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24民终2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延吉市友谊路17-25号。
法定代表人：关振东，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鹏程，该公司业务主管。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富，北京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玉君，男，1970年5月23日生，汉族，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现住敦化市胜利街全英社区十九组工大工贸2号楼3-502。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海，敦化市渤海律师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雨和，男，1967年1月21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敦化市民主街文化社区*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龙，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敦化市渤海街东门外委3组。
法定代表人：田玉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成，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宏发采石场，住所地敦化市江南镇长益村。
法定代表人：王敬财，该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波，敦化市江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1972年12月16日生，现住敦化市胜利街群英社区**组工大工贸*号楼3-502。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亚明，现住敦化市。
上诉人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典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砼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以下简称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之间民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5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典当公司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553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偿还上诉人欠款本金人民币210万元及自2017年6月份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每月63000元计算）、违约金25万元、律师代理费3.5万元：同时判令被上诉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对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义务。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件事实。2014年至2015年期间，因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二人作为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发生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向上诉人借款累计210万元，通过股东刘晓红以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二人实际出借210万元，每月利息为3%。此后二人也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或刘晓红账户支付了利息。直至2016年8月30日，由于上诉人公司管理需要，需将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二人的债务统一纳入到上诉人公司名下，明确债权人为上诉人公司，故由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签署了《典当合同》，明确借款金额为210万元，月利率为3%；同日二被上诉人所经营的公司即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和敦化市宏发采石场与上诉人签署了《补充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宏佳公司为田玉君、孙雨和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到期后两年；同日二被上诉人所经营的公司即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再次和上诉人签署了《抵押合同》，并提供了相应抵押押物作为担保。上述三份合同签署后，二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自2016年9月份至2017年6月份一直处于稳定积极支付欠款利息，付清了2017年5月份之前的全部利息，即每月6.3万元。但自2017年6月份以后的利息，因其资金紧张未能偿还，直至上诉人于2017年8月18日提出诉讼。二、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及一审庭审各方陈述和法庭查明，完全可以确认上诉人与债务人田玉君、孙雨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1、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于2016年8月30日签署的《典当合同》，实为借款合同，并有二人出具的收到现金借据为证。2、二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也明确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认可已偿还了57.54万元，尚欠152.46万元。据此判断，结合上述债务人自认的已还款行为和事实，双方存在210万元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应当得到确认。至于其所称的已偿还了57.54万元为本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根据双方约定，已偿还的款项均属利息，本金210万元尚未归还。三、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刘晓红向债务人田玉君、孙雨和支付210万元”作为理由之一，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基于上述事实可反映，上诉人股东刘晓红向二被上诉人交付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至2015年期间，既有转账也有现金。