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81民初13414号
原告：绍兴市涵坤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名都苑4幢9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051314085L。
法定代表人：何冰，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隆晟织造厂,住所地：诸暨市枫桥镇东一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06812002762。
投资人：周仲校。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乐灿，诸暨市枫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伟雄,男,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生国，诸暨市枫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绍兴市涵坤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涵坤公司）与被告诸暨市隆晟织造厂（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隆晟织造厂）、杨伟雄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先后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庭参加诉讼，被告隆晟织造厂的投资人周仲校、被告杨伟雄到庭参加第三次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涵坤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返还原告委托加工的苎麻纱10.61188吨，或折价赔偿407830.45元。（10.61188吨苎麻纱按49000元/吨计算为519982.12元，再扣除原告须支付的加工费112151.67元）2、赔偿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审理中，原告要求解除与两被告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两被告提供苎麻纱，由两被告共同负责为原告加工苎麻坯布。合同约定了需加工的坯布的数量、加工费单价，两被告每月应当交付的成品坯布数量及每米坯布用纱量为203克等内容；还约定了加工费结算方式为每月结清，坯布质量要求为国标，次品由两被告负责。之后，原告陆续向两被告供应苎麻纱，两被告则陆续向原告交付成品苎麻坯布。2014年5月2日至10月26日，原告共向被告涵坤公司发送苎麻棉纱5000千克，苎麻纱113825千克，而两被告自2014年7月2日至次年2月8日共计向原告交付坯布533068.70米。截止起诉之日，按合同约定的用纱量标准以及原告实际交付坯布数量计算，两被告尚应交付给原告的苎麻坯布数量为52275.30米，或退还苎麻纱计10611.88千克。鉴于两被告长期未向原告交付苎麻布，继续履行合同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要求两被告退还上述数量的苎麻纱，或按49000元/千克的单价折价赔偿。
被告隆晟织造厂答辩称：加工合同订立之后，该厂主要负责收发材料和发放加工费及加工轴头。而且该厂已妥善履行上述几项工作。根据合同约定，坯布织造应由被告杨伟雄负责，所以坯布的验收也是被告杨伟雄和原告共同负责的，被告隆晟织造厂对此不知情。到目前为止，原告还需支付该厂加工费。
被告杨伟雄答辩称：他当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只是和被告隆晟织造厂有业务关系，而且被告杨伟雄加工的布匹已经全额交付给了原告，他并没有参与布匹的验收，只是单纯的加工。原告方诉称交付给被告杨伟雄的纺织原料均由原告方拉走并交付给绍兴王坦的曹虎。同时给原告加工坯布共有三家，被告杨伟雄只是其中一家。因此，原告起诉被告杨伟雄缺乏事实依据。至于原告所诉请的质量问题，被告认为不存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被告举证、质证情况：
1、原告提供委托加工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和两被告加工合同关系及约定由两被告为原告加工坯布的用棉纱数量、规格要求等情况，原告认为该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实际履行数量为布匹533068.70米，其中加工费为每米2.1元。
经质证，被告隆晟织造厂认为：合同规定由原告提供原料，两被告加工，其中被告隆晟织造厂负责原料的收发和浆纱、牵经以及发放加工费，但被告无权决定原料、加工费具体应发给谁，被告杨伟雄负责织造。被告隆晟织造厂对已加工布匹数量不知情，因为布匹的验收和加工费的核算、发放都是原告亲自管理。本来曾约定单独由被告杨伟雄负责织造的，但实际操作中原告为赶进度又选择了其他加工点，原告诉称的4万多轴头及相应的纬纱是在发送给被告杨伟雄之后由原告方管理人员刘麟书指令被告杨伟雄发给绍兴曹虎，原因是原告不满意被告杨伟雄加工的进度和质量，所以选择了另外的加工户，但被告隆晟织造厂对这4万轴头及相应的纬纱流转的手续如何也不知情。曹虎做的加工业务是原告和被告杨伟雄协商变更加工关系的行为，是直接给原告做的，即被告杨伟雄业务划出去给曹虎。
