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5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欧某，女，198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雨轩，女，201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
法定代理人：欧某，系潘雨轩的母亲，亦即本案上诉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远灿，男，195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金枝，女，195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新海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明，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黄雪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海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9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是潘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潘某于2016年6月17日11：15因“突发四肢乏力5+小时、不能行走”而前往广州新海医院急诊科就诊。广州新海医院对其初步诊断为“乏力查因”，并对潘某行心电监护。潘某称其近日有“牙痛”在外院输青霉素病史。当日12:12血清检验结果显示钾2.06mmol/L，尿酸810μmol/L（病历记载12:20得知该结果），故广州新海医院诊断为低钾血症、高尿酸血症、牙龈炎。广州新海医院告知潘某及其家属“低钾可引起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现予补钾治疗”，即医嘱15%氯化钾10ml＋5%葡萄糖500ml静脉滴注，补达秀Bid3片口服，并建议到内分泌科和口腔科就诊。当日12:30心电监护显示血压109/68mmHg，脉搏92次/分。
当日12:55潘某突发急性意识不清，呼之无反应，伴有大汗淋漓，伴呼吸浅慢不规律，心电监护显示血压监测不出，心率为零，血氧下降至86%。广州新海医院予立即心肺复苏术，向上级医师汇报病情并展开积极抢救治疗，立即请麻醉医师会诊，协助气管插管并接呼吸机辅助通气，请心内科专科会诊，主任医师指导体外心脏起搏治疗，予药静推肾上腺素，阿托品和电除颤抢救治疗。当日13:15左右，潘某出现不自主手部活动，心电监护显示呈室颤波。广州新海医院予继续电除颤，胸外按压和静推肾上腺素，补钾等抢救治疗，予立即ICU科、副主任医师会诊，协助锁骨下静脉穿刺建立深静脉通道，继续补液，补钾、纠酸，静推肾上腺素及胸外、电除颤等处理，同时请上级医院专家前来会诊。广州新海医院经反复静脉给药肾上腺素、阿托品、补钾及胸外按压和电除颤等抢救治疗未果，于当日16:43宣布抢救无效临床死亡。
潘某死亡后，欧某与广州新海医院共同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2016]病鉴字第B98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潘某符合因低钾血症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
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就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因果关系、过失参与度进行鉴定。该所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7]临鉴字第2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为此支付鉴定费15000元。
在该鉴定意见中，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指出：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的临床医疗及抢救治疗，以及相关辅助检查确诊病情的医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和治疗原则。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因严重低钾血症致心脏猝死诊断明确。广州新海医院的诊治行为符合低钾血症的诊断处理原则。广州新海医院的抢救行为符合心脏骤停的处理原则。
广州新海医院提供的门诊病历内容存在书写欠规范、部分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准确，有悖《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六条，存在不足。因低血钾症患者补钾时须检查肾功能和尿量，且钾进入细胞内较为缓慢，细胞内外平衡时间约需15小时或更久，故应特别注意输注中和输注后的严密观察，防止发生一过性高血钾症。但广州新海医院病历资料中并无对潘某尿量的记录以及输注氯化钾的速度等情况的记录，有悖医疗常规，存在不足。
根据葛均波、徐永健著《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内对补钾方式的规定“低钾血症时将氯化钾加入生理盐水中静滴，如血钾已正常，则将氯化钾加入葡萄糖液中静滴，可预防高钾血症和纠正钾缺乏症”，以及冯连文著《钾的代谢和临床》（人民卫生出版社）中“静脉补钾液体的配制宜用生理盐水，葡萄糖在体内胰岛素的作用下，使钾随糖原向细胞内转移，降低细胞外液钾离子浓度，加重低钾血症”。而广州新海医院对患者处于严重低钾血症时将氯化钾加入5%葡萄糖液静脉滴注，有悖一般医疗常规，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综上所述，潘某符合因低钾血症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其自身疾病发生发展进程及转归是其根本原因，为主要因素。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门诊抢救治疗过程中存在上述几点不足，未尽到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综合考虑医学本身尚存在部分不可预知性及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故认定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医疗中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0%（仅供合议庭参考）。
