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民再2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国栋，男，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萍，湖北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育才一村付*号。法定代表人：刘继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威，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号。法定代表人：宋占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恋、鲁碧炜，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刘晓静，女，196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再审申请人王国栋因与被申请人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路桥公司）、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集团）、刘晓静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3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鄂民申21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4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国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萍，被申请人长江路桥公司的委托代诉讼理人夏威，被申请人团结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恋、鲁碧炜，被申请人刘晓静均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栋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诉争房屋系1998年10月2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长江路桥公司基于还建协议书而签订了两份《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征地拆迁还建商品房购销合同》所取得的，1999年3月31日，被申请人长江路桥公司已为申请人办理了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三套还建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申请人取得房屋系拆迁还建，无需缴纳相应购房款。申请人取得房屋后未对房屋管业、使用，不能证明申请人对争议房屋所有权的非法性。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基于继承而还建的房产，�没有继承关系的兰建义还建的房产，认定在申请人还建的房产面积当中，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判决对申请人及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没有依法列举和阐明，原审判决对已经质证的关键证据没有列举和阐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4条、16条、17条明确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权属证明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原审判决在申请人拥有诉争房产合法权利证书的情况下，以申请人不能提交支付购房款凭证为由判定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诉争房屋归申请人王国栋所有。被申请人长江路桥公司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诉称本案争议房屋是根据团结集团拆迁协议所得，与事实不符。根据申请人与团�集团的拆迁补偿协议清楚显示申请人所有的拆迁补偿均已安置到位且不包含本案诉讼房屋。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经过公证处公证具有法律效果，申请人诉称与事实不符。2、不动产登记的效力不是绝对的，当登记簿的情况与实际不符时，应以实际为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请求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团结集团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团结集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团结集团从未占有使用控制过诉争房产。2、根据长江路桥公司与团结集团在2001年9月4日补充协议书，团结集团将编号为7-2-4-1号建筑面积为82.52平方米的房产退还给长江路桥公司。对于本案房产是否错误办理在王国栋名下，或是长江路桥公司出卖给刘晓静都与团结公司无任何关系。3、对于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没有完全补偿到位的问题，根据团结集团所掌握的证据，王国栋的所有的拆迁安置补偿均已到位且有公证书证明。被申请人刘晓静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诉争房屋系长江路桥公司出售给我，我自2002年在该房屋居住至今，长江路桥公司没有给我办证。2015年11月，长江路桥公司诉至武昌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坐落于武昌区徐东三期公寓7栋2单元4层1室房屋归长江路桥公司所有；2、王国栋、团结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86年4月，王兴佑（王国栋之父）申请在团结村二组改建房屋，同年5月2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核准颁发编号为000761建房许可证，该许可证载明建筑面积为171.44平方米。1991年4月2日长江路桥公司成立,主营范围：重点桥梁工程建设拆迁、还建等。其系原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室组织下负责长江二桥两岸的拆迁还建工作，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还下设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征地拆迁还建部。上述单位、部门有关长江二桥拆迁还建权利义务由长江路桥公司承受。1997年6月6日，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王国栋、兰建义（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房屋，其中正房建筑面积197.63平方米，乙方现有常住人口6人，甲方安置给乙方住房3套，总建筑面积227.41平方米，地址分别为徐东三期公寓4号楼2单元1楼2号即4-2-1-2；6号楼3单元1楼1号即6-3-1-1；7号楼1单元4楼1号即7-1-4-1（不包含诉争房屋7栋2单元4层1室即7-2-4-1号）。同年6月10日，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对该《协议书》进行了公证。1997年12月22日，团结集团成立。团结集团系由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的经济实�部分改制而成立。