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刑初字第941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纪郁光，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隆化县，满族，高中文化，农民，户籍地为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现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3年9月5日被羁押，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文海，北京市鑫兴（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4）17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纪郁光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纪郁光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纪郁光向被害人李某1退赔人民币六万元，向被害人车某退赔人民币三十二万元，向被害人冯某退赔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纪郁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我院（2014）海刑初字第1747号刑事判决，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真、许丹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车某、冯某，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陈文海，证人于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2010年4月，被告人纪郁光冒充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过QQ与被害人李某1聊天结识。在骗取被害人李某1的信任后，两人建立男女朋友关系，并在本市海淀区301医院附近同居。后被告人纪郁光以帮助被害人李某1理财为名骗取其人民币6万元。现赃款未起获。
二、2010年底，被告人纪郁光冒充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过被害人李某1的弟弟结识了被害人车某、冯某。后以帮忙办理购买原煤事宜为由，于2012年3月至7月，陆续骗取被害人车某人民币32万元，骗取被害人冯某人民币50万元。现赃款未起获。2013年9月5日，被告人纪郁光被公安机关抓获。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纪郁光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纪郁光定罪处罚。
被告人纪郁光对检察院的指控罪名和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辩称其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也没有骗过李某1、车某以及冯某的钱。
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为：1、第一起指控中关于涉案6万元款项被骗的时间、地点均不清楚，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足以认定。2、第二起指控事实证据不足：（1）相关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违背常理，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2）关于钱款去向无确实证据予以证实；（3）李某1具有诈骗嫌疑。综上，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经审理查明：
一、2010年4月，被告人纪郁光冒充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过QQ与被害人李某1聊天结识。在骗取被害人李某1的信任后，两人建立男女朋友关系。同年6月，被告人纪郁光以帮助被害人李某1理财为名，在山西省太原市骗取被害人李某1人民币6万元。赃款现未起获。
针对该起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并经法庭质证：
1、被告人纪郁光于2013年9月9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证明2009年底，其与李某1在QQ上认识后，就开始闲聊天，之后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经常打电话发短信聊天。2010年5月，其到山东济南找朋友买房，约李某1过去见面，李某1过去后，其两人就到宾馆开房发生了性关系，之后成了男女朋友。发生完性关系后，其就回北京了，李某1在山西太原租了一间房子，在那边的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其去山西太原看过她几次，她也来北京看过其几次。2011年春节期间，其和李某1一起去山西吕梁见了她的父母，并在那儿住了六、七天。2011年4月，李某1到北京开始与其同居。其骗李某1说自己叫金某，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事实。
