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行终10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北三区61号楼1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忠，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春朝，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权真玉，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3号。
法定代表人赵海英，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政辉，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镡春鑫，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19号。
法定代表人张燕友，区长。
委托代理人庞云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陶鑫，北京市博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关春英，女，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海林市。
上诉人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因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昌平区人保局）认定工伤决定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昌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初183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委托代理人陈春朝、权真玉，被上诉人昌平区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镡春鑫、徐政辉，被上诉人昌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庞云辉、被上诉人关春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经营实体为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5号KTV。关春英之子刘金明系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职工。2014年6月10日22时30分许，刘金明在5号KTV停车场，被隋世明纠集多人持木棍打伤。刘金明受伤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该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记载刘金明术后意识持续昏迷，后于2014年9月25日抢救无效死亡。
2016年1月28日，关春英以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为刘金明工作单位向昌平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仲裁材料、《劳动合同书》、《刑事判决书》等材料。昌平区人保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于2016年2月1日受理关春英的申请。当日，昌平区人保局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自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就关春英申请认定工伤一事向昌平区人保局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告知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提供或者逾期提供的，视为无证据材料，昌平区人保局将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作出认定决定。该《限期举证通知书》邮寄地址为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单位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北三区61号楼101号，收件人联系方式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一致。上述邮件于2016年2月2日被签收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昌平区人保局提交证据材料。昌平区人保局经审查，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109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刘金明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于2016年4月29日向昌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昌平区政府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昌政复决字[2016]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8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
另查明，因刘金明受伤后昏迷，2014年7月7日，关春英以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申请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双方于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7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8月27日，关春英以补充新证据为由，撤回仲裁申请。2014年12月2日，关春英、案外人付召平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2015年4月13日，法院对关春英、付召平诉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隋世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予以受理。在该案2016年1月22日庭审中，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出示了其与刘金明签订的《劳动合同书》。2016年2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昌民初字第0662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关春英、付召平撤回起诉。
再查明，2014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昌刑初字第140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隋世明于2014年6月9日，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5号KTV停车场因保安制止其在此停车拉客，次日隋世明纠集多人持木棍将该KTV保安刘金明等人打伤，刘金明于2014年9月25日死亡。经鉴定，刘金明符合头部受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该判决认定隋世明系犯故意伤害罪。2015年3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刑终字第503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了上述判决。
2016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昌平区人保局有权对本辖区内单位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受理并作出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关春英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申请期限；昌平区人保局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刘金明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
关于关春英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申请期限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近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的，或属于用人单位原因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案中，刘金明于2014年6月10日受伤并处于昏迷状态，后于2014年9月25日死亡。关春英因未掌握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于2014年7月7日申请仲裁，后又提起相关民事诉讼，并于2016年1月22日在民事诉讼庭审中取得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与刘金明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后，于2016年1月28日即向昌平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认为，关春英为确认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所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昌平区人保局收到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申请后，经调查核实，认为关春英的申请未超过申请期限并予以受理，并无不当。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主张应从关春英向其发送《律师函》之日起算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昌平区人保局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应当予以协助。本案中，昌平区人保局在受理关春英工伤认定申请当日即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限期举证并告知逾期举证或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该通知书邮寄地址系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所载的单位住所地，且写明了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该件于2016年2月2日被签收。法院认为，昌平区人保局通过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已经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且告知程序并无不当。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关于昌平区人保局并未向其送达上述通知书，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金明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关春英以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为刘金明工作单位向昌平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应材料，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举证义务;昌平区人保局根据关春英提交的材料，经调查核实并对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后，认定刘金明于2014年6月10日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并据此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认为刘金明受伤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且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但在举证期限内，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并未向昌平区人保局提交证据材料，且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上述主张，法院不支持。
