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8民终38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运城市鑫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河东东街4701号丰汇大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卫蕴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治玉、山西上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楠楠，山西上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中银大道365号。
负责人：张卫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朝，山西大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亚琛，山西大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西南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工业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田武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平，男，196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上诉人运城市鑫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及原审第三人山西南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2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沣融资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玉、姚楠楠,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朝，原审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保证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判令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连带偿还上诉人被划扣的保证金1219380元及利息；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串通谋划，以欺诈方法与上诉人订立担保合同，该过程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案外人运城市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金融中心）于2015年8月14日签订《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使用协议》，约定由运城金融中心向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发放应急贷款资金700万元，同时由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承诺，在前述应急贷款资金发放后，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再向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发放续贷资金1000万元，该续贷资金通过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运城金融中心的三方共管账户，用于偿还运城金融中心的前述700万元应急转贷资金。随后，上述三方开始履行该《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第二阶段：为了履行前述《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谋划协商后，决定以购买聚乙烯、聚丙烯原材料为由，签订书面贷款协议，该笔贷款发放时，进入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名下的三方共管账户，通过共管账户偿还运城金融中心的应急转贷资金，并决定寻找上诉人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随后，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以从被上诉人处贷款1000万元购买聚乙烯、聚丙烯为由，向上诉人提出有偿担保服务的请求，上诉人初步了解后，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大型商业银行，对借款户的资信和用途审查应当是严格规范的，且原审第三人作为运城老牌彩印包装印刷企业，贷款购买原材料也合理可信，于是同意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购买聚乙烯、聚丙烯提供担保。同时，上诉人先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愿对总额1000万元以内的贷款提供担保的意向函，后又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正式的600万元贷款的《保证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三阶段：流资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将600万元购买聚乙烯、聚丙烯的贷款，先汇入共管账户19×××87，然后共管三方又将该笔资金分为两笔，分别汇入了易宸贸易有限公司、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并签订不真实的原材料买卖合同。实际上这两笔贷款都�于偿还他们三方之前所约定的倒贷资金。2017年3月22日、3月23日，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恶意划扣上诉人的保证金1200412.25元、18967.75元，共计1219380元。
一审判决在证据确认、事实认定和程序上错误。
一、一审判决书在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证据确认上存在明显错误。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单笔）》《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这三份合同是上诉人申请撤销的诉讼标的物，是被撤销的对象。但一审判决却将上诉人递交该组证据材料的举证意见、证明目的进行篡改后，把这三份合同内容直接作为上诉人提供的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材料来对待，显然错误；2、吕红伟证言并不是孤证，是能够与本案中上诉人陈述、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证明、《借款凭证》《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资金使用协议》《保证书》《银行账户共管协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众多证据相印证的，即使吕红伟未到庭，也只是证明力大小问题，所以一审判决书以“真实性无法核实”为由直接不予确认，不综合考虑各个证据材料的综合关联性，在证据采信上实属错误；3、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形式虽然有瑕疵，但并不能仅据此就认定其不具有效力，本案中还有吕红伟的证言等证据印证，一审判决以形式有瑕疵否定该证据材料是错误的；4、《借款凭证》《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保证书》《银行账户共管协议》，该组证据内容非常明确地显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所发放的贷款是为了偿还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的转贷资金，而非购买原材料。如此重大、直接影响案件性质和败诉结果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理会，更未进一�调查核实，既不合法也有失司法公正；5、关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电子回单内容已经当庭予以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是无异议的，而且能与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完全印证，但是一审判决书代替被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当庭认可的事实，明显错误；6、被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之间的《担保服务合同》《反担保保证合同》、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复印件，无原件可以核对其真实性，材料内容明显与本案争议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予以确认”，错误明显；7、被上诉人提供的购买聚乙烯、聚丙烯原材料的《买卖合同》、《购销合同》是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编造虚假交易而伪造的书面材料，也是本案要查明的关键事实，该两份合同与吕红伟证言、鸿盛隆公司出具的证�、《借款凭证》《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保证书》《银行账户共管协议》、上诉人陈述等证据内容完全矛盾，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与本案第三人始终拒不提交能够证明是否存在真实交易的提货单、交货单、运输单、收发票等资料的行为，也恰恰印证上述合同是假合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电汇凭证复印件，不审查真实性问题和合法性就直接确认，而对上诉人提供的相同内容的电汇凭证复印件（且被上诉人当庭表示无异议）就不予认定，显然错误；8、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只针对其向被上诉人贷款的事实，承认了贷款属实，但始终未否认其贷款具体承办人吕红伟的证词内容，未否认其与被上诉人、运城金融中心之间之前已经达成了用被上诉人发放的贷款偿还运城金融中心应急转贷资金的事实，未否认其关联公司鸿盛隆公司的证明材料内容，�否认被上诉人所发放贷款实际并未购买聚乙烯、聚丙烯原材料的事实，即对于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本案原审第三人选择默认。但一审判决书未认定该证据和事实。
