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5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蕾，女，汉族，1985年7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明，广东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乐笛，广东一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创然，男，汉族，1957年10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蕾为与被上诉人胡创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1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钱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错误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借款利息人民币100万元（由2015年11月暂计至2016年9月，直至清还为止）；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仅凭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采信了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其错误在于：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已依法成立。首先，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亲属关系，因此，双方就涉案的借款未订立书面借款合同在常理之中，且《合同法》第十、一百九十七条也规定了借款合同可以口头形式存在，只要双方在履行口头借款行为过程中，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明借款的金额多少及利息约定，就足以形成借款法律关系。其次，上诉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已显示被上诉人已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涉案借款，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并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还显示，被上诉人在收到以上借款后一直有支付利息给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主张的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约定均有证据证实，故双方的借贷关系已依法成立。再次，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借款合同以及上诉人从案外人高菊英、何劲松处借得涉案的三百万元款项再转借予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记录，上诉人将借他人的款项转借予被上诉人赚取利息的证据链条是严丝合缝的，且该两份证据皆为直接证据，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最后，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被上诉人单方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被上诉人自己也明确案外人xxx所借得840万元人民币款项的出借人是唯一的即被上诉人自己，并无上诉人，而且还进一步明确该笔款项中有借上诉人的三百万元本金及对应的利息，并希望按法律规定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虽然最终并未实现。因此，仅凭被上诉人自行出具的该份债权转让通知作为直接证据，便足以说明上诉人与案外人xxx之间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案外人xxx存在借贷关系才是证据不足。首先，被上诉人支持其主张的证据除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外全部是间接证据，这些证据按《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这些间接证据比作为借款合同、转账凭证等的直接证据的证明力要小，而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借款合同、转账凭证的直接证据恰恰又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xxx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并不能如一审判决所说得那样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次，即使是被上诉人做为最主要的间接证据的证人证言，其中两人系被上诉人的子女，而另一证人系被其确认的被上诉人儿子的大学同学，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证人提供的证言，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其证明力一般要小于其他证人证言。而且，由于其提交的借款合同和转账凭证显示的出借人和借款人是被上诉人与xxx，并非上诉人与xxx，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xxx存在借贷关系的唯一依据只能是证人阳某的证词，而证人阳某除与被上诉人儿子有密切的关系外，实际上阳某同时作为向被上诉人借入巨额款项的借款人xxx的女儿，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根据《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阳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上诉人与案外人xxx存在借贷关系的这一关键事实的依据，而一审判决显然在这一关键事实的认定上出现原则的错误。再次，有关被上诉人从案外人xxx获取利息的分配方式，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由于本案中案外人支付予被上诉人利息后，皆系由被上诉人账户支付予上诉人（后期由其代理人胡某2账户支付）。因此，退一步说，如确系证人阳某所说系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作为出借人合并凑了四百万元款项借予xxx，为何在当时没有借款合同的情况下，xxx不直接将借款利息支付予上诉人，而还是通过被上诉人的账户支付，这有违生活常理，只能解释为被上诉人是xxx的唯一出借人。最后，有关被上诉人单方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其法律生效的要件是除该通知的出具及履行通知债务人的手续外，还必须要有作为转让人的被上诉人与作为受让人的上诉人之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但事实上，双方至今未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这一事实意味着被上诉人虽然想将上诉人借予他的债权单列转由案外人xxx承担，但是，由于未经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的债权转让行为并未生效。因此，xxx对被上诉人负有840万债务及相应利息以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负有300万债务及相应利息的事实并未改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合议庭无视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债权转让通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合同这三份直接证据，以及该三份证据本身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三百万元款项，被上诉人再将该笔款项出借予案外人xxx获取高额利息后，在扣除利息差额将剩余利息支付予上诉人的这一基本事实，反而采信与本案所有直接证据显示的事实相违背的，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所出具的证言这一间接证据，直接违反了最高院有关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来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完全是错误的，理应得到二审的纠正。
