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民终6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男，197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重庆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佳佳，重庆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永建，男，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重庆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知荣，男，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刚，男，197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上诉人李智因与被上诉人罗永建、何知荣、吴刚合伙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4）碚法民初字第07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李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虽然2005年2月21日《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是以吴刚的名义所签订，但不足以证明“罗永建有理由相信2013年9月这份协议书是吴刚在李智的认可下所签”。罗永建对于李智的合伙人身份是知晓的，是故意回避李智，利用吴刚家庭经济困境收买吴刚。罗永建与吴刚签订协议书并非出于善意和信任，甚至有恶意串通侵害李智利益的嫌疑。李智一审提交的2014年4月28日黄明庆律师在南川监狱会见吴刚的«会见笔录»是吴刚的真实意思。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吴刚2013年9月4日授权委托杨天佑处理兴荣碎石厂股权转让事宜涉及转委托性质，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李智是委托人，吴刚是受托人，杨天佑是转委托的第三人。由于吴刚的转委托未经李智同意，也不是“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情形，因此，转委托的第三人杨天佑与罗永建、李金芬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后果应由吴刚承担。但不能否定李智在晏家兴荣碎石厂合伙人的法律地位，不能剥夺李智对应得收益48万元的分配权。原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吴刚授权杨天佑与罗永建、李金芬在2013年9月签订协议书是恶意的，违背公平交易，李志持有的晏家兴荣碎石厂股份已经产生2012、2013年的收益48万元，罗永建、李金芬知道这一基本事实，并一致希望把李智名下收益占为己有，但吴刚在服刑，并未清楚该股份的价值，所以，罗永建、李金芬是故意以吴刚签协议的方式支付吴刚16万元为诱饵，而形成吴刚授权协议书的签字。16万元的交易价格，与本身已经产生的两年度收益48万元不对等。
罗永建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李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李智故意歪曲事实，虚构罗永建是欺诈吴刚签订协议，罗永建在2005年2月21日与吴刚签订《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只认可吴刚的合同主体资格身份，2013年9月是吴刚主动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杨天佑参与和李金芬、罗永建、晏家兴荣碎石厂的股份转让收购，2013年10月22日，吴刚的父亲吴仕德委托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会见吴刚，并制作笔录，吴刚承认其授权委托书签字的真实性，并在律师起草的协议书上本人亲笔签字，委托杨天佑收款，杨天佑在2014年6月对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做了相应的情况说明。2.李智一审提交的2014年4月28日黄明庆律师南川监狱的会见笔录，证明效力不足采信，该会见笔录的会见及记录均为律师本人，且只有一人，不符合通常情况下应由一人询问一人记录的要求，该笔录中律师自述是受兴荣碎石厂的委托，而兴荣碎石厂在2005年实际已不存在，没有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也没有印章，没有任何法律主体资格，只是合伙人内部对该采石场地址的称呼，会见人作为专业律师，没有对兴荣碎石厂进行主体资格审查，也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竟然宣称受兴荣碎石厂的委托，该会见及笔录内容基于一个不存在的主体的委托，效力不应采信。3.吴刚授权杨天佑处理碎石厂股权，涉及转委托，应适用合同法400条，而该股权的转让协议是吴刚本人签署，并非杨天佑签署，杨天佑只是代为收款16万元，即使系转委托，其法律后果也不是对第三人罗永建无效，而是在擅自转委托的情况下，对被代理人的损失，由代理人或受托人承担责任，罗永建是善意第三人，相信吴刚有代理权，并履行了相关协议义务，不能适用李智所称的转委托的法律效果。
李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李智在晏家兴荣碎石厂持股三分之一的股东地位并要求何知荣向李智支付股份受益48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永建、李金芬系夫妻关系。
2005年1月3日，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签订了《关于联合举办碎石厂协议》，协议约定由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联合兴办晏家兴荣碎石厂，但某以150000元入股，何知荣、罗永建以其原有碎石厂设备场地入股，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办厂期间所需经费及应缴纳的各项规费、保证金由入股金支付后，不足部分由三名合伙人分摊。协议签订后，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按照协议经营并平均分配了经营收益。
2005年2月21日，李金芬（甲方）与吴刚（乙方）签订了《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在兴荣碎石厂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给乙方，转让金为15万元。罗永建、李金芬、吴刚均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吴刚向罗永建支付了15万元。2005年4月，但某将其在合伙中所占的三分之一份额的50%转让给罗永建。
2005年5月22日，晏家兴荣碎石厂与重庆永助建材有限公司签订合并协议，以该公司名义生产经营，但自负盈亏、独立核算。2006年10月15日，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经协商后已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因重庆永助建材有限公司公司运转困难，故由何知荣代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由但某保管公司印章证照，自决议之日起，该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承担，原兴荣碎石厂所欠电费、设备安装费以及缴纳安全保证金、生产许可证年检费及其他管理费也由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承担。2005年至2009年期间，李智参与了兴荣碎石厂收益的分配。
2010年2月5日，何知荣、罗永建、但某签订了《兴荣碎石厂承包协议》，约定将兴荣碎石厂承包给罗永建，承包期限为2010年2月至2011年腊月30日。2011年12月19日，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与丁财喜签订了《碎石生产经营承包协议》，将兴荣碎石厂（协议记载为重庆永助建材有限公司兴荣碎石车间）承包给丁财喜经营，承包期限为2011年12月19日起至2016年12月18日止，承包费为每年80万元。2012年-2013年的承包费共计160万元，丁财喜已向兴荣碎石厂支付。此款扣除罗永建垫付的费用16万元后尚余144万元。但某及何知荣各分得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一480000元现由何知荣保管。
2011年12月20日，何知荣、罗永建、但某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确认《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系无效交易，并表示同意罗永建将其股份收回。
