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4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伟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轩，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与肖伟麟关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百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林碧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健军，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宇明，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肖伟麟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百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富城公司）、原审第三人沈宇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肖伟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和《回迁铺位补充协议》，改判百富城公司按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排肖伟麟回迁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事实理由如下：一、一审刻意回避查清关键事实。肖伟麟与沈宇明一起共同与拆迁人百富城公司签订同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但肖伟麟坚持主张其与沈宇明是两户各自独立的被拆迁人。按照我国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作为拆迁人的百富城公司与作为被拆迁人的肖伟麟和沈宇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是百富城公司的法定义务。按照生活常识，两个独立的被拆迁人的权利当然是分别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比共同签订一份拆迁安置协议更有保障及容易得到落实。因此，按照社会生活常识判断，出现上述显著异像的原因要么是两个被拆迁人通过共同签订同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会得到额外收益，要么是被欺骗了，两者必居其一。从拆迁前肖伟麟和沈宇明实际使用商铺的情况看，可以确定拆迁前两户商铺面积合计为72.54平方米；百富城公司在拆迁安置协议中承诺的回迁安置面积也是72.54平方米。也即两被拆迁人并未能从共同签订同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中获取额外的利益；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即本案中作为被拆迁人的肖伟麟和沈宇明被欺骗了。要进一步查明是否存在被欺骗的事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第一，肖伟麟与沈宇明是否属各自独立的被拆迁人；第二，肖伟麟与沈宇明拆迁前是否有各自独立使用的商铺面积；第三，拆迁时原计划安置在18号-01和18号-02铺的拆迁安置协议(或安置计划)；第四，百富城公司是否曾发出了14号铺即原18号铺的《回迁收楼通知书》；第五，《回迁铺位补充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第六，现14号铺的铺面宽度比原协议18号铺铺面是窄了还是宽了。法院只要查清上述事实，即能证实作为被拆迁人的肖伟麟的权益确实受到损害，且该损害与百富城公司确实存在的欺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沈宇明的陈述也证实了百富城公司在拆迁和回迁安置的过程中确实使用了胁迫和欺诈的手段。另外，一审还故意混淆收铺时，涉案商铺所在的首层商铺已贴上门牌号与肖伟麟收铺时未看到18号铺的事实，错误认定肖伟麟在收铺时已知道18号铺的存在。二、一审违法剥夺肖伟麟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肖伟麟关于按拆迁安置协议原约定安排在18号之一铺回迁的请求，本来就包含撤销在14号铺安置的意思表示，但由于肖伟麟手中没有《回迁铺位补充协议》，所以在起诉时才没有直接提出撤销该补充协议的请求；在收到百富城公司提交该补充协议等证据后，肖伟麟完全有权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可以在判决前变更诉讼请求的司法解释，请求法院撤销该“补充协议”；但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毫无法律依据地拒绝肖伟麟关于撤销该补充协议的请求，明显属程序违法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肖伟麟的合法权益。三、肖伟麟并非原被拆迁房屋的租客，即使是房管局也知道并认可肖伟麟原居住的海珠区同福东路600号属于私人物业。该物业原产权人为程张庆（后改名为程绍经），原门牌地址为南区同福东路91号之2，后改名为向群二路562号，再更名为海珠区同福东路600号。