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6民再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玉宽，男，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国华，女，1964年1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市。
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霞，内蒙古品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布仁其其格，内蒙古品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准格尔旗大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103省道。
法定代表人：李四林，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蓉，内蒙古三恒（准格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永昌，男，195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再审申请人黄玉宽、李国华因与被申请人准格尔旗大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诚房地产公司）、原审第三人杨永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内06民终790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做出（2017）内民申39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玉宽、李国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霞、布仁其其格，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蓉，原审第三人杨永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玉宽、李国华申请再审称，一、一审、二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首先，一、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和第三人杨永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再审申请人和第三人之间从未签署过任何委托代理合同，且从未向第三人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再审申请人委托第三人与大诚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关于合作开发开源城市场的协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再审申请人是委托人，第三人是代理人，那么该协议应当以再审申请人为主体，并以再审申请人的名义签订。但是，本案签订协议的主体是第三人而非再审申请人，很明显与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符。并且，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时仅依据证人刘某的证言和第三人自己的陈述，明显证据不足，因证人刘某是第三人杨永昌的外甥，也是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四林的女婿，与本案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证人刘某不具备作证资格，且其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况且，大诚房地产公司原审答辩意见认为是再审申请人代第三人交付投资款，即第三人是委托人而再审申请人是代理人，与证人和第三人的陈述完全相反。所以，一审、二审判决对该基本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且证据不足。由此，一审、二审将本案争议案由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亦明显错误。再审申请人基于向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交付了200万元土地转让款但未得到土地而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并未诉请杨永昌承担法律责任，是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将杨永昌追加为第三人，事实上本案系再审申请人与大诚房地产公司之间关于土地转让款产生的纠纷，与第三人杨永昌毫无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不是由委托代理关系而引发的委托代理纠纷。再审申请人认为，如果依大诚房地产公司的答辩意见，在大诚房地产公司与再审申请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土地转让合同，不存在土地转让交易事实，那么大诚房地产公司收取再审申请人的200万元土地转让金很明显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需向再审申请人返还，并支付利息。如果大诚房地产公司收到的200万元是第三人杨永昌的投资款，那么大诚房地产公司应当�杨永昌出具投资款收据，而不是向再审申请人出具土地转让款收据，且大诚房地产公司与杨永昌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并不涉及到任何关于土地转让的内容。因此，大诚房地产公司收取再审申请人的200万元土地转让款与杨永昌及合作协议均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其次，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200万元土地转让款与另案中的300万元借款系同一笔款的基本事实错误且证据不足。再审申请人另案主张的300万元借款的被告是内蒙古沙屹堵开发区光明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和杨永昌，且经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调解后达成的调解书约定由内蒙古沙屹堵开发区光明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借款本息的还款责任，由杨永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主体与本案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即便第三人杨永昌自愿替大诚房地产公司履行返还200万元土地转让款的债务也�于债务转移，依据法律规定必须征得再审申请人的同意，否则，不能对再审申请人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是同一笔款或存在包含关系。虽然被申请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另案案卷材料中出现了本案所涉200万元土地转让款收据及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材料是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更没有证据证明该材料是再审申请人为了证明300万元借款的来源而提供的。从再审申请人在二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和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内容显示，再审申请人在300万元借贷案件中只提供了借条，并将借条原件向法庭出示和提交，并没有提交本案争议的200万元土地转让款收据和银行转账回单，且该材料的原件仍然在再审申请人手中，并未向法院提交，一、二审法院认定该材料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事实完全错误和证据不足。