债务人田玉君、孙雨和在2016年8月30日与上诉人签署《典当合同》及出具《借据》所显示的金额均为210万元，对于此金额，债务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明确认可。此后，债务人也是按照210万元本金额度标准向上诉人履行了支付每月3%即6.3万元的利息，充分反映了210万元借款本金事实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一审法院严重忽略了一审庭审中债务人自认的事实，即已偿还金额和尚欠金额额度，二者之和就是本金210万元。因此，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再行举证证明刘晓红向债务人支付210万元的说法，明显违背了证据举证规则的适用。四、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对刘晓红将210万元债权转让给上诉人的事实未举证证明”作为理由之一，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也错误的。上诉人向债务人主张的债权就是刘晓红此前向债务人出借的210万债权及所属利息、违约金等权利。上诉人与债务人于2016年8月30日签署《典当合同》，出具《借据》时，债务人就己明确知晓，该210万债务就是此前刘晓红支付给该二人的210万元而产生，并无上诉人再行向债务人支付210万元出借款的本意和约定。同时，二债务人自愿与上诉人签署了典当合同、出具借据，此后也积极按照上述典当合同及借据要求偿还利息。基于上述事实，完全可以判断刘晓红支付给二债务人210万元所产生的债权，在与上诉人签署《典当合同》并出具《借据》后，就已知晓权利人由刘晓红变更为上诉人，故原审法院再行要求上诉人对此举证证明完全是错误的，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严重损害。五、关于被上诉人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应当承担连带清偿债务责任的事实依据。敦化市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和敦化市宏发采石场作为债务人田玉君、孙雨和的保证人，有义务对债务人用玉君、孙雨和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义务；刘伟、魏亚明分别作为刘伟和魏亚明的配偶，对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承担共同清偿的法律责任。综上，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且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对于上诉人所主张与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的事实以及该债权是基于此前刘晓红出借给债务人田玉君、孙雨和的210万元债权而受让所得的事实，完全可以得到确认，且无需上诉人再行举证证明。补充：一、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应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不应该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债权人为刘晓红，原债务人为田玉君、孙雨和，本案中的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是受让刘晓红债权后享有了一审原告主体资格，本案系基于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之间所产生的借贷基础上所发生的纠纷，并不是原债权人和债权受让人即本案上诉人之间产生的纠纷，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纠纷是正确的，但由于原审庭审中第二次庭审法官通过释明的方式要求上诉人改变案由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该释明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给予纠正。二、刘晓红与被上诉人田玉君和孙雨和之间的出借款项是真实存在的，应当给予确认，也就是说210万债权是真实存在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确认。1、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三页明确承认欠款本金为210万元，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八条及《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无需举证，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已明确认可欠款210万元的情况下仍然为上诉人分配举证责任，显然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2、从事实行为上来看，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自己从2016年1月份开始至2017年5月份期间每月持续稳定的支付了210万元所对应的利息6.3万元，从该行为上看被上诉人对于欠款210万元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原审法院对于该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3、事实上刘晓红借给被上诉人的210万元既有现金又有转账，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中法律并不禁止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双方在事实上却是发生了现金交付的行为，在被上诉人原审庭审中陈述仅借款30万元，这笔30万元就是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同时在2015年5月12日还有一笔485000元的转账方式交付，从这个行为来看，被上诉人显然向法庭故意做出了虚假陈述已达到赖账不还款的目的。在210万元借款中大部分都是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被上诉人虽然否认实际借款210万元，但并没有对其后续出具借据签订典当合同、保证合同等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结合本案上诉人出示借据后被上诉人否认交付的应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交相关的证据，但原审被上诉人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反驳，在此种情况下法庭也要考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财产变更情况来综合判定借贷事实的是否发生。稍后上诉人进行举证证明刘晓红与被上诉人发生借贷关系期间存在以现金交付的事实以及刘晓红银行账户内大量取现金的事实，而且足以覆盖应向被上诉人交付现金部分的额度。4、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没有收到210万元借款，违背自己意愿来出具210万元的借据显然不符合常理，不足以采信。三、关于刘晓红与上诉人是否存在债权转让的问题：在原审笔录中被上诉人在第一次笔录最后一页已经确认借款是刘晓红借给被上诉人的，后来由于不能及时还款后，才与上诉人签订了典当合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据此可判定被上诉人在明知道债权人是刘晓红的前提下仍与上诉人签订了上述三份合同并出具借据，足以推断被上诉人对于债权转让的行为和事实是同意和认可的，是在各方参与下完成的，原审法院对此没有给予认定是错误的。
