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川3425行初16号
原告张国发，男，197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会理县南阁乡大捲村1组26号。身份证号码：513425197112271512
原告胡许，男，199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会理县南阁乡大捲村1组26号。身份证号码：513425199304210713
原告胡林，男，199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会理县南阁乡大捲村1组26号。身份证号码：513425199710100712
原告帅炳秀，女，1943年9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会理县南阁乡大捲村1组26号。身份证号码：513425194309050728
委托代理人李映江，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尚存良，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会理县公安局。住址：会理县城关镇上巷子**号。
法定代表人赵鹏，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燕，会理县公安局干警，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黄议，会理县公安局干警，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杨光华，男，198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居民，住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新华街62号。
原告张国发、胡许、胡林、帅炳秀要求确认被告会理县公安局查扣和放出杨光华所有的摩托车的行政行为违法，于2016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0月27日向被告会理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3日、2017年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国发、胡许及诉讼代理人李映江、尚存良，被告会理县公安局的诉讼代理人吴燕、黄议，第三人杨光华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国发、胡许、胡林、帅炳秀诉称，2015年12月22日，刘寿松无证、超速驾驶一辆无牌照赛摩，搭乘韩静在位于会理县的108国道2945+800M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驾驶人刘寿松、乘坐人韩静当场死亡。因刘寿松无证、超速驾驶特种车辆违法在公共道路行驶，致使车辆与行人胡德芸相撞，造成原告近亲属胡德芸重伤。胡德芸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1月2日死亡。依据原告与刘万朝、兰宗桂、施婵燕、刘兴蕊、杨光华等，在关于胡德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杨光华等人的当庭陈述，在案证据和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证明该车辆在肇事前先后被会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姜州中队、会理县公安局红旗派出所查扣，后又不明原因被违法放出交给无驾驶证刘寿松使用，直至本交通事故发生。会理县公安局对其派出机构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红旗派出所）对该车辆的查扣行为是否合法及是否具有相应的查扣权限、是否依法作为，需要审理查明。该车辆无车辆登记证书及行驶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至今不明，且该车辆属于特种车辆（赛摩），不应在公共道路路上行驶，驾驶人刘寿松也不具有摩托车驾驶证，公安机关未依法查扣。被告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红旗派出所）查扣肇事车辆后未依法处置车辆，将肇事车辆违法放出，交给不具有驾驶证的刘寿松使用，该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如被告依法管理肇事车辆，并依法处理，该车辆不可能流入社会，本重大交通事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红旗派出所）在本案中到底是被属地公安局授权查扣车辆，还是无权查扣或超越职权对车辆违法查扣和放出，到底以谁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的内部分工和授权原告无法明确，相应证据也掌握在被告处，需要通过审查来查明，并依法判决。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红旗派出所）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本交通事故三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违法行为明显，会理县公安局未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对其派出机构、违法行为应依法承担原告损害的赔偿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之规定，原告一并起诉主张行政赔偿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并无法律规定原告不能一并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已于本案起诉时一并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请人民法院一并依法审理和判决。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原告家庭户口本及身份证；2、会理县南阁乡政府及南阁乡大捲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与死者胡德芸的家庭及身份关系，证明原告主体适格，且与本案诉求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第二组：会理县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会公交认字[2016]第022号；证明：1、在2015年12月22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为未登记、无保险的赛摩，肇事人刘寿松不具有摩托车驾驶资质，且超速行驶。原告亲属胡德芸无责任。2、被告违法放出的肇事车辆导致了本交通事故的发生。
