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5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大葳，男，197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幻希，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健，男，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辉武，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举春，女，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付大葳因与被上诉人熊健、朱举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17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熊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朱举春立刻归还借款本金507856.69元；2.朱举春支付借款利息137983.11元及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全部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按实际发生额向熊健承担违约金（罚息）；3.付大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朱举春、付大葳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健与朱举春曾是夫妻关系，朱举春与付大葳是朋友关系。朱举春因资金周转需要借款，要求熊健以自己的名义代替朱举春借款。经付大葳介绍，2015年1月19日，熊健及案外人彭玲玲（熊健自称彭玲玲系其现在的妻子）与案外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对外经贸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二人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18日，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每月还本息合计22666.82元），约定利率为年利率12%，但经核算实际利率约为月利率1.75%。合同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相应约定。同日熊健与对外经贸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熊健将自有房产抵押给对外经贸公司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
上述合同签订后，2015年1月20日，朱举春向熊健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认其因生意周转困难原因，通过见证人中山市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赢公司）介绍，以熊健的房产作为抵押，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600000元，手续费62500元。朱举春同意承担因借款而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并按时将每月应还款项22670元汇入熊健的账户进行还款。如不能按时还款，产生的责任由朱举春本人承担。该还款承诺书除部分内容及签名部分外，其他内容通过打印生成。朱举春作为承诺人签名捺印，见证人一栏手写落款（非加盖公章）为“中山市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保人由付大葳签名捺印（其自认作为共赢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见证而签名捺印，但否认有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还款承诺书通过打印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在承诺书落款日期的下部，存在一份全部手写的《借款协议》，记载内容与承诺书大致相同，并加上了朱举春确认熊健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借款43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借款170000元的内容，以及借款期限从2015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19日的内容。该协议由朱举春作为借款人签名捺印，手写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
另查，通过熊健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看出，对外经贸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熊健支付借款600000元，熊健当天取出62500元用于支付手续费。之后，熊健于2015年1月22日向朱举春转账支付借款200000元，于2015年1月26日转账支付借款230000元。之后因熊健认为朱举春不按双方约定向对外经贸公司进行还款，导致对外经贸公司向其追讨借款，故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熊健在诉讼中自认朱举春代其向对外经贸公司清还了部分借款，视为朱举春对其的还款，现尚欠的借款本息如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朱举春实际上欠熊健的借款是多少；2.付大葳是否需就朱举春所欠熊健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对于第1点，结合本案案情可知，涉案的借款关系有二，一是熊健受朱举春所托，自己与彭玲玲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的借款关系，二是熊健获得对外经贸公司的借款后，再将款项转借给朱举春的借款关系。虽然熊健并非将全部600000元的借款支付给朱举春，但由于朱举春在《还款承诺书》以及《借款协议》中均明确表明，其知悉对外经贸公司出借给熊健的款项中包括了62500元的手续费，其愿意承担该笔手续费。且其在《还款协议》中自认收到熊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借款430000元，另有170000元通过现金收取，故法院确认熊健向朱举春出借的金额为600000元，且相关还款的约定（利息、还款期限等）应参照熊健、彭玲玲与对外经贸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执行。又因朱举春不按其承诺代熊健向对外经贸公司还款，导致对外经贸公司向熊健主张权利，可以视为朱举春以自身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构成根本违约，故虽然朱举春承诺的还款期限尚未届满，但熊健仍可就朱举春所欠的全部借款本息（其中2015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应参照熊健、彭玲玲与对外经贸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实际执行的利率即月利率1.75%执行）要求朱举春清还。但熊健主张朱举春按实际发生额向其承担违约金及罚息，一方面熊健未能证明其应向对外经贸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及罚息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其与对外经贸公司存在的借款关系，与其与朱举春存在的借款关系并非同一借款关系，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故即便熊健确实向对外经贸公司支付了违约金及罚息，该违约金及罚息是否应由朱举春负担以及负担的具体金额现阶段也无法查明，故法院对熊健本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如果日后熊健确实向对外经贸公司支付违约金及罚息后，认为朱举春、付大葳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
