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朝行初字第383号
原告陈少先，男，1953年10月15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
法定代表人王华鑫，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晓隆，男，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聂洋，北京市汉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少先（以下称原告）因要求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以下称被告）履行给付政府信息法定义务，于2015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5月21日立案后，于2015年5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晓隆、聂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2013年12月27日向被告提出公开北京捷时利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时利公司）股东盛继昌、许桂珍自然人公民身份号码、住址信息的申请。被告于2015年5月13日对原告作出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5〕第25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主要内容为：经查，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盛继昌、许桂珍个人隐私，被告依法书面征求二人意见并认定其不同意公开。上述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又查，依据生效判决书载明的内容与确认的事实，以及相关复议、诉讼中原告主动提供的证据，原告申请公开盛继昌、许桂珍二人身份证号码、住址信息的用途，是确定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当事人、解决某一特定债权债务纠纷。该用途仅与特定民事主体债权利益相关，不公开该信息不存在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不予公开该政府信息。
原告诉称，原告接受北京劭贤律师事务所指派，代理北京立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追索捷时利公司及股东拖欠的债务。原告在查询捷时利公司企业机读档案时，因被告将机读信息屏蔽了公司股东自然人身份信息，原告无法查明捷时利公司股东盛继昌、许桂珍的身份信息。为此原告向被告申请公开捷时利公司股东盛继昌、许桂珍身份信息。2014年7月4日被告作出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3)第50号-答《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称原告申请获得的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第三方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因此被告不予公开。原告不服，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1月13日，朝阳法院作出（2014）朝行初字第36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告知书，并责令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答复。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三中行终字第3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5年5月7日、5月11日，原告分别持朝阳法院签发的《诉前调查令》、《立案通知书》等材料前往被告档案管理中心，要求调查捷时利公司股东盛继昌、许桂珍的身份信息，被告拒绝接受。2015年5月1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5〕第25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不予公开原告申请的政府信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持有关公函，并出示查询人员有效证件，可以向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书式档案资料查询；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活动，查询人员出示法院立案证明和律师证件，可以进行书式档案资料查询。被告无视上级颁发的有效规章，拒绝承认人民法院的《诉前调查令》、《立案通知书》，限制律师调查权，违反了上述条款的规定。被告的答复，实质是用抽象的“公共利益”否定具体的“民事主体债权利益”，其行为所释放的信号就是，被告主张无条件保护公司股东身份信息，客观上是对诚信社会建设造成更大的破坏，其后果是可能将公司制度演变成诈骗的工具，公司成了诈骗犯罪的防空洞，造成公司的债权人因无法确定公司股东身份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原告认为，被告的信息公开答复藐视和嘲讽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是用行政权公然挑战司法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5〕第25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违法。
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14）朝行初字第361号《行政判决书》、（2015）三�行终字第374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被诉告知书没有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精神来答复。2、《诉前调查令》、《立案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7日去被告档案查询部门，当时出示了法院出具的调查令及授权委托书、律师证复印件，档案部门不接受，也不给查，被告藐视法庭；后原告于2015年5月11日拿着立案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律师证复印件到被告的档案查询部门，结果还是不收也不给查，被告存在藐视法庭的行为。
被告辩称，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决定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记载的身份证号码、住址信息，应属需要保密的公民个人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应予以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也有“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规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以及《北京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经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不同意公开。同时基于本案原告申请公开盛继昌、许桂珍二人身份证号码、住址信息的用途，是确定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当事人，解决某一特定债权债务纠纷，被告认为该用途仅与特定民事主体债权利益相关，不公开该信息不存在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故被告作出不予公开决定，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职责，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是被告根据（2014）朝行初字第361号、（2015）三中行终字第374号行政判决书依法作出，在二审判决生效至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期间，被告政府信息公开部门未�到原告提供的任何新证据，原告所述其于2015年5月7日、5月11日到被告档案管理中心要求查询盛继昌、许桂珍的身份信息的行为与被告此次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无关。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公开决定有法律依据，告知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依据：
（一）证据材料：1、《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原告的律师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信件的来源及申请的信息内容。2、《政府信息公开登记回执》，用以证明被告受理申请的事实。3、两份《政府信息征求第三方意见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用以证明被告对第三方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4、2014年2月8日作出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用以证明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进行答复的事实。5、2014年7月4日作出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报纸公告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进行答复的事实。6、2015年5月13日作出的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用以证明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进行答复的事实。7、《政府信息公开审批单》、《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单》，用以证明被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程序合法。
（二）依据：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57号公布、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用以说明被告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的法定职责，其作出的被诉告知行为的程序和实体处理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本院予以采纳，但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原告所主张的证明目的。2、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纳，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接到原告信息公开申请后作出答复过程的情况。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7日，原告以邮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原告律师证复印件的方式向被告申请公开“捷时利公司股东盛继昌、许桂珍自然人公民身份号码、住址信息”的信息。2013年12月31日，被告收到原告的上述申请，制作了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回字〔2013〕第50号《政府信息公开登记回执》。2014年1月8日，被告对盛继昌、许桂珍分别作出京工商朝信征（2013）第50号-征1、征2《政府信息征求第三方意见书》，并通过挂号信方式向该二人邮寄，但通过查询邮递结果得知，盛继昌、许桂珍并未收到上述《政府信息征求第三方意见书》。2014年2月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3）第50号-答《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决定不予公开原告所申请的信息。