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民一终字第6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师文芳，女，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萍，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安贵，男，195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惠琼，女，1957年3月8日出生，汉族。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迎喜，男，197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迎喜，男，197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师文芳因与被上诉人杨安贵、杨惠琼、杨迎喜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因上诉人师文芳不服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2）富民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4日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师文芳的委托代理人张萍，被上诉人杨安贵、杨惠琼的委托代理人杨迎喜、被上诉人杨迎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杨安贵与杨惠琼系夫妻，杨迎喜是杨安贵与杨惠琼的儿子。2000年1月5日，师文芳与杨迎喜登记结婚，2000年10月20日，师文芳的农村居民户口从原富民县大营镇茨塘上村婚迁至上文明村，农业家庭户户主为杨迎喜。2002年5月30日，杨迎喜农转非，户口从上文明村迁至罗免镇大罗免村，上文明村的户口簿农业家庭户户主变更登记为师文芳。2007年，上文明村签订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因承包合同要与农业家庭户户主签订，师文芳作为农业家庭户的户主与上文明村民小组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无签订合同日期、前面承包户姓名为施文芳、后面承包户主姓名为师文芳，承包的土地为2块1.46亩；师文芳领取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字号、无填发日期，土地承包方代表姓名为施文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云喜和施文芳，土地承包期限自1999年12月l日至2029年11月30日。2010年12月10日，师文芳与杨迎喜因“夫妻感情破裂”在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本案争议的2块土地现在是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管理使用，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在该2块土地土栽种了石榴树和红豆杉树苗。现师文芳认为自已与杨迎喜结婚后，在上文明村“大新田”和“尖坝田”两处与杨迎喜共同承包分得2块土地1.46亩，该土地一直被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耕种管理，以要求由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归还其中的0.73亩土地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将师文芳享有承包经营权的0.73亩土地归还师文芳；二、本案诉讼费由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师文芳提交的《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无签订合同日期、前面承包户姓名为施文芳、后面承包户主姓名为师文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字号、无填发日期，土地承包方代表姓名为施文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云喜和施文芳；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承包期限是自1999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与师文芳的户口是2000年10月20日才从原富民县大营镇茨塘上村婚迁至上文明村的事实不符，即依据师文芳户口迁入上文明村的时间，师文芳不可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另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与师文芳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代表上文明村民小组原副组长丁玉红证实师文芳在上文明村实际没有承包土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师文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观点，对师文芳要求由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归还土地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师文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师文芳承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师文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2）富民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上诉人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相应承包合同系真实合法有效的行政文书，一审法院对其真实合法性不予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上诉人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不能仅凭合同及证书填写时的瑕疵来否认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二、本案事实为：上诉人于2000年嫁入被上诉人家，虽然村民小组未调整过土地，但家庭内部分家时，上诉人与杨迎喜取得了涉案的两块土地，并于2007年换发新证时，签订了承包合同，领取了承包经营权证书。政府颁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三被上诉人均知情，从未提出过异议，故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属于二被上诉人杨惠琼、杨安贵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自己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家庭内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视而不见。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甚至富民县人民政府均认可上诉人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前提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
杨安贵、杨惠琼、杨迎喜针对师文芳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一、上诉人不具备上文明村的土地承包资格，上文明村的土地于1999年进行发包，而上诉人与杨迎喜于2000年结婚，2007年换发新证时，由于村委会及村小组的工作失误，将上诉人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二、上诉人在原户籍所在地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我方已经依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将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报作废。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
此外，本院依职权到富民县永定街道办事处北邑村民委员会就本案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北邑村民委员会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上载明：“一、关于《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是师文芳的承包人问题，因在办证时杨迎喜已属非农业户口，不能作土地承包人，而师文芳作为其配偶，村小组将承包人填成师文芳是符合程序的，同时杨迎喜事后一直未予提出异议，要求更改经营权证书上的姓名，只是在填写的过程中误将‘师’写为‘施’；二、原北邑办事处最后一次调整承包土地是1998年，以后再也没有调整过土地，显然2000年嫁到杨迎喜家的师文芳村上没有分过承包田，但属于由谁来经营本户的责任田是属于其家庭内部的问题。”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于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于《情况说明》中记载的相应内容作为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及补充，故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认为师文芳所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施文芳”并非本案上诉人，但根据北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该处仅系笔误，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亦认可在北邑村民委员会并无叫“施文芳”的人，故被上诉人的该异议不能成立。
其次，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双方结婚时间晚于北邑村民委员会最后一次分配承包土地的时间，对此，北邑村民委员会在《情况说明》中亦予以证实。但结合本案事实，颁证时被上诉人杨迎喜的户籍已迁出上文明村，将承包土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具有一定合理性。此外，上诉人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被上诉人并未提出过异议。综合上述事实，即使上诉人未直接从上文明村取得承包土地，但婚后有权对杨迎喜户取得的承包土地进行耕种，亦不排除被上诉人家庭内部分配承包土地的可能。至于被上诉人所称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登报作废的问题，其申请登报作废的事由为遗失，与事实不符，同时，根据北邑村民委员会于2012年7月23日出具的《北邑村民委员会关于对2012年4月16日为杨迎喜盖﹤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发的申请﹥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及师文芳提出异议的情况，该证并未被行政机关撤销，至今仍合法有效。此外，关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在其原户籍所在地仍享有承包土地，对此，其并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证实，与富民县永定镇茨塘村民委员会于2012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亦相互矛盾，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国家有权机关颁发的权利凭证，真实、合法、有效，故其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在离婚后返还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二审中，上诉人表示要求返还的土地系“大新田”，故对于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2）富民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诉人师文芳返还上诉人师文芳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名为“大新田”的0.73亩土地（东至龚建洪、南至杨国苹、西至路、北至杨作智）。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杨安贵、杨迎喜、杨惠琼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郑会利
审 判 员 蔡 芸
代理审判员 符圆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