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31民终9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谌一海，男，195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丈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法定代表人：向功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波，湖南茶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丈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邓晓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文，湖南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谌一海与被上诉人古丈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古丈县人民政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古丈县人民法院（2016）湘3126民初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谌一海的上诉请求：撤销古丈县人民法院（2016）湘3126民初377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古丈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为的“原告真正的职务是物资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协助行管办主任工作，所以其在物资行管办所做的事务，”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起诉状和20份证据中证明，上诉人在2001年12月古丈县物资总公司被撤销前是该公司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2001年12月该公司被撤销后，其物资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一职务自然消失，不可能在2002年至2003年或再次后再以此工作身份负责古丈县物资行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其事实真相是：2002年1月至今，上诉人先后就被县总工会、县委办、县政府办、县直机关部门、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依法认定为行管办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和法定代表人及有关工作人员，这就是上诉人被依法认定了与行管办的工作关系和建立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非原审认为的，其间上诉人只是“以物资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负责行管办所做的事务，是其工作份内的事务。”其实，从2002年原行管办主任陈孝东调至县建委后，至今县里并没有安排其他负责人或公务员主持行管办工作，而这些年行管办党政工等工作均是由上诉人根据两被告等相关部门的安排和依上述行管办的身份开展工作的。据此就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行管办建立的劳动关系，法院也应据此按《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实事求是地维护在本案中处于弱势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庇护也应受法律约束的两被告。
在本案中，原审再次认定上诉人在行管办担任着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那么，就可以说明，上诉人自2002年在行管办担任其职务后，就是名正言顺地履行其份内工作职责了，而不存在“协助破产清算小组处理物资行管办的一些日常事务”，一是自2002年以来上诉人就被依法认定以上行管办职务了，而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小组自2004年1月9日在《团结报》登报宣布其企业破产时才成立；二是企业破产清算组成后无权安排此前已是行管办担任上述职务的上诉人处理行管办的一些事务。因为上诉人自2002年以来开展行管办工作，是其份内的事，除非被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其上述职务。何况至今行管办未走完必走的注销的程序，法人主体资格仍然存在，担任上述行管办职务的上诉人未得到妥善安置，对此，与2006年12月已结束的企业破产改制无关。至于原审认为上诉人。工资报酬已在民爆公司领取，与行管办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也是错误的。一是即便2002年至2004年，上诉人曾在民爆公司领过工资，但法律上没有否定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且民爆公司与行管办非同属一个法人单位。而在现实生活中，打两份工享受两份工资报酬者数不胜数。二是自2005年1月至今上诉人从未在民爆公司领过工资，须由两被告举证。二、原审认为，上诉人已被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组视为企业人员安置，就不能享有其在行管办的合法权益了，也是错误的。在未通过法定程序将上诉人上述依法认定的有财政列支或财政拨款的行管办的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和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撤销之前，法无授权不得为，非行管办主管部门的企业破产清算组无权干涉上诉人在其事业单位的工作，并将上诉人作为企业人员安置，否则就是违法剥夺上诉人在行管办的工作权利，侵犯上诉人在行管办的合法权益，就须担责，这与上诉人至今尚未领取企业安置费无关。三、原审在本案中有再次受行政干预庇护两被告，不作为乱作为，弄虚作假之嫌，须担责。原审在其判决书中未就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和20份证据依法展开阐述，或一一质证且依法说明，而是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因此，其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有实质上的偏差，从而影响了本案的实事求是的判决。除此，2017年9月28日上午8点半左右，上诉人是因2017年9月25日上午接到古丈县人民法院民事二庭的电话通知，而到该院参加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的，但到上午近10点时，该院不是按约定如期进行开庭审理，而是由该院办案法官拿着先天就拟好的本次庭审笔录。要上诉人签字，尽管如此，不服的上诉人还是坚持签上了。本案当事人和其委托人在这造假的笔录上所签的当天日期都是2017年9月28日，但本案判决书却在此前的2017年9月21日已作出了，这也是再次受到行政干预，违反程序和弄虚作假的。故须由原审人民法院担其责。另外，本案是2017年9月9日立案的，按规定2017年3月前(即半年内)就须开庭审理的，但这一审法院却拖至2017年6月20日才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而最长审理至判决限期为一年，但原审的判决书却拖至2017年9月28日才送达上诉人，即便其判决书落款日期是2017年9月21日，但也超过了其审理判决11天。以上种种，实施潜规则使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等有关部门的劳动纠纷之案达8年之久未果的原审人民法院和州人民法院须担责。
被上诉人古丈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古丈县物资总公司构成劳动关系，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不构成劳动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1、因为古丈县物资总公司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的关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上诉人在古丈县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协助破产清算小组处理物资行管办的一些日常事务，系其工作职责的应有之义。因此，上诉人在古丈县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期间的工资报酬已在民爆公司领取，上诉人作为古丈县物资总公司的职工已于2006年底按破产政策进行了安置，只是上诉人不愿领取而已，该安置费用一直存放在财政专户中都直接证明了上诉人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上诉人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不存在劳动关系。
