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西民初字第15718号原告:王某1，女，1937年7月19日出生，住南京市白下区。委托代理人:毛虹（原告之女），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林福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44年7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武旭东，北京市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毛虹、林福明，被告王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武旭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决原告拥有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楼房：楼号为1、4；平房：房号为2、3)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为：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继承人张某。张某是原告王某1和被告王某2的祖母。张某于1965年10月病故，生前未留下遗嘱，原告与被告未能就继承该房产达成一致意见。故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被告王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具有继承人的资格，原告应举证证明自己是继承人。张某生前多次表示诉争房屋留给被告。诉争房屋在文革期间被收归国有，文革后，被告自己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发还房屋。经过被告的努力，房屋于1988年左右发还到张某名下。发还过程中，只有王某2一人努力，没有其他人参与此事，不同意继承分割房屋。1981年的时候，开始发还房屋，王某3的家族成员试图侵占张某的房产，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被告独自主张发还房屋的权利，来维护张某的权益。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1981年王某2和王某3就诉争房屋发生过纠纷，时效应从王某2起诉之日即1981年1月9日计算两年。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保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公安局厂桥派出所于2011年5月12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张某的死亡时间。2、北京市公安局新源里派出所于2010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王某3的死亡时间。3、北京市公安局厂桥派出所于2010年9月8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原告是王某3的孙女。4、江苏省南京市公证处于1994年8月16日出具的《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王某4与王某5是同一人，王某1是王某4之女，乳名为大宝。5、西四北大街户口调查表、厂桥派出所的户口登记表，证明原、被告是王某3、张某的孙女和孙子，大宝是原告的小名，二宝是被告的小名。6、常住人口登记卡、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证明原告的曾用名为“王某6”，出生日期从7月5日变更为7月19日。7、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诉争房屋是张某的房产。8、房屋产权登记书，证明诉争房屋的产权人为张某。9、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17632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4076号民事裁定书、（2013）高民申字第0041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法院认为应先办理诉争房屋的继承手续。10、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公证处（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王某1是王某5的女儿。11、革命烈士证明书、月牙湖街道社会事务科证明，证明王某4的死亡时间及原因。12、1966年9月1日王某3的档案材料。13、被告写给原告的信4封，证明原、被告几十年来关系融洽，被告认可原告是姐姐，认可诉争房屋有原告一半的份额。14、诉争房屋的照片，证明诉争房屋一直由被告在使用。15、照片，证明亲属关系。16、南京航空联谊会于2013年9月出具的证明书，证明王某4又名王某5，父母为王某3、张某。17、王某1在山西省永济董村农场期间的人事档案，证明张某、王某3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7、8、9、14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材料没有证明力，不知道王某1和大宝是不是同一人，也不知道王某4与王某5是不是同一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某3的子女不一定是张某的子女，大宝、二宝不知道指的是谁，户口登记表看不出原告是张某的嫡亲孙女，不能证明大宝是张某子女所生的子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材料上没有标明变更日期的原因，不知道为何变更，不认可其合法性；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该公证书的内容；对证据材料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材料12不认可；对证据材料13，被告称信有可能是被告所写，但与本案无关，也与王某1是不是张某的亲属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材料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材料16，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材料17不予认可。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2、3、4、5、6、7、8、9、10、11、14、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因无法确定内容由谁所写，且该份材料也无相关存档单位盖章确认，故本院对证据材料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13，因被告对此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认可该份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材料15，本院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单独凭此照片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北京空调器厂于1980年5月16日出具的介绍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8）西民字第874号民事调解书、危险自住房通知书，证明诉争房屋受到他人侵占时，只有被告在维护相关权益，只有被告作为唯一的权利人主张了权利。原告在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王某1的人事档案材料，证明原告的出生日期是1938年7月12日，与原告出示的证据材料中显示的出生日期不一致，原告不是王某4的子女。3、1998年南京公证处谈话笔录、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民诉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998年亲属关系公证的公证书从形式到内容均不合法。