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05民初16746号
原告：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金源广场B区商务楼12-4，组织机构代码30505122-0。
负责人：周龙海，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女，该事务所员工。
被告：颜煦，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第三人：刘恩贵，男，195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原告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于杨律所）与被告颜煦、第三人刘恩贵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杨律所的负责人周龙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被告颜煦及第三人刘恩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杨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律师费52338.2元，及自2016年4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事实和理由：2011年初，被告及刘恩贵等27名债权人依据各自的生效裁判文书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渝北法院）对重庆陵江工贸公司（以下简称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过程中，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五中法院）依据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涛公司）的执行申请，参与对陵江公司财产的分配，渝北法院向市五中法院划转参与分配执行款6812633元。被告等债权人认为，江涛公司在市五中法院据以执行的（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两案调解书是虚假诉讼，应当予以撤销。为此，被告等通过多种渠道请求对前述两案调解书进行再审。2013年6月，市五中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00002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前述两案调解书。被告等不服该再审结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高法院）申诉，市高法院于2013年12月指令市五中法院对前述两案调解书进行再审。为更好的推动第二次再审，被告等签署了《代表人推举（委托）书》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委托律师参与执行、发表代理意见、进行和解调解等。2014年3月24日，刘恩贵向重庆广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广贤律所）提交各被告签署的《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并代表各被告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周龙海为代理律师。
代理合同约定，被告等委托广贤律所周龙海律师“代为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申请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两案调解书，撤销江涛公司对陵江公司执行申请，代为进行相关事务的和解调解”，代理程序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合同约定，（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两案调解书被撤销后，被告等应按江涛公司申请执行参与执行分配金额20%向广贤律所支付律师费。合同签订后，周龙海律师通过到渝北法院、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龙坡法院）、市五中法院了解案情、查阅材料等工作，找出确定（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两案调解书为虚假诉讼的线索，向市五中法院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未获准许。周龙海律师随后以提交资料、旁听案件庭审、致信院长信箱、赠书审判庭等多种方式履行了代理义务。2014年11月20日，市五中法院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6、007号判决书，分别判决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7、00446号两案调解书。江涛公司不服再审判决，上诉至市高法院，周龙海律师向市高法院审监庭提交了“请求维持（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6、007号判决书的代理意见书”等材料，最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分别以（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012号及00013号判决书维持了（2014）渝五中法再初字第006、007号判决书。期间，周龙海律师由广贤律所转到原告处，广贤律所和刘恩贵均同意代理合同由原告继受，代理费由原告收取。原告认为，周龙海律师已经履行了代理义务，被告应当按照代理合同支付代理费。
被告颜煦辩称，1.原、被告不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刘恩贵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其个人行为。代表人推举（委托）书不是我本人签字，且本案诉讼中法院给我的证据复印件上显示推举书的签订时间是2014年3月25日，晚于代理合同的签订时间，因此代理合同对我没有约束力。2.代表人推举（委托书）推举刘恩贵主要从事涉诉信访信件和材料的递交、送达事宜，刘恩贵没有权利委托任何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涉诉信访案件代理。3.原告并未实际参与诉讼，市五中法院及市高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均没有列明原告的代理身份，原告诉称事实中提及的案号均与我方无关，原告没有履行代理义务。4.（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两案调解书被撤销是27名债权人多次信访及法院公正判决的结果，并非原告代理所实现；周龙海律师采取隐瞒律师身份、冒充信访人与市五中法院及市高法院审判法官沟通、赠送案例工具书、给院长写信等行为是律师法、信访条例等严格禁止的行为，不能作为周龙海律师履行代理行为的事实依据。5.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第二条、第三条，广贤律所与刘恩贵签订的代理合同，超越了律师代理业务的范围和权限，应当归于无效。
