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123-12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澜港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高廷凯，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婧，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和平路第一汽车场。
法定代表人：常亚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庄东晓，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六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0-8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宝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廷凯，被上诉人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常亚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庄东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隆公司本诉诉称：宝隆公司依与鸿泰公司所订11份《航次运输合同》对涉案货物进行实际运输，但鸿泰公司未支付其中6份合同项下的海运费用。宝隆公司请求判令鸿泰公司支付该6份合同项下的运费4561905.45元及利息，并由鸿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鸿泰公司针对宝隆公司的本诉请求陈述答辩意见称：本案应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宝隆公司所主张的费用名为运费实为租金，诉讼时效为一年，按合同规定，租金应于航次结束后一个月内结清，宝隆公司起诉时已超诉讼时效。鸿泰公司实际给付的费用已多于应付费用46297.48元，宝隆公司至今拖欠鸿泰公司上述费用。
鸿泰公司反诉称：依据双方所订《长期联运协议》，鸿泰公司应在支付海运费时对其代垫的船舶靠泊服务费等费用一并扣除。11份《航次运输合同》共产生运费11550913.75元，鸿泰公司已支付运费10746919.72元，加上应由宝隆公司承担的靠泊服务费等费用1323522.66元，宝隆公司应支付鸿泰公司519528.63元。鸿泰公司请求判令宝隆公司支付其519528.63元，并由宝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宝隆公司针对鸿泰公司的反诉请求陈述答辩意见称：（一）鸿泰公司提起反诉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反诉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二）宝隆公司只收到鸿泰公司支付的运费699万余元，并未收到鸿泰公司所主张的其余375万元运费；（三）鸿泰公司所主张的船舶服务费等费用没有事实基础。综上，鸿泰公司的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28日，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长期联运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由宝隆公司承运钢材自曹妃甸港通用码头至南方各港口。协议第三条约定，船运价执行当期海运市场价，鸿泰公司尽最大努力为宝隆公司提高承运价格；鸿泰公司代垫船舶靠泊服务费、绑扎费及到达目的港靠泊费及其他费用，在次月付海运费时一并扣除；鸿泰公司扣除每吨3元的货物代理费及相应税金（其中每吨1元支付给通用码头）。
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陆续开展合作，双方签署了11份《航次运输合同》，鸿泰公司共委托宝隆公司运输11批钢材，双方确认11个航次运输货物总吨数为171973.338吨，产生运费共计11558825.31元。11份《航次运输合同》采用的是格式文本，文本中有托运人、承运人、船舶资料、货名、件数、重量、起运港、到达港、受载期限、运费（按吨数计算）、滞期费率、速遣费率等项目，供当事人选择填写。
《航次运输合同》约定在货物卸清后一月内付清全部运费。但从2012年11月27日起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双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逐笔付款，而是采用滚动付款的方式，鸿泰公司累计向名为“宝迪隆9”的账户以及宝隆公司账户支付了6996919.72元。另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常亚文从其个人账户向戴惠芬汇款325万元，鸿泰公司工作人员袁宝银向戴惠芬账户汇款40万元，常亚文向邵汉兴账户汇款10万元。邵汉兴为宝隆公司的业务人员，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系通过邵汉兴进行。邵汉兴确认其指定鸿泰公司将涉案375万元的运费付至其本人及妻子戴惠芬账户。
11个航次产生的由港口方收取的船舶服务费、码头停泊费、解／系缆费合计109345.56元。绑扎费的收取标准为每吨3.5元，就涉案11个航次货物鸿泰公司委托海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公司）进行绑扎，但其中有2个航次的货物绑扎由海源公司转委托给唐山鸿源国际船舶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公司），鸿源公司同意就该2个航次的绑扎费由鸿泰公司与海源公司进行结算。涉案11个航次货物的绑扎费601906.69元，由鸿泰公司支付给福源（天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源公司），福源公司与海源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且自2014年1月起海源公司的绑扎业务交由福源公司经营。海源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更名为绿益（唐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诉所涉六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关于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法律关系。