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818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春洲路*号。法定代表人：李成章，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谷文珺，上海市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华，安徽银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号。法定代表人：王其达，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胡浩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崔海燕，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新兴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3月3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芜湖新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谷文珺和李华、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浩明和崔海燕到庭参加调查。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芜湖新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浙江物产公司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本案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00277号案争议的是同笔4660万元，一笔款项由两个法院作出不同法律关系和不同性质的认定，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在后，审理在后，判决在后，已构成重复审理。芜湖中院认定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两份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认定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的真实性，认定所涉四份合同标的物仅存在唯一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虽然签有形式上的买卖合同，但各方均无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五方实以货物买卖方式进行企业借贷，浙江物产公司作为资金出借方，上海优固公司作为资金使用方，芜湖新兴公司、上海诺首公司、浙江瑞邦公司作为资金中转方，所涉合同均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不确认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合同的真实性，仍对浙江物产公司要求返还货款的主张予以支持。(1)两案中两个版本的合同所载的产品名称、牌号商标、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总价等均一致，对应也是同笔4660万元款项。芜湖新兴公司向芜湖中院起诉请求不向浙江物产公司承担4660万元的交货或者退款责任，本案浙江物产公司的诉请是要求芜湖新兴公司返还4660万元，两个案件争议的是同一笔款项。一审判决始终围绕两案的合同版本不同来分析是否构成重复审理，刻意回避争议款项同一的事实。(2)芜湖中院对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两份合同以及芜湖新兴公司提供的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合同均作出认定，确认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合同的真实性。而一审法院对该四份合同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属于重复认定。（3）一审法院在分析是否存在重复审理问题时表述，芜湖中院判决未对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合同进行直接认定，在证据认定未救济用尽的前提下推定事实，导致本案不能直接采信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也即对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合同替代的问题不能采用，构成以否定另案判决为目的的重复审理。（4）本案所有证据在芜湖中院案件判决中均予以审理认定。芜湖中院案件的证据已覆盖本案证据，且比本案证据更全。一审对另案已经认定的证据重复审理全面否定，显然滥用审判权利。2、芜湖新兴公司向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在先，浙江物产公司之后的起诉行为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和芜湖中院案件，两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浙江物产公司本案诉请本质上是否定芜湖中院案件的前诉裁判结果，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应当驳回起诉。3、一审法院在芜湖中院案件未生效的情况下，不顾两案的相同性和案情的关联性，急于审理本案并作出与另案相反的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否定芜湖中院案件判决的内容和认定的事实，推翻其他法院之前的一审判决，客观上扰乱了正常的法治秩序，破坏二审终审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司法权威和审判职能。芜湖中院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该判决是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或者判决内容错误，应由安徽省高院二审审理判决来处理。一审法院在该案尚未作出二审判决的情况下，对本案作出否定芜湖中院一审判决的判决，程序违法。4、一审判决仅以本案两份合同上有芜湖新兴公司的印章便认定真实性，但芜湖新兴公司从未确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在芜湖中院案件中，法院也未认定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两份合同的效力，认为在已认定五方之间为企业借贷关系的前提下，追究该两份合同印章是否虚假已无任何意义。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芜湖新兴公司和浙江物产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纠纷系浙江物产公司出借款项给上海优固公司而引发，芜湖中院案件已对包括浙江物产公司、芜湖新兴公司在内的参与各方的行为性质和法律关系、角色地位作出正确认定。一审判决仅对其中一个环节的两方当事人进行审理，审理范围和内容不全面、不完整，回避了五方以货物买卖方式进行企业间融资，且资金使用方并非芜湖新兴公司的事实。2、一审判决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将案件认定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完全不符合事实。芜湖新兴公司仅仅是资金中转方，出借账户给浙江物产公司用于资金过账，双方之间既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借贷关系，浙江物产公司应向资金使用人主张相应的权利。3、一审判决并未具体分析本案当事人之间为何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企业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为只要是双方签订过合同，不管是什么法律关系，不管资金使用人是谁，不管浙江物产公司是否收回资金，都要芜湖新兴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合同相对性并不是机械理解为合同签订双方，只有查明具体的法律关系，才有具体合同关系，再有相对性。