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民再9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娇。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辽宁紫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号。
负责人：赵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亮，该公司营运部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辽宁汇安康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娇因与被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富德人寿抚顺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民终118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辽民申237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被申请人富德人寿抚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亮、李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娇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民终1180号民事裁定和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6）辽0402号初632号民事裁定；对该案件进行再审或发回重审，支持其诉讼请求，判决被申请人支付其保险金53.5万元及其利息，被申请人承担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事实及其理由：原审认为无法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成立保险权利义务关系，无法认定范姝剑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错误。2011年被申请人的员工范姝剑找到再审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订立保险合同购买了红上红产品，收取保险费，后签订《给付申请书》和《个人保险投保单》，范姝剑在签订合同时的身份为被申请人公司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本案中范姝剑是被申请人内部员工，再审申请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范姝剑在履行职务行为。原审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原审法院应当对被申请人管理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的过错进行实体审查，应当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富德人寿抚顺公司辩称，原审认定无法认定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是否成立保险权利义务关系，无法认定范姝剑行为是否属于答辩人职务行为正确。被答辩人在2011年时曾在答辩人处投过保，与被答辩人签订保险合同，银行转账授权书、个人保险投保书等，均没有范姝剑签字，且是以扣划被答辩人授权的银行卡存款方式收取了保费，因此被答辩人对于在答辩人处投保的程序、收款方式、公章式样及合同文本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对答辩人不收取现金是清楚的。在2012年8月21日以明显违反答辩人投保程序、收费方式，并且范姝剑提供的《个人保险投保单》、《给付申请书》加盖的公章式样也与答辩人的公章式样不同，被答辩人完全清楚范姝剑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答辩人，更不是职务行为。范姝剑虽然在2011年曾是答辩人的员工，但并不必然在2012年8月时仍然是答辩人的员工；另外，范姝剑并不是答辩人工商登记公示的负责人，并不足以让他人信任的特殊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范姝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并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完全符合规定。本案不符合该规定的第三条规定，答辩人早在2011年8月31日就解除与范姝剑的劳动合同，并且在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了备案，因此答辩人在范姝剑与被答辩人的整个行为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尤其是下级法院的判例。
本院再审认为，范姝剑虽然已经被公安机关列为犯罪嫌疑人，但其犯罪行为与本案无关，再审申请人王娇并未就本案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未就本案事实立案侦查，故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王娇起诉依据不足。再审申请人王娇在原审诉讼及本院再审期间均称其在被申请人富德人寿抚顺公司处不仅签订案涉保险合同，而且在该公司交付了案涉保险金。同时提及在场工作人员不仅有范姝剑，而且有富德人寿抚顺公司工作人员李轶男。故上述事实在签订案涉保险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原审法院再审时应依法予以查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民终1180号民事裁定和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6）辽0402民初632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审 判 长 丁 海
审 判 员 马 凯
审 判 员 高山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孙 璐
书 记 员 丁威扬
关于再审申请人王娇与被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的审查报告
（2017）辽民申3273号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娇，女，198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浑河南路中段18-6号楼2单元803室。
委托代理人：孙阳，辽宁紫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1号。
负责人：赵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邢亮，该公司营运部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林森，辽宁久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案件来源
再审申请人王娇因与被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富德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民终118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三、原审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
