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12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世纪经贸大厦B座1509室。
负责人陈五一，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增强，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院B座20层2307室。
法定代表人康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增强，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健箐，女，1967年2月18日生。
委托代理人邢永峰，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北京分公司）、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健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商初字第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增强、被上诉人张健箐的委托代理人邢永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健菁一审诉称：中科北京分公司自2006年以来一直租用张健箐所有的南京市广州路易发科技大厦902、903室房屋作为实际办公地址对外经营。2012年9月，中科北京分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提出向张健箐借款50万元，张健箐将其招商银行卡（户名：张健菁，卡号：62×××52，开户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城西支行）交由中科北京分公司进行划款。2012年9月24日、9月25日，中科北京分公司从该卡中共划走50万元进入其公司账户，并在其后向张健箐出具收款收据一份。借款到期后，张健箐多次要求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借款及利息未果。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中科北京分公司司立即归还张健箐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10%的标准自2012年9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中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承担。一审诉讼中，张健箐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中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为支持其诉求，张健菁提交以下证据：
1、招商银行信用卡复印件以及消费易对账单，证明张健箐于2012年9月24日、25日向中科北京分公司支付借款50万元的事实；
2、收据一份，证明张健箐与中科北京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对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进行了约定；
3、关于撤销费卫亭同志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决定，证明费卫亭在2012年7月4日就已被解除总经理职务。
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一审共同辩称：一、张健箐虚构事实，进行恶意诉讼。张健箐的丈夫费卫亭原系中科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及承包经营人。2012年9月，费卫亭违反规定被辞退，中科北京分公司解除了与费卫亭的承包关系，费卫亭于2012年9月4日离职。费卫亭离职后，经审查发现，费卫亭在经营期间利用其担任公司总经理的便利，将中科北京分公司的大量资金转入张健菁担任负责人的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及南京亚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且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为此公司多次召开会议，督促费卫亭归还拖欠公司的款项，包括费卫亭向其他公司虚开500万元增值税发票所造成的损失，费卫亭表示愿意归还50万元，并使用张健菁的银行卡两次向中科北京分公司交付50万元。二、费卫亭利用其担任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职务便利，持有中科北京分公司的空白收据，未向公司交接，张健箐持有的收据是利用该空白收据恶意书写了所谓借款50万元的收据。张健箐所诉借款事实根本不存在，该50万元是张健箐丈夫费卫亭向公司还款，请求驳回张健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辩称意见，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张健菁与费卫亭系夫妻关系；
2、费卫亭担任中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任免决定，证明中科公司于2005年12月30日聘任费卫亭为中科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兼总经理；
3、承包经营协议书2份，证明费卫亭自2006年至2012年7月承包经营中科北京分公司；
4、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证明费卫亭在经营中科北京分公司期间违法经营，中科公司于2012年9月1日解除了与费卫亭的劳动关系，费卫亭于2012年9月4日离职；
5、审计报告，证明费卫亭在经营中科北京分公司期间存在大量经济问题，包括将公司钱款划入个人账户，未收回货款2000余万元，未归还职工集资款700多万元，费卫亭欠中科北京分公司数千万元，中科北京分公司不可能向张健菁借款；
6、会议纪要5份，证明费卫亭因虚开50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承诺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50万元；
7、记账凭证、POS机刷卡单、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费卫亭使用张健菁的银行卡在中科北京分公司刷卡归还50万元；
8、收据2张，编号分别为0039114、0039125，这两份收据与张健箐提交的收据出自同一本收据本，公司提交的收据有交款人签名，经办人是苗青，张健箐提交的收据无交款人签名，经办人是王丹，且字迹与公司提交的收据字迹不一致，是伪造的；
9、人员明细表，证明中科北京分公司没有叫王丹的人；
10、判决书复印件4份，证明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期间费卫亭指使员工曾婷、王益涛向张健菁打款，即使张健箐起诉的50万元是借款，费卫亭与张健菁从中科北京分公司拿走了66万元，已经超过了本案借款金额，中科北京分公司不欠张健箐任何款项；
11、中科北京分公司向费卫亭付款的付款凭证复印件1组，证明费卫亭自2011年7月26日至2012年5月30日期间从中科北京分公司转走1854万元；
