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14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若飞，男，1982年12月27日出生，土家族。
委托代理人吴文毅，福建中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亚芳，福建中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泉州华成包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蒙科技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蔡晓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华，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珍珠。
原审被告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弥敦道610号荷李活商业中心1318-19室。
法定代表人白若飞，该公司董事。
上诉人白若飞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泉民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泉州华成包袋有限公司（下称华成公司）原审诉请判令：一、白若飞向华成公司支付加工款共计163666元；二、白若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中，因追加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下称吉利源公司）为共同被告，华成公司变更第一项诉求为：白若飞、吉利源公司共同支付加工款共计163666元并从2012年12月28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原审查明：白若飞在泉州市北峰工业区挂牌经营“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委托华成公司加工包袋及包袋相关产品。2012年1月19日，白若飞在一张体现加工款共计277800元、名为《吉利源白若飞应付华成货款结款如下》的结算单上签署“单价确认、金额确认，材料明再核对。白若飞”。上述结算单签订后，双方又于2012年12月28日再次进行对账结算，白若飞出具了一份名为《货款》的结算单给华成公司，根据该结算单的内容，尚欠华成公司的加工款额为163666元，白若飞一方尚有部分水洗布材料在华成公司仓库内。2013年3月，华成公司委托邱天伟到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内催讨加工款，与白若飞发生纠纷，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北峰派出所对二人进行调解。因催讨加工款未果，华成公司遂于2013年7月24日向法院提出诉讼。
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并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吉利源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体现，该公司原名香港龙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10日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16日更改名称为“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弥敦道610号荷李活商业中心1318-19室，白若飞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
原审归纳本案焦点：一、与华成公司发生加工合同关系的主体是白若飞还是吉利源公司，本案的加工款应当由哪一主体或由白若飞、吉利源公司共同偿付。二、诉争的加工款的数额是多少。
对于争议焦点，华成公司认为，其主张的本案加工合同的相对方是白若飞，因白若飞提供了吉利源公司的相关材料，为了查清事实，华成公司申请追加该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但华成公司认为应由白若飞个人承担付款责任。香港的吉利源公司若要在内地进行相应民事活动，应在内地登记相应的分支机构，白若飞并没有在内地注册登记分支机构，也从未告知或出示该企业的相关信息给华成公司，华成公司不知道这一主体的存在。一般情况下，加工物是由白若飞通知华成公司，再由华成公司送到白若飞指定的址于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的一个办公场所，该办公场所有挂着“吉利源公司”的招牌。一直以来，华成公司都是和白若飞发生加工承揽关系，华成公司在结算单上注明“吉利源白若飞”也是确认与白若飞发生关系，而不是跟香港的这家吉利源公司发生关系。此外，吉利源公司原审没有到庭或提交答辩意见，白若飞主张加工合同一方主体是吉利源公司并未得到其确认。所以本案加工合同的主体是白若飞而不是注册于香港的吉利源公司。白若飞实际所欠的加工款就是2012年12月28日名为《货款》的结算单载明的“46866元＋116800元”即163666元，下面之所以附注“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是指同一单中已经出货的包价值116800元应计入结算款中，另外8000个包未出货另行结算。因为原材料是白若飞提供的，要扣除，还有一部分是库存的原材料还要另行结算，所以8000个没有出货的包出货后还要另行结算，结算时要扣除提供的原材料和库存的原材料，价格不一定是116800元。另外，白若飞并未提供材料明细单给华成公司，白若飞还有部分水洗布材料在华成公司，但后来华成公司已经无法找到白若飞。白若飞认为，本案加工款结欠主体为吉利源公司，白若飞只是以该公司代表人名义进行经营，即使吉利源公司没有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也不会将公司责任转移给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且华成公司出具的对帐单（结算单）上也注明“吉利源”，这家吉利源公司是在华成公司与白若飞合作关系期间设立的，华成公司是知道吉利源公司的存在的。白若飞在泉州市没有固定的经营地点，而是在泉州市北峰工业区临时租用一个办公地点，该办公场所的招牌是“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加工物并没有送到北峰工业区的这个地点，而是叫华成公司直接送到厦门或广州的港口，用来出口。2012年12月28日白若飞出具给华成公司的单据一共有两张，包括《材料明细单》，都明确了一个事实，吉利源公司明确结欠的货款是46866元，另外116800元是对未出货的8000个包的数额的计算，用加号分项列明，而不是对实际总额的确认，因为华成公司未将8000个包发货给吉利源公司，所以关于116800元加工款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
