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渝0114行初2号原告杨福仙，女，生于1955年2月4日，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代理人戴明昌，系杨福仙丈夫，生于1953年3月16日，土家族，住址同上。被告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办事处新华西路。法定代表人云高举，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郭细妹，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云霁，重庆云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行署街。法定代表人徐江，该区区长，区长委托代理人谢承刚，该区副区长。委托代理人高辅江，该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福仙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黔江区社保局）、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江区政府）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由审判员刘曦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姚恩、人民陪审员何成芳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1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福仙委托代理人戴明昌，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法定代表人云高举及委托代理人郭细妹、张云霁，被告黔江区政府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谢承刚，黔江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高辅江、彭先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福仙诉称：2016年6月6日，原告杨福仙向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黔江区社保局给原告出具单位为其缴费的《职工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续接卡》（简称续接卡）和按照政策规定归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该局于2016年10月10日向原告作出了回复，该对该回复不服，于2016年10月18日向被告黔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对其申请复议后，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认为：“被告社保局提供的证据证明原城厢供销社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缴纳的费用３３１６２１．８０元是缴纳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所交的该笔费用并不包含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故对被告黔江区社保局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作出的回复作出了维持决定，原告对复议结果不服，故依法提起诉讼。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基本事实。原告原是城厢区供销社职工，1997年9月参加工作，2001年9月于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2004年8月退休。在单位工作期间，单位已为原告如实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医疗保险费（1994年5月-2001年9月）。从解除劳动关系到退休时（2001年10月-2004年9月），因企业解散原因而导致原告中断缴费3年，但原告退休后于2009年10月23日又以个人身份重新办理续保手续，再次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分年补缴了退休前所欠的三年保险费。至此，原告的合计缴纳年限至退休时止（含视同缴费年限）均已达到27年（1997年9月-2004年8月共324个月），其中实际缴费年限为10年零5个月（1994年5月-2004年9月，其中单位缴费7年零5个月，个人补缴3年）。至此，原告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满足《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一）项关于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其已符合《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不再继续缴费的规定。事实上，但因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没有将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进行接续登记处理，致使原告又重复缴纳5年的医疗保险费（2013年至20174年12月）。据此事实，根据《重庆市人社局财政局关于医疗保险退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262号）（简称退费通知）第一条第（三）项关于“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重复缴费，以及退休后多缴费的退费，要确保缴费年限续接，不重不漏的处理”以及“个人参保人员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仍继续缴费，经审核其满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对退休后超过医疗保险规定缴费年限多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不含大额医保费），可申请退还”的规定，故原告于2016年6月6日，便依法向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出了如前所述的退费申请。事实上，为了证明原告随原单位参保而单位又为其缴纳费用的事实，在提出其申请时，已向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交了城厢供销社于1998年进行社会保险登记及该社于2001年10月16日补缴之前所欠三项社会保险费的原始依据即《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予以证明，并且还提供了原医疗保险局于2013年对其单位缴费事实已经做出明确承认的（2013）5号医保回复依据予以证明，该承认事实又于（2014）黔法行初字第08号生效判决所确认。据此事实，原告要求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按照《退费通知》的规定，退还其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其主张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应当依法履行其退费职责，退还其2013年至2017年重复多缴的共5年医疗保险费。二、被告黔江区社保局认为无重复缴费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黔江区社保局认定原告以个人身份缴纳7年（2010年至2016年）的事实没有错误，但回复所称只缴7年事实仅为申请人以个人身份的缴费年限，并未包括单位缴费年限，故被告黔江区社保局认为原告不存在重复缴费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三、行政复议机关认定城厢供销社缴纳331621.80元保险费只是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并不包含职工医疗保险费，其认定只缴一项费用的事实与证据载明“补缴三费”的事实不符，故其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认定事实缺乏主要证据证明。从复议机关认定事实采信的证据看，是黔江区社保局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用缴款凭证》、《社保局记账凭证》及《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等三份证据。从该三份证据的来源来看，是财务会计部门印其缴费登记需要而自行填制的统计资料和记账凭证，该凭证并不是在经济业务发展时所生成的原始证据。《会计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记账凭证应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据此规定可知，记账凭证在必需附有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且能互相印证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事实上，该记账凭证左下角载明“附单据0张”的事实足以证明，该局在编制会计凭证时，根本就未收集应当附有的原始凭证和相关资料，因此，自制凭证在无相关原始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是不能作为直接认定事实的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填制的记账凭证的行为，只能证明经办机构是在履行其缴费登记职责，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是否存在登记缴费险种错误，行为人应当根据《会计法》第十四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提供其与登记内容有关的原始凭证和依据予以证明。