12、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商业登记信息，证实张健菁是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13、中科北京分公司向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付款的付款凭证复印件1组，证明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费卫亭向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转账8000余万元；
14、民事诉状、借贷协议、鉴定申请书、退案说明（均系复印件），证明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中科北京分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且已起诉，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借贷协议是伪造的，已申请鉴定，如果中科北京分公司欠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钱未还，张健菁不可能再借50万元给中科北京分公司；
15、南京亚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张健菁是该公司的负责人；
16、中科北京分公司向南京亚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付款的付款凭证1组（复印件），证明费卫亭将中科北京分公司1800多万元转入南京亚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7、关于清还中科公司员工借款的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1月25日中科北京分公司与费卫亭之间达成协议，中科北京分公司借给费卫亭400万元，用于归还中科北京分公司员工的借款，非公司员工的借款由费卫亭自行处理，张健菁陈述50万元系中科北京分公司向其借了用于归还2012年9月到期的案外人田苍林的借款，与事实不符，田苍林并非中科北京分公司员工，此笔借款应由费卫亭自行处理，且对外借款的借款协议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1日，2012年9月26日借款尚未到期，不存在费卫亭与中科北京分公司就归还借款事宜进行商议的事实；
18、费卫亭讯问笔录1份、秦良玉询问笔录1份，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明费卫亭在讯问笔录中明确认可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五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承认因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公司造成360万元损失，承诺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50万元；秦良玉的证言证实费卫亭曾用张健菁的招商银行卡给中科北京分公司打款50万元，作为费卫亭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回款。
一审经庭审质证，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对张健箐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收到50万元，但认为不是借款，而是费卫亭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的欠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份收据记载了借款性质、年利率、违约金、借款期限、签约地等事项，超过了收据本身承载的功能，过于完美，且上面没有交款人签字，签字的经办人为王丹，中科北京分公司没有叫王丹的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只是撤销总经理职务，解除劳动关系是在2012年9月1日，2012年9月4日费卫亭离职。针对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交的证据，张健箐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承包方是费卫亭，张健箐并非合同的相对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费卫亭在2012年7月4日就已被解除总经理职务；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中科北京分公司是费卫亭个人承包的，费卫亭的经营状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从这份审计报告可以看出，是中科公司北京分公司欠费卫亭三至四千万元；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中科北京分公司内部制作的会议纪要，上面没有费卫亭的签名，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是借款，而非回款；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的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一个收据本至少有100张以上的收据，具体的经办人会有变化，不能单以两张收据上的经办人是苗青来证明所有收据的经办人都应由苗青签名；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这只是2014年8月22日的人员名单，并没有将过去所有人员名单提交过来，临时工也没有在人员名单上，不能反映本案借款发生时的人员状况；对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以此认为张健箐支付的款项不是借款；对于证据11，张健箐不是付款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张健菁只是该公司的董事，且事实是中科北京分公司欠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钱；证据1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1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8中秦良玉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秦良玉作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是孤证，应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次秦良玉是中科公司派驻到中科北京分公司的会计主管，现在仍担任中科北京分公司会计主管一职，与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再次秦良玉陈述的内容与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内容不一致，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经手刷卡的财务人员并非秦良玉，秦良玉对此应该不知情；对费卫亭讯问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费卫亭在笔录中已经明确指出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五份会议纪要的时间、地点错误，他没有讲过所谓的50万元的内容或“纯属帮忙”的说辞，根据费卫亭向代理其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的律师反映，办案警官有告诉费卫亭，这五份会议纪要并非现场制作，而是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事后制作，这份讯问笔录并未记录50万元的事，但费卫亭反映他有明确否认涉案50万元是他承诺归还给公司的钱，只是未被记入讯问笔录中。