原审对焦点一分析认为，白若飞提供的证据中，除其提供的用于证明吉利源公司主体情况的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本案加工合同的主体应结合双方均确认的2012年1月19日名为《吉利源白若飞应付华成货款结款如下》的结算单、2012年12月28日名为《货款》的结算单证据及双方的陈述进行判断。从前一份结算单标题书写“吉利源白若飞应付…”，将白若飞列作付款主体，并由白若飞进行确认这一形式，可以印证华成公司在交易过程中至少是将白若飞认定为付款义务人。该份结算单系华成公司打印供委托加工方对帐、确认的单据，最后由白若飞作出相应的确认，后一份结算单则由白若飞本人出具，两份结算单据均没有加盖吉利源公司的印章。在这两份结算单据中，虽有体现“吉利源”的字样，但没有载明白若飞所主张的合同主体“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这一全称，也没有体现该主体与香港的吉利源公司系同一主体或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份结算单据虽体现委托加工方披露了“吉利源”这一主体，但并未明确该“吉利源”就是指向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吉利源公司。从华成公司与白若飞双方的陈述来判断，双方均认可白若飞在泉州市北峰工业区有一个挂牌为“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本案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白若飞曾经向华成公司披露白若飞所代表的是注册于香港的吉利源公司，或者址在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是注册于香港的吉利源公司在泉州市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华成公司欲催讨加工款，也是到位于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找白若飞主张权利。另外，本案原审中，白若飞所提供的一张公司员工的名片也将“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的地址列在泉州市而非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也说明在交易过程中，其并未披露合同相对方为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吉利源公司。那么，既然白若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披露委托加工的主体为本案吉利源公司，对于华成公司而言，其所认知的、白若飞所经营的“吉利源”应是指址于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由于该公司并未在泉州市进行工商登记，则华成公司有权向行为人白若飞主张权利。此外，在本案原审中，对于华成公司的主张，吉利源公司也未作抗辩或对白若飞所主张的代表行为作出确认，故应当认定本案加工合同的主体是白若飞，本案加工款应当由白若飞偿付。
原审对焦点二分析认为，华成公司主张白若飞所欠加工款为163666元，其主要依据是2012年12月28日名为《货款》的结算单。该结算单由白若飞出具，载明“吉利源欠货款46866元＋116800元”，“116800元”的下方即第二行以括号附注了“（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华成公司认为，116800元是指已经出货的包的加工款额，属于已结算的部分，而附注的括号内容指8000个没有出货的包待出货后再另行结算；而白若飞则提出不同的理解，其认为116800元就是指未出货的8000个包的加工数额，由于华成公司未将8000个包发货，故只需支付46866元。白若飞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其自己单方书写的名为《材料明细单》的复印件，主张该《材料明细单》与名为《货款》的结算单同时提供给了华成公司，从该《材料明细单》载明的“吉利源欠货款46866元，另8000个背包华成未出货值116800元另计”可以印证自己关于加工款为46866元的主张。原审认为，首先，白若飞提供的该《材料明细单》为一份复印件，内容为其单方书写的关于华成公司应退回“吉利源”的材料及数额，没有华成公司确认的内容。虽然名为《货款》的结算单中最后一段注明“另外部分水洗布材料还在华成仓库，具体计算金额以材料明细单为准”，但这份结算单实际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对加工款的结算（结算单据将加工款称为“货款”），并注明“以上为吉利源与华成所有帐目，已核对”以及落款时间，下半部分则专指还在华成公司仓库内的水洗布材料，与已结算的部分是相区分的。这意味着这份结算单据首先是对加工款的结算，其次才对涉及材料的问题作出补充式的说明。那么《材料明细单》是否已经提供、是否经过双方确认，是一份何种形式的单据，从上述文字内容尚不能明确，而白若飞提供的《材料明细单》复印件仅有白若飞本人的确认，仅凭该单方确认的明细单，尚不足以推断出华成公司持有白若飞所提供的该份《材料明细单》的原件而拒不提供，所以白若飞提供的该《材料明细单》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其次，结合名为《货款》的结算单上下文的内容，按照通常的理解，下半部分提到水洗布材料“具体计算金额以材料明细单为准”，说明还有部分材料款未结算，这与华成公司所陈述的“（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是指8000个没有出货的包出货后还要另行结算，结算时要扣除原材料，价格不一定是116800元，而“46866元＋116800元”中的“116800元”是指已经确定了价格，属于可结算的范围是相吻合的。且从“未出货另计”的文义来理解，所谓的另计指另行计算，也不应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一般情况下，“＋”代表累加的意思，若“116800元”就是指双方同意另计的8000个包的款项，则该数字应另行表述和注明，而不应与“46866元”相加。故华成公司的主张更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原审予以采信，本案加工款应认定为46866元与116800元的相加，即163666元。
原审认为，本案系涉港加工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适用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
本案白若飞以其在泉州市北峰工业区经营的未经工商登记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名义委托华成公司加工包袋及包袋相关产品并结算加工款项，相应的加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定作人应当支付加工报酬给承揽人。白若飞主张委托华成公司进行加工的合同主体为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吉利源公司，但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白若飞未对华成公司就此作披露，故华成公司有权向行为人白若飞主张权利。根据白若飞出具的结算单据的内容，白若飞应当支付华成公司163666元加工款，至于白若飞尚有部分水洗布材料在华成公司仓库内，双方可另行结算。在债权债务关系确定后，白若飞未能及时偿付加工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本案加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白若飞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故华成公司关于由白若飞支付163666元加工报酬并支付自2012年12月28日结算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求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审予以支持，但其同时请求吉利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依据，且其亦在本案审理中确认应由白若飞个人承担责任，故原审对其该部分诉求予以驳回。白若飞关于应由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吉利源公司承担支付加工报酬的责任、且应当支付的加工报酬仅为46866元等辩解缺乏依据，原审不予采纳。吉利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白若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泉州华成包袋有限公司加工报酬163666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2年12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泉州华成包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73元，由白若飞负担。
