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7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女，198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文婷，女，198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瑞玲，女，196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系黄文婷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香如，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男，197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鸿儒，男，195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凯杰，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某、黄文婷因与被上诉人周鸿儒、徐某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上诉人黄文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瑞玲与谢香如、被上诉人周鸿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凯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某上诉请求：1.判决周鸿儒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2.上诉费由周鸿儒承担。事实与理由：广州市海珠区XX房虽登记在徐某名下，但属梁某与徐某的共同财产。在2013年4月3日，徐某与梁某离婚后，徐某瞒着梁某，在2013年8月9日独自委托周鸿儒出售XX房，周鸿儒在2014年10月20日将XX房以700万的价格出售给黄文婷后未向黄文婷收取购房款，其该行为失职，直接损害了梁某的合法权益。为此，周鸿儒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针对梁某的上诉，周鸿儒辩称：梁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周鸿儒是作为代理人实施该买卖行为，故相应责任应由委托人梁某承担。另，徐某与黄文婷是民间借贷关系，由于徐某没有钱偿还，故将涉案房屋抵债给黄文婷，因此，黄文婷也不应承担款项的责任。
针对梁某的上诉，黄文婷述称同意周鸿儒的答辩意见。
黄文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徐某承担全部责任；2.徐某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梁某与徐某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位于广州市海珠区XX房登记在徐某一人名下，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徐某、梁某双方同意即时出售这套房屋以偿还徐某向亲戚的借款，作为以广州市海珠区XX房为借款担保的银行借款的偿还保证。剩余卖房款归徐某支票使用”。根据该协议内容，涉案售房款是归徐某支配使用的，梁某没有权利可主张，而一审法院忽略了该款约定的后半句，没有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故一审法院认为梁某要求徐某返还出售房屋的一半收益合法有理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黄文婷没有实际支付购房款是错误的。事实上，徐某隐瞒离婚协议书的内容通过周鸿儒向黄文婷的父亲黄志坚借款，黄志坚也已根据徐某的要求分别向卢峰岳转账539.4万元和向梁志敏转账29万元，以代徐某夫妇偿还债务。故徐某因民间借贷而与黄志坚存在金钱给付关系，为了达到抵销该债权债务的效果，双方达成了以房抵债的协议，约定徐某将涉案房屋交付给黄文婷，而黄文婷所应支付的购房款即为徐某所拖欠的全部借款本金加利息，并且徐某还签署了交楼确认书及物业验收确认书，根据生活常理，若徐某未收到相应款项，其不可能出具前述两份确认书给黄文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房抵债的本质属性是双方真实意思基础上达成的以买卖房屋替代原有的合同履行方式。（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梁某与徐某在离婚协议书中虽然约定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但未办理变更手续，徐某仍是该房屋的唯一合法权利人。此外，离婚协议书只是约定了争议的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对财产份额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徐某与梁某对涉案房屋应属于按份共有，徐某占有1/2的份额。徐某独自委托周鸿儒出售涉案房屋，虽然没有经梁某同意，但离婚协议书中“双方同意即时出售涉案房屋”的约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处分有关财产的情形。故徐某独自委托周鸿儒出售房屋是有权处分。另，《离婚协议书》仅对梁某和徐某具有约束力，黄文婷并不知道离婚协议的内容，徐某隐瞒事实达成的以房抵债的协议，对梁某权益造成的损失，应由徐某承担，而梁某与徐某的财产纠纷也是基于《离婚协议书》所产生，其应向徐某主张权利。
针对黄文婷的上诉，梁某辩称：1.黄文婷是以购买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一审时黄文婷明确向法庭陈述其没有支付房款。因此，既然涉案房屋是梁某与徐某共同共有的，梁某与徐某离婚后，梁某依法有权主张一半的房款。2、周鸿儒出售了涉案房屋，但没有向黄文婷收取房款，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周鸿儒述称对黄文婷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
徐某经本院依法公告未到庭答辩。
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徐某、周鸿儒及黄文婷即时将出售广州市海珠区XX房房屋的房款的二分之一即3500000元交梁某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某、徐某于2004年4月26日登记结婚，后于2013年4月2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于同年4月3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四、徐某（甲方）、梁某（乙方）两人共同的财产有两套房、一个车位、一台车，现对这些财产约定如下。1、位于广州市海珠区XX房登记在徐某名下，但属夫妻共同财产，甲、乙双方同意即时出售这套房屋以偿还徐某向亲戚的借款、作为以广州市海珠区XX房为借款担保的银行借款的偿还保证，剩余卖房款归徐某支配使用……五、甲乙双方离婚后十五天内，徐某一次性向梁某支付现金240000元……”。
