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6民初6868号
原告：王鹤鸣，男，193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瑛，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国瑛，女，197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魏俊庆（曾用名位俊庆），男，195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静，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王鹤鸣与被告王国瑛、魏俊庆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鲁琳独任审判，于2016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瑛，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王文静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瑛，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王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对两被告就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嘉绿名苑4幢2单元903室两套房屋的赠与；2、两被告腾退杭州市西湖区、嘉绿名苑4幢2单元903室房屋，并配合原告办理前述房屋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告对两被告位于杭州市三台山路160号房屋以及购置杭州市西湖区、嘉绿名苑4幢2单元903室两套房屋的差价款112909元、税费2394.39元的赠与；2、两被告赔偿给原告房屋折价款2018800元（按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单价28000元/平方米计算）或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一套（按2018800元折价款多退少补）；3、两被告返还给原告购房差价款112909元、税费2394.39元；4、两被告赔偿给原告嘉绿名苑3幢1单元601室、嘉绿名苑4幢2单元903室两套房屋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6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原告的女儿、女婿。原告的父亲王英才留有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房屋（以下简称160号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72.1平方米。王英才育有一子一女，即原告与案外人王湘君。王英才过世后，因王湘君放弃继承权，原告成为160号房屋的权利人。2003年，160号房屋被拆迁，当时在册常住户籍人员为被告王国瑛及两被告的女儿魏红敏，其中王国瑛为户主，但两被告及魏红敏一直居住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因王英才、被告王国瑛以及魏红敏均为非农业户口，故实行产权调换安置。因被告王国瑛自幼残疾，为保障其生活及避免其余子女与之发生纠纷，2003年3月28日，原告直接以被告王国瑛的名义与拆迁人杭州环湖绿地动迁建设工程处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就160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进行了约定，并将调产取得的两套房屋，即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以下简称601室房屋）、嘉绿名苑4幢2单元903室房屋（以下简称903室房屋）登记至两被告名下。相关拆迁事宜包括调产房屋的选择均由原告办理和决定，原告还支付了全部购房差价款和税费。此后的十余年，原告一直占有、使用上述两套房屋，其中601室房屋用于自住，903室房屋用于出租。2016年7月中旬，被告王国瑛及其女儿魏红敏来杭，要求原告归还户口本、房屋权证，并于2016年7月17日强行进入两套房屋，任意使用、毁坏原告的财物。原告认为两被告得以通过拆迁安置取得601室房屋和903室房屋的全部权利来源均基于原告的赠与，至少可以认定原告将160号房屋和601室房屋、903室房屋的购房差价款、税费赠与给了两被告。但该赠与的条件系原告及妻子可以使用两套房屋至过世。现被告王国瑛既不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亦不履行赡养义务，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要求判如所请。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第一，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160号房屋系王英才所有，王英才考虑到被告王国瑛残疾的情况，因此将160号房屋赠与被告王国瑛，并将户主变更为王国瑛。根据《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被拆迁人应于2003年3月28日前搬迁完毕，故自2003年3月28日后，160号房屋已移交拆迁人，原告提交的继承权公证书中的继承标的160号房屋已非王英才遗产，公证书存在重大错误，原告无权要求继承。且原告在取得该份继承公证书后亦未实际使用。而根据相关拆迁管理条例，两被告有安置人口资格，该资格以及两被告取得安置房屋并非直接来源于160号房屋本身，而是依据法律规定享有的安置权利，系拆迁人对两被告居住权的一种补偿。原告主张其享有160号房屋的产权无事实依据。关于购房差价以及税费，原告主张该两项费用系对两被告的赠与，即使赠与关系成立，该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已丧失任意撤销权。且原告以两被告不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为由撤销赠与，但事实上，从原告与两被告的实际情况及经济收入来看，原告为机关单位领导职务退休，其享有的退休待遇足以保障其退休后的日常生活，而两被告均为残疾人，全家的生活仅靠被告魏俊庆的微薄收入支撑。两被告接受原告赠与前述款项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任何权利。原告自始至终知道两被告经济困难，从未要求两被告赡养，反倒是原告时常补贴两被告的生活。且案涉安置房屋取得后一直由原告居住使用、收益长达10年，应视为两被告尽了赡养义务。故原告以两被告未尽赡养义务为由要求撤销赠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房屋折价款、返还购房款差价和税费、赔偿装修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601室房屋、903室房屋系两被告基于被拆迁人的特殊身份取得，该两套房屋的市场价值及相应的增值应当属于两被告。原告基于与自身无任何权利关联的房屋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款的诉讼请求无请求权基础，不应支持。被告王国瑛仅委托原告代为办理160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手续，并未委托原告代为装修安置房屋。况且原告实际占有使用案涉两套安置房屋，并出租收益，两被告并未享受任何装修价值。且，原告多年来实际占有案涉两套房屋应支付的使用费及获取的租金收益，已可以折抵购房差价款、税费及装修残值。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公证书、《安置协议书》、《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公证书、《安置协议书》等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因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现两被告对《公证书》的效力持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安置协议书》签订后，160号房屋的物权因征用拆迁补偿已发生变动，相应的拆迁补偿利益亦在《安置协议书》予以处分，原告在《安置协议书》签订后近一个月后办理160号房屋的继承权公证，该公证因丧失继承基础，本院不予认定。2、两被告提交的1997年1月26日王英才的申请文件，文件内容为王英才申请将三台山70号房主转给被告王国瑛，今后土地使用权也归被告王国瑛。虽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文件为复印件，两被告未提交原件，亦无法说明该复印件的来源，且截止1999年3月王英才去世，王英才并未实际办理户主变更手续。