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5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绍增，男，1958年5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松阳县，现住浙江省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泠蕊，女，196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松阳县，现住浙江省松阳县，系上诉人夏绍增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松生，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锦平，男，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敏，女，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炳海，浙江绿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兰，女，196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松阳县，现住浙江省松阳县。
上诉人夏绍增因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王建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4民初3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夏绍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一、一审判决判非所请，程序错误。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上诉人夏绍增立即办理教师新村××幢××单元402室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并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在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名下。一审判决主文是上诉人夏绍增、被上诉人王建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办理松阳县西屏街道教师新村××幢××单元402室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主张的是402室，而一审法院判决的是401室，判决内容与诉讼请求不一致，判非所请，判决实体内容错误。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的代理人在回答一审法官提问时称，一审起诉状诉讼请求中的402室是笔误。笔误是指因疏忽而写错了字，也指因疏忽而写错的字。而诉讼请求，广义是向法院提出的，要求法院予以判决的请求；狭义是原告向被告主张的法律上的利益。被上诉人说是笔误，并不等于纠正了笔误。整个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变更“诉讼请求”或对“诉讼请求”的内容进行更正。一审法院不依照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程序错误。本案的“诉讼请求”不是建立在“事实与理由”这一基础和根据之上的，诉讼请求缺乏基础和根据，据此，判决必须驳回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松阳县教育局。本案双方诉争的房产是教师集资房。上诉人夏绍增与松阳县教育局存在买卖民事法律关系，房屋的出卖人是松阳县教育局。现在上诉人夏绍增，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都要买集资房，房屋卖给谁，教育局具有卖与不卖的决定权。按照县政府、教育局的政策规定，只有松阳县的在编教师才有资格购买集资房。教育局的集资房只能出卖给夏绍增，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夏绍增才可以转卖给章锦平、王建敏。夏绍增没有取得401室的房产证，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缺乏房屋产权证。依照一审判决，该集资房房产证直接办到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名下。为此，必须得到县教育局的认可。故本案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松阳县教育局。三、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的诉讼请求有“要求上诉人夏绍增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内容。判决未支持也未驳回该请求，明显遗漏了该诉讼请求。根据《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产权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初始登记），需要提供七份材料，其中与上诉人夏绍增身份关联的材料有三份：1、单位集资建房申请总表及分表；2、建房户出资汇总表及出资证明；3、建房户身份证复印件。没有房产证，协助办理过户成为不可能。另外，集资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上市交易，上市交易必须有产权证书或购买集资房满5年以上。本案虽有房产交易的合同，但是上诉人既没有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购房时间也不满5年，松阳县不动产权登记中心是不能为交易双方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四、一审判决对《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未作认定，事实不清，直接判决协助过户，损害他人权利。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即房产管理部门不得登记过户。《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为职工转让集资建房时尚未取得权属证书又未征得集资建房单位松阳县教委的同意，所以转让行为无效。用《房屋买卖契约》形式顶替他人购买集资房的行为，属于《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合同无效。2、章锦平要求夏绍增签字的《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之间的二手房屋的买卖合同，而是集资建房资格让渡给无资格的人。3、章锦平分三次向县教委交纳39199.11元。章锦平在1997年11月17日取得了教师新村第××幢4-4-4号房的钥匙，后搬入该房居住。4、双方的《房屋买卖契约》涉及的房款40000元明确立约时一次性付清，但不存在付款的事实。双方在签订契约时，被上诉人实际接管并入住房屋3年6个月，不符合房屋买卖的常理。后章锦平以《房屋买卖契约》约定房款40000元，拒绝向县教育局补交超面积及柴间的款项。因此，双方买卖契约是假，顶替集资购房是真。松阳县政府及教委文件明确规定，在2001年集资房是禁止上市交易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应当知悉《房屋买卖契约》违反了松阳县教委规定集资房禁止买卖的规定。双方明知禁止而为之，《房屋买卖契约》自始无效。