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再1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芙英，女，194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襄阳东风合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朱庄村（襄新路）。
法定代表人：李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成，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远斌，男，196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襄阳民邦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邓曼路与汉江北路交汇处1幢2幢。
法定代表人：范胜英，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襄阳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二汽基地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远斌，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王芙英因与被申请人襄阳东风合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合运公司）、张远斌、襄阳民邦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邦公司）、襄阳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6）鄂民申13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芙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陈铭，被申请人东风合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成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张云斌、民邦公司、恒业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芙英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404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2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民邦公司以350万元为基数支付下欠本金及利息，并改判东风合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为332.5万缺乏证据证明。依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民邦公司与王芙英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50万，民邦公司及张远斌、恒业公司出具的收据亦载明实际收到了350万的借款。因此，王芙英已完成了证明双方之间350万元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对剩余款项17.5万元的借款未实际发生未作出合理解释且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无法推翻王芙英提交的借款合同以及出具的收据等证据。原终审判决认定剩余17.5万元系提前扣除的利息，亦与双方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以及居间费用的比例不符。（二）原终审判决认定东风合运公司对本案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张远斌的签字盖章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其担保本案债务的行为效力及于东风合运公司。该担保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东风合运公司承担。担保函加盖的公章经鉴定与东风合运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但不能排除东风合运公司存在多枚用于经营管理的公章。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但该规定系管理性规范，不影响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本案中，王芙英基于对张远斌东风合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该公司法人印章的信赖，完全有理由相信张远斌本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再次，原终审判决还以“张远斌未对东风合运公司实际投资，不享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以及东风合运公司与王芙英之间无任何经济关系，东风合运公司在担保行为中未取得任何回报”为由推理出东风合运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不当。
东风合运公司辩称，（一）王芙英认为张云斌有权使用东风合运公司公章及行为善意的理由不能成立。张远斌虽与东风合运公司股东吴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吴强部分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但实际上张远斌未支付分文股份转让款，东风合运公司原股东和公司章程均不认可张远斌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身份，张远斌也从没有实际控制和管理过东风合运公司。（二）张远斌伪造公司印章出具担保函，违反法定忠实义务，其行为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王芙英采取胁迫方式使得张远斌出具担保函，主观上不具有善意，张远斌的行为不构成有效代表行为。（三）张远斌伪造东风合运公司印章出具担保函系与王芙英恶意串通实施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应由张远斌本人承担民事责任。（四）张远斌伪造印章出具的担保函对应的主债务不存在，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函也因此不存在。（五）王芙英起诉放弃1000万元质权，应当免除保证人350万元的保证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王芙英的再审请求。
张远斌、民邦公司、恒业公司未答辩。
王芙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民邦公司、恒业公司、张远斌、东风合运公司连带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7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民邦公司、恒业公司、张远斌、东风合运公司连带支付违约金14万元；3.民邦公司、恒业公司、张远斌、东风合运公司连带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远斌与康剑于2008年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双方之间有业务合作关系。王芙英是康剑的母亲，又为湖北融联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民邦公司股东为范胜英（张远斌的母亲）、张远斌，法定代表人登记为范胜英，公司均由张远斌个人出资，实际经营与控制人是张远斌。
