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3民初3305号
原告：杭州鸿途睿明旅游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下华光巷58号九层905室。
法定代表人：李思恩，执行董事。
原告：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135号涌金广场6楼A座。
法定代表人：杨松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告：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红石中央大厦14楼1404室。
法定代表人：鲍立，总经理。
原告：绍兴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环城西路438号9-12#。
法定代表人：董学文，执行董事。
原告：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环城西路，中山桥堍南侧汇丰商务写字楼B201室、B202室、B205室、B206室、B207室。
法定代表人：方楚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姚云旺，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上塘路208号朝晖新城3幢1404室。
法定代表人：张健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朝晖，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鸿途睿明旅游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山国旅）、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立喜国旅）、绍兴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海外国旅）、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国旅）为与被告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大众国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俞瑛独任审判，并于2017年6月20日、2017年7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嘉兴国旅法定代表人方楚华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恩、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姚云旺、被告杭州大众国旅法定代表人张健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朝晖到庭参加以上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位原告起诉称，2015年2月2日，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向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发出《关于参加日本专线合作项目组的确认函》，被告在该函件上盖章签字，确认参与北京凯撒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日本静阪专线航班切位”项目，由六家单位共同参与，风险共担、利润共享。2015年3月3日，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浙江中山国旅、浙江立喜国旅、绍兴海外国旅、嘉兴国旅和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六方共同签署《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股份制合作协议》）及《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协议具体操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具体操作备忘录》），明确航班切位机票、地接成本、销售价格以及销售策略。协议签署后，项目组各合伙人均积极销售收客组团参加日本静阪线旅游。2015年3月6日，项目组六合伙人召开销售会议并制定了《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销售会议纪要》，明确启动硬指标销售模式，即剩下余位的平均分配应包销，如未销售，则由其独立承担相应数量的损失。2015年4月9日，项目组各合伙人召开会议并形成《4月9日静阪线工作会议纪要》，明确3月份团队的收客及利润情况，以及一致同意6—10月继续切位静阪线。2015年4月20日，包括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在内的六家单位继续签署《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包销切位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致同意将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自6月延续合作至2015年10月25日，未尽事宜按照原协议约定履行。2015年8月17日，项目组各合伙人召开销售会议并形成《2015年8月17日静阪线销售会议纪要》，明确股东统一结算价，未完成指标的，均按照统一结算价进行即时结算。至2015年10月25日合作项目到期终止时，经项目组统计，原告浙江中山国旅和被告杭州大众国旅两家单位未完成销售指标，2016年2月14日包括被告在内的五家单位代表项目组与原告浙江中山国旅即时进行结算，签署了《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与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确认书》，现已结清。然而，项目组与被告结算，确认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应付项目组包销硬指标团款562911元，并多次催告被告杭州大众国旅支付应付款项，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均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综上，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项目系包括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在内的六家单位合伙项目，系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各方理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合伙协议的有关约定。现原告五家单位均遵守合伙协议及系列销售会议纪要规定，履行了各自的包销硬指标任务，进行了即时结算，承担了未能销售的团款损失。而被告杭州大众国旅迟迟不肯按照包销硬指标销售模式支付未能销售部分的团款，导致项目组至今无法及时分红，严重侵害了五原告的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合伙项目财务账户（开户行北京银行杭州平海支行，户名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账号：20000029685000005471397）支付包销硬指标团款56291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3884元（自2015年10月25日开始，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4.35%计算，暂计算至2016年12月25日，实际应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五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关于参加日本专线合作项目组的确认函》1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确认参与五原告共同组成的“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伙组织”，并已交纳切位押金133333元的事实；
