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綦法民初字第07952号
原告陈国彬，男，生于1957年8月3日，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区。
委托代理人严红，重庆勤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先璐，重庆勤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母家湾26号，组织机构代码00931384—7。
法定代表人刘林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程立华，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霍云，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国彬与被告重庆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华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罗鉴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仇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吴思惠、人民陪审员王积蓉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国彬及委托代理人严红、王先璐，被告委托代理人霍云、程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国彬诉称，2007年，经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批准，由被告鑫华公司对原古南镇文龙村一社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原告经营的酒楼（约214平方米）属于拆迁范围。由于原告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系亲戚关系，2007年1月25日，原告率先配合被告签订了《綦江县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和《关于陈国彬与綦江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补偿承诺》（以下简称“承诺书”）。双方在上述协议书和承诺书中约定，原告全户共安置住房100平方米和门面一间（不少于50平方米），门面是綦隆路隆盛到綦城方向顺数第二间（现地址为长生路#号附#号），2009年3月25日前应交付。约定交房期限到期时，安置的房屋和门面也已修好，其他安置户均得到了安置，但被告却以各种借口拒不向原告交付安置门面。原告经多方了解后得知，被告在2009年5月已将约定的安置给原告的门面出售给了第三人李光碧。原告遂多次找到被告协商，但被告久拖不决。原告也向街道和政府反映过相关情况，但都由于被告的不配合导致调解未果。2014年渝黔高铁新线（綦江段）要经过该路段，政府对部分地块再次进行了征收，并告知原告其安置的房屋和门面属于修建高铁的拆迁范围。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原告于2015年6月24日与綦江区渝黔和三南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签订了《綦江区铁指办关于陈国彬房屋拆迁补偿费支付协议书》。但是直到渝黔高铁新线（綦江段）快修好了，原告才得知安置住房属于拆迁范围，安置门面不属于拆迁范围。被告利用政府征收行为逃避其违约责任，对原告和政府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和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应按约定交付安置住房和门面，被告不按约定交付门面的行为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要求被告按同地段50平方米门面市场评估价约45000元／平方米赔偿原告损失1950000元，参照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计算赔偿原告逾期交付房屋产生的经济损失22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鑫华公司辩称，原告陈国彬签订的《綦江县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被告出具的《关于陈国彬与綦江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补充承诺》无效，原告无权根据安置协议和补充承诺请求被告赔偿损失。2007年2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涉案土地。同年3月7日，原重庆市綦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原告和原綦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涉案土地房屋征收的安置方案。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征收土地、房屋的主体为市、县人民政府，对征收土地、房屋的补偿和安置的主体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被告无权对原告的房屋实施征收和补偿安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实属房屋买卖。原告与被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及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土地、房屋征收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国家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上述补偿安置协议和补充承诺应为无效。由于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无权根据该安置协议和补充承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即使补偿安置协议有效，原告也未履行自行拆除房屋和交出土地的合同义务，被告亦有权拒绝对原告进行补偿和安置，并未构成违约，无需对原告进行赔偿。