与陈海华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应陈海华的要求而加入对某一特定主体的债务，存在可能性”，也不成立。因这也恰是被邀见证的原因，而且“应陈海华要求加入债务”，与向陈海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却未向张祝军支付到期债务存在矛盾。再次，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性，张祝军主张共同受让以及一审认定邓奕辉为债务加入，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股权转让协议书》体现邓奕辉以1元受让，且明示对其变更需要另签变更协议书，而《股权转让协议》却没有“变更”字样，尤其是当事人不一致，并且张某某持有的协议上没有邓奕辉签名，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不是“阴阳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若是1元转让，也就不可能再签订对价达数百万元协议”的判断理由，仅是依数额来推断两份协议关系，未解决两份协议权利义务相对人不同，以及邓奕辉未在张某某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的根本矛盾，定案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有违经验规则。邓奕辉虽不懂法，可能会做出不是真实意思的错误行为，但不会不知道此次该付多少钱受让股权。邓奕辉在签订《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清楚自己以2200万元受让股权的权利已经实现，因而不可能在此后约第7天被要求签名时，再增加850万元债务；同时，张祝军清楚邓奕辉当时正在支付股权转让款，若是需要邓奕辉承担债务，必然会要求收款；对邓奕辉而言，付给陈海华与付给张祝军都是付出，但付给陈海华却不一定能够了结张祝军债款，而付给张祝军既是了结自身债务，也是了结陈海华的债务，因而不可能自担风险而付给陈海华。邓奕辉在张祝军及陈海华一再声明“与受让股权无关，仅是见证证明陈海华应付这些钱，便于陈海华未付清款又可取得公司分红时，能够给予从中转付的要求方便，不是需要邓奕辉承担付款义务责任，所以才以括号显示”等等解释后的签名，纯系见证意思所为。假设张祝军当时有要求邓奕辉担责意思，那么，邓奕辉的行为便是受到张祝军欺诈，诱使邓奕辉作出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错误所为，是对行为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使签名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完全相悖的重大误解所为，依法应予撤销，一审未予支持于常理不符。三、邓奕辉没有出资义务，代为出资款应由张祝军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出资义务，是设立公司的原始股东的责任义务，而邓奕辉是受让股权的股东，不负有出资义务，一审认为系自身应对龙X公司的出资而不予支持的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张祝军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受让方为邓奕辉及原审被告陈海华，邓奕辉无论是作为共同受让人还是属于债务加入，均不影响邓奕辉向张祝军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邓奕辉主张其在《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明细表》中签字的行为是属于见证或者是存在重大误解、被欺诈，但是邓奕辉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该项主张，而且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明细》中的表述十分清楚，没有任何歧义，邓奕辉作为成年人理应能够理解其签字确认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三、各方在联交所见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用，各方实际履行的是2014年10月3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明细表》。邓奕辉之所以愿意来受让龙X公司的股份，是因为龙X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与深圳市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宇丰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合同》，约定由龙X公司与深圳市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开发该城市更新项目，而邓奕辉在签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是十分看好该项目，并且是想参与该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才与张祝军协商来进行股权转让，所以邓奕辉主张以1元钱受让涉案股权，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四、邓奕辉无权要求张祝军向其偿还代为履行出资义务款300万元。1、依据龙X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约定，股东认缴出资额应在2020年5月22日前全部缴纳，而张祝军在转让股权时缴付出资的期限未到。2、邓奕辉所提交的证据出资证明书是不足以证明其向龙X公司实缴了900万元，因为该出资证明书显然其系2014年12月8日缴纳了900万元的出资，其间龙X公司的公章本身是在邓奕辉的控制之下，仅有该份出资证明书是不足以证明邓奕辉缴纳了相应的出资，还应该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印证，邓奕辉的转账记录对应的是履行合作协议的内容，不能证明其缴纳了出资款900万元。3、在龙X公司与深圳市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宇丰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过程中，张祝军实际上已经投入了700万元，对于该出资，邓奕辉及原审被告陈海华也是知情的。