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1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华，女，197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惠先(系王丽华丈夫)，男，196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静安区。
主要负责人：韩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屏，女，该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国，男，该分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心怡，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杰，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丽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安人寿上海分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6民初10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惠先，被上诉人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屏、余建国，被上诉人平安人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丽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丽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任燕敏是被上诉人员工，被上诉人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任燕敏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已经代表被上诉人与王丽华签订了多份合同，王丽华有理由相信任燕敏是有代理权限的。王丽华因交不起保费，在被上诉人代理人的建议下退保，退保手续和购买涉案理财产品均由任燕敏代办，证明任燕敏是被上诉人的员工，王丽华与任燕敏签订的购买理财产品和保险的合同都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所以被上诉人应对任燕敏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王丽华在2015年3月1日打电话查询时，被上诉�一直告知任燕敏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一审判决中称被上诉人在2015年2月收到客户投诉后已解除任燕敏的代理合同，王丽华并未收到相应通知。据王丽华了解，2014年10月就有客户投诉任燕敏诈骗，被上诉人责令任燕敏自行解决，一审法院至上海市女子监狱对任燕敏询问时，任燕敏也说2014年底或2015年初有客户投诉至被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让其自己处理。说明被上诉人早已经知道任燕敏犯罪行为而未制止，也未告知王丽华，具有主观不告知的恶意。三、王丽华并无过错。王丽华与被上诉人之间多年的交易方式、交易过程没有变化，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在推销保险产品的同时也确实存在推销和宣传理财产品的行为，王丽华作为普通人无法识别任燕敏所出具收据上公章的真假。被上诉人在得知任燕敏的行为时也未作出否认表示，故任燕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上述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王丽华有理由相信任燕敏具有代理权限，被上诉人疏于监管导致任燕敏欺骗客户的行为发生，被上诉人应对此承担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
被上诉人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辩称，一、王丽华所称的经济损失系由任燕敏的诈骗行为直接造成，(2015)沪二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任燕敏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判令“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即生效刑事判决已确定任燕敏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现王丽华再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则就此一项损失将获得双倍的赔偿，于法无据。二、任燕敏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任燕敏对王丽华实施的诈骗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对此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第二，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第三，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对此，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合同相对人应承担举证责任，而王丽华始终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首先，任燕敏的行为缺乏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被上诉人仅经营寿险产品，并在此经营范围内授权委托代理人在上海地区销售人寿保险产品，不可能超越经营范围作任何授权。任燕敏的保险代理人身份即使符合外观表象，范围也应仅限于保险业务，不能任意扩张适用至储蓄存款业务。王丽华曾经多次通过任燕敏购买被上诉人的保险产品，应该知道任燕敏仅在保险业务范围内得到被上诉人的授权。因此，仅凭借保险代理人的身份，王丽华没有理由相信任燕敏具备代理储蓄存款业务的资格。其次，王丽华对损失结果的发生存在主观过错，王丽华对与签订保险合同存有明显异常的交易方式及过程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没有经营储蓄存款业务的资质，且正常的储蓄业务只在个人与银行之间进行，而非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现金收付。任燕敏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特惠储蓄”产品，收取大额现金并以其个人名义出具《借条》或《收据》，王丽华仅凭此《收据》就相信任燕敏有权代理储蓄存款业务，委实缺乏起码的警惕性及合理性。王丽华向任燕敏交付现金后，从未以任何方式向被上诉人核实所购产品情况或索取合同文本或储蓄凭证。