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民申29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杜玉华，女，196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宇，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祥全，男，196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宇，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中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物流中心中集大道555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少宾，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都纵合盈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20号1幢7楼57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1号2幢。
负责人：于戈，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女，该行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杜玉华、朱祥全因与被申请人成都中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公司）、成都纵合盈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合盈商公司）及一审第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成都分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1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杜玉华、朱祥全申请再审称，（一）有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新证据，包括《委托书》（招商）、《中集商业广场房屋出让协议》、608号房《中集商业广场房屋出让协议》、《收据》、《销售现场照片》及（2015）成民终字第7744号民事判决、（2017）川01民终7511号庭审笔录等，可进一步证明：中集公司在委托销售房屋之前，曾委托纵合盈商公司对外招商，说明中集公司是涉案楼盘的招商运营主体，其委托纵合盈商公司销售的是精装酒店房，因清水房无需招商；《房屋出让协议》是中集公司与杜玉华、朱祥全就案涉房屋达成的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证明《装修协议》的合同主体是中集公司，约定的工程包干费是溢价房款，房屋装修内容是中集公司出售房屋的合同内容，中集公司实际收取了2万元定金；《委托书》（销售）属于授权不明，中集公司对纵合盈商公司投放的宣传广告及现场收取购房款的事实知悉认可；《装修协议》记载的是溢价房款，其性质并非纵合盈商公司和杜玉华、朱祥全之间的委托装修合同关系，而是中集公司和购房者达成的买卖合同项下没有记载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中集公司委派工作人员杨雪在售房现场进行监督，现场展示栏公示销售的是带投资收益的精装酒店房，纵合盈商公司的销售活动是有权代理行为；纵合盈商公司当庭陈述，先签《装修协议》、《委托协议》，后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使得杜玉华、朱祥全认购的精装酒店房被打折缩水为清水房；代表中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销售人员，与代表纵合盈商公司收取溢价房款的销售人员为同一人；中集公司和纵合盈商公司在另案庭审中均承认对涉案房屋有装修的事实。上述事实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关于《包干委托销售协议书》等不能证明工程包干费是溢价房款的结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直接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委托书》授权不明，代理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一审遗漏了杜玉华、朱祥全第2项和第5项诉讼请求，即杜玉华、朱祥全要求返还购房款总额，二审未依法予以纠正，程序严重违法。杜玉华、朱祥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中集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招商委托书未明确房屋装修、经营管理、返租等事项，并非售楼现场公示文件。（二）溢价款属于中集公司与纵合盈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购房者的购房合同和价款没有关联性，无法得出装修协议约定的工程费用就是溢价款；购房者从中集公司处所购房屋的装修水准、价格，应当以其与中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三）杜玉华、朱祥全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签署了《购房须知》，已明确委托装修、售后返租等事项与中集公司无关，中集公司与纵合盈商公司也并未对上述事项进行约定，杜玉华、朱祥全明知且未提出异议。杜玉华、朱祥全与纵合盈商公司签订《委托协议》时，纵合盈商公司也特别作出了书面提示。请求驳回杜玉华、朱祥全的再审申请。
