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6民初26368号
原告：朱谊，男，195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玲，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赛迪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
负责人：刘保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航，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谊与被告北京赛迪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1日以及2017年1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述庭审原告朱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玲、被告赛迪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10月至2014年3月期间所垫付的房租、水电、通讯等办公费152,068.79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6年5月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2010年3月17日，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6月，原告从被告单位退休。原告自2008年起分管上海分公司的日常工作直至退休。2008年9月起,被告在上海运营的所有支出和费用,采取先向北京总公司申请计划额度报批再由北京总公司审核后报销的形式予以结算,故被告的办公费用均是先由原告垫付再实报实销。自2011年7月起,由于北京总公司主要分管领导频繁更换,导致被告公司的费用报销一直未能及时处理,直到2015年3月北京总公司书面通知为节省开支,2015年5月起被告员工不再租用场地改由家中办公,在此期间(2011年7月至2015年4月)发生的水电费、通讯费等皆未报销，仅报销了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房租。原告在退休前多次催促被告将未报销的费用予以结清，但被告仍未报销。原告无奈之下诉诸静安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过程中，被告认可了原告垫款的事实，并在2016年8月31日支付了部分费用14,222.22元，但仍有部分费用未予报销。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自2010年3月17日起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退休证，证明原告自2016年6月从被告处退休；
3、邮件截屏及附件、被告OA系统报销管理截屏一组，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催要办公费用，被告并未拒绝付款且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
4、工商银行流水清单，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31日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办公费用14,422.22元，说明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办公费用是认可的，且已支付了部分款项，原告的诉请并未过时效；
5、静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接待记录及撤回申请，证明原告曾于2016年4月向静安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因当时被告同意支付部分办公费用，原告撤回调解；
6、房屋租赁合同及租房发票一张，证明原告为被告实际支付的房屋租金，该发票系记账联，报销用的发票已寄往北京总公司；
7、费用明细清单及部分发票，证明2011年10月至2014年3月发生的办公费用明细，其中部分发票原件在原告处，其他发票已寄至北京张芳处；
8、证人杨某的到庭证言，证人系原告在被告处的同事，2008年之前证人从事人事、财务工作，2008年之后负责发行，现在家办公。其表示，2008年12月分公司调整，人事、财务等都上交总部管理，分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总部也都收回，上海的所有业务往来需总部审核、盖章，营业收入也全额入总部账户。2008年之后原告实际是上海分公司的总负责人，财务也都由原告负责。2009年3月公司办公地从上海市汉口路XXX号汇金大厦搬至上海市新疆路XXX号绿地海悦酒店公寓703室。2011年6月之前，总部在分公司各类支出报销方面有一个管理办法，如房租、水电费、通讯费、办公费用等费用支出都是先做预算，因衔接方面有时间差，往往由朱谊先垫付各类支出，然后发票交给证人初步审核后，再由总公司审核后给予报销。公司没有预支款，营业收入也是直接到北京公司的账户上，分公司账上只有够支付员工公积金的钱，工资也由北京总公司发放。2011年下半年因北京总部主管领导经常更换，上海分公司的办公费用报销处于停顿状态，上海分公司主管日常工作的原告垫付了大量办公费用未报销，证人经常在办公室看到原告与北京总部主管领导进行电话或邮件沟通，商量报销事宜，但此事一直未解决。2015年3月接总部通知，包括证人在内的上海在职员工，不再租用办公用房，改在家里办公，证人与原告会不定期碰头商量分公司的工作事宜，在此期间也了解原告一直在向总部要求尽快报销拖欠的办公费用。另证人表示从未见过《内部控制制度汇编》，上海分公司只有简单的制度，没有如此详细的财务制度。
9、证人武某的到庭证言，证人于2008年4月入职被告处，现任上海分公司编辑部负责人和记者。其表示，2011年6月之前，分公司的房租、水电费、通讯费、办公用品等费用支出都是由上级总公司审核后给予报销。2011年下半年起，北京总部主管领导更换较频繁，上海分公司办公费用报销也处于停滞状态，编辑部记者外出采访规定的通讯、交通补贴报销也不正常。上海分公司主管日常工作的朱谊也个人垫付了大量办公费用未报销，为此他非常着急，证人在办公室多次看到他通过电话、邮件与北京总部主管领导进行沟通，但一直未能解决。2008年起，上海分公司的所有营业收入，均直接上交总公司，并由总公司出具发票和账户给合作单位。另，证人表示没有见过《内部控制制度汇编》；
10、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合同，证明上海分公司有收入，收入是直接汇到北京总公司的账上的，上海分公司没有公章，也没有资产。
被告赛迪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首先，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次，被告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原告垫付办公费用的做法与制度不符，被告无法为其报销，且原告长期为单位垫款不合情理，故原告所主张的办公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赛迪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公司内部制度汇编，证明公司的财务制度，而原告并没有遵守该财务制度；
