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1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格尔顿电子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侨科技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徐伟强。委托代理人:邓炜,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嘉雯，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春梅，女，197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启忠，男，194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春桂，女，1953年3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思思，女，199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卓，男，2004年4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广东都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格尔顿电子厂（以下简称格尔顿电子厂）因与被上诉人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在原审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1、格尔顿电子厂赔偿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各项损失、精神抚慰金共969228.59元；2、本案诉讼费由格尔顿电子厂承担。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格尔顿电子厂向原告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赔偿517766.46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46元，由原告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负担3142元，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格尔顿电子厂负担3604元。判后，上诉人格尔顿电子厂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14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第一项判决。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格尔顿电子厂与涉案死者龚铁国间应为承揽关系。法律规定的承揽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应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工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合五被上诉人的自认内容和四名证人证言内容，该案格尔顿电子厂与死者龚铁国间应为承揽关系，具体分析如下：（一）、在人身关系方面，承揽合同双方地位平等，双方不存在人身控制、管理关系，承揽人只要依约定完成工作即可，在工作过程中并无劳动纪律、上下班时间等管理制度的约束，工作独立性较强，承揽人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定作人指定地点，也可以在其他工作场所、定作人规定期限内的任何时间完成工作，定作人即便存在监督，也是侧重于对劳动成果的验收，而非管理意义上的监督，与雇佣关系不同，承揽人不对定作人依附性，不需听从定作人的指挥，承揽人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决定性。结合本案：1、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1)涉案其余四名工人亦即涉案的证人谢某1、谢某2、谢某3、邹鹏为龚铁国叫来帮忙完成涉案工程；(2)由格尔顿电子厂与死者龚铁国口头约定的3000元涉案工程款，由龚铁国决定分配方式(提请法庭注意证人谢某3在庭上所作证言)；由此可见，涉案工程中的工作人员的安排、工作人员的报酬是由死者龚铁国决定，涉案工程的究竟需要多少人手，工人的工资如何分配，这都是龚铁国自行决定、通知的，龚铁国与格尔顿电子厂之间不存在人身控制、管理关系，符合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的独立性和决定性。2、一审法院偏信关于施工过程的证人证言，事实上，格尔顿电子厂的员工刘经理只带了死者及其雇工进场，交待了需要拆除的天花部分，施工的废料如何安放，以及厂内安保人员的上班时间、厂的营业时间，仅告诉受害人在厂的工作时间、时段内自行组织人员去拆除，随即离开了施工现场，并非证人证言所述的施工全程由刘经理现场监督、指挥，五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与死者有一定的利益、感情关系，其部分证人证言不具有中立性，而一审法院忽略了格尔顿电子厂的答辩意见，忽略对施工过程的调查，涉案的五名施工人员并非对格尔顿电子厂享有依附性。（二）、在劳动报酬结算方面，定作人对承揽人的报酬是一次性或按阶段结算，并无规律可循，合同双方属一次性合作，约定工作完成双方即结算报酬；雇主对雇工工资发放一般以工作时间、工作量为计算单位。结合本案：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死者龚铁国与格尔顿电子厂间的报酬按照一个工程完成后结算，拆除格尔顿电子厂工厂展厅的天花吊顶后由格尔顿电子厂向龚铁国支付工程款3000元，涉案的3000元工程款报酬是固定的，无论龚铁国叫来多少工人，该3000元报酬是不会因工人的数量而改变，完全符合承揽关系中报酬按照工程量一次性结算的方式。且一审法院对格尔顿电子厂将事故发生后向龚铁国支付，由谢某2代收的工程阶段结算款1000元的性质认定错误，该1000元款项是格尔顿电子厂结合天花吊顶拆除的进度和企业道德，在死者龚铁国家属在格尔顿电子厂工厂闹事时由工厂向龚铁国支付的，收据中也明确注明了由谢某2代收，且款项名称为工程款，符合承揽关系按照工程量阶段性结算的条件，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按照工人工作量结算。（三）、在工作内容侧重点方面，定作人看重的是承揽人的工作成果，没有劳动成果的出现，即便承揽人付出了劳动，对定作人来说也没多少实际意义；而雇佣关系中雇主侧重于雇工工作、提供劳务的本身，不管工作有没有完成，雇主均要支付工资。涉案工程由死者亲自参与施工也并不影响承揽关系的认定，涉案拆除天花板工程是否需要特定的设备和技术，并非涉案关系认定的依据。（四）、合同义务可否转移不同。雇佣关系的雇员不能将自己应负的劳务义务转移给他人承担，必须亲自履行雇佣契约；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可以将承揽的工作部分交给第三人完成，也可以与人合伙完成工作，还可以请帮手共同完成工作。综合上述分析意见，格尔顿电子厂与受害人完全符合承揽关系特征，双方是承揽关系而并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二、格尔顿电子厂作为定作人，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事故发生的民事责任。1、根据承揽关系固有法律特征，受害人龚铁国作为建筑装修师傅，应当对施工过程自行负责，其在施工过程中有更大的安全注意义务。龚铁国系在施工过程中从其自带的人字梯上作业摔下，臀部先着地，随后后脑碰撞地面造成其受伤，龚铁国作为建筑装修师傅，在人字梯上工作是其必然及必须具备的技能，涉案的拆除天花吊顶工程专业的设备和特定的专业技术和资质。