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847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元富，男，汉族，1972年6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细妹，女，汉族，1965年3月14日出生，住福建省仙游县。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雅伊，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连桂财，男，汉族，1971年1月l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再审申请人蔡元富、蔡细妹因与被申请人连桂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7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蔡元富、蔡细妹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案情为：2015年1月12日，蔡元富与连桂财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连桂财向蔡元富提供借款3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5年1月12日起至2015年2月11日止，借款利率为3.5%，第一个月利息连桂财可以在本金中直接扣除后再将借款余额支付给蔡元富。蔡细妹为上述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2月11日，上述借款到期，蔡元富为了避免高达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在尚不完全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临时向朋友谢东阳收回款项1059969元并向外甥陈仁方借款500000元，筹足300万元后，分三次转账至黄某的账户。2015年2月16日，蔡元富因资金紧张再次找连桂财借款300万元，连桂财仍然是在预扣除首期利息10.5万元后，委托黄某转账289.5万元给蔡元富，本次借款未签订任何书面的协议。此后，蔡元富连续偿还利息近十个月。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关于第一次借款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了结，但随后又产生了第二笔等额借款，并仍在持续的履行当中。然而，原审却对蔡元富于2015年2月11日转账给黄某的300万元以及黄某于2015年2月16日转账给蔡元富的289.5万元做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认定，导致原审判决错误。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不公。（一）原审法院未采信蔡元富、蔡细妹提交的主要证据，反而采信了证人黄某的证词，是对证据效力层次的错误认定。蔡元富与连桂财双方对于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蔡元富于2015年2月11日转账给黄某的300万元是不是用于偿还本案争议的借款。二审判决以连桂财、黄某否认及蔡元富和黄某之间存在其他的资金、业务往来为由，对于蔡元富的主张不予支持。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黄某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其并非简单的否认了还款事实，其还做出了虚假陈述、提供了伪证，具体如下：第一，黄某在《情况说明》中声称，在2015年1月12日的借款当中，连桂财除委托其向蔡元富转账289.5万元外，还向自己支付了10.5万元的现金，作为蔡元富给自己的感谢费和抵偿所欠租金。第二，黄某声称蔡元富于2015年2月11日向其转账的300万元是因为其向蔡元富借款300万元，用于临时周转5天。第三，黄某声称其于2015年2月16日转账给蔡元富的289.5万元是偿还蔡元富借给自己的300万元，另有10.5万元由黄某支付给了连桂财，作为帮蔡元富向连桂财支付的利息。然而，黄某上述三个说法全部都与事实不符，均为伪证，理由如下：首先，黄某的陈述与《借款合同》关于预扣第一期利息的约定完全相悖。《借款合同》第二条第2项已经明确约定“第一个月利息甲方可以在本金中直接扣除后再将借款余额支付给乙方”，结合连桂财委托黄某实际转账289.5万元的情况，足以认定连桂财实际借款本金就是289.5万元，并不存在另行向黄某支付10.5万元现金的事实。关于这一点，一审已经做出了明确认定，连桂财也并没有就一审认定的借款本金问题提出上诉，进一步印证了上述事实，而且这也符合民间高利贷行业的通行做法。然而黄某却做出了与事实不符的证言。可见，黄某说法一系伪证。其次，蔡元富明显不具有出借300万元给黄某的资金实力。在2015年2月11日当天，为了筹足300万元偿还给连桂财，蔡元富是在2015年2月11日当天，临时收回谢东阳的欠款1059969元并向外甥陈仁方借款500000元，再加上自己的144万元才转账给黄某的。在蔡元富本身都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利息的情况下，怎么会特意筹款借钱给黄某？更何况，黄某也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资金缺口，需要300万元进行资金周转。再次，最为关键的是，2015年2月11日的144万转账款已明确备注为“还款”，书证效力高于证人证言。蔡元富于2015年2月11转账给黄某的三笔款项当中，其中一笔144万元，是明确备注了款项用途为“还款”的。该证据属于“书证”，且来源于银行，其证据的效力层次应当高于一般的证人证言。同时，如果黄某所述属实，那么蔡元富在转账中备注为“还款”的行为实际上是否认自己的债权，是一种明显对己不利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在当时双方尚无诉讼纠纷的情况下，蔡元富也不可能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备注。因此，上述“还款”的备注必然是蔡元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是对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可见，黄某说法二系伪证。最后，蔡元富依约付息的事实证明黄某说法三不能成立。根据黄某的说法三，其在偿还289.5万元给蔡元富并代蔡元富向连桂财支付10.5万元的利息之后，其与蔡元富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已经全部了结。但实际上，蔡元富在此后仍然分别于2015年3月、4月、5月、6月、10月向黄某转账10.5万元，不仅转账金额符合《借款合同》的利息约定，而且每一笔款项均备注为“还款”。更何况，如果黄某并没有受连桂财所托代收还款的，其又凭什么证明自己受蔡元富所托代为支付10.5万元的利息款呢？可见，黄某说法三系伪证。鉴于黄某与连桂财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在能够证明黄某提供伪证且该伪证对连桂财有利的情况下，应当合理推定连桂财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支持蔡元富的主张。（二）蔡元富与黄某之间的两次转账的金额、时间、用途备注等细节，足以证明蔡元富转账给黄某的300万元系还款。首先，对于2015年2月11日蔡元富向黄某的转款300万元，从转账时间上、转账总金额上看，均与《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款金额完全吻合，并且其中144万元亦明确备注了款项用途为“还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在黄某所述属于明显的伪证且黄某与蔡元富之间并无其余的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上述转账记录显然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疑应认定为蔡元富的还款行为。其次，对于2015年2月16日黄某向蔡元富的转款289.5万元，并非是蔡元富借给黄某的借款，而是蔡元富向连桂财的再一次借款。连桂财委托黄某转账，之所以金额为289.5万元，同样是因为预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10.5万元，这与涉案的第一次借款时，连桂财预扣除第一期利息的习惯是完全一致的。故蔡元富和连桂财之间实际上发生了两次等额的借款，第一次的借款289.5万元已于2015年2月11日结清（实际上由于本金计算的问题，蔡元富还多还了一部分利息），债权债务已经了结；随后，蔡元富又于2015年2月16日再次向连桂财借款289.5万元。但是由于第一次的借款结清后，蔡细妹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而第二次借款发生时未签署书面协议，蔡细妹亦未再次提供担保，连桂财及黄某认为确认第一笔借款已经结清，双方仅余第二次借款尚未结清的话，对其实现债权不利，才以第一笔借款提起本案诉讼。据此蔡元富、蔡细妹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字第780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第1167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驳回连桂财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一审、二审、再审的费用由连桂财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连桂财提供了《借款合同》及其委托案外人黄某汇款给蔡元富的银行凭证以证明其与蔡元富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蔡元富对此予以确认，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蔡元富提供其于2015年2月l1日向案外人黄某汇款共人民币300万元的银行凭证拟证明其已还清上述借款，但并未提供黄某有权代连桂财收取上述还款的依据，现连桂财及黄某对此均不予确认，且黄某于2015年2月16日又汇款289.5万元给蔡元富，蔡元富主张2015年2月16日的汇款为向连桂财新借的款项，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蔡元富、蔡细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蔡元富、蔡细妹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小虎审判员  熊 忭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邹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