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37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602室。
法定代表人：张孟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文，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东，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699号。
负责人：楚金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定春，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迪锋，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录安洲港区大道18号。
法定代表人：周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平，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以下简称云峰贸易二部）、原审第三人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录安洲码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5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淮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文、孙忠东、被上诉人云峰贸易二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定春、董迪锋及原审第三人录安洲码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淮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云峰贸易二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其与云峰贸易二部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3年5月30日前，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此前双方对此业务的履行不存在任何争议。然而直到2015年8月3日，云峰贸易二部才突然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而云峰贸易二部提起本次诉讼是在超出合同签订时间及约定履行义务时间达二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提起的，其行为显然已超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也超出二年的诉讼时效，于理于法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二、其与录安洲码头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已实际交付货物，并不存在云峰贸易二部所称的违约行为。三、三方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文件资料有多次表明传真件有效且写有传真号码，一审法院否定传真件的效力有失公平公正。一审法院曲意取舍证据、否定录安洲码头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及复印件证据，有失公允。
云峰贸易二部辩称，一、淮矿公司至今未举证证明涉案货物已在录安洲码头卸货或卸货后货权已转移给云峰贸易二部。二、云峰贸易二部在2014年8月至9月间，对货物进行盘点才发现已支付货款的4万余吨煤炭不知去向，也查不到收货或销售货物的凭证，在此情况下才发出解除合同函件并提起诉讼，故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除斥期间。三、云峰贸易二部付款并不代表淮矿公司已经交付货物，淮矿公司应举证证明其交货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录安洲码头同意淮矿公司的上诉请求。
云峰贸易二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淮矿公司返还云峰贸易二部货款26,168,633.02元；2.淮矿公司支付云峰贸易二部违约金5,233,726.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8日，云峰贸易二部与淮矿公司签订编号为YFHG-
M-C-1307“煤炭供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云峰贸易二部向淮矿公司采购40,000吨（实际交货数量可由＋－5％浮动）“同忻忧”煤炭；2013年5月30日前交货；录安洲码头到岸交货；录安洲码头有关的港务事宜及费用由云峰贸易二部负责，淮矿公司负责租船运输本合同煤炭并承担海运费用，除海运费用外船舶相关的一切费用（含滞期费）均由云峰贸易二部承担，自货物越过装运港船舷后风险及货物保险费等费用均由云峰贸易二部承担；实际装船数量以装船港港务局港航交接水尺计数为准；质量以双方认可的具有国家煤炭质检资格的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在装船时进行采样化验，检验费由淮矿公司支付，并以此化验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到岸含税基本价638.89元/吨（如遇煤炭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协商确定）；实行含税煤价一票结算，该合同签订后云峰贸易二部在3个工作日内，应向淮矿公司支付本批次煤炭总货款的20％作为保证金（5,100,000元），淮矿公司收到保证金后，该合同生效；淮矿公司收到全部煤款后向云峰贸易二部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云峰贸易二部需在淮矿公司支付煤款后25日内结清全额货款，如淮矿公司没有按期收到全额货款则视云峰贸易二部违约，保证金不予返还，淮矿公司有权扣留并自行处理及出售该批次煤炭，并终止合同；由于云峰贸易二部违约给淮矿公司造成损失的，由云峰贸易二部承担赔偿责任；淮矿公司不能按期按质按量交付货物，应承担全部货款的20％的违约金，对于给云峰贸易二部方造成损失仍应负赔偿责任。
2013年5月13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5,238,898元，对应支付凭证摘要一栏记载：“保证金”。
2013年5月20日，淮矿公司作为甲方、云峰贸易二部作为乙方、录安洲码头作为丙方共同书立一份“委托书”。该份委托书记载：“兹有｀国电2＇轮第1308航次，从秦皇岛港装船，煤炭数量41,010吨。甲方委托乙方办理该船在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公司货物调入的相关手续，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约定：1、甲方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将全部货物销售给乙方，如乙方在双方约定期限内未能结清煤款，甲方有权自行处理货物。2、该船货物在码头调入调出及堆存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3、该船货物到港后数质量盈亏由乙方负责，由乙方负责筛选，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甲方货物到港后，堆放到乙方在丙方租赁的场地内。5、该船货物进入场地后货权仍为甲方，调出时需有甲方出具相关证明，丙方才可放货出港。
