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4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市国花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长江路166号棉麻家属院内。
法定代表人：赵双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浩，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刁望玺，男，196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洪山，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洪波，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郓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洪欣，男，195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郓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良聚，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郓城县。
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卫卫，山东隆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郓城县坤源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郓城县程屯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薛纪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敬生，山东隆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菏泽市国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花公司”）、刁望玺、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因与被上诉人郓城县坤源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菏民三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浩，上诉人刁望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洪山，上诉人牛洪波及其与上诉人牛洪欣、牛良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卫卫，被上诉人坤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敬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花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增加刁望玺支付其550件皮棉差价损失262138.87元，且由坤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刁望玺支付其115件皮棉利息损失28911.06元（暂定，计算到刁望玺付清皮棉款之日止)；3.二审诉讼费用由刁望玺与坤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涉案皮棉损失责任划分的认定不当。刁望玺利用欺骗手段，冒充坤源公司工作人员，将归我方所有的120件皮棉拉走。次日我方即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刁望玺明知其所拉走的皮棉己经打包、公检、组批，而仍予低价变卖，主观上具有恶意，且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当承担80%以上的主要责任。坤源公司在得知刁望玺拉走120件皮棉后未予阻止和索回，与刁望玺故意串通，应承担次要责任。基于双方的串通行为，应当互负连带责任。我方对刁望玺与坤源公司的侵权行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按照15%、60%、25%划分承担责任的比例不公平。二、刁望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我方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利息损失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存有不当。
刁望玺辩称：我方拉走的皮棉属于坤源公司所有，且为实现我方在坤源公司享有的先期债权，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辩称：一、我方与国花公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我方列为本案当事人错误。二、我方从坤源公司拉走籽棉、棉籽的行为系为实现债权，且经过坤源公司同意，应属合法有效，与国花公司无关。
刁望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款，依法改判驳回国花公司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115件皮棉的所有权人是坤源公司，并非国花公司。（一）根据《委托加工合同》约定，国花公司将购买棉花的资金提供给坤源公司后，由坤源公司连同自筹资金一起以坤源公司的名义购进棉花、进行加工并对外销售，故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之间是资金上的合作和定向买卖关系，国花公司仅能向坤源公司主张合同之债，而不能主张物权。（二）坤源公司是具备法人资格的棉花加工企业，其能够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涉案棉花为动产、种类物，坤源公司从完成收购、占有棉花之时即对涉案棉花享有所有权。同时，棉花包装上的标签亦显示生产单位是坤源公司，这充分说明坤源公司是棉花的所有权人。（三）从我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看，在坤源公司将加工的棉花交给国花公司时，其以销货单位的身份向国花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亦可说明坤源公司对棉花享有所有权。如按一审判决认定的涉案115件皮棉归国花公司所有，则国花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进项税款，应移送公安机关侦办。（四）菏泽仲裁委员会未通知我方参加（2014）菏仲裁字第13号案件的仲裁程序，在我方未发表陈述或答辩意见的情况下，为我方设定义务，严重损害我方利益。在坤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死亡后，菏泽市仲裁委在未通知坤源公司其他股东参加仲裁的情况下继续开庭仲裁，程序明显违法，剥夺了坤源公司的陈述及答辩的权利。故该裁决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五）我方从坤源公司拉走棉花的行为是以物抵债。我方与坤源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在借款之时双方就约定“到期不还钱，可以拉走坤源公司的棉花”，我方在拉走坤源公司棉花时亦经过了坤源公司的认可。（六）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合同》对我方不具有约束力。我方与坤源公司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之间是名为委托加工、实为高息借贷和定向买卖合同关系。