被上诉人胡创然答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从未签订借款合同，并非由于双方的亲属关系，而是由于双方从未有借款的合意，被答辩人也未有借款给答辩人的事实与行为。被答辩人所提交的一切证据仅仅能证明被答辩人有转款给答辩人的事实，却不能证明被答辩人转款的用途及目的。相反，答辩人有一系列的证据均可以证明被答辩人的行为是通过答辩人的账户借款给案外人xxx，而被答辩人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否定并排除答辩人提出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2、关于《债权转让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答辩人在一审时已明确此份《通知书》的由来，答辩人确认此《通知书》的真实性，并且在被答辩人还未提交这份证据之前答辩人已经在庭审中提及过，其产生的原因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就起诉xxx借款纠纷一事协商不一致，被答辩人想要自行起诉，而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起诉，于是被答辩人自行起草了这份《通知书》要求答辩人签字，答辩人为了维护被答辩人的诉权而签署了此份《通知书》，《通知书》仅仅能证明债权转让的事实，不能证明被答辩人借款给答辩人的事实，答辩人在《通知书》中亦没有表明债权转让系因为双方存在借款关系，而是称“借款中有他人的款项”，这更加能确认双方是共同借款给xxx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与案外人xxx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根据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转账凭证，被答辩人与胡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答辩人所提交的胡某2、胡某1、阳某与xxx出具的证明、被答辩人与胡某1、胡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被答辩人与胡某1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取的《报案书》以及证人阳某、胡某2、胡某1的证人证言等一系列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被答辩人与案外人xxx的借款事实。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应对民间借贷的关系负有举证责任，仅仅有转账凭证不能证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借款合同关系，合同需要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形成合意，原告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上述合意的形成、借款关系的成立，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仅仅需要审查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是否能确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借贷关系，从而做出对本案的相关判决，而并非要确认被答辩人是否与案外人存在借贷关系来做出一审判决，被答辩人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解决。一审判决认为被答辩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答辩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钱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其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2、被告支付自2015年11月暂计至2016年9月的利息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的儿媳，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被告至今共欠借款300万元，其中100万元于2013年1月4日通过转入原告丈夫胡旭生的银行账户支付给被告，200万元于2014年9月24日直接转账支付给被告。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利息10万元，其中100万元的利息3万元通过被告的银行账户转给原告，另200万元的利息7万元通过被告儿子胡某2的银行账户转给原告。被告不予认可，主张原、被告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向原告借款的系案外人xxx，原告只是通过被告的账户将借款支付给xxx，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已于2014年9月29日将借款转给xxx。另查明，被告和案外人xxx于2016年1月28日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确认截至2015年11月30日止，xxx欠被告借款共计840万元。2016年7月5日，被告向xxx出发债权转让通知，通知将前述《借款合同》中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应就此举证证明。原告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实际借款人为xxx，并申请证人阳某、胡某2、胡某1出庭作证，其中阳某系xxx的女儿，胡某2、胡某1系被告的子女。阳某确认原告主动提出借钱给xxx，并通过被告的账户转款给xxx；被告另提交了原告与胡某2、胡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xxx的借款合同、被告向xxx转款400万元的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原告对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它证据均不予认可。法院认为，证人阳某作为实际借款人xxx的女儿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主动提出借钱给xxx的事实，阳某作出的对己不利的证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与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相互印证，故法院对阳某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原告曾与被告女儿胡某1商讨如何向xxx追讨欠款的事实。综上，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向原告借款的实为案外人xxx，且原告也知晓xxx为借款人的事实。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钱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款项300万元系由上诉人钱蕾及其丈夫胡旭升支付至被上诉人胡创然账户，再由胡创然出借给案外人xxx。上诉人钱蕾上诉主张涉案款项为被上诉人胡创然向其借款，但上诉人钱蕾为被上诉人胡创然的儿媳，双方除经济往来尚存在较为紧密的亲属关系，一审中，胡创然之子女胡某2、胡某1、案外人xxx之女阳云均出庭作证，证明胡创然汇聚家庭成员的出资借予xxx、收取利息后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上述证人证言的内容与本案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故仅以被上诉人胡创然收取了款项并向上诉人钱蕾支付利息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钱蕾与胡创然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上诉人钱蕾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胡创然偿还本案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钱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雅媛
审判员 李卫峰
审判员 陈 亮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冯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