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3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国超，男，汉族，1984年12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福强，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开锋，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水明瑞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法定代表人：李绍明，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绍明，男，汉族，1982年10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鹏，广东滃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国超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明瑞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瑞公司）、李绍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7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明瑞公司、李绍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明瑞公司、李绍明于2016年9月14日签署给罗国超的《退款协议》；2.判令罗国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1日，案外人袁某欢与罗国超签订《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袁某欢将其开办的个体工商户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某宝成卫浴洁具厂（简称某宝成厂）转为袁某欢为唯一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后，由袁某欢将该公司的100%的股权转让给罗国超，转让价格为1980万元。同时袁某欢承诺涉案厂房及土地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争议，若袁某欢隐瞒事实真相，出现第三人对涉案厂房及土地提出权利主张或其他因袁某欢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罗国超有权解除合同。同日袁某欢与明瑞公司签订《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由袁某欢委托明瑞公司办理某宝成厂升级为袁某欢作为唯一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将某宝成厂名下的土地、房产过户到新公司名下，以及将新公司股权全部变更至罗国超名下的全部手续；双方采取包干制的收费方式，袁某欢向明瑞公司支付包干费217万元，该费用包括明瑞公司完成服务应获得的全部服务报酬，以及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应缴纳的全部税金、政府收费及其他非政府收费等；袁某欢应于本合同签订后2日内支付明瑞公司第一期费用110万元，于个转企的新公司设立及办理完工商增资扩股手续后2日内支付明瑞公司第二期费用60万元，办理土地房产变更及股权变更手续后2日内支付明瑞公司第三期费用40万元，完成全部委托业务并移交全部证照、资料及票据给委托人当日结清第四期费用7万元。
上述合同签订后，2016年3月22日，罗国超应袁某欢要求，将其应向袁某欢交纳的转让款110万元，通过张银芳直接转账给李绍明，用于袁某欢履行上述《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的第一期应付款项，同日罗国超还支付袁某欢另一笔转让款为50万元，共计付款160万元。后来因袁某欢涉及其他经济纠纷，某宝成厂的厂房、土地被法院查封，相关转让手续不能办理，罗国超遂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6）粤0604民初5402号民事判决，确认袁某欢与罗国超已经同意解除《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判令袁某欢返还罗国超160万元、赔偿罗国超损失16万元。
2016年9月14日，明瑞公司、李绍明在罗国超要求下出具《退款协议》一份，内容为：明瑞公司法人代表李绍明因办理罗五根购地于2016年3月29日收到罗五根之子罗国超交来押金110万元，由于明瑞公司现无法继续办理购地业务，须退还所收款项。如于2016年9月19日无法退还110万元，李绍明愿意用明瑞公司及其本人的车辆作抵押，于2016年9月19日由罗五根接收。
2016年9月19日罗国超纠集多人向李绍明收款，李绍明遂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明瑞公司、李绍明是否受胁迫后向罗国超出具《退款协议》，该《退款协议》订立的内容是否明瑞公司、李绍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否予以撤销。明瑞公司、李绍明主张上述《退款协议》是在罗国超纠集多名社会人员多次骚扰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并非其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对该《退款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分析如下：1.首先，《退款协议》所反映的明瑞公司、李绍明需退还罗国超的110万元资金的来由，实际上是袁某欢为履行与明瑞公司所签的《服务委托合同》于2016年3月29日指示罗国超将交来的转让款110万元汇入明瑞公司账户。即罗国超向袁某欢支付110万是用于履行双方签订的《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应付转让款，而袁某欢要求罗国超将上述110万元转账支付给明瑞公司是袁某欢用于履行与明瑞公司所签的《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的应付的服务费用，虽然该笔付款为同一笔款项，但对于不同收款人其付款用途及性质不同。因明瑞公司与罗国超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明瑞公司并不负有向罗国超退还110万元的义务。2.其次，罗国超与袁某欢解除《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后，罗国超就袁某欢应退还转让款160万元（当中包括本案争议的110万元款项）已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4作出的（2016）粤0604民初5402号民事判决，已判令袁某欢退还罗国超转让款160万元，该判决亦已发生法律效力。明瑞公司、李绍明向罗国超出具《退款协议》时，也知道上述判决的内容，既然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已明确由袁某欢向罗国超履行退款义务，明瑞公司、李绍明亦清楚与罗国超之间又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无直接向罗国超退款的义务，且明瑞公司收到的该110万元属于袁某欢向其支付的服务费，双方对于该笔服务费是否需全额退回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明瑞公司、李绍明不可能自愿订立向罗国超退回110万元款项的协议。3.再次，明瑞公司、李绍明于2016年9月14日向罗国超出具《退款协议》后，罗国超于2016年9月19日再次上门催款时，明瑞公司、李绍明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并报警称是罗国超对其实施了恐吓威逼行为，其被迫出具《退款协议》。结合以上分析及明瑞公司、李绍明报警行为，法院确认明瑞公司、李绍明并非自愿向罗国超出具该《退款协议》，应是受到罗国超胁迫行为后所为，该《退款协议》并非明瑞公司、李绍明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4.最后，假设该《退款协议》是明瑞公司、李绍明自愿签署，但因（2016）粤0604民初5402号民事判决书已判令由袁某欢退回罗国超160万元（包含罗国超要求原告退还的110万元），明瑞公司、李绍明即使同意退还110万元给袁某欢，但其在未征得袁某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110万元退给罗国超，亦损害了袁某欢的利益，则该《退款协议》也应认定无效。综上，法院认为，明瑞公司、李绍明于2016年9月14日向罗国超出具的《退款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撤销明瑞公司、李绍明于2016年9月14日签署给罗国超的《退款协议》。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罗国超负担。
