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0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新，男，195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上海市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托诉讼代理人：陈一舟，上海市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顾执强，男，195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先明，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新因与被上诉人顾执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5民初5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陈一舟，被上诉人顾执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新上诉请求: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六项，改判驳回顾执强一审本诉诉讼请求并支持周新一审全部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实不清。1、一审对（2006）汇民二（商）初字第93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执行款系针对特定原料即周新专营业务泛癸利酮的事实未予查清。2、周新于一审中明确要求更正上海市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股份公司）系周新控股公司，一审未予认定，导致鉴定意见书的结论错误。3、一审对属于周新的净利润304,419.65元未予认定。4、顾执强所提交的票据复印件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支付给XX股份公司的原料货款，即周新通过A公司支付给XX股份公司的原料货款，并非周新实际收到的钱款。5、A公司出具的财务汇总表已将418,933.34元税款及管理费作为净利润计算内容予以全部扣除，一审法院对此所作判决系重复计算。6、一审对于利息起算日期认定错误，由周新承担因顾执强的过错产生的给付责任，有失公正。二、一审判决与（2006）汇民二（商）初字第936号�效民事判决书相悖。三、一审采信《鉴定意见书》错误。1、司法鉴定人员采用顾执强提交的票据复印件作为鉴定书的依据，导致鉴定结论有失公正。2、鉴定意见书未真实反映双方之间经济行为和交易情况。3、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与（2006）汇民二（商）初字第93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矛盾，故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本案判决依据。四、1、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过程程序违规，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时未将周新反诉内容及反诉提交的（2006）汇民二（商）初字第93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列入鉴定范围，仅根据顾执强提交的证据笼统进行委托鉴定事项的变更，且委托事项的变更未经本案双方确认。2、本案应当追加A公司作为第三人，一审未予追加程序错误。
顾执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的证据和庭审记录明确了顾执强的诉请具有事实依据。二、审�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确定的，审计所提供的复印材料均有A公司的公章确认，审计的材料也由双方及一审法院、鉴定部门一起至A公司进行确认。三、是否追加第三人应由一审法院进行认定，况且A公司已将所有证据材料提交给一审法院。综上，顾执强认为周新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执强一审诉讼请求：1、周新返还顾执强钱款1,200,087.30元；2、周新支付顾执强利息1,124,203.50元；3、诉讼费由周新负担。顾执强在2017年4月24日的一审庭审中将诉请的具体计算方式明确为：1、顾执强预付给周新53.5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以53.50万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1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案外人范某领取的欠款即56,420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以56,420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2年3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垫付�款及管理费即418,933.34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以418,933.34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2年4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4、顾执强为周新支付的个人所得税（调节税）即60,883.93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以60,883.93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5、顾执强多付给周新款项即128,850.03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以128,850.03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顾执强于2017年4月27日将诉请总金额调整为1,200,987.30元。
