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终35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吕啸，男，197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颖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报建，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飞，女，198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颖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报建，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城中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号***楼。
代表人：葛雪燕。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立成，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啸、刘飞因与被上诉人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城中支行（以下简称南洋银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8月30日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吕啸以及吕啸、刘飞的委托代理人李颖硕，南洋银行的代表人葛雪燕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立成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啸、刘飞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判令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办理抵押登记等相关事宜。事实与理由：吕啸、刘飞与南洋银行于2015年7月23日签订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委托贷款人或贷款人指定之代理人凭本合同、抵押物之所有权或使用权证书或预告登记证明文件（适用于抵押物为预售房地产的情形）（如有）以及其它有关文件在有关房地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或抵押预告登记（适用于抵押物为预售房地产的情形）（包括设立、变更、注销，以下相同）等事项。合同签订后，南洋银行通知吕啸、刘飞去其指定的代理人——杭州中城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公司）具体办理抵押登记等相关事项，并告知联络方式。此后，吕啸、刘飞将办理相关手续的税费135079.64元交给该南洋银行指定的代理人。各方在杭州市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均签章，委托人为：吕啸、刘飞；委托代理人为：南洋银行、中城公司；具体经办人为指定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马小奕。但南洋银行未按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至今尚未完成办理抵押登记等相关事宜。吕啸、刘飞经与南洋银行交涉未果，故诉至法院。
南洋银行在一审中答辩称：一、南洋银行非本案适格被告。吕啸、刘飞虽然于2015年7月23日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南洋银行办理抵押物登记、变更和注销并领取有关证明等事宜。但吕啸、刘飞在2015年7月31日又签署一份委托书，委托杭州中城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城余杭分公司）全权办理抵押设立登记事宜，且该公司向吕啸、刘飞出具了收款收据。可见，吕啸、刘飞已经通过事后行为已改变了与南洋银行的约定。二、南洋银行并未向吕啸、刘飞指定代理人去办理抵押设立登记，即使存在这种指定，南洋银行也没有过错。吕啸、刘飞需办理他项权证并经其要求，南洋银行向其推荐了几家具有相应代办资格的中介公司供其选择，其最终选定中城余杭分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代办房地产权证及代理客户办理银行房屋按揭贷款手续等，因此南洋银行的推荐不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如果存在转委托的前提下，南洋银行只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三、未能办理抵押登记的责任方是案外人中城余杭分公司，同时，吕啸、刘飞自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吕啸、刘飞委托中城公司后就向该公司支付了契税、他项权证费、中介代理费等合计135079.64元。中介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又将款项支付给其员工陈佳，由陈佳具体为吕啸、刘飞办理产权证事宜。但陈佳在领取上述款项后以经济纠纷为由将款项占为己有，中城公司负责人马小奕已于2015年12月24日以陈佳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杭州市公安机关报案。可见，中城公司接受委托后因其员工原因导致未能给吕啸、刘飞办理抵押登记，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者退还款项的责任。另外，中城公司代办理抵押设立登记事宜产生的费用仅是他项权证费用及相应的代理费，但吕啸、刘飞却将原本应由自己去缴纳的契税款全额交付给案外人，由此产生的风险应由自行承担。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吕啸、刘飞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3日，吕啸、刘飞作为借款人、抵押人，南洋银行作为贷款人、抵押权人签订房屋抵押贷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贷款，贷款人经审查同意按照合同的条款与条件向借款人提供贷款作为借款人购买抵押物之部分购房款。