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5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彦杰，男，1962年9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冯青涛，河北建兴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保卫，男，1957年12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国雍，北京市凯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杏芝，女，1954年8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国雍，北京市凯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朝辉，男，1973年6月9日出生。
上诉人王彦杰、上诉人郭保卫、被上诉人柴杏芝与原审被告杨朝辉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1）丰民初字第28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郑亚军担任审判长，法官孙兆晖、唐旭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彦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冯青涛、上诉人郭保卫与被上诉人柴杏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国雍、被上诉人柴杏芝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13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彦杰、上诉人郭保卫与被上诉人柴杏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国雍、被上诉人柴杏芝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杨朝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彦杰在一审中起诉称：郭保卫与柴杏芝合伙经商，于1998年从王彦杰处订购服装，王彦杰从1998年春季至年底陆续为郭保卫和柴杏芝供货，郭保卫与柴杏芝也陆续向王彦杰付款，但后尚欠货款241万元，王彦杰多次催要，郭保卫、柴杏芝总以经济紧张，延缓给付期限为由进行拖延。2003年，王彦杰考虑郭保卫、柴杏芝经济困难，同意若在2004年底前还款，则只还120万元清偿债务，若到期仍不能还款则按原数额即241万元履行，签订该口头还款协议后郭保卫、柴杏芝未向王彦杰还过款。郭保卫和柴杏芝欠威海一厂家30万元，当时郭保卫、柴杏芝尚能陆续给付王彦杰货款，在郭保卫、柴杏芝强烈要求下，经威海厂家同意，1999年王彦杰给了该厂家一批猪皮，为郭保卫、柴杏芝抵顶了30万元的债务，抵顶债务后，王彦杰多次要求郭保卫、柴杏芝支付，二人同样拖欠不还。在以上2笔业务中，由于数额较大，王彦杰担心债权不能收回，杨朝辉为郭保卫、柴杏芝做保证人，杨朝辉自愿在郭保卫、柴杏芝不能全部偿付货款和给付30万元欠款时承担保证责任。郭保卫和柴杏芝对货款长期拖欠，严重损害了王彦杰的合法权益，给其商业经营造成重大损失，保证人杨朝辉在债务人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应承担保证责任。故王彦杰起诉要求：1、郭保卫、柴杏芝、杨朝辉偿还王彦杰货款24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1999年1月1日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郭保卫、柴杏芝、杨朝辉支付王彦杰代偿的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1999年6月1日始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由郭保卫、柴杏芝、杨朝辉承担本案诉讼费。
郭保卫、柴杏芝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郭保卫、柴杏芝与王彦杰个人没有业务往来，事实上是王彦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辛集市春城真皮制衣有限公司委托郭保卫、柴杏芝及案外人张海在莫斯科共同经营的贸易公司代为销售货物，是双方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销售关系。基于委托关系，柴杏芝说过，若货物到了莫斯科之后积压，郭保卫、柴杏芝可以减价处理，王彦杰所在的公司委托郭保卫、柴杏芝在莫斯科经营的公司销售货物，但因为这批货物没有合法手续，所以在莫斯科被查封没收了，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王彦杰所在的公司承担。王彦杰就200多万货款的主张，只有录音证据，并且该录音模糊，录音是否经过剪辑无法确定，所以单独靠该录音作为货款的证据，明显证据不足。综上所述，郭保卫、柴杏芝不同意王彦杰的诉讼请求。
杨朝辉在一审中未到庭答辩。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郭保卫与柴杏芝原系夫妻关系。1998年郭保卫、柴杏芝共同经商期间，从王彦杰处订购服装，至今尚拖欠王彦杰货款120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合同双方应按约定或交易习惯履行各自义务。王彦杰主张与郭保卫、柴杏芝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及对方欠款的事实，虽无书面合同和欠条，但王彦杰提交的录音资料等证据可以确认双方合同关系和郭保卫、柴杏芝欠款事实的存在，并且因长期欠付货款确实给王彦杰造成了资金利息损失，故王彦杰要求郭保卫、柴杏芝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以支持。王彦杰主张所欠货款金额为240万元，但王彦杰所提供录音证据无法证明这一事实，故法院无法支持。