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2）东中法执复字第23号
申请复议人（申请执行人）：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遵义路100号虹桥上海城B栋2683-15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凤龙，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勇，男，公司法务人员。
委托代理人：蓝德祺，男，公司法务人员。
被执行人：东莞市比尔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东城区火炼树外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ＸＸ，公司总经理。
被执行人：ＸＸ，男。
被执行人：陈月娥，女。
申请复议人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下称仲利公司）因不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东一法执异字第7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2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仲利公司依据已生效的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86号民事调解，申请执行东莞市比尔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比尔公司）、ＸＸ、陈月娥融资租赁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依法立案执行。依据生效执行依据，仲利公司申请执行内容之一为强制比尔公司返还仲利公司租赁标的物震雄注塑机SM350等机器共18台。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3日以不能确认仲利公司主张的租赁标的物即为比尔公司被查封存放的部分财产为由，书面通知仲利公司不能执行上述申请执行内容。仲利公司对此认为：第一，现有证据足以确定部分比尔公司被查封财产为本案执行标的物；第二，缺少的机器铭牌编号并非确定执行标的物的必要条件；第三，质疑仲利公司举证主张的被查封财产并非本案执行标的，亦需举证证明。故仲利公司提出异议，请求一审法院支持上述申请执行内容。
一审法院经异议审查认为，关于仲利公司租赁给被比尔公司的注塑机是否能确认为查封现场现存的注塑机的问题，应当考虑如下因素：第一，涉案注塑机为已使用过的旧机器，由比尔公司先向深圳市毛毵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毛毵公司）购买并已使用，仲利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租赁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时，更应注意该机器的出厂铭牌，产品编号及机身编号等信息；第二，比尔公司成立于1998年，除向仲利公司租赁的注塑机外，该公司还有其他注塑机，比尔公司倒闭后，向仲利公司租赁的注塑机与其他注塑机难以区分；第三，仲利公司租赁给比尔公司的注塑机有18台，而查封现场现存的同型号注塑机只有13台，两者的数量无法相互对应；第四，仲利公司所提交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租赁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及照片，只能分辩注塑机的生产厂家和型号，未能显示机器的产品编号和机身编号，无法将查封现场现存的注塑机与仲利公司租赁给比尔公司的注塑机相互对应并特定化。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仲利公司要求变更（2012）东一法执字第939号通知书的决定，支持其申请执行返还租赁标的物的异议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了仲利公司的异议申请。
仲利公司不服异议裁定向本院提出复议，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异议裁定，支持该公司返还租赁标的物的执行申请。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仲利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以及查封存放现场能够清点出大多数同样规格型号机器的事实，足以认定被查封的部分机器即是仲利公司租赁的财产。第二，机器的铭牌编号并非认定机器权属的必要条件，否则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上即应注明涉案机器的铭牌编号。第三，仲利公司已提供必要证据证明执行标的物得权属，如有质疑认为执行标的物已灭失或被处分，亦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第四，依据经验法则，仲利公司能与比尔公司就租赁涉案机器作出调解，证明仲利公司、比尔公司已确认涉案机器就在查封现场。第五，一审法院异议审查中查明，比尔公司2011年11月停止经营并倒闭，该公司机器设备已搬迁至东莞市火炼树第三工业区东莞市美格菱时装有限公司厂房暂存，按此语义仲利公司租赁的机器无论数量上是否减少，必定一并移置而非下落不明，且又无第三人否认查封存放的机器为仲利公司涉案机器，根据执行异议裁决形式审查原则，基于上述情况可以确认查封存放的部分机器即为仲利公司申请执行标的物。
仲利公司提供与比尔公司就涉案机器签订的《租赁合同》，比尔公司就涉案机器出具的《租赁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以及仲利公司拍摄的涉案机器照片等证据，用以支持复议请求。