第三组：1、四川鼎盛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四川鼎盛司法鉴定所[2016]会理鉴字第001号）及鉴定费发票；2、法院（2016）川3425民初第613号《民事壹审诉讼卷宗（正卷）》，其中包括会理县法院调取的《接（报）处警登记表》、2016年4月5日庭审笔录、2016年4月15日庭审笔录；3、会理县人民法院（2016）川3425民初613号；4、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34民终542号；5、2016年2月18日会东县公安局对杨光华的调查笔录。证明：1、肇事车辆原为第三人杨光华所有；2、两次庭审笔录证明原告在对会理县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接（报）处警登记表，经法庭出示并经质证和生效判决确认，才知道杨光华对于肇事车辆失去控制的原因是车辆被被告违法查扣和放给肇事人刘寿松使用，至此才明确知道被告的违法行为，且经二审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才确认了被告存在该具体行政行为；3、证明肇事车辆被非法改装、买卖、使用，并先后被会东县公安机关和会理县公安机关违法、查扣和放出的整个过程及相应事实；4、在会理县人民法院（2016）川3425民初61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曾要求追加被告作为当事人，但被人民法院拒绝。5、被告存在查扣和放出肇事车辆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告查扣该车辆时该车辆正被刘寿松使用；6、胡德芸因被告违法行为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和胡德芸的死亡，被告违法行为与胡德芸死亡有因果关系。
第四组证据：会理县人民法院《当事人递交行政案件材料清单。证明原告在上述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经过确认后，依法于2016年9月7日即向会理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以及赔偿的诉讼。
第五组证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会理县公安局所举证据系伪造，不能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事后违法收集的补证证据，并存在虚假证据。
被告会理县公安局辩称，一、原告方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从原方提交法庭的诉状书面内容完全可以得出：原告及其亲人胡德芸都不是确认标的物摩托车的占有使用人，也不是出事摩托车的所有人。在2015年7月10日摩托车权属争议时既不是在场人员，更不是争议当事人。因此，假设会理县公安局存在着具体行政行为，那么行政行为与原告及其亲人胡德芸都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着法律利害关系，更不存在有侵犯原告及亲人胡德芸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49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告及其亲人都不是2015年7月10日出警的相对人且不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原告不享有行政诉讼权。二、原告方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原告诉状写明请求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的范围，原告“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所诉求在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其有着直接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律规定，所以，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方所提行政诉讼已经逾越了行政诉讼时限规定，超过了诉讼时效，也应给予驳回。《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2015年12月22日，刘寿松、韩静、胡德芸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016年1月20日，会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此次交通事故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同时，向张国发、韩登荣送达了“会公交认字[2016]第2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外，原告也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交事故损失。因此，原告方从2016年1月20日起就知道并且也应当知道其所谓的“出事车辆（摩托车）放出”的事实等，那么，提起行政诉讼应该从2016年1月21日起计算，原告方却是在2016年9月1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其超过了6个月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不予受理。四、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暂存放杨光华、刘寿松权属争议摩托车及退还摩托车的行为属于民事纠纷调解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方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事件经过清楚，2015年7月10日22时许，杨光华向会理县公安局110报警称：“自己2014年被会东县交警队扣的摩托车现在被发现在会理县。”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后值班民警接报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杨光华与刘寿松是因为一辆无牌照白蓝色铃木两轮摩托车权属发生纠纷（该车车辆型号为：G5X-600R，车架号为：JSIGN7DA7A1233538，发动机号为N732）。双方都无法当场出示关于摩托车权属的相关依据，未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民警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协调解决，民警在全国被盗抢车辆信息查询系统上进行了查询，该“摩托车”并非被盗抢车辆，不是派出所案件办理范畴，经初查，此车系刘寿松所有，该摩托车系杨光华以17000元的价格向刘寿松购买，后因其他原因造成双方摩托车权属争议。因双方都不能当场提供关于摩托车权属的依据，经协商双方自愿将“摩托车”暂时存放于果元派出所，并达成协议，能够拿出“摩托车”手续的一方可将“摩托车”取走。因此，杨光华和刘寿松争议的“摩托车”暂放于果元派出所。2015年7月11日，刘寿松到派出所向民警出示“摩托车”的合格证，民警核对合格证记录发动机号、车架号、车辆型号等各项内容与“摩托车”也吻合，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反映出“摩托车”是在道路上行驶的无牌照摩托车。民警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摩托车”退还予（纠纷前发生财物持有人）刘寿松。