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存在一份长期合作协议，在该协议项下涉及三方面业务，存在三种法律关系，分别是运输关系、货运代理关系以及船舶代理关系。在运输关系项下，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就运输业务分别签署了11份《航次运输合同》。就本诉所涉六案，宝隆公司主张鸿泰公司支付运费，故一审法院立案确立的案由是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在审理中，鸿泰公司认为案由应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宝隆公司提交的11份《航次运输合同》文本分析，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符合航次租船合同的特点。航次租船合同的特点是：第一，出租人负责船舶营运并负担费用；第二，规定货物名称或者种类、数量及装卸港口；第三，承租人可以租用船舶的全部或部分舱位，运费大多按照货物数量计算；第四，出租人除对船舶负责外，还应对货物负责；第五，规定用于货物装卸的期限和装卸时间计算办法，并计算滞期费和速遣费。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本诉，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应为航次租船合同关系。
关于宝隆公司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鸿泰公司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虽然双方名义上约定的是运费，但实际上是船舶使用租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故宝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鸿泰公司对航次租船合同的性质认识有误。在航次租船合同项下，承租人提供货物支付运费，出租人提供船舶并负责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而并非单纯船舶的租赁，故鸿泰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另因涉案运输所涉航线均为国内沿海港口之间，属于国内航线，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一般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宝隆公司起诉的六个案件，依据的是2013年签署的六份合同，就所涉六个案件宝隆公司是在2014年10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期间因需�正补充诉讼材料，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3日立案受理，故宝隆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鸿泰公司是否欠付运费以及欠付运费的数额。双方当事人对于11个航次的总运费为11558825.31元，鸿泰公司支付至“宝迪隆9”的账户以及宝隆公司账户的6996919.72元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核心是鸿泰公司付至邵汉兴以及邵汉兴妻子戴惠芬账号的375万元，是否构成对宝隆公司的有效付款。一审法院认为，鸿泰公司付至邵汉兴及戴惠芬账号的375万元构成对宝隆公司的有效支付。理由如下：一、在双方当事人签署的《长期联运协议》以及航次租船合同中，只有两份合同约定了宝隆公司接收运费的账户，其他九份合同都未进行约定。邵汉兴是宝隆公司的业务人员，涉案业务均由其与鸿泰公司联系，在没有全部进行书面约定付款的情形下，由业务人员告知合同相对方付款方式符合常理。二、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是邵汉兴让鸿泰公司将375万元运费打到其个人账户。三、即使宝隆公司没有授权邵汉兴收取涉案运费，但是就涉案业务邵汉兴是以宝隆公司名义与鸿泰公司进行联系、签订合同，鸿泰公司有理由相信邵汉兴指示其付款的行为取得了宝隆公司的授权，邵汉兴指示鸿泰公司付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结果应由宝隆公司承担。综上，鸿泰公司对于个人账户的付款构成对于宝隆公司运费的有效支付。
依据查明的事实，双方11个航次运费总额为11558825.31元，双方无异议已付款项为6996919.72元，无异议款项加上一审法院认定的375万元，鸿泰公司共实际支付10746919.72元。就11个航次运费付款，鸿泰公司并未按照约定金额在约定时间逐笔支付，而是采取滚动付款的方式，在其向宝隆公司付款时，双方也未明确付款的指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根据该规定，就涉案纠纷，鸿泰公司的付款应当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抵充运费，而前10个航次运费为10729008.69元，鸿泰公司的累计付款总额10746919.72元多于该数额17911.03元，多出的数额应用于抵充最后1个航次的运费，最后1个航次的运费为（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3号案件中合同项下的运费。该航次运费为829816.62元，扣减17911.03元后，鸿泰公司尚欠付宝隆公司运费811905.59元。
关于鸿泰公司的反诉是否成立。宝隆公司认为本诉涉及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反诉则涉及船舶代理与货运代理两种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不应受理鸿泰公司的反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鸿泰公司反诉的纠纷系双方在履行《长期联运协议》中产生的货运代理费用与船舶代理费用，与宝隆公司诉称的运费均在双方履行《长期联运协议》中产生，本诉与反诉具有相同的事实基础，故鸿泰公司可以在本案中提出反诉。
