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9刑终40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某，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汉族，大学本科，案发时任高安人保财险公司经理，家住奉新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5年5月2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熊中华，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某某，男，1983年1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大学本科，案发时任高安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综合组组长，家住高安。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5年5月7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况某，男，1976年11月5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大专文化，案发时任高安市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查勘员，家住高安市。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5年5月1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胡某某，男，1987年8月7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大专文化，案发时任高安市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查勘员，家住高安市。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5年6月5日被取保候审。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某、周某某、况某、胡某某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于2015年12月25日作出（2015）高刑初字第38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某、周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赣09刑终字第8号刑事裁定，撤销（2015）高刑初字第388号刑事判决，发回高安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高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4日重新作出（2016）赣0983刑初字第29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李某某、周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熊新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熊中华、上诉人周某某、原审被告人况某、胡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2010年至2014年，被告人李某某在担任高某市人保财险公司经理期间，作为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人员，明知在查勘死亡能繁母猪保险时必须协助进行无害化处理，仍不认真履行职责，放任查勘员不如实上报能繁母猪的死因、不监督协助无害化处理的情况，造成大量病死母猪流入市场。
2、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周某某在担任高某市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理赔组组长期间，作为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人员，明知在查勘死亡能繁母猪时必须协助进行无害化处理，仍不认真履行职责，放任查勘员不如实上报能繁母猪的死因、不监督协助无害化处理的情况，造成大量病死母猪流入市场。、
3、2010年和2012年，被告人况某、胡某某在担任高某市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查勘员期间，作为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人员，在从事能繁母猪保险事故查勘理赔过程中，收受病死猪贩子给予的好处。对查勘中发现病死能繁母猪的情况，不如实上报死因，不监督无害化处理，致使养殖户违规获取能繁母猪理赔，同时导致大量病死能繁母猪被猪贩子贩卖流入市场。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了2010年6月至2013年初分管过非车险理赔工作。因为非车险理赔中农险这一块需要和市里分管领导和政府机构协调、沟通，并且这一块业务遇到的问题比较多，作为经理在抓全面工作时还需要抓工作重点。能繁母猪保险属于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政府给予了养殖户补贴。每头母猪保费60元，1000元的保额，中央财政补30元，江西省财政补12元，高某财政补6元，养殖户出12元。在理赔工作中，由于畜牧水产局人员不到场，我们保险公司没有专业技术判断死因，那就只能依据保户说的死因进行拍照查勘。保险公司的查勘员对因病死亡能繁母猪需要参与无害化处理过程。难产致死的可以不作无害化处理。对于这种（2011年至2013年下半年办理能繁母猪保险的案件母猪死因都是难产死亡）死因都填写为难产的不正常现象，我确实没有认真审核。
