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38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所地常州市延陵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罗立波，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萍，女，该院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昌友，男，195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青侠，女，195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8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女，201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
法定代理人：陈某2（系陈某1之父），住常州市。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美芳，江苏焯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常州七院）因与被上诉人孙昌友、朱青侠、陈某2、陈某1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0492民初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州七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312821.75元；3、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中忽略了重要的事实部分。1、鉴定人因病历资料中产程记录不完整，所以推定头盆相对不对称，这是错误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前提条件下，不应当推定头盆相对不称。2、头盆相对不称与羊水栓塞无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妇产学教科书中导致羊水栓塞有四种可能性因素，且鉴定人也在鉴定报告中认为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既然头盆相对不称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因素，那么鉴定结论认定为同等因素不符合逻辑性，最多只能推定上诉人有四分之一的可能过错责任。二、一审法院将一个学理性观点的鉴定结论作为本案责任认定依据是错误的。在鉴定意见书第四项分析说明最后一段表述“损害后果中因果关系程度的评定，实际上属于目前法医临床学领域中最具有争议的工作，不同诉讼参与人或不同鉴定机构鉴定人可能有各自的评判观点；本次鉴定认定该因果关系程度评定本质是建立在鉴定人内心判断基础上的一种学理性观点，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一个由内心判断基础上作出的学理性观点是不能作为案件审理的参考依据，其不具有临床医学科学性。根据《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人应当组织召集听证会，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听证会应当有不少于三名具有临床二级学科分类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专家参加。”的规定，本案医疗损害鉴定应当由三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妇产科临床医生参加，但张傑、孔令杰和何颂跃不具有妇产科高级职称临床医生资格，他们无法从临床医学科学角度评判本案损害后果中因果关系程度，所以作出鉴定意见书第四项分析说明最后一段的表述。另常州妇幼保健医院产科主任，且被聘为常州医学会妇产科学科专家王慧艳在专家证人证词中明确：1、从整个病历资料看，不存在头盆相对不称；2、胎膜破不代表产程开始，患者规律宫缩是在13时，所以临产也是从13时开始的，而鉴定人将破膜认为产程的开始的观点是错误的；3、患者是急进型羊水栓塞，患者的死亡是与其自身因素有关。但一审直接忽略了专家证人的意见，将一个学理性观点的鉴定结论作为本案责任认定依据是错误的。综上，本案是否存在头盆相对不称，被上诉人尚且没有证据证明，况且头盆相对不称与羊水栓塞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头盆相对不称只是妇产科学教科书中导致羊水栓塞的四种可能性因素之一，而羊水栓塞是患者死亡的原因。即使推定本案患者存在头盆相对不称且导致羊水栓塞四种可能性因素之一，被上诉人最多只应承担患者死亡损害后果四分之一的责任。
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于法无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关于头盆相对不称，上诉人认为鉴定机构是基于产程记录不完整才推定孙艳艳头盆相对不称，这显然是因为上诉人没有仔细阅读鉴定结论所致。我们细阅鉴定结论第八页第三段，该段非常详细地解释了之所以诊断待产妇存在头盆相对不称的理由，也就是在2017年4月8日零晨一点出现高位羊膜自破，在间隔9小时后予以宫缩素，但即使在宫缩素不断加大剂量的情况下，待产妇没有出现规律宫缩，且胎头没有衔接、没有入盆。而该待产妇是经产妇，在一审期间就此问题，也就是上诉人所谓的专家证人的提问之下，鉴定人给予了鉴定依据，认为经产妇在羊膜自破4-6小时内，胎头没有衔接、不予下降，那么就应当高度怀疑存在头盆相对不称并积极寻找病因，因此上诉人认为鉴定机构推定存在头盆相对不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是基于医学科学及待产妇的临床症状及上诉人的病历记载。2、关于羊水栓塞，上诉人认为头盆相对不称仅是羊水栓塞的原因之一，所以其过错的参与度也只能为几分之一的观点是荒唐的。本案待产妇存在羊膜自破，上诉人不但没有积极寻找病因，没有积极采取干预措施，还不断地加大宫缩素剂量，在此情形之下才引发了羊水栓塞。虽然在临床上羊水栓塞确实可能会有多种因素所致，但本案中羊水栓塞的诱发因素是羊膜自破和没有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因此鉴定机构分析认为上诉人过错参与度为50%不为过。