从合同的内容看，无国花公司向坤源公司支付加工报酬的约定，同时国花公司收取坤源公司1.2%的高息，安插资金监管人员，工资由坤源公司承担，坤源公司自负盈亏。在我方与坤源公司善意以物抵债的情形下，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国花公司无权向我方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权利。二、一审判决我方返还皮棉款，并支付皮棉差价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国花公司将取回的550件皮棉低价出售给其关联公司菏泽市国花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花纺织公司”），逃避税收，一审法院应将本案移送税务或公安机关查办。《委托加工合同》第六条约定，委托加工的棉花销售方式为:以国花公司的名义交售国储，如后期市场变化，需经甲乙双方协商另签合同后再依其他方式销售。而本案中，国花公司单方将550件皮棉销售给国花纺织公司，并未征得坤源公司同意。根据《委托加工合同》约定，国花公司的预期收益只是所投资金1.2%的利息，棉花销售价格高低与其收益无关。国花公司违反《委托加工合同》约定，单方低价处分棉花的行为，实际受损方为坤源公司，而一审判决坤源公司和我方赔偿国花公司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坤源公司与国花公司之间名为委托加工关系，属合同之债；我方与国花公司之间是财产损害赔偿关系，属侵权之债，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同一案件中审理。同时，（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已认定存放在坤源公司的籽棉、棉籽、皮棉归国花公司所有。但国花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显示，其己用其他财产担保，取出550件皮棉，并于2014年3月25日出售给国花纺织公司，故其在2014年6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再次要求返还550件皮棉款2546940元，显属故意超标的起诉，以此提高和规避级别管辖。三、二审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国花公司的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因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该条款又无无效等除外情形，故一审法院应据此裁定驳回国花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未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国花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刁望玺及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同坤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外，均是正确的。《委托加工合同》第二条第11项约定由坤源公司收购、加工的籽棉、皮棉、棉籽归我方所有，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认定有效，该合同的效力亦被（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所确认。二、刁望玺拉走我方所有的皮棉并卖掉构成侵权，一审判决其返还皮棉款是正确的；由于其拉走的皮棉是组批、公检的国储棉，导致我方不能按批次交纳国储棉，造成价差损失亦应由其赔偿。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上诉称其拉走籽棉和棉籽构成善意取得不能成立，在其已经知晓籽棉和棉籽所有权的归属或者所有权归属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仍强行拉走，不属于善意。三、刁望玺上诉称我方故意规避级别管辖没有依据。四、刁望玺以本案已仲裁为由主张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是错误的，因为仲裁裁决书确认的仅是涉案皮棉所有权的归属，并没有裁决给付，且刁望玺、坤源公司及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在一审时亦未以仲裁为由抗辩本案不应由一审法院受理。五、坤源公司前期投入的300万元不能否定《委托加工合同》约定国花公司对涉案皮棉享有所有权，更何况坤源公司并未投入300万元。本案审理的是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合同法律关系，与创元公司之间没有关系。在本案一审时，创元公司出具证明，其享有涉案皮棉的所有权针对的是国花公司，且在同一标的物上存在多个共有人也是法律允许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刁望玺的上诉。
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没有答辩意见。
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国花公司对其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花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我们与坤源公司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坤源公司经营期间，为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向牛洪波借款30万元，向牛良聚借款29万元，向牛洪欣借款12万元，并向我们出具了借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坤源公司对我们负有清偿债务的义务。二、我们对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合同关系并不知情。根据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之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得出双方存在名为委托加工，实为购销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双方约定涉案籽棉和棉籽归国花公司所有没有法律效力。坤源公司的业务范围为棉花加工、粮食购销、棉花收购、皮棉购销，其与国花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也仅是其经营范围的一部分，同时坤源公司亦筹借资金购销棉花、皮棉等，因此存放在坤源公司的棉籽、籽棉并不能确定归国花公司所有。菏泽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缺乏事实根据，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棉籽、籽棉系国花公司投入资金购买，该裁决损害了其他债务人的利益，不应作为有效证据采信。三、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的《委托加工合同》明确约定棉花如出现火灾、被盗等一切责任和损失由坤源公司承担，故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责任应由坤源公司承担，合同之外的当事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四、经坤源公司临时负责人徐先水同意，我方从坤源公司拉回籽棉和棉籽，以物抵债。出库单已经注明货物的数量，且约定用于抵偿我方的等额借款，抵债确定的价格公平合理，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我方善意取得所涉案棉籽与籽棉的所有权。五、一审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一）依据《委托加工合同》中关于仲裁条款的约定，此案应由菏泽仲裁委员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一审法院不应受理。（二）通过国花公司的仲裁请求以及裁决过程中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审理的事实已在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过，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国花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其对刁望玺的答辩意见中涉及到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的部分相同。