同时，合同第7条抵押担保中约定：抵押人应在贷款人规定的期限内到有关房地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或抵押预告登记手续，并将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或抵押预告登记已经办理完毕的证明文件原件交付贷款人。抵押人应按贷款人的要求妥善签署附件二《授权委托书》，并委托贷款人或贷款人指定之代理人凭本合同、抵押物之所有权或使用权证书或预告登记证明文件（适用于抵押物为预售房地产的情形）（如有）以及其它有关文件在有关房地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或抵押预告登记（适用于抵押物为预售房地产的情形）（包括设立、变更、注销，以下相同）等事项。该合同的附件二即授权委托书载明：致南洋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本委托书，委任受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表委托人与其它一切单位或个人，协商及办理一切与按照抵押贷款合同规定有关登记及处分抵押物的事宜。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办理事项及条件：i.代表委托人办理抵押物之抵押登记、变更（包括抵押期限延长）和注销并领取有关证明文件；ii代表委托人签署有关抵押物的《房屋预售合同》项下的房屋交接书，申领抵押物产权证明文件及办理抵押登记变更（如适用）……受托人有权将本委托书项下的代理事项，全部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办理，转委托无须获得委托人的同意也无须给予通知。委托期限及效力……（五）本委托书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立即生效，其有效期至代理事项完结之日，或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之日，以两者中较后出现日期为准。本委托书于2015年7月23日签署。
2015年7月31日，吕啸、刘飞向中诚公司缴纳135079.64元，费用项目包括：契税、产权证登记费、他项权证、土地证工本费、代理费、复印费。其中他项权证费用85元。2015年7月31日，吕啸、刘飞向杭州市余杭区房地产管理外提交《杭州市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申请表内委托书一栏，写明：兹委托马小奕全权办理上述本人抵押设立登记事宜。委托人签名处有吕啸、刘飞签字和南洋银行签章，中诚余杭分公司在旁边签章。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0日、4月22日，吕啸、刘飞陆续从南洋银行处收回购房合同、契税联发票、办证联发票、房产分证、中地图、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抵押权设立登记表、马小奕身份证复印件、中诚公司营业执照、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房屋所有权证等材料。至起诉时，案涉抵押物未办理全部产权证明文件和抵押他项权证。
另查明：中诚余杭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屋买卖、租赁代理，代办房地产权证及房地产信息咨询，代理客户办理银行房屋按揭贷款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本案中的争议系关于申请房屋抵押贷款过程中委托办理抵押登记的问题，吕啸、刘飞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受托义务，故本案争议并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案由依法应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订立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及授权委托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委托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授权委托书内容，南洋银行的受托内容为：办理抵押房产的抵押登记、变更和注销并领取有关证明文件；签署抵押物的房屋交接书、申领抵押物产权证明文件。而之后，吕啸、刘飞又在杭州市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中书面委托中诚余杭分公司工作人员马小奕办理抵押登记事宜，并向中诚公司支付了代理费及办理契税、产权证登记费、他项权证、土地证工本费等费用，故吕啸、刘飞与中诚余杭分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亦成立并生效。该两个委托合同关系独立存在，应分别根据合同约定内容及履行条件判断受托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能够继续履行受托义务。现从查明的事实看，中诚余杭分公司在收取了代理费及办理产权证明文件所需费用后未完成吕啸、刘飞委托事项。而对于南洋银行而言，由其办理抵押登记需由吕啸、刘飞先行提供抵押房产的全部产权证明文件并支付办证费用，由其申领抵押物产权证明文件则需由吕啸、刘飞先行向房屋登记部门支付办证费用，现吕啸、刘飞既未向南洋银行提供办理抵押登记所需的全部产权证明文件，也向未房屋登记部门支付办证费用或将费用交由南洋银行转交，故南洋银行未完成委托事务并非由其自身原因造成。中诚余杭分公司具有代办房地产权证的资质，与吕啸、刘飞系两个独立主体，系两份独立合同的当事人，中诚余杭分公司未能完成其与吕啸、刘飞约定的委托事项，并不产生由南洋银行替代完成的义务，故对吕啸、刘飞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啸、刘飞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浙01民初1276号判决：驳回吕啸、刘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吕啸、刘飞负担。