2.《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协议》及《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协议具体操作备忘录》各1份，以证明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伙组织正式成立并达成具体操作备忘录，被告是合伙人之一的事实；
3.《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制合作销售会议纪要》、《4月9日静阪线工作会议纪要》、《2015年8月17日静阪线销售会议纪要》各1份，以证明项目组各合伙人同意启动硬指标销售模式，实行平均分配包销，如未销售，则由包销合伙人承担相应损失的事实；
4.《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包销切位协议补充协议》1份，以证明被告明知硬指标销售模式仍继续同意参与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包销切位项目，将项目组延续合作至2015年10月25日的事实；
5.《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与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确认书》1份，以证明2016年2月14日，被告作为项目组合伙人之一参与项目组与原告浙江中山国旅进行未完成销售指标结算，原告浙江中山国旅亦按照硬指标销售模式承担未销售的损失，再次证明被告同意项目组合伙实行硬指标销售模式的事实；
6.函件（由被告发送给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附律师函、备忘录）1份，以证明2016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合作收客损失为562911元的事实；
7.QQ邮箱截图（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工作人员傅炜婷发送给被告法定代表人）3份，以证明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一直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被告发送账单以及被告第一次庭审时称从未收到过账单的说法不真实；
8.QQ聊天记录[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工作人员黄娟蔓（音译）与原告嘉兴国旅工作人员周亚丽之间]1份、北京银行电子回单2份，以证明原告嘉兴国旅按照协议硬指标要求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
9.QQ聊天记录[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工作人员黄娟蔓（音译）与原告绍兴海外国旅工作人员姒立文之间]1份、北京银行电子回单1份，以证明原告绍兴海外国旅按照协议硬指标要求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对证据1、2无异议，本院予以认证。对证据3有异议，被告杭州大众国旅认为，其只参加了其中2015年3月6日的销售会议，由于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擅自变更销售模式，被告并未同意，故被告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另被告未参加2015年4月9日和2015年8月17日的会议，因此对会议纪要不知情。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被告未在2015年3月6日的会议纪要上签字，但其参加了此次销售会议，对会议的议题、过程及形成的决议内容是清楚的，故2015年3月6日的会议纪要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系，本院予以认证；其余两次会议，被告否认参加，五原告亦未有该方面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证。被告对证据4、5、6无异议，但是认为证据4未提到硬指标销售模式，无法证明被告同意硬指标销售模式；证据5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签约当时，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与被告已经发生纠纷，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并将财务开票渠道由被告改变为原告浙江立喜国旅，被告不可能同意销售硬指标销售模式；证据6不能证明被告认可案涉款项金额为562911元，当时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与被告在协商过程中，并没有对账。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证据4、5、6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证。被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法定代表人确实收到过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的该四封邮件，但是提出标题为大众账单的邮件（2015年11月23日发送）附件无法打开，且能打开的附件仅是Excel清单，没有五原告的盖章和签字。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被告确认收到过该四封邮件，故本院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对证据8、9有异议，认为原告未提供原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嘉兴国旅及原告绍兴海外国旅的履行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做认证。
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辩称，1、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①“包销硬指标”业务考核模式对答辩人不具有约束力。根据《股份制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销售的标的物是往来杭州—静冈、杭州—大阪的机票，各合伙人通过“共同参与、共同销售、共享利润”的方式展开合作。各合伙人签约时是非常看好日本旅游市场的，认为机票销售不会存在太大问题，所以没有约定机票销售指标。后来，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恩（合作项目召集人和运营总负责人）说要改变规则，将合作各方没有机票销售指标改为有销售硬指标，并且承诺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与答辩人合股共同完成销售任务（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是没有销售任务的）。由于李思恩是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张健军的朋友，张健军考虑再三，回复李思恩“你公司只要和我合股共同完成销售任务我就答应”，这也就是后来李思恩主导的“三次会议纪要”，张健军第一次参加但没有签字（时间：2015年3月6日），后两次没有参加也没有签字的原因。