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2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传芳，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永昌，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聂玉红，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名琴，女，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红霞，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葛爱军，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传芳因与被上诉人邵名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7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传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永昌、被上诉人邵名琴的委托代理人张红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唐传芳通过案外人刘某陆续向邵名琴借款共计30万元。2014年9月10日，唐传芳出具《借条》、《借款合同》各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2月9日，并对违约责任、诉讼管辖地等作了约定，案涉《借条》、《借款合同》现由邵名琴持有，出借人空白。证人吴某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约定保证期限至借款本息全部归还为止。邵名琴自认已收到唐传芳归还的借款本金7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邵名琴和被告唐传芳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唐传芳未按时归还原告邵名琴借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唐传芳的相关答辩意见，无证据证明，且借据原件现由原告邵名琴持有，故不予采信。原告邵名琴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唐传芳返还邵名琴借款23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5元，由被告唐传芳负担。
宣判后，唐传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所涉的当事人及借条形成的客观情况：1.本案中的唐传芳与邵名琴在案件起诉前并不认识，该事实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已认可。因此，双方之间根本不具有就案涉借款达成借贷合意以及相互进行借款交付的条件。2.邵名琴提交的2014年9月10日的《借条》及《借款合同》，实际是唐传芳出具给案外人刘某的。当时，唐传芳确实曾有意向案外人刘某借款30万元，期限为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2月9日，并由吴某提供担保。但借款合同签订后，刘某实际交付借款5万元，唐传芳还曾要求刘某还回《借条》，但刘某称《借条》已找不到，并称即便找到也不会按借条主张权利。二、一审诉前调解及开庭简单介绍:1.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定于2016年12月28日，因双方对借款基础事实陈述相距甚远，确实无法调解，但法官仍主持长时间调解。2.当时一审法官也根据本案的案件情况，明确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庭，并要求邵名琴联系案外人刘某一并出庭，将开庭时间改至2017年1月19日，双方也均表示同意。3.第二次正式开庭时,邵名琴和案外人刘某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三、一审认定唐传芳通过案外人刘某向邵名琴借款30万元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本案借条形成经过已作阐述，双方当事人至起诉时均不认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唐传芳委托他人向被邵名琴借款，双方之间没有借贷之合意，虽然邵名琴持有借条，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唐传芳交付过借款，故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证据不充分，该事实认定属于错误。四、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核认定及法律适用上显然错误。1、一审判决仅以邵名琴提供的一张借条，即按照邵名琴单方陈述认定案件全部事实，根本没有全案考虑该份借条上所存在的疑点。唐传芳已经对该份证据的书写、形成过程、出具的对象、履行情况作了详细充分的陈述，同时也申请证人出庭证实该事实情况。根据2015年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2008年浙江省高院民间借贷指导意见第四条之规定，“当事人持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的…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事实依据抗辩…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一审判决显然违反了该规定。2.一审判决在唐传芳明确否认收到邵名琴借款的情况下，没有查证借款30万是否实际已交付的任何凭证，直接依被上诉持有的借条认定，明显违反了浙江省高院民间借贷指导意见第17条之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法院应该要求出借人本人到庭陈述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3.一审法院武断拒绝唐传芳提出需被上诉人亲自出庭接受询问的要求，也违反了民诉法解释第110条之规定。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10条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不予认定，但一审法院的做法的确有些令人遗憾。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主张合同成立一方，应对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邵名琴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交与唐传芳之间达成过借款合同的任何证据，根据该条规定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5.一审判决书在第3页采信了证人证言，但是这纯粹是为了达成一审错误判决也孤立片面的引用，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64条之规定。事实上，证人出庭陈述的主要内容是作为唐传芳和案外人刘某共同的朋友，协调本案时，案外人刘某陈述借款合同中的出借方并不是被上诉人的事实。虽然案外人刘某向证人说过从外面调了20万，但也不能证明刘某已将该20万元交付给了唐传芳，更不能直接为法庭所认可。退一万步讲，即便案外人刘某从外面调过钱，出借人也是刘某，而不是邵名琴。6.一审判决对邵名琴提交的《借条》及《借款合同》予以认定，但与邵名琴一审庭中的陈述也明显相互矛盾。邵名琴在一审中陈述是分多次陆续借款，而一审判决依据《借条》及《借款合同》认定是一次性付款，因此一审判决的基础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核心证据相互矛盾。邵名琴主张诉讼借款系现金交付给案外人刘某，并不是唐传芳，且对于均为现金方式交付，对现金交付细节也不能详细陈述，更不能提其他交付凭证。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邵名琴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邵名琴承担。
被上诉人邵名琴答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虽然邵名琴不认识唐传芳，但是通过刘某可以构成借贷。借条和借款合同载明了借款金额，约定了借款时间，并对违约责任的内容作了约定。该借条和借款合同由邵名琴持有，唐传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其出具的借条和借款合同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唐传芳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请求驳回上诉。
二审期间，上诉人唐传芳提交了建德市公安局新安江派出所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的唐传芳被诈骗的受案回执，以此作为延期举证延期审理的理由。
被上诉人邵名琴质证认为，对该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仅仅是受案，并非正式的立案通知，不能达到唐传芳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虽然邵名琴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唐传芳未提交建德市公安局新安江派出所立案证据，故本院对唐传芳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唐传芳通过案外人刘某陆续向邵名琴借款共计30万元”，该节不予认定，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邵名琴一审时虽然提供了唐传芳出具的《借条》并《借款合同》，但该借条出借人、债权人栏为空白，根据该案借款人唐传芳、担保人吴某的陈述，该借条系唐传芳、吴某向案外人刘某出具，借款也是刘某直接交付给唐传芳。邵名琴也确认一审诉讼之前，其与唐传芳并不相识；邵名琴陈述有投资款在2014年期间交付给刘某，并未提交款项支付给刘某的凭证，也未提交款项直接交付给唐传芳的任何凭证；邵名琴确认该《借条》并《借款合同》是邵名琴于2016年5月间，向刘某催讨款项时，刘某提供给邵名琴。邵名琴也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交付给唐传芳借款时注明系邵名琴的出借款，故邵名琴没有证据证明邵名琴与唐传芳之间存在直接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邵名琴以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诉请唐传芳归还借款本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实体处理失当，应予纠正。唐传芳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7034号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邵名琴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75元，由被上诉人邵名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虹霞
审 判 员 蔡 磊
代理审判员 牟 丹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