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存俊，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敬，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乔立军，男，1975年8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安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北京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云霞，北京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桃杨路11号9幢113。
法定代表人：乔志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彬彬，男，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沈存俊、乔立军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盛物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8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已审理终结。
沈存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乔立军返还租赁转让费243万元、押金10万元、律师费2万元；2.诉讼费由乔立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问题。2013年3月28日，乔立军与江安军签署转让协议，收取转让费400万元，将地下室的租赁经营权转让给江安军。后我于2014年5月30日向江安军等人退还了他们的出资款，涉案房屋的租赁权全部归于沈存俊。2015年10月，因北京市清理地下租赁空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乔立军理应按照相应比例退还未履行协议剩余年限时间的租赁转让费，一审判决只判决退还100万元，明显过少，显失公平。10万元押金是我为了赔偿政府腾退，退还给租户的钱款，这笔款项原先是由乔立军收走的，乔立军也应归还给我，乔立军亦应补偿我为此支付的律师费用。
乔立军辩称，转让协议不是沈存俊和我签订的，而是沈存俊和江安军签订的，与我没有关系。一审庭审中，沈存俊和江安军的转让协议已经明确，沈存俊称江安军代表5个合伙人，我不认可，且沈存俊没有证据证明。江安军签订的收条证明是沈存俊向江安军支付了费用，不是我方，因此沈存俊无权向我主张。
瑞和盛物业公司辩称，乔立军冒用我公司乔志军名义，证据可以显示出来。乔立军明知涉案场地不能使用，而盗用我公司名义，乔立军收取的转让费用400万应当全额退还。乔立军没有任何合伙人。
乔立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存俊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沈存俊和瑞和盛物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乔立军和江安军签订转让协议，收取400万，但又突破合同相对性认定沈存俊承继了此地位。转让协议是乔立军和江安军签订的，费用也是双方之间的支付。沈存俊的证据显示的是POS消费，不是直接支付给我方。沈存俊不能直接取得转让费承继的地位，即使沈存俊支付了款项，也是代江安军支付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遗漏本案必要当事人，程序违法。3.租赁合同的主体是瑞和盛物业公司，乔立军签字是代表瑞和盛物业公司。在另案中，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瑞和盛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瑞和盛物业公司亦应当承担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了江安军的收条和录音，其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过我方质证。当时江安军就在庭审现场，一审法官没有让其出庭作证。其他几个人的身份不确定。5.一审判决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条文。乔立军与江安军签订转让协议时，沈存俊仅仅出资106万，一审判决我退还其100万不公平。我收取的400万只是代收，之后我将款项支付给了肖国军、许波、巨波等。我在公寓改造时，北京金开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崇文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开泰公司）知晓，其也应当承担相应损失。涉案房屋改造了300多间，投入300多万，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我的损失情况不公平。
沈存俊辩称：1.2013年3月28日，乔立军和江安军签订转让协议，转让费用400万，我们几个人按照合伙份额在POS机刷卡，乔立军也收到了该笔款项。后来其他几个合伙人退出经营，我向其他几个合伙人退还相应款项。证据显示乔立军收到的400万是从几个账号转来的，江安军是代表我们几个合伙人签订的合同，我们也明示了这一点。沈存俊具有诉讼主体地位。2.合同约定每年租金651500元，每月5.12万，因北京市清理地下空间，合同无法履行，我们仅仅经营了两年半时间。乔立军应当退还我240万左右。一审仅判决退还100万，不知如何计算。我从来不认识许波、巨波等人。3.关于10万押金的退还问题，一审中我提交了证据，一审对该项请求的处理不当。
瑞和盛物业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乔立军的上诉请求。乔立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都是虚假证据。关于涉案租赁合同中我公司公章的来源，乔立军至少有5种说法，乔立军称系我公司法人乔志军加盖的公章，乔志军不在现场，系其出差回来补盖的，后来又说是乔志军带着肖国军加盖公章，还说是乔志军和许波去签订合同。乔立军每次庭审的陈述都不一样。本案中，乔立军冒充我公司的乔志军，在派出所出具证明后，沈存俊才明白这是两个人。沈存俊是在本案开庭时才认识乔志军。另案中，乔立军称我公司参与合同签订，后来又说乔志军也参与了。关于电话调查一事，乔立军对对其不利的都不认可，对其有利的都认可，系恶意隐瞒。我公司通过乔立军在京同学、邻居、同事了解，乔立军没有任何合伙人。乔立军不能代表我公司，其签订的合同对我公司没有约束力。我公司请求驳回乔立军上诉请求。
沈存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乔立军、瑞和盛物业公司返还租赁转让费243万元；2.判令乔立军、瑞和盛物业公司返还我代为退还租户押金共计10万元；3.判令乔立军、瑞和盛物业公司承担我聘请律师费用2万元；4.乔立军、瑞和盛物业公司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30日，乔立军与金开泰公司（甲方）签订《（地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承租方（乙方）注明为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上盖有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及乔立军签名。合同约定甲方将北京市东城区安化北里18号院内地下一层车库及配套设施租给乙方，使用面积2847.41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宿，租赁期从2010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房屋年租金为797249元，第四年开始为837110元，第七年开始为878976元，付款方式为第一年一次性支付，自第二年开始，每半年付一次。2013年3月28日，乔立军（甲方）与江安军（乙方）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现有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崇文区安化里18号院地下一层车库及配套设施租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一次性给甲方转让费人民币400万元；2.