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生，男，196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民，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孝芬，女，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民，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伟，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加齐，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济南盛琪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刘孝芬，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某某某，男，1974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刘德生、刘孝芬因与被上诉人王福伟、原审被告济南盛琪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琪公司）、原审第三人某某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德生、刘孝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驳回王福伟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福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某某某不负有向王福伟偿还借款的法律义务，王福伟对某某某也就不享有合法的、有效的、真实存在的债权，王福伟转让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任何人都不能转让自己并不拥有的权利”，债权转让，必须以合法的、有效的、真实存在的债权为基础和前提。就本案而言，虽然王福伟与某某某已经达成借贷合意，但就借贷合意项下的借款，王福伟并未向某某某实际履行，某某某不负有向王福伟偿还借款的法律义务。换言之，王福伟并未取得对某某某的债权，王福伟转让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一）王福伟并未向某某某支付借款，与某某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某某某不负有向王福伟偿还借款的法律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某某某对借款的真实性无异议”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1、王福伟并未向某某某支付借款。王福伟与某某某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借款借据》和《借款（担保）合同》，约定某某某为经营需要向王福伟借款450万元。但是，王福伟并未按约定向某某某支付450万元的借款。某某某自始至终都否认收到过王福伟的借款，王福伟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已经按照借贷合意，履行了向某某某支付借款的义务。事实上，根据王福伟所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王福伟也没有向某某某支付过借款。2、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并未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王福伟的资金，没有任何一笔是支付给某某某的，王福伟和某某某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没有生效。3、某某某没有收到过王福伟的任何款项。某某某向王福伟出具的《借款借据》明确约定：“借款确认：以借款方账户资金到账为准！”根据约定，王福伟应当把借款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某某某支付，借款数额以借款方也就是某某某账户资金到账为准。诚如王福伟所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没有任何一笔是向某某某银行账户支付的，某某某没有收到过王福伟的任何款项。4、某某某也没有向王福伟偿还过借款。某某某向王福伟出具的《借款借据》，同时还约定：“还款确认：以出借方账户收到还款资金到账为准！”本案某某某不仅没有收到过王福伟的借款，还从未向王福伟偿还过借款。按照约定，某某某的还款应以王福伟的账户收到还款资金为准，但是王福伟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没有任何一笔款项进账是某某某向其支付的。5、某某某自始至终都未认可借款。一审中，某某某陈述合同是王福伟与某某某签订的，仅是对《借款（担保）合同》以及《借款借据》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某某某对具体的往来明细不清楚，没有经手，也没有收到借款，也就是说，某某某从未认可借款的真实性。一审判决认定某某某“对借款的真实性无异议”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因此，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自然，某某某也就不负有向王福伟偿还借款的法律义务，王福伟对某某某也就没有取得合法的、有效的、真实存在的债权。（二）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也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某某某是《借款（担保）合同》的担保人，不是借款人。某某某与王福伟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借款人是某某某，某某某是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合同丙方处签名，某某某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不是借款人。2、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没有达成借贷合意。王福伟提供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向某某某通过银行转过款，但是，王福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款项的性质，也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仅凭银行转款记录，不足以证明王福伟与某某某达成了借贷合意，并依据借贷合意支付借款。就某某某在合同担保人处的签名，也足以证明某某某的身份是担保人，而不是借款人，与王福伟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3、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频繁转账的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权利外观和交易习惯。从2014年4月15日至2014年12月9日，短短不足八个月的时间，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往来明细足有74笔之多，无论是进项还是出项，均有整有零，比如编号为225的2014年4月16日有一笔进项款为3450元，编号为639的2014年11月3日有一笔出项款为8786元。同时，也存在大额款项当日进，当日出的情况，比如2014年4月24日，编号为245的一笔进项款为100万元，当日，编号为247的一笔出项款为90万元；2014年4月30日，编号为260的进项款为200万元，当日，编号为262的出项款为200万元；2014年7月22日编号为402的一笔进项款为270万元，次日2014年7月23日两笔出项款为200万元。