周新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顾执强支付周新业务收入款842,980.55元；2、判令顾执强支付利息（以目前所欠金额842,980.5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28日止为424,100.66元）；3、本案诉讼费由顾执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新在2000年同顾执强协商，通过挂靠在顾执强名下的方式，利用顾执强的名义，通过A公司同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及其他购货单位进行交易，即周新先向A公司存入一笔费用，再由周新落实原料的供货单位，并通知顾执强以A公司的名义将已经存入的款项用于支付购买原料的价款，之后再由周新落实购货单位（大部分情况下是案外人B公司），并以A公司名义销售给购货单位，而购货单位支付的货款则支付至案外人A公司，再由顾执强将该款项取出后支付给周新。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税收与管理费由A公司向顾执强收取，双方内部按照约定由周新负担，周新的经营收入也由周新自行享有，顾执强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常常将购货单位支付的货款直接视为周新存入案外人A公司的款项，以便进行下一次交易，直到双方结束合作关系�一并结算。
自2000年至2002年期间，周新通过汇款、由案外人A公司票据背书等形式与他人交易。其中属于周新经营的项目为泛癸利酮、维生素K1、三磷酸腺苷二钠，顾执强对于上述项目并不经营。在顾执强、周新合作期间，由周新经办人即案外人范某经手A公司支付给XX股份公司等的原料货款。相应的具体操作为：在顾执强、周新协商一致后，由案外人范某向顾执强收取票据（包括A公司交给顾执强的票据）。A公司对此制作票据的复印件，案外人范某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收到。案外人范某在A公司只认识顾执强一个人，并多次以这样的方式领取款项，相应款项最终都支付给了XX股份公司等原料供应商。
2002年1月14日、2002年2月5日、2002年2月8日，周新通过其经办人即案外人范某从顾执强处领取了共计56,420元的款项。案外人范某签署收条确认。
另�，经过顾执强查阅案外人A公司的财务账册，发现顾执强在2001年至2002年间发生应收账款2,118,475.41元，周新以顾执强名义在2001年至2002年发生应收账款5,574,999.97元。而顾执强在上述期间内实际付给周新5,703,850元，因此实际多付了128,850.03元。周新并未返还顾执强多付的款项。
顾执强最后一笔以票据形式向周新支付的款项为：顾执强于2002年12月30日的25万元的支票，支付方式为通过案外人范某领取。
由于B公司尚欠A公司货款，2006年10月18日，A公司起诉B公司（案号为（2006）汇民二（商）初字第936号），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1,496,500元。2007年5月10日，A公司申请执行，2007年6月11日，A公司得到执行款1,513,993元。
另外，顾执强通过现金方式向周新支付了53.50万元，具体时间以及金额为：2002年1月支付2万元现金、2008年12月支付22.50万元、2009年12月支付28万�，2010年1月支付1万元。
2013年5月12日，顾执强、周新签订两份《法律文书》。其中一份《法律文书》记载：“由于上海B有限公司壹佰五十万余元应收款没有收回，经过法律程序2008年10月收回了应收账款。现在上海A有限公司对周新的单独账目没有出来。顾执强本人先后预支付给周新人民币伍拾叁万伍仟元。等上海A有限公司对于周新的账目出来，剩余的金额多退少补，顾执强与周新共同认可并起到法律效率。”另一份《法律文书》载明：“……顾执强为周新垫付的各类税金以及管理费等。上海A有限公司对周新的经营账目出来的金额为准。周新支付顾执强利息按息壹分计算支付给顾执强……。”
2013年6月7日，案外人A公司出具财务报表，确认如下金额：泛癸利酮、维生素K1、三磷酸腺苷二钠的增值税总额为105,102.10元，周新的净利润为304,419.65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项目的金额为9,459.19元，管理费用为154,434.02元，所得税为149,938.03元。
顾执强于2015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4925号]，请求判令周新返还钱款347,884.28元，并支付顾执强利息723,342元；后在2016年1月20日将诉请变更为请求判令周新返还钱款1,200,087.30元，并支付利息1,124,203.50元。
2015年6月17日，案外人A公司出具《情况反映》，说明其于2013年6月7日提供的财务报表中的税收，已经由其按照财务以及税务相关法规代扣代缴，其中包括了净利润20%的税收以及管理（配送）费用。
在（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4925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周新在2016年1月20日的法庭调查中陈述认为：顾执强整理的“上海A有限公司收到上海C有限公司货款后付给周新款项情况汇总表”共计16项的款项没有遗漏项目，但对于其中2002年2月1日的号码为BF273196的支票（金额为100万元）、2002年3月10日的案外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支付的40万元、2002年10月31日的案外人范某签字的号码为DL593344的支票（金额为40万元）、2002年11月12日的支票（金额为40万元）有异议，认为：由于上述票据中Z公司、XX股份公司以及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都是周新控股，因此相应款项为周新自己付给自己的款项，不是周新收到的业务款项。