被告人纪郁光于2013年9月5日所作的供述，证明其与李某1是2009年在网上通过QQ聊天认识的，2010年五一期间在济南见的面，后来就以男女朋友相处。其今天之所以被带到公安局，是因为其向李某1借了10万元左右没还。其跟李某1说自己叫金某，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刚开始是随口说的，后来为了想跟她搞婚外情就一直这么说了。其跟李某1的朋友也说过自己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这么说感觉有面子。李某1一共给过其20多万元，其中有10万元左右是其向她借的，其他的钱都是其和她一起花了。李某1问其能否解决她的北京户口问题，其说需要找关系花钱，看有机会帮她解决。当时李某1已经把工作辞了，其就跟她说在北京帮她找一个与海关相关的工作。其并没有做过帮李某1解决北京户口的事，打过一个电话向别人咨询过工作的事，对方称需要英语六级以上才能考虑，其听对方这么说也就没再帮李某1联系工作的事。其在跟李某1的朋友吃饭时，曾提过能帮她解决户口及工作的事情，因为其说自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所以他们都相信其能办成，但其自己清楚帮李某1解决不了北京户口及工作问题的事实。
被告人纪郁光于2013年9月6日所作的供述，证明李某1一共给过其三笔钱：第一笔是2010年6月份，李某1在山西太原给了其6万元钱，当时她把钱打到其卡里了；第二笔是2010年8、9月份，李某1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给了其4万5千元左右的现金；第三笔是2011年4月份，李某1在朝阳区建外大街赛特附近的一家宾馆里给了其一张9万多元的农行卡。第一笔钱是其向她借的，第二笔是李某1主动给其花的，第三笔是她给其租房和买生活用品的。
2、被害人李某1于2013年9月5日的所作的陈某，证明其与金某这个人是在2010年4月左右通过上网QQ聊天认识的，这人自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其当时在山西太原工作。后来聊了一个月左右，就约在山东济南见面了，金某说办公厅派他到济南调查工作，见面后其与他发生了关系，待了几天。之后，其就回太原了，在太原又待了一年时间，这期间金某到太原来看过其，并说他能在北京海关总署给其找份工作，把其户口调到北京。他看见其有存款，就说帮其买基金投资，从其这里拿走6万元，这钱不算在给其办工作和户口的29万利。到了2012年，金某还说这6万元挣了40多万，但他先用来归还房贷了。金某给其打过一张欠条，说如果工作和户口都办不成，就还其100万，其当时就信了。在太原的房租快到期时，金某让其跟他一起去北京，其就于2011年4月到了北京，与金某住到了一起。先开始在崇文门那边租住，住了一年多，到了2012年，又租住了301医院附近的平房。在北京住的这段时间，金某很少回家，一回来就说办公厅的工作特别忙，不能经常回来。到了2012年4、5月份，金某说给其办的工作和户口马上就办好了，需要钱打点。他说一个户口最少需要50万，何况帮其解决的是北京户口加一个工作。其说自己没那么多钱，只能尽量凑，拼凑了29万元交给了金某，有18万元是其自己的钱，还从两个朋友那里借了11万元。这29万元是分两次给金某的，第一次是在2012年4、5月份左右，在301医院北门门口给了他20万元现金，第二次是大概隔了一个月，也还是在301医院北门门口，给了他9万元现金。之后其就催问事情进展，他说过了国庆节就可以上班了，让其等着。催问几次后，其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其之所以相信金某，是因为他自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挺好，虽然人长得一般，但长得精神的未必看得上其，而且他还能给其办户口和工作，也答应要跟其结婚。而且在2011年正月，他也去过其老家，跟其父母见过面。当时其父母也反对，嫌金某人长得丑，个子也不高，岁数也挺大。但当金某跟其父母说能给其办北京的户口和工作后，其父母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金某就给过其一部苹果手机，买过两个包，其他都是其花钱，包括他穿的衣服、鞋、袜子以及抽的烟都是其买的。
被害人李某1于2013年5月5日的所作的陈某，证明金某大约35或36岁，1米65左右，戴眼镜，光头，体型微胖，有点儿络腮胡，手机号是136XXXX****和138XXXX****，QQ号是×××和×××。其不知道金某找谁给其办户口，他只说办到昌平；工作他说给其办到海关总署，找海关总署一个姓王的人办。金某管其要29万元，他说就是为了帮其办户口和找工作的事，打点领导什么的，他自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
被害人李某1于2013年9月9日所作的陈某，证明其一共给了纪郁光36万元：第一笔是2012年4月，在301医院北门给的他20万元现金，当时纪郁光说其北京户口快办下来了，需要20万打点关系；第二笔是2012年5月，也是在301医院北门，其给了他9万元现金，当时他说其在北京海关总署的工作马上要办下来了，需要9万元用于疏通关系和考试的事；第三笔是2010年6、7月在山西太原，纪郁光说帮其买基金，其就给了他6万元现金，他说他内部有关系，三个月就能翻倍，但至今其也没见到基金账户和他所说的收益；第四笔是在山西吕梁，时间记不清了，纪郁光说他父亲在上海做心脏搭桥手术需要钱，其就往自己名下一张农行卡里打了一万元，当时这张卡在纪郁光的手里。
辨认笔录，证明经被害人李某1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纪郁光就是对其进行诈骗的那名男子。