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卡号为62×××52的招商银行卡所有人为张健菁。2012年9月24日、9月25日，该卡在中科北京分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场所的POS机上刷卡各一次，金额分别为30万元、20万元，共计50万元，钱款均进入中科北京分公司银行账户，到账时间分别为2012年9月25日、9月26日。2014年4月9日，张健菁以中科北京分公司结欠其借款50万元为由将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诉至原审法院，向原审法院提交编号为0039141的收据一份，记载内容为“入账日期：2012年9月26日，收款方式：#8752卡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圆整，收款事由：暂借款，借期2012.9.26—2013.12.31，年息10%，逾期0.05%（日），借款地：南京易发科技大厦902”，相关内容系手写，收据上加盖有“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以下简称财务专用章）。
原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费卫亭与张健菁系夫妻。2005年12月30日，中科公司出具任免决定，聘任费卫亭为中科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兼总经理。中科公司与费卫亭分别于2006年3月5日、2011年1月29日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由费卫亭承包经营中科北京分公司，上交一定金额的利润，承包期限均为5年。2012年7月4日，中科公司出具决定，撤销了费卫亭在中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职务。2012年10月10日，中科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记载中科公司于2012年9月1日解除与费卫亭的劳动关系，上述决定已于2012年9月4日送达费卫亭；费卫亭于2012年10月25日在该通知书上签名确认收到该通知书。中科北京分公司在与费卫亭解除劳动关系前一直租用费卫亭名下的位于南京市广州路的易发科技大厦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在与费卫亭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搬离此处。费卫亭承包经营中科北京分公司期间，向职工及职工以外的其他人员进行集资借款，涉及金额较大。2013年1月25日，中科北京分公司与费卫亭签订关于清还中科公司员工借款的协议，约定由中科北京分公司借款400万元给费卫亭，用于支付中科公司员工的到期借款本息，以上款项与费卫亭清账时结算，非公司员工的借款清还由费卫亭自行处理；由秦会计和费卫亭共同将相应利息通过网银转给借款人指定账户，利息分为两类：属于本次到期还款的按《民间借贷合同》约定的10%年化利率，以往员工要求提前还款的按一年期定期存款3.25%年化利率。
一审庭审中，张健菁陈述，2011年费卫亭所经营的中科北京分公司向费卫亭的一位朋友田苍林借款50万元，2012年9月底借款到期，田苍林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和费卫亭主张还款，时任中科北京分公司负责人的陈五一提出向张健菁借款50万元用于归还田苍林的借款，于是张健菁将上述招商银行信用卡和密码交给中科北京分公司在南京的财务人员带至北京进行刷卡，中科北京分公司当时并未出具收据，而是在2013年年初经张健箐催要向张健箐邮寄送达了收据一份。张健菁对于其是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谁进行刷卡、收据是何时形成的以及是谁经办的，未能明确。
中科公司与中科北京分公司陈述，费卫亭在担任中科北京分公司期间虚开增值税发票造成公司360万元应收账款未收回，费卫亭承诺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50万元，遂持张健菁的招商银行卡至中科北京分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地点分两次刷卡支付50万元，由于财务人员工作疏忽，未要求费卫亭在POS机刷卡单上签名。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会议纪要5份，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14日、10月24日、12月25日、2013年1月8日、2013年5月16日，用以证明费卫亭承诺归还50万元及确认已归还50万元的事实，2012年7月14日会议纪要中并未有还款50万元的任何内容，2012年10月24日、12月25日、2013年1月8日、2013年5月16日的会议纪要记载有“现在我已付了50万元”或“目前我已还了50万元”等相关内容。上述五份会议纪要均没有费卫亭的签名，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为了证实这五份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向原审法院提交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民警对费卫亭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进行调查时对费卫亭进行讯问所制作的讯问笔录一份，费卫亭陈述与中科公司有过几次会议，但对五份会议纪要记载的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一些具体内容提出异议，认为与实际情形不符，指出五份会议纪要形成后均未找他签字；费卫亭陈述有讲过“现在我已经还了50万元”的话，但具体意思是指上海国图在中科北京分公司长期有50万元的预付款，可以抵充。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另提交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民警对秦良玉的询问笔录一份，秦良玉陈述：她自2007年10月至今一直担任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财务经理，费卫亭曾用其妻子张健菁的招商银行卡给中科北京分公司打款50万元，作为冲减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回款。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就其主张的案涉50万元系费卫亭持张健菁银行卡刷卡支付，属于费卫亭向中科总公司归还的欠款的意见，除了上述证据外，未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