所有这些，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权利外观和交易习惯，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存在借贷合意。4、王福伟与某某某并未就委托收款达成任何协议。某某某名为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王福伟却没有向某某某支付过任何款项，而某某某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却与王福伟在短期内存在数额、笔数惊人的款项往来。而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也没有委托某某某收款的约定，不能认定王福伟向某某某付款的行为视为向某某某付款。依据王福伟与某某某在《借款借据》中“借款确认以借款方账户资金到账为准”明确约定，也足以证明，王福伟与某某某也没有就委托收款协商一致达成协议。5、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也不存在对账或者账目汇总的意思表示。王福伟与某某某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日，而王福伟所有的转款行为均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借款合同是对之前转账行为的对账或者是汇总。《借款借据》反而明确约定“借款确认以借款方账户资金到账为准”，证明借款合同是双方签订的一个新合同，不是对账或账目汇总；更何况，合同签订之前王福伟也未曾向某某某汇过款，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对账或账目汇总的意思表示。以王福伟和某某某签订的借款合同约束合同签订之前王福伟向某某某转账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更不足以认定王福伟对某某某享有债权。（三）某某某是否应对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1、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某某某债务人的身份。某某某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但是借款合同因王福伟没有向某某某支付借款而没有生效，某某某担保人的身份也就不成立。尽管某某某与王福伟之间存在数量惊人的往来账明细，但是就是因为双方之间在短期之内存在数量惊人，有出有进的转账汇款，所以才不足以认定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及债务性质。也就是说，王福伟对某某某是否享有债权，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2、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某某某是否应对某某某的债务承担责任。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转账汇款均发生在某某某与某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某某某是否是债务人以及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某某某是否应对某某某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这也不是本案所要解决的问题。3、一审判决认定某某某应对某某某的债务承担共同法律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已经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审理的是王福伟是否享有对某某某的债权，而不是本案某某某是否属于债务人，某某某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及某某某是否应对某某某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4、某某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一审没有查证属实。某某某同时还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那么某某某与王福伟之间转账汇款的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了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没有查证属实。如果某某某行使的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那么，让某某某对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责任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王福伟向亓娇转款的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某某某应对王福伟与亓娇之间的法律关系承担法律责任。1、2014年5月8日，王福伟向亓娇通过网银转账200万元；2014年5月19日，王福伟向亓娇通过网银转账100万元，王福伟分两次一共向亓娇转账300万元。2、根据王福伟自己的陈述，亓娇是某某某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出纳。既然是公司出纳，那么，亓娇收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如果是个人行为，凭什么某某某要对亓娇的个人行为承担责任？如果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那么，凭什么某某某要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3、如果认定亓娇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那么某某某的行为是不是也应当属于职务行为？在本案审理某某某的债务已经超出审理范围的情况下，再审理某某某所负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公司债务，是不是同样超范围审理？4、无论亓娇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均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亓娇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就是王福伟向亓娇转账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5、无论亓娇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某某某对亓娇的债务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6、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认定亓娇的身份，也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亓娇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更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亓娇与本案的关系。7、王福伟是将对某某某的债权转让给刘德生，但是王福伟并没有将对亓娇的债权转让给刘德生，一审判决将王福伟对亓娇的债权一并认定转让给刘德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王福伟主张对某某某享有450万元的债权，但是，王福伟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证据足以证明450万元的债权数额，一审判决认定债权数额严重错误，适用证据严重不足。（一）王福伟对某某某不享有450万元的债权数额。