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常商终字第2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名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宇明，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聂扬，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宽，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钱宽，男，1985年1月16日生，汉族，常州市人。
原审被告庄莉，女，1985年8月14日生，汉族，常州市人。
上诉人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公司）、原审被告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程公司）、钱宽、庄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安邦公司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2）武前商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宇明，被上诉人银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聂扬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前程公司、钱宽、庄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26日，银通公司与前程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由银通公司出借给前程公司人民币1000000元和2000000元，合计3000000元，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2年9月25日，借款月利率分别为15‰和12‰，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20日，合同并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及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双方同时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2012年3月26日，银通公司与安邦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安邦公司为前程公司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3年3月26日止在银通公司办理约定的贷款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主债务最高余额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主债务的最高余额限定为3000000元，该最高余额仅指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则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合同并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同日，钱某、庄莉向银通公司出具承诺函两份，承诺以其个人和家庭全部财产为前程公司向银通公司的3000000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上述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后，银通公司于2012年3月26日分两笔向前程公司出借了人民币1000000元和2000000元，共计3000000元。后，前程公司在支付了2012年8月20日前的利息后未能再按约定支付利息，借款到期后也未能还款。为此，银通公司起诉来院，要求前程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利息，承担律师费，并要求安邦公司、钱某、庄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另查明，银通公司为本案诉讼与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由该所指派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银通公司已支付律师代理费70000元。
原审审理中，安邦公司对最高额担保合同中安邦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及签字等的真实性均提出了异议，并申请法院对此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所于2012年12月25日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合同编号为银通农贷保字（2012）第Y02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保证人“周志军”签名字迹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个人书写；2、合同编号为银通农贷保字（2012）第Y02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周志军私章与样本周志军私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倾向性认为合同编号为银通农贷保字（2012）第Y02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保证人“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4、无法确定合同编号为银通农贷保字（2012）第Y02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正文的书写时间。安邦公司缴纳了鉴定费73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银通公司与本案前程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合同订立后，银通公司已按约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而前程公司却未按约定履行按时支付利息及在借款到期后归还借款本金的义务，违反了合同的约定。现银通公司按合同约定起诉要求借款人清偿借款本息，并要求前程公司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院予以支持。钱某、庄莉自愿向银通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以其个人和家庭全部财产为前程公司向银通公司的3000000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于安邦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尽管经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鉴定，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保证人“周志军”签名字迹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个人书写，周志军私章与样本周志军私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但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第3条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保证人“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印文作出了倾向性认为是同一枚印章加盖的鉴定意见，现安邦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应认定银通公司和安邦公司之间签订了本案所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故安邦公司应按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在银通公司和安邦公司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双方约定安邦公司为前程公司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3年3月26日止在银通公司办理约定的贷款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主债务最高余额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主债务的最高余额限定为3000000元，该最高余额仅指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则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故安邦公司应对前程公司所欠银通公司的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律师费等一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两笔，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和2000000元，合计3000000元，并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5‰和12‰承担上述借款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70000元。三、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钱某、庄莉对上述一、二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168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6682元，由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负担，由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钱某、庄莉负连带清偿责任。鉴定费7300元，由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承担。
上诉人安邦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错误适用法律，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在被上诉人叙述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况下，对双方是否签订保证合同以及被上诉人所述的合同签订过程未作必要审查。原审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询问合同订立的过程，在被上诉人叙述的合同订立过程中，是在安邦公司内完成了合同的订立，安邦公司位于武进区横山桥镇，但是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上签署的合同订立地点是武进区前黄镇，结合其他多起案件，其他保证人对于其在被银通公司要求签订保证合同时存在恶意的描述，这就不单单只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而是反映了被上诉人的主观恶意。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而且在原审判决书中，对此明显矛盾也只字未提。上诉人认为，案件审理应当结合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展开，而不单单是根据证据的记载得出结论，尤其是在一方提供的证据和其陈述的事实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形下，应当充分审查。在本案中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签订的经过应当是法院重点审查内容。二、不应依据模糊倾向性鉴定结论认定保证合同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经司法鉴定，落款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章明确为虚假，虽对公章作出模糊的倾向性意见，但同时在鉴定报告中对于公章明确了6个相异点。两个事物由于个性差异而成为两个事物，不能因为存在相同共性而成为一个事物。如果检材和样本是同一枚印章盖出，就应当完全相同，绝对不应当是8点相同而并存6点不同。而且本案中的担保合同，同时存在法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难以模仿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是虚假的，容易仿造的公章是存在着6点差异的倾向性疑似真实。在此情况下，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否认疑似公章的效力并以虚假法定代表人签名作为依据判断担保合同不成立，这种认定具备高度盖然性。三、即使公章真实，上诉人明显不具备担保的意思表示。1、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担保关系成立的证据仅有最高额担保合同一份，但在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2行却表述“本院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本案所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诉人无法认可。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与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毫无关联，该叙述明显缺乏依据。2、被上诉人办理担保时必须审查担保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法律规定、监管机关要求以及被上诉人自身的规定动作。