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821民初2418号
原告：刘井山，男，1931年3月24日生人，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原告：徐凤芝，女，1932年1月4日生人，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原告：刘玉和，男，1963年11月14日生人，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原告：刘永超，女，1996年5月7日生人，满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原告：付艳红，女，1974年11月7日生人，满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原告：刘玉停，男，1971年7月5日生人，汉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芳，河北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车营村一组），地址：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
负责人：陈才，该组组长。
被告：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车营村委会），地址：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
负责人：宋志福，该村主任。
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与被告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第一村民小组、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艳会独任审判，并于2017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以及被告车营村委会负责人宋志福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芳、被告车营村一组负责人陈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支付原告3.4亩耕地被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48620.00元；2、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恢复因被搁置而无法耕种的1.2亩地并赔偿经济损失；3、判令被告车营村××组返还原告耕地被收回期间的不当得利2000.00元；4、判令二被告将退还的3.4亩地登记于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下；5、被告车营村××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六原告系同一家庭户内成员，刘井山是户主。1999年刘井山作为户主与车营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9年至2029年止，土地承包合计7.3亩。2001年因家庭成员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户口迁出，车营村××组在2003年收回了本应由原告承包的土地中的3.4亩地。原告多次向被车营村第一村民组主张返还，直至2016年被告车营村××组才返还了本属于原告承包的3.4亩地。被告车营村××组收回属于原告承包的土地长达13年，按照一亩地一年可产生1000.00元的经济收益计算，国家给予的粮食直补一年一亩地100.00元，13年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合计48620.00元。被告车营村××组归还原告的3.4亩地中有1.2亩耕地因常年搁置成为荒地而无法耕种，遂请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另有1亩地在被告收回期间，因天星矿业有限公司在该地上堆放石土被告车营村第一村民组获得经济补偿2000.00元，该项经济损失是在原告承包期内被告获得的不当得利，所以应归原告所有。被告的上述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刘井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刘井山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据1、2证明原告刘井山具体承包地亩数及承包地明细；3、车营村××组刘玉青、赵广全、任旺德、刘玉成、刘玉才、马立国、刘景术、柴印的证明2份，证明车营一组小组违法收回原告3.4亩，由以上人耕种，以及3.4亩地的具体地块；3、承德市双桥区牛圈子沟镇石洞子沟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在该村没有承包地。
被告车营村××组辩称：一、原告起诉已经归还给原告的3.4亩土地不是事实，至今这3.4亩土地没有归还给原告，是属于村民小组的。原告一家中的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三口虽然在1999年的土地承包时候具有车营村××组的土地承包资格，但是在2002年一家三口举家迁往承德市双桥区牛圈子沟，因为当时农村承包的土地需要交纳三提五统费用，原告三口户口迁出后，认为耕种这3.4亩土地收入还不够交纳三提五统费用，所以在2003年将这3.4亩土地自愿交回，当时村民小组组长刘井武和村民郭生学等人都能证明，而且这3.4亩土地确实交回了村民小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土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原告在2015年要求返还3.4亩承包地，但是答辩人一直没有同意，至今3.4亩地仍然属于答辩人。这3.4亩土地扣除退耕还林的土地外还剩2亩耕地，这2亩耕地13年来一直是村民承包耕种，去年是刘玉书耕种，每亩交组里100.00元承包费。原告自愿交回的土地，再要求答辩人赔偿13年的经济损失48620.00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因为原告要求恢复1.2亩被搁置的土地也是在这3.4亩之中，这土地已经不属于原告，所以其要求赔偿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天星矿业有限公司在答辩人收回土地上面堆放石土，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土地已经不是原告的，原告没有权利要求这2000.00元归原告所有。四、原告在2003年自愿交回承包地，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做法是为了不缴纳“三提五统”费用，而且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原告开始反悔，要求返还交回的承包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2017年3月23日答辩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召开了小组全体会议，讨论是否归还原告3.4亩土地和赔偿问题，经全体村民48户一致表决签字，不同意将已经交回的土地再归还给原告，不同意给予原告任何补偿。这村民的表决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自治原则，是合法有效的。综上，原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将已经交回的承包地视为己有，请求各项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车营村××组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车营村××组分别于2017年3月23日、2017年8月11日的会议记录各一份（复印件），证明车营村××组经过村民小组全体会议决定，不同意本案原告要求车营村××组给予原告在其自愿交回土地期间的土地补偿。
