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5民初38865号
原告：吴国锋，男，197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子，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XXX-XXX号。
法定代表人：谢吉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钧杰，男。
第三人：上海莲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现代农业园区高丰路XXX号XXX幢XXX室。
法定代表人：谢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男。
原告吴国锋与被告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易初莲花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因双方不服同一仲裁裁决，吴国锋向本院提起诉讼，易初莲花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以吴国锋为原告、易初莲花公司为被告合并审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2017年8月15日本院追加上海莲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莲源公司)为第三人。并于2017年10月30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国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子、被告易初莲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钧杰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莲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国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1、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工资差额人民币1,5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4,942元。审理过程中，吴国锋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04年底，吴国锋经介绍进入易初莲花公司工作。2005年11月,吴国锋与易初莲花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易初莲花公司安排吴国锋进入其关联公司莲源公司工作。2016年11月，易初莲花公司和吴国锋约定工资待遇不变，再次安排吴国锋回到易初莲花公司工作。在莲源公司工作期间，吴国锋每月的工资单中均有其他小计500元。入职后，易初莲花公司违反约定将吴国锋的工资降低了500元。因吴国锋与易初莲花公司、莲源公司签订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时未细看条款，故协议中关于岗位调整薪资亦调整的约定无效。易初莲花公司应按照莲源公司发出的通知中关于工资、职级待遇不变的承诺履行。但经吴国锋多次要求补足，易初莲花公司置之不理，故吴国锋以此为由提出辞职。易初莲花公司应支付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
被告易初莲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不支付吴国锋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工资差额2,000元。事实与理由：系争的500元并非吴国锋与莲源公司约定的工资、福利待遇，而是其所在部门特别为其申请的驾驶高门架叉车的额外费用。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签订后，因吴国锋拒绝从事协议约定的“营运”工作，易初莲花公司只得同意其继续开普通叉车的要求。易初莲花公司认为莲源公司发出的通知已被三方协议所覆盖。根据三方协议，吴国锋在易初莲花公司的福利待遇应以易初莲花公司的相关政策为准，而易初莲花公司的叉车岗位并无津贴500元的待遇，并已按照莲源公司的标准支付了吴国锋的工资及职级待遇，故易初莲花公司无需支付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
第三人莲源公司述称：吴国锋于2005年入职易初莲花公司，任大仓取货员。2010年4月，易初莲花公司大仓成立了莲源公司，吴国锋遂与莲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工作地点、工作职责并未发生变化。吴国锋在莲源公司工作期间，经部门特别申请，在可用经费范围内为包括吴国锋在内的高危险性操作员工申请了额外费用，该费用并非固定工资福利、津贴，莲源公司可根据盈利等经营情况暂停发放或取消。该特别费用在工资单中列为“其他小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沪劳人仲(2017)办字第189号裁决书及仲裁申请书、通知、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工资单、银行流水、吴国锋与莲源公司的劳动合同、叉车照片、辞职通知书、(2017)沪02民特310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易初莲花公司提供的绩效评估表，证明吴国锋在莲源公司驾驶高门架叉车。吴国锋未提交相关质证意见；莲源公司确认其真实性。本院认证意见：吴国锋确认叉车照片中其驾驶的叉车型号，该评估表上记载的岗位为“高门架驾驶员”，该表亦载有吴国锋签名，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2、易初莲花公司提供的吴国锋与莲源公司仲裁申请书，吴国锋确认其真实性。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虽为真实，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3、莲源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清单、年度调薪通知、员工人事变动表，易初莲花公司确认其真实性，吴国锋表示因时间过长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不申请对年度调薪通知、员工人事变动表中吴国锋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本院认证意见：工资发放清单系汇总表，且无吴国锋签名确认，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年度调薪通知、员工人事变动表均有吴国锋签名，其虽表述无法确认真实性，但亦不对该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申请鉴定，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11月1日，吴国锋与易初莲花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易初莲花公司安排吴国锋进入莲源公司工作。2011年10月，吴国锋与莲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1月1日，吴国锋与莲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吴国锋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职级津贴。