关于反诉诉请的金额。依据双方签署的《长期联运协议》，鸿泰公司能够收取的费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货物代理费，协议约定鸿泰公司按照每吨3元收取，因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于11个航次运输的货物总吨数无异议，故依据171973.338吨计算货物代理费为515920.01元。第二部分为鸿泰公司代垫的�舶服务费、绑扎费等费用，因宝隆公司在庭审中认可鸿泰公司支付给港口的费用，故对于鸿泰公司支付给港口的船舶服务费97480.6元、码头停泊费与解／系缆费11864.96元予以确认。至于双方争议较大的绑扎费，宝隆公司认为鸿泰公司收取的费用较高，不符合市场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货物绑扎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绑扎工艺，采用不同的绑扎物料，在宝隆公司未能提供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确认鸿泰公司主张的收费标准，即每吨3.5元，经计算171973.338吨货物的绑扎费为601906.69元。至于鸿泰公司主张的每航次收取2000元代理费，11个航次收取22000元的费用，因无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反诉部分宝隆公司应向鸿泰公司支付的费用为1227172.26元。另因本诉部分鸿泰公司应支付宝隆公司的运费为811905.59元，本诉与反诉两相扣减，宝隆公司应向鸿泰公司支付的费用为415266.67元。至于本诉部分宝隆公司请求的未付运费利息，鉴于双方互负债务，且冲抵后宝隆公司应向鸿泰公司支付款项，故对宝隆公司请求的利息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宝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鸿泰公司415266.67元；二、驳回宝隆公司在六案中对于鸿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鸿泰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宝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六案本�案件受理费65990元，由宝隆公司承担54152元，鸿泰公司承担1183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98元，由鸿泰公司承担903元，宝隆公司承担3595元。
宝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一审本诉中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鸿泰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并由鸿泰公司承担两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诉。1、鸿泰公司不应在明知宝隆公司账户的情况下，将公司款项付至个人账户，该付款行为不仅违反常理，亦违反了相关财务规定。2、鸿泰公司将375万元打到个人账户，意味着该款项完全是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宝隆公司无关。3、邵汉兴指示鸿泰公司付款至个人账户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二）关于反诉。1、鸿泰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反诉状，违反了程序规定，不是有效的反诉。2、本案中的本诉和反诉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鸿泰公司的反诉不应成立，不应与本诉合并审理。3、一审判决对鸿泰公司未提起反诉的款项进行冲抵，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三）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方面，存在诸多不当之处。
鸿泰公司答辩称：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关系，鸿泰公司在履约过程中一直恪尽职守，尽职尽责。邵汉兴是宝隆公司的总经理，宝隆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恶意提起诉讼，目的是弥补其经营亏损，宝隆公司应就其恶意诉讼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宝隆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鸿泰公司补充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浙江省舟山必胜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胜隆公司）出具的《关于要求“必胜隆9”更改隶属关系的报告》原件，拟证明邵汉兴是宝隆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证据2、必胜隆公司与�泰公司之间的《租船协议》原件，拟证明“宝迪隆9”轮的前身是“必胜隆9”轮。证据3、常亚文向案外人童新华、邵信伟个人账户打款凭证复印件9张，拟证明鸿泰公司在就涉案款项向邵汉兴个人账户打款之前，就是以此模式与宝隆公司进行合作。
宝隆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明邵汉兴是必胜隆公司的经营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必胜隆公司和鸿泰公司之间以前存在合作关系。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宝隆公司在二审期间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院在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后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鸿泰公司并未提交证据3的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宝隆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取得《〈水路运输许可证〉（筹建专用）》，起止日期为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2013年3月4日取得《水路运输许可证》，起止日期为2013年3月4日至2017年6月30日。
