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2民初9065号
原告：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同富裕工业区第*栋（***层）、2栋（1-4层）、综合楼（1-3层）。组织机构代码为70843692-6。
法定代表人：刘淼，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晟辉，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缔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社区台城路南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59148719L。
法定代表人：尚海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圣勇，广东明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广东明冠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原告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缔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燕玲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有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遂依法转换成适用普通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陈燕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房嘉敏、人民陪审员梁筱婷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晟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圣勇、李栋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75032.6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税款损失39746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原告变更了部分诉讼请求：1.将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延期付款违约金变更为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2.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税款损失39336元；并将事实和理由中少交的增值税金额由35487.56元变更为35121.81元，三项附加税损失由4258.5元变更为4214元，税额合计损失由39746元变更为39336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了一份《采购协议》，之后被告依据协议向原告下《采购单》，原告收到后回传给被告，双方建立了买卖关系。《采购单》载明了品名、规格、数量、单价等，同时还约定了付款方式为月结60天，含税17%。原告按约定给被告送去了相应的货物，被告在其提供的材料验收入库单和送货单上签收，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2014年8月，双方对账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00717.3元；2015年1月，双方再次对账确认被告欠原告货款175032.6元。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时间付款，应当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由于双方未对违约责任的计算方法做出具体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被告应当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另外，原告共向被告开具了六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416753.3元，其中增值税额为60553.89元，但被告却未按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付款。因被告长期拖欠货款不付，原告为减少损失，将其库存货物拉回，但被告却对多收取的增值税发票额拒不开具红字发票，使得原告无法到税务机关进行减抵，为此原告损失税款。被告收到原告共416753.3元后，已经将该增值税额度进行了抵扣，扣除应当支付给原告的货款175032.6元后，少交了增值税额35487,56元，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7%）、地方教育附加（税率2%）、教育费附加（税率3%），三项附加税损失4258.5元，税额合计39746元，被告少交的39746元税款就是原告多交的税款，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原告并未实际收到对应的货款条件下，被告就应当赔偿原告多交的税款39746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开具红色增值发票以扣减多交的税款，但被告置之不理，使得原告的损失无法挽回。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准允所求。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诉求的货款是发生在2014年5月之前，之后所送的产品因为品质存在问题全部退还给原告，因此《对账单》显示的都是退货的数量、价值。另外，按照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月结60天），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次，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对账单》只是双方对产品退货数量的核对，但因为原告产品质量存在问题造成被告经济损失，被告并未同意支付该货款，且原告也没有催促被告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货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双方签署《对账单》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对货款的继续支付达成了新的协议，故不能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二、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原告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被告经济损失高达290000多元，现仍有大量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滞留国外，被告需要对这些产品进行运回，并向国外客户承担违约责任，这些必然将进一步扩大被告的损失。另外，因为原告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被告声誉遭到无法估量的影响，该影响已经超过上述两方面的经济损失，但原告对于这些损失不予理会，现被告完全有理由不予支付剩余货款。三、双方并未约定违约责任，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利息。四、至于税款损失，应当走税务程序，而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被告至今尚欠原告涉案175032.6元货款未付，双方未就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原告表示无法确认涉案175032.6元未付货款具体属于哪一段期间的货款，因为双方的交易是滚动对账的；而被告则认为双方每一个交易周期对一次账，上述175032.6元是2014年3月-5月期间产生的货款，原告在2016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不同意付款。原告为证明案涉未付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提交了《采购协议》、《采购单》、《材料验收入库单》、《送货单》以及《2014年08月对帐单》、《2015年01月对帐单》等为证，双方在《采购单》中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60天。对于“月结60天”，原、被告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当月25日至次月24日期间所送货物，相应货款从次月25日开始算60天内就可以请款，如此类推；被告则认为，当月25日至次月24日期间所送货物，相应货款应当从次月25日开始算60天内应当付清。《材料验收入库单》及《送货单》均显示送货日期在2014年2月至2014年5月之间。
2014年9月18日，原、被告对账后签订一份《2014年8月对帐单》，显示对账区间为2014年7月26日至2014年8月25日，上半部分表格的内容由双方对8月21日退货的金额进行确认，退货金额为380601.5元；下半部分表格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包含期初金额为681318.8元、本期发生额为-380601.5元、本期已付款金额为0元、期末余额为300717.3元。2015年2月，原、被告再次进行对账，并签订一份《2015年01月对帐单》，显示对账区间为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月25日，上半部分表格其中一栏显示原告于2014年12月19日向被告送货30组，金额为2700元，2015年2月6日有一批退货，所退货物的物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均与2014年12月19日的送货吻合；扣除2015年1月8日及2015年2月6日的退货之后，该月发生额为-22450.2元；下半部分表格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包含期初金额为197482.8元、本期发生额为-22450.2元、本期已付款金额为0元、期末金额为175032.6元。原告主张双方在2014年8月份对账之后，在同年的9月原告仍然有向被告送货，而《2015年1月对账单》是双方在2015年2月6日以后才进行对账的，但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所有《采购单》、《材料验收入库单》、《送货单》以及两份对账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认为《2015年1月对账单》的对账日期是2015年2月6日之后，但认为原告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产生退货，且《2015年1月对账单》记载的2014年12月19日的30组货物在2015年2月6日已经退货，至于原告主张的2014年9月的送货，被告也已经在原告送货之后立即退货，故本案所欠款是2014年3月至5月期间货款，原告起诉时均已超过诉讼时效。