3、关于鉴定机构的资质，（1）该鉴定机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协商一致所选定的，（2）该鉴定机构是司法部认证的，（3）该鉴定意见的听证人均具有鉴定资质，且鉴定资质具有两个，一是法医病理鉴定，二是法医临床鉴定。因此上诉人认为该三位听证人不具备鉴定资质毫无依据，因此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于2017年7月1日实施，而鉴定委托是2016年。4、关于参与度，正因为参与度的评判在司法实践中是没有一个客观、定量的标准，因此其参与度的认定是基于案情、基于医学、基于鉴定人的心理的以及经验的评定。5、关于上诉人所请的妇产科专家王惠艳，该证人在一审期间倾向性过份明显，言辞激烈，且对被上诉人代理人的发问避重就轻，不予正面回答，其认为本案的待产妇不存在头盆相对不称的理由是认为如果存在头盆相对不称则不可能最终通过阴道分娩的观点显然违背了妇产科学。而且本案的待产妇即使是在2016年4月8日宫口开了三指的时候胎先露依然是“S-2”，很显然即使在进入第一产程之后胎头依然没有衔接、没有下降，显然存在头盆相对不称，因此该专家不客观，其证言显然不能采信。
原告孙昌友、朱青侠、陈某2、陈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付原告医疗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护理费300元、死亡赔偿金743460元、丧葬费30891.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493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等共计1277099.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营养费60元、护理费300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丧葬费336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是4757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等共计1465854元；2.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6日，待产妇孙艳艳因“停经40周，阴道见红3小时余”，到被告常州七院住院待产，并预交住院费用3000元。常州七院对孙艳艳进行了体格检查、产科检查及辅助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孙艳艳心肺听诊未见明显异常，双下肢浮肿（-），胎膜完整，宫缩不规则，宫口未开，胎心监测评分9分，初步诊断为G3P1孕40周,待产LOA。4月8日09:30分，孙艳艳仍未出现规律宫缩，被告予静滴催产素诱导宫缩；13:00时，出现宫缩规律，停止缩宫素静滴改为静滴生理盐水；14:30分，孙艳艳突然抽搐并伴意识丧失，立即予面罩加压给氧、氢考静推抗过敏、阿托品静推、纠正肺动脉高压治疗；14:33分，呼吸、心跳骤停，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立即给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并汇报领导，组织全院进行抢救，立即予心肺复苏、胸外按压，予肾上腺素1mg静推每隔5分钟一次升压治疗，并向孙艳艳家属交代病情，告知病危。14:45分，意识仍丧失；14:55分，胎心消失；15:00时，孙艳艳皮肤针眼处、鼻腔、口腔及阴道呈现出不凝血，予清理呼吸道，向家属交代病情危重，多脏器功能衰竭随时死亡的可能。15:10分，孙艳艳仍意识丧失，心律不规则，阴道检查示宫口近全开，阴道持续出不凝血，立即准备行产钳助产；15:25分，行产钳助娩出一死女婴；15:26分，心率20次/分，继续予肾上腺素静推，胸外按压及呼吸机辅助呼吸；15:31分，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至58%，心率消失，血压测不出，阴道继续出不凝血，继续予加压输血、肾上腺素静推升压、胸外按压及呼吸机辅助治疗；15:35分，血氧饱和度下降至35%，血压及心率仍测不出，继续胸外按压及呼吸机辅助呼吸、静推肾上腺素、垂体后叶素缩宫、静推葡萄糖酸钙治疗，再次向家属交代病情，现无生命体征，继续心肺复苏；17:00时，患者病情无好转，心电图呈直线，宣布临床死亡。
审理中，原告申请就死者孙艳艳及胎儿的死因；常州七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与死者及胎儿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8月19日，法源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与被鉴定人孙艳艳的家属签署尸体解剖知情同意书,对孙艳艳及胎儿进行了尸体解剖，并提取组织脏器检材进行固定、切片制作，病理切片制作完成后进行镜检。同日，法源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本院组织下召开了医患意见陈述会，介绍本案司法鉴定事项、鉴定材料、鉴定人员和鉴定人出庭等内容，在医患双方均无异议的基础上听取了各方的陈述意见。2017年5月8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16]医鉴字第421号鉴定意见书，根据送检病例及尸体解剖所见，分析说明如下：
1.关于被鉴定人孙艳艳及其女儿的死亡原因。根据本次尸体解剖所见，被鉴定人孙艳艳心、脑、肝、脾、肾、胰腺等主要组织、脏器未见明确致死性疾病的病理性改变，可排除由于疾病所致死亡。结合其病历记载生产过程中发生病情变化，临床表现以及解剖明确羊水栓塞诊断，其死亡符合生产过程中发生羊水栓塞、并继发DIC，最终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特点。关于被鉴定人之女，尸检明确其为死胎，即出生前已死亡。尸检所见发现其发育正常，未见明确致死性先天发育畸形或疾病。结合送检病历材料记载情况，其死亡符合宫内窘迫窒息死亡的特点。
2.关于医院对被鉴定人诊疗行为的评价及与被鉴定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审查送检材料，被鉴定人孙艳艳以“停经40周，阴道见红三小时余”为主诉到常州七院住院待产。医院经过相关检查及辅助检查，初步诊断G3P1孕40周。制定诊疗计划：1.完善粪便常规检查。2.孕妇盆骨内外测量正常，估计胎儿体重3700g，可经阴道试产分娩，将分娩知情向产妇及家属交待，表示理解并签字。3.注意正规宫缩开始及胎心情况。4.情况汇报上级医师，同意目前处理。上述临床诊断明确，诊疗计划符合被鉴定人孙艳艳入院时的情况要求。
