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恩施中民终字第013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军，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习州，工人。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田曾玉，湖北立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协贵，农民。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谷成义，鹤峰县祥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文军为与被上诉人王协贵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鹤峰县人民法院（2015）鄂鹤峰民初字第00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文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习州、田曾玉，被上诉人王协贵及其委托代理人谷成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文军一审诉称：2007年3月8日，我与王协贵签订了《协议书》，按照约定，我将大田（耕地）边土地（荒地）及房屋转让给王协贵，王协贵则将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土地（自留地）转让给我，并补偿我房屋价值4000元。实际上，我流转的土地当中，我只享有部分大田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另一部分为第三人彭晓庆的大田耕地及毗邻的荒地，因未经其允许，故流转行为无效。因出卖的房屋又建于彭晓庆的上述大田耕地及荒地之上，且未经审批，故买卖行为无效。尤其是王协贵转让给我的耕地是我们家庭共有的自留地，因未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故该转让行为违反了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而该条款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违反必然导致《协议书》无效。综上，我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我与王协贵于2007年3月8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并恢复原状；由王协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协贵一审辩称：首先，诉争房屋是“脱茅房屋”，经政府验收合格，不是非法建筑。其次，修房占用的耕地不是彭晓庆的，因为彭晓庆1996年才成为我村村民，而王文军修建诉争房屋是在之前，故她当时根本就没有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最后，我和王文军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综上，应驳回王文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王文军与王协贵系梅坪村五组村民，且为同胞兄弟。2007年3月8日，王文军、王协贵在王照松（系二者之父，现已亡故）的主持下达成协议，约定王文军以大田边土地与王协贵互换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土地（系自留地，承包方代表为王照松，其他共有人为刘庆长、王文军、王协贵、王习州、王英和王迎春等6人），并且，王文军将大田边的房屋（系王文军1994年所建，但未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准建申请）以4000元价格卖给王协贵。双方签订《协议书》后，王协贵随即将房屋价款交付给王文军。2013年8月5日，时任梅坪村委会主任的伍俊辉在核实王文军相关情况后在王协贵持有的《协议书》上批注“同意转让”，并加盖了梅坪村委会公章。因王文军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属无效合同，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文军与王协贵所签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论双方是否完全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均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为即便是双方均属无权处分行为，其合同也是有效合同。王文军主张流转给王协贵的土地包含了第三人彭晓庆的承包地及荒地，无证据证实，彭晓庆也没有主张权利，对此，王文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至于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能够相互发生转移则处于待定状态，故对王文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文军认为王协贵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自留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因为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属于管理性规定，即未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则对其他共有人没有拘束力，而并非合同无效，故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既为管理性规定，则当然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情形，合同理应有效。关于王文军违规建房，致使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亦不予采纳，因为违规建房也是属于违反的管理性规定，故也不影响合同效力。双方因相互不能履行合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应主张解除合同而非宣告合同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文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文军负担。
王文军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982年前王照松承包了“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及屋边其他自留地，其家庭成员有王照松、刘庆长、王文军、王协贵、王习州、王英、王银春7人。1989年分家时，对“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自留地没有分割，而是决定在不改变权属的情况下暂时谁愿意耕种就由谁耕种。此后该块自留地虽然一直由王文军与王协贵耕种但属于家庭共有。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王文军与王协贵明知转让的土地是家庭共有的情况下而未经其他家庭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的合同已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利益，应属于无效合同。首先，王文军与王协贵转让行为是一种明知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该合同应当无效。其次，王文军与王协贵的擅自处分行为属违反了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该条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王文军与王协贵擅自转让共有土地的行为只是违反管理性规定，而认定该转让协议有效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王文军及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王协贵二审答辩称：王文军与王协贵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含房屋买卖）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首先，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07年3月8日，而王协贵于1998年就已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证，该证清楚地表明“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承包经营权人仅为王协贵一人，并没有其他共有人。王文军与王协贵将各自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土地以互换方式流转，并不存在侵犯共他共有人权益的问题，是合法的。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合同的效力要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而不能以是否构成无权处分来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要件。其次，双方签订的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未违反合同法第五二十条的规定，王文军认为该合同违反了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而该规定正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第三，双方的合同签订于2007年3月8日，且已实际履行多年，房屋和土地双方均已交付使用至今，双方应恪守诚信，共同遵守。王文军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王文军与王协贵于2007年3月8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含房屋买卖）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无效的法定事由，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1982年前，“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自留地由以王照松为农户代表的家庭承包经营。1989年，该家庭分家，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分割，屋后一块自留地分给王协贵，但包括“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在内的其他自留地未进行分割。此后，“向远凤横路断根大路直下”自留地由王协贵管理、耕种。2007年3月8日，在王照松的主持下，王文军与王协贵达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房屋买卖协议。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王文军与王协贵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是否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目标是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应严格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和判断。
首先，诉争自留地原属于以王文军和王协贵的父亲王照松为代表的家庭承包经营，1989年分家时未对诉争自留地进行分割，虽然此后诉争土地由王协贵管理、耕种，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认定仍归属于王照松农村承包经营户。王照松主持王文军与王协贵达成土地流转协议，应认定为其作为王照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对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了处分。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协议，多年来亦没有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共有人提出异议。本案中，上诉人王文军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在2007年时该承包经营户除王照松夫妇外有其他共有人，且双方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事实。与此相反，走马镇梅坪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伍俊辉核实相关情况后在协议书上签署“同意转让”并加盖了该村委会的公章，不仅表明诉争土地所有权人认可了该流转行为，也可间接证明签订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王文军称该协议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而无效的理由，没有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和第16条提出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时要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并认为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对于如何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标准有三，一是法律明确规定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二是法律虽然没有规定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属效力性规定；三是法律没有规定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违反该规定亦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管理性规定。故，王文军称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理由，没有充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待无权处分的观点是，根据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区分原则的精神，合同归合同法调整，物权变动归物权法规制，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所有权转移是物权变动之结果。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但能否发生所有权转移的物权变动效果，则取决于出卖人嗣后能否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物权变动属于效力待定状态。因无权处分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故，在审查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效力时不应适用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同时，该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因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涉及无权处分情形时并无特别规定，故在本案中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故，王文军称该协议系无权处分行为，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的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同胞兄弟，在生活中应当互助互爱。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协议，就应当按照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认真履行，而不应当不讲诚信，在协议已履行多年的情况下，寻找种种理由来推翻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希望双方当事人在今后的生活中能诚实守信，建立和谐友爱的亲属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文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朝友
审判员 吴 卫
审判员 侯著韬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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