罗国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明瑞公司、李绍明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明瑞公司、李绍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退款协议》并非明瑞公司、李绍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首先，一审法院不应简单套用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认为明瑞公司不负有直接向罗国超退还110万元的义务，进而认定明瑞公司、李绍明签订涉案协议时受到了胁迫。虽然明瑞公司、李绍明与罗国超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在签署涉案《退款协议》之前，法院已确认罗国超对袁某欢的债务，且明瑞公司、李绍明对此是知情的。罗国超因担心无法向袁某欢追回全部款项，经中间人张银芳协调后直接向明瑞公司、李绍明主张退还110万元，明瑞公司、李绍明向罗国超出具涉案《退款协议》表明其同意代袁某欢向罗国超清偿部分债务。因此，从涉案《退款协议》的订立背景及过程来看，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该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其次，明瑞公司、李绍明于2016年9月14日向罗国超出具《退款协议》，但其在当月19日才向公安机关报警，期间相隔5天时间。若存在胁迫的情形，在李绍明没有遭受人身禁锢的情况下，其在5天后才报案，有违常理。且仅凭报案记录以及报案笔录，不足以认定明瑞公司、李绍明被胁迫的事实。真实的情况是，明瑞公司、李绍明不愿退款，罗国超要求其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明瑞公司、李绍明为了规避还款义务与袁某欢恶意串通，自导自演了所谓的受胁迫而报警的事件。再次，明瑞公司、李绍明履行涉案《退款协议》，并不当然损害袁某欢的利益。基于袁某欢怠于清偿对罗国超的债务，且袁某欢与明瑞公司、李绍明恶意串通损害罗国超的利益，罗国超已通过另案代位权诉讼向明瑞公司、李绍明主张权利[案号：（2016）粤0607民初3981号]，因此，明瑞公司、李绍明向罗国超退还110万元并不会导致罗国超重复受益。无论罗国超从袁某欢抑或明瑞公司、李绍明处获得110万元的清偿款项，都会算入罗国超受偿的债权总额，并不会损害袁某欢的利益。综上，涉案《退款协议》并非是明瑞公司、李绍明受胁迫而签署，该协议是明瑞公司、李绍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
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明瑞公司、李绍明应举证证明其受到胁迫导致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明瑞公司、李绍明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退款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相关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罗国超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罗国超已于2016年9月12日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袁某欢、李某鹏一案。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理由是该两名被执行人暂无执行能力，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对该两人限制高消费，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罗国超与明瑞公司、李绍明一直有不间断的协商，且明瑞公司、李绍明始终表示愿意退回涉案的110万元。罗国超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已立案，立案时间是2016年10月20日。
明瑞公司、李绍明答辩称，罗国超在上诉状中提出事实与理由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且其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所列明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是正确的，应当维持一审判决。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罗国超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各1份，拟证明罗国超在涉案《退款协议》形成之前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袁某欢、李某鹏对罗国超的债务，该两人债务缠身，罗国超的债权不能执行到位，即罗国超无法从袁某欢、李某鹏处退回涉案的110万元，表明罗国超与明瑞公司、李绍明具有协商退款的事实基础。明瑞公司、李绍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核，罗国超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明瑞公司、李绍明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述称，签署涉案《退款协议》当天没有报警的原因是，当时时间已晚，且李绍明是第一次经历类似事件，本人受到了惊吓，事后第二、第三天是中秋节放假，后来询问别人后，别人建议报警，李绍明才选择报警。
本院认为，经审查，明瑞公司、李绍明出具的《退款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本院对该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综合罗国超与明瑞公司、李绍明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明瑞公司、李绍明要求撤销涉案《退款协议》是否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明瑞公司、李绍明要求撤销涉案《退款协议》的主要理由为，该协议系其受罗国超的胁迫而签署，协议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明瑞公司、李绍明在本案中主张其受罗国超胁迫而签署涉案《退款协议》，则其应举证证明罗国超以给其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事实存在。但从明瑞公司、李绍明提供的报警回执以及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报案询问笔录等主要证据来看，该部分证据只能反映李绍明曾在2016年9月1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在报案后回答警察询问时称受到罗国超等人的恐吓威逼而签署涉案《退款协议》。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李绍明的上述报警行为以及其单方陈述的内容，并不足以认定罗国超对其实施了胁迫行为，事实上公安机关亦并未认定罗国超确有实施上述法律规定的要挟行为。而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明瑞公司、李绍明出具涉案《退款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9月14日，李绍明作为从事会计行业的明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即其应当清楚出具涉案《退款协议》的法律后果，若罗国超确实对其实施了胁迫行为并导致其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其在事发5日后的2016年9月19日才向公安机关报警救助，明显不符合常理。在明瑞公司、李绍明对此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明瑞公司、李绍明在本案中提出的有关胁迫的主张不足采信。综上几点，明瑞公司、李绍明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罗国超对其实施了胁迫行为，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明瑞公司、李绍明在本案中以涉案《退款协议》系其受到罗国超胁迫而订立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罗国超的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7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明瑞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李绍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明瑞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李绍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明瑞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李绍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霍 娟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甘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