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桂05行终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伟，女，197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委托代理人周志勇，男，广西桂三力（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小芳，女，广西桂三力（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城分局，住所地广西北海市三中南里二巷18号。法定代表人陈晋，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洪，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城分局常务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其，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城分局法规股股长。上诉人杨红伟因诉被上诉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城分局（以下简称工商海城分局）工商行政注销登记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7）桂0502行初4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裁定认定，2013年3月11日，北海立志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志公司）聘任原告杨红伟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2014年3月27日，立志公司向北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第一税务分局提交《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申请注销税务登记。2014年7月5日，立志公司向被告工商海城分局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申请注销公司。2014年7月9日，被告对立志公司作出注销登记，收回立志公司的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等材料。原告于2017年4月11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注销立志公司的行政行为。原审裁定认为，原告杨红伟作为原立志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有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职责。自2014年7月9日立志公司被注销，公司没有营业执照和公章、没有税务登记，长达两年多时间，原告主张不知情，直至2017年3月才知道公司被注销登记，所主张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立志公司于2014年7月9日已被注销登记，原告于2017年4月11日向法院起诉，明显超过2年起诉期限，应不予受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红伟的起诉。上诉人杨红伟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立志公司经营和管理的职责，对该公司被注销知情明显存在错误。上诉人虽然是立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上诉人不是立志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并不参与立志公司的管理经营，也不掌管立志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原件，该情形在实践中也比较普遍。为此，上诉人在原审期间已经向法院作出了相关说明，但原审法院未考虑立志公司的经营情况，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上诉人对立志公司进行管理，进而推断上诉人知晓立志公司已被注销的情况，明显存在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2年起诉期限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既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过注销公司的申请或相关材料，又未在立志公司注销的相关材料上签名确认，且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9日注销立志公司时也并未通知上诉人，上诉人于2017年3月经立志公司的股东向其反映才得知立志公司被注销，而上诉人于2017年4月就提起了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提交的立志公司《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杨红伟”的签名是伪造的，且《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等材料上立志公司“张思平”“唐永祺”的签名均是伪造的。但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公司股东未亲自到场签字，且同一股东在被上诉人保管的材料中签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下，未尽到认真审查、监督管理职责，注销了立志公司，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该注销行为应予以撤销。另，立志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清算报告》作为被上诉人注销登记的主要材料，该报告是对公司财产的分配对债权债务人的承诺，应由全体股东签名确认，被上诉人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对该虚假的《清算报告》予以确认，违反了法律规定。即使被上诉人的注销行为是合法的，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司法机关的审查方式与工商机关的审查方式是有区别的，司法机关应当对该注销行为作实质性审查，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司法审查最终确认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虚假、伪造的，即使工商机关所作的形式审查是合法的，司法机关也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撤销该注销行为。综上，上诉人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超过2年起诉期限，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7）桂0502行初44号行政裁定，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工商海城分局辩称，一、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上诉人于2013年3月份被立志公司任命为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上诉人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执行公司股东会决议，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上诉人被任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年之后，该公司向北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第一税务分局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上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名都是由上诉人签名。2014年5月10日公司向被上诉人递交了《公司登记注销（备案）申请书》，成立公司清算组并向被上诉人备案。公司于2014年7月5日向被上诉人提交注销登记申请，并交回营业执照和公章。上诉人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包括营业执照和公章管理、员工工资发放、银行账户管理、财会报表等管理事项都要法定代表人签章）。上诉人称不参与公司的管理，不掌握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这没有证据，是不合情理的，与事实是相矛盾的；二、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因立志公司于2014年7月5日提出注销申请，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9日对立志公司作出注销登记。上诉人是立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是股东，上诉人在行政起诉状中称2017年3月份才知道公司被注销，与事实不符，原因：一是立志公司于2014年5月10日向被上诉人递交公司《登记注销（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成立公司清算组并向被上诉人备案，申请书上法定代表人一栏上有上诉人签名；二是立志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向北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第一税务分局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上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都是由上诉人签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三、上诉人请求撤销立志公司注销登记的目的和动机不明确，不应该支持。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份作出行政许可，注销了立志公司。上诉人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两年九个月后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对立志公司的注销，说明公司不经营已经长达两年多。开办公司的目的是经营性和盈利性，即使立志公司没有注销，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也不支持这种“僵尸企业”长期存在；四、立志公司的注销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程序。立志公司于2014年5月5日召开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并于2014年5月10日向被上诉人提交成立清算组的备案材料，公司登记注销（备案）申请书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栏有原告签名。立志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在《北海日报》刊登清算公告，公告45天期满后，于2014年7月5日制作了清算公告并向被上诉人提交注销登记申请。立志公司的注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一百八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立志公司申请注销提交的材料有股东会决议、公告报纸、清算报告、备案通知书、注销申请书等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一百四十三条和工商企字[2014]29号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的通知中注销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规定。立志公司的注销材料中还提供了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复印件，申请审批上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名栏都有原告的签名，表格最后一项有税务部门负责人签署同意意见并盖有税务部门公章。证明税务部门已经同意立志公司注销税务登记立志公司也已经终止了税务义务；五、对于注销立志公司的行政登记行为，被上诉人已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上诉人称注销材料虚假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被上诉人对立志公司的注销登记已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并无过错。立志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都有全体股东的签名，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说法没有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等条款均对公司提交虚假材料、虚假出资等虚假行为规定了明确的罚则，提交虚假材料取得登记的行为是公司的虚假行为，应该受到行政处罚，过错方在公司，不在登记机关。综上，立志公司提交的注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程序，我局作出注销登记行为并无过错。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期限，请求法院驳回起诉，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上诉人杨红伟作为立志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依法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负有职责，在公司被注销后，有权以个人名义对被上诉人工商海城分局作出的注销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经查，上诉人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立志公司在2014年３月申请办理了注销税务登记，同年5月成立清算组并向被上诉人递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在《北海日报》上刊登《清算公告》，于同年7月向被上诉人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并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和公章交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据此作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登记。因此，上诉人作为立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7月就应当知道该公司已被登记机关注销登记。上诉人称其不负责立志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被上诉人注销立志公司时未通知其，直至2017年3月经立志公司的股东向其反映才得知立志公司被注销登记等辩解，无证据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的规定，起诉期限首先适用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至2015年5月1日，起诉期限还有剩余的，应当适用新法规定，最长仅保留6个月起诉期限，剩余期限不足6个月的，以剩余期限计算。上诉人在2014年7月应当知道经立志公司申请，被上诉人已准予该公司注销登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起诉期限本可至2016年7月。而按照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至2015年5月1日，其起诉期限仍有剩余且超过6个月，可最长保留其6个月的起诉期限，即其起诉期限计算至2015年11月1日已经届满。上诉人于2017年4月11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但原审法院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说理及计算起诉期限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收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吴 慧审 判 员  席淑燕审 判 员  侯应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侯远婕书 记 员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