王彦杰称杨朝辉为郭保卫、柴杏芝做保证人，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郭保卫、柴杏芝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王彦杰货款一百二十万元及上述货款利息，货款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二○○八年十一月十日起算至货款交付之日止；二、驳回王彦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王彦杰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了所欠货款的数额。在录音证据中，柴杏芝说“减120万的话我这三个人一人40万”，王彦杰和田英申多次说到欠账数额240多万元时，柴杏芝未做任何反驳，而且承认在尚欠250多万元时还了2万美元。因此，欠款数额应为241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欠款数额为120万元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遗漏了王彦杰为郭保卫、柴杏芝顶账一事。在录音证据中，王彦杰说“郭哥给我打电话，说彦杰不行这皮咱退给制革厂吧，顶了我这边账吧，我说退吧，账上显示销售30多万皮，这99年咱们没说清，没个一二三，99年春天，哽机就是把这30多万皮就弄走了，你打电话问问郭哥，我没半个磕目字，我说弄走吧，顶咱账是好事啊”，柴杏芝接着说“他找去了说怎么着老郭，我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王彦杰说“就涉及到后来烟台弄走的那点皮，不管怎么说是拉走了我的现金，这30多万”，“在英申哥家叨叨，也涉及到我这个皮30万，因为这个30万我确实还账了”。柴杏芝说：“现在彦杰，我说彦杰你讲也好不讲也好，已经到了这地步了，要是能还了你这120万就不错了”，“你也别提这个30万不30万了，我这人就这么直来直去，能还了你120万，我还是该怎么帮你就怎么帮你”。以上均能证明王彦杰替郭保卫、柴杏芝用货物顶账的事实，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认定，没有判决郭保卫、柴杏芝支付王彦杰垫付款3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利息起算日和利率错误。郭保卫、柴杏芝1998年购买王彦杰的货物，欠下大额货款，一直不予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郭保卫、柴杏芝应该在1998年收到货物后就支付货款，此时就应支付利息，而不是在王彦杰一审起诉时开始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所以一审判决按照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错误。王彦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由郭保卫、柴杏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
郭保卫、柴杏芝针对王彦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共同答辩称：不同意王彦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录音证据系国外形成，未经公证，不认可录音的真实性。
郭保卫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郭保卫未从王彦杰处购买任何货物，不欠王彦杰任何货款。王彦杰在一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1份录音证据是在境外形成的，未经公证及认证程序，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另1份录音证据内容模糊不清，且明显经过剪辑。该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不应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同时，本案一审中相关证人无故未出庭作证，未经郭保卫质询，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在录音证据中，郭保卫始终不认可拖欠货款的事实。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书面合同、供货单据、结算凭据、欠条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郭保卫不予认可的王彦杰陈述，判决郭保卫支付货款，属认定事实不清。郭保卫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彦杰的诉讼请求，由王彦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彦杰针对郭保卫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口头答辩称：不同意郭保卫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彦杰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也是实际收款的主体，当事人在录音证据中也未否认王彦杰的合同主体地位。柴杏芝曾在以前的庭审中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录音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柴杏芝陈述称：认可郭保卫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杨朝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本案庭审，亦未提交书面法律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郭保卫与柴杏芝原系夫妻关系。1998年郭保卫、柴杏芝共同经商期间，从王彦杰处订购服装。王彦杰提交2份录音证据用以证明郭保卫与柴杏芝拖欠其货款，1份是2003年王彦杰、柴杏芝及王彦杰带来的协调人田英申在莫斯科的对话录音，另1份是2006年王彦杰、郭保卫及王彦杰带来的协调人韩建敏的对话录音。郭保卫在一审法院2010年4月1日庭审中口头申请对2006年录音进行鉴定，后因郭保卫未配合鉴定且未交纳鉴定费，导致无法鉴定。郭保卫、柴杏芝在本院2011年8月19日庭审中，认可2份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与证明目的的关联性。
