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9民终14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庆友，男，194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从菊，女，194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加美，女，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1。
法定代理人：张加美（谭某1之母），女，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修华，山东昌琪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朋，山东昌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金留，男，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斌，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西军，山东青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主要负责人：陆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飞，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荣章，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
主要负责人：邵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钟粟，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泰安市。
主要负责人：樊明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谭庆友、李从菊、张加美、谭某1因与被上诉人程金留、何斌、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保险公司”）、李荣章、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盛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16）鲁0982民初5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认定谭某2为交强险的第三者并判令安盛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改判认定谭某2为行人并判令被告增加20%的赔偿额。3.改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谭某2为交强险的第三者是错误的。通过相关资料显示，谭某2是在自己的车外被程金留驾车撞击死亡。一审法院也认定在发生事故前谭某2早已脱离本车，成为车下人员，也就是说谭某2在发生事故之前虽然是驾驶人、投保人、××，但在车下修车时被自己投保的车辆和其他车辆相互撞击导致死亡，已经转化为本投保车辆的第三者。关于投保人和××能否成为第三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第17条的解释是，“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致投保人伤害，投保人此时与其他人一样，处于第三人的地位，交强险应予赔偿。”“交强险的基本制度目的就是为保障因交通事故受损害的第三人合法权益，而机动车的危险性特点导致投保人也可能由于机动车不在自己实际控制下受到其侵害，我国交强险制度设计的特点又是以车为基准而不是以人为基准，因此投保人完全有可能成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第三人”。“投保人、第三者、车上人员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临时性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特定的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经置于保险车辆之下，则属于第三者，至于何种原因导致该人员在事故发生时置身于车辆之下，不影响其第三者的身份”。本案情况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7条非常类似，谭某2下车修理他人的车辆被三辆车相互撞击致死，属于典型的投保人、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的案例，故法院应当参照第17条规定认定谭某2为转化的第三人。因此，应当判决安盛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没有将谭某2认定为行人并增加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是不当的。谭某2驾车上高速公路后，是下车走着来到李荣章车辆的车旁查看车辆的故障情况，然后联系修车业务。此时发生交通事故，谭某2的身份已经由驾驶员转化为行人，一审法院认定谭某2发生事故时是驾驶员身份显然是错误的，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谭某2为行人，并判决增加各侵权人20%的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仅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次事故中，程金留驾驶的沪Ｄ×××××号重型箱式货车车主是上海溪峰贸易有限公司，正是该车撞击李荣章的车辆和谭某2的车辆，导致发生死亡事故，侵害人明显是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侵害人为单位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在1万至10万之间酌定。本案谭某2与李荣章在事故中共同承担同等责任，而且谭某2发生事故时已经转化为行人，仅应承担5%至10%的责任。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按照侵害人是单位的，在一万元和十万元之间酌情判决，我们认为五万元是适当的。综上，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认定谭某2为第三人，增加被上诉人赔偿责任20%，改判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程金留、何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信达保险公司辩称，坚持一审答辩质证意见。
李荣章未作答辩。
太平保险公司辩称，同意程金留、何斌意见。
安盛保险公司辩称，一、我公司对于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以及事发瞬间谭某2位于高速公路上而非车辆驾驶座上的事实是无异议的，但谭某2作为鲁Ｊ×××××号车辆的实际驾驶员、投保人以及××，不应成为在我公司投保交强险的鲁Ｊ×××××号车的第三者。理由：1.在本起事故中，谭某2事发瞬间虽在鲁Ｊ×××××号车下，但其作为鲁Ｊ×××××号车的实际车主及驾驶员，仍然对该车辆实际掌控，其作为车辆驾驶员的身份未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其本人也就无法转化为自己车辆交强险的第三者，享受第三者应获得的赔偿。根据交强险条例的明确规定，交强险的赔偿范围明确规定为本车人员、××之外的受害人，因此，谭某2作为交强险投保单载明的投保人以及××本人，依法应当排除在交强险第三人的范围之外。2.上诉人所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理解与适用内容并非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仅具有学术研讨及参考价值；其次，该书中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的解释中所述“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驾驶机动车造成非本车车上人员的投保人损害时，××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而非投保人，投保人此时与其他人一样，处于第三人的地位”。根据该理论，只有存在投保人以外的其他驾驶人驾驶车辆时，即只有投保人以外的第二个人在实际控制并驾驶标的车辆时，投保人（××）才有转化为“第三人”的可能性。3.交强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中受损害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本案而言，李荣章、程金留才是鲁Ｊ×××××号车的真正受害人即第三人。4.根据侵权法的基本原理，任何危险作业的直接操作者不能构成此类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因其本人的行为造成自己损害的，他不可能成为其本人利益的侵权人。因此在本案中，谭某2作为承担次要责任的肇事一方，不能纳入第三人的赔偿范围，请求其自己的承保车辆对其进行赔偿。二、关于谭某2在事故中的身份及责任问题：1.交警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谭某2为鲁Ｊ×××××号车的驾驶员,交警认定谭某2负事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认定其为鲁Ｊ×××××号车辆的驾驶员也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因为其在事发瞬间不在驾驶座上就否认了其仍为鲁Ｊ×××××号车驾驶员的事实。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事故责任按照事故经过及案件情况适当浮动属于可裁量范围，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事故各方的损失、事故发生经过的前提下，依法按照交警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划分责任比例与损失分摊是有法有据的。我方认为，死者谭某2在事故中仅负次要责任，即使事故发生时谭某2为行人，一审法院裁量事故责任不予浮动也是合理的，故上诉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及本事故实际第三者程金留及李荣章的合法权益。
