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115民初1596号
原告：江文正，男，苗族，1980年3月14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公民身份号码4312261980********。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泽宇，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3201410196388。
被告：肖正应，男，汉族，1983年3月8日生，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公民身份号码5224221983********。
委托诉讼代理人：母英丞，贵州英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010822911。
原告江文正诉被告肖正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铮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文正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泽宇，被告肖正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母英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文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412,864元及利息61,929.6元（暂计算至2016年6月15日），合计474,793.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经营铝材销售的供应商，从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5月6日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供应铝材。于2015年7月11日，原被告双方进行结算，被告尚欠原告铝材款人民币347,222元，为此，被告立下《欠条》一张，称“经我与江文正进行结算，我共欠江文正铝材款人民币347,222元，该款应于2015年7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逾期按日1‰支付利息。”，肖正应并签字确认。直至2015年7月30日，被告并未支付铝材款347,222元给原告，后于2015年11月25日，双方再次进行结算，被告尚欠原告铝材款人民币347,222元及利息65,624元，为此，被告立下《欠条》一张，称“经我与江文正进行结算，我共欠江文正铝材款347,222元，外加2015年7月12日至2016年1月15日的利息计65,624元，总合计412,864元。”，并注明“如在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欠款则减去65,624元的利息，如逾期未付，则按照412,864元为总金额按日1‰支付利息至还款之日止。时至今日，被告尚欠原告的铝材款及利息已达474,793.6元。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按期如数的将欠款支付给原告，但原告多次找被告催讨欠款，被告总以各种理由推脱，原告只好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肖正应辩称,一、被告实欠货款本金仅为170,357元，对造成逾期付款被告不承担过错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肖正应购货对账单明细》，显然原告在结算之前，双方仍处于买卖供货过程中时，就于2015年4月15日计算利息49,369元，2015年7月11日又计息27,496元，并且将该利息计入2015年7月11日结算货款本金后再计息；2015年11月25日再结算时，原告又将65,624元利息计入前次结算货款本息后再次计息，最后在其诉请中主张又以所谓欠款412,864元为本金计息61,929.6元，原告此举明显严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足以充分证明被告于2016年2月5日、2月6日向原告支付10万元货款，理应予以扣减，故被告实欠原告货款本金为170,357元。庭审中原告认可始终未向被告出具发票，而被告对已付款及应付款屡次要求原告提供发票均遭无理拒绝后，显然对造成逾期付款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过错责任。二、原告主张的每日1‰利息严重于法相悖。利息与违约金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本未约定违约金，但原告自始至终滥以民间借贷变相操作，其主张的每日1‰并非违约金，而明确系利息，严重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悖，根据司法实践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适用。如人民法院认可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属违约条款，则每日1‰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予以变更或撤销,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从2014年4月11起至2015年5月6日，原告开始向被告供应幕墙等铝制材料，在原告制作的铝材销售单据中体现的货款、运费等共计885,891元。
2015年7月11日，被告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经我与江文正进行结算，我共欠江文正铝材款人民币347,222元，该款应于2015年7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逾期按日1‰支付利息。该《欠条》落款日期处原为2015年4月12日，后划去“4月12日”更正为“7月11日”。
2015年11月25日，被告又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经我与江文正进行结算，我共欠江文正铝材款及利息347,222元，外加2015年7月12日至2016年1月15日共计利息65,624元，总计412,864元，如在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减去利息，逾期未付总款412,864元照付，逾期按日1‰支付利息；在该份《欠条》尾部，原告签署有“如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总款347,222元，利息65,624元不支付”的内容。
同日，被告签名确认一份《肖正应购货对账单明细》的单据，该对账明细显示的货物名称、数量、货款、运费基本与原告提供的销售单一致，货款总金额体现为885,911元，与销售单据的差额在于被告曾退还了246元的货物产生20元的运费；此外，据对账明细显示，从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5月6日，被告共计已支付货款615,308元；同时，该对账明细在2015年4月15日按每日1‰的标准计算了105天利息49,369元，在2015年7月11日按每日1‰的标准计算了86天利息27,496元，并同时在单据最后单独修改注明至2016年1月15日按日1‰标准计算189天的利息65,624元，最后汇总欠款共计412,864元。被告在该对账明细尾部注明2015年7月12日至2016年1月15日利息共计65,624元，合计总数412,864元，本人如在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减去利息65,624元。
2016年2月5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2016年2月6日，原告又向原告账户汇款5万元。
后原告认为被告未如期还款，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点，一是双方对账前被告实际欠付的货款；二是被告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利息性质；三是原告是否可将欠付利息计入货款另行计算利息。对于上述焦点，本院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账前被告实际欠付的货款。
根据原告提供的销售单据和对账明细，原告实际向被告提供的铝材货款共计885,911元，被告退回了246元的货物，则实际货款为885,665元，在签署对账明细前原告已确认收到被告支付的货款615,308元，故对账前被告实际欠付的货款应为270,357元。
二、关于被告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利息性质。
被告出具的两份《欠条》中均明确载明了逾期未付款须按每日1‰的标准支付利息，被告认为利息与违约金系不同的法律概念，此种约定系滥用民间借贷变相操作，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未约定违约金，在《欠条》中明确为利息与法律规定相悖；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并非只有明确约定为“违约金”才是违约条款，司法实践中，以利息方式来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情形十分常见，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买受人逾期付款的，给出卖人造成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即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利息作为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计算方法的，也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即以利息的方式来计算逾期付款所造成的损失，被告的主张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经本院依法释明，在确认《欠条》中利息的约定属违约条款的情况下，被告也是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实际上即认可按照利息方式来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被告的辩解自相矛盾。