本院经审查查明，仲利公司因与比尔公司发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于2011年4月19日诉至深圳市罗湖区法院，经法院主持达成以下调解内容：确认比尔公司对仲利公司的未到期租金为人民币1192200元，租赁标的物为：震雄注塑机SM350一台，震雄注塑机SM180两台，震雄注塑机SM120两台，震雄注塑机SM90两台，东华注塑机F250一台，华大注塑机150FH两台，华大注塑机200FH两台，华大注塑机280FH两台，华大注塑机450FH一台，华大注塑机240FH两台，华大注塑机340FH一台。比尔公司同意分期按时向仲利公司支付上述未到期租金，ＸＸ、陈月娥对此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三被执行人未能按照该调解协议履行义务，仲利公司有权要求比尔公司立即返还上述租赁标的物及三被执行人支付相应款项。后因三被执行人未能履行生效调解，仲利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内容为：1、强制执行比尔公司拖欠的租金、利息、案件受理费等；2、强制比尔公司向仲利公司返还上述18台租赁标的物，如不能返还则折价赔偿仲利公司1396800元；3、案件执行费用由比尔公司承担。
又查，仲利公司与比尔公司于2010年2月2日就涉案机器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四、租赁物使用地点、表示及安全”部分约定：比尔公司对租赁物上标明仲利公司名称、所有权或租赁关系之任何标章、识别、烙印、厂牌、贴纸及金属，不得将其移离、涂抹或消灭。
再查，仲利公司、毛毵公司与比尔公司于2010年2月2日就涉案机器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显示标的物交付方式为：毛毵公司应确实将标的物直接交付予比尔公司，且经比尔公司验收并将标的物之《租赁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交付予仲利公司时，视为仲利公司已将标的物交付予比尔公司且验收完成，同时该标的物之所有权始视为移转予仲利公司，标的物风险始视为移转予比尔公司。因买卖标的物系基于比尔公司向仲利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根据比尔公司的选择与指定，由仲利公司向毛毵公司购买再租给比尔公司（租赁事宜以仲利公司、比尔公司所订租赁合同为准），故标的物名称、制造商、规格及型号、机器序号、数量应详列。但在上述《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中，各方就标的物均仅列明标的物的名称、厂牌、规格及型式、数量及单位（如：震雄注塑机SM3501台），并未列明机器序号等足以区分和特定化标的物的有效信息。
又查，仲利公司在本案执行异议听证中确认以下事实：1、所提供的涉案机器照片拍摄于2010年2月即买卖合同签订时。2、仲利公司购买涉案机器时，该机器已交付比尔公司并在使用。3、比尔公司于1998年成立，2011年9月停产倒闭。4、2011年上半年时，比尔公司有员工五、六百人，注塑机三、四十台。5、仲利公司和比尔公司之所以没有将涉案机器编号写入合同，是因为涉案机器为旧机器，价值金额较小。
以上事实，有仲利公司与比尔公司的《租赁合同》，仲利公司、毛毵公司与比尔公司的《买卖合同》以及相关案件材料等，足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复议争议焦点为仲利公司申请执行返还的租赁标的物，是否能从比尔公司被查封的财产中予以确定。第一，因本案争议执行内容基于仲利公司对租赁机器的物上请求权，故仲利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首先应为法院确认执行标的原物、即负有将该18台机器从比尔公司财产中特定区分出来的举证责任，但依仲利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及法院相关案件材料，仅能证明仲利公司曾将18台注塑机租赁给比尔公司，而无法在比尔公司被查封财产中作特定化指认。第二，《租赁合同》中“比尔公司对租赁物上标明仲利公司名称、所有权或租赁关系之任何标章、识别、烙印、厂牌、贴纸及金属，不得将其移离、涂抹或消灭”的表述，表明仲利公司、比尔公司就特定标识对于特定化区分租赁标的物的重要性有充分认知，机器铭牌、机身编号诚然并非认定机器权属之唯一必要要件，但《租赁合同》中所列能“标明仲利公司名称、所有权或租赁关系”之其它标识，仲利公司亦未能证实存在。第三，相关证据显示本案中18台租赁机器涉及“占有改定”之特殊情形，故《买卖合同》中明确提示，应将包括机器序号在内的租赁标的物的详细信息予以列明，但仲利公司等各方以“设备陈旧、价值较小”为由未予详列，故造成如今租赁机器难以区分之现状，非因一审法院无据率断，实为合同当事各方疏忽所致。第四，从目前证据及现状看，仲利公司租赁机器数量与查封现场现存的同型号机器数量不符，仲利公司亦承认比尔公司有包括涉案租赁机器在内的多台机器，可见当前条件远未能达到仲利公司所称之“证据完整、权属明确、外观确定”程度，仲利公司申请执行之主张及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仲利公司的复议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准确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7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东一法执异字第7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审 判 长 戴俊勇
代理审判员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何 芃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惠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