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65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负责人：陈梓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华，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延，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黄俊武。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下称中国银行龙华支行）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联合利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6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国银行龙华支行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417657.77全部是深圳市裕华某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裕华某公司）对外销售一切货物而产生的应收账款所得，也未进一步明确该417657.77元余额中属于裕华某公司应收账款的数额及相关证据”与事实严重不符，存在明显错误。二审法院确认了再审申请人对裕华某公司自2013年2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并有优先受偿权。争议的焦点在于再审申请人对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从裕华某公司77×××02银行账户划扣的417657.77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无论是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对账单》还是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均明确显示：417657.77元中明确标注为“货款”或“付裕华某带料款”的有7笔，共计290722.05元。未标注货款但汇款主体为公司且有具体名称的有4笔，共计30748.08元。还有一笔标注为普法宣传费，汇款主体为深圳市司法局，金额为87000元。其余133.18元为利息及此前的余额。由此可见，该417657.77元中，至少有290722.05元明确确定为裕华某公司“对外销售一切货物而产生的应收账款”。另外还有4笔为没有标注货款，但打款主体为公司的转账，共计30748.08元。裕华某公司为一家印刷品公司，打款公司也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虽然在对账单中没有明确标注为货款，但从款项的数额及金额精确到角分来看，该款项应确认为货款。对于深圳市司法局转至账户的87000元，标注为普法宣传经费。裕华某公司为一家私营印刷企业，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职能，普法宣传无从谈起，更不会有政府部门专门拨款给公司用作普法宣传。深圳市司法局转给裕华某公司的87000元实际上是深圳市司法局在裕华某公司印刷普法宣传资料所给的货款。在本案的执行异议审查阶段，再审申请人曾于2015年3月18日书面向本案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确认深圳市司法局汇入的87000元是否为应收账款，但该院对再审申请人的申请未予理会。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裕华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账号为77×××02中的存款417657.77元为应收账款，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联合利丰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答辩称：（一）再审申请人的应收账款质权的范围、内容无法确定，且一审、二审、再审均没有证据证明，只是主观臆断。再审申请人所称的质权的标的物不确定，也无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质权是否存在的事实。涉案账户2013年12月2日以后的入账款项（即再审申请人诉争的该417657.77元款项），再审申请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属于货款或应收账款。涉案账户的银行流水单证明：有部分入账无法显示是何种性质的款项（因为不能排除是借款还款等其他性质的款项），更有“普法宣传费”这种显然是不属于货款的款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注明应收账款为质押标的、详见附件“质押标的清单”，但附件“质押标的清单”中的“应收账款对应贸易合同编号”、“应收账款债务人名称”全是空白，可见再审申请人所谓的应收账款质权根本无法确定范围。此外，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三条注明“出质人应向质权人交付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债权凭证（如有）”，但再审申请人并未提供裕华某公司的相关买卖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债权凭证，导致无法确定和查明“所出质的应收账款”范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再审申请人承担。（二）再审申请人未实际控制和支配涉案账户，不能认定再审申请人对该账户的资金享有质权。《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应收账款质权属于权利质权”，既然是质权，《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质权人有义务保管质押财产”（该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的规定”）。但涉案账户在再审申请人在有能力控制和支配的情况下，并未设置任何权限或行使任何保管、控制、支配、监督行为，而是任由裕华某公司自由使用、自由转进转出。一审法院查明：裕华某公司涉案账户自再审申请人在2013年3月“质权登记”以后一直频繁进账和出账，金额远远超过质押财产800万元范围，而本案诉争的40多万元，无论从入账时间先后、还是从金额范围，都超过了质押财产800万元范围，明显不属于再审申请人享有的质押范围。同时，被执行人在一审法院冻结账户之前对账户的所有款项自由支配使用，支出的金额巨大，足以偿还再审申请人的质权，但是再审申请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也未实际控制和支配涉案账户，不符合行使质权的要件，因此再审申请人所称质权是形同虚设的，若没有被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措施，本案的40多万款项早己不存在，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应收账款质权与本案冻结的40多万款项无关。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应收账款质权，即便有征信机构的登记或是法院的生效判决，但再审申请人无法确定其应收账款的范围，无法证明诉争的款项性质属于应收账款，更重要的是，涉案账户再审申请人并未履行质权人“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从而表明和导致涉案账户根本不属于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应收账款质权的范围和标的。因此，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三）如果按照再审申请人的逻辑，涉案账户的款项都属于再审申请人享有质权的应收账款，那么，2013年3月再审申请人“质权登记”以后，如一审法院查明，涉案账户一直有那么多的进账和出账，且金额远远超过质押财产800万元范围，为何再审申请人不向那些款项主张权利？被申请人在本案中诉争保全冻结到的40多万元，无论从入账时间先后，还是从金额范围，都超出了质押财产800万元范围，明显己不属于再审申请人享有质权的范围。（四）再审申请人在未实际控制和支配涉案账户、对涉案账户实际不享有和行使质权、裕华某公司的涉案账户此前有远超过质押财产金额的入账款项而再审申请人并未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涉案账户由被申请人在2014年10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将涉案的40多万已扣划，本案经过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执行异议裁定、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执行异议之诉二审各级审理均支持被申请人的申请，各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龙华支行的再审理由及被申请人联合利丰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中国银行龙华支行对执行法院扣划的417657.77元款项是否属于享有质权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确认中国银行龙华支行有权对裕华某公司自2013年2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并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查明的裕华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账号为77×××02中的交易流水显示，自2013年3月7日即质押登记之日起至2014年10月21日执行法院扣划相关款项期间，上述账户既有明确注明为“货款”的进账，也有其他性质的款项进账，因此，上述账户中的款项并非全部属于裕华某公司的应收账款，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龙华支行并不能对上述账户中的所有款项享有质权。如前所述，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龙华支行主张对执行法院扣划的相关款项享有质权并排除强制执行，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中国银行龙华支行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二审判决认为中国银行龙华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执行法院扣划的417657.77元全部属于裕华某公司对外销售一切货物而产生的应收账款并驳回其请求，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现中国银行龙华支行在再审申请程序中也未能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中国银行龙华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银行龙华支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陈小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