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首先，付大葳是朱举春通过熊健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的实际介绍人（其自认作为介绍人共赢公司的管理人员及朱举春的朋友，介绍促成该笔借款交易），知悉上述两个借款关系的形成过程，从其在《还款协议书》下签字捺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其次，熊健、彭玲玲与对外经贸公司是在2015年1月19日签订《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的，付大葳在该借款关系中并没有作为保证人。在其已明知上述借款将被熊健转借给朱举春的情况下，如果其没有作为熊健与朱举春借款关系中的保证人为朱举春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其没有必要在2015年1月20日的《还款承诺书》上作为“担保人”签字捺印。虽然其抗辩仅仅是作为见证人身份签字捺印，没有为朱举春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但该抗辩与“担保人”的表述明显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采纳。故法院确认付大葳为朱举春向熊健的借款提供保证，因双方并未约定保证种类，法院依法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据此，熊健主张付大葳应为朱举春向其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朱举春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熊健清还借款507856.69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5年9月30日为137983.11元，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75%计至款项清偿之日）；二、付大葳对朱举春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熊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29.2元（已减半），由朱举春、付大葳负担（朱举春、付大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熊健，法院不作收退）。
上诉人付大葳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朱举春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熊健清还借款259239.8元及利息（利息以43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9日起按月利率1.75%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熊健、朱举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付大葳不应为朱举春向熊健的借款提供保证责任。（一）本案涉及两个借贷关系，一是熊健与案外人对外经贸公司的借贷关系，二是熊健与朱举春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本案审理的是后者。一审法院已认定《借款协议》部分对付大葳不产生约束力，而从《还款承诺书》的标题和文字表述可以看出其是朱举春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出具的承诺及保证，并非朱举春与熊健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所以，付大葳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付大葳对朱举春与熊健之间的民间借贷的保证合同并没有成立，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付大葳知悉朱举春与熊健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形成是错误的。付大葳只知道熊健为朱举春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提供房产作担保，而对朱举春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的具体形式并不知情，更不知道朱举春与熊健之间另外形成了一个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仅根据付大葳认为双方、介绍借款，就推定付大葳知道朱举春与熊健之间的借款关系，从而判令付大葳承担保证责任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熊健已向朱举春支付借款现金170000元错误。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款项的交付为合同生效的要件。《借款协议》上朱举春确认其已收到430000元转账及170000元现金，但朱举春确认的收款时间与实际转账时间不符，显然《借款协议》中关于现金借款已支付的记载并不可信。熊健作为出借人对于款项已实际交付负举证责任，而熊健并未提供关于170000元大额现金交付的实质性证据，又无法对现金交付的相关细节作出清楚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的要求，不应认定170000现金已交付的事实。
被上诉人熊健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并不存在两个借贷关系，熊健陈述向案外人借款的事实只是用于说明出借给朱举春的资金的来源。付大葳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时，熊健和朱举春之间的《借款协议》已经签署，付大葳对此是知情的且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熊健已将借款全部支付给朱举春，朱举春亦已确认。
被上诉人朱举春答辩称：借款数额为600000元，扣除了62500元佣金，熊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朱举春430000元，其余是现金给的，但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得。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熊健经付大葳介绍与案外人对外经贸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600000元。之后，熊健与朱举春签订《还款承诺书》，朱举春确认通过见证人共赢公司介绍，其以熊健所有的房产作抵押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600000元，并承诺由其偿还该借款及利息、手续费。付大葳在《还款承诺书》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同时付大葳称其为共赢公司的管理人员。综合上述情况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见，付大葳知悉朱举春以熊健名义向对外经贸公司借款，以及朱举春承诺由其承担还款责任，具体还款时间、数额均按熊健与对外经贸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数额执行等事实。在此情况下，付大葳自愿作为担保人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确认，即视为其同意当朱举春不履行约定还款义务时，由其承担代为清偿案涉债务的责任。现熊健以朱举春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代为偿还对外经贸公司的债务为由，主张朱举春承担还款责任，并由付大葳承担担保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付大葳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8.4元，由上诉人付大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琴
审判员 谭允仪
审判员 王志恒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卢俊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