2、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原告提交给总公司的，租赁期为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该合同与原告之前提交的第三份租赁合同租赁期间重合，有公司的公章，而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只有原告的签名，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
3、2011年至2013年期间赛迪总公司综合业务系统关于上海分公司盖章流程的原始记录(部分内容)，证明三年期间上海分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办公审批流程进行财务报销，包括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4、证人武某和公司关于岗位调整的邮件，证明证人武某由于总公司要关闭上海分公司，要对其岗位进行调整而与公司产生矛盾，系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合同与发票的时间、金额均对应不上，且租赁合同上没有被告加盖的公章，另根据原告提供证据OA审批情况显示，2014年6月至9月的房租已经通过结款方式支付；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清单上房租费用产生时间为2011年10月至2014年3月、金额13万元，与证据6中的租赁合同及发票均对应不上；对证据8和证据9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杨某在庭审中称从未见过总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但其在书面证言中又称2011年6月前总部在分公司各类支出报销有一个管理办法，故证人杨某系作伪证，另两位证人均只是听说原告未报销事宜，并不知道具体的金额和报销内容；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可证明上海分公司签订任何合同通过OA系统加盖公章，因此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加盖公章，不符合公司的正常业务流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2011年总公司做过预算，后来没有执行，该预算是由总部来做，而不是由原告来做；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房屋的地址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新疆路XXX号也没有14楼，且从合同内容上来，租赁期为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实际被告公司自2015年4月开始已经不再租赁任何经营地，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该组证据可以看出，所有盖章申请的提交人都是被告北京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并没有权限在该业务系统中进行填写或者修改等操作，更没有权限进行业务的提交或申请。另，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皆为“非合同用章申请”，而非与本案争议相关的“报销管理”，且据原告所知，该系统账号的所有人“阴哲”为被告北京总公司的行政人事的相关负责人，且该证据所有用章申请人或提交人皆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而是被告总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以证明被告公司的员工没有权限在该系统上进行提交申请等操作；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当时原告已经从被告处离职，对于被告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且从该份证据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员工武某只是用恳请的语气与总公司领导进行沟通，并未发生争议。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质证情况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于1996年5月进入被告处工作，2010年4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自2010年3月17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担任被告公司业务的实际负责人。2016年6月，原告从被告单位退休。原告自2008年起分管上海分公司的日常工作直至正式办理退休。
2016年4月，原告就双方因办公报销费用发生的劳动争议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2016年7月16日，原告向该调解委员会申请撤回调解，其中撤回申请上载明：“申请人(原告)与被申请人(被告)因单位办公费用报销发生劳动争议，经调解，申请人朱谊愿意暂时放弃申请，于2016年7月16日向本会提出撤回申请。注：单位愿意先报销部分办公费用。后被告于2016年8月31日向原告支付报销费用14,422.22元。
2016年10月17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10月至2014年3月拖欠的被告在上海开展工作期间所用的办公费用152,068.79元(其中房屋租金120,000元、水电9,139.68元、通讯费13,064.80元、办公费用9,864.31元。该仲裁委以原告的诉请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该决定，遂诉至本院。
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为被告垫付办公费用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与北京总公司相关负责人的往来邮件一组，其中2013年3月29日原告发出的邮件载明：“郭总您好：附件是上海分公司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办公费用明细表，请审阅……”；2013年9月3日，陈翔发送给原告的邮件载明：“……这边张芳在统计，传媒总经理董总的说法是，以前的钱三个月报一次。所以先将本年度1-3月的费用报销，再报销去年10-12月的，以此类推。但是你给发票很多抬头不对，都应该是北京赛迪新知传播有限公司。张芳会和你联系……另外，到底一共多少钱呢，寄来的东西太琐碎……”；2013年9月3日，张芳发给原告的邮件内容载明：“朱老师您好，现将1-3月份的发票金额发给您：1月份：(237+200+150=587元)2月份：(200+150=350元)3月份(50.47+200+150=400.47元)发票抬头：北京赛迪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票项目：办公用品，交通费，电话费均可”；2014年3月18日，原告发送给陈翔的邮件内容载明：“陈总你好，我昨天与总部刘总又通了一次电话，他让我尽快写一个有关上海方面办公费用个人垫款的情况说明，请见附件。