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08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显闻，男，1975年10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维，四川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光明日报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潘剑凯，社长。
委托代理人王涛，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涵，女，1985年8月26日出生，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显闻诉因与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2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显闻的委托代理人黄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王涛、张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显闻原审诉称：刘显闻系《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一书的作者。2011年3月，刘显闻通过他人介绍与韩垒结识。刘显闻与韩垒在接触过程中，韩垒让刘显闻误认为其是和光明日报出版社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图书中间商，刘显闻遂让其代理出版《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一书。2011年4月初，刘显闻与韩垒签订了《代理出版合同》，4月底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合同》。《代理出版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由韩垒联系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刘显闻的《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一书，韩垒按以下方式支付给刘显闻稿费：1、图书印数低于20000册，韩垒支付给刘显闻7000元稿酬；2、图书印数超过20000册，韩垒按照图书定价×5%（版税率）×实销数（超过20000册的实际销售数量）支付给刘显闻稿酬。2011年4月8日，韩垒在刘显闻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刘显闻的签名，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了《著作权出版合同》，该合同约定按照80元／千字支付给刘显闻稿酬，总计14645元。2011年11月，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一书，在全国发行。后韩垒骗取刘显闻的银行卡及密码，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将14645元稿费划入刘显闻银行卡时，私自支取7645元后，将剩余的7000元及银行卡归还。按照韩垒之前和刘显闻的稿费约定，韩垒告诉刘显闻，光明日报出版社只支付给刘显闻10000元稿费，其中3000元作为刘显闻支付给韩垒的图书中介费，对此刘显闻认可。但实际上光明日报出版社支付的稿费总额是14645元，扣除刘显闻同意支付给韩垒的3000元，韩垒侵占了刘显闻稿费4645元。2012年1月，刘显闻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工作人员聊天时得知，韩垒伪造刘显闻的签名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了《著作权出版合同》并侵占4645元稿费。合同明确约定，图书的出版发行须经刘显闻审核并书面认可，但光明日报出版社没有将图书定稿发给刘显闻审核。光明日报出版社增添的内容错误荒谬，删减的内容使刘显闻出版涉案图书的初衷无法实现。刘显闻与韩垒有代理关系，但韩垒在出版涉案图书的过程中存在欺诈。光明日报出版社对《图书出版合同》中刘显闻签名是否真实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刘显闻的著作权，具体包括复制权、发行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获得报酬权。刘显闻从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开始，多次和光明日报出版社联系，并于2012年1月20日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去函，但均未得到正式回应。很多有意再版涉案图书的出版社由于担心著作权代理纠纷，都未能和刘显闻达成出版协议。如果说光明日报出版社因其雇员疏忽大意，造成了实际上没有著作权代理关系而出版涉案图书，在2012年1月之前，光明日报出版社属于并不知情状态，但在此之后，光明日报出版社继续销售涉案图书，属对刘显闻著作权的直接侵犯。刘显闻因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光明日报出版社停止侵犯刘显闻的著作权，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并赔偿刘显闻经济损失（即返还刘显闻从2012年4月至本案一审立案时光明日报出版社销售涉案图书收入137500元）；2、光明日报出版社赔偿刘显闻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27000元（包括交通费4000元、伙食费2000元、住宿费3000元、误工费3000元、律师费15000元），光明日报出版社负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原审辩称：刘显闻的代理人韩垒有权代表刘显闻在《图书出版合同》上签上刘显闻的名字，该合同合法有效，刘显闻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2011年4月22日，刘显闻出具《委托授权书》载明韩垒为涉案图书出版的全权代理人，因此韩垒代表刘显闻在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上签上刘显闻的名字是刘显闻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既没有滥用代理权，也没有超出代理权限范围，该代理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刘显闻承担。