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8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文秀，女，195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过街楼街***号。法定代表人：张华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凊，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文秀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汽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5）青羊民初字第5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文秀，被上诉人成都汽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凊、王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文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确认邵文秀为成都汽运公司股东。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邵文秀在成都汽运公司改制后退休。成都汽运公司在2000年3月9日经成都市国有资产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0年12月25日，成都市劳动局根据成都汽运公司报告，确定了职工安置费。2001年8月20日一委四局依照成经改[2001]81号文件，同意成都汽运公司改制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改制后的企业设职工个人股，改制后凡留在新企业的在册职工（包括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可现金认购一定数额的职工基本股，下限3000股，上限6000股），企业再按一定比例将职工个人安置费逐步量化配送给职工个人，职工基本股的配售在企业转制和职工分流安置基本完成后逐步实施。根据成都汽运公司第二届职工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六条“凡二ＯＯ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愿选择留在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公司在册职工均可认购公司股份”之规定，这是确认股东身份的时间基准点，因此邵文秀应为成都汽运公司股东。成都汽运公司辩称，成都汽运公司严格按照政策、程序的规定进行改制并于2002年11月7日完成改制。2002年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邵文秀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办理了退休手续，2002年4月19日，成都市社保局出具《成都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通知书》，确定邵文秀退休时间为2002年4月30日，从2002年5月开始，邵文秀失去劳动者身份，享受退休人员待遇领取社保至今。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体改生[1997]96号）、《成都市国有小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试行办法》（成府发[1996]111号）第2条第（四）项规定国有小企业改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做到“职工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第18条第（一）项规定：“职工个人股。指职工个人以其合法财产入股或者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入形成的股份，归职工个人所有”及《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必须同时具备“劳动者”、“出资人”两个条件。邵文秀已经于2002年4月30日退休，在改制期间已办理退休手续，既不是成都汽运公司改制后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又未实际“出资”入股到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并不存在以现金3000-6000元购置股权的情况，与成都汽运公司即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无出资成为股东，邵文秀不能成为改制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邵文秀错误混淆和适用成经改81号文件和成都汽运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的股权管理办法。邵文秀从成都汽运公司领取的“安置费”不是股本金，邵文秀并未表示要交予成都汽运公司作为股东出资，更未办理入股手续，也未经法定的验资机构确认和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邵文秀主张安置费就是股本金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成都汽运公司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进行改制，邵文秀不具备成为成都汽运公司改制后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的基本条件。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邵文秀上诉请求。邵文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邵文秀为成都汽运公司合法股东。2、案件诉讼费由成都汽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至2003年期间，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决定及办法。2000年1月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出成府发[2000]2号文件《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补充通知》，载明：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本设置原则上只设个人股和法人股，国有企业改制时职工可以在自愿领取“安置费”后自谋职业，与原企业脱钩，也可以用“安置费”对应的净资产作价向改制企业入股，行使股东权利；企业对股东持有的股份应出具“出资证明书”，并制备股东名册等股东资料等。2000年1月21日，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向市交通局发出《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关于企业整体改制的请示报告》。2000年3月9日，成都市国有资产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成都市交通局发出成国重组办（2000）07号文件《关于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进行改制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进行改制。2000年12月25日，成都市劳动局向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发出成劳函[2000]2-48号文件《关于认定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安置费的批复》，告知经审核，该单位现有职工4133人，职工安置费78740242.78元。