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1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水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叶乃涛，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伟民。
上诉人周水夫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省福彩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11月，经省福彩中心申报和浙江省财政厅、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财政部等职能部门的审批同意以及第三方中国赛宝实验室对销售系统软件的确认测试，“快乐12”快速开奖游戏（简称“快乐彩”）自2012年12月7日起在浙江省上市销售。在上市销售前后，省福彩中心通过互联网、《钱江晚报》等报刊、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快乐彩”游戏规则等事项向公众进行了宣传、告知，同时还在每个投资站发放了大量的宣传单、宣传册、图书，并布置了开奖号码图、风险提示语、部分中奖彩票等信息。周水夫自2015年8月起经常以自选号码方式购买投注“快乐彩”，投注金额也逐步增加。2015年11月10日下午17时30分许，周水夫花5000元以2500倍自选一注号码“01020405070809”购买投注，但结果未中奖。
原审法院认为，省福彩中心在浙江省区域上市销售“快乐彩”游戏是经过职能部门的审批并经第三方对销售系统软件的确认测试，同时省福彩中心在上市销售前后还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对该游戏规则进行宣传，并在各投注点以醒目方式对投注彩票的风险作了警示，符合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现周水夫主张省福彩中心在“快乐彩”游戏销售中存在欺诈和周水夫在购买时存在重大误解，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对该彩票游戏的质疑均是基于其主观的猜测、怀疑，故其诉请撤销购彩合同，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水夫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周水夫负担。
周水夫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程序存在问题。上诉人于2015年11月18同通过特快专递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并于次日送达，而原审法院直到2015年12月3同才立案受理，违反民诉法第123条规定。二、原审法官职业素养问题。1.原审法官开庭前电话暗示上诉人会败诉，开庭结束询问上诉人是否会上诉，违反法官职业操守。2.原审法官对“快乐彩”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原判对责令被上诉人限期提供财政部批文原件、网站历年点击率以及销售、返奖等原始数据部分只字不提。原审法官把关不严：一是财政部办公厅非职能部门，不享有独立的审批权;二是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l条规定，被上诉人负有公告奖池资金余额的义务，原审却不予审查。三、举证责任分配方面。本案诉争的大部分证据为被上诉人持有，根据证据规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举证义务，上诉人只需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承担举证义务。四、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1.原审对“游戏规则”的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上诉人购买该彩票时仅对玩法知情，但对游戏规则并非完全了解，其中就包含限号规则。彩民通过网络了解游戏规则的概率不高，被上诉人提交的《钱江晚报》等侧重于“快乐彩”的所谓优势宣传，对限号规则的宣传普遍有瑕疵；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等系被告自行制作，有没有公开发行以及发行数量均无从考证，且存在位置、字体及内容等设计上的缺陷，掩盖限号规则的意图明显，有诱导或误导彩民之嫌。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宣传资料看，“游戏规则”与“玩法”的表述有所不同，逻辑上前后是包含关系，“玩法”仅限于彩民投注方式的选择，所以，被上诉人宣传到位的仅仅是彩票的“玩法”，与限号规则在内的“快乐彩”规则不能概念偷换。原判认定被上诉人进行的宣传已符合《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违背证据认定的客观性原则，偏袒被上诉人。2.“快乐彩“限号规则实际存在是无争议的事实，但原判认定被上诉人销售“快乐彩”是经职能部门审批后上市，符合《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属于误判，法律适用存在问题。首先，被上诉人并没有在原审指定的期限内提供财政部的批文原件，上诉人认为财政部办公厅只是内设机构，并非独立的职能部门，财办综(2012)86号《通知》有越权审批之嫌。其次，就合法性而言，根据“快乐彩”游戏规则第2条、第24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发行该彩票之前，应当先行获得财政部的审批许可，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同时,上诉人认为即便有财政部的批文，也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彩票买卖合同无效，因为限号规则破坏了民事主体之间平等性原则，违背了宪法及法律精神；被告作为缔约过失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3.限号规则不公平。该规则仅对彩民适用，限制了彩民投注的自主性，却无法实现规则的对等性，违背了公平原则。同时，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集彩票发行、开奖、兑奖及公益金运作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游戏过程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失衡的游戏规则注定合同关系显失公平，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也顺理成章。4.