被告杨伟雄除了同意被告隆晟织造厂的意见外，还补充以下质证意见：被告杨伟雄共为原告加工近30万米布，另外的23万米布匹由曹虎和赵惠珠负责加工。至于本案原告诉称的所谓原料，是因被告杨伟雄的生产环境无法进行加工，所以刘麟书将该业务转给曹虎，从而将该批原料再转运到曹虎处。
针对两被告上述质证意见，原告认为两被告对原告来说都是加工合同的相对人，被告杨伟雄主要负责织造，织造之前的比如“浆纱”和“牵经”等其他的工序由被告隆晟织造厂负责的，但是原告对两被告的分工并无明确要求，而是视为他们为一个共同体，事实上被告隆晟织造厂自身也做了一部分织造工序。原告原本是与被告隆晟织造厂接洽布匹加工业务的，只不过当初被告杨伟雄认为有生意做，所以他参与进来作为承揽一方和原告、被告隆晟织造厂一道签订合同。故对原告而言，具体被告隆晟织造厂将工序发包给谁对原告是无所谓的，原告只要两被告按时向原告交付成品即可。在合同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因被告隆晟织造厂安排的织造厂无法完成加工任务，原告要求两被告加快进度，所以两被告才去找了其他的加工点，包括曹虎、赵惠珠等。这些情况原告是知道的，也同意两被告外包加工。但这并不改变原告和两被告间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不存在变更承揽方或承揽业务的转让等法律关系。
2、原告提供原料供应清单和入库单，用以证明原告交付给两被告全部纺织原料情况及由被告隆晟织造厂签收的事实。经质证，被告隆晟织造厂对用料情况没有意见；被告杨伟雄表示不知情。
3、原告提供结算单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间的加工费的结算情况，结算对象为被告隆晟织造厂，和被告杨伟雄未进行结算。经质证，被告隆晟制造厂认为该加工费是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杨伟雄的；被告杨伟雄表示现无法提供原告应支付给他的加工费的确切金额。
4、原告提供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一组，用以证明原告提供的纺织原料单价49000元/吨情况。经质证，两被告均要求进行对单价进行鉴定。
5、被告杨伟雄提供原告职员刘麟书出具的凭证两份及刘麟书制作的流水账照片，用以证明原告从被告杨伟雄处拿走轴头40800米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证据内容是刘麟书伪造，该两个日期刘麟书并未出具过两份凭证的；刘麟书不是原告职员，仅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外聘人员；刘麟书本人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假设原告法定代表人外聘人员刘麟书曾签收被告隆晟织造厂的货物，也应当出具收条而不会写凭证。凭证的出处是当初被告杨伟雄找到刘麟书，要求其出具证明为了让被告杨伟雄可以依据此向王坛曹虎进行结算，而不是说明原告公司从被告杨伟雄处拉走了相应的轴头；上面的数量本身就说明该证据有重大漏洞，刘麟书及被告杨伟雄对轴头均没有计量的，内容上却出现了非常准确的数额，从这一细节上说明了证据是伪造的，一般轴头都是有零头的不可能是整数，但凭证中6个轴头都是一样的数量。被告隆晟织造厂经质证认为是曹虎是除被告杨伟雄以外的加工点，这是轻纺业务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应该是承揽业务部分转让，且经原告和被告杨伟雄协商一致，被告隆晟织造厂只是参与帮助而已。
6、被告隆晟织造厂提供“关于收付加工费情况”的书证和按原告指令发放加工费的“诸暨织造厂”抬头的传真件8份，内容为原告通知被告隆晟织造厂原告已收到的布匹数量，被告隆晟织造厂可以以此为依据支付加工费及要求被告隆晟织造厂按相应金额开具发票，证据上粗线以下都是被告隆晟织造厂写的，线条以上是原告写的，布匹总计53万多米。经质证，被告杨伟雄无异议。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传真件，原告不愿意去核对数字，原告只需按被告隆晟织造厂交付的坯布数量来计算加工费，增值税发票数量是原告与被告隆晟织造厂一起确认，如何支付和分配加工费是被告隆晟织造厂自己的事情；假设说原告和曹虎之间有独立的加工关系，不需要被告隆晟织造厂来开具增值税发票，两被告其他的证据没有，仅仅只有伪造的凭证两份。
7、被告隆晟织造厂提供被告隆晟织造厂制作的“关于杨伟雄”书证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隆晟织造厂领取原料的情况，本案中刘麟书划给曹虎的原料也在里面。经质证，被告杨伟雄无异议。原告认为这只能反映两被告内部的关系，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8、被告杨伟雄提供工资清单一组，用以证明刘麟书是原告的职工。经质证，原告认为这不是工资清单，无法证明刘麟书是原告的职员；刘麟书既不是原告雇佣的职员也不存在劳动关系，他仅仅是帮忙原告干活，也不是原告招聘的，是居住在被告处。原告法定代表人和刘麟书系委托关系，刘麟书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跟单，不是原告的职工，其居住在被告隆晟织造厂，吃住都是在被告隆晟织造厂家，原告没有指令刘麟书变更或解除加工合同的授权，如果被告认为刘麟书有权变更或中止合同则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隆晟织造厂无异议。