以上充分证明答辩人对李思恩提出“实行硬指标销售方案”及最后又调整的“未完成指标均按照统一结算价进行即时结算方案”没有答应，但张健军碍于朋友的面子设定了同意的前提条件，即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与答辩人合股共同收客，答辩人才同意合作协议销售指标的修改，如发生收客损失，应由双方按适当的比例共同承担。2016年2月下旬，李思恩告诉张健军双方合股收客损失为562911元，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愿意一次性补贴答辩人100000元，答辩人表示如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愿意对收客损失562911元承担20%即113182.2元，答辩人就不对收客损失的具体数额提异议并选择和解，当时双方的争议数额差也就13182.2元。最终，李思恩放弃了继续协商，选择通过诉讼途径解决。②合伙项目未经清算，账目不清，包销硬指标团款562911元缺乏相关结算依据。根据《股份制合作协议》第7条、第10条及具体操作备忘录第7条约定，合作期间答辩人有权检查合伙账册和经营情况，合伙终止后由全体股东商定推举清算监督人参与清算。但时至今日，作为合作项目财务结算总负责单位，李思恩从来没有向答辩人提供过合作项目涉及的航班销售报表，没有每月定期定时向答辩人报告经营和财务状况，也没有对合伙项目进行合理的财务结算和清算，诉争“包销硬指标团款562911元”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结算依据。③原告选择的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本案需要查明、解决的问题包括各合伙人入伙时的出资数额及合伙终止后的盈余分配、债务承担，也就是一揽子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原告的诉讼请求就是向合伙项目财务账户支付包销硬指标团款562911元显然是错误的，按此诉求根本无法解决合伙纠纷。既然案涉合伙项目已终止，那本案需要解决纠纷的诉求应该是盈余分配或债务承担，各合伙人是否按约完成业务指标只是其中一项内容而已。2、根据《股份制合作协议》第5条第2项及第10条第2项第3点约定，案涉合伙项目为有限合伙，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是普通合伙人，对合伙项目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答辩人是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项目债务承担责任。李思恩作为项目运营总负责人，当初以其公司的名义邀请答辩人参加合伙项目时，承诺答辩人只需对合伙项目亏损及债务负有限责任，即合伙项目清算后如果亏损，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参与股东对亏损和债务负有限责任，不再另行承担任何清偿义务。故按此约定，如合伙项目清算后确实亏损，答辩人承担的清偿义务以出资额人民币133333元为限，不足部分应该由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承担。3、鉴于合伙项目至今未能结算并及时向各参与方分红，为节约司法资源、体现司法公平公正处理本案，答辩人已提出《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希望能一揽子处理案涉合伙协议纠纷，切实维护答辩人合法民事权益。2016年2月25日、2月28日，李思恩与张健军就合作项目利润及亏损进行协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答辩人向合作项目各股东提出“聘请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该项目进行全面审计”的建议。
被告杭州大众国旅为证明其辩称内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发票清单1份（附机打发票存根联82份），以证明被告依据项目合作运营的要求，向各参与股东开具的发票，总计7636351元的事实；
2.QQ聊天记录（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恩与被告杭州大众国旅法定代表人张健军之间）1份，以证明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恩与被告杭州大众国旅法定代表人张健军就案涉合作项目财务费用、发放项目红利及相关支付、返还等问题进行协商的事实；
3.QQ聊天记录（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财务孙可平与被告财务陈燕之间）1份，以证明被告开具非原告名称的发票均与本项目有关，且是根据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财务要求开具的事实；
4.QQ聊天记录（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员工傅炜婷与被告财务陈燕之间）1份、浙江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记账联2份，以证明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的员工要求被告财务开具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189463元发票和浙江立喜国旅215587元发票，合计405050元，按原财务计费标准8‰，五位原告需另支付被告财务费用3040.40元的事实。
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五原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本案解决的是被告是否需要向合伙项目账户交纳款项的问题，而被告的证据1、证据3和证据4与本案焦点无涉，故不予认证。证据2系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就案涉项目的协商过程，予以认证。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5年2月2日，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向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发出《关于参加日本专线合作项目组的确认函》，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在该函件上盖章签字，确认参与“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包销切位”项目，由六家公司共同参与，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2015年3月3日，五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股份制合作协议》，约定：项目股份制合伙人为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原告浙江中山国旅、原告浙江立喜国旅、原告绍兴海外国旅、原告嘉兴国旅以及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各方通过共同参与、共同销售、共享利益的方式展开合作，共同切位包销杭州静冈、杭州大阪每班30个位置，每周总计120个机位；项目总股本为人民币捌拾万元整，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出资133334元，享有16.67%股份，浙江中山国旅、浙江立喜国旅、绍兴海外国旅、嘉兴国旅、杭州大众国旅分别出资133333元，分别享有16.66%股份；第一合作期限为三个月，自2015年3月15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项目经营期内的亏损和产生的债务，先由项目合伙财产进行偿还，合伙财产无法清偿时，应召集全体股东进行商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议，或增资，或执行项目清算。在股东合伙财产清偿完毕后，参与股东对亏损和债务负有有限责任；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恩为项目合作运营总负责人；本合同未尽事宜，应该由合伙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修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等等。同日，五原告与被告共同签署《具体操作备忘录》，约定销售模式和奖励、产品定价模式和利润分配等事宜。杭州大众国旅于2015年3月6日将133333元款项汇入杭州鸿途睿明公司账户。