如果是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相对性就是买卖双方；如果是企业借贷关系，那么浙江物产公司和资金使用方具有合同相对性。一审判决认为就本案而言，是否涉及虚假买卖实为融资交易影响合同效力，并不影响浙江物产公司向芜湖新兴公司主张返还的权利，这种审理思路和逻辑让人无法理解。浙江物产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已经在芜湖新兴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经一、二审民事裁定认定。本案与芜湖中院一审的案件在法律上并无关联。本案和该案的合同除编号不一致外，在“合同的签订日期、交货的地点、结算的方式和期限”等多个条款内容均不相同，不能认定为同一合同。最关键的是，浙江物产公司坚持认为芜湖新兴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两份合同系伪造，上面浙江物产公司的印章是虚假的，浙江物产公司从未签订该两份合同。芜湖中院拒绝了浙江物产公司多次鉴定申请，而以落款时间推定虚假合同为真实的合同，浙江物产公司已就该案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综上，两案诉讼系针对不同合同进行的审理，芜湖案件合同本身真伪不明，且条款内容与本案合同并不相同，无法认定为同一合同关系。对本案合同因芜湖新兴公司未提供反证，真实性可以确认，故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合同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二、对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和芜湖新兴公司的上诉意见，芜湖新兴公司并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身提出异议。三、关于一审分析评判的内容。一审审理中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是：关于本案合同和芜湖中院案件合同适用的认定；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重复审理的问题；关于合同效力以及芜湖新兴公司是否应当返还款项的问题。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判决中已作了清楚的分析，认定本案合同真实成立，认为芜湖中院案件一方认为虚假并申请鉴定的情况下，径行推定的结论不足为凭。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合同成立，可以作为诉请基础。芜湖中院案件的合同真伪不定，未鉴定而推定的方式违反认证规则，导致本案无法采信该案认定的事实。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判决虽然没有直接评判合同的效力，但从合同有效、无效两方面的分析，均得出应支持返还货款的结论，并引用芜湖案件的处理，指出该案亦认为“即使合同无效，芜湖新兴公司应负赔偿责任，驳回了芜湖新兴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的诉讼请求”。故两案判决结论并不矛盾，可以兼容。虽然浙江物产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芜湖新兴公司抗辩合同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且无效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其抗辩不能成立。但同时也认为一审判决的论证本身符合法理且逻辑严密。四、浙江物产公司和芜湖新兴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浙江物产公司接受浙江瑞邦公司的委托，向其指定的供货方芜湖新兴公司采购，是通常的交易模式，此前也交易多笔。浙江瑞邦公司向浙江物产公司支付了保证金，浙江物产公司和芜湖新兴公司订立了购销合同，浙江物产公司已支付货款，芜湖新兴公司未交付货物，构成根本违约，应当返还货款。而芜湖新兴公司为了规避合同责任，编织了浙江瑞邦公司、浙江物产公司、芜湖新兴公司、上海优固公司、上海诺首公司、浙江瑞邦公司所谓的“闭合贸易”，该辩称完全不能成立：第一，合同没有闭合。首先，芜湖中院案件中，芜湖新兴公司并没有提供诺首公司与浙江瑞邦公司的合同原件，且浙江瑞邦公司并未参加诉讼。其次，上海优固公司和上海诺首公司的合同上并无签署时间，而根据该合同的编号ns-yg20150501及结合本案其他合同编号的特点，公司拼音简称加时间来看，该份合同最可能是2015年5月1日签订，与其他合同晚了三个月之久，无法形成关联性。无法证明五组合同的闭合性。第二，资金没有闭合。芜湖中院案件中，芜湖新兴公司提供的资金凭证仅有芜湖新兴公司支付给上海优固公司的4656万元，无上海优固公司向上海诺首公司的款项支付凭证，上海诺首公司支付给浙江瑞邦公司的款项仅为750万元，且时间为2015年1月，与上海诺首公司与浙江瑞邦公司的合同时间不符，缺乏关联性。资金流向没有形成闭合，且资金支付与合同约定金额相差巨大，无法证明是一个关联性的闭合贸易。芜湖新兴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资金闭合，浙江物产公司高度怀疑另案是芜湖新兴公司为逃避合同责任故意捏造闭合的虚假诉讼，甚至连基础合同都进行了伪造。第三、并没有证据确定所谓的资金使用方。芜湖中院一审分析认为上海诺首公司构成高买低卖，但最后却认定获利10万元的上海优固公司系资金使用方，唯一的依据只是上海优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而该《情况说明》并无证明力。该《情况说明》是上海优固公司的事后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与上海优固公司在诉讼中的说法矛盾，真实性存疑，不足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法院认为许某的说明构成证人证言的，应当传唤其到庭接受各方询问和质证，方可作为证据使用。然许某的说法也前后矛盾，如作为证人，对前后矛盾的陈述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该证人证言应当排除。第四，芜湖新兴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浙江物产公司对所谓的借贷知情，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浙江物产公司和芜湖新兴公司之间订立合同时作出借贷的意思表示。浙江物产公司此前操作过的交易模式，向芜湖新兴公司采购货物，历史交易资料有《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书》、《首付款入账通知》、发票、货物运单等资料，均体现出双方以转移货物所有权为特征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本案合同根本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浙江物产公司也不认识所谓的上海优固公司和上海诺首公司，根本不可能与其达成所谓的借贷合意。上海优固公司和上海诺首公司在芜湖中院案件中均到庭应诉，均表示对其不是合同一方的合同并不清楚，也说明该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均与浙江物产公司没有意思联络，更没有达成借贷合意。第五，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购销合同》相对应的浙江物产公司与浙江瑞邦公司签订的《商品代理协议》体现代理采购的合同特征，且浙江瑞邦公司按照约定交纳了《商品代理协议》项下的保证金948万元，证明了浙江瑞邦公司是按照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印证了《购销合同》为买卖合同的性质，符合浙江瑞邦公司和浙江物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芜湖新兴公司通过伪造合同，企图在当地获取判决阻碍浙江物产公司取回货款，本案二审不应等待人为制造且明显错误的案件结果，而应根据本案的事实，依法独立作出判决。