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21民初2867号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6幢5楼，组织机构代码：61680061-2。法定代表人梁稳根，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雪松，系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胡丽，系该公司员工。被告李成夏，男，196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代理人杜松，辽宁同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新文，女，系李成夏妻子，1969年3月6日出生，住址同上。第三人汲永强，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第三人郭延红，女，196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雷，辽宁瑾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与被告李成夏、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一重工的委托代理人刘雪松、胡丽，被告李成夏及委托代理人杜松、刘新文，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三一重工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为本案被告，并请求本院判令：一、被告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向原告三一重工支付所欠货款5415400元及违约金270008元；二、被告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由被告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三一重工向本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一、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被告；二、判令被告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向原告三一重工支付所欠货款3147799.13元及违约金270008元；被告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由被告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被告李成夏答辩要点：一、被告李成夏不认可欠款5686200元。二、案涉车辆的交付与原告三一重工所述不符，合同上8台泵车，被告李成夏收了3台泵车，另外5台泵车给了第三人汲永强。三、被告李成夏早已还清欠款，原告三一重工没有向被告李成夏主张欠款。四、被告李成夏购买的3台泵车一共1375万元，被告李成夏通过电汇、网银、承兑汇票、以房抵债等方式还款完毕。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答辩要点：一、原告三一重工在本案中追加汲永强、郭延红错误，此两人与原告三一重工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他俩均不具备被告的资格。二、本案原告三一重工起诉被告汲永强、郭延红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三一重工的诉讼请求。三、根据阅卷可知，原告三一重工已将本案的案涉债权转让给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和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原告三一重工已经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四、本案的主合同为原告三一重工与被告李成夏签订，被告汲永强、郭延红并非该合同主体，无需向原告三重工承担给付责任，至于汲永强与李成夏的关系，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郭延红不管是与原告三一重工还是与被告李成夏均无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法律关系，非合同主体和责任主体。五、为了查明原告三一重工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法庭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查三一重工与三一汽车制造以及辽宁鼎天源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查明的事实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1、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三一重工（出卖人）与被告李成夏（买受人）签订一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F0002693）。合同约定，被告李成夏向原告三一重工购买1台型号为SY5388THB48的泵车，单价355万元；购买3台型号为SY5419THB52的泵车，单价415万元，合计1245万元；购买4台型号为SY5419THB56的泵车，单价510万元，合计2040万元。以上设备合同总价款总计3640万元。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约定“2、分期付款：买受人应于2011年1月20日前付清648万元；余款2912万元分30次付清，具体付款方式为首次付款80万元定金：其中18万元用三一重工优惠券抵值，剩余定金62万元付现金。主机余款2912万元分30个月均付，车到次日开始还款。”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2、买受人的违约责任：“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按逾期的金额每日向出卖人支付万分之六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合同还对交货时间、地点、风险承担、合同的解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三一重工在出卖人处盖章，委托代理人苏茫签字，被告李成夏在买受人处签名。《产品买卖合同》签订后，原告三一重工在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中，于2011年1月5日交付了8台泵车，办理有《产品出门证》8份，以上《产品出门证》上均有“李成夏”的签名。被告李成夏对《产品买卖合同》及《产品出门证》质证认为，对《产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原告三一重工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产品出门证》上“李成夏”的签名不是被告李成夏所签，泵车是原告三一重工直接送到大连，被告李成夏收到3台，其余5台发给了汲永强。