1、王福伟一共分2笔向亓娇转款300万元，此300万元属于王福伟与亓娇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亓娇与本案的关系，把300万元认定为王福伟对某某某所享有的债权数额，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王福伟一共分16笔向某某某转款1230.8786万元，某某某一共分58笔向王福伟转款1191.43万元，转款余额为39.4486万元，与王福伟主张的450万元相去甚远。3、王福伟向某某某转款0笔，转款数额0元，王福伟对某某某享有的债权数额为0元。某某某对于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欠款数额不清楚，本金利息具体多少不清楚。王福伟主张对某某某享有450万元的债权没有提供任何充分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证据严重不足。（二）王福伟在计算债权数额时主张利息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福伟与某某某没有约定利息。王福伟与某某某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借款年利率处为空白，年息总计处也是空白，每月30号前支付当月利息处也是空白。某某某出具的“借款借据”约定借款利息也是空白，并且计息标准为每日，与合同约定的年息标准，以及每月支付利息均相互冲突，且都没有明确约定利息数额或利息计算标准。2、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为无息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王福伟与某某某没有约定利息，王福伟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3、某某某不清楚利息。某某某对于王福伟与某某某之间的款项往来不清楚，对于某某某的欠款数额不清楚，对于利息更是不清楚，王福伟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利息约定的证据，关于利息计算标准的证据，关于利息计算本金、计息起止日期等计算方式的证据。4、王福伟也不能证明计息本金以及计息起止日期。王福伟与某某某在短短的不足8个月的时间内，银行往来明细足有74笔之多，款项在短时间内频繁的进出王福伟与某某某的银行账户，计算利息时候的本金数额以及计息起止日期王福伟都不能予以明确，更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依据王福伟单方制作的债权数额计算明细表认定王福伟对某某某享有450万元的债权数额，并在计算债权数额的时候计算利息，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证据严重不足，并且与法律规定相冲突。（三）王福伟舍去5800元尾款的计算方法，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还与其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不相符。王福伟个人计算的债权数额为4505800元，取其整数450万元，舍去5800元的尾款。但根据王福伟提交银行转账明细，2014年4月16日，某某某向王福伟转款3450元，2014年4月28日，某某某向王福伟转款800元，2014年5月3日，某某某向王福伟转款650元，2014年5月31日，某某某向王福伟转款3500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某某某连650元的款项都要通过银行向王福伟支付，5800元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也是650元的九倍之多，而王福伟却在计算债权数额的时候舍去实在是匪夷所思，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只能说明王福伟对于债权数额的计算方法错误，根本就凑不出450万元的债权数额。因此，依据王福伟单独计算的债权数额认定债权转让的数额，实在是适用证据严重不足。三、复印件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仅凭《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认定债权转让款390万元以及违约金90万元，适用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复印件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王福伟诉请刘德生支付债权转让款390万元，并要求刘德生承担90万元的违约责任，应当提供《债权转让协议》原件，用以证明其诉讼请求和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对于《债权转让协议》，王福伟应当提供原件。王福伟作为债权转让方，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理应保留协议原件，用原件证明其诉讼请求和主张。但王福伟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也就无法证明协议的内容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协议内容的情况下，仅凭复印件，不能认定刘德生负有向王福伟支付债权转让款390万元的事实。王福伟提供的其他证据只能证明曾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但是，对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作为主张权利真实存在的当事人，还应当提供其他证据用以证明协议的内容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否则，仅依据复印件，王福伟并没有完成举证任务，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和主张。（二）王福伟对于主动将《债权转让协议》原件退还给刘德生，未保留原件的解释不符合常理。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一式四份，王福伟有两份。王福伟解释，王福伟应刘德生要求把协议原件交由刘德生，刘德生支付100万元债权转让款后再把协议原件交给王福伟。王福伟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只有王福伟持有协议原件，才能向刘德生主张权利，要求刘德生支付债权转让款，并在刘德生未能支付债权转让款时可以凭协议原件诉请法院主张权利。而王福伟手中持有协议原件也是刘德生主动向王福伟履行债务的前提和依据，如果王福伟已经主动把协议原件退还给刘德生，刘德生也就没有了向王福伟支付债权转让款的依据和必要。王福伟将原件退还给刘德生，待刘德生支付债权转让款后再把协议原件还给王福伟的解释，与事实不符，与常理相悖。而把《债权转让协议》原件退还给刘德生的行为，恰恰就是王福伟取消债权转让的结果。《债权转让协议》原件是王福伟向刘德生主张权利的重要依据，在刘德生并未向王福伟实际履行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王福伟主动将协议原件退还给刘德生，其行为本身就意味着王福伟放弃债权转让。作为一个理智的正常人，在债权转让没有取消，在王福伟不同意放弃债权转让的前提下，不可能将两份原件都交给刘德生，王福伟的解释违背常理。作为债权凭证，作为主张权利的重要依据，放弃原件，也就意味着放弃主张权利。王福伟将协议原件全部交给刘德生，也就意味着同意放弃债权转让，同意放弃以《债权转让协议》为依据向刘德生主张权利。放弃原件后，也就意味着王福伟请求权基础已经丧失，王福伟再行向刘德生主张权利也就丧失了重要的凭证和依据。依据交易习惯，债权人会以销毁债权凭证或者将协议原件交由债务人的方式放弃权利，而债务人在债务消灭后，也会把债权凭证或者协议原件收回。如果权利人主动将债权凭证或协议原件交由债务人后，还允许债权人以复印件、复制品主张权利，势必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三）王福伟的解释属于一个新的观点和主张，应对其解释负举证责任。王福伟的解释除了不符合常理，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福伟把协议原件退还给刘德生，待刘德生支付债权转让款后再由刘德生将协议原件交给王福伟的解释，属于一个新的观点和主张，意味着双方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之后，又达成一个新的约定。