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14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权，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耀忠，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笑珠，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新茂，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荣，广东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跃健，广东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锦昌，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景帮，广东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艳翠，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景帮，广东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国权因与上诉人于新茂、被上诉人陈锦昌、赖艳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0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权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于新茂、陈锦昌、赖艳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国权清偿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20日起至清还全部借款完毕之日为止，按月利率2％计付）；2.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于新茂、陈锦昌、赖艳翠向陈国权支付律师费9万元；3.于新茂、陈锦昌、赖艳翠负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4年10月22日，陈国权作为甲方、于新茂与刘泽华作为乙方、吕亮林作为丙方、陈锦昌作为丁方共同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于新茂与刘泽华向陈国权借款1500万元，月利率2.2%；发生争议的，由陈国权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由借款人、担保人承担。同日，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作为甲方、于新茂、刘泽华作为乙方、吕亮林、陈锦昌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反担保协议》，约定上述借款由陈国权分三期直接汇入华都公司指定的账户。因该借款关系中的借款人并没有按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陈国权遂于2016年4月25日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连带清偿借款本金7616640元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诉讼中，于新茂确认所欠款本金为7170831元。其中，2015年1月20日由华都公司财务梁翠仪账户转账到陈国权账户的200万元，实际上并不属于还款，因为陈国权收到该200万元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该200万元转给了陈锦昌，且于新茂及陈锦昌出具《确认书》予以确认，但顺德区人民法院认为该200万元的性质属于向陈国权偿还的借款。《确认书》及转账的单据并不足以推翻还款的证据及事实，只能证实陈国权收取200万元之后的处理，而借款人与出借人及保证人三方当事人之间对于该事项并无特别约定，故陈国权与于新茂、陈锦昌对该200万元的处理仅对陈国权、于新茂及陈锦昌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认定为该处理的是相关当事人即陈国权、于新茂、陈锦昌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顺德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了（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民事判决书。陈国权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了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7）粤06民终644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中上述认定予以了维持。
陈国权收取梁翠仪转账的200万元后已立即将该200万元转给了陈锦昌，陈锦昌、于新茂均确认收取了该笔200万元的款项，但法院在上述案件中认定了陈国权收取的200万元属该案中的还款，而后陈国权转账给陈锦昌的处理仅对陈国权、于新茂及陈锦昌具有法律约束力。于新茂在上述案件庭审中确认尚欠陈国权的借款本金为7170831元，而该欠款已包含2015年1月20日200万元的款项，因此，于新茂应根据上述《借款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国权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律师费。陈锦昌在《借款协议书》是作为担保人签名确认的，由于涉案的200万元是陈国权直接转账给陈锦昌的，陈锦昌是该笔款项的收取人，陈锦昌、于新茂出具的《确认书》是其两人对款项的处理问题。虽然（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案的审理结果认为该200万元属于陈国权与陈锦昌、于新茂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但这是法院相对于在该案中200万元是否属于还款的性质来说的，即涉案的200万元并不是独立于《借款协议书》以外的借款，故陈锦昌应根据《借款协议书》的约定及收取款项的事实，对该笔200万元借款及利息、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确认书》是陈国权因追讨借款而找到陈锦昌、于新茂出具的，《确认书》上的内容并非经过陈国权审查后再出具的，且客观上也不可能存在“经过陈国权审查后再出具确认书”的这种情况。根据陈锦昌、于新茂提交的证据，陈锦昌收取涉案200万元后并没有在当天一次性将该200万元转给于新茂，而是于当天分别转给于新茂100万元、20万元，于2015年2月2日转给于新茂80万元。于新茂其后又将相关款项转划给陈锦昌及陈锦昌指定的账户内。基于于新茂与陈锦昌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事实，足以证明陈锦昌的银行账户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只是在陈国权与于新茂之间的借贷关系中起走账的作用。涉案的200万元实际是由陈锦昌收取，至于其与于新茂之间如何处置款项是其两人内部的关系。赖艳翠与陈锦昌是夫妻关系，陈锦昌的上述债务产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赖艳翠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陈国权的上诉，于新茂辩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与于新茂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针对陈国权的上诉，陈锦昌、赖艳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国权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于新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锦昌、赖艳翠向陈国权返还200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锦昌、赖艳翠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200万元的性质属于借款是错误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借款必须要有借款的合意，而于新茂与陈国权并未就案涉200万元达成借款的合意，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00万元不是小额借款，如果于新茂向陈国权借款200万元，根据常理推断，陈国权必定要求于新茂出具借条或欠条作为借款凭证。