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15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承俊，男，1948年12月20日出生，锡伯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承发，男，1944年12月6日出生，锡伯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广利，男，195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广友，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永昌，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文涛，男，1974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广玲，男，1959年4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金财，男，1958年12月10日出生，锡伯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巩建，男，1960年7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立钧，男，196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建章，男，1959年9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国江，男，195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国臣，男，195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良厚，男，1971年9月3日出生，锡伯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陶国庆，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锡伯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志斌，男，198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
上诉人蔡承俊等十三人因与被上诉人陶国庆、原审被告陈志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3民初5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蔡承俊等十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各上诉人违约金10000元；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电井设备依法承担责任；3、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审理案件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1月8日被上诉人并未通知上诉人第二日到新属王显昌领取租金，并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未提交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通知上诉人领取租金。且即使王显昌系被上诉人的亲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规定，王显昌的证明也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本案在一审中认定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领取款项恰恰依据的就是该份证据，显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审理的事实没有查清。被上诉人在未付租金的情况下，且明确告知上诉人不在承租，并可以租赁给其他人。另在2017年春季正式育苗时，被上诉人也没有进行育苗。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的通知及被上诉人在育苗的时机不育苗的行为，在2017年5月份将土地出租给其他人使用。上诉人不存在违约的行为，反而是被上诉人在承租期内不支付租金，在育苗时机不育苗行为已构成违约。关于土地补贴事宜，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关于土地的补贴都应该由上诉人取领，但是被上诉人不依据合同的约定履行。若是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该笔补贴将不予以下发，无奈的情况下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达成关于各领取50%补贴的协议，但是该笔款项的达成也只是2016年的补贴并非是2017年的补贴。在被上诉人不付租金的情况下，还在坚持2017年的补贴还是坚持依据各领取50%，被上的人行为也系违约行为；3、被上诉人故意侵占上诉人的电井设备，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家中索要多次，被上诉人以暴力行为对上诉人人员进行打骂拒不返还，110多次出警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并触犯刑法第270条，应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陶国庆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陶国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未能耕种土地的可得利益损失（每亩地600元计算4年）、修田埂架线损失（按每亩地80元计算）及2017年育苗损失（按每亩地200元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蔡承俊等十四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反诉原告每人10000元违约金；2.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因侵占机电设备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102000元；3.反诉费由反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10日，原告与十四被告分别签订了除土地面积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被告将承包地流转给原告进行水稻种植，流转期限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至，共5年，流转价格800元/亩，前三年土地价格不变，三年后价格双方协商，原告于每年1月10日前付清当年承包费；被告方享有国家一切政策性补贴，如遇动迁、征地，补偿款归被告所有，青苗补偿费归原告所得，土地整体外包，合同自行终止；被告方负责电井出水后，在承包期限内，电井及电力设备维修由原告负责；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应尽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责任，由违约方付给对方违约金并依法赔偿，违约金额为10000元。原告承租土地面积如下：张国臣21亩、何立钧23.4亩、蔡承俊20.83亩、巩健13亩、刘金财20.1亩、朱国江12.47亩、陈志斌22.5亩、赵广友16亩、朱文涛8.8亩、赵永昌20亩、赵广利10.1亩、王建章12.4亩、赵广玲17.1亩、蔡承发26.8亩。上述合同有原、被告双方签名，并加盖有沈北新区兴隆台镇经管站及烟台村委会公章。因签订合同前上述土地系旱地，十四被告均同意原告将其改造为水田耕种。合同签订后，被告将上述土地交付原告并负责电井出水，由原告雇工架设电线、修改水线后耕种。当年秋收后，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将变压器两台及配套开关6只、电表箱、水泵启动磁力开关9台、架设变压器槽钢4根拿回家保管至今。2017年1月8日，原告亲属王显昌（与被告系同村村民）受原告委托逐户通知十四被告（其中电话通知两人）于次日到其家中领取2017年租金，1月9日，原告夫妻二人到王显昌家中等到晚上7点，十四被告均未前来领取租金；其中被告朱文涛于9日后前来取走当年租金，几天后以其他被告未收取租金为由反悔将租金退回。
根据2016年沈阳市种植结构调整补贴实施方案，对于耕种水稻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在申报该项补贴过程，原、被告双方就补贴款的归属发生争议，经被告所在村委会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得50%，协议签订后原告先行向被告所在村委会交纳50%的补贴款即20141.63元，由村委会分别发给十四被告；之后村委会为原告办理了补贴款的领取事宜，原告于2017年4月末领到补贴款40283.26元。2017年5月1日，十四被告将出租给原告的耕地与同村村民金福春签订协议出租给金福春耕种。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双方签订的合同事实上不能继续履行，应予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于2017年1月10日前通知被告领取当年租金，因2016年合同签订地及租金领取地均在王显昌家中，该履行方式符合双方交易习惯，而被告以实际行动拒绝领取，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原告依法将应给付的租金办理提存手续，既不符合经济原则，也有悖于农村交易习惯，故不能认定原告违反约定拒不支付租金；关于种植结构调整补贴金，是双方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在该纠纷发生后，双方已经村委会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在合同履行期间内，被告于2017年5月1日单方面终止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将耕地另租他人的行为系根本违约，使双方签订的合同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将保管的电井设施设备予以返还；关于原告主张的实际支出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投入成本不能合理分摊、预期可得利益不能实现，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关于违约金的数额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10000元确定。