刘显闻与其代理人韩垒就双方代理关系事后有任何纠纷，不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与刘显闻代理人事前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的效力。假使刘显闻代理人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有瑕疵，刘显闻也以自己的行为予以了追认，包括刘显闻向光明日报出版社签发《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在整个图书出版过程及收到光明日报出版社支付的稿酬和样书后均未提出异议，以及刘显闻自认其为图书的推广做了大量工作。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是刘显闻的真实意思表示，光明日报出版社按照合同约定出版刘显闻的作品并向刘显闻支付了稿酬，且支付的稿酬高于刘显闻与韩垒签订的《代理出版合同》约定的稿酬标准，因此光明日报出版社没有侵犯刘显闻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和获得报酬权。刘显闻与其代理人签订的《代理出版合同》及刘显闻出具的《委托授权书》、《著作权审查登记表》中，作品名称均为《边走边看美国历史》，光明日报出版社没有更改作品的名称。刘显闻承认同意光明日报出版社删除部分英文内容。而刘显闻称光明日报出版社擅自修改的内容，一部分是廉小天发给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稿件中已存在的，并非光明日报出版社修改，其余光明日报出版社建议修改的内容是编辑依据出版有关法规作出的编辑上的处理。且在刘显闻提交的证据《关于重新签订出版合同的函》中，刘显闻对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行为也给予了谅解和认可，因此光明日报出版社没有侵犯刘显闻的修改权。光明日报出版社删除部分英文内容是从图书的整体阅读效果等方面进行考量的结果，删除该部分内容并不会导致读者对刘显闻作品的曲解，因此光明日报出版社没有侵犯刘显闻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经光明日报出版社盘点，涉案图书库存量为4002册，实际销售量为3998册，出版行业的利润率在图书定价的5%至10%之间，刘显闻将光明日报出版社已发行图书的全部销售收入视为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经营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显闻没有证据证明其为维权支付了相关的合理费用。综上，光明日报出版社不同意刘显闻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显闻系《边走边看美国历史》（原名《美史杂谈十三篇》）一书作者。
2011年4月8日，案外人韩垒代表刘显闻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刘显闻，乙方光明日报出版社，作品名称《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作品署名刘显闻。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汉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乙方应于2011年10月15日前出版上述作品。乙方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乙方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征得甲方同意，并经甲方书面认可。上述作品的校样应由乙方审校。乙方按照90元每千字的标准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报酬。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30日内，乙方应向甲方赠书5册。合同有效期为5年。合同落款处有“刘显闻”签名，联系人为韩垒。刘显闻、光明日报出版社均认可该合同落款处“刘显闻”的签名为韩垒所签，刘显闻本人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1年4月10日，刘显闻与案外人韩垒签订了《代理出版合同》，该合同约定：刘显闻（甲方）授权韩垒（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作品《边走边看美国历史》汉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乙方应于2011年10月15日前出版上述作品，印数不低于3000册。乙方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乙方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征得甲方同意，并经甲方书面认可。乙方按7000元人民币标准一次性支付甲方报酬。上述作品首次出版5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首次出版5年后，乙方重印应事先通知甲方。2011年4月27日，刘显闻（甲方）与韩垒（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经协商对原合同达成如下补充条款，当图书印数超过2万册，即20001册起，乙方按（图书定价）×5%（版税率）×实销数（超过20000册的实际销售数量）的标准向甲方支付报酬。低于2万册，乙方仍然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稿费作为报酬。
2011年4月22日，刘显闻出具《委托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本人刘显闻是《边走边看美国》的著作权人。现委托韩垒为《边走边看美国》书稿出版的全权代理人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韩垒在代理过程中应当兼顾被代理人和出版社两方的利益平衡，搞好图书的策划和销售工作，力争实现自身、被代理人和出版社三方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
2011年4月25日，刘显闻填写了《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该表载明：作品名称《边走边看美国历史》，著作权人及作品署名刘显闻。兹将刘显闻创作的作品《边走边看美国历史》授权韩垒同志持有，授权其作为我的全权代表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该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稿酬等一切事宜，并予以认可所签订的有关合同。我不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发生任何联系。表格下方有刘显闻签名。