由于顾执强需要重新核实数据，故顾执强于2016年3月8日撤回（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4925号案件。后顾执强于2016年3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审理中，应双方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顾执强是否有需要返还周新的款项以及该款项的金额以及周新是否有需要返还顾执强的款项以及该款项的金额的问题进行鉴定。由于周新认为用以审计的�料系顾执强提供，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承办人于2016年12月21日同顾执强、周新双方以及审计机构人员共同至案外人A公司核实相关材料。A公司确认顾执强提供的材料为自A公司调取，且为顾执强名下商品的买卖相关凭证，包含了“泛癸利酮”等项目。双方确认以当场提交的顾执强提供的材料为鉴定依据。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8日收悉落款为2017年4月10日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正本。鉴定意见为：就目前提供的材料来看，周新至多可以收取5,574,999.97元，而周新已经收到款项5,703,850元，多收128,850.03元应返还顾执强。
顾执强对于鉴定意见书无异议。
周新对于鉴定意见书存在如下异议：1、周新不同意鉴定意见书认为号码为BF273196的支票（金额为100万元）为周新收到的款项的意见。该支票为案外人E公司开具，最终进入XX股份公司。XX股份公司并不是周新控制的公司。虽然票据上显示存在B公司背书的情况，但由于B公司以及E公司均为周新控制，因此该100万元实际为周新自己付给自己，B公司没有垫款。周新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周新为了本案系争业务，利用A公司的经营资质，通过A公司转账给XX股份公司购买原料；
2、周新不同意鉴定意见书认为案外人Z公司支付的40万元为周新收到的款项的意见。由于Z公司也是周新控制的关联公司，因此该40万元实际为周新自己付给自己，B公司没有垫款。周新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利用A公司的经营资质，通过A公司转账给XX股份公司购买原料。鉴定人不可以凭借财务惯例进行判断；
3、周新不同意鉴定意见书中认为案外人范某签字的号码为DL593344的支票（金额为40万元）系周新收到的款项的意见。该支票上的被背书人为顾执强，而不是周新，不能得出由周新收取的结论。对此，鉴定意见书没有能够说明该笔费用实际进入了谁的账户，却作出周新收款的推论，超出了鉴定机构的职权；
4、周新不同意鉴定意见书认为2002年11月12日的支票（金额为40万元）为周新收到的款项的意见。该支票是案外人B公司开具，支付给A公司，被背书人为E公司，并非由周新所得。该鉴定意见同对于号码为BF273196的支票（金额为100万元）为周新收取的鉴定意见互相矛盾。
周新以上述理由于2017年5月19日申请重新鉴定。
对于周新的上述异议，鉴定人立信会计师事务认为：
1、对于周新提出的第1项异议，鉴定人不予同意。从票据的结算功能角度而言，票据的每一次背书转让都是为了结算前手与后手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系争的100万元支票是由案外人E公司开出，并由案外人B公司收款，因�该支票结算的是E公司同B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案外人B公司随后再背书给案外人A公司用以结算其同案外人A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案外人A公司取得票据所有权后再背书给案外人XX股份公司。现由于周新认为是自己付给自己的款，因此周新认可已经收到过该100万元，应视为100万元是周新自A公司取得的，因此应当认为该100万元是周新收到的款。若按照周新的意见，不考虑票据的中间背书环节，则从审计角度来看，可视为案外人A公司没有收到过B公司支付的货款，A公司的账目会多出100万元的欠款。
2、对于周新提出的第2项以及第4项异议，鉴定人不予同意。对于周新提出的第2项的40万元，鉴定机构予以认定的依据为支票存根，理由在于：支票存根是财务处理的原始凭证，并作为做账的依据，且对于该存根，顾执强、周新双方在2016年12月21日都确认以此作�审计的依据，故鉴定人以此作为依据进行鉴定。按照支票存根的版式，支票存根只记载收款方及付款金额，因此该存根可以显示案外人Z公司收到40万元。且该存根由案外人A公司提供，由于存根为财务处理和做账的依据，故按照财务惯例，如果付款方不是案外人A公司，则A公司不可能提供该存根。因此，从财务角度来看，该存根可以显示案外人A公司开具了40万元的支票给了案外人华中建筑，而周新认可Z公司是周新控制的，因此认定周新收到了该40万元款项。
对于周新提出的第4项异议，在号码为BF273196的支票中，案外人A公司以及E公司并不是直接前后手关系。案外人A公司的直接前手是案外人B公司，所以案外人E公司与案外人B公司没有关系；而本项下系争40万元是案外人A公司直接背书给E公司的，故直接前后手关系为案外人A公司和E公司。周新认为案外人E公司为其控制，故可认为周新收到了本项下的40万元。
3、对于周新提出的第3项异议，鉴定人不予同意。第一，案外人范某在本项下的支票正面签字。相比之下，案外人范某在其他支票（如号码为A0655734、A0655735、A0655733的支票）上均签字，周新并未提出异议，仅对于本项下的支票提出了异议。周新认可案外人范某是其经办人。因此，从前后联系来看，本项下范某签字应当表明其收到该笔款项，即周新收到该笔款项。第二，虽然本项下的支票的被背书人为顾执强，但顾执强曾向鉴定人答复称，之所以发生此种情况，是因为周新当时让范某领取支票时并没有明确支票要给哪个单位，而顾执强是案外人A公司第四经营部的负责人，顾执强、周新的业务都以顾执强名义办理，所以先把顾执强填写为被背书人并交付给范某。鉴定人认为，顾执强的答复符合事实情况和逻辑，故认为范某签收了票据。如果周新认为范某的签字不代表签收票据，而周新没有拿到该笔费用，则周新应让范某说明其签字的含义及支票的去处。
一审法院另查明，周新在双方合作期间为案外人B公司的董事长，顾执强负责案外人A公司第四经营部的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确认合作过程中所有的收益以及费用均由周新承担，因此在合作期间如果存在顾执强为周新垫付的费用，周新应当向顾执强予以返还，而如果存在周新应得的款项，顾执强也应当予以支付。虽然双方在《法律文书》中明确约定以A公司作出的账目金额为准进行计算，并多退少补，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滚动结算的情况。案外人A公司的财务汇总表并没有计算顾执强垫付的金额，以及周新存入的金额，无法用以直接认定案件事实。因此，需要对于双方合作期间�A公司发生的全部业务往来进行审计鉴定，以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
