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5民初51386号原告宋树珍，女，1955年12月1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席文章，男，1969年7月1日出生。被告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号富华大厦*座**层*室。负责人王连清，主任。委托代理人王聪，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号院*号楼*层416。负责人武云亭，主任。原告宋树珍与被告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济律所）、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本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初淼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志勇、薛培丽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宋树珍及其委托代理人席文章、天济律所的委托代理人王聪到庭参加了诉讼，君本律所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宋树珍起诉称：2010年4月27日，宋树珍与君本律所签订法定继承纠纷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并对委托书中律所指定的委托律师曹某某、郝某担任宋树珍的代理人进行签字确认，当日全额交齐5000元代理费。2016年6月8日第一次开庭两位律师参加庭审，6月19日郝某一人参加的证据交换，8月14日郝某一人参加了法院进行的庭外证据调取。后，该案因涉其他诉讼请求中止至2013年3月23日。2013年7月14日，法院电话通知7月15日下午开庭，当日，经宋树珍申请，将庭审时间改为2013年7月18日，郝某出庭。庭后，宋树珍询问郝某三个问题，第一，为何庭审中不质证、对申请调取的证据回复不提出审阅、答辩、最后陈述进行回避，郝某称证据已经交给法官，采纳与否是法官的权力不需要再去争辩中答复；第二，为何对被告提供的财产清单不认可，郝某称法庭认原告的；第三，为何曹某某没有出庭，郝某称曹主任负责全所工作，主打继承纠纷案件，是有十几年经验的律师与法院接触较密切，不用每次必须都要二名律师出庭。由于郝某不作为，宋树珍庭后几次上访信访请求法庭依法对调取的证据出示复函证据，法庭最终启动调取证据程序。调取证据申请是宋树珍自己写的，郝某看后称法院不会采纳，但最终意见被采纳并调查出30多万存款，但在请求中郝某拒绝全部采纳。2013年10月28日，郝某私自会见法官的内容，宋树珍至今不知；2014年8月11日，最后开庭时曹某某也没出庭，郝某对变更的诉讼请求以因涂改不提交法庭，并再次拒绝最后陈述。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大部分诉讼请求，如房产没有确权分割，存款三分之二不审理，财物以没有证据为证不采纳，对调取的养老金和医保款不予分割，法官答复称“你的律师没有请求”。2014年8月28日，郝某向宋树珍发送判决时称：朝阳法院不支持宋树珍，建议通过上诉争取改判，让宋树珍先去法院调取开庭笔录，宋树珍当即同意并采纳了郝某的建议。因为所有证据都在律师手里，又因整个案件都是郝某经手，故宋树珍决定按照委托人委托代理权限继续请求郝某代理，郝某让宋树珍考虑两天，但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郝某律师。后，宋树珍要求见律所主任返还相应证据被告知证据归律所所有不能外借，主任出差，上诉后律师有权选择不再代理。经多次联系郝某，郝某称物证光盘早已丢失，其他证据归他所有并拒绝复制。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宋树珍自己于2014年9月9日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维持原判。现此案正在第三中级检察院抗诉立案受理中。2015年7月15日，宋树珍在向北京朝阳律协投诉中才知道郝某律师为了独吞代理费调离君本律所，律所以曹某某2012年参加考试入职河北某法院为由拒绝出庭的事实，同时君本律所向朝阳律协提供了三份造假证据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该三份造假证据为：2010年4月27日的《合同复印件》，显示郝某与君本律师的承诺记录，无法证明宋树珍知情和同意；《委托书》不是宋树珍所签；2012年8月21日君本律所提供的《终止代理协议书》宋树珍不知情，签字不是本人所签。由于朝阳律协提供的君本律所信息，宋树珍得知天济律所也参与侵权，天济律所没有与宋树珍补签代理合同协议手续，却为郝某开具了天济律所的所函。君本律所在未告知宋树珍的情况下单方违约，逃避管理不严、剥夺宋树珍的知情权，以曹某某专打继承案件十几年经验为名不履行代理职责，郝某在2010年3月31日才获得律师资格，为了达到独吞代理费的目的，损害宋树珍的合法权益，但君本律所对投诉拒绝受理。天济律所出示代理函同样管理不严，在向东城律协投诉天济律所和律师的侵权不履职行为要求退还证据时，郝某把公证处提供的公证录音光盘在没有告知宋树珍的情况下进行篡改修剪压缩，宋树珍向北京市司法局、东城区司法局咨询了解后才知道新律师刚开始接案件由老律师带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君本律所、天济律所存在侵权行为，故宋树珍诉至法院，要求：1、君本律所、天济律所返还代理服务费5000元、支付违约金5000元、赔偿直接损失2853.2元、返还宋树珍提供的录音光盘和法院调取的公证录音光盘原件各一张、提供律师事务所留存的代理宋树珍案件案卷全卷材料复印件一份、支付宋树珍继承案件二审诉讼费2475元；2、君本律所、天济律所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君本律所答辩称：根据律师行业的处理原则，其所承办的案件有两种选择：由原所继续承办或者由原来的承办律师带走继续办理，两种选择都是需要当事人本人同意的。郝某律师于2012年8月21日离开君本律所时，提交了郝某与宋树珍签订的终止代理协议书，郝某在君本律所卷宗中也签字承诺，宋树珍的案件由郝某转出君本律所后继续办理，自此，宋树珍的继承案件与君本律所无关。