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11民终11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三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简在瑶，河南铭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传江，男，汉族，1974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樊朝阳，河南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桂萍，河南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毅，男，汉族，1981年8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明明，河南铭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三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鸣公司）与被上诉人赵传江、原审被告刘毅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11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三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简在瑶，被上诉人赵传江及其委托人代理人蔡桂萍，原审被告刘毅的委托代理人王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漯河市筹建沙澧河改造工程，通过投标。在该工程投标期间，赵传江于2011年6月13日向浩华公司支付3000元管理费、2011年6月20日支付标书费1500元，2011年7月10日三鸣公司向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投递《投标函》。2011年7月11日开标后，三鸣公司成功中标并与漯河市城投公司签订了漯河市沙河三期、澧河二期绿地景观工程8段施工合同并进场施工，约2012年11月份左右完毕。期间赵传江与三鸣公司、刘毅就居间费的支付事宜多次协商，2015年2月11日，三鸣公司工作人员吴耀国在赵传江书写的收取中介费“证明”上书写“负15万给赵传江”的内容，并于2015年2月12日通过网银由三鸣公司支付赵传江150000元。赵传江称下余3250000元经多次催要，三鸣公司、刘毅以种种理由至今拒不支付，请求依法判令三鸣公司、刘毅连带清偿所欠中介费325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另查明：一、赵传江书写的收取中介费“证明”中注明：“……总工程款、中介费总计款大写壹佰贰拾伍万元整（1250000元）。全部结清，以后不再有任何扯皮……”等内容。赵传江称，因工程结束后，三鸣公司、刘毅迟迟不支付中介费用，赵传江在多次催要的情况下，三鸣公司、刘毅让赵传江先书写该“证明”一份又书写1100000元“收条”一份。但三鸣公司、刘毅收到赵传江书写的该“收条”后，至今未支付该款项。二、在该工程结束期间，刘毅给付赵传江13000元、三鸣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鸣给付赵传江50000元、三鸣公司工作人员吴耀国给付赵传江30000元。在赵传江为三鸣公司、刘毅书写“证明”后，三鸣公司、刘毅又支付赵传江150000元。
原审庭审过程中，赵传江向原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一、河南省伟信招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到1500元标书款“收据”一份、河南嘉泰工程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到8000元投标担保金“收据”一份。证明赵传江为三鸣公司、刘毅投标支付标书款、投标担保金的事实；二、“投标函”、“投标函附录”、“工程项目资金拔付申请表”、“投标文件”、三鸣公司“授权委托书”、三鸣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鸣“身份证”、刘毅“身份证”等。证明三鸣公司交付给赵传江投保函，由赵传江投标，三鸣公司投标委托代理人为刘毅，该工程资金拔付领款人为三鸣公司人员吴耀国。另证明该工程结算款为48697154.81元；三、“证明”及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各一份。证明吴耀国同意支付赵传江1250000元，2015年2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先给付赵传江150000元；四、“交通费票据”、“住宿票据”等。证明赵传江为帮助三鸣公司、刘毅该项目支付费用大约50000元；五、2015年2月14日、2月15日、4月21日、5月30日赵传江与刘毅电话录音及“录音笔录”。证明赵传江与三鸣公司、刘毅之间存在中介关系，中介费比例为8%。六、证人刘某、李某、周某到庭陈述情况。证明通过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了赵传江在该工程投标起了很大作用，足以证实赵传江与三鸣公司、刘毅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三鸣公司、刘毅对赵传江以上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提出异议认为，一、赵传江提供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赵传江与三鸣公司、刘毅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二、所提供的票据大部分是2013年和2014年的，该期间工程已结束，该费用不能证明与项目的投标、中标、施工存在关联。三、赵传江所提供的“证明”中没有吴耀国签字，也不认识吴耀国。即便是真实的，“证明”中所注明的内容由赵传江本人所写，该内容中注明费用已全部结清，向赵传江转款150000元我们认可。四、赵传江所提供的录音刘毅没有承诺中介费的事实，刘毅不是三鸣公司工作人员，不能代表三鸣公司。五、该工程2012年11月完工，赵传江的录音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三鸣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一、“招标公告”、“中标公告”、“中标通知书”各一份。证明三鸣公司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招投标程序中标该工程，并非赵传江居间撮合促成中标；二、赵传江“起诉状”、漯河市郾城区法院作出的“裁定书”各一份。证明赵传江第一次起诉自认三鸣公司给付赵传江费用为1250000元，赵传江诉求明显超过其自认数额；三、赵传江2015年2月11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单”、农村信用社“明细单”、三鸣公司“账务账本”、“情况说明”、“证明”、王义江“身份证”、刘毅出具的“说明”各一份。证明三鸣公司通过财务现金取款，分多次通过协调人等形式，向赵传江共计支付费用1250000元。赵传江向三鸣公司出具有收条，收条中明显写明赵传江收到三鸣公司款项共计1100000元，加转账150000元，合计1250000元。赵传江对三鸣公司以上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提出异议认为，一、对三鸣公司中标赵传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赵传江到郾城区法院起诉三鸣公司、刘毅是按为三鸣公司、刘毅出具的“证明”中所注明的数额进行的起诉，而不是全部费用，因管辖权的问题赵传江撤诉。三、因三鸣公司、刘毅工程结束后，迟迟不支付中介费用，赵传江在多次催要的情况下，三鸣公司、刘毅让赵传江先书写该“证明”一份又书写1100000元“收条”一份。但三鸣公司、刘毅收到赵传江书写的该“收条”后，至今未支付该款项。四、三鸣公司、刘毅所提供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单”、农村信用社“明细单”、三鸣公司“账务账本”等，这些只是工程施工款，与赵传江无关。五、三鸣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刘毅所提供的“说明”、王义江的身份情况等，是三鸣公司、刘毅的单方陈述，与赵传江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赵传江、三鸣公司和刘毅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刘毅系三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耀国系该工程项目资金拔付的承办人，现赵传江请求判令刘毅承担给付责任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二、根据赵传江提供的“证明”及三鸣公司提供赵传江2015年2月11日出具的“收条”证实，三鸣公司承诺同意给付赵传江中介服务费1250000元。扣除三鸣公司2015年2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赵传江150000元后，下余款额为1100000元。根据三鸣公司、刘毅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不能直接证明已给付赵传江下余款项的事实，现赵传江要求三鸣公司支付下余中介服务费1100000元的请求，应予支持。三、赵传江要求三鸣公司、刘毅支付中介服务费3250000元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四、赵传江2015年2月11日为三鸣公司出具的“收条”，现因该款项双方发生纠纷，赵传江于2016年1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故对三鸣公司、刘毅辩称赵传江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三鸣公司支付原告赵传江中介服务费1100000元；二、驳回原告赵传江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32800元，原告赵传江承担20000元，被告三鸣公司承担12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三鸣公司承担。
