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53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英琴，女，1974年2月25日出生，朝鲜族，住山东省即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梓，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哉，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男，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子鑫，山东金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山东金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黄英琴因与被上诉人王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5)天商初字第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英琴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错误认定2015年1月3日与2015年5月26日分别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导致判决错误。一、关于两份协议的关系。1、两份协议均系合同相对人签署是真实的，但两者并非是阴阳合同。阴阳合同一般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的内容不相同的合同，一份对内，一份对外，其中对外的一份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以逃避国家税收等为目的；对内的一份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阴阳合同则需表明阳合同对内无效仅用为对外工商登记使用，而且一般应在签订对内合同时一并签署以避免弄假成真。在本案中两份协议并未表明两份合同冲突解决，即没有表明阳合同对内是无效的，所以从举证责任上看王伟主张2015年5月26日的合同为阳合同仅作为工商登记使用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按照王伟的说法，2015年5月26日的合同是为了避税仅作为工商登记使用，则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属于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如果认定该合同为阳合同，则该合同无效，且必须认定我与王伟恶意串通，但本案中我并未与王伟串通，更无合同无效之说。一审判决审理本案时必须对两份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否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两份合同均为真实合同，区别在于第二份合同是对第一份合同的变更。合同变更是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只要达成合意即可，从时间上看，两份合同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均系真实意思表示，故2015年5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合法且有效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备约束力。第二份合同基于时间上的后来性和签署的真实性不需要画蛇添足另行表述第一份合同的效力，合同变更不同于合同解除，无需对第一份合同作效力性或解除的表述，这与阴阳合同恰恰相反。二、关于合同的实际履行和两份书面合同的关系。本案中合同履行至第二份书面合同签订之前，王伟在起诉中也明确做了表述。从事实角度上看第二份书面合同与实际履行相互印证。三、关于证人证言的效力。1、王伟申请出庭的证人均为公司股东，而股权转让涉及各股东利益，股权转让价格高，从形式上看推高了其他股东的股权价值，所以第一份价格高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对其他股东有利，这种利害关系在形式上就已经很明显了。2、所谓的证人不具备证人资格，证人应当知悉案件事实，即以其听到或看到的事实向法庭作证，但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或通知其他股东，所以其他股东不具备知悉案件事实的前提。另外，从常理上讲，办理工商登记一般是公司办公室人员具体办理，而本案的证人作为公司股东连公司资产都不清楚，也不参与公司经营不可能知悉工商办理的事宜，所以不具备作证的前提资格。而且也没有股东会议纪要论证这些证人在签订第二份协议在场。3、证人与王伟有串通损害我利益的行为，本案审理中我发现杭州富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被股东和王伟非法撤销，就此我也另案提起诉讼，并就此向一审法院做出了说明并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但一审法院却无视这一关键因素。另外，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对我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数额认定没有依据。对证据的认定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基本原则。原审判决违背了生活的常理，我不可能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去收购一个净资产只有6万余元的公司股份。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王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伟辩称，我与黄英琴在2015年1月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而签订，作为该公司股东的周屹、李林、王晓星在一审庭审出庭作证，证实2015年1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真实的。如果按照双方真实的转让价格做工商变更登记的话，以每股20万，那么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300万扩大到2000万，相当于增资了6.6倍，基于这种情况，才形成了2015年5月26日的这一份股权变更。黄英琴已支付了五个月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208375元，每月按照2015年1月3日的这份协议支付41675元，黄英琴如果认为此次股权转让价款是每股15元，那么为何向我支付20余万元？如果按照黄英琴的意见，2015年5月26日的协议是对1月3日协议的变更，那么为何黄英琴又通过其公司财务人员黄萍萍向我支付41675元，这一笔款的转入时间是在2015年6月16日，所以黄英琴对这一点不能自圆其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黄英琴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王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英琴向我支付股权转让款833300元及利息（以83330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3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取）。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英琴与王伟均为富途公司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有股东6名，分别为黄英琴、王伟、李林、周屹、张雅仙、王晓星。双方于2015年1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1、出让方王伟将其拥有的富途公司5%的股权，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2、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100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在2015年4月13日交割。3、本次股权转让的付款方式：以分期形式支付，每月一期，分24期，每期金额为人民币41675元，基准日自2015年1月13日开始至2016年12月31日结束。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
王伟称，该协议签订后，王伟收到黄英琴5个月的付款，每月41675元，合计208375元，并提交银行账户明细查询5份，证实黄英琴的付款情况。该5份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其中2015年2月10日、3月13日、4月13日、5月13日的4份，均载明付款方名称黄英琴，金额为41675元，收款方王伟。其中2015年6月16日的明细查询，载明付款方“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金额41675元，收款方王伟。黄英琴对2015年6月16日的付款不予认可。王伟称，2015年6月16日的付款系案外人黄萍萍收到黄英琴现金41675元后，替黄英琴向王伟通过支付宝转账付款，黄萍萍为富途公司会计。
2015年5月26日，双方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该协议交工商部门备案。该协议主要载明：1、出让方王伟将其拥有富途公司5%的15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2、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15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在2015年5月26日交割。3、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5年5月26日。
双方对前后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争议。王伟称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协议签订后，黄英琴已实际履行该协议，每月按约定的数额41675元支付转让款。第二份协议是为了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而签订。一审中，王伟申请富途公司股东周屹、李林、王晓星出庭作证。上述三名证人均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股东黄英琴、王伟、李林、周屹、张雅仙、王晓星均在场，2015年5月在工商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备案使用。黄英琴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从工商机关调取的2015年5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证实股权转让款为15万元。
关于利息损失，王伟主张以83330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3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取。
一审法院认为，王伟、黄英琴于2015年1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黄英琴分别于2015年2月10日、3月13日、4月13日、5月13日向王伟付款，每次金额均为41675元。且证人周屹、李林、王晓星均当庭称，2015年5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签订。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亦未对前期签订的协议效力作出约定。综上，结合黄英琴的履行情况及其他证据，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黄英琴以其实际行为及庭审中的陈述明确表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依照法律规定，王伟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黄英琴承担违约责任，故王伟主张黄英琴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扣除王伟当庭认可已收到的208375元，黄英琴仍需向王伟支付股权转让款791625元。王伟主张黄英琴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计算方式应调整为以791625元为基数，自王伟起诉之日2015年9月23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取。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黄英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伟支付股权转让款791625元；二、黄英琴向王伟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91625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取，与上述款项一并付清；三、驳回王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30元，诉讼保全费4737元，公告费300元，共计17267元，王伟负担1267元，黄英琴承担16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本案合同履行情况看，双方于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从合同内容看，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然比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更为详细，黄英琴主张2015年5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对之前《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但双方均无最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不符合交易惯例，2015年5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在工商局进行备案，该协议应是双方为工商局备案而签订，备案仅为程序性或形式性的行为，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备案宣示的程序，只是股权变更的公示方式，仅具有公示公信力，对外起到公示的作用。黄英琴主张原协议已被变更，涉案股权转让价款应以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但黄英琴认可四次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该协议约定的价款，对此，双方未有书面约定，黄英琴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分析，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更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股权转让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涉案股权转让价款应以该协议约定履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黄英琴因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被撤销，起诉公司及股东要求确认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无效，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否有效，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案无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黄英琴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英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30元，由上诉人黄英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荣生
代理审判员 李 婷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