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民五（民）初字第690号
原告王建华，女，1975年10月16日生，汉族。
被告白金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庆发，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学东、李树宁，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建华为与被告白金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本院委托上海市徐汇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因故致诉前调解未成。2013年11月27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史清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建华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学东、李树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华诉称，其于1999年11月至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一份。2011年9月1日，其因生育请休了产假，直至2012年1月31日结束；期间，被告停发了其基本工资，其向社保中心领取了生育生活津贴43，001.50元；2012年6月30日，其与被告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2013年3月，其了解到相关妇女权益保护条例，规定女职工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不得被降低；由于社保中心发放给其的生育生活津贴是以被告平均工资为标准确定的，而其在职期间月平均工资高于被告平均工资水平，显然其因生育而被降低了工资性收入，故其当月即与被告进行了沟通，要求被告依法补足差额，但是被告却在2013年4月、5月间以其不符合补差条件为由拒绝其提出的补差要求，其只能申请了劳动仲裁，在仲裁委不予受理之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生育生活津贴差额66，389元。
被告白金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请休产假的时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12年1月31日止，因此应根据“沪府发（2011）35号”文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原告可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金额，社保中心正是根据该规定确定了了原告可领取的生育生活津贴金额。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其依据的法律是“沪府发（2013）5号”文，但该文自2013年1月19日起方实施，且该文明确规定“2012年4月28日《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后生育或者流产的本市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所以其认为本市现行生育保险政策关于生育生活津贴补差的规定并不溯及至原告休产假期间；基于此理，在原告于2013年4月、5月间向其提出补差要求后，其做出了拒绝的意思表示。此外，原告于2012年6月30日离职，但直至2013年8月22日方申请劳动仲裁，显然已超过了法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据此，其对原告提出的诉请不予接受。
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被告员工，双方签订有起始日为2009年1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原告在被告处HRM咨询部门担任咨询经理职务，原告每月工资为税前14，200元等。2010年4月1日，被告出具了《工资调整通知书》，决定自2010年4月1日起将原告的月薪调整为15，500元。2011年4月1日，被告出具了《工资调整通知书》，决定自2011年4月1日起将原告的月薪调整为17，500元。
在职期间，被告于每个日历月的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上个日历月的基本工资，于每一个季度的首个日历月的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上个季度的季度奖金。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间，原告月基本工资均为15，500元，奖金、销售奖金、双薪等工资性收入合计63，494.64元；2011年4月至2011年8月间，原告月基本工资均为17，500元，奖金、销售奖金、双薪等工资性收入合计43，364.38元。
另查，原告于2011年9月2日生产，并以书面形式向被告请休了自即日起至2012年1月29日止合计150日的产假。此后，原告申领了生育生活津贴43，001.50元（以每月缴费基数8，600.30元计，共5个月）。
2012年5月21日，原告以书面形式向被告提出了辞职，且在被告处工作至2012年6月30日。
原告提供的填发日期为2013年11月13日之《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记载了下列内容：纳税人王建华，2011年10月纳税962.68元，2011年9月、2011年11月和2011年12月纳税金额均为0，2012年1月至6月纳税金额合计13，834.47元。
再查，2013年4月、5月间，原告以被告未足额支付其生育期间的工资性收入为由，向被告提出补足工资性收入与已领取的生育生活津贴差额之主张，被告以原告不符合补差条件为由予以拒绝。
2013年8月22日，原告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了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产假期间工资差额约67，000元的请求；2013年8月23日，仲裁委出具了《仲裁通知书》，以原告请求已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申诉期限为由，做出了不予受理之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了诉讼。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提供的证据等材料在卷资证。
本院认为，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劳动合同解除之日，即为仲裁时效起算之日，因此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2012年6月30日即为原告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原告如认为被告负有补足其生育生活津贴差额的义务而未履行的话，理应自即日起一年内申请劳动仲裁。现有事实表明，原告于2013年4月、5月间，即法定的一年仲裁时效内向被告提出了要求补足生育生活津贴差额的主张，被告亦认可其拒绝了原告提出的要求，因此法定的一年仲裁时效因原告提出主张而中断，并应自被告予以拒绝之日起重新计算，那么原告于2013年8月22日就本案所涉事项申请了劳动仲裁，并未超过法定的一年仲裁时效，当然不能因此丧失通过仲裁和诉讼途径获得法律保护的胜诉权；被告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之答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生育日期为2011年9月2日，因此核定其可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的法律依据只能是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同时也应适用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于2011年6月22日颁布的《关于调整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沪府发（2011）35号”文），即“从业妇女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标准，为本人生产或者流产当月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从业妇女生产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300%计发……从业妇女生产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高出部分由用人单位补差”。由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布并施行的时间是2012年4月28日，显然该法对本案没有溯及力。此外，尽管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月19日为了贯彻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而颁布的《关于调整本市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有关规定的通知》，即“沪府发（2013）5号”文，明确规定“本市女职工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前工资标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执行”，但是该文也明确规定“2012年4月28日《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后生育或者流产的本市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显然该文对本案也没有溯及力。
如前所述，社保部门作为职能部门，依据《社会保险法》和“沪府发（2011）35号”文相关规定，以原告生产当月所在单位（被告）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核定了原告可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并无不当，原告要求被告以其产假前工资为基数、补足差额之主张，依据不足，难获本院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建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史 清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连文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