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2民终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蒋金辉，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孙彬，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丛晓海，吉林华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育纯，男，1979年11月29日生，汉族，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代理人：辛伟，吉林鑫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吉高新民二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亚恒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彬、丛晓海，被上诉人吕育纯及其委托代理人辛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育纯在原审时诉称：2011年初，经双方协商，约定我出资500万元，成为中亚恒建公司的股东。2011年4月21日，我将500万元的出资打入中亚恒建公司指定的账户。同日，中亚恒建公司收到此款后向我出具了收条。此后，我虽然参加中亚恒建公司的股东会，但中亚恒建公司始终未为我办理股东的相关手续。我多次要求，中亚恒建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我为中亚恒建公司的股东；2.中亚恒建公司向我签发出资证明书；3.中亚恒建公司将我的股东身份及出资额记载于公司章程；4.中亚恒建公司将我的姓名及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到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我办理股东登记。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原审时辩称：一、因吕育纯不具有已取得公司股权的基础事实，所以其诉请应予驳回。公司为股东颁发出资证明，将出资记载到章程及股东名册，以及到工商办理股权登记，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但公司履行该义务的前提是，投资人必须具有取得股权的事实行为，在公司设立阶段，投资人通过投资可成为股东；公司成立后，公司增资时，投资人投资可取得股权；公司成立后，投资人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可以取得股权。本案中，因我公司设立时，吕育纯并没有投资，所以在设立阶段，吕育纯并不享有公司股权；因我公司成立后只进行了一次增资，而这次增资是由我公司股东增资，并没有吕育纯，所以吕育纯也没有因增资取得我公司股权；因我公司股东从未将股权转让给吕育纯及他人，所以吕育纯也没有因股权受让取得股权。综上，吕育纯请求确认成为我公司股东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二、吕育纯投入的500万元是其与我公司及孙博、滕海涛合伙开发项目的投资款，并非为取得我公司股权投入的投资款。我公司在开发桦甸市兰亭绅苑项目前，吕育纯找到我公司股东，想要合伙开发公司的项目，这样就投入了500万元。当时合伙人还有孙博与滕海涛。如果是为取得股权进行的投入，吕育纯应举证证明。三、我公司的三位股东并没有想让吕育纯成为公司股东的想法，与吕育纯具有同样身份的项目合伙人滕海涛，孙博也没有想要成为公司股东的想法。综上，请依法公正裁决。原审判决认定：中亚恒建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工商登记设立，公司注册资金为800万元，三名公司发起人股东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认缴全部注册资本。2012年3月12日，从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显示，中亚恒建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260万元，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认缴全部增资金额，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60万元。2011年4月21日，吕育纯向刘振礼个人账户汇款500万元，中亚恒建公司向吕育纯出具收条，内容为：“公司今收到吕育纯投资款人民币5000000元（伍佰万元）整。收款单位：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蒋金辉，”并加盖中亚恒建公司公章及蒋金辉个人名章。2015年6月19日，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吕育纯、滕海涛、孙博签订股权确认书，内容为：“现有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5年6月19日总投资额为：人民币伍仟零柒点捌（5007.8）万元，出资比例以100%划分。其中股东刘振礼出资额为人民币贰仟捌佰叁拾伍（2835）万元，出资比例为56.6%；蒋金辉出资额为人民币柒佰陆拾壹点肆（761.4）万元，出资比例为15.2%；刘永朋出资额为人民币柒佰陆拾壹点肆（761.4）万元，出资比例为15.2%；吕育纯出资额为人民币伍佰（5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滕海涛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佰（100）万元，出资比例为2%；孙博出资额为人民币伍拾（50）万元，出资比例为1%。特此确认。股东签字：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吕育纯、滕海涛、孙博；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审判决认为：一、当事人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公司之所以能够设立以及具备对外承担责任的行为能力，是由于公司具有属于其所有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可见，公司的财产来源于股东的出资。公司因股东的出资具有其独立的财产，从而获得行为能力使公司具备法人人格。出资人将其出资财产的所有权让渡给公司，出资人付出了丧失其财产所有权的对价而成为公司股东。可见，当事人向公司出资是获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称之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当确定其享有股权。