2、被告人周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了2012年2月至2014年1月担任非车险理赔组组长。负责审核理赔赔付材料是否真实和一级核赔，非车险理赔组由李某某总经理分管。能繁母猪保险在2012年至2013年8月之前绝大部分都是按照难产死因进行800元赔偿的处理。2013年8月份后至今公司规定，如果乡镇出具了无害化证明的，按照疾病死因进行1000元的赔偿。从我接手能繁母猪保险业务开始，一直就是按照难产死因每头800元标准进行理赔，当时我向分管领导李某某经理提出过意见，说这种现象不正常。李经理回答我说，保户没有保足能繁母猪险我们按保户投保率进行理赔。另外如果保户的能繁母猪是因疾病死亡的而没有做无害化处理我们是可以拒赔的，但是事实上保户会现场为难我们查勘员。（能繁母猪的理赔流程）一般是按照省里的实施办法。但有几个方面我们是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一是没有疾病证明书，而是直接按难产致死的死因进行填报资料；二是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资料里也没有无公害处理的照片。在查勘过程中，以我们保险公司为主，畜牧水产部门也要到场进行协助查勘，判断死因，出具疾病证明。在查勘后，对于判断为病死的母猪由畜牧水产部门为主，监督畜主进行无害化处理，我们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全程协助监督。现实中畜牧水产部门没有派员到场协助查勘，没有出具疾病证明，我们保险公司查勘时一律按照难产死因填写。
3、被告人况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2010年5月至2010年12月和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任非车险理赔组查勘员，能繁母猪保险理赔第一步是保户报案。保户在能繁母猪死亡后就要打报案电话，负责接报案的工作人员会将保户的联系方式、出险地点登记在册，并通过短信方式发送至我们当日值班理赔查勘人员的手机上，我们接到信息就赶到现场。与保户进行查勘。但是2012年许多时候保户是通过病死猪贩子打电话给我们查勘人员来报案的，并没有打那个专用电话。通过猪贩子报案，查勘人员能及时去现场查勘，有时为了省时间，因路途较远或我们不认识路，猪贩子甚至会把病死猪拖离出险现场进行查勘。另外贩子也会给我们查勘人员一点好处，有时给我们二包或四包烟。有时也会请我们一起吃饭。猪贩子怕时间久了死猪会坏掉，收回去不好卖，所以给点好处给我们查勘员，希望我们早点去现场查勘，也觉得我们辛苦，给我们点烟或请吃餐饭。按规定，我们应当在收到报案信息后与畜医站人员联系共同到出险现场，查勘死亡能繁母猪的具体死因，然后是我们查勘员拍照，然后与当地的兽医站相关人员共同监督做好病死能繁母猪的焚烧、深埋等无害化处理。（现实中）我们没有和畜医站人员联系共同查勘，也没有共同监督去做病死能繁母猪的焚烧、深埋等无害化处理。我们公司一开始就是这样做，我们延续了这个惯例。我们领导曾经说过无害化处理不是保险公司的职责我们没有这个权利。2010年我们查勘时对于一些明显因病死亡的母猪也会填写病因，到2012年我们就都是按难产死亡理赔给保户，也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因难产致死和意外事故死亡的能繁母猪只赔800元，公司考虑到能繁母猪保险业务亏损严重，所以就一律按难产死因来理赔。相关理赔资料都需要由科长审核把关签字后报经理李某某签字。科长审核把关签字过程中也没有严格按要求去做，把关不严，对于出现的问题没有及时予以纠正。公司经理决策不合理，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去制定制度、落实无害化工作，不从提高投保率、确保耳标率的角度治本，而是单纯从减少理赔金来完成指标。
4、被告人胡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2010年至2013年任保险公司非车险理赔组查勘员。2011年至2012年，我们没有检查辨别死亡原因，全部按难产死因进行填写。这是公司的决定，因为病死的能繁母猪按要求是要做无害化处理，并赔偿1000元的理赔金，而做难产死亡的能繁母猪按要求可以不做无害化处理，由养殖户自行处理，我们公司可以扣除200元的残值。所以2012年我们公司要求我们都填出险原因是难产，只赔偿保户800元赔偿金。按国家要求，因疾病而死或死因不明的能繁母猪是一定要做无害化处理。2010年我们查勘时对于一些明显因病死亡的母猪也会如实填写，对于无害化刚开始时曾执行过一段时间，后来保户强烈反对，对我们查勘员闹事，后来公司怕麻烦就都按难产死因处理，这样就可以不做无害化，保户不会对我们保险公司有意见了。理赔的相关资料都需要由科长审核把关签字后报经理李某某签字，再进行理算赔偿。
5、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6月开始分管非车险理赔工作。之前由李某某经理负责。江西省能繁母猪无公害化处理实施方案，要求畜牧水产局、保险公司和养殖户必须同时到场进行无公害化处理。而实际工作中高安市畜牧水产局没有派人到现场监督病死猪公害化处理，有些查勘员没有监督养殖户将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导致病死猪理赔后流入了市场销售。我公司经理李某某于2013年6月、7月份到高安市政府协调，让市政府下文要求每个乡镇设立一名专人监督病死猪无公害化处理。市政府同意并于2013年九、十月份下文要求每个乡镇派出专人作为无公害化处理第一责任人。监督养殖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并出具无公害化处理证明。为此，我公司给乡镇政府每头病死猪60元的无公害化处理经费。2013年6月后，我公司发现有些病死猪流入市场，6个领导带队到养殖场养殖户申报的能繁母猪是否进行无公害化处理进行抽查，调查发现了有100多头母猪没有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对这些没有无公害化处理的没有理赔。对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问题，我认为畜牧水产、商务、质量检验等政府职能部门没有监督到位。其二，养殖户为了尽可能挽回损失不愿意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再是我们保险公司勘查员对死亡母猪无公害化处理没有监督到位。分管领导对公司勘查员监督、教育不严，没有对能繁母猪保险工作进行全面认真督促、检查。
6、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1年初，当时李某某召集我们非车险和农险部门人员开科室会议。李某某经理当时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主要就是说我们能繁母猪保险承保率和理赔不正常，保险公司在这块业务上处于亏损状态。另外，在实施能繁母保险查勘时对因病死亡无害化处理过程中遇到了太大阻力，如果将死亡原因写成难产，那么既可以改善能繁母猪保险亏损情况，又可以避免因无害化产生的众多纠纷。之后，我们对于死亡能繁母猪就一律按照难产死亡原因进行理赔。依照规定，查勘时必须畜牧水产部门和保险查勘员同时到场查勘死亡原因，监督无害化处理。2010年中旬，我们查勘员会与畜牧部门联系，畜牧水产部门的人员偶尔也会去，但后来到2010年下半年我们联系他们，他们就都没有再去现场。监督无害化处理因为保户反对，阻力太大。我曾因执行无害化制度还被人在我家楼下砸过我自已的车子。我们也到公安机关报过案，李某某经理也向市里领导反映过，但没有结果反馈。
