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维琛，男，1950年12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玉兰，女，1949年11月7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宇红，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男，1967年1月4日出生，丹麦国籍。
委托代理�研，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颖，女，1986年5月30日出生。
上诉人何维琛、梁玉兰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2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7月，何维琛、梁玉兰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与何伟东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合同。2004年，我们之子何晓鹏为与案外人刘岚结婚，购买了位于北京市43号房屋，产生购房贷款37万元，由何晓鹏、刘岚共同偿还。当时何晓鹏与刘岚每月收入仅5000元，偿还贷款后经济压力过大，我们与何伟东于2004年4月10日在北京市侨联律师房玉林的见证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我们以15万元价格将涉案房屋卖给何伟东，以希望用该款帮助何晓鹏、刘岚减轻偿还贷款压力。合同签订后，何伟东支付购房款50000元。由于该买卖产生交易税费，出于对何伟东的信任，我们与其就涉案房屋签订了赠与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以赠与形式掩盖双方买卖之目的，从而避免交纳税款。后何晓鹏与刘岚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且刘岚的父母承诺由他们帮助何晓鹏、刘岚进行还贷。2005年4月15日，何晓鹏、刘岚还清了贷款。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燃眉之急已经缓解，故与何伟东口头协商解除了买卖合同，并将何伟东首付款50000元退还。何伟东担心其父何维桐无人照顾，解除买卖合同后会流离失所。我们双方于2005年3月18日签订了《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602号协议》，我们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协议里明确重申该房屋由何维桐终生居�。上述情况均可证明，我们从未有过将房屋赠与给何伟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系通过赠与形式掩盖买卖真实目的，希望达到避税的非法目的，赠与合同应属无效。现我二人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我们与何伟东于2004年10月1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诉讼费由何伟东承担。
何伟东辩称：我不同意何维琛、梁玉兰的诉讼请求。第一，2004年10月19日，我们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赠与形式经过了公证程序，由北京市公证处出具了（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第二，何维琛、梁玉兰如认为赠与合同无效，应当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而不是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三，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在先，《赠与合同书》签订在后，两份协议相隔6个月之�，双方从未约定为“避税”而签订赠与合同。如果根据买卖协议第4条第3款可知，即使双方履行该协议，房屋过户税费应当由何维琛、梁玉兰负担，我没有必要避税，更不会由此认为赠与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四，涉案房屋为一居室，原由何维琛、梁玉兰居住使用。我和父亲、奶奶一直居住在北京市301号二居室房屋，且至今该房户籍登记显示的户主仍为我的父亲何维桐。在房改时，何维琛、梁玉兰将这两套房屋均登记在其名下，后何维琛、梁玉兰与我父亲换房，并许下将涉案房屋赠与我的承诺，我的父亲搬到了涉案房屋。因此，何维琛、梁玉兰向我赠与房屋是履行承诺的行为，特别是《房屋买卖协议》的解除也是何维琛、梁玉兰考虑历史演变过程的表现。第五，由于涉案房屋一直由我�父亲居住，何维琛、梁玉兰已经承诺将该房赠与我，因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生活，经济条件相对较何维琛、梁玉兰优越，我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本意是给予何维琛、梁玉兰经济帮助，否则双方不会在《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先付五万元，尾款在两年内支付。”并非何维琛、梁玉兰所述我一直未付10万元房款双方达成解除协议。第六，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后，涉案房屋因政策问题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我担心自己不在父亲身边，何维琛、梁玉兰可能将房屋出租、出售他人。2005年3月，我回国后与何维琛、梁玉兰协商，在涉案房屋不能过户的情况下，让他们承诺保证我父亲的正常居住使用。《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602号协议》本身，并未表示涉案房屋“所有权未发生变化”，更未体现“房屋归何维琛所有”。故何维琛、梁玉兰所述与事实不符，双方并不是因解除《房屋买卖协议》才签订本协议，而是涉案房屋存在无法过户的客观情况，使我不得不对房屋权属、父亲居住等问题存在顾虑和不安，从而签订该协议。综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书》是真实有效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何维琛与何伟东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何维琛、梁玉兰与何伟东又签订了《赠与合同书》并进行了公证，该《赠与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有效合同。何维琛、梁玉兰以从未有过将房屋赠与给何伟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何伟东通过赠与形式掩盖房屋买卖真相，希望达到避税的非法目的�主张赠与合同无效。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何维琛、梁玉兰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何伟东订立的《赠与合同书》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45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合同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公民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何维琛、梁玉兰、何伟东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后，双方虽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何维琛、梁玉兰亦未将产权证书交与何伟东，但何维琛与何伟东在2005年3月18日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602号协议》，表明何伟东已经接受赠与涉案房产并由何伟东之父何维桐实际居住、使用。对何维琛、梁玉兰主张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驳回何维琛、梁玉兰请求确认其与WeidongHe-