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关键事实不清。1、上诉人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调查到被上诉人与运城金融中心、原审第三人签订以应急资金款偿还贷款的协议。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隐瞒贷款是为了偿还倒贷资金的事实，虚构第三人是为购买原材料的贷款原因，这才使得上诉人作出错误担保决定并签订两份担保合同，如果上诉人知道该贷款是为还倒贷资金，是不会同意担保的。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发放给原审第三人的贷款到底是否用于购买聚乙烯、聚丙烯原材料以及该款的真实用途是什么，系本案的关键事实，直接影响本案的性质和败诉结果，所以，即便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隐瞒和阻挠，致使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在形式上有瑕疵，人民法院也应该依职权调查核实，以查清案件事实。而一审法院未进一步进行查实，致使这一关键事实不清。
三、鉴于本案事实，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的违法犯罪活动，应将本案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本案应先中止审理，否则有失公正和违反程序合法性。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应当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进行。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事先谋划，以购买原材料为幌子实际偿还倒贷资金，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一审中，经过法庭调�和辩论，已经发现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涉嫌违法犯罪，依法应将该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然一审法院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将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属于程序不合法。
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
一、上诉人申请撤销《保证合同（单笔）》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的请求已过除斥期间，该撤销权已经消灭。
二、不论是《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还是设立共管账户一事，都与本案并无关系。1、从《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来说：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山西省金融工作领导组文件《关于印发<企业资金链应急周转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以及运城市人民政府文件《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从这两份通知内容可以看出，前述《运城市企业应急转贷资金使用协议》的签订，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下，为解决企业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由省政府出面引导成立金融服务中心及金融公司，并出台通知，市政府结合省政府的通知又制定了相应实施办法，各商业银行也正是依据政府挽救市场的相关精神，才对各中小企业短期转贷予以相应予以配合，故而最终形成的上述协议，实际上前述《转贷资金使用协议》与本案讼争的借款及保证合同毫无关系。2、从内容上来说：首先，《转贷资金使用协议》中与本案所争议的合同标的并�相同；其次，《转贷资金使用协议》中约定账户账号是04×××96，在《银行账户共管协议》中约定的三方共管账户账号19×××87也不一致；再次，《银行账户共管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共管账户专项用于转贷资金、续贷资金的划转。当转贷资金划转至共管账户时，甲方（即本案第三人南洋公司）应立即将开户印鉴及转账支票等账户结算工具全部交于丙方（运城市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保管。账户共管期间丙方不承担甲方用印产生的任何责任”，根据该约定可知，该共管账户虽然是在被上诉人处开设，但实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向运城金融中心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而设立，且该账户是由运城金融中心监管和支配的，与答辩人并无关系。最后，从常理上来说，被上诉人不可能私自从该共管账户上动用任何资金，更不可能擅自用该共管账户向易宸贸易有限公司及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任何款项。
三、上诉人所称的第二阶段中，被上诉人从未与第三人谋划协商的行为，也没有主动找上诉人要求其为第三人的该笔6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在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5年11月4日）之前，上诉人已经与第三人协商好，为第三人提供担保一事，2015年9月21日，上诉人就向我行出具了《担保意向函》，该函也最终作为我行向第三人贷款审查的依据。不仅如此，2015年10月29日，上诉人还与第三人签订了《担保服务合同》，同日，上诉人的关联公司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反担保人）与上诉人鑫沣公司（担保人）签订了一份《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上述债务向上诉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日，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保证合同（单笔）》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另，据被上诉人所知，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和上诉人之间关系密切、经济来往频繁，上诉人鑫沣公司征信报告证明，除本案借款担保外，上诉人还为南洋公司另外两笔900万、135万的贷款提供担保；第三人南洋公司征信报告证实，南洋公司与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二者存在担保关系；而上诉人鑫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卫蕴洁，曾系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更是与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卫静安系父子关系。
通过以上事实可知，上诉人为该笔6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正如《担保意向函》中载明的内容，显然系上诉人在对第三人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认为基本符合贷款担保条件，并在实地调查、落实反担保后，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从始至终都不存在所谓的欺诈及其他可撤销情形。
四、被上诉人作为贷款发放银行，在第三人南洋保证材料公司提供了相关贷款材料后，按照审批流程进行形式审查、尽到了审查义务后，按照上诉人和第三人的要求发放贷款，合情合理且合法，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