综上，本案事实清楚，浙江物产公司合同成立的证据、货款给付的证据充分，一审判决分析合理、裁判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浙江物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芜湖新兴公司返还编号为“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合同项下的货款466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物产公司与芜湖新兴公司签订合同编号“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的购销合同两份，均约定牌号商标“HRB400”，规格型号150×150×12M，数量10000吨，现款含税单价人民币2330元/吨，含税金额人民币2330万元，约定付款后40天内交清，并约定了质量标准、交提货方式、地点和结算方式等条款。2015年2月13日、2月15日，原告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向被告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汇付金额人民币2330万元。另查明，芜湖新兴公司提供的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购销合同两份，合同主要内容同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合同，其中需方栏加盖浙江物产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经办人陈某签字。并查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第20行认定“故本院确认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购销合同文本系双方之间就上述标的达成的最终合同文本，即提交的合同文本系真实的。正是基于上述认定，本院对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的对合同文本中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真伪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即使其上印章不真实，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亦以其后的付款行为予以追认”，第20页第24行、第21页第1至22行认定“企业间的融资借款是否有效，应结合出借方企业是否具有金融业务资质、借款方企业的融资借款目的及是否为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浙江物产公司并未举证其具有相应金融业务资质，上海优固公司亦未举证其在本案中的融资借款系为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故本院认定本案中五方为完成浙江物产公司向上海优固公司融资借款人民币4660万元所签订的五组合同无效。在案涉融资借款交易中，新兴铸管公司作为资金中转方，在浙江物产公司向上海优固公司出借款项的过程中，事先即知晓上述交易的实质，但为了增加贸易额而在其中起到了积极帮助的作用，故其应对上述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新兴铸管公司诉请其不承担合同无效产生的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并判决如下：一、确认芜湖新兴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签订的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号《购销合同》、芜湖新兴公司与上海优固公司签订的SHYG2015020402、SHYG2015020403号《购销合同》无效；二、驳回芜湖新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关于两组合同的适用与事实认定的争议。对于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2015年2月4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上述合同由芜湖新兴公司盖章，且内容完备，条款约定明确，双方签订的合同成立。对于芜湖新兴公司提供的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主要内容与前述合同相同，也均加盖公司印章，浙江物产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一案中对其加盖印章及合同签订事实提出异议，但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故本院确认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编号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的购销合同文本系双方之间就上述标的达成的最终合同文本，即提交的合同文本系真实的。正是基于上述认定，本院对浙江物产公司提出的对合同文本中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真伪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即使其上印章不真实，浙江物产公司亦以其后的付款行为予以追认”，该判决书并未对“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的客观性予以认定，也即在浙江物产公司提出鉴定申请前提下未对合同上的印章进行鉴定，而是采用推定方式认定编号“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合同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取代。其次，本案是否存在重复审理的问题。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一案中，以“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为诉请基础证据，本案以“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合同为诉请基础证据。本案中，“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合同真实性成立，可以作为本案认定的基础证据，对于该合同是否为“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替代的问题，因根据证据认定程序，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判决未对“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进行直接认定，在证据认定未救济用尽的前提下推定事实，导致本案不能直接采信该判决书中的认定事实，也即对“WHXXZG2015020501”、“WHXXZG2015020502”合同替代的问题不能采用，一审法院仍依据浙江物产公司诉请及举证的“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合同以及关联的事实进行审理。其三，浙江物产公司与芜湖新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为融资交易。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第20页24行、第21页第1至22行中认定融资关联的五组合同无效，认为芜湖新兴公司应对上述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浙江物产公司与芜湖新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该合同即使与其他公司构成融资的关联交易，也不影响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相对性，也即本案合同是否为融资交易环节，涉及各其他关联主体，从诉讼程序与法律关系而言，本案就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审理不影响其他合同关系或合同责任的追究。