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金牛民初字第3611号
原告吴治东，男，汉族，1972年11月13日出生，住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
委托代理人杜伟，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江才，男，土家族，1991年9月26日出生，住湖北省利川市团堡镇，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星辰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负责人罗从容，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星，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治东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星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星辰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6月2日、2015年7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治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杜伟、文江才，被告农行星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5月22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开户业务，户名为吴治东，账户为622×××475。原告先后多次将钱存入卡内，存款及利息共计85688.35元。2015年3月18日，原告到被告处取款85430元时，遭被告拒绝。原、被告之间的储蓄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款85430元及至实际支付日止相应的利息。
被告辩称，原告声称没有开通网上银行交易渠道不是事实；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银行卡的款项不是本人或代理人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过错；被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诉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3日，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的自助发卡机领取卡号为622×××470的银行卡，并签署《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自助发卡机业务办理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在确认书上渠道一栏后面的消息服务和ATM自助转账后面均有打勾，确认书下部载明“本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自助发卡机办理业务前，已阅读《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章程》和《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协议》，知晓并同意上述协议内容。本人提供的个人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已详细了解所申请业务协议和收费标准等，并同意接受”。该卡户名为吴治东，手机号132×××543。2014年4月24日，原告前往被告处申请办理前述银行卡的挂失。2014年5月22日，原告再次前往被告处办理了挂失换卡，并签署《挂失/换卡申请书》，注销了前述2013年11月13日申领的银行卡，重新申领了卡号为622×××475的银行卡，即案涉银行卡。换卡当日，吴治东签署《业务回单》，从该回单的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金e顺短信通客户签约回执可见，吴治东开通“手机银行动账短信通知，通知起点金额10元”；吴治东当庭确认开通短信通知业务，换卡当天收到过银行发的短信。2014年5月23日，原告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并签署《客户离行注册回单》，该回单注明了序号、传票号、日期和时间、日志号、终端编号、交易码、业务种类、操作员、复核员、客户姓名、证件号、客户号、网上银行开通标志、K宝序号、缴费账号、注册账号等内容，并载明“本人已领取网上银行两码密码封及K宝”，该回单客户姓名为“吴治东”，证件号与原告在本案提交的身份证号码一致，并附有吴治东身份证复印件。
在案涉账户开立以后，吴治东于2013年11月13日将案涉账户的活期存款36000元，以“转开整整”方式转为案涉账户的定期存款，交易渠道为AUTT;2014年11月23日，将案涉账户中的活期存款8万元，以“转开整整”方式转为案涉账户的定期存款，交易渠道为AUTT。从被告提交的银行渠道编码含义表可见，AUTT所代表的含义为“自助终端、自助银行”。吴治东当庭确认曾将8万元转成过定期，但否认该操作为其本人完成，主张为银行柜员操作完成。2014年12月27日，案涉账户以“整整转入”方式将80023.44元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案涉账户至此时止余额为85730.80元。此后，案涉账户于当日以支付货款为由向陈丽坤转账20100元，向杜东霖转账20100元，向刘端转账20100元，向王雷转账25100元，以上共计85400元。以上5次操作的交易渠道均为EBNK，即网上银行。截止2015年3月18日，案涉账户余额为284.8元。
另查明，2015年6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电子银行部（以下简称电子银行部）作出《短信银行消息服务查询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并附有《总行网关返回状态明细》，用以证实电子银行部对手机号码132×××543号在2014年12月27日零点至二十四点之间的账户余额变动情况的短信银行消息服务发送成功。该《总行网关返回状态明细》载明：电子银行部曾于2014年12月27日21：46至21：49期间向目的号码132×××543的用户发送了5条短信，该5条短信的发送内容均含有当日该用户尾号1475的农行账户的具体动态，内容与原告所举综合应用系统查询内容相印证。
再查明，2015年3月18日，吴治东曾前往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九里堤派出所报案，称其该日上午到被告处办理业务时发现案涉账户中的8万余元款项不见了。吴治东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否认曾开通过网上银行，并称在柜台上将款项转为定期后，让外面一个工作人员带其到机器上去查询存款余额，因吴治东不会使用机器，在查询余额时，由吴治东将银行卡插入机器并输入了密码，当时工作人员就站在旁边，有没有看密码吴治东不知道。吴治东称他输入密码后，由该工作人员在机器上进行了操作，并告诉吴治东余额为5000余元，然后将机器出的一张纸交给了吴治东，但吴治东称不知道那是什么。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一组、询问笔录、中国农业银行蓉城卡、借记卡明细查询、自助发卡机业务办理确认书、挂失/换卡申请书、业务回单（金e顺短信通客户签约回执）、客户离行注册回单、电子银行实时转账交易（个人）回单（付款方）、情况说明及明细、综合应用系统查询、银行渠道编码含义表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申请开立账户，被告予以办理后，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的形成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相应义务。现已查明，原告2013年11月13日在被告处开立账户时开通了消息服务、ATM自助转账。2014年5月22日原告挂失更换为现在持有的案涉银行卡，并办理了手机银行动账短信通知业务。原告于2014年5月23日开通案涉账户的网上银行，并在注明“本人已领取网上银行两码密码封及K宝”的案涉离行注册回单上签署了姓名，该签名行为是对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的确认。从综合应用系统中的明细可见，吴治东所确认的2013年11月13日的36010元定期存款和2014年11月23日的80000元定期存款，均是以转开整整方式进行，交易渠道均为AUTT，即通过自动终端、自助银行所操作完成。虽原告否认其有开通网上银行的行为，也否认曾在被告机器设备上进行过操作，但原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曾陈述因其不会使用机器，在他输入密码后，由该工作人员在机器上进行了操作，并告诉吴治东余额为5000余元。由此可见，是原告本人将卡放入机器并输入密码，工作人员对其余额进行了查询。此时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行为并无违约或过错，不能以此得出工作人员窃取其密码并擅自开通案涉银行卡的网上银行服务，亦无法证实此后案涉8万余元的4次转账行为与该工作人员的此番服务行为具有关联。被告所举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本院确认原告曾在被告处开立网上银行服务并曾经通过相关机器设备进行账户操作的事实。2014年12月27日原告以整整转入方式将案涉账户中的80026.44元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以及此后以支付货款为由转走的4笔款项，交易渠道均为EBNK，即通过网上银行操作完成。虽原告主张该5笔操作均非由其本人完成，但原告未举出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同时被告所举电子银行部明细证明，在案涉8万余元通过网上银行转账当日，已通过短信银行消息服务系统通知了被告。虽原告否认曾收到信息，并质疑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电子银行部情况说明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通过短信银行消息服务查询系统的服务器调取，现原告无证据证明该证据为伪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综上，原告负有妥善保管案涉银行卡及与该卡相关的支付凭证和密码的义务，被告负有保证原告存款安全及保证原告存、取款自由的义务。现原告否认案涉8万余元款项的转账是其本身所为，但无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的转账是因被告违约和过错行为所致，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存款8543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吴治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968元，由吴治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秦 溱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