9、原告提供录音及书面摘录一组，其中2016年8月16日的录音材料中主要的谈话是三个人即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冰、被告隆晟织造厂负责人周忠校、杨伟雄，地方是周忠校家中。原告认为录音内容反映了曹虎和杨伟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杨伟雄自己来不及加工，找到了曹虎进行外包加工。杨伟雄和曹虎间的其他业务发生质量问题，曹虎就扣留了本案的面料，要求被告杨伟雄付清该其他业务的款项后才返还本案面料，从录音看是杨伟雄发货给曹虎，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原告讲了知道了，同意他们外包，且表示原告同意为两被告承担一定的损失，并协助两被告去曹虎处拿回布匹，而不是两被告协助原告去拿回布匹，这也是十分明确的。第二段录音是2016年12月15日即第一次开庭之后，是杨伟雄和何冰之间的谈话，原告认为可证明杨伟雄提供的所谓刘麟书写的两份凭证均系本案诉讼开始后写的，所以原告去刘麟书老家河南也找到刘麟书，原告告诉刘麟书如果做伪证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故刘麟书配合原告到公安机关去做了笔录，交代了事情经过。第三段录音是2016年12月18日，地点是在原告的办公室，是何冰和杨伟雄的谈话，内容涉及被告杨伟雄和曹虎之间的关系，原告认为可证明外包加工业务和原告是无关的。
经质证，被告隆晟织造厂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摘录不完整，存在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的情况，故对该三份录音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杨伟雄与被告隆晟制造厂的意见相同。
10、本院出示原告申请要求调取的公安机关对刘麟书作的笔录，刘麟书在该笔录中表示他受原告之法定代表人何冰个人委托去他的委托加工方进行布匹加工质量监督，他是到诸暨市工业区杨伟雄处履行监督职责，一直到2015年2月何冰与杨伟雄合同到期；2016年11月，杨伟雄打电话联系他，说王坛曹虎把他委托曹虎加工的布匹卖掉了，和何冰产生经济纠纷，所以要刘麟书提供相关凭证，其中登记布匹进出的流水账系复印件，另要他根据杨伟雄的表述出具了两份凭证邮寄给杨伟雄；刘麟书还在笔录中讲到杨伟雄因来不及加工而于2014年11月到12月间将原告交付给他的部分批次的纺织原材料转运到曹虎加工坯布。经质证，被告隆晟制造厂认为上述笔录没有证明效力，该笔录是当事人主动到公安机关去要求公安工作人员制作笔录的，派出所并没有介入调查，他们去派出所说的内容是原告单方面做的陈述，而且原告和刘麟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是为了推卸责任而去制作的笔录，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杨伟雄质证意见和被告隆晟织造厂一致，并补充刘麟书不是在被告杨伟雄处吃住的，刘麟书是来被告杨伟雄处管理质量及收布的。
11、本院出示绍兴市百兴价格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书一份，该报告认定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的纺织原料苎麻纱价格为48000元/吨。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
12、本院出示一份对周颂来本院反映情况的谈话笔录一份。经质证，原告认为法院主动调查程序违法，法院在本案中没有主动调查的权利和义务，而应由两被告自行完成的举证责任，且证人也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当庭询问、质问，且笔录内容是虚假的，周颂只是听说，但没有依据。两被告对笔录内容无异议。
结合上述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证据1之委托加工合同和证据2之入库单以证明原告提供纺织原料委托两被告加工布匹的事实，并认为两被告未完成加工任务而要求他们返还剩余的纺织原材料，而两被告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剩余原材料已由原告自行转交给他人加工布匹，与两被告无关。本院认为，证据1、2足以证明原告委托两被告加工坯布并供应原料苎麻棉纱5000千克及苎麻纱113825千克并由被告隆晟织造厂签收的事实，至于两被告提出的原告将剩余原料从被告杨伟雄处再行转交他人的情况则需结合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另行论证。原告提供的证据3证明原告尚应支付给两被告的加工费金额，两被告并无异议，且与被告隆晟织造厂提供的证据6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证据4，拟证明其要求两被告返还的纺织原料的价值，但因本院已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价值进行鉴定，故本院不作认定。被告杨伟雄认可被告隆晟织造厂提供的证据7中反映的原告所主张要求两被告返还的纺织原材料实际交付给被告杨伟雄并受领的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1之绍兴百兴价格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认定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的纺织原料苎麻纱价格为48000元/吨，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亦予认定。
