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民初字第0380号
原告王继军。
委托代理人王玉玲，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志晴，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庆玲。
委托代理人丁虎。
委托代理人丁修武。
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大普家政服务部，住所地徐州市淮海西路61号。
负责人李玉亮，该服务部经理。
被告李玉亮。
原告王继军与被告张庆玲、徐州市泉山区大普家政服务部（以下简称大普服务部）、李玉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凯独任审判，后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3月12日、4月3日、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继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玉玲、被告大普服务部负责人李玉亮并作为被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庆玲的委托代理人丁虎、丁修武到庭参加了2015年4月3日和6月29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母亲潘行兰，1925年3月生，平素体健，耳聋，随原告同住。因工作原因，原告无法时刻陪护左右，欲为母亲请一名保姆照顾其起居出行，防止其意外摔倒等。
2012年6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大普保姆部服务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大普服务部安排族惠芝到原告家中照顾母亲，工资1600元每月，其中100元被被告大普服务部扣留中介服务费，余1500元为保姆的劳务费。原告依约向大普服务部交纳注册费200元及按月将1600元工资（服务费）交给大普服务部，后由保姆转交。但族惠芝干到2012年10月即以其儿子结婚为由不再照顾原告母亲，大普服务部又安排张庆玲来照顾原告母亲。但张庆玲及其不负责任，常无故迟到、早退。2012年12月5日上午10点多钟原告突然接到张庆玲用他人手机打来的电话，说老太太摔倒了，已让120救护车接走去九七医院抢救了。原告赶到九七医院，因九七医院在已查明存在严重颅脑外伤、颅骨骨折的情况下仍不采取积极有效治疗措施，原告怕耽误病情，又请120救护车转到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后向张庆玲了解潘行兰摔倒的前后经过，她说老太太向右崴了一下，她拽没拽住，右侧身体着地，右耳摔出血了。但医院的检查均证明其说谎。原告要求其继续陪护，其拒不同意。潘行兰因为受严重外力冲击致颅脑外伤持续住院治疗2年无改善，于2014年12月7日死亡。
原告认为，张庆玲未尽职责，未妥善照顾原告母亲，导致其受严重颅脑外伤，不治身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大普服务部对员工未尽管理责任，对其员工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另查，大普服务部系个体工商户，其负责人李玉亮应对大普服务部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因与三被告协商未果，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1913.46元、死亡赔偿金162690元、护理费96000元、营养费10950元、丧葬费2899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360545.96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张庆玲辩称：1、原告在诉状及庭审中所述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张庆玲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张庆玲接受大普服务部指派，到潘行兰处做家政服务，职责是给潘行兰洗衣做饭，不包含其他服务。张庆玲一直提供正常劳动，勤劳本分，尽职尽责。2、潘行兰出事前，给张庆玲说要外出走走，固执要求张庆玲陪同，张庆玲无奈，故在自身职责范围之外，基于人道主义，陪伴潘行兰左右，寸步不离，谁料，潘行兰走路时突然晕倒。事发后，张庆玲亦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立即拨打120，将潘行兰送往九七医院，并同时通知王继军。潘行兰事件，不仅在张庆玲职责范围之外，而且具有偶然性、突发性，是常人无法预见也无法避免的。3、原告在庭审中已明确承认拍照了有十几年的脑瘤，且有经常喝酒的习惯，但原告诉状及庭审中却称其母亲身体××，前后矛盾，很显然，原告是在隐瞒事实。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大普服务部及李玉亮共同辩称：1、2012年6月11日签订的协议，我方委派的是族惠芝而不是张庆玲。2、大普服务部是在工商局注册的个体户，服务内容只是中介服务，也就是为雇方介绍服务人员，在法律上我服务部与服务人员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事实上是雇主和雇佣人员（即服务人员）存在雇佣关系。