在租赁期内，如是甲方的原因对乙方造成不能正常经营，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3.从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开始入住经营、管理、地下室所有甲方使用的物品归乙方所有；4.租赁期按原始合同执行；5.地下室的所交租金和水、电费以合同为准；6.合同到期，双方协商解决，乙方优先；7.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合同条款，如有一方未履行合同规定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则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协议上还手写有：“含三个月房租归甲方缴至二0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乔立军”。同日乔立军账户内分六笔共收到款项共计400万元，沈存俊账户显示同日消费106万元，案外人李旭东账户显示同日消费34万元，江安军账户显示同日转出55万元，上述款项与乔立军账户上的金额相互对应。2014年5月30日江安军与沈存俊签署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沈存俊退给江安军、李旭东、江传中、江传能股金每人79万元，共计人民币叁佰壹拾万元整，从即起一切经营、管理和责任都归沈存俊所有，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含半年房租归沈存俊所有）。沈存俊与乔立军签订《（地下）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出租方（甲方）注明为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乔立军，但该合同甲方签章处仅有乔立军的签名及手印。合同约定甲方将北京市东城区安化北里18号院内地下一层车库及配套设施租给沈存俊，除未提及押金及有关争议解决方式外，该合同与乔立军、北京金开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甲方）崇文分公司签订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完全相同。该合同签订时间虽注明2013年3月28日，但沈存俊、乔立军均认可该日期并非合同签订的实际日期。2014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房屋违法出租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下发了（2014）第85号《房屋违法出租强拆通知书》，通知安化北里18号院3号楼地下室租户定于2014年9月28日对该房屋实施联合执法，强制拆除违法搭建的隔断间。2015年10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公安消防支队在涉案房屋粘贴封条。涉案房屋清退时，沈存俊自称向租户退还了押金，其提交了押金收据若干。沈存俊于2015年10月29日向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万元。
本案审理期间，瑞和盛物业公司申请对乔立军与金开泰公司签订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上该公司的公章与其在工商档案里预留的公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进行鉴定。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合同中的公章盖印并非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该公司支付鉴定费12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中合同的承租方虽注明为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并加盖有该公司公章，但经鉴定该公章与被告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工商档案里预留的公章不一致，同时考虑到乔立军并非公司工作人员，故该合同不应约束瑞和盛物业公司。沈存俊与乔立军签订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方虽注明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但因该合同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仅有乔立军的签名，故该合同亦不应约束瑞和盛物业公司，只能约束沈存俊及乔立军。因此沈存俊要求瑞和盛物业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乔立军与江安军签署转让协议，收取了转让费400万元。从当事人的陈述及银行交易记录可看出该转让费系江安军、沈存俊、李旭东等多人出资，无论上述出资是借贷还是合伙，根据2014年5月30日江安军、沈存俊签署的收条均可认定沈存俊已经向其他人退款并承继了此笔转让费的相关权益。沈存俊与乔立军签订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虽事先未经金开泰公司同意，但根据沈存俊提交的租金可看出该公司事后应当知道其承租涉案房屋。2015年10月因地下空间腾退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非沈存俊或乔立军任何一方存在违约行为，但双方均应明知地下空间用于经营旅馆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不符合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转让费实质为沈存俊承租涉案房屋所发生的经济损失，法院将依据公平原则，适当考虑经营时间、装修状况等因素，依法酌情确定退还转让费的数额。沈存俊主张返还其代为退还租户押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不予支持。沈存俊要求给付律师费用2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乔立军给付沈存俊款项一百万元；二、驳回沈存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已将股金退还给其他合伙人，沈存俊提交银行转账交易记录复印件1份，交易记录显示沈存俊向江安军、李旭东、江贤霞等人有数额不等的转账，转账用途显示进货或货款。沈存俊称江安军与江传能系叔侄关系，两个人的股金一并转给江安军；江贤霞系江传中的爱人；股金有的是通过银行转账退还，有的是通过现金退还。乔立军质证称：上述证据均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显示用途是进货和货款，不能证明该资金往来是退还的股金，恰恰可以证明系其他资金往来。瑞和盛物业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和该公司无关。为证明已将收取的400万转让费支付给其他合伙人，乔立军提交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复印件1份和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单复印件1份，其中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显示乔立军于2013年4月1日向肖国军转账200万，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单显示乔立军于2013年4月11日向肖国军转账49790元，向巨波转账669880元。乔立军称许波的份额也是669880元，包含在转给肖国军的200ＸＸ面；乔立军自己的份额是1280370元。沈存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肖国军、许波、巨波与其无关。瑞和盛物业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肖国军曾经说过，乔立军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的200万元与本案无关。
