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民终2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月良，男，194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石铁锋，浙江月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金凤飞，浙江月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吉华，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永兴路19号3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677215660L。负责人：赵汝仪，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宣凯良，男，系公司员工。上诉人赵月良因与被上诉人周吉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简称人寿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5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月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伤残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计人民币47237元（47237元/年×10年×10%）。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单位证明、村委证明、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周吉华在庭审中陈述，可以证明上诉人在诸暨市尉之妤袜子厂上班，因此上诉人是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据此可以按照城镇标准确认伤残赔偿金。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工作的单位系其儿子开办，是否领取工资无法证明为由按照农村标准确定伤残赔偿金，与事实不符。且诸暨市已进行户籍改革，已统一为居民户，故也应当参照城镇标准确认伤残赔偿金。另外，对于上诉人是否领取工资的问题，上诉人儿子确有支付上诉人工资，只是由于双方系亲属，发放工资不固定。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辩称：上诉人系农村村民，且已70岁有余，事故发生前在其儿子开办的厂里上班。父子属于直系亲属，具有利害关系，故该厂出具的证明效力较低，不具备可信性。虽然诸暨市草塔镇南山村民委员会出具了证明，但村委客观上无法知晓上诉人的工资以及家庭内部情况。一审中两位证人均不清楚上诉人父子间发放工资的具体情况，故上诉人提出的发放工资的情况不具备可信性。被上诉人周吉华未作答辩。赵月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16706.35元、救护车费230元、误工费10500元、护理费131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20元、营养费2700元、残疾赔偿金39342.60元、鉴定费2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91863.95元。审理中，赵月良增加诉讼请求，其中误工费增加至21000元，残疾赔偿金增加至42513.30元，总赔偿金额相应变更为105534.65元。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9月28日，周吉华驾驶其本人的浙Ｄ×××××号轻型普通货车，从本市草塔集镇方向驶往草塔镇南山村方向，18时30分许，途经南山村××号地方，与行人赵月良发生碰撞，造成赵月良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同年10月20日，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此事故的过错及责任认定如下：周吉华夜间驾驶机动车，左转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未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未随时注意路面行人动态，未按规定让行，与左方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关于机动车通过没有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开启近光灯。”和《浙江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应当让行人和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之规定，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赵月良无责任。伤后赵月良在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住院24天，支出医疗费16936.35元（包括救护车费230元），出院诊断为：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底骨折、右足第一中节趾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挫裂伤。住院期间，赵月良聘请专人进行护理，支出护理费4000元。2016年7月12日，温州律证司法鉴定所鉴定后认为：赵月良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经治疗终结后遗留脑外伤所致记忆障碍和智能障碍，该损害与本次外伤有直接因果关系，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之“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边缘智力状态）”的诊断标准，且日常活动能力轻度受限，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4.10.1.a）条之规定，其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残。为此，赵月良支出鉴定费2500元。因双方在诉前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赵月良遂诉讼来院，要求该院判如所请。审理中，根据人寿财产保险公司的申请，该院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对赵月良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并对其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3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赵月良目前工作能力明显下降，性格改变造成其交往障碍，日常生活能力轻度受限，存在脑挫裂伤后综合症，且与车祸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伤残等级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根据其损伤，结合临床诊疗愈况，误工期确定为180天，营养期为90日，护理期为90日。为此，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支出鉴定费2400元，赵月良支出鉴定费84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周吉华驾驶的浙Ｄ×××××号轻型普通货车在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不计免赔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符合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应予确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过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属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确定，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理赔责任。因周吉华驾驶的车辆还在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尚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不能理赔部分，则由周吉华负责赔偿。根据2016年度浙江省人民生活水平主要指标和相关鉴定意见，赵月良因本次事故所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16936.35元；（2）误工费，因赵月良受伤前常年在其儿子开办的袜厂工作，存在一定的劳动能力，该院酌定按100元∕天计算，为180天×100元/天＝18000元；（3）护理费为4000元+（90天-25天）×140.99元/天＝13164.35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4天×30元/天＝720元；（5）营养费为90天×30元/天＝2700元；（6）残疾赔偿金，因赵月良系农村居民，且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受伤前以非农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该项费用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22866元/年×10年×10%＝22866元；（7）鉴定费25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致赵月良身体十级伤残，存在一定的精神伤害，尚应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该院对赵月良请求的5000元予以支持；（9）交通费，根据赵月良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其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推算，该院酌定500元；以上合计82386.70元。为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非医保用药应纳入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辩称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其理赔范围，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应承担79886.70元。鉴定费2500元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应由被告周吉华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赔偿原告赵月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经济损失79886.7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周吉华赔偿原告赵月良鉴定费25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赵月良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围绕赵月良的上诉请求评析认为，1、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等因素综合判断。由于赵月良与诸暨市尉之妤袜厂负责人为父子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该袜厂出具的证明证明效力极弱，且该证明并无经办人及负责人签字，并不符合证明的法定形式，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对于南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因该委员会对赵月良的工作情况并不直接具有管理职能，客观上不能直接知晓赵月良在袜厂工作的情况与工资收入情况，且该证明并无具体经办人及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并无不可。至于出庭的两位证人的证言，因证人明确陈述其对赵月良是否具有工资并不清楚，故亦无法达到证明赵月良有工资收入的目的。综上，上述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月良系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本案中，赵月良的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均在农村，且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具有农村居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确定赵月良的残疾赔偿金为22866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照准。2、赵月良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年满70周岁，即使按照两位证人所言，赵月良在其儿子所在袜厂帮儿子打包及烧饭，在未有充分证明表明其有工资收入的情况下，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这种行为实质上属于家庭帮工，并未有从袜厂获得劳动收入。所以，一审法院支持其误工费18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但鉴于人寿保险公司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也不再予以处理。3、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与身份变化不能简单等同，城乡的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差异，并不因户籍统一登记而当然消除，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生活消费支出也不会仅仅因为户籍登记统一为居民而提升或增加，且法律或司法解释尚未有明确一元化赔偿标准意见，如径行抛开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二元化赔偿模式，统一就高适用城标，既缺少上位法依据，也易招致赔偿义务人异议，进而影响到道交纠纷的有效化解。因此，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然应当根据受害人的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在行政规划上的城乡性质区分审查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还是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有关赔偿事项，不可统一适用同一赔偿标准。综上，赵月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9元，由上诉人赵月良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艳审判员 夏 鸿审判员 赵启龙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俞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