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闽09行初111号原告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安仁村下高。代表人陈文彬，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林剑，男，汉族，1972年1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屏南县。委托代理人陈晶晶，福建建佘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兴涵街1号。法定代表人连向红，区长。委托代理人范炳山，男，汉族，1987年6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系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第三人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白塘路。法定代表人林峰，镇长。委托代理人陈明涵，男，汉族，1988年9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系第三人单位工作人员。第三人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安仁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安仁村。法定代表人陈昭洪，主任。上述被告及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阳春，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因诉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曾作出（2016）闽09行初45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行终712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一审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8日、同年10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剑、陈晶晶，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炳山，第三人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明涵，被告及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阳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诉称，原告拥有位于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安仁村的鳗鱼养殖场，为顺利推进涵江区兴涵水都项目建设，原告于2014年10月15日，在第三人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人民政府、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安仁村村民委员会的见证下，委托原告员工林剑与被告授权成立的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签署了《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地上特殊建（构）筑物征迁补偿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约定指挥部应向原告支付“养鳗场内鱼塘、管理房、埕地、围墙等其他一切附着物”的补偿款总额共计1360071元，并约定了付款时间。现原告已依约履行了义务，并积极配合指挥部完成了全部的拆迁工作。而指挥部至今未能履行上述款项的支付义务。因指挥部是被告设立的临时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依法应由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承担责任。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拆迁安置补偿款1360071元及该款自2014年10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利随本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A1.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的《营业执照》、《个体经营税务登记证》、《私营企业年检报告书》（1992年3月21日填报），原告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A2.原告及其负责人陈文彬的授权委托书、陈文彬及其受托人林剑的身份证，原告用以证明其授权委托员工林剑全权处理养鳗场事宜并授权林剑与兴涵水都征迁指挥部签署养鳗场征迁协议。A3.《关于涵江安吉养鳗场拆迁安置补偿有关事宜的声明公告》及该公告在海峡都市报2014年10月30日登报截图，原告用以证明其应兴涵水都征迁指挥部要求，在海峡都市报登报，就养鳗场征迁、潜在债权或股权申报有关事宜进行公告。A4.《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地上特殊建（构）筑物征迁补偿协议书》，原告用以证明兴涵水都征迁指挥部与原告签订协议，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征迁补偿款。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告以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起诉没有异议，但是公章是“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对起诉状上盖章和营业执照名称不一致。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且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企业性质，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同。2、涉案协议系陈文彬委托林剑与被告所签订的，原告陈述系养鳗场委托林剑签订协议没有事实依据。3、本案协议无效。安吉养鳗场是合伙企业，安吉养鳗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授权，而本案仅陈文彬授权签订协议，依法属无效。且原告的合伙人已经向法院起诉撤销本案协议，显然不同意陈文斌委托林剑签订涉案协议。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B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莆田市涵江区2014年度第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4〕450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一期）建设用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莆政综〔2014〕94号），被告用以证明原告养殖场所在土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征迁范围，相关农用地已转为建设用地，被告有权对包括养鳗场在内的土地实施征收与补偿工作。B2.《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的通知》（涵魏〔2013〕24号），被告用以证明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是其成立的临时机构，该指挥部实施的行为由被告承担。B3.公证委托书一份、《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地上特殊建（构）筑物征迁补偿协议书》，被告用以证明原告的负责人委托林剑与被告办理养鳗场征迁事务，该协议中约定补偿的钱款是对征迁养殖内的鱼塘、管理房等建筑物的补偿。B4.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的《营业执照》（1992年11月20日换）、《私营企业年检报告书》（1992年3月21日填报），被告用以证明原告经营期限至1992年11月期满后未继续经营，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原告的投资人除陈文彬外还有其他主体。B5.魏天勇等人名义出具的《承诺函》、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名义出具的《承诺函》各一份，被告用以证明上述两方主体均向被告出具承诺确认被征养鳗场的产权。B6.《关于安吉养鳗场由甲方承包经营的协议书》，被告用以证明养鳗场经营主体情况。两第三人述称，两第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案件处理结果也没有利关系，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两第三人未提供证据材料。因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告的经营主体、主体名称存在异议，本院依职权向莆田市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了以下证据材料：C1.填报日期分别为1990年3月10日、1991年1月24日、1992年3月21日的《私营企业年检报告书》。C2.莆田市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9月27日给本院的《复函》。上述证据经当事人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A1、被告提交证据B4，涉及原告主体情况，双方存在较大争议，对此本院向有关机关调取了原告工商登记材料，将以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进行认定。2.关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各方对证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可以作为有效证据采信，但因双方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将结合焦点问题予以阐述。3.关于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其中证据B1—B3，各方对证据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经审查可以作为有效证据采信；证据B5、B6，被告所待证目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在本案中对该证据不作采信。3.关于本院向莆田市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两份证据，各方当事人对证据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采信，证明了本案原告的企业名称系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该企业系私营企业，“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实为同一实体，该企业在1994年3月被莆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涵江分局吊销营业执照。经审理查明，原告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系私营企业，于1988年11月8日登记成立，该企业负责人为陈文彬。因该企业1992年度以后没有参加企业工商年检，于1994年3月被莆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涵江分局吊销营业执照。