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景东，男，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忠，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住所地济南市。
主要负责人：刘军海�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振，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艺，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亚分理处，住所地济南市。
主要负责人：杨晓东，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振，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艺，山东华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齐家凤，女，195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郭传水，男，195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李景东、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天桥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亚分理处（以下简称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原审被告齐家凤、原审被告郭传水储蓄�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5）天商重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景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景东对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对是否为李景东本人存入1元开卡及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是否将涉案信通卡在取现36万元之前交付李景东这两项重要事实没有根据现有证据作出认定。而事实上，存入1元开卡的并非李景东本人，在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之前，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并未将卡交付李景东，现有证据也足以证实李景东主张。首先，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处提交的存款1元的存款凭证及转账164万元的取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不是李景东所签，且与取现36万元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的签名均系同一人书写，而取现36万元取款凭证上代理人处签名为郭传水。由此可以认定，存款1元的凭证上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的签名系郭传水所签。也即存入1元开卡的人是郭传水，并非李景东本人。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2011年8月15日的开庭笔录第7页末端陈述“任何人持信通卡在柜台存入1元钱后，在存款凭证上签持卡人的姓名即可，在柜台进行补登折业务即可在存折上体现该笔存款。”据此也可以认定，郭传水在存入1元钱时即持有涉案信通卡。据此，东亚分理处应当举证证明在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之前，其向李景东交付了涉案信通卡。否则，现有证据显示，开立并持有涉案信通卡的人是郭传水，而非李景东�而根据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关于李景东办理存取款、转账业务情况的说明》第一部分，李景东办理卡挂一本通存折交易是在16:52，存款1元开卡的凭证显示时间为16:34，由此可见，信通卡系郭传水在李景东到东亚分理处前18分钟既已事先办好并持有，待李景东赶到后，由齐家凤在李景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李景东的存折账户与郭传水持有的信通卡关联，从而为郭传水进一步非法取现和转账李景东存款提供可能。在2011年8月15日的开庭笔录第9页，当李景东提问“办理卡带折业务，卡和折交付的先后次序？”时，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是这样回答的：“先申领卡，同时交付卡和折”，而根据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关于李景东办理存取款、转账业务情况的说明》第一部分的陈述，李景东存款1元开卡和办理卡挂一本通存折交易的�间却相隔18分钟。即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交付李景东存折的时间距信通卡开卡过去了18分钟，可见，卡和折不是同时交付的。而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本案一审、二审、重审期间未提交任何证据对该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存折系李景东亲自办理的，而存款1元开卡的交易根据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提交的凭证，显示不是李景东办理的，结合其它证据，应认定系郭传水办理。其次，李景东既然要存款200万元，完全可以在办理存折的同时开卡，没有必要提前18分钟，存入1元先行开立涉案信通卡。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主张系李景东本人存入1元开卡，该主张除没有证据支持外，显然也不符合客观常理。综上，上述证据显示存入1元开卡并持有涉案信通卡的并非李景东本人，农商行天桥支行、农�行东亚分理处应当对李景东本人办理涉案信通卡并将信通卡交付李景东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系郭传水开立涉案信通卡并在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时持有该信通卡。2.一审法院以李景东（或李景东代理人）在庭审中“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且在柜台多次输入了密码，其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为由，推定李景东对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系明知，显然没有事实根据和缺乏证据支持。首先，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李景东在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现场。李景东委托的两名代理人中的一人在2011年6月14日庭审中的发言不能构成李景东在法律上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同样在2011年6月14日的庭审中，李景东委托的另一名代理人陈述“刚才另一代理人陈述说原告在现场的情况下，只是根据原告办理存取款及开折的时间来推断的，至于被告是如何为第三人办理的取款手续，原告不知情”。在2014年3月28日的庭审中，审判长问“本案已多次进行庭审，就上述内容原告所述以哪次庭审为准？”，李景东本人的回答是“以本次庭审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根据该规定，李景东两名代理人之一在一次庭审中的发言，在另一名代理人和李景东本人否认的情况下，显然不构成“明确表示承认”。对于李景东在取款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现场的事实，不能免除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举证责任。