对于周新提出的执行款项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该款项产生于A公司同B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A公司为执行款的申请人，执行款为A公司所有。顾执强、周新在A公司取得执行款的2007年之后的2013年通过《法律文书》明确由A公司出具的账目作为结算依据，而A公司相应的账目已经通过审计鉴定予以核算，形成鉴定意见书，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双方款项的认定以鉴定意见书为准，不再对于执行款另行计算。
对于周新对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理由如下：
对于周新提出的第1项异议，虽然周新认为系自己付给自己，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系争业务的资金往来，同鉴定人所认为的票据结算过程并不矛盾。且周新同顾执强合作的目的即在于通过案外人A公司取得案外人B公司相关业务的利益，因此周新认为款项系自己付给自己，不符合周新进行系争业务的目的。且该100万元为案外人XX股份公司收取，而周新认为XX股份公司不是周新控制的公司，既然如此，周新仍然认为该款项系自己付给自己，即周新在收款人并非自己控制的情况下仍然认可自己已经收到款项，故该款项应当视为周新实际收到的款项。
同理，对于周新提出的第2项异议中涉及的Z公司的款项，也应当视为周新实际收到的款项。虽然鉴定人作出该项鉴定意见的依据为支票存根，但支票存根的版式是固定的，其具有的财务功能以及涉及的财务惯例也是确定的，鉴定人基于专业判断作出的意见并无不当，且周新也无证据证明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存在不当，故一审法院对于周新提出的第2项异议不予采纳。
对于周新提出的第3项异议，鉴定人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票据被背书人为顾执强，并询问了顾执强的意见，而顾执强的答复同本案查明的顾执强、周新之间的业务模式相符，且同周新无异议的其他票据能够互相映证，周新对此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同时，根据范某本人的证人证言，范某作为相关业务款项的经手人，只认识顾执强一个人，并且都是在顾执强、周新协商一致之后，向顾执强领取票据，并在票据复印件上签字确认收到款项，因此其签字可以支持鉴定人的意见。因此，周新的相应异议不成立。鉴定人对于该款项是否由周新收取作出相应的判断，属于鉴定人的职责，符合委托鉴定事项，并不存在超越职权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周新提出的第3项异议不予采纳。
对于周新提出的第4项异议，鉴定人认为案外人A公司同E公司为直接前后手关系，且周新认为案外人E公司为周新控制，因此认为该款项为周新实际领取，并无不当，也同其他部分的鉴定意见思路一致，不存在矛盾之处。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周新提出的第4项异议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周新对于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不成立，不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于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并不准许周新重新鉴定的申请。
由于双方约定周新就其应得款项自行享有，对于产生的费用自行负担，而根据鉴定意见书，周新已经收到款项5,703,850元，该金额大于周新应得款项，因此多余部分即128,850.03元应当返还给顾执强。周新认为顾执强应向周新支付款项及相应利息的反诉请求不具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顾执强要求周新支付53.50万元预付款以及案外人范某领取的56,42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述两笔款项并未通过案外人A公司的账目进行，因此并未计入审计鉴定范围中，应当另行认定。周新在庭审中确认收到顾执强支付的上述两笔款项，故应当向顾执强返还，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
关于顾执强要求周新返还垫付税款以及管理费用并支付利息的诉请，由于顾执强、周新双方约定业务产生的税费、管理费等均由周新自行承担，故该项费用系A公司根据其账目另行计算，并不计入A公司的业务往来账目中，故并没有纳入审计鉴定的范围，应当另行认定。由于案外人A公司出具财务汇总表，双方对于该汇总表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依据该汇总表上的记载予以认定。根据汇总表的记载，泛癸利酮、维生素K1、三磷酸腺苷二钠的增值税总额为105,102.10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项目的金额为9,459.19元，管理费用为154,434.02元，所得税为149,938.03元，以上各项合计为418,933.34元，因此，周新就418,933.34元向顾执强予以返还并支付利息。
对于上述款项的利息计算方式，应当根据双方的约定予以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顾执强、周新在2013年5月12日签订两份《法律文书》，其中一份将利率约定为年利率10%，而另一份《法律文书》并未进行上述约定。但由于两份《法律文书》产生于同一天，双方系就系争营业这一同一事实进行约定，故上述关于利率的约定应当同时适用于两份《法律文书》中载明的款项。故顾执强诉请适用10%的年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具有事实以及合同依据。
