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3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通济南路145号。
法定代表人：张茂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航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桂香,女,193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王建华，浙江辰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金华,男,196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渠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夏桂香、邵金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民初字第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1999年5月17日，因余杭镇旧城改造项目建设需要，余杭市城镇安置拆迁办公室向拆迁实施单位余杭镇人民政府核发了拆许字（99）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余杭镇人民政府在余杭镇南××一带实施拆迁，拆迁期限从1999年5月18日至2000年11月17日。2000年7月24日，原拆迁人余杭镇人民政府变更为拆迁人余杭市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余杭市建设局于即日向余杭市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了拆许字（2000）第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该公司因余杭镇南渠北路旧城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在余杭镇南××一带实施拆迁，拆迁实施单位为余杭市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拆迁期限为1999年5月18日至2000年11月17日。2000年7月25日，余杭市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余杭镇政府、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出具承诺一份，承诺书载明：“根据余计经（99）174号立项批复及建设局余城房拆字（2000）23号许可证批准，余杭镇南××一带已由我公司承担开发建设，前期该地段被拆迁人与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已签的安置补偿协议，我公司愿意承担安置补偿责任。
二、夏桂香、邵金华与他人所共有的房屋位于余杭镇南××号，属于拆许字（99）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0）第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内。2000年6月21日，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作为拆迁人与邵金华作为被拆迁人签定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余城房拆字（99）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在余杭镇南××一带进行拆迁，乙方（邵金华）所有房屋属拆迁范围，拆迁人同意安置被拆迁人建筑面积61.77平方米，安置地点为××小区×幢×单元×室并约定搬拆期限及搬家补助费等事项。2000年6月27日，邵金华、邵满生在《房屋拆迁经济补偿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对拆除房屋附属物补偿作了约定。2006年6月7日，余杭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我单位在2000年在余杭镇××渠街旧城改造拆迁中，因涉及××街×号内三间半房屋的拆迁，由于当时因该房屋产权发生纠纷（纠纷人为金笑珍与邵金华一家），故我单位为不影响旧城改造拆迁进程，同时又不侵害该房屋真正产权人的利益，特委托余杭镇房地产管理所对该房屋实际拆迁面积进行了丈量保全（房屋实际确认面积为111.07平方米），并通知产权纠纷人在确认房屋产权后，与我单位办理房屋拆迁赔偿事宜，我单位暂为保留房屋拆迁赔偿待遇。同时我单位于2000年6月30日对该房屋进行了拆除。我单位至今仍保留着该房屋拆迁赔偿待遇，待房屋产权争议人产权明确后，即为兑现赔付。
三、因余杭镇南××号房屋产权争议。邵季生、邵满生、邵宁生、邵庆生、邵稚松诉邵金华、夏桂香、邵晨林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1年10月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2年9月5日作出（2011）杭余余民初字第430号民事判决，判决拆迁前原位于余杭区××××号房屋所有权由邵季生、邵满生、邵宁生、邵庆生、邵稚松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邵金华、夏桂香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后邵季生、邵满生、邵宁生、邵庆生、邵稚松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2012）浙杭民终字第29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邵金华与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于2000年6月21日签定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置地点为××小区×幢×单元×室，该××小区×幢×单元×室系余杭镇房地产管理所直管公房，并非属安置用房，其实质系对邵金华拆迁后的房屋居住以公房租赁方式作了过渡性的安置房，为此，余杭市余杭镇房地产管理所作为甲方与邵金华作为乙方签订《直管公房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乙方因住宅需要租用甲方坐落在××小区×幢×单元×室。2015年10月26日，余杭镇房地产管理所出具证明，邵金华承租余杭街道联兴路×-×-×室直管公房，从2000年7月承租，房租已交至2015年12月，共计已交租金21330.60元。
五、夏桂香、邵金华主张南渠公司对拆除夏桂香、邵金华位于余杭镇南××号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即55.535平方米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安置在现余杭街道金源公寓内。如南渠公司不能交付房屋的，要求南渠公司向夏桂香、邵金华支付相应对价。对此，双方需对安置房的现行市场价提出评估鉴定申请，经该院准许后，该院委托评估鉴定机构予以评估鉴定。2016年12月15日，杭州登鑫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报告载明估价目的是为委托方执行司法裁决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对象杭州市余杭区××街道金源公寓住宅房在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的市场价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人民币5847元。