2010年4月27日，君本律所与宋树珍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至郝某律师调离君本律所，宋树珍与君本律所存在委托关系，当时君本律所指派了郝某律师和曹某某律师，该二人均有律师执业资格。2010年3月，郝某领取了律师资格证书。宋树珍起诉书中陈述2010年6月8日开庭时是上述两个律师出庭，君本律所对此无异议；即使宋树珍陈述在此之后都是一个律师出庭，但之后的诉讼活动都是证据交换，可以由一个律师进行，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宋树珍的继承案件至2013年3月23日才恢复审理，中止阶段律师没有诉讼工作，因此，君本律所不存在违约行为。宋树珍继承案件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能否将原因归责于律师有待调查。返还5000元代理费的前提应为君本律所具有具体的违约行为且有法律依据，支付违约金应该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宋树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系君本律所造成的。君本律所调取了留存的宋树珍案件的卷宗，没有显示由君本律所的律师持有，因为郝某调离后继续代理宋树珍的案件，即使有光盘，也应在郝某律师处保管。君本律所确实收取了宋树珍5000元代理费并且开具了发票，发票已经交付给宋树珍本人。综上，不同意宋树珍的诉讼请求。天济律所答辩称：郝某律师于2013年调至天济律所，因其代理的宋树珍案件在君本律所未结案，调至天济律所后属于继续代理君本律所的法律业务，天济律所没有与宋树珍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没有收取过任何费用。郝某律师依法办理转所执业，转所后继续为宋树珍履行代理义务，天济律所应当为其出具事务所所函，支持其完成代理业务。《律师法》第十条、司法部《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则（试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都对律师转所执业做了明确的规定，天济律所为郝某律师代理宋树珍的法律事务提供所函合法，天济律所没有侵犯宋树珍的任何权益。经对宋树珍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天济律所整理、归档的均是宋树珍提供的复印件，没有任何原件。经向郝某律师核实，其从未收取过宋树珍的任何证据原件，收取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没有义务向当事人返还证据复印件。根据司法部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第13条第2款的明确规定，其他单位、个人一般不得查阅律师业务档案，因特殊原因必须查阅的，需要由律师事务所报告司法机关批准，故不同意向宋树珍提供天济律所保存的其继承案件的卷宗材料复印件。宋树珍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天济律所违反了法律及其他相关规定，天济律所没有过错。由于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故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支付违约金以及宋树珍要求的其在继承案件纠纷中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的损失。郝某律师按照宋树珍的意见将两张光盘提交给了法院并复制给了宋树珍，天济律所存档的档案中没有任何光盘。郝某律师代理宋树珍的案件长达四年，开庭四次，代理宋树珍书写文书17份，仅收取了5000元代理费，扣除税费，郝某律师仅取得1600元的代理费，充分说明郝某律师尽职尽责地代理了宋树珍的案件。天济律所与宋树珍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及合同依据，宋树珍无权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不同意宋树珍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27日，宋树珍（委托人）与君本律所（受托人）签订编号为（2010）民字第115号《委托合同》约定：委托人因与宋某某1继承权纠纷案件委托受托人指派律师代为本次一审诉讼代理人。委托人向受托人支付代理费5000元，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交纳；委托人须如实向代理人陈述案情，提供有关证据和线索，否则，代理人有权代表受托人单方终止本合同且委托人仍应支付全额代理费用；代理人应尽责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遵守法律和本合同，及时向委托人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委托人无正当理由辞去委托的，应支付全额代理费，受托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代理，由于受托人违法、违约致使委托人辞去委托的，根据违法、违约具体情况酌减代理费，并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受托人委托代理人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接收法律文书。落款处君本律所盖章、宋树珍签字、按捺手印。同日，宋树珍向君本律所支付代理费5000元。同日，宋树珍签署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宋树珍因与宋某某1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委托君本律所曹某某、郝某担任本案一审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接收法律文书。落款处委托人宋树珍签字、按捺手印。