2015年3月6日，项目组就4-5月静阪线产品价格政策、销售方式等召开会议，并形成《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股份合作销售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出团日期三周前，启动硬指标销售模式，即该天散客团销售数未达到6个的单位，进行剩下余位的平均分配应包销。如未销售，则由其独立承担相应数量的损失。杭州大众国旅法定代表人参加该次会议，但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第一合作期届满前即2015年4月20日，五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六方均同意原“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自2015年6月起延续合作，至2015年10月25日止。《补充协议》还对“杭州静阪包机”的时间、价格、承运人等予以明确。
合作期间，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向其余各单位发送账单，由各单位即时结清未完成包销任务款。最终仍有两家单位未能结清，其中包括浙江中山国旅和杭州大众国旅。为此，杭州鸿途睿明公司联合其余四家单位，包括杭州大众国旅，与浙江中山国旅就款项进行确认，所有各方并在2016年2月14日签署《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与杭州静冈、杭州大阪航班切位包销项目确认书》，确认浙江中山国旅尚需支付项目组包销硬指标团款995457元。浙江中山国旅已结清该部分款项。但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并不确认尚需向合作组支付包销硬指标团款，亦未签署确认书。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恩遂与杭州大众国旅的法定代表人张健军就此事多次协商。根据在案的邮件反映：2016年2月23日，由张健军拟定备忘录，就2015年3月至10月合作包机收客损失提出方案。张健军在备忘录中提出损失金额为562911元，并要求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对此金额承担20%的责任。张健军同时在备忘录中要求分红、支付开票费用及返还合作之初已经支付的133333元。李思恩收到邮件后于2016年2月25日重新拟定备忘录，并发送至张健军。李思恩在备忘录中提出，杭州大众国旅应支付的项目团款、硬指标等各项费用合计562911元，结清以上款项后，项目组退还切位押金133333元。对于杭州大众国旅要求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承担562911元的20%损失的问题，李思恩在备忘录中表示，在完成包括应付团款、分红款、财务费用、押金等全部工作后，杭州鸿途睿明公司愿意补贴壹拾万元给杭州大众国旅。但杭州大众国旅并不同意该方案，亦未支付款项562911元。进而合作各方产生争议成讼。
本院认为，原告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原告浙江中山国旅、原告浙江立喜国旅、原告绍兴海外国旅、原告嘉兴国旅及被告杭州大众国旅以《股份制合作协议》形成了六家单位对“日本静阪专线航班切位”项目的共同参与、共同销售、共享利润的合作关系。亦即《股份制合作协议》确立了对“航班切位”后的机票采用共同销售的销售模式。本案的争议就在于合作之初确立的销售模式是否发生了改变。五原告认为销售模式已经变更为硬指标销售模式，六家单位有相应的销售任务，未完成任务的单位需承担与之对应的损失。此亦为五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被告则辩解其同意启动硬指标销售模式是有前提的，即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与杭州大众国旅共同承担分配给杭州大众国旅的销售任务，如无法销售，则按适当比例承担损失。结合原被告的诉辩，各方对合作过程中销售模式已经变更为硬指标销售模式没有异议。唯一不同的是杭州大众国旅的销售任务由其独立完成还是由其与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共同承担。无论是独立承担，还是与其他合作方共同承担，都不能成为杭州大众国旅拒不向合作项目账户支付未能销售的团款损失的理由。杭州大众国旅与杭州鸿途睿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能影响合作项目的整体利益。因此，杭州鸿途睿明公司理应以自己的名义向合作账户支付未能销售的团款损失。
被告杭州大众国旅在本案审理中已认可应承担未能销售的团款损失，但辩解损失金额未经审计。根据在案证据，杭州鸿途睿明公司已将合作期间的账单发送至张健军邮箱。张健军本身也参与了对浙江中山国旅应承担的未完成销售任务所对应团款损失的对账。就自身未完成销售任务，张健军亦与项目合作运营总负责李思恩进行了商谈，张健军并在商谈过程中提出损失金额为562911元。综合以上三点，张健军对杭州大众国旅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的组成是明知且无异议的。故杭州大众国旅提出审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合作各方未有约定，应以五原告提起本次诉讼的时间作为主张日为宜。
综上，本院对五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向合伙项目财务账户（开户行：北京银行杭州平海支行；户名：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账号：20000029685000005471397）支付款项562911元；
二、被告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向合伙项目财务账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7年4月26日起以年利率4.35%计算至562911元付清日）；
三、驳回原告杭州鸿途睿明旅游策划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绍兴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预收案件受理费元9668元，减半收取4834元，由原告杭州鸿途睿明旅游策划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绍兴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97元，由被告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4637元。
原告杭州鸿途睿明旅游策划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中山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立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绍兴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