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72民初34号
原告：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机场大道铁路旁综合楼东侧。组织机构代码：84505372-9。
法定代表人：陈敦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凌振，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晓虹，浙江海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州星盛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洞头区布袋岙村（霓屿街道）。组织机构代码：30741277-1。
法定代表人：章魁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韵权，男，1947年9月22日出生，该公司海务经理，住温州市鹿城区。
被告：温州商泰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洞头区霓中路***号。组织机构代码：69950906-1。
法定代表人：金上星，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星盛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盛公司）、温州商泰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泰公司）船舶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6年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严凌振、胡晓虹，被告星盛公司委托代理人李韵权、被告商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金上星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指定的调解期日内未达成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2014年7月1日，原告与星盛公司签订《船舶代理合同》及《拖轮助泊业务合作协议书》各一份，约定由原告为商泰公司所有的、星盛公司负责经营的“商泰161”轮提供拖轮助泊和船舶代理等服务；双方合作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满后，若双方无异议则自动顺延。合同订立后，原告依约为“商泰161”轮提供服务，船舶服务申请单由商泰公司盖章确认，发票均向星盛公司开具并由其按合同约定支付。经统计，2015年5月至10月期间，“商泰161”轮拖欠船舶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95118.60元。原告多次催讨无果。故原告起诉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船舶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95118.60元；2、两被告赔偿原告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连带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6个月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庭审中，原告针对两被告的抗辩，补充事实如下：商泰公司系“商泰161”轮的所有人，2014年下半年起，其委托星盛公司经营该轮；商泰公司和星盛公司是两个牌子同一套人马，原告将“商泰161”轮的代理费发票开具给星盛公司后，相关费用均是通过商泰公司原指定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商泰公司传真过与星盛公司和原告签订合同内容一致的合同，原告没有盖章确认；案涉代理合同履行后期，船舶被扣押，商泰公司失去偿还能力。
被告星盛公司当庭辩称：拖轮申请单是由“商泰161”轮上的人员签字确认；原告主张的欠款应向其服务对象“商泰161”轮船东催讨，不能向星盛公司催讨。
被告商泰公司当庭辩称：原告主张的欠款事实确实存在，相关款项的发票也是向星盛公司开具；商泰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过合同，对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商泰161”轮拖轮费等已经进行了约定，商泰公司是原告主张欠款的支付主体。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船舶代理委托合同、拖轮助泊业务合作协议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星盛公司签订船舶代理合同及拖轮助泊协议，约定由原告为“商泰161”轮提供助泊与船舶代理服务；
2、费用汇总表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6张、服务申请单3份、确认函询证函1份，用以证明两被告尚欠原告船舶服务费共计195118.60元；
3、船舶基本情况1份，用以证明商泰公司系“商泰161”轮所有人；
4、原告与商泰公司之间的船舶代理委托合同、拖轮助泊业务协议书各1份，用以证明商泰公司曾以船舶所有人身份通过QQ文件在线传送的方式向原告发送委托合同与合作协议各一份，但原告未盖章确认。
被告商泰公司当庭提交证据如下：商泰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船舶运输业务委托代理合同》1份，用以证明“商泰161”轮在温州港港口的船舶代理业务系商泰公司直接委托原告代理。
经开庭审理，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的形式真实性，两原告均无异议，且对证据3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星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异议认为，证据1涉及的合同签订另有原因，当时案涉船舶的代理费用发票需要以星盛公司名义走账，故由原告向星盛公司开具，所以星盛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原告提供的证据1、2所要证明对象均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星盛公司认为其不清楚，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商泰公司赞同星盛公司对证据1、2的证明对象提出的异议，认为其自行经营的“商泰161”轮自2014年1月1日起经营半年后，出现经营问题，为了业务需要，找了星盛公司开发票；证据4系其盖章后传真的复印件，原告没有盖章，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该份合同记载的合同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但通过星盛公司开发票结算的业务发生在2014年7月1日之后，星盛公司与原告已另订合同进行约定。对商泰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因证据系复印件，保留对形式真实性的异议权，但原告与商泰公司之间是签署过船舶代理合同，因商泰公司于2015年出现付款不正常现象，改由向星盛公司开具发票，并与星盛公司签订船舶代理合同和拖轮助泊协议为据。