庭审中，宋树珍另出示一份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宋树珍因与宋某某1、宋某某2继承纠纷案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委托君本律师事务所郝某担任本案一审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接收法律文书；落款处委托人宋树珍签字、按捺手印，落款时间亦为2010年4月27日。庭审中，宋树珍表示，落款处宋树珍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但对于该签字的真实性拒绝申请笔迹鉴定；证人郝某表示，其于签订《委托合同》当日，让宋树珍签订了几份委托书，因为要交给法院一份，君本律所也需要一份存档。2010年4月29日，君本律所出具所函载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贵院受理宋树珍诉宋某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所接受原告宋树珍委托，指派本所律师曹某某、郝某担任其本次1审代理人。特此函告。落款处君本律所盖章。诉讼中，宋树珍表示，君本律所指派的曹某某律师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已被注销律师执业许可证、郝某为在实习期的实习律师。2015年8月6日，宋树珍向北京市司法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曹某某律师在北京执业期间变更执业机构记录。2015年8月18日，北京市司法局向宋树珍提供曹某某律师工作经历电脑截屏页，其中工作经历显示：20010301-20070314河北国岱苗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20070419-20070709北京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20070801-20090424君本律所律师。另，郝某的律师证显示，发证时间为2010年3月31日。2012年8月20日，郝某在君本律所留存的宋树珍与君本律所签订的编号为（2010）民字第115号《委托合同》右下角空白处手写确认：此案由郝某律师转出后继续跟踪办理，委托人任何事宜与君本律所再无关系，郝某签字确认。庭审中，宋树珍认为该份委托合同不是其本人所签，但针对签字的真实性拒绝申请笔迹鉴定。庭审中，宋树珍出具一份《终止代理协议书》，甲方为君本律所，乙方为宋树珍：甲乙双方于2010年4月2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为2010民字第115号，因本案承办律师郝某拟调出甲方，故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现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原代理协议下案件，由郝某律师继续代理该案，并与该律师新调入所按原代理协议重新签订，原代理协议下乙方已支付的代理费不再重复支付，甲方亦无需退还；本协议双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双方再无其他争议。落款时间2012年8月21日，君本律所盖章，君本律所认可该份《终止代理协议书》的真实性。宋树珍另出具两份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的委托书，其中一份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宋树珍因与宋某某1、宋某某2继承纠纷案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委托天济律师事务所郝某担任本案一审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接收法律文书；另一份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宋树珍因纠纷案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委托天济律师事务所郝某担任本案一审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接收法律文书。宋树珍表示，前述《终止代理协议书》及两份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的委托书中宋树珍的签字均非宋树珍本人所签，且2012年12月31日为国家法定假日，但针对签字的真实性拒绝申请笔迹鉴定。庭审中，证人郝某表示，宋树珍签订终止代理协议书的同时，郝某还让宋树珍签订了几份委托书。2013年7月15日，天济律所出具所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你院受理宋树珍诉宋某某1、宋某某2、宋某某3继承纠纷案件，现在原告已委托本所郝某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特此通告。落款处天济律所盖章。经查，《委托合同》签订后，宋树珍以宋某某1、宋某某2、宋某某3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诉讼，该案中，宋树珍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决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一区X楼X门X号房产份额十分之一归宋树珍所有、分割母亲藏某某去世遗留的银行存款及利息共计145013.13元及上述款项自2010年5月5日至2014年8月11日的银行存款利息17400元、判决分割基金24291.85元、现金21643元、丧葬费5500元、养老金3668.67元，分割父母去世后遗留的财产，对于银行存款及利息、基金、现金、丧葬费、养老金要求总数的二分之一归宋树珍所有。