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6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佳，男，1981年4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士增，男，1954年8月4日出生。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玲，北京市恒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杰，北京振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士玲，女，1952年2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宏丽，女，1971年7月1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士臣，女，1956年7月30日出生。
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北京中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士永，男，1959年4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久成，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士永因与朱佳、朱士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于2015年12月31日做出（2014）大民初字第8248号民事判决，朱佳、朱士增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6年5月30日做出（2016）京02民终28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期间追加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为被告参与诉讼，审理后做出(2016)京0115民初12618号民事判决，朱佳、朱士增、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佳、朱士增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士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朱士永没有证据证明其出资建设诉争房屋，建房证不是物权取得凭证。遗嘱及房产继承协议的内容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对本案各方均有约束力，房屋应按照上述协议，全部归朱佳所有。
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士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三人于2014年6月7日出具的《证明》系在朱士永欺骗下签字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9号院落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系滕某，诉争房屋也系在翻建原有的朱某、滕某夫妇之房屋的基础上建设的，故翻建之房屋亦应归朱某夫妇所有。朱士永系代表全家办理的建房证，他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建房出资，事实是家庭成员均有出资，一审法院仅凭建房证认定诉争房屋系朱士永出资建设，属认定事实不清。
朱士永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提供的建房证、村委会证明及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三人的证明足以证明诉争房屋由我出资建设。朱佳与朱士增提交的遗嘱和房产继承协议与诉争房屋所有权认定无关，遗嘱及继承协议所载房屋并非诉争房屋，且因为处分他人财产，故遗嘱及继承协议均不发生法律效力。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已经出具证明确认诉争房屋由我出资建设，故她们主张该房屋应为朱某和滕某之财产，并均有出资建房行为的主张不应被支持。
朱佳、朱士增对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的上诉辩称，不同意她们主张的事实，诉争房屋应全部归朱佳所有。
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对朱佳、朱士增的上诉辩称，诉争房屋是朱某、滕某的共同财产，建设时全家都有出资行为，不同意朱佳、朱士增主张的事实。
朱士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某中路19号院内北房4间属于朱士永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滕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5名子女，即长子朱士增、次子朱士永、长女朱士玲、次女朱士臣、三女朱宏丽；朱某于2009年4月6日死亡，至其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滕某于2004年7月8日死亡，至其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
1983年4月12日，针对19号院，朱士永取得编号为“兴沄字第027号”的建房证，该证书载明申请建房人为朱士永，建房原因为“住房破旧翻建”，建房数量为4间，建筑面积为288平方米，“宅基面积”为0.34亩，南北长14米，东西长16米，宅基四邻为“南至贾某、北至戚某、东至李某，西至王某”；建房证加盖有“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沄海管理区”公章及“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章。2014年6月30日，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笃庆堂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19号院宅基地原建房时间为1983年4月12日，原建房证所有人为朱士永。2016年11月30日，笃庆堂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19号院宅基地为老房翻建，朱士永于1983年4月12日经批准取得建房证。针对诉争19号院内北房4间的建造情况，2014年6月7日，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某中路19号有北房4间，是朱士永1983年复员后自行出资建房”。曹某、王某（均为原笃庆堂党支部、村委会领导）出具书面证言，证明笃庆堂村村民朱士永于1979年从村里应征入伍，在1983年转业，在服役期间村里每年补助朱士永600元，4年一共补助2400元。2016年1月29日，笃庆堂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与上述书面证言一致。