比如应该提供其缴费前，单位向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的含缴费花名册在内的《社会保险费缴费申报表》或者经办机构向缴费单位发送的《缴费通知书》或者企业在开户银行解缴费用银行进账单等原始依据予以证明，否则，该缴费登记行为就应当视为没有事实依据。因此，不管是在行政复议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黔江区社保局都应当依法承担该项举证责任。事实上，在行政复议期间，被告黔江区社保局除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供了上诉三份自制凭证外，并未提供其与记账内容有关的证据和依据。因此，行政复议机关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填制的记账凭证直接认定“城西供销社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331621.80元并不包含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费的事实”，显然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二）、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履行的缴费登记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登记要求，其登记行为违法。事实上，从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看，该清单在城厢供销社缴费备注栏已明确注明“补缴三费”，该注明事实与《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即原告提交的原始依据）上载明的“补缴三费”事实上是相互一致的，且与原医疗保险局在（2013）5号医保回复中对其单位缴费事实作出明确承认的事实相互佐证，之后又被（2014）黔法行初字第08号生效判决所确认。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条“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下统称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缴纳，适用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因此城厢供销社补缴三项社会保险费依法应当包含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据此，根据劳社部于1999年3月19日下发实施的《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已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根据缴费单位的实际缴纳额，按照该单位三项基金应缴纳额的份额分别计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业保险基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之规定，从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记账凭证看，其自身证明该局将其征收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合并计入养老保险金账户，显然，社保经办机构将其三项费用合并进行登记，其登记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登记要求，所以，该登记行为违法。综上所述，行政复议机认定城厢供销社于2001年10月16日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并不包含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其认定的事实错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企业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合并计入养老保险金账户，其登记行为违法。因此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供的自制凭证不能作为认定城厢供销社只缴纳其养老保险费的事实。据此，根据原医疗保险局在（2013）5号医保回复对其单位缴费作出的明确自认、（2014）黔法行初字第08号判决对其作出明确认定的事实，本案应当依法确认其城厢供销社已为原告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医疗保险费。黔江区社保局杜企业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在没有进行依法打击的情况下，其后续的相应行为就应当依法认定为违法。因此，被告黔江区社保局不为原告办理医疗保险续接手续，不审查原告提供的退费申请而拒绝履行退费职责，其行为违反了渝人社发（2013）262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因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三条和法律对本条作出的解释之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撤销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6日向原告作出的《关于杨福仙申请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2、责令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在十日内依法审查原告杨福仙提出的退费申请并退还其重复多缴2013至2017年的职工医疗保险费14425.2元；3、撤销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承担。原告杨福仙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2、黔江区社保局对原告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回复；3、行政复议申请书；4、黔江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6、参保单位档案目录及个人账户花名册；7、黔江医保函（2016）5号回复；8、医保局作出撤销医保函（2016）5号回复的通知；9、（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原告杨福仙提供的法律依据为：《社会保险法》第七十四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渝人社办（2009）19号《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府发（2009）29号文件、黔江府发（2012）36号文件、渝人社发（2013）262号《市人社局财政局关于医疗保险退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社会保险法释义》第二条关于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定义、《社会保险法释义》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劳动部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的通知（劳险﹝1992﹞25号）、劳动部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3﹞263号）、劳社部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三）（劳社部发﹝1999﹞25号）、黔江县政府批转县劳动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的报告的通知（黔府发﹝1994﹞26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渝人社发﹝2013﹞262号退费通知。被告黔江区社保局辩称：一、原告杨福仙在工作期间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且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的条件。首先，针对原告提出的事实和诉求，经被告黔江区社保局调查核实表明，原告在工作期间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其个人没有缴纳医疗保险费的记录。2009年10月23日，在原告填写的《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上明确记载，经审查，杨福仙参保前视同缴费年限24年零月，实际缴费零年零月。原告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在2016年6月6日的《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诉称已随用人单位从1993年1月开始就参加城镇职工社会统筹保险（即参加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并按规定如实缴纳了1993年1月至2001年9月共8年零9个月的两项社会保险费的事实严重不属实。