关于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30日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的签署过程。乔立军在一审中称：“办的时候乔立军不在北京，是乔立军与肖国军去找产权方签的合同，乔立军后来补签的字。合同是肖国军给我的。”本院审理过程中，乔立军称：“签合同是乔立军、乔志军、许波、巨波、肖国军5个人。在场的是乔立军、乔志军、肖国军，许波、巨波一起去的，但没有进去。金开泰公司要求承租人必须是公司，我没有公司，就用了乔志军名下的瑞和盛物业公司。我签了字，瑞和盛物业公司的章是乔志军本人盖的。”关于上述两种说法的矛盾之处，乔立军解释为签合同的当天其在北京，交定金时不在现场。另，乔立军主张（2017）京0101民初9776号民事判决认定《（地下）房屋租赁合同》是乔立军、肖国军、乔志军等人共同持瑞和盛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以瑞和盛物业公司名义与金开泰公司签署，故前述合同的签署主体是瑞和盛物业公司，乔立军在该合同中签字属于代理行为，瑞和盛物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查，（2017）京0101民初9776号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记载：11月30日乔志军、乔立军、肖国军又以瑞和盛物业公司名义与金开泰公司签订了关于安化北里车库及配套设施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因瑞和盛物业公司提起上诉，该判决尚未生效。
关于乔立军与沈存俊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的签署问题。乔立军主张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案外人李旭东以方便管理为由，要求乔立军签订的空白合同，但未对此提供证据。沈存俊则主张上述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4年5月30日，由乔立军与沈存俊当场签订，因为江安军、李旭东等退股，故将合同的时间签为2013年3月28日。
关于乔立军与江安军签订《转让协议》后租金的缴纳主体问题。沈存俊称租金先交给乔立军，然后再由乔立军交给金开泰公司。乔立军则称其与江安军签订《转让协议》后，只于2013年10月14日帮忙代交过一次，以后都是江安军等人自己缴纳。沈存俊提交的租金收据显示乔立军在《转让协议》签订后交过一次租金，其后的租金系江安军、沈存俊等人缴纳。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关于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30日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问题。虽然该合同中承租方载明为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并加盖瑞和盛物业公司公章，但经过鉴定，该公章并非瑞和盛物业公司在工商档案里预留的公章。因乔立军对上述合同签署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不能提供合理解释，本院对乔立军的陈述均不予认可。无论乔志军是否知晓或参与涉案房屋的租赁事宜，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中的公章系乔志军本人加盖以及乔立军与瑞和盛物业公司存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瑞和盛物业公司系该合同的主体，上述合同的主体应为金开泰公司与乔立军。关于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的《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问题。虽然该协议中载明“现有北京瑞和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崇文区安化里18号院地下一层车库及配套设施租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但协议尾部甲方处仅有乔立军的签字及指印，并无瑞和盛物业公司盖章确认，故该转让协议的主体应为乔立军与江安军。上述两份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因瑞和盛物业公司并非上述两份合同的主体，故沈存俊要求瑞和盛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沈存俊是否有权要求乔立军退还转让费以及退还的数额问题。本案中，虽然《转让协议》系乔立军与江安军签订，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转让协议》的转让费系江安军、沈存俊、李旭东等多人出资，后沈存俊又将江安军、李旭东等人的出资予以退还，而乔立军亦就涉案房屋的租赁问题与沈存俊另行签订了《（地下）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应系乔立军对沈存俊转让权益的确认。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沈存俊承继了转让费的相关权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沈存俊有权向乔立军主张相关权利。因北京市地下空间腾退问题，沈存俊无法继续使用涉案房屋，其通过支付转让费获取的相关权益无法实现，该相关权益对应的转让费遂成为沈存俊的实际经济损失。关于该经济损失的承担问题，因合同不能履行系行政管理限制所致，并非乔立军与沈存俊一方的违约行为所致，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并综合考虑经营时间、装修状况等因素，酌情确定乔立军应当退还沈存俊款项100万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乔立军主张其与沈存俊签订的《（地下）房屋租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乔立军主张其签订《转让协议》后已经脱离租赁合同关系，租赁合同是否正常履行与其无关，故其不应退还转让费。本院对此认为，根据乔立军在签订《转让协议》后仍然向金开泰公司支付租金、乔立军与沈存俊签订《（地下）房屋租赁合同》以及乔立军并未与金开泰公司变更合同主体等事实，本院认为乔立军并未脱离其与金开泰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乔立军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沈存俊要求乔立军退还10万元押金的诉讼请求，因沈存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退还押金的租户与乔立军签订合同，也不能证明乔立军收取了上述租户的押金，其该项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沈存俊要求乔立军给付律师费用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乔立军主张本案遗漏必要当事人，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乔立军主张其与肖国军、许波、巨波等人合伙，并将收取的转让费按照份额比例支付给其他合伙人，但乔立军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肖国军、许波、巨波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等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其与肖国军等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不能证明上述资金往来与本案的400万元转让费存在关系。因乔立军系本案涉案合同的主体，一审法院对乔立军要求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乔立军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沈存俊与乔立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550元，由沈存俊负担18750元（已交纳）；由乔立军负担1380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磊
审判员 白 松
审判员 刘慧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增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