2001年6月26日，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整体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施方案》，其中关于“职工基本股的配售”方式为，改制后凡留在新企业的在册职工均可以现金形式认购一定数额的职工个人基本股，企业再按职工认购数额的一定比例将职工个人安置费逐步量化配送给职工个人；“注册总资本”为改制后企业职工个人股的总额。2001年6月27日，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向成都市交通局发出《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关于整体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施方案的请示》，将2001年6月26日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整体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施方案》呈上报批。2001年8月20日，成都市经济委员会、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国资局、成都市国土局、成都市劳动局向成都市交通局发出成经改[2001]81号文件《关于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总体方案，企业改制后职工不再保留全民职工身份，与改制后的企业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执行新的劳动用工制度等。2001年8月27日，成都市交通局向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发出成交运管[2001]362号文件《关于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2001年8月22日，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向“多经分公司”发出《关于选举职工股东代表的通知》，告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此基础上，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全体职工已成为企业的股东，总公司将在职工股东中选举总公司职工股东代表大会代表等。2001年8月28日，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召开首届一次职工股东代表大会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股份合作制）章程》；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2002年9月23日，成都汽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讨论通过《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章程》；选举了七名董事会成员、三名监事会成员；确认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于2001年8月28日召开的职工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改制后“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份合作制）”承担改制前“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全民所有制）”的债权债务；股东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同日，成都汽运公司股东签署《出资协议书》，载明成都汽运公司1040个股东共同投资30927600元组建“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并附《股东出资明细表》。2002年10月29日，成都汽运公司递交《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2002年11月7日，成都汽运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4年6月2日，成都汽运公司召开二届一次职工股东代表大会并形成成运总[2004]57号、成运工[2004]2号《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第二届一次职工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章程》修改条款，“①凡由成都市劳动局成劳函[2002]2-48号文及成劳函[2001]7-27号文《关于认定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安置费的批复》所认定的基准日为二ＯＯＯ年三月三十一日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共计4193名在册职工的安置费最终权益属于职工个人所有（其中已与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买断工龄的职工已领取个人安置费，不再拥有该权益）；②公司注册资本由捌仟捌佰万圆变更为叁仟零玖拾贰万圆；③由每100万股选举一名股东代表改为每50万股选举一名职工股东代表；④董事、监事、总经理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副董事长由1-3名改设为1-2名”。2004年6月24日，成都汽运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成运董[2004]第30号董事会决议，对2000年3月31日后退休的职工安置费支付问题形成决议；根据成都市劳动局成劳函[2000]2-48号文件及成劳函[2001]7-27号文《关于认定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安置费的批复》，认定公司转制的基准日为2000年3月31日，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共计4193名在册职工拥有安置费；凡在2000年3月31日以后退休的职工，其安置费从2004年6月30日起，按年度在未来三至四年内分六至七次全部支付给退休职工本人，原则上每年度分两次支付。2004年6月25日，成都汽运公司作出《关于二ＯＯＯ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后退休的职工安置费处理办法解答》，载明：2000年3月31日之前，成都汽运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所有资产包括土地、房屋、机具设备等都属于国有资产，所有职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职工；根据成劳函[2000]2-48号文件精神，成都汽运公司职工的安置费计算基准日定为2000年3月31日，成都汽运公司由原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有企业资产国家以安置费形式作价一次性转给2000年3月31日尚在册的4193名职工，因此凡2000年3月31日在册的职工都一一对应有劳动局核定的安置费，其核定的安置费归职工个人所有，同时，改制后的企业承担原企业离、退休职工有关费用；根据成都汽运公司2004年6月24日董事会成运董[2004]第30号董事会决议，“……凡在2000年3月31日以后退休的职工，其安置费从2004年6月30日起，按年度在未来3-4年内分6-7次全部支付给退休职工本人，原则上每年度分两次支付……”，成都汽运公司于2004年6月29日再次召开董事会，确认了6月24日成运董[2004]第30号董事会决议精神，同时，成都汽运公司将积极筹措资金，尽可能加快退休职工安置费的支付进程；因劳动局核定安置费的基准日定为2000年3月31日，在这之前退休的职工身份属于国有企业职工，国家已妥善安置了这些职工，改制后企业的职工属于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国家在核定了企业职工安置费后，不再像过去对国有企业那样承担责任，即使企业破产，国家也不再处置，因此，在这之后退休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其买断国有企业身份的安置费应归职工个人所有。