原告是将当时原用人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缴费主体是用人单位而不是个人）混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且（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2015）渝四中法行申字第0000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对此已作出明确判决。显然，原告是故意歪曲对医保政策进行曲解；根据黔江府发（2001）154号文件规定，黔江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在之前并没有开展该项业务，且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规定共同缴纳。据此说明，原告在2001年9月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前，不可能存在实际缴纳8年零9个月医疗保险费的事实。因此，原告杨福仙申请确认其已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如实缴纳了8年零9个月医疗保险费的请求不成立。其次，原告申请为其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没有法律依据。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19号）文件第一条“凡在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各统筹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或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的法定连带年龄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在本市各统筹地间转移时，转出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确认的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在接收地继续有效（中断缴费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不属于在职职工，也不属于法定年龄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且不存在向统筹地之外转移医疗保险关系的情况，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的条件，黔江区社保局不向原告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正确合法。二、原告不存在重复多缴医疗保险费的事实，其申请“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一、杨福仙于2009年10月以个人身份申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09年10月23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同意其从2010年1月1日起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经核查，从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原告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年限为7年，不存在重复缴费的情况，黔江区社保局征收医疗保险费的行为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原告申请“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请求不能成立；第二、城厢供销社于2010年10月16日缴纳的331621.8元是用于缴纳单位历年应缴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不包含职工个人的医疗保险费，其中包括1999年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社会保险费155971.38元、2000年应缴纳社会保险费46440元（其中包含退休职工大病基金）、应缴纳个人账户利息7303.22元。黔江区社保局对上述保险费用的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第三、原城厢供销社于2004年按当时的改制政策的规定，为51名已退休人员一次性清算缴纳了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用共计295206元。原告于2001年9月已与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并自愿选择领取安置费自谋职业，其不属于退休人员，单位没有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原告认为银行进账单上注明“交三费”包含了杨福仙个人了医疗保险费在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三项费用合并为一项登记违法的观点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关于杨福仙申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纳年限接续卡》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使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维持被告黔江区社保局的行政行为，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2、关于杨福仙申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3、行政复议申请书；4、关于对杨福仙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5、行政复议决定书；6、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7、1999年度企业职工缴费工资送审表；8、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9、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10、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11、记账凭证2页；12、城厢供销社历年应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13、黔江区城厢供销社改制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缴纳支付协议；14、黔江区城厢供销社医疗保险保险费一次性清偿情况表；15、黔江区参统企业2001年1月12月社会保险费征缴情况表；16、黔江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征集测算表9份；17、（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18、（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19、（2015）渝四中法行申字第0000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渝府发﹝2009﹞19号文件、渝府发﹝2009﹞29号文件、渝人社﹝2009﹞58号文件、黔委发﹝1998﹞3号文件、黔府发﹝1994﹞26号文件、黔江府发﹝2001﹞154号文件、黔江编委发﹝2015﹞230号文件。被告黔江区政府辩称：一、被告黔江区政府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其受理、审查、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黔江区社保局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回复，于2016年10月18日向被告黔江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经审查，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黔江区政府于同日受理，并于2016年10月24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于2016年10月25日向黔江区社保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法律文书。2016年11月3日，黔江区社保局向被告黔江区政府提交了关于杨福仙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及作出回复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资料。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告黔江区政府认真听取了杨福仙及其委托代理人、黔江区社保局的意见，详细审查了双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材料。