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未涉及到汲永强、郭延红的签字，与汲永强、郭延红无关。2、2014年3月26日，原告三一重工向被告李成夏发出一份《对账函》，载明“截止2014年2月28日，贵公司需支付我公司货款5895100元。”被告李成夏加盖私章，备注“我公司实际总欠款为528.6万元，差额29.09万元，另90万还未到期。3、原告三一重工提供一份2014年3月26日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第三人汲永强发出一份《对账函》，用以证明双方对账，第三人汲永强加入债务。《对账函》载明“截止2014年2月28日，贵公司尚需支付我公司货款12714530元。”第三人汲永强签名并摁印。被告李成夏质证认为，从这两份《对账函》可以看出，原告三一重工承认被告李成夏拿3台泵车，汲永强拿5台泵车，原告三一重工与汲永强形成单独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汲永强质证认为，认可汲永强的签字，但该对账单中的数额是否指向本次诉讼所涉及的数额，不予认可。另，该对账函显示汲永强与鼎天源公司之间的对账关系，而不能证明与原告三一重工的法律关系。4、2010年4月22日，被告李成夏与三一重工签订一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2506），被告李成夏从三一重工处购买2台型号为SY5416THB48的泵车，单价360万元，合计720万元。三一重工的委托代理人苏茫签字，被告李成夏在买受人处签名。2013年3月5日，被告李成夏与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00018），被告李成夏从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处购买1台型号为SY5530THB620C-8的泵车，单价630万元。5、2010年12月24日《产品买卖合同》中的8台泵车，有3台泵车发票开具到被告李成夏名下，分别为56米泵车2台，设备编号为10BC54195140、10BC54195139；48米泵车1台，设备编号10BC53885081。2011年2月23日一张编号为01106445的发票，类型混凝土泵车，金额510万元；2011年2月23日一张编号为01106446的发票，类型混凝土泵车，金额510万元；2011年2月23日一张编号为01106447的发票，类型混凝土泵车，金额355万元；以上3台泵车合计金额1375万元。6、被告李成夏提供了从2010年4月26日至2017年3月29日购买三一泵车的还款明细及相关付款凭证，总计75份，通过电汇、网银转账、承兑汇票、以房抵账等方式，收款方有三一重工、辽宁鼎天源公司，抵房协议系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总计还款金额2725万元。7、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李成夏向本院申请调取证据，要求调取原告三一重工及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天源公司”）保存的文件的原件（包括2010年12月24日的一份《证明》、2011年3月12日的一份《关于变更李成夏发票名头的报告》、截止2016年9月30日的《对账函》、截止2017年5月31日的《对账函》、2013年3月12日客户汲永强的一份《销售合同简表》、《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汲永强）》等9份），本院依法向原告三一重工的代理人作谈话笔录，责令其依法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并告知其不提交的法律后果，原告三一重工未在庭审中提交以上材料的原件。在案件审理阶段，被告李成夏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要求调取汲永强、郭延红、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下三一牌混凝土泵车车辆登记情况，本院审查后，依法向被告李成夏的代理律师杜松发出《调查令》，委托律师杜松持本院《调查令》去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调取汲永强、郭延红、大连延红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下三一牌大型汽车登记、转移档案信息。车管所档案信息显示，第三人郭延红名下有一辆三一牌辽Ｂ×××××大型汽车，在法院查封状态。9、第三人郭延红与汲永强于1992年1月23日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截止2019年1月9日，双方仍是夫妻关系。争议的事实及认定一、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处理问题。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在第一次开庭法庭辩论中及两次庭审后邮寄的代理词中提出，长沙县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因三一重工与三一汽车制造的债权转让情形，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移送到被告住所地法院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审理，即由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或者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审查认为，关于本案的送达情况，在争议事实五中做了详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并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不予审查，其参加开庭，并对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视为应诉答辩。二、关于原告三一重工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三一重工并未提供本案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项争议的焦点在于确定原告三一重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时间点，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三一重工与被告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约定“2、分期付款：买受人应于2011年1月20日前付清648万元；主机余款2912万元分30个月均付，车到次日开始还款。”