田玉君辨称：1、一审判决认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是正确的。2、本案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我方没有借典当公司的任何款项，我方写了210万元的借据，但是典当行没有给我们现金给付和任何款项，我们借的是刘晓红的钱不是典当行的钱，我方与刘晓红存在借贷关系与典当行无关，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孙雨和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并无不当之处。2、被上诉人孙雨和并没有向典当公司借过款，虽然被上诉人田玉君与典当行签订了典当合同、出具了借据，孙雨和并不是担保人，这个典当合同中的借据210万元没有实际发生，一审在查明事实上上诉人并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产生了21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3、被上诉人孙雨和并未在刘晓红处借过任何款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不正当的上诉请求。
商砼公司辩称：2014年答辩人的法人人格尚未形成，不存在上诉状所称的“2014年至2015年期间，因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二人作为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发生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向上诉人借款累计210万元，通过股东刘晓红以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二人实际出借210万元，每月利息为3%。此后二人也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或刘晓红账户支付了利息”的所谓事实。答辩人设立于2015年3月12日，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证，故答辩人对刘晓红与田玉君之间的借贷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典当合同》、《抵押合同》、《补充保证担保合同》，与2017年8月16日下午，上诉人的业务主管邹鹏程微信发给答辩人的副总韩国成的《典当合同》、《抵押合同》、《补充保证担保合同》内容不一致，由此可证，2016年8月30日双方签订的是空白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且这些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的债权转让无关联性。因此，答辩人对刘晓红与田玉君之间的借贷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刘晓红、上诉人涉嫌犯罪。上诉人向原审提交的刘晓红十几页银行流水证明，刘晓红有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放贷款的行为，且数额特别巨大，是违法行为；刘晓红不仅是上诉人的总经理，也是上诉人的股东，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其经营的贷款业务与上诉人是一样的，因此也是违法行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如上诉人所述，刘晓红借贷给他人的资金来源于上诉入是犯罪行为；刘晓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放贷款的行为如果是职务行为，那么上诉人的资金、收入，一直游离于公司帐外，不仅侵害其公司债权人的法益，也侵害了国家的利益，那也是犯罪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二审法院应该将刘晓红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补充：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2、依据上诉人当庭陈述的上诉理由上诉人没有主体资格，刘晓红与田玉君是合同的相对人，刘晓红应另案告诉。3、现金交付不等于没有痕迹，既然是现金交付刘晓红或上诉人都应该由收款收据。4、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与微信发给被上诉人的证据内容不一致，是黑白合同，因此基于主张权利的证据不是田玉君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5、上诉状的内容与上诉人当庭的陈述内容不一致，当庭的陈述完全颠覆了上诉状的内容，因此应当给予各被上诉人答辩期。
宏发采石场辩称：1、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补充保证担保合同书对我公司没有约束力，补充保证担保合同上盖的是公章和经营者王敬财的名章，但是没有签字，孙雨和在原审时说宏发采石场的公章和经营者王敬财的名章是上诉人在孙雨和处拿去盖上的，因此宏发采石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之间不存在典当借贷关系的事实，所以宏发采石场也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
刘伟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没有我的签字，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有“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诉人诉称的2014年至2015年的借款时间和借款用途，不是田玉君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我名下财产登记的时间均早于2014年至2015年，且答辩人从事服装经营近20年，家庭收入稳定，且无其他负担，不可能举债210万元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涉案金额巨大，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合常理。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持一审判决。
魏亚明未提出答辩。