纵合盈商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中集公司是涉案楼盘的招商运营和销售主体，纵合盈商公司仅是代理人。《房屋出让协议》是纵合盈商公司今年4月发现并提供给杜玉华，与收据可证明是销售房屋的代理行为，对中集公司产生约束力。（二）中集公司向纵合盈商公司的委托授权不明，《委托协议》及《装修协议》直接约束中集公司。销售过程中，纵合盈商公司同时对房屋进行了部分装修，中集公司对楼盘公共部分进行了装修。在纵合盈商公司撤场后，中集公司又继续进行了部分装修。（三）二审判决错误认定包销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与购房者的购房款没有关系。请求支持杜玉华、朱祥全的再审申请。
上海银行成都分行提交意见称，杜玉华、朱祥全的第一项再审请求没有涉及其利益，故不发表意见，第二项再审请求如得到法院支持，返还购房款应直接返至其银行账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集商业广场房屋出让协议》是杜玉华、朱祥全对案涉房屋产生初步购买意愿后，与纵合盈商公司于2013年8月31日所签订，其上并无中集公司的签字或盖章。杜玉华、朱祥全依据该出让协议交纳的2万元定金虽然在签订正式合同后抵作向中集公司支付的购房款，但不能证明该定金系中集公司向杜玉华、朱祥全直接收取，亦难以据此认为中集公司对该协议进行了追认。更为重要的是，2013年9月3日杜玉华、朱祥全签订正式合同时，在与中集公司签订的《购房须知》中，明确载明了中集公司只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承担责任，而纵合盈商公司与杜玉华、朱祥全协商的关于委托装修、委托租赁、售后返租的相关事宜，并不在中集公司对纵合盈商公司的委托范围之内；且同日杜玉华、朱祥全与纵合盈商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含特别提示及附件一《酒店部分房屋装修装饰配置标准》和附件二《委托装修协议》）中，也作了类似的特别提示，即中集公司委托销售的物业为清水房（非装修房），纵合盈商公司作为投资运营管理商与杜玉华、朱祥全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委托装修协议》等相关合同，并不在中集公司对纵合盈商公司的委托范围之内，纵合盈商公司对上述合同产生的一切纠纷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另，杜玉华、朱祥全自认其先与纵合盈商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再与中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较为特殊的签约顺序理应引起杜玉华、朱祥全的关注和重视，即，假如杜玉华、朱祥全坚持认为中集公司才是案涉精装酒店房的出售主体以及装修和运营管理主体，而纵合盈商公司仅为代理人的话，当纵合盈商公司提出先与其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时，杜玉华、朱祥全理应提出异议并拒绝签订，还可另寻救济途径。但事实上，在相关合同对签约主体、授权范围、责任主体等均作出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后，杜玉华、朱祥全不仅选择接受并分别签约，还按约向纵合盈商公司、中集公司分别支付了装修工程包干费80682元、部分购房款76920元。同时，法律亦不禁止同一商业楼宇具有不同的销售主体和运营主体，关键是合同相对方是否对此明确知晓并接受。由此可见，在签订正式合同时，杜玉华、朱祥全对中集公司委托纵合盈商公司的相关委托范围是清楚无误的，中集公司并不存在授权不明的问题。因此，杜玉华、朱祥全关于8月12日的《委托书》授权不明、销售现场有中集公司委派人员、现场展示栏显示的是精装酒店房等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
2013年7月5日中集公司向纵合盈商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中虽然载明“中集公司将其位于成都新都中集大道555号中集车辆产业园之中集商业广场SY-1号楼（暂定楼栋号）项目独家委托给纵合盈商公司进行对外招商工作”，但是，双方后于7月15日签订的《包干委托销售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委托销售对象为精装酒店房及委托运营酒店等事项。同时，中集公司于8月12日向纵合盈商公司出具的另一份《委托书》中，委托事项仅为“对外销售”，并增加了委托有效期。因此，7月5日的《委托书》本身并不能得出中集公司委托纵合盈商公司销售的是精装酒店房的结论。杜玉华、朱祥全自认在申请再审之前从未见过该《委托书》，故其也不可能因此而对中集公司的授权范围产生误解。纵合盈商公司在审查过程中，自认对涉案楼盘销售房屋内部进行了装修，可见其并非仅为销售代理人的身份。中集公司对案涉楼盘公共部分的装修，以及在纵合盈商公司撤场情况下的继续装修工作，亦不能证明中集公司委托纵合盈商公司销售的是精装酒店房，更无法证明中集公司因此成为《委托装修协议》的合同主体。
至于杜玉华、朱祥全申请再审提交的另案判决，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存在根本性区别，本院亦不予采信。杜玉华、朱祥全主张的遗漏诉讼请求等再审理由，因已超出依据相关再审事由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限，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杜玉华、朱祥全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杜玉华、朱祥全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丽君
审判员 高向阳
审判员 郭张锋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