在2003年录音中，王彦杰向柴杏芝称“账是241万，就是240万吧”，柴杏芝答复“我没看，账我倒是有”。王彦杰称“就说减一半，还有120万”，柴杏芝答复称：“如果是120万的话我这儿三人一人40万”，“能还了你120万，我还是该怎么帮你就怎么帮你”，“如果我这儿定了120万，这就结了，也用不着，然后你再问张海怎么着，你再往上说多少也没有用”，“说了咱们就能算，彦杰你放心，我说了就得算”。田英申称：“这个方案你们都同意，这也用不着张海同意，最起码口头达成”。在2006年录音中，王彦杰对郭保卫称“咱盘货盘账那会儿是240万”，郭保卫答复称“那是和柴杏芝盘的我不知道”。王彦杰称“那年给我120万，240万给我120万，你给了也行啊，这么多年一点表示都没有”。
2010年4月1日，在一审法院庭审中，辛集市皮革城制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田英申出庭作证称：郭保卫拖欠王彦杰258万元货款，在1999年郭保卫、柴杏芝偿还王彦杰2万美金后尚欠240万元，田英申受单位和王彦杰委托，多次找郭保卫、柴杏芝协调还款事宜未果。几方当事人曾在莫斯科达成口头协议，郭保卫、柴杏芝给王彦杰一半的货款120万元，但郭保卫、柴杏芝并未履行。辛集市皮革城制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刘运铎出庭作证称：帮助辖区内的商户处理债权债务纠纷是单位的工作职责，单位曾指派田英申协助王彦杰向郭保卫追讨货款，郭保卫每次都表态只要有钱一定偿还，但一直未能偿还，货款数额约250万左右，具体数额不清楚。王彦杰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郭保卫、柴杏芝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王彦杰、郭保卫、柴杏芝均述称未保留关于涉案货物买卖的书面凭证。
另查一，王彦杰在二审庭审中称：在本案中放弃关于要求郭保卫、柴杏芝、杨朝辉给付王彦杰代偿的3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但不放弃该笔债权，将另行主张该笔债权。
另查二，2011年10月31日，本院作出（2011）二中民终字第15179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本案纠纷发回重审。
上述事实，有2003年对话录音、2006年对话录音、田英申证人证言、刘运铎证人证言、庭审笔录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郭保卫、柴杏芝在本院2011年8月19日庭审中曾认可2003年、2006年对话录音的真实性，此后亦未通过司法鉴定或提供其他证据推翻此前的自认，故本院对2003年、2006年对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郭保卫、柴杏芝上诉否认前述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田英申、刘运铎证人证言中关于郭保卫、柴杏芝拖欠王彦杰货款及多方协商还款事宜的内容，与2003年、2006年对话录音相互印证，本院对证人证言中上述内容予以确认。田英申、刘运铎已在一审法院2010年4月1日庭审中出庭作证，郭保卫以证人未出庭为由上诉称证人证言不应采纳，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在2003年、2006年对话录音中，王彦杰多次提到郭保卫、柴杏芝拖欠其大额货款，郭保卫、柴杏芝始终未予否认。结合证人证言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王彦杰与郭保卫、柴杏芝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服装买卖关系，郭保卫、柴杏芝尚欠王彦杰部分货款未付。郭保卫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在2003年对话录音中，王彦杰多次明确称郭保卫、柴杏芝欠其货款241万元，柴杏芝虽称其有账，但一直未提出具体欠款金额。当王彦杰提到120万货款数额时，柴杏芝同意偿还货款120万元。结合田英申证言，可以认定郭保卫、柴杏芝欠付王彦杰的货款金额为120万元。王彦杰上诉称郭保卫、柴杏芝欠付王彦杰的货款金额为241万元，但郭保卫、柴杏芝在录音中均未认可该金额，王彦杰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王彦杰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因各方当事人未明确约定货款给付期限，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及期间合理妥当，王彦杰关于货款利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彦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杨朝辉系郭保卫、柴杏芝向王彦杰偿还货款的保证人，故本院对王彦杰关于要求杨朝辉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王彦杰起诉请求郭保卫、柴杏芝、杨朝辉给付王彦杰代偿的3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未予审理，属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二审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本院不在二审程序中直接审理该诉讼请求，王彦杰可另案解决。
综上，对于王彦杰要求郭保卫、柴杏芝、杨朝辉偿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6080元，由王彦杰负担13094元（已交纳），由郭保卫、柴杏芝负担129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保全费5000元，由郭保卫、柴杏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公告费300元，由王彦杰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0元，由王彦杰负担15600元（已交纳），由郭保卫负担1560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亚军
代理审判员 孙兆晖
代理审判员 唐旭超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夏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