六、余杭市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1年6月5日更名为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夏桂香、邵金华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一、要求南渠公司对拆除夏桂香、邵金华位于余杭镇南××号享有二分之一的房屋产权份额即55.535平方米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安置在现余杭街道金源公寓内。二、南渠公司支付夏桂香、邵金华承担被告提供的临时过渡房的费用25000元。三、南渠公司支付夏桂香、邵金华临时安置补助费15827元（按每月833元自2013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30日）及支付夏桂香、邵金华自2014年12月1日起按每月833元计算至安置用房交付时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南渠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夏桂香、邵金华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南渠公司对被拆除夏桂香、邵金华位于余杭镇南××号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即55.535平方米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安置在现余杭街道金源公寓内。如南渠公司不能交付房屋的，要求按照房屋评估价格5847元/平方米向夏桂香、邵金华支付相应对价。二、南渠公司支付夏桂香、邵金华因临时过渡房的过渡费用21330.6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南渠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夏桂香、邵金华是否具备独立拆迁安置房屋的主体；2、南渠公司是否应继受原拆迁人的拆迁安置补偿义务，对夏桂香、邵金华承担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责任。
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作为拆迁人对余杭镇南××号的房屋实施拆迁，其实施拆迁后，理应对余杭镇南××号的房屋产权共有人履行拆迁安置补偿义务，即对拆除房屋面积的安置和被拆迁人临时过渡用房费用的承担。南渠公司作为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的权利义务继受人，应按照其承诺对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的拆迁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夏桂香、邵金华作为余杭镇南××号的房屋产权共有人，经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对余杭镇南××号的房屋享有二分之一产权，因此，南渠公司理应对夏桂香、邵金华所享有的余杭镇南××号房产二分之一产权履行拆迁安置补偿义务。夏桂香、邵金华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南渠公司抗辩一、被告主体不适格，余杭镇南××号房屋，于2000年6月30日已被拆除，拆迁人系余杭镇政府，并非本案南渠公司。且南渠公司向余杭镇政府及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所做出的承诺中亦明确只对已经签署的安置补偿协议承担安置补偿责任，对于没有签安置补偿协议的，被告南渠公司不承担安置补偿责任。南渠公司继受了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的拆迁权利，取得了拆许字（2000）第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资格，且向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出具了履行拆迁义务的承诺，对此南渠公司理应承担拆迁义务，具备承担义务的主体，该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南渠公司抗辩二、夏桂香、邵金华主体不适格，余杭镇南××号房屋所有权人有七位，本案夏桂香、邵金华只是其中的二位共有权人。整个安置不是对其中的某一产权人进行单独安置，夏桂香、邵金华无权单独要求安置。余杭镇南××号有七位房屋所有权人，因产权纠纷进行诉讼，经法院生效判决已将该房屋共同共有确认为按份共有，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已化解，夏桂香、邵金华已明确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为避免产权人的矛盾纠纷再次发生，因此，本案中无须其他产权人共同参加诉讼，夏桂香、邵金华完全可以独立行使权力。因此，南渠公司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南渠公司抗辩三、夏桂香、邵金华的诉请不明确，夏桂香、邵金华享有余杭镇南××号一半产权相对应的面积55.535平方米缺乏依据。余杭镇南××号的房产面积已被拆迁人所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所确认，因此，该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南渠公司抗辩四、夏桂香、邵金华主张的临时过渡房的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夏桂香、邵金华的拆迁临时过渡所产生的费用，系拆迁人的拆迁行为所导致，对此拆迁人理应承担该义务，因此，南渠公司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夏桂香、邵金华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安置夏桂香、邵金华面积为55.535平方米的房屋，并安置在余杭区××街道金源公寓内。如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按上述规定履行交付房屋义务，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按照房屋评估价格每平方米5847元向夏桂香、邵金华支付相应对价324713.15元，于确定房屋不交付次日起十日内付清。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夏桂香、邵金华因拆迁临时过渡房的过渡费用21330.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490元，由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南渠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审法院以民事案件为由受理本案于法无据。1、按照《最高人民法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故本案原审法院无权直接以民事案件受理本案。