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24民初216号原告：北京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表人：魏景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嘉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信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汪清县。法定代表人：惠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雁，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旭，男，1969年11月4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美兰，吉林海兰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县。法定代表人：刘晓红，董事长。破产管理人：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李健，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昆，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副组长。原告北京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因与被告信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公司）、宋旭、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球卫士（天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5月9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9月22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宋旭及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信德公司、地球卫士（天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本案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时，除地球卫士（天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外，本案其他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价款本金4350万元；2.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5年10月1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本金2175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计算；自2016年2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本金2175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计算）；3.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信德公司、宋旭、地球卫士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球卫士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关于地球卫士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回购协议》（以下简称《回购协议》）。《回购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信德公司同意回购原告对地球卫士公司的投资；宋旭应与信德公司连带执行该回购责任。《回购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信德公司与宋旭向原告支付回购款的时间。依照上述合同约定，信德公司与宋旭应当在2015年10月10日之前连带向原告支付第一笔回购价款2175万元。然而信德公司与宋旭未能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原告多次催促信德公司、宋旭尽快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并于2015年11月24日向信德公司发出书面《催款函》，信德公司、宋旭仍旧置之不理。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信德公司找到其关联企业地球卫士（天津）公司，要求其作为该笔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2015年11月13日，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函》，明确其愿意为信德公司针对原告在《回购协议》项下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方式。上述《担保函》生效后，原告向三被告催款，三被告始终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还款。直至2016年2月10日，《回购协议》所约定的第二笔回购价款2175万元亦已到期，三被告仍未有任何还款行为，原告的债权明显已经全部落空。信德公司辩称：1.信德公司一直误以为自己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一种股权增资协议，一直误以为自己有回购原告股权的义务，因而才错误地与原告签订本案争议的《回购协议》。信德公司在该协议中存在重大误解和意思表示不真实；2.该合同签订后，信德公司发现目标公司地球卫士公司的章程中明确规定股东之间关联交易要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但该合同在签订之前没有取得股东大会决议，签订后也一直没有取得地球卫士公司股东大会决议；3.信德公司了解到原告有其他经济纠纷，有可能影响到双方间股权回购合同的履行，因而没有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后原告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确实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4.之后本案诉争股权的目标公司地球卫士公司停产倒闭，而作为地球卫士公司大股东的信德公司也因此处于破产倒闭状态。宋旭辩称：1.签订本案争议的《回购协议》时，我已经不是地球卫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信德公司的股东，更不是地球卫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我在2014年9月20日已经辞去地球卫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同年9月我在信德公司的所有股权也已经转让给其他人。截止到2014年9月末之前，我与地球卫士公司、信德公司不存在任何经济上、法律上的责任关系。而《回购协议》上却载明“鉴于丁方（宋旭）是丙方（地球卫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乙方（信德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直接、间接方式持有信德公司73.6%的股份，担任地球卫士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与事实不符；2.当时他们让我在《回购协议》上签字时，我给原告法定代表人魏景芬打过电话询问原因，他说是相信我才投资的，相信我的社会关系和能力。我说这个说法不对，你是因为这个项目有收益才投资的，投资目的跟我没关系，需要我帮忙、协助是可以；3.当时我在协助中纪委办理国务院新闻办高建云的案子，行动自由受限制。信德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后，地球卫士公司法定代表人霍兴林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回购协议》上签字，说原告是股权增资，不是股权转让。在股权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中，我是其中一方，规定将来增资股权有纠纷的时候，我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原告和信德公司处理相关事宜。霍兴林还告诉我，不是担保是协助。同时，我也向地球卫士公司的财务总监刘晓红确认情况是否属实，她说属实。因为当时我已经不在信德公司和地球卫士公司工作，就相信他们两位，让他们把合同签好盖好章后拿给我签字。2015年2月10日，我从长春乘飞机到北京，出了机场，只看了合同最后一页就签字。我签字的原因是帮助他们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担保；4.《回购协议》是信德公司回购股权，回购后股权转让给信德公司，没说给我任何利益。我签字后一直到法院送达本案开庭传票时，我才看到《回购协议》复印件。地球卫士（天津）公司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理由为：1.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清算组对原告与信德公司、宋旭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知情；2.对2015年11月13日的担保函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担保函》的内容反映出地球卫士（天津）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但并无证据证明出具《担保函》之前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担保函》的出具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视为无效。同时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清算组无法核实担保函中的印章及“刘晓红”签名的真实性；3.地球卫士（天津）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无故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担保，未从担保行为中获利，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即使该《担保函》真实有效，也不应认定为公司行为，应认定为经办人个人行为，由经办人承担责任；4.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除2015年11月13日的《担保函》，其余证据均发生于原告与信德公司、宋旭之间，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请法院依法认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所举的证据2015年2月10日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信德公司、宋旭、地球卫士公司签订的《回购协议》，2015年11月23日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作出的《催款函》、2015年11月13日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执异10号民事裁定书及本院根据中安卫德投资中心的申请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冻结、解除冻结案涉中安卫德投资中心股权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档案材料，信德公司、宋旭对其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在其重大误解下签订；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请求法院认证。对宋旭所举的证据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信德公司股东会决议、企业变更情况、2014年9月22日信德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备案材料，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信德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宋旭所举的携程网2015年2月10日机票订单出票截图，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对真实性、证明内容均提出提出异议，信德公司不持异议；对宋旭申请的到庭证人刘晓红、霍兴林的证言，宋旭、信德公司均无异议，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对该证言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是否由于增资引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言不能推翻宋旭签字的真实性。