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渝一中法行再终字第00002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运川。
委托代理人：何怀东，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简称市国土房管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法定代表人：董建国，该管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邱洪，系重庆市巴南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盈，重庆竞凯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重庆市李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李饮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正街139号。
法定代表人：喻红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龙永珍，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宁，重庆巴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于原审原告李运川起诉原审被告市国土房管局与原二审被上诉人李饮司房屋行政登记一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1日作出（2009）巴行初字第52号行政裁定书。李运川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2009）渝五中法行终字第395号行政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李运川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2015）渝高法行抗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检察人员叶庭华、杨眉出庭支持诉讼。抗诉申请人李运川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怀东，被申请人市国土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邱洪、刘盈，原二审被上诉人李饮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宁、龙永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9）巴行初字第52号行政裁定书一审查明：重庆市巴南区王家坝95号房屋系一楼一底，由原告之父李憶昔于1939年自建。1958年，李憶昔将该房部分作价500元投资于李家沱贸易公司。1963年，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九龙坡区公司李家沱中心门市部与李憶昔共同对该房屋享有产权，（九）字第0015××81号《重庆市房屋管业证》（简称15××81号房权证）载明：“李憶昔留房在穿逗楼上全部，面积44平方英尺”。1965年8月，原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分别向李憶昔、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李家沱中心门市部颁发（九）第001××4号《重庆市房屋管业证》（简称1××4号房权证）、（九）第001××1号《重庆市房屋管业证》（简称1××1号房权证），以上管业证分别登记双方的权证面积。1993年，李憶昔将其所有的房屋赠与原告并办理产权证，权证登记情况为：“所有权人：李运川；房屋座落：王家坝路99号附1号；建筑结构：穿逗；层数：第二层；建筑面积：44平方米”。2002年6月3日，被告向第三人颁发202字第04××62号房权证（简称48××62号房权证），原告不服该登记，于2008年向该院起诉，请求撤销48××62号房权证，该院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中申请撤诉。第三人根据房管机关作出的《注销登记通知书》而申请换证，2009年2月20日，被告向第三人颁发202房地证2009字第00××89号房权证（简称8××号房权证），权证登记情况为：“权利人：李饮司；坐落：巴南区花溪镇王家坝路99号；房屋结构：砖木结构；楼层：1；房屋建筑面积：66.83平方米”。原告不服，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被告的颁证行为。原告遂向该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的8××号房权证。
另查明，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九龙坡区公司李家沱中心门市部、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李家沱中心门市部系第三人改制前曾使用过的单位名称。
一审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起诉。该案的诉讼标的是被告颁发8××号房权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非该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原告与第三人分别享有王家坝路99号附1号（楼上二层44平方米）、王家坝路99号（一层66.83平方米）房屋产权，互不矛盾，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运川的起诉。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行终字第395号行政裁定书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上诉人市国土房管局颁发的8××号房权证的房权指向巴南区花溪镇王家坝路99号房屋。上诉人李运川不是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无证据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李运川的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行终字第395号行政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裁定结果错误。理由如下：1、李运川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案房产王家坝路99号（底层房屋）系李运川的父亲李憶昔于1939年自建，原重庆市人民政府地政局于1953年颁发的国土字1××号房权证亦对李憶昔享有该房屋产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李憶昔去世后，李运川作为继承人对讼争房屋享有合法继承权，就该房屋房管部门颁发89房权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明显涉及李运川法律上的利益。2、已生效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7）巴民初字第926号民事判决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五中民终字第3052号民事判决均确认了涉案房屋自修建以来，一直由李运川及其家人占有、使用、收益的事实。抗诉申请人李运川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被申请人市国土房管局答辩称其于2009年颁发8××号房权证的登记行为系纠错行为，原生效裁定正确。原二审被上诉人李饮司答辩称其取得的涉案房屋有合法的产权来源，被申请人的颁证行为不存在程序瑕疵，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
再审中李运川举示了下列证据：
1、重庆市巴南区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李运川、李运江同志反映要求尽快为其补办房产证的回复》（简称《回复》），拟证明李运川要求补办涉案99号底层房屋权属，与8××号房权证有利害关系。
2、重庆市巴南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告知书》（2013）字第（0001）（简称《告知书》），拟证明原审裁定认为“原告诉称涉案8××号房权证的房权指向王家坝99-1号底层房屋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恰当。
再审中李饮司举示了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3日所作（2010）巴民异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李运川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关于李运川举示的证据1，2，市国土房管局及李饮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李运川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李运川对李饮司举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李运川举示的《回复》，由于其已在原一审程序中举示，不属新证据；李运川举示的《告知书》，不能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李饮司举示的民事判决书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以上证据均不予采信。
再审查明，关于涉案房屋作价投资的事实，李运川与李饮司存在争议。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7）巴民初字第926号民事判决书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五中民终字第3052号民事判决书，均未确认李运川实际使用涉案争议底层房屋。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抗诉申请人李运川不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李运川的起诉并无不当。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行终字第395号行政裁定书。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包 颖
代理审判员 彭曼殊
代理审判员 唐代忠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