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1民终8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川，男，汉族，1966年10月18日出生，正定县人，现住正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芹，女，汉族，1968年1月25日出生，正定县人，系王玉川之妻，现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兰英，女，汉族，1943年7月15日出生，正定县人，现住正定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顺林，男，汉族，1968年9月30日出生，正定县人，现住正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敏，女，汉族，1968年9月23日出生，正定县人，系王顺林之妻，现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强，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申，男，汉族，1945年8月28日出生，正定县人，现住正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立国，男，汉族，1971年5月7日出生，正定县南牛中学教师，系王正申女婿，住正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杰，河北刘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民委员会：住址：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人。法定代表人：王永刚，村委会主任。上诉人王玉川、丁兰英、王顺林、原审被告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正定西关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王正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7)0123民初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川、丁兰英及王顺林以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人顾伟强和其妻子宋芹、刘志敏，被上诉人王正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川、丁兰英、王顺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承包的土地无偿流转给人，于法于理无据。”是荒谬的逻辑推理。1990年代，当时种地要交“三提五统”和农业税被上诉人因在县城经营家电，不想耕种其原先承包的土地，便找到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转让给上诉人耕种。当时土地不值钱，种地基本上不挣钱，被上诉人为了把地转出去，安心经营家电事业，不要流转费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一审法院不能无视当时的基本国情，胡乱推理，张冠李戴。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就认定为代耕，是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1990年秋转让的土地，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3年出台施行的。一审法院不能以现在的法律适用以前的民事行为，违反了法不朔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则。况且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土地转让事宜到村委会进行了土地变更登记，双方在村委会地亩账上签字按手印。1996年的土地二轮承包时，上诉人分别就涉案土地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被上诉人也就转让后的土地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被上诉人的实际承包土地己变更为4.44亩（有正定镇农管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存根和正定县国家档案馆“乙方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可以证明）。三、一审法院认为村委会在明知诉争土地“有争议”的情况下，未取得被上诉人的同意就诉争土地与王玉川和王顺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严重的审查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想要回土地时间是在2015年6月,村委会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间是在1996年。当时，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主张过涉案土地，怎么会“有争议”呢。1996年，被上诉人与村委会就转让后的土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分别就包括转让土地在内的土地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经营合同。可见，当时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是明知认可的。上诉人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权益。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涉案土地在村委会进行了土地变更登记，土地已划转到上诉人名下，双方事实上已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并且在1996年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这符合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七条的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与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关系早于1996年签订二轮承包合同时终止了，一审法院有意歪曲法律,认为村委会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涉案诉争土地部分是无效的，这是滥用司法权力的表现，无视法的本意。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自愿的情况下转让的涉案土地，双方分别与村委会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并在正定农管站进行了备案。《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不适用本案的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予以改判。王正申上诉答辩称，王玉川、王顺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无视代耕事实，无端指责一审法院的判定“原告将承包地无偿流转给他人，于法于理无据”是荒谬的逻辑推理。