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92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28号2001室。
法定代表人：杨保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娴，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宪民，男，1971年9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和飞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宪民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8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汉和飞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公司无需支付刘宪民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7035.68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元。事实与理由：我公司已经安排刘宪民休完带薪年休假，无需再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在我公司向刘宪民送达《违纪旷工辞退通知》前，刘宪民已经向我公司书面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且其解除理由并不成立，故其要求我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刘宪民辩称，2016年7月25日，汉和飞轮公司以我累计旷工6日为由违法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汉和飞轮公司未安排我休年休假，亦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汉和飞轮公司的上诉请求。
刘宪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汉和飞轮公司支付我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2300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200元；2.汉和飞轮公司支付我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8000元；3.汉和飞轮公司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宪民于2013年5月6日入职汉和飞轮公司，任机加工工人，执行标准工时制。2016年5月6日，汉和飞轮公司与刘宪民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刘宪民每年的年休假天数为10天。刘宪民曾在2014年1月16日以回家为由向汉和飞轮公司申请在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休假，在2014年5月12日以头疼为由向汉和飞轮公司申请在该日休假，在2015年6月3日以有事为由向汉和飞轮公司申请在该日13:30-17:30休假。汉和飞轮公司在此后批准刘宪民的上述休假（请假）申请时，均将上述假别标注为年假。汉和飞轮公司在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6日期间、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安排员工放假，但相应的放假通知均未告知员工上述假期为年休假。
2016年7月25日，汉和飞轮公司向刘宪民送达《违纪旷工辞退通告》，载明：“车间员工刘宪民，无视公司管理制度，自今年以来，已经累计旷工6天，已经构成严重违纪，根据公司奖罚管理规定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决定自今日起解除与刘宪民的劳动关系。特此通告。”
2016年7月6日，刘宪民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汉和飞轮公司支付：1.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4500元；2.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8000元；3.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800元；4.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8000元；5.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工资7200元；6.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000元。2017年4月17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开劳仲字[2016]第1226号裁决书，裁决：一、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向刘宪民支付2014年至2015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133.49元；二、驳回刘宪民的其他申请请求。刘宪民不服该裁决，提起诉讼。刘宪民和汉和飞轮公司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关于刘宪民与汉和飞轮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解除原因。刘宪民主张汉和飞轮公司以旷工违纪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汉和飞轮公司虽然主张刘宪民已于2016年7月24日以拖欠工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不能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和条件为由，与其公司书面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汉和飞轮公司未就上述主张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汉和飞轮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支持刘宪民的主张，认定汉和飞轮公司系以刘宪民累计旷工6天为由与其解除的劳动合同。
2.关于刘宪民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数额。刘宪民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027元；汉和飞轮公司主张刘宪民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300元。根据汉和飞轮公司与刘宪民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和刘宪民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可以认定汉和飞轮公司应就刘宪民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数额承担举证责任，而汉和飞轮公司未就此进行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汉和飞轮公司的相应主张不予支持，并支持刘宪民的主张，认定刘宪民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027元。
3.关于刘宪民的年休假情况。刘宪民主张汉和飞轮公司未安排其休年休假，汉和飞轮公司对所有休假均未向其支付工资。汉和飞轮公司对刘宪民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刘宪民的所有休假均为年休假，且其公司向刘宪民正常支付了休假期间的工资。根据刘宪民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及其主张年休假工资的期间，可以认定刘宪民应就汉和飞轮公司在2013年5月6日至2014年7月6日期间未安排其休年休假承担举证责任，汉和飞轮公司应就其已在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安排刘宪民休了年休假承担举证责任。上述情况下，虽然刘宪民主张其在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和2014年5月12日的休假不属于年休假，但其未就汉和飞轮公司未安排其在2013年5月6日至2014年7月6日期间休年休假进行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刘宪民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支持汉和飞轮公司的主张，认定汉和飞轮公司在该期间已安排刘宪民休完了年休假。汉和飞轮公司虽主张刘宪民在2015年6月3日13:30-17:30、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6日期间、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的休假为年休假，但刘宪民在2016年6月3日请的是事假，假别处所标注的年假为汉和飞轮公司后添加，由此不足以认定刘宪民所休的为年假；另外，汉和飞轮公司未就其公司在2015年6月3日13:30-17:30、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6日期间、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向刘宪民正常支付了工资进行举证，亦未就其公司已在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中的其他期间安排刘宪民休了年休假提供证据，汉和飞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认定汉和飞轮公司在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未安排刘宪民休年休假。