对于上述鉴定意见，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表示虽不接受，但鉴于该问题属医学范畴，其无法针对实体内容提出质疑，故请求法庭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广州新海医院则表示对鉴定意见不予确认。理由为：一、其使用的氯化钾注射液的药物说明书明确记载“用于严重低血钾或不能口服者，一般用法为将10%氯化钾注射液10-15ml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中滴注”，故其对患者的医疗行为完全遵照该药品说明书，符合规范。另外，沈红、刘中民著《急诊与灾难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记载“严重低钾血症……应尽早静脉补钾，可在500ml生理盐水或5%葡萄糖溶液中加入氯化钾1.0～1.5g（每克氯化钾含钾15.4mmol）,补液速度＜1g/h”，即教材中亦允许通过葡萄糖液补钾。二、其病历存在书写欠规范、字迹潦草，是因为当时紧急情况下医生书写病历时间紧迫，且抢救结束后原始资料被抢夺，医生被大批人员围困，造成医生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了病历书写质量。况且鉴定机构已将病历内容录入至鉴定意见书中，故字迹潦草并未对鉴定造成实质不良影响。三、潘某在抢救前期未排尿，无尿量可记；抢救后期护士有记录尿量，但该记录已被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抢夺，相关护理记录已遗失。观察尿量是为了防止高血钾，而潘某死于血钾过低，故是否记录尿量和潘某死亡无因果关系。因抢救属特殊情况，护士已全程在旁护理，不存在巡视情形，故没有记录输液情况的事实基础。抢救时护士已根据潘某当时的病情随时调整输液速度，再要求护士详细记录输液情况是不切实际的。四、因低钾血症极易引起猝死，即使其及时作出正确诊断，采取正确治疗措施，潘某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吸收、纠正低血钾，输入的氯化钾能否被潘某有效吸收完全取决于潘某本人身体素质。故其并未违反诊疗规范，潘某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发展所致，与其诊疗行为无关。
另外，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表示根据广州新海医院提供的氯化钾注射液的药物说明书，使用该药物的禁忌症包括急、慢性肾功能不全，但广州新海医院使用该药物前并未对潘某的肾功能进行检查。广州新海医院则表示肾功能在临床上有多种检验方法，在急诊中主要检验方式是检查患者的肌酐值。根据潘某2016年6月17日12:12的血清检验报告单，其血肌酐值在正常范围内，故认定潘某肾功能正常。
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又表示广州新海医院在对潘某的救治过程中，并未向潘某及家属作出任何说明。潘某晕倒后，广州新海医院对其进行抢救，并让家属在急救室外等待，但直至潘某死亡，广州新海医院一直在隐瞒病情。广州新海医院则表示因当时情况紧急，医生仅对家属口头告知病情，且其在病历中亦有该部分记载。
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提供户口簿及当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潘某的父亲潘远灿出生于1953年5月5日，母亲马金枝出生于1953年2月3日，两人由包括潘某在内的三名子女共同赡养。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提供结婚证及出生证，证实其女儿潘雨轩出生于2012年1月28日，由潘某与欧某两人共同抚养。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提供康乐幼儿园出具的《证明》以及在该院购买生活用品的收据，证实潘雨轩自2015年5月开始在该院就读，就读时间已有1年。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提供多份《租赁合同》及租金收据证明其自2014年1月至事故发生时在广州市海珠区租房居住，提供两份《厂房（商铺、场地）租赁合同》证明其于2015年8月至事故发生时在广州市海珠区租用厂房经营。
原审法院认为：潘某因“突发四肢乏力5+小时、不能行走”前往广州新海医院就诊，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诊断为低钾血症等，并对潘某行补钾治疗，随后潘某出现急性心功能障碍，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有相应的病历资料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主张潘某的死亡是因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过错造成，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过程是否有过错，潘某的死亡是否与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过错存在因果关系。
上述争议焦点是专业医学问题，应当交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已将本案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该所已对潘某在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过程作出《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结合上述鉴定意见和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广州新海医院的举证和陈述，原审法院对广州新海医院有无过错综合认定如下：
根据潘某的病历资料，可见广州新海医院在书写病历时的确存在“书写欠规范、部分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准确”的情况，有违《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六条“病历书写应规范使用医学术语，文字工整，字迹清晰，表述准确，语句通顺，标点正确”的规定，存在一定的过错。但上述病历书写欠规范的情况并未影响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过程，即与潘某的死亡后果无关。而且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已通过病历记载完整了解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过程，故上述病历书写欠规范的过错亦未影响鉴定过程。
广州新海医院的病历资料中，并无对潘某尿量的记录以及输注氯化钾的速度等情况的记录。因监测尿量、输液速度是医疗常规中规定的补钾过程中应当采取的措施，故广州新海医院缺乏上述记录，存在一定过错。监测尿量、输液速度主要是为了防止补钾过高导致患者产生高血钾，而潘某死于低血钾症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即广州新海医院上述过错与潘某的死亡后果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关于氯化钾应当加入生理盐水还是葡萄糖液中静滴的问题，原、广州新海医院均提供相应的医学教科书予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故应认定该问题属医学上仍存争议、未有统一意见的问题。鉴于广州新海医院使用的氯化钾注射液说明书中明确记载应加入葡萄糖液中静滴，故广州新海医院采取该方式对潘某进行补钾，不应认定违反医疗常规，不应认定存在过错。鉴定意见对该问题的认定不当，原审法院在此予以纠正。
