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商终字第19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时贵。
委托代理人：汪泽琳，浙江瓯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黎明。
委托代理人：黄献国、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北平，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季艳艳。
上诉人叶时贵因与被上诉人季黎明、原审被告季艳艳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4）温鹿商初字第3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久松、代理审判员王怡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叶时贵、季艳艳系夫妻关系，季艳艳是季黎明的胞姐，叶时贵是季黎明的姐夫。2004年，季黎明与叶时贵口头约定共同投资入股昆明东民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昆明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明公司）。此后，季黎明陆续投资，其中，2004年8月，季黎明通过温州爱迪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公司）汇给季艳艳20万元，9月通过爱迪公司向叶时贵指定的账户汇款80万元。2005年，季黎明因上述行为涉嫌挪用爱迪公司的资金被司法机关查处。2006年9月，季艳艳经手从云南昆明将上述100万元归还给了爱迪公司。2006年12月，季黎明犯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07年2月13日，季黎明与叶时贵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一、叶时贵和季黎明于2004年合股经营，收购取得昆明市东明百货集团公司所有权及总资产的股份17%，两人各占一半每人是8.5%股份，并派任叶时贵为公司股东兼董事之一，管理公司事宜，季黎明为暗股。二、主要房产座落于昆明市南屏街2间铺面，宝善街3间铺面及铺中房等。三、收回投资成本后，每年租赁经营所得的利润分红两人各占一半，今后资产转让或变卖应得17%股份，两人均各占一半。”2011年9月14日，季黎明作为乙方，叶时贵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伙投资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签订协议的目的是“鉴于甲、乙双方于2004年开始合伙投资昆明公司（前身为昆明市东明百货集团公司）的事实，现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共同受益，共担风险的原则”，协议第二条规定了投资比例“甲、乙双方均以现金投资，以甲方个人名义向昆明公司投资17%的股份，其中甲、乙双方投资各占8.5%股份（该公司于2010年变更注册资金为1860万）”。第三条约定了合伙期限“甲、乙双方合伙期限同昆明公司各合伙人的期限，即到该公司解散注销为止。”协议还对盈利和亏损的承担、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季黎明于2014年7月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叶时贵、季艳艳系夫妻关系，季艳艳是季黎明的姐姐，叶时贵是季黎明的姐夫。2004年，季黎明、叶时贵经协商决定共同入股昆明公司，由叶时贵作为该公司显名股东，季黎明作为隐名股东。同年4月份开始，季黎明陆续投入投资款合计170万元。其中80万元投资款因出现支付违规，季黎明于2006年被永嘉县人民法院认定为挪用资金罪。2007年2月13日，季黎明、叶时贵补签了一份《股份合作协议书》。2011年9月14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合伙投资协议书》。协议明确双方合伙投资昆明公司，持有该公司17%的股份，其中双方各占8.5%，盈利和亏损双方共担；叶时贵每年向季黎明结算一次，并随时汇报公司经营状况。协议签订后，叶时贵、季艳艳陆续向季黎明说明公司经营状况并支付分红款。2011年开始，叶时贵、季艳艳称公司今后每年按1000万元总额给全体股东分红。此后，叶时贵、季艳艳便一直按此数额与季黎明结算并均及时支付。2012年起，叶时贵、季艳艳仅支付部分股份分红，至今尚欠18.7万元。2013年5月开始，叶时贵、季艳艳拒绝向季黎明支付分红，甚至否认与季黎明间的合伙关系。现请求确认季黎明与叶时贵、季艳艳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于2011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有效。
叶时贵一审期间辩称：一、季黎明实际投资了100万元，并非170万元。2006年9月，季艳艳已将季黎明的100万元投资款返还给爱迪公司，双方的投资合伙关系已经终止。二、《股份合作协议书》是在季黎明挪用资金案发，叶时贵作为其的姐夫，考虑到投资的事项影响较大且季黎明当时处于离婚状态才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基于季黎明融资需要才签订，双方并不存在合伙的意思表示。三、季黎明称以1000万元分红不是事实，双方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但并不存在分红款。四、即使法院认定合伙协议有效，但因为季黎明未履行，应当不予认定。2006年昆明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60万元，8.5%的股份对应的投资款并非170万元。2009年，公司增加了出资，季黎明也未增加投资。综上，本案的合伙关系已经不存在，《合伙投资协议书》不应当认定为有效。
季艳艳一审期间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否有效；季黎明与叶时贵间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终止。关于争议焦点一，叶时贵认为，该份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季黎明融资需要才签订，双方间并没有合伙的意识表示，因此《合伙投资协议书》不应当认定为有效。该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季黎明与叶时贵对合伙投资昆明公司的投资方式、投资比例、合伙期限、盈亏分担、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伙投资协议书》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有效。在2004年，季黎明存在与叶时贵合伙投资的真实意思，并且实际进行了投资，还因履行投资协议挪用资金受到刑事处罚，叶时贵同意与季黎明合伙投资并接受了季黎明的投资款，双方在2004年合伙关系已经确立。即使叶时贵在2011年与季黎明补签《合伙投资协议书》时，内心并不情愿，可因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叶时贵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叶时贵内心的意愿并不影响《合伙投资协议书》的效力。综上，叶时贵辩称《合伙投资协议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效力的主张缺乏依据，其辩称该院不予采纳。季黎明要求确认《合伙投资协议书》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叶时贵认为，其已于2006年9月将季黎明的投资款退回，双方的合伙关系已经终止。该院认为，协议的终止应该由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或法律规定。季艳艳于2006年9月向爱迪公司汇款100万元，其用途是季黎明在挪用资金案中的退赃。退赃款由季艳艳经手退回并不能直接说明该款项来自于季艳艳。因双方合作经营地在云南昆明，汇款地点也是云南昆明，不能排除季黎明主张的款项来自于双方合伙收益的可能。即使款项来自于季艳艳个人，因双方没有终止合伙关系的意思表示，该事实也不会导致双方合伙关系的终止。