3、在2012年6月11日签订的协议中，第二条第3项也明确了老太太生活能自理，服务人员只提供做家务工作，并没有涉及人身照顾等服务内容。4、原告在诉状中也称老太太身体××，因此其摔倒只是意外事件，与服务人员，与我（服务部）没有因果关系，我方不是致害人。5、本案另一被告张庆玲是我服务部介绍去的，只是试用，按我部要求及中介服务习惯，若原告雇佣张庆玲应另外与我部签订中介服务协议。但本案中，原告并未与我服务部签订中介服务协议，只能认定其与张庆玲是私人雇佣关系。6、原告诉称老太太在九七医院未受到积极治疗并且年事已高，因此老太太的死亡有客观原因。综上，对于潘行兰的死亡，我（服务部）没有任何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原、被告各自诉辩主张，结合案情，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原告王继军与被告大普服务部之间是服务合同纠纷还是居间合同纠纷；
二、本案被告张庆玲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三、原告提出潘行兰意外受伤与被告之间的服务合同及实际服务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11913.46元、死亡赔偿金162690元、护理费96000元、营养费10950元、丧葬费2899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360545.96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大普服务部系由李玉亮个人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家政、清洗、保洁服务；××病人陪护服务等。潘行兰（1925年3月生）系原告母亲。
2012年6月10日，大普服务部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收到王继军中介费200元。2012年6月11日，原告王继军与大普服务部、族惠芝签订《大普保姆部服务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一、雇佣双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徐州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遵守本部签订的雇主及服务员协议，以诚实信用原则从事家政服务，保证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本部作为第三方应公平公正不偏袒不包庇对方。二、2、A、雇方初到本部须交注册费200元，预付一年服务费，作为本部的中介服务以月扣100元计算，合同存续期间长期有效，终止合同后三个月有效；B、服务费不足时须提前1个月到本部续费，本部电话通知仍不来续费的按私下成交处理。3、雇佣要求服务员提供的家务为“照顾能自理老太太做家务”，服务地址民富园24-1-401，工资每月1600元，作息时间8-6。注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允许工人休息，不休息付钱。服务员每月要求得到工资1500元。雇方服务对象病情要如实告知，对患有××史、有暴力行为史、有进攻性行为史、语言污秽不得隐瞒事实，同时保证家庭成员的身体××。合同终止需电话或书面通知本部，否则视为合同有效存续。服务员未经本部与雇方同意擅自离开、终止合同扣工资50%。通知本部合同终止而事实上未终止或合同终止后又不经公司重新开始视为私下成交，各收违约金1000元。雇佣合同协议长期。协议自2012年6月11日起。原告王继军、族惠芝分别在该协议上雇方处和服务员处签名确认，大普服务部在服务员签字处加盖合同专用章。
合同签订后，原告称族惠芝在其住处工作到同年10月份就不再干了。大普服务部又指派张庆玲到原告住处继续照顾潘行兰。2012年11月14日，大普服务部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王继军10.6-11.6服务费100元。
2012年12月5日上午，潘行兰外出散步时倒地受伤，陪同散步的张庆玲请求路人拨打手机给120急救中心，并在陪同潘行兰去医院救治的120救护车上用救护人员的手机通知了王继军。
随后潘行兰被救护车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救治，原告称因九七医院不采取积极有效治疗措施，故其又将潘行兰转往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入院检查诊断，潘行兰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双侧额颞叶脑挫裂伤、左侧额颞顶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颞顶颅骨骨折、颅底骨折、脑脊液耳漏、左额叶占位、脑膜瘤、肺炎、贫血、上消化道出血，医院行血肿清除术＋肿瘤切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后予气管切开，转入ICU科，进行对症治疗，症状缓解，于2013年4月5日出院。在入院记录既往史载明：有吸烟嗜好，平均每日10支，70余年，有饮酒嗜好，平均每日2两，1年。
后潘行兰又以肺炎、肺部感染、脑出血术后多次住院治疗，于2014年12月7日死亡。
