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三终字第2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继娟，女，汉族，住通化县。
委托代理人：杨景海，通化市东昌区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守利，男，汉族，住通化县。
委托代理人：李玉明，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继娟与被上诉人孙守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通化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日作出（2014）通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判决孙守利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偿还董继娟借款3万元。孙守利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以（2014）通中民终字第89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通化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董继娟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继娟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景海、被上诉人孙守利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二审现已审理终结。
董继娟一审时诉称：其与孙守利系朋友关系，2013年8月14日中午，其坐王金利驾驶的出租车由东来乡去往通化市途中，接到孙守利的电话，说着急用钱向其借款3万元，其答应帮忙。接完电话后，其问王金利有没有钱先倒一下，王金利说没有。后其给在大连工作的妹妹董继霞打电话，让她给孙守利汇了3万元。2013年10月开始，其多次找孙守利催要借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孙守利立即偿还其借款3万元。
董继娟一审时提供的证据有：1、王金利证实材料一份，拟证明董继娟坐其出租车时，孙守利向董继娟借钱。2、董继霞证实材料一份，拟证明董继霞给孙守利汇钱。3、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拟证明钱汇到孙守利银行卡。4、王金利当庭证言，内容是：董继娟坐其出租车时，听董继娟说孙守利要向她借3万元。孙守利质证对王金利的书证有异议，认为司机听不到电话内容。对王金利当庭证言及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无异议。对董继霞汇款认为与其无关。
孙守利一审时辩称：2013年8月14日中午，其与信用社主任徐利伟在快大联社开会，徐利伟问其有没有工行卡，说朋友给他汇3万元钱，他朋友说汇到工商银行卡方便。其把工商银行卡号告诉了徐利伟。下午1点30分左右，其和朋友孙全胜一起去工行把3万元取了出来，在工商银行门口交给了徐利伟。其与董继娟根本不是朋友关系，只是认识而已，董继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与其是朋友关系，既然不是朋友关系，其不可能向董继娟借这么大一笔钱。董继娟的汇款小票证明不了与其有借贷关系，董继娟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借钱事实。其在2013年10月份之前根本不知道董继娟的电话号，怎么给她打电话借钱，银行卡号也是徐利伟给她发过去的。董继娟的诉求是无中生有，请求法院驳回。
孙守利于一审法院重审时提供的证据有：1、方宁当庭证言。内容是，2013年8月14日上午开完会后，徐利伟向其借工行卡，说一个朋友给他汇点钱。因其未带，孙守利将工行卡借给了徐利伟。徐利伟死后，董继娟到单位让孙守利给她出一份证明，证明钱是单位用了，孙守利未同意。2、孙全胜当庭证言（与其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的当庭证言内容一致）。内容是，孙守利的工行卡在其处。2013年8月，孙守利说徐利伟要用这个卡，往里打3万元钱，让其拿卡把钱给取出来。其到工行取了2万元，兜里有1万元。其取完钱后给了孙守利。徐利伟开车过来后，就把钱给了徐利伟。3、宋金生当庭证言。内容是，徐利伟欠其钱，于2013年8月14日下午还其3万元钱。4、工商银行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单，拟证明系孙全胜取的2万元钱，加上孙全胜当时手中有的1万元，他们一起给的徐利伟，钱是徐利伟借的。董继娟质证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不了什么。
一审法院重审查明：2013年8月14日，董继娟自其妹妹借款3万元，汇到孙守利的银行卡上，后董继娟偿还了其妹妹的借款。董继娟于2014年4月18日起诉，要求孙守利立即偿还欠款3万元。
一审法院重审认为：董继娟虽然提供了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实将款汇到孙守利的银行卡上，但孙守利否认向其借款，并提供证人出庭作证及工行信用卡交易明细，证实董继娟将此笔款项借给了案外人徐利伟（已故）。孙守利提供的证人出庭证言及工行信用卡交易明细，能够相互印证，故予以采信。因此，董继娟还应继续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但其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董继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董继娟负担。