关于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主张广州新海医院并未对潘某的肾功能进行检查的问题，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并未举证证明广州新海医院在该问题上违反了医疗常规，故原审法院对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主张广州新海医院并未就潘某的病情向家属说明的问题，根据病历记载，广州新海医院在拟对潘某采取补钾治疗前有告知家属“低钾可引起心脏骤停，危及生命”，故并非如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主张广州新海医院并未进行风险告知。然而，在潘某于当日12:55突发急性意识不清直至被宣告临床死亡的过程中，仅有在广州新海医院于潘某死亡后补记的病历中记载广州新海医院有向潘某的家属交待病情并报病危，并无相应的书面告知。而从广州新海医院主张潘某死亡后其家属“围困医生”、“哄抢病历”等情况，亦侧面反映广州新海医院与潘某的家属并未形成良好的沟通。这虽不足以认定广州新海医院存在过错，但广州新海医院在风险告知、医患沟通等方面，亦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低血钾症指血清钾小于3.5mmol/L的病理生理状态，潘某的血清检验结果显示钾2.06mmol/L，即当时潘某处于严重缺钾。潘某的血清检验结果于12:12报告，广州新海医院于12:20记入病历，并予医嘱静脉补钾。潘某于当日12:55即出现突发急性意识不清，考虑到实际执行医嘱的操作时间，可见广州新海医院对潘某实际执行补钾治疗的时间较短。因钾进入细胞内较为缓慢，故补钾所需时间较长。则虽然广州新海医院并未记录输液记录，但即使按教科书所载、医疗常规规定的最高补钾速度和补钾量，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对潘某补充的钾量可谓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潘某体内严重缺钾的生理状态。
对于这种危及生命的严重低钾，医方应快速补钾，医方可考虑采取非常规的方式如中心静脉、输液泵等方式进行补钾。但是一方面，对于属于二级甲等医院的广州新海医院来说，要求广州新海医院在门诊急诊科室内具备在短时间内进行中心静脉或输液泵补液操作的技术条件，要求广州新海医院配备具有丰富临床补钾经验的急诊医师，过于苛求。另一方面，上述非常规手段补钾，属于在医疗实践中尝试而并未形成医疗常规的做法。广州新海医院遵循教科书、医疗常规及说明书规定的方式对潘某进行补钾治疗，只能认定广州新海医院的医生循规保守而畏于冒险。但若广州新海医院采取非常规手段对潘某进行补钾，仍无法纠正潘某的严重缺钾状态，潘某仍因缺钾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则其家属或鉴定机构又可能将广州新海医院的非常规行为认定为医疗过错。从上述角度考虑，虽然广州新海医院若采取非常规方式对潘某加大补钾力度，可能在小概率的范围内挽救潘某的生命，但广州新海医院采取常规方式对潘某补钾治疗，不应认定广州新海医院存在过错。
然而如前所述，当时潘某处于严重缺钾状态，故广州新海医院应在医疗常规规定的范围内尽快补充潘某体内的钾。虽然即使按教科书所载、医疗常规规定的最高补钾速度和补钾量，仍无法在短时间内纠正潘某的严重缺钾状态，但对于广州新海医院向潘某输注氯化钾的浓度及输液速度，亦可反映广州新海医院是否有尽量、尽快纠正缺钾状态的考虑。若广州新海医院实际操作的输液速度较为缓慢，则可认定广州新海医院缺乏尽快补钾的考虑，存在“虽然不能改变病情但应予纠正”的过错。从该角度出发，广州新海医院缺乏输液速度的记录，将导致无法考量广州新海医院有无考虑对潘某尽快补钾。因此缺乏输液速度的记录应认定为广州新海医院的医疗过错。
另外，虽然可以认定广州新海医院上述病历书写欠规范、无监测尿量及输液速度的记录等过错与潘某的死亡后果无关，但广州新海医院上述过错亦可反映广州新海医院在抢救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与医疗常规的规定，即广州新海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够规范。对此应认定为广州新海医院存在该方面的不足。
医疗行业属于高风险、实验性的行业，在目前医疗条件及医疗技术水平下，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在临床上尚无法完全防止、控制并发症及因此引致的相关症状的发生。潘某所患低血钾症为自身疾病，不应归责于广州新海医院。经广州新海医院在短时间内补钾不足以纠正潘某的严重低钾状态，与其身体体质有关，不可归责于广州新海医院。故潘某出现急性心功能障碍致死，除因广州新海医院医务人员违反技术操作常规或过失造成外，该风险应由潘某及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承担，该风险分担原则的确定有利于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
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主张是因广州新海医院的错误诊疗行为才导致潘某死亡，但如上述分析所见，潘某死亡的真正原因是其入院时身体已处于严重缺钾的状态，处于随时可能突发心功能障碍的状态。而广州新海医院采取常规方式进行补钾治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纠正潘某体内的严重缺钾状态。故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更应考究潘某为何会达到严重缺钾的状态，为何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才前往广州新海医院就诊。就如一个已经着火的加油站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时发生爆炸，对此事故应当考究加油站着火的原因，而不应责备消防员没有在瞬间制止火情。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潘某的病情和疾病的发展规律，综合考虑广州新海医院的过错在导致潘某死亡的原因力大小，原审法院认为广州新海医院应承担5%的过错责任，其余95%应由潘某及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自行承担。
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已充分举证证明潘某在其死亡前在广州工作、生活满一年，故其赔偿标准应按广东省城镇标准计算。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的损失，原审法院核定如下：1、丧葬费：33150元。2、死亡赔偿金：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20年＝69514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主张按2013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343.5元/年计算，并主张潘远灿、马金枝的抚养年限是12年，是其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潘雨轩：8343.5元/年×13.5年÷2人。潘远灿：8343.5元/年×12年÷3人。马金枝：8343.5元/年×12年÷3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故计算潘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前12年应按8343.5元/年×12年计算，之后再计算潘雨轩剩余的1.5年抚养费即8343.5元/年×1.5年÷2人，故最终计算该项损失为106379.63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潘某死亡的事实和广州新海医院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情支持5000元。5、鉴定费：15000元。