刁望玺没有答辩意见。
针对国花公司、刁望玺、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坤源公司统一答辩：一、一审判决我方承担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我方与国花公司之间系合同关系，国花公司主张我方与刁望玺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没有事实依据。二、我方与国花公司之间名为委托合同关系，实际上合同中包含借贷关系与买卖关系的条款。三、一审判决确认我方生产的棉花全部归国花公司所有与事实不符。我方除借用国花公司资金生产外，自身也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棉花的收购与加工。四、我方向刁望玺等人借款的事实客观存在。借款时也事先约定到期无法还款则以物抵债。刁望玺从我方拉走等值棉花的行为，事后也告知了我方的股东，我方予以认可。五、我方与牛洪波等人的借款客观真实。
国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坤源公司返还其550件皮棉款2546940元；2.判令刁望玺返还其120件皮棉或相应价款562203.60元，并赔偿差价损失488122.31元；3.判令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共同返还其籽棉22吨、棉籽46吨或相应价款291057.9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9392元（计算至2014年6月17日起诉时，之后利息仍主张）；4.坤源公司对上述2、3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各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7日，国花公司（乙方）与坤源公司（甲方）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加工2013棉花生产年度交售国储的有关事宜，委托加工交储棉花不少于3000吨，交储期满，货款全部结清，委托加工即结束。加工棉花的质量、包装等符合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细绒棉）GB1103-2012国家标准和本棉花年度实物标准及2013/2014年度国家收储棉的标准。委托收购、加工期限为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加工委托的场所为甲方棉花加工厂，从收购开始到结束，协议履行期间籽棉、皮棉、棉籽及其他所有棉副产品的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擅自处置。主产品棉花全部交国储，棉副产品销售经甲、乙商定后销售，货款回笼收购资金专用账户，账户有双方财务人员共同管理。甲方负责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棉花加工任务，交储产生的运费、拍储费及其它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若国家收储政策有变，停止收储，此合同按所签条款依据国家停收日期结清账款后即时终止，若双方想继续合作收购加工棉花，需另签合同。籽棉、皮棉甲方须进行货值全额保险，保险费由甲方承担，保险费第一受益人为甲方，乙方所投入资金收购的棉花如出现火险、被盗等一切责任和损失由甲方承担。甲乙双方履行本协议时如产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国花公司作为申请人向菏泽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其与坤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合法有效，裁决坤源公司已加工完毕并存放于该公司的皮棉715件、棉籽40吨、籽棉45吨属国花公司所有并由坤源公司交付，如不能交付应按照双方一致确认的价格即皮棉每吨20400元、籽棉每吨9270元、棉籽每吨2600元予以赔偿。2014年3月12日，菏泽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裁决：一、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于2013年7月27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第四条第二款关于“甲方以厂房为使用资金作担保”的约定属于效力待定，其他合同内容及条款均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坤源公司存放的籽棉40吨、棉籽45吨（以实际数量为准）、595件皮棉及刁望玺处存放的120件皮棉（合计715件皮棉）所有权属于国花公司所有；三、驳回国花公司的其他仲裁申请。其中，对于国花公司要求裁令坤源公司交付皮棉、棉籽、籽棉或者对应价款的请求，菏泽市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没有被依法解除，国花公司也没有申请解除，且合同约定的委托加工时间是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至仲裁开庭审理时尚未到合同约定的终止期限，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对于国花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待合同到期或者解除后，可另行主张。2014年9月16日，坤源公司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请。该仲裁裁决已生效。2013年9月22日，国花公司与创元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约定：创元公司委托国花公司收购加工2013棉花年度棉花交售国储的有关事项，委托加工期限为2013年9月22日至2014年5月31日，委托加工的场所为国花公司签订的棉花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接收创元公司全程监管；以创元公司名义交售国储，委托加工期间收购的全部籽棉、加工的皮棉和副产品的所有权归创元公司，国花公司及各签约厂不得擅自处置等。2013年12月10日和24日，创元公司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签订两份《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对验收办法、质量标准等进行约定；每份合同约定的数量为120吨，单价为每吨20400元，承储仓库为定陶金海洋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合同显示棉花加工企业为坤源公司，交货方式为“创元公司将合同约定的棉花加工企业加工的棉花按照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规定时间送达指定承储库…”。