4.关于刘宪民的加班情况。刘宪民主张其在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汉和飞轮公司对刘宪民的主张不予认可。刘宪民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2013年5月、2013年12月、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部分工票单，其上班组长处有相应人员的签字。虽然汉和飞轮公司对上述工票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但认可其公司有工票单上相应的班组长，且明确表示不申请对相应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故对相应的工票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宪民未就其在2013年5月、2013年12月、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之外的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进行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刘宪民关于其在相应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汉和飞轮公司系以刘宪民累计旷工6天为由与刘宪民解除的劳动合同，但汉和飞轮公司未举证证明与刘宪民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汉和飞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认定汉和飞轮公司与刘宪民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汉和飞轮公司应向刘宪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刘宪民相应诉讼请求的数额不高于法定数额，法院不持异议。
刘宪民要求汉和飞轮公司支付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虽然刘宪民提交了2013年5月、2013年12月、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部分工票单，但刘宪民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16年7月6日，即便相应的工票单上显示刘宪民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刘宪民亦应就汉和飞轮公司拖欠其2014年7月6日之前的休息日加班费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承担举证责任，而刘宪民未就此进行举证，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刘宪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刘宪民关于要求汉和飞轮公司支付2013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认定的事实，汉和飞轮公司已安排刘宪民休了2013年5月6日至2014年7月6日期间的年休假，故刘宪民关于要求汉和飞轮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汉和飞轮公司未安排刘宪民休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年休假，应向刘宪民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对刘宪民的相应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刘宪民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7035.68元；二、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刘宪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元；三、驳回刘宪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2016年6月30日，汉和飞轮公司作出《降薪决定》，内容包括：“一、调薪范围：公司全员；二、调薪幅度：执行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三、起止时间：2016年7月份开始，暂定一年，期间若公司运营情况好转，将逐步上调基本工资收入；四、停产期间，全体员工由公司安排临时性工作；五、退休返聘人员以及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人员，暂时离开公司，待公司运营好转，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该《降薪决定》已经总经理批准，于2016年7月1日起实施。”2016年7月24日，刘宪民向汉和飞轮公司送达书面通告，内容为：“本人刘宪民是汉和飞轮公司员工，本人特此通知和汉和飞轮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原因如下：本人和汉和飞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以来，公司多次违反劳动合同延时发放工资，没有任何解释，其二：公司多次安排劳动合同岗位以外工作（说明：本人劳动合同是机加车工）如打磨工，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岗位工作，公司单方面降低劳动工资，公司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特此通告和汉和飞轮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
另，汉和飞轮公司提交年休假工资统计表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其公司已经向刘宪民发放了带薪休假工资。刘宪民认为系汉和飞轮公司单方制作，对年休假工资统计表不予认可。双方均表示刘宪民实行计件工资，汉和飞轮公司在2016年9月向刘宪民发放了2016年6、7月份的工资。刘宪民主张汉和飞轮公司多次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汉和飞轮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工资支付记录。刘宪民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情况以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宪民在汉和飞轮公司向其送达《违纪旷工辞退通告》前，已经单方以书面形式向汉和飞轮公司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该行为足以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系汉和飞轮公司违法解除有所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更正，汉和飞轮公司无需向刘宪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在无证据显示双方已经充分协商以及汉和飞轮公司严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汉和飞轮公司单方作出《降薪决定》并未及时支付刘宪民工资，该行为确有不妥，且汉和飞轮公司实际亦在2016年9月才向刘宪民发放2016年6月、7月的工资。故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刘宪民据此向汉和飞轮公司提出辞职，可以视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关于汉和飞轮公司应向刘宪民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前二年保存期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鉴于汉和飞轮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刘宪民的工资支付记录，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刘宪民关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数额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据此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予以核算。
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前二年内已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或已向劳动者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汉和飞轮公司虽主张在2014年7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已经安排刘宪民休年休假，但刘宪民对此不予认可，汉和飞轮公司提交的年休假工资统计表系其公司单方制作，其上并无刘宪民签字确认，且汉和飞轮公司所称休年假的日期与员工请假单载明的请假事由不相对应，其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向刘宪民正常支付了工资。故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汉和飞轮公司应向刘宪民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并无不当。
综上，汉和飞轮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89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890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支付刘宪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094.5元；
四、驳回刘宪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汉和飞轮（北京）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庞 妍
审 判 员 张 洁
审 判 员 史 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董和平
书 记 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