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川11行终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容，女，196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代理人：何建中，系乐山市市中区上河街街道紫云街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公民，男，195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珏，女，198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代理人：蒋涛，系上诉人杜珏丈夫，男，198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委托代理人：何建中，系乐山市市中区上河街街道紫云街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公民，男，195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团山街5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000008550234X。法定代表人：吴勇，局长。委托代理人：丁防振，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熊玮，四川众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5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0005656712314。法定代表人：戴允康，厅长。委托代理人：郑永康，男，该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勇，男，该厅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乐山市草堂高级中学，所在地乐山市市中区紫云后街***号。法定代表人：李火根，校长。委托代理人：尹立地，男，该校职工。上诉人刘庆容、杜珏因与被上诉人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原审第三人乐山市草堂高级中学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7）川11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8日、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庆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中，上诉人杜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涛、何建中，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的负责人叶晓琼及该局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防振、熊玮，被上诉人省人社厅的委托代理人郑永康、张勇，原审第三人草堂高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立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刘庆容、杜珏分别是死者杜文良的妻子和女儿，杜文良生前系第三人草堂高中职工，从事食堂管理工作。2016年9月23日晚上6点05分左右，杜文良在学校食堂厨房收拾菜盆时，突然出现头痛、头昏、胸闷、腿软、全身出汗、呕吐等症状，后在场其他人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由120救护车送往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急救，该院病危通知书载明入院诊断为：1.脑干、小脑出血原因待查；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诊断时间为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当日19时40分，杜文良被转往乐山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后因抢救治疗无效于2016年9月26日5时15分死亡，死亡诊断为：1.小脑蚓部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2.脑积水；3.肺部感染；4.脑疝；5.垂体危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2016年10月8日，草堂高中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认定杜文良的死亡为工伤，市人社局经审查于当日予以受理。后经调查，市人社局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06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杜文良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不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并送达二原告及第三人。草堂高中不服该决定于2016年12月29日向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省人社厅经审查于同日予以受理。2016年12月30日，省人社厅向市人社局邮寄送达行政复议提出答复书，向刘庆容、杜珏邮寄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7年2月23日，省人社厅以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为由，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邮寄送达给刘庆容、杜珏、市人社局及草堂高中，决定延期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7年3月24日，省人社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市人社局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刘庆容、杜珏遂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工伤决定〔2016〕06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省人社厅作出的川人社复决〔2017〕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市人社局对杜文良死亡性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上述事实，有刘庆容、杜珏提交的乐人社工伤决定〔2016〕06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川人社复决〔2017〕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杜文良入院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出院证明书、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病危通知书、乐山市人民医院入院证、乐山市人民医院死亡记录、乐山市人民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市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受理通知书、办结通知书、乐山市人民医院死亡通知单、对李敏和朱建强的调查笔录及所附情况说明、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省人社厅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回证以及本院庭审笔录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三条关于“全省设区地市依照《条例》规定实行工伤保险市级统筹。…”之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对乐山市行政区域内的职工伤亡性质作出相应工伤认定结论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根据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及出院病情证明书记载，杜文良入院病情诊断为：1.