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7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彩虹路鸿翔北一街**号*层，执业许可证号24406200210105990。
负责人：赵万山，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佳，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伯德，男，汉族，1955年8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孚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李伯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4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伯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李伯德与信孚律所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信孚律所向李伯德退还律师费380000元；3.判令信孚律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3日，李伯德作为甲方就李伯石涉嫌行贿一案事宜，与信孚律所作为乙方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依照《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合同法》等规定，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范才能提供如下法律服务：1.为犯罪嫌疑人李伯石提供法律帮助；2.担任被告人李伯石的辩护人；3.担任甲方的诉讼代理人。二、乙方提供法律服务范围包括：（一）侦查阶段。包括以下内容：1.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2.会见犯罪嫌疑人；3.提供法律咨询；4.代理申诉、控告；5.申请取保候审。（二）审查起诉阶段。包括以下内容：1.会见犯罪嫌疑人；2.提供法律咨询；3.代理申诉、控告；4.申请取保候审；5.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有关诉讼文书和案卷材料；6.辩护。（三）审判阶段。包括以下内容：1.一审出庭辩护或代理；2.二审辩护或代理。三、……。四、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广东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律师采用计件收费。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当天向乙方支付以下费用（人民币）：1.律师费：1000000元；2.办案费/元。律师费应当划入乙方承办律师以下银行账户：户名：范才能，账号：62×××31，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甲方将律师费划入上述账户的，视为甲方已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关于律师费的其他约定详见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发生的法院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查档费、复印费、翻译费、差旅费、跨境通讯费、专家论证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五、……。十、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日起生效，至甲方所委托的诉讼阶段终结之日终止。甲方所委托的诉讼阶段终结之日：侦查阶段为侦查机关侦查终结或撤销案件之日；审查起诉阶段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终结之日；审判阶段为法院判决或裁定之日，裁定发回重审之日，或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之日。十一、特别约定，1.信孚律所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成功帮助李伯石取保候审的，信孚律所已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2.信孚律所未能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的十日内成功帮助李伯石取保候审的，李伯德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信孚律所七日内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律师费。李伯德选择继续履行本合同的，信孚律所已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3.信孚律所未能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的二十日内成功帮助李伯石取保候审的，李伯德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信孚律所七日内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律师费。落款处甲方签章处上有“李伯德”签名，乙方签章处有“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盖章及承办律师“范才能”签名。签订日期为2016年2月3日，签订地点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现由于合同目的未能实现，李伯德要求信孚律所退还律师代理费无果，遂引起诉讼。
查明一，2017年2月3日，案外人李泳霞向范才能名下账户（户名：范才能，账号：62×××31）汇入100万元。
查明二，缴纳100万元律师费后，范才能向李伯德返还62万元律师费。
查明三，2017年4月12日，信孚律所签收本案的起诉状及相关应诉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李伯德诉请信孚律所返还律师代理费，案件属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李伯德与信孚律所是否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二、如果存在合同关系，则合同的效力如何；三、李伯德的诉请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就此，法院阐述如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信孚律所否认与李伯德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并提出如下抗辩意见。（一）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非信孚律所签署且不是信孚律所的意思表示。信孚律所认为，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格式文本与信孚律所使用的格式文本不一致，仅有信孚律所公章而没有信孚律所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万山审核并签名，不符合信孚律所接案流程规定，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相对方应当是范才能与李伯德，对信孚律所没有约束力。信孚律所观点并不成立。李伯德作为一般自然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无义务、也无能力甄别合同的格式文本是否规范；信孚律所接案流程是其内部管理制度，李伯德并无义务遵守；合同乙方落款处有信孚律所公章，与合同乙方相吻合，而信孚律所法定代表人要否签名，并非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且无证据显示李伯德明知公章是假或与范才能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故范才能是否私刻公章或盗用公章，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信孚律所该抗辩意见理据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同理，信孚律所向法院申请对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乙方所盖的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法院不予接纳。