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00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钧，男，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春泉，安徽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家荣，男，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傅成林，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旻（胡钧之妻），198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曹杨五村**号*室。
上诉人胡钧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3）庐民一初字第01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家荣原审诉称：2010年9月13日，史旻、胡钧因公司经营周转，向许家荣借款2200000元，双方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次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6个月，利息为月利率2.5%，如不能如期还款，史旻、胡钧还应承担许家荣为实现债权而应支付的相关费用。同时，史旻、胡钧以其共同所有的位于合肥市桃园路1号284.67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合庐字第0569**号）进行抵押并办理了登记手续。2010年9月14日，许家荣向史旻、胡钧指定的史国华银行帐户汇款2200000元，史旻、胡钧共同出具了一份收到2200000元的收条。至此，许家荣全面履行了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的约定义务。2011年6月8日，史旻、胡钧因周转困难，确已无法如期还款，与许家荣重新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及《协议书》，作为本次借款的展期合同。将借款的还款期限延长至2011年12月7日。史旻、胡钧始能按期给付利息，但2011年8月之后的利息未再支付，在展期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到达以后也没有偿还借款本金。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史旻、胡钧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92.4万元整（利息暂计算至2013年1月15日，此后利息按月息2.5%标准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史旻、胡钧给付许家荣为实现债权而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00元；3、史旻、胡钧以位于合肥市桃园路1号284.67平方米（产权证号：合庐字第056918号）房产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
史旻、胡钧原审辩称：1、实际借款人是史国华而非史旻、胡钧，许家荣对此也已明知，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借款数额实际应为2145000元，该款由史国华使用，也由史国华归还本息，现该款项本息均已结清。2、该笔借款已包含在史国华涉嫌集资诈骗案被公诉机关起诉的金额，该案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本案性质尚未确定，应当中止审理本案。3、许家荣要求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依据，该款项并没有实际支付。4、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超过法律规定的四倍银行贷款利率，况且双方本息已经结清，不应主张利息。
原审法院查明：史旻、胡钧系夫妻关系。2010年9月13日，史旻、胡钧因史旻的父亲史国华、母亲陈美曾公司经营急需周转，共同向许家荣借款2200000元，双方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0年9月14日至2011年3月13日止，借款利息每月结算一次，利率为2.5%，史旻、胡钧应于每月14日前付清当月利息，且以位于合肥市桃源路1号（旌德路）284.67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合庐字第0569**号）为上述借款作抵押担保。次日，史旻、胡钧又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位于合肥市桃源路1号（旌德路）284.67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合庐字第0569**号）作价2200000元抵押给许家荣，如史旻、胡钧到期不归还借款，许家荣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但不限于上述费用）。同时，史旻向许家荣出具银行转账委托书，指定将上述借款2200000元转入史国华在徽商银行新华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28791910000159073）。同年9月15日，许家荣转账给史国华2145000元，史旻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许家荣汇给史国华徽商银行卡号尾数为9073人民币2200000元整”。
2011年6月8日，为续展2010年9月13日的《抵押借款合同》，史旻、胡钧与许家荣签订《协议书》一份，明确原合同项下借款史旻、胡钧至今未支付给许家荣，双方一致同意以该款作为新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新合同签订、他项权手续办理完毕后，视为史旻、胡钧收到许家荣的借款本金，许家荣在新合同里的借款义务履行完毕。同日，双方重新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再次约定借款金额为2200000元，许家荣同意续展6个月，自2011年6月8日至2011年12月7日止，借款利息每月结算一次，月利率为2.5%，史旻、胡钧应于每月13日前付清当月利息；史旻仍以其所有的位于合肥市桃源路1号（旌德路）284.67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合庐字第0569**号）为上述借款作抵押担保，史旻、胡钧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的债务清偿义务后，许家荣的抵押权消灭；如史旻、胡钧到期不归还借款，许家荣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但不限于上述费用）。同年6月14日，史旻名下位于合肥市桃源路1号（旌德路）284.67平方米房屋办理了他项权登记，他项权利人为许家荣，债权数额为2200000元，他项权证号为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0020311号。
在借款后，史国华代史旻、胡钧支付多笔借款利息，分别于2010年10月19日委托案外人叶某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2010年11月15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2011年1月20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同年2月18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同年3月16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同年5月18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同年7月5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同年7月15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于同年7月18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43000元，于同年8月23日转账支付许家荣利息55000元。