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内09民终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涛，男，汉族，1971年3月3日出生，个体户。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全义，内蒙古义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和平，男，汉族，1964年2月10日出生，个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席建，男，汉族，1965年8月9日出生，个体。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进明，内蒙古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谢全，男，汉族，1957年8月30日出生，无业。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杜和平和席建、第三人谢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927民初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全义、被上诉人杜和平、被上诉人席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进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谢全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偿还拖欠上诉人的煤款555228元及延期付款的利息866155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席建提供，与本案争议无关的所谓“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欠款的合法、真实的证据却不做审核认定，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1、席建与杜和平合伙经营热力公司期间，二人是各自对外拉煤，公司使用，虽是公司统一结账，但相关账目公司内部记载各自名下。最初上诉人刘涛与郜旭等人合伙，以上诉人的名义为杜和平拉煤，但到了2010年1月时，因席建、杜和平每人名下均存在大量拖欠煤款的情形，包括杜和平名下也大量拖欠上诉人（郜旭）等人的煤款，之后,拉煤的人均拒绝再为其二人拉煤。为防止停暖，由热力公司监事谢全出面，以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订购煤合同，此次约定由上诉人为公司拉煤，由公司两股东支付煤款。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才又重新为供热公司供煤。上诉人实际与供热发生过两种买卖关系，一种是与杜和平代表公司的间接供煤关系，一种是公司由谢全出面直接与上诉人间的供煤关系。与杜和平代表公司的间接供煤，最终由杜和平解决，而由谢全出面代表公司的直接供煤，因二被上诉人间的相互推诿，最终没有解决。2、在2010年2月5日谢全及公司为上诉人出具收据时，除该款没有结清外，上诉人与杜和平代表公司的间接供煤款也并没有结算，这从席建提供的所谓上诉人的领款收条上的数额及时间也可以确认。而以上收条均系上诉人与杜和平代表公司的间接供煤产生的货款，包括支付煤款及支付利息，利息也是拖欠间接供煤款的利息，均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与杜和平代表公司的间接供煤，在付款时公司均将相关凭证收回，财务入账后，给上诉人付款。而本案中，公司没有将供煤的收条收回，不可能入账，更不可能将该笔货款支付给上诉人。3、二被上诉人各自对外拉煤的账目均在清算时列入了二人散伙时的清算报告，包括上诉人与杜和平代表公司间接供煤，席建提供的相关“证据”也均是从清算时的资料中提取，已经列入清算报告的账目。而出具清算报告的乌兰察布市国诚会计事务所已经作出说明，本案争议的煤款没有清算。席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审判决对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证明不作审理认定，而对于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属歪曲事实。4、至于原审法院以清算报告中“2010年12月3日前，两股东认为公司收支平衡”为由，认定上诉人持有的2010年2月5日收条所欠煤款在原供热公司后续经营期间已经给付完毕，更是荒谬。其一、公司的二股东是本案被告，自称公司收支平衡就认定不欠上诉人的煤款。其二、上诉人也没有参与其清算。三、“收支平衡”是指账目上的收支平衡，还是现金的收支平衡。从公司在2010年12月3日后仍为上诉人支付杜和平的间接煤款中看，可能是“账目上的收支平衡”，而会计事务所对账目进行清算，并说明本案争议的煤款没有清算，又怎么能以没有列入清算的账目来证实已经给付完毕货款。5、至于“公司财务人员手写的明细，来自原供热公司清算组向中旗法院移交的原公司账目中，该明细与历年刘涛的领款票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本案争议的煤款已经在公司经营期间分期支付完毕”的认定，更是牵强附会。其一，财务人员是二被上诉人公司的，其手写的明细应提供其形成依据，而不能以其是公司清算组提供给法院的，就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其二、会计事务所已经明确说明，本案争议的煤款没有进行清算。