2011年11月，涉案图书《边走边看美国历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署名刘显闻，首印8000册，后未加印。
2011年12月，刘显闻收到了光明日报出版社支付的稿酬14645元。
2012年1月20日，刘显闻通过快递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快递单写明：联络人廉小天，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甲2号渔阳置业大厦A座704-1）发出了《关于重新签订出版合同的函》，该函内容为：鉴于韩垒伪造我的签名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上述合同依法属于无效合同。我之前与韩垒签订的《代理出版合同》及《补充协议》依法已解除，我将通过合法方式向其追究法律责任。尽管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文字的最终定稿实际上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并将英文全部去掉。但本书得以顺利发行面世也是贵社努力的结果，对此我向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关心和帮助的贵社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尤其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廉小天同志为本书的发掘、出版和推广做了很多工作，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目前的法律状态是我与贵社并没有著作权的委托关系，我希望能够与贵社尽快重新达成并签订合法的《出版合同》，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对此光明日报出版社称，快递单写明地址并非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光明日报出版社没有收到过该函，廉小天本名王建成，不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员工，是刘显闻的代理人韩垒让光明日报出版社就涉案图书的出版与廉小天进行联系。
原审庭审中，刘显闻称于2011年4月和韩垒签订代理合同后，将作品原稿电子版发送给了韩垒，由韩垒转发给光明日报出版社，不记得是否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发送过纸质版。刘显闻于2011年11月收到光明日报出版社邮寄的涉案图书后，刘显闻对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出版行为予以默认，截至原审庭审时刘显闻未将14645元稿费退还光明日报出版社，在2012年1月20日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去函之前，刘显闻未提出过不同意光明日报出版社按照14645元标准支付稿费，亦未向光明日报出版社表示过要求停止复制发行涉案图书。光明日报出版社称，英文部分的删除是本书选题阶段确立的原则，修改的部分内容在廉小天发送给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原始稿件中即已存在。
上述事实，有刘显闻提交的图书原稿及比对表、《代理出版合同》、《补充协议》、《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关于重新签订出版合同的函》及快递单，光明日报出版社提交的《图书出版合同》、《委托授权书》、《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体体现在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在表示出相应的言词后，要对自己的言词负责，不得为己利而否定先前言词的言论，即禁止反言原则。
本案中，刘显闻与案外人韩垒签订了《代理出版合同》，该合同约定，刘显闻授权韩垒，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涉案作品《边走边看美国历史》，韩垒按7000元人民币标准一次性支付刘显闻报酬。后刘显闻与韩垒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图书印数低于2万册，韩垒仍然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向刘显闻支付稿费作为报酬。后刘显闻又出具《委托授权书》，委托韩垒为涉案作品书稿出版的全权代理人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根据上述合同及授权书，刘显闻的合同目的即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一书，并获得不少于7000元的稿酬。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光明日报出版社已出版涉案图书，并已向刘显闻支付稿费14645元，合同目的已然实现。光明日报出版社已直接将全部稿费打入刘显闻银行账户，刘显闻与案外人韩垒关于稿费的纠纷与光明日报出版社无关，光明日报出版社对此并无过错。且本案无证据证明刘显闻向光明日报出版社作出过不同意光明日报出版社按照14645元标准支付稿费的意思表示，且该稿费截至庭审时刘显闻未退还光明日报出版社。故对刘显闻关于光明日报出版社侵犯刘显闻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获得报酬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代理权的行为，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韩垒代刘显闻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虽韩垒代为签署刘显闻姓名的行为有所不妥，但根据刘显闻出具的《委托授权书》，韩垒有权就涉案图书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且韩垒代刘显闻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与刘显闻和韩垒签订的《代理出版合同》相比，除稿酬标准外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而最终光明日报出版社支付刘显闻的稿酬远高于刘显闻与韩垒在先之约定。