肖伟麟的母亲吴少芳一直是上址房屋私人物业的财产代理人和管理人。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允许个人拥有私人物业，肖伟麟及母亲吴少芳才将上址物业交由广州市房管局代管，自此该物业表面上才转化成代管物业。但广州市房管局后查看物业发现该物业太破旧，就推脱称物业由我们自己维修，自己管理，房管局不再管理上址物业，也不会收租金。因此，上址物业的私产性质从未改变过。肖伟麟自始至终未与任何人或机构签署过任何租赁合约也从未向任何人包括原业主或机构缴纳过租金。肖伟麟全家人自解放前一直居住使用上址物业至2011年与百富城公司签署《拆迁回迁安置协议》之后才搬出。四、百富城公司先后三次出具收楼确认书给肖伟麟，2015年9月24日回迁铺位补充协议中明确了肖伟麟回迁收铺条件，百富城公司提供的证据9也列明了回迁收铺条件。百富城公司变更铺位并未经过肖伟麟同意，百富城公司与房管局签署的文件也未通知肖伟麟，百富城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协议约定，严重影响了肖伟麟的合法权益。百富城公司仅就18号铺位分成了之1和之2，其他全都是单号，其知道18号回迁人是两户，但是其称回迁一户签署一份比较简单，肖伟麟的补偿费也是从沈宇明处划拨出来的。而且百富城公司称现在的14号铺位就是18号铺位，如果肖伟麟不签署协议，百富城公司就将铺位退还给房管局，基于此情形，肖伟麟、沈宇明才被迫与百富城公司签署协议。按照约定，百富城公司变更是需要经过肖伟麟同意的。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肖伟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肖伟麟的上诉请求，维护肖伟麟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百富城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百富城公司不同意肖伟麟的全部上诉意见。一、肖伟麟无证据表明百富城公司曾三次要求肖伟麟签署收楼确认书，肖伟麟在一审时隐瞒了其已经签收商铺的事实，并提交未经百富城公司确认的文件企图掩盖事实，实现其诉讼主张。百富城公司发现肖伟麟隐匿证据及与沈宇明串通的可能才还原了本案事实。二、涉案商铺符合交付条件也已经交付完毕，本案诉争事实自始不存在。关于涉案的规划调整是涉案拆迁项目在建设工程中根据规划局的要求进行的调整，是为了增加供电配套而导致的，并且百富城公司从未同意对涉案商铺进行分割交付。百富城公司一审已经充分举证证明肖伟麟及沈宇明原被拆迁商铺的位置与现在18号商铺根本就不是同一商铺，所以肖伟麟的主张本身就是错误的及不可实现的，尤其是签署拆迁协议之初，补偿协议中附图仅是意向图并非最终回迁确认图。拆迁项目中百富城公司没有能力自主决定商铺状况，需要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承建。肖伟麟一审中否认规划调整存在的事实，二审中当庭陈述及自认规划调整的事实，前后陈述存在矛盾和冲突，加之其之前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况，请法庭核查事实。三、原址房屋的产权人并非肖伟麟及沈宇明，所以两者仅是被安置的承租商户，无权就涉案商铺主张变更回迁，不同意回迁应当按照不同意回迁的处置及方案。作为涉案商铺管理者的市房管局已经同意对涉案商铺进行接收并且确认涉案商铺符合交付条件，所以百富城公司已完成了回迁义务。四、肖伟麟要分割商铺是其与沈宇明之间的纠纷，分割商铺的约定也是其与沈宇明之间的约定。根据两者与百富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肖伟麟与沈宇明之间的纠纷应当自行解决，百富城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五、百富城公司对于涉案商铺的建设是根据规划批准进行建设的，无权就已经确权的报建的商铺再次进行分割，更加无权擅自改动已经建成的商铺。
原审第三人沈宇明二审述称：同意肖伟麟的上诉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于2011年4月18日出具的《接管通知书》载明，同福东路600号（旧：91-2号）房屋产业来源为代管，接管日期为1966年3月15日；等。
2011年3月4日，肖伟麟与沈宇明签订一份《具结书》，主要内容：我们肖伟麟、沈宇明是同福东路600号房屋的使用人，现订立各自份额……日后若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由我们双方自行解决和承担，与百富城公司无关；等。
2011年6月6日，肖伟麟、沈宇明作为共同乙方（房屋承租人）与百富城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经批准，拆迁海珠区同福东路600号铺，乙方是该房屋的使用人，承租面积72.2平方米；乙方同意2011年7月15日前迁出原址房屋；乙方同意接受异地永迁安置，甲方已与被拆迁人（即原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根据协议原房屋所有权人选择异地产权调换补偿，甲方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将座落在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框架结构）第壹幢（座）第首层18铺单元，建筑面积为72.54平方米的房屋用作拆除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原房屋所有权人根据有关规定应继续出租给乙方，乙方就与原房屋所有权人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甲方与原房屋所有权人的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届时以规划批复实测为准，乙方回迁房的承租面积由原房屋所有权人与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确定；等。该协议已备案。
