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67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号北京新保利大厦18层18A区2220室。
法定代表人：汤丹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辉，北京市卓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铁路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秀峰路188号闽台广告创意园3#3A。
法定代表人：唐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强，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铁传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铁路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铁广告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铁传媒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改判驳回福铁广告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福铁广告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关于丁羽心与刘志军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国家利益”的证据不足、关于《福建南站、厦门西站广告媒体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认定错误，不足以认定《合作协议》无效。一、必须具备无效事由的全部构成要件，才能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于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同时，由于合同无效是国家法律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强行介入，因此《合同法》要求，任何一种无效情形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必要的构成要件。只有在具备全部的构成要件时，才能产生法律强制介入当事人意志的法律后果。二、本案中，必须具备“恶意串通”的全部构成要件，才能产生《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释义，上述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认定，需要同时具备3个要件。三、一审法院判决没有考虑“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仅凭1份丁羽心证明材料就得出了“恶意串通”的结论，证明力明显不足。1.丁羽心证明材料不是1份正常的函件。其来源不具有合理性，应当足以影响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的判断。丁羽心自2010年12月24日被羁押，2014年12月被刑事判决，之后被收监，期间不间断地处在被羁押状态，而在2014年底以前，丁羽心一直处于审讯阶段，审讯的特殊性决定了丁羽心不可能被允许随意会见或联络他人，也没有权利自由处理自己或公司的对外事务，甚至各地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书都因无法获知丁羽心的准确羁押地点，无法直接送达转而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2.丁羽心证明材料是否有证明力，和这份证明材料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是否具有证明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体。丁羽心证明材料也许有它的证明力，能够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份证明材料提到了“与刘志军协商获利”就足以证明丁羽心与刘志军确实共同实施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3.丁羽心证明材料中的“与刘志军协商获利”的表述，不仅是丁羽心对其个人行为的自认，而是对涉及案外人刘志军的双方行为的评价，因此，是否认定《合作协议》构成恶意串通，不仅对与丁羽心有关的利益产生影响，还会直接影响案件人刘志军的行为合法性和个人合法利益。4.丁羽心证明材料是1份主观性很强的无从考证的评价性文件，根本不是串通过程的客观描述，也没有数据或其他信息支撑，不能排除这本就是1份虚假的文件。5.丁羽心、刘志军2人一直处于羁押状态，无从查实证据的来源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一审法院要求高铁传媒公司对没有做过的“恶意串通”行为进行举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四、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恶意串通”的成立。1.《合作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所要求的“表示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2.《合作协议》不存在就“非真意表示”的“通谋”。本案中，除了丁羽心证明材料中曾单方面表示“与刘志军协商获利”以外，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刘志军与丁羽心之间曾经有过共同的意思联络及共同的目的指向。本案对“通谋”的认定，既缺少可以证明通谋行为存在的客观证据，也缺少来自刘志军或第三方的证据来补充丁羽心主观感受的不足，仅仅基于“通谋”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得出通谋的结论，是错误的。3.也没有证据证明丁羽心与刘志军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具体到本案，没有任何官方或第三方的权威数据可以证明，高铁传媒公司前期6个亿投资高铁车站广告项目，已经实际投资超过3亿元，自行负责广告推广、广告销售和成本投入，合作期限20年，获取80%的利润分配比例，这样的利润分配比例是侵犯国家和铁路利益的。五、本案关于“刘志军与丁羽心恶意串通”的认定，直接导致刘志军的行为构成新的滥用职权犯罪，本案应当“先刑后民”。如果刘志军和丁羽心存在“恶意串通”，利用各自控制的企业签订合同，并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就意味着刘志军的行为构成新的滥用职权罪。根据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的认定结果可能或肯定导致涉及刑事犯罪时，本案就不应当继续民事程序的审理，应当依法移送刑事程序，而无权就涉及刑事犯罪的事项直接做出民事判决。
福铁广告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福铁广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福铁广告公司与高铁传媒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2.由高铁传媒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铁广告公司原名称为福建铁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2月15日，福建铁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与高铁传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就福州南站、厦门西站所有广告经营权进行全面合作，福建铁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权利人的身份授予高铁传媒公司福州南站、厦门西站所属的所有广告位的广告经营权，这些广告经营权由高铁传媒公司独享，收益采用2:8的利润分配方式，其中福建铁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为2，高铁传媒公司为8，双方合作期限为20年。
一审法院认为，福铁广告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与合同效力之争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在本案中，丁羽心作为高铁传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利用各自控制的企业订立合同，侵害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福铁广告公司与高铁传媒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福建铁路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福建铁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与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于二ＯＯ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签订的《福州南站、厦门西站广告媒体合作协议》无效。
二审中，高铁传媒公司与福铁广告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丁羽心在其署名函件中确认了本案《合作协议》存在丁羽心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其控制的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从中获利，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高铁传媒公司虽对该书证提出异议，但未提出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异议不予支持。其次，本案中，福铁广告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依法负有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福州南站、厦门西站作为交通枢纽，不仅拥有独特的广告经营资源，而且亦承担着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与功能。《合作协议》表明，高铁传媒公司自其正式发布第一项广告之日起，独享福州南站、厦门西站所属所有广告位的广告经营权20年，并获享经营期间的80%利润。对此，高铁传媒公司未提出证据证明存在本案《合作协议》系经过公开、公平、公正协商成立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其取得上述《合作协议》利益的正当合理依据，故高铁传媒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关于《合作协议》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认定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高铁传媒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当“先刑后民”一节，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故本院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铁传媒公司的上诉请求，因缺乏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铁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维
审判员 周 岩
审判员 李晓波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卫梦佳
书记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