3、证人于某于2013年6月21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关于李某1被骗一事，其见过骗她的那名男子，那人自称是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名叫金某，他身上有疤，个子不高，说话很快，光头，戴眼镜，大概30多岁。
证人于某于2013年9月25日所作的证言，大概是在2011年6月，其朋友李某的姐姐李某1说她有个朋友叫金某，金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因为其是做煤炭中介生意的，而金某又能帮着低价批发煤炭，然后其、车某、冯某三人就和金某见了面，并经常小聚，商谈原煤批发一事。但到了2012年下半年再给金某打电话，金某就联系不上了，再去找李某1，李某1说也找不到她，金某就消失了。后来李某1跟其说，金某以能帮助她在海关工作和办理北京户口为由骗了她29万元。
辨认笔录，经于某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纪郁光就是对李某1进行诈骗的那名男子。
4、证人李某2于2013年9月25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是李某1的表哥。2013年4月的一天，冯某跟其说李某1被一个叫金某的男子骗了20多万元，还骗了车某200多万元。其就去问李某1，李某1说她和金某是在QQ上认识的，金某自称是中央办公厅的秘书，能帮他安排到海关工作，并且给她买了很多辅导书，让她好好复习，参加海关招考的考试。然后金某以安排李某1到海关工作需要活动资金为由，骗了她20多万元。后来车某也告诉其说金某以能从中煤集团批出低价煤炭给他为由，骗了他人民币200万元，后来他没有拿到金某所说的批发煤炭，而且金某的人也找不到了。
5、证人冯某于2013年9月26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大概是在2010年年底，车某跟其说，他司机的姐姐李某1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叫金某。后来车某带其见到了金某，当时金某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6、证人车某于2013年9月25日所作的证言，证明2010年底或是2011年初，其通过李某1认识了金某，当时他自称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
经庭审质证，被告人纪郁光称其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所供述内容均不属实，其辩护人也表示对纪郁光在公安机关所作供述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对于被害人李某1的陈某以及多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关于被告人纪郁光所声称遭受刑讯逼供一事，法庭认为，辩护人当庭表示在以往与纪郁光会见过程中，纪郁光从未提及有过刑讯逼供之状况，法庭查阅之前一审之庭审记录，纪郁光亦未提及有此状况，同时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出具的《入所健康检查表》对纪郁光的身体检查情况作出了“体表无外伤”的记载，而公安机关对其的讯问记录并未显示有任何违法迹象，综合上述情况，法庭认为被告人纪郁光自称受到刑讯逼供一事不足为信，亦不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庭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应予确认。对于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的其他质证意见，将与其辩解及辩护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二、2011年初，被告人纪郁光冒充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过被害人李某1的弟弟结识被害人车某、冯某。后被告人纪郁光以帮忙办理购买原煤事宜为由，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陆续骗取被害人车某人民币32万元，骗取被害人冯某人民币50万元。2013年9月5日，被告人纪郁光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赃款现未起获。
针对上述事实，经公诉人申请，法庭传唤被害人车某、冯某及证人于某被害人到庭陈某或作证，其三人的当庭陈某及证言内容如下：
1、被害人车某的当庭陈某，证明其当庭指认出被告人纪郁光就是之前以“金某”之名与其往来的那名男子。2011年3、4月份，金某与李某1来到了山西吕梁市。其之前就认识李某1的弟弟李某，因为李某是其司机，听说金某和李某1是夫妻，来吕梁见老丈人。后来，其坐李某开的车，送金某和李某1去太原，金某当时在车上就自称是中办的秘书。后来过了几天，金某给李某打电话，说在山西朔州煤矿有关系，能弄到煤；李某把这事给其说了后，金某又打电话说他能弄到煤，但具体是什么关系他没说，而且他很频繁的给其打电话说这事，他的电话号码是136XX****XX，其当时使用的号码是133*****779和186*****007，他给其这两个号码都打过电话。后来其到煤矿看了一下煤的质量，然后金某说他要打通老徐的关系需要用钱。从2011年4月开始给他打钱，第一次打了10万元，第二次40万元，总钱数记不准确了，大概170万，这些钱都是在山西的银行（吕梁、晋中）柜台办理的，有卡卡转账的，也有现金转账的，都是其自己的钱。当时其跟冯某提过此事，因为冯是从其这里买煤的人，金某说可以签合同，然后冯某拿的合同手续。因为煤炭的事，其还去北京找过金某几次，每次李某也都跟着去：第一次是和李某坐火车去的，在北京待了一天多，是在广渠门附近李某1的家里见到的金某，这时已经给了他10来万了，金某就说让其等消息，当时谈事时，李某、李某1也在。其去了几次北京后，就不再亲自管这事了，让于某到北京来负责联系金某，于某在北京住在广渠门的一个宾馆。打钱的事都是其和冯某负责，因为其后来没钱了，冯某还给金某打过50万元钱。其给金某打款都是打到李某1的账户上，因为当时金某说自己是公务员，用自己名下的卡直接收钱不方便。其跟金某谈煤炭生意时，冯某、于某、李某和李某1都在场。其每次把钱打到李某1的账户后，都会给李某1和金某打电话确认。签合同时，合同上的对方当事人是西安泰达公司，但金某当时没签字的事实。