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对前述证据表示不清楚、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请求法院认证。对信德公司所举证据2015年2月10日《回购协议》，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信德公司提出的重大误解下签订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信德公司所举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地球卫士公司企业公示报告（显示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持有的案涉股权被冻结信息），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冻结行为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宋旭对前述证据无异议。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对前述证据表示不清楚、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请求法院认证。对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所举证据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2016）津0225破1号裁定书，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信德公司、宋旭对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所举的前述证据及本院调取的前述证据，信德公司所举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地球卫士公司企业公示报告（截止2017年6月7日信德公司举证时显示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持有的案涉股权被冻结），宋旭所举的证据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信德公司股东会决议、企业变更情况、2014年9月22日信德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备案材料，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所举证据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2016）津0225破1号裁定书，除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外，其他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而地球卫士（天津）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质证意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信德公司、宋旭虽主张2015年2月10日《回购协议》系在重大误解下签订，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抗辩主张，本院对其抗辩主张及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前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对于宋旭所举证据携程网2015年2月10日机票订单出票截图，因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而宋旭未能提供证据原件或其他证据佐证其实际乘坐该次航班抵达北京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宋旭所举证据证人刘晓红、霍兴林的证言，证人刘晓红、霍兴林均自认其在《回购协议》上签字时对该协议内容清楚，证人刘晓红作为地球卫士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同时作为签订《回购协议》参与者，证人霍兴林作为地球卫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晓与公司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合同内容，故对其在陈述过程中提出的有关与宋旭沟通要求其在案涉协议中签名时存在误解的内容不予采信；而证人刘晓红、霍兴林均未证实宋旭在该协议中签名时是否看过协议内容的事实。即使宋旭提出的其签名前只看了该协议最后一页的主张成立，在该协议最后一页上方注有“该页无正文，为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与信德公司、地球卫士公司、宋旭关于地球卫士公司的《回购协议》的签署页”的提示内容，宋旭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在签名时没有阅读协议内容而没有向合同相对人表示反对，应认定其应当知道其签名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25日，北京中基兰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信德公司、地球卫士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北京中基兰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4350万元转让价款受让信德公司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的部分股份，占地球卫士公司0.78%的股权。宋旭为地球卫士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2012年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以4350万元转让价款受让北京中基兰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0.826%的股份。2015年2月10日，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与信德公司、宋旭、地球卫士公司签订《回购协议》。《回购协议》第1条约定，信德公司同意回购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对地球卫士公司的投资，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占地球卫士公司的0.826%股份转让给信德公司；宋旭应与信德公司连带执行该回购责任。《回购协议》第3条约定信德公司与宋旭向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支付回购款的时间为：协议签署后8个月内支付2175万元，协议签署后12个月内支付剩余款2175万元。协议签署后18个月内支付全部利息。《回购协议》第4条约定，如果逾期支付，则信德公司与宋旭每日应按照逾期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支付违约金。《回购协议》第5条约定，在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收到信德公司支付的初始投资额的50%以后，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股份过户给信德公司，信德公司即享有股东资格并按其持股份额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同时，信德公司需将中安卫德投资中心转让的全部股权在十个工作日内质押给中安卫德投资中心，直至信德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等。因信德公司与宋旭未能按协议约定向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支付任何款项，2015年11月24日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向信德公司发出书面《催款函》追索，未果。2015年11月13日，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向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出具《担保函》，承诺为《回购协议》项下信德公司应向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股权回购款、资金占用成本以及信德公司违约后应支付的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该《担保函》生效后，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向信德公司、宋旭、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催款，未果。另查明，2014年9月22日，宋旭将其持有的信德公司73.6%股权转让给惠馨。2014年9月24日，地球卫士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旭变更为霍兴林。地球卫士公司为地球卫士（天津）公司的控股股东，信德公司并非地球卫士（天津）公司股东。还查明，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原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因申请执行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蓟县支行与被执行人地球卫士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9月1日作出（2015）蓟执字2214之二执行裁定，冻结地球卫士公司的全部股权（其中包括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所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1160万元股份）；冻结期限为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因申请执行人山西省寿阳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地球卫士公司等被执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晋执22号之一执行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地球卫士（寿阳）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信德公司、地球卫士公司、地球卫士（天津）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608769058.95元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该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晋执22号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地球卫士公司的全部股权（其中包括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所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1160万元股份）；冻结期间为2016年12月19日至2019年12月18日。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于本案诉讼过程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依法解除对其持有的上述股份的冻结。2017年7月28日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蓟执字第2214号之六执行裁定，解除对地球卫士公司股权的冻结。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晋执异10号执行裁定，撤销该院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所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1160万元股份的冻结强制措施，并于2017年9月7日解除冻结。再查明，信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惠馨在本案庭前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2015年11月23日《催款函》大约于2015年11月末收到。2015年11月13日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当时是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提出的请求，对《担保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起诉状中表述的有关信德公司部分事实无异议，其他的不清楚。