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琼9021行初9号
原告王光兴，男，1955年7月4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江南社区沿江二路30号，系死者王传道的父亲，身份证号码：460025195507040016。
原告陈桂英，女，195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江南社区沿江二路30号，系死者王传道的母亲，身份证号码：460025195605190325。
原告李祝曼，女，1984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南珠社区人民南路74-1号，系死者王传道的妻子，身份证号码：460025198407070027。
原告王靖，男，200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南珠社区人民南路74-1号，系死者王传道的儿子，身份证号码：469021200901130032。
法定代理人李祝曼，女，1984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南珠社区人民南路74-1号，系王靖的母亲，身份证号码：460025198407070027。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友峰，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定安县公安局，住所地：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韩运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蔡成，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治雄，定安县公安局法制办公室干警。
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与被告定安县公安局不服强制戒毒决定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友峰、被告定安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蔡成、林治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诉称，一、被告违法对受害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其进行行政处罚后未履行法定程序，告知及释明被处罚人、家属有申诉、复议、诉讼的权利。原告李祝曼于2015年1月27日收到定安县公安局下发的《行政拘留通知书》，告知王传道因吸毒被定安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理，但随后王传道被定安县拘留所继续拘留直至王传道2015年11月26日病逝是基于何种处置措施或强制手段，原告作为家属并无从得知。被告在对王传道由拘留转化为强制戒毒的程序过程中，并没有向原告下发过任何通知或者告知，并且对于王传道强制戒毒的处理也未见任何处罚依据、处理决定、受理决定、自愿戒毒协议，原告认为依据《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告的上述行为存在明显违法情形。二、被告违法对受害人实施强制隔离戒毒的程序违法、认定受害人吸毒成瘾缺乏法定程序。1、被告伪造《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其于2015年2月11日作出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被强制隔离戒毒人签名落款时间居然是2015年1月27日，其程序明显违法。2、被告并未依据《禁毒法》第三十一条、《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七条所规定的，认定吸毒成瘾的三种情形依据或者委托有资质的戒毒医疗机构进行认定并出具认定报告的前置程序。被告也并未根据《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以符合如下法定条件的人民警察承担吸毒成瘾认定工作：①具有二级警员以上警衔及两年以上相关执法工作经历；②经省级公安机关、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培训并考核合格，这三份证据中缺乏警员的培训考核证明以及相关警衔、执法工作经历证明，定安县公安局对于王传道的吸毒成瘾认定程序违法。故被告认定受害人吸毒成瘾事实错误、认定受害人吸毒成瘾缺乏法定程序，因程序上根本性违法，导致了被告实施的强制隔离戒毒处置行为违法。三、王传道从病症出现到最后离开监管场所长达将近两个小时，在此期间暴露了被告存在未及时采取急救措施、监管人员未到位、医务人员袖手旁观、反复请示领导同意等问题，上述行为属于侵害被监管人员被及时、合理救治权利的行为，也属于未尽到监管、救治被羁押人员责任的情形，属于可诉行政行为。通过被告所提供的监所监控视频展示的事实：王传道在出工后突感不舒服，于当日15:02左右请假回到监仓，于15:20左右出现肚痛症状，15:35左右出现肚痛加重情形、满地打滚，15：44左右伴随呕吐表现，随后监仓人员帮助其清理呕吐物并更换衣物，16:12左右王传道重新回到房间，直至16:52左右王传道才被送出监仓，而王传道出了监仓后，本应车程仅需五分钟的定安县人民医院，监管干警直至17:20才将王传道送抵医院急救。在此期间，并未见监管干警有何及时有效的应急方案，也未见医务人员上前采取了急救、诊疗手段，原告有理由认为事发之时，监管机关人员未到位、医务人员未履行职责实施救治，甚至在病情万分危急之时还存在反复请示领导、等待领导批字同意等非常滞后及不合理的处置手续，上述行为直接违反了《治安拘留所管理办法》、《拘留所条例》之相关规定。综上，被告存在多处违反《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吸毒成瘾认定办法》、《治安拘留所管理办法》以及《拘
留所条例》等明文规定的情形，四位原告作为死者王传道的家属，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l、确认定安县公安局强制隔离王传道戒毒违法：2、确认定安县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6日未及时采取急救措施、延误诊治造成王传道死亡，其行为违法。
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辩称，一、被告对王传道采取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1、王传道属于戒毒后复吸人员。王传道曾于2010年11月9日因吸食毒品K粉被定安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2011年1月24日又因吸食K粉被定安县公安局决定强制戒毒两年。根据《禁毒法》第三十八条“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及第四十条“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的规定，以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公安部令第115号）第八条“吸毒成瘾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认定其吸毒成瘾严重：（一）曾经被责令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含《禁毒法》实施以前被强制戒毒或者劳教戒毒）、社区康复或者参加过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的规定，王传道在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毒品，属吸毒成瘾严量情形，定安县公安局根据《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第四七条之规定，作出了文书号为“定公（定）强戒决字〔2015〕0002号”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对王传道强制隔离戒毒两年（自2015年2月11日至2017年2月11日）。