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欺诈。其一，无论是财办综(2012)86号《通知》第l条，还是“快乐彩”游戏规则第13条，都要求按每期销售额的59％计提彩票奖金，但实际上每期的返奖率各不同，且被上诉人自认返奖率总体上低于59％，同时，被上诉人也未在原审指定的期限内提供历年来的返奖额原始数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按照该游戏规则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不仅可以推定“快乐彩”的返奖率低于59％，还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欺诈。其二，被上诉人从未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l条的规定对外公告奖池余额，为的就是掩盖返奖率失实的真相，属暗箱操作，故上诉人对开奖环节提出质疑合乎推理。对彩民而言，返奖率高是吸引投注的重要因素，返奖率虚假则违背了上诉人当初选择投注该彩票的真实意愿，应认定为重大误解。因此，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诉请撤销合同的理由成立。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省福彩中心答辩称：上诉人认为原审存在程序问题和法官职业素养问题，均不是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清楚，适用法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周水夫在二审期间的提交证据如下：1.2016年4月“快乐彩”彩票和欢乐送活动说明宣传单一份和7页手机截屏组合，欲证明上诉人购买“快乐彩”的大体情况以及质疑4月派送活动的真实性、合规性存在猫腻；2.话费充值短消息截屏一组，欲证明即使不参与抽奖，也有话费充值的事实。抽奖和话费充值没有关联度的事实。3.2016年4月彩票160419062一张，欲证明137、138的投注被限制的事实，欲证明被上诉人的限号不是固定值。4.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购彩的6份截图一组，欲证明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方式购买彩票的事实。5.2016年3月6日形成的绍兴市越城区东圃镇车站路的照片一份，欲证实被上诉人没有按照财政部规定，违规开设双机店的事实。6.走势图分析一份，具体走势可以在手机APP“快乐彩”（网址m.zjkl12.icaile.com）查询，欲证明快乐彩开奖是技术走势的事实。被上诉人省福彩中心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当时的购彩情况无关。彩票的促销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通知依法开展的。对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抽奖充值活动与重大误解或欺诈均无关。对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限号的规则是为了促进理性投注，也符合财政部的规定。对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彩票产品和销售均是经国家严格审批、检测，并有国家监管、公证处公证，彩票产生本身是随机的，不可能存在走势与规律。本院认为,根据证据1-4的发生时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图片显示的店家经营状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6，被上诉人异议成立，无法达到上诉人之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确认。
上诉人周水夫在二审期间要求被上诉人省福彩中心提交160419062号彩票投注的原始数据、2015年11月10日“快乐彩”的奖池资金余额数、审计报告。被上诉人省福彩中心认为上述材料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提交，本院予以准许。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周水夫在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明确其诉讼请求为撤销其与省福彩中心之间的“快乐彩”销售合同，根据其向原审法院的起诉状内容及提交的“快乐彩”彩票8张，其诉请应当系指向该8张彩票对应的与省福彩中心的销售合同。上诉人周水夫认为省福彩中心对“快乐彩”的宣传仅仅是彩票的“玩法”，并未向彩民宣传到位包括限号规则在内的“快乐彩”游戏规则。对此，本院注意到，省福彩中心通过互联网、《钱江晚报》等报刊、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快乐彩”游戏规则等事项向公众进行了宣传、告知，同时还在每个投资站发放了宣传单、宣传册、图书，并布置了开奖号码图、风险提示语、部分中奖彩票等信息，相关宣传信息中对限号规则有所提及，上诉人周水夫在二审中认可省福彩中心网站上有关于限号规则的解释，但认为其他的报刊等对限号规则的宣传有瑕疵，仅靠网站的宣传力度不足以让所有彩民知晓。因“快乐彩”的限号规则，省福彩中心网站有解释，省福彩中心亦在诉讼过程中作出解释，上诉人周水夫并无有效证据证明省福彩中心在“快乐彩”中设置该规则存在欺诈。上诉人周水夫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理性购买彩票，其作为彩民在购买彩票时应当对所购彩票予以了解，结合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后，一方面主张受欺诈要求撤销合同，一方面继续大量购买彩票的行为，其关于购买彩票时受欺诈及存在重大误解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事实，“快乐12”快速开奖游戏（简称“快乐彩”）自2012年12月7日起在浙江省上市销售，系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上诉人认为审批部门及手续上存在问题，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非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认为双机店出售快乐彩涉嫌违规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成立。经审查，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亦无不当。综上，周水夫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周水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