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72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威，男，198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学，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满冲，男，197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昌，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国威因与被上诉人甘满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3月15日，甘满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国威立即向其归还借款人民币400000元整及利息22260.27元（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自2015年2月13日起计算，暂计至2016年3月15日，其余利息计算至本借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杨国威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甘满冲和杨国威经人介绍后认识。2015年7月3日，杨国威向甘满冲借款40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7月3日至2015年7月12日。杨国威于当日向甘满冲出具《借条》。之后，甘满冲将借款4000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杨国威。甘满冲据此在该借款期限届满后向杨国威主张权利未果，遂于2016年3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是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甘满冲持有杨国威签名的《借条》，且杨国威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甘满冲也已将出借款项足额支付给杨国威，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因杨国威未按约定归还借款致纠纷的产生，杨国威应承担清偿责任，甘满冲要求杨国威归还借款人民币40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双方在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视为在借款期限内不支付利息；但在借款期限届满后，甘满冲未能如期足额偿还借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甘满冲主张从2015年2月13日起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甘满冲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杨国威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甘满冲偿还借款人民币4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4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7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杨国威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甘满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3816.95元(甘满冲已预交)，由杨国威负担。上诉人杨国威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需要偿还400000元借款及利息予甘满冲，驳回甘满冲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甘满冲负担。杨国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具体事由如下：一、在一审过程中，甘满冲对于双方的朋友关系、借款次数、借款发生地点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反差巨大，足见甘满冲的陈述是虚假的，无法证明其己经将400000元借款交付给了杨国威。二、一审中，甘满冲对于其借款资金的来源、出借能力，仅仅只有其单方的口述，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或证人予以佐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有400000元巨额资金的经济来源和出借能力。况且，根据甘满冲的陈述，其只是通过朋友介绍说有一个人需要400000元巨额资金周转，就贸然带着400000元现金从顺德前往柳州与杨国威碰头，而一般大众都会认识到身边带着如此巨额现金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况且甘满冲还是从顺德千里迢迢前往柳州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何背景、具体从事什么工作、生意的陌生人，并且借款还没有利息。这显然不符合一般大众的借款交易方式和习惯，也足以证明甘满冲关于其经济来源和出借能力以及带着400000元现金从顺德前往柳州发放给杨国威的陈述是虚假的，双方之间的借贷实际上并未发生。三、甘满冲陈述其是带着400000元现金从顺德前往柳州发放给甘满冲的，但借条内容显示借款通过汇款方式发放，与其陈述相互矛盾。甘满冲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其己通过银行汇款给杨国威。这也证明甘满冲有关其己将借款通过现金发放给杨国威的陈述是虚假，双方之间的借贷实际上并未发生。四、事实上，双方在柳州碰面之前，素未谋面，根本不认识。双方之间是通过第三方电话介绍而联系上的，甘满冲于是到柳州与杨国威碰面、相识，从而商量借款事宜。由于400000元金额巨大，双方都是刚认识的，还缺乏一定的信任基础，双方于是同意甘满冲通过汇款方式将借款发放给杨国威，为了保护其利益，甘满冲要求杨国威先写借条给他后再发放借款，但杨国威也为了保护其利益，于是特在借条中注明是汇款收钱，目的是甘满冲万一拿走借条而不发放借款，因双方之间并未实际发生借款，借款行为并未生效，因此才出具借条给甘满冲。对于刚认识的人，面对400000元巨大的金额，双方之间出具上述借条并约定银行汇款发放借款的行为，显然更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大众的借款行为习惯，从而也反证甘满冲关于一次性将400000元现金从顺德带至柳州发放给杨国威的陈述是虚假的。另外，在拿走借条后，甘满冲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发放借款给杨国威，鉴于借条中明确通过汇款收钱，并碍于是第三方朋友介绍的，于是杨国威就要求甘满冲自行毁灭借条，谁知其反以此借条起诉杨国威。