被告车营村委会的负责人宋志福未到庭也未进行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
经过庭审质证：被告车营村××组对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的真实性认可；被告对石洞子沟证明的证明目的：原告没有分得承包地及车营村××组刘玉青、赵广全、任旺德、刘玉成、刘玉才、马立国、刘井术、柴印的证明2份，不认可。原告对于车营村××组提供的2份会议记录，不认可。原告对于“车营村刘玉书土地纠纷问题的情况说明，认为说明中所述事实经过与实际不符，其认为并非原告自愿交回土地。
本院在庭后向高寺台镇政府事先对原、被告之间争议的承包地进行调解的工作人员调取了情况说明，并对分地过程中的参与人时任当时组长的刘井武、小组代表的郭长学进行了询问，分别对整个参与退地过程的经过进行了说明。
结合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及高寺台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该情况说明及刘井武、郭长学的询问笔录，可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系同一家庭户成员，刘井山系户主，1999年刘井山以户主名义与车营村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期限为30年，自1999年10月1日起至2029年9月30日止，承包土地合计7.3亩。2001年，因原告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户口迁出，被告车营村××组于2002年12月份，由当时组长刘井玉在其家组织车营村××组全体会议关于讨论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及涉及其他几户因户口迁出，而产生的土地问题，因当时需要缴纳“三提五统’费用，涉及本案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承包地，如果认为种地不划算，经向有关部门询问后，提出因户口迁出本村，不愿意种地，可以把地退回来，提留费就不再收取。2003年在原告户代表刘玉和（因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三人的土地一直由刘玉和耕种）参与下，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的承包的土地3.4亩退回车营村××组。从2003年以后提留费就不再缴纳，被告车营村××组又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退回的承包地在承包期限内又先后承包给村小组刘玉青、赵广全等人。
另查明，本庭庭后向承德现高寺台镇政府调取相关情况说明，本案经承德县农经局了解情况答复，依照国家政策，土地收回重新分配，需经村民小组集体会议决定，原则上土地归刘井山、刘玉停本人，但因年份过长，具体原因及经过不明，土地补偿事宜不予支持。后经承德县高寺台镇政府及包村干部多次做工作，对经济补偿不支持，后督促小组将土地退回给刘井山、刘玉停。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村集体与村民缔结，其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且需出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在原告刘井山与车营村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签订的7.3亩土地承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及义务，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本案被告车营村××组）应按约定向承包方（刘井山等六原告）交付土地，承包方（刘井山等六原告）应按照合同的规定依法履行耕种的义务，并按照当时的政策缴纳提留费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和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承包经营户，即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土地承包，而非家庭成员个人，即承包土地是以户为单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发包给每户家庭耕种管理,而不是每一名家庭成员就相对应某块田地,承包土地与家庭是一个整体。结合本案，刘井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人口为6口人（即本案六原告），那么可以认定该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是“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1999年，因原告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三人因户口迁出，涉及土地根据当时政策需要缴纳提留费，结合当时组长刘井武、小组代表郭长学的询问笔录，车营村××组老组长刘井玉经过请示有关部门，经车营村××组集体讨论决定，并在户代表刘玉和（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的参与下，将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等三人的土地退回车营村××组。本庭注意到，在车营村××组召开小组全体会议及退地整个过程，均有本案原告刘玉和的参与，因其作为承包方（刘井山）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有足够理由相信刘玉和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的承包地退回的行为，属该承包户的自愿行为，故本院对于原告非自愿行为退回土地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车营村××组在承包期内将上述退回的土地另行承包给村小组其他成员的行为，应认定合法有效。承包该土地所取得的的收益应归车营村××组所有，故对原告主张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支付原告3.4亩耕地被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48620.00元及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恢复因被搁置而无法耕种的1.2亩地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判令被告车营村××组返还原告耕地被收回期间的不当得利2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因该案事发后，经镇包村干部协调，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的土地退回刘井山、刘玉停名下，虽然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是经镇里协调，将3.4亩土地退回是客观事实，又因土地的分户调整应由发包方进行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的该项诉请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故对原告这一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32.00元，由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艳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刘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