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外终字第5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元祝，男，197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利亚州菲利蒙市欧莱街*****号（41206AllineStreet，Fremont，CA94538，USA），护照号码G33349896。
委托代理人：夏毅斌，上海安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元普。
委托代理人：姜周辰，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元祝为与被上诉人李元普民间借贷纠纷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8日依法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元祝的委托代理人夏毅斌，被上诉人李元普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周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元普一审诉称：李元普、李元祝之间共存在如下七笔款项往来：1.2007年2月7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72.5万元人民币；2.2007年年底，李元普交付李元祝5万元人民币；3.2010年2月10日，李元普交付李元祝11万元人民币；4.2011年5月12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617930元人民币；5.2011年7月25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8.3万美元；6.2011年8月3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1.6万美元；7.2011年11月24日，李元普交付李元祝50万元人民币。上述事实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3号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93号判决）确认。这两份判决书还确认第1-3笔款项为因李元祝委托李元普出借款项而发生的款项往来，第4-6笔为李元普向李元祝的借款，但并未对第7笔款项加以认定，而要求李元普另案起诉。在该50万元在交付时，双方并未明确该款项为借款或是还款，当时李元祝是以房屋还贷为由，让李元普赶快给他一些钱。后经133号判决将第4-6笔款项确认为借款后，第7笔款项即成为它们的还款。而第5、6笔款项均为美元，在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可能直接以人民币清偿，故第7笔款项只能用来清偿第4笔款项。即第4笔款项己于2011年11月24日被清偿了50万元。但由于133号判决未对第7笔款项进行评述，判令李元普承担第4笔款项全额及与之对应利息的清偿义务，而要求李元普另案起诉主张该50万元的权利。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李元普特向贵院起诉，要求判令李元祝归还50万元及利息（从2011年11月24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履行之日止）。
李元祝一审辩称：1、在133号判决中，第一笔2007年2月7日的72.5万元72.5万元认定为投资款项，第二笔2011年5月12日的617390元、第三笔2011年7月15日的8.3万美元、第四笔2011年8月3日的1.6万美元都被认定为借款。李元普作为受托人应履行受托义务。2、本案涉及的是除上述几笔款项之外的50万元，李元普在诉状中陈述本案款项是清偿给李元祝的，而非借给李元祝的。李元普需要明确其请求权基础。3、李元普将2007年的在先债务多次偿还给李元祝的父亲李绍文，而本案2011年11月24日的50万元款项就是由李元普偿还到李绍文的工商银行账户的，且该笔款项基于的事实就是李元普在先债务的清偿，李元普主张其是清偿在后的债权没有法律依据。4、李元祝已经就本案提起反诉，李元普作为委托出借的受托人应履行通知、告知、不得转委托等义务以及诚实谨慎义务，但事实上李元普并未履行委托出借的义务，而是私自侵占。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2月7日，李元普收到李元祝交付的款项72.5万元；2010年3月4日，李元普出具一份“李元祝现金托本人投资出借清单”，清单载明：“一、阳历2007年2月7日，李元祝托本人投资出借72.5万，月息3分，至2008年2月7日本金利息计98.6万。2007年老年底付其父绍文5万元，余93.6万元……至2010年2月28日：利息45.82656万元，计本息为173.122万元，扣除本人在2010年2月10日为其代付其父11万元，即173.122万元-11万元=162.122万元。四、2010年2月28日，李元祝交托本人将162.122万元转投入出借。”
2011年5月12日李元祝支付给李元普617930元。李元普收到该款后出具一张“收据”，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李元祝人民币陆拾壹万柒仟叁佰玖拾元正。月息叁分，一年结息。”2011年7月25日与8月3日，李元祝分别从美国汇到李元普账户及其指定账户8.3万美元与1.6万美元。
2011年11月24日，李元祝通过其妹李秀丽收到李元普50万元。李秀丽在载明“今李元祝委托其妹李秀丽收到李元普伍拾万元整（500000元），由网银汇入其父李绍文工行帐户”的收据上签字。
2012年4月25日，李元祝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李元普及其妻夏剑敏系偿还借款本金2378434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133号判决，认定李元普于2007年2月7日收取的72.5万元系李元祝委托其对外投资的款项，2011年5月12日、2011年7月25日与8月3日收取的三笔款项是向李元祝借款，遂判决李元普、夏剑敏偿还李元祝借款人民币617930元及9.9万元美元并支付利息（其中人民币617930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四倍付息，美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付息），对2011年11月24日李元祝通过其妹李秀丽收取李元普的50万元未作判定。该判决后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93号判决维持原判。
泰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5年1月23日出具一份《关于夏剑敏债权申报情况说明》，内容如下：“经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债权人夏剑敏供述及有关债权申报材料查阅，2010年4月11日夏剑敏申报的淮安立人投资公司项目投资款80万元债权，为他人委托夏剑敏投资，其中包括李元祝委托投资70万元。2011年5月12日申报债权60万元和2011年7月24日申报的50万元投入鄂尔多斯立人投资公司内蒙古点石沟煤矿的债权皆为李元祝委托夏剑敏投资。2010年8月9日申报的120万元和2011年8月6日申报的15万元借入育才高级中学董事会的皆为李元祝委托夏剑敏投资出借。”
