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民终716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国勇，男，汉族，1970年10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徐彪，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创业路。
法定代表人：曹汝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章宾，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腾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家贵，男，苗族，1973年1月14日出生，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郑伯鑫，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锋，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曾忠，男，苗族，1969年12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吕春，广东尊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鲁珩，广东尊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国勇、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家贵、曾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家贵于2016年1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曾忠、汽运公司、何国勇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曾忠、汽运公司、何国勇承担。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5月16日判决确认何国勇、曾忠、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一审受理费8160元（已由王家贵预缴），由何国勇、曾忠、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
何国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家贵的全部诉讼请求，确认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家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何国勇与曾忠恶意串通损害王家贵的利益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何国勇因自身身体原因退出承包案涉车辆之前，征求过王家贵的意见，王家贵明确表示因经济困难，现无力受让。因此，何国勇与曾忠之间并没有恶意串通，且曾忠也承认王家贵享有该车的股份。二、何国勇与曾忠、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署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1.案涉车辆登记在汽运公司的名下，所有权属于汽运公司，汽运公司将该车辆转包给曾忠经营是属于有权处分，且东莞市东莞公证处对该转包合同予以公证。2.汽运公司对案涉车辆采用责任承包的经营形式，由于何国勇身患不宜开车的疾病，需要退出承包，何国勇在转包前也多次跟王家贵协商要求承包该车辆，但是王家贵基于经济等原因未予以回复。3．《转包合同》实际上是该车承包人的转让，何国勇属案涉车辆的承包责任人，王家贵只属该车的投资人，《转包合同》只是承包责任人变更，王家贵也没有完全退出该车经营承包。4.《转包合同》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何国勇与曾忠、汽运公司也没有恶意串通。案涉车辆被转包给曾忠是因为何国勇身患糖尿病，无法经营该车辆，且何国勇、曾忠的《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王家贵持有该车十二分之五的股份，何国勇并未转让该车100%的股份。三、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二条第(二)的规定，按份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撤销转让合同或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因此，退一步讲即便《转包合同》侵害了王家贵的优先购买权，为维护交易的稳定，《转包合同》也不宜确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于合法无效的情形有严格的规定，侵害优先购买权显然不能构成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
汽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家贵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家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汽运公司与何国勇、曾忠签订的《转包合同》恶意串通损害王家贵的利益，从而认定《转包合同》无效，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汽运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购车协议》是在王家贵与何国勇之间签订的，何国勇并未告知汽运公司王家贵参与投资事实，汽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王家贵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汽运公司在签订《转包协议》前知悉该事实。二、基于合同相对性，王家贵仅能向其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王家贵实质上是否有权受让以及能否受让何国勇转让的份额，取决于其与何国勇之间的《购车协议》项下的法律关系，与《转包合同》无关，不能对抗汽运公司签订《转包合同》的权利，其无权主张《转包合同》无效。1.汽运公司与何国勇之间的《经营合同》，以及王家贵与何国勇之间的《购车协议》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属不同的法律关系。2.本案是因为王家贵对何国勇向曾忠转让份额存有异议引起的，而王家贵实质上是否有受让以及能否受让何国勇转让份额，取决于其与何国勇之间《购车协议》项下的法律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王家贵对何国勇向曾忠转让部分投资份额的行为有异议，只能向何国勇提出，而无权向汽运公司主张。3.《转包合同》是汽运公司基于其与何国勇之间的《经营合同》而与何国勇、曾忠签订的，是对《经营合同》承包责任人的变更。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汽运公司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并同意何国勇将车辆承包责任人变更为他人，汽运公司签订《转包合同》没有义务事先取得王家贵的同意，也没有义务通知王家贵，更没有义务将车辆承包给王家贵。更何况汽运公司对王家贵与何国勇之间签订《购车协议》的事实并不知情，且属不应当知情。王家贵向何国勇主张投资份额的受让权，不影响汽运公司将车辆承包责任人变更为他人的自主决定权，不能对抗汽运公司签订《转包合同》的权利。
