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6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525号三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国钧。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王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某，女，197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某，女，200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傅某，系邵某母亲。
傅某、邵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邵国江，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傅某、邵某、原审第三人邵国江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7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邵国江与傅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03年2月24日生育女儿邵某，后邵国江与傅某于2011年10月11日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2013年4月11日，邵国江、傅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对邵国江、傅某所有的坐落于原杭州市萧山区共计建筑面积304.26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邵国江、傅某户可安置人口为“3+1人”，分别为邵国江、傅某、邵某以及邵某根据《钱江世纪城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关于“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规定可享受的安置份额；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安排邵国江、傅某户安置房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其中多层100平方米，高层120平方米（户型为60平方米和60平方米各一套）。安置协议同时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并就“其中邵国江再婚满三年后配偶及子女在无安置情况下在安置小区内）”作了特别约定。安置协议签订后至本案诉讼时止，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一直依约向傅某、邵某支付过渡费，但拒绝按照安置协议约定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另查明，2013年5月10日，邵国江与案外人李文亚登记结婚，并于2014年4月22日生育儿子邵宇铭。2016年5月26日，邵国江户与其弟邵伟刚户签订《合并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将邵国江户的安置面积与邵伟刚户一起合并安置，合并后安置户主为邵伟刚。同年7月4日，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公示《萧山区宁围街道住宅部分安置户公示名单》，其中显示邵伟刚户与邵国江户（包括妻子李文亚、儿子邵宇铭）共计8名家庭成员已落实安置房，合计获得安置面积630平方米；其中，邵国江、李文亚、邵宇铭各获得安置面积70平方米。
傅某原系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丰东村村民，长期居住在丰东村；1988年其父亲傅元雄申请私人建房用地时，傅某系户内人口，享有宅基地权益；1996年分配人口田时，傅某享有人口田份额及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份权益。2006年10月10日，傅某的户口迁入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盈丰供销社集体户内；1999年7月28日，邵国江的户口迁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市北所集体户内；2003年6月13日，邵某的户口随其父邵国江一起登记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市北所集体户内。2011年10月11日，邵国江与傅某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时，约定邵某由傅某负责抚养教育；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房屋征迁补偿款由邵国江享有45%的份额，由傅某享有55%的份额，该房屋拆迁中婚生女儿邵某享有的待遇由邵某享有，拆迁中涉及邵某部分所产生的费用由邵国江、傅某各半负担。至本案诉讼时止，傅某仍持有邵某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另查明，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且该协议签订后双方未曾就协议内容通过协商进行变更。还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2月24日发出萧政办抄﹝2006﹞22号抄告单，同意《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规定，“在确定安置人口时，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
傅某、邵某诉至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傅某、邵某分配60平方米（高层）及10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各一套；2.本案诉讼费用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其一，2013年4月11日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邵国江与傅某已解除婚姻关系，邵某由傅某负责抚养教育，傅某系宁围街道在册常住人口，且在丰东村实际居住生活，邵某系邵国江与傅某的独生女，邵国江、傅某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约定将邵国江、傅某、邵某作为安置人口，并给予邵某“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该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显示该协议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情形。其二，该安置协议系邵国江、傅某所有的位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征收后，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其中涉及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对己方利益的让渡和对己方所负义务的承诺，且每份安置协议均系不同被拆迁人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就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具有独立性，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案涉安置协议的继续履行将导致其他具有相同情形而未获得安置的被拆迁人利益受损并造成不必要的财政支出的辩称，有违诚实信用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予采信。《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主体单方制定的安置政策，而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行政法规，即使傅某、邵某不符合该实施办法规定的安置人口条件，亦无证据显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强制性规定，而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故案涉安置协议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情形。其三，2006年2月24日颁布的实施办法制定在前，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在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人，知晓实施办法等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其在与邵国江、傅某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理应对被拆迁人是否符合安置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对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被拆迁人签订协议。本案中，傅某的户籍登记情况、居住生活情况以及傅某与邵国江的婚姻状况、生育子女情况在双方签订安置协议时已是既定事实，该安置协议还有关于“其中邵国江再婚满三年后配偶及子女在无安置情况下在安置小区内）”的特别约定，足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清楚了解傅某、邵某是否具备安置资格，双方关于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的约定系真实意思表示，也表明双方自愿受该约定约束。其四，案涉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综上，案涉安置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二、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变更。其一，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从文义解释和合同整体逻辑解释来看，该约定中的“分配”是指协议签订后安置房的分配程序、时间等协议签订时尚未明确、需要日后按照政策执行的内容，并不包括安置人口及安置房面积等已经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的内容。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因事后发现傅某和邵某实际不符合实施办法及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的安置人口条件，故其单方变更了安置协议内容的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其二，案涉安置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出现法定变更情形，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结合前述认定事实，案涉安置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未曾进行过协议变更，也不存在法定变更情形，故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继续履行。三、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其一，关于“在册常住人口”的认定标准双方存在争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主张以户籍登记信息为准，傅某、邵某主张以是否享有宅基地、人口田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为标准。