2、在处置事件的过程中，民警行为得当，程序合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110接处警工作规则》，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在出警后经初查确认该事件中的“摩托车”不属于被盗抢车辆，该警情是杨光华和刘寿松之前对摩托车的权属争议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治安管辖范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民警对双方进行了协调，经双方自主协商后将摩托车暂存于派出所，派出所未对该摩托车采取任何的行政措施。在刘寿松向派出所民警出示摩托车合格证后，民警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将“摩托车”退还刘寿松。杨光华、刘寿松间权属争议完全是民事争议，对于“摩托车”权属争议不是公安机关职权范围。公安机关对双方的调解，是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志，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调，不具有公安机关行政强制力，因此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五、由于摩托车权属争议而报警，民警因出警处置的行为不违法，与刘寿松违法驾驶比赛用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会理县公安局不存在任何连带赔偿责任。1、关于交通事故的事件经过，2015年12月22日，刘寿松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资格驾驶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搭乘韩静由会理县鹿厂镇方向往会理县城方向行驶，19时45分许，当车行至108国2945Km+800m处时，因超速行驶且未确保安全行车致使车辆与行人胡德芸相撞，造成刘寿松、韩静当场死亡、胡德芸受伤、两轮摩托车受损交通事故。胡德芸经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2日死亡。经会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证实：在此次事故中，刘寿松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无牌机动车且驾车超速行驶未确保安全行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据2016年1月20日会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寿松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派出所退还该摩托车无直接因果关系，公安局不应承担胡德芸死亡的赔偿责任。2015年7月10日，刘寿松与杨光华发生权属争议自行将：“摩托车”推进派出所，以及审核确定刘寿松出具合格证信息与争议摩托车信息一致后，2015年7月11日，刘寿松将摩托车取回推走。两次接触中，会理县公安局民警都没有看见和发现刘寿松驾驶“摩托车”的情况，都是推进和推出派出所内。2015年12月22日19时45分许，刘寿松驾驶该摩托车在108国道2945Km+800m处交通肇事，会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调查后，依法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并送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会理县公安局民警都是严格依法办事，没有任何违法及不当，已履行完相应职责。并且，原告确认所谓行为违法与刘寿松驾驶摩托车交通肇事相互间相隔数月，从时间、空间以及当事人等等都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会理县公安局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综上所述，原告方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其诉讼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提起行政诉讼已经逾越了行政诉讼时限规定，超过了诉讼时效，也应给予驳回。2015年7月10日，会理县公安局是由于杨光华和刘寿松因为摩托车权属争议报警而出警，刘寿松取回、领走摩托车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原告方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会理县公安局由于摩托车权属发生争议杨光华报警，民警从而出警处置行为合法有据，并不违法。请法庭核实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会理县公安局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第一组证据：1、原告的行政起诉状，证明原告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会理县公安局查扣和放出杨光华、刘寿松争议摩托车的行政行为违法；2、接（报）处警登记表、出警经过、协调记录、出警情况报告、盗抢车辆信息查询情况说明、民警自述材料，证明被告公安局在处置该事件时合理合法，并按照程序规定办理，该事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置适当；3、受理道路交通事故登记表、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书、机动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15年12月22日在108国道1082945Km+800m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及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4、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送达回执，交通事故的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1月20日会理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已经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并在2016年1月21日将事故认定全部通知了死者家属；
第二组证据：1、会理县公安局关于张国发、韩登荣信访问题的回复，证明被告已对张国发、韩登荣信访问题做出答复；2、民事判决书，证明会理县法院对2015年12月22日刘寿松交通肇事做出判决；
第三组证据，出庭证人周明柱、张勇证言，证明2015年7月10日出警情况及发出摩托车的情况。
第三人杨光华辩称，时间过的太久了，很多事情我记不清了。