且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提交的36万元取款凭证、164万元转�凭证上均没有李景东签名，该组证据本身即是李景东不在场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即便李景东代理人之一作的陈述构成承认，亦不能免除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举证责任。其次，一审法院以李景东陈述“银行工作人员齐家凤让原告多次输入密码”为由，认定李景东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并进而认定李景东具有重大过错，推定李景东对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系明知，显然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根据本案事实，李景东在办理存折开户、200万元取、存款业务过程中，必然多次输入密码，并且没有证据证实系李景东设定的信通卡密码，不能据此认定李景东将密码泄露，导致郭传水将李景东账户资金取现和转账。推定李景东明知该两笔大额取现和转账，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至少需提供证据证明：李景东�人在办理存折开户之前18分钟存入1元开卡并设定密码、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将该卡交付李景东、李景东在现场并将信通卡和身份证交给郭传水。而纵观本案，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反而现有证据显示存入1元开卡的非李景东本人，当然设定信通卡密码的也非李景东本人（当时的信通卡和存折可以分别设定不同密码，在重审庭审中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代理人亦有陈述），就连郭传水本人亦否认系李景东授权其办理上述业务。3.关于齐家凤出具《保证函》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从《保证函》本身看，齐家凤并无代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履行职务行为的意思表示，李景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齐家凤代表东亚分理处履行其职务行为”。在该《保证函》中，“储户李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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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分理处办理活期存�---我分理处保证该笔资金安全”的论述，及落款“润丰银行天桥支行东亚分理处”，并且该《保证函》的抬头为“济南市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天桥支行”，这些内容都清晰无比地证明齐家凤是代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出具的该《保证函》，李景东不要求齐家凤本人承担责任，亦是因为齐家凤的行为代表东亚分理处，即便如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陈述，齐家凤的行为系超越职权，根据法律规定，其行为亦构成表见代表，其法律后果理当由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承担。退一万步讲，该《保证函》的内容也能够证实，李景东对取现36万元和转账164万元并不知情，且在自己资金被他人取现和转账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否则，齐家凤也不会以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名义为李景东出具该《保证函》。4.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去被告东亚分理处存款，其真实意思�非与被告东亚分理处形成200万元的储蓄合同关系，而是与他人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该认定毫无事实根据且无证据支持。李景东自认存款当天即收到了三个月利息24万元，是为了让司法机关全面了解案情，但一审法院不能根据该自认即想当然地推定李景东是为了和他人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诚然，李景东听信他人挑唆，受高息诱惑，将其它银行账户的存款转存到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主观上存在过错，但该过错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违规违法操作，任由他人将李景东存款非法取现和转账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景东应自己承担80%的责任，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郭传水否认系代理李景东取现和转款，根据本案证据，其行为也不能成立表见代理，且一审判决也没有认定系郭传水代理李景东取现和转款，该条规定与一审实体判决之间并无实际关联。对于齐家凤出具《保证函》的行为，李景东认为，即便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主张的齐家凤超越权限的抗辩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亦应当成立表见代表，一审法院应当根据该条规定，依法判决全部支持李景东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严重侵害李景东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纠正，重新改判。
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针对李景东的上诉共同辩称，（一）一审中，郭传水已经陈述在取款时李景�在现场，这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一审中的陈述一致。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根据当事人客户的申请办理存取款业务，没有任何过失。（二）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本案系李景东与第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取款和转款都是李景东本人的意思表示，且李景东在一审中也承认在转款后立即收到24万元的利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景东系从事民间借贷行为而通过个人银行卡进行打款的行为，而且其本人具有获利行为。（三）公安局对郭传水的笔录中也涉及民间借贷纠纷，即本案的开卡转款，也是为了民间借贷。所以，无论李景东在民间借贷中是否收回本金以及利息，均不应在本案中追究农商行天桥支行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责任。
郭传水、齐家凤针对李景东的上诉未陈述意见。
