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榕民再终字第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萌松，男，196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旭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法定代表人：陈代琛，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法定代表人：郑仲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典本，男，1956年6月12日出生，住台湾地区台北市。上诉人陈萌松因与被上诉人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简称利嘉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简称拆迁工程处）、原审第三人黄典本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3）台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1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萌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旭明，被上诉人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黄典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萌松上诉请求：1、撤销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3）台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陈萌杉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未准确把握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本案名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但原审判决最终却认定本案实质是黄天麟遗产安置纠纷，再审重点放在陈萌松与案外人的继承纠纷、遗产分割纠纷等问题，将几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杂在一起，回避了对双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法律效力的认定，置双方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经撤销、也未解除的事实于不顾，判决驳回陈萌松的诉讼请求，不能令人信服。（二）有意回避案件重要事实，对陈萌松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视而不见。1、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早在2008年2月份就已经知道陈萌松与第三人黄典本之间对《合约书》效力问题存在争议并诉诸法律。2008年2月21日，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以原告身份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08)榕民初字第78号]，要求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有效。该案中，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擅自涂改变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恶意将作为合同当事人暨权利人的陈萌松变更为黄典本。根据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在原一审诉讼中所提交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以确认其提供给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协议书中的乙方当事人陈萌松已经被涂改变更为黄典本，并加盖了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校对章。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与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之间恶意串通后，擅自涂改变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权利主体并提交给房地产管理部门，导致安置房屋被置给了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三）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官主观臆断下结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陈萌松为被拆迁人，也是补偿安置权利人。黄天麟1979年去世，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早已终止，在1999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黄天麟不可能成为被代理人，也无法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将陈萌松认定为代理人，没有根据。1、关于黄典本的代理权。原审判决认定黄典本是代继承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办理安置手续，没有法律依据。2、我国现行法律的代理制度不存在代理权的比较。原审对事实的认定不是基于程序法上的证明手段，而是基于代理权的比较。3、原审认定黄典本是陈萌玲的配偶，黄典本的法律行为与陈萌玲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结论。在继承黄天麟遗产方面，两个人的身份不同，能否享有继承权也不同，两人的行为后果当然也就不可能相同。（四）陈萌松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权利人，而非代理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陈萌松为被拆迁人，也是补偿安置权利人。黄天麟1979年去世，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早己终止，在1999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黄天麟不可能成为被代理人，也无法承担代理后果。原审判决将陈萌松认定为代理人，显然没有任何根据。利嘉公司和拆迁工程处共同辩称，（一）陈萌松在《上诉状》第一段中称“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了分割”没有事实依据。黄天麟遗产尚未分割，讼争房不是陈萌松所有的房产，陈萌松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代理行为，其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1、根据答辩人提供的原审证据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榕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讼争房即福州市台江区817南路158号房产中320平方米房产的共有人为黄兰英、陈萌玲、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陈凤莺，但未协商分割。因此，讼争房不是陈萌松所有的房产。