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8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海彬，女，汉族，1990年2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金星，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伟标，男，汉族，1986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揭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悦筑，广东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珠海市方辉物业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林泽龙，经理。
上诉人岳海彬因与被上诉人林伟标、原审第三人珠海市方辉物业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2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海彬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岳海彬无需向林伟标返还定金50000元及无需向林伟标赔偿损失27500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林伟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由于税费问题以及过户时间过长无法及时收齐房款以实现物业代理的合同目的，岳海彬拒绝与林伟标完成交易，过错在于方辉公司。林伟标应当根据其与方辉公司签订的《房屋中介合同》向方辉公司索赔。（一）《物业代理合同》第四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的内容显示岳海彬不仅要求“买方承担税费”，而且要求尽快申请按揭、过户，足以证明岳海彬同意委托林伟标出售房屋的目的是尽快收齐全部房款1105000元。（二）方辉公司在一审时承认“当时我跟原告（即林伟标）先签了合同”、“后面发现被告（即岳海彬）的房屋到三月份才满五年，所以约定4月1日之后过户如果产生税费由被告承担”。方辉公司提交的短信记录称“当时他（即林伟标）家的人要求加上去的，你的补充条款跟他的一样”。两者互相印证，足以证明方辉公司为了挣取中介费，担心因税费问题导致岳海彬与林伟标之间无法正式交易，应林伟标的要求增加了补充事宜，而且没有征得岳海彬同意就在《委托代理合同》补充事项中擅自添加同样的内容。该补充事宜不仅违背了岳海彬要求的买方承担税费，而且导致交易时间过长岳海彬无法及时收取全部房款，严重影响岳海彬另外购买房屋。二、林伟标未按照《房屋中介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履行，应视为林伟标自动解除合同，也就是林伟标无权要求方辉公司，更无权要求岳海彬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一）因为岳海彬急需用钱，所以岳海彬母亲向方辉公司强烈表示过必须买方承担税费且短时间内付清房款才肯卖房。方辉公司因此与林伟标签订《房屋中介合同》时约定“甲方（即方辉公司）应在3个工作日将乙方（即林伟标）有关资料交按揭银行审批”，更约定了林伟标“须在收到按揭银行的相关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与出售方办理产权转移手续，若乙方逾期5个工作日未履行上述手续，则视为乙方自动解除本合同”。这两条款足以证明方辉公司是十分清楚与岳海彬之间《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方辉公司与林伟标应当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二）按揭银行于2016年2月4日同意林伟标的26万元贷款，于同月16日同意林伟标的39万元贷款，但林伟标与方辉公司为了将过户时间拖延至4月份，没有通知岳海彬银行已经同意贷款。林伟标已经违反《房屋中介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应当视为解除合同。三、即使岳海彬违约，原审判决岳海彬赔偿林伟标275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岳海彬于2016年3月份已经向方辉公司明确表示不会履行过户手续，方辉公司也将岳海彬的意思表示转达给林伟标。林伟标在2016年3月15日发信息给岳海彬称要告岳海彬。足以证明岳海彬已经向林伟标明确表示过不会履行合同，林伟标完全可以购买其他房屋，减少自己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二）岳海彬为了照顾母亲，急需卖了涉案房屋，购买新的房屋。因林伟标一直拖着不支付首期款及告知银行已经放贷，导致岳海彬无法获得房款支付新房的首付。岳海彬告知林伟标不履行合同，并将房屋出售、过户给李超，收取的房款均用于购买新的房屋。而该房屋面积比原来的房屋还小，岳海彬并非为了获利而拒绝履行合同，而是因为林伟标一直拖着不支付房款，才不得不转卖房屋给李超。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岳海彬获利275000元，应当视为林伟标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此外，在房屋买卖交易中，只要方辉公司或者林伟标违背了有关房款交付的约定，就足以构成根本违约。即使认定《物业代理合同》第十八条“补充事项”修改了有关过户和税费承担的条款内容，但该“补充事项”并没有对房款交付的内容进行变更。