农商行天桥支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景�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景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无任何事实依据，农商行天桥支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无任何过错，李景东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1.李景东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开立的是存折和银行卡并存的“卡带本”个人结算账户。2006年4月18日，李景东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开立个人结算账户，领取“一本通”存折一张，账号：901041160016200393240，并签领《信通卡开户申请表》一份，申领信通卡一张，卡号：9001050103140195，上述卡、折都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功能。2.李景东用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支取转账200万元，现账户余额为1元。（1）2006年4月18日16：34：06，李景东存入1元现金开卡（带一本通存折），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账户余额1元；（2）2006年4月18日16：54：43，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账户转账存入200万元；（3）2006年4月18日17：02：17，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支取现金36万元；（4）2006年4月18日17：14：20，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转账支取164万元；（5）2006年4月18日17：14：21至今，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账户余额为1元；3.李景东的上述交易系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应承担应其行为造成的损失。李景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并承担由自己行为造成的相应后果。本案中，支取现金36万元及转账支取164万元的行为均为在李景东知晓并授意的情况下，案外人持李景东的身份证，由李景东输入密码进行交易的。李景东上述交易实际为向案外人发放高利贷，是对自己财产进行的处分行为，其损失是自行造成的。4.李景东应遵守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签订的《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章程》，妥善保管自己的卡片和密码，因其不遵守章程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2006年4月18日�李景东签领《信通卡开户申请表》一份，依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持卡人应当遵守发卡银行的章程及《领用合约》的有关条款；第五十六条关于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合约是发卡银行向银行卡持卡人提供的明确双方权责的契约性文件，持卡人签字，即表示接受其中各项约定的规定李景东签领的《信通卡开户申请表》中明确载明“本人保证表内所填内容完全属实，保证遵守《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章程》，领卡后，信通卡所发生的一切收付款项，授权贵单位记入本持卡人账户”的约定，李景东领取信通卡后，应遵守履行接受其中各项约定，其中妥善保管其卡片和密码为李景东的基本义务。本案中，李景东不仅将自己的卡片转交他人，还将身份证及密码一并转交，严重违反了《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章程》，其损失应自行承担。5.卡号为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卡账户至今未出现李景东申请“挂失、注销”等情形。6.依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关于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的规定，李景东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支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是其权利和义务，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将李景东的上述交易，依据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清单作为记账凭证，记入李景东账户，无任何过错。（二）一审判决无任何法律依据。（三）鉴于李景东在诉状中恶意虚构、隐瞒事实，意图骗取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农商行天桥支行已向公安机关举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李景东针对农商行天桥支行的上诉辩称，同李景东的上诉意见，不再赘述。
农商行东亚分理处针对农商行天桥支行的上诉述称，同农商行天桥支行的上诉意见。
郭传水、齐家凤针对农商行天桥支行的上诉未陈述意见。
李景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支付李景东存款本金200万元；2.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支付李景东利息，自2006年4月18日起至2011年4月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4月10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农商行天桥支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4月18日，李景东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开立账号901041160016200393240的山东农村合作银行一本通储蓄存款存折。同日，李景东在《信通卡开户申请表》申请人处签字，开设卡号9001050103140195的信通借记卡1张。存折记载：2006年4月18�分别有1元和200万元的两笔存款，无取款记录。该信通卡办理了挂一本通存折业务。信通卡章程主要载明，信通卡为借记卡，信通卡账户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凡因转借他人而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持卡人对密码要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漏。因向他人告知密码或个人泄露密码而引起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李景东涉案信通借记卡账号于当日16时34分06秒存入人民币1元，存款凭证流水号为150545，客户签名为“李景东”。于当日16时54分43秒存入人民币200万元，存款凭证流水号为155755，客户签名为“李景东”。于17时2分17秒取现金36万元，于17时14分20秒转账至案外人郭传水名下账号164万元。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工作人员办理上述两笔业务，并出具凭证2份，其中流水号157199的个人业务取款凭证记载：2006年4月18日17时2�17秒，账号9001050103140195，支取金额360000元，摘要：现金，客户签名为“李景东”、“郭传水”。该凭证背面记载了存款人姓名李景东和身份证信息及代理人姓名郭传水和身份证信息。流水号159525的个人业务取款凭证记载：2006年4月18日17时14分20秒，账号9001050103140195，支取金额1640000元，摘要：转账，客户签名“李景东”。该凭证背面记载了存款人姓名李景东和身份证信息，代理人处为空白。庭审中，李景东称存款凭证流水号为150545、157199、159525的3笔业务均非其本人办理，对存取款凭证的签名不予认可，并申请字迹鉴定。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烟富司鉴[2011]文鉴字第196号《文书司法鉴定》载明：1、送检的存款1元的存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处的签名不是李景东本人所签；2、送检的转账164万元取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处的签名不是李景东本人所签；3、送检的存款1元存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的签名与转账164万元的取款凭证上“李景东”的签名及提取36万元的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的签名均系同一人书写。