相关欠款没有列入公司的账目，是作为公司股东的二被上诉人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也没有能力干涉公司的账目。其三，假如该手写的明细是真实的，也只能推定上诉人历年的领款与上诉人和杜和平间接供煤的事宜一致，而不能将清算时未列入的煤款也认定为已经支付。6、原审法院在已经查明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或公司存在两种形式的供煤的情形下，应当要求席建提供相应的全部材料并进行核算，才能对本案诉争的煤款是否结清进行认定，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提供了欠款的原件、第三人对欠款的形成也作了说明、被上诉人杜和平对欠款事实也予以认可，会计事务所已经说明本案争议的煤款没有清算等等均可以证实欠款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以席建一方与本案无关联性也无法相互印证的“证据”，推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具备公平、公正的倾向性已经显现。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各自的证据采信显失公平、公正，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杜和平口头辩称，2008年与席建两人合作经营热力公司，我们分别进行拉煤，各自付款。2010年快过年时，因付不了煤款就没有人给拉煤。当时谢全是公司监事长，公司的事情都有他负责。由谢全从中协调，说好由刘涛等4人给公司拉煤，款由公司共同支付。会计事务所已经明确作出说明，本案争议的煤款没有进行清算。席建辩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上诉人虽然主张二股东欠其28车煤款，但一审期间却始终未能出示质证其所持有的过磅单，而提交的供煤合同和拉煤收条不能作为报账领款凭证，更不能证实煤款尚未给付。上诉人所谓的公司存在直接和间接供煤两种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股东杜和平撇开席建，采取单独审批或者直接代办的手段，于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30日为刘涛支付了巨额煤款及利息，而据《开支报销审批单》显示，察右中旗城建局于2010年12月开始代管供热公司，支出煤款只能由城建局工作人员审批，这种代管持续到2011年12月清算之时，在此期间二股东已不再行使审批权，但杜和平在2011年1月越过代管人员又给刘涛支付煤款两笔，分别为215000元和126965元。2、为进一步说明本案煤款已经付清，将2009年至2011年公司支付刘涛煤款的时间、金额进行列举：2009年11月20日付10万元、2009年12月10日付20万元，2010年1月26日付20万元、2010年2月9日付32万元、2010年5月6日付175000元、2010年6月29日付10万元、2010年11月3日付45万元、2010年11月25日付利息20万元、2011年1月22日付2150000元、2011年1月30日付2009年度煤款126965元，以上共付刘涛煤款合计1886965元，另付利息20万元，共计2086965元。公司三年仅有一次与刘涛签订购煤合同并约定利息，其他人或者刘涛先后历次拉煤均按程序进行。根据公司监事谢全与刘涛所签合同，即使公司未能按约于2010年3月5日前付清该批煤款，但当年5月6日付175000元、6月29日付10万元、11月3日付45万元，仅这3笔付款远超刘涛主张的，此外于11月25日另付利息20万元，又于2011年1月未经城建局代管人员审批支付215000元和126965元，而上诉人上诉称公司对其555228元的煤款及利息分文未付，明显不实。需要强调公司支付刘涛媒款及利息10笔,均有《开销报销审批单》以及刘涛亲笔所打收条在案佐证,这些账目凭证早在2011年12月清算组一经成立就从公司会计人员处提取,清算期间一直由清算组保存后归法院归档,原审中由席建一方申请调取,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无可置辩。3、从公司成立到2010年12月城建局代管前，赵炎担任公司出纳，处于工作职责对2009年—2010年公司所欠煤款，包括每个供煤者姓名、年度进煤吨数、年度欠款余额、历次付款金额进行专项统计形成明细，该明细也被清算组一并提取，最终由法院归档，涉及到刘涛起诉部分即2010年1-2月供煤数量1194.04吨，欠款金额555228元上下对应，与刘涛《开支报销审批单》和刘涛所打收条完全吻合。从明细还能清楚地看出来，2009年-2010年度所欠煤款是裹在一起支付的，刘涛于2009年供煤2052.82吨，余欠金额仅剩62730元，而赵炎明细付款后来三次付款已达725000元，除了能够结清2009年余欠的62730元，2010年1-2月的555228元也足额付清，只是由于刘涛在2010年另外供煤503.26吨，价款234016元，截止到2010年11月3日付款45万元，才尾欠刘涛煤款126974元。2010年12月城建局实行代管，赵炎离开公司以后付款不知情。因城建局代管使两位股东无权插手财务审批，杜和平仍于2011年1月22日、30日继续给刘涛支付煤款215000元和126965元，126965元与明细记载的两年尾欠126974元基本相符，况且刘涛收条还特别注明是领取的2009年度煤款，众所周知每个供热从2009年10月15日至2010年4月30日，而2010年度又推到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所以刘涛收到2009年度煤款正是赵炎明细记载的2009年-2010年尾欠的数额，证实公司确已付清。