被上诉人是专业金融机构，在确保担保合同能够成立并发生效力方面应当比普通企业负有更多的审查职责，如果未能尽职，应当对其后果承担责任，而且这也是判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安邦公司没有担保意思表示的重要依据。四、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后补充提供的材料，虽未经庭审程序，但恰恰表明被上诉人明知盖章行为超越权限。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后，补充向法院提供了上诉人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等材料，这些材料虽然没有在庭审中经过举证、质证程序，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但其提供的章程表明被上诉人明知道公司的股东准确组成状况，股东会决议列举的到会股东明显数量不足并且违反股东会召开程序，表明这些材料纯粹是被上诉人为了获得担保而罗列组织的，但又能被轻易看出存在明显漏洞。所以，这些补充材料不提供也罢，在提供后，反而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股东组成状况的情况下，即便是列举在决议上的股东数量也不足以形成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代表行为是超越权限的，依据合同法第50条之规定，本案中的担保行为应当适用该条款的除外情形，免除上诉人的担保责任。五、即便承担债务，应以最高额300万元为限。被上诉人刻意混淆最高额保证的最高债权限度和全部债务余额的概念，违反法律规定，作出“最高余额仅指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的违法规定，加重了安邦公司的责任，违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法律规定和应有之义。综上，被上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上诉人不具备为借款人担保的意思表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银通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盖章的行为足以证明担保关系的成立。上诉人是否同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基于何种目的、理由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均是上诉人的自主行为，被上诉人无权干涉。被上诉人既然选择在保证合同上盖章，就明表其自愿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应当对自己签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之前从未发生过经济往来，被上诉人从未有人看见过上诉人的公章，更不可能知道上诉人的公章代码。从上诉人提供给鉴定机构的公章样本与上诉人加盖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公章其代码是完全一致的，足以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公章是上诉人的。第三，上诉人并无反对证据证明鉴定机构对公章作出倾向性认定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办理核保手续时，上诉人除了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盖章外，还提供了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该决议上除了有股东的签字，还有上诉人的盖章。同时，上诉人在提供给被上诉人的身份证明资料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等、财务报表资料、公司章程等文件的复印件上都盖有上诉人的公章。上诉人提供上述材料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上诉人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真实性。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的陈述不存在矛盾。合同的订立需经历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被上诉人要办妥核保手续，被上诉人必须要到上诉人处让上诉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因此无论是前黄镇还是横山桥镇都是订立合同的一个阶段，对于认定合同是否成立不具有实际意义。2、一审法院依据倾向性鉴定结论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认为有以下几点理由足以认定保证合同的真实性：1）鉴定机构已经对公章的真实性作出倾向性鉴定结论，结论为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与上诉人提供比对的印章样本是同一枚印章。说明保证合同上的公章就是上诉人的。2）上诉人没有反对的证据证明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不是其使用的印章；3）没有证据证明保证合同上的上诉人的印章是被上诉人伪造印章加盖的；4）上诉人无法解释如果其不同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那还要召集其股东就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并同时提供经其加盖公章的各种资料复印件给被上诉人等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5）保证合同上上诉人法定代表周志军的个人签名和私章，尽管鉴定机构的意见为不是其签名和对外使用的私章，但因为无论是个人签名也好，还是个人私章也好，存在变数。本案中尽管鉴定机构的意见为保证合同上的私章与作为检材的私章样本不具有同一性，但不能证明保证合同上的私章不是周志军使用的私章，上诉人不能证明周志军只使用过一枚私章，也不能证明周志军没有更换过私章，更没有证据证明周志军的私章是被上诉人伪造并加盖上去的。依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完全可以认定保证合同上的周志军的私章就是周志军使用的私章。本案中周志军的签名和私章只能作为认定合同真实性的参考，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上诉人的公章雕刻与使用必须接受国家机关的管理，以公章的真实性作为认定合同是否成立的依据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因此一审法院以公章的真实性认定合同的真实性是正确的。3、上诉人在保证合同上的公章是真实的，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4、上诉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虽名为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实为一般的保证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不是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而是仅发生在2013年3月26日被上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一次借款合同，并且债权自始至终都是特定的2013年3月26日的债权，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签订的保证不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特征，而是一般的保证合同，只是借用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名称而已，应当根据保证合同双方合同约定的实际内容来确定上诉人的法律责任，因此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不应以300万元为限，而应按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来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从实体到程序上都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安邦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声明函、工商银行的确认函、中国银行的确认函各一份。证明安邦公司自成立以来分别向工商银行横山桥支行及中国银行横山桥支行办理过贷款，在上述贷款中的保证人中均没有前程公司，上诉人与前程公司之间不存在互保关系。
被上诉人银通公司质证后认为，声明函是上诉人单方陈述，不予认可。两份银行有确认函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上诉人银通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股东会决议，证明上诉人同意为前程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300万元提供担保；2、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纳税申报表、存款对账单，由上诉人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证明上诉人有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民事行为能力；3、企业法人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样本确认书，法定代表人周志军在确认书上签字，证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所确认的法人公章及私章与其加盖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系同一印章。
上诉人安邦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从形式上仅有周志军一人的签字，对照鉴定结论明显看出周志军的签字是虚假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形式要件，没有主持人和记录人，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和答辩状内容自相矛盾，也有背公司股东会正常召开程序。证据2只能证明安邦公司的企业状况，并不能证明安邦公司具有向前程公司进行担保的事实。对证据3不予认可，有周志军签字的内容是虚假的，作为被上诉人不能用虚假的样本来证明虚假的对象。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经协商一致，安邦公司与银通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达成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银通公司与原审被告前程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钱某、庄莉向银通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银通公司履行借款出借义务后，前程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前程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保证人钱某、庄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安邦公司二审期间自愿与银通公司达成调解，双方对安邦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保证责任范围，履行方式均予以明确，且约定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确认。依照法律规定，安邦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享有追偿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2）武前商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钱宽、庄莉对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律师费7万元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变更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2）武前商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对常州市前程纺织有限公司所欠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担保责任。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向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370万元，该款项由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前支付320万元（该款安邦公司同意由一审法院直接扣划），剩余50万元由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自2014年7月起支付，于每月30日前各支付10万元，直至付清。常州市武进区银通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对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二审案件受理费31683元，由江苏安邦金属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昊东
审 判 员 赵德升
代理审判员 王 星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颖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