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治多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青2724行初3号
原告吾巴某某，住治多县。
委托代理人白某。
被告治多县公安局，住所地治多县加吉博洛镇治渠街39号。
法定代表人索某某，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才某某。
委托代理人永某。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
原告吾巴某某不服治多县公安局于2016年9月9日作出的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于2016年11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吾巴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白某，被告治多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才某某、永某、张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原告吾巴某某不服被告治多县公安局于2016年9月9日作出的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吾巴某某诉称：2016年虫草采挖期间，在治多县加吉博洛镇改查村委会为五名外来人员采挖虫草做了40000元的草皮费担保，因未能及时向村委会交纳12300元担保费用，就向村委会提出迟延并限期交纳的请求，但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为此，原告与村委会之间产生了担保纠纷。2016年8月29日，原告接到加吉博洛镇的通知，到加吉博洛镇政府办公室后即被被告的工作人员强制带到治多县行政拘留所，一直到9月14日被释放。期间，被迫参加了被告举办的所谓“法制培训班”，而且还被接受了“整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2016年9月初，原告的家人交清了担保费用，2016年9月11日，原告接到了被告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你于2016年6月向牧委会担保五人的草皮费，每人人民币8000元，共计人民币40000元整，在加吉博洛镇政府和改查村牧委会两级工作人员多次督促交款，此人未向牧委会缴纳担保草皮费导致其牧委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天并处叁佰元罚款，处罚决定要求罚款交到治多县农业银行。该处罚决定书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9日，在被告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原告违心签署了9月9日的日期。由于被告违法参与原告与村委会之间的担保合同纠纷，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参与经济纠纷且适用法律的前提不能成立，特别是被告对原告实施拘留的措施在先，处罚的决定在后，即事后或事中才向原告送达了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在决定要对原告处以五日行政拘留的当天（2016年9月9日），原告实际在拘留所已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4天，即被告在没有履行事先相关告知义务和救济途径、期限等情况下就对原告实施了行政拘留措施，还剥夺了原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属于其处罚程序严重违法。
被告要求原告向银行交纳的罚款300元，但实际直接被被告收取。另外，被告还对原告实施了剃光头的污辱、践踏人格尊严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精神上的极大伤害。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之法律规定，现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不得参与经济纠纷，确认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前提不仅错误而且违法，特别是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依法撤销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决定。同时，根据2016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为242.30元的国家赔偿标准，根据原告被非法羁押17天的事实，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身自由权受限期间的损失4136.10元，退还300元的罚款。另，基于被告对原告污辱人格尊严的事实，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向原告进行书面的赔礼道歉，认定被告扣押身份证的行为违法,并返还原告身份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正当的权益。
为证明其诉求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的担保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或经济行为，这种行为是不应当受到被告的行政处罚，被告处罚原告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
第二组：治多县公安局举办法制培训班的微信及截图，证明被告对原告限制人身自由，侮辱了原告，又遭受了强制整训的事实。
第三组：原告的照片，证明原告遭受了人格侮辱，遭受到了剃光头的事实。
被告治多县公安局辩称，我局对原告作出的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符合法定程序，请求维持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司发（2016）148号文件《关于实行法制宣传教育“谁执法谁普法谁评查”“谁主管谁普法谁负责”工作责任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证明我局具有普法资格。
第二组：《重点人员管理工作规定》的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嫌疑的，我局有义务对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嫌疑的人进行管理。
第三组：《村规民约》中的第七章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工作的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冬虫夏草是当地牧民群众的经济来源及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渠道，虫草采挖期间的社会稳定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如牧民家中藏匿外来人员不及时上缴虫草采集费和领取准采集证者，按被藏人数的多少，每人按每年采集费数来计算，予以重罚；藏匿家庭，取消其除五、低保外其他所有国家优惠政策，盗挖虫草者罚款5000元；证明原告的行为是2016年采挖虫草期间私自藏匿5人，同时将这5人的采挖费据为己有（每人采挖费为8000元，5人共计为40000元）。导致不能准时把虫草采挖费发放给当地牧民。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加吉博洛镇政府及立新乡采挖虫草工作及发放虫草采挖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第四组证据：根据中共加吉博洛镇党委文件加发[2016]53号文件要求开展法制培训班的请示，证明我局是有根据的开展法制培训班。
第五组证人多某某，证明采挖虫草期间所担保虫草管理费的危害性。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这份文件前提是谁执法谁普法但是本案是担保纠纷，担保纠纷是属于审判机构、人民法院、调解组织管理的，不归公安机关管，所以这份文件更加证实了担保纠纷不归公安局管。
第二组：对被告方的这份证据《重点人员管理工作规定》我方理解的是具有分裂民族团结行为、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人才是重点管理人口，而不是公安机关处理过的案件的当事人，所以我方认为他们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是以这个为依据，行政处罚必须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进行，也不是某个部门的规章，所以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组：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首先我的当事人是加吉博洛镇人并非立新乡人，但是被告方提供的证据是立新乡的村规民约与原告无关联性，根据国家规定罚款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牧委会无此权利，因此本条无效。
第四组：这份文件应该是以政府的名义下发，而不是以党委的名义下发，依据不充分。
第五组：证人既未参加培训班，也没有感受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感觉，所以证人的证词苍白无力。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原告所提的12300元是村上所有人的，并非原告与村委会的经济纠纷，而是集体财产，原告的行为明显扰乱了加吉镇的生产生活，所以我局处罚决定无误。
第二组：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我局举办法制培训班的目的是以教育、挽救严重扰乱治多县立新乡和加吉镇的生产生活的人们。
第三组：对原告所说剃光头的侮辱，当时给原告剃平头是以干净整洁为目的，不存在侮辱一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1-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可作为认定原告具有本案诉讼权及其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依据。
被告提供的1-5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特征，可以作为认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与否的定案依据。
根据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2016年5月治多县虫草采挖期间，原告向治多县加吉博洛镇改查村牧委会（以下简称村牧委会）担保了5名外来人员采挖虫草，每人8000元，共计40000元。虫草采挖期间村牧委会多次与原告交涉缴纳保证金一事，但原告拒不履行。因原告的行为引起该村村民的强烈愤慨。村牧委会于2016年7月20日将原告及其他违反缴纳虫草管理费规定的人向治多县加吉博洛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进行了上报，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说服教育，其中四人通过说服教育后缴纳了担保金，但原告仍拒绝缴纳。2016年8月镇政府因原告扰乱当地缴纳虫草管理费秩序，造成不能按时发放虫草管理费引起全村人的不满，为维护全村人的集体财产，向公安机关报案。治多县公安局于8月26日立案受理后履行调查、告知等程序后，于2016年9月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原告作出了治公（加）行罚决字[2016]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5日，并处300元罚款。
本院认为，原告拒绝缴纳虫草管理费，扰乱了村牧委会收集虫草管理费秩序，致使村牧委会无法正常进行虫草管理费的发放，严重影响到加吉博洛镇改查村村民的生产生活。被告治多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巴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巴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树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炜
审 判 员 桑 吉 措
人民陪审员 孟塔罗西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 员代 措 求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