谭庆友、李从菊、张加美、谭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9135.91元、死亡赔偿金630900元、丧葬费29098.5元、赡养费（父亲）69984元、赡养费（母亲）104976元、抚养费79416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5000元、交通费3000元、车损24625元、评估费500元、施救费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76015.4元，交强险外要求按95%计算，共计851871.4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7日11时44分许，李荣章驾驶鲁Ｃ×××××号轻型普通货车沿G2京沪高速由北向南行驶至517KM＋800M处发生故障将车停在左侧行驶道，谭某2驾驶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停在李荣章驾驶车辆前方，谭某2下车联系修车业务，被程金留驾驶沪Ｄ×××××号重型厢式货车撞击，致使谭某2抢救无效死亡、程金留受伤，造成三车受损、路产受损及货物受损的交通事故。泰安市公安局高速交通警察支队新泰大队作出公交认字[2016]第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程金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李荣章、谭某2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谭某2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支出医疗费用9135.91元。事故发生后何斌支付四原告现金35000元。谭某2的父母为谭庆友、李从菊，谭某2配偶为张加美、育有一子谭某1，谭某2生前有兄弟姐妹4人。2016年8月9日，原告自行委托山东众信价格评估拍卖有限公司评估，谭某2驾驶的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车辆损坏价值为14125元，车载货物损失为10500元，共计24625元，原告支出评估费500元。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支出施救费600元。原告提交司法鉴定书，证实程金留驾驶的沪Ｄ×××××号重型厢式货车与鲁Ｃ×××××号轻型普通货车、鲁Ｃ×××××号轻型普通货车与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沪Ｄ×××××号重型厢式货车与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均有接触碰撞，沪Ｄ×××××号重型厢式货车与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发生二次接触碰撞。原告提交相关证明，证实谭庆友及李从菊无劳动收入及能力，证实谭某2及张加美、谭某1自2012年起在新汶办事处张庄社区从事修车经营销售并在此居住至今。原告提交新泰市人民政府第27号文件，证实新汶办事处张庄社区属于城市规划区。另查明，鲁Ｃ×××××号轻型普通货车所有人为李荣章，事故发生时车辆在被告太平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所有人为谭某2，车辆在安盛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沪Ｄ×××××号重型厢式货车所有人为何斌，程金留是何斌雇佣的司机，车辆在信达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三者商业险100万元，为不计免赔险。又查明，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31545元，201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0元，2016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8197元，2016年山东省城镇年人均消费支出19854元，山东省农村年人均消费支出8748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程金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李荣章、谭某2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关于谭某2能否成为第三者向本车投保交强险的安盛保险公司请求赔偿问题，谭某2作为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在发生事故前虽已脱离本车，成为车下人员，但谭某2作为鲁Ｊ×××××号轻型普通货车的投保人、××、实际驾驶人均为同一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该条是针对投保人不是实际驾驶人受到损害情形作出的解释，并不适用本案谭某2此种情形，因此，谭某2不能成为第三者请求本车投保的安盛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关于谭某2是否按行人对待，增加侵权人10%-20%的赔偿责任问题，谭某2作为驾驶人在高速路上下车联系修车事宜，并没有改变其驾驶员的身份，公安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谭某2为驾驶人，而非行人，故原告请求增加侵权人10%-20%的赔偿责任不能成立。原告的损失先由信达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三者商业险合同约定赔偿；程金留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信达保险公司在三者商业险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程金留系何斌雇佣司机，赔偿责任由雇主何斌承担。李荣章的车辆在太平保险公司只投保交强险，超出交强险部分，由李荣章承担25%的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标准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死者生前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因侵权人系自然人，结合事故责任，本院认定精神抚慰金5000元；原告请求的车辆损失，有鉴定报告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支出的评估费500元，属于为查清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的费用，应由信达保险公司按事故责任承担；原告请求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在三被抚养人谭庆友、李从菊、谭某1中既有农村居民也有城镇居民，应按照死者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谭庆友、李从菊被抚养人生活、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谭某1被抚养人生活，其年赔偿总额累计应以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限。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医疗费9135.91元、死亡赔偿金630900元（31545元×20年）、丧葬费29098.5元（58197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123156元（8年×8748元/4人＋8年×8748元/4人＋4年×8748元/4人＋8年×19854元/2人）、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531元（12930元/365天×3人×3天）、交通费800元、车损24625元、评估费500元、施救费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另外，本次事故还造成程金留受伤，程金留在另一案中的损失认定如下：医疗费40403.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70元（29天×30元）、误工费10370.4元（31545元/365天×120天）、护理费2506.18元（29天×86.42元×1人）、交通费及住宿费1000元，共计人民币55150.35元。