1998年10月，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征地拆迁还建部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将坐落于徐东三期公寓26户房屋（含诉争房屋××号）出售给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1998年10月28日，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拆迁还建部与王国栋签订两份《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征地拆迁还建部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将徐东三期公寓7-1-4-1号、7-2-4-1号、4-2-1-2号房屋出售给王国栋，约定房屋交付日期1998年10月28日。合同签订后，王国栋既未向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拆迁还建部支付购房款，也未对徐东三期公寓7-2-4-1号房屋管业、使用。当日，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拆迁还建部与兰建义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将徐东三期公寓6-3-1-1号房屋出售给兰建义，约定房屋交付日期1998年10月28日。1998年12月1日，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向长江公路桥开发公司出具联系函“为搬迁还建26户村民住宅，我村在你处购徐东三期商品房26套，请按如下名单办理住房证。”并附26户村民名单，在该名单中清楚显示4-2-1-2号、7-1-4-1号两套房屋在王国栋名下，7-2-4-1号房屋前的姓名处未写姓名，备注栏中记载“ＸＸ仁”。1998年12月22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市房契第0040295号买卖契纸载明：今有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自愿将徐东三期公寓7-2-4-1号房屋（建筑面积82.52平方米）买卖与王国栋管业，承受人处盖有王国栋印章。1999年3月26日，徐东三期公寓4-2-1-2号、7-1-4-1号、7-2-4-1号（即诉争房屋，建筑面积82.52平方米）三套房屋登记至王国栋�下，徐东三期公寓6-3-1-1号房屋登记至兰建义名下。2001年6月26日，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拆迁还建部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1998年原购房协议书继续有效，欠款于2001年8月31日前向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征地拆迁还建部还清。2001年9月4日，（甲方）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拆迁还建部与（乙方）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甲乙双方于2001年6月26日签订乙方购买甲方位于徐东三期26套商品房补充协议书，乙方应向甲方付清下欠款540000元，因乙方向甲方退房屋壹套，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退房结算补充协议。一、2001年6月26日补充协议继续有效。二、退房7-2-4-1壹套建筑面积82.52平方米，每平方米1200元，计99024元整。……�、此退房过户办证手续和乙方购房部分未办二证，甲乙双方互相配合办理。五、退房、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和钥匙壹把，乙方已移交甲方。2002年2月7日，长江路桥公司与刘晓静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长江路桥公司将徐东三期公寓7-2-401（即诉争房屋7-2-4-1号）房屋，建筑面积82.52平方米以74367元价格卖与刘晓静。合同签订后，诉争房屋由刘晓静居住使用至今。2013年8月2日、9月22日，王国栋分别领取了徐东三期公寓7-2-4-1号房屋（即诉争房屋）补办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国栋、兰建义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约定拆迁王国栋、兰建义名下面积为197.63平方米房屋，安置给予二人住房3套，安置的3套房屋并不包含诉争房屋，且安置的3套房屋的产权证已分别登记至王国栋、兰建义名下。房地管理部门备案的材料显示现登记至王国栋名下的诉争房屋（武昌区徐东三期公寓7-2-4-1号）系基于买卖关系，但王国栋未就诉争房屋的取得系基于拆迁安置或存在真实买卖关系提供充足证据，根据2001年6月26日《补充协议书》约定，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已将诉争房屋退还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现长江路桥公司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确认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对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三期公寓7-2-4-1号房屋享有所有权。本案案件受理费8727元，保全费2998元，合计11725元，由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王国栋各负担5862.50元。王国栋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国栋与武汉长江公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拆迁还建部基于还建协议书签订了两份商品房购销合同，将徐东三期公寓7-1-4-1号、7-2-4-1号、4-2-1-2号房屋出售给王国栋，这三套房产是基于王兴佑的房屋拆迁补偿，不需要缴纳相应的购房款项。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没有进行列举，没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国栋已经提交了诉争房产的登记及相关权属证明，足以证明诉争房屋归王国栋享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长江路桥公司、团结集团、刘晓静均答辩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三期公寓7-2-4-1号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王国栋、兰建义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三套安置房屋中并未包含本案诉争房屋，且安置的3套房屋产权证已分别登记至王国栋、兰建义名下。王国栋虽取得诉争房屋的权属证明，但由于其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取得是基于拆迁安置或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关系，且诉争房屋于2002年由刘晓静居住使用至今，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王国栋也未主张权利,有悖常理。根据2001年6月26日《补充协议书》约定，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团结村村民委员会已将诉争房屋退还武汉市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故诉争房屋应归长江路桥公司所有。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27元，由王国栋负担。