这是合法的。被告认为，王传道在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毒品，情节严重，被告依法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的“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情形。2、在决定对王传道行政拘留十五天及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后，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已详细告知王传道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王传道本人也在相应的决定书上签字确认。同时，被告已依法通知其妻子李祝曼，李祝曼在知晓上述两个决定后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确认。在王传道隔离戒毒期间，其妻子李祝曼也多次到定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探望王传道，送衣服、生活费等等。可见，王传道及其家属是知道王传道被隔离戒毒的，被告在其行政起诉状中声称其作为家属不知王传道是基于何种处置措施或强制手段，显然不符合事实。二、王传道在身体不适时被告已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并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被告不应对其死亡承担任何责任。1、2015年10月13日，王传道称其腹痛，被告干警将其送往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为急性胃炎。在医院采取必要的注射、服药等治疗措施后，症状得到控制，王传道回到戒毒所。2015年10月22日，被告再次将王传道送送往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电子胃镜检查，确定其患有慢性浅表性胃炎，医院当时也采取了治疗措施。2015年I1月l7日，被告安排定安江南社区医院为王传道等人员体检，根据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当天彩超检查显示，王传道肝、胆、胰、脾未见明显异常。可见，在王传道被隔离戒毒期间，被告对其身体健康状况保持应有的注意，有两次检查其身体，且每当王传道身体不适，被告均及时、迅速将其送往医院治疗。2、在王传道在定安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被告的纪检监察室介入调查，询问了部分被强制戒毒人员和公安干警和工作人员。在纪检监察室调查过程中，询问了王传道的同仓人员吴春和王上斌。据吴春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1月16日下午，王传道报告说其肚子疼之后，没一会时间，陈教导员（陈益平）和护士阿敏（冯秋敏）就过来看望王传道，并给其检查。过了十几分钟后，在得知王传道呕吐后，陈教导员和阿敏又再次到监仓里给王传道检查，并应王传道的要求为其购买胃药。王传道服药症状后未缓解，被告的干警即将王传道送往医院治疗。王上斌的证言也证实了上述过程。在定安县公安局纪检监察室对干警、工作人员的调查询问中，各工作人员陈述的事实和和前述同仓人员陈述的基本一致。以上多位不同身份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在王传道身体不适的当天，被告的工作人员、干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在症状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及时将王传道送医院治疗。同时，根据当天陪同王传道到定安县医院检查的冯秋敏、郑孔清陈述，在送往医院路途中，王传道形态正常，还和其妻子说话，到达医院后还可以自己走路。在医院半个小时就检查完成了，在医院期间，王传道和其妻子还一直说话，看起来形态正常。可见，从当天王传道的形态表现来看，王传道并不存在有病情危重的情况；并且，在将王传道送到定安县人民医院后，医院的医生很快就完成了对王传道的检查诊断，诊断结果初步确定其腹痛原因为胃炎，医院根据诊断结果做出了处理，开出了药方。在医院对其检查的过程中，也并未诊断出王传道有病情危重的情况。可见，被告在王传道出现腹痛、呕吐症状后将其送住医院治疗这一过程所采取的措施是合理、必要的，并不存在任何拖延的情形。
经审理查明，王传道于2015年1月27日因吸毒被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作出定（公）处罚决字〔2015〕0059号强制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于2015年2月11日被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作出定（公）强戒决字〔2015〕000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将其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王传道在上述两份决定书上签名捺印，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亦在上述两份决定书上告知王传道有提起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提起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时限。王传道于2015年11月26日下午在定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期间腹痛，同日下午在戒毒所民警及王传道妻子即原告李祝曼的陪同下被送到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到达医院后于同日19时2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王光兴、陈桂英系王传道的父母亲、原告李祝曼系王传道的妻子，原告王靖系王传道的儿子，四原告均属于王传道的近亲属。四原告于2016年3月28日向定安县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定安县公安局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定公赔决字〔2016〕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四原告于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国家赔偿决定书》，确认对王传道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的行政行为违法；2、确认定安县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6日未及时采取急救措施、延误诊治造成王传道死亡的行为违法；3、定安县公安局向四原告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30.1285万元（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91.146万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9825万元）。