合同虽然是以被告李成夏的名下签订，实际是被告李成夏和第三人汲永强共同购买，在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原告三一重工授权代理商辽宁鼎天源公司向第三人汲永强进行对账、催要货款，债务人需在催告后的合理时间内履行付款义务，没有履行的，方构成权利损害，进而起算诉讼时效，原告三一重工的诉讼时效从其要求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付款，但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在合理时间内没有履行时起算，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在原告三一重工于2018年5月8日起诉前，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的债务履行宽限期已经届满即原告三一重工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权利受损之日，故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认为原告三一重工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三、本案案由的确定及基础法律关系。原告三一重工认为，本案是产品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是基于各方当事人对原始《产品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而产生的纠纷，应确定本案为产品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三一重工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2017年12月10日的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债权转让说明》“因我公司催收货款主体变更，现已将三一重工与李成夏签订的编号为F0002693合同项下的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三一重工。”被告李成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汲永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有异议，如果该说明成立，本案即为债权转让纠纷，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汲永强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2、原告三一重工提交4份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汲永强”签订的《抵房协议》，用以证明“汲永强”用房产抵偿货款9325830.87元。被告李成夏质证认为，协议中的设备是案涉泵车，由此可见原告三一重工承认案涉5台泵车系汲永强所购，不能要李成夏承担责任。第三人汲永强质证认为，该4份《抵房协议》中“汲永强”的签字和指纹不属实，汲永强并未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本案案涉《抵房协议》。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三一重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为适格的主张权利的主体，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说明书》并未在开庭前送达给李成夏、汲永强、郭延红，对他们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三一重工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原告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1，《债权转让说明书》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被告李成夏质证时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对该证据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原告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2，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也不认可，认为并未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抵房协议》，本院认为，用房产抵偿货款，只是一种还款方式，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并不认可曾经用此方式抵偿货款，本院对证据2也不予采信。在本案中，原告三一重工和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告三一重工已经将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三一重工与被告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中的相关债权转让给三一汽车制造公司，在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又否认曾经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达成过抵房协议的情况下，又谈何三一汽车制造公司将债权又转让给原告三一重工，故本院不予审查债权转让的问题。综上，本院认定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审理的重点是原告三一重工出卖8台泵车，被告李成夏购买几台，是否还欠货款；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是否应列为买受人，是否应支付货款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四、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是否属于被告李成夏与原告三一重工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购买8台泵车的《产品买卖合同》（编号F0002693）当事人以及本院如果将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认定为合同当事人，是否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的问题。原告三一重工认为，应向合同相对方被告李成夏主张权利，本案合同采购8台泵车，第三人汲永强也在对账函上签字，对该债务认可，自愿加入该债务，泵车登记在郭延红名下，三人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认为，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签字，不是案涉购车人，不能将被告汲永强作为共同还款人，本案中被告李成夏与汲永强的关系属于其他法律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如审理该争议，则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李成夏认为，该买卖合同仅用被告李成夏的名义签字，被告李成夏在本合同中，实际上购买3台泵车，另外5台泵车系第三人汲永强购买的。被告李成夏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3年11月28日的一份《证明》，载明“大连客户李成夏于2010年4月22日与三一重工签订了编号为0002506的合同，采购两台泵车；同年12月31日，李成夏再次与三一重工签订了编号为0002693的合同，采购8台泵车，两个合同共采购10台泵车。