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济行终字第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兆吉，男，1970年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学俊，山东海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伊世金，局长。
委托代理人秦放，男，该单位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代恩军，男，该单位玉清湖派出所民警。
原审第三人吴寿永，男，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
原审第三人吴永坤（系原审第三人吴寿永之子），198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原审第三人吴寿永。
以上二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武连戈，济南槐荫北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兆吉因公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4）槐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兆吉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学俊，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以下简称槐荫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秦放、代恩军，原审第三人吴寿永、吴永坤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武连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槐荫分局于2014年11月5日对李兆吉作出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第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14年9月28日早上7时左右，在槐荫区睦里村141号北门西侧东西路上，李兆吉与吴寿永、吴永坤因琐事相互殴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李兆吉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9月28日早上7时左右，在距槐荫区睦里村141号北门150米西侧东西路上，李兆吉与吴寿永、吴永坤因琐事相互殴打。李兆吉拨打110报警后，槐荫分局玉清湖派出所（以下简称玉清湖派出所）于当日进行了受案登记，并出警案发现场。后玉清湖派出所通过传唤，对李兆吉、吴寿永、吴永坤进行询问，并陆续对案发现场证人王秀芳、李兆俊、刘发荣、李关刚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确认了李兆吉与吴寿永、吴永坤因琐事相互殴打的事实。2014年10月13日，玉清湖派出所委托槐荫分局法医鉴定门诊对李兆吉的伤情进行鉴定。槐荫分局法医鉴定门诊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济）公（槐）鉴（伤）字（2014）304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李兆吉所受损伤评定为轻微伤。槐荫分局已将该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向吴寿永、吴永坤和李兆吉予以送达。在向吴寿永、吴永坤和李兆吉进行行政处罚告知并经审批后，槐荫分局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了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第00460号、00461号、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分别决定对吴寿永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罚款伍佰元、对吴永坤和李兆吉各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槐荫分局于当日将李兆吉送至济南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并通知了李兆吉的家属。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中，李兆吉与吴寿永、吴永坤相互殴打的区域在槐荫分局行政管理区域内，因此槐荫分局具备作出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第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槐荫分局认定李兆吉与吴寿永、吴永坤相互殴打，并对李兆吉作出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第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该行政处罚决定就案发现场位置描述出现的瑕疵对本案处理结果不产生影响，故李兆吉请求撤销槐荫分局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兆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兆吉负担。
上诉人李兆吉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一、原审判决没有查清案发地点，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在诉状中明确指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2014年9月28日早七时左右，在槐荫区睦里村l41号北门西侧东西路上，李兆吉与吴寿永、吴永坤因琐事互相殴打”并非事实，上诉人在上述时间、地点没有殴打吴寿永、吴永坤或任何人。庭审中，被上诉人亦承认事发地点没有查清，上诉人对此发表意见时也没有确认在“距离睦里村l41号北门约150米。”但原审判决却认为“经各当事人当庭确认该地点的方位正确，但距睦里村l41号北门约l50米。”并且认为该情形属于行政瑕疵，对本案处理结果不产生影响。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没有查清基本事实。二、原审判决认定“能够合理认定告知程序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履行”的证据不足。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处罚的内容及其权利、义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首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都是在2014年11月5日作出的，从证据本身来分析，无法认定告知义务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的；其次，行政处罚法强调的是告知行政处罚的内容，而不是行政处罚的种类，告知笔录仅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为行政拘留，而没有告知“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内容，不能认定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故根据上述事实，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义务。三、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没有履行审批程序。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间提交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的领导审批意见栏中没有领导的签名，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出示的该审批表原件中也没有领导签名。对此，被上诉人辩称系电子签名不清楚，上诉人则依法请求对是否有领导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已提交申请），但原审法院却不予准许，而是应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后提交的调查证据申请和说明到被上诉人处调取证据。