虽然两份《法律文书》中提到的款项为：顾执强预支付给周新的53.50万元、各类税金、管理费等，并未提及案外人范某领取的56,420元。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范某领取的款项均为系争业务产生的款项，其性质同53.50万元等款项的性质一致，�领取时间为2002年，在《法律文书》签订时间之前，故该款项属于两份《法律文书》中双方关于结算的意思表示范围。因此，顾执强诉请对于56,420元的款项同样适用《法律文书》约定的10%的年利率。
对于顾执强诉请的各部分款项利息计算的起始日期，一审法院认为：
第一，对于案外人范某领取的56,420元的利息，根据收条的记载，56,420元系案外人范某分批领取，最晚一笔的领取时间为2002年2月8日，故顾执强以2002年3月1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查明的事实，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第二，对于顾执强主张的多付款项的利息的诉请，上文已经认定周新应当向顾执强返还128,850.03元，故顾执强的该项诉请具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根据顾执强的陈述，顾执强向周新支付的款项有16项，而其中最后发生的一笔款项为案外人范�于2002年12月30日领取的25万元支票，周新对于顾执强的上述陈述在2016年1月20日的笔录中发表了意见，对其中2002年2月1日、2002年3月10日、2002年10月31日、2002年11月12日的项目提出异议，而未对于2002年12月30日的项目提出异议，故可见周新对于该款项予以认可。现周新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还存在晚于2002年12月30日的顾执强付款，故可认为2002年12月30日为顾执强最后向周新付款的日期。周新并无证据证明此日期之后存在向顾执强的还款，故顾执强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多付款项的利息具有事实依据。
第三，对于垫付税款以及管理费用等共计418,933.34元的利息，如上文所述，由于双方合作模式为通过案外人A公司进行业务，而业务应当以票据形式进行，顾执强通过范某个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情形不符合双方合作模式。现顾执强向周新以票据形式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的日�为2002年12月30日，故双方就业务进行合作的时间应当截止至2002年12月30日，故顾执强认为相应的税款、管理费用等也应当截止至2002年12月30日，并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四，对于个人所得税60,883.93元的本金以及利息，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A公司出具的财务汇总表中并未单独记载该费用，而A公司出具的情况反映中明确告知：“2013年6月7日提供的财务报表中的税收，按照财务即税务相关法规，已由我公司代扣代缴（其中包括净利润20%的税收以及管理（配送）费用），”因此，净利润304,419.65元的20%即60,883.93元已经在财务汇总表中进行了计算。现顾执强已经根据财务汇总表计算了税金、管理费、所得税等项目，故另行要求周新予以返还系重复计算，一审法院对于顾执强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第五，对于53.50万元的�息，根据查明的事实，该笔款项最后的支付时间为2010年1月，故应当将利息起点调整为2010年2月1日。
综上，周新应返还顾执强128,850.03元，并向顾执强支付预付款总计591,420元（即53.50万元及案外人范某领取的56,420元之和）、垫付税费及管理费（包括个人所得税）总计418,933.34元，并支付与上述金额相对应的利息。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周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返还顾执强128,850.03元及利息（以128,850.03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周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返还顾执强付款535,000元及利息（以53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0年2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周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返还顾执强预付款56,420元及利息（以56,420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2年3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四、周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顾执强垫付税款及管理费总计418,933.34元及利息（以418,933.34元为基数，按10%的年利率，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五、驳回顾执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周新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697.2元，由顾执强负担2,539.44元，由周新负担10,157.76元。鉴定费200,000元，由顾执强负担40,000元，由周新负担160,000元。一审反诉费8,101.87元，由周新负担。