2013年9月，吴刚授权杨天佑代理其与罗永建、李金芬签订了协议书，罗永建、李金芬为协议甲方，吴刚为协议乙方。该协议确认双方于2015年2月21日签订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16万元，款项支付完毕后，甲乙双方就《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及本协议书所导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2013年10月30日，罗永建按照协议约定向吴刚指定的账户转款16万元。
证人但某表示其从罗永建口中得知李金芬被吴刚、李智逼迫签订了《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但李智和吴刚均未参加兴荣碎石厂的管理，也未分担费用及负担亏损。但某还表示在2009年以前李智曾在兴荣碎石厂分配结算资料上出现过，但此后李智、吴刚均未在兴荣碎石厂参与分配。其表示不认可李智、吴刚的股东身份，但由何知荣签字的兴荣碎石厂的分配结算资料其均认可。
一审另查明：2011渝一中法刑初字第002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智与吴刚为同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李智为组织、领导者，吴刚为成员。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1.《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何知荣、罗永建、但某三人联合兴办了晏家兴荣碎石厂，并于2005年1月3日签订协议约定了各自出资、盈余分配等事项，三人系个人合伙的关系。罗永建及其妻李金芬于2005年2月21日与吴刚签订了《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罗永建虽表示其与妻李金芬在签订该协议时受到胁迫，但并未在除斥期间内行使其撤销合同的权利；从内容来看，该协议系将罗永建在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合伙人身份转让给吴刚的合同，该合同需要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其他合伙人同意方可生效。虽然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另外两名合伙人何知荣、但某在该合同签订时并未书面表示同意，但在该合同签订后的收益分配过程中认可了李智参与分配；而吴刚与李智均表示该合同系吴刚代理李智所签订的，该合同中的实际主体系李智与罗永建。因此，该合同系罗永建与吴刚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取得了何知荣、但某的认可，该合同合法有效。
2.李智是否为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合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吴刚于2005年2月21日与罗永建及其妻李金芬签订《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其在签订合同时虽以自己的名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签合同时向合同相对方罗永建、李金芬披露了其系受到李智授权代理，但在此后李智以自己而非吴刚的名义参与了晏家兴荣碎石厂的收益分配，吴刚与李智均表示该合同系李智委托吴刚签订，罗永建及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另外两名合伙人但某、何知荣也并未提出异议，可以推定罗永建知道该合同系李智为托吴刚签订，因此，该合同应约束李智与罗永建，李智在签订该合同后成为了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合伙人。2013年9月，吴刚授权杨天佑代理其与罗永建、李金芬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确认双方于2005年2月21日签订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罗永建一次性补偿吴刚16万元，款项支付完毕后，双方就《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及本协议书所导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虽然李智、吴刚表示吴刚在签该协议时其并未得到李智的授权，但由于该协议处置的系基于2005年2月21日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所取得的权益，而李智认可并实际履行的2005年2月21日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又是以吴刚的名义所签，因此罗永建有理由相信2013年9月这份协议是吴刚在李智的认可下所签，因此，李智应当承担该协议的权利义务。从合同内容看，虽然该协议记载的是确认2005年2月21日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无效，但该协议双方的实际意思表示为解除2005年2月21日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因此，在2013年10月30日罗永建按照协议付款后，2005年2月21日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解除，李智已不再在晏家兴荣碎石厂的合伙人。
3.李智是否应当分得现由何知荣保管的晏家兴荣碎石厂的收益48万元。
吴刚委托杨天佑与罗永建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由罗永建方一次性补偿吴刚方16万元，款项支付完毕后，双方就《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及本协议书所导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从这一约定可看出吴刚放弃了罗永建按该协议约定付款之时基于晏家兴荣碎石厂合伙人身份可能取得及尚未取得的所有收益，而晏家兴荣碎石厂发包给丁财喜后所得的收益在此时尚未分配给吴刚或李智，因此，李智不应分得现由何知荣保管的晏家兴荣碎石厂的收益48万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智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举示。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金芬、罗永建与吴刚签订的协议书对李智有无约束力，李智能否要求支付合伙收益。2013年9月吴刚与李金芬、罗永建签订的协议书构成表见代理：第一，在2005年2月21日吴刚与罗永建、李金芬签订《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出示相应授权委托书等委托依据，但李智、吴刚、罗永建等人均认可该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该协议；虽然李智、吴刚均表示吴刚在2013年9月授权杨天佑代理其与罗永建、李金芬签订协议书时并得到李智的授权，但由于吴刚已于此前有未出示委托依据仍然代为签订协议、履行协议的行为，且均得到李智认可；第二，2013年9月，李金芬、罗永建与吴刚签订的协议书系基于2005年2月21日吴刚代为签订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所取得的权益，故罗永建有理由相信2013年9月的协议书是吴刚在李智的认可下所签，李智应当承担该协议的权利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2013年9月，李金芬、罗永建与吴刚签订的协议书对李智具有约束力，李智不再是合伙人身份。再则，2013年9月协议书解除的是2005年2月21日的《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协议》，即李智与罗永建的合伙份额转让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与罗永建、何知荣、但某等人的合伙协议，从其内容看，罗永建通过一次性补偿的方式将矿山采石场开采加工销售权转让相关事宜所导致的债权债务全部了结。故李智请求支付股份收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智另称，吴刚与罗永建恶意串通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48元，由李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毅
审 判 员 颜 菲
代理审判员 黄春燕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