第三人杨光华无证据提交。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中1号证据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对2号证据认为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并申请了司法鉴定；对3号证据中的交通事故的情况说明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的合法性；对出庭证人证言均有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第一、二、三、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从鉴定结论不能得出原告方的证明目的，不能从鉴定书看出我方造假。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原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有异议的证据，但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0日，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按110指示出警，杨光华报案称，自己2014年被会东县交警队扣的摩托车现被人在会理县骑行。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出警后认为双方都不能拿出摩托车的相关手续，摩托车被派出所扣押。2015年7月11日，刘寿松将该车领走，并在接（报）处警登记表中在备注栏注明：2015年7月11日领走铃木摩托一辆，在派出所领走，刘寿松在该备注栏签名。2015年12月22日19时45分许，刘寿松无证驾驶该辆摩托车搭乘韩静由会理县鹿厂镇方向往会理县城方向行驶，当车行至108国道2945Km+800m处时，因超速行驶且未确保安全行车。致车辆与行人胡德芸相撞，造成刘寿松、韩静当场死亡、胡德芸受伤，摩托车受损的交通事故。胡德芸经攀枝花中心医院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2日死亡。该事故经会理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为：刘寿松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胡德芸、韩静二人均不负此次事故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被告会理县公安局出示证据中《协调记录》的形成时间鉴定项目变更为：鉴定《协调记录》中手写体“周明柱、张勇、李云兵”的字迹的形成时间以及相应字迹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字样、印章的形成时间；申请将《盗抢车辆信息查询情况说明》的形成时间鉴定变更为对《盗抢车辆信息查询情况说明》中的手写体“周明柱、张勇”字迹的形成时间以及字迹处对应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字样、印章的形成时间；申请将《出警情况报告》的形成时间鉴定变更为鉴定《出警情况报告》中手写体“同意出警人员意见”及“胡启平、周明柱”相关签名的形成时间以及末端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字样、印章的形成时间；申请对2015年7月11日“接（报）处警登记表”的鉴定内容变更为对其备注栏中的“在派出所领走”字样以及对第二处“2015年7月11日”的字样手写体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7年7月11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定中心[2017]鉴字第02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送检落款日期为“二0一五年七月十日”的《出警情况报告》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3日”的《出警经过》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形成时间相近；不能确定上述《出警情况报告》原件落款批注处“同意出警人员意见胡启平2015.7.10”手写字迹、“周明柱”署名字迹形成时间。2、送检落款日期为“二0一五年七月十日”的《协调记录》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3日”的《出警经过》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3日”的《出警经过》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形成时间相近；不能确定上述《协调记录》中“协调人”落款部位的“周明柱、张勇、李云兵”署名字迹的形成时间。3、送检落款日期为“二0一五年七月十日”的《盗抢车辆信息查询情况说明》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3日”的《出警经过》原件落款部位的“会理县公安局果元派出所”印文时间相近；不能确定上述《盗抢车辆信息查询情况说明》“查询人”落款部位的“周明柱、张勇”署名字迹的形成时间。4、不能确定接警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编号为“0059317”、四川省公安厅制的《接（报）处警登记表》原件“备注”栏上的“2015年7月11日领走铃木摩托车一辆在派出所领走”手写字迹、“备注”栏上落款日期“2015年7月11日”手写字迹、“备注”栏上落款日期：2015年7月11日”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原告用去鉴定费4400元。张国发与胡德芸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胡许、胡林二子，帅炳秀系胡德芸的母亲。
另查明，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作出（2016）川34民终542号判决：张国发、胡许、胡林、帅炳秀家属胡德芸的医药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658912.78元，由刘万朝、兰宗桂、刘兴蕊的法定监护人施婵燕在刘寿松的遗产范围内全部承担。
还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会理县公安局的法定代表人由李令变更为赵鹏。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方是否具备本案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告会理县公安局查扣和放出摩托车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10日和11日，刘寿松骑该摩托车于2015年12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了原告家属胡德芸在该次交通事故中死亡。被告会理县公安局作出查扣和放出摩托车的行政行为与原告不具有直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原告也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相对人。故原告张国发、胡许、胡林、帅炳秀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国发、胡许、胡林、帅炳秀的起诉。
本案依法不收取诉讼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甘晓岚
审判员 刘 波
审判员 计兴快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黄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