因此，对岳海彬而言，方辉公司以及林伟标应当按照《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履行，即“首期款等手续确认无误后转交给出售方”。事实上，岳海彬在第二天已经配合林伟标到按揭银行办理按揭手续，但林伟标一直没有交付首期款给岳海彬，甚至连银行同意按揭之后仍然没有告知岳海彬。林伟标以及方辉公司已经违反房款交付的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岳海彬有权解除合同。方辉公司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称“当时我跟原告先签了合同”，其提交的2016年3月19日13时21分03秒的短信显示岳海彬母亲称“我怎么没有给买方的合同、不管怎样我们都该有一份吧，都是你在做、做的什么我们不知道”，而方辉公司回答是“你可以来拿一份他签的合同”。这足以证明方辉公司一直向岳海彬隐瞒其与林伟标之间的《房屋中介合同》，岳海彬一直无法知道《房屋中介合同》变更了《物业代理合同》有关首期款的交付时间。对林伟标而言，其只需按照《房屋中介合同》约定在2016年4月1日内支付首期款即可。但对于岳海彬而言，林伟标在银行按揭手续确认无误后不支付首期款，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方辉公司以自己名义与林伟标签订的《房屋中介合同》，只能约束方辉公司与林伟标，不能约束岳海彬。林伟标提交的《证明》、《催促函》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证明林伟标是按照《房屋中介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最后时间才要求岳海彬收取首期款。这意味着林伟标和方辉公司从来没有考虑按照《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去履行。岳海彬是因为《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符合交易习惯，买方先支付首期款，剩余房款由按揭银行支付。签订《物业代理合同》时，方辉公司明确表示其寻找的买家符合按揭条件，一两个月就可以得到银行的批准。岳海彬才会在2016年2月20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但经过岳海彬多次催促，林伟标不愿意交付首期款，也没有告知岳海彬银行按揭已经获得批准。岳海彬才会在2016年3月17日与案外人李超签订合同，以便能够及时收取到房款用于支付给阮野，以免被没收20万元定金。因此，虽然表面上岳海彬存在一房两卖的行为，但实际上林伟标及方辉公司违反首期款交付的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岳海彬是在已经通知林伟标解除合同的基础上，才将房屋出卖给李超，并不存在一房两卖。林伟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原审判决认定卖房差额部分就是林伟标的实际损失，没有依据。最为关键的是，原审判决在“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部分的陈述中从来没有提及《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也从未对《物业代理合同》与《房屋中介合同》的区别之处进行分析，足以证明原审判决仅仅是因岳海彬将房屋卖给李超便认定岳海彬存在一房两卖，要对岳海彬进行惩罚，从来没有考虑过审查到底谁先违约。
林伟标二审答辩称，岳海彬主张是由于方辉公司及林伟标的原因导致的交易失败，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双方交易的事实予以充分查明，与本案的真实情况没有出入，无论是原审中林伟标提交的证据还是岳海彬的陈述均可以显示是岳海彬的恶意违约导致了交易的失败，严重损害了林伟标的合法权益，且在原审立案后恶意将房屋出售给他人，其恶意非常明显，林伟标提出的赔偿是合法合理的，应当予以支持。由于岳海彬的恶意违约，在房价上涨的情况下，林伟标主张的赔偿数额不足以补偿林伟标的损失，该数额合理合法。
方辉公司二审未陈述意见也未提供证据。
林伟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林伟标和岳海彬签订的《房屋中介合同》；二、岳海彬返还林伟标购房定金5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2月25日起至岳海彬实际返还定金之日止）；三、岳海彬赔偿林伟标损失275000元；四、岳海彬赔偿林伟标因履行《房屋中介合同》而支付的评估费和律师费3750元；五、诉讼费由岳海彬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的珠海市吉大白莲路176号64栋1单元404房，为岳海彬2011年向他人购买的房产。
2015年12月24日，岳海彬作为出售方与方辉公司签订《物业代理合同》，约定将珠海市吉大白莲路176号64栋1单元404房出售事宜全权委托代理商办理。代理期限为2015年12月24日至2016年4月1日。出售方承诺以下事项：同意不低于底价1105000元，高于或低于上述底价对外销售，代理商应严格按照出售方委托的出售底价与出售方结算。买方包税费。违约责任：若因出售方原因导致代理商无法顺利售出房产，应无条件返还已收取的房款，并另外双倍赔偿已收房款。该房产已办理房地产权证且出售方同意银行按揭付款方式，代理商在收取购买方的购房定金后，即使向银行申请楼宇按揭，出售方及时配合代理商办理按揭见证手续；银行批准后，出售方在收到通知之日5个工作日内及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代理商将房产售出后，应以电话或信函方式通知出售方，出售方应及时至代理商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该房产为独家代理销售，代理期内未经代理商同意，出售方不得单方终止合同，不得擅自将房产出售（包括委托他人出售）、设置抵押或其他导致产权变更的行为，否则按照该房成交价10%支付违约金给代理商，并承担代理商的一切经济损失。出售方在2016年4月1日后办理过户手续，如发生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都由出售方承担。如承购方在2016年4月1日后不协助出售方办理过户手续，则定金不退还。