2013年5月28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317,265元。同年5月30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2,257,220元。同年6月19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1,500,000元。同年6月24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2,200,000元。同年6月25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800,000元。同年7月2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1,300,000元。同年7月12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1,660,000元。同年8月1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10,748,692.30元。上述汇款凭证摘要一栏均记载：“货款”。同年8月29日，云峰贸易二部支付淮矿公司146,557.72元，对应汇款凭证摘要一栏均记载：“往来”。上述款项（包括保证金）合计26,168,633.02元。
之后，云峰贸易二部在对堆放于录安洲码头的煤炭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涉案合同的交易标的没有交付。故其于2015年8月3日向淮矿公司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告知淮矿公司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货款。淮矿公司于同年8月6日收受。因无结果，遂涉诉。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云峰贸易二部、淮矿公司的诉辩意见，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交易标的“同忻忧”煤炭是否交付。
涉案合同记载的交易标的为“同忻忧”煤炭40,000吨（+-5％浮动）。委托书记载的关于货物交付的内容有以下几点：1、“国电2”轮第1308航次从秦皇岛港将41,010吨煤炭装船运至录安洲码头处，由淮矿公司委托云峰贸易二部办理调入货物的手续；2、该船货物到港后，堆放到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租赁的场地内；3、该船货物进入场地后货权属淮矿公司，调出时凭淮矿公司出具的证明，录安洲码头放货出港。
依据委托书载明的上述交付内容，即使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处接收了交易标的，淮矿公司与云峰贸易二部之间也没有完成货物的交付，云峰贸易二部仅是受委托办理调入，因为货物进入场地后货权仍属淮矿公司。因此，淮矿公司的转移货权证明以及由云峰贸易二部签字盖章的录安洲码头的出门证相结合，才是交付凭证。从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来看，“货权转让函”、“发货通知单”、“单证”共同构成了涉案买卖合同的交货凭证。现四份“货权转让函”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但在从淮矿公司出具后最终到达录安洲码头，中间缺少与云峰贸易二部的交接痕迹，所以也不能与全部为复印件的“发货通知单”相互印证。诉讼中，淮矿公司认为该些复印件均为传真件的复印件。一审法院以为，就传真件作为诉讼上的一种证据方式而言，它具有较为特殊的表现形态与认定方式。这是因为，凡是发送的传真件，传真件的原始件只能留在发传真的人手中，而接受该传真的人手中收到的只是该传真件的复制件，并且，传真机上装载的传真纸是一种特殊品质的纸张，该纸张上显现的字迹不利于长期保存。从技术角度上而言，传真机在发送传真件的过程中实际上发挥着一台复印机般的功能，只是传真纸与复印机上所使用的复印纸存在品质上的差异。正是因为传真件这一特殊品质与表现形态，使得传真件作为一种书证在被利用上与普通书证具有较大差别。通过传真机发出的传真件本身不具有原始件的特征，因此，传真件不能作为适格的检材，从而无法通过鉴定的方式来对该传真件的真实性与否作出判断。可见，当一方当事人将传真件作为一种证据方式时，就要求查明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将相互发送传真作为表达其意思表示的载体与方式，如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交换的名片、发送的产品目录、广告、刊物等媒介当中是否载明有传真号码等信息资料，这些信息资料可作为有关当事人将发送传真作为其意思表示的表达方式的证据。庭审中，淮矿公司、录安洲码头均认为当事人之间往来绝大部分为传真方式，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而最关键的录安洲码头出具的用于其装卸码头出库的所有“单证”（不可能为传真件），竟然都没有云峰贸易二部方的签名或盖章。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货权已经转移至云峰贸易二部的事实。另外，发货通知单（均为复印件）以及一份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的手写出库通知单记载了经办人为陈某。而对于陈某身份的举证，因云峰贸易二部否认其为云峰贸易二部员工或委托代理人，所以，相应举证责任在于淮矿公司和录安洲码头。现淮矿公司及录安洲码头均举证不能，一审法院在此无法认定陈某的身份。退一步来说，即使陈某是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处的现场员工或委托代理人，若干份发货通知单亦不可能均采用传真方式通知录安洲码头，用于货物出库的“单证”也没有陈某签名。因此，41,010吨“同忻忧”煤炭已经交付的事实无法认定。
一审法院还注意到，淮矿公司提交作为证据的“船舶载运货物清单”原件显示涉案货物的中转港为“常州录安洲”，到达港为“武汉10,000吨、赤壁5,000吨、岳阳10,000吨、重庆10,000吨、淮阴6,000吨”，与淮矿公司强调的在录安洲码头处交付完毕显然也存在矛盾。该证据恰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何涉案“单证”没有云峰贸易二部方的签名或盖章的原因。由此，云峰贸易二部支付全额货款以及收取淮矿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能证明淮矿公司交付了货物。
