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17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义，男，1969年12月4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刚，都匀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男，1972年7月1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上诉人张新义因与被上诉人杨忠解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1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张新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解除双方的口头合作协议；2、判决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合作信用金4万元，并承担违约金3200元；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4月14日的《合作信用金》及2016年4月30日的《收条》，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均认可是事实，充分证明双方有口头合作协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合伙关系，又认可是“中介费”，一审认定是“中介费”错误；二、2016年6月24日，上诉人与广东捷辰天丰工程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陈文解除合同，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口头合作协议已失去合伙的条件而应该解除，因“口头合作协议”已经无法履行，上诉人已行使了催告解除“口头合作协议”的权利，被上诉人收取的4万元应该返还；三、本案是解除“口头合作协议“案情复杂，一审法院应采用普通程序审理，而不应该采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适用程序错误，应予纠正；四、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6年4月被上诉人称其与广东捷辰天丰工程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武陵峰农业生态园工程项目部的负责人熟悉，可以接下�分工程，其便与上诉人口头协商合作承接贵州省铜仁市武陵峰农业生态园门头工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先后交付了4万元信用合作金。由于广东捷辰天丰工程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武陵峰农业生态园工程项目部的原因，且被上诉人未出力出资，导致合同不能履行，2016年6月24日，上诉人与广东捷辰天丰工程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陈文解除合同，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已失去条件，应解除合作关系。上诉人于2016年8月提出解除“口头合作协议”，于2017年4月1日发出《终止合作退款催告书》，因被上诉人拒收，上诉人张贴于被上诉人住宅小区楼道内。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电话解除“合伙关系”并催款的事实。经上诉人几次索要，被上诉人均未退还合作款。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被上诉人杨忠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张新义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口头合作协议；2、被告退还原告的合作信用金4万元，承担违约金3200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被告与原告交谈时，称其可以接下铜仁市武陵峰生态园部分工程，双方口头协商合作承接生态园门头工程，原告先后向被告交纳了4万元信用合作金，后原告投资53万元承接了生态园两个门头工程，因甲方无规划审批手续和资金，原告仅完成一个门头工程，亏损约13万元，于2016年6月24日解除了两个门头工程的施工合同。2016年8月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口头合作协议，但被告拒绝退还4万元合作信用金。
被告杨忠一审辩称：我与原告不存在合作关系，如果我与原告合作关系成立，为什么签订施工合同我没参加，解除施工合同我也不知情。我收原告的4万元是中介费，原告也实际承接了生态园的两个门头工程，至于原告与甲方如何履行门头的工程合同，是否解除合同与我没有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杨忠向原告张新义出具的收条虽然名为合作信用金，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原告在签订生态园门头工程合同及解除工程合同时，被告杨忠也未参与，且被告杨忠并不认可与原告张新义存在口头合作关系。即便原、被告存在合作关系，也应在对合作的项目进行结算后才能解除合作协议。综上所述，原告张新义请求解除与被告的口头合作协议及退还合作信用金的主张，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新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元，减半收取440元，由原告张新义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供新证据。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上诉人张新义在一审中出具两份证据，其中2016年4月14日的《合作信用金》载明：“我和张兴义同志合作做铜仁市武陵农林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两个门头工程，经双方协商，张兴义同志自愿支付我人民币叁万元（30000.00）。收款人杨忠”，2016年4月30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张新义铜仁工程合作费10000.00（壹万元整），收领人：陈淑琴杨忠”。被上诉人杨忠一审质证认为“3万元的是我签的，1万元不是我签的，是我老婆签的。”经一审法院询问，被上诉人杨忠称双方没有口头协议，但其认可收到4万元。上诉人张新义一审出具《合同解除书》（载明陈文与张新义于2016年4月5日签订施工合同，双方于2016年6月24日协商解除合同），拟证明施工合同已于2016年6月24日解除，被上诉人杨忠质证认为“如果是合作关系，怎么解除合同我不知道”。上诉人张新义一审出具《终止合作退款催告书》及照片，拟证明其向杨忠发出催告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称其没见过催告书，上诉人确实打过电话要求其退钱。经一审法院询问上诉人完工的工程利润是多少，上诉人代理人陈述“我们预算工程量是40万，利润是10万，我们投入是50万，但现在没有收到。”此外，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原告与被告是有口头协议的，原告是具体投资具体实施的，2016年4月份签订的口头协议，事后被告也接收了4万元的分红，口头协议是事实存在的，且存在重大误解的”。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代理词中载明：合作信用金4万元，杨忠认为是中介费，而张新义认为是合作信用费，双方的口头合作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之规定，应该解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张新义主张解除双方口头合作协议，并由被上诉人退还合作信用金4万元及承担违约金3200元的理由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收条》、《合作信用金》的真实性及被上诉人杨忠收到4万元等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双方是否存在口头合作协议以及杨忠收取的4万元的性质和用途存在争议，对此，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相关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其一、上诉人张新义主张双方存在口头合作关系，但被上诉人杨忠不予认可，虽然上诉人提供的《合作信用金》及《收条》中有“合作”字样，但其内容无法体现双方如何“合作”，仅能体现被上诉人收到相关款项，况且，《合作信用金》载明内容表明3万元是上诉人张新义自愿支付给被上诉人杨忠的，并未注明3万元的具体性质和用途，故上诉人张新义主张该3万元系合伙资金的依据不充分；其二、上诉人张新义一审陈述：“原告与被告是有口头协议的，原告是具体投资具体实施的，2016年4月份签订的口头协议，事后被告也接收了4万元的分红，口头协议是事实存在的，且存在重大误解的”。根据上诉人的该陈述，其称争议款项为“分红款”与其自称争议款项是“合作款”前后不一，上诉人称工程是由其具体投资并组织施工，其提供的《合同解除书》也表明是其与案外人陈文签订施工合同并解除施工合同，其并未举证证实杨忠参与了所谓的工程合伙事务且双方对此进行了结算，故其主张双方系合伙承接工程缺乏事实依据，况且，在尚未施工和结算之前便开始分红，也不符合合伙的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其三，上诉人张新义与案外人陈文签订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4月6日，上诉人张新义于签订合同当日即2016年4月6日给付被上诉人杨忠3万元，在签约之后的2016年4月14日又付1万元。根据生活常理分析，在上诉人张新义完成签约并组织施工的过程中，其尚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工程建设，而被上诉人杨忠未实际参与工程事务，且双方也未进行结算，则上诉人张新义没有合理依据向被上诉人杨忠支付所谓的合伙资金或分红款，除非支付的前述款项别有用途，加之4万元与上诉人张新义陈述的工程价款（“预算量40万元，利润10万元，投入成本50万元”）差距较大，故被上诉人杨忠辩称4万元系介绍费的理由更为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张新义提供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其主张不符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一审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和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张新义主张解除其与被上诉人杨忠之间的口头合作协议，并要求被上诉人杨忠退还4万元合伙资金及承担违约�3200元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有权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案件情况，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况且该案并不符合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上诉人张新义一审中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也未提出异议，故其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新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880元，由上诉人张新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才
审判员 蔡云飞
审判员 陈福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孙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