综合上述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甘满冲显然并未实际提供借款给杨国威，故杨国威无需偿还借款400000元及其利息给甘满冲，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杨国威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甘满冲答辩称：一、甘满冲是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代理人，通过电话向代理人简单地介绍了借贷的情况，代理人写好起诉书后到佛山立案，因交代案情是通过电话，不够详细，故起诉书事实部分代理人误解为是多次借款，但是在一审开庭时已经要求甘满冲本人到庭，详细地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而且一审法院也要求甘满冲本人接受询问，故本案的事实以甘满冲的到庭陈述为准。二、甘满冲至今不否认与杨国威是朋友关系，甘满冲于2015年7月与朋友一起到柳州借款给杨国威，和杨国威一起吃饭、住宿，参观杨国威所声称的厂房，在此期间双方是愉快的，后来也以朋友相称，只是借款到期后经多次催告，没有严格履行还款承诺，才导致双方关系破裂。三、案涉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是因为甘满冲认为借款期限仅为10天，但利息高达30000元，对是否违法有所顾虑，所以没有把利息写进去，如双方的借款没有口头约定利息或者不产生利息是不符合常理的。四、杨国威超期还款后，甘满冲也多次电话催款，杨国威曾经声称在广州有一些小投资，在追货款，所以甘满冲认为其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上诉人又说回到广西，没有追到货款，所以暂时没有钱还款，在此情况下甘满冲要求见面，但杨国威拒绝。五、若杨国威签订借条没有收到借款，其代理人也陈述其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自然会要求收回借条，或者以发短信及微信的形式保留没有收到借款的证据，或者电话录音，或者报案处理，但是杨国威从来没有此类行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六、借条是由杨国威本人书写及签字，是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如杨国威否认收到该借款，就应该举证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在二审诉讼中，甘满冲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客户收付款回单一份，证明杨国威曾于2015年8月28日向甘满冲妻子汇款80000元利息。证据2.结婚证两份，证明甘满冲与冯某是夫妻。证据3.冯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冯某的个人信息。在二审诉讼中，杨国威提交证据如下：证据4.交易详情打印件两份（手机银行截图），证明其与黄剑挥之间平常有交易款项往来，黄剑挥根据其与冯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于2015年8月28日指示其将80000元款项转入冯某银行账户，符合日常生活交易往来，甘满冲提供的证据1不能证明甘满冲实际有发放借款，也不能证明该80000元是偿还给甘满冲的利息。在二审诉讼中，杨国威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证明甘满冲未发放现金给杨国威。甘满冲申请证人冯某出庭作证，证明冯某根本不认识黄剑挥，黄剑挥不可能要求杨国威转账到冯某账户，证明杨国威于2015年8月28日还款80000元予甘满冲。本院审查后，对双方的申请均予以准许。林某作证称，其于2015年6月30日因有事从昆明到柳州。2015年7月1日，其朋友叫其到皇庭酒店找杨国威，其于7月1下午见到杨国威，是第一次见。其与杨国威于7月1日、7月2日晚上均住在皇庭酒店。借条是2015年7月2日杨国威在甘满冲房间写的，其与杨国威一起进入甘满冲房间，一起离开；借条签订的整个过程其都在现场，另外还有两人，但未见到甘满冲有给现金予杨国威；因公司同事称其林某森，故也有人称其阿森。冯某作证称，其是甘满冲妻子，不认识杨国威，也不认识黄剑挥，与黄剑挥无生意往来；其平时在家带小孩，做家务，收取杨国威转账80000元的银行卡账户平时由甘满冲使用，其没有使用。杨国威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杨国威在2015年8月28日曾经汇款给冯某，不能证明该款项是偿还利息，也不能证明甘满冲实际发放400000元借款给杨国威。从常理上说，借条记载是甘满冲通过转账形式发放借款给杨国威，而双方之间签署借条之前并不认识，如有真实借款发生，还款也理应还款至甘满冲的银行账户才符合常理。该笔款项实际上是杨国威按照第三人的要求汇到冯某的账户，至于第三人与冯某或甘满冲之间是何种关系，与杨国威无关，法律也未禁止杨国威按照第三人的要求转账给冯某，故证据1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冯某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冯某作为甘满冲妻子，竟然不清楚甘满冲做什么工作，足以说明冯某所述不符合一般常理，证明冯某的陈述是虚假的，其所述内容应是按甘满冲指示所为，不应采信其证言。甘满冲质证称，林某的证言是虚假陈述，不应采信；证人先称7月1日与杨国威到甘满冲房间，写了借条再去吃饭，后又改口是7月2日晚上在甘满冲房间写的借条，但忘记是白天还是晚上写的，而双方当事人均陈述借条是7月3日晚上在酒店房间写的；证人在借款当天，确实是在现场，也目睹了甘满冲将现金交给杨国威，其故意说没有看到。因此，证人陈述是前后矛盾，不合常理的，不应采信。本院审查认为，杨国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证据4以及证人林某、冯某的证言的证明内容均涉及案涉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的问题，对该证明内容的审查认证意见，详见“本院认为”部分。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7月3日，杨国威向甘满冲书写借条一份，内容如下：“兹现本人杨国威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向甘满冲（身份证号码：）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即￥4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7月3日至2015年7月12日，共10日，所有汇款已经收到。本金约定于2015年7月12日一次性偿还。”杨国威在借条下方借款人处签名，并书写了其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和借条出具日期，并在借款人签名及借款金额“400000.00元”处加盖指模。2015年8月28日，杨国威尾号为4052银行账户向甘满冲妻子冯某账户转账80000元。在二审诉讼中，甘满冲本人陈述称，是经张景亮介绍而借款给杨国威的，说事成之后给30000元好处费；问过张景亮说杨国威一定要现金，所以凑现金带到柳州，也担心风险所以其和张景亮、张景亮的朋友三人一同前往，林某确实在场。杨国威陈述称，因经济上有困难，做生意需要资金而借款，当时口头说发放贷款只发放380000元，意思是扣20000元利息，20000元就是10天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其出具借条当时，甘满冲、张景亮，还有一个从顺德过去的（叫阿锋）以及从昆明过去的（叫阿森）人在场。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在本案中，甘满冲主张在杨国威出具借条后即将现金400000元交付给了杨国威，杨国威称其并未收到400000元借款，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甘满冲是否将案涉400000元借款实际交付予杨国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案涉借条是杨国威亲笔书写，并有杨国威的签名确认，应系双方关于借款所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民间借贷实践中，借条是证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从借条内容看，虽借条有“所有汇款已收到”的文字，但并未约定借款通过汇款方式发放，借条也未对借款人收款账户进行约定和明确，故杨国威主张双方约定案涉借款以汇款方式交付缺乏理据。