2016年11月9日，莲源公司向吴国锋发出《通知》，该通知记载：“根据公司管理需要，依据你所签订的合同规定，自2016年11月10日起，调您到杨高北路店(工资、职级待遇不变)，具体工作由店长安排……”
2016年11月18日，吴国锋、易初莲花公司、莲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二1、根据乙方(即易初莲花公司，下同)工作需要，丙方(即吴国锋，下同)同意在上海地点的乙方所属的分支机构和关联公司及委托管理机构(见附件)，从事营运工作，在以上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的范围内接受乙方的调动……如岗位、职级发生变化，相关津贴及福利也随着变更的岗位、职级标准予以变化。”“四3、除以上条款外，丙方与甲方(即莲源公司，下同)的原劳动合同条款继续有效，由乙方承继原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对薪资总数(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职级津贴、其他津贴或福利)未作约定。
2017年2月8日，吴国锋以未经本人同意，降低本人月工资提出辞职，并要求易初莲花公司支付补偿金及工资差额。离职时间为2017年2月28日。
另查，吴国锋在莲源公司工作期间驾驶的叉车高度为7米至8米，调入易初莲花公司后驾驶的叉车高度为5米至6米。2006年8月1日，吴国锋在莲源公司工作期间的员工人事变动表记载，吴国锋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950元、勤工奖250元；2008年4月1日的员工人事变动表记载，吴国锋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000元、勤工奖250元；2010年4月1日起，吴国锋的工资总额由1,350元调整为1,550元。2015年1月、9月、10月、12月、2016年7月、9月，莲源公司发放吴国锋“其他小计”500元，2016年10月发放吴国锋“其他小计”421元。吴国锋在易初莲花公司工作期间，易初莲花公司未发放其他小计项下的费用。
2017年2月15日，吴国锋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易初莲花公司支付：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工资差额1,500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4,942元。2017年4月5日，该仲裁委员会裁决易初莲花公司支付吴国锋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工资差额2,000元；对吴国锋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吴国锋不服上述裁决，遂诉至本院;易初莲花公司不服上述裁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项：第一，莲源公司作出的通知以及三方签订的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是否对易初莲花公司有效；第二，吴国锋在莲源公司工作期间“其他小计”项费用的性质。
首先，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莲源公司作出的该份通知仅加盖了莲源公司的公章，吴国锋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通知得到易初莲花公司的认可，故该协议对易初莲花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而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由吴国锋、易初莲花公司、莲源公司三方签订，吴国锋关于其未仔细看条款内容，而认为协议中关于岗位调整薪资亦调整的约定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吴国锋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其签署的文书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该条款并不符合无效的法定情形，故该协议应对签署协议的三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用工主体变更协议书关于基本工资、岗位津贴、职级津贴、其他津贴或福利等薪资数额未作约定，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该部分内容应当适用吴国锋、莲源公司签订的原劳动合同条款，然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构成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构成亦不完全相同，故应以工资条记载的工资构成为准。
其次，关于“其他小计”项费用的性质，从莲源公司的陈述可见，该笔费用为吴国锋在职期间所在部门为驾驶高危险性操作员工特别申请的费用。根据年度调薪通知、员工人事变动表的记载，吴国锋的固定工资组成部分亦无该项费用。相关工资单亦可见，该笔费用的金额亦非完全固定。故本院认为“其他小计”项费用并非吴国锋的固定工资组成部分。
关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工资差额1,500元,根据查明事实，莲源公司支付的该笔费用为驾驶高危险性操作员工特别申请的费用，吴国锋在易初莲花公司处驾驶的叉车与在莲源公司处驾驶的叉车确有不同，危险性亦有差异，故本院认为易初莲花公司无需支付该笔费用。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该立法目的意为促使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诚信履行，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有悖诚信而拒绝支付的属于立法所规制对象。因此，用人单位因主观恶意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可以作为劳动者解除合同的理由。本案中，易初莲花公司未支付吴国锋在莲源公司工作期间的“其他小计”费用，系因吴国锋驾驶叉车类别发生变化，且该笔费用是否属固定工资组成部分双方亦存有争议而引起，本院难以认定易初莲花公司系因主观恶意而拒绝支付吴国锋劳动报酬。故对吴国锋要求易初莲花公司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三十八条第二项、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原告吴国锋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工资差额2,000元；
二、驳回原告吴国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姣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邱 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