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兵08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传鸣，男，1963年7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子翼，新疆七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秀娟（曾用名常双林），女，1982年2月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蔺某某，男，2004年5月5日出生。法定代理人：常秀娟（系蔺某某母亲），简历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蔺德伏，男，1945年6月20日出生。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梁泽林，新疆君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旭，男，1975年11月22日出生。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代表人：王虎。委托代理人：陶健，新疆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代传鸣为与被上诉人常秀娟、蔺某某、蔺德伏、陈旭、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做出（2014）石民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代传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2014）兵八民一终字第367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审理。该院于2015年1月12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10日做出（2015）石民初字第026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代传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赵政、代理审判员常斌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代传鸣的委托代理人张子翼、被上诉人常秀娟、蔺德伏、蔺某某的委托代理人梁泽林、被上诉人陈旭、原审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0月3日零时30分许，被告陈旭驾驶新CT15**号“捷达牌”小型轿车沿石河子市北五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石河子市第五中学前路段时，与酒后推行自行车摔倒在上述路段的原告亲属蔺天龙发生碰撞，造成蔺天龙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陈旭驾车逃逸。经石河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陈旭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蔺天龙无责任。被告陈旭驾驶的新CT15**号“捷达牌”小型轿车系被告代传鸣所有的营运出租车（营运证登记人亦为被告代传鸣），该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发后，被告陈旭向死者蔺天龙的亲属支付了赔偿款20000元。2014年5月16日，该院作出（2014）石刑初字第146号刑事判决书，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陈旭有期徒刑五年。庭审过程中，原告方表示要求被告陈旭、被告代传鸣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死者蔺天龙，出生于1975年5月11日，原户籍所在地为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柏家沟村，自2010年8月20日起携妻、子在石河子市居住。原告常秀娟系死者蔺天龙之妻，原告蔺德伏系死者蔺天龙之父，原告蔺某某系死者蔺天龙之子，蔺天龙之母李桂珍已于2000年病故，本案三原告系死者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蔺德伏生有两个子女，分别为长子蔺天龙及次子蔺天雄。另查明：一、2011年7月30日，被告代传鸣（合同甲方）与被告陈旭（合同乙方）签订了“车辆租赁合同书”一份，内容为：“甲方将自有的新CT15**号出租车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从2011年8月1日起至2014年8月1日止。甲方将该车租赁给乙方使用的时间为每日的下午20时起至次日早上9时止。乙方每日向甲方交纳70元租赁费，于每天的次日9时交车时向甲方交付租金，在租赁期间乙方除向甲方交付租金外，只承担使用期间的油料费用，其他修理费等均由甲方承担。乙方在租赁期间如发生交通事故，除保险公司赔付之外，超出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38元、兵团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404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642元。三、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原告诉称：2013年10月3日0时30分许，被告代传鸣雇佣的被告陈旭（已因交通肇事罪被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驾驶被告代传鸣所有的新CT15**号出租车，沿石河子市北五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第五中学前路段时，与酒后推自行车摔倒在上述路段的蔺天龙发生碰撞，造成蔺天龙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陈旭驾车逃逸。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陈旭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代传鸣系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又是被告陈旭的雇主，应当是本次事故的责任承担人。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系肇事车辆的交强险承保人，应当在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内承担先行给付责任。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代传鸣及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73537.46元（丧葬费22021.50元、死亡赔偿金4627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9599元、误工费5429.96元、交通费372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代传鸣辩称：第一，本案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侵权人为被告陈旭，被告陈旭与被告代传鸣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被告陈旭与被告代传鸣于2011年7月30日签订了车辆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代传鸣将新CT15**号出租车租赁给被告陈旭使用，被告陈旭每天交纳70元租金。第二，肇事车辆系在租赁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交强险赔偿外的不足部分，应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代传鸣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对本案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本案系刑事案件，三原告应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故三原告已无权主张损失，且不应当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旭辩称：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及责任划分没有异议。被告陈旭与被告代传鸣之间是车辆租赁关系，车辆及营运证均系被告代传鸣所有。被告代传鸣晚上将车租赁给被告陈旭，被告陈旭每晚向被告代传鸣支付70元，本次交通事故就发生在被告陈旭晚上跑出租的过程中。事故发生后，被告陈旭已向死者家属支付了赔偿金20000元，原告起诉的赔偿费用过高，被告陈旭没有赔偿能力。被告平安财保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及责任划分没有异议。肇事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本案被告陈旭存在事故后逃逸的商业险免责情形，且原告方仅主张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责任，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诉讼费及邮寄送达费用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当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被告陈旭驾驶的新CT15**号“捷达牌”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在交强险各分项限额的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不足部分由负事故全部责任的新CT15**号“捷达牌”小型轿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原告仅要求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且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应在110000元的范围内对三原告进行赔付。