因上诉人夏绍增与前妻王建兰夫妻关系不和，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为防止顶替集资购房不被认可的风险，才与上诉人补签《房屋买卖契约》，故《房屋买卖契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五、夏绍增主张产权，要求办理房产证，符合集资房政策规定。1、被上诉人章锦平顶替上诉人集资建房，后未补交房款，未履行集资建房的义务，上诉人取消章锦平顶替集资购房的约定，要求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符合县教委集资建房的规定。2、1996年10月，夏绍增同意章锦平顶替其资格参与教师新村集资建房，分三次以夏绍增名义交集资款39199.11元。集资建房存在超面积、独立柴间未计入成本的情况，集资户夏绍增须补交集资款23000元，夏绍增补交了该款。集资建房全额应当是62199.11元。被上诉人仅交纳64.3%的房款，款未付清，主张产权、要求过户，明显违约，夏绍增有权单方解除章锦平顶替集资购房的约定。六、本案产权争议未解决之前，判决过户显属不当。房屋产权争议未解决，县建设局行政暂缓登记决定应当继续有效。县政府及教育局规定，2004年教师新村教师集资建房可以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并可过户。享有集资建房资格的夏绍增可以办理不动产初始登记，但因超面积建房不允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上诉人夏绍增于2004年3月3日申请房产初始登记。因王建兰提出要求作为共有人登记，并对由夏绍增作为所有权人、王泠蕊作为共有权人登记提出异议。房地产登记部门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2004）松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松阳县建设局就夏绍增的房产登记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松阳县建设局在松建设决[2004]1号文件中认为“在本宗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中，存在房屋产权争议是明显的。因此，在房屋产权争议消除前，本局按规定只能对此情形予以暂缓产权登记，决定对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予以暂缓登记”。房屋产权争议未消除前，松建设决[2004]1号文件的决定应当继续有效。房屋产权存在争议，本案未对产杈归属作出认定，判决要求夏绍增协助房产过户，剥夺了王泠蕊的权利，不公正、不公平。七、判决无法确定谁是纳税主体，房产过户可能造成国家税收流失。2016年教师新村的房屋可以补办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不动产登记并自由过户。教师新村的购房成本价为62199元，该房产面积为111平方米，依照目前松阳房产市场评估价90万元计算，涉及的税费为235965.2元。八、涉案当事人的住房情况。上诉人目前没有住房，无经济能力购买其他商品房，系缺房户。被上诉人章锦平享受松阳县劳动局房改政策。除争议的本套住房外，还有其他住房。作为国家干部，只能享受一次房改政策的待遇。现其违反政策，要求享受集资建房政策，无疑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房地产买卖的政策规定。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错误，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违反政府集资建房买卖的政策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程序没有任何错误，上诉人系无理缠诉。1、一审起诉时起诉状系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自行书写，因没有认真核对，故将401室误写为402室，一审中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在庭审时已经作了澄清说明，并提交了相应门牌证件，事后又书面提交了一份明确诉讼请求的申请书，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判非所请”、“遗漏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2、一审没有必要追加松阳县教育局为第三人。本案法律上上诉人享有房屋lOO%的产权已经由政府部门认定，松阳县教育局不享有任何权利，同时松阳县教育局与本案也没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任何利害关系，没有任何理由将松阳县教育局列为第三人。上诉人自己也承认不动产初始登记要登记到上诉人名下，故本案与松阳县教育局无关，松阳县教育局没有理由参加诉讼。二、一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已经予以确认。1、一审判决书第4页明确写明：“被告及第三人与两原告自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故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根本不成立。2、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虽然本案所卖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但这是由于上诉人拒不办理导致的，上诉人已经取得100%产权，有《松阳县职工集资建房申请表》可以证实。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39条仅仅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这从《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可以清楚的看出。本案买卖没有任何人相互串通，买卖也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根据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松政办［1996］41号文件）规定：所建造的房屋产权归教师个人所有。既然这样，教师当然有权进行买卖。3、本案房屋初始产权没有争议，应归上诉人及王建兰所有，王泠蕊明显没有权利，由于王泠蕊强行要求申报产权登记，从而人为的出现所谓的产权争议。但本案审理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上并没有王泠蕊的名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与王泠蕊无关。4、本案房款的交付方式及是否已交清与合同效力无关，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都是成年人，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的无效情形，当然有效。且双方当事人在房屋买卖契约中已经明确认可房款已经付清，不另立收据。所以本案房款已经付清也应当是没有争议的。5、本案产权没有争议，因为买卖契约的出卖人不会认为自己没有产权，如合同外的王泠蕊认为有争议，可以另行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资格提起诉讼，但在一审过程中，王泠蕊明知诉讼存在而没有主张任何权利。6、本案判决不会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判决后仍要履行过户手续。7、当事人的住房情况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在房屋建造后即将讼争房产出卖给被上诉人，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现在以无房为由上诉，显属无理。