中科公司与中科北京分公司另主张，费卫亭手中持有加盖好财务专用章的空白收据本，离职时未交还，张健菁所提交的收据就是使用这种空白收据自行填写的借款内容，系伪造的证据，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就其上述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诉讼中，中科北京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申请对编号为0039141的收据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的真伪、收据的形成时间及其中手写内容的形成时间与财务专用章捺印形成时间分别进行鉴定。原审法院接申请后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中因缺少时间鉴定的样本检材，且经通知原被告补样后仍未能补充提供相应检材，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未能对收据上财务专用章印文的形成时间与手写内容的形成时间出具鉴定意见。该所仅对收据上财务专用章的真伪进行了鉴定，并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宁金司（2014）文鉴字第5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为：入账日期为“2012年9月26日”、编号为“0039141”的《收据》上“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中科公司预交鉴定费5330元。
上述事实，有张健箐提交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复印件以及消费易对账单、收据、关于撤销费卫亭同志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决定，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交的结婚证、费卫亭担任中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任免决定、承包经营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记账凭证、POS机刷卡单、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会议纪要、关于清还中科公司员工借款的协议、费卫亭讯问笔录、秦良玉询问笔录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证据加以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通过张健菁银行卡刷卡向中科北京分公司支付5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双方对于此笔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张健箐主张该50万元是中科北京分公司向其借款，并提交收据一份以证明其主张，该份收据上记载有借款的相关内容，并加盖有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经鉴定系中科北京分公司的真实印章，故原审法院对该份收据的真实性及张健箐主张的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对张健箐要求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主张费卫亭持有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空白收据，张健箐提交的收据是使用这种空白收据伪造的借款凭证，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另主张上述50万元是费卫亭持张健菁的银行卡刷卡支付，该笔款项系费卫亭归还给中科北京分公司的欠款，但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交的五份会议纪要上均没有费卫亭的签名，费卫亭在讯问笔录中明确对会议纪要中记载的相关内容提出异议，且并未承认他有承诺归还中科北京分公司50万元，原审法院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关于秦良玉的询问笔录，秦良玉系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财务经理，与中科公司、中科北京分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且仅凭秦良玉的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费卫亭使用张健菁的银行卡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50万元。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陈述的费卫亭在经营中科北京分公司期间存在各种经济问题，包括向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亚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汇款，以及亚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中科北京分公司之间的诉讼案件，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并不足以否认本案借款事实的存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健箐张健菁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10%的标准自2014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对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50元，鉴定费5330元，合计14880元，由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负担。
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50万元的性质，导致错误判决。（一）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张健菁提交的收据系伪造形成，不应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案涉收据系张健菁丈夫费卫亭在中科北京分公司担任总经理时用私自藏匿的盖有财务专用章的空白收据所开具。张健菁提交的收据明显是伪造，经办人签字模糊，与公司正常开出的收据完全不同。原审法院以张健菁对0039114号收据和0039125号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为由，不将该两份收据作为检材移送鉴定机构，导致鉴定机构对笔迹、印章形成时间未作鉴定，直接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综上，原审判决仅依据张健菁提交的收据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本案没有借贷合同，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辅证。（二）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记账凭证、POS单、银行明细等证据能够证实案涉50万元系费卫亭向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还款。二、本案部分证据未经开庭质证，程序违法。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交了费卫亭的供述和秦良玉的证言后，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两份证据进行质证，程序违法，应予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张健菁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健菁负担。