吕啸、刘飞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事宜。事实与理由：一、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为一揽子委托，包括办理房屋产权三证与抵押登记的他项权证。办理房产三证等是办理本案抵押登记的前置事项，属于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协商及办理一切与按照抵押登记合同规定有关登记及处分抵押物的事宜”的“有关事宜”范畴，“申领抵押物抵押证明文件”已经纳入委托事项。二、原判认定本案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委托合同错误。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房屋抵押贷款合同7.2条款中（2）项约定，委托贷款人或者贷款人指定之代理人办理抵押登记。即本案办理抵押登记的主体不是吕啸、刘飞，而是南洋银行或南洋银行指定的代理人，而指定代理人并非独立的委托合同主体，仍是南洋银行的代理人，其行为责任与后果应由南洋银行承担。三证费用的支付、相关资料的交接等事实均不能证明吕啸、刘飞与南洋银行的指定代理人中城公司之间不构成独立的委托关系。否则不能解释南洋银行至始至终、如影随形地参与其中。三、一审判决将南洋银行未完成委托事项归咎于吕啸、刘飞未提供产权证错误。南洋银行在吕啸、刘飞缴纳相关费用后，仅凭中城公司提供的房管所的受理申请受理单即视为抵押登记已完成，并已经发放贷款。南洋银行将申请受理视为他项权证已经设立，是对贷款条件的放弃，而贷款的发放也是南洋银行对吕啸、刘飞已经按约履行相关义务的确认。综上，本案委托合同的相对人为吕啸、刘飞与南洋银行，中城公司系南洋银行的指定代理人，不构成独立的委托合同关系。
南洋银行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一、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并不囊括办理房屋产权三证等抵押登记前置事项。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一切有关事项是指在抵押贷款合同规定范围内的事宜，而抵押贷款合同中并未涵盖办理房屋产权三证等抵押登记前置事项。同时，吕啸、刘飞在2015年7月31日与案外人中城余杭分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马小奕办理房屋产权三证。未能取得产权证明文件才是南洋银行无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根本原因，该过错是中城公司造成，与南洋银行无关。二、吕啸、刘飞对委托法律关系的主体认识存在错误，南洋银行并非是实际办理抵押登记的责任主体，受托办理抵押登记的实际主体是中城余杭分公司。吕啸、刘飞已经通过事后行为已经改变了主合同附件二的约定，已全权委托中城余杭分公司办理抵押登记事宜。中城余杭分公司未完成受托义务，吕啸、刘飞应向其主张权利，要求南洋银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三、南洋银行未向吕啸、刘飞指定代理人，吕啸、刘飞与中城公司构成单独的委托合同关系。南洋银行向吕啸、刘飞推荐了几家具有相应代办资质的中介公司供其选择，并不存在指定情形。吕啸、刘飞最终选择了中城余杭分公司。南洋银行推荐该公司不存在过错。南洋银行以抵押权人身份依法参与委托事宜的办理，不能因此认定应由南洋银行承担中城公司未完成的义务。另外，南洋银行在收到房管所的申请受理单和相关材料后发放贷款，是基于对房管所的信赖，并不代表吕啸、刘飞事实上完成抵押登记或者南洋银行对贷款发放条件的放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另查明：一、本案委托办理房屋抵押登记事宜系因购房按揭贷款而引发，即吕啸、刘飞因购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洋银行申请贷款268万元并以所购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吕啸、刘飞向南洋银行贷款的期限为2015年7月23日至2035年7月23日。由于所购房屋为现房，故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领取房地产他项权证之前，需先行办理涉案房屋的房屋契税证、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房产三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268万元贷款在未办理完毕讼争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取得房地产他项权证之前，南洋银行已经于2015年8月10日实际发放。二、南洋公司对吕啸、刘飞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即填写于2015年7月31日的杭州市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吕啸、刘飞分别在该申请表“抵押人”和“委托人”处签字；南洋银行除在“抵押权人”处盖章外，南洋银行和中城余杭分公司均在“委托代理人”处盖章。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及其附件二授权委托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一审认定合法有效正确，予以确认。涉案主合同即贷款合同南洋银行已经履行发放贷款的义务,本案委托纠纷系为履行从合同即房屋抵押担保合同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根据双方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吕啸、刘飞向南洋银行委托授权的事项范围如何认定；二、是否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三、吕啸、刘飞诉请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委托事项能否予以支持。具体评析如下：