而只有股东才享有股权。易言之，当事人依法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确定其股东资格。二、吕育纯因向中亚恒建公司履行了出资入股义务而取得股东资格。吕育纯主张其向中亚恒建公司出资入股应当取得股东资格，而中亚恒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可见，本案的争点在于吕育纯是否向中亚恒建公司出资入股。如果吕育纯向中亚恒建公司出资入股，则吕育纯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否则，应予驳回。就吕育纯向中亚恒建公司履行了出资入股义务，吕育纯提供了其于2011年4月21日将500万元出资款汇入中亚恒建公司股东刘振礼账户的《汇款凭证》。为证明该投资款中亚恒建公司已收讫，吕育纯提供了中亚恒建公司于当日出具收到投资款的《收条》（《收条》上加盖了中亚恒建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蒋金辉的名章）。为证明吕育纯的出资性质为入股，且中亚恒建公司承认其股东资格，吕育纯提供了2015年6月19日由全体股东（包括吕育纯在内）签字确认的《股权确认书》（确认书上对吕育纯出资额500万元，以及占总出资额10%的出资比例予以确认）。吕育纯提供的上述证据（中亚恒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承认，且当庭对其收到吕育纯500万元再次确认，同时承认该款用于中亚恒建公司开发项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确认吕育纯向中亚恒建公司出资500万元入股的事实。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确认吕育纯为中亚恒建公司的股东。中亚恒建公司辩称其只增资一次，这次增资由公司股东增资，没有吕育纯，所以吕育纯不能因增资而取得公司股权。中亚恒建公司的该抗辩观点不能成立。这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中亚恒建公司关于其只增资一次与事实不符。中亚恒建公司提到的增资是在2012年3月12日，增资26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加到1060万元。中亚恒建公司对吕育纯提供的《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表明该确认书中记载内容是真实的。确认书中记载中亚恒建公司截至到2015年6月19日的总投资额为5007.8万元。可见，中亚恒建公司的资本由800万元增加到1060万元后，又增至5007.8万元（虽然中亚恒建公司没有办理增资登记，但不能因此否认增资的事实）。表明中亚恒建公司至少增资两次，只增资一次之说与事实相悖。二是，中亚恒建公司增资没有吕育纯与事实相悖。吕育纯于2011年4月21日向中亚恒建公司出资，而2012年3月12日中亚恒建公司办理增资登记。在中亚恒建公司所称的增资之前吕育纯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在之后的《股权确认书》中对吕育纯出资入股的事实进一步予以确认。虽然吕育纯出资入股，但中亚恒建公司没有履行将吕育纯的出资额及其股东身份写入公司章程和办理登记等义务。如果中亚恒建公司履行了前述义务，本案纠纷就不会发生。正是由于中亚恒建公司没有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才引发本诉。因此，中亚恒建公司不能以其不履行股东登记等义务而对抗吕育纯出资入股的事实。中亚恒建公司辩称吕育纯投入的500万元是其与中亚恒建公司及孙博等人合伙开发桦甸市兰亭绅苑项目的投资款，并非确定公司股权投入的投资款。中亚恒建公司的该抗辩观点亦不能成立。这是由于：首先，中亚恒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吕育纯之间是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中亚恒建公司应当对其与吕育纯等人之间存在合伙开发兰亭绅苑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提供其与吕育纯之间有合伙协议等证据以证明合伙关系存在。但中亚恒建公司对此没有提举任何证据，不能证明合伙事实成立。其次，中亚恒建公司之合伙抗辩与事实相悖。吕育纯提举的《股权确认书》上对吕育纯出资的数额予以确认，同时，吕育纯及中亚恒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金辉（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系代表行为，其签名行为亦代表中亚恒建公司的行为）等人亦以股东身份在该确认书上签名。该份证据表明吕育纯出资的性质为投资入股，而中亚恒建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承认。显然，中亚恒建公司合伙之辩驳与吕育纯投资入股的事实相悖。中亚恒建公司以公司的三位股东并没有让吕育纯成为公司股东的想法否认吕育纯主张的观点亦不能成立。《股权确认书》上中亚恒建公司的三名股东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均以股东的身份亲笔签名，该行为表明这三名股东是同意吕育纯成为公司股东的。《股权确认书》将三名股东同意吕育纯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通过书面形式加以固定。因此，中亚恒建公司该辨驳亦因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成立。三、中亚恒建公司应履行为吕育纯办理股东资格登记等义务。吕育纯之诉请应当得到支持。股东出资后，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身份和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计入公司章程，并到登记机关办理股东登记。此为公司的法定义务，应当履行。否则，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中亚恒建公司拒不履行上述义务系对其应当承担法定义务的违反。《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基于此，吕育纯提出要求中亚恒建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股东身份及出资额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登记之诉请依法应当得到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原审判决：一、原告吕育纯为被告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二、被告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吕育纯签发出资额为50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三、被告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原告吕育纯的股东身份及500万元出资额记载于公司章程；四、被告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内将原告吕育纯的姓名及其500万元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到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原告吕育纯办理股东登记。