2、陈萌松没有证据证明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其继承黄天麟的遗产份额而签订的，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记载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是黄天麟，因此，该协议的“乙方”只能是黄天麟，陈萌松只能作为“乙方委托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字，证明陈萌松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代理行为。3、陈萌松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讼争房中320平方米最终由陈萌杉、陈萌松、黄萌龙、陈明玉分得四套安置房。为此，陈萌松上诉称“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了分割”没有事实依据，其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二）由于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性质是对黄天麟遗产进行安置，安置房的所有权人仍然是黄天麟，而不是黄萌龙，故原审认定本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实质是黄天麟遗产安置纠纷，定性完全正确，且定性与案由并不矛盾。因此，陈萌松上诉称“原审判决未准确把握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没有依据。（三）陈萌松上诉称为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和权利人没有法律依据。根据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前已述及，黄天麟遗产尚未分割，故陈萌松不是讼争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而讼争房即福州市台江区817南路158号房产于1999年被拆迁时无人居住、使用，陈萌松不仅户口不在讼争房内，亦未常住在讼争房，更未在讼争房里从事个体工商业，故陈萌松也不是讼争被拆除房屋的使用人。因此，陈萌松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仅为代理行为，其不是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和权利人。（四）陈萌松与第三人黄典本的代理行为均属于表见代理，被代理人是黄天麟遗产的继承人，而不是黄天麟，因此，陈萌松以“黄天麟1979年去世，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早已终止，在1999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黄天麟不可能成为被代理人，也无法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为由否定陈萌松与黄典本的代理行为，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也毫无意义。（五）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与陈仁贤等人签订的《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真实性已被陈萌松等人所确认没有异议，该合约书合法有效。该合约书所转让的黄天麟中亭街320平方米房屋遗产份额的安置房已全部被黄典本依该合约书取得并办理了黄典本名下的房屋权属证书，因此，该合约书已实际履行。退一万步来说，即便《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效力待定，答辩人向黄典本交房并交付办证资料亦没有过错，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黄典本比陈萌松更具有代理权。1、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作为黄天麟遗产继承人之一，与郑秀英及子女签订《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与姚富金及子女签订《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两份合约书均为黄天全书写，均为黄天全、张春辉两人共同作为见证人，两份合约书条款类似，且（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第45页全文引述《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的内容，其中该合约书第7条约定：“有关姚富金及子女从黄天麟上述房产中应得继承的份额由黄典本负责。”上述判决书终审判决确认《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为真实有效合同，该《合约书》性质为遗产份额转让协议，不是房屋买卖合同。1991年3月25日，黄典本与姚富金、陈萌松等人签订了和上述相同性质的《合约书》。而且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4日向答辩人发出（2006）榕执行字第26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答辩人协助执行上述判决书，故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黄典本对“有关姚富金及子女从黄天麟上述房产中应得继承的份额”有权代为办理相关手续。2、姚富金及其子女继承黄天麟遗产分割之前尚属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无法确定各自具体份额。姚富金去世后黄天麟遗产的全体继承人为黄兰英、陈萌玲、陈仁贤、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陈凤莺，但未协商分割。陈萌松上诉称“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了分割”没有事实依据。3、根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原审第三人黄典本是黄天麟遗产继承人陈萌玲的配偶，黄典本的法律行为与陈萌玲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4、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早在1999年8月11日就已签订，协议约定的过渡期限为24个月，搬迁期限为1999年8月20日，即答辩人应于2001年8月20日前交付安置房及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但陈萌松自讼争协议签订后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交付安置房及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直至讼争安置房的产权已办至原审第三人黄典本名下的10年后2009年8月18日才提起诉讼。5、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与郑秀英等人的遗产份额纠纷诉讼始于2002年，黄兰英、陈萌杉、陈萌松、陈仁贤、陈明玉早已于2002年知道《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存在，但此后一直未提出异议及诉讼，更没有提起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效力的诉讼。黄兰英、陈仁贤时隔10年后才于2011年5月10日以黄典本为被告、以陈凤莺、陈萌松为第三人诉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无效，但又于2013年11月28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进一步证明黄兰英、陈仁贤、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对《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效力及黄典本作为讼争安置房的所有权人是认可的，现在因为讼争遗产升值而翻悔没有法律依据。