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提字第3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苏鸿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法定代表人：卫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荣，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季阳，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
法定代表人：滕新强，镇长。
委托代理人：赵磊，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华洲，男，195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工作人员，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原审第三人：石午江。
再审申请人江苏鸿基科技有限公司（原江苏东大特种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鸿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人民政府（原文登市大水泊镇人民政府，简称大水泊镇政府）、原审第三人石午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威商终字第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3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鸿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荣，被申请人大水泊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磊、于华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石午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7年12月12日，一审原告江苏东大特种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公司）起诉到山东省文登市人民法院称，2002年1月19日，其与文登市恒利桩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桩工公司）签订打桩机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恒利桩工公司按东大公司要求为东大公司生产打桩机一台，价款1403500元。东大公司于2002年1月21日、2002年4月11日两次共向恒利桩工公司支付预付款60万元。2002年9月3日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约定东大公司不提货，委托恒利桩工公司将该设备转让，如恒利桩工公司找到买主后，双方与所需单位共同协商转让该设备一事，并制定付款方案。后设备转让一事未实现，恒利桩工公司亦未交付设备或返还预付款。恒利桩工公司财产已为大水泊镇政府接受，大水泊镇政府应对恒利桩工公司之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请求判令其支付预付款60万元。
大水泊镇政府辩称其将恒利桩工公司出租给文登市恒利工程技术研究所（简称恒利研究所）经营管理，东大公司起诉之债务发生在恒利研究所对恒利桩工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期间，应由恒利研究所承担责任，因恒利研究所工商营业执照已被工商局注销，申请追加恒利研究所的开办人石午江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另外，东大公司所诉之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石午江书面答辩称，设备造完后，东大公司派人验收，全部合格，东大公司迟迟不提货，一拖再拖了半年多，也给其工厂造成了巨大损失。2005年12月份，东大公司委托莱阳市刘仁柱经理处理本次纠纷，恒利研究所已按与刘仁柱达成的协议支付了30万元，双方再无纠纷，故不同意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
山东省文登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恒利桩工公司系由法人股东文登市恒利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恒利机械公司）以房屋建筑物、机械设备出资50万元及自然人股东刘启刚等5人出资2.7万元于1996年10月成立的有限公司。恒利机械公司的主管部门和开办单位为大水泊镇政府。恒利研究所是石午江出资28万元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00年3月15日，大水泊镇政府、恒利桩工公司及恒利研究所三方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据此合同，恒利研究所于2000年4月1日起对恒利桩工公司进行生产经营。2004年4月，大水泊镇政府、恒利研究所、威海市海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公司）三方签订解除租赁经营及转让企业合同，据此合同，大水泊镇政府解除了恒利研究所对恒利桩工公司的经营权；同时大水泊镇政府将恒利桩工公司所有的土地、房屋及机械设备等全部财产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海泰公司。恒利桩工公司和恒利研究所分别于2004年11月18日和2004年11月9日被文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注销营业执照。
2002年1月19日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签订打桩机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恒利桩工公司按东大公司要求为东大公司生产打桩机一台，价款1403500元。东大公司于2002年1月21日、2002年4月11日两次共向恒利桩工公司支付预付款60万元。2002年9月3日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约定东大公司不提货，委托恒利桩工公司将该设备转让，如恒利桩工公司找到买主后，双方与所需单位共同协商转让该设备一事，并制定付款方案。后设备转让一事未实现，恒利桩工公司亦未交付设备或返还预付款，为此东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大水泊镇政府称已委托恒利研究所原负责人张巍（系法定代表人石午江之女婿）与东大公司授权委托处理此次纠纷的刘仁柱经理达成了和解协议书并已履行完毕，不再欠东大公司货款。《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刘仁柱经理乙方：张巍经理有关东大公司全权委托莱阳刘仁柱经理催要张巍设备预付款人民币陆拾万元一事，由于东大公司自身原因，未按以前所签合同提货，也负有一定责任。经协商同意双方各承担一半费用。