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赣01行终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铁富红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华山大街2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766297477A。
法定代表人何桂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清林，该公司法务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市政府北三楼3046室，组织机构代码：55351989-X。
法定代表人黄小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殷飞鹏，工伤保险处副处长。
原审第三人毛某，男，1983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死者郭国萍丈夫。
原审第三人毛祚辉，男，2008年6月18日生，汉族，住址同上，，死者郭国萍大儿子。
原审第三人毛祚豪，男，2010年1月13日生，汉族，住址同上，，死者郭国萍二儿子。
原审第三人毛祚伟，男，2011年6月18日生，汉族，住址同上，，死者郭国萍三儿子。
法定代理人毛某，原审第三人毛祚辉、毛祚豪、毛祚伟父亲。
原审第三人闵颂真，女，1957年4月12日生，汉族，住南昌市新建县，，死者郭国萍母亲。
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永鸿，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证号：31401012201026。
上诉人北京中铁富红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富红公司）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6）赣0102行初2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富红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清林，被上诉人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殷飞鹏，原审第三人毛某（也系毛祚辉、毛祚豪、毛祚伟法定代理人）、闵颂真以及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永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0月1日，原告与郭国萍签订了《劳务协议》（合同名称），约定协议期即：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郭国萍系原告南昌西动车所动车库内保洁员。每日上班时间为：晚21时30分至次日早7时50分，月综合收入大概为：3134.47元。2015年12月13日晚20时55分许，郭国萍在上班途中，骑行两轮电动车在兴湾大道由××320国道，与他人驾驶的赣Ｍ×××××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当场死亡，经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红谷滩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国萍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过错。第三人毛某于2015年12月25日持劳务协议书、在职证明、工资收入证明、申请工伤认定报告、事情经过、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向被告申请工亡认定，2016年1月4日，被告向第三人下达洪人社工伤补字【2016】003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同月14日被告受理，1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收到后，未提出书面异议，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根据《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认定郭国萍死亡系工亡，做出了010号工亡认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所作的010号工亡认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在辖区内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职权。被告市人社局依据第三人提交的劳务协议、工资证明、在职证明等，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郭国萍死亡系工亡的认定，并无不当。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在行政认定程序中收到被告送达的限期举证通知书后，并未在限定期限内提出其与郭国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异议和证据，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要求撤销工亡认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富红公司要求撤销被告洪人社工伤认字[2016]010号《工亡认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富红公司承担。
上诉人富红公司在上诉状及庭审辩称：一、被上诉人不具备进行工伤死亡认定的管辖权，其做出的行政行为无效。郭国萍与上诉人富红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上诉人富红公司的住所地为北京市××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郭国萍的劳务关系应归与其签约的富红公司的住所地——北京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辖，且该《劳务协议》第十一条也明确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由甲方（富红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此条约定，双方对发生在双方之间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约定了协议管辖地：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无论是从劳动关系的属�管理原则，还是双方签署的约束性法律条款，郭国萍的工亡认定，应依法由北京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辖。市人社局不具备对郭国萍进行工伤死亡认定的管辖权。二、市人社局依据的工伤死亡认定材料和工亡认定决定书，主体全部错误，属无效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郭国萍系上诉人富红公司的临时性用工人员，其与上诉人签署的《劳务协议》甲方也明确写明为“富红公司”，因此，郭国萍的工伤死亡认定申请表的工作单位、死亡时确系在上下班途中的证明，均应填写为“富红公司”，相关证明应由富红公司出具。但被上诉人提交给法庭�对郭国萍进行工伤认定的：（1）工伤认定申请表的工作单位却填写为“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2）《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均不是我公司出具，而是由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没有出具该证明资格的江西分公司盖章出具；（3）市人社局做出的“洪人社工伤认字（2016）010号”《工亡认定决定书》中的工作单位也填写为“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工亡认定决定书》上的主体——死者的工作单位仍是错误的，这样一份依据错误的材料做出的主体错误的决定书，是错误和无效的。