上诉人认为，此举违反法律规定，且更加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其理由如下：（一）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诉状后十日内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间提交的审批表和当庭质证的原件中均未有分局领导的签名。依法应当认定没有分局领导签名的审批表，即没有履行审批程序。（二）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调取证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间提交书面申请。上诉人认为：上述规定所指的有关行政机关不应包括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调取的证据也不应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持有且应当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超过举证期间提出调取证据申请的情况下，到被上诉人单位调取证据不符合上述规定，所调取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三）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审批表原件，上诉人也要求对该原件进行司法鉴定，而原审法院却不予准许，而是采用上述调取证据的手段，欲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反而更加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审批表原件没有领导签名，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审批手续。四、为证明没有殴打第三人吴寿永、吴永坤，上诉人曾多次申辩，并要求调取相关视频资料，但被上诉人未在笔录上记录。庭审中，在上诉人一再请求下，被上诉人承认已经调取了相关视频资料。但表示该视频没有覆盖事发现场。为此，上诉人又提交两张照片，证明该处摄像监控能够覆盖现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才提供了视频光盘。在质证时，上诉人指出，该视频已经被修改，不是未修改前的原始证据，经当庭确认，该视频资料是由被上诉人在2015年2月15日11时54分30秒修改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修改视频，没有提供原始视频资料的行为，证明原始视频资料对行政机关不利。该视频资料是本案关键证据，被上诉人篡改视频内容，被篡改后的视频有明显的画面跳跃、停顿、被绿色斑迹遮掩等现象，掩盖了事实真相。上诉人之所以申请鉴定又撤回申请，是因为视频资料本身已经能够证明被修改、编辑，不然不会显示“2015年2月15日11时54分30秒”的修改时间。原审判决忽视该证据的上述证明效力，视被上诉人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于不见，实属不当。为查清事实，上诉人再次请求对上述视频资料进行司法鉴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槐荫分局作出的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1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槐荫分局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及本案其他当事人进行询问时，已经明确了案发的地点，而且本案所有当事人（其中有一证人是外来务工者）均是槐荫区睦里村村民，对案发地点非常熟悉；2、上诉人认为能够合理认定告知程序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履行的证据不足，办案单位在实际办理该案过程中，先向上诉人出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完毕之后进行处罚审批，然后才向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让其签字，时间顺序符合先告知后处罚的要求；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没有履行审批程序，实际上被上诉人依法履行了审批程序，审批表中有分管局长的电子签名，由于打印机的原因，只是电子签名不清晰，并非没有；4、关于案发现场视频资料被修改的问题，上诉人提到有具体的显示的视频的修改时间。实际是在视频复制的过程中，视频文件的制作时间发生了改变，视频内容还是原件，没有任何修改，可以进行相关的技术鉴定予以确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吴寿永、吴永坤在庭审中述称，公安机关在处理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的纠纷过程中，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原审第三人对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书认可，没有异议。在一审中，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上诉中提到的重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所以原审第三人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槐荫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及报案人回执，证明该局于2014年9月28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此案进行登记；2、行政处罚审批表（庭审中提交了原件），证明该局于2014年11月5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3、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第00460号、00461号、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该局于2014年11月5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对三名当事人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书；4、传唤审批表，5、传唤证，两份证据证明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经玉清湖派出所批准，于2014年10月至11月分别对李兆吉、吴寿永、吴永坤进行传唤；6、李兆吉、吴寿永、吴永坤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该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2014年11月5日分别对三人履行了告知程序；7、拘留执行及家属通知，证明该局于2014年11月5日对李兆吉、吴寿永、吴永坤执行拘留并通知其亲属；8、送达回执，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鉴定意见的送达情况；9、李兆吉9月28日、10月27日、11月5日三次询问笔录；10、吴寿永9月28日、10月8日两次询问笔录；11、吴永坤9月28日、10月8日两次询问笔录；12、证人王秀芳9月28日询问笔录；13、证人李兆俊9月28日询问笔录；14、证人刘发荣9月28日询问笔录；15、证人李关刚9月28日、10月24日询问笔录。9-14号证据证明该局在玉清湖派出所对上述人员进行询问并记录9月28日发生殴打的原因、过程等内容；16、李关刚10月24日辩认笔录，证明内容是辩认李兆吉，并确认其参与殴打他人；17、济公（槐）伤鉴（法）字（2014）304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李兆吉所受之伤为轻微伤；18、书证，证明李兆吉、吴寿永、吴永坤的身份信息。庭审中，槐荫分局陈述了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一次庭审后，槐荫分局向原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槐荫分局办理行政案件是通过网上办案实现各类法律文书的生成，行政处罚审批表也是在网上通过警务平台完成，其中单位印章、领导签名全部是电子签名，符合《电子签名法》的规定；上诉人李兆吉提出审批表中无领导签名，实际是原件中签名不清晰，复印后更影响了观看效果；原件中签名不清晰原因是办案单位在打印过程中打印机的问题，而非无签名；在网上办案系统中，领导张宗立签名清晰、完整；请求法院到槐荫分局实地进行网上办案系统查验，对行政处罚审批表有无领导签名情况进行明确。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11日至槐荫分局办公场所现场查验了其网上办案系统，确认槐荫分局所提交的2号证据在该网上办案系统“领导审批意见”栏中有“张宗立”电子签名，并制作了现场调取证据笔录，现场拍照后打印照片三张，由槐荫分局当场打印2号证据一份。另外，经李兆吉请求，槐荫分局在第二次庭审后提交了19号证据，即从吴寿永、吴永坤个人监控设备中调取的四段视频光盘，内容为2014年9月28日6点至9点期间案发现场的画面，槐荫分局认为该部分视频并未拍摄到案发现场。
