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5民再11号
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号村。
法定代表人：郭占清，厂长。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民，男，1956年7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寒，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主，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原告：马金花，女，1949年2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再审原告：李玉梅，女，1971年5月30日出生，北京市丰台区。
再审原告：李玉杰，女，1973年9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再审原告：李海涛（兼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代理人），男，1974年5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女，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再审原告：万淑明，男，1950年8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建军，男，1970年5月26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以下简称：红星塑料厂）因与朱建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2013）京一分检民抗字第7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出抗诉。一中院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2013）一中民抗字第582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5年6月9日作出（2014）大民再初字第315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驳回朱建民的起诉。朱建民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二中民（商）再终字第8323号民事裁定，认为朱建民作为合伙人之一，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起诉红星塑料厂要求分配利润，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一审以法律关系不正确为由，裁定驳回朱建民的起诉，并无法律依据，予以纠正，因此撤销了本院（2014）大民再初字第315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官孟朝霞及检察官助理赵洪涛出庭。再审原告马金花、再审原告李玉梅、再审原告李玉杰、再审原告李海涛及再审原告万淑明系本院依职权追加的原告，其中再审原告马金花、再审原告李玉梅、再审原告李玉杰、再审原告李海涛均系李凤石的继承人。原审原告朱建民的委托代理人于寒、王主，再审原告李海涛（兼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再审原告万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建军，原审被告红星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郭占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抗诉意见，认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就红星塑料厂应给付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租金利润存在多个相互矛盾的生效判决，在未排除矛盾的情况下，原审（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即以（2009）大民初字第7874号及（2010）一中民终字第456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依据，支持了朱建民的诉讼请求，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提出抗诉。
申诉人（原审被告）红星塑料厂称，一、钱数不对；二、2007年以前，原京卫化工厂破产，接手单位是金通公司，与红星塑料厂接洽厂子租赁事宜，土地面积是57130.82平米，建筑面积是10870.13平米，红星塑料厂
准备将厂子租来后再转租赚点儿租金。后来朱建民、万淑明他们建设了3540多平米的新厂房。当时红星塑料厂用不了那么多地儿，就将空闲的土地租赁给万淑明。万淑明是红星塑料厂职工，也是红星塑料厂法定代表人郭占清的姐夫。当时红星塑料厂租给万淑明时没有留下书面合同。当时说的是每年给红星塑料厂6万元管理费，2005年左右有个新的租赁合同，就将原先的解除了，后来说的是万淑明一次性给红星塑料厂60万元，当时红星塑料厂将厂子交接给万淑明。具体李凤石、朱建民他们怎么合作的，新厂房怎么建设的情况，红星塑料厂不清楚。从2007年开始他们三人跑路各自经营，2007年3月开始，这个厂子就是郭占清一个人经营，当时万淑明将厂子交回时有书面的材料。之后没有人再向红星塑料厂交过一分钱管理费以及租金。2008年赶上经济危机，他们将遗留下的设备都变卖了后跑了，2007年3月至今他们没再来过厂子。红星塑料厂只认可万淑明曾与红星塑料厂存在承包关系，2008年因为经济危机，万淑明交不起租金了，便与红星塑料厂签订终止协议，不再承包了。红星塑料厂跟朱建民及李凤石没有协议，没有任何关系，红星塑料厂没有给付朱建民及李凤石租金利润的义务。而实际上，2008年也无租金收入，也不存在利润问题，因此不同意朱建民的诉讼请求。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民辩称，不认可红星塑料厂陈述的事实，认可（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的内容。
再审原告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述称，不认可红星塑料厂及抗诉机关的意见，对他们陈述的事实均不予认可。
再审原告万淑明述称，万淑明不认可（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但认可红星塑料厂陈述的事实；万淑明实际上在2007年12月底已将厂子交回不再经营了。
原审原告朱建民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红星塑料厂返还2008年租金利润110948.67元。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03年8月26日，朱建民、万淑明、李凤石三人合伙通过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位于通州区张辛庄的部分闲置土地及厂房、生活房。2004年4月16日，三人又通过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及其上级主管单位金通公司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同时解除2003年8月26日签订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租得上述场地后，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三人平均出资在土地上增建了房屋，红星塑料厂未出资建房。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以红星塑料厂名义将房屋及场地对外出租，租金通过红星塑料厂收取，三人每年向该厂交纳6万元管理费。2005年和2006年，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都分得了利润。