羊水栓塞是指在分娩过程中羊水进入母体血循环后引起的肺栓塞、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肾功能衰竭等一系列病理改变，是极严重的分娩并发症。病因不十分清楚，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羊膜腔内压力过高；2.血窦开放；3.胎膜破裂后。综上高龄初产、经产妇、子宫收缩过强、急产、胎膜早破、前置胎盘、子宫破裂，剖宫产等是羊水栓塞的诱发因素。因此，在发生胎膜早破的情况下积极引产，尽快完成分娩是减少不良并发症发生的有效措施和手段。送检病历记载被鉴定人孙艳艳2016年4月8日01:00时破膜，医院诊断胎膜早破。病程记录记载待产妇为高位破水，胎膜早破近10小时无规律宫缩，胎儿及胎盘成熟，建议予小剂量缩宫素静滴诱导规律宫缩。医院的处理建议符合《妊娠晚期促子宫颈成熟与引产指南》（2014版）的要求。医院于4月8日09:30-13:00梯度增加方式给予被鉴定人缩宫素，11:45分缩宫素最大滴速达60滴/分。期间被鉴定人未出现规律宫缩，且胎先露未下降，至4月8日13:00时出现规律宫缩，14:00时胎先露仍为“S-2”。上述情况反映，本案被鉴定人为经产妇，胎儿足月后虽胎膜早破，但未出现规律宫缩，且胎头持续未入盆衔接。在运用缩宫素诱发宫缩促引产过程中，尽管缩宫素药量不断增大，但未能引发有效宫缩及促进胎头下降，持续处于“S-2”，且后期缩宫素滴速应用显著增大。以上说明本案具有头盆相对不称的情形，因胎头迟迟不入盆，此时易发生胎膜早破、潜伏期延长、宫颈扩张缓慢等。对此，医院应按照临床诊疗指南要求更加积极寻找相关原因。根据现有病历记载情况，医院在此方面未见相应考虑及对应处理措施，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不足，即存在医疗过错。被鉴定人在较长时间后虽出现规律宫缩，但相继出现严重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故医院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严重分娩并发症的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由此出现胎儿宫内窘迫窒息死亡的发生，亦与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损害后果中因果关系程度的评定，实际上属于目前法医临床学领域中最具有争议的工作，不同诉讼参与人或不同鉴定机构鉴定人可具有各自的评价观点；本次鉴定认为该因果关系程度评定本质是建立在鉴定人内心判断基础上的一种学理性观点，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是供法官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的参考依据之一。本案鉴定人认为该案件因果关系程度评定需要考虑因素有：（1）孕妇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2）医院诊疗行为存在的不足；（3）医院诊疗水平的客观情况。基于以上因素的分析，本次鉴定认为：医院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和其女婴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围，是否妥当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孙艳艳符合生产过程中发生羊水栓塞、并继发DIC，最终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特点。被鉴定人之女符合宫内窘迫窒息死亡的特点。2.常州七院在对被鉴定人孙艳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孙艳艳及其女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责任程度从法理学立场分析为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围。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60000元。
审理中，常州七院对鉴定意见不服，认为：1.根据《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人应当组织召集听证会，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听证会应当有不少于三名具有临床二级学科分类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专家参加”，但参与本案鉴定的三名鉴定人员均不具有妇产科高级职称临床医生资格，无法从临床医学角度评判本案损害后果中因果关系程度，故其作出的责任程度认定不具有法律效力。2.患者入院时产科检查骨盆测量在正常范围内，胎儿非巨大儿，且为经产妇，已正常分娩一胎。该患者在分娩过程中不存在头盆相对不称的情形；此胎儿最终是通过阴道助产娩出，尸体解剖“胎儿头颅外观无畸形，头皮下未见出血、血肿”也进一步证明了不存在头盆相对不称的情况。患者使用催产素诱导规律宫缩只有3小时30分钟，不存在鉴定意见认定的“较长时间后出现规律宫缩”的情况。本案司法鉴定人员对临床妇产科知识严重匮乏，对头盆相对不称及有关使用催产素诱导规律宫缩的相关临床诊疗概念不清。综上，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故申请由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损害鉴定。
