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17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秀英，女，196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系被告之女），无业，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博文，山西台峰律师事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云路街**号。
法定代表人：武原平，主任。
上诉人赵秀英与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6民初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秀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崔博文，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武原平依法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秀英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系执行案件的代理人，并约定律师办案费为2000元，执行回款项后才予以支付律师代理费，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完成执行回款的委托事项。故根据合同约定，我方仅需支付律师办案费2000元即可。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委托合同后，通过自己努力才实现了执行回款，该部分执行回款与被上诉人并无关联，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执行回款项金额15%的律师代理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明显不当。二、一审法院使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委托人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以及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首先，上诉人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且被上诉人已知晓，并同意解除委托合同。其次，上诉人支付报酬的前提，系被上诉人完成执行回款的事项，但被上诉人在合同解除前并未完成执行回款。最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甲方（上诉人）若无故解除本合同，乙方（被上诉人）所收取的费用2000元不予退回”即，双方对于合同解除后明确约定了处理办法：上诉人只需支付被上诉人2000元的律师办案费，不再承担其他责任。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完全执行回款的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却草率适用《合同法》第405条，”委托人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的前半段规定，未使用后半段关于”当事人另有约定，按照其约定”的规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公允。故要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被答辩人上诉请求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被答辩人在委托事项已基本完成时，在未通知答辩人的情况下，单方向执行法院递交解除委托的通知，已触碰做事、做人的道德底线。其上诉理由不敢恭维。自2015年5月4日双方签订委托合同到2016年1月26日答辩人从执行法官处得到被答辩人单方解除委托合同的9个月期间，历经公安、法院刑庭、执行局三个部门，承办律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从被答辩人证人证言可知，其见到承办律师去公安厅协调处理本案的次数就有八次之多。而被答辩人是在执行款项已划转法院，执行款项分配方案已确定后，在未通知答辩人的情况下，单方面向执行法院提交解除委托合同的通知。被答辩人的目的十分明确：此时解除合同、足以赖掉律师费而已。被答辩人为一己私利而无视他人付出的劳动，不敢恭维。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答辩人选择在执行款项分配前解除合同，的确煞费了思量。但合同法第405条对被答辩人所为早有规定：因不能归责于受托人的原因，委托合同解除，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原审判决已按实际所得执行款项金额为基数计算代理费于法有据。故要求：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5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本案被告）因刑事判决执行一案，聘请乙方（本案原告）委派律师郝恺担任该案的执行代理人，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费用包括律师办案费2000元，代理费为执行回款项金额15%，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执行程序终结时止。同时原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郝恺与被告签订授权委托书，写明：赵秀英委托郝恺在马建生刑事诈骗案执行一案中，作为代理人，委托权限为提出申请、代为调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委托代理合同》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为马建生，本案被告赵秀英是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之一，刑事判决书认定马建生的诈骗数额为1137万元，诈骗赵秀英的数额为812万元。上述合同和委托书签订后，原告律师事务�律师郝恺代赵秀英就马建生刑事案件的赃款、赃物的执行向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还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进行查询，同时还对马建生的财产进行调查。2015年11月，原告律师事务所律师郝恺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有关马建生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被告知赵秀英将解除授权委托书递交中院，已解除原告在马建生刑事案件执行的所有委托。根据原告的调查申请，已查实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回部分赃款，返还赵秀英被骗财物的价值为2238290.91元。另，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原告与被告之女有关于协商代理费通话，但原告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被告支付1万元代理费的意思表示。本院通过对太原市迎泽区司法局进行调查，查明原告代理人郝恺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时间为2014年。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分别向法院和公安机关递交相关申请、并就执行情况进行查询、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调查，已基本完成了委托事项。虽然在合同履行中，被告单方解除合同，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委托人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物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被告仍应支付原告相应报酬。现查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执行回部分赃款，返还被告被骗财物的价值为2238290.91元，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按照15%的比例支付代理费335743.6元。原告主张未追回赃款对应的委托费，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案查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恺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时间为2014年，被告关于在2015年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期间，原告委托郝恺进行代理活动不合适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判决：1、被告赵秀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代理费人民币三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元六角。2、驳回原告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八千六百四十九元，原告负担二千三百一十三元，其余案件受理费六千三百三十六元，保全费一千零一十四元，由被告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拒不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赵秀英提供如下证据：1、2016年2月3日的关于马建生案追缴款的明细；2、2015年11月10日的解除授权委托书；3、2015年5月5日的委托代理合同。以此证明�委托合同解除后，案款才执行回来的事实，以及根据委托合同的第四条、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的约定，被上诉人除上诉人已付的2000元办案费可不予退回外，按照委托合同”律师代理费为执行回款项金额15%”约定，被上诉人无权主张权利。并且根据委托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可得利益损失。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质证认为，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回款时间也没有异议；2、对于证据2解除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法院告知我们解除委托合同是在2016年1月26日；3、对于证据3中委托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代理事项，因不是为我们的原因上诉人单方无故解除委托合同。
除此之外，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0日�秀英向法院出具的解除授权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1日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向法院出具的”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函告、当事人陈述以及对本案执行情况的调查、了解，对原审所认定”2015年11月，原告律师事务所律师郝恺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有关马建生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被告知赵秀英将解除授权委托书递交中院，已解除原告在马建生刑事案件执行的所有委托”这一事实予以确认。根据2015年5月5日的委托代理合同可知，当事人在该代理合同中并未约定有异议期。根据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向法院递交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9日的起诉状，可以说明在被告知解除委托三个月以后，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未在法定异议期内行使异议权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主张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权利。因此依据法律相关”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以及”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于2015年5月5日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当然于2015年11月予以解除。根据本院执行局2016年2月3日出具的”关于马建生案追缴�明细”及双方均认可该事实的陈述，可以说明在双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数月后，部分案款得以实现执行回款，该执行回款明显与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无关，且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也无有关部门相关执行情况的告知、通知、函件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相关执行回款与其代理行为有直接关系。综合上述事实、证据、委托代理合同有关”律师代理费为执行回款项金额15%”的约定以及委托代理合同履行期内未有实现执行回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不能根据已解除了的委托代理合同主张权利。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可根据相关证据和事实向上诉人赵秀英主张损失赔偿，但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损失赔偿，且在委托代理合同中也未约定有赔偿损失情形和计算方式，也未提供因此造成损失的相关证据，因此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的诉求不应得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秀英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6民初84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5元及保全费1014元，由上诉人赵秀英负担6336元，由被上诉人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负担8649元及保全费10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文晋
审判员 刘 涛
审判员 孙广金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段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