请你帮我审阅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吗……”；2015年3月13日，张跃楠向原告发送了主题为“关于上海分公司退租办公用房的通知”的邮件，载明：“朱老师，你好！为了响应部里取消外地记者站的要求，公司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华东分公司3名员工从2015年3月开始不再租赁办公用房，各自在家中办公。原办公室中的物品请你代为处置，并将处置详情发邮件给我，谢谢”。被告对原告提供的邮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最后的催要报销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21日，已过仲裁时效，另系原告在3年期间没有启动报销程序，甚至在2013年9月3日开始报销费用的情况下只提供了数量很少的水电和通讯费凭证，对于最大的房租支出既没有申请预算也没有申请报销，既不合常理也违反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审理中，原告提供了两份报销明细，其中2011年至2013年的报销明细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了郭莹，报销明细中所涉的报销凭证均已寄送至北京总部，第二张报销明细中的款项未发送给北京总部，因第一张报销明细中的报销款还未报销，故原告保留了报销凭证原件。2016年8月，被告给原告报销了部分垫付费用共计14,422.22元，该笔款项不在原告本案诉请金额之内，相关原始凭证已经交给北京总部了。被告确认上海分公司没有独立财产，并不清楚分公司的预算由谁来做，本案所涉报销款从总公司的OA系统中显示未做过预算，公司也给原告报销过一些款项，该些款项也未做过预算，不清楚为何予以报销，因总公司的领导变化，报销政策有可能也不一样。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一、原告的诉请是否已过仲裁申请时效。被告称原告最后催要报销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21日，故已过仲裁时效；原告则称原告在快退休的最后三年多时间里，一直以各种方式与被告相关领导沟通以期能解决报销事宜，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电话方式沟通的，且在原告申请劳动争议调解后，被告也于2016年8月31日支付了部分报销款，被告的报销行为已经产生了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在就本案诉请申请仲裁调解后，被告于2016年8月31日履行了部分报销义务，应视为同意履行义务，故发生仲裁时效中断，仲裁时效应从该日起重新计算，现原告就本案诉请于2016年10月17日重新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
二、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报销款以及应支付报销款的金额。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首先，报销费用是否实际支出。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一组邮件可证明原告与北京总部多次沟通报销事宜，北京总部并未否定原告的垫付费用行为，且双方均确认分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分公司的经营必然会产生相应开支，而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北京总部为分公司承担了经营所需费用的事实，故本院结合分公司其余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认定原告垫付费用的事实；其次，被告抗辩称因原告未遵守公司的报销制度，做出相关预算，并启动报销申请，故公司不同意予以报销。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确认已为原告报销了部分费用，然公司OA系统中并未显示该部分费用系事先做过预算，且被告亦不能确认分公司的预算应由谁作出，应何时作出，另结合证人的当庭陈述，可认定分公司并未执行被告所主张的财务制度；再次，关于垫付费用的具体金额，原告提供了两张报销款明细，关于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办公费用明细，原告已于2013年3月29日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总部的相关负责人，从总部的邮件回复来看，总部确实收到了原告寄送的报销凭证以及该报销明细，且总部员工张芳于2013年9月3日发送给原告的邮件中所载2013年1月至3月的发票金额与原告所提交的报销明细中的待报销费用金额一致，故本院采信原告提供的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的报销明细表，认定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期间被告应予报销的办公费用金额为92,518.57元。关于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的报销明细，从2015年3月13日张跃楠发送给原告的邮件可以看出，公司系从2015年3月开始不租赁办公用房的，而在此之前公司对租赁用房是明知且不为反对意见的，而租赁办公用房确系分公司经营之必需，鉴于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已为原告报销了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办公租房费用，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该期间所垫付租房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从原告提供的OA系统截图可以看出，被告已确认原告所租房屋租金为4,000元/月，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上述期间房租费用48,000元。此外，原告所主张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其他办公费用支出共计11,550.22元，经本院核对报销单据原件与该报销明细一致，该些费用确系分公司经营所必需且合理支出，故本院均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1年10月至2014年3月期间垫付的办公费用共计152,068.7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赛迪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朱谊2011年10月至2014年3月期间拖欠的办公费用共计152,068.7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赛迪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秀 兰
审 判 员 欧阳璟璐
人民陪审员 施 立 富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朱 佳 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