万淑明自2007年开始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收取租金后交给红星塑料厂，由红星塑料厂入帐。经大兴法院（2008）大民初字第25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07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应为332846元，并判决红星塑料厂将上述款项给付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2009年4月8日，本院又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33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332846元利润款中包括李凤石垫付的租金116000元和朱建民垫付的租金84000元，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在2007年的利润为132846元。2009年7月，李凤石主张红星塑料厂参照2007年的利润额给付2008年度的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本院以（2009）大民初字第78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该厂返还李凤石2008年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上述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审理中，经本院释明，红星塑料厂仍未提交租金管理账目等会计凭证以供查询、核实。红星塑料厂提供关于终止《土地及地上物承包合同》的协议一份，协议双方是红星塑料厂和万淑明，协议内容主要系红星塑料厂同意终止万淑明承包京卫化工厂的口头协议，双方确认万淑明及其合伙人共欠该厂446000元。朱建民对上述协议不予认可。
本院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朱建民主张的其与万淑明、李凤石合伙以红星塑料厂名义承租并出租房屋及场地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红星塑料厂并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故对朱建民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事实，红星塑料厂有义务将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取得的租金利润返还给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三人。红星塑料厂称2008年并无利润，应由该厂承担举证责任。现该厂拒不提供会计凭证等与确定上述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确认红星塑料厂给付李凤石2008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朱建民据此主张相应款项，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红星塑料厂返还朱建民2008年度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
由于本院（2011）大民初字第8393号民事判决（李凤石在该案中要求红星塑料厂给付2009年、2010年租金利润）及本院（2011）大民初字第8392号民事判决（朱建民在该案中要求红星塑料厂给付2009年、2010年租金利润）已被撤销，鉴于朱建民已在（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案件中向红星塑料厂主张2008年度的租金利润，且在该案重审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已追加万淑明、李凤石的继承人马金花等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本院准许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及李海涛等人在本案再审过程中向红星塑料厂主张2009年、2010年租金利润。据此，本案再审过程中原告朱建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红星塑料厂给付2008年、2009年及2010年共计三年的租金利润款
332846.01元（每年均为110948.67元）；原告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及李海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红星塑料厂给付2009年、2010年度共计两年的租金利润款221897.34元（每年均为110948.67元）。再审原告万淑明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其称对朱建民及马金花等人的诉求，不参与也不主张。万淑明称2003年8月26日以其为主，口头协议与朱建民、李凤石租赁涉案厂房，三人每人出了546323元作为投资，建设了3545平米砖混结构的厂房，面积是当时三个人共同测量的。2003年至2006年是朱建民在管理，当时还在建设没有利润，2007年交给万淑明的时候，朱建民已经退出了，当时朱建民是第一个退出的。万淑明在2007年底也退出了，其把厂房交回红星塑料厂后就不再经营。因此，2008年以后，万淑明与红星塑料厂不再有租赁关系，无权再要租金利润。
申诉人（原审被告）红星塑料厂辩称：不同意朱建民以及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及李海涛等人在本案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朱建民他们一再强调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2007年以后都是红星塑料厂在经营，他们三人没有经营，没有理由找红星塑料厂要钱。他们投资150万，给金通公司的租金就要160多万，厂子不收益，且他们已将厂子设备变卖走了。接收面积以以前的为准，厂房面积一万多平米，土地面积57130.82平米。原告所谓的投资建设3000多平米厂房，其实都是违建。
围绕当事人的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及被告红星塑料厂对原告朱建民提交的场地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朱建民提交（2007）大民初字第8361号民事判决，证明2003年8月，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合伙以红星塑料厂名义与京卫化工厂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三人又通过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上级主管单位金通公司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万淑明对上述情况予以认可，三人共同投资、实际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红星塑料厂既不投资，也不承担风险，不参与分享利润，由三人每年向红星塑料厂交纳6万元作为合作条件。三人共同在所租赁土地上共同出资建房进行经营；万淑明曾担任红星塑料厂厂长。
原告朱建民提交（2008）大民初字第2545号民事判决、一中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12178号民事判决、（2009）大民初字第3318号民事判决，该组证据的部分证明目的同上述（2007）大民初字第8361号民事判决，同时还证明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平均出资在租赁的土地上增建了房屋对外出租，均系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及收取租金，从2007年开始，万淑明开始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名义收取租金后交给红星塑料厂。2007年3月15日，李凤石支付11.6万元、朱建民支付8.6万元，提前向金通公司交纳租金20万元。