为证明19号院宅基地登记在滕某名下，朱佳、朱士增提交审批时间为1997年12月31日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证书载明户主姓名滕某，占地时间1980年4月，宅基地长17.50米，宽18.54米，面积为0.47亩，房屋结构混砖，建筑总面积为316.58平方米（正房5间，105平方米），用地四至为东至李某、西至王某、北至党某、南至杨某；为证明在2003年以后建造的房屋均是朱士增建造的，归朱士增所有，朱佳、朱士增提交于2003年5月10日审批的建房证，该建房证载明申请人为朱士增（有涂改痕迹，原姓名无法辨认），人口为5人，现有房屋面积为105平方米，建房原因为“院内建房”，建房面积为204.21平方米，在所绘制“建房位置及周围关系图”中，四至为东至李某、南至杨某、西至王某、北至党某，图中显示原有房屋为北房，新建房屋为西厢房与南房连为一体的“L”型房屋。
为证明朱某立遗嘱将诉争19号院内北房4间交由朱佳继承，朱佳、朱士增提交朱某于2006年11月22日所立“遗嘱”；该遗嘱载明：“我叫朱某，某中路19号院有80年建房5间，因老伴滕某（法院注：应为滕某）已过世，通过法律咨询，现将我只有50%房产继承权，给与长孙朱佳继承”；该份遗嘱的标题及正文均为打印，落款处“立嘱人”由朱某签字并按印，落款时间为部分打印，部分填写；对该份“遗嘱”，朱士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看不清楚签字，不能确定是本人签字，遗嘱的内容不能明确处分的是何财产，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主张该份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且遗嘱内容表述不清，对遗嘱的形式及内容均表示异议，因在1983年建房时全家人均有出资，因此朱某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该份遗嘱应认定无效。
为证明继承人均同意诉争北房4间中涉及滕某遗产部分由朱佳继承，朱佳、朱士增提交落款时间为2006年11月22日的由朱士增、朱士永、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签字并按印确认的“房产继承协议”；该协议载明：“笃庆村中路19号有80年建房5间，有50%房产朱某老人给了长孙朱佳继承。其余的50%房产是已过世的滕玉琴（法院注：应为滕某）的，应由五个儿女继承。为了尊重老人的提议，我们共同商议决定放弃房产的切割，把这部分房产也由朱佳继承。同意将某中路19的五间房变更到朱佳名下”；对该份“房产继承协议”，朱士永称系其本人签字，但当时朱某说如果不签字就不能活了，朱士永才签的字，考虑到协议说的是80年的房子，而朱士永的房子是83年建造的，协议涉及的不是朱士永的房子，所以签字，因为如果房屋是朱士永的，就没有放弃继承权的问题；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认为“房产继承协议”应由所有继承人签字认可，但该继承协议未经朱某签字，该份协议并没有提到1983年翻建房屋的事实，也就是说该继承协议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应属无效。
诉讼过程中，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申请对2006年11月22日“遗嘱”中朱某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手印是否为本人所按进行鉴定；同时，朱士玲申请对2006年11月22日“房产继承协议”中朱士玲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手印是否为本人所按进行鉴定。针对以上两项鉴定申请，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5月8日，法源鉴定中心向法院出具“案件受理情况说明”，经其审查，“此案现仅能就2006.11.22《房产继承协议》上‘朱士玲’签字进行鉴定；关于2006年11月22日《房产继承协议》‘朱士玲’签字处指印，由于可见指印过于模糊不清，无法进行鉴定；关于2006.11.22《遗嘱》上‘朱某’的签字存在多处重描现象，指印过于模糊不清，故此检材无法进行签字及指印的鉴定”；经法院释明，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表示放弃对2006年11月22日“遗嘱”上朱某的签字及指印的鉴定，朱士玲放弃对2006年11月22日“房产继承协议”上朱士玲手印的鉴定，只要求对2006年11月22日“房产继承协议”上“朱士玲”签字进行真伪鉴定；2017年6月30日，法源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检材上同意签字处‘朱士玲’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朱士玲’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为核实19号院内诉争房屋现状，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勘验现场；19号院内建有东西走向3排房屋；自北向南数第1排北房的西侧4间房屋（按隔断墙划分）为本案诉争北房4间，在诉争房屋东侧有1间房屋，朱士增主张建于2003年；该诉争房屋西侧南部建有西厢房2间（该房屋北墙借用诉争房屋南墙），朱士增主张该西厢房建于2003年；自北向南数第2排有4间房屋，朱士增主张建于2006年；对自北向南数第3排房屋，朱士增主张建于2003年；在第2排及第3排房屋的东侧建有4间东厢房，朱士增主张该房屋建于2006年；在4间东厢房南侧建有1排南北向的7间房屋，朱士增主张建于2006年。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朱士永是否基于合法建造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对于朱佳、朱士增所提交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因颁发于诉争北房4间建成后，且申请宅基地系以户为单位，虽然登记户主姓名为滕某，但不能据此认定诉争房屋系滕某所建造；对于朱佳、朱士增所提交审批时间为2003年5月10日的建房证，因系针对2003年之后所建房屋进行审批，且申请人姓名有涂改痕迹，故不能作为认定诉争北房4间权利人的依据；基于当时的法律及民事政策，因朱士永作为复转军人回乡落户生活，经合法审批，朱士永取得了编号为“兴沄字第027号”的建房证，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认定诉争北房4间系朱士永所建造；据此，朱士永翻建4间房屋的行为，属合法建造行为，上述4间房屋的物权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上述4间房屋应属朱士永个人所有，朱士永是否一直在此居住不影响其物权状态。