Gjerloff（何伟东）于二○○四年十月十九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何维琛、梁玉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其二�的主要上诉理由为：我们与何伟东之间不存在房屋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点从双方还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可形成印证；原审判决以2005年3月18日的《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602号协议》认定我们之间存在房屋赠与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我们即便存在赠与合同，也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避税的非法目的，是无效的。何伟东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何维琛、梁玉兰系夫妻，何维琛与何伟东系叔侄。2004年4月10日，何伟东作为甲方，何维琛作为乙方，北京市侨联律师房玉林作为见证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买卖北京市602室（简称涉案房屋），房屋建筑面积43.8平方米，使用面积29.31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15万元，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甲方支付乙方5万元，余款10万元于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支付。协议签订后，何伟东给付何维琛、梁玉兰购房款5万元。后何维琛、梁玉兰将该款返还何伟东。涉案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由何伟东之父何维桐居住。2015年初，何维桐被送至养老院生活，该房现为出租状况，双方均认可租金由何伟东收取。
2004年10月19日，何维琛、梁玉兰作为赠与人，何伟东作为受赠人，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载明：何维琛、梁玉兰系夫妻关系，共有位于北京市602号房产，房产证号码成本价出售住宅京房权证西私字第637**号，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现夫妻二人自愿将各自享有的上述房产份额无偿赠给侄子WeidongHe-
Gjerloff所有。受赠人WeidongHe-
Gjerloff愿意接受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所赠与的上述房产。当日，双方在北京市公证处对《赠与合同书》办理了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
2005年3月18日，何维琛与何伟东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602号协议》，内容为：北京市西城区602号，现由何维桐居住，何维桐系何维琛的长兄。何维琛重申，以上房屋由何维桐永久居住，使他在此和谐地安度晚年，但何维桐需支付该房屋的水、电、煤气、暖气、物业管理费用。
另查，何维琛、梁玉兰提供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欠条、转账凭证、贷款还款记录、还款证明，证明二人出售涉案房屋的真实意思是帮助其子何晓鹏偿还房贷、车贷，赠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005年4月，刘岚之父母给予何晓鹏经济帮助还清贷款，何伟东与何维琛、梁玉兰解除买卖合同关系是符合事实与逻辑的。何伟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赠与合同无关，如果何维琛、梁玉兰当时需要帮助可以�订借款合同。何维琛、梁玉兰提供房玉林律师手写的授权书、视频、账号流水记录及与何伟东的录音记录、光盘，证明当年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买卖房屋，并非赠与，赠与合同应确认无效；何伟东明知公证书无效，但也要通过公证形式向何维琛、梁玉兰索要钱财。何伟东认为何维琛、梁玉兰收取的5万元房款已经退还给其，但不能就此认定双方不是赠与关系。对录音记录及光盘的真实性认可，录音可能有删改遗漏，该录音不能证明何伟东认可何维琛、梁玉兰陈述的事实，反而能证明何维琛、梁玉兰反悔赠与。
何伟东提供证人何1、何2证言，证明涉案房屋的历史演变何维琛、梁玉兰赠与房屋是合情合理的。何维琛、梁玉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质疑，称何1对涉案房屋是有欲望的，该房如属于母亲，其应有份额，故何1与�案有利益关系。对何2的证言认为其目的是和何伟东从涉案房屋中分得利益。
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协议》、《公证书》、《赠与合同书》、通话记录、光盘，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2004年10月19日，何维琛、梁玉兰与何伟东就涉案房屋签订的《赠与合同书》已经�证处进行公证。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何维琛、梁玉兰未举证证明其二人与何伟东就涉案房屋达成的赠与合同存在何种合同无效之法定情形，故何维琛、梁玉兰主张《赠与合同书》无效，缺乏相应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何维琛、梁玉兰之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662元，由何维琛、梁玉兰负担（已交纳4831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662元，由何维琛、梁玉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珊
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
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