7、证人罗某1的证言，证实其收购的病死母猪有的割了耳朵保了险赔了钱，有的没有割耳朵没保险。
8、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其收购的病死母猪都是割了耳朵的，保险公司赔了钱的。
9、证人况某某的证言，证实我收购的能繁母猪都是病死的，我会跟猪场老板说，如果保险公司的人来了就买两包烟给人家，大家都这样。
10、证人曾某的证言，证实我收购的死亡能繁母猪都是病死的，有时我会打电话叫他们帮忙快点出来现场查勘，有时他们也会打电话问我需理赔的猪场位置。我认识保险公司的人有姓胡的和姓况的。
11、证人陈某2证言，证实认识理赔查勘员姓幸的，一个叫胡某某的，一个叫吴电的。我接到养猪场的电话就会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的人员通知他们去查勘，查完了我就将死猪拖走。每次我都会给一、二包烟给查勘员，有时给点钱，有时一百，有时八十。希望他们快点到现场查勘，不要将死母猪做无害化处理。
12、证人陶某的证言，证实我的能繁母猪共病死了十多头，埋了3头，其他的都卖掉了。只有三分之一理赔了三分之二没理赔，每头死猪我出了100元左右（4包烟）送给保险公司的人员。我给过烟到姓胡的，还请他们吃过饭。
1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我认识保险公司的胡某某、姓况的。我接到养猪场老板的电话，就会打电话给胡某某他们到现场查勘，他们查勘后我就把猪收走。每次收购猪我都会给两包香烟给胡某某或姓况的，他们看完现场就拍照填单子。一般一头死母猪赔800元，我会同猪老板商量从死母猪里扣除一百元给保险员。总共给了3千元左右给胡某某，给了姓况的300元。
14、证人简某的证言，证实我收购的都是病死母猪婆。保险公司的来了拍照后割了耳朵走后，我将病死猪拖走。认识保险公司的小胡、一个卢某1，碰到时会拿包烟给他们，请他们吃过饭。
15、罗某2、贾某、万小平等74名证人证言，证实各自有能繁母猪死亡，大多养猪户能繁母猪是病死的，少数养殖户有母猪难产死亡。有些理赔由猪贩子代办了。
16、证人蓝某的证言，证实我们经常收购死亡的能繁母猪，保户也知道我和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关系比较密切。保户没有收到理赔款会跟我打电话催我们将保险理赔办下来。我收一头死亡的能繁母猪都给2包或4包芙蓉王烟，有时也会请吃饭。认识查勘人员胡某某、况某、卢某2、吴电元。
17、高某人财保险公司情况说明，证实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高某支公司对15432头死亡能繁母猪进行了理赔，总计理赔金额为12358200元。其中理赔800元的共计15369头，1000元的63头。
18、保监会、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保险和防疫工作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09）86号，要求保险经办机构主动加强与当地兽医部门的有效合作，配合兽医部门做好耳标监管、疫情防控、疾病诊断和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9、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合作实施方案赣牧局（2010）96号。该方案规定了合作机构与职责：省畜牧兽医局与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成立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工作合作小组负责全省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合作组织、协调实施。分别承担以下职责：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负责指导各市县支公司协同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做好能繁母猪数量核实、专用耳标申请、监督检查无害化处理及理赔服务质量工作；配合畜牧兽医部门做好耳标监管、疫情防控、疾病诊断工作。各市、县（区）畜牧兽医局（畜牧水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人保财险分支公司，按照上述职责分工，分别承担相应职责，具体负责实施辖区内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工作。人保财险各级分支机构配合防疫人员做好疫病防控、疫病诊断、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对没有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能繁母猪一律不予赔付。对于死亡能繁母猪未进行无害化处理便进行保险理赔等行为，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
20、2011年、2012年高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高安市畜牧水产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关于开展能繁母猪保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查勘人员直接参与对死猪无害化处理过程。
2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公司文件宜人保财干（2010）3号，证实经市分公司2010年1月25日党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李某某同志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某支公司经理。
2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某支公司文件高人保财险发（2013）4号，证实经中共人保财险高某支公司党支部委员会研究决定，聘任周某某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公司理赔中心高某分中心非车险理赔分部副经理职务。