因为企业资金困难所以没有支付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款项。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晓红在本案庭前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2015年11月13日《担保函》是我公司出具的，对真实性无异议。当时想履行的，但是已经停产了，没办法履行。（应）按照协议履行，但是我公司已经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庭审中的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即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回购协议》是否有效；二是信德公司应否承担支付43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义务；三是如信德公司应承担前述付款义务，宋旭、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即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回购协议》的效力。《回购协议》中有关转让案涉股权的内容完整，文义明确，约定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与信德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转让股权的价款及履行期限。因此，信德公司如欲推翻该协议的文义理解，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印证。信德公司虽抗辩其签订案涉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即误以为其与中安卫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增资协议、误以为其有股权回购义务，而股权受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有无股权回购义务与其作为股权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必然联系，信德公司作为营利法人，应当知道签订该协议的法律后果。此外，信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惠馨在本案受理后、庭前接受本院询问时，明确表示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在起诉状中表述的与信德公司有关的事实无异议；对2015年11月13日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清楚，并无异议；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的诉讼请求表示因无资金未能履行。信德公司提出的其签订案涉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抗辩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信德公司提出的其他抗辩主张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认定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提出的信德公司作为合同一方签订案涉《回购协议》并约定受让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持有的股权的事实主张成立。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有效。（二）关于信德公司应否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4350万元及违约金的责任问题。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应属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尚未解除或被撤销，合同的权利义务并未终止。当事人均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地球卫士公司的经营状况与信德公司应否承担合同义务、违约责任无必然联系。信德公司抗辩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回购协议》约定，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与信德公司、宋旭之间形成合同之债。按照协议约定，信德公司负有先给付50%股权转让价款2175万元的合同义务，而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应当在信德公司先履行给付50%股权转让价款2175万元的义务后，将案涉股权过户至信德公司名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根据本案事实，《回购协议》约定的两批付款期限届满后，信德公司并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构成违约。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依法享有请求信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4350万元的权利。信德公司虽提出因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的股权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冻结，地球卫士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差致使《回购协议》无法履行的抗辩主张，但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信德公司应分别于2015年10月1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175万元、2016年2月1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175万元，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收到信德公司支付的50%转让款2175万元后，将其持有的股份过户给信德公司。而前述股权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1日、2016年12月19日。且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提出执行异议后，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已解除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持有的地球卫士公司股权的冻结，已排除因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而使信德公司可以中止履行的情形。综上，信德公司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其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价款4350万元及承担违约金的义务。中安卫德投资中心应当在信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按照协议约定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可以中止履行。因此，案涉股权被冻结期间，信德公司依法享有不安抗辩权，其可以中止履行债务。故对中安卫德投资中心主张信德公司承担此期间的违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宋旭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证人刘晓红、霍兴林均证实其在案涉《回购协议》上签字时对该协议内容清楚，证人刘晓红作为地球卫士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签订案涉《回购协议》参与者，证人霍兴林作为地球卫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晓与公司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合同内容，故其在陈述过程中提出的有关与宋旭沟通要求其在案涉协议中签名时存在误解的内容不能成立；证人刘晓红证实的“当时打电话给宋旭，请他在《回购协议》上签字，他问我是什么协议，我回答是我方与中安卫德投资中心的股权《回购协议》。”内容与宋旭主张的事实不符；而证人刘晓红、霍兴林均未证实宋旭在该协议中签名时是否看过协议内容的事实。即使宋旭提出的其签名之前只看了协议的最后一页的主张成立，但根据协议最后一页载明的提示内容，宋旭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认定其应当知道签名的法律后果。关于宋旭提出的案涉《回购协议》中有关“鉴于”部分与其相关的内容不属实、其与地球卫士公司、信德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抗辩主张，霍兴林证实签订协议时其知晓协议内容，对案涉《回购协议》中有关“鉴于”部分内容未提出异议。虽然该部分内容中有关宋旭身份部分的表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但该瑕疵并不影响该协议主要条款的效力；宋旭与地球卫士公司、信德公司有无其他法律关系、有无股权回购义务亦不影响该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及效力。综上，宋旭的抗辩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宋旭应按照协议约定对信德公司应承担的支付股权转让价款4350万元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信德公司进行追偿。（四）关于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为《回购协议》项下信德公司应向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股权回购款、资金占用成本以及信德公司违约后应支付的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晓红认可《担保函》中加盖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公章及其签名的真实性，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该《担保函》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地球卫士（天津）公司应对信德公司应承担的支付股权转让价款4350万元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承担了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信德公司进行追偿。地球卫士（天津）公司提出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2017年第25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信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款435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5年10月11日起至2016年8月30日止，以217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计算为2120625元；自2016年2月11日起至2016年8月30日止，以217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计算为1318050元；自2017年9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以435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计算）；二、被告宋旭、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宋旭、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信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北京中安卫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59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信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宋旭、地球卫士（天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董志忠审判员 林 一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金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