格尔顿电子厂作为定作人，在选任承揽人上，不需要特别要求承揽人具备相应的资质，故格尔顿电子厂作为定作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根据《人身损害解释》，定作人在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不需对涉案事故承担责任。承揽人即死者作为多年的施工人员，其应当具有作为装修师傅在人字梯上工作的经验而积累起来的安全意识，对施工的危险性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做好自我防范和谨慎注意，而其未能提前防范，疏忽大意，导致其从人字梯摔下摔伤，故对本案中龚铁国的摔伤导致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其自身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2、涉案的施工高度是小于或等于10米的建筑。现有法律法规没有对村镇建筑工匠资质提出具体要求，龚铁国所拆除的室内展厅天花板属于低层建筑，龚铁国施工多年，实际已具备村镇工匠的施工技能，因此不能认定格尔顿电子厂作为定作人存在定作、选任、指示上的过失，格尔顿电子厂对龚铁国损害后果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撤销，改判为维护格尔顿电子厂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予以支持。二审庭审时，格尔顿电子厂当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依据合同法第251、253条规定，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本质区别为承揽关系以交付工作成果为主要目的，承揽人的技术水平与设备条件并非承揽关系区别于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而承揽关系中提供劳动力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原审以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和主要提供劳动力为依据认定雇佣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以双方合作模式上作区别，格尔顿电子厂经营范围是电视机制造、音响录放设备制造，家用电器批发，家用视听设备零售，而受害人多年从事装修工程工作，并不是我方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双方是一次性合作而非长期性合作关系，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3、原审法院在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时计算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修改为：（25673.1元/年×4年11个月）÷2+25673.1元/年×（5年-4年11个月）÷3＋25673.1元/年×（16年-5年）÷3=159387.1元。4、即使认定为雇佣关系，原审判决格尔顿电子厂承担80%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龚铁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多年从事装修工程经验，应当知道拆除天花吊顶需要搭建脚手架，是其过于自信，导致其重心不稳坠地。发生事故后，格尔顿电子厂派人员送受害人到医院救治，格尔顿电子厂不存在过失，原审判定格尔顿电子厂承担80%责任没有依据。我方认为受害人对损害承担主要责任，应由我方承担30%，龚铁国承担70%责任。被上诉人龚春梅、龚启忠、谢春桂、龚思思、龚卓共同答辩称：我方对原审判决有异议，但由于原判结果与我方预期相同，故没有提起上诉。1、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我方对计算年限没有异议，对计算方式有异议，应该分段计算，但我方主张计算方法比较复杂，所以我方同意原审计算方法和数额，不同意格尔顿电子厂对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意见，具体由法院认定。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我方诉讼请求是10万元，原审法院存在笔误，原审认定我方主张25000元不当，基于总体判决赔偿的数额与我方请求的数额相差不大，所以我方没有提出上诉。3、本案确实是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格尔顿电子厂主张承揽关系不能成立。具体理由详见代理词。4、格尔顿电子厂经营范围与本案无关联，本案是格尔顿电子厂原来的厂房天花板需要拆除聘请龚铁国等工人进行拆除天花板工作，与格尔顿电子厂的经营范围无关，格尔顿电子厂以此否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理由不成立。龚铁国与格尔顿电子厂的老板是长期的朋友关系，只要厂里有杂活及临时性力气活都会找龚铁国做，而不是一次性的，双方属于长期的雇佣关系。5、关于装修的问题，龚铁国不是一个装修工，而是一个出卖力气从事拆围墙等杂活的工人，格尔顿电子厂主张龚铁国有多年装修经验不符合事实。龚铁国摔伤倒地之后，格尔顿电子厂并没有立即送龚铁国到医院，工人打电话给120叫救护车，但格尔顿电子厂的工作人员表示不需要救护车，后由格尔顿电子厂用小车送龚铁国去医院，期间时间拖延了3至4小时。6、原审对责任比例认定正确。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我方是提供劳务的受害方，请求法院驳回格尔顿电子厂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格尔顿电子厂虽上诉称其与龚铁国之间是承揽关系，其作为定作人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本院审理期间，格尔顿电子厂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格尔顿电子厂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针对格尔顿电子厂就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提出的异议，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被扶养人有三人，由于一审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已经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做出限额赔偿，一审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和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格尔顿电子厂上诉主张原审法院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计算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78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格尔顿电子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许 群审判员  邹殷涛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廖 晞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