其中，编号为0002693的合同所涉及的8台泵车实际为李成夏与汲永强两人共同采购，李成夏购买3台（发票名头为李成夏），汲永强采购5台（发票名头为汲永强爱人郭延红）。特此证明”被告李成夏和第三人汲永强在《证明》上签名。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原告三一重工无关，被告李成夏和汲永强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第三人汲永强对《证明》质证认为，对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2、2010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的一份《证明》载明“客户李成夏购买我司8台泵车，根据合同条款应付首付款订金为80万元，目前辽宁分公司已收到客户回款62万元，全部作为首付款订金。”在该证明上，有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批注“2010年12月29日，客户李成夏，付首付款200万元，实际付款人汲永强，款已汇回总部，解款方案由营销代表苏茫提出”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没有原件，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3、2011年3月12日泵送辽宁分公司苏茫出具的一份《关于变更李成夏发票名头的报告》“尊敬的公司领导：一、大连客户李成夏于2010年12月24日与我司签订F0002693号买卖合同，采购我司泵车8台，目前已有三台泵车开出发票。因财务走账等原因，应李成夏要求并在此申请，将剩余五台泵车发票名称变更为郭延红。”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批注“情况属实，何乐春，3.12”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该报告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是案涉购车人。证据4、被告李成夏申请证人龚某出庭作证，证人龚某作证称，2013年7月-2017年6月期间，证人在辽宁鼎天源公司从事债权催收与诉讼的法务工作，当时为了方便催款和诉讼工作的需要，在辽宁鼎天源公司存储了一些关于三一与客户的相关资料档案，这些资料都是电子扫描件，原件存放于三一总部和辽宁鼎天源公司。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不认可证人的证言，对于争议的5台车，确实向汲永强催收过，汲永强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第三人汲永强对证言质证认为，并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是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也不能证明他们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证据5、一份2013年3月12日的《销售合同简表》，用以证明汲永强将其购买的5台车中的两台车退还鼎天源公司，冲抵货款700万换3台62米新泵车。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右上角显示辽宁代理商鼎天源，没有原件，不能证明被告李成夏所说的以旧换新的情况。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并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也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需向原告三一重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证据6、《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用以证明汲永强用2010年购买的2台52米泵车作价700万元冲抵货款，用于购买3台62米泵车。原告三一重工的质证意见同证据5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系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7、《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2013年3月，汲永强用2010年购买三一公司的2台52米泵车（编号为10BC54195109、10BC54195106）作价700万元冲抵货款，原告三一重工的相关人员认可。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补贴表是汲永强与辽宁区域之间发生的事情，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并不能证明汲永强、郭延红需向原告三一重工承担给付责任。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有李成夏和汲永强的签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明确写明了李成夏购买3台，汲永强购买5台，且写明了买卖合同编号，本院认定证据1合法有效。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虽然是复印件，但被告李成夏已经向本院申请调取以上证据的原件，本院责令原告三一重工提供原件，其未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证据2中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的批注写明“付首付款200万元，实际付款人汲永强”以及证据3“5台泵车发票名称变更为郭延红”。故本院认定证据2、3合法有效。对证据4证人证言，证人当时在辽宁鼎天源公司工作，因工作原因接触到以上资料，可以证实证据2、3作为复印件的来源和出处，本院予以采信其证词。证据5、《销售合同简表》，明确写明，客户名称汲永强，发票户名郭延红，购买3台泵车，单价630万元，合同总额1890万元，终端客户成交方式“余款1740万元以3台三一旧泵作价940万元冲抵部分货款（1台48米旧泵冲抵240万元，2台三一52米旧泵350万元每台冲抵10BC54195106、10BC54195109），余款800万元货到后次月起分24个月均付。”代理商债权部部长批注“李成夏、汲永强于2010年购10台泵车，各占5台”，财务总监王晓璐签名，代理商董事长陈升建签名。证据6《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写明“兹有大连客户汲永强采购三台62米泵车，具体成交条件如下：2、付款方式，分期付款：第一台，另240万元以一台48米旧泵车作价240万元冲抵货款；第二台，另350万元以一台52米旧泵车作价350万元冲抵货款；第三台,另350万元以一台52米旧泵车作价350万元冲抵货款”该函系营销代表苏茫起草，代理商董事长陈升建签名。证据7、《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载明，客户汲永强，52米泵车2台，1台设备编号为10BC54195109的泵车设备抵款价格350万元，评估价格323.408万元；1台设备编号为10BC54195106的泵车设备抵款价格350万元，评估价格323.7155万元。