故，该份申请文件仅能证明王英才曾申请变更户主为被告王国瑛，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被告王国瑛的事实，但两被告以此证明王英才将160号房屋已实际赠与被告王国瑛，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原告系被告王国瑛的父亲，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于1995年登记结婚，婚后一直居住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并于1996年生育一女名魏红敏。1983年12月8日，被告王国瑛因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迁入杭州市西湖区三台山路70号。1991年4月29日的《集体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户主为王英才、家庭人口含非农业人口9人，用地来源为规划前建造。后王英才作为土地使用者于1991年9月12日取得杭州市双峰村三台山路70号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地号为09-04-286，共有使用权面积为209.1平方米，分摊面积为72.1平方米。1996年6月17日，王英才之妻徐梅萼去世。1999年3月19日，王英才去世。2002年6月13日，原告的户口由杭州市西湖区迁至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西区20幢2单元102室。2002年，”西湖西进”拆迁红线范围内住房登记表载明，双峰村三台山路160号、地号09-04-286的户主为被告王国瑛，在册人口为被告王国瑛及其女魏红敏，均为居民户口，魏红敏系独生子女。
2003年3月28日，原告代被告王国瑛（乙方）与杭州环湖绿地动迁建设工程处（甲方）签订《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房屋坐落三台山路160号，常住在册户口人数3+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人）。乙方房屋及附属物等按杭政发（2000）115号文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评估，合计补偿费为24401.88元。乙方须在2003年3月28日前搬迁完毕，将上述房屋和附属设施交甲方处理。按照规定甲方对乙方实行换产安置。乙方应安置建筑面积为106.1平方米，乙方按重置价进行结算的面积为82.1平方米，金额为70606元，按成本价进行结算的面积为24平方米，金额为33360元，待正式安置时，按实际安置面积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安置地点，古荡嘉绿苑。协议另对拆迁过渡、其他费用等做了约定。
2003年4月2日，被告王国瑛作为委托人，原告作为受托人于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办理公证委托，内容为：”坐落在杭州市是我祖父王英才的房产，近期国家拆迁并给予补偿安置，我是上述房产的补偿安置对象。因我身体有病，不能亲自前往杭州办理有关手续，现全权委托我父亲代我办理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宜。委托期限：至上述房产有关手续办完为止。”同日，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03）石国证民字第183号公证书。
2003年4月23日，原告与案外人王湘君作为继承人前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证处申请继承权公证。2003年4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出具（2003）浙杭西证字第489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王英才所有的位于杭州市，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地号为09-04-286，属于被继承人王英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分摊面积为72.1平方米的农村私房应由其子女王鹤鸣、王湘君二人共同继承。
2005年4月7日，原告代被告王国瑛与拆迁人签订《回迁安置调产资金结算协议》，拆迁人安置被告王国瑛的房屋为601室房屋，建筑面积65.25㎡，以及903室房屋，建筑面积为50.58㎡。经资金结算，安置房房价为143272元，旧房补偿费抵扣30363元后，王国瑛需再交付资金112909元。《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载明安置人口为：王国瑛、位俊庆、魏红敏三人，原房屋去向为拆除。2006年2月5日，杭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601室房屋、903室房屋为两被告共同共有。补交房款112909元及办理两套房屋相关权属证书的税费合计2394.39元均由原告支出。自2006年起，原告占有、使用、收益该两套房屋直至2016年7月，期间的物业费、水电费亦由原告支出。2016年7月，因被告王国瑛来到杭州且双方因601室房屋及903室房屋的权属问题发生争议，原告从601室房屋搬离，后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两被告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赠与标的物为160号房屋、补交的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及税费以及案涉安置房屋的装修价值。
一、160号房屋的赠与问题。原告主张160号房屋系其父王英才的遗产，其依据公证书以继承方式获得160号房屋的所有权，并在案涉拆迁安置过程中将该房屋赠与两被告。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两被告之间就160号房屋存在赠与合同关系，其应就该赠与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称两被告取得601室房屋及903室房屋系基于原告的赠与行为。但《安置协议书》明确载明安置人口为两被告及案外人魏红敏，两被告获得601室房屋、901室房屋系其作为安置人口享有的安置权利，该权利的取得与原告是否赠与160号房屋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且601室房屋、903室房屋亦非两被告接受赠与所得。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160号房屋存在赠与合意，两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亦不予认可，故原告要求撤销160号房屋的赠与并要求两被告赔偿房屋折价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房屋购置差价款及税费。根据《安置协议书》的约定，两被告为获得601室房屋、903室房屋应补交房款112909元及税费2394.39元，现双方对该款由原告实际交纳均无异议，对该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如前所述，原告主张其将该款项赠与两被告，其应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合意。但原告提交的收据等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交纳款项的事实，无法证明原告向两被告作出赠与款项的意思表示，两被告亦接受赠与的事实，而两被告亦不予认可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撤销对房屋购置差价款112909元及税费2394.39元的赠与，并要求两被告返还前述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装饰装修价值。如前所述，原告称其出资对601室房屋及903室房屋进行装修系将装修价值赠与两被告，其应举证证明其已将装修房屋事宜告知两被告并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两被告表示接受。601室房屋、903室房屋系由原告出资装修，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告知两被告装修房屋的事实并将该出资或装修价值赠与两被告，两被告亦对该赠与不予认可。且原告出资对601室房屋、903室房屋装修后的十余年时间内将两套房屋用于其自住及出租收益，不排除原告系为其自身居住需要进行装修的可能。现原告以赠与合同为由要求两被告赔偿装修残值损失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鹤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2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0200元，由王鹤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鲁 琳
人民陪审员 朱湘江
人民陪审员 楼 宏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