被上诉人张健箐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张健菁一审提交的盖有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和银行对账单足以证明借款的事实以及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二、中科北京分公司辩称该50万元系费卫亭归还公司欠款，无证据证明，逻辑上也荒唐。1、费卫亭承包中科北京分公司时，该公司除了20万元债务之外没有其他财产，所有的资产都是由费卫亭自己筹措。根据双方订立的承包合同关系，承包结束后所有的资产仍归费卫亭所有。根据一审中审计报告可以看出，费卫亭在被迫离开中科北京分公司时，该公司应收账款有2000多万元及价值数千万元的库存图书，故不可能存在费卫亭欠中科北京分公司款项。2、中科北京分公司称费卫亭虚开增值税发票500万元，因而归还该公司50万元作为补偿款不能成立。就费卫亭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由中科北京分公司操控，费卫亭不可能因该案构成犯罪。费卫亭既无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故意，而且其所开票据都进行了纳税。即便费卫亭虚开增值税发票也应由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应向中科北京分公司支付50万元。3、中科北京分公司因为要归还田苍林的50万元借款，故而借新还旧，向张健菁借款。三、中科北京分公司污蔑费卫亭持有空白收据无任何依据，费卫亭已完成工作交接并进行了审计。四、原审法院就本案的质证程序以及鉴定程序完全合法，中科北京分公司提出要求对数据形成时间和印章进行鉴定，但其提交的比对样本本身形成时间就无法确定，在此情况下无法进行比对鉴定。中科北京分公司自本案开始以来采用各种方法拖延诉讼，在举证期内不及时举证，开庭后中科北京分公司断断续续提交证据，原审法院已要求张健菁到法院发表质证意见，因此一审程序完全合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
1、2010年7月1日，苗菁与南京亚讯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迅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由原亚讯公司员工提供。苗菁是亚讯公司的员工，而张健菁是亚讯公司负责人，中科北京分公司一审中提供了苗菁开具的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收据，证明张健菁持有中科北京分公司的收据，否则亚迅公司的员工不可能开出中科北京分公司的收据。
2、中科北京分公司一审委托代理人刘鑫与苗菁的两段通话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内容文字整理，通话时间是2015年5月14日，证明苗菁认可开具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收据的事实。
3、张健菁丈夫费卫亭的外甥黄侃诉中科北京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民事诉状及收据复印件，该案收据复印件与本案收据形式相同，经办人字迹同样模糊不清，证明张健菁及费卫亭持有不只一份这样的收据，如支持张健菁的主张，将导致很多这样的诉讼。
4、中科北京分公司2015年2月14日刊登在《京华时报》第31版、2015年2月14日刊登在《西安晚报》第6版、2015年2月14日刊登在《现代快报》都市第6版的声明，证明中科北京分公司在上述三份报纸上声明包括案涉收据在内的这本收据已经遗失，由该本收据开出的所有收据中科北京分公司均不予认可，也不付款。
5、中科北京分公司征询函、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图上海分公司）回函，证明国图上海分公司认可收到案涉的360万元发票，中科北京分公司客观上存在360万元应收账款，且此应收账款的存在是费卫亭支付案涉50万元的事由。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南开公证处出具的（2015）津南开证经字第247号公证书一份、费卫亭于2012年9月27日向陈五一发送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一份，公证书内容为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总监王玉珍于2012年9月27日向陈五一转发的费卫亭电子邮件，该邮件与费卫亭向陈五一所发邮件内容一致，证明案涉50万元实为冲抵费卫亭承包期内国图上海分公司360万元应收账款，并非借贷关系；该邮件也可证实向田苍林归还的50万元与本案无关。
7、中科北京分公司向田苍林归还50万元借款的记账凭证、汇款凭证，上述邮件载明费卫亭所述的涉案50万元是冲抵国图上海分公司的部分应收款，同时费卫亭申请帮其归还50万元，并非费卫亭提出用其所交的50万元归还田苍林，证明该笔50万元是应费卫亭的申请帮其归还，与本案50万元无关。
被上诉人张健箐经质证认为：1、中科公司、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形成时间都在原审判决之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尽管中科北京分公司不能说明证据1苗菁劳动合同的来源，但张健菁对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只能证明苗菁在2010年至2011年与亚讯公司有劳动关系。3、对证据2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中科公司未能提交原始录音材料，而且通话中是否为苗菁本人也无法确认。即使是苗菁的通话录音，通话录音内容也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苗菁在录音中称记不清楚，时间太长了，关于收据的问题让中科公司询问费卫亭。4、对证据3另案诉讼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中科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借贷收据与本案的收据一致，证明了收据的真实性。5、对证据4声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本案一审立案是在2014年3月，判决是在2015年5月，该三份声明是在2015年2月14日刊登，明显是在本案已经受理后、判决前发表的，仅为了应付诉讼，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6、对证据5中征询函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无原件；对国图上海分公司回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首先，国图上海分公司就这360万元发票向中科北京分公司、经侦部门等都做出了回函，内容各不相同。国图上海分公司承认收到了360万元的发票，但否认有真实的交易，证明中科北京分公司所称360万元并非应收账款。7、对证据6公证书和电子邮件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核实，费卫亭确实发过这份邮件，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首先，邮件的发件人是费卫亭，但本案50万元系张健菁的个人银行贷款，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未经债权人张健菁的同意，费卫亭无权处置。其次，张健菁提供的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收据足以证明案涉50万元的借款性质。最后，该邮件恰恰证明了中科北京分公司当初的借款目的和用途，费卫亭在邮件中指出50万元用于归还田老师的借款，在财务制度上也建议将该笔50万元计入应收账款，目的是借新还旧。8、对证据7财务凭证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中科北京分公司当初的借款目的就是为了归还田苍林，在收到案涉50万元后，即归还了田苍林的50万元，时间、数额均吻合。如果费卫亭欠田苍林钱，自己归还即可，不可能通过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
