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9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仇元荣，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勇，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沁竹，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学东，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秋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仇元荣因与被上诉人岑学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仇元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被上诉人岑学东立即向上诉人仇元荣归还借款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92.5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292.5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曰止，现暂计1.5万元）；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相同的事实，同等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持同一裁判标准进行裁判。首先，本案主要事实是：(1)仇元荣向案外人戴宇转让深圳市沃邦科技有限公司（下沃邦科技公司）2.5%的股权，获得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证明了本案借款的来源。(2)仇元荣将上述300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岑学东名下的银行账户，证明了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00万元款项给本案被告的事实。(3)仇元荣因取得上述300万元而被戴宇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仇元荣、岑学东、王宁三人均确认该仲裁案件中所涉债务系仇元荣个人债务。该300万元款项并非沃邦智能公司或沃邦科技公司的公款，而是仇元荣背负个人债务产生的款项。其次，本案的主要证据：一张汇款凭证，即证明仇元荣在2015年9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92.5万元给岑学东的银行汇款凭证。再次，本案的起诉理由：民间借贷纠纷，即仇元荣主张借款300万元给岑学东。第四，岑学东作为原告提起的25177号案件中，岑学东主张的事实：（1)岑学东向案外人高升转让沃邦科技公司2.5%的股权，获得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该案借款的来源。(2)岑学东将上述300万元款项中的200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该案被告何世友名下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0万元款项给该案被告的事实。（3)岑学东认为，上述200万元并非沃邦智能公司或沃邦科技公司的公款，系其个人款项。2016年10月20日，岑学东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何世友，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25177号。本案的庭审日期是2017年3月27日，25177号案件的庭审日期是2015年3月2日。第五，25177号案件的主要证据：一张汇款凭证，即证明岑学东在2015年9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0万元给何世友的银行汇款凭证。第六，25177号案件的起诉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即岑学东主张借款200万元给何世友。综上，即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25177号案件之间不具备关联性，但上诉人仍然坚持认为这两起案件具有可比性、同一性，这两起案件在“出借款项的来源（转让沃邦科技公司2.5%股份取得的股权转让款，出借人均因取得股权转让款而成为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转账的日期（2015年9月10日）、转账的银行（招商银行）、案件当事人的身份（仇元荣、岑学东、何世友三人均是沃邦智能公司的股东）、借款的用途（大部分用于沃邦智能公司的增资）、主要证据（一张银行汇款单）、诉讼主张（借款）、案由（民间借贷）、原告方的主要观点（原告所提供的借款系个人款项，并非沃邦智能公司或沃邦科技公司的公款）都相同，可以说两宗案件高度一致。上诉人十分期盼人民法院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持同一裁判标准进行裁判，这不需要什么法律依据、法学理论，人民群众总是从最朴素的眼光看待问题：岑学东持一纸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之诉，仇元荣也持一纸银行转账凭证向岑学东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在两个官司的主要细节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难道岑学东能够同时打赢两个官司？