4、被告的残疾证，证明被告虽然身体有残疾，但还是在维护诉争房屋的相关权益。5、诉争房屋所有权证。6、烈士证，证明只有拿到新的烈士证才有持证资格。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中“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据材料均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认为1938年这一数字是被修改的；对证据材料3，原告认可裁定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谈话笔录，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4，原告称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说明原告放弃了继承权；对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对证据材料6，原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楼（幢）号为1、4的楼房共计8间及房号为2、3的平房共计3间（以下简称诉争房屋）所有权人原登记为王某3，后该房屋在文革期间被收回，落实私房政策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于1987年登记为张某。张某、王某3原系夫妻关系，后二人离婚。1981年1月9日，王某2将王某3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本院于1981年4月25日出具“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有：“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如下：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原某号）楼房十二间半系张某之房产。”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均认可该房屋系张某的个人财产。张某于1965年死亡。王某3于1988年死亡。张某之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张某未留遗嘱。庭审中，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称张某、王某3生育有以下子女：长子王某4、次子王某7、三子王某8。王某4于1937年死亡。王某7于1938年死亡，生前未婚、无子女。王某8于1994年死亡。王某2是王某8之子。1937年6月的西四北大街户口调查表记载：“户主夫王某3、妻张氏、子王某8、孙女大宝、孙二宝、女仆赵氏”。1953年以后的户口登记表记载有“户主王某3，与户主关系：张某（朋友、离婚、解放前原名为王张氏）、孙女王某6（出生日期1937年7月20日）、孙王某2（出生日期1944年7月23日）。”在前述本院“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案件调解完毕后，王某3向本院及其他相关部门递交了申诉材料，该申诉材料载有下列内容：“说明：我共有四子，张某生三子，长子王某4，国民党空军，1937年‘12.8’上海保卫战阵亡，其妻1945年改嫁，不知下落，留有一女王某6（小名大宝），46岁，现在南京。次子王某7，国民党空军，1938年武汉保卫战阵亡，没有结婚。三子王某8，现在台湾，65岁，其妻1948年肺结核病死，留有一子王某2（小名二宝）。我与后妻潘某生一子，王某9，49岁，最近（82年11月）落实政策由三门峡调回北京）。”1994年8月16日，江苏省南京市公证处出具（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根据档案记载并向知情人王某9、龚某1和龚某2调查核实，兹证明王某5（又名王某4，男，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死亡）在大陆的直系亲属只有以下一人：女儿：王某1（乳名大宝，女，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出生，现住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某室。）”1998年11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公证处出具（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王某1，女，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出生，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某室。王某2，男，1944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生，现住美国加州。关系人：王某5，男，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出生于北京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牺牲。王某7，男，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北京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牺牲。兹证明申请人王某1是关系人王某5的女儿，是申请人王某2的堂姐、是王某7的侄女。王某2是关系人王某7的继子，是王某5的侄儿、是王某1的堂弟。”被告王某2于2013年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公证书，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王某2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王某2为此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庭审中，被告王某2称其是王某8之子，王某2听说自己被过继给了王某7，但没有法律手续。诉讼中，被告王某2未提交其是王某7继子的相关证据。原告王某1在山西省永济董村农场期间的人事档案记载王某1的祖父是王某3、祖母是张某、父亲王某4、母亲龚某3、弟王某2。王某1曾用名为王某6。2010年9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厂桥派出所出具《证明信》，载明王某1是王某3的孙女，生于1937年7月20日。2013年9月，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证明书》，主要内容有：“兹证明王某5烈士（又名王某4），男，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战役中光荣牺牲。烈士证号为苏政烈字第662号。参军前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原某号（现西四北大街某号），妻子龚某3，女儿王某1（现居住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某室）。父亲王某3，母亲张某，二弟王某7（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武汉战役中光荣牺牲），三弟王某8。”2014年11月18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月牙湖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出具《证明》：“兹有月牙湖街道月牙湖社区居民王某1，身份证号码：×××,系王某5烈士之女，2011年7月被认定为‘60岁以上烈士子女’，目前在我街道享受定期抚恤。2014年7月，按上级统一部署，王某5烈士证明书上交省民政厅等待更换新版烈士证。”2011年，王某1以分家析产为由将王某2诉至本院，要求判决对张某名下坐落于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的房屋进行析产分割，本院于2011年12月19日出具（2011）西民初字第1763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房屋产权人仍登记为张某。