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31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余文华，男，汉族，1967年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四会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南，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植志健，男，汉族，1991年5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封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杏媚，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植志威，男，汉族，1989年9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封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杏媚，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文华因与上诉人植志健、被上诉人植志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7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余文华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南，上诉人植志健、被上诉人植志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杏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文华上诉请求：改判植志健、植志威共同向余文华支付尚欠的转让款21万元、通信费2907.29元，合计212907.29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9月19计算至两被告诉人实际付清之日）。事实和理由：一审简单地以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来免除植志威对余文华的民事责任，是没有查明事实。事实是，植志健、植志威均是本案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余文华提交的证据显示，在签订转让合同后，更多的是植志威在实际履行合同，包括为营运的货车投保以及同余文华沟通支付转让款等事宜。显然，植志威与植志健是共同的受让方。
针对余文华的上诉，植志威与植志健共同答辩称：《转让协议书》是余文华和植志健签订的，合同的相对方是余文华与植志健，与植志威无关。一审驳回余文华对植志威的诉讼请求正确，请求驳回余文华的上诉请求。
植志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植志健与余文华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判决余文华支付植志健50227.99元；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余文华承担。事实和理由：
植志健与余文华2015年2月l6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余文华将其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某鸿物流服务部（以下简称某鸿物流服务部）转让给植志健，约定转让费30万元，2016年9月1日前付清，在此期间每月支付5000元以上给余文华。双方列了转让清单，共31项财物，其中第l项黄牌电喷柴油车一辆（车牌号粤Ａ×××××），第2项蓝牌柴油车一辆（车牌号粤Ａ×××××），该两项占全部转让财物价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物流运输工具。
《转让协议书》第3条第（1）点约定“乙方在转让协议签订后有经营权，对清单上的物品、车辆有使用权，乙方在结清转让费后，对清单上的物品、车辆有所有权。”但植志健在2016年6月左右得知转让的二辆车不属余文华所有，而是余文华妹夫伍锦鸿所有的，并且其妹夫与其妹妹离婚后于2016年8月收回了该二辆车，植志健无法继续经营，余文华的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余文华的妹夫回收车辆后，余文华无法履行上述协议，植志健继续经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植志健与余文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应予以解除。
植志健除了支付9万元转让款外，还支付了仓库押金1万元。位于三水区云东海大道欧村路口北面的仓库是由余文华、范洪涛、范同庆三人合租的，其中押金3万元由三人各付1万元，正如余文华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的仅付1万元，植志健支付了9万元和1万元，其中1万元是该合同押金，植志健支付后余文华就把合同原件和押金收据交付给植志健，一审代理人以为是3万元，在此予以更正。
合同解除后，植志健同意返还转让清单所列的财物（不含第1项和第2项，该两车辆其前妹夫已收回），请余文华返还押金1万元。至于支付的转让款9万元，因植志健实际使用了16个月，植志健同意支付48000元使用费，请余文华返还42000元。
关于通讯费，余文华在一审提供的账单信息显示的固定电话有（8783×××9、87，手机号码（180××××2989、189××××0280、133××××1005、189××××0030），还有捆绑业务。即使按照协议上约定的固话2台，手机3台，通信费显示的手机有4台，而且余文华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有一台报废，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作出认定。但事实上，转让的只有手机，不带电话卡，只有固话和网络是植志健使用过，其他手机号码均不是植志健使用。经计算余文华的电话费用共1246.68元，植志健同意支付通讯费：3018.69元－1246.68元=1772.01元。
关于《转让协议书》中转让清单列明的第一项车牌号粤Ａ×××××和A7两辆柴油车，余文华并未提供购车发票，也未能提供其与广州市粤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辉公司）的挂靠协议，请求法院传唤伍锦洪到庭作证或者说明情况。从植志健提供的证据《车辆买卖合同》、《委托服务合同书》、收据可以证实粤Ａ×××××和A78E53两辆柴油车的权属人是伍锦洪，且其于2016年9月3日将粤Ａ×××××卖给案外人，余文华无权处分上述二辆车。
综上所述，以上款项抵扣后，余文华还应当支付植志健50227.99元（90000元+10000元-48000元使用费-1772.01元通讯费），请法院予以支持。
余文华针对植志健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除了没有追究植志威责任外，对其他事实的认定正确。请求驳回植志健的上诉请求，驳回植志健的一审诉讼请求，请求追究植志威的责任。
针对植志健的上诉，植志威陈述称：同意植志健的上诉请求。
余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植志健、植志威共同支付余文华转让款21万元，通信费3018.69元，车队费用15000元，共计228018.69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余文华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植志健、植志威承担。植志健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解除余文华与植志健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2.判决余文华支付植志健70227.99元；3.判决余文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鸿物流服务部是余文华登记设立的个体工商户。2015年2月16日，余文华（甲方）与植志健（乙方）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余文华将自己经营的某鸿物流服务部转让给植志健，转让费30万元，植志健应尽量在一年内结清转让费，如确实需增长时间，需经余文华同意，但不得超一年半即2016年9月1日。植志健在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有经营权，对清单上的物品、车辆有使用权，植志健在结清转让费后，对清单上的物品、车辆有所有权。同时，双方在同期签订一份转让清单，清单上列明转让的物品含黄牌电喷柴油车一辆（车牌号为粤Ａ×××××）、蓝牌柴油车一辆（车牌号为粤Ａ×××××）、电脑一台、固话二台、工作手机三台等31项物品。协议签订后，植志健从双方约定的2015年3月1日开始经营，并向余文华支付转让款9万元，剩余21万元转让款至今未付。