既然王福伟认为退还协议原件的行为不属于取消债权转让，也因为王福伟退还原件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王福伟就应当对退还原件的解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其陈述不应当予以采信。（四）王福伟应对主动放弃协议原件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并应对协议复印件的内容以及内容的真实性负举证责任。王福伟将《债权转让协议》原件主动退还给刘德生后，除了应对该行为做出合理解释之外，王福伟还应继续对协议复印件的内容以及内容的真实性负举证责任。如果对于原件和复印件适用同一举证标准，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的必要。尤其是在债权人已经主动将原件退还给债务人的情形下，应当加重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协议内容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债权人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对于王福伟的诉讼请求不能仅凭复印件就予以支持。（五）一审判决认定刘德生违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原件是王福伟主动退还给刘德生的，主动退还给刘德生的原因是王福伟主动放弃债权转让。在王福伟已经放弃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再要求刘德生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于法无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也是强人所难。一审判决在协议原件已经退给刘德生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债权转让的事实以及要求刘德生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仅凭复印件就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判决不仅违反诚信原则，还会造成道德风险，助长失信行为。债权可以放弃，协议可以取消，取消协议不一定非要用重新签订一份新协议的方式。当债权人将债权凭证撕毁、将协议原件交由债务人之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就已经归于消灭。如果仅凭复印件就支持其诉讼请求，不仅违反诚信原则，还会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助长失信行为，这不是法律所应保护和提倡的。四、一审判决内容超出王福伟的诉讼请求。王福伟诉讼请求的第二项为“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对上述第一被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一审判决却判令刘孝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尽管在第二次庭审时王福伟明确要求刘孝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是王福伟并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没有就诉讼请求的变更进行释明，并征询刘孝芬是否重新要求答辩期，因此，一审判决超出王福伟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王福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德生、刘孝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盛琪公司未陈述意见。
某某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的结论。
王福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德生向王福伟支付债权转让价款390万元及违约金90万元；2.判令刘孝芬、盛琪公司对上述刘德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刘德生、刘孝芬、盛琪公司承担。审理中，王福伟要求刘孝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2014年11月1日，王福伟（出借人）与某某某（借款人）、某某某（担保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1份，约定：某某某为经营需要向王福伟借款人民币450万元，王福伟同意出借给某某某，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1日起；为保证某某某按期还款，某某某自愿为某某某向王福伟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借款利息、违约金、王福伟为主张权利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调查取证费用等一切费用。同日，某某某出具《借款借据》1份，载明：今借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4500000元），借款期限2014年11月1日。王福伟与某某某均认可该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是根据2014年期间、王福伟多次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某某某及某某某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支付的借款、王福伟与某某某、某某某经对帐确定的借款金额450万元，不是当时出借的款项。王福伟及某某某对借款的真实性无异议。
2、2015年4月10日，王福伟（债权出让方）与刘德生（债权受让方）、刘孝芬（担保人）、盛琪公司（担保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1份，主要内容：第一条、王福伟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刘德生转让其对某某某享有的到期债权，刘德生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从王福伟受让该债权；该转让债权为：2014年11月1日，王福伟与某某某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及《借款借据》项下的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及相应的借款利息；王福伟在收到刘德生第一笔付款人民币100万元后2日内，将其合法拥有上述债权的相关证据向刘德生交割完毕（即向刘德生交付借款担保合同及借款借据的原件）。第二条、本次转让债权的债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50万元，本协议签署后，刘德生于2015年5月10日前向王福伟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于2015年6月10日前向王福伟支付人民币200万元，于2015年7月10日前向王福伟支付人民币150万元。第三条、刘德生受让上述债权后，应自行向债务人某某某主张相关债权，或主张抵偿，王福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或义务。第四条、刘孝芬、盛琪公司承诺并保证：分别对刘德生向王福伟支付上述债权转让价款义务，在人民币450万元范围内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第五条、若刘德生出现迟延支付债权转让价款时，需要向王福伟支付债权转让价款20%的违约金（即人民币90万元），刘孝芬、盛琪公司承诺并保证对该违约金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第六条、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签署，本协议一式四份，王福伟、刘德生、刘孝芬、盛琪公司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立即生效。王福伟、刘德生、刘孝芬、盛琪公司均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摁印、盖章。刘孝芬、盛琪公司称王福伟未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刘孝芬、盛琪公司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王福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