2、证人于某的当庭证言，证明其当庭指认出被告人纪郁光就是之前以“金某”之名与其往来的那名男子。车某的司机叫李某，他姐姐叫李某1，李某说他姐夫叫金某，是中秘局的秘书，在北京是个领导。2011年下半年，其和车某一起到北京找金某走关系批发原煤，在广渠门见的金某。其为此事到北京来了3、4次，长的时候待20多天，短的就5、6天，见面谈事一般在广渠门广宜居快捷酒店，谈事的时候一般是其、车某、冯某和金某在场。冯某在打款50万之前，就见过金某2、3次；打完50万元以后，还在广宜居对面的一个羊汤馆见过，当时金某、车向其、冯某、其、李某1在场。金某最初说能批发15万吨煤，后来说能增加到25万吨。车某去朔州考察过煤，其没去，他看过后说规模挺大，其比较相信车某。金某当时给拿过一个陕西泰达的合同复印件。2012年清明节后，其、冯某、车某、李某按照合同上的公司名称去找泰达公司，但没有找到。去北京找金某谈事的时候，李某1也在场，她应该知道在谈什么。因为煤这事，车某打了好几次钱，从几万到几十万数量不等。车某给金某打过电话，其也打过，但因为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所以记不住金某的电话号码了，其当时是用150*****777这个号码跟金某联系的，当时用的是一个黑色翻盖带金边的金立牌手机，手机通讯录里存的名字是“金某”，公安也从其手机里调取过通讯录。其不管汇钱，钱是车某汇的，他跟其说大概汇了200多万。其看到金某拿来了一份合同，合同上盖有陕西泰达的公章，是吉某代表陕西泰达签的字，车某在这份合同上签了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在冯某打完那50万后，其、车某、冯某、李某一起去西安找过泰达公司，车某跟金某说了此事，金某说他也在西安，等消息就行了。其在公安机关所说的“在西安找泰达公司时，被金某拦回去了”，意思是说金某说他自己去联系，不用其四人去找。因为其四人相信他的实力，而且泰达公司也不是其这一方的关系，跑了也没用，所以其四人就从西安回来了。
3、被害人冯某的当庭陈某，证明其当庭指认出被告人纪郁光就是之前以“金某”之名与其往来的那名男子。2011年底，车某在电话里说跟其说，他司机李某的姐姐叫李某1，李某1的老公金某有关系可以弄到原煤指标，但其觉得不靠谱。当天，于某又打电话跟其说这事，其就相信了。后来其就到了北京，在与于某、车某汇合后，到了广渠门外大街的广宜居酒店的饺子馆吃饭，认识了金某，当时在场的有其、车某、于某、金某和李某1，见面之后就谈了煤的事情，李某1也听到了谈话内容，她觉得可以做这个事。当时车某介绍说金某是中央办秘书，金某就默认了，而且金某说办煤的事情没有问题。到了2012年正月，其、于某、车某又来了北京，住在广宜居，住到清明后才回去，这段时间就是凑钱。车某说已经打了200多万，还差50多万就可以办理。这期间在广宜居和金某见过好几次面，李某1有时在有时不在，她在的情况下，对于其、车某与金某的谈话内容也是听得见的。车某和金某都说还需要花钱，需要其拿钱。金某说自己是公务员，不方便经济往来，让其把钱打给李某1。其就给李某1打了50万，并告诉了李某1。金某说打完钱之后3到4天，这个煤的指标就可以用了，但却迟迟没有下文，人也联系不到。没办法，其、车某、于某、李某就去西安待了一个星期，想找泰达公司。去了西安见到了金某，他说快办好了，他正带领导在华山旅游，而且他不让其四人去泰达公司。之后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其四人就只好回家了。后来联系不上金某，就一直给他打电话。其最初没有报案，后来是来北京报的案。其也联系过李某1找金某，刚开始她不愿意管，说钱都交给金某了，后来她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她就报案了。其见过金某拿来的合同，是在2012年正月，金某拿到广宜居宾馆的，合同对方是陕西泰达公司，说合同已经敲定了，只要再拿50万就可以操作了，这50万金某说是要拿来送礼。其是见着这份合同后，才打的那50万元。
随后，公诉人又当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并经法庭质证：
1、被害人冯某于2013年11月1日所作的陈某，证明金某在与其、车某等人吃饭聊天时，自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好像是中秘局的秘书，他在得知其和车某是做煤炭生意之后，就说他能从山西朔州市平朔煤矿批出40万吨原煤，其和车某就想他帮忙弄出原煤。金某说他已经跟人家签了合同，但是需要花钱打点关系。之后，车某分两次给金某汇了50万元，但没有直接汇到金某的账上，而是汇到了李某1的农行卡里。因为当时金某说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不方便直接收钱，让把钱打到李某1的卡上。2012年1月2日，金某拿着一份合同找其、车某来签字，合同上甲方是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法人是吉某，甲方已经签好了吉某的名字，但没写日期，也盖有该公司的公章，乙方是空着的。