2013年7月6日，王芙英与民邦公司、张远斌、恒业公司、融联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民邦公司为进行经营活动，通过融联公司居间介绍向王芙英借款，张远斌、恒业公司提供担保；民邦公司向王芙英借款350万元，借款期自2013年7月6日至9月3日，共60日；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利息为借款总额的2%，在借款到账之日足额支付给出借方。居间费用为借款总额的3%，在借款到账之日足额支付给出借方；合同履行期间，借款方向出借方账号支付的款项，在未得到出借方另行书面确认情况下，视为向出借方支付的利息，不得抵扣为偿还本金。借款到期后借款方应当全额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保证人张远斌、恒业公司对借款方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赔偿金、违约利息等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借款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借款利息，对其违约利息借款方按双倍利息支付出借方。借款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居间报酬，应按双倍支付给中介方。借款方不按合同约定按时全额归还借款本金的，借款方自愿按借款本金的20%支付违约赔偿金，并承担借款逾期归还期间产生的利息及滞纳金。同时，民邦公司出具委托书，要求王芙英将借款350万元转入张远斌在交通银行开设的账户。
合同签订当日，王芙英通过其在交通银行账户向张远斌在交通银行开设的账户转款332.5万元，民邦公司及张远斌、恒业公司向王芙英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王芙英借款350万元整。2013年9月10日，范胜英、张远斌与融联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范胜英、张远斌将其在民邦公司享有的股权质押给融联公司，出质股权金额为1000万元，被担保债权金额1000万元，同年10月11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出质登记。之后，张远斌又向王芙英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对借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并作为该笔借款的共同还款人，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及为该借款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担保期自贷款到期日起至本笔贷款还清为止，并承诺全部欠款于2013年9月3日前全部还清。2013年11月15日，张远斌又向王芙英出具担保函，承诺为民邦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2013年11月20日，恒业公司向王芙英出具担保函，承诺为民邦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
东风合运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之前，其公司股东吴强占股份89.5283%（股份金额9490万元）、何大华占股份1.0472%（股份金额111万元）。2014年4月14日，张远斌与吴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吴强的部分股份，成为东风合运公司的股东，占50%股份（股份金额5300万元），但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何大华购买了公司股东其余股份占50%（股份金额5300万元）；张远斌担任东风合运公司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6月4日，东风合运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何大华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远斌不再是东风合运公司的股东。2014年4月14日，张远斌成为东风合运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23日，张远斌在事先打印好的担保函上签字，向王芙英承诺为民邦公司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内容为借据项下的全部借款本息、居间费用、违约金、滞纳金并赔偿律师代理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五年。当日，张远斌又在事先已打印好的担保函上签字并加盖东风合运公司印章，担保函内容与当日张远斌本人签字的上述担保函内容一致。2013年8月1日，张远斌向康剑账户转入10万元，2013年8月5日转入75000元，2013年9月3日转入20万元，2013年10月8日转入10万元，2013年10月9日转入75000元，2013年10月30日转入100万元，2013年12月11日张远斌向李琴（康剑妻子）账户转入25万元，2014年1月28日张远斌向王芙英账户转入100万元，2014年2月27日张远斌向康剑账户转入44200元，2014年4月8日张远斌向李琴账户转入115000元。2014年8月12日张远斌出具证明2份，证明：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其多次从本人账户向康剑、李琴个人账户转账，该转账系张远斌单独与康剑、李琴之间发生的往来关系，与张远斌作为担保人担保的其它债务无关。
2014年12月7日，张远斌向东风合运公司出具“关于我私自冒用公司名义为我个人借款担保的情况说明和承诺”，内容为：2013年5月下旬，我个人投资经营的民邦公司向王芙英借款1500万元并由恒业公司和我个人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无力偿还。在王芙英之子康剑（整个借款业务的实际经办人）多次催促无果的情况下，康剑强迫我利用担任东风合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以合运公司的名义为此借款提供担保。为了延长还款期限，我不得不同意康剑的要求，背着东风合运公司其他股东，绕开董事会，私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东风合运公司的名义，为民邦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担保并出具了担保书。事实上，东风合运公司既没有向王芙英借款也没有使用该笔借款，该借款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未经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同意私自以公司名义对外为个人债务担保，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我愿为我的个人行为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2015年1月20日，公安机关对张远斌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委托刑事科学技术部门鉴定，认定：2014年4月23日针对王芙英出具的担保函上的东风合运公司印章系虚假公章，与东风合运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张远斌在公安机关陈述担保函上的公章系其私自雕刻，未征得公司任何人同意，出具担保函并加盖合运公司公章是因为康剑等人多次强迫而为，不是其真实意愿，也未同公司任何人事先商量。其所陈述制作公章和加盖公章的经过同2014年12月7日向东风合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承诺内容一致。张远斌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目前还在侦查进行中。
