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闽09行赔初39号
原告姚瑞英，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涵江区。
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兴涵街1号。
法定代表人陈万东，区长。
委托代理人郑阳春，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炳山，男，系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干部。
第三人姚风远，男，197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涵江区。
原告姚瑞英诉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涵江区政府）强制铲除行为行政赔偿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6）闽行赔终84号行政赔偿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2日、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瑞英、被告涵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炳山、郑阳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姚风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瑞英诉称，被告于2013年1月16日对原告菜地进行行政暴力铲除，实施强制交付土地，造成原告全家失去长远生计，同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原告不服层层上访直至京控，同时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案经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原告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6月1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涵江区政府铲除原告所使用土地上的地面物行为违法。”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2015年8月21日分别向被告邮递《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置之不理。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赔偿金2585100元（具体项目下附《违法索赔单》）。2、判令被告及时对原告全家5人的失地社保落实到位。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A1、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簿，原告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及家庭成员情况。
A2、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行终字第85号行政判决书及该判决书已生效证明，原告用以证明被告违法铲除原告土地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
A3、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邮政回单、邮件被退回的信封，原告用以证明其已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未予答复处理，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定条件。
A4、违法索赔清单、照片，原告用以证明被告违法实施强制铲除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A5、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国欢镇码头住宅小区改造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原告用以证明其被征收土地属于菜地。
A6、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报警回执单，原告用以证明征迁指挥部是非法组织。
A7、行政复议决定书（闽政行复〔2012〕33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征迁工作意见〉的通知》，原告用以证明其未依法享受失地社保的事实。
被告涵江区政府辩称，1、被告征收并强制铲除的是原告姚瑞英及姚风松、姚风远家庭共有的承包土地1.45亩，原告家庭至今未对承包土地进行分割，其要求被告按照1.45亩总面积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2、原告被强制的土地已经被列入征收范围，因此应当依照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赔偿。3、原告要求被告办理失业社保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B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莆田市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2〕133号）；
B2、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2〕33号）。
上述证据B1、B2，被告用以证明本案原告的土地已依法列入征收范围。
B3、（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家庭共有园地面积1.45亩，被告以姚风远的名字将补偿款存入银行账户。
B4、《涵江区塘北片区地块十三征收土地情况公示》复印件；
B5、《塘北片区地块十三苍某社区苍口自然村土地征收及果树补偿发放花名册》复印件。
上述证据B4、B5被告用以证明，其在实施土地征收过程中，已对被征收土地进行了补偿，征迁指挥部已将各征迁户土地面积的丈量结果公示于苍某社区公开栏上，告知对丈量面积有异议的3日内提出复核，原告未提出复核要求。
B5、苍某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涵江区苍口水都片区征迁工作指挥部《证明》，证明涉案土地系原告父母生前承包，去世后由原告姚瑞英及姚风松、姚风远家庭共同耕种，指挥部在征迁中以姚风远为该户代表公示了被征收土地的面积。
B6、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莆国土资综[2012]76号）；
B7、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莆政综〔2011〕27号）。
上述证据B6、B7，被告用以证明其征地赔偿符合莆政综莆政综〔2011〕27号、莆国土资综[2012]76号文件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并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认为，证据A1、A2没有异议，确认原告系涉案土地的被征收户，且被告实施强制铲除土地行为已被省法院确认违法；证据A3、A4，形式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寄送了行政赔偿申请书，且原告不能证明其损失情况；证据A5，没有异议；证据A6，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A7，对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证据A1、A2，符合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双方均无异议，依法作为证据采信；证据A3，符合证据的要件，可以作为证据采信；证据A4，其中《违法索赔清单》属原告对其损失的自述，需其他证据印证，而照片未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拍摄内容等情况，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采信；证据A5，双方均无异议，且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可以证明涉案土地系农用地；证据A6，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关于被告涵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B1-B7均有异议。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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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符合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作为证据采信，可以证明涉案原告经营的土地已列入征收范围，被告组织实施征收行为，拟订征地补偿标准并公告的事实，被告及其职能部门已就征地情况及补偿额进行了公告，但对于原告的具体损失额，本院还将结合焦点问题进一步认定。