为此，当2008年3月10日黄典本手持《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以该合约书约定姚富金及子女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共四人自愿决定将各自继承夫（父）黄天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中的房产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给黄天麟孙女婿黄典本所有为由，要求答辩人交房并交付办证资料时，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黄典本比陈萌松更具有代理权，答辩人向黄典本交房并交付办证资料没有过错。（六）原审第三人黄典本据以办理权属登记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非新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而就是陈萌松据以起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注明的“所有权人”仍然是黄天麟，而不是黄典本，因此，答辩人并未变更合同主体，并未损害陈萌松的权益。答辩人交付黄典本的《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上载明的被拆迁人是黄天麟，《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付款方为黄天麟，《安置房购房清单》上载明姓名为黄天麟。因此，行政机关将讼争安置房产权登记在黄典本名下，与答辩人无关。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被收进福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中亭街改造嘉和苑1#楼604单元产权登记档案中，福州市房地产行政主管机关确认黄典本为讼争安置房的所有权人，并向其颁发了房屋权属证书，证明黄典本才是讼争安置房的唯一产权人。在黄典本名下的讼争安置房《房屋所有权证》未被撤销前，该房的合法所有权人应为黄典本。现陈萌松仍要求安置补偿，实质上是就同一被拆迁房屋重复补偿安置。由于被拆迁房屋的原产权证也已注销，陈萌松就同一被拆迁房屋重复补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且今后也无法对该安置房办理产权登记，因此也不具有可履行性。陈萌松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撤销错误登记并赔偿损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萌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立即向陈萌松交付位于台江区中亭小区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并协助将其产权过户至陈萌松名下；2、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支付自1999年8月21日起至履行第一项判决之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截止至2009年7月20日，暂计139050元，之后每个月按1350元计算临时安置补助费）；3、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8月11日，以拆迁工程处为甲方、陈萌松及黄天麟（1979年故)为乙方、利嘉公司为丙方，三方签订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经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榕房拆许字(98)第17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甲方拆迁乙方坐落于台江区817南路158号，属黄天麟所有的房屋；乙方被拆除房屋总建筑面积75平方米；甲方同意在台江区中亭小区就地安置乙方住宅3.0间户型计一单元，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乙方要求产权调换安置房，其产权归私人所有，安置房购房费33150元；甲方应付给乙方各项补助费合计11025元，另交5000元作为安置房预交款；其余待回迁安置时，按安置房实际建筑面积结算，多还少补（祥见计算单）；乙方实行自行过渡，过渡期限24个月，逾期甲方应按有关规定给乙方每月增发临时安置补助费；乙方保证于1999年8月20日前自行搬迁完毕；该协议为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存档一份，送市拆迁主管部门备案一份．该协议附件《拆迁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载明：回迁安置时间为2001年8月，其中的“应安置人口、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及个体工商生活补助费”等补偿项目均用“／”线划掉。协议签订后，陈萌松已依约将上述房屋交付拆迁工程处拆除。由于至今未交付拆迁安置房，陈萌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又查明：因黄典本与郑秀英、黄品言、黄季、郑政、黄美德、黄品文、黄美红、陈美容、黄兰英、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陈明珠、陈明玉、陈凤莺及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之间关于遗产份额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25日作出的(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福州市817南路158号(地段号28段437、441号)房屋产权系黄天麟所有。黄天麟(1979年故)于解放前先后娶妻方后街(早年已故)、姚富金(1993年故)、郑秀英。其中黄天麟与方后街婚后无生育。关于方后街是否收养陈凤莺，目前尚无证据确认，且当事人之间对此收养存在异议，一审法院无法认定。黄天麟与姚富金生育陈仁立(1985年故)、陈仁贤。陈仁立与黄兰英结婚后生育陈萌玲、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与黄丽丽(1991年故)结婚后生育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2004年故)。黄天麟与郑秀英生育黄品文、黄品言、黄季、黄美德、陈美容、黄美红、郑政。……1999年，本案讼争的817南路158号房产被拆迁，共安置12套单元房，计1100平方米、三间店面计85平方米。郑秀英等八人与陈仁贤、黄兰英、陈萌松、陈明玉签订《关于中亭街祖传房产拆迁分配的协议》约定：1、中亭街祖传房产面积经福州道路拆迁办核实为1185平方米，由产权人黄天麟去世时的合法第一顺序继承人姚富金、郑秀英、陈仁立、陈仁贤、黄美德、陈美容、黄品文、黄品言、郑政、黄美红、黄季等十一人平均分配；2、姚富金、陈仁立、陈仁贤等三人分到的住房总面积320平方米，由陈仁贤和陈仁立的家属、子女负责具体协商分割；3、郑秀英等八人分到的住房780平方米和店面85平方米由郑秀英及其子女具体协商分割。根据上述分配原则，陈仁贤、陈仁立的家属及郑秀英等八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了15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郑秀英等八人签订了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共安置住宅800平方米和店面85平方米，……。”该民事判决书判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郑秀英、黄品言、黄季、郑政、黄美德、黄品文、黄美红、陈美容等八人因福州市817南路158号房产被拆迁一事与1999年8月11日与利嘉公司及拆迁工程处签订的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典本享有和承担。”等等。