被上诉人张健箐为支持其答辩理由，二审中提供证据如下：
1、费卫亭2012年12月26日17：00北京南-
南京南G21次的高铁车票原件一张、12306于2012年12月23日17：45：09发送给费卫亭邮箱的wtfei@263.net邮件打印件一份，证明在2012年12月24日13：46到2012年12月26日17：00，费卫亭一直在外地出差，不可能参加2012年12月25日会议纪要载明的在南京召开的会议。
2、国图上海分公司情况说明一份，是费卫亭的代理律师梁胜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的打印件，该份说明是国图上海分公司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所作，反映360万元没有真正的交货，其中260万元发票已经退回中科北京分公司，说明中科北京分公司陈述的360万的应收账款根本不存在，费卫亭没有还款义务。
3、2015年9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对费卫亭不起诉决定书原件，证明中科北京分公司一直举报费卫亭虚开增值税发票并非事实。
上诉人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中车票原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邮件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即使这份邮件是真实的，只能证实费卫亭当日购买了火车票，不能证实他实际乘坐了该班次火车。且与费卫亭2012年12月25号在南京开会并不冲突，当天完全可以往返南京北京。2、对证据2国图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说明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账面上记载了国图上海分公司的360万元为应收账款，且审计报告也载明相同内容，此应收账款发生在费卫亭承包期间，故应由费卫亭承担责任。此后，中科北京分公司就此款项向国图上海分公司征询，该公司答复无真实交易，因而出现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3、对证据3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能说明目前证据不足，并不代表费卫亭就是无罪的。同时也说明这360万元实际发生，费卫亭应承担还款责任。
对上诉人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苗菁的劳动合同，张健箐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苗菁并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供的证据2录音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劳动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对证据3另案诉讼材料，张健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的诉讼主体与本案并不相同，另案的处理结果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对证据4三份声明，张健箐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中科北京分公司发布的遗失公司收据的声明，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案涉收据系张健菁、费卫亭伪造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对证据5国图上海分公司的回函，张健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中征询函，因无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电子邮件，张健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中科北京分公司的财务凭证，张健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上诉人张健箐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的车票，中科公司、中科北京分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邮件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费卫亭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虽对曾经召开五次会议予以认可，但对会议纪要内容及地点提出异议，且会议纪要均无费卫亭签字，故张健菁再提供费卫亭乘车情况的证据已无必要，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国图上海分公司的说明复印件，因张健菁未提供原件，中科公司、中科北京分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对证据3决定书，中科公司、中科北京分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2年9月27日，费卫亭通过电子邮件向中科北京分公司负责人陈五一、王玉珍等发送电子邮件一份，该邮件内容为：“陈总、王经理、秦会计：你们好！我已经按约定与本周1、周2分30万、20万人民币两笔向中科北京分公司缴款，用以充国图上海分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现请安排归还2012年6月11日我临时借给公司周转的人民币50万元，收据号为0226773。实际上，这笔款是我通过田老师向他的朋友临时拆借的，按协议借款到2012年9月18日到期。谢谢！”二审中，张健菁认可费卫亭所称周一、二缴款的30万元、20万元与本案2012年9月24日、25日划款的30万元、20万元为同笔款项，但认为费卫亭邮件中陈述与事实不符，仅是费卫亭个人建议，费卫亭无权处分张健菁的个人银行贷款。关于借款的过程，张健菁二审中陈述，当时因田苍林借款到期，中科北京分公司领导班子向费卫亭提出无钱归还，要求费卫亭想办法，费卫亭告知张健菁中科北京分公司要借款归还田苍林，张健菁便将卡和密码交给了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人员，但对银行卡及密码交付对象、具体经办人员及卡如何归还未能明确。