再有，赵炎明细载明刘涛于2009年-2010年供应合格煤和过磅员共同签字认可的煤炭合计3750.12吨，以每吨465计算，每款总额为1743806元，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煤量煤款。公司与实际支付刘涛煤款总额超出应付其煤款总额还多出143159元，至于刘涛拉来的其他不合格煤或者仅有刘宏单独签收的煤炭，公司不予接收，不入账统计，也不给付款，后由清算报告确定由杜和平承担，赵炎明细不包含此类煤炭。因此，赵炎记载的煤炭明细与本案争议事实精密关联，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完全正确。4、本案诉争的煤款没有列入清算，原因并非上诉人由直接供煤形成，而是出于下述情况：其一，刘涛所持有的过磅单没有交回财务，公司账目凭证中无法找到，清算组材料和法院档案里也相应查找不到。其二、清算期间，二股东一致认为2010年12月3日之前公司收支平衡，股东往来和债权债务已做处理，双方不存在争议，并且一致同意对此部分不作清算。这个事实由清算组会议记录和清算报告可以证实。其三、清算组通过对财务账目凭证、刘涛收条和赵炎明细进行对应核算，认为争议煤款已经付清，故不予清算。综合以上几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应予维持。谢全未到庭，未作答辩。刘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二被告偿还欠原告煤款本金555228元；2、判决二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货款的利息866155元（从2010年3月5日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2016年9月5日），并支付至还款之日；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涛主张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公司欠其煤款555228元，为此提供了2010年1月15日第三人谢全代表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煤合同书及谢全书写的收条一份予以证实，对合同书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谢全出具的收条，被告杜和平无异议。被告席建对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为该笔煤款已经支付。因谢全作为第三人在庭审中说明，当时经二被告同意，原告刘涛为公司拉煤，经财务核对，谢全为原告出具了收条。因此，2010年2月5日，原城发集中供热有限公司欠原告煤款555228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但该收条不能证实煤款尚未清偿，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原告提交了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公司清算报告，用以证实该笔欠款未进行清算，被告杜和平无异议，被告席建的质证意见是，该欠款已经列入清算。该清算报告中明确载明，“2010年12月3日前，两股东认为公司收支平衡，所以对两股东申报的支出清算组不予计算，同时对相应申报的债务也不计算”，乌兰察布国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说明也能够证实该笔煤款没有列入清算。故对该笔煤款没有列入清算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3、被告席建申请调取并出示了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2011年会计账目中原告刘涛亲笔书写的领取煤款的收条九份、领取利息的收条一份和原公司财务人员手工记录的热力公司（2009-2010年）所欠煤款明细，用以证实本案争议的煤款已经清偿。（其中2009年11月20日付10万元、2009年12月10日付20万元、2010年1月26日付20万元、2010年2月9日付32万元、2010年5月6日付17.5万元、2010年6月29日付10万元、2010年11月3日付45万元、2011年1月22日付21.5万元、2011年1月30日付126965元。2010年11月25日付利息20万元）。对该组证据，原告刘涛的质证意见为，上述已经给付的煤款是刘涛和郜旭单独为杜和平拉煤的数据，与本案诉争煤款无关；财务人员手写的明细没有附原始单据；本案诉争的煤款没有进入清算。被告杜和平的质证意见为，共同经营的三年中，每年的煤款都在上千万，这组证据与本案诉争款项无关。因上述收条中共有六笔共计1386965元发生在2010年2月5日之后，收条内容都有“收到热力公司煤款”的字样，且上述款都由热力公司支付；2010年11月25日刘涛向供热公司收取利息2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月息三分五，从2010年2月5日计算至2010年11月25日，产生利息200807.5元，与原告刘涛领取的利息基本相符；财务人员手写的明细来自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向察右中旗人民法院移交的原公司账目中，该明细与历年原告刘涛的领款票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本案争议的煤款已经在公司经营期间分期支付完毕；而且，在清算报告中，明确“2010年12月3日前，两股东认为公司收支平衡”。