3、2015年4月12日，王福伟通过EMS向某某某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1份，内容为：某某某，根据本人与刘德生（本通知一经送达立即生效。某某某已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
4、2015年4月12日，刘德生通过EMS向某某某邮寄《债权债务抵消通知书》1份，内容为：某某某，根据本人与王福伟于2015年4月10日依法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你所欠王福伟的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债务（即你与王福伟双方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项下的借款本金），于2015年4月10日起该债权依法转让给本人享有，你应向本人依法偿还，但至今你尚未向本人偿还该债务；截止目前，本人累计向你借款232万元，已经累计向你偿还现金53万元，本人共计欠你179万元；基于上述，现本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将本人欠你的现金债务179万元，在本人对你依法享有的450万元债权中给予同等金额的抵消，对于本次债权债务抵消后，你尚欠本人的剩余债务，望你能在30日内全部偿还；本通知一经送达立即生效。刘德生称该债权债务抵消通知书是其签名后，王福伟委托张姓朋友向某某某邮寄的，刘德生对此知晓。某某某已收到该《债权债务抵消通知书》，并在收到该通知书后，以刘德生抵消的款项数额不对为由，找刘德生对帐。
5、*********，二人于1999年1月25日某某某某。某某某与案外人某某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2014年10月31日某某某某。
6、2015年6月，刘德生支付王福伟债权转让款20万元。2015年8月，刘德生支付王福伟债权转让款40万元。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王福伟与刘德生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解除。王福伟认为其与刘德生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解除，其自述：签订协议后，刘德生于2015年6月支付20万元转让款，8月支付40万元转让款；2015年8月，刘德生电话联系王福伟到章丘杨家巷村委相见时，刘德生让王福伟把债权转让的协议原件给刘德生，王福伟保留某某某借款协议和借据原件，等王福伟收到100万元转让款时再交付借款协议和借据原件给刘德生，刘德生再把2份《债权转让协议》原件给王福伟；因刘德生没有足额支付100万元，故《债权转让协议》原件在刘德生处，王福伟只能提供影印件，无法提供原件。
刘德生对王福伟的陈述不予认可，其认为与王福伟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取消，其自述：2015年8月，刘德生支付王福伟转让款60万元后，与王福伟又达成口头协议，王福伟把债权转让收回，再由王福伟向某某某或某某某主张债务，之后刘德生把自己的《债权转让协议》原件拿出，王福伟也把自己的《债权转让协议》原件拿出，同时将4份《债权转让协议》原件销毁。王福伟对刘德生的陈述亦不予认可。某某某称对王福伟、刘德生的陈述均不知情。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福伟对第三人某某某享有450万元的合法债权，王福伟与刘德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王福伟已向某某某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刘德生亦向某某某送达了《债权债务抵消通知书》，王福伟与刘德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成立并生效，不能以王福伟不能提供《债权转让协议》原件或刘德生主张的《债权转让协议》原件销毁而认定债权转让取消。故认定王福伟与刘德生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解除。
2、涉案债务是否是刘德生与刘孝芬的夫妻共同债务。王福伟与刘德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刘孝芬作为担保人亦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摁印，刘孝芬对该债务是明知的，不是刘德生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且刘德生向某某某送达的《债权债务抵销通知书》中所抵销的债务，其中部分是刘孝芬担保，刘孝芬对抵销债务也是明知的，故本院认定涉案债务是刘德生与刘孝芬的夫妻共同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认定，王福伟与刘德生、刘孝芬、盛琪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王福伟已向某某某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刘德生亦向某某某送达了《债权债务抵消通知书》，该《债权转让协议》已成立并生效，对王福伟、刘德生、刘孝芬、盛琪公司均具有约束力。刘德生、刘孝芬、盛琪公司均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款为450万元，刘德生仅支付王福伟60万元，现王福伟要求刘德生支付剩余债权转让价款390万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因刘德生未按《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足额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王福伟要求刘德生按协议约定支付债权转让价款20%的违约金即人民币90万元，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前述认定，涉案债务是刘德生、刘孝芬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刘孝芬应与刘德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刘孝芬、盛琪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约定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但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法律规定，王福伟有权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2015年7月10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刘孝芬、盛琪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王福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上述期间内要求刘孝芬、盛琪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刘孝芬、盛琪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限刘德生、刘孝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福伟债权转让款390万元。