被告隆晟织造厂提供的证据5、被告杨伟雄提供的证据8和原告提供的证据9、10以及本院出示的证据12的证明目的均围绕本案之争议焦点，即被告杨伟雄受领原告提供的纺织原材料后，再行交付给案外人曹虎是否系受作为定作人的原告指示或由原告直接转交给前述案外人，即原告是否就前述原材料的苎麻布加工业务解除与两被告的承揽加工合同关系，而与案外人缔结新的承揽加工合同。本院结合该争议焦点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从公安机关对刘麟书所作笔录可知，刘麟书确系受原告指派到两被告主要是在被告杨伟雄处从事质量监督工作，虽然刘麟书和原告方均坚持系受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冰个人聘请，但被告杨伟雄系为原告即涵坤公司从事坯布加工，故刘麟书从事的所谓质检工作系为原告服务，故何冰指派刘麟书到被告杨伟雄处从事质量监督工作应视为其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其权利义务应归结到原告，而非何冰，再结合被告方提供的证据5、8，足以认定刘麟书确系原告的雇员。但公司仅对其雇员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即如雇员超出公司赋予的职权的行为，则公司无需承担责任。正如前所述，刘麟书仅仅是受原告指派的质检员，根据两被告的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两被告对这一职权范围应当是清楚的，现两被告认为只要原告交付的原材料通过刘麟书转交给案外人，就应当视为原告本身将该原材料交付给案外人，从而使得两被告不再承担作为承揽人的合同责任，显然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两被告也未提供确实证据证明所谓刘麟书的转交行为已获得原告的同意而变更承揽合同关系，被告方提供的证据5、8及本院出示的证据12只能证明刘麟书知晓两被告将纺织原材料交付给案外人的情况，而即使原告提供的录音记录中确有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冰对被告杨伟雄讲到“你那个时候说转到王坛去，我也同意的”，也只能说明原告同意被告杨伟雄的转承揽行为，而无法证明两被告所主张的原告就该批纺织原材料解除与两被告间的承揽合同关系，而与案外人缔结新的承揽合同关系的辩称。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4年7月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两被告提供苎麻纱，由两被告负责为原告加工苎麻坯布，其中被告隆晟织造厂主要负责原材料收发、浆纱、牵经等工序，被告杨伟雄负责织造。在合同履行中，因被告杨伟雄无法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所以经原告同意将部分工作交付给案外人完成，并由被告杨伟雄将该部分原材料计苎麻纱10.61188吨转交给该案外人。后因故该案外人未能交付相应坯布成品，造成两被告不能履行相应的坯布加工任务。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解除该部分原材料相关部分的加工承揽合同，并由两被告返还相应原料或折价赔偿。
另，原告尚应支付给两被告坯布加工费112151.67元，原告同意与本案中两被告应赔偿款项相抵消，两被告也表示同意。
本院认为，原、被告间承揽加工合同关系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两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原材料后未能完成加工承揽任务且已长达数年。现原告要求解除承揽合同关系并由两被告返还剩余部分原材料的诉请，合理合法，本院应予支持。如两被告无法返还，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两被告辩称前述原材料系原告自行交付给案外人，但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承揽人将承揽工作任务交第三人完成的，仍应当对定作人就全部承揽任务承担法律责任，故两被告虽已将原料交付给案外人加工，但并不能因此解除他们返还剩余原料或折价赔偿的合同义务。另，原告还要求两被告支付折价赔偿款自起诉日起算的利息。因该折价赔偿款系建立在两被告不能返还原告交付的原材料基础上的，而返还原材料又是以合同解除为前提，现合同的解除又尚需本院判决，故其要求自起诉日起计算折价赔偿款的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被告间的承揽加工合同；
二、被告诸暨市隆晟织造厂、杨伟雄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给原告绍兴市涵坤纺织品有限公司苎麻纱10611.88千克；如无法返还，则应折价赔偿509370.24元，该赔偿款与原告尚欠两被告的加工费112151.67元相折抵，两被告尚应支付赔偿款397218.57元；
三、被告诸暨市隆晟织造厂、杨伟雄对上述第二项义务互负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绍兴市涵坤纺织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17元，依法减半收取3708.50元，由被告诸暨市隆晟织造厂、杨伟雄负担；鉴定费2000元，由被告诸暨市隆晟织造厂、杨伟雄负担，并由该两被告直接将鉴定费2000元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羽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骆未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