刘显闻提交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为复印件，光明日报出版社提交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为原件，原件的证明力较复印件的证明力高，故原审法院对光明日报出版社提交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该登记表，刘显闻将创作的作品《边走边看美国历史》授权韩垒持有，同时授权韩垒作为其全权代表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该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稿酬等事宜，并对所签订的有关合同予以认可。综上，刘显闻通过出具《委托授权书》及《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对韩垒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同时本案无证据证明刘显闻曾向光明日报出版社作出过不同意光明日报出版社复制发行涉案图书的意思表示。因此光明日报出版社依据《图书出版合同》复制发行涉案图书并不存在过错，故对刘显闻关于光明日报出版社侵犯刘显闻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光明日报出版社未在出版前将涉案图书定稿交刘显闻审核确认的行为不符合《图书出版合同》之约定，存在不妥之处。但刘显闻在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发送的《关于重新签订出版合同的函》中，就最终定稿没有征求刘显闻同意且删除英文部分内容，对光明日报出版社给予了谅解和默示追认。刘显闻在收到光明日报出版社邮寄的样书后亦未提出异议。同时刘显闻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本案中所提交的纸质图书原稿即为光明日报出版社收到的原稿，也即刘显闻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光明日报出版社所出版的涉案图书与刘显闻所提交纸质原稿不同之处均为光明日报出版社所修改。故对刘显闻关于光明日报出版社侵犯刘显闻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刘显闻曾作出同意光明日报出版社复制发行涉案图书的意思表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刘显闻即应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不得随意推翻。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并向刘显闻支付稿酬的行为并无过错。故对刘显闻要求光明日报出版社停止侵犯刘显闻的著作权，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并赔偿刘显闻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四）、（五）、（六）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四）、（七）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显闻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显闻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判令：1、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对其恶意盗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图书馆的名誉，虚假宣传，误导图书购买者的行为进行公开道歉，并对未销售的图书除去印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图书馆推荐”字样的书腰，并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图书馆赔偿有关名誉权损害赔偿，赔偿标准为按照已销售图书每本1元；2、光明日报出版社停止剩余图书的销售，直到光明日报出版社与刘显闻达成正式有效的合同；3、光明日报出版社停止侵犯刘显闻合法拥有的著作权以及刘显闻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4、涉案《图书出版合同》无效；5、光明日报出版社赔偿刘显闻一审、二审维权费用2.4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刘显闻没有授权韩垒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合同，韩垒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的涉案合同没有法律效力；2、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涉案图书的书腰引用了美国前总统的名誉，属于虚假宣传，也损害了刘显闻的名誉，应该进行赔偿；3、刘显闻已通过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工作人员寄送要求重新签订合同说明的方式向其告知刘显闻与韩垒并无委托关系，应重新签订图书出版合同，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直未回应刘显闻的要求，在双方之间没有合法有效合同的情况下，刘显闻关于停止销售剩余图书、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服从原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辩称，上诉人刘显闻上诉请求第1、4、5项明显超出了其原审诉讼请求，上诉请求第2、3项在原审诉讼请求中也无明确体现和对应内容，其关于涉案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依据，要求赔偿的合理支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故不同意上诉人刘显闻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25日，刘显闻签署了《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该表载明：作品名称《边走边看美国历史》，著作权人及作品署名刘显闻。兹将刘显闻创作的作品《边走边看美国历史》授权韩垒同志持有，授权其作为我的全权代表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该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稿酬等一切事宜，并予以认可所签订的有关合同。我不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发生任何联系。