一、关于被告代传鸣与被告陈旭之间关系及责任承担的认定。被告代传鸣与被告陈旭间签订的是“车辆租赁合同书”，实际上是车主代传鸣将自己对车辆夜间运营支配权交给了被告陈旭，由被告陈旭从事出租车的夜间营运，而被告代传鸣则从车辆租赁给被告陈旭从事夜间营运中获得利益。根据谁从车辆运营中获得收益，谁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则，被告代传鸣与被告陈旭均从车辆运营中获得收益。因此，作为车辆发包方的被告代传鸣与直接侵权人的被告陈旭应对此次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交通事故毕竟是被告陈旭造成的，被告陈旭才是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者，被告代传鸣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被告陈旭追偿。二、关于原告主张各项损失具体数额的认定。（一）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原告主张丧葬费22021.50元（44043元/年÷12个月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二）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原告的户籍性质虽为农业家庭户口，但从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登记卡、暂住证、居住证、房屋租赁证、建筑业特种工作人员安全培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死者蔺天龙自2010年起就携妻、子居住于石河子市，故原告按照上一年度兵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38元/年的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462760元（23138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三）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做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该项法律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规定赔偿的范围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如丧葬费等费用，不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原告未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应当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故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院不予支持。（四）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规定赔偿的范围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如丧葬费等费用，不包含误工费。本案原告未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应当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故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该院不予支持。（五）交通费。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原告方向法庭提供的火车票中大部分票据的时间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时间相隔较远，无法证实与处理本次事故有关，但考虑到处理事故交通费发生的必然性，该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000元。（六）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作为直接侵权人的肇事司机被告陈旭，已因此次交通事故受到刑事处罚，故访院对于原告方在刑事案件审结后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予支持。被告陈旭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已向原告方支付的20000元赔偿金，应当在本案原告主张的赔偿款总额中予以扣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常秀娟、蔺德伏、蔺某某各项损失110000元；二、被告陈旭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常秀娟、蔺德伏、蔺某某各项损失375781.50元（22021.50元+462760元+1000元-110000元）；扣减被告陈旭已付赔偿款20000元，被告陈旭应付上述赔偿款共计355781.50元；三、被告代传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项及于诉讼费用的负担）；四、驳回原告常秀娟、蔺德伏、蔺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35元（原告已预交），邮寄送达费90元，合计10625元，由三原告负担3294元，被告陈旭负担7331元，与前款同期一并给付三原告。上诉人代传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审判程序违法。本案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只能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刑事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通知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并未提起，属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号)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陈旭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对其量刑情节的依据。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没有在刑事一审宣判前提出赔偿要求，相当于剥夺了被上诉人陈旭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其另行再提起民事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等于法院既对被上诉人陈旭在刑罚上加重了处罚，又在经济赔偿问题上增加了被上诉人陈旭的负担，使被上诉人陈旭受到双重、严厉的制裁，有悖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即使能够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也只能由审理陈旭交通肇事一案的刑庭审理本案，而不应由民庭审理。二、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旭间为承包关系，并以此判令上诉人作为车辆发包方与直接侵权人即被上诉人陈旭对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旭签订有车辆租赁合同，并非承包合同，收取的是租赁费不是承包费。所谓机动车租赁，是指机动车所车人将机动车在一定时间内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机动车所有人收取租赁费用，不提供驾驶劳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只有出租方即上诉人有过错才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出租的车辆性能安全，按规定进行了年检，且被上诉人陈旭也具有驾驶资格，上诉人无过错。上诉人将该机动车租赁给被上诉人陈旭，不管该车是营运还是非营运，上诉人均丧失了对该机动车是否会给他人带来损害的直接控制力，承租人即被上诉人陈旭作为车辆使用人具有直接的运行支配力并享有运行利益，成为责任承担主体。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4）石民初字第126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案情与本案完全相同，认定双方为租赁关系，判决超出交强险的损失由承租人承担责任，出租方不承担责任，可作为本案判决的参考。原审法院做出不同判决，严重损害了法院对相同案件判决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上诉人也不公平。三、原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死亡赔偿金无法律依据。