综上，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所持的2010年2月5日收条所欠煤款在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后续经营期间已经给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涛诉请二被告偿还拖欠的煤款，但被告席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该笔欠款已经清偿。原告对被告席建的辩称意见没有提交证据加以反驳，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92元，由原告刘涛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庭审后，刘涛于2017年8月3日申请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乌兰察布市国诚会计师事务所对杜和平、席建合伙期间涉及到刘涛为察右中旗城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煤账目及本案诉争的555228元煤款是否清算及支付进行会计清算。2017年10月30日乌兰察布市国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说明，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期间，察右中旗城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计账薄中收到刘涛供煤及煤款支付时的账务处理为“借：经营成本科目；贷：现金科目”，记载凭证后附资料中只有煤款收条（有一张收条无收款人签名），无收款过磅单和检验单，从公司的会计资料中无法看到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期间刘涛为公司供煤的数量、应付煤款的情况，只有支付刘涛多少煤款的情况，对本案诉争的煤款555228元是否支付无法形成鉴定报告。乌兰察布市国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刘涛、郜旭、李连平收煤款明细中载明，2009年11月20日刘涛收到煤款10万元、2009年12月1日收到煤款20万元、2010年1月27日收到煤款20万元、2010年2月9日收到煤款32万元（后附领款证明，无人签字）、2010年5月8日刘涛收到煤款17.5万元、2010年6月29日刘涛收到煤款10万元、2010年11月3日郜旭收到煤款45万元（后附收条，收款签字人郜旭，建行转账凭条，收款人刘涛收到煤款30万元）、2010年11月25日刘涛收到20万元（付利息款）、2011年1月22日刘涛收到煤款21.5万元、2011年1月30日刘涛收到煤款126965元，总计收到煤款2086965元，以上均无过磅单。另查明，2013年5月12日清算组会议记录中记载杜和平与席建均认可2010年12月3日以前的收支平衡，同意不予再计算，同时对相应申报的债务也不计算。清算组针对2010年12月3日以后的收支盈亏情况进行清算并出具报告。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涛以2010年2月5日公司为其出具的收条向被上诉人杜和平、席建主张偿还拖欠煤款555228元。本案二被上诉人作为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公司原股东，对于收到上诉人送来28车煤并无异议，但席建认为该煤款已经列入清算支付完毕，杜和平认为该煤款未给付。因而，本案中对于刘涛依据收条所主张的煤款是否已支付，系双方争议的关键。首先，从收条的性质上看，收条虽能证明出具收条的一方与接受收条的一方有经济往来，但并非是债的必然凭证；其次，从2017年10月30日乌兰察布市国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说明来看，察右中旗城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计账薄中无法确认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期间刘涛为公司供煤的数量、应付煤款的情况，但可以确认刘涛支取煤款的数额。上诉人刘涛持有2010年2月5日公司为其出具的收条主张权利，但对于从2010年2月9日至2011年1月30日期间支取款项1586965元不能证明并不包含本案诉争煤款；第三、对本案诉争的煤款555228元是否包含刘涛已领款1586965元内，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账目中未反映尚欠刘涛诉争煤款，且在公司清算报告中反映杜和平与席建均认可2010年12月3日以前的收支平衡。从以上情况看，本案中，刘涛仅以原察右中旗城发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条主张该公司尚欠其煤款，针对尚欠煤款的事实无供煤过磅单票据，且经相关机构进行清算无法确认该欠款事实存在。由此，上诉人主张诉争的煤款555228元未给付依据不足，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92元，由上诉人刘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华审判员 王凤兰审判员 王小琪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雅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