2017年7月14日，法源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张傑应常州七院的申请到庭接受质询。张傑陈述：医院在出现头盆相对不称时的处置不足，是造成不良后果的主要原因。具有头盆相对不称的客观依据是本案被鉴定人为经产妇，其入院待产时已经到了预产期。待产记录记载2016年4月8日凌晨01:00时已经出现破膜，到13:00时才出现规律宫缩，这中间间隔了12小时，且胎头一直没有入盆衔接。在运用缩宫素诱发宫缩促引产过程中，尽管缩宫素药量不断增大，但未能引发有效宫缩及促进胎头下降，且后期缩宫素滴速显著增大，可以证明头盆相对不称这个结论。头盆不称和头盆相对不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临产前的骨盆测量只能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头盆不称的一个依据，并不能因为骨盆测量在正常值范围内，就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出现头盆相对不称的情况。出现头盆相对不称仍可继续试产，但需要根据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来调整所要采取的措施。根据病历记载，本案患者在胎膜破裂到发生规律宫缩至少间隔了12小时，在这12小时内胎头下降没有变化。正常破膜4-6小时之后如果没有正常顺产的话就要考虑剖腹产，本案中破膜之后12个小时胎头下降都没有什么变化，医院也没有分析原因，更没有针对分析出来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且患者子宫收缩在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就会增加羊水栓塞出现的概率和风险，本案恰恰出现了羊水栓塞，所以医院存在一定的过错。我们作出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与孙艳艳及其女儿死亡结果之间为同等因果关系的意见，所依据的是专业知识以及从业经验。我们鉴定机构有合法的司法鉴定资质，本案三位鉴定人员也同样具有鉴定资质，法院的委托也符合相关程序。医院提及的《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不能适用本案的司法鉴定。常州七院为此支付了鉴定人员出庭服务费5000元。
同日，常州七院还申请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医师王慧艳作为专家证人到庭作证。王慧艳陈述：头盆不称分两种，一种是绝对头盆不称，一种是相对头盆不称。绝对头盆不称是指骨盆狭窄的孕妇，相对头盆不称是指骨盆测量时正常，但由于胎儿偏大，相对于产妇的骨盆来讲就是不称。相对头盆不称的诊断要在产程中，比如临产后胎头一直不入盆，产程延长，或者是胎位异常，比如持续性枕横位或枕后位。从本案产妇的病历资料来看，她在临产前胎头就没有入盆，在宫口开了3公分之后胎头入盆，这就可以证明产妇的产程是很顺利的。而且胎膜破裂不代表产程的开始，从患者病历来看，规律宫缩发在13:00时，所以临产也是从13:00时开始。医学上对临产的定义为规律宫缩，宫口进行性扩张并伴有胎头下降，这个是临产的开始。本案患者有胎膜早破的情况，所谓胎膜早破就是未临产就出现胎膜破裂。一般胎膜早破以后，在没有出现规律宫缩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缩宫素诱导宫缩来引产，所以是有使用缩宫素的引产指征的。本案患者使用缩宫素有了规律宫缩后，就出现了宫口扩张，说明引产措施有效，并不存在头盆相对不称的情况。羊水栓塞是一种罕见疾病，发病率大概在万分之一左右，各个地方报道不一致。羊水栓塞发生的基本原因是羊水及其有形成分进入孕妇血管内，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但是本案患者的羊水是怎么进入血管的，我只能推测与她是经产妇有关，胎膜破裂也是引起羊水栓塞的一个高危因素。初产妇出现羊水栓塞的情形比较少，羊水栓塞出现的高危因素有年龄过大，产次多等。羊水栓塞分急进型和缓慢型两种，急进型通常没有前期症状，有时孕妇一声尖叫人就过去了，有时就会出现胸闷、血压下降这些情况，而本案患者属于急进型羊水栓塞。
另查明，原告孙昌友、朱青侠系孙艳艳的父母，共生育了包括孙艳艳在内三名子女。原告陈某2与孙艳艳于2011年9月8日登记结婚，2012年1月28日生育一女，陈某1。2014年10月29日，常州市公安局向孙昌友、朱青侠签发居住证，确认孙昌友、朱青侠的申领地住址为常州市武进区滆湖农场湖滨花苑25幢丙单元502室。2014年10月30日，常州市公安局向陈真、孙艳艳签发居住证，确认陈真、孙艳艳的申领地住址为常州市戚墅堰区青洋花苑25幢甲单元703室。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就医疗纠纷中的专业问题，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有资质的鉴定单位进行司法鉴定。对于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当事人可以进行反驳，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应当提出合理的理由及充分的证据，否则鉴定意见应当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重要参与。本案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法源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并对孙艳艳及其女进行了尸体解剖，鉴定程序合法。法源鉴定中心认为，医院在出现头盆相对不称的情形下，未能更加积极寻找相关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虽然被鉴定人在较长时间后出现了规律宫缩，但相继出现严重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故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严重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由此出现胎儿宫内窘迫窒息死亡的发生，亦与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同等责任。被告对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法源鉴定中心委派鉴定人员到庭就被告提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陈述，被告提出的异议不足以推翻鉴定意见及鉴定人出庭陈述的意见，本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对被告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不予准许。参考鉴定意见，本院认定被告对孙艳艳的死亡承担50%的侵权责任。