2016年12月18日，黔江区政府依法作出了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告知了杨福仙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的救济途径和期限，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后，黔江区政府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向杨福仙、黔江区社保局进行了送达，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黔江区政府作出的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杨福仙认为黔江区政府认定其不具有重复缴费事实所依据的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记账凭证、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等属于记账凭证，而非原始凭证，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此观点是杨福仙对证据的错误理解，其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第六十一项记载的城厢区供销社（ＸＸ亮）于2001年10月16日缴纳的331621.8元与杨福仙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上记载的2001年10月16日ＸＸ亮向区财政局缴纳的331621.8元是同一内容，该笔费用包含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单总计的1377589.66内。其次，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原始凭证的规定，其是经过财务部门核查，并盖有财务专用章的对外产生法律效力的原始凭证。从制作时间、缴费项目、缴费金额来看，其也是制作黔江区社会保障局（基本养老保险）记账凭证（制单编号：计6﹝1/2﹞和﹝2/2﹞）的原始凭证。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结账和更正错误的记账凭证可以不附原始凭证，黔江区社保局（基本养老保险）记账凭证（制单编号：计6﹝1/2﹞和﹝2/2﹞）本身就属于结账类的记账凭证，因此可以不附原始凭证。（二）、在行政复议阶段，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城厢区供销社于2001年10月16日缴纳的费用（金额331621.8元，票据种类：交三费）是用于缴纳企业养老保险费用。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重庆市社保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黔江区社会保险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记账凭证》、《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恰当》等证据，证明原城厢区供销社以ＸＸ亮名义向区财政局记账的用于补缴三费的331621.8元，全部进入了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存项目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其缴纳险种为企业养老保险。该笔费用虽然以“交三费”的项目名称进账，但其最终用途仅为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该笔进账款项，并不包含原告杨福仙所称“三费”之一的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费。同时，杨福仙提交的原城厢供销社1999年进行社会保险登记档案封面及《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只能证明原城厢区供销社参加社会保险，并于2001年10月16日以ＸＸ亮名义补缴三费331621.8元，不能证明331621.8元中包含职工医疗保险费。（三）、原告杨福仙提交的《原黔江县城厢供销社1999年企业职工缴费工资送审花名册》仅能证明原城厢供销社参加社会保险时，送审职工名册等资料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城厢供销社参保项目中有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以及2001年10月16日以ＸＸ亮名义交三费331621.8元中包含职工医疗保险费。三、杨福仙称其单位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期间以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并要求退回重复多交医疗保险费用（杨福仙在先前的诉讼中主张该期间单位为其缴纳了大病医疗统筹费用，目前该案已经审结，经过一审、二审对该观点都未予支持），法律政策依据不足。黔江区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99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国办函﹝1992﹞35号），对我国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作出了相关部署，由卫生部负责研究公费医疗改革方案，由劳动部负责劳保医疗改革方案。1993年10月8日，原劳动部《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3﹞263号）提出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改革目标与基本原则，第一条规定：“通过改革要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合理负担，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覆盖城镇全体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体委等四部委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6﹞16号）规定，为了推进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国务院在江苏省镇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进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决定1996年在全国范围内再挑选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城市扩大试点。当时四川省选定的试点单位为绵阳市和泸州市，黔江地区并没有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试点。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2001年1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了《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1﹞120号），其中第三条规定，在重庆市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包括北部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中央在渝单位及其职工，均根据本办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001年，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和的通知》（黔江府发﹝2001﹞154号）第五十五条规定，重庆市黔江区于2001年1月1日起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观点被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四中法行政终字第000061号判决书支持）。再次之前，黔江区没有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故不存在原告杨福仙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法律政策支持。同时，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医疗保险退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262号）第三条“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重复缴费，以及退休后多缴费的退费，要确保缴费年限接续，不重不漏的处理”之规定，其中第一条第一款对“个人参保人员”进行限定，即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而现无证据证明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期间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所以故退费的主张不能成立。