（二）关于款项用途，原审查明和认定事实错误，查明事实有遗漏。原审查明“被告2015年9月11日柜台取现81.7万元的当天，分别以沈崇效、姚智勇等人投资款的名义，存入沃邦智能公司验资账户现金共计81.7万元”，“被告表示……原告出资300万元用于垫付王宁、沈崇效、姚志勇、戴宇、高升、刘严明等人的增资，所以才有了被告向何世友另案起诉主张偿还垫付增资款的事实。被告仅是按照沃邦智能公司的工作安排，替各股东履行交付增资手续”，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从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300万元款项汇至被告账户后，包括退转原告账户的7.5万元在内，全部款项均通过各增资股东的账户以投资款名义汇入沃邦智能公司，可见该笔300万元的款项用途非常明确，即用于各增资股东所追加（或入股）的投资款，直接受益人为原告本人以及其他股东，被告并非该笔款项的直接受益人，原告称被告向其所借款项部分用于个人用途，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的上述部分极为不服，主要理由如下：(1)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完全没有证据支持。原审庭审中，在质证环节，上诉人指出，依据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二即尾号为0088的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可以看出以下三点：①2015年9月11日，被告在银行柜台提取现金81.7万元；②2015年9月10日，被告向王宁转账支付157.25万元；③2015年9月17日，被告向王宁转账支付20.878万元。同时，上诉人还在原审当庭指出，岑学东是王宁的姐夫，两人关系极为密切，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在一起，经济上相互交叉，互为一体，故三这笔款项合计259.828万元是用于岑学东的个人支出。对此，原审法官当庭询问被告上述取现81.7万元是否属实，款项的去处时，被告代理人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也没有向原审提交任何证据。上诉人不知道原审认定“被告柜台取现81.7万元，分别以沈崇效、姚智勇等人投资款的名义，存入沃邦智能公司验资账户现金共计81.7万元”是依据什么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哪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得出的结论？存款必须向银行出示存款人的身份证原件，被告是如何获得这些存款人的身份证原件？被告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被告也没有做出这样的陈述。被上诉人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在银行柜台取现81.7万元，这些现金理应由被上诉人完全掌控和使用，如何支配理应由被上诉人本人负责，如何变成由“上诉人本人负责”？如何变成“上诉人才是这些款项的直接受益人，被上诉人并非这些款项的直接受益人”？此外，什么叫做支付款项的“直接受益人”？为何不使用一审法院在后文中所述的支付款项的“负责人”？(2)对于岑学东是王宁的姐夫这一重要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反复强调，多次陈述，但原审只字未提。在被告转账支付178.128万元给其小舅子王宁的情况下，原审仍然认为这178.128万元的直接受益人为原告，并非被告本人，显然与事实不符。更何况在2015年9月17日，被告将该账户中仅存的20.878万元全部转账支付给其小舅子王宁，此款项与沃邦智能公司增资事项毫无关系，如何认定此款项的直接受益人是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上述20.878万元与沃邦智能公司增资事项毫无关系，原审认定“300万元款项均…汇入沃邦智能公司”，显然是错误的。(3)关于原审查明“被告表示…原告出资300万元用于垫付王宁、沈崇效、姚志勇、戴宇、高升、刘严明等人的增资”，上诉人在原审当庭提出反对意见：“上诉人对有些人，比如沈崇效、姚志勇、刘严明，根本都不认识，不可能为这些人支付增资款”。对于上诉人的此项辩驳意见，原判没有记载，也没有采纳。(4)在2015年3月2日举行的25177号案件庭审中（上诉人全程旁听了该案庭审），岑学东极力否认“岑学东是按照沃邦智能公司的工作安排，替各股东履行交付增资手续”，岑学东在该案中认为转账给何世友用于沃邦智能公司增资，系其个人行为，并非沃邦智能公司的工作安排，与沃邦智能公司无关。与此同时，在其后的2015年3月27日举行的本案原审庭审中，岑学东主张“岑学东是按照沃邦智能公司的工作安排，替各股东履行交付增资手续”，此项陈述得到原审的支持。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项，岑学东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分别作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现在福田区法院采信了其中一个陈述，不知道宝安区法院是否采信另一个陈述。如果岑学东的两个陈述同时被人民法院采信，那么，毫无疑问，对上诉人是不公正的，也必然有一个陈述与事实不符。
（三）关于款项用途和款项受益人、责任人，原审裁判标准不一致。原审认为：“虽然涉案款项确有可能来源于原告向戴宇转让股权所得，但如何支配由其本人负责”。原审认为，不管这300万元上诉人是怎么得来的，即便是向戴宇出让股权所得，怎么支配这笔钱均由上诉人本人负责。言下之意，钱到了上诉人的账户，就是上诉人的资产，怎么支付和使用这笔钱均由上诉人自行负责，哪怕是无偿赠送给别人，也视为上诉人个人的支出，由上诉人“本人负责”。对此，上诉人是认同的。上诉人认为，金钱和款项是一种货币资产，此种资产在事实上是一个数字，在法律上（从法理学角度出发）属于种类物，不是特定物；因此，只要款项一旦进入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即视为被上诉人取得了该项资产，至于被上诉人如何使用和支配该项资产，均在所不论，均应由被上诉人“本人负责”。具体到本案，这300万元自汇入岑学东名下尾号为0088的招商银行账户之时起，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成为岑学东的个人资产，与岑学东名下其它银行账户的款项并无区别，因此，哪怕岑学东在取得这300万元之后通过其它银行账户（尾号为0936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给何世友，也不能说明这200万元与300万元之间毫无关联，也不能说明这200万元并非来自这300万元。因此，岑学东若能仅凭银行转账单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胜诉何世友，上诉人也可以仅凭银行转账单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胜诉岑学东。毕竟岑学东是在获得上诉人支付的这300万元之后才转账200万元给何世友的。综上，原审认为上诉人在取得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如何支配和使用该款项均应由上诉人本人负责，显然是注意到和掌握了“金钱和款项属于种类物”这一法律属性，那么，原审应当持同一裁判标准，不能将被上诉人岑学东从岑学东银行账户取现81.7万元，从岑学东银行账户转账178.128万元给岑学东小舅子王宁等等，都认定为“无需岑学东本人负责，岑学东并非直接受益人，与岑学东无关”，进而张冠李戴地认定为“上诉人仇元荣才是岑学东取现、转账、使用和支配岑学东名下银行账户中款项的直接受益人和责任人”。因此，上诉人认为关于“款项的用途、受益人和责任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有遗漏，适用法律错误。