脑干、小脑出血原因待查；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乐山市人民医院死亡记录和死亡通知单记载，杜文良死亡诊断为：1.小脑蚓部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2.脑积水；3.肺部感染；4.脑疝；5.垂体危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因此，上述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杜文良突发疾病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关于刘庆容、杜珏主张杜文良死亡的情形符合原劳动部办公厅《复函》的规定，应当适用该《复函》作出工亡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工伤保险条例》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复函》是原劳动部办公厅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规章，更低于行政法规。同时，《复函》发布的时间是在1996年7月11日，而《工伤保险条例》是2003年4月27日国务院令第375号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其公布和施行的时间均在《复函》发布后。故本案不应适用《复函》，而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刘庆容、杜珏主张杜文良在送往区医院抢救时已脑死亡无存活可能因过度抢救超过48小时死亡应视同工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审理中刘庆容、杜珏提交了多份人民司法案例、专家学者论著以及医学教材的复印件，以证明脑死亡已是死亡判定标准，本案中亦应基于保障职工利益和对职工有利的立场认可脑死亡时间为实际死亡时间。但死亡时间的认定直接涉及死亡的判定标准，而死亡的判定标准本质上属于医学问题，即医学上如何判断个体生命已经终结。乐山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死亡通知单均载明杜文良死亡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5点15分，该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亦载明杜文良死亡日期为2016年9月26日。市人社局也正是依据上述记载，认定杜文良死亡的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5点15分。同时，乐山市人民医院死亡记录诊疗经过部分载明“于5:15行床旁心电图，心电图呈等电线，患者瞳孔散大固定，大动脉搏动消失，自主呼吸消失，各种深浅反射均消失，宣布临床死亡。”由此可以说明，乐山市人民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在“脑死亡”与“宣布临床死亡”两个标准、两个时间中，仍然采用以心电图呈等电线、无自主呼吸作为临床死亡标准，并以该时间作出了杜文良死亡的最终判断。因此，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死亡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工伤认定主管机关还是人民法院，都应尊重专业医疗机构的判断。在该判断未有明显与法律规定抵触亦未有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应当也不适宜对杜文良死亡记录、死亡通知单中所载明的有关死亡日期和时间的最终记载予以否定。因为死亡的认定标准、死亡时间的确定不仅仅影响到工伤的认定，还涉及到个人多项权利的消灭和多种法律关系的终结和变动。如果人民法院仅仅出于保障职工权益的考虑，就在立法尚未明确确立脑死亡为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径行否定医疗机构采用的心肺死亡标准，在工伤认定中直接确认脑死亡标准，无疑会有冲击我国目前各法律体系中死亡认定标准同一性之虞。当然，刘庆容、杜珏作为杜文良亲属，在杜文良生命危重之际，基于深情挚爱而非利益计算，坚持抢救、不离不弃的行为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显现内心情意良知，一审法院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亦希望死亡标准问题能早日以立法明确，从而能此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统一认识对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之规定，因杜文良于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被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初次诊断为：1.脑干、小脑出血原因待查；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故应以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作为杜文良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杜文良于2016年9月26日5点1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距其突发疾病的时间已超过了48小时。因此，由于杜文良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也不属于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市人社局在经调查并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本案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结论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省人社厅于2016年12月29日受理草堂高中提出的复议申请后，向市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向刘庆容、杜珏邮寄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因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省人社厅又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邮寄送达本案刘庆容、杜珏、市人社局及草堂高中。后经审查于3月28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市人社局在《决定书》中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部分载明杜文良的死亡原因为：1.小脑蚓部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2.脑积水；3.肺部感染。而乐山市人民医院死亡记录上载明杜文良死亡诊断为：1.小脑蚓部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2.脑积水；3.肺部感染；4.脑疝；5.垂体危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因此，该《决定书》中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中对杜文良死亡原因的记载内容不准确且存在缺漏，本院依法予以指正。但该问题未对全案事实认定及原告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对工伤认定结论也不产生实质影响，不足以影响被诉行政行为整体的效力。市人社局在今后工作中应加以规范和注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综上事实和理由，刘庆容、杜珏要求撤销市人社局《决定书》和省人社厅《复议决定书》，责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庆容、杜珏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刘庆容、杜珏负担。上诉人刘庆容、杜钰上诉称：一、杜文良之死与完成工作任务有关，具有特殊性。杜文良虽患冠心病高血压病，但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长期加班过度劳累，于案发当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致小脑血管破裂死亡，致害近因与草堂高中不当的工作安排存在关联，依照近因原则其工伤赔付应积极归责于草堂高中。