之后，因史旻、胡钧未再支付利息，也未能归还全部借款本金，故许家荣于2012年3月20日诉至原审法院，主张史旻、胡钧偿还借款本息，案号为（2012）庐民一初字第1040号，并提交证据2011年6月8日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收到2011年6月8日抵押借款合同项下2200000元（原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该案经过原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许家荣于2012年7月10日撤回起诉。现许家荣于2013年3月15日再次起诉史旻、胡钧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另查明：史国华曾于2010年8月10日向许家荣借款3000000元，许家荣向史国华转账支付2925000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5%，史国华按约每月支付利息75000元直至2011年8月。案外人汤道琼于2010年9月25日向许家荣借款380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利息为月息1.5%，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和还款人均为史国华，史国华已于2011年7月18日偿清全部借款本金，并按约定支付全部利息。史国华还于2010年10月27日向许家荣借款200000元，属于无息短期借款，史国华于2010年11月12日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史旻和胡钧于2011年1月份另向许家荣借款3200000元，指定将借款汇入史国华银行账户，许家荣分别于同年1月17日转账给史国华2000000元、于同年1月31日转账给史国华1200000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5%，史国华代史旻、胡钧按月支付利息，但自2011年9月起未再支付利息。
史国华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集资诈骗罪，于2011年12月27日被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刑事拘留，现该案正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经向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经侦大队了解，史国华集资诈骗案中不包含本案所涉借款。
许家荣为本次诉讼聘请律师需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0元，其与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双方约定律师代理费应于本案判决或调解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原审法院认为：史旻、胡钧与许家荣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史旻和胡钧抗辩称借款人是史国华，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以及史旻出具的收条、银行转账委托书，表明史旻和胡钧是借款人，并以史旻名下房产作抵押担保，虽然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史国华，但这只是借款用途，与两份《抵押借款合同》内容并不矛盾，不影响史旻、胡钧借款人的身份。史国华自愿为史旻、胡钧偿还部分款项，并得到许家荣认可，但并不表示债务转让给史国华。许家荣主张借款人是史旻、胡钧，而史旻、胡钧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并非借款人，故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应为史旻和胡钧。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史旻、胡钧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关于史旻、胡钧主张史国华集资诈骗案正在法院审理当中，本案借款涉及该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原审法院认为侦查机关明确表示史国华集资诈骗案不涉及许家荣借款，史旻、胡钧举证的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也不能反映该刑事案件包含本案借款，而史旻、胡钧举证的审计报告作为集资诈骗案的关键证据，其中更是明确史国华与许家荣之间债权债务不在审计的范围内，故本案与史国华集资诈骗案无关联性，无需以刑事判决作为本案依据，因此，对史旻、胡钧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金额，虽然借款合同写明借款金额为2200000元，史旻也出具收条称收到转账的2200000元，但根据许家荣举证的银行转款凭证和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许家荣实际给付借款2145000元，预扣了利息55000元，故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应视为史旻、胡钧实际借到许家荣2145000元。
关于借款利息，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明显超过法律规定，予以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史国华已经支付的过高利息，应当用以抵扣本金。
关于史国华代史旻、胡钧偿还的款项。史旻、胡钧称史国华已经清偿了该笔借款的全部本息，并举证了代办条和银行业务回单。因代办条是案外人所书写，史旻、胡钧既未能举证证明案外人身份，也未能举证证明代办条的真实性，故对代办条所指向的还款不予确认；银行业务回单中部分是史国华自己的取款回单，至于取款的用途史旻和胡钧没有举证证明，许家荣否认收到该部分款项，故史旻、胡钧辩称该部分取款为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仅对银行转账回单予以确认。该部分转账许家荣亦予以认可，但许家荣称其中部分转账金额是用以归还其他借款，鉴于许家荣与史国华之间确有其他债务，且史国华按月归还的每笔金额与约定的每笔债务利息相对应，而史旻、胡钧也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史国华支付的每笔款项均用以归还涉案借款本息，故该院对许家荣的主张予以支持。史旻、胡钧对汤道琼的借款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称汤道琼的借款不应由史国华归还，根据许家荣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许家荣确于2010年9月25日汇入史国华账户3743000元，史旻、胡钧举证的审计报告中也列明了该笔借款，表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史国华，史国华按月转账给许家荣的部分款项数额与该笔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月利率1.5%）和本金数额（3800000元）一致，该笔借款既已到期，款项偿还完毕也符合约定，故确认史国华每月固定还款57000元是归还汤道琼借款的利息，其于2011年7月18日支付3800000元是归还汤道琼借款的本金。通过该院核算，史国华于2011年7月18日转款给许家荣145600元，超过汤道琼借款自2011年5月25日至2011年7月18日应偿还的利息102600元，故超过部分43000元，史旻、胡钧主张计算为本案还款，予以支持。关于史国华于2010年10月27日借许家荣200000元，同样在史旻、胡钧举证的审计报告中有列明，许家荣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也反映出其确实转账给史国华200000元，史旻、胡钧不认可该笔借款，却又对史国华收取该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确认该笔借款真实存在。许家荣称该笔借款为无息短期借款，史国华也确实于同年11月12日及时归还了该笔借款本金，与史旻、胡钧提供的银行转款回单能够相对应，故对史旻、胡钧称该笔还款是归还本案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史国华针对本案借款共代史旻、胡钧向许家荣偿还11笔款项，以先计算利息后抵扣本金的方式计算，截止2013年1月15日，史旻、胡钧尚欠借款本金2025046.44元、利息743934.56元（计算明细详见附二列表）。