但实际上，于新茂与陈国权并未就案涉的200万元签订任何借款协议或文件。如果于新茂真的要向陈国权借款200万元，陈国权可以直接将200万元转账给于新茂，根本不需要先转账给陈锦昌，再由陈锦昌转给于新茂。（二）陈锦昌收到200万元后，于2015年1月20日向于新茂转账120万元，于2015年2月2日向于新茂转账80万元。如果仅仅是为了走账，为何陈锦昌不一次性将200万元转给于新茂，而是将200万元分开转账且前后相隔半个月？可见，在陈国权转给陈锦昌200万元的过程当中，必然另有故事，而并非原审法院所认定的，陈锦昌的银行账户只是在于新茂与陈国权之间的借贷关系中起走账的作用那么简单。事实上，于新茂与陈锦昌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于新茂为陈锦昌个人承建位于九江大谷的工业厂房，工程造价约2600万元，合同就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作出了明确约定。因于新茂的多个工地同时施工，需要资金周转，陈锦昌答应给于新茂200万元用于周转。陈锦昌当时作为华都公司的股东兼管华都公司的财务，不方便直接从华都公司账户取款，否则无法向其他股东交代，于是要求陈国权协助其取款，通过陈国权的账户走账，从华都公司取款200万元。但实际上，陈锦昌收到陈国权支付的200万元后，仅向于新茂支付了120万元用于周转。于新茂于2015年1月22日向陈锦昌偿还了25万元，于2015年3月25日偿还了1015000元（按照陈锦昌的指示转账到梁建华账户上）。2015年2月2日，陈锦昌转账80万元给于新茂是用于支付大谷工地的工程款，而且于新茂向陈锦昌出具了收据，相关收据由陈锦昌持有。既然于新茂与陈国权之间没有任何借款凭证，也并未形成借款合意，案涉200万元就不应该认定为借款。至于陈国权收到200万元后转付给陈锦昌，应属于陈锦昌的不当得利款。陈锦昌于2015年1月20日转账了120万元给于新茂（后于新茂已偿还了1265000元本息），于2015年2月2日转账了80万元给于新茂（用于支付大谷工地的工程款），由此可见，案涉200万元中的80万元被陈锦昌用于抵消其与于新茂之间80万元的工程款债务，剩余的120万元在周转后已由于新茂偿还给陈锦昌，故200万元的实际获利者是陈锦昌。现却要求于新茂替陈锦昌承担200万元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显属不公。二、一审程序违法，导致错误判决。由于陈锦昌在一审庭审中对于新茂的问题拒绝回答，并否认认识梁建华，导致涉案事实无法查清。为查明案件事实，于新茂前往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查询，获知陈锦昌与梁建华两人合作投资经营广东健捷投资有限公司，二人均是该公司的股东。其后，于新茂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梁建华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但一审法院收到申请后却没有向于新茂作出是否同意的回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无法查清案件基本事实，作出错误判决。
针对于新茂的上诉，陈国权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针对于新茂的上诉，陈锦昌、赖艳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新茂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于新茂的上诉。
陈国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新茂、陈锦昌、赖艳翠向陈国权连带清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1月20日起暂计至2017年5月19日为112万元，利息计至清还全部借款完毕之日为止）；2.于新茂、陈锦昌、赖艳翠向陈国权支付律师费9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于新茂、陈锦昌、赖艳翠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2日，陈国权作为甲方、于新茂与刘泽华作为乙方、吕亮林作为丙方、陈锦昌作为丁方共同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于新茂与刘泽华向陈国权借款1500万元，月利率2.2%，吕亮林、陈锦昌自愿对该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同日,华都公司作为甲方、于新茂、刘泽华作为乙方、吕亮林、陈锦昌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反担保协议》，约定上述1500万元借款由华都公司代收，并由华都公司为于新茂、刘泽华按时足额向莫小云偿还本息提供担保等。
因上述借款关系中的借款人并没有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陈国权遂于2016年4月25日向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606民初6419号]，要求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连带向陈国权清偿借款本金7616640元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对于2015年1月20日由华都公司财务梁翠仪账户转账到陈国权账户的200万元款项的性质，经一审法院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粤06民终644号]审理，认定该200万元是用于向陈国权偿还（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案件所涉的借款。
另查明，2015年1月20日，陈国权收到上述200万元转账款后于当日将200万元转至陈锦昌的账户，陈锦昌收到该200万元后于当日分别转账给于新茂100万元、20万元，于2015年2月2日转账给于新茂80万元。
2015年1月20日，于新茂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内容如下：“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兴业银行将人民币200万元汇入陈国权账号内，陈国权将该款转到陈锦昌的账户内，后由陈锦昌将款交给本人。故本人确认该200万元实际是以陈国权账户走账，该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本人。该款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此后，陈锦昌于2016年4月18日在上述《确认书》空白处签署意见：“该款通过陈国权转到陈锦昌账户内，由陈锦昌将该款交给于新茂，该款的实际使用人系于新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陈国权将案涉200万元转账至陈锦昌账户，陈锦昌再将200万元转给于新茂的事实性质应如何认定。首先，根据此前（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案的审理结果，该200万元属于陈国权与于新茂、陈锦昌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案涉200万元虽由陈国权的账户直接转入陈锦昌的账户，但陈锦昌在收款后已将200万元全部转给于新茂，且陈国权在一审庭审提交的由于新茂、陈锦昌签署的《确认书》，反映该200万元只是以陈国权账户走账，实际使用人为于新茂；其次，根据陈国权的陈述，上述《确认书》是陈国权因追讨借款找到于新茂、陈锦昌出具的，该《确认书》的内容理应经过陈国权审查后签署，如果陈国权对《确认书》的内容有异议，理应要求于新茂、陈锦昌更正或者重新出具。