二、原判简单运用法条去“裁剪”社会关系，极不合理。死亡的判定不能单纯以呼吸和心跳的停止作为依据，死亡的严格确定，应以脑死亡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规定是国家对劳动者的授益性规定，应当用目的解释法和社会学解释，以社会效果为依据来解读该条本意。杜文良初次诊断时间为2016年9月23日21点41分，死亡时间为9月26日5点15分，约56小时，被上诉人和原判均机械以48小时为界，认定不是工伤，违背了人的死亡是渐进过程之自然规律和本案实际情况及48小时授益性规定本意。杜文良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抢救，上诉人为给予其更好的抢救，将其转往市医院，延缓了杜文良心跳停止超48小时。三、原判适用依据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原判认定的发病时间为2016年9月23日晚上6点05分左右没有事实依据，综合本案证据，只有上诉人一直认同的6点30分左右才符合事实，认定的初次诊断时间7点15分与区医院9月23日《24小时入出院记录》的21点41分不一致。而呼吸循环衰竭与杜文良死亡的性质认定意义重大，原判没有进行评判。综上，请求：1.撤销四川省峨眉山人民法院（2017）川11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工伤〔2016〕0626号《决定书》决定和被上诉人省人社厅川人社复决〔2017〕26号《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对杜文良死亡性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一、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受理了病亡职工杜文良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作出被诉《决定书》,并在法定期限内送达了上诉人及用人单位,且充分告知了行政相对人相应的诉权，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病亡职工杜文良所涉及的情形不符合应当视同为工伤的两个法定条件：一是职工发病的时间节点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岗位上;二是职工必须是因自身突发疾病死亡或者经抢救无效在48小时内死亡的。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书》认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省人社厅答辩称，市人社局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省人社厅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草堂高中述称，上诉人刘庆容、杜珏所述属实，杜文良在工作期间认真负责非常敬业，他在工作岗位上因病去世对他的家庭和学校来说都是一种遗憾，希望法院能够作出有利于死者家属和学校的判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向杜文良亲属送达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载明诊断为：1.脑干、脑出血原因待查；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刘庆容、杜钰主张杜文良之死与完成工作任务有关，具有特殊性，应当依照近因原则将其工伤赔付归责于草堂高中的问题。近因原则在工伤保险中主要适用于工作原因的判断，即职工所受伤亡与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杜文良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并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虽然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杜文良在发病前存在长期加班未安排补休、轮休的情形，但尚不足以证明该情形是导致杜文良发病的直接原因。故上诉人刘庆容、杜钰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杜文良死亡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上诉人刘庆容、杜钰认为杜文良2016年9月23日18时30分发病倒地时已进入濒死期，市中区人民医院临时医嘱单记录19时10分杜文良被紧急气管插管、呼吸机通气，市人民医院19时57分记录呼吸21次/分，血压158/81mmhg，双侧瞳孔散大至3mm，光反射消失，市人民医院23日23时03分记录持续呼吸机通气，双侧双瞳等大等圆约3mm、对光反射消失，两个医院的三次记录说明杜文良已经脑死亡，进入濒死期，因此其死亡时间应当以其从市中区人民医院转入市人民医院时为准，即2016年9月23日19时40分。本院认为，首先，以上证据并不能证明杜文良在9月26日5时15分之前已经处于脑死亡，而抢救过杜文良的两家医院亦未作出杜文良已经脑死亡的判断；其次，乐山市人民医院死亡记录载明：杜文良于5:15行床旁心电图，心电图呈等电线，患者瞳孔散大固定，大动脉搏动消失，自主呼吸消失，各种深浅反射均消失，宣布临床死亡，即专业医疗机构认定杜文良的死亡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5时15分。因此，原审法院以2016年9月26日5时15分来认定杜文良的死亡时间并无不当，对上诉人主张杜文良的死亡时间是2016年9月23日19时40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庆容、杜珏主张原审法院认定的初次诊断时间为9月23日7时15分与区医院9月23日《24小时入出院记录》的21时41分不一致，应当以9月23日21时41分作为初次诊断时间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48小时”的起算时间，应当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结合本案，杜文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随即被送往市中区人民医院救治，该院于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向杜文良亲属送达的病危通知书载明诊断为：1.脑干、脑出血原因待查；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而市中区人民医院9月23日《24小时入出院记录》上载明的21时41分是医师开具出院记录的签名时间，并非诊断时间。故原审法院以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作为杜文良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对上诉人刘庆容、杜珏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刘庆容、杜珏主张呼吸循环衰竭与杜文良死亡的性质认定意义重大，原判却未予评判的问题。本案中，一审判决已对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的《决定书》中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中对杜文良死亡原因的记载内容不准确且存在缺漏的地方予以指正。故对上诉人刘庆容、杜珏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如前所述，杜文良2016年9月26日5时1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距其2016年9月23日19时15分突发疾病的时间已超过了48小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杜文良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关于视同工伤规定的情形正确。综上，上诉人刘庆容、杜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庆容、杜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喆予审 判 员 易晓芸审 判 员 钟小红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杨媛媛书 记 员 朱蕾汀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