程金留的医疗费由安盛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0000元，谭某2的医疗费由信达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4567.95元，程金留剩余的医疗费和谭某2剩余的医疗费在太平保险公司交强险限额内按比例分配，程金留应分医疗费8726元（30403.77元＋870元）/（30403.77元＋870元＋4567.95元）×10000元，谭某2应分医疗费1274元，程金留在交强险限额内的其他损失，误工费10370.4元、护理费2506.18元、交通费及住宿费1000元，共计13876.58元，在太平保险公司和安盛保险公司交强险限额内平均分配各承担6938.29元；本次事故李荣章已就财产损失提起诉讼，故李荣章与谭某2的车损在信达保险公司交强险车损限额内各分1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4567.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死亡赔偿金107500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车辆损失1000元，计115567.95元；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2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死亡赔偿金100561.71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07500元-6938.29元）、车辆损失2000元，计106335.71元；三、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3293.96元、死亡赔偿金545994.29元（630900元＋123156元－100561.71元－107500元）、丧葬费29098.5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531元、交通费800元、车损21625元（24625元-3000元）、评估费500元、施救费600元，合计602442.75元的50%计款301221.38元；四、李荣章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外赔偿原告医疗费3293.96元、死亡赔偿金545994.29元（630900元＋123156元－100561.71元－107500元）、丧葬费29098.5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531元、交通费800元、车损21625元（24625元-3000元）、评估费500元、施救费600元，合计602442.75元的25%计款150610.69元；五、何斌已垫付原告现金35000元，从被告各保险公司赔偿款中扣除返还给何斌；六、驳回原告对程金留的诉讼请求；七、驳回原告对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八、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8元减半收取6154元，财产保全费820元，由何斌负担案件受理费3077元及财产保全费820元，李荣章负担案件受理费1538.5元，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1538.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从泰安市高速公路交警大队调取的交通事故卷宗和交通事故录像光盘可以证实，事故发生时，谭某2正处在其驾驶车辆之外的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但因摄像头与事发地距离太远，事故过程中谭某2的行为无法辨认，故应以交警大队责任认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为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谭某2能否对自己投保的车辆主张第三者责任险的问题。首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规定中的受害人是指本车人员、投保人和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之外的其他人员。保险公司仅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而车上人员以及××是被排除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之外的。事故发生时中，谭某2虽然已经处在自己投保的车辆之外，但其作为投保人和本车驾驶人的身份并未改变，是典型的××，理应被排除在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外。其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第三人，否则就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赔偿，违背了立法本意。故，上诉人主张的关于谭某2作为第三者对其投保的安盛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其赔偿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谭某2在高速公路下车的状态下能否认定为行人，并据此判令被上诉人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赔偿数额。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规定的责任主体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组成。本案中，谭某2在下车之后，已经脱离了机动车，显然只能属于该规定中“行人”这责任主体。故，一审法院对谭某2在事发时不是行人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本案是三车相撞导致三车损坏和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泰安市公安局高速交通警察支队新泰大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6]第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表明，程金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李荣章、谭某2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在该认定书中显示，谭某2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使，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之规定，而这仅仅是对谭某2作为车辆驾驶人违章停车的责任认定，但却遗漏了谭某2作为行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谭某2在高速公路超车道内停车并下车联系修车业务，使其转变为行人并置身于高度危险的高速公路上，其对自身被撞击死亡的发生显然具有重大过错。而[2016]第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仅仅认定了本次事故中谭某2作为车辆驾驶人在高速公路错误停车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却没有对谭某2作为行人不应进入高速公路这一责任作出认定，故对该认定书对事故作出的责任划分部分，本院不予认可。综上，谭某2在这一事故中的责任应为其作为行人和其作为车辆驾驶人所应承担责任的叠加，综合交警事故责任书对本次事故的勘查和询问笔录以及上诉人提供的事故录像，一审法院认定谭某2应承担25％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精神赔偿金的标准是否应该增加到50000元。首先，在一审法院开庭之前，四上诉人于2016年9月8日撤回了对沪Ｄ×××××号货车登记车主上海溪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并追加何斌为本案的被告之一；其次，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组织各方当事人对程金留提交的何斌将该车挂靠在上海溪峰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的挂靠协议进行了质证，四上诉人对该协议均表示认可。综上，四上诉人对肇事车辆沪Ｄ×××××号重型厢式货车的实际车主是自然人何斌而非上海溪峰贸易有限公司是完全认可的。而四上诉人在上诉请求中却提出该肇事车辆的车主应为上海溪峰贸易有限公司，明显与其之前的主张相悖。故四上诉人据此要求增加精神赔偿金数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部分，本院予以纠正，但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谭庆友、李从菊、张加美、谭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8元，由谭庆友、李从菊、张加美、谭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李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