金某说只有其这一方在乙方这边签名和盖好公章，甲方就会按照合同提供原煤了。因为其与车某、于某合伙做这笔原煤生意，所以就让车某在这份合同上代表乙方签了字。后来金某一直以托关系办事需要花钱为由，向其和车某要钱。车某具体给金某汇了多少钱不清楚，大概有200万元左右。期间因为车某没钱了，其在2012年3月4日下午给金某汇了50万元，也是汇到李某1的账户上的，是3月5日到账的。每汇完一笔钱，其这一方都会给金某打电话；在催问事情进展时，金某总是说快了，但耐心等待，一直拖着。后来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最后就关机了。湖北省浩海煤业贸易有限公司是其姐的公司，但实际经营者是其，当时其、车某、于某就是以这个公司名义与金某签的合同。与金某签完合同后，其、车某、于某三人又签了另一份煤炭购销合同，意思就是三人共同做这件事，合伙经营。当时其之所以相信金某，是因为金某是李某1的男朋友，他说2012年春节就要和李某1结婚了，其就认为两人都快结婚了，而且觉得李某1也比较可信，钱又打在她的账上，所以其就没产生怀疑。
煤炭购销合同，证明：（1）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2日至2012年5月12日向湖北省某煤业贸易有限公司出售原煤40万吨，甲方签字人为吉某，乙方签字人为车某，签字日期为2012年1月2日。（2）车某与湖北省某煤业贸易有限公司商定中煤集团山西平朔煤矿、电煤40万吨190元另加好处费20元合人民币210元。车某将40万吨一次性卖给湖北省某煤业贸易有限公司并协助调煤。甲方签字人为车某，乙方签字人为冯某，中介为于某。
中国建设银行汇款单、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2012年3月4日，冯某向李某1名下尾号为“5412”的农业银行账户汇款50万元；次日，李某1名下尾号为“5412”的农业银行账户进账50万元。
2、被害人车某于2013年9月25日所作的陈某，证明2010年年底或是2011年初，其通过李某和李某1认识了金某，当时他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一起聊天时，金某称能从山西朔州市平朔煤矿批出40万吨原煤，其就想让他帮这个忙。金某说批出煤的话，需要花钱打点关系，其几人就陆续给他打了250万元左右的人民币，直到2012年5、6月才发现被骗了，之后一直找不到他。给金某的钱都是打到了李某1的农行卡上，没给过他现金，因为当时金某说是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他名下的银行卡上不能有那么多钱，所以就让李某1办了一张农行卡，直接打到李某1的农行卡上。钱都是陆续给的，第一次是在2011年初，其给李某1的的卡上打了40万现金，最后一次好像是2012年5、6月份打的9万现金（中间给他打钱的时间和数量记不清了）。其被骗了200万左右，冯某被骗了50万。金某说他认识一个叫徐某的人，他说此人能操作此事，但其从没见过。金某说山西朔州市平朔煤矿与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可以从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拿到煤。2012年1月2日，金某拿着一份合同过来找其签字，合同上甲方是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法人是吉某，当时吉某已经签好字了，其也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就一直等，后来又给金某打了钱，直到发现被骗。当时签合同时没有陕西泰达公司的人在场，之所以签这合同，是因为李某1是本地人，其很信任她，知道她与金某结婚了，所以也就很相信金某。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证明2011年12月4日，车某的银行账户（尾号为7817）向李某1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411，旧卡尾号为5412）转入人民币23万元；2012年7月4日，车某的同一银行账户向李某1名下的同一账户转入人民币9万元。
被害人车某于2015年7月21日所作的陈某，在2012年5、6月份，金某的手机有一段时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当时其认为他拿钱跑了，所以怀疑被金某骗了，但后来他又用手机给其打电话，其觉得可能他有事才关机的，所以其在7月份又给他汇了9万元。
3、证人李某1于2013年9月5日所作的证言，证明2011年正月，金某去其老家见完其父母后，要离开时，因为其家在村子里，没有车去火车站，于是其朋友车某开车送其和金某到火车站，金某在车上就自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而车某是做煤生意的，于是他们两人就聊了起来，金某称在北京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后来，车某来北京与金某见了面，找金某办煤矿的事情，金某应该收其朋友的钱了，一共收了多少不清楚，其知道的有3笔钱，一笔10万元，一笔40万，一笔50万。其老家来了3个朋友，包括车某、于某、冯某。金某收了钱以后，其就问他：“你给人家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说：“你不懂，你就等着考试，等着上班吧。”其跟金某吵了几次，其说：“我的朋友是冲着对我的信任，才找你金某的，你办不了的事情就赶紧把钱给人家，要不然我回家也没法做人。”后来，金某就什么也不跟我讲了，他自己跟其朋友单线联系。后来，其才知道金某跟其朋友将他已经跟其领结婚证了，其朋友出于对其信任，给他打了不少钱找他办事。给金某打钱用的都是其名下的银行卡，金某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上班，信息不能泄露，反正都要跟其结婚了，就用其名下的卡。其办的两张卡都是农业银行的，一张金卡一张普通卡。2012年10月，其给金某打电话问他：“我的工作和户口怎么样了？你也不回家，你在外面干什么呢？我的朋友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其在电话里跟金某急了，说不成的话其就去报案。金某威胁其说，其朋友打钱都是用其名下的卡接收，就算出了事跟他也没关系，之后他就消失了。后来，其到银行去挂失那两张卡，发现有260万的流水记录，当时就害怕了，然后跟朋友进行了联系，朋友让其赶紧去报案。