一审法院认为：李元普于2011年11月24日付给李元祝人民币50万元的事实清楚，该款支付时双方对付款事由无明确约定。本案双方的争议在于，李元普主张该款应抵充2011年5月12日的借款，而李元祝主张该款应抵充2007年2月7日李元普在先收取的款项。李元普于2007年2月7日收取的款项已被生效的133号判决判定为李元祝交付的委托投资款，李元普收到该款后投入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人集体）的有关项目，该投资款现由立人集体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集中处置，没有证据表明2011年11月24日李元普付给李元祝人民币50万元系结算退回的投资款，故李元祝主张本案50万付款应抵充2007年2月7日李元普在先收取的委托投资款无事实依据，李元普主张以该款抵充2011年5月12日的借款理由正当。因133号判决未对本案50万元作出处理，故本案中应对李元普享有的对李元祝可抵销债权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相应利息予以确认，该可抵销债权可在133号判决执行中予以解决，本案不再作给付判决。李元祝在本案审理中提出李元普未履行受托义务的反诉主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主张。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判决：李元普享有对李元祝可抵销债权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可用于抵销133号判决项下债权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自2011年11月24日起相对应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60元，由李元祝负担。
李元祝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李元普应当承担其2011年11月24日所支付50万元是偿还2011年5月21日借款的举证责任，李元普2011年5月21日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李元祝人民币617930元整，月息3分，一年结息”，李元普约定期限未到即归还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将李元普提供的证据16－18即立人集体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年10月15日《温州立人教育集体有限公司处置工作相关情况》、2014年12月24日《情况说明》、泰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1月23日《关于夏剑敏债权申报情况说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二、本案一审李元祝提出反诉，认为李元普未依照约定将李元祝委托的1621220元款项出借投资，而是恶意占有该款填补其妻投资亏损，请求判令李元普赔偿112122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该反诉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主张是错误的。李元祝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元普诉讼请求。
李元普二审庭审中答辩认为：2011年11月24日所支付50万元用于偿还2011年5月21日借款的事实可以认定。一、在133号案中，李元祝在事实陈述部分明确提到：2011年11月下旬，李元祝要求李元普归还本金及利息，李元普只偿还了50万元。二、双方的借款合同中仅对结息时间作了约定，未明确约定归还期限，二者概念不同，故2011年5月21日借据是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2011年11月，李元祝向李元普催告还款，李元普在合理期限内归还的50万元与该催告相对应，归还的是借款本金及利息而非受委托款项。在委托事务尚未最终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委托事项不涉及还款义务。李元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2011年11月24日李元普归还的50万元款项归属为委托关系中款项还是借贷关系中的款项？对本院归纳的该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李元普、李元祝之间七笔款项往来事实清楚：1.2007年2月7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72.5万元人民币；2.2007年年底，李元普交付李元祝5万元人民币；3.2010年2月10日，李元普交付李元祝11万元人民币；4.2011年5月12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617930元人民币；5.2011年7月25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8.3万美元；6.2011年8月3日，李元祝交付李元普1.6万美元；7.2011年11月24日，李元普交付李元祝50万元人民币。其中第1、2、3笔，在2010年3月4日经结算后价值162.122万元，已被生效的133号判决认定为李元祝委托李元普投资款项。第4、5、6笔，已被生效的133号判决认定为李元祝直接出借给李元普的款项。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7笔2011年11月24日李元普交付李元祝的50万元人民币应归属为委托关系中款项还是借贷关系中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应考察该笔款项之来源及归还时间节点等因素。从本案情况看，首先，没有证据显示该笔款项来源于委托投资款用款人立人集团。李元祝一直否认委托投资的对象为立人集团，认为另有他人，但未举证证明。在立人集团在当地进行长期大规模非法集资并破产的情况下，李元普证明通过其妻子在立人集团进行了投资，立人集团破产后申报了代为李元祝投资的债权，李元祝也未发现有重复申报的情形，应认为李元普关于委托投资款投向立人集团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其次，根据立人集团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处置工作相关情况》，立人集团2011年10月31日宣布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停止支付所有本息。李元普2011年11月24日支付李元祝的50万元人民币认定为李元普自有资金更合理。再次，李元祝在133号案件中诉称，2011年11月下旬，李元祝要求李元普归还本息，李元普只偿还了50万元。即使该情况下李元祝要求归还的款项是委托投资款还是借款性质不明，由于李元祝要求还款在立人集团停止支付本息之后，李元普的还款应视为对其自身借款的归还更符合常理。故一审判决认定所归还款项归属于借款，并无不当。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为，李元普2011年11月24日归还李元祝人民币50万元的事实清楚。该款支付时双方对付款事由无明确约定，本案双方的争议在于，该款应抵充2011年5月12日李元普向李元祝的借款，还是抵充李元普自2007年2月7日起开始接收的李元祝的委托投资款。针对该委托投资款，李元普2010年3月4日出具一份投资出借清单，载明经结算后计为162.122万元，由其自2010年2月28日起转投出借。李元普收到该款后投入立人集团，由于立人集团2011年10月31日停止支付债权人本息引发破产，李元普在此之后接到李元祝要求归还本息的要求，由于已不可能从立人集团处收回款项用于归还委托投资款，李元普2011年11月24日归还李元祝的50万元人民币，归属为借贷关系中的款项用于抵充2011年5月12日李元普向李元祝的借款，具有合理性。一审判决相应认定，并无不当。李元祝主张该款系对之前委托投资款的抵充，缺乏证据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元祝在本案一审审理中提出李元普未履行受托义务的反诉主张，是基于委托合同关系，与本案借贷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为应另案处理，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260元，均由上诉人李元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 青
代理审判员 沈国建
代理审判员 储宁玉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