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33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强，男，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堂，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摩托邦（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王阿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晓，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琳琳，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阿奇，男，户籍地吉林省梅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晓，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琳琳，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程强因与被上诉人摩托邦（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托邦公司）、王阿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2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丽、刘仁堂，被上诉人摩托邦公司、王阿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晓、郑琳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摩托邦公司、王阿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将股权转让事宜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程强与王阿奇召开了股东会，同意增加新股东李志忠、刘峻;同意程强退出股东会，同意程强将自己持有的出资转让给王阿奇、李志忠、刘峻；同意免去程强执行董事职务；同意免去王阿奇监事职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程强曾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工商信息底档文件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决定等文件上的签字系伪造，根本不是程强本人的签字。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决定等文件是公司工商信息变更的重要文件，一审法院在程强明确提出质疑之后，未对此依法组织质证和辩论，并直接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决定等文件认定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事宜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程强认为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的认定上出现了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对于程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王阿奇承诺给予程强的股权是基于其作为摩托邦公司的职员，王阿奇并未认可代程强持有股份。”该情形属于证据不足的情形。一审中，程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有一项为微信聊天记录，参与此聊天记录的成员有王阿奇、程强、以及另一合伙人王有华。该项聊天记录中显示，王阿奇曾于2015年10月20日明确表示:“…(外部资金进来后)只有咱们三个(即王阿奇、程强、王有华)和投资人是没有考核期，直接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而后进来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其后，王阿奇又单方面撕毁上述三人达成的一致意见，改为给程强8%限制性股权，并且不会一次性给予，而是分四年成熟，即有四年考核期。对此程强是不同意的。也就是说此时双方就上上述股权分配事宜出现分歧，而法院却在王阿奇并未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了王阿奇的上述言论。程强认为一审法院在该项事实的认定上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对案件并未查清，证据及其不充分的情形下即做出事实认定和判决，属于依法应该撤销和改判的情形。为维护程强的合法权益，促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现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摩托邦公司、王阿奇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要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程强的上诉请求。具体的理由，第一、关于工商变更登记，摩托邦公司、王阿奇认为程强的该上诉主张依据的事实基础跟其一审起诉时所自认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对于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和变更转让给王阿奇股权的这个事实，一审中程强都是认可的；第二、从工商变更登记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当时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所有手续，都是由程强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主持下操作的，所以说是王阿奇作假没有事实基础；第三、摩托邦公司、王阿奇也查阅了工商变更登记的历史记录，从设立到变更这两次的前后程强的签字都是一致的，所以设立和变更都是程强本人签署的；第四、关于微信的问题，摩托邦公司、王阿奇认为在一审中已经多次陈述过了，一审的判断是正确的。微信只是一个聊天的记录，并没有形成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且从这个微信的内容上来说，王有华与摩托邦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王有华不是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公司的员工，后来也没有参与到公司的任何事务当中，所以这一段微信记录与本案是无关的。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程强为摩托邦公司的股东，并确认王阿奇持有的摩托邦公司8．8%的股权归程强所有；要求摩托邦公司承担赔偿律师费1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6日，摩托邦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为程强、王阿奇。程强认缴出资140万元，占70%，王阿奇认缴出资60万元，占30%。双方均未实缴出资，王阿奇出资50余万元作为公司运行的费用。2015年11月2日，甲方摩托邦公司与乙方程强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为员工，劳动期限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1日止；程强在公司担任运营总监职务；试用期3个月，每月工资8000元，试用期满后工资为税前10000元；员工津贴、奖金以及其他福利由公司根据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时间、任职岗位和公司的经营情况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的金额和方式。