二、限刘德生、刘孝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福伟违约金90万元。三、驳回王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德生、刘孝芬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刘德生、刘孝芬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刘德生、刘孝芬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某某某与翟连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据二、某某某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某某某把某某某对刘德生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翟连平，王福伟与刘德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刘德生把偿还某某某的债务向自己清偿。2015年4月11日，当刘德生的《债权债务抵销通知书》通知到某某某时，某某某却把某某某的债权已经于2015年2月4日转让给了翟连平。刘德生债务抵销的目的未能实现，而王福伟希望与刘德生通过抵销与某某某的债务从而向自己履行债务的目的，同时也就不能实现，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下，王福伟以向刘德生交付协议原件的方式取消了债权转让。
王福伟质证后认为，其并非刘德生提交的证据的签署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辨别。该份协议的内容是某某某与翟连平之间《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该《债权转让协议》是2015年2月4日签的，本案争议的《债权转让协议》是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因此在刘德生与王福伟签订《债权转让的协议》时，其应该知晓其之前的《债权转让协议》及签订本次《债权转让协议》的用途。因此，本次《债权转让协议》是刘德生与王福伟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债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并且有效。刘德生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债权转让协议》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并不能证明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某某某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上的签字是其所签，但是翟连平带几个人强迫其签的。某某某签字的时间是在2015年5月中下旬，翟连平让我签时间为2015年2月。翟连平说只要把东西签了，是帮某某某处理刘德生找某某某要钱的事。翟连平说和刘德生、王福伟已经商量好了，某某某签字后翟连平负责把事办好。除了让刘德生把王福伟的钱还了，之后还能给某某某一些钱，某某某当时说只要把王福伟的债能抵销了，能不能给其钱以后再说，某某某说还要不要在合同上写明这些内容，翟连平说不用写这么多，其打印好的某某某直接签字就行。
刘德生提交上述证据的目的是证明其于2015年4月11日知道某某某已将刘德生欠某某某的债权转让给翟连平，导致其受让王福伟的债权目的不能实现，为此王福伟以向刘德生交付协议原件的方式取消了债权转让。但既然刘德生已于2015年4月11日知道了债权转让目的不能实现，却仍于2015年6月、8月分别向王福伟支付债权转让款20万元、40万元，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明显与其主张相悖，故刘德生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定，一审庭审中，王福伟请求刘孝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未向刘孝芬征询是否重新要求答辩期，刘孝芬亦未提出异议并进行了答辩。
本院认为，一审中，某某某对王福伟主张的转让的借款并无异议，且在一审判决后，对一审判决确认的某某某与王福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某某某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故刘德生主张王福伟并未取得对某某某的债权，王福伟转让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王福伟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虽为复印件，但根据王福伟向某某某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刘德生向某某某送达的《债权债务抵消通知书》的内容，足以认定王福伟与刘德生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协议》。对于王福伟未有《债权转让协议》原件的原因，王福伟与刘德生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即使刘德生主张王福伟将合同原件退还刘德生，双方已经解除合同成立，亦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协议》，故一审判决对《债权转让协议》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债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如当事人解除该协议，应通过明确的意思表示来实施。本案刘德生虽然主张《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口头解除，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德生二审主张于2015年4月11日知道某某某已将刘德生欠某某某的债权转让给翟连平，导致其受让王福伟的债权目的不能实现，为此王福伟以向刘德生交付协议原件的方式取消了债权转让，但既然刘德生已于2015年4月11日知道了债权转让目的不能实现，却仍于2015年6月、8月分别向王福伟支付债权转让款20万元、40万元，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明显与其主张相悖，故刘德生主张《债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庭审中，王福伟请求刘孝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诉讼请求的变更或增加，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一审法院未向刘孝芬征询是否重新要求答辩期，但刘孝芬对此亦未提出异议并进行了答辩。同时，一审中，王福伟开始主张刘孝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变更为共同清偿责任，刘孝芬与刘德生系夫妻关系。此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更改并未剥夺或损害刘孝芬民事权利，故一审判决内容未超出王福伟的诉讼请求。
综上，刘德生、刘孝芬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上诉人刘德生、刘孝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潇
审判员 张伟
审判员 高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