原告朱建民提交（2008）大民初字第9269号民事判决，证明万淑明与红星塑料厂恶意串通，编造万淑明与红星塑料厂存在租赁关系的虚假事实，隐瞒李凤石、万淑明与朱建民三人合伙通过红星塑料厂签订租赁合同的真实情况，以诉讼方式侵害朱建民的权利未得逞。
原告朱建民提交企业工商登记表，证明红星塑料厂在万淑明等三人合伙承租的房屋及场地内设立分厂，万淑明系红星塑料厂通州分厂的负责人，万淑明和郭占清存在利益关系。
原告朱建民提交（2015）大民（商）初字第17044号民事判决、二中院（2017）京02民终4091号民事判决，证明涉案房屋对外出租时均已红星塑料厂名义签订合同并收取租金，租金亦由承租人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红星塑料厂现在也实际控制了涉案厂房，因此红星塑料厂应当持有相关会计账簿，红星塑料厂拒拒不提供对利润数额起关键作用的会计账簿，依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可以推定红星塑料厂所持会计凭证对其不利。
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对原告朱建民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原告万淑明及被告红星塑料厂对上述朱建民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经本院核实，原告朱建民提交的上述证据中的判决系生效判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核实，原告朱建民提交的企业工商登记表系真实的，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红星塑料厂提交金通公司通知，证明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共同所建房屋为违建，本院认为该证据无原件，且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因此不予确认。红星塑料厂提交《关于终止土地及地上物承包合同的协议》及欠缴承包费清单明细，证明2008年以后红星塑料厂已经与万淑明解除了协议，厂子经营已经与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没有关系了。原告朱建民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均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关于终止土地及地上物承包合同的协议》只有万淑明的签字，无李凤石及朱建民签字，且庭审中朱建民及李凤石的继承人马金花等人对该协议并不认可，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红星塑料厂已与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等人终止了合同关系，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
原告李海涛、原告马金花、原告李玉梅、原告李玉杰及原告万淑明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3年8月26日，红星塑料厂（承租方、乙方）与京卫化工厂（出租方、甲方）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租赁位于通州区张辛庄的部分闲置土地，租赁期限50年，房屋租赁费50万元。朱和平（即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在乙方处签字，红星塑料厂在乙方处盖章。
2004年4月16日，红星塑料厂（承租方、乙方）与京卫化工厂（出租方、甲方）、金通公司（甲方主管单位）签订了《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X院内的场地57130.82平方米、房屋建筑10870.13平方米及设备等出租给乙方做生产用；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04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场地、房屋租金每年40万元；双方同意解除乙方与京卫化工厂于2003年8月26日所签订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协议》。朱建民、万淑明在乙方处签字，红星塑料厂在乙方处盖章。
2004年4月21日，红星塑料厂（承租方、乙方）与京卫化工厂（出租方、甲方）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愿出资10万元一次性购买甲方产成品、原材料、低值易耗品，乙方愿出资70万元购买甲方的固定资产，由金通公司直接收取乙方向甲方所交租金。朱建民、万淑明在乙方处签字，红星塑料厂在乙方处盖章。
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每年租金是456000元，直接向金通公司交纳。
二、租得上述场地后，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三人出资在涉案土地上增建了房屋。朱建民提交五份租赁合同，证明2005年，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陆续以红星塑料厂名义将房屋及场地对外出租。合同中出租方均有红星塑料厂加盖公章，朱建民签字，租赁期限为5年到19年不等。
关于租金的支取，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称租金通过红星塑料厂收取，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每年从收取的租金里向红星塑料厂交纳60000元管理费，向金通公司缴纳456000元租金，2005年和2006年，朱建民、万淑明和李凤石管理，都分得了利润，万淑明自2007年开始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收取租金后交给红星塑料厂，由红星塑料厂入账，房屋一直持续出租给他人，有收益，但红星塑料厂再未退还租金收益。红星塑料厂称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并不是以红星塑料厂名义对外经营，只不过是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在经营时对外这么操作而已。红星塑料厂称2007年3月至今，万淑明、朱建民、李凤石及其继承人均未再来过红星塑料厂。
另查，朱建民、李海涛、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均认可每年向红星塑料厂交纳6万元的管理费，此费用从每年对外租赁所收租金中扣除。万淑明及红星塑料厂对此不予认可，称万淑明、朱建民、李凤石及其继承人未向红星塑料厂交过钱。
三、2007年1月，李凤石、万淑明、朱建民三人曾相互签订了欠条、声明和解除合伙协议，其基本内容为万淑明和朱建民退出合伙，由李凤石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两人相应的补偿，由万淑明负责将合伙承租的房屋和土地变更为李凤石承租，后因该协议无法履行，李凤石起诉至大兴法院，大兴法院于2007年11月28日作出（2007）大民初字第8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上述协议，该判决书已经生效。
四、本案法律关系经法院释明，朱建民将案由变更为合同关系，称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合伙，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出租场地。红星塑料厂称双方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红星塑料厂仅与万淑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当初让万淑明以红星塑料厂名义租赁土地，并定期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租金，万淑明与李凤石、朱建民什么关系不了解。