上诉人认为，不要流转费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实是1990年上诉人王玉川之父王国强代耕王正申0.98亩和1.15亩两块地，王正申仍缴纳了代耕土地两年的公粮，直到1993年王国强才承诺交公粮并保证归还。没有收取王国强一分钱，委托王国强代耕，完全是因为不愿土地撂荒，有保证人王国强、中人王换来签字的保证书为书证，代笔人张某为人证。二、上诉人指责一审法院认定代耕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这是上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故意曲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2005年9月1日以后人民法院对新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不论承包合同签订于何时，均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并不是单纯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解释，而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对人民法院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适用作出的解释，适用不同时期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本案自2015年11月进入诉讼程序，在2017年3月中院发回重审中，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事实为依据，认定双方没有进行合法流转，做出代耕判定，是对司法解释及其溯及力的正确适用。上诉人所称“进行了土地变更登记，事实上已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这是国家法律对土地转让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也是转让的法定要件，非经“同意”，转让无效，且发包方应明示同意，转让合同应有发包方签字盖章，既不能默示同意，也不能推定同意。早在198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人，必须经发包人同意，并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转包合同无效”，这是承包土地流转的较早法律规定；1999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可见签订书面流转合同，经发包方同意是依法转让的法定形式要件，与之后的土地承包法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一脉相承。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被上诉人在土地账册上签字，只是公粮任务的转移，是督促代耕人履行代耕义务的手段，并不是就涉案土地自愿进行土地变更登记；土地账册是发包方进行土地管理的依据，不是法定的土地权属凭证，上诉人缴纳公粮和承包费用，是其服从发包方管理的行为体现，村委会未明确认可双方发生转让，应视为村委会不认可双方的行为是土地转让行为。上诉人主张诉争土地进行了合法转让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存根和乙方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两证据，用于证明1996年就涉案土地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不足为证。因为：1、上诉人为什么不提供承包经营权证书，而仅以存根为证？因为西关村从没有发放过承包经营权证书！且存根所记载的内容不真实（地亩块数、土地四至均为伪造），被上诉人已在一审质证时予以反驳。2、乙方承包土地登记表为西关村委会应付完成二轮承包一手包办，内容不实，村委会已当庭证实。3、此二证据均围绕1998年二轮承包30年承包期，据此证明1996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不足为证。有正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存根表样及说明可以说明以上问题。三、按照土地延包政策，西关村委会违法收回、另行发包给王顺林、王国强，是对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一审法院对西关村委会侵犯王正申合法权议的认定，在西关村委会对王正申的侵权纠纷中，王顺林、王玉川不是诉讼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王顺林、王玉川无权对西关村侵犯王正申的合法权益提出诉讼请求。西关村委会与上诉人就诉争土地签订承包合同，是对王正申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的侵害。西关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延包，1983年分地后没有再调整过土地。农民通过家庭承包方式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其权力性质属于物权，违法收回、另行发包承包地是对物权的侵害。土地承包经营人有权基于物权人的地位寻求法律保护，要求返还承包地，不论侵权人是否已将该承包地与他人建立了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要求返还承包地的，均应予以支持。《最高法院关于建议修改（法释[2005]）6号司法解释第六条问题的答复》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系承包人享有的用益物权，受到该法保护。当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时，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享有物权请求权，其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依法应当予以支持。”“发包方是否已经就标的物另行设立了承发包关系，对判断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行为侵害承包人权利不产生影响。”该答复同时指出，“就发包人与第三人另行订立的承包合同，应认为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西关村违法收回、另行发包给上诉人，当然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且王正申诉请返还承包地问题属于物权纠纷，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四、上诉人认为，在村委会土地账上“户对户调整”签字是涉案土地的变更登记，已形成事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这是对法律的无知。西关村委会“户对户调整”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指出：只有遇到因自然灾害承包地严重毁损的特殊情形，才能个别调整承包地，特殊情况下的调整只允许在个别农户之间进行，个别调整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即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西关村的“户对户调整”既非属特殊情形，又不符法定程序，属违法调整土地，不能据此说明进行了土地变更登记，形成了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关系。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建立在未进行合法转让、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的基础之上，属无效合同。