典当公司一审请求：判令田玉君、孙雨和偿还借款210万元并支付2017年6-8月的利息189000元以及偿还本金为止的全部利息，违约金25万元（借款本金210万元的12%）及利息；支付律师代理费3.5万元、商砼公司在抵押财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宏发采石场承担连带责任、刘伟、魏亚明与田玉君、孙雨和系夫妻关系，所以刘伟、魏亚明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田玉君、孙雨和、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支付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30日，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典当合同》，约定典当种类：抵押、担保；典当用途：生产经营；典当金额为210万元，典当期限从2016年8月30日起；月利率为3%；当起最长为6个月，超过6个月经典当公司同意视为续当，当户每续当一次加综合息费5%为限；当户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期足额缴纳综合费用及利息的，典当公司每日按典当金额的0.5%收取违约金，抵押物为：机组设备HZSK180;泵车：×××;搅拌车：×××、×××、×××、×××;铲车：ZL50B、LG956L；彩钢房500平方米。
2016年8月30日，田玉君、孙雨和向典当公司出具借据，内容为:“人民币：贰佰壹拾万元整，说明：今借延边汇丰典当行现金、月息3分；借款人：田玉君、孙雨和”。
2016年8月30日，典当公司与商砼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商砼公司为田玉君、孙雨和与典当公司签订的《典当合同》项下的债务人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支用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典当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典当公司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抵押物为机组设备HZSK180;泵车：×××;搅拌车：×××、×××、×××、×××;铲车：ZL50B、LG956L；彩钢房500平方米。合同签订后，商砼公司没有交付上述抵押物，也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016年8月30日，典当公司与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签订《补充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为田玉君、孙雨和的的借款提供保证，贷款种类：抵押、担保；借款用途：生产经营；借款金额：210万元；保证担保金额为210万元及利息；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30日起至___年___月___日止；月贷款利率0.362%，月综合费率2.638%。
田玉君与刘伟系夫妻关系，孙雨和与魏亚明系夫妻关系。在诉讼期间，典当公司支付了律师代理费3.5万元。
田玉君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向刘晓红偿还了107.94万元，具体有2016年1月26日6.3万元；2016年2月26日6.3万元；2016年3月29日6.3万元；2016年5月5日6.3万元；2016年5月27日6.3万元；2016年7月5日6.3万元；2016年8月4日6.3万元；2016年9月1日7.14万元；2016年10月8日6.3万元；2016年10月29日6.3万元；2016年11月30日4万元；2016年12月1日2.3万元；2016年12月31日6.3万元；2017年2月14日3.3万元；2017年2月25日9.3万元；2017年4月3日6.3万元；2017年4月9日6.3万元；2017年5月17日5万元；2017年6月16日1.3万元，共计107.94万元。
典当公司自认收到了2015年4月17日9000元；2015年4月28日4.5万元；2015年5月30日5.4万元；2015年6月26日5.4万元；2015年7月24日5.4万元；2015年8月29日5.4万元；2015年9月29日5.4万元；2015年10月31日5.4万元；2015年11月26日5.4万元，共计43.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典当公司主张刘晓红将210万元债权转让给典当公司，但未举证予以证明。典当公司主张刘晓红支付给田玉君、孙雨和借款210万元，但未举证予以证明。综上，典当公司主张田玉君、孙雨和偿还刘晓红债权转让的210万元并支付2017年6-8月的利息189000元以及偿还本金为止的全部利息，违约金25万元（借款本金210万元的12%）及利息；支付律师代理费3.5万元；商砼公司在抵押财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红发采石场承担连带责任；刘伟、魏亚明与田玉君、孙雨和系夫妻关系，所以刘伟、魏亚明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田玉君、孙雨和、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支付保全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92元（原告已预交27392元），由原告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典当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
证据一：刘晓红名下的延边农村商业银行明细账。经刘晓红回忆2014年3月17日从银行账户内取出现金30万元，该笔款项以现金方式出借给了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每月还利息是9000元，按照该标准直至2015年4月17日还在偿还，在一审判决查明部分上诉人也认可2015年4月17日收到了9000元利息，就是对应的该30万元借款的利息。
田玉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如果是刘晓红真实借给田玉君的涉案款项，本案的诉讼主体应当是刘晓红而不是典当公司。
孙雨和质证认为，1、上诉人的上诉主体资格不够。2、关于转账明细确认不了此款打给了孙雨和，存款明细体现不了把30万元借给孙雨和了。典当公司与孙雨和没有任何关系。
商砼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刘晓红取出的30万元和下面81.18元是支付给了田玉君，这份证据是单方证据，如果是刘晓红真实借给田玉君的钱，那么田玉君给刘晓红出具的收据就应该在刘晓红手里，而上诉人并没有举出这份证据，同时能够反证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
宏发采石场质证认为，这份证据与我方没有任何的关系。
证据二：刘晓红敦化农村商业银行明细账及网银转账记录。2015年5月12日刘晓红向被上诉人田玉君转账借款485000元，从这个事实看完全否定了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所陈述的仅向刘晓红借款30万元的说法，更不存在210万元中存在高额的利息。
田玉君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的诉讼主体应该是刘晓红不是上诉人。
孙雨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孙雨和都没有向刘晓红借过，证据一、二都与被上诉人孙雨和无关。
商砼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能够充分的证明刘晓红仅向田玉君出借了485000元的事实，同时证明上诉人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
宏发采石场质证认为，我方与刘晓红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份证据与我方无关。