2013年度国花公司以创元公司名义已交售的国储棉平均单价为20817.51元。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2013年棉花临时收储交易办法》第三章棉花收储交易的程序规定内地库点成交数量须为30吨的整倍数，且单笔最小成交数量不少于120吨，单笔最大成交数量不超过180吨。中国棉花网发布《关于启动2013年度棉花临时收储的公告》显示收储交易时间自2013年9月9日至2014年3月31日，且关于单笔数额的规定同上。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关于严格规范2013年度临时收储交易企业资格交储行为的公告》规定：租赁、委托加工400型棉花加工企业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的，需由租赁方、委托加工方以及400型棉花加工企业提供的材料包括委托加工方与加工企业之间签订的关系确认书，且关系确认书已经审核并公布后，不得更改；每批棉花的加工单位、颜色级、包装材质、采摘方式应当相同；交储棉包的质量信息采用电子扫描设备逐批、逐包核对。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2013年棉花临时收储预案》实施办法规定：同一批次棉包的包装和捆扎材料应使用同一生产厂家的同一型号产品，且捆扎方式应一致；单包净重227公斤（允差幅度为10公斤）。2014年2月18日，经国花公司丛岩和坤源公司徐先水在负责人处代签字的库存商品价值估算表显示刁望玺处存放皮棉120件。同日，经徐先水签字的坤源公司已组批皮棉库存表显示库存剩余474件、坤源公司已组批棉包丢失表显示丢失棉包66包、坤源公司未组批棉包丢失表显示丢失棉包54包（其中打码23包、未打码31包）。坤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意外去世，其各债权人均自该公司拉其财产抵债，刁望玺与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即是在该情况下自坤源公司处拉走皮棉、籽棉和棉籽。刁望玺自认其是在坤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其妻子也找不到且未与坤源公司协商的情况下拉走了115件皮棉。刁望玺在2014年1月18日晚上自坤源公司处拉走皮棉时出具了拉货条，但未表明身份，坤源公司看门人员误以为是国花公司工作人员来拉皮棉。2013年3月6日、9月17日，坤源公司向刁望玺出具《借条》两份，显示共向刁望玺借款50万元。2014年1月18日，刁望玺向坤源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显示其自坤源公司拉走皮棉115件。刁望玺提交其拉走皮棉上所附包签显示皮棉加工单位为坤源公司，既有已经打码组批的也有未打码的，不显示国花公司字样。刁望玺陈述其在从坤源公司拉走大约十天即出售，关于出售时间和价格没有提交证据。刁望玺的委托代理人事后曾就该事向坤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王春梅调查，王春梅称公司确实欠刁望玺钱，借款时也曾答应刁望玺如不能偿还可以从其公司拉棉花抵债。2014年2月20日，国花公司通过工作人员发信息给刁望玺，告知其从坤源公司拉走的120件皮棉属国花公司所有，且因其拉走的皮棉打乱了包号会致使合同约定的180吨皮棉均无法组批交储，另交国储棉与现货出售有较大差价损失。坤源公司在郓城县建设银行贷款，该银行起诉后查封了存放于坤源公司的550包皮棉，国花公司用其他财产担保，取出550包皮棉，于2014年3月25日出售给国花纺织公司，单价为每吨17000元。牛洪波、牛良聚、牛洪欣因与坤源公司有债务纠纷，在前往坤源公司拉棉籽、籽棉过程中与国花公司发生冲突。牛良聚、牛洪欣在郓城县公安局程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认可，其三人从坤源公司拉走棉籽、籽棉，并于2014年4月5日经程屯派出所主持与国花公司达成协议：国花公司向程屯派出所提交保证金53万元，拉走籽棉、棉籽折款267711.8元；牛洪波、牛良聚、牛洪欣向程屯派出所交保证金29.5万元，拉走的籽棉、棉籽折款270557.96元；依据菏泽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对籽棉、棉籽的所有权确权法律文书生效后，将以上拉货保证金全部退还给籽棉、棉籽的所有权人。郓城县供电公司程屯供电所于2014年2月即对坤源公司停电，至今没有恢复。郓城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显示犯罪嫌疑人徐龙昌等三人作为坤源公司采购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资金据为己有用于归还个人或他人贷款，故移送审查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就本案是否享有管辖权的问题。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明确约定国花公司投入资金购买的棉花如出现火灾、被盗等一切责任和损失由坤源公司承担，双方在履行该合同时产生争议协商不成向菏泽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坤源公司在受国花公司委托收购、加工皮棉期间发生皮棉、籽棉和棉籽被他人拉走并造成损失的事件，属于双方在履行上述《委托加工合同》时产生的损失，按照合同约定国花公司应向菏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坤源公司并未在本案首次开庭前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其对仲裁协议条款的放弃。刁望玺虽答辩本案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仲裁，但本案《委托加工合同》系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签订，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刁望玺无权就该约定及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就本案具有管辖权。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因坤源公司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而中止审理的问题。坤源公司工作人员涉嫌职务侵占被郓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移送郓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审查起诉。但坤源公司工作人员是否构成职务侵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也无需以其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无中止审理之必要，刁望玺据此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结案后继续审理没有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国花公司要求坤源公司返还550件皮棉款2546940元的问题。菏泽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已生效，确认存放于坤源公司的皮棉、籽棉、棉籽均属国花公司所有，且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对此也有明确约定，故坤源公司存放的皮棉、籽棉、棉籽均属国花公司所有。但鉴于国花公司已经实际取回了归其所有的550件皮棉，本案不宜再判决坤源公司返还550件皮棉或相应价款。