4、证人于某于2013年9月25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大概是2011年6月，朋友李某的姐姐李某1说她朋友金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能够帮忙低价批发煤炭，因为其、车某、冯某是做煤炭中介生意的，所以就与金某见了面，金某说如果要低价从北京中煤集团山西朔州平朔分公司批发煤炭，需要拿钱进行打点走关系。后来，车某分次给金某汇款209万，冯某跟金某汇款50万元，银行账户显示户名为李某1。之后，金某并没有帮忙办煤炭生意，2012年下半年再给金某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了。其这些人去找李某1，李某1也找不到他，金某就消失了，后来李某1说她也被金某骗了。因为金某说他是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名下的账号不能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如果将钱打给他的话，反贪部门会查他，所以就让车某把钱打到了李某1的账户里。其这些人之所以相信金某，因为李某1是老乡，而且是其一个朋友的表妹，而金某又是李某1的男朋友，还自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能帮着介绍煤炭生意。
证人于某的亲笔证词，证明因为其、冯某、车某都是做煤炭生意的，所以有了这次合作。2011年12月，金某带着6张合同纸张，并加盖有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出现，合同上有法人代表吉某的签字，但没有日期，所以其就联系冯某见面签合同。2012年1月2日来到北京后，晚上见到了金某、李某1、车某，在簋街吃了饭，回到广渠门内大街的广宜居快捷酒店坐下来谈了一会儿，金某从提包里掏出了一些红头文件，又拿出合同就签订了。签完合同后，金某说办事的费用要打在老婆李某1的农行卡上，他是中央保密局的，工资卡上不能出现别的金额。
辨认笔录，经于某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纪郁光就是那名自称叫“金某”的男子。
5、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其与纪郁光是2008年认识的，2011年3月1日领取的结婚证。其与纪郁光接触期间，觉得他是满嘴瞎话，譬如十多天前他跟其讲的一件事，之后再提的话说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最初跟其认识时，自称叫金某，后来其通过关系查到他不叫金某，真名叫纪郁光。其问他为什么用假名字，他说在老家赌博欠了钱，所以就用假名字了。纪郁光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而是个大骗子。其经过对民警所出示的李某2提供的抬头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稿纸的辨认，确认没有见过这种稿纸，但稿纸上面的字迹应该是纪郁光的笔迹。其经过对民警所出示的李某2提供的陕西某煤矿机电有限公司煤炭购销合同的辨认，确认在家里见过这份合同，这合同是纪郁光拿回来的，但其在搬家时，觉得这份合同没用，就给扔了。
抬头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字样的稿纸，证明其记载内容为圆珠笔所书写的《关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就银川建经济开发保税区给予优惠政策的建议函》，内容约数百字；向公安机关提供该材料的人签名为“李某2”；刘某签字确认“我已看过此材料”，签字日期为2013年11月11日。
6、证人李某1于2013年9月30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于当日到农行富贵园分理处查了自己名下农行卡的情况，将相关情况梳理清楚了。2011年4月26日，纪郁光带其到建国门支行办理为了尾号为5412的那张卡，在车某汇入50万元后，2011年5月30日，纪郁光又带其到富贵园支行，将这张卡升级为金卡，尾号为6416。2012年10月12日，其将这两张卡挂失，重新办理了新卡，5412那张卡所对应的新卡尾号为3411，6416那张卡所对应的新卡尾号为8019。从2011年4月26日开户到2012年10月12日这段时间，那两张旧卡一直在纪郁光手中使用，其没花过里面一分钱。纪郁光以给其办理北京户口及海关工作为由，长期拿着其身份证使用，但他具体拿去干什么用了，其并不清楚，而且纪郁光在用其名字开户办卡时，绑定的是他136的手机号。其曾经跟纪郁光一起到银行取过那两张旧卡里的钱，有两回，取的都是现金，有一笔好像是6万元，其在取款单上签的名字，但钱都是纪郁光拿走了，当时他说是为了办车某、冯某原煤指标的是，需要找人疏通关系，打点送礼用。