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3的形式真实性，因两被告无异议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4以及被告商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涉及到“商泰161”轮在温州港口的船舶代理费用和拖轮助泊费用，且费用结算标准一致，区别在于合同签订主体和合同期不一致，对同一时段出现不同的合同履行主体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属于法律争议，另行评析。对2014年7月1日之前发生的“商泰161”轮三个航次的船舶代理费和拖轮助泊费结算的履行主体，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相关合同对此无溯及力，应根据之前的代理合同约定结算，而之前的船舶代理合同，原告未提供，被告商泰公司提供的2014年《船舶运输业务委托合同》正好涵盖了这段期间，比较而言，《船舶运输业务委托合同》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合同期约定二年，均能涵盖证据1和商泰公司提供证据的合同履行期，该合同证明力较大，且商泰公司已提交合同原件，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与商泰公司均在庭审中确认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合同上仅有单方盖章，本院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履行。
基于上述认定证据，本院确认的事实如下：
2014年1月1日，商泰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船舶运输业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原告为商泰公司所有的“商泰161”轮提供温州港的船舶代理服务；代理费按规定费收标准（地方港口当地政府设定标准）由商泰公司向原告支付，收费标准为0.3元/每载货吨；合同自2014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5年12月31日止，到期双方如无异议，合同自动延续。合同第三条约定了具体的船舶代理业务范围；合同第四条约定了除第三条以外的其他代理业务；合同第五条“费用结算”中约定了商泰公司船舶在温州港装卸结束离港后，原告应及时向商泰公司结算船舶代理费和属于商泰公司应承担的其他港口费用，商泰公司收到原告邮寄的发票及签单附加后，应在三天内审核完毕，第四天将费用电汇给原告；光租和期租船舶，凡合同规定应由承租方自行委托船舶代理业务及支付港口使费等费用的，商泰公司应提前将租船合同的有关条款提供给原告，原告应当向承租人收取代理费和其他费用。2014年7月1日，星盛公司与原告另行签订《船舶代理委托合同》，约定星盛公司的“商泰161”轮到温州港集团所属码头后委托原告代理，原告按船舶代理业务范围为星盛公司的船舶提供服务，并按合同规定向星盛公司收取代理费；合同第三条约定原告船舶代理业务范围为船舶危险货物申报、危险货物作业申报、联系安排泊位、安排拖轮及联系引航等9项；星盛公司如委托原告代理合同第三条规定之外的业务，双方应另行商定；收费标准按0.3元/吨计费，星盛公司结算方式为托收结算；星盛公司在原告港口装卸结束离港后，原告应及时向星盛公司结算船舶代理费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为星盛公司结算其他港口使费，星盛公司在收到原告发票的三个工作日内付清托收款项；合同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到期双方如无异议，合同可视为自动延长至双方约定时间。同日，星盛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拖轮助泊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原告提供拖轮协助星盛公司船舶安全靠、离泊作业的双方义务、安全责任、拖轮费收事项、争议解决的管辖等内容，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合同订立后，原告将“商泰161”轮于2015年5月10日、6月19日两个航次发生灵昆码头靠泊费和代理费合计49876.30元，分别向星盛公司开具票据号各为14549307和1141963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各为24938.30元、24938元；于同年6月4日航次发生的龙湾码头靠泊费用和代理费合计15133.90元，向星盛公司开具票据号为1141963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三笔共计65010.20元，星盛公司收取发票后未予结清。原告于2015年7月、8月、10月份为“商泰161”轮的四个航次各提供拖轮靠、离泊服务等代理事项，并于同年10月23日向星盛公司票据号各为27545130、27545131、27545132的增值税发票合计90108.40元，星盛公司收取发票后一直未结清欠款。同年10月15日磐石电厂靠泊费、10月19日磐石电厂离泊费、10月19日中瑞船厂的靠泊费，共计三笔40000元，原告尚未向星盛公司开具发票结算。
另，因案外人申请执行，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甬海法温执民字第135号民事裁定，并据此发出（2015）甬海法温执民字第135号扣押船舶命令，于同年11月25日在温州港乐清湾锚地扣押了“商泰161”轮。同年12月10日，本院登报发布拍卖“商泰161”轮和债权登记的公告。截至债权登记公告期届满之日，原告未向本院申报债权。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星盛公司是否系“商泰161”轮的经营人以及其是否承担该轮经营中产生的本案船舶代理费和拖轮费。
