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91民初450号
原告（亦为被告，以下称原告）:李莎,汉族，女,1987年9月7日出生,住四川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梅，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亦为原告，以下称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青港工业园区上线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丰林，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玲，女，汉族，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红，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莎诉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以及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同一仲裁裁决诉原告李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经审查，原告李莎起诉在前。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于2017年2月23日裁定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诉原告李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并入原告李莎诉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电线电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进行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周航独任审判，于2017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梅，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丁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3年2月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后原告一直在被告驻成都办事处工作。2015年7月开始，被告一直拖欠原告工资等劳动报酬，无奈之下，原告依法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双方于2016年5月4日办理了工作移交手续。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81770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81770元；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2294元；四、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81770元。
被告辩称，我方与原告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拖欠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及双倍补偿金的问题。我公司没有在成都设立销售处，也没有招募员工，原告证据上所加盖的公章都是“邵福祥”伪造的公章。
被告不服同一仲裁裁决诉称，原告并非被告公司的员工，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仲裁机构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原告在履行与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合同的过程中，从未安排被告从事相关业务，“邵福祥”也并非本公司员工，而是与原告合作的经销商。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被告不支付原告李莎工资43393.63元；二、全部诉讼费用由原告李莎承担。
原告对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的起诉辩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浦东电线电缆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2013年8月1日，原告李莎与“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签订了固定期限从2013年2月26日起至2014年2月25日止的《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李莎在行政部门从事行政工作，工作地点为成都市高新区天顺路288号。该劳动合同中显示“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显示法定代表人为“邵福祥”。
二、上述劳动合同加盖的公章字样为“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但该公章上“浦东”二字对应的拼音字母为“RUDONG”，明显出现拼音与公章字样不一致。经查，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在成都市设立“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也即，“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并不存在。
三、上述劳动合同使用的印章也同样使用于案外人“张璐璐”的劳动合同。后因“张璐璐”持上述假印章提起仲裁和诉讼，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发现上述印章系假冒其公司的假公章后，于2016年1月21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青村派出所报案，经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青村派出所的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就“张璐璐”的劳动合同上所使用的该印章经进行鉴定，并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的‘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印文与其提供比对的样本上的同名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四、案外人“张璐璐”与本案原告均系与“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均加盖的上述假公章。“张璐璐”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其工资83014.1元、项目提成130874.23元，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张璐璐”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其全部仲裁请求。“张璐璐”不服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2016)沪0120民初4696号民事判决书，以“张璐璐”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张璐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张璐璐”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2012年12月，“邵福祥”与被告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就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的四川省图书馆新馆安装工程项目的电线电缆投标事宜进行合作。“邵福祥”负责协议中的投标前期费用及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支付的一切费用，协助被告与业主进行《项目合同》的签订。
六、2013年1月10日，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在成都与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向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提供四川省图书馆机电安装项目电线电缆的供货事宜。该《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的是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附件《电缆供货报价清单》上则加盖了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的真实公章(浦东二字对应拼音字母为PUDONG)。
七、201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依据购销合同将电线电缆等设备从上海发往成都。货物到成都后，“李莎”、“杨璐畅”作为收货人，然后将货物送到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八、2015年11月6日，因“欧旋”、“张璐璐”等人起诉被告公司之后，“邵福祥”向被告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认其私刻了“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这枚公章和“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辽宁有限公司”这枚公章，并承诺上述公章从今日起不再使用，如以前已使用的出现后果或今后再使用产生的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九、2016年12月21日，“邵福祥”以浦东电线电缆公司为被告，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提起居间合同纠纷的诉讼，要求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支付其合作佣金100万元。后于2017年3月16日申请撤诉。
另查明，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事项，原告李莎诉作为申请人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5日做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6)第293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浦东电线电缆公司支付原告李莎工资43393.96元。原、被告双方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各自诉请如前。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银行转帐记录》，被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鉴定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合作协议书》、《承诺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首先，从查明的事实脉络来看，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上载明其与用人单位为“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而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并不存在，且该劳动合同上加盖的被告公司公章从肉眼可辩其中“浦东”二字对应的拼音字母为被刻为“RUDONG”，明显出现拼音都是错误的情况，且该公章经鉴定为假公章，事后自称其为“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负责人的“邵福祥”亦承认自己私刻了上述公章。同时，“邵福祥”与被告公司签订过合作协议，就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的四川省图书馆新馆安装工程项目的电线电缆投标事宜进行合作。从上述事实来看，其事实脉络为“邵福祥”与被告公司签订就在四川地区的电线电缆招投标及销售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邵福祥”招用了原告，并私刻了虚假的“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虚构了“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四川销售分公司”为用人单位主体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原告并非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招用，也从未接受过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故原、被告之间并无劳动关系。其次，基于上述论述，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因此，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现有证据不证明原告系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所招用，也不能证明原告接受了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或是由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向其发放劳动报酬，从各个角度均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不负有向原告支付工资的义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工资、赔偿金、经济补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要求不支付原告李莎工资43393.63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李莎工资43393.63元；
二、驳回原告李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航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邓 益
书记员 石 榴
书记员 王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