上诉人李兆吉向原审法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槐荫公行罚决字（2014）第00460、00461、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的004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槐荫分局作出了对李兆吉的行政处罚，作出时间和进行告知及进行批准都是同一天，无法认定槐荫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向李兆吉履行了告知义务，对于处罚决定书的印鉴，上诉人也提出异议；00461、004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证明两原审第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2、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证明李兆吉在受原审第三人伤害之后头昏，四小时后才到医院住院治疗，李兆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互相殴打的可能；3、刘发荣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李兆吉并没有殴打两原审第三人；4、两张照片，证明两原审第三人监控设备所监控到的位置能覆盖到事发的现场。
原审第三人吴寿永、吴永坤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上述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原审卷宗移送本院。本院经开庭审理，并对证据进行分析，对证据的分析和事实的认定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二、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三、原审法院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焦点一，包括被上诉人是否正确履行了告知程序和审批程序。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正确履行告知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对上诉人所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记载了告知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上诉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告知内容符合上述规定；虽然在“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栏中记载“行政拘留”，但并不违反上述规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上诉人虽然对此提出异议，但依照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的责任，由于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因此，其异议不能成立。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正确履行了审批程序，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审批程序。虽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证据时，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中领导签字提出异议，但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作出了合理解释，并申请原审法院到现场查验网上办公系统。经原审法院到现场查验网上办公系统，核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中领导签字的电子签名的真实性，从而采信了该证据。因此，上诉人关于该证据无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未履行审批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案发地点和上诉人提到的视频资料问题。关于案发地点，根据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10月27日、11月5日对上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上诉人自己认可案发地点在睦里村141号北门西侧东西路上。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9月28日、10月8日对吴寿永所作的询问笔录，亦认可案发地点在睦里村141号北门西侧东西路上。被上诉人据此认定的案发地点虽出现瑕疵，但对案件处理结果不产生影响。关于上诉人提到的视频资料问题，首先，该证据并非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殴打二原审第三人的事实，上诉人辩称其未殴打二原审第三人，其负有举证责任，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审法院曾组织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上诉人曾针对该视频资料是否进行过修改、编辑申请原审法院鉴定，但后又撤回鉴定申请，其于上诉时再次提出相同事项的鉴定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因此，上诉人就焦点二提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涉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首先，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该证据。其次，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组织对证据进行质证时，提供了该证据的原件，并对“领导审批意见”栏中领导的签名不清楚的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即该审批表中的签名是电子签名，由于打印机的打印效果，打印的不清楚。由于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申请原审法院进行实地查验，系对其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核实，被上诉人的申请并非申请法院调取新证据，原审法院进行实地查验亦非调取新证据，因此，不适用法律关于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新证据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在原审时请求原审法院实地进行网上办案系统查验属于被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调取证据、被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进行查验超过法定的期限以及原审法院到被上诉人处查验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兆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文诚
代理审判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孙辉妮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煜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