一审法院另查明：2008年2月，黄典本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为第三人，诉讼中经黄典本申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对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起诉)，请求确认其于1991年3月25日与姚富金、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等签订的《合约书》有效，及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及黄萌龙以黄天麟名义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四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典本享有和承担．后因黄典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24日作出(2008)榕民初字第78号民事裁定，该案按黄典本撤诉处理。一审诉讼中，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表示，中亭街改造嘉和苑3#楼201单元就是讼争协议项下的安置房，福州市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已确认该安置房产权人为黄典本，证明黄典本才是该安置房的唯一权利人，也证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向案外人黄典本交房没有过错。对此，陈萌松提出，在陈萌松、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擅自将陈萌松的签名涂改为黄典本并加盖利嘉公司的校对章与公章，同时错误提供相应的产权资料，导致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未实际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义务，未向陈萌松交付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应自行承担错误履行或未实际履行的责任，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已向黄典本履行讼争协议，不能对抗陈萌松要求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履行陈明玉、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讼争协议的诉讼请求。另，陈萌松还陈述，在拆迁时，其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内。一审法院认为，1999年8月11日，陈萌松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对因房屋拆迁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签订后，陈萌松已依约将房屋交付拆除，但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至今未依约向陈萌松交付拆迁安置房，已构成违约。陈萌松提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立即向陈萌松交付位于台江区中亭小区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予以支持。交房时，双方应就安置房的价款依法进行结算。陈萌松提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协助将拆迁安置房产权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黄天麟已于1979年去世，其遗产应由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分割，诉讼中，因陈萌松未提供证据证实被拆迁房屋在拆迁时已依法进行继承分割，其为拆迁安置房的所有权人，故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萌松提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支付自1999年8月21日起至履行第一项判决之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截止至2009年7月20日，暂计139050元，之后每个月按1350元计算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人对应当安置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安置。安置用房不能一次解决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过渡期限。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户口的公民和在拆迁范围内具有营业执照或者作为正式办公地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1991年9月15日起施行)第三十三条规定“被拆迁人自行过渡，在议定过渡期内，拆迁人应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未给予安置的，从逾期之月起，每月增发200％—400％临时安置补助费。……”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房计价标准》(1992年6月8日起施行)表四“拆迁补助费标准”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户口簿正式户口、常住人口计数；自行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属就地就近安置的标准为每人每月15元，逾期半年以内每人每月45元，逾期半年以上一年以内每人每月60元。因陈萌松、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之附件《拆迁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中的“应安置人口、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及个体工商生活补助费”等补偿项目一栏均用“／”线划掉，诉讼中陈萌松陈述其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福州市台江区817南路158号房产)内，且又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常住被拆迁房屋，据此，可以确认陈萌松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不符合获取上述有关补偿项目的规定条件，在合同中亦未作出约定，另外，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对陈萌松提出的临时安置费主张也提出异议，因此，陈萌松不享有协议书约定的过渡期限24个月内即1999年8月21日起至2001年8月20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自2001年8月21日起至今未依约交付拆迁安置房，其中至2003年3月31日止期间，因陈萌松的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亦未常住在被拆迁房屋，而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亦提出异议，故陈萌松不具备取得此期间逾期安置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条件；2003年4月1日起实施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及的若干暂行规定》对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作出了调整，按原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补助费标准计算，但因陈萌松目前并非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无权主张取得从2003年4月1日起至今的逾期安置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权利。