（二）李伯德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从李伯德提供的银行回单凭证看，付款人为李泳霞，收款人为范才能，庭审中李伯德亦出示李泳霞的证明能与委托合同约定的相互印证，且李伯德陈述付款人李泳霞系其侄女，即《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犯罪嫌疑人的女儿，由李泳霞支付律师费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李泳霞与李伯德无亲属关系，李泳霞的代为支付行为，也不属法律禁止之列。故，信孚律所该抗辩意见也于理不合，法院不予采纳。（三）李伯德支付律师费予范才能，李伯德只是与范才能个人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从李伯德提供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文本上看，合同的相对方系李伯德与信孚律所，至于支付律师费系支付给范才能还是信孚律所，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如上所述，范才能系信孚律所律师事务所名下的执业律师，李伯德有理由相信范才能代表信孚律所。范才能构成表见代理，信孚律所该抗辩意见也缺乏理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信孚律所以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风险代理，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关于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抗辩认为案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信孚律所的义务包括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向李伯德提供各项如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辩护等等，申请取保候审仅是其中一项法律服务。虽然双方在合同对申请取保候审与收取律师费特别约定了条件，属于风险代理条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该特别约定违反相关管理办法，属于无效条款，但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信孚律所该抗辩理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
三、李伯德的诉请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关于李伯德请求解除《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问题。首先，案中李伯德、信孚律所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故李伯德的该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其次，由于李伯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此前曾向信孚律所主张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李伯德起诉，视为通知，信孚律所收到起诉状副本视为通知到达，故法院确认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7年4月12日解除。（二）关于返还律师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李伯德有权要求信孚律所返还已支付的律师费，李伯德诉请返还剩余38万元律师费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李伯德与信孚律所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7年4月12日解除；二、信孚律所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伯德返还律师服务费38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500元，由信孚律所负担。
信孚律所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信孚律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全部判项，驳回李伯德对信孚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导致采信证据错误。
一审李伯德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李泳霞出具的书面“证明”，企图以此证明以李泳霞名义汇往范才能账户的100万元就是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金额。
在本案中，李泳霞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亦不是第三人。李泳霞的身份就是证人。因此该份“证明”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而不是书证或其它类别的证据。
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均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明确规定了采信证人证言的程序和条件。证人应当经案件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本人签署出庭作证保证书后方可出庭作证，并需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询问。经证人出庭作证并经法庭质证后的证人证言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案中，李伯德一审并未申请李泳霞出庭作证，一审法庭也未通知李泳霞出庭作证，李泳霞事实上也没有出庭作证，更未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审李伯德提交的所谓的李泳霞的书面“证明”，信孚律所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已经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但一审法庭却依然违反法定程序，片面采信了这份书面“证人证言”，并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信孚律所不禁要问：一审法庭凭什么认定这份所谓的李泳霞出具的书面“证明”是李泳霞的意思表示？凭什么认定该份书面“证明”上李泳霞的签名就是李泳霞亲笔所签？凭什么认定李泳霞是基于客观、公正的态度，并且明知做伪证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甚至，凭什么认定就有李泳霞这个人、凭什么就认定李泳霞具备出庭作证的行为能力？
一审法庭作出的上述认定没有合法的客观的依据，有的只是李伯德的单方陈述。如果李伯德的单方陈述都能够作为法庭认定事实的依据，法庭通知信孚律所出庭应诉便毫无意义，开庭审理也成了毫无意义的走过场。
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必然导致采信证据错误。
二、一审认定事实没有建立在客观且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必然导致认定事实不清。
1.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3日，原告作为甲方就李伯石涉嫌行贿一案事宜，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没有事实依据。
为查明本案事实，信孚律所在一审期间向法庭提出了对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公章进行真伪鉴定的申请，但一审法庭基于其自己的逻辑判断驳回了信孚律所一审提出的申请。也就是说，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公章究竟是真是假，一审并未查清。而信孚律所在一审时自始至终都否认与李伯德签订了涉案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庭却径行认定“2016年2月3日，原告作为甲方就李伯石涉嫌行贿一案事宜，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
信孚律所不禁要问：在公章真伪都还没有搞清楚，而信孚律所又予以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庭究竟是依据什么证据作出上述事实认定的。
