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102行初331号
原告王家潮，男，197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古田支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昌达，市交通委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沛，男，该支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旭东，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家潮不服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交通运输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1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2016年12月2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家潮，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委托代理人徐沛、郑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于2016年7月25日对原告王家潮作出闽榕交执[2016]罚字第33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6年7月13日9时26分左右，当事人王家潮驾驶闽Ａ-×××××轿车在火车南站二楼，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经执法人员调查取证，该车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对其违法事实予以承认。当事人违反了《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福建省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第2101序号一般情节规定，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原告王家潮诉称，2016年7月13日，原告从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东山新苑到长乐市漳港中学（长乐国际机场附近），因为顺路就带了目的地相同的韩某。在福州市火车南站被告的执法人员告知原告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并对原告的汽车、驾驶证、行驶证等进行了扣押，并做出了人民币30000元的处罚决定。原告有正常、稳定的工作，之所以搭载韩某是因为和自己完全顺路，属于正常的顺路拼车。被告以“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对原告的拼车行为进行定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7月28日公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该政府文件明确了拼车不是网约车经营服务（快车、专车则属于网约车经营服务），拼车不受出租汽车相关法律规定的约束。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7月28日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第十条明确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路线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相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以“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为由对原告车辆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特请求：1、判令撤销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NO：0003032），并归还给原告人民币30000元罚款；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于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NO：003032）；2、漳港中学证明，证明原告有正当职业；3、被扣订单路线图一份，证明原告是固定的行车路线，顺路带了目的地相同的乘客，是出于经济环保的理念搭载乘客的，在网络上有与乘客沟通，他有前往相同目的地的需求，原告出于节能减排理念搭载乘客；4、《福建省行政罚款收据》（NO：03650949），证明原告是为了把车拿回来才缴纳的罚款，并不是对行为认定违法的认可。
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原告王家潮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诉称其属于顺路拼车不是非法营运不符合事实，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7月13日9时26分左右，答辩人的执法人员在福州火车南站二楼检查时，发现原告王家潮驾驶闽Ａ×××××私人小轿车载着一名乘客从福州连潘方向到福州火车南站二楼，乘客通过嘀嗒打车平台结算车费34元；经答辩人立案调查后，取得以下证据，认定原告王家潮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的违法行为成立：首先，原告王家潮在答辩人当场制作的《交通运输执法现场笔录》和《交通执法询问笔录》中均承认了他在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连潘将一名不认识的乘客运载至火车南站，乘客通过嘀嗒打车软件平台结算支付了车费34元。第二，乘客在现场执法录像中也向答辩人执法人员陈述了通过嘀嗒打车平台下单后从连潘乘坐原告王家潮驾驶的闽Ａ×××××小轿车到火车南站，并通过软件平台支付了34元运费的事实。第三，视听资料，也清楚反映了整个违法事实的过程。第四，原告在答辩人当场制作的《交通执法询问笔录》里承认是乘客通过打车软件下单，其再通过手机软件接单，然后按乘客要求送到火车南站后，运费由乘客通过打车软件支付成功。因此，答辩人认为原告王家潮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闽榕交执（2016）罚字第33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合法。被告的执法人员在对闽Ａ×××××车辆进行执法检查过程中依法制作了现场执法笔录，进行现场录像取证，并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和确认，后作出闽榕交执（2016）告字第333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原告在收到告知书后申请陈述、申辩，答辩人依法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后被告作出闽榕交执（2016）罚字第33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原告，原告予以签收。被告履行了询问、调查、确认、立案审批、送达处罚告知书、送达处罚决定书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三、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闽榕交执（2016）罚字第3337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诉称其属于拼车，并引用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7月28日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7月28日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私人小客车合承的相关规定，认为答辩人适用法律错误。答辩人认为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6年7月13日，原告所引用的上述规定是在2016年7月28日发布的，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且根据原告引用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8条和《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10条的规定，私人小客车合承，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规定执行。