五、上诉人起诉的目的不纯，其只是为了逃避还款责任、拖延还款时间而起诉。借款到期后，第三人未按时归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履行担保责任催收函》，但该公司拒不签收。2016年10月21日，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公证处工作人员一起，通过公证送达的方式将该催收函送达上诉人总经理柴江亚。上诉人在借款期间及收到催收通知后都不提任何异议，反而在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债务人及上诉人、田武学、宋桃灵等承担还款责任后，又以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所借款项用途不符合约定等理由主张存在欺诈、恶意串通起诉要求撤销保证合同，不仅依据不足，而且是为了拖延案件审理及还款时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坚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串通谋划，欺诈上诉人签订担保合同，最终目的是为了倒贷，归还南洋保证材料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从案外人运城金融中心处所借款项。但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运城金融中心已经就该笔贷款起诉了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和被上诉人，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南洋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如约归还本息。该事实更可以证明，上诉人所认为的“欺诈”理由从始至终都不存在，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从运城金融中心的借款与本案毫无关系。
原审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述称:我公�由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借款600万元属实，该款其中支付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500万元，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100万元用于购进生产原料（附财务票据）。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与鑫沣融资担保公司的关联企业卫氏鱼康是互保单位，因此不存在欺骗担保的问题。给市金融办的还款和从浦发银行运城分行600万元借款没有关系。我公司共计给金融办还款130万元，其中一笔是由田总的朋友梁芳还了100万元，另一笔是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出面从南风化工要回货款30万元还给了金融办（附梁芳代为还款的票据和由浦发银行户的还款票据）。
上诉人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单笔）》《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2、判令被告浦发银行运�分行返还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保证金1219380元及利息（其中，1200412.25元保证金的利息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算，18967.75元保证金的利息自2017年3月23日起计算，均按照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贷款利率计算至款付清之日）；3、判令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对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扣划的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9月21日，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出具《担保意向函》，称根据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的担保申请，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对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的申请资料进行了形式审查，认为基本符合贷款担保条件，决定在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完成实地调查、并落实反担保的前提下，同意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在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处申请的总金额在10000000元以内，期限为12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意向函》作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对贷款审查的依据，有效期三个月。2015年10月29日，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与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签订了《担保服务合同》，由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借款6000000元本息等提供担保服务。同日，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反担保人）与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担保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主债务人）签订了一份《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由山西卫氏鱼康实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2015年10月29日，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保证人）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权人）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单笔）》，约定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对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出借给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的借款本金600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满后两年。同日，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又签订了一份《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约定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以保证金形式特定化的金钱，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所欠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对质押财产有第一顺位的优先受偿权；当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无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均有权要求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在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履行担保责任；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应当根据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要求将出质的保证金1200000元转入约定的保证金账户。
2015年11月4日，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贷款人）与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借款人）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向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提供借款600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买聚乙烯、聚丙烯，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1月3日。同日，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发出《贷款支用通知单》，称根据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原、被告订立的《保证合同》，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反担保手续已全部落实，通知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予以支用贷款6000000元。