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民终30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善云，男，194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淑清，女，系上诉人齐善云之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荣，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亓庆标，男，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亓琳，男，系被上诉人亓庆标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兰，女，系被上诉人亓庆标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鹿奉森，男，1951年5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原审第三人：鹿奉保，男，194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上诉人齐善云因与被上诉人亓庆标、鹿奉森，原审第三人鹿奉保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4民初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齐善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淑清、王继荣，被上诉人亓庆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亓琳、刘秀兰，被上诉人鹿奉森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鹿奉保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齐善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排除妨碍；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土地改革仅是改变了土地性质，而非改变土地或宅基地的面积大小。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提供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应当作为认定上诉人房屋四至及道路通行情况的依据；但一审认为上诉人提供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失去了确定土地权属的法律效力，无法认定两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宅基地，无法确定上诉人宅基地四至，而一审在认定上诉人有通行道路时采信的证据恰恰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前后矛盾。二、对于通行道路，一审在未查明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即认定上诉人有通行道路，属主观臆断；一审认定上诉人通行道路为“亓家祖家大门”，该大门系多户人家自自家院落出去之后，走官道时必经之地，现上诉人无法从自家院落出去，自然不可能经过所谓的“亓家祖家大门”。三、一审判决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该条款是对取得宅基地及不得再申请宅基地的规定，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无关。上诉人的基本出行权遭受侵犯，应当予以排除妨碍，以保证上诉人的基本权利。
被上诉人亓庆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实际上并没有上诉人所述道路，现被上诉人亓庆标北院墙是已经拆除的旧北屋的北墙，现楼梯在已经拆除的北屋屋内，上诉人称从案外人亓利红北墙角侧门出入，实际上是上诉人与亓利红共用一个院落和大门出入，上诉人称该门约有30公分与事实不符，有照片为证。
被上诉人鹿奉森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第三人鹿奉保未到庭，未陈述。
齐善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鹿奉森归还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法强占原告齐善云的全部宅基地，并拆除在该宅基地上的私搭乱建（这些建筑阻碍交通，阻碍了原告及家人的出行）；2、请求判决被告亓庆标拆除在原告齐善云宅基地上私建的楼梯等建筑物（这些建筑把原来的道路完全堵死，原告及家人无法出行）；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齐善云（曾用名亓善云）原系博山区源泉镇源西村村民，于1965年从博山区源泉镇源西村迁出，现户籍所在地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海浪村。原告在源西村留有房产及院落一处，自1965年从本村迁出后，房屋无人居住，原告于1991年回村居住过一段时间，后又于2015年底回村对该房屋进行了修缮，并在此居住。被告亓庆标的房屋坐落于原告齐善云房产所处院落的东南方向，包括楼房一座及后院厨房一处，楼房在南，建于2002年之后；厨房在北，建于1993年左右；中间为天井。被告亓庆标厨房的后墙即为其北院墙。其北院墙的西半部与原告齐善云房屋所处的院落相邻，其北院墙的东半部与案外人韦君洪房屋相邻，中间仅留有10公分的滴水；其北院墙西半部与其楼房之间建有楼梯一处。原告主张被告建设北院墙、后院厨房、楼梯的宅基地归原告所有，原告为证实该处争议土地系原告的宅基地，提供了齐善云名下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书记载了齐善云名下的房产及土地，土地包括大南门里“间园”一处，四至为：北至墙根外有道六寸，东西取直，东至官道中心，南至道中心，西至亓汝义后墙滴水。原告称被告亓庆标占用的宅基地即位于上述“间园”土地的南端，被告亓庆标院落内天井的位置为原告土地“间园”四至中南至道中心的“道”所在，故其建设的后院厨房及楼梯、北院墙均位于原告的土地范围之内，被告亓庆标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土地系被告合法使用的宅基地。另查明，案外人韦君洪的房屋系从第三人鹿奉保处购得，第三人于1966年左右所建。第三人称建房的土地系当时的生产大队批准的，在其建房时曾在其房屋南山墙外边给被告亓庆标的父亲留下了通行道路，这条道路的地基是被告父亲的，同时第三人建房时还占用了被告父亲的土地。关于该条道路，原告主张为2米宽的官道，被告亓庆标主张为房屋滴水，上述三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职权对源西村现任村主任李志国、原书记田兴旺作调查笔录，用以调查原告1951年文书中土地的界限及被告亓庆标是否侵占了原告的地基，两人均表示原告与两被告的争议土地因时间久远，并不清楚双方的土地界限，也不清楚被告是否占用了原告的地基。被告鹿奉森的栏圈（现已坍塌）位于原告齐善云院落东院墙的外部，该栏圈与原告院落的东院墙之间留有1米的距离。原告称被告鹿奉森建栏的位置位于其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大南门里土地“间园”之内，被告鹿奉森不予认可。依据原告齐善云19**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土地“间园”四至：北至墙根外有道六寸，东西取直，东至官道中心，南至道中心，西至亓汝义后墙滴水。经本院现场勘验，亓汝义（已去世）后墙为其东草屋的后墙，早已坍塌，仅留有部分石头地基。“间园”的北边界限为北至墙根外，根据现场勘验，墙早已坍塌，无法查明实际位置。另查明，除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外，因原告齐善云长期在外定居，从未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土地确权登记。两被告曾参与政府组织的源西村宅基地确权，但未能完成最终的颁发土地确权证书。同时原告现有正常的通行道路，即其文书中提到的祖家大门通行道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产生于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土地私有制时期，当时是有效的，可以作为认定原告房产土地所有权的依据，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私有制逐渐改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颁布，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背景下，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失去确定土地权属的法律效力，故在原告未进行宅基地确权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其如今的宅基地范围，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争议的土地系原告的宅基地。且原告庭审中陈述两被告侵占的原告宅基地均记载于其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中位于大南门里的土地（非耕地）一项之下而非房产一项，土地与宅基地性质不同，宅基地基于其上建设的房产可以作为土地确权的参考依据，但原告1951年土地所有权证书上记载的土地则无法参考宅基地上的房产予以确权。同时在法院向源西村现任村主任李志国、原书记田兴旺所作的调查笔录中，两人均称并不清楚原、被告之间的土地界限，也不知道是否存在侵占他人地基的情况，故无法认定两被告占用了原告的宅基地，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亓庆标拆除其宅基地上私建的楼梯等建筑物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被告鹿奉森归还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法强占原告齐善云的全部宅基地，并拆除在该宅基地上的私搭乱建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争议的土地属于原告的宅基地，故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齐善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原告齐善云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关于通行道路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称其现有的通行道路为亓利红家北墙角侧门，被上诉人称上诉人的通行道路为亓家祖家大门。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我国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已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重新确权，上诉人齐善云在一审中提交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失去确定土地权属的法律效力，上诉人在未进行宅基地确权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其宅基地范围，无法证实争议的土地系其宅基地。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亓庆标拆除争议土地上私建的楼梯等建筑物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被上诉人鹿奉森归还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法强占的上诉人的全部宅基地，并拆除在该宅基地上的私搭乱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上诉人齐善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鹏
审判员 胡晓梅
审判员 翟雪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