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摩托邦公司每月向程强发放工资，标准为税前10000元。2015年11月4日，程强向王阿奇汇款20万元。2015年11月16日，程强与刘峻签订《转让协议》，程强将在摩托邦公司股权21．6万元转让给刘峻，自转让之日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同日，程强与李志忠、王阿奇签订了《转让协议》，将自己对摩托邦公司的股权14．4万元、104万元分别转让给李志忠和王阿奇，其他内容与之前与刘峻签订的《转让协议》一致。各方将股权转让事宜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程强与王阿奇召开了股东会，同意增加新股东李志忠、刘峻；同意程强退出股东会，同意程强将自己持有的出资转让给王阿奇、李志忠、刘峻；同意免去程强执行董事职务；同意免去王阿奇监事职务；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6年6月，摩托邦公司的股权再次发生变化，股权结构为王阿奇认缴出资164万元，刘峻认缴出资21．6万元、李志忠认缴出资14．4万元、许四清认缴出资9．0909万元、北京创新工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9．0909万元、厦门隆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4．5455万元、天津真格天弘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4．5455万元。2017年2月27日，程强通过微信向王阿奇发送消息：“公司初始只有你我，你就补一个你我双方的代持协议”，王阿奇回复：“那你拟吧，没问题的话，我签”；“你和我先签的合同，只是约束我，约束不了公司，因为在没有股东会批准的所有股权协议都无效。所以到时候a轮的文件还得要签一下”；“我可以给你写一个声明，声明程强先生作为摩托邦的创始合伙人，有8%的限制性股权（分4年，投资人协议里是头两年，满两年，可以拿到2年的份额，之后每半年可拿到半年的份额，你只做了一年，但是我可以给你），另外也可以声明，程强帮尚娜持有一次性限制性股权2%，合并为4．4%（原始股份，随天使轮、a轮同比稀释），会在a轮结束后和目前在职的所有同事一起签署股权协议”。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工商档案、劳动合同、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工资表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程强主张其为摩托邦公司的股东，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按照程强与刘峻、李志忠、王阿奇签订的《转让协议》，程强已经将股权转让给了刘峻、李志忠、王阿奇三人，并变更了工商登记，程强已经不具备摩托邦公司的股东身份。程强主张其与王阿奇达成了代持关系，要求确认登记在王阿奇名下摩托邦公司8．8%的股权归其所有。对此程强提交了一些微信聊天记录。但是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对股权代持一事未能达成合意，王阿奇承诺给予程强的股权是基于其作为摩托邦公司的职员，王阿奇并未认可代程强持有股份。程强以其与王阿奇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为由，要求确认其系摩托邦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程强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指当事人之间就某一当事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而产生的争议。而关于审查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是其获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及自然人股东资格继承的规定，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受让公司股权或者以继承的方式继受公司股权的也满足获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和法院查明的事实，虽然程强系摩托邦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但2015年11月16日，程强已将其持有股份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变更至刘峻、李志忠、王阿奇名下，虽然程强上诉主张相关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决定等文件上的签字系伪造，根本不是程强本人的签字，转让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推翻工商登记备案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且程强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的过程中，均明确表示对于股份转让及工商登记变更的事实系知情的，仅是为吸引投资，完善公司股权结构，与王阿奇约定了代持股份，现其推翻一审自认的事实，又并未提交充分的反证，故对于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程强上诉还提出，根据程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阿奇曾明确表示程强作为创始人取得的股份是没有特殊限制的，但后来王阿奇又单方面撕毁达成的一致意见，改为给程强8%限制性股权，对此程强是不同意的，一审法院却认定王阿奇承诺给予程强的股权是基于其作为摩托邦公司的职员，王阿奇并未认可代程强持有股份，该认定上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处理股权代持关系的相关问题首先应当依据《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及合同成立的规定审查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代持的合意是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须以订立合同的形式予以确立且其核心内容应包括“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的约定；合同订立形式可以采用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本案中，程强并未提交双方关于股份代持的书面协议，现其仅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双方存在股份代持的口头约定。但通过审查双方微信聊天的相关内容来看，双方并未明确约定程强系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王阿奇作为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股份代持股份，该聊天记录仅显示了王阿奇与程强在公司面临a轮外部融资的情况下，对于持股问题的协商过程，双方并未就是否存在明确的代持股情形，代持股份额，股权是否存在特殊限制达成一致意见。故程强仅依据该聊天记录主张其与王阿奇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程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程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刘建刚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法官 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