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8行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建红，男，196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委托代理人曾广奇，男，199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系上诉人曾建红的儿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朝阳路。
法定代表人黄永华，镇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樟根，浙江中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建红与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方镇政府）乡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2017）浙0802行初38号行政裁定。曾建红、上方镇政府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建红及其委托代理人曾广奇，被上诉人上方镇政府副镇长阮孝林及委托代理人徐樟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曾建红系衢江区上方镇上龙村（原山头底村）村民，与曾冬牛系兄弟关系。1986年4月16日，衢江区上方镇山头底村村民委员会与曾冬牛、曾生富（案外人）就该村西京山的承包经营权签订承包合同，并约定了四至、承包期、收益分配等内容。2004年1月8日，原告曾建红与原山头底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山头底村西京山毛竹山承包协议》，协议称曾冬牛与曾建红分家立户后，对曾冬牛1986年承包的荒山原告曾建红分得45亩，并载“甲方经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将同意乙方该面积范围内继续承包并延长”，协议对承包的四至、年限、承包款的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时任山头底村村民主任邱渭生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2011年6月10日，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上龙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对大坪地、西京山、毛家山等地块进行土地综合整治的决议，并请上级有关部门给予立项。2012年4月18日，中共衢江区委办公室、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衢江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办法的通知》（区委办发〔2012〕51号）文件，对衢江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载明各乡镇、村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立项、招投标、项目管理、拆迁安置等工作。2012年9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浙土整立字〔2012〕0138号浙江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审批意见书，同意衢江区上方镇上龙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立项。2013年10月21日，被告上方镇政府作为发包方与衢州市俊诚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签订《衢江区2011年上方镇上龙村西京山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施工合同，由衢州市俊诚市政园林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建设，上方镇政府作为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设计图纸，有权对相应施工环节进行监督管理，并在竣工后组织人员进行工程验收，承担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原告所持《山头底村西京山毛竹山承包协议》中的承包山并不在综合整治项目复垦区的红线范围内，原告所主张的其通往毛竹山的上山道路系日久而成，非其铺设修筑而成。2015年9月，工程建设方对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土地进行整理，原告认为被告的土地整治行为对原告通往其承包的毛竹山的上山道路进行毁灭，导致其生产经营不便，故诉至法院，一、要求确认被告2015年9月实施的对原告承包的毛竹山上山道路毁损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损失8550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结合《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以及《关于印发衢江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办法的通知》第四条、第七条的内容，乡（镇）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整理及组织实施的法定职权。在本案所涉的上方镇上龙村西京山地块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被告以发包方的身份与建设工程公司签订项目施工合同，并履行支付工程款等合同义务。可见，被告通过签订合同委托他人在上龙村西京山红线范围内实施的土地综合整治及复垦行为，应视为其履行组织实施土地整理职能的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上方镇政府作为行为实施主体系本案适格被告。被告相关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曾建红依据其所持有的《山头底村西京山毛竹山承包协议》作为西京山45亩毛竹林的承包人，在该协议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或被撤销之前，原告对在其承包山周边实施的、认为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庭审中，原告曾建红陈述其在2015年11月得知其承包山的上山道路被毁损的事实后，就向政府举报反映，并就2015年11月期间其房屋在同一项目中被拆除的事宜于2016年3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原告曾建红自2015年11月知道其涉案承包山的上山道路被毁损的行为起，直至2017年2月才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已经超过前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且无正当事由，依法应当驳回。因原告曾建红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条件，故对其赔偿请求，本院不予审查。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曾建红的起诉。
上诉人曾建红上诉称，1.上诉人通往承包山的道路被毁坏，上诉人于2015年11月知情后经交涉，工程施工队承诺工程结束后将恢复道路原状或重新修建道路，否则将赔偿上诉人损失。2017年1月5日，经现场查看，无法恢复道路原状，上诉人才提起本案诉讼。2.原审法院未到涉案现场勘察核实就确认上方镇政府提供的相关证据，且本案裁判前，法院均未提及起诉期限事宜。3.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山协议，在履行协议期间，该承包山为不动产，不存在起诉期限问题。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确认上方镇政府2015年下半年实施的对上诉人承包的毛竹山道路毁坏的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855000元。庭审中经本院释明，上诉人曾建红将上诉请求变更为：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上方镇政府答辩称，曾建红陈述的相关事实错误，曾建红非涉案山地合法承包人，上方镇政府实施的行为并非行政强制行为，本案整治复垦工程实际于2015年初开工至同年6月份竣工验收完毕，2017年1月5日村镇干部系因曾建红信访才前往查看现场。曾建红自认其于2015年11月份知道承包的山地及山路被综合整治复垦活动损毁，其提起本案诉讼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一审驳回起诉合法有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上方镇政府上诉称，1.本案上方镇政府不存在行政行为，若存在行政行为，亦是施工人超出红线范围施工造成侵权，与上方镇政府无关，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主体适格错误。2.一审未以涉案村与案外人曾冬牛和曾生富签订的《合同》、《毛竹山承包合同》为定案依据，而错误的以承包协议为依据，认定原告主体适格错误。3.被上诉人权益没有受到侵害，上方镇政府在本案中不存在违法行为。4.一审裁定结论遗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综上，一审裁定结论正确，但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曾建红答辩称，1.2017年1月5日，其与村镇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确认道路被毁且无法恢复原状，故才提起诉讼。2.2015年11月份其就知道道路被毁，但当时经交涉后，工程队及镇政府承诺工程完工后将恢复道路或重新修建道路。3.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不真实，涉案道路在施工红线图内。
曾建红、上方镇政府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相关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根据一审审理情况以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二审中，主要围绕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是否正确等争议焦点进行审理。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内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上诉人曾建红自认其于2015年11月知道通往承包山的道路在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被毁损，即向政府等相关部门反映，其又于2016年3月就其房屋在同一项目中被拆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曾建红实际于2016年3月就已知道行政行为及相应诉权，其至2017年2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上诉人曾建红主张其在道路毁损后经过交涉，工程施工方及政府向其作出恢复道路或重新修建道路的承诺，对此曾建红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曾建红还主张其所诉的被毁损道路属于不动产，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该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方镇政府上诉主张曾建红非涉案山地合法承包人，上方镇政府实施的行为并非行政强制行为，故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本院认为，曾建红持有相关山地的承包协议对涉案道路毁损具备利害关系，上方镇政府作为土地整治项目的工程发包方其被告主体适格，上方镇政府相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曾建红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沈 婷
审 判 员 朱桂英
代理审判员 颜朝童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