一审法院认为，王芙英与民邦公司、张远斌、恒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民邦公司同意在借款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即1.868%（年利率5.6%÷12个月×4倍）计算利息，符合国家关于借款限制利率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芙英向民邦公司实际提供借款为3325000元，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王芙英向民邦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为3325000元。张远斌、恒业公司作为保证人，约定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且没有约定保证份额，则张远斌、恒业公司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承担共同保证责任。张远斌于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8日期间先后向王芙英、康剑、李琴账户转款，但根据借款合同内容，该合同没有特别约定还款账户为康剑、李琴账户，张远斌本人也书面证明上述期间向康剑、李琴账户转款属与康剑、李琴之间的单独业务往来，与本案借款无关，故一审法院认定民邦公司、张远斌、恒业公司仅于2014年1月28日向王芙英还款100万元。该还款首先按约定支付合理利息，多出部分则应参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规定，抵扣本金。截止2014年1月28日，按月利率1.868%计算的利息为418214元，多付利息581786元（100万元-418214元）应冲抵本金，下欠借款本金应为2743214元（3325000元-581786元）。
关于东风合运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首先，民邦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与实际经营人为张远斌，且民邦公司借款时处于停业状态，民邦公司向王芙英借款，实际就是张远斌个人借款。张远斌与王芙英并不熟悉，其只认识康剑，并且之前双方曾发生过业务关系，康剑是王芙英的儿子，王芙英借款给张远斌，实际经办与控制人是康剑。
其次，张远斌从事过房地产开发，东风合运公司恰巧有土地拟进行开发，张远斌遂借助此项优势进入东风合运公司成为股东，但其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故其对东风合运公司并没有实际投资，其也不享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再次，从2014年4月23日张远斌将其私刻的东风合运公司印章加盖在担保函上分析，该函所指担保不同于一般性质的保证担保。根据我国民法关于担保权从属性理论，第一，担保要具备“发生上的从属性”，即指担保权的发生或成立以被担保债权的发生或成立为前提条件，其主要功能是促使主合同成立，促进交易发展。本案中，王芙英与民邦公司的借款关系在张远斌、恒业公司的担保下已成就，借款期满后，借款方与保证方均无力还款，之后在康剑的多次要求下，张远斌以东风合运公司名义出具担保函，实质上是债权人在寻找新的债务人参与还款。在此情况下，就要重点考量新的保证人提供保证是否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债权人是否在主观上善意且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认定，担保函上的公章是私雕虚假的，该公章的加盖不能像真实公章加盖那样具有代表效力。
第二，张远斌在担保函上签字盖章，并没有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甚至没有给公司的任何人通报，其签字盖章行为不是公司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是张远斌个人的私自行为。即使张远斌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但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对外的重大事项决定上仍然要经过公司意思机关股东会同意。
第三，从相对人角度分析，王芙英与康剑均系公司的管理人或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法的常识均应知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由此看出，张远斌以东风合运公司名义出具担保时，债权人这一方必须要审查公司是否有对此项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这是基本的注意义务，显然王芙英或康剑未尽此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我国合同法上的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制度，要件之一是要求合同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本案债权人一方未能证明其无过失地相信张远斌有代表权，故张远斌的无效代表行为不能产生有效代表的后果。
第四，根据张远斌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其向法院的陈述，其主观上不愿加盖东风合运公司公章，不愿让东风合运公司提供担保，只是在受到强迫下，才不得已加盖公章。由此判断，张远斌作为行为人在担保函上加盖公章时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有瑕疵。同时，债权人及张远斌利用东风合运公司为借款提供担保，实质也是为了其减少个人利益的损害，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因为民邦公司实质是其个人投资、个人经营，东风合运公司其又未投入资金，与其利益联系不紧密，民邦公司、恒业公司及张远斌又缺乏还款能力，所以张远斌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王芙英一方也不属善意相对人。
第五，王芙英或康剑一方与东风合运公司无任何经济关系，其要求东风合运公司重新为民邦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让东风合运公司在未取得任何对价情况下承担债务，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与诚信原则。
综上，张远斌以东风合运公司名义向王芙英出具担保函，该担保行为依法不能成立，东风合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民邦公司未还清借款，依法应支付下欠借款本金2743214元并从2014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张远斌、恒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芙英主张债务人支付违约金14万元，因违约金与利息合并计算不能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故这一请求不予支持。王芙英还主张应赔偿其律师代理费，但案件审理中，王芙英未能提交相应的代理费发票，无法认定损失的发生，故该请求亦不予支持。东风合运公司辩称张远斌、范胜英已将民邦公司享有的股权质押给融联公司，故债权已转移，王芙英无权主张权利，但质押合同的质权人是融联公司，并不代表债权已转让给融联公司，王芙英与融联公司是不同的主体，必须要有王芙英与融联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证据，才能确认该债权已转移，故东风合运公司这一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一、襄阳民邦机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芙英借款本金2743214元，并支付自2014年1月29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本金27432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二、张远斌、襄阳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应付款项负连带偿还责任；三、襄阳东风合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四、驳回王芙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王芙英负担5000元，襄阳民邦机械有限公司、张远斌、襄阳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5440元。