即：张巍经理于2006年6月30日以前退还设备预付款人民币叁拾万元，做为此事终结。此日期以前所有合同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作废……2005年12月8日”。张巍于2005年12月13日、15日分两次将30万元付给了刘仁柱，刘仁柱出具了收据。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东大公司与作为独立法人的恒利桩工公司签订打桩机买卖合同，该合同名为买卖合同，但合同内容是恒利桩工公司按照东大公司的要求制作，应属承揽合同。东大公司按约定向恒利桩工公司支付了预付款60万元，后双方又达成协议，约定东大公司不提货，委托恒利桩工公司将设备转让。对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合同予以确认。关于大水泊镇政府辩称的应由恒利研究所承担责任，因恒利研究所系石午江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在恒利研究所营业执照被注销的情形下，恒利研究所的债权债务应由石午江负责。但该租赁经营合同系大水泊镇政府与恒利桩工公司及恒利研究所三方签订，大水泊镇政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买卖合同时东大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故东大公司系善意第三人，该租赁经营合同无法对抗东大公司。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关于转让标的物补充合同未约定具体履行期限，双方均可随时要求对方履行，东大公司的诉讼时效应从主张履行之日起计算，故其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对大水泊镇政府关于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关于转让标的物一事未成功实现，东大公司作为设备的定作方应该按合同约定提取标的物，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东大公司放弃了提取标的物的权利，并授权刘仁柱与恒利研究所原法定代表人张巍达成了和解协议书，债务已按约定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故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2011年12月6日，山东省文登市人民法院作出（2007）文高民二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东大公司负担。
东大公司不服，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严重超过审理期限，且追加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东大公司就60万元预付款已与张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错误。2005年12月17日东大公司书面通知张巍取消对刘仁柱的委托，另行委托公司员工徐冬生多人办理催款事宜，直至2007年起诉。东大公司员工多人与张巍磋商过程中，张巍从未提及与刘仁柱就60万元付款事宜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东大公司原审中就该书证真实性不予认可，协议书签名无法确认系刘仁柱本人书写，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形成于2005年12月8日，但该时间有明显涂改痕迹，按举证规则，大水泊镇政府应就该证据的真实性提供补充证据，在其未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明显不当；2、退一步讲，即使刘仁柱与张巍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的，张巍未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存在严重过失，刘仁柱的代理行为无效。东大公司没有特别授权刘仁柱进行和解，更没有授权其放弃30万元预付款，也未授权其接收预付款，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该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3、本案不存在恒利研究所于2000年4月1日对恒利桩工公司进行租赁生产经营的事实。根据原审认定的2000年3月15日大水泊镇政府、恒利桩工公司、恒利研究所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合同标题为“工厂转让合同”，合同相对方是甲乙，并无大水泊镇政府，且合同显示的甲方是“山东省文登市恒利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利集团公司），并非本案的恒利桩工公司，同时东大公司在一审法院获得的“工厂转让合同”并无大水泊镇政府的印章，所谓2004年4月大水泊镇政府、恒利研究所、海泰公司合同书上的恒利研究所印章与上述“工厂转让合同”上的印章明显不一致，显然两份合同是不真实的。恒利研究所工商档案显示，其成立的时间是2004年11月9日，根据此日期，上述合同签订时恒利研究所尚未成立，因此，大水泊镇政府提供的是虚假证据。综上，大水泊镇政府将恒利桩工公司的全部财产接收，且原审判决亦认定其将恒利桩工公司所有的土地、房屋及机械设备等全部财产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海泰公司，其作为给付义务主体理应返还东大公司60万元预付款。
大水泊镇政府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石午江系恒利研究所负责人，清楚合同的履行情况，本案处理结果与石午江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为查明事实，追加其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二、原审认定事实正确。1、2002年1月19日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签订的合同，能够证实恒利桩工公司为东大公司加工定作的打桩机价款为1403500元。合同生效后，恒利桩工公司依约组织生产，但东大公司违约拒不按合同约定提货，恒利桩工公司有权要求东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款项，并赔偿损失。东大公司无视自己的违约行为，反而要求恒利桩工公司返还预付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2002年9月3日，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达成协议，约定东大公司委托恒利桩工公司转让设备，在前期的承揽合同关系之后，双方又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转让一事一直未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东大公司承担，东大公司无权要求返还预付款；3、2005年12月，东大公司采取非正常手段强行索要设备预付款。2005年12月8日，张巍与刘仁柱签订协议，协议签订后张巍于2005年12月13日、12月15日支付了30万元，刘仁柱出具了收条。