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04民初6245号
原告宁波培罗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虹麓路6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567011544T。
法定代表人陆信国，原告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信平，浙江李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旭霞，浙江李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建红，女，197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
被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361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30000400000198。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委托代理人谭宇，女，196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系被告公司员工，住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代理人姜炳强，男，198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系被告公司员工，住湖南省桃源县。
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培罗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罗成公司”）诉被告杜建红、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婧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苏萌担任记录。原告培罗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信国、白旭霞，被告杜建红及被告中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宇、姜炳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培罗成诉称：被告中联公司因公司统一着装需要，于2013年3月18日与原告签订《供货合同》（名为供货合同，实为加工定作合同），经中间人被告杜建红向原告定作男女西服、衬衫、裤裙，并由被告杜建红作为中间人负责处理与被告中联公司合同签订、对账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交货义务。2015年10月22日，被告杜建红出具承诺书确认截至2015年10月20�被告中联公司尚欠货款4840646.1元，2015年10月20日后，原告又供货929279元，扣除其期间已付货款2403473.19元，至今尚欠原告3366451.91元未付清。被告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被告应依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支付给原告（考虑到违约付款笔数较多，原告依2015年10月21日起算）。另，被告杜建红于2015年10月22日出具承诺书，对被告中联公司欠付的款项向原告承诺由其支付，自愿加入付款责任承担，故被告杜建红应对上述欠款及违约金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所欠货款3366451.91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暂计至起诉之日256780元，共计3623231.91元（违约金依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自2015年10月21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杜建红辩称：涉案供货合同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其未与原告没有达成买卖合意。
被告中联公司辩称：对原告诉请有异议。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没有签订合同，双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2、2013年3月18日，原告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客观、不真实；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查明：2016年9月6日，原告就其与两被告之间的纠纷起诉至本院。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中联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了编号为“ZLZK20130318”的《供货合同》，该合同系经被告杜建红作为中间人向原告定作制服，并由其负责处理原告与被告中联公司合同签订、对账事宜。合同签订后，因二被告未全额支付货款，故原告因之成诉。庭审过程中，�被告均否认其与原告签订了涉案合同，且表明与原告之间未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供货合同》、《成品送货单》、《付款凭证》、《承诺书》、《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供货合同》的内容包括制服的规格及单价，供方一栏加盖有原告公章，“供方委托代理人”一栏有“杜建红”字样签名，需方一栏加盖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05）”，签订时间标准为“2013年3月18日”。2015年10月22日，被告杜建红向原告出具了《中联重科应收款承诺书》及《中联重科第五批服装下单承诺书》各一份，前一份承诺书主要内容为“中联重科应收款（截止至2015年10月20日）……合计总额为肆佰捌拾肆万零陆佰肆拾陆元壹角整（￥4840646.10元）……以上应收款我本人承诺：自即日起两个月内协助贵司将已开票未到期金额全部收回；未开票未收�金额自即日起三个月内由贵司向中联重科开具税控发票并在三个月内协助贵司收回全部货款。如果未在规定时间内收回全部货款，未收到的全部款项将由我本人承担并支付”；后一份承诺书主要内容为“中联重科第五批服装数量……合计总额为：肆拾陆万柒仟零柒拾柒元整（￥467079元）。此批下单服装我本人承诺：在交货后三个月内（起始日期为贵司发货单日期）由贵司向中联重科开具税控发票并协助贵司收回全部货款；如果未在规定时间内收回全部货款，未收到的全部款项将由我本人承担并支付”，上述两份承诺书均由被告杜建红签名确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中联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原告提交的编号为“ZLZK20130318”的《供货合同》中“供方委托代理人”处杜建红署名字迹的同一性、“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05）”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就此分别出具了“湘警职院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27-1号”、“湘警职院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2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编号为“ZLZK20130318”的《供货合同》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05）”的印章印文并不出自被告中联公司的（05）号合同专用章，《供货合同》中“供方委托代理人”处“杜建红”署名字迹亦非被告杜建红本人所写。