王家贵答辩称：一、汽运公司主张不存在恶串通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汽运公司知悉王家贵与何国勇之间签订的《购车协议》，清楚知道王家贵持有案涉车辆十二份之五股份。鉴于汽运公司知悉以上情况，其在2013年11月21日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王家贵至东莞榴花客运站办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车辆在榴花车站进站经营协议及相关事宜。2014年1月1日，王家贵代理汽运公司与东莞市榴花汽车客运站签订《东莞市客运班车进站经营协议书》。另外，何国勇与曾忠在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也明确了王家贵对案涉车辆持股的份额。二、汽运公司主张《购车协议》与《转包合同》无关，是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王家贵在与何国勇签订《购车协议》时已付清价款533300元，故王家贵已依法享有包括经营权、管理权等相应的股份权益。拥有十二份之五股份的王家贵，对何国勇原有的十二份之七的股份有优先购买权。再者，何国勇、汽运公司、曾忠签订的《转包合同》严重损害了王家贵的合法权益。三、何国勇主张其并无与曾忠、汽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王家贵的权益，一审法院不应认定合同无效，是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1.何国勇称其在退出承包案涉车辆之前，曾多次与王家贵协商要求承包该车辆，但王家贵基于经济原因未予以回复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事实上，何国勇并未告知王家贵任何有关车辆转让的情况。2.何国勇与被曾忠在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也明确了王家贵对案涉车辆持股的份额，汽运公司、何国勇、曾忠明知王家贵享有权益的情况下，无视此事实，擅自处分车辆，属恶意串通损害王家贵权益的行为。
曾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何国勇在二审中提交：储蓄卡业务凭证拟证明王家贵是从涂海波处受让的案涉车辆权益，款项也是支付给涂海波。病历资料，拟证明何国勇退出车辆承包经营是由于疾病原因。王家贵质证认为即使储蓄卡业务凭证是真实的，也证明王家贵已经交付了相应款项，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经营权以及利润分配权；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汽运公司质证认为对储蓄卡业务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曾忠对储蓄卡业务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涂海波也只有收益权，没有取得所有权；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曾忠在二审中提交：涂海波的身份证、涂海波的证人证言，拟证明2013年初，王家贵购买其占案涉车辆经营成本和分红十二分之五的份额的经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拟证明涂海波收到王家贵转账513000元。王家贵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汽运公司认为涂海波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不确认涂海波有权参与经营；对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何国勇认为上述证据证明王家贵受让的是涂海波的权益，款项也是给了涂海波，没有支付给何国勇。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首先，王家贵与何国勇签订的《购车协议》，约定王家贵向何国勇支付对价533300元以取得案涉车辆十二分之五的股份，其后，王家贵支付了价款，何国勇亦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何国勇对王家贵就案涉车辆依法享有包括经营权、管理权等相应的股份权益并不存在异议，只是认为王家贵是向涂海波购买了案涉车辆的相关权益并向涂海波支付了款项。
其次，何国勇与曾忠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明确了王家贵对案涉车辆持股的份额，即是说，曾忠在签订《转让协议书》时，知悉案涉车辆的权利人除何国勇外，王家贵也是权利人之一。同日，何国勇、曾忠及汽运公司签订《转包合同》，该合同约定案涉车辆的安全基金及预收包金归曾忠所有、案涉车辆营收由曾忠负责结算，该约定明显排除了王家贵经营案涉车辆的权益。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汽运公司、何国勇和曾忠恶意串通损害了王家贵的权益，《转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至于汽运公司主张对王家贵享有案涉车辆的相关权益不知情，本院认为《转包合同》涉及的是经营权的转包，权利义务主要涉及何国勇和曾忠，汽运公司的上述主张即使成立，也不影响本院对《转包合同》的认定。
综上所述，汽运公司、何国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汽运公司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汽运公司负担（已预交）。何国勇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何国勇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倩
审判员 徐华毅
审判员 杨洁萍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冯颖欣
陈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