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44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忠义，男，1956年4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芹（常忠义之妻），1957年9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稳，北京徐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宝增，男，1952年1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玉梅，女，1971年9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霞，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忠义因与被上诉人朱宝增、朱玉梅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6民初4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忠义上诉请求：1.判令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内容，改判支持常忠义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宝增、朱玉梅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买卖房屋契约》有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首先，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虽然朱宝增非新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经过其前妻李福兰（新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认，所以其购买行为为夫妻共同购买行为，买卖契约应为有效。但是，该认定存在严重逻辑问题和事实漏洞。其一，李福兰对朱宝增购买行为的确认是事后确认，是法院对其进行核实时才做出的事后追认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李福兰的事后追认行为早已超过期限。1989年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时，李福兰既没有在契约上签字，也没有做出任何确认的意思表示，当时的购买行为是否为夫妻共同购买行为，不能通过时隔28年之后的询问予以确认；其二，朱宝增与李福兰在本案诉讼之前已经离婚，双方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一审法院通过认定李福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进而扩大解释和推定朱宝增也具有购买新峰村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资格的事实基础已经消失，加之李福兰和三个女儿的户口先后已经迁出，如果强行将朱宝增的购买行为认定为有效，将严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设立的初衷。援引同样是一审法院作出的类似案件的一段判决主文：“宅基地使用权是村民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身份相关联，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本案中，朱宝增正是试图通过上述变相方式以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获得本应由村民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获得的具有福利性质的宅基地使用权。其次，一审判决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就是常忠义和朱宝增。认定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也是重点审查作为买受人的朱宝增的购买资格及身份，不应扩大到朱宝增的配偶李福兰及其子女。否则，国家关于涉及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法规、政策、司法解释等的适用范围将会十分模糊，难以界定，给法院的实际操作和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
朱宝增、朱玉梅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常忠义的上诉请求。
常忠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忠义、朱宝增于1989年11月8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契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朱宝增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2月，常忠义申请获批宅基地一处并在院内建有北房三间（现门牌号为新峰村×号）。1989年11月8日，经人介绍，常忠义、朱宝增达成协议并签订《买卖房屋契约》，约定常忠义将该宅基地上三间北房及附属设施作价6800元出卖给朱宝增。协议签订后，朱宝增付清房款，常忠义交付房屋及院落。在买卖该房屋时，朱宝增系城镇居民，其爱人及子女均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7年，新峰村因科学城建设列入拆迁范围。常忠义将朱宝增诉至该院，案件在审理中，朱玉梅向该院主张权利，故该院依法追加其为该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庭审中，朱宝增及朱玉梅提交如下证据：1、2005年5月21日朱宝增与朱玉梅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1份，证明朱宝增在2005年已将房屋卖给了朱玉梅。2、2006年7月5日加盖了北京市工商局和新峰村村委会公章的北京荣梅农家院旅店《经营场所证明》一份。证明2006年朱玉梅在自有的×号院内注册了北京荣梅农家院旅店，并一直在此经营，为此，×号院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朱玉梅。3、北京荣梅农家院的营业执照正副本。4、纳税的凭证，证明朱玉梅一直在使用该院。5、户口本，证明朱玉梅系新峰村村民，其享有新峰村宅基地使用权。常忠义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基于朱宝增和朱玉梅特殊的父女关系，对该份买卖协议达成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否实际履行关于房款及房屋的交付无法核实，请法庭予以核实。无法确认朱宝增及朱玉梅院落买卖的事实，没有村委会及见证人的盖章确认。无法确认协议的真实性，是否实际履行。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朱玉梅的签字不能证明朱玉梅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不能证明房屋给朱玉梅使用房屋就是朱玉梅所有。关于证明上，村委会盖章这一项，请法庭核实，村委会盖章是谁盖的，核实具体情况，据常忠义了解，2006年村委会的盖章管理不规范，没有相应的审批程序。请法庭向村委会调查，该章的使用有没有相应的审批程序，是否是直接拿来就盖。或者由朱宝增或者朱玉梅补充相应证据。朱宝增提供的该份证据与常忠义提供的原始双方的买卖房屋契约有矛盾之处，因1989年在买卖契约落款处有村委会当时的村干部签字，是该房屋卖给了朱宝增，在2006年又确认了该房屋是朱玉梅，对于这点请法庭跟村委会予以核实。章的真实性无异议，核实盖章的手续。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意见同经营场所证明。农家院登记的经营场所，经营者为朱玉梅，并不能推导出所在场所的所有人是朱玉梅，现实中经常存在租用地点，登记经常住所的情况。电子缴税付款凭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营业执照。证据5、户口本的真实性无异议。户口本上登记的住址为×号，其虽然是本村村民，但是其有另外的宅基地。其违反了土地管理法上一户一宅的原则。何时何地迁来本址，是1981年由朱宝增的住所地迁过来的。也就是那时候朱玉梅就拥有本村的宅基地。他户内的人口，虽然户主是刘俊祥，但是刘俊祥是1993年由河北省迁过来的。在1993年刘俊祥迁过来之前，朱玉梅应该是户主，1993年之前朱玉梅在本村已经有宅基地。她作为新峰村村民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是其已经有宅基地。但是之后朱玉梅与朱宝增签订的买卖协议真实性我们是存疑的，对于朱玉梅购买朱宝增的房屋的行为，我们不予认可。由法庭核实朱玉梅的结婚时间，户口迁入时间。
另查明一，该院向朱宝增爱人李福兰核实，其表示自己已经同朱宝增离婚，但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购买新峰村×号宅院为夫妻共同购买行为。
另查明二、常忠义现为城镇居民，不是新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另查三、李福兰户口于1999年5月12日农转非；朱宝增李福兰之女朱玉梅户口于1999年5月12日迁出；朱宝增李福兰之女朱玉荣户口于1994年1月26日迁出；朱宝增李福兰之女朱玉红户口于1997年8月27日迁出。
另查四、常忠义、朱宝增及朱玉梅诉争的新峰村×号宅院内的房屋现因科学城建设已被拆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提供证据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常忠义、朱宝增在签订《买卖房屋契约》时，虽朱宝增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经过其前妻李福兰的确认，当时购买行为为夫妻共同购买行为，李福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经过了村委会成员的见证，故双方的买卖契约应为有效合同。关于第三人主张相关权利，该院鉴于朱宝增同朱玉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该院难以认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常忠义要求判令常忠义、朱宝增于1989年11月8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朱玉梅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有特定的身份关系。本案《买卖房屋契约》的买受人朱宝增在1989年购房时不是怀柔区怀北镇新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朱宝增的妻子及子女均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认定朱宝增是代表包含其妻子及子女在内的家庭成员购买房屋。朱宝增的妻子及子女具有使用该村宅基地的身份，该类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常忠义不认可朱宝增系代表家庭购买房屋，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常忠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常忠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周熙娜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黄晓宇
法官 助理 何 平
书 记 员 司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