原告在和被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一直未拆除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所约定的安置房屋和优惠销售的涉案门面根本无法修建，补偿安置协议实际并未履行。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由于原告一直未将房屋拆除，补偿安置协议一直未能实际履行，至2015年5月25日因高铁建设需要，綦江区渝黔和三南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将原告的房屋进行拆除，并参照原、被告补偿安置协议的标准，由铁指办对原告的房屋进行补偿。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告应给原告的补偿和安置项目，是原告拆除房屋交付土地的对价。由于原告的房屋已经灭失，补偿安置协议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被告无需对原告进行任何补偿和安置。综上，原告的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7月4日，原綦江县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作出《关于渝綦公司职工全额集资建房实施方案》［綦住改发（2004）46号文件］，批准重庆市渝綦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綦公司）新建住宅用房199套，建筑面积约14400m2。綦江县发展计划委员会作出《关于渝綦公司职工集资房项目重新立项的通知》［綦计（2006）195号文件］，批准渝綦公司集资房拟建规模为：总建筑面积24400m2，其中新建职工集资住房14400m2，拆迁还建住房10000m2。2006年11月2日，渝綦公司、重庆市綦江县篆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篆塘建司）、綦江县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7日变更名称为重庆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鑫华公司）就渝綦公司职工集资建房达成三方协议约定，渝綦公司首选集资房85套外其余房屋归篆塘建司所有。2006年11月3日，篆塘建司与鑫华公司达成补充协议约定，渝綦公司集资房除该公司首选85套、拆迁还房和门面外，篆塘建司授权鑫华公司组织对外销售，除去建设成本外的其余销售收入归鑫华公司所有，集资房所有门面除鑫华公司与安置户陈文贤约定的从古南镇办公楼开始临街第一号门面外，其余门面由篆塘公司自行组织销售，篆塘公司与门面购买方商定价格后，以书面形式函告鑫华公司，鑫华公司接函后方能与门面购买方签订买卖合同并为购买方办理房产证等相关事宜（办证等费用由篆塘公司自行解决）。2007年1月25日，被告鑫华公司与原告陈国彬签订《綦江县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告作为拆迁单位对被拆迁人原告213.69平方米的房屋实施拆迁补偿，各项补偿费用共计56059.54元，统建房安置住房面积100平方米，并约定了优惠购房的相关价格；还约定被告须在2009年3月25日建好安置房交原告居住，如原告在被告规定时间内（2007年3月20日前）自行拆除房屋可获得奖励，如未在固定时限内拆除，被告除取消对原告的所有奖励外，依法责令其拆除和申请有关机关强制拆除等事项。同日，被告鑫华公司向原告陈国彬出具了一份《关于陈国彬与綦江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补充承诺》，承诺补偿原告房屋门面一间，面积以房屋产权证为依据，但不得少于原门面的面积50平方米，同时载明原告应以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补价差给被告，超过50平方米的面积按新华公司销售门面的综合价补差给该公司，门面的位置为綦隆路隆盛到綦城方向顺数第二间门面。2007年2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意原綦江县人民政府（现綦江区人民政府）实施原古南镇规划建设征收土地，同意将古南镇文龙村1社集体建设用地0.2324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0.2324公顷）予以征收。原綦江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7日对原古南镇文龙村一社（现属于古南街道文龙社区）发出征收土地公告。原綦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7年3月28日向原綦江县人民政府作出文龙村一社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原綦江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4月17日批复同意。该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载明拆迁安置范围为：“512片区自来水公司集资房项目拆迁范围内封贞勇等40余户”，该方案所附“五一二片区自来水公司集资房项目房屋拆迁面积补偿费用及人口情况统计表”中载明有“被拆迁人（产权人）陈国彬”，载明其“房屋拆迁面积、结构”为“砖混139.63”、“砖木65.57、8.49”，房屋、装饰物、构筑物隔热层等合计补偿金额为“58859.54”。原綦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为甲方曾与原告陈国彬签订《綦江县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原告应拆迁房屋213.69平方米，各种补偿费用合计58859.54元；原告自愿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全户安置面积40平方米，40平方米加上超安置面积5平方米以内按建安造价500元／m2的50%计算，超5平方米以上部分按综合造价700元／m2计算；原告在2007年3月20日前将房屋和其它建筑物自行拆除并交出土地，拆除房屋的旧材料自行处理或书面声明放弃，逾期未拆除的，旧房残值按规定由甲方处理；甲方须在2009年3月20日前建好安置房交原告居住；原告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拆除房屋，甲方除取消对其所有奖励外，并依法责令拆除或申请有权执行机关强制拆除；双方还约定了其它事项。