四、原告杨福仙主张《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与《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上载明的“补缴三费”包含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黔江区社保局将三项费用合并为一项进行登记，其登记行为违法，属于新的请求或主张，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综上所述，被告黔江区政府作出的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江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关于杨福仙申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3、申请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4、申请人授权委托书；5、行政复议受理审批表；6、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7、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8、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9、被申请人授权委托书；10、送达回证；1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12、1999年度企业职工缴费投资送审花名册；13、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14、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15、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16、进账凭证；17、参保单位（个）医疗保险退费申请表；18、调查笔录；19、黔江编委发﹝2015﹞230号文件；20、落实医保权益申请书；21、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22、（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判决书；23、（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被告黔江区政府提交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渝府发﹝2009﹞29号文件第六条、第十五条，渝人社﹝2009﹞58号文件第四项，渝人社发﹝2013﹞262号文件第一条第三项，渝府发﹝2001﹞154号文件，黔府发﹝1994﹞26号文件。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接续卡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没有异议；证据3诉称的事实不属实；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证据8在原诉讼中已被撤销，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错误；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供的法律法律依据是真实的，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部分法律依据与本案无关，同时劳险字﹝1992﹞25号文件第四条中统筹基金的来源提到“个人适当缴纳一部分”的内容，在黔江范围内没有适用，大病统筹费用全部由企业缴纳，职工（含杨福仙在内）没有缴纳，劳部发﹝1993﹞263号文件中关于试点地区的选择，重庆市不在试点地区之列，黔江地区是在2002年初实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被告黔江区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其内容和请求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2的三项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其内容不完全真实，其请求也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4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7、9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被告的答辩没有关联；原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由法院进行确认，但这些法律依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中劳险字﹝1992﹞25号文件、劳部发﹝1993﹞263号、与本案无关，原告在复议阶段并未主张“大病统筹”，且该文件并未规定“大病统筹”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原告的退费请求与渝人社发﹝2013﹞262号文件的规定不符。原告杨福仙对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6、9、12、13、15、16属于伪造证据，是提起诉讼之后收集的证据，不能达证明目的；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表中没有实际缴费年限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认可；证据7内容客观真实，证明城厢供销社与社会保险局存在法定的社会保险关系；证据8不是银行进账单也无具体缴费单位，显示的单一险种与其他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不符；证据9是原始证据复印件、证据10是社保局财会部门自制凭证，自制凭证中注明城厢供销社“补缴三费”与证据9上载明的“补缴三费”事实一致，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认可，但其待证的“三费”险种事实，依法应当由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供其《缴费申报表》予以证明；证据11不符合《会计法》第十四条关于必须附有原始凭证的要求，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属于无效证据；证据12无具体缴费险种，无法证明双方争议的待证险种，且在缴费基数上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该证据显示征收数额下降，其下降与常理不符合，该证据是在提前诉讼后才造的，属于伪造证据；证据13、14不是原始证据复印件，且其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协议亦无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也无签订协议的具体时间，属于伪造证据；证据15、16显示为四费，而银行进账单显示为三费，据此说明，该证据不是城厢供销社当时履行义务的原始依据，在该表“测算应征”和“实际保险费”一栏显示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事实，其反映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原告对此两项收费事实不持异议，但表中反映征收的“生育、工伤保险费”事实，因其缺乏相应事实根据佐证和当期收费政策依据证明而使该实证事实存疑；证据17-19判决书不是行政规章，不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依据。对法律依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产权制度改革与结构改革文件与本案无关，其他文件因是原、被告共同主张适用的依据，原告对此不持异议，实际缴费年限认定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了实际缴费年限认定范围，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都属于参保职工的实际缴费年限。黔府发﹝1994﹞26号文件与黔江府发﹝2001﹞154号文件，是新旧制度替代关系，医疗保险局与原养老保险部门承办的业务属于继承关系，故被告适用后者文件认为“黔江区在2002年1月1日前没有开展医疗保险公司”是适用文件依据错误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从新旧制度的具体内容看，两者均属于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被告黔江区政府对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11、17-19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2-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否采信由法院核实。原告杨福仙对被告黔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黔江区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合法的，对黔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原告认为其证据不足，对其合法性由法院审查。