2、本案涉案房屋××街×号房屋于2000年6月30日被拆除，根据2006年6月7日余杭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载，由于当时该房屋存在产权争议，为不影响拆迁进程，当时委托余杭镇房地产管理所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面积丈量保全，并要求产权人在确认房屋产权后，再行办理房屋拆迁赔偿事宜。可见涉案的××街×号房屋并非《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八条所规定“房屋已经灭失的”情形，××街×号的产权人在产权明确后，完全可以根据当初已经做的丈量保全行为，对拆迁后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申请行政裁决。因此，关于××街×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权利人应当走正常的裁决程序维权，而不应当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直接受理。第二、原审法院按民事案件处理本案时，对于原告主体的认定完全错误，审理程序严重违法。1、根据(2011)杭余余民初字第430号的民事判决，涉案××街×号房屋的权利人有七位。这七位权利人都是××街×号房屋的拆迁赔偿权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2条之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物权法》第93条亦已经明确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因此，本案适格的原告应当是××街×号的全体所有权人，而不仅仅只有本案中的两位原告。2、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本案××街×号其他五位产权人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有着共同的权利义务，其中任何一人不参加诉讼，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难以确定。如果人民法院发现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通知其参加诉讼。3、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申请，要求追加其他共有人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本案的审理。但原审法院却置之不理，完全忽视了其他五位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不作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第三、原审法院对被告主体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原审时已经向法院明确，涉案房屋拆除的时间是2000年6月30日，而被上诉人接手项目成为拆迁人的时间是2000年7月24日，被上诉人并非涉案房的拆迁人，对涉案××街×号的产权人不负有拆迁安置补偿义务。虽然自2000年7月24日起，被上诉人继受了原拆迁人的拆迁权利，但是通过2000年7月25日向原拆迁人出具的承诺书，已经表明对于拆迁义务的继受是有条件的继受，即被上诉人只对接手之前已经签署的安置补偿承担补偿责任，对于尚未签署安置补偿协议，或尚未进行安置补偿的，仍由原来的拆迁人承担安置补偿义务。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向原来的拆迁人出具所谓的承诺书了。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就认为应当对之前的拆迁行为承担全部义务的认定过于武断，也与本案的事实不相符。也违背了被上诉人与原拆迁人之间关于如何分担安置补偿义务的约定。第四、原审法院以《余杭镇南××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测算表》中预留的房屋进行评估，却判决对原告按55.535平方米的面积进行补偿自相矛盾。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余杭镇南××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测算表》，用以证明在当时余杭镇政府、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余杭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的协调下，针对××街×号房屋被拆一事，己初步达成安置方案，将拆迁面积111.07平方米折算成90.1平米的新房予以安置，并制作了书面的《余杭镇南××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测算表》。原审法院以这份表格没有签字为由否认了该测算表的真实性。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原审法院又以测算表中预留的房屋面积进行了评估，并依据这份评估报告的确定的市场价，按原告主张的55.535平方米进行补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原审认定原告的房屋是55.535平方米，为了精确计算补偿价格，是不是应该找一套55.53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评估才精确。如果法院认定××街×号房屋的面积是111.07平方米，为精确计算补偿标准，是不是应该找一套面积是111.07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评估更为精确。杭州余杭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于2016年5月9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通过这份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余余杭镇南××号屋拆迁安置补偿测算表》并非被告单方面制作的安置方案，而是当初为了保障××街×号真真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当初的实际情况，综合各方因素后对××街×号房屋所做的一份有效安置方案。待××街×号房屋产权人明确后即可按照该安置方案进行安置。被上诉人将这份说明作为补充证据提交给了原审法院，但原审法院并没有重视这份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五、原审法院的判决违背了当时的拆迁安置方案。1999年5月15曰余杭市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公布了涉案房产的拆迁计划及安置方案，明确私房实行拆一补一，新旧房屋补差价等事项。根据该方案，不论××街×号房屋的产权人有几个，产权人之间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都应当实行拆一补一，新旧房屋补差价。原审法院无视当时的安置政策，认为按份共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份额所确定的面积获得安置，显然是背离了当初的安置政策。如果按份共有人都可以以自己的份额获得安置，那么所有被拆迁的人在被拆迁之前都去法院做个析产，随意确定各自的份额，是否就都可以获得各自份额面积的安置了。