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周新于一审中提出重新审计鉴定的理由除一审列明的4点理由外，还以审计鉴定程序违法为由申请重新审计鉴定。一审查明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审计鉴定程序是否违规的问题，周新认为一审法院委托审计鉴定时委托事项的变更未经双方确认，且委托审计的内容未包含周欣的一审反诉请求，故委托程序违规。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就委托审计的项目内容召集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审计人员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该次调查中一审法院告知双方当事人委托审计的项目为顾执强是否有需要返还周新的款项及该款项的金额及周新是否有需要返还顾执强的款项及该款项的金额。审计人员表示可以按此项目进行审计鉴定，双方对此亦进行确认，故周新关于委托事项的变更未经双方确认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注意到，周新的一审反诉请求为要求顾执强向其支付业务收入款及相应利�，而一审法院委托审计鉴定的项目中实际已经包含了周新反诉的内容。二、关于审计鉴定意见是否应予采纳的问题，周新主张审计鉴定意见系由顾执强提供材料笼统审计，故审计鉴定意见不应予以采纳。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承办法官于2016年12月21日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审计机构人员共同至A公司核实相关材料。A公司确认顾执强提供的材料为自A公司调取，且为顾执强名下商品的买卖相关凭证，包含了“泛癸利酮“等项目。双方当事人确认以当场提交的顾执强提供的材料作为鉴定的依据。另外，关于周新对鉴定意见提出的几点异议，鉴定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一审法院均进行了阐释，且所作阐释并无不当，本院赞同，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并未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周新是否应当向顾执强返还多付款项128,850.03元及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经审计鉴�，周新至多可以收取5,574,999.97元，而周新已经收取的款项为5,703,850元，故周新应当返还顾执强多付的款项128,850.03元。至于该款项利息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已经作出详细阐述，本院赞同，在此不予赘述。三、关于周新是否应当向顾执强支付53.50万元预付款及相应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该笔款项并未通过A公司的账目进行，故未计入审计鉴定的范围之中，应另行认定，而周新亦确认收到该款项故应当支付给顾执强，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周新认为，如果计算利息，应自顾执强提起诉讼始计算利息。本院认为，二审庭审中，周新认为该53.50万元中的2万元现金系2012年1月支付，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的2002年1月收到现金2万元系笔误。本院认为，该份情况说明系周新向一审法院提交，现又主张2万元现金系2012年1月支付，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顾执强对此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周新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周新要求自顾执强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整体按2010年2月1日起计算53.50万元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周新应予返还的56,420元预付款利息起算时间及利率计算标准问题，周新主张应自顾执强起诉时间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周新通过其经办人范某于2002年1月14日、2月5日、2月8日共计领取56,420元，一审法院自2002年3月1日起开始计算利息，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周新要求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计算的标准，该款项领取的时间为2002年，系在《法律文书》签订之前，一审法院认定属于两份《法律文书》中双方关于结算的意思表示范围，故按照10%年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五、关于周新是否应当向顾执强支付垫付税款及管理费418,933.34元及相应利息问题，双方约定业务中产生的税费及管理费等由周新负担，该项费用系由A公司根据账目另行计算，故未计入审计鉴定范围。一审法院依据A公司出具的财务汇总表认定周新应向顾执强返还税费、管理费418,933.3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周新主张税费及管理费已由经营中产生的利润进行了抵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周新还应当按约支付上述费用产生的利息。该款项利息计算标准应按《法律文书》的约定的年利息10%计算。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顾执强向周新以票据形式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02年12月30日，故一审法院自2003年1月1日起计算该款项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顾执强已不存在还应当向周新支付业务收入款及利息的情形，故周新的一审反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周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01.87元，由上诉人周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朝炜
审 判 员 胡玉凌
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樊 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