原告诉称：2012年8月21日，原告购买被告公司红上红理财产品50万元，在被告公司原告缴纳了50万元现金后，与被告签订了《给付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保险合同号码是1112010110285916。合同约定，满期领取保险金的日期是2013年8月21日，领取金额535000元。合同到期后，原告去被告公司领取50万元本金和3.5万元红利，被告答复可以续保和滚存，也不用再签订保险合同。2016年2月，原告再次到被告公司领取本金和红利时，被告以没有此保险合同为由拒绝给付。现原告诉讼来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期满保险金53.5万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749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陈述不属实。原告提供的合同文本上的公章是伪造的，我公司对该公章的真伪提出司法鉴定。原告所述2012年8月21日由我公司原业务员范姝剑（于2011年8月31日离职）带领原告和丈夫到财务部门交纳50万元现金、加盖财务专用章不属实，我方申请当时的财务人员刘淑琴、白继东出庭作证，证明原告陈述不属实，且我公司从2008年起不再接收现金，保费一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原告曾在2011年在我公司投过保险，她应对我公司不收现金是明知的。本案系我公司离职人员范姝剑以我公司名义对外实施的诈骗行为，已有多名受害人因合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范姝剑列为网逃被通缉中，犯罪手段与本案类似。该案属于诈骗行为，不是法院受理范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查明：原告于2016年3月14日来院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期满保险金53.5万元及利息。提供原告工商银行取款凭条，证明2012年8月21日取款50万元现金，另提供生命人寿《个人保险投保单》、生命人寿《给付申请书》，加盖被告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证明将50万元现金给付被告，主张其与被告保险合同成立。原告另提供被告公司官网宣传网页，证明2010年被告公司有红上红产品。另提供网上查询范姝剑在被告单位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批复，证明范姝剑系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审理中，被告提供印章及重要物品保管使用登记簿、生命人寿印章保管、交接登记表一页、公司红上红保险合同条款、个人保险投保单，主张原告提供《给付申请书》的公章系伪造；提供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证明被告于2011年8月31日解除与范姝剑的劳动合同；提供立案决定书，证明2016年2月26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公安分局决定对范姝剑合同诈骗案立案调查，并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提供《关于重申收付费零现金管理的通知》，证明被告从2008年就不再收现金；提供2011年原告在被告投保资料，证明原告曾在被告处投保，应当知晓投保的环节及公司不收现金的规定；提供被告保费部及财务部人员证人证言，证实从未收取过原告50万元保险金；被告提供生命红上红ACDEF款保险条款5份，证明该条款是保险，非理财产品；被告提供保全变更申请书样式，证明原告提供的申请书样式已不使用；被告提供保险费发票，证明与客户签订保险合同后要出具正规发票。再，本院到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调取相关材料，证实有多人因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公安机关已将范姝剑列为网逃人员。审理中原告认为与被告已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坚持民事告诉，表示不到公安机关报案。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投保单、给付申请书、网站宣传页，被告提供的印章范本、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立案决定书、保险条款、申请书样式、本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明材料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经本院审查及开庭质证，可以采信。
一审认为：原告诉讼来院主张被告公司原工作人员范姝剑，以公司名义与其签订保险合同，已与被告建立保险合同关系，应由被告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告抗辩公章是虚假的，且公司不允许收取现金保费，是范姝剑个人诈骗原告的行为。就原告现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认定范姝剑该行为是否属于被告职务行为，无法确认原、被告成立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娇的起诉。诉讼费9899元，返还原告。
王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王娇与富德保险公司之间成立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王娇与富德公司签订了《给付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具有相应的保险编号，并交纳50万元本金。富德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王娇本金及利息的义务。一审裁定仅以富德保险公司主张合同印章系伪造而未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以“无法确定”双方是否存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驳回起诉于法无据。2、富德保险公司员工范姝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王娇2011年在富德保险公司投保时了解到范姝剑系富德保险公司业务员，而后范姝剑的离职行为王娇并不知情；王娇在购买红上红产品时，范姝剑持有加盖了富德保险公司公章的空白投保单、保险合同，因此王娇完全有理由相信范姝剑系富德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具有相应的代理权，有权代表富德保险公司与王娇签订保险合同。
富德保险公司辩称，1、王娇提供的证据不充分，无法确定双方存在保险关系。王娇提供的投保单上没有加盖公司公章，给付申请书上加盖的相关印章，经过我公司甄别，两个印章都是伪造的，并不是我公司真实印章。一审我公司向法院提供了真实印章的模板，当庭王娇表示印章是否真实不影响合同真实性，所以一审法院没有对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二审如认为必要，我公司同意对公章进行鉴定。王娇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确实将50万元的保险费在我公司经营场所之内交给我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现有证据看，50万元是否交到我公司，还是由相关人员私自收取，证据不充分。2、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证据不充分。范姝剑没有到案，无法确定王娇是否将50万元交给范姝剑，也不能确定范姝剑是在我公司的办公室内收取了王娇的50万元。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必须要等待范姝剑归案后根据其口供才能确定。3、新抚经侦对范姝剑已经立案侦查，涉嫌罪名为合同诈骗，范姝剑被列为网逃，从王娇讲的本案事实看，本案属于范姝剑对王娇的个人诈骗行为，本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认为：2016年2月26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公安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范姝剑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尚未侦破，在该案未最终定性之前，富德保险公司与王娇之间是否形成保险关系及应否承担赔付责任具有不确定性，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娇的起诉并无不当。王娇可根据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再行决定是否起诉。
综上，王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四、再审申请理由及答辩意见