三、被上诉人在工亡认定整个过程中均未依法通知上诉人，非法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利，应为无效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但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自始至终从未依法通知过上诉人富红公司，导致上诉人无法及时提出管辖异议、合法举证。被上诉人参与听证，合法举证是国家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但被上诉人却非法剥夺了被上诉人的举证权利，因此，其做出的工亡认定未经合法主体依法举证，实为无效认定。四、郭国萍不具备进行工伤认定的资格。郭国萍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务协议》明确约定，其协议岗位为“临时性用工人员，不具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时间从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用工时间仅为5个月。郭国萍的情况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五、郭国萍进行工伤认定提交的《在职证明》系骗取，且非上诉人所开，不具备法律效力。2015年12月15日，上诉人富红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张武飞到南昌检查江西分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死者郭国萍的家属找到张武飞。张武飞在郭国萍家属声称是为了向交通肇事者主张赔偿，不会赖公司的虚假承诺后，滥用职权，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给郭国萍亲属开具了一张虚假《在职证明》。称郭国萍是我公司员工，每日上班时间为21：30至次日7：50分。张武飞的行为没有获得公司授权（我公司已对其进行处罚并通告），而且，其开具的《在职证明》盖的是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没有独立民事权利义务的分公司：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的章，不具备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以此认定郭国萍事发时系在上下班途中的证据是无效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不具备对我公司临时性用工郭国萍进行工伤认定的管辖权；2）进行工伤认定的材料主体不对或非法，不能依法进行工伤认定；3）郭国萍本身不是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职工，而是临时性用工，不具备进行工伤认定的资格。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裁定撤销被上诉人做出的错误行政行为。希望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公正裁决，撤销东湖区人民法院的（2016）赣0102行初276号行政判决书，及被上诉人非法做出的《工亡认定决定书》。
市人社局在答辩状及庭审中辩称：一、被上诉人作出郭国萍死亡为工亡的认定决定程序合法。2015年12月25日，毛某（郭国萍丈夫）向被上诉人就2015年12月13日20时55分许，郭国萍骑二轮电动车在320国道兴湾大道路口遭遇车祸死亡，申请工亡认定。2016年1月4日，被上诉人向毛某下达了《工伤认定申请�正材料告知书》（洪人社工伤补字〔2016〕003号）。材料齐全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5日向上诉人下达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洪人社工伤举字〔2015〕第010号）。上诉人收到举证通知书后未作回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根据有关材料并经调查了解，于2016年3月4日作出了郭国萍死亡为工亡的《工亡认定决定书》（洪人社工伤认字〔2016〕010号），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二、被上诉人作出郭国萍死亡为工亡的认定决定事实清楚。（一）关于郭国萍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洪公交认字〔2015〕1240号）认定，2015年12月13日20时55分许，郭国萍在320国道兴湾大道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无直接证据证实郭国萍在本次事故中有过错行为。郭国萍家住新建县××××自然村，上班地点是南昌西火车站，沿兴湾大道至320国道是郭国萍骑电动车上班的必经之路。由于工作时间是从21:30至次日7:50，故可认定，郭国萍是在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二）关于上诉人与郭国萍劳动关系的确立。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动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于2015�12月15日出具的在职证明和工资收入证明显示，郭国萍作为上诉人员工，担任南昌西动车所动车库内保洁员，每日上班时间为21:30至次日7:50，月综合收入为3134.47元。上诉人企业工商注册信息表明其具备用人资格，郭国萍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即主体合法；郭国萍按上诉人要求完成保洁工作，提供有偿劳动，即劳动行为已经发生；郭国萍在一定时空范围归上诉人支配，服从劳动分工和工作安排，每月从上诉人获得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即从属关系已经形成；且双方存在着订立契约的默认意思表示。因此，从法律上看，上诉人与郭国萍在劳动关系上具备了主体、内容和意思表示三个要素，事实劳动关系成立。（三）关于郭国萍民事赔偿与工伤（亡）认定的区别。民事赔偿与工伤认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在适用范围、认定程序、赔偿程序、赔偿范围与计算标准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地替代、重叠或免除。交通肇事方对事故伤害者的赔偿显然不能替代用人单位对职工的人身伤害民事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当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赔偿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工伤保险赔偿。故郭国萍依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申请工亡认定。三、被上诉人作出郭国萍死亡为工亡的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认定为工伤。郭国萍在上班途中遭遇本人不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其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应认定为工亡。综上，被上诉人作出郭国萍死亡为工亡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洪人社工伤认字〔2016〕010号）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予维持。