被上诉人王建兰辩称，涉案房屋买卖契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契约中买卖的房屋早已交付，买方向卖方也早已付清房款。由于卖方（夏绍增、王建兰原系夫妻）出售房屋后夫妻感情不和，致使所售房产未及时办理房产证书，也未将相应证件交付买方。将出售房产的产权证件过户到买方是卖方应尽义务，本人将会无条件的协助办理。
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原告办理松阳县西屏街道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系夫妻，被告与第三人原系夫妻，但双方于2002年离婚。第三人则是原告王建敏的姐姐。1996年，松阳县教育局进行集资建房，被告与第三人参加了教师新村××幢4-4-4号房屋的集资。建房的集资款由两原告支付，1997年该房屋建好后被告与第三人并未入住，而是直接由原告夫妻接收并居住使用至今。2001年，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感情出现问题，两原告遂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即被告和第三人）将教师新村集资房××幢4-4-4号房屋卖给乙方（原告夫妻），价款40000元在立约时一次性付清，该房屋产权即属于乙方所有。鉴于集资房至今尚未办理房屋产权，乙方在办理产权登记时，甲方应给予积极配合。”签订合同时，原告并未支付过40000元，但被告认可原告缴纳的建房集资款为40000元左右。另查明，1999年11月1日松阳县教育委员会办理了教师新村共8598.1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此证现已注销。2016年，教师新村的房屋都可以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并自由过户，但是需要先缴纳一笔超面积部分的补交款，此款在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后已由被告缴纳（23000多元）。诉争的房屋现在门牌变更为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目前尚无任何权属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与两原告自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虽然合同签订当场并未成交40000元，但结合双方当时的亲属关系，原告为诉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及使用管理者，被告和第三人于2001年签字确认将诉争房屋产权让渡与原告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此不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亦未损害他人权益，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作为房屋转让的附随义务，同时也明确写进了合同条款，被告和第三人依法应协助配合原告办理产权登记。被告主张合同中房屋号牌与原告起诉主张不符，经查明为同一套房屋门牌办理前后不同地址名称。对于被告补交的钱款，因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提出主张，也未提起反诉，故一审法院不予评置，双方对此如有争议的，可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夏绍增、第三人王建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章锦平、王建敏办理松阳县西屏街道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减半收取4800元，由原告章锦平、王建敏负担1000元，被告夏绍增负担3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王建兰没有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夏绍增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1、2011年9月1日松阳县教育局与夏绍增签订的教师新村集资建房买卖合同（第一次）；2、2016年8月10日松阳县教育局与夏绍增签订的教师新村集资建房买卖合同（第二次）；3、2004年3月3日《浙江省松阳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夏绍增第一次申请教师集资房401室房屋产权初始登记）；4、2013年2月26日《松阳县职工（居民）集资（合作）建房申请表》（夏绍增第二次是申请房屋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因县政府未处理好120套集资房超建问题，土地使用证产权份额无法核定不予办理）；5、2016年8月4日《松阳县职工（居民）集资（合作）建房申请表》（第三次遗留问题解决、最后核定产权，可以不动产统一登记）。以上证据共同待证夏绍增是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集资建房符合资格的购房人，县教育局是出卖方，教育局不认可章锦平、王建敏的购房资格。第二组，1、2004年3月10日夏绍增的申请；2、王建兰的登记异议申请书；3、（2002）松民初字第308号民事调解书；4、（2002）松民初字第308号案件部分调解笔录；5、（2002）松民初字第308号家庭财产清单。共同待证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发生共有权属争议，夏绍增与王建兰离婚后，王建兰放弃产权，夏绍增与王泠蕊结婚后参加登记。第三组，1、2004年3月17日松阳县房地产管理处出具的教师集资房401室房屋暂缓登记的《通知》；2、（2004）松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3、《关于对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予以暂缓登记的决定》。共同待证401号房屋权属争议经行政部门决定、法院行政判决未解决，松阳县建设局第二次暂缓登记行政决定未撤销，至今有效。第四组，1、夏绍增与王泠蕊的结婚证、离婚证、复婚结婚证；2、夏绍增的户口簿。共同待证夏绍增再婚后可以增加申请家庭成员王泠蕊为401室房屋共有权人和参加集资房处理，王建兰不是集资建房的所有人。第五组，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结合房屋买卖契约（一审已提交，不作为二审新证据），共同待证两份材料均由章锦平事先写好提供，同一集资房同时存在集资房资格顶替和买卖契约要求夏绍增签字，房屋买卖并非夏绍增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六组，同类集资房房屋权属转移纳税联系单，待证教师新村集资房补交房款部分集资款要另外交税。第七组，1、《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松政办[1996]41号）；2、《关于成立松阳县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松政办发[1996]47号）；3、《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产权问题的处理意见》（松政办发[2003]13号）；4、《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产权问题补充意见的通知》（松政办发[2013]158号）；5、《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教师集资建房办理“两证”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2013]8号）；6、浙江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房改专用）。