该企业负责人在开业报告或申报年检时使用过“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涵江安吉养鳗场”、“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等名称，“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为同一主体。因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一期）项目建设，涵江区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用地征迁，原告的养鳗场位于该征地项目范围内。原告的负责人陈文彬于2014年5月29日向被告出具了《委托书》，载明“委托人系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的经营者，现因委托人外出，特授权委托受托人（林剑）为合法代理人，全权代为办理与该养鳗场相关的全部事宜。”该委托书上加盖了“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的公章。2014年10月15日，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与林剑签署了《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地上特殊建（构）筑物征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乙方：林剑（安吉养殖场拆迁编号T-27）”，还就征迁养殖场土地补偿款、附着物补偿等问题进行了约定。第三人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人民政府、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安仁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签章。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系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现原告以被告未履行上述协议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包括：1、本案是否系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的诉讼意愿；2、林剑签订涉案协议是否代表原告真实意思，也即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被诉行政协议。二、涉案协议是否有效；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1360071元及利息有否事实和法律依据。围绕争议焦点问题，本院予以查明分析并认定如下。一、原告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1、本案是否系莆田市涵工区安吉养鳗场的诉讼意愿；2、林剑签订涉案协议是否代表原告真实意思，也即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被诉行政协议。关于本案是否系莆田市涵工区安吉养鳗场的诉讼意愿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提起诉讼向本院提交的行政起诉状中原告名称为“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在署名处加盖有“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的公章，虽然名称与加盖公章不一，但莆田市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本院出具复函确定“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系同一主体。故可以认定本案起诉系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的诉讼意愿。被告及两第三人以上述名称与加盖公章不一，从而否定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的诉讼意愿，理由依据不足。关于林剑签订涉案协议是否代表原告真实意思，也即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被诉行政协议。本院认为，被告确认林剑签订涉案协议时向其提交了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而委托书中的委托人署名处为“陈文彬”，还加盖有“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公章。且企业登记机关莆田市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复函》确认“莆田市函江安吉养鳗场”、“莆田市涵江安吉养鳗场”、“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为同一主体。同时，被告与林剑所签协议中亦载述“乙方：林剑（安吉养殖场拆迁编号T-27）”，协议内容亦就养鳗场的补偿事项进行约定。庭审中，原告亦确定涉案协议系其委托林剑签署。因此，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协议系林剑作为原告的受委托人与被告所签订的，原告提起诉讼与该协议具有利害关系。二、涉案协议是否有效原告认为，涉案协议系原告委托林剑与被告签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的行政协议被告认为，被征收的养鳗场构筑物系原告所有，但原告系合伙企业，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签订涉案协议必须经过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林剑无权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因此，涉案协议系无效的协议。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营业执照》登记为私营企业，企业负责人为陈文彬，且原告1992年3月21日的《私营企业年检报告书》亦载明企业负责人为陈文彬。故陈文彬作为企业负责人有权代表企业从事民事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由企业负担。本案被告以原告系合伙企业，对合伙企业的财产应经全体合伙人共同处分为由，认为涉案协议仅由林剑签字，从而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1360071元及利息有否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认为，被告未依约履行支付补偿款义务，故其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及相应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认为，被告愿意支付协议所约定的补偿款给原告，但原告系合伙企业，协议未经合伙体同意，且其他股东亦要求撤销涉案协议，被告不能将涉案补偿款支付给原告的负责作陈文彬，被告有要求原告提供养鳗场帐户，而原告没有提供，故被告无法履行涉案协议。因此，原告的请求依据不足，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签订的《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地上特殊建（构）筑物征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养殖场内鱼塘、管理房等其他一切附着物补偿款共计1360071元，归原告所有。还约定“双方协议签订后，甲方（被告）预付乙方（原告）30%赔偿项目拆迁补偿款。乙方在十五天内自行清理设备并交付养殖场，经甲方现场验收后，甲方支付乙方剩余70%拆迁补偿款。”本案原告庭审中表示其已依约交付了涉案财产，被告亦确认补偿款应归原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依约支付1360071元补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原告还以被告逾期支付补偿款为由，要求被告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计息期间自2014年10月16日起，利随本清。但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涉案协议对于被告逾期支付补偿款的违约责任没有约定。对此，是否应当判决被告支付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本案涉案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权利义务内容类似于民事买卖协议，被征收人以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征收人，征收人支付相应的补偿款。因此，原告以被告逾期支付补偿款，而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有法律依据。同时，因涉案协议约定被告履行支付补偿款义务的期限为“乙方（原告）在十五天内自行清理设备并交付养殖场，经甲方（被告）现场验收后，甲方支付乙方剩余70%拆迁补偿款。”也即合同签订生效后15天内，原告交付养殖场，被告支付相应补偿款。本案协议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且被告对原告如期交付养殖场未提出异议，故被告应在2014年10月31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而被告未如期支付，且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未如期支付有合理事由，故自2014年11月1日起被告构成逾期支付补偿款，属于违约。应按上述法律规定支付逾期支付的利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支付期间的利息，除期间有误外，其他可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具体组织实施征地的法定职责，其有权就征地补偿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被告设立临时机构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且涉案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诚实履行协议义务，同时享有协议约定的权利。因被告未如约履行涉案协议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按协议支付补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同时，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有法律依据；但其主张期间有误，应自被告逾期支付之日2014年11月1日起算。被告主张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并要求驳回原告起诉无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1360071元，并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被告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莆田市涵江区安吉养鳗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41元，由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昌铅审 判 员  杨礼崧人民陪审员  陈 忠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余海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附相关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