安置方案和政策对于全体被拆迁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和一视同仁的，原审法院在本案中用按份共有的理由，随意改变了原来的安置政策，这对于已经安置的人来说，是公平的吗!原审法院的判决是否会激起其他被拆迁人的不满呢!第六、原审法院对于临时过渡房的过渡费用判决缺乏依据。本案中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于2000年6月21日与邵金华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其实质是对××街×号房屋拆迁后以公房租赁方式进行了过渡性安置。拆迁人无法及时给予过渡费的原因是××街×号房屋存在产权争议，无法明确权利人，而不是拆迁人不愿意支付。事实上拆迁人提供公房租赁的方式进行过渡安置，低廉的公房租赁价格中，已经包含了拆迁人给予的过渡费用，被拆迁人在享受低廉的公房租赁后，亦无权再行主张额外的过渡费用。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本案的处理上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无权直接受理本案。即使按普通的民事案件处理，原审法院在责任主体的认定和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所做的判决完全违背当时的拆迁政策，无法让被上诉人信服，更无法让其他被拆迁人信服。望二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全部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夏桂香答辩称：1、关于案由，一审时南渠公司对案由未提出异议，南渠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候提出的房屋评估。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经济补偿协议书》，上诉人向原拆迁人余杭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一份承诺书，以及上诉人委托拆迁实施单位余杭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余杭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一份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拆迁安置补偿关系，符合法院的受案范围。2、对于原告主体的认定，被上诉人完全同意一审法院本院认为中对该事实的阐明。另补充一点，7个人分属几个家庭，几本户口本，按当时拆迁政策是按房分配的。上诉人对该项事实理由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也没有违反程序规定。3、上诉人委托拆迁实施单位出具的一份证明，在该证明中承诺至今保留着该房屋拆迁赔偿待遇，待房屋产权争议人产权明确后，即为兑现赔付。该承诺作出是代表上诉人意思表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是本案适格主体。4、对于房屋进行评估，是上诉人一审提出的申请。参照同地段90.1平米进行评估，是双方认可同意的。被上诉人享有余余杭镇南××号一半房产的面积，已经经过两级法院判决确认。而余杭××街×号的房产面积110.07平方米，已被拆迁人所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余杭市房屋动迁工程有限公司所确认。一审法院按照房屋评估价乘被上诉人拥有产权面积进行判决补偿，没有自相矛盾。5、上诉人拆迁了被上诉人的房屋，被上诉人应享受的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装修补偿款、搬家补助费享有的各项费用至今没有享受到。关于过渡费问题，该费用是上诉人拆迁行为导致的，根据《浙江省拆迁管理条例》，上诉人应承担该笔费用支付。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邵金华答辩意见同夏桂香的答辩意见。
在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拆迁安置所产生的纠纷，现双方当事人并非未达成安置协议，只是因夏桂香、邵金华与案外人因拆迁房屋的产权问题而暂时未能进行安置，故应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南渠公司上诉以民事案件为由受理本案于法无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法院生效判决，余余杭镇南××号七位房屋所有权人，因产权纠纷进行诉讼，该房屋共同共有确认为按份共有，夏桂香、邵金华已明确享有二分之一产权。如果按南渠公司的主张要求七位房屋所有权人全部参加诉讼，进行一并安置，则可能使双方的矛盾再次发生，而产生新的纠纷。且夏桂香、邵金华行使的是自己对房屋所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的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夏桂香、邵金华为本案适格的原告并无不当。2000年6月21日，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作为拆迁人与邵金华作为被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000年6月30日余余杭镇南××号屋被余杭镇政府拆除，当时拆迁人确非南渠公司。但南渠公司继受了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的拆迁权利，取得了拆许字（2000）第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资格，且向原拆迁人余杭镇政府及余杭镇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所做出的承诺中亦明确只对已经签署的安置补偿协议承担安置补偿责任，对于没有签安置补偿协议的，南渠公司不承担安置补偿责任。因此南渠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具备承担义务的主体，故原审法院通知南渠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案的评估鉴定申请系南渠公司提出，而且南渠公司明确以南渠公司提供的××公寓×幢×单元×室作为评估的参照物，夏桂香、邵金华也同意该房屋作为评估的参照物。同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2015年12月的任何一天作为评估基准日。一审法院根据杭州登鑫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在南渠公司无法提供房屋情况下，以货币安置的方式解决被上诉人夏桂香、邵金华拆迁安置所拥有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以及判决支付相应的对价并无不当。夏桂香、邵金华的拆迁临时过渡所产生的费用，系拆迁人的拆迁行为所导致。虽然房管部门出面协调为夏桂香、邵金华提供公房租赁，但并不能就此表示南渠公司已经给予夏桂香、邵金华临时过渡费用，且南渠公司也无书面说明表示夏桂香、邵金华租赁公房而不用再支付过渡费用，故南渠公司应承担并支付夏桂香、邵金华因拆迁临时过渡所产生的费用。综上，上诉人南渠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元，由上诉人杭州余杭南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