一审宣判后，白若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白若飞个人承担付款责任错误。《吉利源白若飞应付华成货款结款如下》、《货款》这两份结算单体现的结欠主体都不是白若飞个人，而是吉利源公司。另，华成公司在原审诉状中也写明白若飞是以吉利源公司名义与其进行业务往来。因此，不能因吉利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而不是在内地注册，就认定吉利源公司在内地经营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归白若飞个人承担。二、本案诉争加工款的数额应为46866元，原审认定为163666元错误。上诉人实际上于同一天写了两张单据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原审却只提供第一张名为《货款》的结算单。在第一张名为《货款》的结算单中，46866元后“＋116800元”只是对未出货的8000个包的金额确认，这也与名为《吉利源白若飞应付华成货款结款如下》的对账单所体现包的价格相吻合。此外，出货作为华成公司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在双方对以上内容理解有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应当就对账单上的包已经发货给上诉人进行举证，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送货凭证的情况下，原审以日常经验和逻辑推断进行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成公司答辩称：一、原审认定由白若飞承担付款责任正确。被上诉人原审据以主张加工款的结算单是由上诉人个人签署，且标题“吉利源白若飞应付······”明确了结算及付款主体是上诉人。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进行业务往来时，并未披露香港的吉利源公司，同时，“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也未在内地进行任何登记，被上诉人也从未与这家公司进行过任何业务往来，故上诉人主张由“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二、原审认定加工款数额正确。《货款》体现的很清楚，已经核对的部分的账目有两部分，是“46866元＋116800元”及“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双方核对过对此无异议。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材料明细单》系复印件且未经被上诉人确认，根本无法证明8000个包的货款是116800元，也无法证明“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指向的是116800元的货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没有新证据提交。
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吉利源公司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人，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适用涉外案件集中管辖的有关规定。本案是加工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在原审法院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集中管辖权。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原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本院予以认可。
本案的关键争点之一，上诉人白若飞是否承担本案合同项下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交易、结算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吉利源白若飞应付华成货款结款如下》、《货款》等证据上体现的华成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均表述为“吉利源白若飞”或“吉利源”。而从查明事实看，白若飞虽在泉州市北峰工业区有一个挂牌为“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但该主体并未在泉州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故无法将本案的合同订立主体认定为该“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其次，双方的陈述均指向华成公司是与所谓的“吉利源”进行交易，但在案没有证据显示白若飞曾向相对方披露该“吉利源”是本案原审被告吉利源公司，相反的，上诉人原审举证的其员工的名片将“吉利源”的地址载明为泉州市的某个地址，并非吉利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或其他与该公司有关的地址，上诉人也未主张或举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吉利源公司曾在泉州市设有相关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再次，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据上均是白若飞个人进行签署确认，并未体现吉利源公司对上述结算的确认，在案证据也未反映吉利源公司事后对白若飞的上述行为进行追认。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涉案的合同交易主体并不能明晰地指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吉利源公司，未经注册登记的“吉利源企业有限公司”也无法承担本案的合同责任，原审认定由行为人白若飞个人承担合同责任正确，本院予以认可。
本案关键争点二是涉案加工关系欠款数额的认定。上诉人二审是对其中“＋116800元”部分提出异议，认为该款项应与其下方括号中的“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内容结合理解，该部分款项是此8000个未出货包的金额之确认，为此，援引了《材料明细单》的复印件等证据中的数额及表述进行佐证，上诉人还进一步主张被上诉人应对该款项涉及的包已经发货进行举证。对此，本院认为，《材料明细单》体现的是上诉人单方书写制作内容，且是复印件，并未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对此单据的确认或接收，故原审不采信该证据正确。对于《货款》中的第一部分“46866元＋116800元”书写内容的理解，上诉人主张“＋116800元”是另计，其理解与通常的文义理解相悖，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因为如果该8000个包未出货需要另计，按照一般的商业结算方式，不会在该《货款》中予以明确体现，而应按括号中“8000个包未出货另计”的方式另行计算，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与该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也相悖，本院不予支持。《货款》体现的结算数额、内容是明确、具体的，可资采信，基于此，对于上诉人另提出被上诉人应对确认款项项下的包已经送货进行举证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元，由上诉人白若飞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判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果
代理审判员 林文勋
代理审判员 陈延忠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定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