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4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号***室。
负责人：彭立新，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春豪，男，1993年4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爱军，女，1967年5月8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水江，男，1941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美方，女，1944年8月7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豪，系本案当事人。
上诉人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桥律所”）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6民初7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桥律所的负责人彭立新，被上诉人陈爱军、被上诉人兼陈爱军、杨水江和黄美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桥律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中桥律所已按合同完成全部法律服务工作，对方应依约支付律师费，双方如果对律师费有争议，原审法院亦应按合同法或者政府指导价裁判。故现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
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共同答辩称：不同意中桥律所的上诉请求，本案合同不合法，对方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承认证人代签等事实。根据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的答复意见来看，本案律师费一万元是合理的。故原审判决没有问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桥律所向原审法院的起诉请求：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共同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71,252元。
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在原审中提起反诉请求：撤销2015年11月13日签订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桥律所赔偿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精神损失费71,252元。
原审法院认定：陈爱军之夫杨某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杨某之妻陈爱军、杨某之子杨春豪、杨某之父杨水江、杨某之母黄美方经朋友介绍而委托中桥律所代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诉讼事务。2015年11月13日，中桥律所承办律师彭立新通知对方到中桥律师事务所办理委托手续，陈爱军按时赴约，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因故未能一同前往，彭立新律师代表中桥律所与陈爱军签署了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委托书、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民事起诉状及赔偿费用清单，彭立新律师让陪同陈爱军的证人张某、吴某、沈某代为签署了上述材料中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名字。此后，彭立新律师作为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代理人向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及相关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其中主张的赔偿费用清单中律师费为38,000元，且彭立新律师作为代理人和杨春豪一同出席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庭审。2015年12月18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金民一（民）初字第4164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支持的律师代理费为10,000元。判决生效后，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及时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义务，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领取了相应的赔偿款。2016年1月13日，彭立新律师依据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要求陈爱军支付律师费62,252元，陈爱军未予同意。原审中，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认为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律师服务费“柒万壹仟贰佰伍拾贰元整”，系事后添加、与其他条款并非一次形成，特提出痕迹司法鉴定申请。法院遂依法委托上海锦曼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确认未发现“柒万壹仟贰佰伍拾贰元整”等文字与其他条款文字不是一次形成的痕迹特征。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为此支付鉴定费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一是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是否可以撤销，二是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支付的律师服务费是多少。关于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主张因就律师费用、签约时间和地点构成误解而与中桥律所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对委托中桥律所代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诉讼事务并无异议，律所指派的彭立新律师代为书写起诉状、代为向法院起诉立案、并出席庭审，对方对此并无异议，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判决生效后，就彭立新律师提供的代理服务亦无异议。由此表明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对于委托中桥律所并指派彭立新律师办理代理事项、以及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存在误解。关于彭立新律师代表中桥律所与陈爱军在律所办公场所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事实，彭立新律师与陈爱军对此也不存在误解，至于签约时间是11月13日还是11月15日，并不能据此否认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委托中桥律所代理诉讼事务的事实，故不能因此认定构成误解。彭立新律师与陈爱军均确认合同中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签名由他人代签，只能说明彭立新律师执业行为不严谨、不规范，但也不能据此认定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构成误解。关于律师费用数额的争议，只能说明中桥律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在签约时已经协商一致，中桥律所按照合同收取律师服务费依据不足，但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对委托合同存在误解、也不能否定委托合同的成立。因此，双方签订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情形，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主张应予撤销，缺乏法律依据，现不予支持。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基于撤销委托合同而要求中桥律所赔偿精神损失71,252元，缺乏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关于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支付律师服务费数额的问题。首先，中桥律所依据委托律师代理合同，要求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支付律师服务费71,252元，依据查明的事实，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在签署时存在瑕疵，可中桥律所又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就应付律师服务费为71,252元已经协商一致，故中桥律所要求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依据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审理情况，虽然中桥律所向法院提交了金额为38,000元的收据，但双方均确认并未实际支付，虽然陈爱军在签字时、以及杨春豪在出庭时知晓了彭立新律师向法院提出的律师费是38,000元，但中桥律所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应付的律师服务费为38,000元已经协商一致的事实，故不能认定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付的律师服务费为38,000元。再次，在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领取赔偿款后，彭立新律师与陈爱军协商律师费时，曾提出按照律师收费标准计算的律师服务费为62,252元，但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只能说明是中桥律所的单方意思表示，也不能作为认定对方应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数额。最后，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约定，律师服务费按照政府部门规定收费标准收取，但中桥律所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就收费标准告知对方、且已同意按收费标准支付律师服务费，故现不能按照收费标准确定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当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数额；按照司法实践，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法院可以支持的律师服务费的最高限额是10,000元，就彭立新律师代理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而言，生效判决确定的律师服务费也是10,000元，庭审中，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亦表示同意按照判决书的确定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10,000元，因此，在中桥律所未举证证明已经就法院判决支持的律师服务费数额与按照收费标准收取的律师服务费数额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明确告知对方，且对方已同意另行按照收费标准支付律师服务费的前提下，按照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判决确定的律师服务费10,000元、作为认定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支付的律师服务费，是恰当而合理的。关于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在原审中支付的鉴定费5,000元的费用承担问题，因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证明申请人的鉴定事项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依法应由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人民币10,000元;二、驳回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反诉诉讼请求。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2元，由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负担742元，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91元，由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另查明：在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作为原告起诉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中，起诉状、赔偿清单、庭审陈述、收费票据等均载明中桥律所律师费为38,000元。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一（民）初字第4164号民事判决书也明确认定“律师代理费，系原告方因本起事故的实际支出，本院根据支持诉讼请求的金额等因素认定10,000元”。
本院还查明：2016年3月，在中桥律所向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提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的法院调解过程中，杨春豪所提供的私自录音反映：杨春豪称，关于律师费其“从头到尾只知道一个数，38,000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协商一致，可变更合同。本案中，中桥律所与陈爱军订立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明确。虽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名确认，且未授权他人代为签名确认，但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以实际参与交通事故赔偿案诉讼、对中桥律所作为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从事诉讼代理工作不持异议的行为方式表明了对《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追认。但同时根据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均在赔偿案中确认的起诉状、赔偿清单、庭审陈述，以及中桥律所在赔偿案中出具的律师费收费票据，应认定中桥律所与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合意一致变更了《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律师费金额的约定。现中桥律所已依约为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涉及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提供全程法律服务、完成了全部工作，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亦拿到了交通事故赔偿案的全部赔偿款，且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就中桥律所已履行的合同义务从未提过任何异议。故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理应支付法律服务费38,000元。虽然交通事故赔偿案中，生效判决最终判令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获赔的律师费为10,000元，但其一，法律服务合同与交通事故赔偿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律师代理收费并不受交通事故案中获赔律师费金额的规制；其二，在案并无证据证明中桥律所与陈爱军一方有关于律师代理收费不超过交通事故获赔律师费的约定。故原审以交通事故赔偿案中陈爱军一方获赔的律师费为依据判令本起法律服务合同中中桥律所应得的法律服务费，实属失当，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对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反诉请求处理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6民初709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6民初709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人民币38,000元。
负有金钱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2元，由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392元，由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人民币4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91元，由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上诉案件受理费1,581.30元，由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781.30元，由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人民币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 珏
审判员 潘春霞
审判员 寻增荣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鲁彦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