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登记表的作品授权书部分作者姓名处“刘显闻”、作品名称处“边走边看美国历史”及著作权人签名处“刘显闻”为刘显闻本人书写，持有人处“韩垒”为案外人韩垒书写。刘显闻的代理人亦当庭确认该登记表系刘显闻从韩垒处获得、应韩垒要求填写、填写时刘显闻本人能够完整的理解登记表内作品授权书的含义，同时确认其填写后交予韩垒本人，目的是通过韩垒与光明出版社联系签订相关合同事宜。
根据刘显闻本人的陈述，2012年4月16日，刘显闻受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邀请在北京美国中心做了关于《边走边看美国历史》一书的专题演讲，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购买价值1800元的涉案图书《边走边看美国历史》现场赠送给演讲听众。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图书出版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相关行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刘显闻的著作权。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鉴于涉案《图书出版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按照尊重协议签订双方的意思自治的原则，经双方当事人或取得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后该合同即可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上甲方代表处签署的“刘显闻”非上诉人刘显闻本人所签而系案外人韩垒所签。由于韩垒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并无代刘显闻与出版社签订合同的授权，故若无刘显闻本人对韩垒代其与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涉案协议的行为予以追认，该合同对刘显闻不具有法律效力。
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刘显闻分别于2011年4月22日和2011年4月25日出具《委托授权书》及《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委托韩垒作为《边走边看美国》书稿出版的全权代理人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并授权韩垒持有涉案作品《边走边看美国历史》并作为刘显闻的全权代表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协商该作品的编辑、出版、发行、稿酬等一切事宜，并予以认可所签订的有关合同，同时明确表示其本人不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发生任何联系。虽然《光明日报出版社著作权审查登记表》的作品授权书部分持有人处“韩垒”为韩垒自行书写，但在刘显闻确认该登记表系从韩垒处获得、应韩垒要求填写、填写时刘显闻本人能够完整的理解登记表内作品授权书的含义，同时确认其填写后交予韩垒本人，目的是通过韩垒与光明出版社联系签订相关合同事宜的前提下，可以认定韩垒取得了刘显闻在该作品授权书范围内的授权。
此外，涉案图书出版后，刘显闻接受光明日报出版社交付的稿费和样书以及为涉案图书进行宣传活动亦应视为其自愿行使涉案合同的权利并主动履行涉案合同的义务。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可以认定上诉人刘显闻以补充授权及实际履行合同的方式对韩垒代其与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涉案协议的行为予以追认，涉案《图书出版合同》应属有效合同。上诉人刘显闻关于涉案《图书出版合同》没有法律效力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根据涉案《图书出版合同》的约定，复制、发行涉案图书并按合同约定的标准向上诉人刘显闻支付了相应稿酬，其行为并未侵害刘显闻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获得报酬的权利。虽然光明日报出版社未将经修改的涉案图书定稿交刘显闻审核，但刘显闻在涉案图书出版发行后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发送的《关于重新签订出版合同的函》中并未就此表示反对，反而对出版社的出版工作表示了感谢，结合刘显闻在接受赠书至提起本案诉讼前的较长时间段内从未就图书内容修改问题向光明日报出版社提出过侵权主张这一事实，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刘显闻就最终定稿没有征求其同意且删除英文部分内容对光明日报出版社给予了谅解和默示追认的认定并无不妥，刘显闻关于光明日报出版社侵犯其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因此，上诉人刘显闻关于判令光明日报出版社停止侵犯刘显闻对涉案作品合法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权以及停止剩余图书的销售、赔偿刘显闻维权费用2.4万元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上诉人刘显闻还提出判令被上诉人光明日报出版社对其恶意盗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图书馆的名誉，虚假宣传，误导图书购买者的行为进行公开道歉，并对未销售的图书除去印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图书馆推荐”字样的书腰，并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图书馆赔偿有关名誉权损害赔偿，赔偿标准为按照已销售图书每本1元的上诉请求，就此本院认为，该请求在原审中并未提出，属于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鉴于被上诉人不同意就该诉讼请求进行调解，故本院对其不予审理，上诉人刘显闻可就此另行起诉。
综上，上诉人刘显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第（七）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刘显闻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刘显闻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剑
代理审判员 刘义军
代理审判员 马云鹏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妍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