农业银行富贵园分理处出具的说明以及李某1的开卡、销卡证明，证明李某1名下尾号为5412的农业银行卡开卡时间为2011年4月26日，销卡时间为2012年10月12日；李某1名下尾号为6416的农业银行卡开卡时间为2011年5月30日，销卡时间为2012年10月12日；上述两张银行卡销卡补办的原因为丢失，补办地点为农业银行富贵园分理处，补办时间为2012年10月12日，5412及6416的旧卡补办之后，所对应的新卡尾号分别为3411和8019。
7、农业银行办卡资料，证明李某1名下所办理的尾号为5412和6146的农业银行卡，在办卡开户资料中的所留的联系方式均为136XXXX****。
证人李某1于2013年5月5日所作的证言、提交的报案材料，证明金某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包括136XXXX****和138XXXX****。
李某1的手机通讯录截图，证明其手机中存有136XXXX****这个号码，所对应的机主标记为“金”；而138XXXX****所对应的机主则标记为“金一”。
证人于某于2015年7月21日所作的证言及手机通讯录截图，证明其知道的金某联系方式为136XXXX****，在其手机通讯录中，该号码所对应的机主标记为“北京金某”。
被害人车某于2015年7月21日所作的陈某，证明金某在与其联系时，所使用的手机号码是136XXXX****。
被害人冯某于2015年8月3日所作的陈某，证明其以前存有金某的电话号码，是1360开头的，后来其把这个号码删除了。
8、农业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证明:（1）李某1名下尾号为6416的农业银行卡有如下大额转账支出:2011年5月31日，向账号×××转账支出2万元；2011年6月6日，向账号×××转账支出3万元；2011年6月23日，向账号×××（户名：史某）转账支出5万元；2011年6月25日，向账号×××转账支出5万元；2011年7月19日，向账号×××转账支出4万元；2011年11月2日，向账号×××转账支出5万元。（2）李某1名下尾号为5412的农业银行卡有如下大额转账支出：2011年11月2日，向账号×××转账支出5万元；2011年12月20日，向账号×××（户名为于某）转账支出2000元；2011年12月27日，向账号×××转账支出1000元；2012年7月6日，向账号×××（户名为纪郁光）转账支出3.05万元。
证人李某1于2016年3月16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不认识曹某、史某、刘某这3个人，也没有给他们汇过钱。
被告人纪郁光于2016年3月24日所作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其认识史某和曹某，但对刘某没有印象。史某是一个女的，20多岁，河北承德隆化人，跟其是老乡，来北京以后在人才市场认识的，其在被抓之前，还一直与史某在交往，李某1不认识史某。其用李某1尾号为6416的农行卡给史某汇过钱，是其让李某1给史某汇的，但后来其以现金的方式把钱都还给了李某1，汇到史某农行卡里的钱都被其用了，当时其跟史某在一起，李某1没在身边，其着急用钱，但又没农行卡，所以其就让李某1给史某的农行卡里汇钱，然后史某把钱取出来给了其。其还让李某1用尾号6416的农行卡给曹某汇过钱，后来其把钱以现金方式还给李某1了。曹某是是个男的，30多岁，山东泰安人，其与他是连襟，他媳妇与其媳妇刘某是亲姐妹，其管他叫姐夫。曹某是搞建筑的，当时好像是缺钱发工资，所以就跟其借钱了。其把钱还给李某1没有任何凭证。经其辨认，其辨认出一名女性为与其交往的史某，辨认出一名男性为其姐夫曹某。
证人史某于2016年4月9日出具的证言，证明其与纪郁光是老乡和朋友关系，公安机关所提到那张尾号为3018的卡是其借给他使用的，记得是他说有人要还钱给他，但当时他没有农行卡，就借给他用了，其记不清他是否归还了此卡，现在其也不清楚这张卡的下落。
证人于某于2015年7月21日所作的证言，证明2011年底，李某1的农行卡曾给其转过两笔钱，一笔2000元，一笔1000元。当时其和车某来北京找金某谈原煤指标的事，请金某吃饭、送礼花了3、4万块钱，后来其留在北京等金某办这事的进展。钱花没了，其就打电话跟车某说了，车某让金某借给其3000元钱，然后金某就给其汇了这两笔钱。
被害人车某于2015年7月21日所作的陈某，证明金某给于某汇过两笔钱，一笔2000元，一笔1000元，这两笔钱是用李某1的农行卡汇的。当时其和于某来北京找金某谈原煤指标的事，因为请客给金某花了3、4万元钱。后来于某没钱了，就跟其说了，其让金某借给于某一些钱，然后金某就给于某汇了这两笔钱。
9、农业银行现金取款单，证明李某1名下尾号为6416的农业银行卡，于2011年5月30日、2011年9月28日、2011年9月28日、2011年10月21日、2012年1月19日在农业银行的网点柜台办理了现金取款操作，取款金额分别为4万元、3万元、49999元、49999元、49999元，上述5笔取款的单据客户签名处显示取款人为“李某1”。
证人李某1于2016年3月16日所作的证言，证明其名下尾号6416的农行卡是纪郁光让其在2011年5月份办的，开户当天就被他拿走了，其就再也没见过这张卡，一直在纪郁光手里，其没有从这张卡里取过一分钱，里面的钱都是纪郁光取的，取款单上的名字不是其本人签的，应该是纪郁光冒充签字的。
10、受案登记表，证明2013年5月5日，被害人李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一名自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叫金某男子诈骗钱财的事实。