该协议落款处未载明签约时间，有手写“日期以綦江县鑫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协议日期为准”的字样。后原、被告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补充承诺。因原告于2014年10月28日向綦江区人民政府反映被告未兑现拆迁安置协议的问题，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文龙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3月12日向原告作出《关于陈国彬反映问题的回复》，载明：“经查：信访人83年起在512计生委对面公路边长期经营213.96平方米的酒楼，鑫华房地产公司刘世林、刘林华父子在此地段搞房地产开发，于2007年元月首先与信访人签订住房拆迁安置协议（100平方米的住房和50平方米的门面安置），同时间，和国土房管局签订了40平方米的安置住房协议。至2009年的交房日期也没有得到安置，多次与开发商进行协商无果。2014年渝黔高铁新线（綦江段）要经过信访人此处，要进行拆迁。两家签订了协议，至今拆迁安置一直未兑现。于2014年7月至年底，文龙办事处、新城管委会、区高指办与信访人座谈协商认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按照以前的协议处理。意见为：经区府领导和文龙街道办事处领导多次协商建议信访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由于高铁建设迫在眉睫，望信访人大力支持。”。2015年5月25日，原告位于綦江文龙512处的房屋被拆。2015年6月24日，重庆市綦江区渝黔和三南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渝黔和三南铁指部）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达成《綦江区铁指办关于陈国彬房屋拆迁补偿费支付协议书》，载明：因原文龙一社房屋拆迁户乙方在渝黔铁路新线工程建设（綦江段文龙512处）用地红线范围内，已于2015年5月25日拆迁乙方的房屋一栋213.69平方米，其中产权面积91.94平方米、无产权面积121.75平方米。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乙方于2007年1月25日与原綦江县国土房管局和鑫华公司分别签订的《綦江县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应补偿给乙方的房屋及建构筑物拆迁补偿及奖励和搬家补助等费用共计62001.79元由甲方代付给乙方；乙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的鑫华公司应安置给乙方的建面100平方米优惠购房，因乙方现在重新选择为货币补偿方式，由甲方代行支付货币补偿费，参照渝黔铁路征收文龙512片区城市房屋征收单价3749元／平方米×100平方米计算为374900元；鑫华公司于2007年1月25日作出的补偿安置乙方不少于原门面面积50平方米的门面一间的补充承诺由甲方按6000元／平方米×50平方米=300000元代付给乙方；双方还约定由甲方代付鑫华公司应补差额过渡费11363元给乙方，由甲方继续支付从鑫华公司停发乙方过渡费即从2009年8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的过渡费157920元；以上金额扣除强制执行费30000元，实际应付为876184.79元。签订该协议后，重庆市綦江区渝黔三南铁路扩能改造指挥部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了约定的补偿费876184.79元。
綦江区文龙街道长生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2年5月17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原告系该社区居民，曾在文龙小学赵光育住房处建有楼房一幢，从事服务行业经营多年，情况属实。
审理中，原告陈国彬述称与被告鑫华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实际未拆迁的原因是与原告房屋共墙的隔壁住户赵光育未与被告达成一致协议，故而未拆，不是因为原告不拆。被告对此称系原告拒不拆迁导致协议未能履行，被告本是想在拆迁原告房屋的土地上再开发一幢商品房，与原告签订协议所约定的安置门面就在该幢商品房中，因原告拒绝拆迁，导致实际并未修成。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承诺、照片、告知书、回复、证明、政府文件、征地公告、请示、安置方案、批复、统计表、拆迁补偿费支付协议书、付款表、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为凭，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陈国彬与被告鑫华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对此原告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系被告的原因所造成。在渝黔和三南铁指部与原告签订协议前，原告诉称房屋仍属其所有和占有、使用，后该房屋因在渝黔铁路新线工程建设用地红线范围之内被拆，且之后原告即与渝黔和三南铁指部达成协议，并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该指挥部对于门面的代为补偿方式和价款，原告并领取了由该指挥部代付的约定补偿费用，故该协议系原告自愿签订并已经实际履行。综上，原告现又主张被告赔偿门面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且对其主张损失的费用标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国彬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4160元，由原告陈国彬负担（原告已纳12080元，剩余12080元限原告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仇 解
人民陪审员 吴思惠
人民陪审员 王积蓉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佳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