2005年10月14日，成都汽运公司第二届职工股东代表大会通过《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载明：公司股本总额为30927600股，由职工个人股和工会社团法人股组成，其中职工个人股24450300股，工会社团法人股6477300股；职工个人股由职工基本股、岗位风险股和职工购买基本股是按比例配送的由安置费转化形成的股份三部分组成；职工基本股是指企业改制时职工个人自愿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职工个人安置费是指原成都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期间经成都市劳动局于2000年3月以成劳函[2000]2-48号文件审核批准的国家以实物作价方式量化到职工个人用于转变原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安置费用；凡2001年10月31日后自愿选择留在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公司在册职工，均可认购公司股份；公司职工应当以现金出资形式购买3000-6000股的公司股份；职工以现金认购股份的同时，公司按职工现金认购股份的数额，将量化给职工的安置费按一定比例折算为股份配送给职工个人；职工持有的本公司以现金购买的股份，如遇职工退休、调离、辞职、死亡或者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等情况，由公司按每股一元的价格和当年分红实际月份计算予以回购；职工持有的由安置费转化形成的股份，如遇职工退休、调离、辞职、死亡或者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等情况，由公司按每股一元的价格计算予以回购。2009年12月10日，成都汽运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成运董[2009]21号董事会决议，决定以“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工商注册时的法定成立时间“2002年11月7日”作为集团公司股权确权的基准日期；基准日期是依据《公司法》第一章第七条“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的规定，以及《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通过广泛征询、听取股东意见确定的；董事会认为股权确权基准日期的确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拟提交公司职工股东代表大会审议表决。一审法院另查明：1、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02年4月26日向邵文秀发放《退休证》。2、龚兆禄、唐之章、赵秀兰等成都汽运公司退休人员就其公司股东身份确认等问题向成都市交通委员会反映情况，成都市交通委员会于2010年8月9日作出《关于对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部分退休人员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载明：根据有关规定，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必须履行向公司缴纳出资，办理相关出资认购公司股份手续的义务，并经过法定验资机构验资确认和经工商部门依法登记；上访退休人员中，未履行上述股东义务的，不能成为企业股东；职工自愿履行了以安置费作为向企业出资的入股手续，并经法定的验资机构确认和登记机关依法登记，才是企业股东，其安置费才成为股份；原成都汽车运输总公司2002年11月7日前退休的人员是以原国企职工身份退休的，并在后来已经领取了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核定的安置费等。3、赵秀兰等人不服成都市交通委员会于2011年1月17日出具的《关于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部分退休职工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成交发[2011]38号），向成都市信访问题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申请复核，该办按照相关法规规定举行了“信访事项听证会”，形成了《信访事项听证纪要》。2011年4月25日，成都市信访问题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作出成信复核[2011]9号《关于赵秀兰等人信访问题的复核意见》，载明复核意见：“（一）企业改制程序问题。经查证，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程序复核相关政策、法规规定。（二）‘安置费’发放问题。根据成都市的企业改制政策及法规规定，改制期间企业应向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发放‘安置费’，企业不应向已依法、依政策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发放‘安置费’，企业对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发放‘安置费’属于企业自主行为。（三）股权确权问题。根据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原‘运输公司’职工要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必须同时具备‘劳动者’、‘出资人’两个条件。683名退休人员既不是‘集团公司’的‘劳动者’，又未‘出资’，不具备成为‘集团公司’股东的条件。该‘股份合作制企业’决定坚持公司股东必须同时是‘劳动者’，又是‘出资人’的原则不违背政策、法规的规定，该‘股份合作制企业’以注册登记日为股权确权基准日的做法也未违反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为此，对你们要求该‘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股权确权的请求不予支持。……本复核意见为终结意见。今后，各行政机关不再受理此信访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成都汽运公司主张邵文秀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予驳回起诉，但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非成都汽运公司主张的“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予受理，对成都汽运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的程序以及变更公司注册资本、2009年12月10日确认公司股权确权基准日期的董事会决议均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合法有效。改制公司的设立时间为公司注册时间，即2002年11月7日。《关于认定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安置费的批复》等文件中确定的2000年3月31日为安置费计算的基准日，而非邵文秀主张的成都汽运公司整体改制日期和确认股权的基准日。原“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于2001年8月22日发出的《关于选举职工股东代表的通知》并非法定确认每一名在职职工股东身份的有效法律文件。