董继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认为其一审所举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原审判决认定其证据不足并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孙守利的证人二审应全部出庭重新陈述说明证明情况。
孙守利二审辩称：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二审中董继娟、孙守利对一审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董继娟的证人王金利再次出庭，其证言与其一审时基本一致。董继娟还出示了2010年-2015年间他人给其出具的6张借条复印件，拟证明其有借款能力。孙守利质证认为王金利自认无记日志的习惯，事隔多时，其记忆清楚有悖常理，证言不真实；董继娟二审所举借条与本案无关。孙守利称其证人一审时已经出庭，证人二审时无时间，故未再出庭，其二审未举出新证据。关于本案所涉3万元借款经过，董继娟和孙守利分别当庭陈述如下：
董继娟陈述：其于2007年在东来乡河南村当妇女主任。2012年9月到东来乡政府工作。孙守利是信贷员，东来乡的人都认识他，孙守利和其认识十来年了。居民贷款时孙守利需要核实信息，都会来找其，孙守利来其家吃过几次饭。其与家人在此案之前与孙守利没有经济往来。2013年8月中午孙守利给其打电话，说他在快大茂镇办事，信用社着急用钱，具体没说干什么用。其也没法刨根问底问具体用于什么。孙守利问其手里有没有3万元，其说手里没有，问问别人。
孙守利借钱时没说利息，说肯定不能白用，一个月左右还钱。孙守利单位总有这种情况，总倒钱。孙守利也跟别人手里倒过钱。其当时坐出租车，没现金，就问司机王金利有没有。王金利说3万元太多了，要是万八的还有。其就给妹妹董继霞打电话，她说她手里有，然后就从大连给孙守利汇了3万元。基于和孙守利认识十多年了，他第一次开口借钱，其就借了。是孙守利说让把钱打到工行卡里的。其总能看到孙守利，当时没提让他打借条，也是出于信任。有一次赶集，其说什么时候能还钱，孙守利说月八的，其提出打条，孙守利说才3万元还至于打条，就没打。之后其找孙守利，他说信用社出事了，过几天给钱。其要求孙守利打条，孙守利也没打，再就找不到了，打电话也不接。其跟别人的经济往来有的打条，有的不打条。
孙守利陈述：其于1994年11月参加工作，1998年调到东来信用社任出纳，2013年任信贷员，家在快大茂镇住。其认识董继娟和其公、婆，但没有经济往来，也没一起吃过饭。其信用社有一个主任叫徐利伟，2013年两口子喝药自杀了。2013年8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天其与徐利伟、方宁三个人去快大茂镇开会，途中徐利伟管其借工行卡，说有个朋友给他打钱。方宁没带卡，其就把自己的卡号告诉徐利伟了。谁给徐利伟汇款其也不可能问那么多。当时其工行卡在朋友孙全胜那。其把卡号告诉徐利伟之后，给孙全胜打电话，告诉有人往卡里打钱给徐主任，要是在快大茂镇的话一起去把钱取出来。取钱的时候是孙全胜取的，取出来2万元，孙全胜签的“孙守利”名字，孙全胜手里还有一万元。其夫妻二人还有孙全胜在场，把钱给的徐利伟。董继娟曾经给其打过电话，说往其卡里打过钱，其说徐主任死了，其还帮忙让董继娟找徐利伟的二哥。后来董继娟来单位找其好几次，让其给出证明，写钱是徐利伟借的，用于信用社了。其没给出这个证明，董继娟说要是不给出具这个证明，就起诉其。其在信用社工作二十多年，借钱打借条这个常识还是知道的。
本院认为：本案中，董继娟系基于借贷关系，持银行汇款凭证，主张孙守利返还其借款3万元，孙守利承认汇款属实，但否认系其借款。根据董继娟二审自述的自身工作经历、任职情况及其提供的多张借条，可以认定在本案所涉及的“借款”发生前，董继娟即与他人存在多笔借贷往来，借款人已经为其出具了借据，其并不缺乏法律意识，具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于此情况下，应由董继娟对其与孙守利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董继娟的证人王金利于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出庭作证，拟证明孙守利向董继娟借3万元，但其承认“是听原告说的，电话内容我没听到”。董继娟一审所举其他证据，只能证明汇款属实，但不足以证明系孙守利向其借款。董继娟称与孙守利系朋友，孙守利并不认可，董继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双方确系朋友关系。就借款当时及借款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而言，3万元并非小数目。董继娟承认其与孙守利此前并无经济往来，本案借款系第一次，且借款前未见面、也未有过商谈，系孙守利打电话借款，没谈具体利息，又称系信用社用款，而孙守利也并非单位领导，董继娟的陈述不足以令人信服。综上，董继娟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孙守利之间存在3万元的借款合意，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董继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立
代理审判员 ：黄吉国
代理审判员 ：张学鑫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李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