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6民初4931号
原告钟天源，男，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委托代理人文静，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关献鸿，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现关押顺德区看守所。
委托代理人黄家文，广东智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孔恒昭，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现关押顺德区看守所。
原告钟天源诉被告关献鸿、孔恒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威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6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文静，被告关献鸿的委托代理人黄家文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孔恒昭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原告经人介绍与两被告相识，两被告以投资“诚信传媒”原始股为由，向原告保证每个月有10%的固定回报，年回报绝对不低于130%，诱骗原告签订所谓的“合同”，签订合同后，原告按两被告要求将600000元转到指定账号内。不久原告发现可能受骗上当，马上打电话给被告孔恒昭要求退款。此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谈话、约两被告面谈等方式希望得到解决，但二人均以各种理由掩饰、推卸责任。2013年12月6日，两被告来到茂名面谈，在多方协商结果下，原告与两被告达成一份协议，协议约定两被告购买前述合同原告的权益，并同意支付600000元，并同意将属于被告关献鸿的车留置给原告使用，直至全部支付前述款600000元，原告才将该车还给被告关献鸿，全部支付完毕后，原告不再追究两被告的其他法律责任，双方约定支付最后日期为2014年4月7日。之后两被告陆续支付了300000元给原告。为此原告起诉要求：一、两被告共同偿还欠款本金300000元，逾期利息28500元（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息4.75%计，暂计两年）；二、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关献鸿辩称，1.实际上被告关献鸿没有欠原告款项，原告支付了600000元实际上是原告与深圳骆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帝公司）之间的合同款项，与被告关献鸿没有直接关系；2.被告关献鸿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不是被告关献鸿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被告关献鸿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胁迫签订的，且协议书与事实相违背。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被告关献鸿的质证意见如下：
1.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合同是原告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
被告关献鸿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书可以证明原告与骆帝公司之间存在纠纷，而不是与被告关献鸿存在纠纷。该合同书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与骆帝公司签订合同存在被欺骗的情况，该合同应受法律保护。
2.收据、存款业务回单原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被骗转款、两被告确认收款的事实。
被告关献鸿质证意见：对收据、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收据与业务回单是说明被告关献鸿是代骆帝公司收取相关的款项，也证明该款项是骆帝公司已经收取了，与被告关献鸿没有直接关系。
3.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两被告同意回购600000元的事实。
被告关献鸿质证意见：对协议书的签字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书签订时被告关献鸿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且受到当时派出所所长威胁才签订的，事后被告关献鸿也到茂名纪委对该所长进行电话举报，茂名纪委也对该所长进行了处分，处理意见及相关的书面凭据被告关献鸿无法提供。
4.银行流水清单原件一份，证明2013年12月7日被告孔恒昭向原告转账50000元，2013年12月31日被告孔恒昭向原告转账100000元，被告孔恒昭共计向原告转账150000元的事实，剩余款项由被告关献鸿向原告转账，上述款项收取后，原告均出具了收据。
被告关献鸿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关献鸿未提供证据。
经过庭审辨证、质证，本院对证据材料作以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被告关献鸿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8日，原告与骆帝公司签订一份《诚信传媒广告代理合同书》，原告可代理骆帝公司的广告权，骆帝公司按1:1.5的投资比例将广告权全额交给原告代理，广告权具体内容包括：《商品与质量周刊》——食品与药品专刊、央视网民企名片栏目、《民企春晚》及骆帝公司正在推行的《诚信传媒》INSS传媒平台等，原告出资600000元获取广告权900000元。此外合同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条款作出详细约定，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原告一次性投资诚信传媒600000元，获得骆帝公司给予原告可交易原始股450000元股票和900000元广告权。当天，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600000元款项汇至骆帝公司指定名叫“田某”的账户，同时，两被告作为代收款人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据》内容为：“确有收到钟天源交来600000元购买诚信传媒广告权900000元和450000元的原始股权及自然而然大豆啤酒代理权茂名市、贵阳市代理权。特此收据。”
另查，2013年12月7日，原告及两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2013年3月18日关献鸿、孔恒昭代收钟天源600000元购买骆帝公司广告代理权。现双方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关献鸿及孔恒昭提出2013年12月7日一次性支付钟天源100000元，2013年12月11日前支付100000元，余下400000元在2014年4月7日前结清；二、车辆暂由钟天源暂扣，等到关献鸿及孔恒昭支付400000元才能将汽车开走；三、钟天源答应对方提出的方案；四、钟天源同意关献鸿及孔恒昭将所有款项退回后不追究关献鸿及孔恒昭任何经济法律责任，并将2013年3月18日的收据作废。协议签订当天，两被告向原告支付100000元，后两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200000元。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该《协议书》实际上是两被告向原告回购广告权的合同。
再查，本院依职权对被告孔恒昭作了询问笔录，被告孔恒昭表示原、被告均是骆帝公司的投资者，因该公司迁到北京，三人均想退代理款，后两被告在茂名一派出所所长的胁迫下签订了涉案协议。庭审中，被告关献鸿表示被告孔恒昭系骆帝公司的项目总监，案涉《协议书》系限制人身自由及胁迫下签订的。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实际上是广告权回购合同，为此原、被告三方成立合同关系。对此本院应先判断原、被告三方之间是否存在广告权回购合同。
合同成立时合同订立的重要组织部分，其要件有：1.缔约人；2.意思表示一致；3.标的。首先，案涉《协议书》系由原、被告三人签订，故符合第一要件。其次，当事人依程序订立合同，意思表示一致，便形成合同条款，构成了作为法律行为意义上的合同的内容。《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如下条款提示缔约人：1.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所；2.标的；3.质量和数量；4.价款或酬金；5.履行的期限；6.履行地点和方式；7.违约责任；8.解决争议的方法。上述提示条款中，标的是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合同不规定标的，就会失去目的，失去意义，可见，标的是一切合同的主要条款。欠缺它，合同就不成立。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并未标注任何的标的，未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在《协议书》中并未显示原、被告对广告权的回购达成的一致意见的意思表示，故原告所谓的“广告权回购合同”因缺乏合同主要条款并不成立。由此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广告权回购的法律关系，即原告依照“广告权回购合同”要求两被告支付剩余的款项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审理中原告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经庭审调查却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同时被告关献鸿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认为被告关献鸿并未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已向茂名纪检举报，且与本院认定并无直接关系，本院亦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天源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3113.75元（由原告钟天源预交），由原告钟天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威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