至于淮矿公司认为云峰贸易二部解除合同函件送达淮矿公司的时间是2015年8月6日，但合同约定2013年5月30日前交货，至2015年5月29日，云峰贸易二部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故云峰贸易二部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为，云峰贸易二部与淮矿公司解除涉案买卖合同，云峰贸易二部行使的是解除权。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无论是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属于除斥期间。因双方对此并无约定，合同法上除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期间规定为一年外，其他合同的法定解除期间没有类似规定。因此，淮矿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淮矿公司违约不交付货物，云峰贸易二部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合同已经解除。故在合同解除后，淮矿公司有返还货款和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淮矿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云峰贸易二部货款26,168,633.02元；二、淮矿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云峰贸易二部违约金5,233,726.6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98,811.80元，由淮矿公司负担。
云峰贸易二部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淮矿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一、2013年6月9日云峰贸易二部出具的确认书（传真件）及录安洲码头出具的货物放行证（原件）、2013年6月18日云峰贸易二部出具的确认书（传真件）及录安洲码头出具的货物交接清单（原件），用以证明当时国电2船煤炭已处于云峰贸易二部的实际控制之下。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淮矿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符合二审新证据要件，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录安洲码头质证认为，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认为因时间久远，原件刚刚找到，货物放行证及货物交接清单虽无云峰贸易二部的签字、盖章确认，但与确认书能相互印证。对于该些证据的认定，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2013年8月1日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出具的函及2016年12月11日黎坤和陈某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陈某是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的现场办事人员。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陈某并非其员工。录安洲码头质证认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清楚，对淮矿公司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鉴于函及通话录音中所涉的相关人员均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证，对相关人员身份的真实性，本院难以确认。
三、装卸费、堆存费对账单、堆存费减免申请、电汇凭证、增值税发票、电费、水费收据复印件等，证明截止2014年8月26日云峰贸易二部船名为国电2的煤炭10,073.98吨在录安洲码头产生装卸费、堆存费等。云峰贸易二部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部分不予确认，有部分存疑。由于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有很多煤炭，故该些证据不一定有关联。录安洲码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认为货物和发票能一一对应，对账清单上对货物都有记载，云峰贸易二部确认后再由录安洲码头开具发票的。本院认为，淮矿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中显示的云峰贸易二部对于国电2船所涉10,073.98吨煤炭的堆存费，该证据对于堆存费的计算、减免及款项的交付有完整的记录，云峰贸易二部并未提供证据推翻该些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四、2014年8月27日云峰贸易二部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原件）、2014年9月11日录安洲码头出具的过镑单明细（复印件）、2015年1月21日被上诉人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复印件，但XX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吕某签字是原件），2015年1月22日云峰贸易二部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截止2014年8月27日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仓储的煤炭中包含国电2船的部分煤炭，且经双方确认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的煤炭均已处理完毕。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货权转移证明中公章大小不同，故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货权转移证明不能证明是国电2船的煤炭。录安洲码头对证据四予以认可，并认为公章大小不同，可能是因为传真时缩小所致，并认为2015年1月21日时因前期经办人员均已找不到，故由吕某代表云峰贸易二部到现场处理时签署货权转移凭证。本院认为，尽管2014年8月27日货权转移证明（原件）中确有加盖有云峰贸易二部红色、黑色各一枚公章，且大小不一致，但以此并不能否认该货权转移证明中云峰贸易二部加盖的红色印章的真实性，同时，云峰贸易二部虽否认该货物转移证明中所载的15,000吨货权转移的是国电2船的煤，但其亦未举证证明该货物转移的是云峰贸易二部在录安洲码头存入的其他煤炭。对于其他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一并予以认定。
五、水路货物运单（原件）、录安洲码头关于国电2船煤炭发货情况统计表（复印件）、港口装卸作业协议，证明云峰贸易二部将国电2船的煤炭对外销售。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对证据五的运单及统计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按此协议的约定货权转移必须要有书面原件。录安洲码头质证认为，对证据五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并认为货权转移证明的原件是有的，但只有一份，且已交给云峰贸易二部，传真件及陈某现场签字均属于书面指令。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各方对于港口装卸协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云峰贸易二部亦未提供证据推翻水路货物运单的真实性，对此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统计表，因未经双方确认，本院对此亦不作评判。