另外，一审判决书第八页第八行中对大诚房地产公司的第五组证据（即樊某和刘某的证人证言）认定为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也是明显错误的。前面已经说过刘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不再赘述。樊某在作证时称其在300万元借贷案件中系杨永昌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审，但是庭审笔录和调解书中却并未出现樊某，且其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对”案卷中存在的200万元土地转让款收据和银行转账回单是谁提供的？”称”记不清楚了”。而一审法院既不核实证人身份，也不仔细审查证人证言的内容，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草率认定了本案争议的200万元土地转让款与另案300万元借款为同一笔款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且证据不足。二、本案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四林与第三人杨永昌之间系亲属关系，双方签�的合作协议及解除协议，以及大诚房地产公司向杨永昌付款的行为均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既然大诚房地产公司明知收取的是再审申请人李国华的钱，且再审申请人从未向大诚房地产公司出具过任何对杨永昌的授权委托书。那么，大诚房地产公司即便退款也应当向李国华本人退还，而不应当向其法定代表人的亲属杨永昌支付。大诚房地产公司在再审申请人不知情且不同意的情况下，向再审申请人以外的第三人杨永昌所支付的任何款项均不能对再审申请人发生法律效力，大诚房地产公司可另案向杨永昌主张权益，而不能主张该款项已向再审申请人支付，当然不能对抗再审申请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再审申请人与大诚房地产公司就返还土地转让款的争议与大诚房地产公司和杨永昌之间的合作协议，以及再审申请人与杨永昌之间的众多经济�来均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各自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相互独立，一、二审判决将其混为一谈明显错误，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5）准民初字第3576号民事判决书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6民终79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大诚房地产公司辩称，不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一、本案中证人证言、第三人陈述具有证明力，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刘某虽然与大诚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亲戚关系，但是同样与李国华具有亲戚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做证人。证人樊某，作为参与案件调解的代理人，知道案情，且依我方申请，经法院传唤，具有证人资格，其证人证言具有证明力。第三人杨永昌，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其陈述当然具有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证人证言并不是孤证，而是与当事人杨永昌陈述、证人樊某的证人证言、我方依法申请调取的庭审笔录以及李国华庭审自认相结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我方陈述的上述事实的。二、李国华与大诚房地产公司不存在土地交易的事实或者合同。庭审中李国华不知购买土地的位置、面积，且时隔七八年，李国华均未向大诚房地产公司主张土地或者索要任何金额，李国华系受杨永昌指示向大诚房地产公司转账200万元，李国华在开庭过程中亦向法庭出示《关于合作开发�源城市场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为大诚房地产公司与杨永昌，再审申请人能够持有该协议，恰好能说明李国华是通过杨永昌向大诚房地产公司投资的。再审申请人在诉状中诉称经刘某介绍达成土地转让交易，但是在庭上证人刘某对此根本不认可，陈述系再审申请人与杨永昌形成协议，向大诚房地产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三、涉案的200万元性质系再审申请人受杨永昌指示支付的投资款。大诚房地产公司有理由相信李国华转账200万元系受杨永昌委托支付的投资款，且该200万元及补偿共计600万元，大诚房地产公司均实际支付给杨永昌。杨永昌为合同的相对方，大诚房地产公司无义务支付给再审申请人任何款项。四、本案的200万元系李国华在（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案件中向杨永昌主张的300万元借款的来源、支付凭证，在本案中再次主张，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李国华陈述其在（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案件中向杨永昌主张的300万元借款与向大诚房地产公司转账的200万元无关，但是在该案中李国华向法院出示借据的同时出示了向大诚房地产公司转账200万元的银行凭据及大诚房地产公司的收据，其意图在证明借款合同及借款给付的事实，符合法律逻辑和庭审实践，因此本案再向大诚房地产公司主张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现在李国华据以起诉大诚房地产公司给付200万元的银行给付凭证以及收据已经在（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案件中作为300万元借款组成部分的证据提供过，因为当初法院未将原件收回，才导致李国华再次起诉。虽然李国华不承认在（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案件中出现的本案200万元支付凭证及收据是其提供的，但是该证据只有李国华持有，根据经验法则以及我们申请调取案卷中该证据的来源，直接可以证明李国华已经就这200万元向杨永昌主张过。另一方面，李国华陈述（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案件中，杨永昌对其存在借款，双方有大额经济往来，但是其主张的房租杨永昌均已经向其支付，其所谓的其他向杨永昌支付的凭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均能证明杨永昌不欠再审申请人其他借款，反而是再审申请人未提供其向杨永昌购买房屋的对价。（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案件中的300万元借款应当是包括本案的200万元，否则该300万元借款事实不可能成立。五、无土地转让的事实或者合同，因此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就算存在，解除权已经消灭。六、大诚房地产公司无义务支付利息或者赔偿损失，不存在违约情况。七、再审申请人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八、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大诚房地产公司与第三人杨永昌签订投资协议，而投资款系李国华受第三人杨永昌委托支付的，李国华�大诚房地产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本案中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大诚房地产公司与第三人杨永昌系投资合作合伙法律关系，双方已经就合伙及退伙事宜达成协议，双方法律关系终止；二是第三人杨永昌与李国华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李国华受第三人杨永昌委托向大诚房地产公司打款200万元的行为，经双方结算，形成的法律关系已经转为借贷，根据证人刘某、樊某以及第三人杨永昌当庭陈述，就该200万元以及其他经济往来，杨永昌与李国华进行总结算，杨永昌向再审申请人出具300万元借条。该借款已经经过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审理。