23、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某支公司证明，证实周某某2012年2月至2012年12月被本公司聘用为非车险理赔部部门副经理，但上级公司未同意批复。其实际在本岗位负责，直至2013年1月份正式发文聘任。况某2010年5月至今被聘用为本公司在岗职工，其中2010年5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非车险部门查勘员，至今任本公司车险部门查勘员。胡某某2010年5月至2013年9月被聘用为本公司在岗职工，其中2010年5月至2012年12月任本公司非车险部门查勘员，2013年1月至9月份在本公司销售部门任职，于2013年9月份离职。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周某某、况某、胡某某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与防疫合作实施过程中，作为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人员，不认真履行协同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做好监督检查无害化处理工作职责，致使大量病死猪流入市场，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鉴于被告人李某某在能繁母猪保险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后，能够提出合理建议，改变工作思路，完善工作制度，做了一定的努力，有从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四被告人玩忽职守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某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二、被告人周某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况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四、被告人胡某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上诉人李某某上诉提出：1、重审法院认定省畜牧兽医局、高安市政府通过文件要求保险公司查勘人员直接参与对死猪无害化处理构成行政委托，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人保财险公司与畜牧兽医部门是业务合作关系，而非行政委托关系。2、李某某作为人保财险高某支公司经理，所能管理和监督的公司查勘人员从事的能繁母猪保险查勘及理赔工作是公司内部业务行为，李某某系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不能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处。3、重审法院认定李某某在任职期间玩忽职守不成立。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依法律规定赔付病死的未作无害化处理的投保能繁母猪最低赔偿标准800元不违法，李某某在监督理赔业务工作中发现能繁母猪保险理赔中无害处理存在问题，一直在督促公司员工协助畜牧兽医部门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并最终促进公司理赔操作比较规范。4、央视曝光的后果不应由李某某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在于相关执法单位和各乡镇相关负责人员，且李某某自2011年11月起对人保财险宜春分公司理赔中心高某分中心没有理赔直接管理权，不能承担玩忽职守罪直接责任。判决认定李某某等人玩忽职守的时间是2013年7月31日前，而2014年12月27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高某病死猪流入市场事件，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5、江西泰和法院审理的胡会武案，与本案类似，因主体问题泰和法院准许检察院撤诉，同类案件不应当一个有罪一个无罪。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李某某无罪。
上诉人李某某的辩护人当庭发表以下辩护意见：1、李某某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玩忽职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其无无害化处理的法定职责。2、行政委托只能给其他行政机关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作为参与市场经营的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受委托的行政对象。3、没有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没有达到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李某某玩忽职守罪不成立。
上诉人周某某上诉提出：其不具备玩忽职守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体资格，不存在玩忽职守的行为。泰和法院的类似案件作出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裁定，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1、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关键在于职责是什么，是否享有相应的职权，因委托、授权等法律的原因而依法从事了公务，就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畜牧部门把无害化处理监督工作通过书面文件的形式委托给保险公司执行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委托行为成立且合法。保险公司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对无害化处理监督职权不认真履行，造成大量病死猪流入市场，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其本质而言，是对公共职权的亵渎。2、只有李某某、周某某等人实际履行能繁母猪的理赔审批工作，理赔程序才是在保险公司合法有效的，故李某某、周某某等人对能繁母猪的理赔工作有审批权和影响力，上诉人提出高某人保财险公司对人保财险宜春分公司理赔中心高某分中心没有理赔直接管理权的理由不成立。3、上诉人没有监督履行能繁母猪的无害化处理工作，其不认真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母猪流入市场的危害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与防疫合作实施过程中，作为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人员，不认真履行协同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做好监督检查无害化处理工作职责，致使大量病死猪流入市场，造成严重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