在答辩人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福州市政府仍尚未出台相关的规定，因此答辩人依据原告王家潮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之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作出罚款30000元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对原告王家潮没有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因此，原告诉求于法无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于2017年1月9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行政执法证，证明林万琦、陈巧、施雄斌、郑学勇、龚洋春、王春良、ＸＸ、许秀芳、程祥是被告的行政执法人员；2、交通执法案件审批表，证明被告对原告驾驶闽Ａ×××××小轿车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审批；3、交通运输执法现场笔录，证明原告在被告当场制作的《交通运输执法现场笔录》中承认了他在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连潘将一名乘客运载至火车南站二楼，并且与乘客互不认识，车费是通过滴滴打车平台结算，乘客已实际支付；4、交通执法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在被告当场制作的《交通执法询问笔录》中承认了他在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连潘将一名乘客运载至火车南站二楼，与乘客本人不认识，车费34元是通过滴滴打车平台结算，并已支付成功；5、视听资料，证明被告对查获原告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的现场录像；6、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7、行驶证，证明闽Ａ×××××小轿车系原告所有，属于非营运车辆；8、交通行政处罚告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拟给予罚款人民币三万元的行政处罚及其享有的相应的陈述申辩权利告知原告，并依法向原告送达了文书，原告已签收确认；9、陈述申辩书，证明被告依法已经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10、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2016年7月13日在福州火车南站二楼驾驶闽Ａ×××××小轿车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违法行为作出人民币3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及告知其享有的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原告已签收确认；11、福建省行政罚款收据，证明原告于2016年7月25日缴纳30000元的罚款；12、交通行政处理结案报告，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进行行政处罚，原告已纠正违法行为，缴纳罚款。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交通运输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项。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在庭审中质证认为，证据1-1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举证的出发点是对原告的驾车行为做一个道路营运违法的推定，原告车辆并不属于营运范畴，只是顺路带目的地相同的乘客。证据12被告武断的认为原告已经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原告是为了拿回车才被迫签字，不代表认可被告的处罚行为。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在庭审中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没有经办人的签名，形式不合法；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看不到车牌号，对其证明对象也有异议，不能看出原告的行驶路线与乘客的路线相同，更不能证明原告的行为属于合法拼车；证据4三性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特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6年7月13日上午9时26分左右，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福州火车南站检查时，发现原告王家潮驾驶闽Ａ×××××小轿车载客一名，从福州连潘方向到福州火车南站二楼，乘客通过滴滴打车平台结算车费34元，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运营。同日，被告制作了《交通运输执法现场笔录》、《交通执法询问笔录》，并决定暂扣原告驾驶的车辆。2016年7月15日，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向原告送达了闽榕交执（2016）告字第3337号《交通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处罚、法律依据，并告知原告有权陈述申辩或要求组织听证，原告作了陈述和申辩。2016年7月25日，被告根据调取的《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交通执法询问笔录》、《交通运输执法现场笔录》等证据，认定原告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运营的违法行为，作出闽榕交执（2016）罚字第3337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罚款人民币30000元整，同日送达原告。2016年7月25日，原告缴纳上述罚款金额。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以及榕政综［2012］130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将全市公路路政、道路路政、水路路政、地方海事等方面的监督处罚职能进行整合，交由新成立的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的规定，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作为福州市辖区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依法享有对违反道路运输相关法律的车辆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
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认定原告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事实，有询问笔录、现场笔录、录像光盘以及原告的陈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故被告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已依法向原告告知拟对其罚款人民币30000元整，并告知有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在对原告驾驶的闽Ａ×××××轿车进行检查时，由被告两名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并制成《交通执法案件审批表》，报相关领导审批，程序合法。被告认定原告驾驶闽Ａ×××××轿车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以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以3000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原告认为被告对其行为的性质认定错误，其行为属于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7月28日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7月28日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所倡导的私人小客车合乘行为，不能当做运输经营行为进行处罚，本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上述规定发布之前，并不能适用上述规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规定，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无论车辆还是驾驶人员均应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方可取得经营许可，从事经营行为。原告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获取经营收入，存在违法事实。故原告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福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的闽榕交执（2016）罚字第33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家潮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晓曦
人民陪审员 郑叔忠
人民陪审员 史锦红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杨上群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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