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吕育纯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吕育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在没有追加公司股东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吕育纯为公司股东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程序违法。原审人民法院没有追加公司现有的三名股东参加诉讼，没有向他们核实《股权确认书》上的签字是否是他们本人所签，是否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更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仅凭《股权确认书》就确认他们同意吕育纯成为公司股东显然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人民法院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追加蒋金辉、刘振礼、刘永朋参加诉讼，程序违法。二、吕育纯的投资为合伙投资，而非向公司增资。吕育纯投资是为了与我公司的三名股东及孙博、滕海涛合伙开发兰亭绅苑项目，在具体开发时，六人是以我公司名义进行的开发。2011年4月，吕育纯为了搞开发出资500万元，此款并非是我公司增资款。从2012年3月我公司增资时并没有让吕育纯成为我公司股东这一事实可以清楚看出，吕育纯的出资并非是向我公司增资。三、原审判决错将我公司写为“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根本就不存在。综上，原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以维护我公司及三名股东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吕育纯答辩认为：一、中亚恒建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主张原审判决程序违法的观点不能成立，是对该条款的曲解。依据该条款的规定，只有与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股东才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有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其他人发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才存在与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并非只要是公司的股东就与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本案争议发生在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的人与公司之间，而非公司股东之间，故不存在与本案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可以参加诉讼的适格第三人。二、中亚恒建公司否认我系公司股东与事实不符。我在原审诉讼时提交了《股权确认书》等证据，中亚恒建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该确认书上的签名均是真实的，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即同意我为公司股东。三、中亚恒建公司认为我的投资系合伙投资而非公司增资的主张与事实相悖，不能成立。我在原审时提供的证据证明我投入的500万元系投资入股，而不是用于合伙开发兰亭绅苑，且我可以在二审诉讼时补充证据予以证明。中亚恒建公司主张系合伙投入没有任何证据。因此，中亚恒建公司所称合伙的事实不存在，应当对我投资入股的事实予以确认。四、原审判决虽将中亚恒建公司名称写错，但已经裁定予以补正。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五、我向中亚恒建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六、我因履行了出资义务而获得股东资格。我在中亚恒建公司增资时出资，以原始取得方式取得股东资格。2015年6月19日，各股东签订了《股权确认书》。此外，我出资后也到中亚恒建公司上班，参与公司经营，参加股东会。七、中亚恒建公司应承担为我办理股东资格登记的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将股东的身份和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东登记，此为公司法定义务，应当履行，否则应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八、二审人民法院应仅就中亚恒建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不能超范围审理。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被上诉人吕育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12月23日、2016年2月2日及2016年3月11日吕育纯与中亚恒建公司股东刘振礼互发微信截屏后记载的通信内容，证明中亚恒建公司股东承认吕育纯是公司股东的事实；2.2015年2月8日中亚恒建公司召开年会时吕育纯与公司其他股东在领导席就坐的照片、吕育纯与中亚恒建公司其他股东合影照片及中亚恒建公司2015年2号文件（复印件），证明吕育纯不仅是中亚恒建公司股东，而且任副经理职务，在吕育纯离职后，其妻子也被任命为公司副经理，同时证明刘振礼是中亚恒建公司实际控制人；3.桦甸协和医院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中亚恒建公司、桦甸协和医院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代付款说明，证明中亚恒建公司出资设立了桦甸协和医院有限公司，中亚恒建公司是唯一出资人；4.2014年4月24日，吕育纯代表中亚恒建公司对外签订的七份协议及合同（其中六份为复印件），证明吕育纯是中亚恒建公司任命的副经理，并且依职权履行副经理的职责；5.