一、关于委托授权的事项范围。吕啸、刘飞认为其委托南洋银行办理房屋抵押，包括了办理房产权属证明的房产三证和用于抵押的他项权证。而南洋银行则认为仅仅委托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不包含办理产权三证的前置事项。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了“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办理事项及条件”，第（一）款明确了七项委托办理的具体事项，其中第（ｉ）项约定：代表委托人办理抵押物之抵押登记、变更（包括抵押期限延长）和注销并领取有关证明文件；……。第（二）款约定：受托人并谨以或委托人授权，全权代表委托人办理委托人根据抵押贷款合同规定应当办理的任何事项。根据本案的事实，南洋银行作为抵押权人明知吕啸、刘飞所购房屋为现房且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而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势必需要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因此，本案的委托事项范围不仅是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取得涉案房屋的他项权证，还应涵盖先行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明即房产三证，包括在委托授权合同授权的办理事项范围之内。
二、本案是否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委托合同。吕啸、刘飞上诉认为中城公司余杭分公司是南洋银行的指定代理人，原判认定存在两个独立的委托合同关系错误。南洋银行则抗辩认为本案存在两个独立的委托合同，因南洋银行并无代办房屋产权证的经营范围，故向吕啸、刘飞推荐了数家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吕啸、刘飞最终选择了中诚余杭分公司。吕啸、刘飞事后又委托中诚余杭分公司办理申请房屋产权证明以及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中诚余杭分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与南洋银行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中，南洋银行认为吕啸、刘飞与诚余杭分公司还存在另行独立的委托关系的主要证据是2015年7月31日的杭州市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但在该申请表委托书栏中，吕啸、刘飞以及南洋银行、中城余杭分公司三方均有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原判据此认定吕啸、刘飞与中城余杭分公司存在独立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依据不充分。根据该申请表，结合考虑下列因素，应认定南洋银行存在转委托行为更符合客观实际：1.吕啸、刘飞与南洋银行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约定“受托人有权转委托”、“授权人有权将本委托书项下的代理事项，全部或者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办理，转委托无须获得委托人的同意也无需给予通知”的内容。2.南洋银行自身并无代办房屋产权证的经营范围。3.南洋银行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明其曾经向吕啸、刘飞推荐多家中介机构以及由吕啸、刘飞最终选择中诚余杭分公司的证据。据此，本案并不存在吕啸、刘飞分别委托南洋银行与中城余杭分公司办理抵押登记事项的两个独立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城余杭分公司应认定为南洋银行的转委托代理人，但对该转委托行为南洋银行事实上已经向吕啸、刘飞进行了披露，换言之吕啸、刘飞已经知晓。从吕啸、刘飞与南洋银行、中城余杭分公司在杭州市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共同签章确认以及吕啸、刘飞将房产契税、他项权证工本费、代理费等费用直接支付中城公司的行为，可以认定吕啸、刘飞对南洋银行的转委托行为事实上予以了同意。
三、吕啸、刘飞诉请应否予以支持。吕啸、刘飞在本案中诉讼请求为判令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办理抵押登记等相关事宜。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紧急情况下受托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南洋银行作为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以及吕啸、刘飞委托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等手续的受托人，本应亲自处理事务，但南洋银行自身并无代办房屋产权证书的业务经营范围，其转委托第三人即余杭中城分公司代办亦无可厚非。而对该转委托行为南洋银行已经向吕啸、刘飞予以披露，并经吕啸、刘飞以事实行为予以同意。而中城余杭分公司作为本案的实际代理人具有代办房屋产权证明与抵押登记手续等资质，是适格的第三人。据此，南洋银行对转委托的第三人选任并无过错。至今未完成房屋产权证明、抵押登记设立等事宜系非南洋银行原因所致。吕啸、刘飞诉请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委托事项，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本案存在南洋银行将吕啸、刘飞的委托办理房屋抵押登记事宜转委托第三人中城余杭分公司办理的情形，在转委托已向委托人吕啸、刘飞进行披露并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委托事项不能完成的，诉请南洋银行继续履行委托事项，于法无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吕啸、刘飞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唯认为本案存在两个独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等裁判理由不妥，应予以纠正，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吕啸、刘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向红
审判员 王健芳
审判员 孔繁鸿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