2014年8月21日，本院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藏某某在北京市信德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将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一区X楼X门X号的房产全部留给宋某某2个人继承，该遗嘱是藏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宋树珍主张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一区X楼X门X号房产份额的十分之一归其所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宋某某1取走藏某某存款本息129607.79元及养老金3600元，应作为遗产依法分割，藏某某在中国银行内的基金也应由四个子女等额继承；除宋某某1认可藏某某的遗物外，宋树珍对清单上其他财产的存在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考虑到遗物现在藏某某生前居住的房屋内，且该房屋藏某某已经立下公证遗嘱归宋某某2个人继承，因此上述遗物可判归宋某某2继承，由宋某某2支付其他继承人财产折价款；宋树珍对其主张的现金21643元未举证，不予采信；丧葬费是安葬死者的费用，不应作为遗产继承。本案中，宋树珍的委托代理人为天济律所郝某律师。宋树珍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显示，宋树珍未委托代理人。宋树珍继承案件的卷宗材料显示，2013年7月15日，宋树珍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原告现撤销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曹某某律师的代理权。庭审中，关于撤销曹某某律师作为宋树珍案件的代理人的时间，宋树珍认为，其系在空白纸张上签署的名字，后被郝某伪造为撤销曹某某代理人的申请书，证人郝某表示，系在2013年7月15日庭审当日在法院，法官询问郝某转所后曹某某的代理如何处理后，宋树珍书写了撤销曹某某代理的书面材料。庭审中，宋树珍出示两份宋树珍本人签字的民事诉状，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4日的民事诉状首页宋某某3、宋某某2的当事人身份为第三人、手写变更为被告，2010年5月5日的民事诉状首页宋某某3、宋某某2的当事人身份均为被告。宋树珍表示，由于郝某的专业素养不够，列错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君本律所表示，当事人的身份变化在诉讼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证明君本律所存在违约；天济律所表示，无法看出民事诉状的起草人，且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变化是正常情况。宋树珍继承案件中有一份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9日，申请人宋树珍、代理人郝某的银行信息材料，承办该案件的工作人员制作的工作记录显示银行负责人表示依据上述申请书所载内容无法查询、无法调取。庭审中，宋树珍表示，郝某律师书写的调查取证申请不合格、不规范，导致申请调取的信息无法查询。君本律所表示，无法确认2013年9月9日提交的材料是调查取证申请，且此时郝某律师已经离开了君本律所，工作记录无法确认是卷宗材料，且该材料也无法证明系由于郝某书写的文书格式不合格而无法查询。天济律所表示，2013年9月9日的调取证据申请只是告知法院被调查材料的渠道，并不是调查取证申请书，亦不是法律文书，工作记录无法确认真实性，且无法看出系郝某律师的责任导致无法查询。庭审中，宋树珍表示，其在继承纠纷案件中交给了郝某律师一份证人证言的视听资料光盘，总共有五张，内容均一致，但是郝某律师未将光盘返还给宋树珍，导致其上诉、申诉均没有证据提交，证人郝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系郝某将录音从宋树珍的优盘拷贝到郝某的电脑后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以及需要提供给法庭的份数总共刻录了四张都提交给了法院，宋树珍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宋树珍继承案件送达回证显示，2013年7月15日，宋树珍领取了光盘一张。庭审中，宋树珍先表示，该光盘由郝某律师自法院领取，后又表示由其本人亲自领取；郝某律师表示，其自法院领取了两张公证处的公证录音光盘，交给宋树珍一张、自己留下一张书写书面意见，其留下的光盘存放在天济律所的卷宗里、后来由天济律所交给了律师协会；天济律所表示，天济律所已将公证录音光盘提交给了东城区律师协会；经本院调查核实，东城区律师协会认可收到天济律所提交的录音光盘。庭审中，宋树珍出示从朝阳法院调取的继承案件的部分卷宗材料，其中有一份郝某律师邮寄给该案承办法官的宋树珍补充代理词的快递单，标注信息为判决寄出后收到的原告的代理意见。宋树珍表示，在宋树珍已经取得判决书后郝某律师才邮寄该代理意见，说明郝某律师不尽力代理。君本律所与天济律所表示，该材料右上角的文字不确定书写人，庭后提交书面意见只是代理过程中的一个程序，没有提交代理词不能说明律师不尽职，相关意见在庭审中陈述过了，没有法律规定律师必须提交代理意见。诉讼中，宋树珍表示，继承案件中，其每次均出席庭审。在原继承案件的庭审中，对方当事人曾提交一份家中物品清单，当时宋树珍认可其中列明的财产，但是郝某律师不予认可，宋树珍当时未予纠正。