上诉人所说的变更登记，是土地帐上的“转给王国强0.98，转给王顺林1.15”的记载，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这种流转是转包，委托代耕是转包的一种，而转让是“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农户……”正因为是“转给”，而不是“让渡”，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是代耕行为，而非合法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1983年分地到户后，1984年1月1日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这就为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做出了规定，即从1983年到1998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于1997年8月27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于是1998年开展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在第一轮承包期内，户与户调整违反了国家的土地承包政策。“不得调整”的用语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照《合同法》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仅以村委会土地帐“户对户调整”记载不能认定进行了土地变更登记，更不能以此认定调整合法，建立在“户对户调整”基础上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上诉人称1996年与村委会签订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土地承包法第32条和37条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涉案土地未进行合法流转，恰恰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32、37条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和26、27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土地、不得调整土地”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发包方在承包期内，随意收回和调整土地，将土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五、最高院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完全适用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完全适用本案。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这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重点所在，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是对法定物权的侵害，一审法院依据土地承包法和最高法院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西关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案承包地的部分无效，判决上诉人返还诉争土地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2017）冀0123民初91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体现了司法公正，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上诉人的陈述，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作为否定原判的理由，且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言辞激烈，以“胡乱推理、滥用司法权力、故意歪曲法律”等恶意说辞挑衅人民法院和法律的尊严。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正确判决。王正申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原、被告系同一村同一队的村民，1983年西关村委会第五队在分地时，原告分得了三块土地共6.57亩，有西关村委会第五队分地底账予以证实。之后西关村第五队一直没有再分地，只是顺延承包。1990年秋后原告将位于西关村西自留地0.984亩；位于石家湾责任田1.15亩让被告王玉川的父亲王国强耕种，原告继续缴纳了两年的公粮。原告觉得这样缴纳公粮麻烦，让被告王玉川父亲王国强开始缴纳公粮。2003年左右王国强去世，该地块由被告王玉川继续耕种。2014年6月原告找被告要求其返还该地块准备自己耕种时，不知道被告在什么时间将其中的一块土地1.15亩转给了被告王顺林耕种；另一块0.984亩由被告王玉川私自改变土地用途，卸下了很多砖块，准备搞建筑。二被告都拒绝返还给原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王玉川归还承包耕地0.984亩；被告王顺林归还承包耕地1.15亩。另，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一项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委会与被告王顺林（1.15亩）、被告丁兰英、被告王玉川（0.98亩）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无效。被告王玉川辩称，原告起诉王玉川不符合法律规定，王玉川没有实际耕种涉案土地。被告王顺林辩称，正定县关村委会在1983年进行了分地，在1990年进行了一次承包，期限是5年，在1996年又进了一次承包,期限是10年。1998年国家将1996年合同续延至今，所以不存在原告所称其余被告。大概是1992、1993年王正申将涉案土地分别转交给了二被告丁兰英和王顺林耕种。大约在1996年左右有王正申和王顺林、王国强分别在村委会土地帐上将变更的土地承包亩数进行了变更登记，确认了村委会和王顺林、王国强的土地承包关系。因此双方的土地流转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该依法驳原告的无理诉求。被告西关村委会辩称，西关村委会没有整体调整过，证明信上也都写了。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土地承包我村实行的是延包，户与户私下调整，村委会备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王正申、王玉川、丁兰英、王顺林均系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原第五生产队村民。被告丁兰英与被告王玉川系母子关系。王国强（曾用名王国腔）与被告丁兰英系夫妻关系，王国强于2001年去世。1983年以原告为户主的家庭承包了原正走县正定镇西关村第五生产队的四块耕地，一块位于村西0.1984亩，一块位于村锅锥井4.25亩，一块位于石家湾1.133亩，一块位于村西场0.27亩，共计6.637亩，原告承包经营上述土地后，一直耕种到1990年。1992年之前公粮有原告缴纳，1993年之后，上述两块土地0.984亩、1.133亩原告不再缴纳公粮，并分别由被告王玉川、王顺林耕种。