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于当日向被告浦�银行运城分行出具了《支付说明》，称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与运城市易宸贸易公司、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签署合同，用于购买聚乙烯、聚丙烯等原材料；本次申请短期流资6000000元，其中5000000元支付给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剩余1000000元支付给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并递交了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与第三人订立的购买聚乙烯买卖合同及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与第三人订立的购买聚丙烯颗粒的购销合同。2015年11月5日，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将5000000元贷款支付给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将1000000元贷款支付给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期限届满后，因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未归还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借款本息，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7年3月22日、3月23日分别扣划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保证金1200412.25元、18967.75元，共计121938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借款6000000元，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提供担保，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单笔）》《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根据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出具的《担保意向函》及《贷款支用通知单》，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是基于对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完成实地调查、并落实反担保的前提下才为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提供的担保，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在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发放贷款前，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出具了《支付说明》，要求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将上述贷款支付给运城市易宸贸易公司、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用于购买原材料，并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提交了相应的买卖合同。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依据相关申请，按照审批流程进行了形式审查，尽到了足够的审查义务，按约定发放了贷款。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订立的《保证合同（单笔）》《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以本案讼争的两份合同系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真相，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主张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返还�证金及利息，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等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运城市鑫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74元，由原告运城市鑫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向本院申请吕红伟出庭作证，本院依法通知了吕红伟出庭，但吕红伟未出庭作证。原审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当庭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是梁芳向运城市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转款100万元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向运城市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转款30万元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证明：归还了金融办130万元，这和600万贷款没有关系。�二组证据是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收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501.5万元货物的《收料单》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收运城市鸿盛隆商贸易有限公司100.3万元货物的《收料单》，证明600万贷款分两笔，一笔是汇入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一笔是汇入运城市鸿盛隆商贸易有限公司。鑫沣融资担保公司质证认为：1、在本案一审期间多次通知当事人参加庭审，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并未提交证据，所以不属于新证据；2、这是复印件，对于真实性没有办法确定；3、从梁芳和南洋公司汇款的两个时间看，这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汇款的时间是吻合的，钱的来源值得质疑；4、收料单没有原件也没有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两份入账通知证实了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运城金融中心之间的协议与本案贷款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和梁芳替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归还100万时间接近，但是不能以此来质疑款项来源，南洋包装材料公司提供的收料单和凭证能证明其向易辰公司和鸿盛隆公司购买材料。其他事实与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
本院认为，上诉人鑫沣融资担保公司与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单笔）》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为原审第三人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在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处的借款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保证金质押担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单笔）》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均未提出异议，三份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该三份合同对合同的双方当事�具有约束力。鑫沣融资担保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保证合同（单笔）》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两份合同，理由是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和南洋包装材料公司串通谋划，以欺诈方法与鑫沣融资担保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按照鑫沣融资担保公司的《贷款支用通知单》发放了借款，南洋包装材料公司将500万元借款支付给运城市易宸贸易有限公司，将100万元借款支付给运城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上述合同履行行为没有违反《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单笔）》和《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的约定。故上诉人鑫沣融资担保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00元，由运城市鑫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荐轩
审判员 路志杰
审判员 任国强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