（四）本案案情扑朔迷离，存在疑点。上诉人注意到：(1)本案中，岑学东的一审案件代理人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2)在25177号案件中，岑学东的一审案件代理人也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3)在戴宇申请仲裁仇元荣的(2016)深仲受字第1537号仲裁案件中，岑学东是作为被申请人参加仲裁的，但是戴宇的代理人仍然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4)在高升申请仲裁岑学东的仲裁案件中，高升的代理人也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5)这些案件与本案一样，属于正在进行中的司法程序。(6)在(2016)深仲受字第1537号仲裁案件中，岑学东、王宁未经仇元荣同意，仅凭一份仇元荣没有参与签订的四方协议（指岑学东、王宁、戴宇、高升四人）就自愿作为被申请人加入仲裁，并且准备在“自愿代为偿还之后”，取代戴宇成为仇元荣的债权人。(7)本案原审在3月27日开庭，在3月30日就作出判决、通过审批和签发，打印出判决书，如此的高效，但是直到4月19日才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认为存在以下疑问：①为何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一方面代理岑学东，同时又代理其他人对岑学东提起仲裁？②正常情况下，人们都担心、均不愿意成为诉讼案件的被告或者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不想惹官非，为何岑学东、王宁自愿站出来，在既不告知上诉人，也不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自愿成为上诉人的连带责任人，自愿成为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令人费解。
（五）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注意到，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何理解该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诠释如下：“审理民间借贷，无论案件如何变化，案情如何复杂，不变的一条就是，债权人（原告）有义务对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据此，上诉人已经充分地注意到自己的诉讼风险，但是仍然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对待与岑学东相关的25177号案件中，持同一裁判标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特此上诉，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岑学东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借款292.5万元及利息（以292.5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1.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及案外人王宁原系深圳市沃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沃邦科技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0%、30%和30%。2015年12月4日，沃邦科技公司股东变更为沃邦智能公司。
沃邦智能公司原名深圳市龙世威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为被告及案外人王宁及何世友，持股比例分别为33.3%、33.4%和33.3%。2015年9月9日，该司召开全体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500万元。决议确定9位股东每人的出资金额分别为：原告7.5万元、被告16.65万元，王宁2**.35万元、何世友155.8万元、沈崇效31.15万元、姚智勇15.55万元、戴宇12.5万元、高升12.5万元和刘严明10万元。
2015年9月10日，即沃邦智能公司股东会决议次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支行62×××11账户，向被告招商银行95×××88账户汇款300万元。被告于当日分别汇款1572500元给案外人王宁、汇款75000元给原告、汇款202500元和124220元共两笔给案外人何世友，于9月11日柜台取现817000元，9月17日再次汇款208780元给案外人王宁。至此，被告上述账户内接收原告转出的300万元款项，已全部汇付（支取）完毕。根据被告提交的深圳市为民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和银行回单，以及原告名下的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支行62×××11账户流水，被告上述账户内以汇款形式转至各收款人的款项，均以各自投资款名义陆续汇入沃邦智能公司的验资账户；被告2015年9月11日柜台取现81.7万元的当天，分别以沈崇效、姚智勇等人投资款的名义，存入沃邦智能公司验资账户现金共计81.7万元。
2016年10月20日，被告以案外人何世友为被告，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其于2015年9月10日分别转款2000000元、202500元和124220元，系其向案外人何世友所出借的款项。本案双方代理人确认，被告在该案庭审时，已将借款本金金额变更为200万元，即另外两笔202500元和124220元汇款不在该案中作为借款主张。