因刘仁柱向张巍索要设备预付款时持有东大公司签字盖章的委托书，并载明东大公司全权委托刘仁柱索要设备预付款，张巍完全有理由相信刘仁柱具有代理权，有权接收款项，其代理行为合法有效。东大公司对协议书上刘仁柱的签名的真实性及30万元收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应承担举证责任。协议书一式两份，东大公司对协议书有异议，应提供其持有的一份，其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恒利桩工公司系恒利机械公司与其他股东共同成立的公司，恒利桩工公司隶属于恒利集团公司。大水泊镇政府系恒利机械公司的开办单位和主管部门，在“工厂转让合同”中，大水泊镇政府作为恒利机械公司的主管部门，也在合同上盖章，因此原审认定该合同是恒利桩工公司及恒利研究所、大水泊镇政府三方签订并无不妥。恒利研究所在租赁经营期间以恒利桩工公司的名义与东大公司签订承揽合同只是基于恒利研究所租赁经营恒利桩工公司这一事实。通过东大公司原审提交的两份电汇凭证，收款人分别是恒利研究所和恒利桩工公司，也说明东大公司将恒利研究所和恒利桩工公司作为同一个合同履行主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石午江辩称，1、本案是东大公司“特种思维”所造成。涉案施工设备按建筑业的行业惯例，厚度设计不是850mm就是650mm，东大公司独出心裁要求一套700mm的施工设备，不能购买上海的现货，需要找工厂特制，当找到恒利桩工公司时，石午江再三告诫东大公司不要制造非标准的尺寸，但东大公司坚持，设备赶制出来后，担心成为事实；2、案件被拖延五年完全是东大公司拒不承认事实造成的。开始对全权委托书传真件不认可，当时当事人在国外，需要找到原件毕竟几经周折，当石午江提供原件后，东大公司又罗列一系列取消委托的事实，现又上诉对协议真实性不认可，无疑是在拖延时间；3、和解协议是在张巍被人带走，车辆被扣押，特别是刘仁柱以其妻、子相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交款后才取回了车辆，东大公司指责张巍存在严重过失显然与事实不符；4、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东大公司对协议书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承担举证责任。对于签订协议的事实，法院可以向海阳市公安局张建中局长调查。综上，要求东大公司立即取走设备，并支付保管费及返还强行索取的30万元。
二审中，东大公司主张恒利桩工公司于2003年将涉案设备出售给青岛深基加固工程有限公司，并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该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东大公司对其主张应当提交证据，其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故对此不予准许。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恒利机械公司系由隶属于大水泊镇政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山东省文登市二轻机械厂与王凤良等49名自然人出资于1996年9月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恒利桩工公司是由恒利机械公司与刘启刚等5名自然人于1996年10月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12月8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恒利集团公司系于1996年11月以恒利机械公司为核心层，以恒利桩工公司、文登市恒利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文登市恒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紧密层组建的集团公司，恒利机械公司变更为恒利集团公司。恒利研究所是石午江出资28万元于1997年7月21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04年11月9日被注销。
2000年3月15日，恒利集团公司（甲方）与恒利研究所（乙方）签订“工厂租赁合同”，约定恒利研究所以向甲方缴纳租赁费的形式，对甲方所属的独立法人恒利桩工公司实行租赁经营，同时约定，该合同由甲方负责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盖章认可，经合同有关各方盖章后正式生效。甲、乙方及作为甲方主管部门的大水泊镇政府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2004年4月，大水泊镇政府、恒利研究所、海泰公司三方签订合同约定，大水泊镇政府将恒利桩工公司的房屋、土地及设备设施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泰公司，大水泊镇政府代表恒利集团公司及恒利研究所均同意解除2000年3月15日恒利集团公司与恒利研究所签订的“工厂租赁合同”。
2002年1月19日，在恒利研究所租赁经营恒利桩工公司期间，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恒利桩工公司按东大公司要求为东大公司生产打桩机一台，价款1403500元。东大公司于2002年1月21日、2002年4月11日两次共向恒利桩工公司支付预付款60万元。2002年9月3日双方签订备忘录，约定设备已于2002年3月20日通过验收，由于市场原因，东大公司暂不能提货，经双方协商，东大公司委托恒利桩工公司将该设备转让，如恒利桩工公司找到买主后，双方与所需单位共同协商转让该设备一事，并制定付款方案。2007年12月12日，东大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大水泊镇政府返还预付款60万元。
大水泊镇政府辩称双方预付款纠纷已处理完毕，并提供：1、2005年12月8日东大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一份，内容是：“本公司今全权委托刘仁柱经理催要张巍欠本公司的设备预付款，共计人民币60万元整。收款人：江苏东大特种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银行：建行珠江路分理处。账号：32×××85”，该委托书由东大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2、张巍与刘仁柱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刘仁柱经理乙方：张巍经理有关东大公司全权委托莱阳刘仁柱经理催要张巍设备预付款人民币陆拾万元一事，由于东大公司自身原因，未按以前所签合同提货，也负有一定责任。经协商同意双方各承担一半费用。即：张巍经理于2006年6月30日以前退还设备预付款人民币叁拾万元，做为此事终结。此日期以前所有合同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作废……2005年12月8日”；3、刘仁柱出具的收据，证实张巍于2005年12月13日、15日分两次将30万元付给了刘仁柱。