三鸣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且认定居间中介费为1250000元，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和口头形式的居间协议，上诉人没有委托被上诉人从事任何居间活动，涉案工程项目信息并非被上诉人独有的信息，也并非只有通过被上诉人才能取得。2、与本案相关的工程项目是业主单位通过公开招标投标的方式选定施工单位的，不存在所谓的中间人介绍等行为。上诉人系通过公开的招标公告获知涉案工程项目招标信息，且通过投标、评标等招标投标程序和环节，最终中标该工程项目并进行施工建设。3、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居间三方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居间关系，存在重大遗漏和错误。4、上诉人始终都没有承诺给付被上诉人1250000元中介费，上诉人支付费用是被迫无奈之举，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承诺或应该给付其1250000元中介费。（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的认定，存在严重瑕疵和错误，且明显偏袒被上诉人。1、原审法院在该“证明”没有日期和吴耀国签名的情况下认定2015年2月11日吴耀国书写“负15万给赵传江”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2、该证明中，被上诉人明确表述1250000元费用全部结清，以后不再有任何扯皮。既然全部结清，再扯皮就无道理。且2015年2月1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收条明确表述已收到了1100000元（加上150000元转账，共计1250000元）。（三）、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已给付被上诉人1100000元的认定错误。1、收条就是最好的直接证据。2、被上诉人原审关于先书写“证明”，又书写“收条”，上诉人收到“收条”后没有支付款项的相关表述，毫无事实根据。且上诉人提供了记账凭证和相应的银行取款凭证，均已佐证支付1100000元的事实。3、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辩解。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涉及工程项目系招投标工程项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居间中介费，违反招投标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且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相关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三、涉案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上诉人通过多种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以协调费、慰问费等名义费用1250000元。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用。
赵传江答辩称：一、双方居间合同关系真实存在。1、河南省伟信招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到1500元标书款“收据”、河南嘉泰工程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到8000元投标担保金“收据”证明答辩人为上诉人投标支付标书款、担保金的事实。答辩人提供的通话录音和证人证言，证实双方存在居间关系。2、吴耀国在答辩人提供的“证明”上签字，证明上诉人同意支付答辩人居间费用1250000元，且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答辩人150000元。3、答辩人收取居间费用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偿付答辩人居间费1100000元证据充分。1、答辩人提供的“证明”及上诉人提供的“收条”证实上诉人同意给付答辩人1250000元，且已支付150000元，剩余费用上诉人没有支付答辩人。2、答辩人没有收到上诉人账本上所记载款项，从账本记载内容看，上诉人支付这些费用与本案无关。三、答辩人与上诉人约定，应支付居间费金额为3250000元，上诉人应当足额支付，原审未全部支持答辩人原审诉请错误，答辩人考虑息事宁人，未再上诉。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毅答辩称：同意三鸣公司上诉意见。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赵传江与三鸣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二、三鸣公司应否支付赵传江中介服务费11000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招投标活动应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但并非有居间行为就违反了招投标活动原则。对招投标活动中的居间行为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本案中，虽然赵传江没有提供书面居间合同，但其原审中提交的河南省伟信招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到1500元标书款“收据”、河南嘉泰工程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到8000元投标担保金“收据”、证人证言、三鸣公司给刘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赵传江与刘毅之间的通话记录，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赵传江为三鸣公司订立本案施工合同提供居间服务的事实。另外，赵传江书写的“证明”和“收条”均是以收取中介费的名义出具，三鸣公司对“证明”和“收条”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且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赵传江150000元，这也佐证了此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赵传江与三鸣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予以确认。赵传江出具的“证明”和“收条”均载明中介费为1250000元，三鸣公司也主张已经支付赵传江1250000元，故三鸣公司应支付的中介服务费为1250000元。双方对三鸣公司已经支付赵传江150000元款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赵传江出具的“证明”所载，三鸣公司应将1250000元全部转入赵传江在农村信用社开具的账户，但除上述150000元外，三鸣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将下余1100000元转入该账户。三鸣公司主张1100000元在证明和收条出具之前已经支付，但其提供的银行明细单不能显示直接转账给赵传江1100000元、公司财务账本和情况说明系其内部制作，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即使三鸣公司称之前已经支付部分款项，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款项系中介服务费，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三鸣公司还应支付赵传江中介服务费1100000元。综上，上诉人三鸣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证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河南三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超
审判员 缑兵伟
审判员 马甲恒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