第三人刘恩贵陈述，被告和其他债权人推举我委托律师是事实，如果被告没有委托我，我不可能自己去签订代理合同。推举书上是被告本人签字。推举书签订后，2014年3月24日，经案外人陈勇介绍，我受所有债权人委托与广贤律所签订代理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与周龙海律师去市五中法院交资料，法院说我们是案外人，没有准许我们参与诉讼。2014年6月27日和11月7日，我和王春、向兴成等多位债权人及周律师旁听了市五中法院的庭审。市五中法院判决后，江涛公司上诉到市高法院，我们债权人未参与庭审。2015年7月，周律师和我去找了市高法院杨法官，全面阐述了市五中法院调解书不合情理之处。8月，我和王春、黄天明等债权人，还有周律师再次找到杨法官，周律师把案情不合情理之处再次做了阐述。10月份，我和向兴成等多位债权人以及周律师又找了杨法官陈述案情。另外，2014年6月27日在市五中法院开庭后，我与周律师说了推举书上有些债权人不是本人签字。2014年7月左右，我也再次对周律师说过推举书上有些债权人不是本人签字。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原告举示的（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00007号民事判决书及案卷材料、（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012号、00013号民事判决书及案卷材料、周龙海律师向市五中法院院长及市高法院院长信箱发送电邮的材料及相应回复、渝北法院《关于刘恩贵等申请执行重庆陵江工贸公司系列28案参与分配方案》，被告及刘恩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举示的（2010）九法民初字第7390号案卷材料，有九龙坡法院档案查询章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举示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市高法院信访回执、关于陵江公司抗拒法院执行请求再审的情况反映等证据，原告及刘恩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原告举示第三人刘恩贵与广贤律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同意书》、《确认书》，已提供原件核对，且经刘恩贵确认，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举示含被告在内等20余名债权人签署的《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原告提供原件核对，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至2012年间，刘恩贵及被告等28个自然人和单位先后至渝北法院起诉陵江公司偿还债务，28案最终获判赔本金1389万余元，另还判赔利息。渝北法院先后受理了刘恩贵及被告等28个自然人和单位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案件。
2011年8月，江涛公司依据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以张峻豪、张幸福分别借款750万元、600万元逾期未还为由，诉至市五中法院，要求张峻豪、张幸福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陵江公司连带偿还本金并按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及违约金。2011年9月22日市五中法院作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包括由陵江公司对张峻豪、张幸福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市五中法院前述两案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江涛公司亦向市五中法院申请执行。2012年4月18日，市五中法院向渝北法院发函，要求就江涛公司申请执行（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两案（申请执行标的为1720余万元以及利息）参与执行分配。
渝北法院于2013年6月5日制作《关于对被执行人重庆陵江工贸公司系列案件的分配方案》，确认扣除优先债权和必要费用后，剩余案款每个债权人按照49.93%进行分配，江涛公司所涉案件可分得6812633元。
其间，市五中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2年11月28日裁定对（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两案调解书进行再审。经审理，市五中法院于2013年6月6日分别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00002号民事裁定，终结两案再审程序，恢复两案调解书执行。
2013年10月14日，渝北法院向市五中法院发函告知：由于原参与陵江公司债权分配的刘恩贵等29个自然人和单位向我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贵院作出的两份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其债权不实，对此已向各级信访部门申诉。2013年11月24日，渝北法院向市五中法院划款6751170元。
因刘恩贵等债权人的信访，市高法院于2013年8月21日出具信访回执：“刘恩贵：你不服市五中法院（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向本院信访，你的信访材料本院已收到，现正在对上述两案进行审查。”
因刘恩贵等案外人不服，市高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民事裁定，指令市五中法院再审两案。市五中法院经本次再审后，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00007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7号、446号调解书，并驳回江涛公司的诉讼请求。江涛公司不服，向市高法院提起上诉。市高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012号、00013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维持市五中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00007号判决。
2014年3月24日，刘恩贵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贤律所指派周龙海律师为刘恩贵以下法律事务的代理人：代为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撤销江涛公司与张峻豪、张幸福、陵江公司形成的（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撤销江涛公司对陵江公司执行申请，及相关事务的和解调解。代理程序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关于律师服务费的约定：本案广贤律所为刘恩贵进行风险代理，广贤律所接受委托后，刘恩贵通过执行获得陵江公司款项，或提起、参加诉讼，通过和解、调解、或裁判等方式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或江涛公司对陵江公司的执行申请撤销，皆视为广贤律所履行了本合同义务，刘恩贵按照江涛公司申请执行参与分配金额6812633元的20%向广贤律所支付律师费。
市五中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6、7号案卷材料显示，2014年3月25日，刘恩贵向市五中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广贤律所出具所函要求参与诉讼，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刘恩贵等人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加入江涛公司、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特委托广贤律所周龙海为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卷内还附刘恩贵作为申请人签署的参加诉讼申请书及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复印件，推举书复印件上有刘恩贵签字并注明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市五中法院未准许刘恩贵等人以当事人身份参与诉讼。