关于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被告领取补贴、违约在先，故单方收回土地且要求反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关于种植结构调整补贴款，双方已和解，不存在反诉被告违约的事实；另反诉原告在答辩中认为反诉被告领取补贴构成违约、在提交的代理意见中又称反诉被告未能按约定交纳租金构成违约，而事实是双方对补贴款的归属已达成和解意见、反诉原告拒绝收取租金，可以看出反诉原告为其单方终止合同寻找借口可谓不遗余力；另外，根据合同法规定，承租人未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要求限期支付，逾期不给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综观本案，十四名反诉原告自始至终不主张反诉被告给付租金，而是径行终止合同、一地二租，其违约行为显而易见，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被告赔偿电井设备41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基于双方合同约定，对于电井设备由反诉被告在合同期内负责维修保管，因反诉原告单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后应将实物返还；关于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被告赔偿因电井未能按期出水、金福春索要的经济损失61000元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在与反诉被告在就同一土地签订在先的合同未履行完毕的前提下，与金福春签订新的土地流转合同并将土地交付耕种，其与金福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与反诉被告无关，反诉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原告陶国庆与被告蔡承俊、蔡承发、朱文涛、赵广利、何立钧、张国臣、王建章、赵永昌、朱国江、赵广玲、刘金财、巩建、赵广友、陈志斌分别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于本判决生效时立即解除；二、被告蔡承俊、蔡承发、朱文涛、赵广利、何立钧、张国臣、王建章、赵永昌、朱国江、赵广玲、刘金财、巩建、赵广友、陈志斌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每人给付原告陶国庆违约金10000元；三、反诉被告陶国庆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其保管的变压器两台及配套开关6只、电表箱、水泵启动磁力开关9台、架设变压器槽钢4根返还给反诉原告蔡承俊等十四人；四、驳回原告陶国庆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蔡承俊等十四人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5935元，由原告负担5235元，由被告蔡承俊等十四人每人负担50元；反诉费4930元，由反诉原告蔡承俊等十四人负担。
二审中，蔡承俊等十三人提交三份证明，证明被上诉人在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时未通知各上诉人；提供张秋香、谢凤玲等六人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扣留变压器、未履行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给上诉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新证据。陶国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其与上诉人对转流土地的价格有异议，被上诉人主张为800元/亩，上诉人主张900元/亩。关于土地撂荒事实不属实，4月份不是种植水稻的季节，水井中变压器在承包时归被上诉人管理。
本院认为，上诉人蔡承俊等十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后，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将争议土地另行承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上诉人解除合同应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二审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有未支付租金、坚持2017年补贴各领取50%、侵占电井设备、育苗时机不育苗等违约行为，现本院逐一阐述，以此分析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其一，关于租金争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支付租金，但被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一审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拒绝收取租金，但双方除证人证言外，均未提交有效证明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即使上诉人主张属实，依照上述法律第三款规定，上诉人应先履行催告义务，被上诉人仅在催告后合理期限内未履行支付义务的情况下，上诉人才享有法律规定的解除权，而在本案审理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要求支付2017年土地租金，故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付租金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其二，关于补贴分配争议。在当事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了上诉人享有国家一切政策性补贴，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和义务，但政策性补贴的分配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性规定，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中，上诉人不能明确其争议的补贴的具体内容，仅泛指2017年涉案土地的所有补贴，故对于该争议，因并未实际发生，被上诉人对此亦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要求解除合同，事实依据不足。其三，关于侵占电井争议。在当事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了电井及电力设备在合同期内负责维修保管，由此可见，在当事人未解除承包合同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电井设备的占有符合合同约定，上诉人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存有违约行为，事实依据不足。其四，关于育苗的争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育苗时机不育苗，并电话通知不承包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提交了其购买种子的发票，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通知不承包涉案土地事宜，因二审中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被上诉人是否进行育苗准备等事宜，因不属于当事人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范畴，被上诉人对此亦不构成违约行为。综上分析，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上述违约行为，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自行转包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审判定上诉人存有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蔡承俊等十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30元，由上诉人蔡承俊等十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倩
审判员 相 蒙
审判员 陈 铮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超杰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