其次，从借条所记载的“所有汇款已收到”的文字用语看，其用意应是表明款项已收到，而非表示款项通过汇款方式交付，即使款项是通过汇款方式交付，在没有实际收到款项的情况下，按常理也不会在出具借条时注明“所有汇款已收到”。再次，根据双方陈述的交易背景，结合甘满冲关于30000元好处费以及杨国威关于当时口头约定十天借款期内利息20000元的陈述看，可以认定双方对于借款有利息约定，即起码十天借款期内的利息为20000元，故杨国威关于借款无利息及因此而不合常理的上诉主张，缺乏理据。复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杨国威账户于2015年8月28日转账80000元至甘满冲妻子冯某账户。甘满冲主张该款项为偿还400000元借款的利息或还款，杨国威主张其是基于与案外人黄剑挥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根据黄剑挥的指示向冯某账户转款，故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在甘满冲已提供借条初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而主张该80000元系还款的情况下，杨国威应对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其提供的与黄剑挥之间的款项往来凭证即证据4无原件，不能证明其与黄剑挥之间的关系，且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转账80000元系基于黄剑挥的指示而转款至冯某账户，且冯某也出庭作证称并不认识黄剑挥、杨国威，与黄剑挥之间无生意往来，故杨国威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杨国威不能充分举证证明80000元款项性质的情况下，结合案涉借条及甘满冲的陈述和证人冯某的陈述，本院认为甘满冲关于80000元转账款系还款的主张，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本院对证据1、证人冯某证言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对证据4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对甘满冲的该主张予以确认。最后，杨国威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证明甘满冲并未实际交付借款400000元，虽杨国威、甘满冲均确认林某在出具借条时在场，但林某陈述本案关键事实之借条出具时间与杨国威、甘满冲所述以及借条载明的出具时间不符，故本院对其未见到甘满冲交付400000元借款予杨国威的证言内容不予采信。综合上述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主张及各自提供的证据，甘满冲提供的借条系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并主张其已通过现金方式交付400000元借款，此后杨国威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80000元至甘满冲妻子冯某账户还款的事实，杨国威否认收到400000元借款，但并不能对其转账至冯某账户的80000元款项作合理解释与说明，并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故本院认为甘满冲主张借款400000元已交付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及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即甘满冲已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了借款400000元予杨国威。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杨国威在二审诉讼中自认借款当时口头约定400000元借款十天借款期内利息为20000元，故本院确认双方对于借款期内的利息有约定，但该利率标准折合年利率已超过36%，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于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按年利率36%计算，即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4000元（400000元×36%×10÷360），并应从甘满冲已收到的80000元款项中扣减。因甘满冲对一审判决关于借款期限届满即2015年7月13日起的利率标准的处理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即从2015年7月13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85%（年利率）计算利息为2371.11（400000元×4.85%×44÷360），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8月2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6%（年利率）计算利息为102.22元（400000元×4.6%×2÷360）。因此，截止2015年8月27日，杨国威尚欠利息合计为6473.33元（4000元+2371.11元+102.22元），杨国威于2015年8月28日还款80000元，扣减利息后剩余款项抵扣本金，即杨国威于2015年8月28日尚欠借款本金为326473.33元〔400000元-（80000元-6473.33元）〕应予偿还，并应从2015年8月28日起（含该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基于原有证据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但二审基于新的证据应对原审判决作相应改判处理；二审改判是基于新的证据，故原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二、杨国威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甘满冲偿还借款人民币326473.33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326473.33元为本金，自2015年8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杨国威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甘满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16.95元(甘满冲已预交)，由杨国威负担3130元，由甘满冲负担686.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33.90元（杨国威已预交），由上诉人杨国威负担5953.90元，由甘满冲负担16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翟林彬审 判 员  何美健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二○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