同日，肖伟麟与沈宇明签订《具结书补充协议（1）》，对拆迁补偿金、临迁费等进行了分配约定。同时，肖伟麟与沈宇明签订了《具结书》，内容：肖伟麟、沈宇明是同福东路600号房屋的使用人，现已与百富城公司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现有关该房屋拆迁补偿款及临迁费由沈宇明全权代领；具体拆迁补偿款及临迁费的分配方式，按肖伟麟、沈宇明两人签署的《具结书补充协议（1）》执行；如因此而产生的相关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均由肖伟麟、沈宇明二人共同承担，与百富城公司无关；等。
2011年7月6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百富城公司发出（2011）第39号《直管房拆迁补偿意见书》，载明补偿方式：同福东路600号（旧：92号之2）的产别为代管产，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备注：住宅42.413平方米及商业72.2平方米，作产权调换补偿；另有天井2.563平方米作价补偿；等。
2011年8月18日，百富城公司（乙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甲方）签订了《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订明甲方同意座落在海珠区同福东路600号（旧门牌：同福东路91号之2）的房屋，建筑面积共114.613平方米交由乙方拆迁，乙方同意将下列房屋移交给甲方：同福东路市二宫西侧地段回迁大楼第一幢首层18号（商铺），建筑面积72.54平方米，结构为框架，楼层高度为3米及607房共2套共115.76平方米；其中使用权属分为乙方处置的占115.76平方米；属乙方处置的房屋乙方需安排住户时，必须事先对住户说明，住户一律应同房管站签订租赁合约；需拆除房屋的原居住户的搬迁安置工作，由乙方负责妥善解决；等。该协议已备案。
2014年6月11日，百富城公司（乙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甲方）签订了《拆迁直管房屋补偿补充协议》，订明原回迁安置位置已作为规划的配套设施用房，现经双方同意，将原签订的补偿回迁单元作调换变更，甲乙双方同意取消同福东路600号房屋的原协议回迁安置房屋，现补偿如下：原协议回迁安置房屋地址为原址回迁大楼1幢首层18号铺（非住宅、建筑面积72.54平方米）；替换补偿安置房屋地址：同福东路598号之14号商铺（首层）（非住宅、建筑面积72.54平方米）；拆迁房屋的原承租户统由乙方负责安置，乙方与原承租户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如原承租户有异议，由乙方负责解释并妥善解决；等。
肖伟麟及沈宇明作为共同乙方与百富城公司（甲方）签订了《回迁铺位补充协议》，订明现因规划变更，为明确回迁铺位，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如下：乙方是原同福东路600号的使用人，原建筑面积72.2平方米，乙方同意原址回迁安置本项目规划拟批的安置房新门牌同福东路598号之14号商铺（首层），建筑面积72.54平方米；等。肖伟麟在落款处手写“同意按原具结书及具结补充协议（一）的规定收铺同福东路598之14号首层商铺72.54平方；2015年9月24日，80%商铺权益人”。沈宇明在落款处手写“沈宇明的原旧铺使用为铺面门口位置；原铺门面共3.96米，沈宇明门面占2.31米，肖伟麟门面占1.65米，有市房地产测绘所图纸及照片为证，以上两点作为新铺日后使用的依据”。
肖伟麟、百富城公司及沈宇明签署了《同意接收回迁房屋确认书》，内容：本人为同福东600号使用人肖伟麟、沈宇明，现回迁到广东百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同福睿府项目同福东路616号607房、同福东路598号第14号铺，经本人验收，同意接收该回迁房。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于2016年2月1日在《房屋移交接管表》上盖章表示同意接管同福东路598-14号（首层）。
肖伟麟于2016年1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百富城公司按原商铺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排肖伟麟回迁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