涉案11份《航次运输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9日至2013年7月2日，其中，2012年12月10日及2013年6月25日的合同中注明了承运人账号，其他合同的承运人账号处均未填写内容。鸿泰公司首次向宝隆公司打款的时间为2012年11月27日，且收款账号均为上述两份合同中注明的账号。鸿泰公司首次向戴慧芬汇款的时间为2012年11月12日。
鸿泰公司于一审法院2015年7月15日的庭审中提出反诉。
本院认为：
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宝隆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的《长期联运协议》及11份《航次运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宝隆公司作为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公司，在上述合同签订期间取得《水路运输许可证》，故本院对上述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一、鸿泰公司在一审中的反诉应否与本诉合并审理；二、鸿泰公司及宝隆公司是否互欠费用。
一、鸿泰公司在一审中的反诉应否与本诉合并审理的问题
宝隆公司以鸿泰公司欠付《航次运输合同》项下运费为由提起诉讼，请求鸿泰公司给付运费及利息。鸿泰公司以《长期联运协议》中对船舶靠泊服务费等费用的支付存在约定为由提起反诉，请求宝隆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鸿泰公司提出反诉的时间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反诉和宝隆公司的本诉，均系基于《长期联运协议》及《航次运输合同》签订后所形成的运输事实，且为双方在履行货物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纠纷。因此，鸿泰公司的反诉与宝隆公司的本诉系基于相同的事实，具有事实上的牵连性，本诉和反诉可以相互抵消和吞并。一审法院将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且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本院予以确认。
二、鸿泰公司及宝隆公司是否互欠费用的问题
首先，关于鸿泰公司是否欠付宝隆公司运费及数额。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就11份《航次运输合同》，�隆公司实际运输货物171973.338吨，运费总额为11558825.31元。虽然合同中约定每批货物的全部运费在货物卸清后一月内付清，但鸿泰公司没有依约付款，而是采取滚动方式付款。对于鸿泰公司实际支付了其中的6996919.72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现双方仅就鸿泰公司向宝隆公司工作人员邵汉兴及其妻子戴惠芬账户所汇375万元是否视为向宝隆公司的付款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邵汉兴为宝隆公司的业务人员，但涉案《航次运输合同》签订的主体为宝隆公司，鸿泰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宝隆公司授权邵汉兴收取涉案运费的情况下，邵汉兴及其妻子戴惠芬收取涉案运费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涉案11份《航次运输合同》中，仅有部分合同记载了宝隆公司收款的账户，其他合同中对于收款账户问题均未予明确，涉案业务的联系人为邵汉兴，其作为宝隆公司的工作人员，指示鸿泰公司将375万元运费付至其个人及妻子名下。在此情况下，鸿泰公司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邵汉兴对涉案运费的收取具有代理权。涉案375万元的支付均系鸿泰公司与邵汉兴进行确认后，得到邵汉兴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作出，故，鸿泰公司主观上对于运费的支付属善意且并无过错。因此，邵汉兴收取鸿泰公司375万元运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收取的运费应视为鸿泰公司向宝隆公司所支付《航次运输合同》项下的运费。
其次，关于宝隆公司应否给付鸿泰公司反诉所涉费用。依据《长期联运协议》第三条之约定，鸿泰公司代垫的船舶靠泊服务费、绑扎费及到达目的港靠泊费以及其他费用，在次月支付海运费时一并扣除。因宝隆公司对于鸿泰公司代垫的船舶靠泊服务费及码头停泊费与解／系缆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代理费问题，宝隆公司对于3元每吨的�算标准没有异议，一审法院根据涉案运输的货物数量计算的代理费用，本院予以确认。宝隆公司虽主张该费用已从鸿泰公司的报价中扣除，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其主张无法得到支持。关于本案所涉绑扎费问题，依据《长期联运协议》之约定，绑扎费应从运费中予以抵扣，关于绑扎费的具体金额，《长期联运协议》虽未予明确，但鸿泰公司提交的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证明鸿泰公司已实际支付绑扎费，且每吨为3.5元。宝隆公司虽主张该绑扎费的收取标准不具有合理性，并提交辽宁省营口港的绑扎费收据。但因该证据与涉案货物运输不具有关联性，且不同港口收取绑扎费的标准亦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宝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599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4498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793元，由上诉人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清泉
代理审判员 唐 娜
代理审判员 杨泽宇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