证据5、6、7互信印证，可以证明2013年3月期间，第三人汲永强购买3台62米新泵车时，用本案2010年12月24日《产品买卖合同》中5台泵车中的2台52米泵车作价冲抵货款的事实。对证据5、6、7的法律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综上，结合原告三一重工提供的一份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第三人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本院认定，2010年12月24日被告李成夏与原告三一重工签订的购买8台泵车的《产品买卖合同》（编号F0002693），虽然以被告李成夏的名义签订，实际上系被告李成夏和第三人汲永强共同购买，其中，被告李成夏购买3台，开具3台泵车的发票；第三人汲永强实际购买5台，5台泵车发票开具在第三人郭延红名下，即登记在三人郭延红名下。综合被告李成夏提交的证据分析，造成买卖合同只有被告李成夏一个人签名的原因，与当时三一重工的销售政策、营销代表等人均有关系，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在2010年12月29日的《证明》上批注“客户李成夏，付首付款200万元，实际付款人汲永强”，以及2011年3月12日泵送辽宁分公司苏茫向公司领导提交《关于变更李成夏发票名头的报告》，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何乐春批注“情况属实”，2013年3月12日的《销售合同简表》上代理商债权部部长批注“李成夏、汲永强于2010年购10台泵车，各占5台”。《销售合同简表》和《关于汲永强采购泵车的函》、《辽宁区域二手设备评估补贴表》互相印证，第三人汲永强用本案买卖合同中的5台泵车中的2台52米泵车作价冲抵货款，用于购买3台新的62米泵车，第三人汲永强没有提供任何反驳的证据，证明两台52米泵车（设备编号10BC54195106、10BC54195109）从哪里购买的，买卖合同的编号等。以上足以证明，原告三一重工辽宁分公司、原告三一重工的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对第三人汲永强参与购买泵车以及泵车发票开到第三人郭延红名下完全知情并同意的，第三人汲永强对本案买卖合同中的5台泵车中的2台进行了处置，原告三一重工的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参与了处置并同意作价折抵购买新泵车的货款，原告三一重工及其代理商鼎天源公司在催要货款时，即发出《对账函》时，也是分别向被告李成夏、第三人汲永强对账及催款，各要各的账，买卖合同总价款并没有全部向被告李成夏催收，故本院认定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系《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也是合同的相对方，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合同的相对性原理，透过表象，分析其本质，根据《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要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实际占有、使用《买卖合同》中的5台泵车，并进行了处置，相应的货款应由其偿还，本院将其认定为合同当事人，并不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五、汲永强、郭延红的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在本院受理原告三一重工诉被告李成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三一重工向本院申请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本案被告。被告李成夏向本院申请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承担其付款责任。本院审查认为，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汲永强、郭延红为本案第三人，向其邮寄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三一重工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等诉讼材料，邮件退回以后，本院依法公告送达以上诉讼材料。在公告送达的过程中，本院受理的（2018）湘0121民初2866号（原告三一重工诉被告汲永强、郭延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被告汲永强、郭延红委托律师陈雷作为代理人，本案承办法官多次与陈雷沟通，希望在本案中汲永强、郭延红也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并电话告知陈雷本案公告开庭的时间，陈雷在电话中表示已经接受委托，并按时参加庭审。考虑到本院向汲永强、郭延红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是参加诉讼通知书，不是应诉通知书，故其诉讼地位不宜列为被告，本院将汲永强、郭延红列为第三人。六、三一重工与鼎天源公司的关系及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第三人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的效力问题。第三人汲永强认可《对账函》上的签字，认为该对账函显示汲永强与鼎天源公司之间的对账关系，而不能证明与原告三一重工的法律关系。本院审查认为，鼎天源公司不是三一牌泵车的生厂商和制造商，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该公司同时也是三一重工在辽宁区域的代理商和经销商，负责三一重工产品的销售、售后服务、货款催收、融资、二手设备租赁等业务，鼎天源公司在本案中与第三人汲永强之间对账的行为，系受原告三一重工的授权和委托，2014年3月26日鼎天源公司向第三人汲永强发出的《对账函》的法律后果由原告三一重工承担。第三人汲永强没有提供任何反驳的证据，证明其与鼎天源公司对账的具体内容、向谁购买的泵车、还款情况等等。故本院认定原告三一重工曾经授权鼎天源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与第三人汲永强对账，有对账的行为。七、被告李成夏购买泵车的情况及还款情况。经审理查明，被告李成夏于2010年4月22日购买三一重工48米泵车2台，合同金额720万元，合同编号0002506。被告李成夏于2010年12月24日实际购买三一重工泵车3台，其中48米泵车1台，56米泵车2台，合同金额1375万元，合同编号0002693。被告李成夏于2013年3月5日购买三一重工62米泵车1台，合同金额630万元，合同编号0000018。以上合计被告李成夏购买三一泵车6台，合同总金额2725万元。被告李成夏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对账函》复印件一份，系辽宁鼎天源公司向被告李成夏发出，载明“截至2016年9月30日，贵公司尚需支付我公司货款2850900元。”