2013年4月15日，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2013）XX号委托公证书，内容为徐某、梁某委托李伟、杨鸿基为其合法代理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出售的所有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卖房过户手续、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及一切相关文件、收取房款、签订买卖合同、办理售房手续、办理产权登记等。
2013年5月30日，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2013）XX号委托公证书，内容为徐某、梁某委托卢峰岳为其合法代理人，代为出售涉案房屋、签署买卖合同、办理产权登记等。
2013年5月31日，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2013）XX号委托公证书，内容为徐某、梁某委托王伟忠、刘敏辉为其合法代理人，代为出售、拍卖涉案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产权登记等。
2013年8月9日，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2013）XX号委托公证书，内容为徐某委托周鸿儒代为出售涉案房屋、收取房款、签订买卖合同、办理售房手续、办理产权登记等。
梁某于2014年12月30日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广州市海珠区XX房的房屋二分之一的产权归梁某所有，并判决徐某协同办理该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以及要求徐某向其支付现金240000元。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穗云法太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位于广州市海珠区XX房的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归梁某所有；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徐某配合梁某办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XX房的房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徐某向梁某支付240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据复制自房地产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涉案房屋原登记在徐某名下的时间为2012年7月9日。2014年10月20日，徐某（周鸿儒为代理人）与黄文婷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徐某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黄文婷，交易价款为700万元。
据查册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黄文婷名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2日，产权转移登记至谭兴华名下的登记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黄文婷称其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谭兴华的，房款为700万元，已实际收取。
黄文婷提交了：1.物业验收确认书；2.交楼确认书；3.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3份；4.计税价格核对通知书；5.房款发票；6.税收缴款书；7.契税发票；8.房地产交易手续费2份；9.电费发票；10.房屋登记费；11.缴款通知书；12.停止供电执行通知书；13.电子渠道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凭证；14.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黄志坚账户于2013年8月12日分别转出400万元和139.4万元至卢峰岳账户，转出29万元至梁志敏账户。
一审庭审中，黄文婷和周鸿儒均表示黄志坚及关瑞玲与周鸿儒之间就借款问题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也没有就以房抵债问题签订协议。周鸿儒表示：我只是与徐某有签订过协议，后来由于涉案房屋已经用作抵债，故该协议已经被撕毁；卢峰岳、梁志敏可能是借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徐某曾向该两人借款，后被该两人催收债务，故徐某要求我介绍朋友给他借贷用以偿还借款，故实则黄志坚与关瑞玲转账给卢峰岳、梁志敏的钱是徐某向黄志坚与关瑞玲的借款。梁某表示不清楚上述借款及以房抵债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房屋是在梁某与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故涉案房屋原属梁某与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离婚后，房屋产权由梁某与徐某共有。徐某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黄文婷，作为占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的梁某应享有一半的售房收益，现没有证据证明徐某已将出售房款的一半收益返还给梁某，梁某据此要求徐某返还出售房屋的二分之一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梁某与徐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共同出售涉案房屋，但没有证据证明梁某对徐某委托周鸿儒出售房屋给黄文婷的行为知情并同意，故徐某出售涉案房屋给黄文婷的行为是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黄文婷确认其在购买涉案房屋时没有实际支付购房款，并表示其父母与周鸿儒之间有借款关系，签订买卖合同是用作债务人在期限届满不能履行债务时以购房款抵销债务。根据民事证据规则，黄文婷负有举证证明上述相关债权债务的存在。黄文婷的证据仅能证实黄志坚向卢峰岳转账539.4万元和向梁志敏转账29万元，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黄文婷或黄志坚与周鸿儒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以及黄志坚向卢峰岳、梁志敏转账的行为是根据周鸿儒的指示而为，及涉案房屋是用作抵偿周鸿儒向黄文婷或黄志坚借款的债务，因此，在黄文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购房款与相关债务已相互抵消，且其亦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梁某要求房屋受让方即黄文婷承担返还一半房款的连带责任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徐某与黄文婷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总价为700万元，黄文婷亦确认向他人出售该房屋所得房款为700万元。因此，梁某主张返还的房款应按700万元的二分之一计算。