经质证，东大公司对委托书及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东大公司已于2005年12月19日向张巍发电报，取消了刘仁柱的代理权，且其委托刘仁柱催要货款60万元，刘仁柱处分了30万元货款，超出了授权范围，刘仁柱的代理行为应为无效。对和解协议书中刘仁柱的签字没有异议，但主张该协议签订的时间应为2006年2月8日，协议书落款时间有涂改痕迹，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目前刘仁柱的下落，双方均称不清楚，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东大公司未能提供刘仁柱到庭质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一、原审审判程序有无违法之处，是否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二、东大公司要求大水泊镇政府返还60万元预付款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承揽合同虽发生在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之间，但从大水泊镇政府提交的2000年3月15日恒利集团公司与恒利研究所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及2004年4月大水泊镇政府、恒利研究所、海泰公司三方签订的解除租赁经营及转让企业合同看，本案承揽业务是发生在恒利研究所对恒利桩工公司租赁经营期间，恒利研究所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恒利研究所系个人独资企业现已被注销，原审法院依法通知其开办人石午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妥。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决定是否追加第三人，程序并无违法之处，对东大公司关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其次，对于东大公司索要预付款的主张是否成立。一方面，双方签订的合同系恒利桩工公司按东大公司的要求进行生产，原审法院认定为承揽合同并无不当。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2002年9月3日双方形成的备忘录可以确认：东大公司已于2002年3月20日对该设备通过验收，由于市场原因东大公司不提货，委托恒利桩工公司将设备转让，找到下家后三家商谈并制定付款方式。可见，恒利桩工公司在完成承揽业务后，双方间又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东大公司主张恒利桩工公司已将设备出售给青岛深基加固工程有限公司，恒利桩工公司及石午江均不认可，东大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因东大公司并无证据证实恒利桩工公司完成了设备转让事项，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后果由东大公司承担，东大公司作为设备的定作方应当提取货物并向恒利桩工公司支付尚余货款，其要求大水泊镇政府返还预付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即使恒利桩工公司同意返还预付款，东大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出具了委托书，全权委托刘仁柱催要涉案60万元预付款，而刘仁柱接受委托后于2005年12月8日与石午江委托的张巍签订协议，由张巍退还预付款30万元，“作为此事终结”，张巍亦依据协议约定，于2005年12月13日、15日分两次将30万元支付给刘仁柱，刘仁柱亦出具了收据，双方之间的协议已履行完毕，东大公司再要求给付预付款亦无事实依据。东大公司主张其于2005年12月19日书面通知解除对刘仁柱的委托，但此时刘仁柱与张巍达成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东大公司在事后解除委托，不能否认此前其受托人接受委托后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受托人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东大公司主张2005年12月8日刘仁柱与张巍签订的协议时间有涂改存在瑕疵，因刘仁柱系东大公司的代理人，东大公司对其代理人签订的协议提出异议，举证责任在东大公司，其理应提供刘仁柱到庭接受质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东大公司主张应由大水泊镇政府进一步补充证据，于法无据。东大公司全权委托刘仁柱催要涉案60万元，张巍作为石午江的代理人有理由相信刘仁柱的行为系代表东大公司，其与刘仁柱就涉案预付款达成协议并将协议款项交付刘仁柱并无过错，东大公司主张张巍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刘仁柱的代理行为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东大公司要求返还预付款的理由不成立。至于大水泊镇政府是否处置了恒利桩工公司的财产与其请求并无关联，在其诉求的本案债权并不成立的情况下，其要求大水泊镇政府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原审虽存在超审限的问题，但该程序问题并不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2013年1月29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威商终字第3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东大公司负担。
鸿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据以认定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的和解协议书及30万元收据是伪造的。原审庭审中东大公司已就上述书证真实性提出异议，和解协议书上的时间有明显涂改痕迹，该存疑书证，大水泊镇政府应提供补强证据，诸如申请对书证签名真实性、书证形成时间等进行司法鉴定，及提供张巍与付款时间印证的取款记录等证据，原审未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另和解协议书及两张收条中刘仁柱签名书写习惯等有明显差异，且东大公司通知取消刘仁柱委托后，另委托员工多人办理催款事宜，张巍从未提及与刘仁柱就30万元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二、原审判决认为东大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恒利桩工公司将设备卖给青岛深基加固工程有限公司所以要求返还预付款没有依据，但东大公司认为即使不能举证证明设备已转让给青岛公司，但判决已认定大水泊镇政府将恒利桩工公司的房屋、土地及设备设施以200万元转让给海泰公司，即东大公司未受领的设备已处分给海泰公司，因此付款条件也已成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大水泊镇政府辩称，一、恒利桩工公司为鸿基公司定作的打桩机价款为1403500元。合同生效后，恒利桩工公司依约进行了加工，但鸿基公司验收后却违约拒不按合同约定提货，给恒利桩工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恒利桩工公司有权要求鸿基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款项，并赔偿损失。