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一终字第015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商璇。
委托代理人王红线。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曼。
委托代理人王红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琼。
委托代理人刘亚丽。
上诉人商璇、赵曼因与被上诉人商琼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陵县人民法院（2013）高民一初字第00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商璇及其与上诉人赵曼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红线、被上诉人商琼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商琼系商璇的堂妹。商琼的父亲商高锁与商璇的父亲商铁锁同为郭二姐的儿子。商高锁生前与郭二姐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2.2亩，商高锁的妻子及女儿未分得责任田。商铁锁生前与妻子、女儿、儿子商璇四人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4.4亩。商高锁于1998年秋天被执行死刑，商铁锁于1998年冬天去世。商高锁的妻子文选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商琼由其姨母文雪婷抚养。1999年3月30日，村组与村民签订土地三十年延包合同时，郭二姐就其户内分得的2.2亩土地与村组签订了编号为9960407030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郭二姐于2000年去世后，村组于2001年决定将该2.2亩土地交由商铁锁的妻子何竹梅管理并领取粮食补贴。2008年，经商琼要求，村委会及乡司法所调解又将该2.2亩土地交由商琼本人耕种，粮食补贴由商琼本人领取，《2011年小麦作物良种补贴面积村级分户统计表》显示商琼也是按2.2亩的标准实际领取了粮食补贴。2013年6月5日，商璇雇佣刘德民的收割机将该2.2亩地里的小麦作物收割。商璇、赵曼在2013年8月13日向原审法院称自己收割商琼小麦属实，并称收割商琼小麦的原因是商琼在2012年曾经收割了自己种的小麦。
2013年7月，商琼诉至法院称：其系皇册村七组村民，在村中尽到了村民义务。其父亲商高锁1998年被执行死刑，母亲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其与奶奶相依为命。2000年其奶奶突然去世，高陵县人民政府2006年给其办了孤儿证。由于上述原因，其被姨母收留抚养。其在村中的2.2亩责任田由商璇代管，其从未吃过一粒粮食。2008年经村组决定，返还了其2.2亩承包责任田，其便一直在此耕种并领取农业补贴。2013年6月5日，商璇、赵曼一行人将其小麦抢割，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商璇、赵曼返还其2.2亩地的小麦共计2000斤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商璇、赵曼辩称：1999年3月30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郭二姐虽为单独一户但实际与其家一起生活，土地承包合同也加盖了商铁锁的印章。商琼当时不具备承包土地的资格。其作为商铁锁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合法有效。故其收割的是自己地里的小麦，与商琼无关。请求：驳回商琼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商璇、赵曼在2013年8月13日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中已经认可自己收割商琼小麦属实，并称收割商琼小麦的原因是商琼曾经收割了自己的小麦，却当庭对自己上述陈述内容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商璇、赵曼当庭答辩内容不予采纳。对商璇、赵曼辩称1999年所签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商铁锁签订，土地应该由自己继承并耕种，陕西省高陵县人民法院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家庭而非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特殊的用益物权，不同于继承法上的一般财产权利，其与家庭成员关系密切相连，个别家庭成员尤其是户主的死亡并不能必然导致家庭关系的消灭，承包合同生效后每个家庭成员对承包地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因其他家庭成员的变动而变更。本案中，商琼父亲商高锁生前和郭二姐为一户，共分得2.2亩承包田。皇册村委会2013年7月4日的决定证实1999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延期承包合同，且该份合同明确载明户主为郭二姐，而商璇与父母当时为另外一户，虽然合同最后加盖了商铁锁的印章，但商铁锁在此之前已经去世。现商高锁、郭二姐相继过世，该2.2亩承包地应该由商高锁的其他家庭成员即商琼继续耕种，商璇、赵曼答辩之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商璇、赵曼在2013年将商琼的2.2亩小麦收割并侵占，应依法将收获物返还给商琼。对具体返还数额，因双方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参考国家统计局2013年7月12日发布的《关于2013年夏粮产量数据的公告》中全国2013年每公顷产量4780.8kg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商璇、赵曼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商琼小麦1402.4斤（701.2kg）。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商璇、赵曼承担（由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直接向本院缴纳）。
上诉人商璇、赵曼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土地承包合同上户主是郭二姐，但最后落款是商铁锁，相互矛盾。商琼并无证据证明郭二姐与商高锁系一户。商高锁死于1998年秋天，承包合同签订于1999年3月，承包合同与商高锁无关。商高锁死后，郭二姐一直随其家人生活，2.2亩土地应当由其家人耕种。迫于无奈，村组就这2.2亩土地出了很多决定，前后矛盾，有失严肃。2、2008年4月23日村委会出具的说明记载：“商高锁土地2.2亩，2001年合为一户，户主何竹梅，土地为6.6亩，以上情况属实。”既然合为一户，那就是一户了。原审法院认为商琼与郭二姐、商高锁是一户，但该户两人于1998年先后死亡，商琼直到2006年才迁入本村组，原审认为商琼是郭二姐一户的延续，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不能继承，商琼称应由其继承该2.2亩土地，无法律依据。3、2013年7月4日皇册村形成的处理决定将2.2亩土地确定给商琼继承与法相悖。4、其二姑的证言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时任村组组长商某参与了承包合同的签订，对当时情况熟悉，法院对商某的证明应予采纳。5、商琼向法院提交的种地、浇地、化肥的花费证据缺乏真实性。综上，因本案应待土地权属明确后再做处理较妥，故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商琼答辩称：1、1999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一份续签三十年的合同。在村委会的原始数据中，商高锁与郭二姐是一户，若续签合同未经法定程序变更，则该户的土地承包人仍应是郭二姐和商高锁。商铁锁死于续签合同之前，故承包合同上的盖章显然是他人所为。2、其二姑的证言完全能够证明当时的情况。3、对方证人商某在一审时并未出庭，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商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何况在一审庭审时对方根本就没有出示有关商某的证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商高锁生前与郭二姐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2.2亩。商铁锁生前与其妻子、儿子、女儿四人为一户，户内分得责任田4.4亩。1999年3月30日，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七组与郭二姐签订的三十年土地承包合同系延包合同，发包给郭二姐一户的土地为2.2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可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而非个人承包，商高锁与郭二姐的死亡并不必然导致村组与该户土地承包合同终止，作为该户家庭成员之一的商琼在承包合同期内有权利继续耕种该2.2亩承包地。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可见，只有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村委会对本案所涉土地享有发包权。2013年7月4日，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三委会形成的《关于皇册七组何竹梅（商璇）与商琼责任田及庄基纠纷的处理决定》就本案所涉地块有如下处理意见：“弟商高锁与母郭二姐二人为一户，分得责任田2.2亩（有原承包合同为依据），因两人均已故，因之商高锁之女商琼为继承人。”据此，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村委会不仅认可1999年3月30日其与郭二姐一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而且将发包给郭二姐一户的2.2亩土地确定给商琼耕种，此决定的形成正是高陵县榆楚乡皇册村村委会行使其发包人权利的表现形式之一。综上，本案所涉2.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使用权人是确定的，上诉人称本案应待土地权属明确后再作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商璇、赵曼收割了商琼承包地上的小麦，依法应予返还，但因双方均无确凿证据证明2013年商琼承包地上小麦的实际产量，故原审判决参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2013年夏粮产量数据的公告》判决商璇、赵曼返还商琼小麦1402.4斤（701.2kg）并无不当。据此，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商璇、赵曼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莉莉
审 判 员 刘 琪
代理审判员 马延环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婉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