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2民终33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勇军，男，196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仁，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盛秋，男，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聚双，广西求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勇军因与被上诉人陈盛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区人民法院（2017）桂0225民初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勇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仁，被上诉人陈盛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聚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勇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收条，是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的证据，都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明显曲解本案事实。1.被上诉人分别于2010年5月17日、2011年1月23日出具欠条和收条，只是被上诉人在收到货物后向上诉人出具的收到货物并且没有给付货款的凭证，并不能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2.上诉人出具收条和欠条的行为并非违约行为，不能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足额付款请求的证据。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关系也不是即买即付的一次性买卖合同关系，即使是被上诉人出具收条，双方也没有停止合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确定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计算。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卖合同，上诉人作为出卖人，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随时要求买受人即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在出卖人的付款要求遭受被上诉人拒绝起，才应视为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这时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陈盛秋辩称，本案货款其已经付清，即使未付款，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唐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陈盛秋给付货款9216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盛秋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盛秋向唐勇军购买（广西兴安县农机厂经营者）购买农机，但未签订书面合同。期间，陈盛秋于2010年5月17日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唐勇军农机款27360元、2011年1月23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欠唐勇军农机款64800元。陈盛秋向唐勇军出具欠条、收条均未约定付款期限及付款方式。至唐勇军起诉时，唐勇军未向法院提供追款证据，陈盛秋亦未向法院提供已经付款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陈盛秋分别于2010年5月17日、2011年1月23日出具的欠条、收条均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前段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所谓“知道权利被侵害”，是指权利人主观上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所谓“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是指权利人于主观上虽然不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依客观上之情事，有理由认定其能够知道权利被侵害，只是其主观上的疏忽而未知情。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号”《关于债权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一还款日期的欠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指出：“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中，原告至起诉时亦未向本院提供向被告追款的证据。故原告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原告收到被告所写欠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该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出具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所写欠条的次日开始重新计算。
本案中，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陈盛秋出具的欠条、收条本身的文义内容，无法证明陈盛秋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时间，只能根据相关的漏洞补充规则推导出陈盛秋应当给付货款的时间，从而得出时效的起算点。唐勇军主张应当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从词条规定看，唐勇军似乎可以随时要求陈盛秋给付货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六条又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明确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后者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的同时支付”。显然，第六十二条与第一百六十一条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买卖合同中应当优先适用第一百六十一条。故对唐勇军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本案中，双方的买卖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给付货款的期间，陈盛秋应当在收到农机的同时支付货款。陈盛秋连续两次出具欠条、收条的行为可以反映出陈盛秋欠付货款的部分违约事实是连续存在的，唐勇军在陈盛秋每一次出具欠条、收条时，证明唐勇军作为收款权利人提出过足额付款的请求且没有得到全部履行，只得到了部分履行，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陈盛秋违反同时履行全部货款义务的违约损害。本案中，陈盛秋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0年5月17日、出具收条的时间是2011年1月23日，至起诉时，均已超过二年。故对陈盛秋主张唐勇军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从判决：驳回唐勇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4元（唐勇军已预交1052元），由唐勇军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诉人均未提交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经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唐勇军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对此进行了规范。但是，该条所规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的同时支付”，是规范买受人的付款时间而非规范出卖人主张价款的时间。作为义务性规则，《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设定义务的对象是买受人而非出卖人。即，该规定并未向出卖人设定“必须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的同时向买受人主张价款”的义务，该条对买受人而言属于义务性规则，但对出卖人而言属于授权性规则。出卖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的同时向买受人主张价款”是其权利而非义务，因此，该条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并不冲突，本案没有“分则作出了不同于总则规定时优先适用分则”的空间。一审将《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视为规范出卖人主张价款时间的义务性规则，进而将书写欠条、收条的次日确定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理解法律不当。
具体联系到本案中，陈盛秋出具的未约定付款时间的欠条、收条，仅仅是对双方已经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陈盛秋尚未付款事实的确认，故欠条、收条均是合同载体，而非向买受人陈盛秋主张权利的证明。出卖人唐勇军虽然主观上知道货款尚未支付，但并非意味着其知道权益已经遭受了损害，因为“尚未付款”属于客观事实，而“权益受损”属于价值评判，二者并非直接等价关系，只有在条件具备时才能对客观事实进行价值评判。在未约定付款时间的情况下，出卖人向买受人主张价款前，是否具有买受人侵害出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并不明确，只有在出卖人现实地向买受人主张了价款，买受人应出卖人的付款请求对是否付款的意思表示加以明确时，才能得出出卖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益受损的结论。因此，出卖人向买受人主张价款的事实是对“尚未付款”的客观事实进行价值评判的条件，对确认诉讼时效起算点意义重大。本案由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出卖人唐勇军在起诉前并未向陈盛秋主张过权利，故诉讼时效在唐勇军起诉前尚未开始起算，唐勇军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可以随时向陈盛秋主张价款。一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判决不当。
关于本案价款问题，陈盛秋尚有92160元农机款未向唐勇军支付，有其出具给唐勇军收执的欠条、收条为证，陈盛秋主张其已经付清货款，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应向唐勇军支付农机款9216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勇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理解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区人民法院（2017）桂0225民初115号民事判决；
二、陈盛秋向唐勇军支付农机款92160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4元（唐勇军已预交10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元（上诉人唐勇军已预交），共计3208元，全部由被上诉人陈盛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慧冰
审判员 朱立志
审判员 丘洪兵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夏心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