共同待证集资合作建房产权归单位职工所有，非外单位人员所有，章锦平顶替夏绍增集资资格的行为违反政府关于集资房上市买卖规定，夏绍增集资房资格福利合法权益应受法律的保护。第八组，1、《松阳县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1995］8号）；2、《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1995］37号）；3、《松阳县公有住房出售实施细则》（［1995］37号）；4、《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第二批）住房补贴的通知》（松政办通［2013］165号）。共同待证以下事实：一、松阳县政府对经济适用住房、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的上市出售有限制性规定：1、付清购房款后，2、住用5年后。夏绍增实际上未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没有住用集资房满5年的事实，集资建房款也未付清，涉案《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二、松阳县政府对职工购买经济适用房（政府福利住房，含成本价购买的公房）也有限制，一户职工或干部只能购买一套政府优惠政策的住房，已经享受政府住房优惠政策的，就不能再享受第二套政府福利房，也不能再享受退休住房补贴。上诉人夏绍增在没有享受任何政府住房福利的前提下，集资房资格已经被章锦平设计套取，按松阳县房改规定就不能再享受政府住房福利。本案的一审判决虽未明确《房屋买卖契约》是否有效，但判决支持了章锦平的诉求，等于剥夺了夏绍增的住房福利。上诉人夏绍增作为教师可以享受一次松阳县的住房福利政策，但因为章锦平在县机关（劳动局）工作熟悉县政府住房政策，表面上与夏绍增商议拿一套教师新村集资房，内心是想侵占夏绍增的教师资格住房福利。章锦平利用夏绍增疲于离婚和不清楚集资的福利，设计《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和《房屋买卖契约》，在2001年5月21日同时“让”夏绍增签字，仅以前期80平方米集资成本价39199.11元套取111.95平方米的整套房屋，以貌似合法的形式掩盖谋取夏绍增一切住房福利的目的，《房屋买卖契约》损害了夏绍增住房福利利益，合同无效。另外，被上诉人已经享受县政府劳动局机关的一套公房且已经出售，按照县政府的职工福利房政策，就不能再享受另一套政府福利房。三、松阳县政府规定集资合作建房与经济适用住房享受同等优惠政策，涉案集资房的优惠福利可作参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集资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无房户、住房困难户；购买或申请集资房必须由个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查，签署意见，方能办理购房手续。本案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不符合教师集资房资格，不具备以成本价购买教师集资房的条件。根据松阳县政府“各单位对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对象要严格审查，不得弄虚作假”的规定，本案章锦平要求夏绍增写的《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的内容明显是“借名”参加集资，属于弄虚作假违反县政府政策规定的行为。第九组，教师新村集资房发票三张，待证被上诉人并没有交纳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其所缴纳的款项都是代夏绍增支付的集资款。
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5，2016年8月4日《松阳县职工（居民）集资（合作）建房申请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16年，松阳县教育局及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都出具意见证明涉案房屋的申请人是夏绍增和王建兰，该证据是正确的，对于第一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上诉人应提交证据原件，如果上诉人不能提交，被上诉人不予质证。在上诉人提交证据原件的前提下，被上诉人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两份集资建房买卖合同，并非松阳县教育局和夏绍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教育局收取集资款的凭据，并不存在教育局将涉案房屋卖给夏绍增的事实。对于第一组证据中第一次、第二次申请产权登记的申请书不予认可，这两次申请没有最终结论，且与第三次有最终结论的申请产权登记的申请书不一致，故前面两份申请书没有效力。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仅能证明上诉人与王建兰之间存在着产权登记争议，本案房屋产权应当归上诉人以及王建兰，有双方提交的建房申请表予以证实。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3已经被法院撤销，不发生效力，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仅能证明判决当时的情况，在物权法出台后，这些规定已经不生效。第四组证据与双方诉争内容没有关联性，不涉及涉案房屋买卖契约是否有效的问题。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提交，并非新证据，且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第六组证据并非针对涉案双方的房屋买卖，与本案双方的争议没有关联性。第七组证据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这些证据也没有体现上诉人所主张的内容，房改房可以上市，无非要经过年限，被上诉人认可涉案房屋的初始产权应该归集资申请人，所以，被上诉人的诉请为要求上诉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对于专用票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票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款项被上诉人也是同意缴纳的，但相应的款项要以上诉人的名义缴纳，被上诉人无法缴纳，且2016年发生的事实不能推翻2001年发生的事实，当时这个款项不能缴纳。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规定仅规定了限购数量，及按成本价购买的房屋产权归个人所有，住用5年后，可以上市交易，本案房屋到现在住用已经远超5年，完全可以上市交易；即使不满5年，也并没有规定不得上市；即使不得上市，也只是管理性规定不是效力性规定；且该方案也不是法律、行政法规，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对合同效力没有任何影响。本案房产经政府部门确认，出售人已经享有100%产权，根据法律规定，买卖合同完全有效。
被上诉人王建兰对第八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的质证意见一致，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提交了票据一张，证明1996年12月23日被上诉人缴纳了27000元，其中25000元是第一期建房款，2000元是公共设施配套费。