无论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认定关联合同无效，还是从本案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角度，浙江物产公司向芜湖新兴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因就本案而言，是否因涉及虚假买卖实为融资交易影响合同效力，并不影响浙江物产公司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主张的款项返还权。如因合同无效或其它，芜湖新兴公司可依据合同关系追偿，在依次追偿过程中存在损失的，可依据过错责任主张赔偿请求权。在商业交易中，双方选择合同交易对象，包括款项流转过程中涉及的风险，本身存在对对方征信问题的考量，也隐含着交易风险的可承担问题。从合同交易的风险理解，本案合同中浙江物产公司并未特别承诺可免除芜湖新兴公司的交易风险，浙江物产公司选择芜湖新兴公司实际是选择了芜湖新兴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度。同理，芜湖新兴公司在选择交易对象时也存在交易对象的风险选择问题。而交易的损失构成风险，需要在损失确定时受损失方依据过错向各方进行追偿。综上，一审法院对浙江物产公司要求芜湖新兴公司返还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芜湖新兴公司应返还浙江物产公司款项人民币466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4800元，由芜湖新兴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芜湖新兴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2月4日，浙江物产公司与浙江瑞邦公司签订编号为ZJWC-ZJRB20150204(1)、ZJWC-ZJRB20150204(2)的两份《商品代理协议》，分别确定：浙江瑞邦公司委托浙江物产公司订购（供应商）芜湖新兴公司钢材，并签订《购销合同》[编号：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所采购的商品名称均为钢坯、规格型号均为HRB400，材质均为150*150*12M，数量均为10000吨，单价均为10000吨，总金额均为23699800元。浙江物产公司向芜湖新兴公司转账汇付4660万元款项时，注明用途为“货款”。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争议。首先，就浙江物产公司和芜湖新兴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双方各自提交了两份合同并否认对方所提交合同的真实性。浙江物产公司在管辖权异议处理阶段提交了浙江物产公司与浙江瑞邦公司之间的两份《商品代理协议》，芜湖新兴公司在一审开庭中也提交了浙江物产公司与浙江瑞邦公司之间的其中一份《商品代理协议》，无论是基于浙江物产公司主张的委托采购，还是基于芜湖新兴公司主张的企业借贷的组成环节，浙江物产公司和浙江瑞邦公司之间的《商品代理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其与本案《购销合同》的关联性可以认定。而《商品代理协议》中所明确的浙江物产公司与芜湖新兴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编号与浙江物产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一致，却与芜湖新兴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并不一致。故就双方之间的交易形成的合同，芜湖新兴公司所提交两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而浙江物产公司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浙江物产公司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真实并依据该两份合同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其次，本案与芜湖中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并不相同，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形，故本案尚未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依据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不同的却真实的合同进行审理并未构成重复审理。关于浙江物产公司和芜湖新兴公司之间合同性质及效力的争议。案涉合同名称为《购销合同》，芜湖新兴公司为供方，浙江物产公司为需方，合同具体内容体现了芜湖新兴公司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浙江物产公司支付价款的买卖合同核心特征；浙江物产公司向芜湖新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备注用途为“货款”。上述具体细节，均显示双方之间的合同为买卖合同。芜湖新兴公司主张系浙江物产公司以买卖合同方式完成其与案外人上海优固公司的企业借贷关系，芜湖新兴公司仅是资金的中转方。但就案涉20000吨货物，多方主体之间进行闭合型循环交易的依据不足，资金往返路径并不清晰，无任何证据指向浙江物产公司对案涉其他交易环节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也无有效证据证明浙江物产公司和上海优固公司或者是上海诺首公司之间另外存在借贷的意思联络，无法认定浙江物产公司在这些环节中处于出借人的地位，也无法认定浙江物产公司与案外人存在借贷合意。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芜湖新兴公司主张的借贷事实，芜湖新兴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就法律关系性质，浙江物产公司的证据证明力大于芜湖新兴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根据证据优势规则，认定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同时并无证据认定该买卖合同存在无效情形，故本院认定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合同是证明交易关系的核心文本，根据诚实守信的原则，双方应按照自愿缔结的合同严格履行。因芜湖新兴公司未交付剩余货物，构成违约，浙江物产公司主张其返还相应价款，本质上属于要求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以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令芜湖新兴公司返还价款，虽适用法律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即便芜湖新兴公司主张的通过闭合型循环交易实施企业间资金借贷的事实成立，对其效力进行评价时，需要以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评价目标，并依据企业间法律关系的效力来认定所涉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即便如芜湖新兴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该民间借贷合同仍然有效，所涉及的合同亦应认定有效，故案涉编号为“WHXXZJWCGM-20150204（1）”、“WHXXZJWCGM-20150204（2）”的《购销合同》应认定有效，合同当事人之间仍应依照合同履行。综上所述，芜湖新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不准确，但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00元，由上诉人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章保军代理审判员  李洁瑜代理审判员  谢银芝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