中亚恒建公司在桦甸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中亚恒建公司在桦甸的分公司目前仍存在；6.2009年10月9日中亚恒建公司向工商局提交备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证明中亚恒建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将公司章程报工商部门备案；7.2012年3月12日中亚恒建公司向工商局提交备案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复印件），证明吕育纯向公司出资后，中亚恒建公司一直不履行将其出资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到工商部门备案的法定义务。经质证，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提出异议。对所有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发生于一审庭审前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微信截屏照片属于间接证据，不能证明发送微信双方人员的身份。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吕育纯提供的证据1无法显示微信通信的双方身份，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3、4、5即使可以证明吕育纯曾在中亚恒建公司任职，但不能证明其股东身份，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7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经工商机关登记设立，设立时存在三名股东，分别是蒋金辉、刘永朋、刘振礼，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2011年4月21日，被上诉人吕育纯向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股东刘振礼账户汇款500万元。关于该500万元的性质，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主张该款系被上诉人吕育纯与该公司及另两名案外人合伙后投入的合伙投资款，被上诉人吕育纯主张该款系向中亚恒建公司增资入股的款项。针对各自的主张，被上诉人吕育纯提供了中亚恒建公司出具的收条、包括吕育纯、中亚恒建公司设立时的三名股东及另两名案外人签名的《股权确认书》等证据予以证明。从上述证据可以看出，中亚恒建公司已经收到吕育纯投入的500万元，而《股权确认书》则明确载明“现有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5年6月19日总投资额为：人民币伍仟零柒点捌（5007.8）万元，出资比例以100%划分。其中股东刘振礼出资额为人民币贰仟捌佰叁拾伍（2835）万元，出资比例为56.6%；蒋金辉出资额为人民币柒佰陆拾壹点肆（761.4）万元，出资比例为15.2%；刘永朋出资额为人民币柒佰陆拾壹点肆（761.4）万元，出资比例为15.2%；吕育纯出资额为人民币伍佰（5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滕海涛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佰（100）万元，出资比例为2%；孙博出资额为人民币伍拾（50）万元，出资比例为1%。特此确认。”该《股权确认书》明确了中亚恒建公司截至2015年6月19日总投资额为5007.8万元，具体列明了六人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并由包括中亚恒建公司设立时的三名股东在内的六人签名确认，由此可以看出，该《股权确认书》系对吕育纯等人出资行为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当确定其享有股权。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吕育纯已向中亚恒建公司出资，享有中亚恒建公司股权，应为该公司股东。虽中亚恒建公司未向吕育纯签发出资证明书，未将吕育纯的股东身份、出资额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吕育纯办理股东登记手续，但此恰为中亚恒建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在中亚恒建公司未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其又以公司股东未同意吕育纯入股为由否定吕育纯的股东身份显然不能成立。而针对吕育纯系合伙投资500万元的主张，中亚恒建公司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始终不能提供合伙协议等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合伙关系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提出的吕育纯投资500万元系合伙投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提出的应当追加蒋金辉、刘永朋、刘振礼参加诉讼，查明《股权确认书》中三人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因中亚恒建公司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对《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始终没有异议，对三名股东的签名亦未提出异议，而蒋金辉、刘永朋、刘振礼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完全清楚在《股权确认书》上签名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况且即便原审判决存在程序瑕疵，亦未影响案件公正审理，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中亚恒建公司提出的原审判决错列主体、案由错误的主张，原审人民法院已经裁定予以补正，故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吉林市中亚恒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刚审 判 员  郝 奇代理审判员  刘欣莹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