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丧葬费336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每天20元的标准符合规定，本院确认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元；关于营养费，原告主张每天20元的标准过高，本院按照每天12元的标准调整其营养费为36元；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每天100元的标准符合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标准，本院确认其护理费为30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孙艳艳的父亲孙昌友于1958年7月26日出生，在孙艳艳于2016年4月8日死亡时未满60周岁，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经济来源，故原告主张孙昌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确认。孙艳艳的母亲朱青侠于1958年6月20日出生，在孙艳艳死亡时年满55周岁，已丧失劳动能力，故可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虽然朱青侠系农村村民，但其自2014年10月29日起即在常州市武进区居住生活，且孙艳艳自2014年10月30日起即在常州市戚墅堰区（现经济开发区）工作生活，其收入来源于常州地区，故朱青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因朱青侠共生育3个子女，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433元÷3×20年=176220元。孙艳艳之女孙星瑜于2012年1月28日出生，在孙艳艳死亡时已年满4周岁，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6433元÷2×（18-4）=185031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孙艳艳的死亡确实给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且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故被告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原告主张150000元标准过高，本院调整为50000元。
综上，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营养费36元、护理费300元、丧葬费33600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125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251287元，由被告赔偿50%即625643.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昌友、朱青侠、陈某2、陈某1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25643.5元；
二、驳回原告孙昌友、朱青侠、陈某2、陈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30元、鉴定费60000元，合计67830元，由原告孙昌友、朱青侠、陈某2、陈某1负担33915元，被告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负担33915元。鉴定人出庭服务费5000元，由原告孙昌友、朱青侠、陈某2、陈某1负担2500元，被告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负担2500元。上述费用互相折抵后，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3141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作为判决的依据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一定复杂性及风险性，对于具体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或构成医疗损害，尚有赖于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专家作出鉴定。本案中，产妇孙艳艳2016年4月6日到常州七院待产、生产，4月8日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经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常州七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产妇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经审查，该中心及其鉴定人员具备相应鉴定资格，对孙艳艳及其女进行了尸体解剖，鉴定行为程序合法，鉴定材料客观真实，亦听取了医患双方的陈述，且在庭审过程中对常州七院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应解释，常州七院虽对上述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推翻鉴定意见的充分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应当予以采信，据此并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对医院的过错参与程度的认定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并无不当。常州七院上诉认为对孙艳艳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承担责任也只是四分之一责任，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故对上诉人常州七院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30元，由上诉人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 捷
审 判 员 龙孝云
代理审判员 韩洲晶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李梅琼
书 记 员 夏 怡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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