2014年8月5日，广贤律所出具《同意书》，载明：鉴于广贤律所受托代理刘恩贵代表自然人周胜、董群、李茂海、周光君、黄天明、王春、田其华、向兴成、颜煦、任继义、黄太金、陈健康、邓作英、张均、胡克晋、叶华明、周胜、ＸＸ、杨森彪、付裕，法人重庆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四川华蓥顺华炉料有限公司、达州市通川区恒升钢铁有限公司、重庆科旺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荣盛机械厂、重庆市北碚玉皇机械厂、枣阳四海道普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市吉骏商贸有限公司，代为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一案，办理案件的周龙海律师转所到了于杨律所，本所同意于杨律所承接本所办理该案的约定继续办理该案，本所办理该案约定的代理费由于杨律所收取。同时，刘恩贵签署《确认书》，载明：刘恩贵作为自然人刘恩贵、周胜、董群、李茂海、周光君、黄天明、王春、田其华、向兴成、颜煦、任继义、黄太金、楼屹东、陈健康、邓作英、张均、胡克晋、叶华明、周胜、ＸＸ、杨森彪、付裕，法人重庆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四川华蓥顺华炉料有限公司、达州市通川区恒升钢铁有限公司、重庆科旺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荣盛机械厂、重庆市北碚玉皇机械厂、枣阳四海道普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市吉骏商贸有限公司推举的诉讼代表人，于2014年3月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广贤律所代理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广贤律所已经按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由于广贤律所主办该案件的周龙海律师转所至于杨律所，本委托人作为诉讼代表人确认同意于杨律所承受《委托代理合同》的全部约定，继续办理该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由于杨律所收取。
市高法院（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12、13号案卷材料显示，2015年3月2日，刘恩贵向市高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于杨律所出具所函，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江涛公司上诉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刘恩贵、重庆科旺商贸有限公司等29个案外利害关系人推举的诉讼代表人刘恩贵特委托于杨律所周龙海为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卷内附“关于对（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7号民事调解书的异议书和对（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的请求”以及“关于对（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民事调解书的异议书和对（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的请求”，刘恩贵、重庆北碚玉皇机械厂等人在尾部签字或签章。卷内还附“案外人对《收条》及《委托函》真伪的异议书”，异议人：刘恩贵等27家自然人及单位，异议事项：案外人认为《收条》及《委托函》是伪造，异议请求：委托鉴定机构对《收条》及《委托函》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刘恩贵、重庆北碚玉皇机械厂等人在尾部“案外人代表”处签字或签章。同时，卷内附致“钱院长”的“请求严厉打击虚假诉讼保护案外利益的紧急申请”，主要载明：“我们是渝北法院30余起执行案子的30余强制申请人……我们请求鉴定虚假借条和付款委托函形成时间，市五中法院置之不理……我们认为江涛公司申请执行依据的00447号调解书是虚假诉讼恶意串通达成的，应予以撤销……致信人：刘恩贵等人，联系人：刘恩贵，周龙海等。”
2016年9月5日，渝北法院制作《关于刘恩贵等申请执行陵江公司系列28案参与分配方案》，主要载明：“第一次参与分配结束后，市五中法院承办申请人为江涛公司申请执行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的2案执行依据被撤销，不需要参与本次分配。本次作为对陵江公司所有财产进行参与分配，本次参与分配的为渝北法院承办的被执行人含有陵江公司未执行完毕而需要继续实际执行的共计28案。因市五中法院承办的江涛公司申请执行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的两案执行依据被撤销，市五中法院将我院打给其账户的6751170元又打回我院账户，本次针对这6751170元指定分配方案。待分配款项6751170元除以参与分配金额6807797元，得出分配方案计算比例为98.43%元，剩余296元应黄天明标的额最大，将这296元给了黄天明。”该分配方案详表载明：2011民执225号，申请人颜煦，被执行人李张陵，案款本金523000元，实际得款261691元。备注：李指的是李陵江，张指的是张在容，陵指的是陵江公司。
原告于杨律所于2016年9月2日将本案诉至法院后，被告颜煦于2016年9月13日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等材料。
庭审中，原告举示的《代表人推举（委托）书》主要载明：“因本人（单位）申请强制执行重庆市陵江工贸公司纠纷一案，该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现特此推举刘恩贵同志为我们的代表人，代表我们参与执行阶段诉讼程序，其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有权代为参与执行程序及活动、委托律师参与执行、发表代理意见、进行和解调解，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相关权利）。附：代表人基本情况：姓名：刘恩贵……”，后附当事人签名。被告质证称推举书上的“颜煦”是其本人签字，但其收到法院送达的《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复印件上注明刘恩贵签署时间早于刘恩贵与广贤律所《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时间，因此，刘恩贵委托律师的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原告对此解释称，推举书原件并未注明签署时间，被告收到的复印件应当是刘恩贵在复印件上注明2014年3月25日再行复印所致。刘恩贵质证称对推举书真实性无异议，债权人的推举行为是真实的，且推举书签署于《委托代理合同》之前。
庭审中，原告举示其存储于便携式计算机中的工作原稿、向市高法院院长信箱致信记录，拟用工作原稿的形成时间，结合市五中法院及市高法院中的书面材料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代理义务。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刘恩贵表示原告举示原稿中写给钱峰院长的信，原告发给了他，其他材料没看过，不清楚。
庭审中，被告在质证阶段认可《代表人推举（委托）书》上系其本人签字后，在法庭辩论阶段又对签字行为予以否认。其否认理由是：“此前我之所以承认是本人签字，是因我找周龙海律师代理过案子，周律师为本案的事情让我照他的意思说，碍于情面，本来涉及钱也不多，我就认可了。若不按他的意思说，周律师就要说我是奸细，周律师威胁我的我没有证据。”对此，原告负责人周龙海解释称，“因涉案案件开会，与颜煦认识，颜煦就找我代理案子。因为其他债权人不付律师费，颜煦说他也没签字，我说我给你代理这么多案子，你会不知道我是涉案案件的代理律师吗，你要实事求是的讲。我说如果你不承认委托我的事实，我就将这个提交法院作为证据。我没有威胁过他。”同时，原告表示，不同意被告撤回对签字是其本人所签的自认。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以下审理焦点：1.被告是否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及代表人的具体权限。2.原、被告是否形成法律服务关系。3.原告是否履行了代理义务。4.如果双方存在法律服务关系，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是否合法。