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对黔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本案证据作如下认证：因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证据1-7、8与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和黔江区政府提供的部分证据一致，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7因已被撤销，故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黔江区社保局提供的证据1-16均系社保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可以作为认定被告黔江区社保局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7-19系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黔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因原告与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这些证据均系黔江区人社局和黔江区政府在行政程序中形成或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至于原、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各方当事人对法律依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只是对法律依据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本院将依法在本院认为部分对法律依据的理解和适用予以分析。经审理查明：杨福仙原系黔江城厢供销社职工，其于1977年9月参加工作，于2001年9月与供销社解除了劳动关系，于2004年8月退休。1992年9月，原劳动部颁发了《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劳险字［1992］25号）。1994年3月，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发了《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黔府发［1994］26号）。原告在工作期间，单位从1994你那开始参加了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并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明确了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启动。2001年1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了《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1］120号）。重庆市黔江区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9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了《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9］29号，该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为男年满30年、女年满25年，其中本人按规定市级缴费年限必须满10年。参保人员2003年12月31日前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医疗缴费年限。”。2009年5月，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际统筹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四项规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是指参保人员2003年12月31日前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与本人按规定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年限之和，即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之和。”。原告退休后于2009年10月23日以个人身份申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黔江区医保局审核认为原告参保前缴费年限为24年，其中视同缴费年限24年，无实际缴费年限。杨福仙办理了参保手续。因原告未在2013年1月足额缴纳保险费，黔江区医保局于2013年2月停止了原告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后原告补缴了2013年的保险费。2013年5月7日，原告向黔江区医保局提出了落实医保权益的申请，原告认为其参加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缴费年限7年零5个月，与之后由其个人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的3年（2010年至2013年），应当合并认定为本人的实际缴费年限，共计10年零5个月，故请求：1、确认杨福仙缴纳医疗保险费的缴费年限为27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为10年零5个月；2、确认杨福仙从2013年1月起，不再向黔江区社保局缴纳医疗保险费，并终身享受医疗保险待遇；3、黔江区医保局保险杨福仙2013年2月的特病门诊医疗费111.95元；4、黔江区医保局保险返还杨福仙多缴纳的2013年度医疗保险费2222.88元。黔江区医保局于2013年6月18日对杨福仙的申请作出黔江医保函［2013］5号《重庆市黔江区医保局关于杨福仙请求落实医保权益的回复》，该回复认为，杨福仙申请的目的是要求将其参加原黔江县国有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年限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此请求违背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原告政策规定。杨福仙对该回复不服，于2013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该回复。2013年11月29日，黔江区医保局作出了《重庆市黔江区医疗保险局关于撤销黔江医保函［2013］5号的通知》，杨福仙撤回了对该案的起诉。因杨福仙未在2014年1月足额缴纳保险费，黔江区医保局于2014年2月停止了杨福仙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后杨福仙补缴了2014年的医疗保险费。杨福仙对黔江区医保局要求其继续缴纳医疗保险费和再次停保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黔江区医保局恢复杨福仙享有保险医疗费用的权利，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对杨福仙的诉求均未予支持。2015年，黔江区医保局被撤销，其职能职权并入新设立的黔江区社保局。2016年6月6日，杨福仙向黔江区社保局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以其于工作期间即1993年1月至2001年9月共8年零9个月原单位为其缴纳了城镇职工社会统筹保险（既参加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后又于2009年10月以个人身份参加医疗保险，根据《医疗保险退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262号）第一条第（三）项关于“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重复缴费，以及退休后多缴费的退费，要确保缴费年限续接，不重不漏的处理”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原告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19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43号）第二条第（二）项第2目之规定，以及《医疗保险退费事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262号）第一条第（三）项第2目关于“个人参保人员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仍继续缴费，经审核期满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对退休后超过医疗保险规定缴费年限多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可申请退还”之规定，请求：一、确认杨福仙已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如实缴纳了8年零9个月医疗保险费，并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给杨福仙；二、请求返还2013年至2016年重复多缴4年的医疗保险费共10879.44元。