2015年12月24日，方辉公司（甲方）与林伟标（乙方）签订《房屋中介合同（按揭）》，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其代理销售的吉大白莲路176号64栋1单元404房，税费负担方式税费各自缴纳。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购房订金5万元（出售方收款后自动转为购房定金），并据实填写按揭申请书，甲方在3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有关资料交按揭银行审批，并及时将回复通知乙方。申请按揭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在批准按揭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与出售方办理产权转移手续，逾期5个工作日未履行视为乙方自动解除本合同，甲方有权处理该房产。订金不退回。银行批准按揭申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17000元中介费。乙方在2016年4月1日内支付首期款45万元，甲方收取手续确认无误后转交给出售方。违约责任：乙方不履行合同订金不退回，乙方在4月30日前不予出售方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交纳订金不退回，合同终止。乙方不按时付款，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没收乙方缴纳的款项并处理物业，并根据法律规定追究乙方责任。2016年4月1日后过户，如果出售方在2016年4月1日后过户发生个人所得税、营业税都有出售方承担。如承购方在2016年4月1日后不予出售方办理过户手续，则订金不予退还。
上述《物业代理合同》出售方处由岳海彬的母亲马跃慧代为签名。该合同一式两份，林伟标及方辉公司持有的一份在抬头出售方处由岳海彬本人签名并写明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38号11幢402”，电话“133××××9588”。岳海彬对此的陈述在两次庭审中不同，第一次开庭时，法庭问“方辉公司陈述物业代理合同抬头部分岳海彬及通讯地址是否有岳海彬本人在办理按揭手续时补签的？”岳海彬的代理人答“是的。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岳海彬本人并不知道，她母亲擅自将房屋卖了，对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方式岳海彬本人并不知情。在岳海彬不了解情况下补签了。”第二次庭审时岳海彬的代理人陈述“先签抬头的空白合同”，由岳海彬母亲去方辉公司处办理。林伟标及方辉公司陈述是岳海彬本人在办理按揭申请手续时补签的。
2015年12月24日，林伟标支付了订金5万元，岳海彬母亲马跃慧在收据上签名确认，内容为“今收到林伟标购吉大白莲路176号64栋1单元404房的购房定金。”2016年1月6日，林伟标支付评估费和律师费3750元，方辉公司出具收据。
方辉公司出具《收据》，内容为“收到林伟标购购吉大白莲路176号64栋1单元404房的购房定金五万元”，经手人由岳海彬本人签名。方辉公司主张系在办理贷款申请手续时由岳海彬补签的，岳海彬对签名真实性认可。
林伟标提供《中国光大银行零售授信业务批复》，显示2016年2月4日，该银行审批同意林伟标26万元及39万元的贷款申请，其中部分担保方式以案涉房产抵押。该批复未盖章，方辉公司认可该批复的真实性，岳海彬不认可。林伟标解释因未能成交，未出具盖章的原件。
2016年3月17日，岳海彬与案外人李超签订《房地产买卖三方合同》，将案涉房产转让给李超，转让价格138万元。2016年4月22日，双方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岳海彬提供银行流水记录印证收到房款138万元。
2016年3月30日，林伟标向岳海彬邮寄发出《催促函》，催促继续履行合同。2016年4月18日，林伟标提起本案诉讼。
方辉公司提交与岳海彬母亲马跃慧手机号码180××××5048的短信通讯内容，在2016年3月15日至3月30日的手机短信内容中，多次表示“我老公说什么都不卖、给你一千元作为辛苦费。”“他给我女儿发信息、去告我女儿，钱是我收的、让他告去吧。”“我声明合同无效、30号不会给他过户。”等明确表示不再出售房屋的内容。岳海彬认为其本人对合同内容不清楚，在母亲将合同拿回家后表示不同意，岳海彬母亲通过短信明确不卖了，又急着用钱才将房屋卖给他人。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物业代理合同》的效力。岳海彬抗辩并未授权母亲签订《物业代理合同》，该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方辉公司持有的该合同抬头“出售方”处由岳海彬亲自签名，并手写通讯地址及电话等信息，假如方辉公司及林伟标主张系在办理贷款申请手续过程中补签，则应认定岳海彬对于该合同内容及与林伟标交易的认可，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即使按照岳海彬自己主张的系在空白合同中先签署的，也应认定其授权母亲持有岳海彬出具的合同处理房屋出售事宜，方辉公司也有理由相信岳海彬母亲有权代理岳海彬处理房屋出售事宜，合同亦对岳海彬发生效力，特别是岳海彬抗辩中提到“签订空白收据”更能够印证岳海彬授权出售房屋并收取定金的事实。