证据三：刘晓红名下敦化农村商业银行明细账一页、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一页、建设银行明细单三页。通过这五页的银行流水显示，刘晓红是完全有能力向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出借借款的，从资金变动情况看，在2015年刘晓红通过支取现金的额度高达400万元左右，远远超过向被上诉人交付现金借款的额度，进一步印证了刘晓红与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之间借款的真实性。
田玉君质证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
孙雨和质证认为，与孙雨和没有关联性。这份证据提醒法院要严格审查刘晓红的资金来源。
商砼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与我方没有关联。这份证据能反映出刘晓红的资金来源与去向异常。
宏发采石场质证认为，这份证据与我方没有关系。
刘晓红出庭确认2017年11月13日典当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证明是其出具的。
田玉君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她把账目转到典当行，被上诉人田玉君不清楚。证人是上诉人公司的经理，她不具备证人的资格，她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明的问题没有法律效力。
孙雨和质证认为，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证人资格。证人所证实的内容不真实。证人提供不了向孙雨和出资借款的证据，孙雨和与证人没有借贷关系。在田玉君与证人业务转账中没有孙雨和任何转账记录。
商砼公司质证认为，证人不适格，她应该是另案诉讼的主体，证人关于销毁的内容应该记录在案。
宏发采石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相符，不真实。
本院对典当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刘晓红出具的证明认证如下：
各被上诉人对典当公司递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各被上诉人对典当公司递交的证据二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典当公司递交的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晓红虽系典当公司的经理，但其系原债权人，其出庭证实典当公司提供的2017年11月13日的证明是其本人出具，证明的内容与田玉君一审庭审时自述“2016年8月30日给原告出具了210万元的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已将偿还了575400元，尚欠1524600元”，以及自述“是刘晓红借给被告田玉君的因及时还不了款，所以后来以签订典当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210万元中包括以前的高利息，本金30万元，后来时间长产生的利息，本息加起来210万元”和2016年8月30日，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典当合同，典当公司与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签订补充保证担保合同能够相互印证，其出具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刘晓红出具的证明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2016年8月30日，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的典当合同第9条约定：“田玉君、孙雨和承担与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有关法律服务、保险、运输、交通、评估、登记、保管、鉴定、公证、执行等费用”。
2017年11月13日，刘晓红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内容如下：我是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晓红，从2014年至2015年期间，我个人大约分三次（10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50万元）借给田玉君和孙雨和借款本金210万元。2016年8月30日，经我与田玉君、孙雨和协商同意，我把这210万元债权转让给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田玉君、孙雨和重新出具给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210万元借据并签订了典当合同，同时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和敦化市宏发采石场为该210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前者还提供了财产抵押担保。
田玉君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6年8月30日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的《典当合同》约定的月利率为0.36%，在2017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庭审时，典当公司对此予以了确认。
2017年10月27日，田玉君答辩称：“原、被告双方不是典当关系，我方没有向原告提供当物，原告也没有书写当票，所以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8月30日给原告出借（具）了210万元的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已将偿还了575400元，尚欠1524600元;被告田玉君是原告唯一的债务人、收款人、还款人，被告田玉君与其他被告无关，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要求被告田玉君偿还无能力履行。”庭审陈述称：“不是一次性收的，是刘晓红借给被告田玉君的因及时还不了款，所以后来以签订典当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210万元中包括以前的高利息，本金30万元，后来时间长产生的利息，本息加起来210万元。”
刘晓红于2014年3月17日从银行账户内取出现金30万元。典当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以现金方式出借给了田玉君、孙雨和，2015年4月17日收到了9000元利息。
2015年5月12日刘晓红向田玉君账户转账485000元。