综上，陈萌松关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提出陈萌松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的辩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陈萌松作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人，在该协议生效后，有权依约向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提出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的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提出案外人黄典本应追加为本案被告，及黄典本已于2008年3月10日作为黄天麟的代理人办理了陈萌松、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安置房福州市台江区后洲街道三通路13号中亭街改造嘉和苑3#楼603单元的交房手续，结清该房临时安置补助费，接收黄天麟名下的该房产权登记资料，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已履行完毕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全部义务等的辩称，一审法院认为，在陈萌松、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并未约定陈萌松的权利和义务由黄典本享有和承担，且陈萌松亦未同意将其在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转移给黄典本，黄典本并非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向黄典本交付安置房的行为并不能免除其应继续履行向陈萌松交付安置房的合同义务，因此，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提出陈萌松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的辩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房屋拆迁未予交付安置房而引发的诉讼，属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民事案件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09）台民初字第1830号民事判决：一、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在福州市台江区817南路中亭小区向陈萌松提供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的安置房。陈萌松与利嘉公司就安置房的价款应当依法进行结算。二、驳回陈萌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60元，由陈萌松负担3081元，由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各负担2689.50元。利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萌杉的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与陈萌松于1999年签订的，陈萌松作为一方当事人，要求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主体适格。现利嘉公司主张陈萌松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没有依据，二审不予采纳。本案系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而非继承纠纷，黄兰英等人分割福州市817南路158号中320平方米房产所得的份额多少与本案纠纷并无关联，故黄兰英等人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不必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案外人黄典本并非本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当事人，而协议履行过程中亦未发生权利义务主体变更的事宜；利嘉公司主张其已将本案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交付给黄典本，但利嘉公司的该行为并不能对抗其应向陈萌松履行交付安置房的合同义务，故黄典本是否参与诉讼并不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一审判决对利嘉公司提出追加黄典本为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利嘉公司主张一审判决未依法追加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二审不予采纳。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与陈萌松于1999年8月11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约履行。该协议签订后，陈明玉已将房屋交由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拆除，但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至今未依约交付安置房，且一审诉讼中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对于其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陈萌松”的名字为何更改为“黄典本”并加盖校对章一事无法进行说明；因此，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陈萌杉履行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约定的交房义务，亦未能举证证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陈萌松的权利义务依法转移给了黄典本，故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一审判决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应按约向陈萌松提供安置房的处理结果，二审予以维持。利嘉公司主张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虽为因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引起的合同纠纷，但陈萌松系要求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依约交付拆迁安置房，该请求属于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陈萌松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利嘉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二审不予采纳。另，一审法院对本案案件受理费的处理亦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作出（2010）榕民终字第18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689.50元，由利嘉公司负担。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利嘉公司仍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9日作出（2010）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认为，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本院作出（2011）榕民再终字第85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0）榕民终字第1817号民事判决及福州市台江区人民（2009）台民初字第183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中，追加了黄典本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陈萌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与原起诉请求一致。