鸿基公司无视自己的违约行为，反而要求大水泊镇政府返还预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2002年9月3日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签署的备忘录，设备已通过验收，东大公司因市场原因不能提货，委托恒利桩工公司转让设备，恒利桩工公司找到买主后，双方与买方共同协商转让设备事宜，并制定付款方案，可见双方后来又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后来设备转让一事一直未实现，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鸿基公司承担，鸿基公司应当承担提货并支付剩余款项的责任，没有理由要求返还预付款；三、原审石午江提供的委托书，能够证明鸿基公司全权委托刘仁柱催要预付款。根据2005年12月8日张巍与刘仁柱签订的协议书，张巍支付了30万元，刘仁柱出具了收条。刘仁柱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鸿基公司委托刘仁柱和张巍达成的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止，鸿基公司无权再要求返还设备款；四、二审庭审中，东大公司明确表示对委托书和刘仁柱出具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和解协议书中刘仁柱的签字也没有异议。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对鸿基公司再审中关于“刘仁柱出具的30万元收据是伪造、和解协议书签名不能确认、和解协议书及两张收条中刘仁柱签名书写习惯有明显差异”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中双方均没有异议的证据应认定其效力。刘仁柱是鸿基公司全权委托的代理人，和解协议书和收款收据均是刘仁柱亲笔签名，如鸿基公司对此提出质疑，应承担举证责任提出反证，因协议书是一式两份，其完全可以提供自己持有的协议书进行比对，一、二审中鸿基公司均没有提供任何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鸿基公司关于涉案设备已转让给海泰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转让给海泰公司的财产中并不包括本案所涉打桩机。2004年4月，大水泊镇政府、恒利研究所和海泰公司三方签订的《合同书》第一条第3款规定“原厂内所属所有设备及设施一并转让给乙方海泰公司，但不包括丙方恒利研究所新添置的设备”，明显不包括涉案设备，海泰公司提供的转让物资明细中也不包括涉案设备。请求驳回鸿基公司的再审请求。
本院再审期间，鸿基公司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05年12月8日刘仁柱与张巍签订的协议书落款日期是否为涂改及协议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1月25日，国务院以（2014）13号文批复对威海市部分行政区域进行调整，2014年2月2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鲁政字（2014）48号文同意撤销文登市，设立威海市文登区，本案当事人文登市大水泊镇人民政府名称变更为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人民政府。
另查明，2008年5月14日，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东大公司的名称由江苏东大特种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东大鸿基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1月23日，又再次变更公司名称为江苏鸿基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再审查明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2002年1月19日东大公司与恒利桩工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恒利桩工公司按合同约定组织生产将设备制作完成，东大公司也于2002年3月20日对该设备进行了验收。根据2002年9月3日双方形成的备忘录，由于市场原因东大公司不提货，委托恒利桩工公司将设备转让，找到下家后，三家公司共同商谈设备转让一事，并制定付款方式。可见，在恒利桩工公司完成承揽业务后、双方之间的合同尚未完全履行前，东大公司又委托恒利桩工公司代为将设备转让。本案诉讼中，东大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恒利桩工公司完成了设备转让事项，该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并非由于可归责于受托人恒利桩工公司的原因，因此，恒利桩工公司不承担设备不能转让的后果。因双方备忘录并没有对委托事务不能完成时应如何处理作出约定，作为设备的定作方，东大公司应当及时提取货物并向恒利桩工公司支付尚余货款，或与恒利桩工公司协商处理设备及合同款项事宜。鸿基公司在恒利桩工公司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将设备制作完成的情况下，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货款并提取货物，本已构成违约，现其直接起诉要求大水泊镇政府返还预付款，既无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刘仁柱与张巍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及刘仁柱出具的收据的真实性问题。本案鸿基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返还设备预付款60万元，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恒利桩工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合同没有依法解除的前提下，鸿基公司要求返还预付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无论刘仁柱是否曾与张巍达成和解协议，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因此，本院对上述和解协议书及收据的真实性不再进行审查，对鸿基公司要求对和解协议书的落款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鸿基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威商终字第32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爱云
审 判 员 刘 敏
代理审判员 王立泽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郭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