上诉人夏绍增质证认为，2000元公共设施配套费是夏绍增还是章锦平交的不清楚，上诉人提交的三张票据来自行政诉讼案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这笔款项的票据。另外，公共设施配套费不是建房款，公共配套设施是政府提供的，无需个人提供，该2000元发票是提供给原单位报销的。
被上诉人王建兰未发表质证意见。
对上诉人夏绍增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与原件相符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5，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3、4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从证据内容看与上诉人的主张并不吻合，如证据2，从2016年8月10日松阳县教育局与夏绍增签订的教师新村集资建房买卖合同的内容来看，涉案401室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11.95平方米，价款为39498.51元，与上诉人主张的房屋价款不吻合，故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3、4不予认定，相应的第一组证据不能共同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从该组证据的内容来看，该组证据仅涉及上诉人夏绍增与被上诉人王建兰对涉案房屋权属的争议，双方即使对涉案房屋的处理有过意见也仅具有对内效力，不影响双方之外的第三人依法主张权利，故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该组证据，松阳县建设局对涉案401室房屋的产权予以暂缓登记的原因为涉案房屋的产权存在争议，故在法院明确涉案房屋的产权后，暂缓登记的原因自然消失，涉案房屋可依法进行登记，故上述证据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对于第四组证据，根据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5和第七组证据中的证据6，2016年12月12日，夏绍增在其与王泠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缴纳了23626元后，2016年12月22日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依然认定申请人夏绍增的同户居住成员为王建兰而非王泠蕊，故第四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第六组证据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各方当事人对第五、七、八、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第五、七、八、九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具体理由在判决评析部分一并阐述。
对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提交的票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该票据与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的《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的内容相吻合，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咨询以下问题：一、松阳县职工参加单位集资建房，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还是职工夫妻所有？二、若产权归职工夫妻所有，夫妻双方参加单位集资建房时只支付了部分集资款，后双方离异，一方又再婚的，再婚后又根据政策补交部分集资款的，集资房的产权如何确定？三、前述情况下的单位集资建房若进行转让，过户手续如何办理，是否要受5年限制，如果受5年限制，5年的起算点，从何时开始计算？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答复如下：本县职工参加单位集资建房的，根据松政发（1995）37号文件《松阳县公有住房出售实施细则》中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和《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十五条的规定，参加单位集资建房应当以户、家庭为单位。因此职工参加单位集资建房，产权应归夫妻共同所有。因为产权归参加集资建房时的夫妻所有，故支付集资款的权利（义务）人应当为原夫妻双方。至于其款项来源不影响集资建房产权的认定。《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十条第四项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房建设的组成部分）产权归个人所有，住满五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出售或出租。其他过户手续请咨询松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对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上诉人夏绍增认为，对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针对本案审理的相关事实是否符合地方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是审理法官的职责，因为上诉人已经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松阳县公有住房出售实施细则》、《松阳县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政策的全文，及与此相关的《证据清单》供法官针对本案的相应事实进行审查。如果“答复”是针对本案作为审理政策依据，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无权作出审理性的解释；如果是对松阳县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条款作出解释，应该以松阳县规范性文件的实际条款为准，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松阳县政府的下属部门，不能作出与松阳县政府实际条款意思不符的解释。1、《函》中对松阳县职工参加单位集资建房，产权归职工个人还是职工夫妻所有作出的解释是“职工参加单位集资建房，产权应归夫妻共同所有”，解释的依据是根据松政发［1995］37号文件《松阳县公有住房出售实施细则》中的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以上四个条款，都没有涉及“职工参加单位集资建房，产权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文字，并且与“产权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解释毫无关联。2、《函》中“因为产权归职工夫妻所有，故支付集资款的权利（义务）人应当为原夫妻双方。