2.一审认定（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乙方签章处有‘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盖章及承办律师‘范才能’签名”、“范才能向原告返还62万元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
为查明本案事实，信孚律所一审时向法庭提出申请，请求法庭通知范才能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审理。但信孚律所的该项申请也被法庭驳回。在范才能没有出庭参与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径行认定（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乙方签章处有‘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盖章及承办律师‘范才能’签名”。
信孚律所不禁要问：一审法庭又是凭什么认定涉案合同上范才能的签名是范才能亲笔所签？凭什么认定签订地点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凭什么认定范才能向原告返还了62万元律师费，而不是更多或更少？
必须指出，一审判决还篡改了信孚律所在一审时的答辩观点。在整个一审过程中，信孚律所并未确认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真实存在。因为在李伯德就本案纠纷通过其代理人联系上信孚律所之前，信孚律所对涉案合同一无所知；并且在获知本案纠纷前已无法联系上范才能本人。故而还基于业务管理原因，对范才能作出公示催告。信孚律所确实没有条件就涉案合同是否真实存在向范才能本人进行核实。
就涉案合同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信孚律所一审时的表述是：“他（指李伯德）没有与答辩人（指信孚律所）建立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他充其量只是与范才能个人建立了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假定涉案合同真实存在”；“如果涉案合同真实存在”；等等类似表述（见信孚律所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但一审法庭却篡改了信孚律所对涉案合同是否真实存在的表述，而将信孚律所就这一问题的表述表达为“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相对方应当是范才能与原告，对被告没有约束力”。
信孚律所在此重申：信孚律所不确信范才能与李伯德签订了涉案合同，也不确信涉案合同上的范才能的签名就是范才能所签。
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法庭将李伯德认定为善意第三人，将李伯德直接付款给范才能的行为认定为适用表见代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恰恰相反，依据李伯德自已的书面陈述、涉案合同的约定、李伯德自述的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李伯德自述的因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后李伯德所实际采取的救济措施，可以充分表明：李伯德自始至终非常清楚，他没有与信孚律所建立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他充其量只是与范才能个人建立了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他的钱也不是付给信孚律所的，而是付给范才能个人的，该笔款项与信孚律所没有任何关系。信孚律所一审时就此有详细陈述（见一审答辩状第三部分），在此不再重复。
2.一审关于“范才能是否私刻公章或者盗用公章，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认定更是于法无据。
如果按照一审法庭的逻辑，一个单位的员工只要私刻单位公章或者盗用单位公章与其它民事主体签订合同，该单位就要按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社会岂不乱套！。
事实上，对于员工私刻或者盗用单位公章与其它民事主体签订合同，并将依据合同获得的财物据为己有后，单位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已经作出了原则规定。按照该规定，单位是否要承担责任并不是取决于被害人是否善意，而是取决于：第一、单位是否存在过错；第二、单位的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审法院既没有查明涉案合同上公章的来历和真假；也没有查明信孚律所是否存在过错；更没有查明信孚律所如果有过错，该过错与李伯德的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便径行认定“范才能是否私刻公章或者盗用公章，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不仅于法无据，还直接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相关规定的精神。
3.一审认定信孚律所与李伯德之间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法签订并且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合同即使真实存在，若对信孚律所具有约束力，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其一、涉案合同是信孚律所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二、李伯德有理由相信涉案合同是信孚律所真实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三期登载的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8号民事判决在裁判摘要中明确指出：“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具体到本案，信孚律所在一审时已经列举了大量的证据及合乎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的逻辑推理否定涉案合同合意形成行为的真实性。这些证据及合乎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的逻辑推理包括：（1）涉案合同的文本格式及确认方式与信孚律所通常签署的代理合同不一致（见一审答辩状第一部分）；（2）约定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明显偏离信孚律所在执业场所公示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也明显偏离了司法行政机关、物价部门公布的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并且违反了律师代理刑事案件不得风险收费的禁止性规定（见一审答辩状第三部分第一项）；（3）在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信孚律所收取律师费须出具收据的情况下，李伯德支付100万元巨额律师费后居然没要求信孚律所出具收据；（4）李伯德按照涉案合同约定具备要求信孚律所退还100万元律师费的条件后，居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未向信孚律所提出任何要求，而只是要求范才能个人退还款项。只是在后来联系不上范才能后才找到信孚律所。
凡此种种，已经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不是信孚律所与李伯德之间形成的合意，李伯德也明知涉案合同不是信孚律所与李伯德之间形成的合意。因此涉案合同即使真实存在，对信孚律所也没有约束力。
但是，一审法院仅仅因为涉案合同上有一枚与信孚律所名称一致的印章（尚未查明印章真伪），仅仅因为涉案合同上有与本所律师范才能姓名相一致的签名（尚未查明是否范才能本人所签），就径行认定信孚律所与李伯德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实在令信孚律所既无比愤怒，又无可奈何。
4.一审一方面认定涉案合同中有关刑事案件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无效，另一方面又依据这些无效约定判令解除合同、信孚律所返还律师费。一审判决逻辑自相矛盾。
