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4民初6562号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291号。
负责人廖文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晗，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进，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欧阳灿，男，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代理人洪日，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杰，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子逸，男，199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长沙市微正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长沙市岳麓区。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诉被告欧阳灿、第三人杨子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9月19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后，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追加第三人杨子逸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晓华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李春莲、王惠英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晗、曹进、被告欧阳灿、第三人杨子逸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人保公司诉称，2017年6月3日11时许，欧阳灿驾驶湘Ａ×××××车辆沿长沙市岳麓区联江路由东往西行驶至潇湘南大道路口，与杨子逸驾驶的湘Ａ×××××车辆在上述地点相撞，造成两车受损，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经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大队进行事故责任认定，欧阳灿和杨子逸在本次事故中负同等责任。杨子逸向原告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在与被告协商不成后，依据合同向原告申请代位索赔。原告经过勘察、定损等程序后，于2017年7月30日先行向杨子逸赔付车辆损失95700元。杨子逸签署了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将其车辆损失的追偿权转让给原告，并承诺未得到事故对方的任何赔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因过错侵害了杨子逸的财产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取得了代位追偿权，有权向被告追偿该财产损失。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理赔款48850元，利息186.3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此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原告支付保险金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同时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欧阳灿辩称,被告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要求原告赔偿被告的车辆修理费的一半，还有被告同车人员受伤的医药费，也是被告垫付的，也应当由原告在交强险中承担，应当从原告的诉请金额中抵扣。
第三人杨子逸述称，被告与第三人签署的协议书上约定的20000元不是新车折旧费，而是车上的装饰以及加装设备的赔偿，同时，协议上还约定了医药费由被告负担，第三人已经花费了1000元的医药费，协议签订后，被告仅支付了5000元，所以被告还要支付16000元。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保险代抄单，证明原告与杨子逸之间存在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关系；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被告和第三人在事故中分别承担同等责任；
3、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湘Ａ×××××车辆车主为杨子逸；
4、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证明杨子逸向原告申请代位求偿，并将索赔权转让给原告；
5、损失确认书、推定全损协议书，证明本次事故造成湘Ａ×××××车辆损失情况；
6、支付凭证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30日向杨子逸先行支付保险理赔款95700元；
7、原告通过网络平台处置湘Ａ×××××车辆的截图，证明该车处置收入为167000元。
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明合同关系应当提交保险合同；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申请书上杨子逸承诺没有收到被告任何赔款，这与事实不符；证据5被告不予认可，本案事故车辆不符合推定全损的条件，在推定全损协议书上，被告在第八条写明：“可以把对方维修抵扣”，但原告没有按此履行；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据说杨子逸没有通过网络平台处置车辆，卖车金额为180000元，差价被其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分了。其余证据2、3、6均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证据：《协议书》，证明被告已经跟第三人约定赔偿其新车折旧费20000元，同时实际支付了5000元，该款项应当从原告诉请的款项中予以抵扣。
原告质证后认为：对《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据了解此20000元是对第三人车辆装饰和加装设备等的赔偿。
第三人质证后认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20000元是车辆装饰和设备的赔偿，至于写“新车折旧费”，是第三人按照交警的口述内容写的。
第三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资料以及相应的文字材料，证明第三人、第三人的母亲和被告在交警队协商时，明确了协议书中约定的“新车折旧费20000元”是对车子的装饰、加装设备的赔偿。
原告对此证据无异议。
被告质证后，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的确约定车辆到4S店进行维修，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由被告承担。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证据２、3、6，因被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虽然并非保险合同，但完整记录了保险期限、承包险别以及保险费用等主要条款，可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提出杨子逸的承诺不符合事实，本院认为，结合第三人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承诺支付的20000元赔偿，并非车辆损失的赔偿，故杨子逸并未就车辆损失获得被告的赔偿，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中《推定全损协议书》上有被告的签名，可见其认可湘Ａ×××××车辆的定损方式，而被告在该协议书上手写的第8条“可以把对方维修抵扣”，是基于该车所购买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而言，同时还必须在确定被告所有车辆的损失情况下方可履行，故不能以此否定该协议书的效力，同时，证据5中的另一份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和证据7上的金额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证据5予以确认；证据7因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提出的质疑，因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因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但该《协议书》上约定的“新车折旧费20000元”，结合整个协议书条款的内容以及第三人的录音资料可以证实，该20000元并非是车辆损失的赔偿。
第三人的录音资料因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证据的认证，本院确认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6月3日11时40分，被告欧阳灿驾驶牌照为湘Ａ×××××的小型客车沿长沙市岳麓区联江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潇湘南大道路口，遇第三人杨子逸驾驶牌照为湘Ａ×××××的小型客车在该路口由北向南行驶，因欧阳灿驾驶车辆进入无交通信号灯路口未主动避让右方来车，加之杨子逸驾驶车进入路口未减速慢行，停车瞭望，临危处置不当，致使两车在上述地点发生了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欧阳灿和第三人杨子逸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因事故造成车辆受损，第三人杨子逸于事故发生当天即向原告人保公司报案，随后提出车损理赔并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和《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2017年6月21日，原告和第三人签订了一份《推定全损协议书》，约定：鉴于涉案车辆湘Ａ×××××本次事故损失严重，双方确认车辆作推定全损处理，车辆推定全损金额确定为贰拾陆万壹仟伍佰元（261500元），此车不再修复，第三人自愿委托原告通过其网上竞价平台对外公开竞价处置本残车。残车价值以原告网络竞价平台的最高报价确定，残车处置收入全部归第三人所有；原告在经过调查和审核确认该事故属于保险责任时，原告赔付金额应扣除残车处置收入。被告欧阳灿也在上述协议上签名并添加一句话：“8、可以把对方维修抵扣”。2017年6月29日，湘Ａ×××××车辆通过原告网络竞价平台进行处置，最终处置收入为167000元，原告于2017年7月30日向第三人支付了车损保险理赔款94500元（即定损金额261500元减去残车处置收入167000元）以及拖车施救费用1200元，共计95700元。现因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其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故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7年6月13日，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区大队的主持下，被告与第三人经过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其中对车辆损失赔偿约定：两车修理费在保险赔偿之外，不足部分由欧阳灿承担；上述赔偿之外，欧阳灿一次性补偿杨子逸新车折旧费用贰万元（20000元）。上述20000元系欧阳灿对杨子逸的车辆装饰（镀晶、贴膜等）和加装的设备（行车记录仪、倒车影像、坐垫等）的赔偿。协议签订后，欧阳灿向杨子逸支付了5000元。
再查明，2017年1月22日，第三人杨子逸为其名下湘Ａ×××××的奔驰轿车向原告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险（保额2615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500000元）、指定修理厂险和车损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7年1月22日至2018年1月22日。在双方的《商业保险合同》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七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施救费用数额在被保险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交通事故发生时，被告欧阳灿没有依法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没有购买机动车商业保险。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本案原告人保公司已经按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向第三人杨子逸支付了机动车损失保险金95700元，因此原告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依据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原告可以向被告欧阳灿主张权利，要求其承担50%的赔偿；鉴于被告在事故发生时没有及时投保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因此应当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赔偿2000元，除此之外的车辆损失承担50%即46850元，共计应向原告支付赔偿款48850元，而对于原告的利息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则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车辆损失的50%以及其垫付的受伤人员医药费，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被告可以另案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欧阳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代位支付的赔偿款48850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被告欧阳灿负担(此款已由原告先行垫付，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晓华
人民陪审员 李春莲
人民陪审员 王惠英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 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六十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的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