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1999年8月11日，以拆迁工程处为甲方、黄天麟（1979年死亡）及陈萌松为乙方、利嘉公司为丙方，三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拆迁乙方坐落于台江区817南路158号，所有权人属黄天麟的房屋；乙方被拆除房屋总建筑面积75平方米；甲方同意在台江区中亭小区就地安置乙方住宅3间户型，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1单元。2008年3月，黄典本凭其与姚富金等人于1991年3月25日签订的《合约书》向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申请领取原审原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和相应的安置房材料。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逐将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台江区嘉和苑1#604单元房和《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等材料交付给了黄典本，双方结清了相关的费用。该《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上载明被拆迁人黄天麟实行产权调换，安置于嘉和苑1#604单元，《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付款方为黄天麟。一审法院重审另查明：被拆迁福州市台江区817南路158号（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房屋产权为黄天麟所有。黄天麟（1979年死亡）于解放前先后娶妻方后街（早年已故）、姚富金（1993年死亡）、郑秀英。其中黄天麟与方后街结婚无生育子女。黄天麟与姚富金生育陈仁立（1995年死亡）、陈仁贤。陈仁立与黄兰英结婚后生育陈萌玲、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与黄丽丽（1991年死亡）婚后生育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2004年6月死亡）。黄天麟与郑秀英生育黄品文、黄品言、黄季、黄美德、陈美容、黄美红、郑政；陈凤莺为养女无证据确认。黄典本娶陈仁立长女陈萌玲为妻，陈仁贤娶黄典本姐姐黄丽丽为妻。1991年3月24日，黄典本、陈萌玲与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签订了《合约书》，该合约书主要内容：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自愿将继承其夫（父）黄天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黄典本所有，并协助办理产权转移手续；黄典本应给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补偿款220000元，其中100000元在签订合约书当晚给付，其余120000元于收回出租房产后2个月内给付，付清全部款项后本合约发生全部法律效力等内容。1991年3月25日，黄典本、陈萌玲又与姚富金、黄兰英（陈萌松代）、陈凤莺签订了《合约书》，合约书约定：1、姚富金及子女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共四人自愿决定将各自继承其夫（父）黄天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黄典本所有。2、黄典本应付给上述四人100000元作为补偿费。其他一切费用由黄典本负担。3、补偿费应在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一次性付清100000元。4、本合约在付清全部款项后全部发生法律效力。《合约书》签订后黄典本支付给陈凤莺10000元。陈仁贤在该《合约书》上方签注“合约为事实，本人于2001年12月27日收到见到”。1999年，讼争的817南路158号房产被拆迁，可安置12套单元房，计1100平方米、三间店面计85平方米。郑秀英等八人与陈仁贤、黄兰英、陈萌松、陈明玉签订《关于中亭街祖传房产拆迁分配的协议》约定：1、中亭街祖传房产面积经福州道路拆迁办核实为1185平方米，由产权人黄天麟去世时的合法第一顺序继承人姚富金、郑秀英、陈仁立、陈仁贤、黄美德、陈美容、黄品文、黄品言、郑政、黄美红、黄季等十一人平均分配；2、姚富金、陈仁立、陈仁贤等三人分到的住房总面积320平方米，由陈仁贤和陈仁立的家属、子女负责具体协商分割；3、郑秀英等八人分到的住房780平方米和店面85平方米由郑秀英及其子女具体协商分割。根据上述分配协议，陈仁贤、陈仁立的家属及郑秀英等八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了15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郑秀英等八人签订了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共安置住宅800平方米和店面85平方米。姚富金项下320平方米由陈萌杉、陈萌松、陈明玉、黄萌龙分别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了4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4套单元房。2002年1月，黄典本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以及第三人陈仁贤、陈明珠、陈明玉、陈凤莺、黄兰英、陈萌松、陈萌杉，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黄典本请求确认其与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有效；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与郑秀英等八人签订了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应安置给黄典本。2005年8月17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榕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25日作出（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终审民事判决：一、确认黄典本与郑秀英等八人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有效；二、黄典本应在实际接收上述遗产份额后十日内一次性向郑秀英等八人支付余款12万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郑秀英、黄品言、黄季、郑政、黄美德、黄品文、黄美红、黄美容八人因福州市台江区817南路158号房产被拆迁一事于1999年8月11日与利嘉公司及拆迁工程签订的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典本享有和承担。2010年12月，黄典本亦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请求确认其于1991年3月25日与姚富金、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等签订的《合约书》有效；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及黄萌龙以黄天麟名义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4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本典享有和承担。被告黄兰英、陈仁贤提出反诉，请求确认1991年3月25日与黄典本签订的《合约书》无效。