原告主张星盛公司系“商泰161”轮的经营人，其与原告签订有《船舶代理合同》，应向原告承担本案的船舶代理费和拖轮费。被告星盛公司抗辩其系原告开具发票的形式付款人，其未参与“商泰161”轮的经营活动，原告为“商泰161”轮提供代理服务的代理费和拖轮费应向商泰公司主张。被告商泰公司确认其系原告主张的船舶代理合同相关方，商泰公司负有支付案涉船舶代理费和拖轮费的义务。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和商泰公司在本案《船舶运输业务委托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故需要通过其他单位走账，故原告与星盛公司另行签署船舶代理合同方便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原告和商泰公司又没有明确终止《船舶运输业务委托合同》的履行，星盛公司与案涉船舶并无直接的法律连接点，从现有证据判断，其仅作为结算发票的付款人。原告认为星盛公司是作为案涉船舶经营人承担案涉船舶经营中产生的债务，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星盛公司系案涉船舶的经营人；被告星盛公司抗辩其仅是增值税发票的形式付款人，实际上不负责发票项下的支付义务，但该抗辩有悖我国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规定，不予采信。星盛公司愿意作为案涉船舶代理相关费用发票记载的付款义务人，在一定程度上亦表明其自愿承担商泰公司的原有债务履行，构成债务加入，其应对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商泰公司经营“商泰161”轮时对原告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发票号14549307、发票号11419636、发票号11419635的增值税发票三张各所记载的船舶代理费和拖轮费，发生在星盛公司与原告之间《船舶代理委托合同》和《拖轮助泊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间，星盛公司应对上述三张增值税发票记载的合计金额65010.20元连带清偿。至于2015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案涉船舶代理费和拖轮助泊费，星盛公司与原告之间对合同自动顺延时间已进行约定，且星盛公司又陆续接受了原告同年10月开具的发票号27545130、27545131、27545132的3张增值税发票，合计90108.40元，星盛公司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015年10月15日、10月19日发生的三个航次的拖轮费用合计40000元，因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纠纷，原告未再向星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应根据商泰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船舶运输业务委托合同》和商泰公司的费用确认函进行结算，由商泰公司承担支付义务。
本院认为：“商泰161”轮为被告商泰公司所有，原告为“商泰161”轮提供温州港的船舶代理服务事实清楚。原告以其与被告星盛公司之间签订的船舶代理合同为据，主张被告星盛公司系其合同相对方，但原告又无法证明星盛公司与“商泰161”轮之间存在船舶经营关系。被告星盛公司抗辩其与“商泰161”轮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仅为原告与被告商泰公司之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过便利，被告商泰公司抗辩其系原告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并已提供双方之间的船舶代理合同佐证，比较本案中出现的数份涉及“商泰161”轮的船舶代理合同内容，原告与被告商泰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日期在前，合同期为二年，可涵盖原告与星盛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期限，原告主张的船舶代理费用从时间跨度上均可以在其与商泰公司之间的《船舶运输业务委托代理合同》中得以支持，原告与商泰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船舶代理合同关系又未协商提前解除。综上，两被告对本案船舶代理合同关系的原告相对方认定问题所作的抗辩更为合理，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商泰公司之间构成船舶代理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船舶代理合同关系真实、有效。原告已完成被告委托的船舶代理事项，被告商泰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理应支付原告相应的船舶代理费和拖轮费用。被告商泰公司未及时付清，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星盛公司与原告于2014年1月1日为“商泰161”轮签订船舶代理合同，并以付款人身份收取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视为加入商泰公司的债务，应对被告商泰公司原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被告星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前，被告商泰公司于2015年1月1日以传真方式向原告出具以自己名义订立的《船舶代理委托合同》，原告对“商泰161”轮的实际经营人情况应当知晓，原告在其与被告星盛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仍继续要求被告星盛公司承担2015年6月30日之后发生的“商泰161”轮代理费和拖轮费的支付责任，有悖客观事实，不予支持。但鉴于星盛公司已经实际收取了原告合同顺延期内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对相应票款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原告诉讼请求部分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温州商泰海运有限责任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船舶代理费、拖轮费合计人民币195118.60元及该款项自2016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二、被告温州星盛航运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中的155118.60元及其自2016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202元，减半收取2101元，由被告温州商泰海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2101元，被告温州星盛航运有限公司连带承担其中的170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4202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郭临瓯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