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民终3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美，住辽宁省普兰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坤，系唐美丈夫。委托代理人：张德军。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龙胜，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代理人：崔升鑫，辽宁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美、刘绍坤因与被上诉人鲍龙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5）普民初字第6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美及与刘绍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德军、被上诉人鲍龙胜的委托代理人崔升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6日，被告刘绍坤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刘绍坤欠鲍龙胜人民币100000元（十万元），在2013年7月31日付清。”落款处有刘绍坤签名。原告对该欠条的由来作如下陈述：被告刘绍坤是从事楼盘绿化工程，其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用砂石，树苗等物资；原告在自有的养鸡场内修水塘的过程中挖出很多砂子，所以原告将砂子卖给被告刘绍坤，另案外人李某某负责装车，被告刘绍坤负责安排车辆拉运；双方在对账过程中，被告曾经出具一份草账单，因为该账单表述的比较模糊，只体现双方之间的欠款关系，被告刘绍坤在“金海湾”处于2013年7月6日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该账单落款处显示“总欠款100000元，刘绍坤”，该账单内容能看清的字体中包括“国槐”与“沙的字样，所罗列的数字总数超过100000元，但体现不出明确的账务往来及总欠款数额的计算经过。原审法院认定，被告方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欠条的出具系被告刘绍坤的真实意思表示，主张系原告将被告刘绍坤绑架到“金海湾”强迫其书写的欠条。被告方对原告提出的“欠条”及“草账单”的形成经过做如下陈述：原、被告双方没有砂石买卖关系，系被告刘绍坤求助原告购买林地，如购买成功，则向其支付相应的费用，但原告没有履约，并于2013年7月6日将被告刘绍坤“绑架”到金海湾，强行要求其出具该份“欠条”，并将其包里的钱及其他的一些单据抢走，原告提供的草账单中体现出有树木的交易，而不是砂石，可以肯定与本案无关，系被告与他人的账单，但因被告刘绍坤出具的账单多且时间长，无法明确系哪一笔交易；离开现场后，被告曾到派出所报案。原审法院还认定，被告为佐证其辩解意见，以普兰店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分别于2015年3月11日，2015年3月31日对被告刘绍坤与原告鲍龙胜作的询问笔录为证据，拟证明双方之间没有买卖砂石的纠纷，原告所签的欠条的100000元，系以“打人情”为理由所进行的借款。原审法院另查，被告刘绍坤与被告唐美系夫妻关系。原、被告双方自认2013年8月5日前后，原告与被告刘绍坤因盗窃罪被羁押。关于本院依据被告方申请调取的普兰店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分别对被告刘绍坤与原告鲍龙胜作的询问笔录，没有所对应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书等文书。原审法院还认定，本案案件的由来：原告鲍龙胜诉被告刘绍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9日受理，本院依被告方申请调取上述询问笔录，本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2014）普民初字第277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载明“本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被告以案涉欠条系原告等人胁迫被告刘绍坤的情况下出具的为由向普兰店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报案，普兰店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已对原告及被告刘绍坤进行询问，但未进行处理，现该案至今没有处理结果。”该裁定以本院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原告鲍龙胜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原告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大民三终字第1332号裁定，该院认为“原审原告鲍龙胜主要以原审被告刘绍坤出具的欠据提起本案诉讼，同时还提举了刘绍坤的询问笔录，但公安机关至今并未对刘绍坤、唐美所称已经报案的该欠据系胁迫形成一节技术立案侦查，原审法院仅以“被告主张案涉欠条系在原告等人胁迫下形成、其已向普兰店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已对鲍龙胜及刘绍坤进行询问”为由，就认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据不足”，该院裁定；一、撤销辽宁省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4）普民初字4779号民事裁定；二、指令辽宁省普兰店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2015年11月30日，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此案。原审法院再查，（2014）普民初字第4779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证人李某某出庭作某某，该证人陈述：是被告刘绍坤雇佣其开铲车干活，包括到原告鲍龙胜那装沙子和铲石头，且听被告刘绍坤说这沙子是买的鲍龙胜的沙子，石头是鲍龙胜和刘绍坤共同作的买卖。原审法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原告鲍龙胜主要以被告刘绍坤出具的欠据为据提起案件诉讼，同时还提举了有刘绍坤签字的涉及欠据的草账单并申请了相关证人作某某，被告刘绍坤、唐美所称已经报案的该欠据系胁迫形成一节技术立案侦查，因此被告仅以询问笔录为凭，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该欠据系胁迫形成的事实，故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以欠据为主要凭据，要求被告方偿还欠款100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刘绍坤与唐美系夫妻关系，该欠据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该笔欠款应由二被告共同偿还。关于利息一节，因双方未约定逾期利息，利息损失以双方约定的还款截止日的次日始，即2013年8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被告唐美、刘绍坤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鲍龙胜的诉讼请求。其提出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举证的公安机关对鲍龙胜所作询问笔录中鲍龙胜称与刘绍坤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案涉10万元欠款是办事打人情钱，其还表示双方之间再无其他纠纷，被上诉人辩称该笔录是公安机关逼迫其所作无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原审申请的李某某的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与鲍龙胜在公安机关陈述双方之间无买卖关系的情况相矛盾，故不应被采信，被上诉人举证的草账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鲍龙胜将刘绍坤随意所写草账单作为己方证据使用，故双方之间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述买卖沙石关系，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原审原告鲍龙胜答辩称服从原判，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上诉人所述均不属实，其所述无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沙石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没有合同，但有欠据、草账单及证人证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据；至于上诉人所举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因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亦并无立案证明，法院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且鲍龙胜已经向法院说明公安机关笔录中所载明的内容并非其本人所述，而且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就对鲍龙胜询问程序违法，故原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正确。本院经审查，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鲍龙胜主要以刘绍坤出具的欠据为据提起诉请，同时其还举证了有刘绍坤签字的草帐单并申请了证人李某某出庭作某某其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根据双方所提诉、辩意见，本案关键就是对案涉欠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认定。首先，刘绍坤、唐美对鲍龙胜举证的案涉欠据是刘绍坤向鲍龙胜出具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至于其提出的该欠据系胁迫形成无据认定，则原审法院对该欠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诉人针对其抗辩观点及上诉意见所举证的案涉公安机关对鲍龙胜的询问笔录，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公安笔录为何案所作，该笔录现尚未经司法程序确认，本案诉讼中鲍龙胜已对该公安笔录所涉内容及司法程序明确质疑；且从该笔录内容看，鲍龙胜虽对案涉欠据的形成原因表述为系刘绍坤为干工程搭人情的需要向其借款，但已明确表述案涉欠据就是因刘绍坤欠其10万元款项而向其出具的；另，根据该公安笔录内容，鲍龙胜并未表述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只是在公安人员询问其是否和刘绍坤合伙经营其他买卖和生意时回答没有。综上，上诉人所举证的案涉公安机关的笔录不足以否定案涉刘绍坤向鲍龙胜出具的案涉欠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案涉欠据内容，刘绍坤确认欠鲍龙胜人民币10万元，并承诺于2013年7月还清，其未按约还款系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鲍龙胜根据欠据诉请刘绍坤偿还欠款100000元及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因刘绍坤与唐美系夫妻关系，该欠据系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依法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对此节认定亦于法有据，且二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综上，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唐美、刘绍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巍立审判员  林荣峰审判员  何 川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