季艳艳汇款给爱迪公司的时间是2006年9月，在之后的2007年2月13日、2011年9月14日，季黎明与叶时贵先后签订了《股份合作协议书》和《合伙投资协议书》，这两份协议均确认双方2004年合伙投资昆明公司的事实，并对投资比例，盈余分配进行了约定，这两份协议与2004年双方的口头约定在时间上连贯，在内容上一致，显然是对2004年口头协议的明确。叶时贵认为季黎明已于2006年退伙，显然不是事实。因此，叶时贵辩称季黎明已退伙缺乏依据，其辩称不予采纳。季黎明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季艳艳不是《合伙投资协议书》的当事人，季黎明要求确认与季艳艳之间的合伙关系，不予支持。至于季黎明的投资数额是170万元还是100万元，与本案诉争的《合伙投资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无关，不予认定。季艳艳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季黎明与叶时贵于2011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有效，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驳回季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叶时贵负担。
上诉人叶时贵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叶时贵提供的农业银行电汇凭证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不予采信属于证据认定错误。1、上诉人叶时贵提交的证据1农业银行电汇凭证可以证明原审被告季艳艳于2006年9月11日通过农业银行汇款给爱迪公司100万元的事实。该汇款凭证载明汇款用途是“退还2004年投资款”。被上诉人季黎明提供的（2006）永刑初字第662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2004年被上诉人季黎明通过挪用爱迪公司100万元投资到上诉人处的事实。2005年被上诉人因挪用资金罪案发。2006年9月，季艳艳在被上诉人案件处于永嘉县检察院时根据被上诉人的意思将100万元投资款予以退赃。原审法院忽略了刑事案件的退赃主体是被上诉人的事实。案件中的100万元投资款是被上诉人挪用资金的赃款，季艳艳予以退款并说明退款用途，足以证明2004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合伙投资关系已经终止。2、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昆明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昆明公司2009年12月4日的注册资本由1060万元变更为1860万元，上诉人的出资时478万元，占25.7%。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份合作协议书、合伙投资协议书记载，上诉人拥有昆明公司17%股份。协议书记载与工商登记不符，足以证明协议书的不真实性。原审法院采信上述协议书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关系已经终止是错误的。1、2006年9月，季艳艳已经退还了爱迪公司100万元投资款。2、季艳艳退还爱迪公司100万元投资款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合伙关系终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季黎明辩称：2006年9月11日季艳艳汇给爱迪公司100万元款项时虽然注明“退还2004年投资款”，但这仅是季黎明通过季艳艳向爱迪公司退赃的款项，并非昆明公司或叶时贵退还给季黎明的合伙投资款。2007年2月13日和2011年9月14日，季黎明与叶时贵前后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和合伙投资协议书，再次确认双方2004年合伙投资昆明公司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双方间的合伙关系并未终止，2011年9月14日合伙投资协议书也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正确。
原审被告季艳艳未作答辩。
在本院指定的二审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季黎明与叶时贵的合伙关系是否因2006年9月11日季艳艳向爱迪公司电汇100万元款项并注明“退还2004年投资款”而终止的争议。双方对2004年合伙投资昆明公司的事实没有异议，季黎明主张双方的合伙关系一直存续，叶时贵则辩称因季黎明的合伙投资款来源于爱迪公司且其出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犯罪，2006年9月11日季艳艳已将该投资款退还给爱迪公司，双方的合伙关系已终止。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从接受退款的主体分析，季艳艳是将100万元退还给爱迪公司而并非季黎明本人。其次，从退赃行为的结果分析，季黎明挪用爱迪公司的资金用于合伙出资，现由季艳艳经手将该资金退还给爱迪公司，其法律后果是使爱迪公司的经济损失得到填补，但并不会必然导致季黎明退出合伙的法律后果。如果季艳艳经手退赃的100万元款项不属于季黎明所有或应有，则该款项的所有人与季黎明之间就退赃行为可能存在垫付或代付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季艳艳经手退赃的100万元款项属于季黎明所有，则也不能排除该款项系双方合伙收益的可能。第三，2006年9月11日季艳艳经手向爱迪公司退还100万元投资款后，叶时贵与季黎明还于2007年2月5日和2011年9月4日签订载有确认双方合伙关系及各自份额等内容的股份合作协议书和合伙投资协议书。上诉人叶时贵有关其签署上述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帮助被上诉人季黎明融资之需才签订的抗辩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信。最后，上诉人叶时贵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季黎明确认或认可2006年9月11日季艳艳经手退还给爱迪公司100万元款项的行为就代表其退出合伙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叶时贵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季黎明已经退出合伙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仍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二）关于2011年9月14日合伙投资协议书的效力争议。2011年9月14日合伙投资协议书当事人主体适格，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上诉人叶时贵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签署该合伙投资协议书时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原判确认该合伙投资协议书有效是正确的。合伙投资协议书载明的合伙体所占昆明公司的股份比例是否一定会与上诉人叶时贵在昆明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份比例一致还会涉及合伙投资协议书的实际履行及上诉人叶时贵与昆明公司间的投资法律关系，上诉人叶时贵以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合伙体所占昆明公司的股份比例与昆明公司工商登记载明的上诉人叶时贵所占股份比例不一致为由主张合伙投资协议书并非上诉人叶时贵真实意思表示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叶时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俊
审 判 员 陈久松
代理审判员 王怡然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董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