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7民初2171号
原告：陶某1，男，196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身份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玲（陶某1之妻），1963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英（陶某1之妻姐），195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
原告：陶某2，女，195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
被告：安某，女，193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
被告：陶某3，男，1974年9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住平谷区。身份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保荣（陶某3之妻），1975年9月29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兴谷家园居民。
原告陶某1、陶某2与被告安某、陶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6日、2018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玲、王长英、原告陶某2，被告安某、被告陶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保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街55号的房屋（以下简称55号房屋）归我和陶某2、安某、陶某3共有，确认我所占的份额。事实和理由：我的父母陶乐琴、安某共生育一女二子，即陶某2、陶某1、陶某3。1997年2月14日，父母为我和陶某3分家，我和陶某3各分得一处房屋。1998年父母购买了55号房屋居住，包括北正房5间、南平房5间。2008年陶乐琴因病死亡，此后安某在此居住。我和陶某3因继承55号房屋的问题存在争议，2017年9月，陶某3强行将55号房屋拆除翻建。故诉至法院。
陶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北三街55号的房屋归我和陶某1、安某、陶某3共有，确认我所占的份额。事实和理由：我的父母陶乐琴、安某共生育一女二子，即陶某2、陶某1、陶某3。1998年父母购买了55号房屋，包括北正房5间、南平房5间。2008年陶乐琴因病死亡，此后安某在此居住。如果55号房屋有陶乐琴的份额，我要求继承，我分得份额后自行决定如何处分。
安某辩称，我和陶乐琴购买了55号房屋后在此居住。2008年陶乐琴因病死亡。陶乐琴死亡之前曾经说过把55号房屋给陶某3。陶乐琴死亡当年，我将55号房屋的屋顶重新铺瓦，更换门窗、做保温。2017年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陶乐琴书写的遗嘱，遗嘱的内容是55号房屋给陶某3。我在55号房屋的份额都给陶某3。55号房屋属于陶某3所有。
陶某3辩称，1997年，父母陶乐琴、安某有一大一小两处宅院，陶某1夫妇逼迫父母分家，我为了不让父母为难，将大的宅院让给陶某1，小的宅院留给自己。分家之后父母出资购买了55号房屋并在此居住。因1997年分家时陶某1分得的宅院大，我分得的宅院小，父母觉得对我不公平，不止一次表示将55号房屋给我作为补偿。2008年陶乐琴因病死亡。陶乐琴死亡当年，安某将55号房屋的屋顶重新铺瓦，更换门窗、做保温，其中更换门窗和做保温的钱是我出资。2017年安某在一本书里发现了陶乐琴在2004年书写的遗嘱，遗嘱的内容是将55号房屋给我。安某表示其在55号房屋的份额都给我。我在2017年已经将55号房屋翻建，该房屋属于我所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陶某1提交北京市公安局王辛庄派出所的证明信，证明陶乐琴于2008年死亡。陶某2、安某、陶某3对此认可。陶某3提交陈志斌之妻潘瑞华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1997年陶乐琴夫妇从陈志斌处购买55号房屋，陶某1认可陶乐琴夫妇购买了55号房屋，不清楚当时出具收条的情况。陶某2和安某认可此收条。陶某3提交55号房屋拆除前的照片5张，陶某1、陶某2、安某认可。对于上述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如下：1、陶某1提交陶乐琴的户口本复印件，证明陶乐琴的名字并非“陶乐芹”。陶某2对此认可。安某和贾保荣称陶乐琴有时书写名字“陶乐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于陶乐琴的户口本复印件予以确认。2、陶某1提交1997年2月14日陶某3书写的字条（内容是“房产抽沟我抽后房予父母无关”），证明1997年父母分家时二人抽签确定了各自分得的房屋。陶某3称当时是出于亲情、为了维护家庭和睦书写此条。本院对于上述字条予以确认。