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77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42年7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金明,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46年10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70年7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女，1944年8月5日出生。
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亚光，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3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我有权居住、使用北京市海淀区402号房屋（以下简称402号房屋）和北京市海淀区601号房屋（以下简称601号房屋）；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我于一审中提供的《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书系李某4、李某2亲笔签署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协议书不能成为李某1要求确认居住权”的依据不当；2、402号房屋和601号房屋系基于7号房屋拆迁所得，我是六位共有权人之一，《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亦载明乙方有六位共有产权人，我是其中一位，故我对402号房屋和601号房屋享有权益；3、一审认定“房屋安置是基于李某4、李某2户口在7号，持有落办证明，是房屋共居人”的事实无证据支持，亦与客观事实相悖；4、一审开庭表示要向北京荟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荟宏房地产公司）核实调查相关事实，我亦将该公司联系方式提供法庭，但一审法院并未调查，导致事实未查清。
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我们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李某1在一审提供的《协议书》上只有李某2、李某4的签字，协议未成立，且协议内容不明确，无法履行；2、李某1实际上取得了拆迁补偿款，并非没有享受到拆迁补偿；3、402号房屋和601号房屋是基于李某2、李某4两个人的户口安置的公房，按照现在的政策规定，只有北京户籍人口才可以申请居住，而李某1系河北省户口，不具备公房承租资格。
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我有权居住、使用402号房屋和601号房屋；2、诉讼费由李某2、李某3、李某4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1与李某2、李某4系姐妹关系。母亲霍某1生育五女，即李某5、李某6、李某1、李某4、李某2。李某6于1975年3月31日去世。霍某1于1986年12月31日去世，留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7号里院东房3间，建筑面积42.2平方米。1989年7月15日，经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公证，霍某1的在北京市西城区7号遗产房产三间，应由其女李某5、李某1、李某4、李某2、外孙子女华某1、华某2共同继承。后该房办理了房产共有执照，上述房产为李某5等六人共有。
1999年3月4日，李某5办理委托公证，委托李某1办理房屋拆迁补偿及遗产分配有关事项。2000年10月10日，李某4、李某2、李某5等与荟宏房地产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甲方为荟宏房地产公司，乙方为李某4、李某2（李某5等六人共有产权）。协议约定，乙方住址7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叁间，建筑面积42.2平方米。该房为文革挤占房，私产落实政策，有落办证明（产权为李某5、李某2、李某4、李某1、华某1、华某2，六人共有产权）。直接安置：402号（壹居）李某4、601号（贰居）李某2。该协议其他事项均为空白。乙方签字处有李某1、李某2、李某5（李某1代）、李某4、华某2、华某1（代）。
2000年10月11日，李某4之子李某3与房管所就402号房屋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同年10月19日，李某2与房管所就601号房屋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
对有争议的事实，法院认定如下：
1、李某1提供《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7号的三间东房为六人的共同私有房产（详见《房产共有执照》），近期将被房地产开发商拆迁。为了争取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及最小的经济损失，每个人都应尽力去维护，只要齐心合力，相信能把这件事做好。无论采用何种办法，所获得的有关房产的经济利益均按占有的权利成数分配及享用；办事过程中的必要开支、应酬花费（事前应尽量做到争求多数人的同意）亦由集体共同承担。现立此据，以示同意，减少事后的争执。”该协议落款时间为1998.4.30，有李某4签字、李某2签字。李某4、李某2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二人认为该协议仅有两个人签名，没有其他人签名，协议并没有达成也未履行。法院确认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对于证明效力将结合案情再行论述。
2、李某4、李某2称全部继承人已获得拆迁补偿费，提供了拆除房屋估价汇兑表、权属登记受理通知单、2006年10月20日李某1出具的收据。其中，拆除房屋估价汇总表写明3间房屋共计42.2平方米的补偿费是22008元；权属登记受理通知单写明申请人：李某5四人，授权委托人：李某1（受托4/10份额），受理的材料清单包括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申请书、房屋所有权证补证申请（办理部分注销，42.2平方米之8/10份额；重置成新价17606元）、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产共有执照3份、证明、公证书2份，身份证复印件。该受理通知单申请人有李某1、李某4签字，受理日期为2006年10月20日。李某1、李某4于2006年10月20日写有收据，“今领到款17606元，付李某4为3780，其余款均在我处”。李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7号房屋拆除后，无论是现金补偿还是安置性的权益均应按照份额进行分割。法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于证明效力再行论述。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提供证据证明。没有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402号房屋、601号房屋是李某2、李某4通过拆迁安置取得，通过与房管所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李某2、李某4之子李某3成为上述房屋的承租人，各自对房屋拥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现李某1在本案中持有《协议书》要求确认对两套住房拥有居住权。对此法院认为，协议应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书》仅有李某2、李某4签字，并无其他房屋共有权人签字，故协议尚未达成。李某2、李某4在《协议书》签字之时，并未取得拆迁利益，且协议内容并不明确、具体，亦未取得其他共有权人的一致同意，故不能成为李某1要求确认居住权的依据。且协议签署的两年后，双方当事人以及其他共有权人于2000年10月10日与拆迁人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已明确写明拆迁方直接安置给李某4为402号房屋，安置给李某2为601号房屋，上述房屋安置是基于李某4、李某2户口在7号，持有落办证明，是房屋共居人的事实。李某1在协议书中签字，视为其认可。李某1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其有权获得争议房屋的居住权。诉讼中，李某4、李某2提供了收据，证明李某1已签字领取作为房产所有人所拥有的经济补偿部分。故双方对于拆迁所得利益已进行分配，现李某1要求拥有601号房屋、402号房屋的居住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李某1依据李某4、李某2签字的《协议书》要求确认其有权居住、使用402号房屋和601号房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协议书》的内容系对李某5、李某1、李某4、李某2、华某1、华某2六人共有的7号三间房产将来的拆迁及经济利益分配相关事宜的约定，但仅有李某4、李某2两人的签字，并无其他共有权人的签名，故该《协议书》尚未成立，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已明确载明，402号房屋安置给李某4，601号房屋安置给李某2，李某1亦在该《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中签字，系对上述两套房屋安置方式的确认。且拆迁后，李某1作为房产共有权人，已经领取了其所享有的经济补偿部分，故现李某1依据其提交的《协议书》主张有权居住、使用六人共有的房屋拆迁所得的402号房屋和601号房屋，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秋燕
审 判 员 刘 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湘羽
书 记 员 李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