昌平区人保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履行了登记立案、调查取证、送达等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昌平区人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向昌平区政府提起复议，昌平区政府依法受理了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根据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和相关证据，复议机关经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复议决定维持昌平区人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复议程序合法。
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关于”刘金明家属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给予其民事侵权赔偿，侵权人应当依法赔偿且具有赔偿能力，由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进行工伤赔偿不合情合法”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昌平区政府作出的28号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复议结论正确，法院对于昌平区人保局、昌平区政府的行为应予支持。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要求撤销上述工伤认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诉讼请求。
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上诉理由略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昌平区人保局2016年2月1日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的《限期举证通知书》于次日被签收的事实错误，因签收人为”他人收，家人”。2.一审法院以关春英在民事诉讼中取得《劳动合同》为由，认为关春英此前时间均为确认劳动关系时间错误，因关春英在2014年曾委托律师依据劳动关系索赔，关春英在2014年8月27日申请撤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后，至2016年2月1日未再次申请，且民事诉讼并非”确认劳动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刘金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履行工作职务受到暴力伤害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昌平区人保局、昌平区政府、关春英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昌平区人保局、昌平区政府、关春英为支持各自的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其中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律师函、撤诉申请书、京昌劳人仲字【2014】第2068号决定书，证明关春英在2014年已经掌握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其于2016年申请认定工伤已超过时效；2.工资表、考勤表及证明，证明事发时刘金明并非在工作时间，当日其休息；3.录像光盘及文字说明，证明刘金明是从外面回来到单位停车场，事发时不在工作场所；4.刑事判决书，证明是个人对刘金明进行打击报复，与单位及工作无关。
昌平区人保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受理决定书；2.限期举证通知书；3.受理决定书和限期举证通知书的送达手续；4.认定决定书送达手续；5.调查笔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按照规定严格履行了案件受理、调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和送达等手续，程序合法。6.工伤认定申请表；7.企业信息查询单；8.劳动仲裁手续复印件；9.劳动合同书复印件；10.刘金明身份证复印件；11.医院诊断证明及住院病历复印件；12.死亡证明复印件；13.刑事判决书及刑事裁定书复印件；14.户口本复印件；15.证明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及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16.派出所笔录复印件；17.民事诉讼材料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受伤时正在单位从事保安工作，伤后经救治无效死亡。昌平区人保局同时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2.《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
昌平区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行政复议申请书；2.相关证据材料；3.提出答复通知书4.送达回证；5.行政复议答复书6.证据材料；7.28号《复议决定》；8.复议决定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昌平区政府已经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复议程序合法。
关春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刑事起诉书、刑事判决书、起诉意见书、派出所讯问笔录、皇甫旭提供的证明，证明刘金明是在工作中受伤，应当被认定工伤；2.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申请书、民事传票2张，证明关春英申请工伤未超过时效，关春英一直在主张权利。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认为：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皇甫旭等人出具证明，与其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及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不一致，对该证明的客观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昌平区政府提交的证据7系本案被诉的28号《复议决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昌平区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以及昌平区人保局、关春英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提交证据的形式要求，具有内容真实性、来源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查，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昌平区人保局作为昌平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企业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昌平区政府作为昌平区人保局的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负有相应的行政复议职责。
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上诉主张昌平区人保局向其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违法。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审核需要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时，用人单位应当予以协助。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昌平区人保局在受理关春英工伤认定申请当日即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并在该通知书中要求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限期举证并告知其逾期举证或不予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该通知书的邮寄地址为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所载明的单位住所地，二审庭审中，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亦认可该地址为公司经营地且邮单上记载的确为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经查，该邮件于2016年2月2日签收。鉴于此，昌平区人保局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并无不当，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关于昌平区人保局向其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上诉主张关春英申请工伤认定已经超过工伤认定期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近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的，或属于用人单位原因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根据查明的事实，刘金明在2014年6月10日受伤后处于昏迷状态，最终于2014年9月25日死亡。其母关春英难以获取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关春英为获取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材料，于2014年7月7日申请劳动仲裁，后又提出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于2016年1月22日取得了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关春英在取得《劳动合同书》后于当月28日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此可知，关春英在工伤认定申请提出前一直在寻找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所必要的证明材料，即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直至2016年1月22日关春英方通过民事诉讼取得了该项证据。因此，关春英为确认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所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鉴于此，昌平区人保局在收到关春英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认为其申请未超过申请期限予以受理并无不当。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关于关春英申请工伤认定已经超过工伤认定期限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否认刘金明所受伤害属于工伤，但其作为用人单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金明所受伤害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导致。在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金明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的情形下，昌平区人保局在受理关春英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相关调查取证工作，认定刘金明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符合工伤认定范围，该认定结论并无不当。作出认定后，昌平区人保局依法送达了认定结论。本院认为，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认定结论及履行程序情况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应予支持。同时，昌平区政府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过程中，依法适用了行政复议的相关程序，复议决定亦无不当。
综上，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及昌平区政府作出的28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及28号复议决定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 菲
审 判 员 赵 锋
代理审判员 徐钟佳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法官 助理 谢 迪
书 记 员 隋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