四、关于国花公司要求刁望玺返还皮棉120件或相应价款562203.60元、赔偿损失488122.31元并由坤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刁望玺在从坤源公司拉皮棉时经坤源公司门岗清点后向该公司出具书面材料载明刁望玺拉走115件皮棉。虽然之后国花公司工作人员与坤源公司工作人员清点剩余皮棉后计算出国花公司在坤源公司存放的成件皮棉丢失120件，但没有证据证实所丢失120件均被刁望玺拉走，故应以刁望玺拉走皮棉时向坤源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为准，即刁望玺自坤源公司拉走的皮棉是115件。刁望玺虽在坤源公司处有债权，但其应按照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实现其债权。刁望玺在未表明身份、让坤源公司看门人员误认为其是国花公司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擅自拉走皮棉，且刁望玺在未经与坤源公司协商确定价格和数量、无双方交接手续的情况下自坤源公司处拉走上述皮棉，足以认定其非善意，而是擅自拉走属于国花公司所有的皮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国花公司作为该115件皮棉的权利人有权要求刁望玺予以返还或者赔偿损失。因刁望玺已将拉走的皮棉出售，且所拉皮棉系国花公司用于交国储的已组批或经公检的皮棉，故刁望玺应按照国花公司之前已交国储棉的平均价格予以返还，即115件*0.227吨/件*20817.51元/吨=543441.1元。该115件皮棉由刁望玺拉走，但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刁望玺与坤源公司有共同侵权故意、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国花公司要求坤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五、国花公司取回上述550件皮棉后将其以每吨17000元的价格出售，低于其2013年度已交国储棉的平均价格每吨20817.51元，即差价为550件×0.227吨/件×（20817.51元/吨-17000元/吨）=476616.12元。就上述差价损失，国花公司要求刁望玺予以赔偿，并由坤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因为就该部分损失的造成，刁望玺与坤源公司并非共同实施拉走已组批皮棉的侵权行为而导致该部分差价损失。一审判决认为对上述差价损失的形成，国花公司及刁望玺、坤源公司均有责任。坤源公司因欠刁望玺借款致刁望玺将已组批、已公检未组批的皮棉拉走，导致国花公司剩余550件皮棉无法整批上缴国储棉；坤源公司因其法定代表人去世、欠债等原因致其被迫停电，无法继续正常生产、加工，而按照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的规定，作为已报备的加工企业无法更换；坤源公司在得知刁望玺拉走上述115件皮棉后，明知将造成剩余皮棉无法整批交储仍未及时向刁望玺要回，故坤源公司对该550件皮棉差价损失应负有较大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刁望玺拉走本属国花公司所有已组批、已公检未组批的皮棉，造成剩余皮棉无法整批上缴国储棉，给国花公司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国花公司在坤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未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其存放在坤源公司的货物丢失、被盗，以避免损失或者损失扩大，故国花公司对此有一定过错，应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根据国花公司、坤源公司、刁望玺的过错程度，其分别就550件皮棉差价损失承担责任比例为15%、60%、25%，即坤源公司应支付国花公司550件皮棉差价损失285969.67元，刁望玺应支付国花公司550件皮棉差价损失119154.03元，国花公司自行负担71492.42元。六、关于国花公司要求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共同返还籽棉22吨、棉籽46吨或相应价款291057.9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已生效的（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确认存放于坤源公司的棉籽、籽棉均属国花公司所有。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虽在坤源公司处有债权，但其应按照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实现债权。坤源公司没有权利处分存放其处归国花公司所有的籽棉、棉籽，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自坤源公司处拉走籽棉、棉籽，虽系为实现其债权，但也是在坤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公司出现多名债权人自公司拉货的情形下拉走本属于国花公司所有的籽棉、棉籽，且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以合理价格并在善意情形下受让取得。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国花公司作为涉案籽棉、棉籽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无权占有人返还。国花公司与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自坤源公司拉棉籽、籽棉时发生冲突，经程屯派出所调解，双方认可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拉走的棉籽、籽棉折款270557.96元，国花公司拉走的籽棉、棉籽折款267711.8元。双方均向程屯派出所交纳了保证金，在双方所拉棉籽、籽棉确权后，由所有权人一方领取全部保证金。故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应将其拉走籽棉、棉籽的折款返还国花公司。国花公司与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于2014年4月5日经程屯派出所调解分别交纳保证金、拉走籽棉、棉籽，双方拉走的籽棉、棉籽属于国花公司所有，故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应以270557.96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国花公司支付利息。原国花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坤源公司与牛洪欣、牛良聚、牛洪波有共同侵权故意、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故国花公司要求坤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依法不应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刁望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花公司被其拉走的皮棉款543441.1元；二、坤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花公司550件皮棉差价损失285969.67元，刁望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花公司550件皮棉差价损失119154.03元；三、牛洪波、牛良聚、牛洪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国花公司棉籽、籽棉折款270557.9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4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果被告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自动履行，利息计算至自动履行之日）；四、驳回国花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982元，由国花公司负担25000元，由坤源公司负担5194元，由刁望玺负担3894元，由牛洪波、牛良聚、牛洪欣负担389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坤源公司负担2000元，由刁望玺负担1500元，由牛洪波、牛良聚、牛洪欣负担15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是否属于一审法院受理范围。