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781民初3523号
原告（反诉被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英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海英，系经理。
住所地，住所地扶余市。
委托代理人辛延怀，松原市鼎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曾凡帅。现住扶余市。
委托代理人孙景华，扶余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曾凡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受理。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曾凡帅提起反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海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辛延怀，被告曾凡帅的委托代理人孙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诉称：2017年春季，原告与群众代表徐万学签订“光英农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一份，原告提供给被告化肥及农药，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一枚（化肥款15240元、农药款7431元），合同约定被告在2017年10月15日前给付原告化肥及农药款，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后原告数次找被告催要此款，被告以土豆产量低为由拒不给付，原告认为，产量低并非原告提供的化肥及农药所致，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故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化肥款及农药款共计人民币22671元。并按照2017年10月1日起至给付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针对原告光英公司的起诉，被告曾凡帅答辩称，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保障合同，原告向被告承诺，产量低于本村产量时按照本村最低产量数额赔偿损失，农户使用原告提供的化肥和农药秋收时候产量明显低于同村其他农户，经扶余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委托三为资深农业师进行土豆测产，结论是产量平均每公顷为45395公斤，减产率为50%，被告不同意给付化肥及农药款和利息。
反诉原告曾凡帅诉称，2017年春天，被告公司到长岭子村宣传该公司经营的土豆底肥、中微量元素、菌肥以及土豆苗后的七次增产农药，同时与长岭子村17户村民签订了《土豆产量保障合同》，种地户向其提供土豆品种名称。被反诉人提供相应的化肥和农药，村民依据被反诉人提供的技术对土豆进行了施肥和用药，被反诉人承诺土豆产量，按平均产量和市场�格赔付损失。秋后收获土豆时，所有用被反诉人提供化肥、农药的农户土豆产量明显低于其他农户。为此，与被反诉人协商，双方经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对田间土豆进行了测产和评估，结论是减产率为50%，现因被反诉人将反诉人诉讼至法院，要求给付化肥、农药款。为此，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依据《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的约定，要求被反诉人依据《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的约定，请求被反诉人3公顷的损失，即3公顷×45393斤=136197斤×0.37元=50386.23元。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裁判。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针对反诉原告曾凡帅的诉讼请求答辩认为，被告反诉请求计算方法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不同意赔偿。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了《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只约定了原告提供土豆底肥中微量元素、菌肥以及土豆苗后的七次增产农药，按照原告的要�，在正常情况下，秋后产量应当在9-11万斤左右，可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反诉人并没有按照《土豆产量保障合同》内容去履行，原告认为，土豆减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告向反诉人提供的化肥和农药符合国家标准，并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减产原因并不是原告提供的化肥和农药所致，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并不是鉴定机构，所出的结论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反诉人所要求的土豆价格0.37元认为不合理。要求驳回反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光英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光英农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没有按照合同履行。
被告曾凡帅质证认为，保障合同是有效的，合同中约定了土豆产量保障8-10万斤，所有使用原告提供的化肥农药平均产量均低于其他农户产量，不是原告说的田间管理不当造成的，如果是�告应举证，应该保障农户的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农户产量没有达到合同中约定的产量，原告应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赔偿。
（2）欠条及便笺各一枚，证明被告曾凡帅欠化肥和农药款的数额。
被告曾凡帅质证意见为，对欠化肥款数额没有异议，对农药的价格没有异议，但农药的用量没有达到。
（3）营业执照（副本）一份。证明原告具备经营农药和化肥的资质。
被告曾凡帅对光英公司出具的营业执照没有异议。
反诉原告为支持其诉主张，向法庭出具了以下证据。
（1）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书一份及郭跃光书写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对农户做出承诺，应该赔偿反诉原告的损失。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对合同即承诺书没有异议，但应当在合同履行的前提下才予以赔偿。
（2）长岭子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长岭子村其他农户土豆平均价格。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村委会不能证明土豆的价格。
（3）《田间测产鉴定报告》一份，证明对九户农民进行测产结论是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产量减产百分之五十。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田间鉴定的说明没有下具体结论，鉴定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原告不完全知道鉴定，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没有鉴定资格，只是根据被告的说法，在测评时，原告没有参与。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春，原告光英公司到被告曾凡帅居住地宣传其经营的用于土豆种植的化肥和农药，被告曾凡帅等17户农民通过村民徐万学与光英公司协商后达成了化肥和农药的口头买卖协议，并由徐万学作为其代表与原告光英公司签订了一份《土豆产量�障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光英公司为被告提供用于种植土豆的农药和肥料，原告保障土豆的秋后产量，同时合同中就原被双方的其他相关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曾凡帅于2017年3月份开始在原告处赊购土豆种植用化肥，价款共计人民币15240元，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据一枚。欠据上记载，双方经协商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还款，超期按月利1分计算至元旦。自2017年6月初开始，被告又陆续在原告处赊购各类农药，价款为7431元，该款由原告记录明细单确定。2017年秋，被告曾凡帅以土豆产量低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化肥和农药款。2017年9月30日，经部分种植户申请，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委托农艺师张中成、赫玉苹、韩景林对9户使用原告农药和化肥的农户地块进行了测产，并于2017年10月2日作出田间测产鉴定报告，结论为，测产结果说明，9户农户种植的地块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为凭。
本院认为，被告曾凡帅在原告光英农资公司处赊购肥料和农药用于土豆种植，双方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光英公司作为出卖方应当按合同约定向曾凡帅提供农药和化肥，曾凡帅作为购买方实际使用了光英公司提供的化肥和农药，应当支付相应的价款。而根据本案的事实，被告曾凡帅对使用化肥及对欠化肥款的数额没有异议，其虽对使用农药情况提出异议，但根据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记载看，其中明确记载了农药的品名和价格，该条款应视为要约，而被告曾凡帅对农药价格认可且实际使用了农药应当视为承诺，故光英公司提供的记载曾凡帅使用农药明细单应当作为认定被告曾凡帅欠农药款的依据，被告曾凡帅应当支付相应的农药价款。关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土豆保障合同，本院认为，原告在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约定了其保障土豆产量的义务条款，该义务是双方成立土豆买卖合同的一个条件。但从该合同内容看，合同中同时约定了多项影响土豆产量的附随义务，如约定乙方如田间管理不当，造成的减产损失，甲方概不负责等等，而此附随义务无法对双方产生拘束力，且根据农业种植特点，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因素诸多，故合同中关于土豆产量的约定条款具有不确定性，无法对原被告双方完全履行保障合同起到拘束作用，对此，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应当有所认知，但原告光英公司作为出卖方，以保障产量作为订立合同的条件，该约定对被告与其订立买卖合同起到认知和预判作用，导致被告因信任原告的此承诺而与其缔约，故原告光英公司应当对合同履行后产生的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后果承担�定的缔约责任，且原告对被告产量降低的事实亦予以认可，故可通过减少一定价款的方式确定其应当承担的缔约责任。本院综合事实和证据情况，认为以减少30%价款为宜。关于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因影响土豆产量的因素诸多，现被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土豆的产量降低与原告提供的化肥和农药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其损失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已判决原告减少一定比例的价款，故对被告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曾凡帅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本诉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及农药款共计人民币22671元的70%即15869.70元。并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本诉原告支付利息。
二、驳回本诉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曾凡帅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3元，由本诉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4.90元，由本诉被告曾凡帅承担128.1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30元，由反诉原告曾凡帅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丛 峰
人民陪审员 王晓辉
人民陪审员 由宝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