原审被告陈海华述称，认可邓奕辉的上诉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一审查明事实。本院另查明：2014年12月28日，陈海华作为甲方、邓奕辉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为了实现双方共同开发宇丰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甲方负责与龙X公司股东协调，将龙X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负责与公司股权转让方结算股权转让款及办理此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及工商变更手续，甲方承诺，乙方购买股权的对价不超过2200万元，乙方分两次支付对价，其中深圳市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叶碧青个人账户1100万元，陈海华个人账户1100万元。邓奕辉主张，此前2014年11月6日至11月19日向陈海华等支付了2200万元股权受让款，其中11月14日至19日支付19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邓奕辉是否是共同受让人，应否与陈海华共同支付8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各方实际以转让龙X公司股权方式转让宇丰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尽管围绕股权转让及过户目的，各方签订了若干《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受让人及转让对价表述也不尽一致。但是，实质均是邓奕辉支付2200万元对价获得包括本案张祝军持有股份在内的龙X公司30%股权。因为本案张祝军主张权利的关键证据，2014年10月31日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作为受让方的甲方抬头列为“陈海华（邓奕辉）”，邓奕辉和张祝军对此解释各执一词。邓奕辉上诉主张其是以见证人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不负有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文义解释，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列甲方为“陈海华（邓奕辉）”，而非将两人名字用顿号隔开或分行对齐，并列列为甲方，是事出蹊跷，但是这种表述也并不是合同签约见证人的表述方法，而且合同全文均没有“见证”的字样，相反，邓奕辉在合同最后甲方落款处与陈海华并列签名，又没有写明见证人，乃至仍采用“陈海华（邓奕辉）”签名方式。在关于合同付款进度的附表中，邓奕辉同样也签名确认。因此，从字面上看不出有“见证”的明确意思表示。在张祝军否认的情况下，从文义上得不出邓奕辉是见证人的结论；其次，从交易习惯来看，见证人见证某一事项，应当是见证人当场参与该事项，通过亲身感知证明某一事件的发生。而本案中，邓奕辉承认涉案的签名均是其事后补签的，那么在未能亲身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磋商、签订过程，邓奕辉是不可能行使见证的责任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龙X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还是各方为了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而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均明确涉案股权的转让方是张祝军，受让方是邓奕辉，邓奕辉最终获得了龙X公司的相关股权，其对张祝军向自己转让股权是明知的。邓奕辉上诉主张本案股权经过两次转让，自己是从陈海华处受让，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邓奕辉与陈海华签订的《合作协议》，尽管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邓奕辉只负责出2200万元对价、陈海华负责协调张祝军等股东并负责结算的内部约定，甚至不能排除张祝军也实际知情，但是除了邓奕辉的单方陈述（陈海华因为利害关系原因，其对此的陈述不能采信），无其他证据佐证张祝军也予以认可同意。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邓奕辉作为成年人，特别是职业商人，对其在相关协议上签名的行为后果应有合理的认知和判断，如果真如其所说仅仅是见证陈海华欠张祝军的债务，完全可以在协议上或者签名的同时写明见证字样，否则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故其上诉主张本案协议是因重大误解或者受到民事欺诈所签，请求行使撤销权，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邓奕辉与陈海华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邓奕辉获得了张祝军拥有的龙X公司股权，无论是陈海华个人支付对价还是陈海华与邓奕辉共同支付对价，张祝军均实际上因为受让方的违约而没有获得对价。邓奕辉在明知受让股权为张祝军实际拥有，自己支付的对价最终应支付给张祝军的情况下，从诚实信用及善意的角度，即使其与陈海华之间存在内部约定，对外也不能约束张祝军。至于陈海华违约若造成邓奕辉损失的，邓奕辉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邓奕辉属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共同受让人，一审认定其属于债务加入，认定事实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令邓奕辉与陈海华共同向张祝军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实体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对邓奕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500元，由上诉人邓奕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拓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姚晓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