3、陶某3提交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内容是“为百年后家庭和睦，我把后买的房给老儿子，恐后无凭，立此为据。陶乐芹2004.5”），证明陶乐琴留有遗嘱将55号房屋给陶某3。安某对此认可。陶某1对此不认可，理由是该字条并非陶乐琴书写，陶乐琴并未用过“陶乐芹”的名字，该字条只写了年、月，没有具体的日期，无法认定形成的时间，不具备自书遗嘱的生效要件。陶某2表示不清楚是否是陶乐琴书写。因法律规定自书遗嘱需要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而陶某3提交的字条未注明具体日期，且“陶乐芹”的字迹与陶乐琴的名字不一致，故上述字条不能认定为陶乐琴的自书遗嘱。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陶乐琴、安某共生育一女二子，即女儿陶某2、长子陶某1、次子陶某3。1997年，陶乐琴、安某为二子分家，陶某1和陶某3各分得一处宅院，陶某1分得的宅院较陶某3分得的宅院大。1998年陶乐琴、安某购买了55号房屋（有北正房、南平房）居住。2008年陶乐琴因病死亡，此后安某在此居住。陶乐琴死亡后，安某将55号房屋的屋顶重新铺瓦，更换门窗、做保温。2017年，陶某3欲翻建55号房屋，陶某1认为其应继承陶乐琴在该房屋的份额，陶某3出示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主张陶乐琴已经书写遗嘱将其份额给付陶某3，陶某1对此不认可，双方产生争议。2017年9月4日上午，陶某3欲拆除55号房屋翻建，陶某1阻拦施工，双方产生争执，陶某1受伤并到医院住院治疗。此后陶某3继续施工，将55号房屋翻建至主体完工，新建房屋使用了旧房的砖。
双方均不申请对陶某3提交的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上“陶乐芹”的字迹进行鉴定，均表示无法确定55号房屋翻建前和翻建后的价值。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陶某3提交的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能否认定为陶乐琴的自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而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的签名是“陶乐芹”，与陶乐琴户口本上的名字不符，陶某3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陶乐琴平时有将自己的名字书写为“陶乐芹”的情况存在，故无法认定“陶乐芹”的字迹是陶乐琴书写；且该字条上只注明了年、月，没有具体的日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生效要件，故对于该字条，不能认定是陶乐琴的遗嘱。陶乐琴的遗产即其在55号房屋中的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在陶乐琴死亡前，55号旧房系陶乐琴、安淑清的夫妻共同财产，陶乐琴死亡后，55号旧房的一半属于陶乐琴的遗产。陶乐琴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安某、陶某2、陶某1、陶某3，55号旧房在遗产尚未分割前属于安某、陶某2、陶某1、陶某3共有。安某在陶乐琴生前与其共同生活，对其照顾较多，在分割遗产时可以多分，且其年龄较大缺乏劳动能力，在分割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另安某在陶乐琴死亡后对房屋进行揭瓦、更换门窗、做保温，进行了较大的修缮，故本院酌情确定55号旧房中安某的份额为70%，陶某1、陶某2、陶某3的份额均为10%。安某表示其在55号旧房中的份额给陶某3，本院不持异议。陶某2、陶某1并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陶某3将55号旧房拆除建设为新房，建设成的新房应有陶某2、陶某1的份额。关于三人在新房中的份额，本院以三人在55号旧房中的份额为基础，综合考虑陶某3在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翻建、翻建时使用了旧房的材料、旧房和新房的情况对比等因素，酌情确定陶某2、陶某1在55号新房中各占8%的份额，陶某3占84%的份额。陶某3主张陶乐琴生前口头表示、且留有自书遗嘱将55号房屋给付陶某3，其在陶乐琴死亡后出资更换门窗、做保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街55号的房屋归原告陶某2、原告陶某1、被告陶某3共有，其中原告陶某2、原告陶某1各占8%的份额，被告陶某3占84%的份额；
二、驳回原告陶某2、原告陶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原告陶某2、原告陶某1各负担100元，由被告陶某3负担325元（原告陶某1已交纳，原告陶某2、被告陶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香妮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贾曾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