原告对该告知书不服，于2014年2月12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过程中，被告于2014年5月14日在《北京青年报》上公告送达上述京工商朝信征（2013）第50号-征1、征2《政府信息征求第三方意见书》。2014年5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出朝政决字〔2014〕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本案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向第三方征求意见的法定程序为由，决定撤销上述《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答复。2014年7月4日，被告重新作出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3）第50号-答《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仍决定不予公开原告所申�的政府信息。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2014）朝行初字第36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3）第50号-答《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告知书》，责令被告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答复。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三中行终字第3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5年5月13日，被告作出被诉的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5〕第25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并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对该告知书仍不服，即又起诉至本院。
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在2015年5月1日实施立案登记制后，其代理北京立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将盛继昌、许桂珍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区人民法院向原告出具《诉前调查令》，希望被告配合予以�询、调取盛继昌、许桂珍的个人身份信息，但被告的档案部门不接受调查令，也不给查询上述信息；2015年5月11日法院予以立案，原告取得了立案通知书，当天原告持立案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律师证复印件到被告的档案部门，结果还是不收材料也不给查询；后来法官通知原告开庭，需要交纳诉讼费，但此时北京立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已下落不明，由于找不到人没有办法交诉讼费，故原告作为特别授权人，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因在立案过程中法院已调取了盛继昌、许桂珍的身份证复印件，故本案中只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本案被告作为北京市朝阳区的工商管理�政执法部门，具有负责与其行政管理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法定职责。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的捷时利公司股东盛继昌、许桂珍自然人公民身份号码、住址的信息，系被告在履行工商管理行政职责过程中获取并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被告认定上述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并履行了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生效判决对此已有确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不向原告公开上述信息是否可能对�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在被诉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中，被告以“原告申请公开盛继昌、许桂珍二人身份证号码、住址信息的用途，是确定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当事人、解决某一特定债权债务纠纷。该用途仅与特定民事主体债权利益相关”为由，认为不公开上述信息不存在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申请公开涉案信息的用途和目的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必须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框架内予以考虑和判断。
（一）申请信息公开用途和目的的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根据该条规定，申请人只有基于对生产、生活、科研等方面的特殊需要，才能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属于行政给付的性质，行政机关在接到给付政府信息的申请后，应对申请人的申请目的进行适当的审查。本案中，原告申请涉案信息的目的是用于其委托人起诉盛继昌、许桂珍所用。对于上述目的，原告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已通过提交材料、口头告知等形式向被告进行了表达，且在上次诉讼中被告对该目的也应知晓。故被告在判断是否公开涉案信息时将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用途和目的作为基本考虑因素是正确的。
（二）《公司法》所确定的基本执法原则的遵循。
《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公司法》实施的主要执行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应当遵循该法确定的依法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原则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原则。本案中，盛继昌、许桂珍是公司股东，原告所代表的是公司债权人，被告在信息公开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对该两方予以同等保护，不能对双方所享有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偏倚处理。如果被告对于本案的处理结果导致公司债权人不能通过法定程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则被告的做法将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三）原告所代表的类型化背景因素的考虑。
《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陈述其委托人就是依据该条规定准备起诉盛继昌、许桂珍要求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但无法获得该二人的身份信息便无法予以立案。原告的委托人与盛继昌、许桂珍的法律关系具有类型化背景，如上所述，原告的委托人代表了公司债权人的角色，盛继昌、许桂珍则代表了涉嫌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公司股东的角色。因此，被告如何处理本案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涉及到公司债权人这一类主体在进行同类信息公开申请会得到如何处理的示范或波及效应。如果认定被告在本案中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是合法的，则意味着所有债权人都不能通过此种方式获得公司股东的身份信息而用于起诉股东。
（四）能否从其他机关获取信息的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因此，公司登记机关是获取和保存公司股东身份证明的法定机关。本案中，原告陈述如果其不能通过被告获取涉案信息，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信息。
本院注意到，原告陈述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其在未取得涉案信息的情况下，法院也给予了立案，并且由人民法院向被告调取了涉案信息，从而原告也间接获得了涉案信息。本院认为，该种获取涉案信息的方式不是常态方式，不能以法院行使调取权掩盖被告作为行政机关是否应该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问题。常态的方式是，被告在接到公司债权人的公开股东身份证明的申请后，在债权人没有其他获得途径的情况下，被告如何判断和处理。
（五）原有登记档案查询规定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关系理解与处理。
《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第五条中规定，企业登记档�资料的查询，按照提供途径，可以分为机读档案资料查询和书式档案资料查询。机读档案资料的查询内容，包括了出资人等企业登记事项，包括了法人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等企业登记报批文件。书式档案资料的查询内容包括核准登记企业的全部原始登记档案资料；第六条规定，各组织、个人均可向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机读档案资料查询；第七条中规定，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活动，查询人员出示法院立案证明和律师证件，可以进行书式档案资料查询。书式档案资料中涉及的机密事项，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方可查阅。参照上述规定，律师在出示法院相关材料后可以进行书式档案资料查询，而书式档案资料的查询内容包括了核准登记企业的全部原始登记档案资料。本案中，原告主张按照上述规定，其有权获得涉案股�的身份信息。而被告主张本案应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在《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未被废止的情况下，被告并不能明确说明该办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如何衔接和执行。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接到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当依照《公司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但被告在本案履行信息公开职责过程中，仅以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用途与特定民事主体债权利益相关为由，认定不公开涉案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并未考虑本院上述所指出的因素，本院应认定被告履行行政职责不完全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因原告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涉案信息，本院已无必要判决被告重新履行法定职责，故本院应确认被告在本案中履行行政职责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作出的京工商朝信息公开告字〔2015〕第25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世奎
人民陪审员 徐 强
人民陪审员 李 勤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骆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