所以无论按照林伟标、方辉公司还是按照岳海彬对事实的陈述，该代理合同均应对岳海彬发生法律效力，岳海彬主张未授权而无效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林伟标和岳海彬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以及合同效力。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岳海彬与方辉公司签订《物业代理合同》，委托方辉公司代理商办案涉房产的出售事宜，方辉公司作为受托人与购买方林伟标签订《房屋中介合同》，合同内容中明确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确定了合同当事人、交易标的、成交价款、履行期限及方式、违约责任等买卖合同的相关条款，买卖合同自双方签字成立，该合同内容对委托方岳海彬有约束力。而且在签订合同之后，岳海彬实际收取合同约定的定金5万元，其签名确认的《收据》上载明购买方林伟标及交易标的情况，亦说明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已开始履行的事实。岳海彬抗辩与林伟标无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从合同约定来看，总价款为1105000元，林伟标支付定金5万元，2016年4月1日内支付首期款45万元，贷款65万元，符合合同履行的要求，岳海彬抗辩履行合同将给其造成5000元损失，损害其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违约及违约责任问题。合同约定2016年4月1日后过户，但岳海彬的母亲在2016年3月15日至17日与方辉公司短信通讯时明确表示“我老公说什么都不卖”等拒绝履行合同，且岳海彬2016年3月17日与他人签订合同，以高于原合同价的价格将案涉房产另售他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构成根本违约，林伟标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岳海彬还应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合同解除，林伟标请求返还定金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岳海彬还应赔偿因违约导致林伟标的损失，岳海彬在与林伟标形成买卖合同后，又将房屋另行高价出售给案外人，导致林伟标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解除，岳海彬因一房两卖所获取的差额利益，可视为林伟标作为买受人的实际损失，故林伟标主张岳海彬支付差价损失275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该差额作为林伟标损失已经体现合同未能履行造成各项损失内容，所以林伟标要求返还定金的利息损失及已经支付的评估和律师费3750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林伟标与岳海彬的《房屋中介合同》解除；二、岳海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林伟标定金50000元；三、岳海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林伟标损失275000元；四、驳回林伟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31元，由林伟标负担100元，岳海彬负担5231元。财产保全费1050元，由岳海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都提供了证据，本院根据岳海彬的申请向岳海彬的代理律师出具调查函向光大银行珠海香洲支行调取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查明：一、方辉公司与岳海彬签订的《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房款收取方式”约定：“购买方申请银行按揭付款的，首期款等手续确认无误后转交给出售方；尾款由按揭银行直接转给出售方”。方辉公司与林伟标签订的《房屋中介合同（按揭）》第五条约定：“房款交割办法及时间：乙方（林伟标）同意在2016年4月1日内支付首期款45万元，由甲方（方辉公司）收取，待手续确认无误后转交给出售方。”二、方辉公司原审提交的中介人员与岳海彬母亲手机短信记录载明：2016年3月15日，岳海彬母亲发送：“林妹，我老公说什么都不卖，你也不容易，我不会亏你，给你一千元，做（作）为辛苦费，咱们以后是朋友，因为我老公经常给我生气，对不起好妹妹，理解万岁，看什么时间给他退，你联系我老公，这事他不叫我关（管）了”；次日，岳海彬母亲发送：“林妹，房子我暂时不考虑卖，卖的时候你愿意，我可以把（钥）匙给你，可能我要回家，让他告吧！女儿委托（书）我俩（两）公婆，他想把事情搞大，可以说对他一点好处没有。”2016年3月17日岳海彬母亲发送：“我声明合同无效，30号不会给他过户，房子我老公说不再卖给他了。对不起林妹。”之后的手机短信记录中多次提到不再卖房。2016年3月27日的短信记录显示：“可以：我女儿当时不在场合同没有签名，钱她也没有收，是你们设局骗了我，律师看了合同，不合法，你中介有为（问）题，当时你们4个、我一个人带着小孩，你有鬼，为什么不等我家人在场。