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保监会、农业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保险和防疫工作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中要求保险经办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当地兽医部门的有效合作，配合兽医部门做好耳标监管、疫情防控、疾病诊断和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并支付一定的工作及劳务、培训等费用。2010年10月，江西省畜牧兽医局、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印发《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合作实施方案》中明确省畜牧兽医局负责依法监督畜主执行死亡能繁母猪无害化处理规定情况；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负责指导各市、县支公司协同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做好能繁母猪数额核实、专用耳标申请、监督检查无害化处理及理赔服务质量等工作；人保财险各级分支机构配合防疫人员做好疫病防控、疫病诊断、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对没有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能繁母猪一律不予赔付。对于死亡能繁母猪未进行无害化处理便进行保险理赔等行为，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2011年、2012年，高安市畜牧水产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高安支公司印发《关于开展能繁母猪保险工作的意见》中要求保险公司查勘人员直接参与对死猪无害化处理过程。
2010年至2012年，原审被告人况某、胡某某在担任高某市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查勘员期间，在从事能繁母猪保险事故查勘理赔过程中，对查勘中发现病死能繁母猪的情况没有如实记录，亦没有按照文件的要求参与无害化处理，而是大部分填写为难产死因予以赔偿。在上诉人李某某任某市人保财险公司经理期间和上诉人周某安市人保财险公司非车险理赔部门副经理期间，二上诉人对查勘员在查勘死亡能繁母猪时未如实记录能繁母猪的死因、未协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情况明知却予以放任，期间，养殖户的大量病死母猪违规获得能繁母猪理赔，同时大量病死能繁母猪被猪贩子贩卖流入市场。
以上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上诉人李某某、周某某、原审被告人况某、胡某某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查，从保监会、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保险和防疫工作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江西省畜牧兽医局、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合作实施方案》、高某市畜牧水产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高某支公司《关于开展能繁母猪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三级文件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人保财险公司与畜牧兽医部门在生猪保险和防疫工作中是合作的关系，在无害化处理工作上，人保财险公司与畜牧兽医部门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其中，《江西省能繁母猪保险及防疫合作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合作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确立合作关系。监督无害化处理工作是兽医主管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三级文件对人保财险公司作出了配合协助的要求，但并未作出行政委托，保险公司也从未代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认定保险公司系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故，上诉人李某某、周某某、原审被告人况某、胡某某作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某支公司聘任或聘用人员，系国有控股公司工作人员，既非在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亦非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对上诉人李某某、周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检察机关提出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上诉人李某某、周某某、原审被告人况某、胡某某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6）赣0983刑初字第299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李某某无罪；
三、上诉人周某某无罪；
四、原审被告人况某无罪；
五、原审被告人胡某某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圣华
审 判 员 李湘宜
审 判 员 雷珑婕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代书记员 凌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