关于被告是否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及代表人的具体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被告在首次质证时承认代表人推举（委托）书系其本人签字，刘恩贵亦陈述被告系本人签字，对于被告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的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后续被告虽否认其系本人签字，但原告未予同意，被告亦未举证证明此前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情况下做出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刘恩贵诉讼代表人的身份是否成立及其具体权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而本案中推举刘恩贵的众债权人系因各自与陵江公司的法律关系对陵江公司的财产分别享有债权，在市五中法院及市高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并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因此，刘恩贵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代表人。对于刘恩贵的代理权限，应当参照委托代理人（相对代表人而言）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被告签署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对刘恩贵特别授权，委托权限包括委托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被告对刘恩贵委托律师的行为即属于概括委托，刘恩贵基于授权有权代表委托人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确定代理费。
关于原、被告是否形成法律服务关系。2014年3月24日，刘恩贵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广贤律所与刘恩贵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刘恩贵与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委托代理合同直接约束被告和广贤律所。原告举示的推举（委托）书原件并未签署日期，而刘恩贵陈述，推举（委托）书形成于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前，结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对律师服务费的收取系以28名债权人共同的申请执行参与分配金额为基准，本院对原告关于推举（委托）书签订在前，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在后的说法予以采纳。被告以推举（委托）书复印件上注有“刘恩贵，2014年3月25日”字样主张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于推举（委托）书之前，因此委托代理合同对其无约束力，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8月广贤律所将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至原告，已征得合同相对方刘恩贵同意，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继受代理合同权利义务后，与刘恩贵形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也及之于被告。
关于原告是否履行代理义务。市五中法院（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因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最终得以被撤销，存在多方促成因素。原告举示的工作原稿，与市五中法院及市高院相关案卷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刘恩贵亦证实周龙海作为代理人在案涉调解书被撤销过程中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实，原告主张其已履行代理义务本院予以采纳。被告等债权人未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相关诉讼，以及被告本人及其他债权人通过多渠道信访对执行障碍得以排除的促进作用，并不能否认原告作为代理人在其中所作的努力。而代理合同约定，只要委托人“通过执行获得陵江公司款项，或提起、参加诉讼，通过和解、调解、或裁判等方式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或江涛公司对陵江公司的执行申请撤销，”任一条件满足，“皆视为广贤律所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人便应当依据合同支付代理费。被告还主张原告在诉称中提及的案号均与被告执行障碍所涉案号无关，如原告提及予以撤销的调解书案号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而市五中法院该两案调解书案号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人民法院的案号具有唯一性，至于数字编号前是否以“0”补足5位数，因书写习惯而异，并不影响该案号所指案件的确定性和唯一性。（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与（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事实上系指向案件同一案件。因此，被告以其执行障碍得以排除系自身信访等行为所至，与原告的代理无关，不应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依法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本案原告接受刘恩贵委托，提供法律服务，并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至于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首先该意见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并不冲突。其第二条、第三条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定义为公益性法律服务工作，亦不能阻却刘恩贵与广贤律所乃至原告间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费，对于以参与执行分配金额的20%收取服务费亦无相关禁止性规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第二条、第三条，主张刘恩贵签订的代理合同，超越了律师代理业务的范围和权限，应归于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刘恩贵与广贤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广贤律所将代理合同权利义务转给本案原告的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作为协议双方均应当依照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现（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已被撤销，律师服务费付款条件已成就。故而，被告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依据合同，被告应当按其可参与分配金额261691元的20%，向原告支付费用。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52338.2元的诉请予以支持。
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委托代理合同并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前向被告进行过付款催告。为促使被告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本院酌情认定被告从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应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因此，被告应自2016年9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颜煦向原告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2338.2元，并自2016年9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28元，财产保全费195.53元，合计1323.53元，由颜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顾 毅
代理审判员 陈 花
人民陪审员 谢育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宋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