2006年8月18日，齐家凤向李景东出具《保证函》一份，载明：兹有储户李景东于二00六年四月十八日在东亚分理处办理活期存款，共存入现金贰佰万元整。我分理处保证此笔资金安全，储户可于二00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前来取款。润丰银行天桥支行东亚分理处保证人齐家凤，二00六年八月十八日。该保证函打印在抬头为济南市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天桥支行的纸张上，由齐家凤在《保证函》上签字。齐家凤对《保证函》中齐家凤的签名不予认可，申请字迹鉴定。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烟富司鉴[2012]文检字第1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中的“齐家凤”签名与同名样本签名是同一人书写。
庭审中李景东称：2006年4月，李景东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开设一个新的账号，并将200万元转到这个新账户上，办理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齐家凤让李景东多次输入密码，并让李景东填写了流水号为155638、155755两张单据，载明“摘要转账”，金额200万元，客户由李景东本人签名，后齐家凤将存折交李景东本人。李景东离开后，案外人李恒山在银行外交给李景东一张银行卡，并交给李景东24万元利息。存折、银行卡均有李景东本人保存，且未告知他人存款密码。再后来李景东通过李恒山、齐家凤陆续要回了30余万元的利息。
庭审中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及农商行天桥支行称：转账或取款必须由储户持银行卡或存折及其本人身份证在柜台填写相应业务的单据凭证并凭密码办理相关业务。需储户本人签字，如储户不到场由代办人持本人身份证及储户的银行卡或存折及储户的身份证在柜台填写相应单据并凭密码办理，由代办人签代办人的名字。不论金额大小均按上述规定操作。2006年4月18日16时34分零6秒李景东在其处存入1元，17时2分17秒，案外人郭传水持李景东银行卡、身份证，凭李景东银行卡密码和郭传水本人身份证取现金36万元，17时14分20秒，李景东办理转账164万元。办理上述3笔业务时，李景东本人均在场，并向法庭提供交易凭证和相关规定。李景东是明知卡带折的业务，而不是其起诉状和原审庭审中陈诉的，不知道有银行卡，李景东的说法矛盾，李景东明知这笔业务就是其与案外人李恒山、郭传水之间的高利贷业务，在办理200万元的中的36万元的提现和164万元的转账业务，李景东都在柜台现场，而且至今为止其银行卡并没有挂失和报警。
一审庭审中齐家凤称，2006年4月18日，李景东等人到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要求开�账户并办理存折和银行卡，我让李景东填写了信通卡开户申请表和存折账户的申请表，然后给李景东办理了存折和银行卡，办理完后将存折和银行卡交给李景东，李景东办理了转账业务及现金业务，在办理业务期间，李景东始终在柜台前，李景东转账后又提取现金，之后就走了。
庭审中被告郭传水称，我因经营缺乏资金，于2006年3月份找到魏自兰，魏自兰承诺帮我解决资金的问题。2006年4月18日下午16时许魏自兰带着李恒山、李景东与我见面，魏自兰和我说借给我200万元3个月，利息要提前扣除，月息12%，问我是否同意，我表示同意，我把我的存折给了魏自兰，之后魏自兰、李恒山和李景东等人去柜台打款，魏自兰和李景东在柜台办理了业务，李恒山在一旁看着，我在旁边坐着等着，后来魏自兰把存折给了我，上面显示已经打到我存折上164万元，魏自兰�我给其打了200万元的欠条，之后就走了，当天我没有去柜台上办理过业务。
另查明，在2011年6月14日的庭审中，李景东陈述：“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提交的取款凭证的背面没有填写其代理身份，而是直接冒用李景东的名义取款及转账。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对此有重大过错，况且李景东本人在场的前提下，在存款存入账户8分钟后，金融机构任由他人将款项取走，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与他人串通，损害李景东的合法权益。……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提交的存取款凭证上看，操作柜员均为1165号，证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明知李景东在场，仍将款项支取给他人。”
还查明，齐家凤原系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主任。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系农商行天桥支行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李景东在本案中不要求齐家凤、郭传水承担责任，但保留另案主张�权利。李景东于2011年4月21日向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李景东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作为储蓄部门，有保证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储户本人亦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维护存款安全的义务。本案中，凭证流水号为157199的取现36万元业务，对李景东而言，虽然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签字经鉴定并非李景东所写，但李景东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且在柜台多次输入了密码，其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可以推定李景东对该取现36万元是明知的。对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而言，虽然凭证背面记载了存款人李景东身份信息及代理人郭传水身份信息，银行工作人员在核对密码无误后进行取款操作，但，第一，如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所述，李景东一直都在存取款现场，农商行�亚分理处未让李景东签字，却让他人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其存在过错。第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称系郭传水作为李景东的代理人办理的业务，但郭传水予以否认，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未举证证明何人代理李景东办理的该笔业务。因此，银行在该笔取现业务中存在部分过错。凭证流水号为159525的转账164万元业务，对李景东而言，虽然客户签名处“李景东”签字经鉴定并非李景东所写，但李景东自认其在存取款现场且在柜台多次输入了密码，其违反了负有妥善保管密码信息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可以推定李景东对该转款164万元是明知的。对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而言，如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所述，李景东一直都在存取款现场，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未让李景东签字，却让他人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且银行工作人员未尽到审查存款人或代理人身份的义务，李景东亦当庭否认其办理了该笔转账业务。因此，银行在该笔转账业务中亦存在部分过错。关于齐家凤向李景东出具《保证函》的事实，从《保证函》本身看，齐家凤并无代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履行职务行为的意思表示，李景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齐家凤代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履行其职务行为，且李景东并不要求齐家凤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对李景东的本诉求不予支持。