车牌号为粤Ａ×××××柴油车及车牌号为粤Ａ×××××柴油车是余文华为方便物流交通，经其前妹夫伍锦洪介绍，挂靠登记在粤辉公司名下，二辆车的实际使用者及管理者是余文华。余文华转让给植志健的电脑、固定电话、工作手机在2016年2月-7月拖欠费用及滞纳金2907.29元，该款项余文华已代其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余文华与植志健经商议，约定由余文华将其登记设立的某鸿物流服务部经营管理权及相应的资产转让给植志健经营，双方并签订《转让协议书》，该协议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具体、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协议内容切实履行各自义务。植志健在签订转让协议后，依协议约定接受某鸿物流服务部资产及经营管理权，并实际投入经营，支付转让款9万元，但至今尚欠21万元转让款未支付。植志健的行为违反双方的约定，故余文华诉请植志健支付尚欠的转让款21万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与事实及双方约定相符，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与余文华签订转让协议的是植志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债务应由植志健承担。余文华诉请植志威共同承担本案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余文华转让给植志健的电脑、固定电话、工作手机，植志健在2016年2月-7月拖欠费用及滞纳金2907.29元，该款项余文华已代其支付。现余文华向植志健主张偿还该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对余文华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余文华诉请的车队费用15000元，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余文华转让给植志健的车牌号为粤Ａ×××××柴油车及车牌号为粤Ａ×××××柴油车，余文华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是余文华挂靠登记在粤辉公司名下，二辆车的实际使用者及管理者是余文华，余文华对该二辆车有处分权。植志健辩解该二辆车的所有者是案外人伍锦洪，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植志健以余文华对涉案车辆没有处分权为由，反诉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相应植志健的其他反诉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植志健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文华支付尚欠的转让款21万元、代垫付的通讯费2907.29元，合计212907.29及其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9月19日计算至植志健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余文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植志健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2360元，由植志健负担2203元，余文华负担157元；反诉受理费777.85元，由植志健负担。
二审中，余文华和植志健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植志威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本院审查，对二审证据作如下认证：一、余文华提交的证据。1.调解书，因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证明内容，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录音光盘、通话记录，植志健、植志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录音中谈话的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其身份无法核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二、植志健提交的证据。1.《车辆买卖合同》、《委托服务合同书》（照片打印件）、收据5份；2.仓库租赁合同，对该两组证据的认证意见在下文论理部分一并分析论述。
经审理，本院除依法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余文华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称：“移交清单有注明工作手机3台，其中有1台报废了，还有0280、0030这两台是被告使用的。”余文华提交的2016年2月至7月电话费发票帐单信息显示，其中两台固定电话以及尾号分别为0280、0030的两台手机，合计交纳的电话费是2560.73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植志威是否涉案合同关系主体的问题
余文华以植志威是涉案转让合同的共同受让方为由，主张植志威亦须承担涉案债务。从《转让协议书》内容来看，《转让协议书》的乙方是植志健，签署该协议的亦是植志健，因此余文华和植志健是《转让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余文华主张植志威曾为营运车辆投保、沟通支付转让款等，其实际履行合同，因此其亦是合同受让方。因植志威的上述行为亦可能是受委托或者代为履行合同的行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植志威是合同主体的情况下，仅以上述行为不足以认定其是合同主体，故余文华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谁违约，《转让协议书》所涉合同关系处理以及双方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余文华、植志健均主张对方违约。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一方面，余文华已经交付了某鸿物流服务部资产（包括二辆车）及经营管理权予植志健，即余文华已经履行了《转让协议书》项下的主要义务。另一方面，植志健主张涉案二辆车被案外人伍锦洪收回并作出相应处理，因为植志健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将涉案车辆交回予余文华，故即使植志健现时已经失去对涉案车辆的占有、控制，该情况亦是在植志健占有、使用的期间发生的，并不能归责于余文华。据此，植志健主张余文华违约，因而请求解除合同、无需支付余下的转让款、由余文华返还已经收取的部分转让款，理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部分请求均不予支持，并且对植志健二审提供的证据1不予采纳。植志健申请本院调查涉案车辆的挂靠情况以及传唤伍锦洪到庭作证等，因该调查事项不影响本院上述认定，并无必要，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接纳。
植志健上诉请求余文华返还租赁仓库的押金1万元，即使余文华确实收取了植志健支付的押金1万元，且该押金确实与涉案转让合同有关，因为根据本院前述认定，涉案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故植志健请求返还相关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且对植志健二审提供的证据2不予采纳。
关于植志健应承担的通讯费。植志健对固定电话2台由其使用并无异议，其上诉主张只受让了手机，并无受让手机卡，故其不应承担手机通讯费用。一方面，转让清单约定转让固定电话2台、工作手机3台，作为工作手机连带手机卡一并转让更为符合常理；另一方面，植志健并无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植志健对相关手机通讯费应予承担。因为余文华自认其中1台手机已经报废，植志健使用的是尾号分别为0280、0030的两台手机，故植志健应承担的通讯费是固定电话2台加上上述2台手机的电话费，合计为2560.73元。
综上所述，余文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植志健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植志健应承担的通讯费数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7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7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7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上诉人植志健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余文华支付尚欠的转让款210000元、代垫付的通信费2560.73元，合计212560.73元及其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9月19日计算至上诉人植志健实际付清之日）；
四、驳回上诉人余文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受理费2360元，由植志健负担2200元，余文华负担160元；反诉受理费777.85元，由植志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0.64元，由上诉人余文华负担4500.64元，上诉人植志健负担55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儒峰
审判员 刘 坤
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