二、针对国花公司与刁望玺、坤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1.一审判决认定国花公司系115件皮棉的所有权人，并以此判决刁望玺返还皮棉款是否正确，刁望玺是否应当支付国花公司115件皮棉款利息损失；2.一审判决对承担涉案550件皮棉差价损失的责任主体及比例分担是否正确。三、针对国花公司与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以及坤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向国花公司支付棉籽、棉籽折价款是否正确。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一审法院受理范围的问题。国花公司与坤源公司在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中虽约定因合同履行产生争议协商不成，应向菏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但因坤源公司在本案一审首次开庭前并未对一审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视为其对《委托加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本案并无不当。刁望玺与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虽主张按照涉案《委托加工合同》约定，本案不应由一审法院受理，但因其并非《委托加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主体，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其无权据此提出异议。同时，因菏泽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确认的仅是涉案皮棉、棉籽及籽棉的所有权归属，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主张国花公司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针对国花公司与刁望玺、坤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国花公司系115件皮棉的所有权人，并以此判决刁望玺返还皮棉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确认存放于坤源公司的皮棉、籽棉及棉籽均归国花公司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刁望玺虽主张其拉走的115件皮棉不属于国花公司所有，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生效裁决书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故对刁望玺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刁望玺是否应当支付国花公司115件皮棉款利息损失的问题。国花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主张刁望玺应返还其皮棉或相应价款，并赔偿其损失，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该损失为差价损失。本院认为，在一审法院对上述差价损失已作出认定，且国花公司在一审中未对利息损失提出明确请求，亦未对差价损失与利息损失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国花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其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一审判决对承担涉案550件皮棉差价损失的责任主体及比例分担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坤源公司因欠刁望玺借款致刁望玺拉走涉案皮棉，导致国花公司无法整批上缴国储棉；又因其法定代表人去世、欠债等原因致其被迫停电，无法继续正常生产、加工；其在得知刁望玺拉走皮棉后亦未及时向刁望玺要回。国花公司在坤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未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其存放在坤源公司的货物灭失，在避免损失及损失扩大方面存在一定的过错。刁望玺虽在坤源公司处有债权，但未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实现债权，却将已组批、公检的涉案皮棉拉走并私自出售。一审法院以上述案件事实为依据，结合国花公司、坤源公司、刁望玺的过错程度酌定坤源公司承担60%的主要责任，刁望玺承担25%的次要责任，国花公司因自身过错亦承担15%的责任较为公平。国花公司、刁望玺和坤源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三、针对国花公司与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以及坤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一审判决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向国花公司支付棉籽、棉籽折价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2014）菏仲裁字第13号裁决书已确认存放于坤源公司的棉籽、籽棉归国花公司所有。牛良聚、牛洪欣、牛洪波虽主张其在坤源公司处有债权，但在坤源公司对上述棉籽、籽棉无权处分，且其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以合理价格并在善意情形下受让取得涉案棉籽、籽棉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其三人作为无权占有人应向所有权人国花公司返还涉案籽棉、棉籽或支付相应的折价款。其三人关于善意取得涉案籽棉、棉籽所有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菏泽市国花贸易有限公司、刁望玺、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486.37元，由上诉人菏泽市国花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666元，由上诉人刁望玺负担10462元，由上诉人牛洪波、牛洪欣、牛良聚负担5358.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娄勇军
代理审判员 曹 毅
代理审判员 陈 浩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康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