原审第三人杨永昌述称，李国华、黄玉宽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理由如下：一、李国华与大诚房地产公司无土地转让合同关系。李国华与杨永昌是姑舅关系，本案的200万元是李国华和杨永昌合伙投资，投资的具体方式是杨永昌与大诚房地产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本案的200万元是李国华受杨永昌的通知支付的投资款。二、李国华诉请的200万元系以杨永昌名义与大诚房地产公司合作的投资款。杨永昌和李国华合伙，以杨永昌的名义与大诚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因为后期需要继续投资，李国华和杨永昌都没有钱再投资了，所以杨永昌和大诚房地产公司终止合作，大诚房地产公司将李国华受杨永昌的通知支付的200万元投资款退还给杨永昌并补偿了400万元，共计600万元款项杨永昌都收到了。三、涉案的200万元已经经过法院调处。因为李国华受杨永昌的通知支付的200万元，后来李国华找杨永昌要钱，经杨永昌与李国华结算，杨永昌给了李国华140万元，杨永昌给李国华打下300万元的借条。这300万元，李国华在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起诉过杨永昌，起诉开庭时候李国华拿出了�案这200万元的打款单，这200万元就是借条300万元的组成部分。李国华在起诉杨永昌300万元民间借贷的时候向法院提供了这200万元的打款凭条，法院案卷里也有。
李国华、黄玉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诚房地产公司退还李国华、黄玉宽土地转让金200万元；2、判令大诚房地产公司支付占用李国华、黄玉宽土地转让款利息按照银行贷款利息从占用土地转让金之日起计算至退还土地转让款之日止；3、由大诚房地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6月12日，第三人杨永昌与大诚房地产公司签订《关于合作开发开源城市场的协议》，2007年6月1日，李国华、黄玉宽向大诚房地产公司账户打款200万元，2007年6月6日，李国华委托刘某为其代办200万元投资款收据事宜。2012年9月27日，第三人杨永昌与被告大诚房地产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因政府�审批，故终止《关于合作开发开源城市场的协议》，大诚房地产公司将200万元投资款及收益400万元，共计600万元支付第三人杨永昌。2013年4月20日，第三人杨永昌给李国华出具300万元《借条》一支。2014年11月6日，李国华向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上述借款，经法院调解并做出（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第三人杨永昌分期给付李国华借款260万元。现该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国华、黄玉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原告已预交22800元），由原告李国华、黄玉宽负担。
李国华、黄玉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5）准民初字第357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国华与原审第三人杨永昌和证人刘某均是亲戚关系，经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可以证明原审第三人杨永昌与大诚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关于合作开发开源城市场的协议》，李国华、黄玉宽与大诚房地产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李国华、黄玉宽是通过原审第三人杨永昌给大诚房地产公司账户汇款200万元，证人刘某受李国华的委托到大诚房地产公司办理了收据事宜，所以李国华、黄玉宽与大诚房地产公司之间不存在土地转让的事实，李国华、黄玉宽是通过原审第三人杨永昌投资了200万元，李国华、黄玉宽与原审第三人杨永昌之间的投资纠纷与大诚房地产公司无关，李国华、黄玉宽向大诚房地产公司主张返还土地转让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国华、黄玉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李国华、黄玉宽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再审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应当由再审申请人举证证明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成立并生效，但再审申请人未提交关于合同成立及生效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应当由再审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于证人刘某的证言能否采信的问题。刘某虽然与杨永昌及被申请人大诚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亲属关系，但同时刘某与再审申请人李国华亦具有亲属关系，且再审申请人向大诚房地产公司转款后，是由刘某去办理的财务手续，200万元收据的交款人处写的是刘某的名字，刘某作为知道案情的人，且本人出庭作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作证的规定，其证言具备证明力。第三，再审申请人再审称（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民事调解书所涉及的300万元借款，主债务人系内蒙古沙圪堵开发区光明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杨永昌承担的是连带还款责任，但再审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借款来源时称300万元并不是新借款，而是与杨永昌的多次经济�来经结算后形成的，这与其所主张的300万元借款是与内蒙古沙圪堵开发区光明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相矛盾。再审申请人主张（2014）准民初字第2691号民事调解书所涉及的300万元并不包括本案的200万元，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300万元是如何履行的。杨永昌述称该300万元中包括本案的200万元，结合被申请人提交的与杨永昌之间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开源市场的协议》、《协议》、取款单等证据，以及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杨永昌与大诚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李国华向大诚房地产公司转款200万元系杨永昌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大诚房地产公司已经将200万元投资款退还给杨永昌，杨永昌向再审申请人出具了300万元的借款单。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返还20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理由均不能成立。本案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内06民终79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图 雅
审 判 员 张卫平
审 判 员 刘熠杭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刘树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