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民终14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磊，男，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原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业主，住徐州市黄河南路85号徐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琪，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志勇，男，198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长林，江苏天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江苏天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修田，男，195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宜俊，男，198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08兵工厂员工，住徐州市鼓楼区，系程修田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芳，江苏胜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心意，男，198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徐州市铜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勇，男，197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徐州市鼓楼区。
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徐州市齐鲁南巷汉御花园A座04号。
负责人：胡家友，总经理。
上诉人王磊、沈志勇因与被上诉人程修田、被上诉人张心意、被上诉人马勇、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琪，上诉人沈志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长林、王凯，被上诉人程修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宜俊、张文芳，被上诉人马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心意、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本案事故发生在2014年8月6日，涉案证明出具的日期是2014年8月7日，该“挂靠证明”实际是应驾驶员和保险公司要求，即办理保险理赔需要向保险公司出具，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不具备涉案车辆提供挂靠的法律条件，其经营范围仅是“汽车运输咨询服务、汽车租赁”，服务部本身没有从事出租车经营的资质及经营范围。2、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对涉案车辆没有管理权和运行支配权，也不享有运营利益，马勇和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之间是委托服务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体出租车委托服务管理协议》约定，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主要为马勇代办运营证件、代征代缴费用、代买保险，每月收取一定的服务费（2013年之前每月收取50元，2013年之后每月收取100元），马勇对车辆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并不享有车辆的运营利益。3、马勇作为个体出租车的所有人和运营人，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个体出租车营运证，从马勇提交的出租承包合同可以看出，马勇对其车辆享有完全的运营支配权、运营利益。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是基于徐州市客运管理处和徐州市个体协会集中管理个体出租车的行政管理需要提供相关服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挂靠”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并对车辆具有管理权和运行支配权、享有运营利益为由判决王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沈志勇上诉请求：1、一审认定我未经马勇同意将车转包给张心意共同经营是错误，马勇对我白天租赁经营、张心意租赁车辆晚上经营是明知的，应当认定张心意和马勇之间是租赁关系，我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2、程修田的各项损失应当按照农村标准来计算，原审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护理费、医疗费的认定过高。3、本案中程修田是以侵权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却以承包人和挂靠人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要求沈志勇承担责任的依据与程修田提起的法律关系不相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程修田辩称：依据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出具的证明以及王磊的陈述能够认定涉案车辆与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沈志勇同马勇之间签订承包合同能够证明沈志勇承包经营了涉案车辆，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马勇辩称，我和张心意根本不认识，我将涉案车辆承包给沈志勇了，至于和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的关系，我每月向其缴纳100元，请求法院依法认定。
被上诉人张心意、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未到庭答辩，庭后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程修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680494.59元（其中医疗费168777.48元、残疾赔偿金68692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31617元、护理费76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563元、伙食补助费6300元、营养费1050元、交通费1703.7元、鉴定费14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6日6时许，张心意驾驶苏Ｃ×××××号出租车行驶至徐州市三环北路时与程修田骑行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程修田受伤，两车损坏。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程修田、张心意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程修田即被送往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其伤情为急性开放性颅脑外伤，左脑脊液耳漏，两额颞顶脑组织挫裂伤，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乳突骨折，颅内积气，左额骨、右枕骨骨折。医疗费用共计支付184757.6元。2014年10月11日至2014年12月15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注院治疗，支付医疗费157042元。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2月28日转入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支付医疗费106963.93元。2015年2月28日至2015年6月14日转入徐州矿务局集团总医院康复治疗，支付医疗费52682.95元，出院医嘱继续服药巩固治疗。程修田另行支付急救费210元、购买医用器具花费6000元、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支付门诊医疗费427.7元（2015年7月31日）、在徐州市泉山区奎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门诊医疗费2492.9元。
再查明，苏Ｃ×××××号出租车车主为马勇，自2009年5月起该车挂靠于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登记业主为王磊，现已注销）从事营运。2014年4月14日，马勇将该车承包给沈志勇营运。双方签有出租车承包合同，期限从2014年4月15日至2017年5月26日。合同约定在承包期间发生的各种损失由沈志勇承担全部责任。沈志勇承包该车后，未经马勇同意便将该车转包给张心意共同经营。肇事车辆在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30万元，未投保不计免赔率附加险，同等责任免赔额为10%）。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
另查明，2014年度江苏省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434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3476元。程修田母亲余彩英生于1934年3月6日，程修田兄弟姊妹六人。事发前，程修田居住在徐州市鼓楼区琵琶街道办事处李沃车道口路南三巷2号。
程修田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在庭前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程修田撤回了对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相应责任承担。就本案而言，本起事故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心意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所谓相应的责任，应与过错程度相应，与原因力相应。因此，原告的损失应首先由人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的50%应由张心意承担。