根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交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小高层、高层住宅安置表》填表说明第3点“在册人口应按户口簿上在册常住人口计算”的内容来看，“在册常住人口”应以户籍登记信息为准。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傅某、邵国江、邵某的户口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均未登记在丰东村，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被拆迁人房屋被拆除所达成的安置补偿合意，是双方对己方权利的让渡和自愿受协议约束的承诺，即使被拆迁人不属于在册常住人口也并不意味着被拆迁人不符合其他安置人口条件，必然无法被安置。其二，结合前述认定事实，邵国江亦不属于在册常住人口，通过与其弟邵伟刚户合并安置的变通方式实际上获得了安置。可见，即使傅某、邵某不属于在册常住人口，也不必然意味着案涉安置协议客观上履行不能。其三，结合前述认定事实，虽然邵国江与李文亚再婚后育有一子邵宇铭，但傅某至本案诉讼时止仍然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根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规定，邵某的安置面积应无履行障碍。另外，根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申请条件，“夫妻离婚前生育过一个孩子，离婚时孩子判由本人抚养，现家庭只有这一个不满十六周岁孩子的”以及“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孩子，另一方未生育过孩子，现家庭只有这一个不满十六周岁孩子的”二种情形，均可以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故结合查明的事实，傅某持有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不因邵宇铭的出生而必然被剥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邵某因邵宇铭的出生不再符合独生子女安置政策的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其四，从案涉安置协议关于可安置人口、安置房面积的约定以及邵国江再婚后配偶及子女安置方式的特殊约定来看，对邵国江再婚后的配偶及子女的安置，并不包含在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可安置人口和安置房面积范畴内，换言之，对傅某、邵某及李文亚、邵宇铭的安置互不妨害和冲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已实际安置邵国江、李文亚、邵宇铭，故无法对傅某、邵某再行安置的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其五，本案讼争的标的是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的义务，该义务是双方进行差价款结算和安置房交付的先决条件，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以傅某、邵某尚未付清购房款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未按约履行分配安置房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对傅某、邵某的相关主张，予以支持。其次，关于邵国江的诉讼主体地位，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邵国江、傅某共同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鉴于邵国江与傅某离婚时已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份额进行分割，邵国江在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可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已领取，可获得的安置房已于2016年7月4日经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公示后分配到位，其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就安置房分配不存在任何争议，且其明确表明其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邵国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对傅某、邵某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其二人分配60平方米（高层）及10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各一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原审法院于2017年5月25日判决：邵国江、傅某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于2013年4月1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继续履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傅某、邵某分配60平方米（高层）及10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的义务。案件受理费9400元，减半收取计4700元，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负担。
宣判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说理不合理，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的“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中的“分配”是指协议签订后安置房的分配程序、时间等协议中尚未明确、需要日后按照政策执行的内容，并不包括安置人口及安置房面积等已经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内容。该判断与实际情况不符，因在实际安置过程中，若被拆迁人存在婚嫁、出生等人口变动的情况，安置人口与安置面积也会随之调整。若不调整，会导致被拆人利益受损，也不利于安置政策的执行。在分配安置房屋前，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安置协议审查时发现傅某、邵某已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且也不符合萧山区城乡一体办的相应政策。二、安置协议中的安置条款是否有效涉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法院依职权的审查范围。对于安置房屋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对国有财产的分配，如果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势必影响实施办法的公信力，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对其他相同情形而未进行安置的公民的利益也会受损，不利于今后征迁工作的公平、公正开展。请求对安置条款的效力再次进行审查，明确其效力。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傅某、邵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傅某、邵某承担。
针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上诉，傅某、邵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安置协议第九条的理解正确。该条的理解依据合同法对于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定，对合同有重大影响。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没有提示，就不能按照其理解。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格式条款理解有争议，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出的地方性文件、办法剥夺合同条款的效力，合同变更或确认条款无效应当根据法律和法规，而不得根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办法或自行制作的文件。三、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称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系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本案主要是有无违反法律法规，物权法明确了保护傅某、邵某的居住条件，只能提高居住条件，不能降低。该协议履行后仍然有巨大不公平，实际是损害了傅某、邵某的利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称实施办法有公信力，实际法律更有公信力。
针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上诉，邵国江未做陈述。
二审期间，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傅某、邵某、邵国江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一致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之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因此，该安置协议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上诉称，现根据《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等相关规定审核后认为傅某、邵某不符合安置条件。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傅某、邵某的户籍登记信息、实际居住情况以及被拆迁房屋的建房审批情况和《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等相关规定，在安置协议签订时均属可以查证的事实与规定，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人理应知晓相关规定并已审核傅某、邵某是否符合安置条件。同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本案中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影响其进行审核判断的合理事由，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傅某及邵某的身份情况等相关信息在签订安置协议前后发生变化且足以阻却安置协议的继续履行。该安置协议签订后，双方亦未曾就协议约定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变更。而安置协议对安置人口、安置房屋面积、户型等内容均有明确约定，故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安置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并支持傅某及邵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审 判 员 睢晓鹏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曹姝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