纵观本案，李景东去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存款，其真实意思并非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形成200万元的储蓄合同关系，而是与他人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李景东自认其在存款的当天即收到了三个月的利息24万元，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到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提前支付利息且支付如此之高的利息。综合以上因素，李景东对其损失应承担80%的责任，农商行东亚分理处作为金融机构应承担20%的责任。关于农商�东亚分理处答辩称其在本案中办理相关业务符合规定，无过错的答辩意见，予以部分采纳。综上，关于李景东要求返还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办理业务中存在部分过错，李景东作为存款人要求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支付存款符合法律规定，对李景东要求支付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计40万元。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系农商行天桥支行的分支机构，农商行天桥支行应与其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李景东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但应以李景东提起诉讼的时间分别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农商行天桥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景东存款本金40万元；二、农商行东亚分理�、农商行天桥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景东利息。该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4月18日起至2011年4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4月21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李景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40元，由李景东负担18000元，由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农商行天桥支行共同负担5240元。两次鉴定费4000元，由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农商行天桥支行共同负担3000元，齐家凤负担1000元。
本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涉案36万元取款、164万元转账均是通过李景东的信通卡所为；郭传水陈述，在李景东开卡、存款及上述两笔取转业务办理过程中，李景东均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柜台。
本院认为，李景东在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开立一本通存折账户并开设了挂一本通的信通卡，李景东于开卡当日向账户内存入200万元，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相关规定，依约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李景东应妥善、谨慎保管其存折、卡片及密码；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为储户办理存取款的过程中亦应尽到审慎义务，并严格按照银行的相关监管操作规定办理相关业务，确保储户存款的安全。
根据当事人二审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景东、农商行东亚分理在涉案存款不能兑付情况下应承担的责任。对此作出认定的关键是审查双方在�述200万元存款被取转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36万元取款、164万元转账均是通过李景东的信通卡所为。李景东主张其在填写了《信通卡开户申请表》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并未向其交付卡片。李景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办理大额的存款业务时，应尽到充分的谨慎义务，其在明知开通了信通卡却未收到卡片的情况下，未向银行询问情况，亦未索要卡片，存在重大疏忽。李景东还主张其对信通卡存入1元激活的业务办理并不知情，但根据郭传水的陈述，李景东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离开柜台，故本院对李景东的主张不予采信。上述信通卡必须凭密支取，而该密码非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柜员所知晓，结合李景东在存款200万元的支取、转账过程中均在柜台前的事实，本院对李景东关于其对200万元的支取、转账不知情的主张亦不予采信。另外，李景东在前述一系列业务办理完成后随即收到了案外人李恒山向其交付的24万元利息，李景东应该知晓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不可能提前给付其银行法定利息，并且该高息亦非由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账户支付，故应认定李景东将200万元款项存入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真实意思并非是为了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建立正常合法的存款合同关系，而是为了收取案外人支付的非法高息。同理，齐家凤以个人名义向其出具的《保证函》即超出了银行的正常业务范围，亦非其履行职务行为，李景东对该《保证函》的效力不及于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应为明知。综合上述事实，李景东对本案款项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
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为李景东的信通卡办理取款、转款的过程中，应该按照银行的监管规定及操作流程规定严格操作，确保办理手续的合法合规。据已查明的事实，李景东的信通卡存入1元的激活手续凭证、36万元的取款凭证、164万元的转款凭证中“李景东”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而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本案中一直主张李景东在一系列业务办理过程中均在柜台，但李景东在柜台，并非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未确认“李景东”签名的真实性的合理理由；况且在164万元转账的大额凭证中，没有代理人的身份信息，更可见农商行东亚分理处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过错。
一审判决在综合分析李景东、农商行东亚分理处过错程度的基础上，酌定李景东承担80%的责任、农商行东亚分理处承担20%的责任，无明显不当。
综上，李景东、农商行东亚分理处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0元，由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希贵
审判员 宋海东
审判员 栾钧霞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丁青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