不等我女儿回来，你还骗了我房价，给我家门口中介放我的房子，你因为（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平股（评估）壹万壹（千元每平方米），我的房子卖的（得）还不到壹万壹（千元每平方米），你很会伪装自己，你闹吧！随便（，）有理走边（遍）天下。我会（我就）给你到底了，等着吧！林老板”。三、本院向岳海彬的代理律师出具调查函到光大银行珠海香洲支行调取了林伟标向该行申请按揭贷款时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双方签订的《珠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适用于二手楼买卖）》，该合同第二条约定：甲乙双方议定该房地产按总价交易金额为101万元，乙方（林伟标）应于合同签订后当天支付甲方（岳海彬）定金1万元，乙方于2016年3月29日前支付房款26万元，已付定金将在最后一期付款时冲抵，付款方式为按揭，余款65万元由银行支付。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程序问题。岳海彬二审申请本院调取林伟标在光大银行珠海香洲支行办理按揭所提供的资料。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岳海彬在一审中未请求原审法院调取上述资料，因此申请提及的资料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岳海彬称确定与林伟标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确定合同内容是本案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因此，本院认为，岳海彬的申请虽不符合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情形，但岳海彬主张该证据对本案查明事实非常必要并与案件事实密切相关，故本院对岳海彬的上述申请予以准许，向其代理律师出具了调查函，向光大银行珠海香洲支行调取了林伟标向该行申请按揭贷款时提供的资料。
二、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买方支付首期购房款时间的认定。岳海彬上诉主张林伟标应依《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履行，即“首期款等手续确认无误后转交出售方”，岳海彬将此理解为银行按揭手续办妥之后即应给付首期款。而林伟标与方辉公司签订的《房屋中介合同（按揭）》第五条约定于2016年4月1日前支付首期款45万元，由方辉公司收取后转交卖方。可见，两份合同对首期款支付的约定不一致。本院认为：第一，岳海彬对《物业代理合同》第八条的理解不符合该条文义，该条没有约定首期款支付的时间，仅约定首期款等手续确认无误后由中介公司转交给出售方。第二，岳海彬与方辉公司签订《物业代理合同》之后，方辉公司成为岳海彬的受托人。原审法院认为方辉公司与林伟标签订的《房屋中介合同》效力及于岳海彬，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房屋中介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林伟标支付首期购房款的时间是2016年4月1日之前，原审法院认为该约定对岳海彬有约束力，并无不当。第三，岳海彬没有证据证明曾于合同签订后至2016年4月1日前，向方辉公司或者林伟标要求支付首期款，岳海彬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从方辉公司提交的由岳海彬母亲发送给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的手机短信内容来看，岳海彬不再卖房的原因和理由，并非林伟标未依约支付首期购房款，而是有其他考虑。第五，本院二审向岳海彬代理律师出具调查函调取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林伟标于2016年3月29日前支付房款26万元，证明支付首期房款的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之前。综上，岳海彬上诉主张林伟标应于办妥银行按揭申请后即支付首期购房款，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违约事实的认定和违约责任的判定。由岳海彬的代理律师执本院出具的调查函向银行调取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二条约定林伟标于2016年3月29日前支付房款26万元，而岳海彬于2016年3月17日就与李超签订了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以138万元的价格卖给李超。岳海彬将本已出售给林伟标的涉案房产以更高价格出售给李超，显属违约。原审法院认为岳海彬的违约行为导致林伟标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解除后，岳海彬因“一房两卖”所获取的价差，可视为林伟标的实际损失，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25元，由上诉人岳海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烈斌
审判员 廖世娟
审判员 朱 玮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许婷婷
吴佳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