原审毛某、闵颂真在答辩状及庭审中辩称：一、郭国萍与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江西分公司系劳动关系。郭国萍与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务协议》（仅是合同名称），虽然签订的协议名称为劳务协议，里面内容却约定了郭国萍要在一定的时空间内归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支配，并且郭国萍提供了劳动，每月提供从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处获取了劳动报酬，即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为了逃避缴�五险一金等相关费用，故意运用劳务协议这么一个名字，其实质就是劳动关系，上述事实已经有银行流水记录和合同来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劳动关系是合法合理。二、本案的工伤认定的程序正确，证据确实充分。本次工亡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2015年12月13日晚上，郭国萍在上班途中突遇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第三人毛某等人提出工亡认定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4日，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亡认定期限的规定，然后市人社局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于2016年3月4日做出了洪人社工伤认字[2016]010号工亡认定书，在此期间内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还是存在，没有注销。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是有资格作为工伤认定的主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的意见》中规定：“其他组织，包括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也就是说，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案中，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作为具有独立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在南昌市具有独立的营业地点，并且与郭国萍签订了劳动合同，是符合作为工伤认定主体资格的企业。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既然可以作为工伤认定的主体，那么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第三人就可以向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亡认定申请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市人社局是完全合法合理管辖该工亡认定。三、郭国萍死亡导致的民事赔偿和工亡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从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的性质看，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获得工伤赔偿是基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受《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调整，赔偿责任人为工伤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而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基于受害者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受《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调整。在本案中，郭国萍的交通事故中，郭国萍与车辆驾驶员之间，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在郭国萍与其工作单位之间，属于工伤法律关系。按照民事法律，车辆驾驶员应当对郭国萍进行赔偿；按照劳动法规，单位也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受害者只能得到一种法律关系的保护，也就是法律没有限制受害者得到双重赔偿。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就此问题也作出了（2006）行他字第12号批复，内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你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死亡的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原则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根据以上规定，法律精神是允许受害者获得双重赔偿的，此类规定的法律精神是，人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开庭审理，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了审查。
另查明，从2014年8月开始，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用人单位名称打印为富红公司，但所盖的公章为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与郭国萍就连续不间断地签订了几份《劳务协议》，郭国萍在该分公司工作时间近两年；现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注册营业执照已被南昌市西湖区市场质量监督管理局注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富红公司江西分公司为规避法律与郭国萍连续不间断地签订了几份《劳务协议》，郭国萍在该分公司工作时间近两年，实际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郭国萍死亡导致的民事赔偿和工亡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受害者不能获得双重赔偿。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郭国萍在上班途中遭遇本人不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郭国萍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亡。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以下观点：（1）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不具备进行工伤死亡认定的管辖权，做出的行政行为无效；（2）市人社局依据的工伤死亡认定材料和工亡认定决定书，主体全部错误，属无效认定；（3）郭国萍进行工伤认定提交的《在职证明》系骗取，且非上诉人所开，不具备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因该请求与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不一致，对于上诉人富红公司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理。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北京中铁富红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广金
代理审判员 罗锦戎
代理审判员 陈 晶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