以上事实有关大队第五生产小队各户地亩账、1990年被告西关村委会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棉花订购任务证为证，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称，1990年秋天，王国强找到原告，要求耕种原告涉案的两块承包地，因原告经商，精力不够，^同意让王国强耕种。被告王玉川、丁兰英、王顺林对此有异议，辩称1990年春节前后，因原告到正定县城经商开家电门当时耕种土地要缴纳农业税和公粮，原告找到王国强和被告王顺林，要求二人耕种涉案耕地，王国强耕种0.984亩,被告王顺林耕种1.15亩土地，但91年、92年由原告缴纳公粮和农业税。被告提供90年后西关村委会地亩账予以证明，该地亩账在“户对户调整”栏载明：转给王顺林1.15亩，转给王国强0.98亩在签名一栏有原告王正申的签名按印。1996年被告两方重新订立承包期为10年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分别承包给王国强和王顺林。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被告西关村委会将涉案的两块土地重新进行了登记，并报上级部门留档。至此诉争的1.15亩土地由被告王顺林耕种至今；诉争的0.984亩土地在王国强2001年去世后由被告丁兰英耕种，后因丁兰英年岁大，便由被告王玉川耕种至今。原告对被告所述有异议，并称原告没有将诉争土地转让给王国强、王顺林。首先，按照《土地承包法》第32、37、41条的规定，如果是转让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且是有偿转让。本案中原告没有收被告一分钱。其次，形式要件也不合法，按照土地承包法第37条的规定，土地的流转必须要有书面的合同，本案中被告方仅仅以村委会底帐上有原告的签字，就视为转让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称，诉争土地是原告让王国强代耕，并没有转让给王国强，并提交了有张某代王国强书写的保证书，该保证书载明：今有王国强耕种王正申两块地（村西一块，史家湾一块）从今年开始王国强交公粮，王正申如要地时，提前说一下，保证归还。中人：王换来，保证人：王国强，1993.7.1。因王国强和王换来去世，故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此保证书系其书写，保证人“王国强”是他本人签的字，中人王换来也是他本人签的字。被告对此保证书有异议，称签字的王换来、王国强已经死亡，只有张某，他是孤证，不能证明其证言的真实性。被告称，诉争土地的流转完全合法。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委会90年后地亩账中在户对户调整一栏载明：转给王顺林1.15，转给王国强0.98，在签名一栏有原告王正申的签名按印，证明原告已将诉争土地转让给王顺林、王国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西关村承包土地登记底册、正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存根、乙方承包土地登记表、2015年12月4日正定县关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信、张书辰和王国立的证明以及1996年4月2日王顺林、王玉川与西关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质证称，1、对正定镇西关村委会地亩账中王正申的签名无异议，但原告在地亩账上签字是为了缴纳公粮方便，并没有转让给被告的意思。地亩帐册只是村委会作为发包方的土地管理依据，不是法定的土地权属凭证。2、对于被告提供的正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存根，原告表示有异议，称存根上显示王顺林的土地面积是2.91亩，长210米，宽7.19米，王国强的土地面积是2.49亩，长200米，宽8.3米，存根上的土地都是一块地，而且土地的四至也与诉争土地不相符，因此此证书存根不具真实性。3、对于乙方承包土地登记表可以看出是同一个人填写，村委会也当庭表示是村委会是按上级要求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由工作人员填写的，并没有各户的签字确认，所以对这个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4、对于村委会提供的证明信中1990年个别户进行了土地调整有异议，对其余认可。5、对于王国立和张书辰所书写的书证，其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1983年西关村委会第五队在分地时，原告分得了三块土地共6.57亩，包括诉争的1.15亩及0.984亩承包地，有西关村委会第五队分地底账予以证实。后1990年8月20曰原告与被告西关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西关村委会将上述6.57亩土地承包给原告王正申，承包期为5年，此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权益。因此，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被告王顺林、王玉川称1990年秋后，原告将上述两块承包地转让给被告，有原告在正定县关村委会的地亩账中签字证明。从实体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但原、被告未约定任何流转费用。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根本，原告将承包的土地无偿流转给他人，于法于理无据。其次，从形式上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釆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由此可见，签订书面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的法定形式要件。西关村委会的地亩账是村委会进行土地管理的依据，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合同才是约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被告仅以原告在地亩账上签字就认定为原告将诉争土地流转给王国强、被告王玉川，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王顺林、王玉川主张诉争土地进行了合法流转，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顺林、王玉川耕种诉争土地的性质应认定为代耕。在原告王正申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被告西关村委会应与原告续签土地承包合同，被告西关村委会在明知诉争土地“有争议”的情况下，未取得原告的同意私自就诉争土地与被告王玉川、王顺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因此，被告西关村委会与被告王顺林及王玉川之间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本案诉争土地部分是无效的，应返还原告。