经审理查明，福建省人民政府于2012年2月10日作出《关于莆田市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2〕133号），其中征收涵西街道苍某社区水田3.1821公顷、园地0.1037公顷、其他农用地0.0412公顷。2012年3月6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2〕33号），并附上用地红线图。2012年3月16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公布《征收（使用）土地方案公告》（莆市公[2012]13号），公布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征地红线图、土地补偿安置标准及登记时间。2012年5月9日，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莆国土资综[2012]76号），公布补偿安置标准。2012年5月28日，涵江区委、涵江区政府作出《关于成立涵江区苍口水都片区征迁工作指挥部的通知》（涵委[2012]30号），明确涵江区苍口水都片区征迁工作指挥部（下称征迁指挥部）负责组织项目建设的实施。上述“两公告”都张贴在苍某社区公开栏中。原告系涵西街道苍某社区居民，其经营使用的土地在该批次的征地红线图内。2012年9月10日，征迁指挥部将各征迁户土地面积的丈量结果及补偿数额公示于苍某社区公开栏上，告知对丈量面积有异议的3天内提出复核。因原告未主动交付涉案土地，2013年1月16日，征迁指挥部召集相关人员对原告经营的土地，实施强制铲除地面物及平整土地。原告不服该强制行为，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铲除原告地面物的行政行为违法。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原告姚瑞英家庭共被征收园地面积1.45亩、补偿26680元，果树补偿74820元，地面物补偿900元，共计102400元；同时驳回原告姚瑞英的诉讼请求。原告姚瑞英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闽行终第85号行政判决：1、撤销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2、确认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铲除姚瑞英所使用土地上的地面物行为违法。2015年12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作出（2015）宁行初字第184号行政判决。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6）闽行赔终84号行政赔偿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另查明，原告姚瑞英与姚风松、姚风远系姐弟关系，姚某、许某系原告姚瑞英及姚风松、姚风远的父母。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违法铲除其承包地的损失，依法应当对被告铲除地面物行为对其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涉案的1.45亩土地系其个人承包，与姚风松、姚风远无关，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主张涉案的1.45亩土地系原告姚瑞英与姚风松、姚风远家庭共同承包，并提供了（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书、《涵江区塘北片区地块十三征收土地情况公示》、《塘北片区地块十三苍林社区苍口自然村土地征收及果树补偿发放花名册》及苍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涵江区苍口水都片区征迁工作指挥部出具的两份《证明》等证据，用以证明1.45亩土地系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父母生前承包，其父母去世后由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三人继承承包经营权，且与本院前往苍某社区居民委员会调取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涉案1.45亩土地系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共同承包经营。故，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对涉案1.45亩土地享有同等的补偿安置权利和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因本案涉案土地已被征收，被告已制定《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故该补偿安置标准中相关补偿规定涉及原告应予补偿的利益属于本案确认赔偿的范围。原告的相关损失在国家赔偿范围内能够得以赔偿的部分，原告依法将取得赔偿，取得国家赔偿的损失部分原告将不再享有补偿权利；虽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内，但属于《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中有条件得到补偿安置的权利，原告可另行寻求救济。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共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下面针对原告所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作如下分析认定：
1、地上青苗损失。本案原告对其地上青苗损失的情况未提供证据，包括承包土地的面积、青苗种植数量等证据，故无法按照原告所举证据确定该项损失数额。但被告同意按照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有关涉案土地及地面物的补偿数额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涉案地块补偿的认定，确认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共被征收园地面积1.45亩，果树补偿74820元，可以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也即确认被告强制铲除行为对果树造成的损失额为74820元、承包地为1.45亩。另外，原告还主张菜苗损失，虽未提供证据材料，但被告强制铲除原告家庭的承包地未提交铲除之时现场的保全材料，被告铲除行为未履行相应程序亦造成原告收集相关证据的困难，考虑原告在果树的间隙地块种植疏菜有其合理性，本院酌情按亩产疏菜3000元，确定疏菜青苗的损失，该项为4350元（3000元/亩×1.45亩）。因此，本院确定涉案地块青苗损失额为79170元。
2、地上附属设施损失。对该项损失项目，原告列举了地上附属设施粪池、水池等，但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无法具体确认原告是否有上述附属设施或物品。但鉴于原告在涉案地块种植果疏，根据常理常识，粪池、水池等设施也属合理，本院酌情确定该项损失额为2000元。
3、原告因涉案信访及诉讼差旅方面损失。原告主张因被告实施强制铲除行为，其到北京、福州、莆田上访或诉讼，需支出差旅费及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行政赔偿的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给予赔偿。本案原告以被告对其承包地进行强制铲除造成其财产损失，应以强制铲除行为对其承包地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确定。因涉案信访的差旅费并非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所确定的赔偿范围，依法不予支持；有关诉讼费用，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依法由败诉方承担，亦不属本案国家赔偿范围。
4、关于原告全家的失地社保落实问题。本案涉案土地因国家建设而征收，失地社保如何确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且失地社保并非国家赔偿的范围，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该项损失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莆田市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2〕133号）规定“莆田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被征地单位、农民的生产生活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故原告可以依此另行主张。
综上，被告实施强制铲除行为已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原告已于2015年8月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因实施强制铲除行为，被告对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造成的青苗损失79170元、地面附属设施损失2000元，合计81170元；因涉案土地系原告与姚风松、姚风远三人共同承包经营，享有同等的获得赔偿权利，故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27056.7元。原告所提诉讼主张部分有理，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还主张有其他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另外，被告庭审中有主张，其已按《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将青苗补偿款打入第三人姚风远的账户；而被告未提供有关证据，故本案中无法确认。但若与本案赔偿项目重合的款项已经履行的，被告可以在本案判决执行中予以抵扣相应数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应赔偿原告姚瑞英损失27056.7元。
二、驳回原告姚瑞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各永
审 判 员 杨礼崧
人民陪审员 周林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赖银珠
附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0月1日起实施）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
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年10月26日修正）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
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