法释[2000]4号文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依据上述规定，死亡赔偿金不是法律规定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被上诉人常秀娟提出的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实际就是要求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另外，被上诉人陈旭因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使上诉人投保的2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遭到保险公司拒赔，这部分赔偿款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常秀娟、蔺德伏、蔺某某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一、本案系民事诉讼而非“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而这一项权利是可以选择的。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通过民事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本案，责任承担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有侵权人本人，又有雇主和保险责任。选择民事诉讼更加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因此，被上诉人选择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受理和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法律有明确规定。即使是“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2014）30号答复也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应当纳入判决赔偿范围。三、上诉人认为其不应担责的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陈旭间不是租赁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上诉人在交警部门找其作笔录时称被上诉人陈旭是他的“从业”，通俗地讲就是上诉人雇佣的“夜班司机”。只不过这种从业采用的获取薪酬的方式是“承包”性质的，即缴纳约定的费用后全部为自己所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所谓“租赁合同”并不真实。根据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和被上诉人陈旭的关系是雇佣的“从业”，并没有租赁一说。而且根据被上诉人陈旭亲属对被害人亲属所说，所谓租赁合同是事后编造的。3、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陈旭运行利益的直接受益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系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原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确，并无不当。上诉人提交的生效判决书与本案无关，对本案没有拘束力。综上，上诉人上诉无理，原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旭口头辩答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口头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与我方没有关系，希望法院公平处理。本院二审查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受害人蔺天龙因交通事故死亡、被上诉人陈旭因交通肇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清楚。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即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在刑事判决中未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及原审由民庭进行审理本案是否违反程序；二、本案中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中上诉人是否应与被上诉人陈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本案的诉讼程序问题。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至于上诉人提出由于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致使法院不能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对被上诉人陈旭的量刑予以减轻的问题，被上诉人陈旭可以通过诉讼或者非诉讼的方式积极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履行赔偿义务，只要有赔偿情节均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并非只有通过诉讼才能履行，上诉人此上诉理由无理。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该规定是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程序的要求，本案中被上诉人常秀娟等三人并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理，因此原审由民庭审理本案并不违反程序规定。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上诉人上诉认为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表现形式，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赔偿范围内。其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范围问题的答复》（法研[2014]30号）中答复：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无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是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均可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因此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死亡赔偿金应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作了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精神损害赔偿，但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性质已经从精神损害赔偿变为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结合该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实际已不再适用。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被上诉人陈旭作为出租车汽车驾驶员，违反道路交通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在肇事后逃逸，具有重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陈旭之间系租赁关系，主张对本案的赔偿不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涉事车辆为营运出租车，国家对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实行行政许可。该车辆的交通营运证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在自己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上，又将该车辆的夜间营运交由被上诉人陈旭，被上诉人陈旭每天获得的收益除向上诉人交纳70元外，其余收益均归己所有，该部分应视为其劳动报酬，而交纳的70元也不仅是车辆本身的使用费，还包括使用上诉人营运证进行载客运输的相关费用。因此双方之间并非单纯的车辆租赁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明确禁止车辆营运证转让、出租，上诉人作为车辆所有人和营运人，将车辆交由不具有经营资格的被上诉人陈旭进行夜间运输经营，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由于被上诉人陈旭肇事后逃逸，致使投保的2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遭到保险公司拒赔，这部分赔偿款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的问题，因本案中被上诉人陈旭具有重大过错，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向被上诉人陈旭追偿，该部分费用亦在其追偿范围内，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6637元，由上诉人代传鸣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莉审 判 员 赵 政代理审判员 常 斌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韩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