王芙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具体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芙英向民邦公司提供的借款金额是332.5万元而不是350万元，并认为差额部分是预先扣除利息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东风合运公司在担保函加盖的公章系私雕虚假的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张远斌在代表东风合运公司给担保函加盖公章时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有瑕疵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律师代理费未予支持是错误的。
张远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具体理由：王芙英之子康剑是本案实际出借人，张远斌向康剑及其妻子李琴还款2134200元系清偿本案借款。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二审法院认为，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王芙英上诉称，民邦公司向其借款的金额为350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为332.5万元不当。2013年7月6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50万元。还约定，利息为借款总额的2%，居间费为借款总额的3%。同日，民邦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出借人将借款转入张远斌账户。王芙英于当日将332.5万元转入张远斌账户。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该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双方除存在意思表示外，还应具有实际交付行为。认定交付的证据为转账凭证，该凭证仅能认定交付332.5万元的事实。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民邦公司向王芙英借款金额为332.5万元正确。王芙英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东风合运公司给王芙英提供担保加盖的公章系私雕虚假的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此节事实的证据为，张远斌的陈述；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调查张远斌的笔录；根据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委托，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出具的（樊）公刑技文字第〔2015〕01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认定：2014年4月23日针对王芙英出具的担保函上的东风合运公司印章系虚假公章，与东风合运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出具的襄高公（刑）刑立字〔2015〕63号“立案决定书”，对张远斌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一、二审期间，王芙英均无法推翻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担保函上的公章系私雕虚假的并无不当。王芙英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张远斌在代表东风合运公司给上诉人提供担保加盖公章时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有瑕疵是错误的。东风合运公司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是本案焦点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东风合运公司不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张远斌没有对东风合运公司实际投资，不享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担保函上加开的公章是虚假的；张远斌在担保函上签字盖章，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也未给公司的任何人通报，其签字盖章行为不是公司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是张远斌个人的私自行为；东风合运公司与王芙英或康剑一方无任何经济关系，其要求东风合运公司重新为民邦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让东风合运公司在未取得任何对价情况下承担债务，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与诚信原则；张远斌在代表东风合运公司给王芙英提供担保加盖公章时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有瑕疵等。上述理由中前几条足以认定东风合运公司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张远斌在代表东风合运公司给上诉人提供担保加盖公章时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有瑕疵”来源于张远斌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以及向法院的陈述，无其他证据印证。王芙英该上诉理由成立，但此陈述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王芙英上诉称，原审法院对律师代理费未予支持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不支持王芙英律师代理费的理由是，其未能提交相应的代理费发票，无法认定损失的发生。理由正当。张远斌上诉称，一审法院查明张远斌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王芙英之子康剑是实际出借人，而将张远斌向康剑、李琴（康剑之妻）还款2134200元，不予扣减向王芙英的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8月12日，张远斌出具二份证明，称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多次从本人账户向康剑、李琴个人转账，是张远斌单独与康剑、李琴之间发生的往来关系，与张远斌作为担保人担保的其他债务无关。张远斌承认上述证明确系由其出具，又称是胁迫下所出。二审法院充分注意到此问题，要求其提供足以推翻上述证明的相关证据，但一、二审期间张远斌均无证据证实其主张。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437元，由王芙英负担21626元，张远斌负担22811元。