2、从本案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02）第6号古丈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及古物行管办字（2004）01号古丈县物资行业管理办公室文件两件证据材料可知，上诉人要求进入古丈县物资行管办但古丈县人民政府均未同意，故古丈县物资行管办一直处于有编无人的状态。同时，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他有关政府任命文件证实自己已属古丈县物资行管办编制内人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其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存在的劳动关系的事实同样不成立。
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因本案所涉事实均发生在十多年前且本案经过了多次审理，法庭需对部分关键事实进行核实，故最终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判决并通知案件各方当事人，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再次开庭，进行宣判。故本案第二次庭审笔录的签字时间为2017年9月28日并无不妥，故一审判决程序合法。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通过审理后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进而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谌一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按劳动法规定，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被克扣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赔偿原告经济赔偿金及其他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谌一海于1991年10月从原古丈县水泥厂调入古丈县物资局（物资公司）工作，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期1991年12月27日—2006年10月27日；2001年5月被聘为聘用制干部，聘用期为2001年5月11日—2006年4月31日，期间物资局和物资公司改为物资总公司，2000年6月被任命为县物资总公司副总经理，同年9月经支部改造任物资总公司党支部书记，主管总公司安全、消防、保卫、党务、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后勤、扶贫建整等方面工作，协助行管办主任工作和总公司业务工作。县物资行管办是县物资局（物资公司）于1995年成建制转体组建，2002年之前挂物资总公司，其负责人变动频繁，后由县物资总公司留守人员代为履行其职权。2002年初，古丈县政府根据上级机构改革精神决定不再保留县物资总公司，其行政职能包括行管办职能一起并入县经济贸易局，县编办一直保留县物资行管办的机构设置，物资行管办属于县经济贸易局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3名，期间原告负责行管办相关工作。原告想进物资行管办编，自2002年至2003年底一直为进编事宜努力争取，但因不符合上级有关政策规定而无法进编，物资行管办一直处于有编无人的状态。2003年9月，物资总公司进行破产改制，县里成立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小组，接管物资总公司、物资行管办、民爆公司的工作，2004年1月古丈县人民法院宣告物资总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原告作为物资总公司的职工代表留守协助破产清算小组工作，继续负责经办物资行管办的一些日常事务，管理物资行管办公章，因物资总公司破产期间，其下属民爆公司一直在经营，资产管理人员工资由民爆公司负责发放，原告的劳动报酬在民爆公司领取。2006年12月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工作结束，原告作为物资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已被安置，但安置费用原告一直未领取。之后，原告一直为物资行管办进编一事，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无果，2010年10月，经县商务局申请，古丈县机构编制办撤销了物资行管办。同年10月30日，原告向古丈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0年6月，古丈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的申请不属于仲裁范围，作出通知不予受理。为此，原告诉至法院。另查明，原古丈县经济贸易局后变更为商务局，之后合并为现在的经济和信息化局。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谌一海在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2004年）前属于古丈县物资总公司人员，虽然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负责本职工作之外也在古丈县物资行管办做了一定的事务，也担任过物资行管办的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但当时物资总公司与物资行管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原告真正的职务是物资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协助行管办主任工作，所以其在物资行管办所做的事务，是其工作分内的事务。在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前，原告与物资总公司构成劳动关系。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后，原告作为物资总公司的职工代表留守，协助破产清算小组处理物资行管办的一些日常事务，但工资报酬已在民爆公司领取，与物资行管办没有形成劳动关系。2006年底，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结束，原告作为原物资总公司职工已按破产政策进行安置，只是原告不愿领取安置费用，现安置费用已存财政专户。综上，原告属于原古丈县物资总公司职工，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时，原告已作为破产企业职工进行安置，物资行管办一直处于有编无人状态，原告没有充分提供其与物资行管办形成劳动关系的证据，其主张与物资行管办组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根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谌一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谌一海承担(已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谌一海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是否形成劳动关系。上诉人谌一海认为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古丈县物资行管办做了一定的事务，也担任过物资行管办的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而主张与古丈县物资行管办形成劳动关系。然而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谌一海在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2004年）前属于古丈县物资总公司人员，虽然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负责本职工作之外也在古丈县物资行管办做了一定的事务，也担任过物资行管办的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但当时物资总公司与物资行管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上诉人真正的职务是物资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协助行管办主任工作。谌一海想进物资行管办编，自2002年至2003年底一直为进编事宜努力争取，但因不符合上级有关政策规定而无法进编，物资行管办一直处于有编无人的状态，谌一海一直没有成为物资行管办在编人员。在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前，上诉人与物资总公司构成劳动关系。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后，上诉人作为物资总公司的职工代表留守，协助破产清算小组处理物资行管办的一些日常事务，但工作资报酬已在民爆公司领取，与物资行管办没有形成劳动关系。2006年底，物资总公司破产改制结束，上诉人作为原物资总公司职工已按破产政策进行安置，只是上诉人不愿领取安置费用，现安置费用已存财政专户。综上，上诉人没有充分提供其与物资行管办形成劳动关系的证据，其主张与物资行管办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谌一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谌一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光福
审 判 员 龙少松
审 判 员 曾浩恒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代理书记员 闵 敏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