百富城公司一审辩称：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我方已与肖伟麟签订了补充协议，就拆迁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原拆迁回的同福东路556-616号18铺首层，建筑面积72.56平方米变更为同福东路598号之14号商铺首层，建筑面积为72.54平方米，并且依据该约定，我方已向肖伟麟及沈宇明交付了涉案铺位，百富城公司及沈宇明不仅明确接收了该房屋，也明确了该房屋已通过其验收，并未提出任何的异议，并且涉案14号商铺也向国土局确认已接收，我方不具备任何的违约行为，肖伟麟的主张无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而且就其起诉状所说的内容，我方不予认可，与事实不符，理由：肖伟麟及沈宇明均不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原被拆迁的房屋属于代管房和直管房，肖伟麟及沈宇明仅是承租人，并不具备所有人的所有权，只是拆迁安置人所赋有的权利，且我方并没有不履行约定，回迁的商铺门窗不少于5034毫米，并且我方在交付商铺时，即签订补充协议时，均是合法签订的，合法交付的，没有任何的欺诈欺骗可能，肖伟麟的证据没有证明其主张，即其是被蒙骗的，故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尤其是恶意向法庭隐瞒了与我方签订补充协议的基本事实，导致本案的产生。经我方了解，本案应是肖伟麟与沈宇明之间就商铺产生的争议，根据我方的举证，肖伟麟与沈宇明自始至终是有协商，并签订相关协议的，肖伟麟与沈宇明之间的纠纷与我方无关，我方不是涉案的恰当被告，对这两方没有义务，为此百富城公司请求法院驳回肖伟麟的诉讼请求。
沈宇明一审述称：同意肖伟麟的诉讼请求，确认肖伟麟在起诉状中所述的事实理由均为事实。
肖伟麟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如下证据：1.时间为2010年10月11日的查册表；2.居民户口簿；3.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书；4.照片；5.回迁收楼通知书；6.房屋交付确认书。百富城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看过原件，不清楚肖伟麟证明的内容，不能证明产权人是肖伟麟，从房管局的材料显示，产权人并不是吴少芳；证据2没有见过原件，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第1页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百富城公司对其有任何的欺骗行为，第2页附图没有规划局的盖章，该图纸上的编号是手写添加上去的，即使该图是规划局出具，也不能证明百富城公司曾承诺过帮其分割商铺或18号商铺是一定要给肖伟麟的，反而从该证据可以看出，18号商铺分割后明显小于约定的商铺面积，并不是可以恰当地交给肖伟麟的；证据4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肖伟麟的证明内容；证据5没有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经核查，百富城公司没有对此份通知书加盖公章的记录；证据6没有原件，百富城公司不予确认，且没有百富城公司盖章，可见不是真实的，该证据是肖伟麟自己形成的，与百富城公司无关，百富城公司没有收到这样的材料。沈宇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对涉案商铺进行现场勘查发现以下事实：14号铺、18号铺位于同一层、同一朝向，并处于同一排，之间间隔有15号、16号、17号三个商铺；14号铺为空置，由肖伟麟用钥匙打开门；18号铺分为598号-1801和598号-1802两间铺，分别由男煮角和阿蔓达创意餐吧经营使用。
本案一审庭审中，肖伟麟、沈宇明均表示其已领取同福东路598号第14号铺的钥匙，其在收铺时，涉案商铺所在的首层商铺都已经贴上了门牌号。百富城公司表示目前涉案现场的第18号商铺与《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所约定的18号商铺不是同一位置商铺，涉案拆迁项目商铺建设过程中，根据规划局的规划规范要求进行了规划调整，增加了多项公建配套，为此，不得不对涉案项目的商铺建设进行了调整。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拆迁房屋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的代管房，《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并未约定百富城公司为肖伟麟及沈宇明分隔回迁房，肖伟麟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百富城公司有此义务，故一审法院对肖伟麟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对回迁安置房屋调换变更事宜，百富城公司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签订了《拆迁直管房屋补偿补充协议》，与肖伟麟及沈宇明签订了《回迁铺位补充协议》，肖伟麟和沈宇明已经验收并接收了同福东路598号第14号铺，且肖伟麟和沈宇明均确认其在收铺时，涉案商铺所在的首层商铺均已贴上了门牌号，故肖伟麟对回迁安置房屋变更为同福东路598号第14号铺的情况是知情且同意的，现肖伟麟要求百富城公司安排其回迁至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9月9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伟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肖伟麟负担。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