庭审中，原告提供由张庆玲书写的时间为12月3日、内容为“大姐：大姨晚上光喝酒没吃饭，非要等你回来再吃”的便条，欲证明张庆玲提供服务期间不尽职，未见到原告即自行离开工作岗位，工作不严谨，未尽到陪护老人的义务。原告提供的加盖有“徐州市急救医疗中心调度车辆专用章”的《接警证明》载明：我中心于2012年12月5日9点43分接到159××××＊＊＊＊求救电话，报警地址在民富园西门，报警原因为内科疾病（是接线员根据现场报警人员描述进行的疾病归类，不做为病情诊断的依据）。中心接此求救电话后立即派出车辆前往救护。原告提供该证明欲证明潘行兰受伤时张庆玲未在现场。但在2015年6月29日的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到小区里打牌的人那里询问时被告知听说摔伤一个人，当时就摔死过去了，打牌的人都去看了，张庆玲找人掐的人中，潘行兰的腿还动了一下。
经本庭询问，原告称潘行兰平时身体××，走路都很好，自己可以上下楼，但是年龄大了，也需要帮扶；潘行兰受伤后，原告曾到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没有处理，不知道原因；亦到物业管理部门要求调取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被告知过期。
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4月1日前往民富园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民富园小区业委会调查取证时，该物业管理办公室及业委会负责人称其小区的监控录像只保留15天，2012年12月5日的录像已经没有了，而且也没有听说当天有老年人摔倒的事情。
2015年4月7日，王继军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潘行兰出现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双侧额颞叶脑挫裂伤、左侧额颞顶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颞顶颅骨骨折、颅底骨折、脑脊液耳漏的成因进行鉴定。后又于2015年5月8日变更鉴定事项，要求排除潘行兰2012年12月5日的颅脑骨折、颅内出血等外伤系在平地走路自己摔倒所致。经本院先后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南京正泓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5月28日出具《退案函》，该函载明：经我所法医鉴定人阅读材料，因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故予以退案。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6月9日出具《案件不予受理说明书》，该说明书载明：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材料，无法完成鉴定委托事项。原、被告对于上述《退案函》、《案件不予受理说明书》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原告提出不能鉴定的原因是因为张庆玲没有保留第一现场资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张庆玲承担。
大普服务部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王继军委托我中介为其母亲潘行兰找家政保姆一名，工作职责是洗衣做饭。我中介联系张庆玲为其提供服务，约定：张庆玲日工资50元，一周休息一天，按月结清工资，在解除雇佣关系时，雇佣方需一次性结算完毕全部工资。张庆玲于2012年10月29日开始工作，并一直提供正常劳动，12月21日王继军通知我中介解除雇用关系，但雇佣方未支付张庆玲从11月29日至12月21日的工资共计1300元。
本院认为：
关于服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问题。
1、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为（1）、居间人的活动是为委托人提供订约机会，促使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但居间人不参加合同的订立，仅起媒介作用；（2）、居间合同是有偿、双务合同，居间活动成功，居间人按约定取得报酬。
2、本案中，大普服务部以自己的名义和王继军、服务人员族惠芝签订《大普保姆部服务协议书》，已经违反了居间合同中为委托人提供和第三人订立合同所起媒介作用的根本特征。
3、根据合同中关于“服务员未经本部与雇方同意擅自离开、终止合同扣工资50%。通知本部合同终止而事实上未终止或合同终止后又不经公司重新开始视为私下成交，各收违约金1000元”等约定，可以看出大普服务部并非仅是向原告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而是对服务人员和雇方均有合同约束条款。
4、大普服务部除收取原告一次性的200元注册费之外，每月还收取原告100元的服务费，对此大普服务部解释为其对服务员进行了管理和调换，也与居间合同中居间人一次性收取居间费用的法律特征不符。
5、综上，在《大普保姆部服务协议书》中，大普服务部并非居间人，而是作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履行向雇主提供其满意的服务人员和相应服务的义务，同时负责对服务人员进行管理和调换，并按月收取相应费用，故大普服务部、族惠芝与原告之间应为服务合同关系。
关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及责任承担问题。