因诉争的0.984亩土地由被告王玉川实际耕种，应当由被告王玉川返还，被告丁兰英系其母亲，有协助返还的义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正定县关村村委会与被告王玉川于1996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本案0.98亩承包地的部分无效；二、被告正定县关村村委会与被告王顺林于1996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涉及本案1.15吉承包地的部分无效；三、被告王顺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曰内返还原告王正申诉争1.15亩承包地；四、被告王玉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曰起15日内返还原告王正申诉争0.98亩承包地，被告丁兰英应予协助返还；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王玉川、丁兰英、王顺林、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村委会承担8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王国强（曾用名王锅腔系王玉川之父，已于2000年病故）因耕种被上诉人王正申村西和石家湾的两块承包地，在中人王换来的鉴证下，向王正申签订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从1993年开始交公粮，王正申什么时间要地，王国强就什么时间给地，该保证书的签订时间为1993年7月1日，并有中人王换来的签名。另审理查明，正定县疑难纠纷调解中心《关于对西关村王正申让王玉川无偿耕种土地因归属权发生纠纷进行调解和走访调查汇报及解决建议》书面材料记载王正申在1990年到正定城内开电器门市经商，家有6亩多地种不过来，私自和王锅腔商议，将其中两块土地（2.117亩）让王锅腔家无偿耕种,待王正申家需要时再无条件返还。在耕种期间，由于大队按当时1983年分地的地亩帐进行统计缴纳公粮任务，王正申又缴了两年公粮，因为这样两家和村大队都觉得手续太麻烦，便找村干部让王锅腔家直接缴公粮，为此，王正申在原地亩帐上签字，让大队以后直接通知王锅腔家缴公粮.据此，根本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问题。1997年左右，西关村民耕种的土地，户与户个人之间相互私自调整土地的户，进行统一登记签字确认，并留村委存档，方便统一管理。就因王正申在外经商，地让王锅腔家无偿耕种的事，村里有好多户都有是这样，其他户都返还了，因当时谁都不知道国家以后的政策，更不知道现在土地的价值，都没有想占为自已有的想法，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村委会搞土地确权工作，总不能因土地让他人无偿耕种,就失去了原承包的权力，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土地农民就无法生存，所以，于法于情、于理都应当无条件的返还给原土地承包户。另审理查明，一审卷宗还记载有王国强因耕种被上诉人王正申村西和石家湾的两块承包地，在中人王换来的鉴证下，向被上诉人王正申签订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从1993年开始交公粮，被上诉人王正申什么时间要地，王国强就什么时间给地，该保证书的签订时间为1993年7月1日，并有中人王换来的签名。以上事实有正定县疑难纠纷调解中心《关于对西关村王正申让王玉川无偿耕种土地因归属权发生纠纷进行调解和走访调查汇报及解决建议》书和王国强向王正申书写的保证书为证，其他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土地是农村家庭农户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在无。在无其他生活资源的情况下，农民离开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为了保障农民的承包土地不被侵害，我国在1986年制定的《土地管理法》、2002年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就已经对土地承包、变更等分别作出了法律保护条款，我国于1998年和2004年先后就《土地管理法》进行过2次修正，所出台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已以明确规定了对土地调整，一再强调必须经过村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我国后来立法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等法律和地方性政策法规所作出的保护性条款，只是对我国出台的《土地管理法》具体保护条款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大前提并不脱离和违背《土地管理法》的核心，该《土地管理法》是保护农民所承包的耕地不受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单位以及个人的变化而受到不应有的侵害，其立法的本意是一致的，并不违反法不朔及既往的基本原则。故对上诉人王玉川、王顺林的上诉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上诉人王正申于1983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家庭共获取6.57亩承包耕地，1990年被上诉人王正申因出外开店经商，为了保证土地不撂荒，将自家所分的承包耕地部分交由上诉人王玉川的父亲王国强耕种，并由上诉人王玉川的父亲王国强直接向村里交公粮，有上诉人王玉川的父亲王国强于1993年在中人王换来的鉴正下，直接向被上诉人王正申写下保证书为证，且该保证书内容与正定县疑难纠纷调解中心《关于对西关村王正申让王玉川无偿耕种土地因归属权发生纠纷进行调解和走访调查汇报及解决建议》书中的调查书证材料内容相符。据此，依据上诉人王玉川父亲王国强的保证书内容足以证明，当时被上诉人王正申是有条件的无偿交由上诉人王玉川父亲王国强耕种的行为就是一种无偿代耕种的行为。上诉人王玉川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代耕行为事实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由于王国强在2000年就已去世，其书写留下的保证书签名内容真实，不存在内容改变、漏补和涂改的事实。针对王顺林于2015年11月26日陈述土地转让经过，与王国强书写的保证书内容相互矛盾，与正定县疑难纠纷调解中心调查了解的内容不相符。故对王顺林自书陈述土地转让经过的书面陈述的事实真实性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规定，1983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为15年，1998年二轮承包是对第一轮承包的延续。依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耕地的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同时也不得调整承包地。在承包期内,因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然而，上诉人王玉川、王顺林与被上诉人村委会于1998年10月1日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未经被上诉人王正申本人允许以及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私自违规将被上诉人王正申承包耕种的1.15亩和0.984亩承包耕地分别调整给了上诉人王玉川、王顺林经营使用的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王正申依法承包耕种土地的合法权利，据此，上诉人王玉川、王顺林与被上诉人村委会于1998年10月1日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上诉人王玉川、王顺林应当将违法索取的1.15亩和0.984亩承包耕地及时返还被上诉人王正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玉川、丁兰英、王顺林共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俊平审判员  魏其仓审判员  黄良涛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孙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