上述事实，有《委托合同》、委托书、支付凭证、《终止代理协议书》、证人证言、（2010）朝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及卷宗材料、（2014）三中民终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宋树珍与君本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宋树珍虽不认可《终止代理协议书》中“宋树珍”签字的真实性，但未申请鉴定，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应当由宋树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宋树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委托合同》时曹某某与郝某不具备代理资格，故对于宋树珍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宋树珍关于君本律所指派的郝某律师伪造其签名的主张，未申请鉴定，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宋树珍认为撤销曹某某代理人的申请书系郝某律师在签有宋树珍名字的白纸上书写，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终止代理协议书》中的《委托代理协议》与《委托合同》在签订时间、合同当事人、合同编号等内容均一致，故此处的《委托代理协议》即为《委托合同》，《终止代理协议书》对宋树珍及君本律所均具有约束力，而《终止代理协议书》明确约定由郝某律师继续代理宋树珍的案件、君本律所无需退还宋树珍已经支付的代理费、双方再无其他争议；郝某律师自君本律所转至天济律所后，天济律所给郝某律师出具了所函，郝某律师以天济律所律师的身份参加宋树珍继承案件的庭审时，宋树珍亦未提出异议，故宋树珍与天济律所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但天济律所未收取宋树珍的代理费，双方亦未就违约金事宜进行约定，故对于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支付5000元代理费及5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承担其在继承案件中由于郝某律师没有认可财产清单而给其造成的损失2853.2元一节，现宋树珍未举证证明系由于郝某律师的原因导致其没有取得该笔数额的财产，且据宋树珍陈述，其本人在继承案件庭审中亦出庭应诉、当事人本人若在庭审过程中对代理人的陈述不予认可，应当及时提出异议予以纠正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最终的判决结果系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故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赔偿其直接损失2853.2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返还继承纠纷案件中宋树珍提供的录音光盘和法院调取的公证录音光盘一节，宋树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给过郝某录音光盘及光盘数量，则其认为郝某手中应当还有1张光盘并应该返还给宋树珍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郝某主张其将宋树珍提供的1张公证录音光盘存放至天济律所的卷宗档案后由天济律所交给了东城区律师协会，天济律所认可其该录音光盘交给了东城区律师协会，东城区律师协会亦认可其收取过天济律所提交的录音光盘，则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君本律所与天济律所在事实上持有宋树珍继承案件的公证录音光盘，故对于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返还继承纠纷案件中宋树珍提供的录音光盘和法院调取的公证录音光盘各1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提供代理宋树珍案件卷宗材料的复印件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即委托人有权了解委托事务的处理过程及处理结果。根据《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律师业务档案立卷归档办法》的规定，律师业务档案是律师进行业务活动的真实记录，反映律师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体现律师的基本职能和社会作用，律师事务所对于本所律师承办案件的文字材料，必须立卷归档。因此，律师事务所立卷归档的卷宗材料是其作为受托人履行委托合同义务、处理委托事务的真实记录，委托人通过查阅卷宗材料，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监督受托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委托人本人不属于《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天济律所认为向宋树珍提供其案件卷宗材料复印件违反了该条规定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提供其代理宋树珍案件的卷宗材料的复印件系行使委托人权利的方式，并不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君本律所、天济律所并非宋树珍继承案件的二审诉讼的代理人，亦未与宋树珍约定二审案件的代理事宜，且民事诉讼的诉讼费用应由当事人本人承担，故对于宋树珍要求君本律所、天济律所支付宋树珍继承案件二审上诉费用247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君本律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不影响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本律所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宋树珍提供代理宋树珍案件全部卷宗材料复印件一份；二、驳回原告宋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八十三元，由原告宋树珍负担一百三十三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本律所事务所负担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初 淼人民陪审员  薛培丽人民陪审员  张志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