因黄典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2011）榕民初字第41号民事裁定，该案本诉部分按原告黄典本自动撤诉处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黄兰英、陈仁贤反诉部分审理后认为，双方于1991年3月25日签订的《合约书》是真实的，同时认为《合约书》转让标的是继承遗产的份额，其法律性质是遗产份额转让合同。因签订《合约书》时黄天麟的遗产尚无继承分割，尚属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故继承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无法确定。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黄兰英、陈仁贤、陈萌松等，以及黄典本的妻子陈萌玲均是黄天麟遗产合法继承人，黄兰英、陈仁贤有权处分各自继承的遗产份额，《合约书》内容不侵害其他继承人的合法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诉请《合约书》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2011）榕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驳回（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的诉讼请求。黄兰英、陈仁贤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2013）闽民终字第68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二、发回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撤回起诉。2013年11月29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榕民初字第1147号民事裁定：准许（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撤回对被告黄典本的起诉。一审法院重审后认为，本案实质是黄天麟遗产安置纠纷。郑秀英及其子女继承黄天麟遗产业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25日作出（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终审民事判决予以确认，黄典本与郑秀英及其子女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为真实有效合同，该《合约书》性质为遗产份额转让协议，不是房屋买卖合同。1991年3月25日，黄典本与姚富金、陈萌松等人签订了和上述相同性质的《合约书》。诉讼中，《合约书》的真实性已被陈仁贤、陈萌松等人所确认没有异议，但法律效力待定，陈萌松不能回避《合约书》效力，而直接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权利。姚富金及其子女继承黄天麟遗产分割之前尚属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无法确定各自具体份额。黄典本是继承人陈萌玲的配偶，黄典本法律行为与陈萌玲法律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是相同的。鉴于上述情况，黄典本凭其与姚富金、陈萌松等人签订的《合约书》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申请领取安置房和相应材料。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有理由相信黄典本行为与陈萌松相比更具有代理权，将原先与陈萌松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在产权人为黄天麟不变情况下，把安置房和《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等交付给了黄典本，履行了对黄天麟所遗房产拆迁安置义务，同时双方结清了相关费用，黄典本仅是代继承人办理了安置手续，该代理行为是有效的。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上述行为未给陈萌松权利造成损害。对于陈萌松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性质亦是对黄天麟遗产进行安置，安置房的所有权仍是黄天麟，不是陈萌松的，陈萌松只是代为办理有关手续。现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黄天麟遗产已做了安置，陈萌松再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安置房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3）台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陈萌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60元，由陈萌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萌松对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中除了黄典本手上并没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之外，双方对一审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重审查明的主要事实清楚。本院认为，关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是否向陈萌松交付与其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及相关办证资料的问题。陈萌杉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代理行为，其不是讼争拆迁房的被拆迁人和权利人。黄典本作为黄天麟遗产继承人之一和其配偶陈萌玲，分别与郑秀英及八个子女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合约书》、与姚富金及三个子女于1991年3月25日签订《合约书》，两份《合约书》均为黄天全书写，均为黄天全、张春辉两人共同作为见证人，两份《合约书》约定的签约主体、权利义务内容、条款等均相似。就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黄典本于2002年1月提起诉讼，业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25日作出（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民事判决所确定。该份生效判决书认定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转让的标的是继承遗产的份额，不是特定的房产，性质应定为遗产份额转让协议，而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还认定，因黄天麟讼争房产被拆迁，郑秀英等八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这11份协议书中郑秀英等八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即其继承黄天麟讼争房产份额的具体落实。黄典本根据其与郑秀英等八人签订的《合约书》的约定，要求享有郑秀英等八人在这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权益应予支持，为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一、确认黄典本与郑秀英等八人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有效；二、黄典本应在实际接收遗产份额后十日内一次性向郑秀英等八人支付余款120000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郑秀英等八人因福州市817南路158号房产被拆迁一事于1999年8月11日与利嘉公司及拆迁工程处签订的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典本享有和承担。