1、由于王继军是与大普服务部和族惠芝签订的服务协议书，故上述三方均为该协议的当事人，分别享有并承担该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2、在族惠芝不再提供家政服务后，大普服务部联系张庆玲向原告提供协议约定的服务，而原告方也接受了张庆玲提供的家政服务，故应当视为大普服务部和王继军在继续履行原服务协议书。由于张庆玲实际提供了家政服务，王继军向其支付了相应报酬，虽然张庆玲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但是不影响张庆玲与王继军之间事实服务合同关系的成立，但是张庆玲并不受上述服务协议书中相关条款的约束。
3、根据王继军与大普服务部签订的《大普保姆部服务协议书》中服务员的服务范围“照顾能自理老太太做家务”的约定，原告认为提供的服务应当包括照顾能自理的老太太和做家务，而大普服务部认为只有一项服务内容，就是照顾能自理老太太做家务，即只有做家务。结合签订服务协议时潘行兰已达87岁高龄的事实，按照正常汉语语法理解，照顾能自理老太太做家务就是帮助能自理的老太太一起做家务，试想87岁高龄的老太太还能做家务吗，如果还能做家务，那还有必要花费1500元雇请保姆照顾吗？如果仅仅是做家务，为什么还要添加“照顾能自理的老太太”这些前缀，且不通顺，为什么不写上“为能自理的老太太做家务”使之更清楚明白，没有歧义呢？对此，从一般社会认知程度来理解，“照顾能自理老太太做家务”理解为照顾能自理老太太和做家务两项职责更通顺、更符合实际情况。
4、通过庭审可以看出，大普服务部和张庆玲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或雇佣关系，其仅是向张庆玲介绍和联系相关合适工作。大普服务部在证明中载明张庆玲的职责是洗衣做饭，其中并不包括照顾老人，故在张庆玲与王继军无书面合同及口头约定的情形下，张庆玲不应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相应的合同责任依法应由合同签订人根据约定予以承担。
关于潘行兰意外受伤与被告的实际服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
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2、原告提出潘行兰受伤系张庆玲没有履行照顾义务所致，并申请鉴定，要求排除潘行兰受伤并非其走路自己摔倒所致。但是通过本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均被鉴定机构以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或无法完成鉴定委托事项而退回。
3、原告虽提供加盖急救中心车辆调度专用章出具的证明，由于所出具的证明内容与车辆调度印章并无关联，且不能证明张庆玲未在场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4、本院依职权对原告居住的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和业主委员会及周边居民进行调查得知，小区监控最多保留15天，其均不知晓潘行兰倒地受伤的事情。原告亦陈述其到物业管理办公室要求调看监控录像时被告知已经不存在的事实。
5、从王继军庭审中关于询问当时小区里打牌居民，打牌居民告诉原告的情况就是听说有人摔倒了，而且当时就摔死过去了，张庆玲还找人掐潘行兰的人中，潘行兰的腿还动了一下的陈述，可以证实潘行兰倒地受伤时张庆玲是在场的，而且采取了相应的急救措施。王继军主张张庆玲不在场且未尽职责的理由与其陈述相互矛盾。
6、从原告陈述以及医疗机构的住院病案可以看出，潘行兰在87高龄的时候，有吸烟饮酒嗜好，每日10支烟，烟龄70年，每日平均2两酒，酒龄1年，且有脑瘤10余年，2012年12月5日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后即行肿瘤切除术，故潘行兰倒地的原因中不排除上述因素。
7、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潘行兰系受外力的作用下倒地受伤的情况下，要求作为普通人的张庆玲对于潘行兰突然摔倒立即做出反应并防止上述损害后果的产生，既非常人所能为，更非协议约定的照顾义务，对此不能认定张庆玲未履行协议约定的照顾义务。
8、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对价支付等合同法原则，在合同当事人未就“照顾能自理老太太”的服务范围进行明确、详细约定的情形下，则应当根据原告每月支付1600元（包括支付给大普服务部的100元）报酬的数额，综合认定服务范围除了洗衣、做饭等家务以外，只能包括照顾老太太在家中的一般生活起居，居住场所以外的服务范围不应当属于每月1600元的服务范围之内。
综上，原告提出潘行兰受伤时张庆玲不在现场、未尽照顾职责，且潘行兰并非自行倒地受伤的主张，并由此要求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均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部分主张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08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户银行为：建行徐州市永安支行，账号为：32×××02。）
审 判 长 姚 凯
代理审判员 梁 征
人民陪审员 刘宝岭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尹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