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表示“被告中联公司在诉讼期间向原告支付了138240元”，故将第1项诉讼请求，即“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所欠货款336451.91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暂计至起诉之日256780元，共计3623231.91元（违约金依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自2015年10月21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中的欠款数额变更为3228211.91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提交并经庭审举证，本院审查认定的《中联重科应收款承诺书》、《中联重科第五批服装下单承诺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结合原告与两被告的诉辩主张及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原告与被告中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二、本案中被告杜建红应否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
一、原告与被告中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各方均应秉承诚信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虽主张其与被告中联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了编号为“ZLZK20130318”的《供货合同》，但被告中联公司予以否认；对此，本院注意到，庭审过程中，对于涉案合同是如何达成，原告仅能表述“我方在涉案合同签订过程中仅与杜建红进行联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在涉案合同上签章，我公司无人在场，无人见证”；且《供货合同》中载明被告杜建红系供方即培罗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而原告在庭审中却又表示其与被告杜建红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所提交之证明与其主张存在自相矛盾，且不能自圆其说，该《供货合同》的证明效力存在明显瑕疵。同时，经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供货合同》中需方一栏所盖之“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05）”并非被告中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供货合同》中“供方委托代理人”处“杜建红”署名字样亦非被告杜建红本人书写。故本院不予�信该份证明材料。
对于原告与被告中联公司是否存在事实上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除上述《供货合同》外，原告还提交了《成品送货单》、《付款凭证》、《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意图证明原告向被告中联公司交付了特定制服产品，被告中联公司支付原告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事实上买卖关系，但被告中联公司则抗辩“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只与长沙绅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长沙绅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再与原告签订供货合同，而被告中联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未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经审查，原告在庭审中确认通知发货人系被告杜建红，而非被告中联公司；其次，《成品送货单》系原告自行制作，其抬头虽存在“收货单位：长沙中联-
办事处”、“收货单位：长沙中联-
海外”等内容，但该《成品送货单》上的签收人身份无法核实，且所有送货单上均未有被告中联公司签章确认，原告据此主张被告中联公司签收了涉案制服产品，显然理据不足。再次，原告亦未能就《付款凭证》、《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予以充分有力地论证。最后，按照原告所主张的涉案合同系2013年3月18日达成，约定的交货时间为接到甲方通知后35天内完成交货，而原告提交的《成品送货单》、《付款凭证》、《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日期基本为2015至2016年间，令人费解的是原告不但未依约定期限，而且系于两年后才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交易惯例，有悖常理。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条予以实现其证明目的，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中联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被告杜建红应否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
本案中，原告亦要求被告杜建红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并提交《承诺书》两份，拟证明被告杜建红应承担共同支付货款的责任。经核对，两份《承诺书》所载之欠款数额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所载货款总额及原告所称已收货款金额不相符，相差较大，且本院注意到《中联重科应收款承诺书》中的欠款总额系截止至“2015年10月20日”，而原告所提交之送货单显示其发货时间段系“2015年12月5日至2016年1月20日”，在时间关系上存在错乱，原告亦难以自圆其说。被告杜建红虽认可该承诺书系其本人出具，但亦有“我方与原告合作10多年，付款也是滚动支付，承诺书是我公司长沙绅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特定服装结算协议出具的。2份承诺书均涉及我本人的利益，2份承诺书上的数字不是客观真实的”之表述，�陈述与原告在庭审中“承诺书中的单价与第五批货物的单价不一致”之发言相印证，故本院认为两份《承诺书》的证明效力存在重大瑕疵。结合本院对原告与被告中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论述，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如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不利之后果，本案中，原告的涉案诉求显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培罗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5786元减半收取17893元，保全�5000元，鉴定费25193元，合计48086元，由原告宁波培罗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婧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