红星塑料厂提交了《关于终止〈土地及地上物承包合同〉的协议》，证明其与万淑明已经解除了土地租赁合同。该协议记载：红星塑料厂在2004年委托万淑明承包京卫化工厂厂房、场地，万淑明在2005年将该厂房场地出租给北京市五洲科工贸开发公司。但该公司在2007年10月终止了租赁合同，因万淑明没有了租金来源，造成无力交付给红星塑料厂承包费，故在2008年3月，万淑明与厂方协商，红星塑料厂同意万淑明的申请，终止万淑明承包京卫化工厂的口头协议。
另查，2008年，红星塑料厂以合作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万淑明作为被告，李凤石作为第三人，要求解除红星塑料厂与万淑明之间的关于京卫化工厂厂方、场地租赁协议，追回从2004年4月至2008年所欠的57.6万元被告应交的租赁费。同年10月，大兴法院经审理认为，红星塑料厂主张其与万淑明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不成立，判决驳回红星塑料厂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五、关于分配租金利润的计算方式，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称红星塑料厂对外具体收取了多少租金利润他们不清楚，因为红星塑料厂拒不提交账目，所以应推定该账目对红星塑料厂不利，应认定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等人主张的诉求成立。
朱建民和李凤石曾多次提起诉讼，分别要求红星塑料厂支付2007年、2008年、2011年及2012年的租金利润。在（2009）大民初字第7874号案件中，李凤石为原告，万淑明、红星塑料厂为被告，朱建民为第三人，李凤石起诉要求二被告返还2008年的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法院判决红星塑料厂返还李凤石2008年的租金收入利润款110948.67元，后二审维持原判。
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17044号民事案件中，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及万淑明为原告，红星塑料厂为被告，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要求红星塑料厂给付2011年及2012年的租金利润，法院判决红星塑料厂给付朱建民2011年和2012年的租金利润共计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判决红星塑料厂给付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2011年和2012年的租金利润共计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后二审维持原判。该案中，法院调取了相关卷宗材料，其中包含盖有红星塑料厂财务专用章及李凤石签字的对外收取租金的收据及2007年的收支明细清单，红星塑料厂均未能对前述材料做出合理解释。该案中，法院查明李凤石于2012年5月7日去世，李凤石与马金花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三人，即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三人组成了未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该个人合伙尚未解除，仍处于存续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红星塑料厂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个人合伙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二、红星塑料厂是否应当向朱建民及李凤石的继承人马金花等人支付租金利润。具体分析如下：
一、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红星塑料厂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个人合伙之间成立口头的合同关系，即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合伙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承租京卫化工厂的土地和厂房，并转租给其他公司，收取租金收益，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管理费。红星塑料厂抗辩称其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仅与万淑明有合同关系，但红星塑料厂未对朱建民、李凤石代表红星塑料厂与京卫化工厂签订租赁合同并向金通公司实际缴纳租金，朱建民、李凤石代表红星塑料厂与各承租方签订出租合同并收取租金，还在涉案土地上建造新的房屋，以及红星塑料厂在上述租赁合同以及对外收取租金收据上加盖公章等一系列事实做出合理解释，故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合同关系，红星塑料厂称与朱建民、李凤石无关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红星塑料厂还抗辩称其与万淑明已经解除了租赁合同，本院认为，解除合同应当以明确意思表示为前提，红星塑料厂否认其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合伙的合同关系，以及要求解除与万淑明之间的租赁合同的诉讼，均不能视为红星塑料厂明确提出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的三人合伙解除合同关系。由于红星塑料厂未明确提出解除其与朱建民、李凤石、万淑明三人的合同关系，故双方合同关系仍处于存续状态，朱建民和李凤石的继承人有权依据合同关系向红星塑料厂主张权利。
二、关于支付租金利润的数额，本案中，因当事人将承租的房屋及场地对外出租时均以红星塑料厂的名义签订合同并收取租金，租金亦由承租人向红星塑料厂交纳，红星塑料厂现在亦实际控制了涉案厂房，因此红星塑料厂应当持有租金相关会计账簿，该账簿对2008年、2009年及2010年租金利润数额的认定起关键作用。现朱建民、李凤石的继承人依据合同关系向红星塑料厂主张租金收益，红星塑料厂拒不提供对确定2008年、2009年及2010年利润数额起关键作用的会计账簿，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可以推定红星塑料厂所持会计凭证对其不利，朱建民要求红星塑料厂支付2008年、2009年及2010年每年110948.67元的租金利润主张成立，该数额无须比照2007年的租金确认。同理，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要求红星塑料厂支付2009年及2010年每年110948.67元的租金利润主张亦成立。综上，本院支持朱建民、马金花、李玉梅、李玉杰、李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万淑明明确表示不向红星塑料厂主张租金利润，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审遗漏共同诉讼参加人，再审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0）大民初字第8558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审原告朱建民2008年、2009年及2010年的租金利润共计332846.01元（每年110948.67元）；
三、原审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再审原告马金花、再审原告李玉梅、再审原告李玉杰、再审原告李海涛2009年及2010年的租金利润共计221897.34元（每年110948.67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四元，由原审被告北京市红星西五号塑料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田桂清
审判员 杨兆山
审判员 王 晓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王玥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