因史旻以其名下位于合肥市桃源路1号（旌德路）284.67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房地权合产字第0569**号）为本案借款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他项权登记（他项权证号：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0020311号），故许家荣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双方借款时约定许家荣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但不限于上述费用，许家荣主张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业有合同依据，但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依据不足，该院根据《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基础收费标准酌情调整为75000元。虽然许家荣尚未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但该费用是必然会发生的费用，亦属于许家荣催要款项产生的直接费用，故许家荣主张史旻、胡钧支付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史旻、胡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许家荣借款本金2025046.44元、利息743934.56元（暂计算至2013年1月15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025046.4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顺延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史旻、胡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许家荣律师代理费损失75000元；三、许家荣对史旻名下位于合肥市桃源路1号（旌德路）房屋（他项权证号：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0020311号）在上述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许家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胡钧上诉称：一、本案在实际借款人的认定上前后矛盾，导致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2145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史国华，而非本案的上诉人。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反复强调2145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史国华，并不是上诉人，因为与被上诉人商讨借款事项的是史国华，款项客观上也是汇入史国华的个人账号，并未存入上诉人名下，而上诉人之所以在借款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仅仅因为抵押的财产为上诉人名下财产。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本案诉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史国华，却未能尊重客观实际、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还款请求，违背了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史国华为汤道琼38000**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据此认定史国华具有还款责任，与自身判决观点矛盾，且无事实证据支持。任何一份合同均具有相对性，即一份合同仅能作为约束合同各方当事人的依据，而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被上诉人与汤道琼之间的借款合同仅能证明此二人之间达成借款的合意，史国华仅仅是为汤道琼提供了收款的账号，其并未参与被上诉人与汤道琼之间的借款事项，不应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更不应依据被上诉人与汤道琼之间的借款合同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仅仅凭一份转账单据就认定史国华为实际借款人明显证据不足。审计报告中仅列明史国华的账户中入账3800000元款项，而对于该款是否被史国华个人使用，并未作出确认，同时，由于被上诉人举证了一份汤道琼出具的收条和银行转账委托书，确认了该3800000元是应汤道琼要求转入，并且汤道琼已经实际收到该3800000元。因此，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3800000元为史国华实际使用，更不能凭借转款凭证即认定史国华为实际借款人并承担还款义务。另外，一审法院对汤道琼38000**元借款责任的认定与对本案诉争2145000元借款责任的认定完全自相矛盾。在认定本案2145000元借款时，一审法院称虽然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史国华，但这只是借款用途区别，仍然判由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而在认定汤道琼38000**元借款时，却称由于史国华为3800000元的实际使用人，据此认定史国华付给被上诉人的3800000元及其他部分款项即是该笔3800000元借款的本息。一方面同样的事实，却得出了完全矛盾的认定。另一方面，仅仅凭数额上的相同就认定二者为同一笔款项，严重缺乏逻辑必然性，一审法院没有权力强迫史国华替汤道琼来还款。
二、史国华对个人所还款项的处理属于对个人财产的自由支配，其行为合法性应予认定。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由史国华亲笔所书写的证词，史国华在证词中一方面确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所有借款其实际借款人均为他本人，另一方面，对于其本人所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确认优先用于偿还以上诉人名义从被上诉人处所借款项。史国华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均为史国华的个人财产，每个人对于其个人财产，具有自主、自由支配的权利，这也是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的基本精神。史国华理所当然地对于他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有权决定用于偿还何笔借款，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均没有权力剥夺。虽然史国华未能出庭作证，但其不能出庭的原因是因为受羁押而无法出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证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进行作证。因此，史国华证言的效力应予确认，其对于自身财产的支配决定权应予支持。其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应优先用于偿还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欠款。而一审法院无视法律规定，以证人未能出某证人证言的效力，有枉法裁判之嫌。
三、史国华已经代上诉人归还了2145000元的借款本息。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史国华的还款凭证、审计报告、（2012）庐民一初字第010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自2011年6月8日借款2145000元以后，已经累计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14500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帐4470000元，现金675000元，足以偿还2145000元的借款本息。1、一审法院认定史国华代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仅为11笔，其余的转帐认为属其他借款的利息及本息，完全是法院主观臆断的结果，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如前所述，史国华对其个人财产具有自由支配权，他本人已经出具书面证言，证明其所归还款项中优先偿还以上诉人名义所借本息，但一审法院却剥夺了其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粗暴地将其还款硬性地分为各种不同用途，已经超越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同时也于法无据。2、在史国华归还借款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现金还款存在。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公安机关的审计报告中有所反映，且在（2012）庐民一初字第010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也反映出，当时被上诉人以本案的同一事实提起诉讼时，上诉人已经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证明了由她经手的多笔现金还款均已交付给被上诉人的会计，叶某已经出庭作证，其证言合法性应予确认。结合史国华的证言，完全可以确认史国华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大量的现金交易，被上诉人否认现金还款是绝对不诚信的表现。因此，史国华已经代上诉人偿还了本案的全部借款本息，被上诉人的起诉完全是恶意诉讼。