2012年10月29日，天津正德金林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津正德金林专审字（2012）265号专项审计报告—费卫亭承包期经济责任审计载明，该所接受中科公司委托自2012年8月6日至2012年8月31日对该公司所属北京分公司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费卫亭同志承包期内的财务收支、损益、经营状况及上缴利润进行了审计。截至2012年7月31日资产负债状况中应收账款一项中载明，国图上海分公司金额为360万元，账龄2年以上。国图上海分公司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回函称，经核查中科北京分公司征询函中所列发票金额360万元，其中200万元发票找不到业务往来依据，现退回10张总额为100万元的发票，其中100万元发票该公司没有找到，相关业务部门无法确认是否收到过。其余160万元发票因第三方客户至今未向该公司付款，该公司也未将此发票送交财务入账，一并退回。此外根据公司财务账面显示，中科北京分公司尚有货款未向国图上海分公司支付。
2015年3月8日，费卫亭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称，有过几次会议，其都是一个意思，主要是和中图上海分公司有合作的，360万元是2009年和2010年累积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其中有100多万元是实际发货的。其余部分原计划是有业务的，但因上海国图的领导班子更换之后出现过变故，其争取将业务执行完毕，如果不能执行要退票。但没有说过“纯属帮忙”。其说过“已经还了50万元”，但指的是上海国图在中科北京分公司长期有50万元的预付款，可以抵充（但会计记录名称写为中国图书上海分公司）。2012年离任审计时费卫亭提出过，记录的付款单位名称写错了。2012年7月14日的会议纪要时间及参与人费卫亭无异议，就是内容中关于360万元的描述不是原话，原话的意思为其上述表述的内容。2012年10月24日的会议纪要中，地址是902会议室，参与人有审计公司的人员，360万元的描述也是上述意思。2012年12月25日的会议纪要时间也可能是12月26日，但肯定不在南京，是在北京世纪经贸大厦1509，参与人还有黄爱民、李慧等人，有关360万元仍是上述所说。2013年1月8日的会议时间（上下午一天）地点没有异议，还是360万元的描述是上述所说，并不是记录中的“纯属帮忙”的说辞。2013年5月16日的会议纪要，时间地点和参与人没有异议，有关360万元的描述还是上述内容。
另查明：中科北京分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向案外人田苍林汇款50万元，汇款凭证附言：还款、收据0226773。中科北京分公司记账凭证载明还田苍林借款。
再查明：2015年9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京海检公诉刑不诉（2015）134号不起诉决定书，载明2009年至2010年期间，费卫亭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科北京分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期间，在没有实际业务的情况下，向国图上海分公司虚开4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共计人民币36万元，税额总计人民币61.2万元，其中有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被抵扣，抵扣税款合计人民币115044.2元。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该案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决定对被不起诉人费卫亭不起诉。
本案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中科北京分公司与张健菁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张健菁基于借贷关系主张中科北京分公司返还借款，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张健菁主张其与中科北京分公司成立借贷关系，提供了加盖中科北京分公司公章的收据，该收据载明了借款时间、地点及利率。张健菁主张案涉收据系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人员邮寄交付，但该收据上经办人员签名模糊、无法辨别，张健菁亦无法明确该经办人姓名。其次，中科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张健菁丈夫费卫亭2012年9月27日发送的电子邮件，能够证明费卫亭认可案涉款项系用于冲抵国图上海分公司的应收账款。张健菁主张费卫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无权处分张健菁名下款项。但案涉款项刷卡扣款时，张健菁与费卫亭系夫妻关系，且其主张系在费卫亭要求下向中科北京分公司出借款项，此陈述与费卫亭电子邮件的内容相互矛盾，故张健菁的该项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据，张健菁仅以收据主张双方成立借贷合意，在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此款用于冲抵其他款项的情形下，张健菁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提供证据。而张健菁对借贷合意形成及借款过程，包括借款要约与承诺形成的细节、银行卡及密码的具体交付对象、银行卡从何人处取回、案涉收据如何取得及对方经办人员等具体细节均语焉不详，与常理不符。故上诉人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主张双方就案涉50万元款项未成立借贷关系，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张健菁以借贷关系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中科北京分公司归还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此外，经审查，本案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导致原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一审中发生的鉴定费用，因鉴定对象为案涉收据上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鉴定申请方为中科北京分公司，鉴定结论显示收据公章印文与中科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为同一枚印章，故此鉴定费用应由中科北京分公司、中科公司自行负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商初字第66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健菁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550元由张健菁负担，鉴定费5330元由中科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550元，由张健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荣 艳
代理审判员 张 静
代理审判员 黄建东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