本案争议焦点二在于“遗嘱”与“房产继承协议”的效力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对于2006年11月22日有朱某签字的遗嘱，因正文系打印，并非本人书写，故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遗嘱的法定形式，应属无效；对于“房产继承协议”，其所称的80年所建房屋5间，欠缺明确指向性，从涉案院落中现存状态看，北侧5间房屋中的4间建于1983年，东侧后加建1间建于2003年，另外，涉案院落中在北房南侧及其他空闲位置又陆续在2003年之后加建了多间房屋；退一步讲，即使协议所处理房屋为诉争房屋，如果将该协议作为继承人协商一致的遗产分割协议，其所处理财产并非遗产，且作为继承人的朱某未在协议上签字，如果将该协议作为赠与协议，其所用措辞亦没有赠与人将房产赠与受赠人的明确意思表示；据此，无论是“遗嘱”还是“房产继承协议”，均不产生诉争房屋归朱佳所有的法律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村中路十九号院内北房四间（系自北向南数第一排北正房五间中的西侧四间）归朱士永所有。
本院二审期间，朱佳、朱士增提供2006年11月21日的遗嘱复印件一份，提供2006年11月22日的房产分配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朱某对其所有的另一处楼房中的财产份额立遗嘱确定归朱士臣所有，滕某所有之遗产份额作价15万元，由朱士臣分别补偿其他兄弟姐妹各三万元，以佐证其在本案中出示的关于19号院落房屋的遗嘱及房产继承协议之真实性。朱士永认为上述证据均非新证，对房产分配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对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两份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关于19号院落房屋的房产继承协议不真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处理。
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诉争的房屋坐落在农村集体土地上，该房屋的所有权确认需要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房屋的建设审批手续以及建房出资情况这几方面予以审查。
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问题。现查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村中路19号院，由滕某作为使用权人，在1997年领取宅基地使用权证。现朱佳、朱士增及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均陈述该院落原为祖宅。
关于诉争房屋的建设审批手续问题。1983年4月12日，朱士永取得编号为“兴沄字第027号”的建房证，该证书载明申请建房人为朱士永，建房原因为“住房破旧翻建”，建房数量为4间。首先，建房证不是宅基地使用权凭证，朱士永不能据此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次建房证不是房屋所有权凭证，朱士永亦不能据此取得房屋所有权。虽朱士永主张诉争房屋为新建，所占用土地与祖宅不一致，但其现亦认可审批建设之四间房屋坐落于上述19号院落内。本院认为滕某原居住院落为祖宅，现其为19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而朱士永虽作为建房人审批取得建房证，但建房原因亦载明为翻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采信朱士增等关于诉争房屋系祖宅内旧房翻建而来的陈述。在19号院落有合法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情况下，该建房证仅系诉争房屋经有关部门审批合法建设的凭证。
关于诉争房屋的建设出资问题。该房屋建设距今已经三十余年，各当事人均不能出示直接证据证明建房出资情况，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现举证之间接证据并结合人情事理做如下考虑：首先，诉争房屋系在祖宅老房屋上翻建而来，朱某夫妇尚健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村建房多为父母作为主要出资人，并主持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建设，作为有能力的儿女亦多有出资等帮助行为；其次，朱士永转业回乡取得相应补助费用的事实本院不持异议，军人回乡落户也有相关政策，但朱士永在诉争房屋建房之时尚未结婚，一个父母健在没有成家的年轻人，自行出资翻建老房的行为在农村并不常见；另结合朱士永于建房次年结婚亦需要一定花费考虑，故其所述转业之补偿费均用于建设诉争房屋一节本院难以认定。
综上，朱士永非诉争房屋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虽以其名义取得建房证，但其对于建房出资情况举证不足，故本院对朱士永要求确认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村中路19号院中北房西数四间全部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所做判决结果存在错误，本院予以改判。
另，朱士永对诉争房屋可能享有的析产继承份额可另行主张。朱佳、朱士增提出的继承问题，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亦可另行主张解决，本案对上述内容涉及的事实不予审查处理。
综上所述，朱佳、朱士增、朱士玲、朱士臣、朱宏丽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26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朱士永的诉讼请求。
鉴定费三千三百元，由朱士玲负担（已交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二千三百元，均由朱士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丽杰
审判员 陈 妍
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