至于款项的来源不影响集资建房产权的认定”的解释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和松阳县地方政策依据予以支持，且违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有房屋产权在婚姻存续期是否共有、离婚后对于房产分割的法律规定。本案的集资资格虽然在婚姻存续期取得，但在婚姻存续期夫妻双方没有出资。客观事实上，本案第三人王建兰2002年离婚，集资建房单位2016年才通知交款，时间上没有可由王建兰交款的理由，且在婚姻存续期又将该房产进行出卖处置，该集资房又存在离婚后补交38%房款的事实，补交集资房款应视为整套房产中的份额，但补交该房款份额时第三人王建兰已经离婚14年多了，因此松阳县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故支付集资款的权利（义务）人应当为原夫妻双方”，如果用来套用本案王建兰有相应的权益主张，上诉人认为缺乏事实法律依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答复”说补交的建房款不影响产权认定，无任何依据。松阳县政府松政［1995］8号《松阳县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19条规定，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付清房款之日起，住用5年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出售或出租；第27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付清房款之日起，住用5年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交易，这两个条款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住用5年后的先决条件是“付清房款之日起”，而本案房屋上诉人没有住用，被上诉人入住时，该房屋还有柴间、超建部分房款未付。3、针对法院的第三个问题，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只针对集资房若进行转让，是否受5年限制作了解释，并以《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作为依据，解释经济适用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住满5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出售或出租。上诉人认为，产权归个人所有的条文，不能证明本案产权归被上诉人王建兰所有或共有，与本案被上诉人王建兰没有关联性。同时，松阳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也没有否认经济适用住房必须住满5年，可依法进入市场出售的松阳县政府的规定。本案集资资格人夏绍增没有住过401室集资房一天，被上诉人章锦平在订立《房屋买卖契约》时，也没有住满5年，因此属于不能上市出售的情形。另外，《松阳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还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原售房单位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有优先受让权”，本案的集资房买卖，没有征得集资单位同意是否回购，明显违规。
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表示无异议。
被上诉人王建兰未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2016年8月4日《松阳县职工（居民）集资（合作）建房申请表》的审核内容来看，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为松阳县职工申请集资建房的审批单位，其答复对本案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夏绍增认可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和《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中的教师新村××幢4-4-4号房屋就是涉案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表示自愿承担因涉案房屋超面积需要补交的款项23626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判非所请的问题。虽然一审中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最初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人夏绍增立即办理教师新村××幢××单元402室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并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在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名下，但在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涉案标的为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并在庭审过程中通过回答一审法官提问和举证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涉案标的为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即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和《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中的教师新村××幢4-4-4号房屋。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夏绍增也认可《房屋买卖契约》和《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中的教师新村××幢4-4-4号房屋就是涉案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可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夏绍增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标的为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房屋并不存在任何误解，一审法院就当事人的争议标的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并不损害上诉人夏绍增的权利，并无不当。上诉人夏绍增主张一审判决判非所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松阳县教育局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对夏绍增系从松阳县教育局取得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的事实并无异议，其要求上诉人夏绍增履行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系根据其与夏绍增、王建兰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和《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而非基于其与松阳县教育局存在合同关系，故本案与松阳县教育局无直接关系，上诉人夏绍增主张一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房屋的初始产权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上诉人夏绍增系在其与被上诉人王建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松阳县教育局取得涉案房屋的集资建房资格，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该资格应由夏绍增、王建兰共同享有。