就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黄典本于2010年12月提起诉讼，其中被告之一黄兰英、陈仁贤两人提出反诉。因原告黄典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以及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又撤回起诉，致使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效力问题未经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法律上属于效力待定。但在该诉讼中，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真实性已经陈萌松等四人所确认并无异议。由此可以看出，继承人陈萌玲和其配偶黄典本，分别与郑秀英及八个子女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合约书》、与姚富金及三个子女于1991年3月25日签订《合约书》，均系对黄天麟遗产继承份额分割并转让的约定，并非对特定的房屋买卖进行约定。1999年黄天麟所有房产被拆迁，继承人郑秀英及子女等八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继承人黄萌龙等四人与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4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述15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的分配及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均属于继承人郑秀英及八个子女和继承人姚富金及三个子女对黄天麟所有房产继承份额分割的具体落实。本案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过渡期限为24个月，搬迁期限为1999年8月20日，即于2001年8月20日前交付安置房及发放安置补助费。黄典本与郑秀英等八人的遗产份额纠纷诉讼始于2002年时，陈萌松知道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存在，但陈萌松自本案讼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从未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过交付安置房及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更没有提起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效力的诉讼。虽然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在法律上属于效力待定，但是黄典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关于黄典本与郑秀英等八人就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效力一案的生效判决之后，黄典本持有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原件，以该《合约书》约定姚富金及子女黄兰英、陈萌杉、陈凤莺四人自愿决定将各自继承夫（父）黄天麟所有位于福州市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中的房产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给黄天麟孙女婿黄典本所有为由，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申请领取安置房并要求交付有关办证资料。在黄典本代为结清了相关费用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有理由相信黄天麟遗产继承人之一的黄典本对有关姚富金及子女在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约定的黄天麟房产中应得继承的份额中有权代办有关移交手续，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对此将原先与陈萌松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在产权人为黄天麟不变情况下，把安置房和《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其载明被拆迁人是黄天麟）、《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其载明付款方为黄天麟）、《安置房购房清单》（其载明姓名为黄天麟）等有关资料交付给了黄典本，对此，在所有权的性质没有改变情况下，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移交行为并没有给陈萌松权益造成损害。鉴于房管部门已将讼争安置房产登记在黄典本名下，在黄典本名下的讼争安置房《房屋所有权证》未撤销之前，该讼争安置房的所有权人仍为黄典本，现陈萌松仍要求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安置补偿，实质上是就同一被拆迁房屋要求重复补偿安置，原审认定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黄天麟遗产已做了安置，陈萌松再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安置房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关于陈萌松在原审中提出《合约书》第四点约定付清所有款项后，全部发生法律效力，实际上是保留遗产份额所有权的约定，只有当收到全部款项后才发生遗产份额转让权利的主张，因该《合约书》系签订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而且黄典本与郑秀英等八人签订的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约定条款相同并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有效，本案双方在原一审庭审中已就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项下对价支付方面进行质证、认证，陈萌松也未就该《合约书》项下对价尚未支付完毕方面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议。一审法院重审后判决驳回陈萌杉的诉讼请求，并不影响陈萌松可以向黄典本主张支付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项下对价支付的债务之诉。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问题。因讼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属于黄天麟，陈萌松并非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且陈萌松在原一审庭审中自认其户口不在讼争被拆迁房屋内，也没有证据证明陈萌松常住讼争被拆迁房屋内，故陈萌松也不是讼争被拆迁房的使用人，其无权主张取得从2003年4月1日起至今的逾期安置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权利。陈萌松关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内容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460元，由上诉人陈萌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邱 平代理审判员 张 伟代理审判员 林星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书 记 员 郭婧婧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