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对杨福仙的申请作出《关于杨福仙申请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回复如下：一、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19号）文件中“凡在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各统筹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医疗保险关系在本市各统筹地间转移时，转出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确认的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在接收地继续有效（中断缴费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你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二、你在2009年填写《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2009年10月23日经原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其从2010年1月1日起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经系统核实，杨福仙以个人身份参加医疗保险至今已缴纳医疗保险费7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无重复缴费记录。原告对此回复不服，于2016年10月18日向黔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江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在听取根据申请人杨福仙和被申请人黔江区社保局的意见，并结合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后，维持了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关于杨福仙申请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并告知了杨福仙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的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原告对此复议决定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另查明，2001年10月16日，黔江区财政局在中国农业银行有一笔进账，出票人为陈某某（开户银行：农行城东处），持票人为区财政局（账号：801005xxx），开户银行：农行解放路分理处），票据金额为331621.80元，票据总类为交三费，该费用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单清单》中显示缴款单位为城厢区供销社(ＸＸ亮)，缴款时间为2001年10月16日，备注为补缴三费。诉讼中，杨福仙与黔江区社保局、黔江区政府就该笔费用是否包含了原城厢供销社给杨福仙缴纳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产生分歧，原告认为该笔费用包含了原告城厢供销社给杨福仙缴纳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而黔江区社保局和黔江区政府认为根据政策该笔费用未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之规定，被告黔江区社保局作为该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受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退还多缴社会保险费等社会保险服务的职权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之规定，被告黔江区政府具有对本案被告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具体行为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复议的申请、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的行政权责。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是否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二、关于被告黔江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关于《《关于杨福仙申请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黔江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一、关于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是否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首先，重庆市黔江区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原告诉称其原单位黔江区供销社从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是为其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无政策依据。其次，关于杨福仙原单位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为其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大病统筹费用，是否作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已经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生效文书予以确认，原告再次主张无法律依据；其三，原告诉称2001年10月16日城厢区供销社(ＸＸ亮)名义缴纳的金额为331621.80元，票据总类为交三费，包含了原告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但未提供相应的政策依据，被告区人社局根据相关政策认定该费用并不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并无不当。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及现行政策，原告杨福仙诉称其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已经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黔江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关于《关于杨福仙申请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黔江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首先，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9号文件第一条“凡在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各统筹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或者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的法定劳动年龄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在本市各统筹地区间转移时，转出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确认的医疗保险缴纳年限，在接收地继续有效（中断缴费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的情形，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的条件，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对原告该项请求的回复，并无不当。其次，因现有证据、政策无法认定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黔江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杨福仙于2009年10月23日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黔江区社保局在核查其缴费年限发现并无重复缴费记录后，依法对其申请确认已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如实缴纳了8年零9个月医疗保险费，请求返还医疗保险费的回复并无不当。再次，黔江区政府作为适格的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依法听取原告杨福仙及被告黔江区社保局的意见后，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相关政策作出维持黔江区社保局回复的决定，并无不当。综上,原告诉请撤销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6日向原告作出的《关于杨福仙申请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责令被告黔江区社保局在十日内依法审查原告杨福仙提出的退费申请并退还其重复多缴2013至2017年的职工医疗保险费14425.2元以及撤销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福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福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曦审 判 员  姚 恩人民陪审员  何成芳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陈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