本院认为，关于法律关系的问题。首先，刘晓红证明:“从2014年至2015年期间，我个人大约分三次[10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50万元]借给田玉君和孙雨和借款本金210万元。2016年8月30日，经我与田玉君、孙雨和协商同意，我把这210万元债权转让给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田玉君、孙雨和重新出具给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210万元借据并签订了典当合同，同时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和敦化市宏发采石场为该210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前者还提供了财产抵押担保。”其次，田玉君在一审法院庭审时自述2016年8月30日给原告出具了210万元的借据，并表明尚欠典当公司1524600元。以及自述“是刘晓红借给被告田玉君的因及时还不了款，所以后来以签订典当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210万元中包括以前的高利息，本金30万元，后来时间长产生的利息，本息加起来210万元”。第三，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典当合同，典当公司与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签订补充保证担保合同。上述刘晓红的证明与田玉君的陈述，以及签订合同的行为相互印证，能够确认涉案款项是刘晓红债权转让与典当公司，是经田玉君、孙雨和同意，并与典当公司之间形成的名为典当合同，实为新的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作为原债权人刘晓红将债权转让与典当公司，且典当公司也提供了其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的名为典当合同实为借款合同；与商砼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签订的补充保证担保合同；与商砼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田玉君、孙雨和为典当公司出具的借据，以及作为借款人田玉君、孙雨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全部清偿的事实，故典当公司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并无不当。各被上诉人提出典当公司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借款数额问题。田玉君陈述“210万元中包括以前的高利息，本金30万元，后来时间长产生的利息，本息加起来210万元。”但典当公司向本院递交2015年5月12日刘晓红向田玉君账户转账485000元，与其陈述的事实不符。田玉君、孙雨和于2016年8月30日出具的借据中明确注明借款金额为210万元，是对原债权金额的确认，因此典当公司以此金额主张权利有合同依据。
孙雨和提出涉案款项未汇入账户内，与其无关的主张，虽从现有的证据中不能确认孙雨和收到过涉案款项，但其与典当公司签订的典当合同（实为借款合同），并与田玉君共同为典当公司出具的借据，是属于债务加入，是其自愿行为，其提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的典当合同（实为借款合同），典当公司与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签订的补充保证担保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涉案合同中未约定还款期限，典当公司随时要求田玉君、孙雨和清偿借款及利息应予支持。典当公司提出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为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的典当合同（实为借款合同）中并未对利息的支付时间予以约定，典当公司以田玉君、孙雨和未按期交纳利息，田玉君、孙雨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违约为由，请求支付违约金25万元的主张无合同依据，本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典当公司对田玉君递交的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按0.36%予以了确认，故本案的利息应按月利率0.36%计算。田玉君、孙雨和自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应支付典当公司利息为136080元[本金210万元×18个月（自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0.36%=136080元]。典当公司与田玉君、孙雨和签订合同后，田玉君、孙雨和已支付638400元（2016年9月1日7.14万元；2016年10月8日6.3万元；2016年10月29日6.3万元；2016年11月30日4万元；2016年12月1日2.3万元；2016年12月31日6.3万元；2017年2月14日3.3万元；2017年2月25日9.3万元；2017年4月3日6.3万元；2017年4月9日6.3万元；2017年5月17日5万元；2017年6月16日1.3万元），扣除利息136080元，已偿还本金502320元。田玉君、孙雨和应向典当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97680元。
典当公司要求田玉君、孙雨和、商砼公司、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支付其聘用律师费用35000元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田玉君与刘伟系夫妻关系，孙雨和与魏亚明系夫妻关系。田玉君、刘伟和孙雨和、魏亚明未提供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刘伟、魏亚明对涉案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553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159768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0.36%计算，自2018年3月至本息付清止）；支付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聘用律师费用35000元。
三、被上诉人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上诉人刘伟、魏亚明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五、驳回上诉人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392元（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7392元（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合计54784元，由被上诉人田玉君、孙雨和、敦化市宏佳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敦化市宏发采石场、刘伟、魏亚明负担34974元，由上诉人延边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8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玉
审判员 金春秋
审判员 张新颜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金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