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苏Ｃ×××××号肇事车主为马勇，该车挂靠于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登记业主为王磊，现已注销）从事营运。事发前，马勇将该车承包给沈志勇营运，沈志勇将该车夜间经营转包给张心意。事故发生于张心意经营期间。因此，对于出租车的挂靠、转让经营，沈志勇与张心意对该车享有控制权和运行利益，沈志勇关于两人各自分别经营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信。马勇作为车主，既是车辆的所有权人，也是车辆营运证登记的营运人。承包人承包车辆后仍须以车主的名义运营，肇事车辆挂靠在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从事经营，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收取费用，并负责管理，马勇和九侑服务部对该车均具有管理权和运行支配权，同时享有运营利益。无论基于马勇同沈志勇内部关系如何约定，对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均应有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王磊以服务部每月仅收取100元挂靠费，只负责管理，行驶证和营运证的登记人是马勇，九侑服务部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对于张心意的赔偿责任，沈志勇、马勇、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现已被申请注销，不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王磊系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的经营者和实际控制人，应以其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依据现有证据，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所负赔偿责任应由王磊承担。至于挂靠经营协议与承包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系合同当事人内部约定，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各方可在承担责任后依据合同相对性予以追偿。
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68692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3161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563元、营养费1050元、交通费1703.7元、鉴定费14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关于医疗费，原告主张168777.48元，其中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106963.93元、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52682.95元、2015年7月31日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费用427.7元、急救费用210元，共计160284.58元，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提供了医疗机构出具的发票、收据，结合病历和病情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原告支出的医用器具费6000元，有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病情证明及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行花费的徐州市泉山区奎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费2492.9元，因无证据证明其关联性，暂不予处理，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
关于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每天20元标准略高，应调整为每天18元，应为5670元（住院315天ｘ18元/天）。
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769800元，包括住院期间的315天及出院后的二十年。对于原告主张的315天住院期间的护理费318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出院后的护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定残后的护理费从法理上讲属于将来发生的财产损失，即随着护理的延续而产生的损失。对将来发生的财产损失，现有法律设计并未采用定期金给付的赔偿形式，从上述法条的含义看，应该是判决一次性赔偿。但该司法解释有关“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的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原告主张的二十年即为此法律规定的上限。司法实践中，自由心证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对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护理费的赔偿，要征求赔偿义务人的意见，如果其愿意一次性赔偿，法院可以判决不超过二十年的一次性赔偿；第二，如果赔偿义务人不同意一次性赔偿，则不宜判决一次性赔偿二十年的护理费。其理由是：1、如果赔偿义务人的经济状况××，一次性赔偿可能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2、受害人一次性取得将来发生的财产损失赔偿款，实际同时占有了赔偿款的预期利息，虽然司法解释采取了定型化赔偿的方式，不计算提前占用资金的利息，但在实际适用时，仍然应该考虑公平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利益失衡；3、一次性赔偿判决后，执行过程中或者执行完毕后可能会出现受害人病情变化的情形，法院判决已产生既判效力，受害人获取这笔款项后，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其如何使用、在几年内使用，均是受害人自己的权利，如果出现赔偿义务人无权索回的情况，就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随着物价的市场变动，几年过后，现在的护工标准是否能够满足受害人的实际需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此，合理的护理期限应根据受害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本案中，受害人年龄较大，健康状况××，生命体征不够稳定，且被告均不同意一次性赔偿，综上，本案先确认十年的护理期限，这是对双方权利的同等保护。期满后，原告可再行主张。参照当地护工标准每天70元，确认本次诉讼出院后的护理费应为255500元。
综上，原告本次诉讼合理损失总额为1251508.28元，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已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110000元，余额1141508.28元按照责任划分原告自行承担570754.14元，其余部分扣除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商业险限额内赔付133071元，剩余部分437683.14元应由张心意承担，沈志勇、马勇、王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遂判决：一、被告张心意一次性赔偿原告程修田各项损失共计437683.14元；二、被告沈志勇、马勇、王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中，王磊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证各一份，证明涉案出租车（苏Ｃ×××××）经营者为马勇，马勇享有独立的经营使用权，车辆的性质为个体经营。
2、苏Ｃ×××××车辆行驶证一份，车辆外观照片两张，以及徐州市城市客运交通个体劳动者协会发布的客运交通通知一份，证明涉案车辆是按照通知要求以“彭友”品牌经营。
3、个体出租汽车委托服务管理协议一份，证明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仅提供服务并收取服务费对涉案车辆并不享有运营利益，与涉案车辆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
4、徐州市交通运输局文件一份【徐交运管（2013）2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区个体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证明按照通知要求徐州市个体出租车经营者必须纳入个体出租车服务公司，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仅是依据该通知对涉案车辆提供服务、进行行政管理。