再审期间，王芙英提交一组新证据，即湖北微金汇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金汇通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出具的《证明》及微金汇通公司工商公示信息复印件，拟证明融联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微金汇通公司，该公司收到案涉10.5万元中介费。对该证据是否应予采信，将在本案述理部分一并评析。
本院再审查明，原终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实际借款金额应如何认定；2.东风合运公司应否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实际借款金额的问题
本院认为，其一，本案当事人对借款事实无异议，但对实际借款金额存在争议。王芙英主张民邦公司向其借款3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条有关“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之规定，王芙英应对实际出借金额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审程序中，王芙英仅提交了332.5万元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单以证明实际出借金额，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350万借款中剩余的17.5万元是否实际出借。对该17.5万元是否实际出借，一审庭审中，王芙英称，“张远斌说需要现金，故从保险柜拿了17.5万元现金给他。”二审上诉状中，王芙英亦称向张远斌交付现金17.5万元。再审程序中，王芙英称17.5万元中的10.5万元以中介费的形式直接支付给融联公司，7万元系现金支付，并提交了微金汇通公司（即融联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出具的《证明》，拟证实该公司收到了10.5万元中介费，且该笔费用系王芙英从应付民邦公司借款中扣除10.5万元中介费直接交付给该公司的。由于王芙英对是否出借17.5万元的前后陈述存在重大矛盾，有违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其二，王芙英提交的微金汇通公司《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有关“新的证据”的规定，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其三，因王芙英仅对出借332.5万元款项的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而未对其主张的350万款项中剩余17.5万元是否出借尽到举证义务。且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为借款总额的2%”和“居间费用为借款总额的3%”，以350万元为基数，计算两个月借款利息和3%的居间费，总和即为17.5万元，该17.5万元已被预先扣除具有较大盖然性。故仅能认定本案实际借款金额为332.5万元，王芙英关于本案借款本金为35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东风合运公司应否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张远斌私刻东风合运公司印章并出具担保函的效力。本案债务人系民邦公司。该公司股东为范胜英（张远斌的母亲）、张远斌，法定代表人登记为范胜英，公司均由张远斌个人出资，实际经营与控制人是张远斌。2014年4月14日，张远斌成为东风合运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至2014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中，张远斌私刻公章，以东风合运公司名义出具担保函为其个人控制的民邦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二）关于张远斌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即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有效必须以相对人不知或不应知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为前提，即要求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是否在主观上善意、无过失，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王芙英对原审判决认定张远斌并未对东风合运公司实际出资，也不享有对东风合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提出异议。本案中，2014年4月23日担保函使东风合运公司只承担300余万元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且案涉主债务发生在2013年7月，债务履行期限为2013年7月6日至同年9月3日，张远斌于2014年4月方才成为东风合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即案涉主债务的发生时间和履行期限均早于张远斌担任东风合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时间。因无证据证明案涉主债务设立时张远斌与东风合运公司存在关联性，张远斌以东风合运公司名义出具担保函具有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针对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公司法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即必须经股东会同意。再审期间，王芙英明确表示其在接受诉争担保函时未要求张远斌提供股东会决议。本案中，东风合运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王芙英应知晓该公司由至少两名股东组成，且王芙英作为融联公司这一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更应知晓公司法针对公司对外担保的上述限制性规定，但其在张远斌未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接受诉争担保函，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故王芙英不能以张远斌在上述担保函上签名并加盖东风合运公司印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张远斌的代表权。此外，张远斌私刻的公章系仿造东风合运公司业已经过备案的有效公章刻制而成，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东风合运公司对张远斌私刻公章的行为具有管理过失，也不能证明东风合运公司对2014年4月23日担保函的签订知情，故王芙英要求东风合运公司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在2014年4月23日担保函对东风合运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按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无权代理的一般规定，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应由张远斌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王芙英的再审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40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勇
审 判 员 邬文俊
审 判 员 龚 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胡 静
书 记 员 唐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