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黔03行终24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桂传洪，男，1971年3月7日出生，苗族，文盲，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农民，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乡蕉坝村关木山组（现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吴平学，贵州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林，贵州金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务川县政府”）。地址：遵义市务川自治县杨村新区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石茂彪，务川县政府县长。
一审第三人舒安权（又名舒安全），男，195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文盲，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农民，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乡新茶村抬头坪组（现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一审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镇新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茶村委”）。
法定代表人苟兴财，新茶村委主任。
一审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镇蕉坝社区关木山居民小组（以下简称“关木山组”）。
负责人郭德权，关木山组组长
上诉人桂传洪因撤销林权颁证一案，不服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4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喜科堡三宗荒山位于务川××自治县××新茶村××（××县柏村区××公社××大队抬头××生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也即从四固定到国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所有权属于××柏村区××公社××大队，后未发生变化（仅××大队、××、新茶村的名称出现更替）。原告桂传洪之祖父桂万有曾居住在当地，至迟在林业三定和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离开当地到原柏村区××公社××井大队××山生产队（现××组）落户，并在该关木山生产队分得承包地。1984年，原柏村区××公社××井大队××山生产队将原柏村区乐居公社新坪大队集体所有的喜科堡三宗荒山，发包给关木山生产队的社员桂世清（桂万有之子），因此，原务川县人民政府向原柏村区××公社××井大队××山生产队社员桂世清发放的《土地、水域承包使用证》，才有喜科堡三宗荒山的登记，但原告方并未对喜科堡三宗荒山进行过管理，而第三人陈家坝组（原柏村区××公社××大队抬头××生产队）的部分村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喜科堡三宗荒山的范围内开荒耕种。2002年，务川县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在原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对陈家坝组村民舒安权在喜科堡三宗荒山范围内耕种的1.5亩土地（小地名“铁厂坝”），实施退耕还林，被告务川县政府将其登记为林地，并于2004年4月8日向第三人舒安权颁发了01236号林权证，舒安权从2002年起，一直领取该土地退耕还林的钱粮补贴。2017年2月，桂传洪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01236号林权证。
第三人新茶村委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规定，务川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具有林地登记、颁发林权证的职权。
原告桂传洪之祖父桂万有离开原柏村区××公社××大队抬头××生产队所在地，到原柏村区××公社××井大队××山生产队落户的时间，原告方称系1969年，第三人舒安权称系1937年，虽然所述时间不一，但是，能够认定在林业三定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原告桂传洪之祖父就已在原柏村区××公社××井大队××山生产队落户，并且原告家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已在关木山生产队承包田、土。
喜科堡三宗荒山位于原柏村区××公社××大队抬头××生产队，根据1961年6月15日修订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十七条第一款“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规定，在喜科堡三宗荒山的所有权自四固定以来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关木山生产队无权将不同公社的新坪大队所有的喜科堡三宗荒山发包给原告家，且喜科堡三宗荒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是陈家坝组（原柏村区××公社××大队抬头××生产队）的村民在开荒耕种，故原告桂传洪作为蕉坝镇蕉坝社区关木山组（原柏村区××公社××井大队××山生产队）的村民，请求撤销01236号林权证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
综上所述，原告桂传洪请求撤销01236号林权证的理由不充分，故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桂传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桂传洪承担。
宣判后，桂传洪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2017）黔0324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务川县政府颁发的务府林证字（2003）第01236号林权证，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理由是：1、地名为“铁厂坝”的山林使用权属于上诉人，其祖父管理使用延续下来，在1984年就办理了土地、水域承包使用证，权属明确清楚。被上诉人将其登记在舒安权林权证上，系认定事实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0页第二段认为“关木山生产队无权将不同公社新坪大队所有的洗科堡三宗荒山发包给原告家”，这一认定事实错误。喜科堡地方是乐居公社与蕉坝公社两个公社的交界地，并非喜科堡的荒山都属于乐居公社，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蕉坝公社的。而喜科堡铁厂坝等三宗荒山正是属于蕉坝公社的地域。对这一事实有两公社的农户以及当时参与土地划分的老干部可以证实。关木山生产队是有权利作为发包人将喜科堡三宗荒山发包给上诉人家的，务川县政府在1984年向桂世清颁发了荒山土地水域承包证，是原始证据，是今后办理林权证的依据。相反，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对01236号林权证未提出合理的理由。《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明确要求提供林地的权属证明文件。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林权证违反规定。3、被上诉人向舒安权颁发的林权证，各个环节未尽法定审查义务，第三人无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一审法院应审查01236号林权证颁证行为的合法性，却审理上诉人荒山土地水域承包证的真实性。
被上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第三人舒安权答辩称，被上诉人颁发给我的“务府林证（2003）第01236号林权证”中的林地是我2002年退耕还林地。2003年林业部门经过合法程序办理林权登记，并确定四至界畔，退耕还林16年补偿已快到期，这期间的退耕还林钱粮兑现一直是我在领取，从未接到上诉人反映，我管理使用已达20多年。1937年，上诉人祖父桂万友迁出我们陈家坝组，上诉人一家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已在关木山生产队承包田土山林，上诉人持有一个我们村民组的土地水域承包证，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所以，上诉人请求理由不充分，务川县政府颁发给我的林权证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支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镇新茶村村民委员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镇蕉坝社区关木山居民小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另查明，一审开庭审理时，审判长问：“各方当事人，喜科堡、喜科堡沟那边、喜科堡花坟边三宗荒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属于何生产大队何生产队？后来的集体权属是否发生过变更？”舒安权回答：“喜科堡、喜科堡沟那边、喜科堡花坟边三宗荒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属于乐居公社新平大队抬头平生产队。后来的集体权属没有发生变化。”原告桂传洪回答：“舒安权讲的属实，后来的集体权属没有发生变化。”桂传洪的委托代理人桂超回答：“喜科堡、喜科堡沟那边、喜科堡花坟边三宗荒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属于乐居公社新平大队抬头平生产队。”
本院认为，本案第三人舒安全务府林证字（2003）第01236号林权证登记的地名为“铁厂坝”的山林包括在喜科堡三宗荒山范围内，而喜科堡三宗荒山位于新茶村××（原××生产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属于乐居公社新坪大队所有，固定给原抬头坪生产队集体使用，之后集体权属未发生改变。对此事实，原告桂传洪与第三人舒安全在一审庭审中都已认可。上诉人虽持有1984年被上诉人发放给其父亲桂世清的《土地、水域承包使用证》，证上有喜科堡三宗荒山的登记，但上诉人户与第三人户在土地山林下户时并不在同一公社的同一生产队，上诉人所在的原蕉坝公社桶井大队关木山生产队将原抬头坪生产队拥有的喜科堡三宗集体荒山分配给上诉人户并申请被上诉人务川县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水域承包使用证》，显然违反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所有的山林、土地分配发包给本组内村民经营管理使用的政策规定，登记发证机关务川县人民政府在庭审答辩中已明确表示属错误填发。庭审中，关木山组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喜科堡三宗荒山属其所有。为此，1984年桂世清《土地、水域承包使用证》中关于喜科堡三宗荒山的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第三人将荒山开成土耕种多年后，响应政府号召退耕还林，当地政府主管部门验收后依法报请颁发林权证，除本案上诉人外，没有其他人与其发生争议并对此主张权利，其颁证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决驳回桂传洪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桂传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光勇
审判员 方 兵
审判员 李永华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瞿胜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