经质证，程修田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汽车外观照片仅是说明它是徐州市彭友的品牌，不能证明上诉人王磊的主张；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其证明目的同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出具的挂靠合同相矛盾，而挂靠合同是事故第二天出具的，具有真实性，而且协议的内容代办营运证件、代缴费用是典型的挂靠经营模式，由其是购买保险时以自己的名义购买车辆保险，如是委托合同关系，应以车主的名义代办，此类协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其内容说明涉案车辆不能独立运营，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马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均无异议。沈志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与一审中的证据相矛盾，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认为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二审中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证据2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4，经本院向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徐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核实，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3，程修田虽对证据真实性存有异议，但并未提出证据证实该证据虚假，亦未申请鉴定，结合本院向徐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核实的情况，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就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王磊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王磊作为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的负责人，其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关键是应如何认定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与苏Ｃ×××××号车辆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的“挂靠”指的是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被挂靠人向不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格的挂靠人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结合本案证据分析：其一，苏Ｃ×××××号车辆所有人为马勇，该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登记业主为马勇（个体经营），且马勇也办理了涉案车辆客运出租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二，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区个体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载明：“个体出租汽车纳入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公司实行集中管理，其个体经营者性质不变，双方签订《个体车辆管理服务协议》，明确权利义务。”从该份文件可以看出，个体出租车纳入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公司是为了规范个体出租车管理的需要，其中明确个体经营者性质不变。其三，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与马勇2009年5月26日签订的《个体出租汽车委托服务管理协议》的明确约定：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受马勇委托，提供代办营运证、行驶证等营运证件，代办代缴规费，代办车辆保险，出险后代办事故处理、保险索赔等服务内容；马勇依法享有车辆产权及使用权，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从双方的上述约定可以看出，上述协议签订的背景是马勇应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委托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办理上述服务事项，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按照徐州市交通运输局文件要求提供服务，并履行好教育、监管、考核等义务。其四，从涉案车辆的运营情况分析，涉案车辆是以马勇名义对外运营，结合马勇一审中提交的《出租车承包合同书》（原审卷147页），亦能看出马勇自行将车辆承包给沈志勇经营，承包费为5000元/月。由此可见，涉案车辆在实际运营中，车辆的运营支配权、运营利益的享有者为马勇，而不是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仅是基于其与马勇之间的《个体出租汽车委托服务管理协议》每月收取一定的服务费（2013年之前为50元/月、2013年之后为100元/月），对涉案车辆并没有运营支配权。其五，从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汽车运输咨询服务、汽车租赁，并无出租车营运资质，结合本案马勇具有出租车营运资质；虽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在本案是发后出具了“挂靠证明”，但与上述法律规定的挂靠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之间不属于法律上的车辆挂靠关系。综上分析，应当认定马勇作为CE7935号车辆的经营者，其是以自已名义从事客运服务，享有自主运营权利，其与徐州市九侑汽车出租服务部之间并不构成法律上的车辆挂靠关系，故，王磊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沈志勇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沈志勇主张张心意和马勇之间是租赁关系，但马勇二审中明确表示：“我和张心意根本不认识，我将涉案车辆承包给沈志勇”。在无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成立的情况下，结合沈志勇与马勇签订的《出租车承包合同书》（原审卷147页）中载明的承包方为沈志勇，故对于沈志勇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沈志勇承包车辆后，擅自将车辆交给没有办理苏Ｃ×××××号出租车副驾服务证的张心意进行运营，并收取一定的租金，因此应当认定沈志勇对该车享有运营控制权和运营利益，沈志勇与张心意对程修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护理费、医疗费是否恰当的问题。
1、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程修田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身体严重受伤，一审判决根据其因本次事故造成伤残情况（××），结合本案事件的性质、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支持程修田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2、关于交通费问题。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根据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2014年8月6日交通事故发生后，程修田便入院接受治疗，本案中，程修田对其主张的交通费提交了相应的发票，原审法院结合程修田住院时间、上述发票数额，支持其主张的交通费1703.7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关于鉴定费问题。沈志勇上诉主张程修田提交的鉴定费发票系手写发票，认为该发票不符合税务机关要求的形式。经核查，该发票是原审法院根据程修田申请委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时产生，由徐州医学院出具，明确注明为法医收费1400元，并加盖徐州医学院财务专用章，依法应予支持，沈志勇的该项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护理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本案中，徐州医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认为程修田损伤构成交通事故损伤一级伤残，需长期护理。考虑到本案交通事故对程修田身体机能造成的严重伤害，结合其主要症状、身体及伤残程度，其受伤后确需护理人员对其进行长期护理，原审据此按照当地护工标准计算其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10年护理费，并无不当。
5、关于医疗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程修田因本次事故构成急性开放性颅脑外伤、左脑脊液耳漏、两额颞顶脑组织挫裂伤、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乳突骨折、颅内积气、左额骨、右枕骨骨折，其伤情经徐州市医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交通事故一级伤残，事发后便送至医院治疗，对其住院期间的用药非其所能控制。沈志勇一审质证时虽对程修田用药合理性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启动鉴定程序，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在审沈志勇没有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的情况下，对于其二审提出的用药合理性、治疗合理性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故，原审判决关于本案医疗费的认定正确适当。
另外，关于本案应适用何种标准计算程修田损失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根据徐州市鼓楼区琵琶街道办事处、徐州市鼓楼区琵琶街道办事处李沃社区居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程修田于2009年8月17日在该社区购买房屋，并长期在该社区居住生活。因此，一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程修田的各项损失，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沈志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磊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
二、张心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程修田各项损失共计437683.14元；
三、沈志勇、马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程修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30元，由张心意、沈志勇、马勇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118元、保全费2920元，合计9038元，由张心意、沈志勇、马勇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 运 栋
代理审判员 孙守明代理审判员闫媛媛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俞 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