王娇认为其的再审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之规定。请求：撤销抚顺市（2016）辽04民终118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6）辽0402号初632号民事裁定书；对该案件进行再审或发回重审。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保险金53.5万元及其利息，被申请人承担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再审申请的事实及其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无法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成立保险权利义务关系，无法认定范姝剑行为是否属于富德保险公司职务行为是错误的。2011年被申请人的员工，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的经理范姝剑找到了申请人，与申请人王娇订立保险合同购买了红上红产品，收取了申请人的保险费，后与申请人签订了《给付申请书》和《个人保险投保单》，保险合同号码为111210110285916。范姝剑在与申请人签订合同时的身份为被申请人公司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因表见代理订立的合同，相对人主张表见代理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本案中范姝剑是被申请人内部员工，作为被申请人公司经理这样一个足以让他人信任的特殊主体，善意相对人不可能认为其是盗窃、伪造公章或者合同的行为人，申请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范姝剑在履行职务行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法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因表见代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法由被申请人富德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二、原审法院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驳回诉讼的裁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案件处于侦查阶段，尚未侦破，在刑事案件最终定性之前，再审被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王娇是否形成保险关系以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不确定性。原审法院以刑事案件为由切断民事赔偿救济的主张是严重违反审理程序的。原审法院这一主张就相当于把刑事案件的风险转嫁给了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显然是不正确的。原审法院应当对富德公司管理以及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的过错进行实体审查，从而确定被申请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份额，同时对单位的管理漏洞与申请人经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审查。而不应简单的以刑事案件尚未最终定性为由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另外，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来看，申请人认为应当依法适用《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行为主体范姝剑系被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经理，是被申请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范姝剑作为被申请人单位员工其行为并非偶然，申请人认为富德公司一定在管理方面存在疏忽甚至是重大过错，才会给其单位员工以可趁之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范姝剑的职务行为给申请人带来的损失理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三、与申请人情况基本一致的案件，当事人张丽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旅顺营销部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令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旅顺营销部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正是《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恳请再审法院支持申请人原审诉讼请求，依法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答辩意见：原审认定无法认定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是否成立保险权利义务关系，无法认定范姝剑行为是否属于富德保险公司职务行为是正确的。答辩人在2011年时曾在答辩人处投过保，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保险合同、银行扣款授权书、个人保险投保书等，在投保材料上均没有犯罪嫌人范姝剑签字，且答辩人是以扣划被答辩人授权的银行卡存款方式收取了保费，因此被答辩人对于在答辩人处投保的程序、收款方式、公章式样及合同文本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对答辩人不收取现金，而是经过扣划被答辩人授权的银行卡存款的方式收取保费是非常清楚的。在2012年8月21日以明显违反答辩人投保程序、收费方式，并且犯罪嫌疑人范姝剑提供的《个人保险投保单》、《给付申请书》加盖的公章式样也与答辩人的公章式样不同，被答辩人完全清楚犯罪嫌疑人范姝剑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答辩人，更不是职务行为。范姝剑虽然在2011年曾是答辩人的员工，但并不必然在2012年8月时仍然是答辩人的员工；另外，范姝剑并不是答辩人工商登记公示的负责人，所以犯罪嫌疑人范姝剑并不足以让他人信任的特殊主体，只有答辩人工商登记公示的负责人才是足以让他人信任的特殊主体。被答辩人也可以通过比对2011年投保材料上的公章式样，判断出犯罪嫌疑人范姝剑提供的给付申请上的公章是假的，由此足可以判断出犯罪嫌疑人不是代表答辩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范姝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并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完全符合规定。本案的情况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答辩人早在2011年8月31日就解除与犯罪嫌疑人范姝剑的劳动合同，并且在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了备案，因此答辩人在犯罪嫌疑人范姝剑与被答辩人的整个行为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例既不能作为法律适用，也不能作为其他法院审判的指导和参照，尤其是下级法院的判例。
五、审查证据及个人意见
原审及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王娇主张被申请人支付期满保险金53.5万元及利息，系依据生命人寿《个人保险投保单》、生命人寿《给付申请书》，加盖被告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及工商银行取款凭条，证明2012年8月21日取款50万元现金，并将50万元现金给付被申请人，其与被申请人保险合同成立。被申请人则提供印章及重要物品保管使用登记簿、生命人寿印章保管、交接登记表一页、公司红上红保险合同条款、个人保险投保单，并提出王娇提供《给付申请书》的公章系伪造。本院审查期间，被申请人对保单上的章否认是其公司的，并称一审中申请鉴定了，希望如果鉴定结果如果章不是我们公司的，应该王娇出鉴定的钱。王娇不出钱，就没鉴定。现在还是这个态度，可以鉴定，我们先出鉴定钱，如果鉴定出来章不是我们公司的，钱由王娇承担。王娇则认为我当初买保险我也不知道章是真是假。我就去你们保险公司签的保险合同，跟章没关系，其是在保险公司办公室签的合同。因该印章系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建立保险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为了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应进一步做当事人工作，对该印章进行签订，确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本案应予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