另查明，肖伟麟于2016年1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百富城公司按原商铺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排肖伟麟回迁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沈宇明回迁首层18号之二铺；2.百富城公司按肖伟麟占36%、沈宇明占64%分隔海珠区同福东路616号607房安排肖伟麟和沈宇明回迁。一审于2016年6月27日对本案进行第一次庭审。百富城公司经法院公告传唤没有到庭，亦未提供证据参加应诉。肖伟麟按一审法院“肖伟麟诉请中的两套不同房屋且依据不同的合同，需列为两个独立的不同案件处理，本案需分案处理”等指引，明确其本案诉请为：百富城公司按原商铺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排肖伟麟回迁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百富城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包括肖伟麟、沈宇明与百富城公司签订的《回迁铺位补充协议》等系列证据。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进行第二次庭审，肖伟麟当庭主张因为肖伟麟之前手上没有双方签订的《回迁铺位补充协议》，所以直到百富城公司提交了该份补充协议，肖伟麟提出增加诉讼请求：撤销肖伟麟与百富城公司签订的《回迁铺位补充协议》，百富城公司重新安置肖伟麟在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百富城公司回应称：肖伟麟当庭另行提起诉讼请求，应另案处理……肖伟麟在诉前刻意向法院隐瞒这一事实，在百富城公司提交不利于肖伟麟的《回迁铺位补充协议》后，才要求撤销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并未有任何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肖伟麟也并未有任何举证证明，所以百富城公司不同意。肖伟麟后经考虑称：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不予变更，即：请求判令百富城公司按原商铺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排肖伟麟回迁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据此，针对肖伟麟的上诉主张，认定如下：
一、肖伟麟二审申请撤销《回迁铺位补充协议》的主张，因一审中肖伟麟明确坚持其诉讼请求为判令百富城公司按原商铺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排肖伟麟回迁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并未涉及撤销补充协议的诉请，肖伟麟主张其诉请包括撤销《回迁铺位补充协议》与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肖伟麟的该项上诉请求属于其二审新增诉请，双方未能达成调解意向，故本案二审不作调处。
二、肖伟麟诉请百富城公司依照《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安置回迁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的问题。原被拆迁房屋作为一整体房屋经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代管，肖伟麟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沈宇明系原址房屋产权人，肖伟麟、沈宇明作为使用人与百富城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未约定百富城公司为肖伟麟及沈宇明分隔回迁房，肖伟麟要求百富城公司安排其回迁至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缺乏合同依据。虽百富城公司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约定补偿同福东路市二宫西侧地段回迁大楼第一幢首层18号（商铺）。但两者于2014年6月11日签订的《拆迁直管房屋补偿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根据市规划局穗规建证[2013]351号附件2《建设工程审核书》的要求，原回迁安置位置已作为规划的配套设施用户，故将原签订的补偿回迁单元作调换变更为同福东路598号之14号商铺（首层）……”。此后，百富城公司与肖伟麟、沈宇明签订了《回迁铺位补充协议》明确“因规划变更，明确回迁铺位……肖伟麟、沈宇明同意原址回迁安置本项目规划拟批的安置房新门牌同福东路598号第14号商铺”；肖伟麟、沈宇明也实际到现场验收并接收了同福东路598号第14号铺。现肖伟麟以百富城公司存在欺诈等事由依据不足，其称百富城公司变更回迁商铺位置未经其同意亦与事实不符。为此，肖伟麟要求百富城公司安排其回迁至海珠区同福东路556-616号“同福睿府”大楼首层18号之一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肖伟麟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肖伟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为群
审判员 柳玮玮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