六、水路货物运单、船舶载运货物清单及专业煤炭码头公司货物交接清单、内贸煤炭港口作业合同，用以证明煤炭交易行业中，存在在交易环节中可多次随意改变煤炭名称、船舶载运货物清单中记载的到达港、目的港是一种预估最终流向等惯例。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录安洲码头对证据六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是淮矿公司为证明行业中的交易习惯而提交的，但仅凭案外人的几份合同或运单等，本院无从由此予以推断，故本院不予确认。
录安洲码头提交如下证据：
一、2014年6月10日XX公司出具的关于支付场地租赁费的函（原件），用以证明XX公司对云峰贸易二部存放在录安洲码头处的煤炭进行清场前对费用的确认，并认同货物是在港的。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该证只是对装卸费、堆场费的确认，与货物收取及发货无关。淮矿公司质证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同时认为，XX公司与录安洲码头间是没有业务的，由此可证明XX公司与云峰贸易二部实际是同一家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录安洲码头提供的证据与淮矿公司提供的证据三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确认。
二、放货通知单、货权转让函及电子邮件的公证书一份，用以证明陈某代表云峰贸易二部以电子邮件方式将货权转移函件发送给录安洲码头及货物已按云峰贸易二部要求发送。淮矿公司质证认为，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而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公证书无法确认发件人的真实身份，故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录安洲码头已通过电子邮件公证的方式固定该电子邮件的发送时间及内容，而云峰贸易二部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认定，从此证据中可以显示，淮矿公司、云峰贸易二部及录安洲码头曾于2013年5月30日、2013年7月24日对涉案煤炭的货权转移进行过确认。
三、港口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的公证书，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货权均已转移至云峰贸易二部。淮矿公司质证认为，该系统对于录安洲码头的每一笔货物出库信息均有及时如实地客观记录，故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云峰贸易二部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否认。本院认为，鉴于该系统是录安洲码头的内部系统，且录安洲码头仅提供部分单证，故对此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审中，云峰贸易二部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通过云峰贸易二部向淮矿公司发送提货联系函、淮矿公司向云峰贸易二部发送货权转让函、淮矿公司向录安洲码头发送放货通知单等方式，淮矿公司陆续将涉案的煤炭货权转移给云峰贸易二部。
本院认为,云峰贸易二部以其已付款而未收到货为由，要求淮矿公司返还已支付货款，故本案二审的争议仍在于涉案货物是否交付。
首先，根据“港航货物（煤炭）交接清单”、“船舶载运货物清单”及“水电货物运单”的显示，涉案的货物已在2013年5月16日由船方运载至录安洲码头，虽然“船舶载运货物清单”有录安洲码头为中转港及“武汉”等地为到达港的记载，但该记载并不能否定涉案货物曾到达录安洲码头的事实。
其次，至于货物到达录安洲码头后，货物交付的认定，应由各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证明。淮矿公司、录安洲码头以云峰贸易二部向其发送的提货联系函、其向云峰贸易二部发送的货权转让函、其向淮矿公司发送的放货通知单等为证来证明其已将涉案货物的货权移交给云峰贸易二部，而云峰贸易二部否认该些函件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淮矿公司及录安洲码头提供的该些货权转移的函件确实大部分是复印件或传真件的复印件，而如何来认定该些证据是本案认定的关键。根据淮矿公司与录安洲码头的陈述，三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以传真件方式进行沟通确认的惯例，故本案要解决的是三方是否有此交易惯例。为此，本院查阅三方在交易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发现，在淮矿公司与云峰贸易二部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三方签订的委托书及2014年8月27日的货权转移证明中均有传真件有效的表述。同时，本院也注意到，淮矿公司与录安洲码头提供的该些传真件或传真件的复印件中显示的电话号码也确实是云峰贸易二部在合同中记载的电话号码，由此亦说明，三方在交易过程中，确有以传真件方式进行沟通确认的惯例，故云峰贸易二部仅以淮矿公司及录安洲码头提供的货权转移凭证是传真件或传真件的复印件为由全面否定双方的交易惯例，显然与事实不符。当然，本院也不否认，传真件因自身特点导致的缺陷，确实其证明力要低于原件的证明力。然而，根据云峰贸易二部与淮矿公司于2013年5月8日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的约定，淮矿公司应在2013年5月30日前向云峰贸易二部交货，如依云峰贸易二部的主张，其并未收到过货物，但从云峰贸易二部自2013年5月13日支付5,238,898元的保证金后又在2013年5月至8月间分九次陆续向淮矿公司支付20,929,735.02元的情况看，云峰贸易二部在已到收货期，但未收到货，却仍陆续付款，且在付款后将近三年内未提异议，现仅以员工离职为由而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结合淮矿公司、录安洲码头提供的一系列文件所载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认定淮矿公司、录安洲码头提交的该些货权转移函件的真实性，确认淮矿公司已将涉案货物的货权转移给云峰贸易二部。
再次，录安洲码头作为委托书签订的丙方，已确认收到淮矿公司与云峰贸易二部对于货权转移的函件，由此亦可认定涉案货权已经转移，至于转移货权后货物的去向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本院认为，云峰贸易二部的一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淮矿公司、录安洲码头在二审中又提交新的证据，导致二审改判，故本院判令淮矿公司亦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52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8,811.8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8,811.80元，由上诉人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文芳
审判员 朱国华
审判员 何 玲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琼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