原审另查，2015年8月初，原告与案外人戴宇、被告与案外人高升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被告分别将其持有沃邦科技公司2.5%的股权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戴宇和高升。此后，案外人戴宇和高升分别以原、被告收到股权转让款后未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违约为由，提起仲裁申请。2016年9月5日，被告及案外人王宁、戴宇和高升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对于原告仇元荣应退还戴宇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和仲裁费用，王宁和被告岑学东确认各自为连带保证责任人，承诺限期履行；王宁代原告和岑学东支付完上述款项后，王宁可向原告主张债权，戴宇和高升予以配合。
2016年9月14日，原、被告和案外人王宁签订协议书，确认原告与戴宇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相应仲裁纠纷中所涉债务系原告个人债务，由原告承担223万元，余下债务由被告和王宁承担，原告认可各方2016年9月5日签订和解协议的内容和效力；如原告无法按照和解协议约定时间和金额向戴宇还款，被告或王宁将代原告还款，代为支付的款项自动转化为原告向被告和王宁的借款，并计付利息，两年内还清；原告按照约定自行承担对戴宇的全部债务后，或者按照约定全部归还被告和王宁的借款本息后，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结，三方与沃邦科技公司、沃邦智能公司因股权转让和转让款用途引起的债权、债务和担保关系全部终结。
原审庭审时，原告陈述：1、关于借款经过，本案的300万元款项，系其向案外人戴宇出售股权所得，被告得知后希望向原告借款用于沃邦智能公司的增资以及个人支出，因双方之间是朋友关系，就没有出具借条，也没有约定利息，等公司上市之后再归还。2、关于被告2015年9月10日向原告汇回的7.5万元，原告称是被告表示不用借这么多，将多出来的还给原告。3、关于公司上市，因沃邦科技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故拟借用沃邦智能公司的名义实现上市，于2015年9月9日以增资的方式增加原告等人为股东，原告出资7.5万元。4、关于所欠案外人戴宇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告认为被告及王宁对外承诺连带偿还，三人内部之间承担除原告承担223万元之外的其余债务，可以看出被告拖欠原告借款是真实存在的。5、关于三人之间的协议书，原告认为该协议书不涉及本案借款，仅是针对原告与案外人戴宇仲裁案件所作的约定，不属于和解协议。6、对于本案的起诉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偿还借款，或代原告偿还仲裁案件中原告对戴宇的欠款，原告本应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但因被告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起诉案外人何世友归还借款，故原告也依样提起本案借贷诉讼。
被告表示，2015年9月9日，沃邦智能公司作出股东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万元增至500万元，由王宁、仇元荣、岑学东、何世友、沈崇效、姚志勇、戴宇、高升、刘严明等人按比例增资。根据当时公司的安排，所有股东的增资款由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先行垫付，其中被告借款200万元给何世友，100余万元是用于增资，剩余部分由何世友自用；原告出资300万元用于垫付王宁、沈崇效、姚志勇、戴宇、高升、刘严明等人的增资，所以才有了被告向何世友另案起诉主张偿还垫付增资款的事实。被告仅是按照沃邦智能公司的工作安排，替各股东履行交付增资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本案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属合同纠纷。原告作为权利主张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进行举证。而原告据以起诉借贷的主要证据，仅为一张汇款凭证，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300万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贷的合意。在双方及案外人王宁均为股东的沃邦科技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拟借用原告原本并非股东的沃邦智能公司名义上市，各方就增资以及入股等事宜作出安排的背景下，不排除该款项为其他用途的可能。
此外，从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300万元款项汇至被告账户后，包括退转原告账户的7.5万元在内，全部款项均通过各增资股东的账户以投资款名义汇入沃邦智能公司，可见该笔300万元的款项用途非常明确，即用于各增资股东所追加（或入股）的投资款，直接受益人为原告本人以及其他股东，被告并非该笔款项的直接受益人，原告称被告向其所借款项部分用于个人用途，与事实不符。
再者，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用于其他股东的增资，但其无法合理解释向被告汇款300万元后，为何又立即将特定金额的7.5万元通过原告账户汇入沃邦智能公司用于其本人的入股资金，在目标公司为人合性质较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屈指可数的情况下，其他增资股东的投资款却需要通过被告以向原告借贷的间接方式来解决，有违一般常理。而原告关于被告借款300万元当天即表示用不了那么多而退回7.5万元的说法，更加无法令人信服。