王丽华通过任燕敏购买过被上诉人的保险产品，应该清楚如何缴纳保费，应该知晓超过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000元的首期或续期保费不能通过代理人以现金方式缴纳，应该了解被上诉人保险合同专用章及发票专用章的形状和内容。对于诸多有违常规的情形，王丽华均未能予以充分的应有的注意，可见王丽华对任燕敏销售的所谓“特惠储蓄”产品的信任其实并非基于任燕敏的保险代理人身份，而是基于对任燕敏个人产生的信赖。三、被上诉人对任燕敏已经尽到相关管理责任，而对于其在保险代理人职务范围之外的行为没有监管职责，对于其个人犯罪行为更没有监管义务，不应承担管理责任。任燕敏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保险代理合同》，二者之间系一般民事代理关系，被上诉人只能在其授权范围内按照《保险代理合同》之约定以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对任燕敏进行相应的监督管理，对于任燕敏超出保险代理人职务范围的行为，被上诉人没有法定监管权利或义务。任燕敏实施诈骗过�中，不在被上诉人的任何场地、没有使用被上诉人的任何业务资料，被上诉人也未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王丽华所称的经济损失，纯粹系任燕敏个人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无论基于法律亦或监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任燕敏这一刑事犯罪行为都没有监管职责。案发后，被上诉人立即电话回访任燕敏名下客户、调查核实并解除与任燕敏代理合同、受理客户投诉，实际已经履行了管理职责。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上诉人归还王丽华存款5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燕敏与平安人寿公司订立《保险代理合同》，任燕敏在平安人寿公司授权范围内代理销售平安人寿公司保险产品。任燕敏在担任保险代理人期间曾多次获得平安人寿公司“业务精英”等荣誉称号。
王丽华通过任燕敏经办投保了平安人寿公司的人寿保险合同。2013年10月、2014年1月，任燕敏利用王丽华对其的信任，虚构“特惠储蓄”等事实，王丽华分两次交予任燕敏现金共计50,000元用于购买上述理财产品。同时，任燕敏出具收据两张给王丽华。具体如下：2013年10月22日，存款金额叁万元，存期一年，半年利率8%；2014年1月20日，存款金额贰万元，半年利率8%，存期一年。上述收据落款均为“中国平安”，盖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收费专用章”印章。此外，任燕敏还向王丽华出具相应借条，落款“借款人任燕敏”。
2015年2月，两被上诉人收到客户对涉案理财储蓄产品的投诉，遂解除与任燕敏的保险代理合同，通知客户任燕敏离职事项。2015年4月1日，任燕敏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6日被提起公诉。本院作出(2015)沪二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查明：2009年8月至2015年1月，任燕敏以平安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虚构平安公司储蓄性理财产品，谎称半年回报5%至12%不等的利息，冒用平安公司名义，与ＸＸ顺、张珠凤、宋子宽、徐宝娣等28名被害人达成理财合意，出具盖有其私刻的平安公司印章的收据，骗得钱款共计696万余元，后以利息、奖励费为名返回宋子宽、徐宝娣等部分被害人共计80.4万元，实际造成28名被害人经济损失约616万元；认为：任燕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冒用平安公司名义与各被害人达成合意，骗取钱款620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决任燕敏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载明，王丽华在任燕敏涉嫌的合同诈骗案中交付本金50,000元，获得“利息”4,000元，实际损失46,000元。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至上海市女子监狱对任燕敏进行询问。任燕敏表示，约在2015年初有客户对涉案理财产品投诉至公司，公司让自己处理，案发后具体金额均按客户所述，具体人员和金额已记不清楚了，现无力偿还责令退赔的钱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任燕敏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两被上诉人是否有监管过错。
首先，造成王丽华损失的实际侵权人系任燕敏，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任燕敏虚构“特惠储蓄”理财产品、私刻公章，王丽华为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与其达成理财合意，并将钱款交给其以购买上述虚构的理财产品。现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任燕敏的前述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应由任燕敏向王丽华退赔损失。
其次，任燕敏虚构的收据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中构成表见代理的条件之一，要求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王丽华主张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因为任燕敏的身份具有外观表象，但此仅为表见代理构成条件之一，不能以此简单判定王丽华在主观上亦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王丽华与任燕敏之间长期存在保险代理业务关系，王丽华对于保险交易流程应有充分了解。案件所涉交易过程均为上门收取现金，任燕敏先后出具收据、个人借条，产品到期后王丽华认可续存但未办理续存或兑现。分析整个交易过程，可以看出任燕敏的行为不符合保险�理业务流程，在交易方式、交易过程上均有异常。保险公司本身亦无经营储蓄业务的经营模式和资质，从这方面也体现出任燕敏虚构事实的虚假性。金融理财产品种类复杂、专业性强，王丽华从交付钱款后至向被上诉人投诉期间，仅通过任燕敏了解理财产品的交易情况，从未向两被上诉人询问、核实过产品的具体情况，从未向两被上诉人索取正式的合同文本或储蓄凭证。显然，整个交易异于常态，王丽华未充分注意并轻信任燕敏个人，使其资金安全处于风险之中，主观上有过失。任燕敏在本案中所使用的两被上诉人公章系其伪造，与出现在真实保险交易中的公章有所不同，不能因伪造的公章加盖的材料而促成两被上诉人承担相关责任。何况，根据我国经济制度及法律规定，两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并无开展存款储蓄业务的经营权利，实际上两被上诉人也没有开展过类似的储蓄业务。因此，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任燕敏冒用被上诉人名义与王丽华签订的合同系其实施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且该无权代理行为未得到两被上诉人的追认，亦未构成表见代理，故上述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对于合同无效的后果王丽华具有轻信的过失，两被上诉人并无责任。