本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2016）琼902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应当分别起诉。经本院当庭对原告进行法律释明，原告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为由驳回四原告的起诉。在被本院驳回起诉后，四原告于2016年8月24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本院于同日受理分立为行政诉讼案及行政赔偿案，即（2016）琼9021行初9号案及（2016）琼9021行赔初1号案。（2016）琼9021行初9号案即本案，原告请求本院判决如前述。
经审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四原告作为王传道的近亲属，系本案的适格原告，但四原告对关于确认定安县公安局强制隔离王传道戒毒行政行为及确认定安县公安局戒毒所民警于2015年11月26日对王传道的监管、救治等行政行为违法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在2015年2月11日作出对王传道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行政行为，并告知王传道诉权，在此情况下，四原告系王传道的近亲属，王传道亡故后，可以作为原告，就被告决定对王传道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至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可见，我国的行政赔偿程序分为两类，一是单独提起赔偿请求的程序；二是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4）项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的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是指行政机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不予赔偿的决定。四原告虽然于2016年3月28日向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即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国家赔偿，但是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所作出的定公赔决字〔2016〕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认定其作出的对王传道行政拘留、强制隔离戒毒及其戒毒所民警于2015年11月26日对王传道的监管、治疗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行为均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对四原告不予赔偿，故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是被告确认其行政行为合法、不予赔偿的决定，四原告无权在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四原告办理行政赔偿事务的程序不属于单独提起赔偿请求的程序，而是属于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程序。现四原告在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本院虽然于2016年8月5日驳回四原告的起诉，四原告于2016年8月19日签收（2016）琼902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但四原告遂于2016年8月24日再次向本院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本院分别立案受理。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王传道于2015年11月26日由于腹痛在其妻子李祝曼的陪同下被被告戒毒所民警送到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期间身亡，李祝曼当日已经知道王传道死亡的事实，认为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的戒毒所民警对王传道监管、治疗等行政行为造成了王传道死亡，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作为王传道的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请求。但自王传道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死亡当日即2015年11月26日算至四原告第一次向本院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6日，四原告关于确认被告戒毒所民警于2015年11月26日对王传道监管、治疗等行为违法的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四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但未提出正当理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已经预缴，本院决定予以退还四位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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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罗 剑
人民陪审员 ＸＸ信
人民陪审员 陈 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送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
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赔偿请求人对行政机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决定不予赔偿，或者对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
（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
（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
（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审核：罗剑撰稿：罗剑校对：郭送梅印制：郭送梅
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6年9月22日印制
（共印1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