故邵文秀关于成都汽运公司擅自变更公司设立时间、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蓄意将邵文秀排除于股东名册之外的主张以及关于邵文秀于2001年8月22日即成为公司股东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体改生[1997]96号）、《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成都市国有小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试行办法》（成府发[1996]111号）、成都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国家和省、市法律法规政策中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有关规定，改制前企业职工要成为改制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必须同时具备“劳动者”和“出资者”两个条件，而邵文秀在成都汽运公司完成改制、注册成立股份公司前已办理完毕退休手续，领取了《退休证》，在成都汽运公司改制前已不属于成都汽运公司企业职工，邵文秀不具备认购企业职工股的资格，并且，根据《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规定，邵文秀要成为成都汽运公司普通股东之一，也应当履行以现金出资形式购买公司股份的出资义务，但邵文秀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成都汽运公司提出以退休金或安置费作为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并缴纳出资，故邵文秀主张其为成都汽运公司合法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邵文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邵文秀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邵文秀关于成都汽运公司向其发放的安置费系公司股份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邵文秀从成都汽运公司领取的现金系“安置费”，邵文秀并未表示要交予成都汽运公司作为股东出资，更未办理出资手续、未经法定的验资机构确认和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即邵文秀从成都汽运公司领取的安置费从未实际投入成都汽运公司作为股东出资，故对邵文秀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文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邵文秀负担。二审审理中，邵文秀对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9月23日，成都汽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会议纪要”提出异议，同时陈述2002年9月23日并未召开股东大会，而是于2001年8月2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并形成会议纪要。本院认为，邵文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成都汽运公司于2001年8月22日召开了股东大会，而成都汽运公司提供了2002年9月23日《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和会议签到册证明成都汽运公司于2002年9月23日召开了股东大会。故本院对邵文秀上述异议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邵文秀、成都汽运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邵文秀是否为成都汽运公司股东。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成都市国有小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试行办法》、成都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中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有关规定，改制前的企业职工要成为改制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必须同时具备“劳动者”和“出资者”两个条件。关于邵文秀主张于2001年8月20日即成为成都汽运公司股东的问题。本院认为，邵文秀依据2001年8月20日下发的《关于同意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成经改[2001]81号）内容和《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规定，主张股权确权日为2001年8月20日，邵文秀即为成都汽运公司的股东。针对成经改[2001]81号文件同意的《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整体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施方案》载明的内容“改制后凡留在新企业的在册职工（包括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可以现金形式认购一定数额的职工个人基本股，……，职工基本股的配售在企业转制和职工分流安置基本完成后逐步实施”和《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六条“凡二ＯＯ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愿选择留在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公司在册职工均可认购公司股份”的规定，上述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并未明确确定每一名在职职工的股东身份，而只是规定了在职职工可以成为股东的条件和方法，因此邵文秀关于按成经改[2001]81号文件下发时间2001年8月20日作为股权确权基准日以及其于该日便成为公司股东的主张不能成立。而成都汽运公司于2009年12月10日召开董事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决定将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时间2002年11月7日作为公司股权确权基准日期，一审据此认定2002年11月7日为股权确权基准日正确。关于邵文秀认为其具有“劳动者”和“出资者”身份应为成都汽运公司股东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邵文秀是否具有“劳动者”身份的问题。邵文秀的退休时间为2002年4月30日，如前所述，成都汽运公司将公司注册登记时间2002年11月7日作为公司股权确权基准日，则邵文秀在成都汽运公司完成改制之前已经办理完毕退休手续，其已不属于成都汽运公司职工，丧失了认购成都汽运公司职工个人股的资格。因此，邵文秀不具有“劳动者”的身份。其次，关于邵文秀是否具有“出资者”身份的问题。根据《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七条“公司职工按入股自愿的原则，依以下办法，用现金购买一定数额的股份，……”，据此，邵文秀要成为成都汽运公司的股东，必须履行以现金形式购买成都汽运公司股份的出资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邵文秀并不能证明其向成都汽运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而针对邵文秀认为其用现金和安置费购买了公司股份的意见，本院认为，邵文秀未与成都汽运公司达成用现金和安置费购买公司股份的合意，未签订入股协议、办理验资确认和工商登记，在成都汽运公司的股东名称上亦未载明邵文秀的名字，且邵文秀承认已向成都汽运公司足额领回了现金和安置费，因此邵文秀不具有“出资者”的身份。故关于邵文秀认为其具有“劳动者”和“出资者”身份，应为成都汽运公司股东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邵文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邵文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茜审判员 张 琦审判员 苏 展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