且从2016年8月4日《松阳县职工（居民）集资（合作）建房申请表》的申请和审核内容来看，2016年，松阳县教育局在明知上诉人夏绍增与被上诉人王建兰已经离异的情况下，其仍然认定上诉人夏绍增的前妻王建兰为上诉人夏绍增申请集资建房的同户居住人员，而未增加上诉人夏绍增的现任妻子王泠蕊为上诉人夏绍增申请集资建房的同户居住人员，而在2016年12月12日夏绍增在其与王泠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补交了23626元集资款后，2016年12月22日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依然未增加王泠蕊为上诉人夏绍增申请集资建房的同户居住人员，本院认为，从松阳县教育局和松阳县住房改革委员会的行为以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的初始产权归上诉人夏绍增和被上诉人王建兰所有。四、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从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和《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的买卖房屋，还是《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明确的以夏绍增的名义参与集资建房，建房资金由章锦平筹集，房屋归章锦平所有，其本质均为双方约定夏绍增基于其教师身份在交纳集资建房款后从松阳县教育局处取得的房屋归章锦平所有，章锦平承担相应的义务。本院认为，结合涉案房屋建成后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和《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载明的内容相吻合的事实，可以确定涉案《房屋买卖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夏绍增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因违法应认定无效，但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只有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无效，本案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况；上诉人夏绍增又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契约》还存在其他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形，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五、关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是否有权要求上诉人夏绍增履行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的问题。根据《关于教师新村集资房的说明》，涉案《房屋买卖契约》签订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除了代上诉人夏绍增支付了39000余元建房款外，还另行支付了上诉人夏绍增1000元，应当视为已经全面履行了《房屋买卖契约》，其有权要求上诉人夏绍增按照《房屋买卖契约》的约定履行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至于2016年要求补交建房款的事实，该事实并不能改变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且因该事实发生在涉案《房屋买卖契约》签订十余年后，现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亦表示同意支付该笔费用，故不影响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要求上诉人夏绍增先行履行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六、关于一审法院有无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向一审法院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人夏绍增及被上诉人王建兰协助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办理松阳县西屏街道教师新村××幢××单元401室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因协助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内容本身就包含上诉人夏绍增及被上诉人王建兰先行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和再行将其名下的涉案房屋过户至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敏名下两个步骤，故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兰庭后明确其诉讼请求的行为与其最初的诉讼请求并无本质区别，一审法院针对其明确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并无不当。七、关于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建兰履行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是否恰当的问题。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王建兰明确表示自愿配合被上诉人章锦平、王建兰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故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王建兰履行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亦无不当。至于涉案房屋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税费问题及上诉人夏绍增的住房问题不影响本案处理，本院不予评判。另，本案系财产案件，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上诉人夏绍增应根据诉讼请求中标的的价额交纳诉讼费。
综上所述，上诉人夏绍增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上诉人夏绍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伟杰
代理审判员 王 洁
代理审判员 刘 斐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郑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