11、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纪郁光于2013年9月5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12、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人纪郁光的基本身份信息。
经庭审质证，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害人陈某与证人证言内容虚假，无法证明纪郁光是收款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和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法庭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应予确认。对于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质证意见，将与其辩解及相关辩护意见在下文一并论述。
本院认为，被告人纪郁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纪郁光犯有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对于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对于第一起指控事实所提出的无罪辩解及相关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纪郁光在公安机关供称曾于2010年6月在山西太原收到李某1一笔6万元的款项，而被害人李某1的陈某中也提到于2010年6、7月份在山西太原曾交付纪郁光一笔6万元的款项，两人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款项数额相互吻合，因此可以确定纪郁光从李某1处得到该6万元款项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接下来，问题的焦点便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准确定性，纪郁光声称是借，但李某1对此予以否认，而且纪郁光也无法提供该笔款项系借款的任何证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纪郁光在与李某1交往过程中使用虚假身份，虚构办事能力，因此李某1正是在陷入对纪郁光所虚构身份及办事能力的错误认识后，才向纪郁光交付6万元款项，纪郁光的上述行为显然构成诈骗罪，故本院对被告人纪郁光及其辩护人针对第一起指控所提异议不予采纳。对于第二起指控事实，辩方的主要观点认为必须查清该起指控中涉案资金的全部去向才能确定何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控方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纪郁光是涉案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和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因此纪郁光无罪。针对辩方的上述观点，本院认为，关于第二起指控事实，案件的焦点问题应该在于两点：首先是被害人车某、冯某为何要交付钱款？其次是向谁交付钱款？根据被害人车某、冯某的陈某以及证人于某、李某1的证言，被告人纪郁光向被害人车某、冯某虚构了身份以及办理低价原煤指标的事由，并以此为由索要办事费用，加之李某1与纪郁光之间所显露出来的即将办理婚事的亲密关系，被害人车某、冯某同时也是出于对老乡李某1的信任，才能放心交付钱款；而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提供的煤炭购销合同内容也得到了被告人纪郁光的妻子刘某的确认，这无疑就印证了虚构办理低价原煤指标事由的人正是被告人纪郁光。被害方的陈某以及证人于某、李某1的证言也能证明是由被告人纪郁光指定被害方将相应钱款打入李某1名下账户，同时纪郁光所虚构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身份及相应的说辞又使得被害方认为这一要求是顺理成章的，进而按照上述要求转款。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的两个收款账户虽非被告人纪郁光名下，但均由纪郁光向被害方指定，就诈骗罪的构成而言，当被害方将款项转入纪郁光所指定的账户时，就已失去了对钱款的控制，应视为已向纪郁光交付，至于纪郁光本人最终实际占有了多少钱款，那只是赃款去向的问题，而并不影响其诈骗罪的成立以及诈骗数额的认定。况且，从已查明的款项流向而言，涉案两个收款账户中有数十万元款项被转入纪郁光本人及其亲友曹某、史某等人的账户，因此纪郁光在此情况下却仍坚称未使用过涉案账户的说法显与本案事实相悖。故本院对于辩方对于第二起指控事实所提无罪辩解及相关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纪郁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9月5日起至2025年9月4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纪郁光向被害人李某1退赔人民币六万元、向被害人车某退赔人民币三十二万元、向被害人冯某退赔人民币五十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张 鹏
人民陪审员 陆友才
人民陪审员 庞奎玉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姜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