张某已于1965年去世，现本案诉争房屋尚未办理相关继承手续，原告并非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并不具备析产条件，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本院裁定驳回了王某1的起诉。王某1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5日出具（2012）一中民终字第407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王某1并非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不具备析产条件，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王某1随后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2013）高民申字第0041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王某1的再审申请。另查，被告王某2之父王某8于1994年5月25日死亡。其生前曾到我国台湾地区，于1963年8月10日与叶某结婚，二人婚后无子女。叶某于1998年6月21日死亡。叶某与其前夫育有子女五名，分别为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赵某5。赵某1、赵某2、赵某5均表示其未与王某8形成扶养关系，并表示其放弃对本案诉争房屋的继承。赵某1表示赵某3与王某8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赵某1、赵某5、赵某2均表示赵某4与王某8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赵某3于2010年6月20日死亡，赵某4于2015年9月5日死亡。赵某4之配偶李某1、子女李某2、李某3、李某4均表示放弃继承诉争房屋。赵某3之配偶欧某、儿子赵某6、赵某7均表示放弃继承。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张某名下，且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诉争房屋是张某的房产，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在庭审中也认可诉争房屋是张某的个人财产，张某已死亡，故本院确认诉争房屋是张某的遗产。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张某未留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故本案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诉争房屋。在确定了诉争房屋的性质后，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原告王某1是否能够继承张某的遗产；第二、原告王某1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关于焦点一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从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的当庭陈述、“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王某3的申诉材料等证据可以确认张某、王某3原是夫妻，二人有子女三人，即王某4、王某7、王某8。因王某4先于张某死亡，故其子女对于张某的遗产有权代位继承。王某8后于张某死亡，故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张某相应的遗产份额。关于原告王某1是否是王某4之女的问题，原告提交的人事档案、户口登记表、户口调查表、（94）宁证民台字第420号亲属关系公证书、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月牙湖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出具《证明》以及本院调取的王某3针对“1981年度民字第265号民事调解书”书写的申诉材料等证据相结合，可以证明原告王某1是王某4唯一的女儿，南京航空联谊会出具《证明书》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因王某4先于张某死亡，故原告王某1有权代位继承。被告王某2虽否认原告王某1是张某之孙女，但其认可王某1是王某3之孙女，而张某、王某3原是夫妻关系，且其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王某1并非是张某孙女，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被告应继承的遗产份额问题。第一，本院认为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无法确认被告是王某7的继子，在本案中，王某2应作为王某8的法定继承人来对待。理由如下：（1）、被告王某2出生日期为1944年7月23日，而根据王某3的申诉材料及被告提交的烈士证，王某7在1938年即已死亡，故从时间上来看，被告王某2不会是王某7的继子；（2）、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公证处于1998年11月18日出具的（1998）宁二证外民字第6476号亲属关系公证书中虽表述称“王某2是关系人王某7的继子”，但被告在庭审中称其是王某8之子，其只是听说自己被过继给了王某7，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被告也未提交其是王某7继子的相关证据，故不能仅凭该公证书就认为被告是王某7的继子。第二、王某8后于张某死亡，而叶某与其前夫所生之子女均未与王某8形成扶养关系，且相关利害关系人均表示放弃继承，故王某8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应由其子王某2继承。综上，本院认为王某7未婚、无子女，且先于张某死亡，故张某的遗产应由王某4之女王某1以及王某8之子王某2继承，每人各继承诉争房屋50%的份额。（二）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王某2虽与王某3在1981年就诉争房屋发生过纠纷，但该纠纷经调解解决，王某2与王某3均确认诉争房屋是张某的房产，故不能视为王某1的继承权自1981年被侵害。被继承人张某虽于1965年死亡，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情况，诉争房屋所有权于1987年才被发还登记至张某名下，之后并未进行析产继承，亦未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原告也未表示放弃继承，且王某1曾起诉要求析产，被生效裁定认为因其不是房屋共有权人而驳回起诉，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本案也不应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故对于被告所提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张某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某号楼（幢）号为1、4的楼房以及房号为2、3的平房归原告王某1及被告王某2所有，其中原告王某1享有享有该处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被告王某2享有享有该处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由被告王某2负担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凡人民陪审员  张丽荣人民陪审员  闫玉梅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芦 萍书 记 员  石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