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浙0203行赔初1号
原告谢新利，男，196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代理人袁裕来（特别授权代理），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英飞（特别授权代理），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市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南兰江西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帆，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能荣（特别授权代理），余姚市规划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纪锋（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姚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新利不服被告余姚市规划局作出的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于2017年3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3月20日向被告余姚市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新利及其委托代理人袁裕来，被告余姚市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能荣、黄纪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9日，原告谢新利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余姚市规划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认为由于被告为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补办手续致其存在损失，请求赔偿损失7370376元。2017年2月10日，被告作出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
原告谢新利起诉称：原告和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合同号20121200743），购买余姚市城区南雷路270号商品房一套，建筑面积360.43平方米，房款19775626元。2014年3月25日，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交房。但2014年3月23日在原告房屋的东南方向却建起了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包括配电房、变压器、开关站，严重影响了原告房屋的经营环境。2015年10月8日，被告向已建成的涉案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补发了建字第33028120150005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10月19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甬鄞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确认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违法，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行终192号行政判决维持一审判决。2016年12月2日，原告委托慈溪永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结论是至委托日，涉案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的存在已经给原告造成损失528009元；委托日至土地使用年限届满，还将造成损失6842367元，两项合计7370376元。由于被告给涉案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补办手续，致使其存在具有了合法性，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应该由被告承担。2016年12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2017年2月24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不予赔偿理由不能成立的。
原告谢新利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国家赔偿申请书、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据清单、邮政快递、查询单、建字第33028120150005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甬鄞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2016）浙02行终192号行政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原告申请国家赔偿情况；
商业房地产价值减损咨询估价报告、商业房地产租金咨询估价报告1份，拟证明赔偿请求受到的损失。
以上证据均系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被告余姚市规划局答辩称：被告于2016年12月10日收到关于原告要求对其损失进行国家赔偿的申请。经审查，被告认为原告要求国家赔偿的事实理由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并在规定时间内送达了原告。被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系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法律，根据该法规定及立法本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该法所规定的财产权情形的，受害人确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其应当满足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侵权或违法行为于原告提出的“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有法定的已经发生且现实存在的损害事实存在等相应前提条件，否则原告并不能获得赔偿的权利。首先，原告认为被告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即应当对其的所谓损失进行赔偿。但鄞州区人民法院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二审判决均系以被告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缺少主要证据且在实质上改变了土地建设用地许可的土地性质为由而认定违法，并没有确认被告的行为对原告带来法律事实上的影响和损害，况且人民法院对原告提供的拟证明其损失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房地产咨询估价报告》等证据也不予采信，即在事实上已经否认了原告关于赔偿损失的主张，更何况赔偿提出的是所谓的待租房屋的租金损失，其应是一种经营性收入，由市场行为决定，与被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并无实质上的关联，也就是说，被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损害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关联，因此原告无权要求本行政机关对其所谓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而根据原告提出的主张，其以待租房屋预期的租金收益计算损失和房屋贬值损失，而该预期的租金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并非直接的损失，同样房屋的贬值损失，且其向被告提交的二份评估报告均亦明确认定房屋尚未出租、其评估结果为假设且仅供委托人参考不对其他用途负责等事实，该二份评估报告也不能作为原告具有直接损失的相关证据，显然原告的请求也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第三、原告也不存在实际损失。原告自购房后始终未对该商房进行出租或转卖，因此，也就未产生其所谓的实际的租金减损或者转卖房屋可得价款的损失，何况其所谓的该部分损失并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可赔偿范围。第四、即使原告所谓的因电力设备的建造可能产生的影响存在，房产开发商也依据对其做了相应的补偿，并不存在需要被告因无关联性的行为而对原告进行赔偿或者补偿之理由。需要说明的是：被告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于2017年3月10日到期，已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也向有关机关要求查处。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进行国家赔偿的事实理由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及法律法规依据：
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1份，拟证明被告不予赔偿情况；
建字第33028120150005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份，拟证明涉案规划情况；
（2014）甬余梁民初字第59号民事调解书1份，拟证明原告已从开发商处获得补偿；
甬鄞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2016）浙02行终192号行政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诉讼情况；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份，拟证明行政机关已经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告知；
箱变迁移的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电力设备符合设计要求。
证据5、证据6系被告于开庭时向本院递交。
被告余姚市规划局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
庭审中，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结合质证意见，本案对证据作如下认定：
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因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据2，被告认为，评估报告与国家赔偿无关联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赔偿依据。本院认为，被告质证意见成立，两份评估报告无法证明损失发生，以及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与涉案地块核发相关规划许可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对证据2不予采信。
2.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为合法性有异议，本院对此将在后文评述；对证据2和证据4，原告无异议但认为可以证明补办行为违法，本院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原告认为缺乏关联性，本院亦认同缺乏关联性；对证据5、证据6，原告认为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逾期提交，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谢新利、案外人孔菊芬、谢鹏荣于2013年2月23日向余姚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位于余姚市城区南雷路270号的商品房一套，建筑面积360.43平方米，合计房款19775626元。2013年因余姚市银亿四明广场周边道路改建工程，原位于南雷路2号开关站及城下路3号箱变处于改建后的车道，影响道路通行。2014年3月，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电力部门将其迁移至余姚市银亿四明广场东南角、南雷路西侧，开关站长7.54米、宽2.16米、高2.5米（另外基座高0.90米）的和箱变长4.59米、宽3.41米、高2.40米（另外基座高0.70米），并于同月投入使用，但在建设前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此，余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规划审批手续。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该处罚决定后于2015年7月20日向被告余姚市规划局提出补办涉案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申请。2015年10月8日，被告对涉案工程核发了建字第33028120150005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对被告的补办行为不服，于2015年10月20日诉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补办的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但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不宜判决撤销，遂作出甬鄞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工程变更了土地用途，但基于公共利益考虑，确认违法并无不当，最终作出（2016）浙02行终192号行政判决书，予以维持。2016年12月9日，原告谢新利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余姚市规划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认为根据房地产公司的评估结论，涉案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的存在已经给原告造成损失528009元；至土地使用年限届满，还将造成损失6842367元，两项合计7370376元。由于被告给涉案箱式电力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补办手续，致使其存在具有了合法性，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应该由被告承担。2017年2月10日，被告作出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被确认的违法行为与主张的损害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关联，同时原告提出的主张并非直接损失，预期的租金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而且原告房屋尚未出租。原告的赔偿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决定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构成行政赔偿需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侵权行为，并且该侵权行为已经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原告虽在国家赔偿申请中提出两份房产评估报告作为赔偿依据，但事实上原告所购商铺并未出租或出售，其租金损失、房产价值损失亦未现实发生。故两份评估报告无法证明损害结果发生，并且与涉案补办行政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虽已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违法，但是该补办行为并未直接侵害原告，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原告对此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被告收到原告赔偿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进行审查，并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被告作出余规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之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新利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萍
代理审判员 张 严
人民陪审员 俞美仕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陈雨晴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