第三，两被上诉人对王丽华的损失并无过错。王丽华与任燕敏之间长期存在保险代理业务关系，由此，王丽华并非偶然遇见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亦非简单基于任燕敏的工作身份而产生对一般保险代理人的信赖进而向其购买理财产品的。王丽华之所以将理财款直接交付任燕敏系基于任燕敏个人长期以来的信誉及其长期以来的经验而产生的对任燕敏个人的信赖。两被上诉人进行电话回访、接受客户投诉、解除代理合同已履行其管理职责。王丽华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力的人，仅凭对任燕敏个人长期以来的信赖，并轻信其虚构的理财事实，从而造成诉争钱款的损失，王丽华自身过于轻信。王丽华的损失与两被上诉人无直接关联，亦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王丽华主张双方成立合同关系缺乏依据，要求两被上诉人承担返还钱款及利息的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难以支持。判决：王丽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王丽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丽华提交了以下证据：1、投保人为黄关明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书及户名为黄关明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被上诉人曾通过现金形式收取超过1,000元的保险费；2、被上诉人给王丽华的退保批注，批注上没有申请人、经办人或复核人的签字，证明�上诉人管理混乱。经质证，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联性；客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营业厅柜面等几种方式缴费，仅依银行卡明细不能证明通过被上诉人业务员收取现金后缴纳保险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公司管理混乱。平安人寿公司与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质证意见一致。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丽华提供的系案外人的保险合同和银行卡明细，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且仅通过2013年该银行卡上无平安人寿公司转账记录及退保批注上无签名，尚不足以达到王丽华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丽华以其�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请求权基础，主张被上诉人应归还存款及相应利息，则本案应审查的焦点为涉案“特惠储蓄”合同是否成立。
一、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合同的成立基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任燕敏虚构所谓的“特惠储蓄”理财产品，并私刻被上诉人的印章，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即任燕敏向王丽华收取资金、承诺利息、出具收据均系其个人行为，该行为的实施并不在被上诉人的经营场所，被上诉人亦未经营涉案“特惠储蓄”理财产品，故被上诉人没有向王丽华作出过任何“特惠储蓄”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为任燕敏提供场地或宣传上的便利条件。因此，王丽华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特惠储蓄”合同关系，缺乏基本的合意基础。
二、关于任燕敏的行为是否�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需以“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为前提，即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主观上属于善意，且相对人应对自己的主观善意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任燕敏虽然具有被上诉人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表象，但王丽华是否有合理理由信赖任燕敏系代表被上诉人开展涉案“特惠储蓄”业务，应结合当事人的行为内容、交易方式等综合判断。首先，从行为的内容来看，涉案“特惠储蓄”符合银行储蓄业务的特征，而基于一般的常识应知，被上诉人作为一家经营人寿保险产品的企业，本身不能开展储蓄业务，更不能授权他人开展储蓄业务，任燕敏的行为属于被上诉人无权授权的违法行为；其次，从交易习惯来看，王丽华曾通过任燕敏购买被上诉人的保险产品，对购买保险产品的交易流程应有清楚认识，而涉案“特惠储蓄”收取大额现金、出具借条、收据的交易模式明显异于正常购买保险产品的交易习惯；最后，整个交易过程中，王丽华既未将收据上的公章与保险单等正常保险产品资料上的公章进行核对，亦从未向被上诉人进行核实。因此，王丽华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对任燕敏具有代理权的信赖存在明显的主观过失，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任燕敏的合同诈骗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所述，涉案“特惠储蓄”业务系任燕敏个人实施的诈骗行为，被上诉人既不知晓更未参与“特惠储蓄”合同的订立，任燕敏的行为亦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王丽华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特惠储蓄”合同关系，并以此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王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0元，由上诉人王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菁
审 判 员 朱颖琦
代理审判员 张明良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靳 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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