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2、《对账函》复印件一份，系辽宁鼎天源公司向被告李成夏发出，载明“截至2017年5月31日，贵公司尚需支付我公司货款2840730元。”备注“上述货款金额为房产抵款，因房产开发商未办理产权证导致暂未入账，特此说明”，被告李成夏加盖私人章。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李成夏与辽宁鼎天源公司有业务关系，不必然指向本案的货款。证据3、李成夏与三一汽车制造公司《抵房协议》（3份），李成夏用世茂寰海城别墅抵款金额1520000元，另大连悦丽抵款金额1320730元，与对账函（编号9140）互相印证，即抵房款合计2840730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减去抵房实际欠款为10170元，另一份抵房协议抵债300多万。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三份抵房协议的真实性有待核实，关联性有异议，三份协议同时提到了本案的买卖合同以及案外的买卖合同，需要回去核实如何入账。证据4、从2010年4月26日至2017年3月29日，通过电汇、网上转账、承兑汇票、收款证明、《抵房协议》等还款方式，分别向三一重工、辽宁鼎天源公司偿还货款，用房产抵账给三一汽车制造公司，折抵三一设备款，以上合计还款金额2725万元。2017年3月29日的一份《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载明“付款户名：刘新文；收款户名：辽宁鼎天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转账金额：10170元；转账用途：泵车尾款。”原告三一重工质证认为，经过核实，被告李成夏提供的付款凭证上的金额，原告三一重工确实收到了，认可他们的还款。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与第三人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只是说明原告三一重工曾经与被告李成夏对账及被告李成夏曾经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还货款，原告三一重工在质证被告李成夏提供的证据4时，已认可其还款，故本院对证据1、2、3、4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被告李成夏在本案买卖合同中实际购买3台泵车，总计购买6台泵车，如果不算总账，无法查清事实，原告三一重工及代理商辽宁鼎天源公司在催款时，也是按照被告李成夏的欠款总金额催收的，原告三一重工也认可被告李成夏的还款情况，被告李成夏已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三一重工之间因买卖设备的货款已经清偿完毕。八、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在本案中应该偿还货款的数额及认定。本院审查认为，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三一重工与被告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F0002693）。总计8台泵车，合同总价款3640万元。其中被告李成夏购买3台泵车，合同金额1375万元；第三人汲永强购买5台泵车，其中包括3台52米泵车，2台56米泵车，合同金额226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三一重工已举证证明按合同约定了履行交货义务，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作为5台泵车的实际占有人、使用人，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被告李成夏已经还清欠款，原告三一重工主张本案买卖合同项下所欠货款3147799.13元，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还清欠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认定，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尚欠原告三一重工货款3147799.13元。判决的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一、原告三一重工与被告李成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被告李成夏系名义上的购买人，实际由被告李成夏和第三人汲永强共同购买，如上文分析，被告李成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已经向原告三一重工付清货款，故原告三一重工要求被告李成夏支付所欠货款3147799.13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二、如上文阐述，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购买5台泵车，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其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还清5台泵车的欠款，5台泵车登记在第三人郭延红名下，第三人郭延红即为机动车所有人，第三人郭延红与汲永强系夫妻关系，郭延红参与泵车的上牌、经营及管理，因购买泵车而产生的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两人共同财产清偿，故对原告三一重工要求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支付所欠货款3147799.13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产品买卖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按逾期的金额每日向出卖人支付万分之六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购买的5台泵车的合同金额2265万元，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本院酌情按照欠款金额3147799元的4%计算，违约金为125912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成夏的诉讼请求；二、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共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货款3147799.13元及违约金1259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149元，由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40元，由第三人汲永强、郭延红负担327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昌新人民陪审员  彭中术人民陪审员  瞿建文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徐朝书记员徐朝（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