至于周鸿儒是否应在本案承责的问题，从证据上看，周鸿儒与徐某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且没有证据显示徐某、周鸿儒之间有故意串通的行为，因此，徐某委托周鸿儒将涉案房屋出售的行为后果应由徐某本人承担，梁某要求周鸿儒承担本案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徐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房款350万元返还给梁某；二、黄文婷对徐某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徐某和黄文婷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黄文婷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三份，分别是卢峰岳转账给徐某200万元以及80万元的转账凭证、卢峰岳转账给黄少丽200万元的转账凭证。2.徐某出具给卢峰岳的借款合同收据200万元，收款户名为黄少丽，拟证明卢峰岳代徐某偿还了其夫妇向银行的借款以及黄少丽个人借款。两份证据拟证明徐某当时将房屋抵押给银行办理贷款，徐某向卢峰岳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而黄志坚向卢峰岳转账是代徐某夫妇偿还到期债务。黄文婷称：两份证据均无原件，是卢峰岳通过手机拍摄发给黄文婷的，一审未提交是由于一审时没有找到卢峰岳。
梁某质证称：1.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请法院予以核实。2.对两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电子回单显示交易时间是2013年5、6月，证据2借款合同收据显示是2013年5月31日签署的，梁某与徐某在2013年4月2日签订协议，2013年4月3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故借贷关系发生于梁某与徐某离婚后，因此梁某认为两份证据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的事实。
周鸿儒质证称：对黄文婷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
经二审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梁某提起本案诉讼，其于2016年1月12日民事起诉状中要求判令徐某、周鸿儒即时将出售涉案房屋的房款的二分之一即350万元交梁某保管所有。周鸿儒于2016年3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答辩状，要求追加黄志坚、黄文婷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梁某陈述：由于不清楚房款在哪个被告手上，希望法院查明后其再明确由哪一个被告承担责任。对于周鸿儒申请追加黄志坚、黄文婷为本案第三人，梁某表示同意追加黄文婷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且要求黄文婷将涉案房款的一半即350万元支付给梁某。二、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向黄文婷发出参加诉讼通知书，认为本案的处理结果可能与黄文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特通知黄文婷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5日第二次庭审中，梁某表示要求三被告（徐某、周鸿儒、黄文婷）共同承担责任。
二审中，梁某称：我拥有涉案房屋一半的产权，周鸿儒出售涉案房屋后，我追认周鸿儒的代理行为，但周鸿儒的代理行为是有过错的，本案我是以产权人的名义向周鸿儒追责。一审时黄文婷曾称没有支付过购房款，我是作为出卖人要求黄文婷支付购房款。本案我是以两种法律关系起诉的，一是房屋买卖关系，二是委托代理关系。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从本案梁某原诉请以及理由看，梁某系以徐某擅自处置双方共有的房屋侵害其权益为由要求徐某赔偿其一半的售房款，属于物权保护纠纷范围，故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中，梁某确认其系以委托人的身份向周鸿儒主张权利，以出卖人的身份向黄文婷主张权利。因上述委托合同关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且，梁某依据三个不同法律关系主张徐某、周鸿儒、黄文婷共同赔偿其涉案房屋一半的售房款亦缺乏依据。故本案不适宜对梁某所主张的三个法律关系一并审理，故对梁某要求周鸿儒、黄文婷承责的诉请应不予调处。一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梁某诉请徐某赔偿其涉案房屋一半的售房款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梁某、徐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登记在徐某名下，但属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同意即时出售该房屋以偿还徐某向亲戚的借款、作为以广州市海珠区XX房为借款担保的银行借款的偿还保证，剩余卖房款归徐某支配使用。从上述约定看，梁某、徐某对于出售涉案房屋已经达成合意，并对售房款的分配作出了约定。之后，梁某与徐某共同出具了三份委托公证书，委托他人出售涉案房屋、收取房款。由此可见，梁某对于涉案房屋予以出售是清楚的。虽然涉案房屋实际被徐某另行出具委托书由周鸿儒售予黄文婷，但该出售的结果并不违背梁某于离婚协议中的意愿。因此，梁某主张徐某擅自处分涉案房屋，与事实不符。至于梁某诉请徐某赔偿其涉案房屋一半的售房款的问题。根据双方的约定“售房款用于偿还徐某向亲戚的借款、作为以广州市海珠区XX房为借款担保的银行借款的偿还保证，剩余卖房款归徐某支配使用”，本案梁某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徐某违反双方离婚协议对涉案房屋售房款处分的约定而梁某有权变更该约定，故梁某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一审对此的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63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梁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均由上诉人梁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春成
审判员 蔡培娟
审判员 闫 娜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林漫榆
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