另查明：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从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可见，汇款时被告附言或标注用途为“2013年11-12及2014年1月货款”、“2014年2月货款”、“付格瑞普10月份货款”、“付格瑞普10月份货款余款”等。原告主张在过往交易中，双方都是先对账再付款，双方对账确认是付款的条件，且双方采取的是滚动对账的方式；但被告表示是按照采购单约定的月结60天付款，如果有问题，后续再进行扣款。另外，被告主张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提交了《送货单》、《退货单》、《库存未退货电池统计》、《品质异常回馈单》等为凭。其中《退货单》记载了货物名称、规格和数量。原告确认了《送货单》和《退货单》的真实性，但对于《库存未退货电池统计》、《品质异常回馈单》则以被告单方制作，未经原告确认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双方之间的退货并非因质量问题产生，而是被告无法付款，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针对质量问题，被告主张由于当时没有发现质量问题，所以有部分货物已经出售，部分仍在库存；原告则表示，即便原告看到库存，也无法确认就是原告供应给被告的涉案货物，且被告从未向原告反映过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在证据交换及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双方约定质量保证期为一年，原告认为产品早已超过了保修期。
再查明：原告还主张因向被告开具了价税总金额为416753.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税额为60553.89元），但被告没有按照所开具的发票付款，经双方协商，被告向原告退回了部分货物，但被告拒不配合针对已退的货物开具相应红字发票，致使原告多开的增值税发票无法进行税款减抵，并造成原告相应税款损失。为证明其税款损失，原告提交了六份《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凭。这六份《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显示由原告开具给被告，主要内容如下：
发票编号
开票时间
金额
税额
价税合计
04881818
2014.3.31
99076.92
16843.08
115920
04881819
2014.3.31
79521.38
13518.62
93040
03012869
2014.5.30
76923.08
13076.92
90000
03012870
2014.5.30
67772.05
11521.25
79293.3
08100203
2014.12.15
4700.85
799.15
5500
08100204
2014.12.15
28205.13
4794.87
33000
上述编号为04881818、04881819、03012869、03012870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由被告用于抵扣相应税款，已冲抵的税款金额为54959.87元。被告确认上述《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但认为税款问题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且本院在第一次庭审之后给予双方时间就发票问题进行协商，但被告仍拒不配合原告办理抵扣税款的手续。双方经本院主持调解，但协商未果。
以上事实，有《采购协议》、《采购单》、《材料验收入库单》、《送货单》、《2014年08月对帐单》、《2015年01月对帐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证明》、《2014年06月销售对帐单》、《退货单》、《2014年10月对帐单》、《库存未退货电池统计》、聊天记录、《SV品质异常回馈单》、《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本院的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被告至今尚欠原告涉案货款175032.6元未付，双方对金额均予以确认，且有相应对账单为证，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诉求的货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货款及利息是否合法有据；三、原告主张的税款损失是否应由被告予以赔偿。
关于焦点一。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首先，从原告提交的《2015年01月对帐单》可见，虽然2014年12月19日的送货在2015年2月6日被退回，但原告至少持续至2014年12月19日仍在向被告送货，即原告向被告送货，中间产生退货之后仍有继续送货，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项持续时间较久的行为，双方的合作具有连贯性，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送货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9日。其次，《2014年08月对帐单》和《2015年01月对帐单》均记载了期初金额、本期金额和期末金额，可见双方的交易是具有持续性的，在交易之后仍对此前的交易情况进行对账，即原告所说的滚动对账情形属实。再次，直至2014年5月13日，被告仍在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被告付款之后双方仍然继续进行交易及对账。从常理来看，原告当然是基于被告承诺对过去及当下的债务担责的情况下，才会同意并实际进行后续的供货，而不可能明知或应当知道被告拒绝支付之前的货款而继续与之交易。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出发，本院认为涉案交易货款债务具有整体性，不宜将之分割而分批起算诉讼时效，即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笔交易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送货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9日，无论根据原告关于月结60天的主张还是被告关于月结60天的主张，原告于2016年8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二。一、关于货款问题：根据第一点的论述，案涉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亦确认未结货款为175032.6元，虽然双方对月结60天存在不同理解，但无论是根据原告的主张还是被告的主张，案涉货款的支付期限均已届满，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75032.6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利息问题：虽然双方并未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但被告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确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现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支付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利息应自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2015年1月对账单》显示2015年1月大部分内容都是退货，其中一笔2014年12月19日所送货物也已被退货处理，即结合《2015年1月对账单》以及此前的对账单可知，涉案未付货款实质是此前累计拖欠的货款，送货日期在2014年9月之前。根据“月结60天”的约定，涉案货款的支付期限在2014年12月31日前已经届满，故原告主张利息统一从2015年1月1日起计，并无不妥，但为了兼顾公平，利息的总额应以不超过未付货款本金175032.6元为限。对于符合上述计算方式的利息，本院均予以支持；对于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
关于焦点三。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关于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公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统称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中止以及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均无法认证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暂按以下方法处理……”。原告主张因部分货物退回，故已开具给被告的发票数额也相应发生变化，被告应将已退货部分的发票对应的税款赔偿给原告。但是从上述规定可知，原告所主张的多开的增值税发票问题，可以通过相应的税务程序解决。在双方未经税务退票处理的情形下，原告主张被告立即赔偿相应税款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如双方通过税务程序仍无法解决此项纠纷，届时原告可再另循诉讼解决。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东莞缔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75032.6元；
二、限被告东莞缔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本判决第一判项所确定的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且利息的总额以不超过货款本金175032.6元为限）；
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东莞缔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受理费为4817元，由原告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负担817元，被告东莞缔奇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燕玲
人民陪审员 房嘉敏
人民陪审员 梁筱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周蔼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