另外，从原告起诉本案所列案由的原因来看，其自述原本应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讼，只是因为被告在另案中仅凭汇款凭证就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案外人，才同样以民间借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而该案与本案之间并不具备关联性，如原告所述涉案款项当初确为其向被告出借的款项，则双方之间显然为合同关系，原告应当按照实际的合同关系直接提起诉讼，根本不应存在考虑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的必要，故其相关陈述不具合理性。
最后，在2016年9月14日与被告和案外人王宁签订的协议书中，原告同意自行承担其中的223万元，确认如被告或王宁代其还款后，所偿款项自动转化为原告向被告和王宁的借款，而对发生在此前并在本案中主张的所谓借款不但未提出直接抵消或抵扣的意见，反而还需自被告或王宁代为付款之日起额外计算利息，显然有违常理。该份协议约定，原告自行承担对戴宇的债务，或者归还被告及案外人的代偿款后，三方与沃邦智能公司、沃邦科技公司因股权转让和转让款用途因其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结，并未提及发生于前述背景下的涉案款项，可见原告所述的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尤为可疑。故此，虽然涉案款项确有可能来源于原告向戴宇转让股权所得，但如何支配由其本人负责，并不能据此得出被告向其借款的结论，原告将被告是否代其偿还另案的股权转让款作为理由，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依据并不充分。
综上，原告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仇元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3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原审法院依法收取20160元，由原告自行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2015年9月1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账户转账的300万元是否属基于借款的合意支付的款项。
借款关系包括借款合意和款项的支付，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应当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并且支付了约定的款项。本案上诉人转账凭证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涉案的款项，但未能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足以证明该款项的支付是履行双方达成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约定。
金钱除开其作为物外，更加是一种支付手段，其他具有市场价值的事物、行为均可通过金钱确定其价值。借款关系中的金钱体现的是金钱的物的属性，但通过银行进行的支付，在许多情形下体现了金钱的支付手段功能而非物的功能。作为支付的手段，金钱支付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例如还款、支付劳务的报酬、委托收款人转付、代他人支付、支付活动经费、支付货款、支付赔偿款、赠与等等。付款的本身体现的是金钱的支付手段功能，并不能体现特定借款合同中的出借物的功能。故付款的本身并不足以推定为借款，付款人主张依据借款合意支付款项的，仍负有证明借款合意存在的举证责任。故本案，上诉人未能证明是基于借款合意而支付，其作为原告主张借款关系的事实的基本举证责任未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解释要求收款一方证明收款的原因。付款方负有证明借款合意的举证责任与收款方负有证明收款原因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要求相对应，如果付款方已证明了借款合意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收款方为反驳借款合意而对其他收款原因的证明也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但如果付款方对借款合意的证明未达到高度盖然性，则收款方对其他收款原因的证明也无须达到高度盖然性，付款方作为原告未能证明借款合意，其基本举证责任未完成，收款方又对收款作出合理的解释的，可以认定收款方已履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收款原因的义务。
本案上诉人在支付之前掌控涉案的款项，清楚知道支付款项的原因，在支付之前能够要求和掌控证明支付原因的证据，属于占有证明支付原因的证据的一方，但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明支付原因的证据，未能证明存在借款合意。相反被上诉人解释为上诉人按股东会决议的安排操作的增资款项，并举证证明了款项的流向，公司增资的事实，虽然未能提交股东会安排的书面决议，但已作了合理的解释。况且2016年9月14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和案外人王宁的协议书确认了上诉人在与戴宇的股权转让债务中承担223万元的债务，如果被上诉人代偿，由代偿的金额转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而该协议又未确认本案的转让款项为被上诉人的借款。因此，相对于上诉人的证据，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收款原因的义务。原审也作了充分的分析，本院予以认同。故原审的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被上诉人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在另案同时代理他人起诉被上诉人是否不当，上诉人未能举证法律有禁止性的规定以及上诉人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320元，由上诉人仇元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梁 媛
审判员 刘向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 静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