四、本案所涉款项可能涉嫌史国华集资诈骗，应予中止审理，本案的审理程序违法。结合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与审计报告，可以充分证明审计报告中所列的所有款项均被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史国华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予以提起公诉，审计报告中清楚列明了包括本案诉争的该笔2200000元借款。对于该犯罪的指控，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现正在审理过程中，尚未有生效判决对起诉书指控的集资诈骗数额进行最终的认定。因此，本案的2200000元借款究竟是双方当事人的借款还是史国华的集资诈骗所得，尚未有定论，应依法中止案件审理，等待史国华集资诈骗案的生效判决。一审法院置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理程序于不顾，仅凭一份公安机关的说明，就此认定2200000元借款未包含进刑事审理中，显然是将公安机关的职权与职能凌驾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之上。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应该是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权范围，公安机关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决定诉讼的权力。
五、被上诉人的所谓“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不应支付。
双方抵押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的“甲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从字面以及通常的理解来看，应为“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支出的全部费用”，之所以约定实现债权费用由上诉人方承担，基本法理仍然是出于违约赔偿责任。我国民法中赔偿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填平原则，即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实际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已经支付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的律师费的正式票据，而该合同文本中更是明确载明所谓律师费应在判决生效或调解后十日内支付，也就是说，本案的被上诉人迄今为止未支付分文的律师费，被上诉人实际并未遭受该部分损失。同时，被上诉人在结案后是否会全额支付律师费，也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有其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加盖的公章，这就说明，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得到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的认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委托代理合同应当是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合同，而该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就是合同双方签字或盖章，因此，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应当并未成立；另一种可能是，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很有可能并不是被上诉人与其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达成的那份委托代理合同。一审法院依据一份尚未成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将一笔客观上并未实际发生的损失判由上诉人承担，显然在事实依据上存在重大瑕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许家荣的诉讼请求。
许家荣二审辩称：1、上诉人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以及出庭通知书，超过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史国华涉嫌诈骗一案中不包含本案所涉借款。本案借款，上诉人提供了房屋作为抵押，史国华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的上诉人无关。2、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另，上诉人借款后如何使用，与被上诉人无关。
史旻二审述称：同意胡钧的上诉意见。
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以及收条等书证，载明的案涉借款人均为胡钧、史旻，而非史国华。许家荣按照其等间的约定将本案所涉借款转账至指定账户，即史国华的账户，应视为出借人按约履行了给款义务，并不意味着许家荣确认收款人史国华就是借款人，案涉款项到达指定账户后如何处置属史国华与胡钧之间的意思表示，与出借人无涉。因此，原判确定案涉借款人为胡钧、史旻正确。由此，胡钧上诉主张史国华系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以及刑事案件与本案有牵连，应当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不能成立。关于还款问题。本案中，胡钧无证据显示其与史旻向许家荣偿还了借款。至于史国华还款的问题，因史国华在案涉借贷合同中仅是收款人，其给付许家荣的款项在没有关联证据佐证，尤其是在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另有债权债务的情形下，不能直接认定是借款人胡钧、史旻的还款，因而胡钧仍需提供关联证据证明涉案还款系受许家荣指令汇入至指定账户或者双方针对还款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由于胡钧等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判按照许家荣确认的数额认定案涉还款数额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的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问题，因涉案合同已对此项费用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因此，原判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代理合同，参照相关收费标准确定本案争议的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适当。鉴此，胡钧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592元，由上诉人胡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烜
审 判 员 张 虹
代理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