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花法民一初字第2479号
原告：刘国海，男，198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原告：邱春艳，女，1984年6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宁明县。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爱，广西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号。
负责人：周勇。
委托代理人:李立凯，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麦卓文，该医院医生。
原告刘国海、邱春艳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海及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麦卓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又于2017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海、邱春艳及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立凯、麦卓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国海、邱春艳诉称：2015年8月26日晚上21时40分，刘嘉琪因为呕吐、发烧，两原告带刘嘉琪前往被告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刘嘉琪发烧至38.5，经过检验认为白细胞总数偏高，被告方就建议住院治疗，当时刘嘉琪很清醒，还会口诉要求排便等。在8月27日凌晨2点钟左右，刘嘉琪出现抽搐行为，当时我们就向被告的护士反映，但护士称孩子输液出现抽搐行为是很正常的，然后就走回去了。在8月27日早上6点钟的时候，护士来给孩子喂退烧药，就发现孩子身体僵硬，已经张不开嘴了。之后就带孩子去抢救、打针，但是当时我孩子的眼睛已经模糊、看不清楚了，之后就将我女儿送往ICU重症监护室。在8月27日上午的时候，我们要求将孩子转院治疗，但被告称没有救护车不同意转院，根据被告方的陈述孩子于2015年8月27日晚上10点去世。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163968.36元（原告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695144元、丧葬费32395元、护理费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2000元、治疗费5246.8元、尸体火化费5156元、尸体解剖费11000元、误工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14500元，我方要求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二、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医疗损害鉴定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医疗案件已经过了医疗损害的司法鉴定，鉴定的结论是轻微责任，参与度为1%至20%，1%是属于医疗瑕疵，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二、本案中患儿刘嘉琪的死亡是疾病的自然转归，与我方的医疗行为是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国海、邱春艳系刘嘉琪的父母，刘嘉琪于2010年9月21日出生，于2015年8月27日死亡。
刘嘉琪因“呕吐半天”于2015年8月26日入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诊治，伴发热、血象高，入院诊断为：1、急性呼吸道感染；2、呕吐查因：急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8月27日6：30刘嘉琪出现抽搐，神志不清，头颅CT无异常，脑脊液提示化脓性脑膜炎改变，予气管插管、抗感染，降颅内压、改善循环等治疗，19：55刘嘉琪心率下降，经胸外心脏按压及药物等抢救治疗，22：18刘嘉琪心率下降至0次/分，经抢救无效于22：48死亡。原告共产生门诊医疗费144.9元和住院医疗费7896.49元，原告拖欠住院医疗费2793.69元。
原告自行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刘嘉琪的死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5年9月24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嘉琪符合因患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神经系统障碍死亡。原告方支付了鉴定费11000元。
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经摇珠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对刘嘉琪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化脓性脑膜炎是各种化脓性细菌引起的脑膜炎症，部分患者病变累及脑实质，本病是小儿，尤其是婴幼儿时期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临床上以急性发热、惊厥、意识障碍、颅内压增高及脑膜刺激征及脑脊液脓性改变为特征，90%的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为5岁以下儿童，大都急性起病，部分患儿病前有数日上呼吸道及胃肠道感染史，早期诊断是保证患儿获得早期治疗的前提。本病婴幼儿死亡率10%，死亡率与病原菌、患儿年龄、脑脊液中细菌量、治疗前惊厥持续时间有关。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对刘嘉琪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失：1、入院时及入院后没有根据患儿病情及时使用抗生素并及时调整抗生素剂量；2、病历管理不当，其中过失2与患儿死亡后果无因果关系。纵观患儿整个诊疗过程及病情进展，入院时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楚，神经系统无明显症状及体征，无化脓性脑膜炎诊断依据，入院后病情变化快，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呼吸衰竭、消化道出血、肺出血、脓毒性休克等多器官功能障碍，说明患儿病情非常严重、凶险，故认为患儿自身疾病的严重性、凶险性、病情进展迅速性及疾病初期表现不典型是其发生死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与患儿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对患儿的诊疗过程中虽然存在没有及时使用抗生素及调整抗生素剂量的过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患儿的治疗，但并不是影响患儿疾病转归及预后的决定性因素，因患儿疾病初期表现不典型，医方无法早期诊断，待有神经系统症状时，医方虽考虑颅内感染，但患儿病情已非常严重，即使及时使用抗生素也很难逆转患儿的结局，其疾病本身的凶险性决定了病情的不良预后和转归，因此，医方的过失1与患儿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综上分析，综合评定，认为患儿自身疾病因素是患儿发生死亡后果的主要因素，医方的过失仅属于轻微因素，建议参与度拟为1%-20%。原告方支付了鉴定费14000元。
刘嘉琪为农村户口，原告方主张刘嘉琪事发前跟随父母在广州市花都区居住，并提交了由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租赁合同、杨永祥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刘国海承租该村村民杨永祥的商铺经营小食店，租赁期间自2014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
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活动具有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诊疗和护理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以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本院依法委托的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对刘嘉琪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制作程序及实体均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根据鉴定意见书，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对刘嘉琪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
原告方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
1、死亡赔偿金，刘嘉琪虽为农村户口，但原告提交了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租赁合同等证据，能够证明刘嘉琪于死亡前在广州市花都区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故此，本院对原告诉请死亡赔偿金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计算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共计695144元。
2、丧葬费，原告诉请32395元，未超过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3、护理费按本地区医疗机构专职护工的薪酬标准80元/天计算1天共计80元。
4、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元/天计算1天共计100元。
5、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根据原告方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原告诉请2000元合理，依法予以支持。
6、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原告本身在广州市花都区有住所，且未提交证据证明住宿费的实际产生情况，故此，本院对原告诉请住宿费不予支持。
7、医疗费凭据共计8041.39元。
8、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原告刘国海、邱春艳的误工费应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国有餐饮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2345元计算10天，原告主张2000元未超过前述金额，故本院予以支持。
9、精神损害抚慰金，刘嘉琪的死亡确实给原告刘国海、邱春艳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故此，本院对原告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
10、死因鉴定费及医疗损害鉴定费凭据共计25500元。
11、尸体火化费，包含在丧葬费中，而本院业已支持了丧葬费，故对火化费不予支持。
原告的上述损失共计815260.39元，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负责赔偿10%共计81526.04元，扣减原告拖欠的医疗费2793.69元，还需赔偿78732.35元。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刘国海、邱春艳78732.35元；
二、驳回原告刘国海、邱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79元，由原告刘国海、邱春负担1860元，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负担171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亮
审 判 员 俞颖
人民陪审员 高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邝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