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再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对于本案诉争房屋，刘晓静曾于2014年9月1日以长江路桥公司、团结集团、王国栋为被告，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以诉争房屋“应由长江路桥公司、王国栋等就物权的归属另案主张权利”等为由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刘晓静的诉讼请求。刘晓静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了上诉。再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诉争的房屋所有权应如何确定。本院认为：本案作为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对于涉案房屋，王国栋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长江路桥公司作为房屋的原还建主体，刘晓静则系房屋买受人和�际占有居住人，各方当事人因房屋所有权发生争议而引起诉讼。长江路桥公司认为王国栋不是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诉争房屋归其所有，原一、二审法院根据诉争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认为王国栋基于与团结集团的拆迁协议的安置房屋已经履行完毕，诉争房屋虽然登记在王国栋名下系基于房屋买卖关系，而王国栋没有证据证明其取得诉争房屋的真实合法基础关系，从而判决确认诉争房屋归长江路桥公司所有。现王国栋不服原审判决申请再审，以其依法持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及与长江路桥公司签订的拆迁还建商品房购销合同为由，请求依法再审改判诉争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根据原一、二审及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王国栋和兰建义一起与团结集团于1996年6月6日签订了拆迁还建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团结集团还建王国栋、兰建义三套房屋，并明确了具体房屋栋号，其后，长江路桥公司与团结集团签订了包含诉争房屋在内26套房屋的《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1998年12月1日，团结集团向长江路桥公司出具的联系函所附办证名单中并没有指示将涉案房屋办理至王国栋名下。但至1999年3月26日，王国栋已经取得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三套房屋登记，兰建义也取得一套房屋登记。2001年9月4日，长江路桥公司与团结集团签订《补充协议书》，团结集团将登记在王国栋名下的诉争房屋退回给长江路桥公司。长江路桥公司又将诉争房屋出售给刘晓静。以上事实证明，团结集团已经按照拆迁还建协议的约定将应还建给王国栋、兰建义的三套房屋通过长江路桥公司还建给王国栋和兰建义，拆迁还建协议约定还建安置补偿已经履行完毕。王国栋申请再审称其只实际取得两套还建安置房，兰建义取得的一套还建安置房不应计入拆建还建协议的还建安置，故其拆迁还建协议并未履行完毕。因尽管拆迁的是王国栋父亲的房屋，但与团结集团签订拆迁还建协议的“乙方”是王国栋和兰建义，该协议已经公证机关公证，团结集团在1999年3月26日就已经按照拆迁还建协议将房屋分别还建交付给王国栋和兰建义，王国栋直至本案诉讼前并未提出异议，诉争房屋直至2013年8月王国栋补办所有权证时，王国栋一直没有对该房屋管业，也没有主张权利，故，其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长江路桥公司就诉争房屋与王国栋签订了《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但长江路桥公司并没有与王国栋直接签订拆迁还建协议，王国栋也没有提交其履行该购销合同支付购房款项的相关证据，而与王国栋�订拆迁还建协议的团结集团因此前已与长江路桥公司签订了包含诉争房屋在内的26套房屋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并不承认该购销合同，且直接将该合同项下的诉争房屋通过补充协议退还给长江路桥公司。因此，王国栋持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既与拆迁还建协议的约定不符，也没有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履行依据，其取得所有权证书缺乏基础法律关系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该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王国栋取得诉争房屋完全是因长江路桥公司的工作失误所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审判决根据诉争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确认所有权并无不当。王国栋关于其基于拆迁安置补偿与长江路桥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持有诉争房屋所有权证书因而应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再审请求，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长江路桥公司在团结集团签订《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后，因其工作上的失误将诉争房屋与王国栋签订合同并为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交给团结集团后经对账又与团结集团签订补充协议由团结集团将诉争房屋退回。长江路桥公司没有及时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又与刘晓静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将诉争房屋出售给刘晓静，刘晓静从2002年起即在诉争房屋居住至今。长江路桥公司一直未给刘晓静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为此，刘晓静在本案诉讼前已经就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对王国栋、长江路桥公司和团结集团向一审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但一审法院以诉争房屋“应由长江路桥公司、王国栋等就物权的归属另案主张权利”为由驳回了刘晓静的诉讼请求。因此，尽管长江路桥公司已经将诉争房屋以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方式出售并在收取合同价款后交付给刘晓静居住多年，但由于其没有为刘晓静办理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变更手续，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仍应归长江公路桥公司所有。刘晓静可以基于商品房购销合同，另行主张长江路桥公司为其办理相应的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再审申请人王国栋的再审请求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3229号民事判决。审判长  张乐喜审判员  赵莉丽审判员  沈福元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刘晓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