而陈国权在持有该《确认书》的原件后，在本案以及（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案均将上述《确认书》作为证据提交，陈国权在（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案还根据此《确认书》的内容主张陈国权收到的200万元并非还款，而是以陈国权账户走账。但是，陈国权在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要求于新茂、陈锦昌更正或者重新出具《确认书》的情况下，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又称其对该《确认书》的内容不予认可，这显然是相互矛盾以及违背一般生活常理的；再次，于新茂在（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案以及《确认书》中均确认其本人为案涉2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但于新茂在本案诉讼中又辩称该200万元中的120万元为陈锦昌出借给于新茂的借款且于新茂已经偿还完毕，另80万元属于陈锦昌应支付给于新茂的工程款，对于于新茂的该抗辩意见，于新茂在一审庭审中虽然提供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对账结算协议、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均不足以佐证其抗辩主张，也不足以推翻于新茂此前在诉讼中的陈述以及其本人签署《确认书》所确认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新茂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最后，从案涉200万元的转账过程来看，陈锦昌收到该200万元款项后于当日转给了于新茂120万元，并于此后（2015年2月2日）将剩余的80万元转账给于新茂，该200万元款项在陈锦昌的账户上停留的时间很短，这进一步印证了陈锦昌的银行账户只是在陈国权与于新茂之间的借贷关系中起了走账的作用。
综上所述，陈国权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陈锦昌成立借贷关系的合意，根据逻辑推理以及一般常理分析，陈国权对案涉《确认书》的内容是知道并认可的，且于新茂确认其本人为案涉2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案涉2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为于新茂，陈国权与于新茂成立事实上的借贷关系，于新茂应向陈国权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陈国权诉请陈锦昌、赖艳翠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与事实和证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陈国权与于新茂并未约定案涉200万元的利息以及还款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于新茂无需向陈国权支付2015年1月20日至陈国权起诉前的利息。但是，于新茂在陈国权起诉后仍未履行还款义务，造成陈国权相应的利息损失，依法应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向陈国权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另，陈国权虽因本案诉讼产生了律师费损失，但该损失并非于新茂已经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陈国权诉请于新茂赔偿律师费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新茂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陈国权清偿借款人民币2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从2017年7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陈国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62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240元（陈国权已预交），由陈国权负担1240元，于新茂负担200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是于新茂以及陈锦昌、赖艳翠是否需要对案涉借款承担责任的问题。
陈国权上诉主张陈锦昌作为担保人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在本案借款中，陈国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锦昌有愿意为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故陈国权要求陈锦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赖艳翠与陈锦昌系夫妻关系，因陈锦昌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故赖艳亦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陈国权主张的律师费损失9万元的问题，因陈国权与于新茂未就该损失进行约定，该损失并非于新茂已经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陈国权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于新茂上诉主张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陈锦昌。但经审理查明，于新茂在其出具的《确认书》中确认，案涉2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是其本人，该款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现于新茂上诉提出该款的实际使用人是陈锦昌，却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于新茂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于新茂还主张陈锦昌收到陈国权支付的200万元后，其仅向于新茂支付了120万元用于周转。但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0日，陈锦昌收到案涉200万元后于当日分两次共转账给于新茂120万元，于2015年2月2日转账给于新茂80万元，故于新茂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于新茂又主张其先向陈锦昌偿还了25万元，按照陈锦昌的指示转账到梁建华账户上偿还了1015000元，陈锦昌转账的80万元则是支付给于新茂的工程款。对此，因于新茂与陈锦昌往来的25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于新茂称其按照陈锦昌的指示向梁建华账户汇入了1015000元，但于新茂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汇入梁建华账户的款项是基于陈锦昌的指示，陈锦昌对此又予以否认，故对于新茂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同理，对其要求追加梁建华为第三人的申请亦不予采纳；至于于新茂主张陈锦昌转账的80万元是抵消工程款的问题，这是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于新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国权、于新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0元，由陈国权负担22800元，于新茂负担22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红
审判员 吴绮擎
审判员 姜欣欣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邱雪碧
书记员 陈秀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