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在民间借贷中也存在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等多种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按照被告对违约金与利息性质的理解，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约定的利息不能视为违约条款，则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约定的违约金或其他费用是否也不能视为违约责任条款？
被告的主张显然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其在《欠条》中明确的利息，即系在买卖合同中逾期付款时原告方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实质上是违约责任条款。
三、关于原告是否可将欠付利息计入货款另行计算利息。
据庭审查实，原告存在多次将利息计入货款另行计算利息行为，在被告出具的《欠条》及原告提供的对账明细中均可确认原告主张的欠款412,864元包含了重复计算的利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在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情况下，出卖人的损失主要即系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利息作为计算方式并无不当，但将利息累计在货款中另行计算复利在买卖合同关系中缺乏法律依据，对被告显失公平，庭审中被告明确否认并认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事实上已表达出变更或撤销的愿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的规定，本院对将利息累计在货款中另行计算复利的行为不予认可。
从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其要求被告返还欠款412,864元及利息61,929.6元，其主张的欠款412,864元包含了欠付货款270,357元及三次累加计算的利息，主张的利息61,929.6元则系以412,864元为基数继续按照每日1‰的标准计算至2016年6月15日，如前所述，本案中将利息计入货款计算复利的方式本院不予认可，则原告可主张的欠款应为实际欠付货款，可主张的利息应为以实际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约定方式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按每日1‰的标准计算利息本院已确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但此种标准明显超出原告的实际损失，在被告主张双方并未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的规定，本院依法向被告进行释明，被告在本院释明后仍然继续进行无违约金约定的抗辩，并未正面以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本院进行调整，但其最终表达了请求法院进行变更或撤销、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意愿；被告主张的双方无违约金约定本院已确认为系对法律规定的曲解，其虽未正面以违约金约定过高为由请求进行调整，但其主张变更或撤销、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方式计算，已表露出请求调整的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可。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两次出具《欠条》对付款期限作出承诺，但均未按照约定期限履行付款义务，显然存在过错，《欠条》中载明的每日1‰的标准虽然明显过高，但被告两次出具的《欠条》及签署对账明细时均未就此提出异议，庭审中被告主张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并不能弥补原告的损失，参考本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原告的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本院酌情确认被告应以实际欠付货款为基数，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的欠付货款本院已确认为270,357元，在逾期时间上，被告2016年7月12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欠款应在2016年7月30日支付，此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首次对付款时间进行明确，则自2016年7月31日起，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而据庭审查实，被告曾于2016年2月5日、2月6日分两次各支付5万元予原告；原告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但并未举证证实双方存在其他交易或者其他法律关系，本院确认系被告履行本案中的合同义务，不过此款项的性质双方并无约定，属支付货款还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该款项应先充抵逾期付款利息，超出部分充抵货款，按照前述标准计算，截止2015年2月5日，被告应承担的逾期付款利息为33,776.11元，被告支付的5万元已超出16,223.89元，充抵欠付货款后余额为254,133.11元；2016年2月6日被告支付的5万元应先充抵以254,133.11元为基数计算的1天逾期付款利息167.1元，余额再充抵欠付货款，经计算截止2016年2月6日，被告欠付货款为204,300.21元，原告主张的欠款，本院以此予以支持。
原告诉请的利息截止时间至2016年6月15日，本院依其诉请也仅处理截止2016年6月15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欠付货款204,300.21元的基数，从2016年2月7日计算至2016年6月15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为17,239.14元，原告诉请的利息，本院以此予以支持。
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2015年7月12日的《欠条》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原告陈述在2015年11月25日被告重新出具《欠条》后原件已返还被告，同时两份《欠条》与被告签署的对账明细内容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故本院确认被告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主张其未支付欠款系因原告未开具发票，未付款的过错在于原告，对于此种主张，首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未显示双方约定了原告应先开具发票，被告再付款，庭审中被告称其曾多次要求原告开具发票，但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相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有持续性的付款行为，虽未足额付款，但从其自行出具的《欠条》及签署的对账明细等具有结算性质的书面凭证上，均未体现被告对原告开具发票提出要求，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第二十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一条“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的规定，发票系收款凭证，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款项时应当开具发票，但被告也应当向原告索取发票，在此前的付款过程中并无证据显示被告曾向原告索取发票而原告拒绝提供，此种情况下，其以原告未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支付欠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系个人，在交易习惯中，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开具发票和不开具发票对价款具有一定影响，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对此进行明确，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货款时未开具发票虽不符行政法规规定，但在双方无履行顺序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导致被告可拒绝支付尾款，被告两次以《欠条》的方式对欠款进行确认及对支付时间作出承诺，后均未如约付款，显然本案中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其认为未付款过错在于原告方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第一百六十一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肖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江文正欠付货款204,300.21元及截止2016年6月15日的逾期付款利息17,239.14元；
二、驳回原告江文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1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肖正应负担2,312元，原告江文正负担1,89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铮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谭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