李伯德一审提出的有关返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系基于涉案合同中有关刑事案件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涉案合同中有关刑事案件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因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关于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而归于无效条款。但同时又以合同其它部分仍然有效为由，判决支持李伯德的诉讼请求。
信孚律所又不禁要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中有效的条款中有涉及收费标准问题吗？有涉及什么条件下合同乙方应当返还律师费的约定吗？没有！涉及收费标准的约定、什么条件下李伯德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合同乙方返还律师费的约定恰恰约定在一审判决认定无效的条款中。
信孚律所需要强调的是：涉案合同中有关律师费数额及其收取和返还方式等约定本身就体现风险收费的性质，上述约定全部落入无效条款之内。
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合同中有关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无效，另一方面又依据这些无效的条款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信孚律所在此特别强调的是：既然涉案合同中有关刑事案件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属于无效条款，一审关于李伯德将律师费交付范才能个人系相信范才能的表见代理身份的认定便毫无法律依据。表见代理只存在于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中，非法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不适用表见代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1期登载的案例：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裁判摘要有明确阐述。该裁判摘要全文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四、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不仅是一份部分条款无效的合同，还是一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因而整个合同都是无效的。对此，信孚律所在一审答辩状中已由详细阐述，在此不再重复。
综上所述，一审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是一份预设立场的判决。李伯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信孚律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伯德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信孚律所的上诉，李伯德辩称：1.李泳霞是李伯石的女儿，李伯德的侄女，其就案涉所支付的律师费真实，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信孚律所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由信孚律所提供，且合同不仅有律师签名还有信孚律所的盖章，且其中注明了签订地点在信孚律所的办公场所。虽信孚律所声明案涉合同公章真伪难辨，但是结合信孚律所陈述公章管理及使用，及范才能进行盖章才能与在关押的李伯石进行会见，可确定案涉合同签订及履行。因此，信孚律所鉴定申请仅是拖延时间的理由。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结合案涉委托合同签订履行情况，以及李伯德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认知能力，信孚律所不得将其内部规定和督促专业人士所适用的标准用以规范和评判李伯德，否则强人所难。此外，即使依据信孚律所主张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关于“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进行的行为，该单位对该行为对外造成的后果也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则不仅范才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信孚律所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案涉合同仅是风险收费部分违反禁止性规定而无效，而非合同整体无效。李伯德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信孚律所未按约提供法律服务，而一审判决李伯德返还的理由在于风险收费无效应予返还，以及李伯德解除案涉合同应予返还。信孚律所将两者混淆属认知错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伯德二审期间述称，案涉合同是李伯德经朋友介绍才认识范才能，后李伯德即在信孚律所与范才能签订案涉合同；至于款项汇至范才能个人账户，是因为范才能表示其是信孚律所律师且是该案件具体承办人，其收款后会与律所进行对账及结算，且合同上也有指定具体收款账户，且经信孚律所盖章确认；签约当时除了范才能没有信孚律所其他人员在场，但盖章时需要找信孚律所的其他人员操作；除了签订了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外，范才能在签订合同后会见了李伯石两次，且会见需要有律所盖章的介绍信。
本院认为，李伯德诉称其到信孚律所办公场所，与该所律师范才能协商并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向范才能账户转账支付了100万元，与其举示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受理凭证、汇款人李泳霞身份证复印件相互印证，因此，李伯德的主张及举证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信孚律所提出汇款人没有出庭作证等理由并不能否认李伯德基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向范才能转账的事实。案涉合同载明签约地点是信孚律所，且签约当时范才能作为专职律师的执业机构即为信孚律所，因此，一审认定李伯德有理由相信范才能代表信孚律所与其签订上述合同，范才能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信孚律所主张范才能应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审理，及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难辨真假并申请鉴定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述主张及相应申请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律师收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100万元律师费，实质上是以办成取保候审为条件的费用，违反了以上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但由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李伯德因李伯石涉嫌犯罪一案，委托信孚律所为其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服务，因此，一审认定案涉合同对取保候审与律师费的收取作出了特别约定，仅为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一审认定李伯德作为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由于信孚律所未能举证其为案涉合同的履行实施了有效的代理行为或垫付或支出了必要的费用，亦未能举证其律所执业律师范才能已向李伯德返还款项的具体情况，因此，一审基于李伯德自认的范才能已返还款项及诉请内容，判令信孚律所向李伯德返还剩余律师费38万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七条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信孚律所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审 判 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翁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