上述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应当由广州新海医院赔偿给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上述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各项损失共计849673.63元的5%即42483.68元，应当由广州新海医院赔偿给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新海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共47483.68元给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二、驳回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57元，由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共同负担4996元，广州新海医院负担261元。广州新海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原审法院。
判后，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广州新海医院向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83467.36元以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15000元，合计支付108467.36元；2.依法判令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广州新海医院承担。上诉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广州新海医院过错责任的认定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双方对广州新海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存在争议。故此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为广州新海医院对死者潘某医疗中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参与度为10％。正如一审判决认为，上述争议焦点是专业医学问题。所以一审法院才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却在专业机构作出广州新海医院就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参与度为10％的情况下又以非专业身份作出只承担5％过错的判决。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缺乏专业支撑，不符合证据认定的规则。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为本案的核心证据，其鉴定过程已经考虑了患者自身的病情，并且是依据医疗相关专业知识作出的判断。该鉴定结论本身也是由一审法院委托出具，鉴定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双方对争议焦点的关切。故此，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认为在没有任何新的鉴定意见推翻该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予以采信。一审法院仅凭自己对医疗常识的有限认知便直接否定该鉴定结论的做法是错误的。二、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过低，且鉴定费不应当分摊。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一般是参照造成伤害的后果以及过错程度。本案伤害后果为患者死亡，而过错程度鉴定为10％，故此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认为应当参照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以10000元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为宜。关于鉴定费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认为不应当按分摊比例。因为鉴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判断广州新海医院是否存在过错，该鉴定结论已经认定广州新海医院存在过错，故此从定性层面上讲该鉴定是必要的，并且也否定了广州新海医院认为没有过错的意见，故此鉴定费应当由广州新海医院全额承担。
广州新海医院答辩称：不同意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双方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广州新海医院应承担责任的比例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的计算问题。
首先，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虽多数需引入专业机构对某些医疗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以便法院查清事实，为法院对有关问题的判断提供参考，但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其鉴定的最终结论也不能等同于判决结果。其次，原审法院对广州新海医院责任的认定，不仅参考了上述鉴定书的内容和意见，同时还考虑了案件的实际情况、潘某原发病的病患特点、病情的危重程度、疾病本身特点及广州新海医院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对造成潘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和参与度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是法院依法作出的综合判断和裁量。故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认定广州新海医院承担5%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的计算问题，原审法院认定广州新海医院在承担5%责任比例的基础上，赔偿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鉴定费按照过错比例进行分担，也未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对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关于上述两项费用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审理期间，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元，由上诉人欧某、潘雨轩、潘远灿、马金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谷丰民
审判员 印 强
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