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29237号
原告：高海霞，女，1978年12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卉平，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半步桥街甲48号六层。
法定代表人：王建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伟，男，该公司职员，联系地址同单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西海，男，该公司职员，联系地址同单位。
原告高海霞与被告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泉房地产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海霞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卉平、被告万泉房地产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伟、牟西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海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的工资73646.17元；2、被告支付原告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4942.59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5000元；4、被告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1年3月23日入职万泉房地产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职务，双方签订了2011年3月23日至2014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续签了自2014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续签的劳动合同约定税后年薪28万元，年底另有2万元奖金，实际为年薪30万元，平时每月发放2万元，不足部分年底补足，双方未约定工资具体构成，实行下发薪制，发放形式包括银行转账和现金发放两种形式，工作时间实行标准工时制，每日早8:30至17:30，中午1小时午休。2016年7月29日，被告母公司华都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熊志刚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原告于2016年7月30日、31日办理交接手续，原告于2016年8月1日照常上班时发现办公电脑已被搬走，故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8月1日由被告违法解除。被告拖欠原告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的工资，应予补发；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被告安排原告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值班，并安排倒休，原告离职时间尚有未倒休的休假日和节假日值班的情形，应支付加班费。后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提起仲裁，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16年6月、7月、8月的工资19020.98元，现原告不同意仲裁裁决，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万泉房地产公司辩称，原告于2011年3月23日入职被告公司，职务为销售总监，双方签订2011年3月23日至2014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续签2014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续签劳动合同约定税后年薪28万元，其中每月工资2万元，每年有4万元的绩效工资和奖金。雄志刚系华都集团公司其他子公司的职员，其未于2016年7月29日与原告谈话，未向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双方劳动关系并未于2016年8月1日解除，原告实际工作至2016年7月29日，工资发放至2016年8月1日，因原告自2016年7月30日起未再提供劳动，被告于2016年10月24日向原告发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主要内容为通知原告于2016年10月31日到被告处报道，若逾期未报道，则视为自愿放弃职位，双方劳动关系自动解除，并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离职结算，现被告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为2016年11月1日解除。综上，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被告已足额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的工资，不同意支付工资差额；被告未安排过原告休息日及节假日加班，不存在加班的事实，平时有超时工作的已安排调休，故不同意支付加班费。同意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现原告认可仲裁裁决，并已履行完仲裁裁决内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原名称为华都国际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7月15日变更为现名称。原告于2011年3月23日入职被告公司，双方签订自2011年3月23日至2014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续签自2014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职务为销售总监，原告月工资为税前20000元，同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告实行年薪制，年薪税后28万元（含劳动合同表明的月工资；个人承担的保险费、缺勤扣除额等需要原告方个人承担的其它费用）。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社会保险由被告关联公司北京丰资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其缴纳。2016年8月，原告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度的工资差额，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的工资，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期间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4941.43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500元，并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仲裁委）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6）第2936号裁决书，裁定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的工资20919.54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我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认可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
原告为证明被告于2016年7月29日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8月1日劳动关系已解除，向本院出示下列证据：
一、2016年7月29日与熊志刚（被告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华都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的谈话录音，2016年7月29日与熊志刚、董贵武（华都集团公司主管人力资源部和办公室的副总经理）的谈话录音，2016年8月1日与熊志刚的谈话录音两份，证明目的如下：1、被告在未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不出具解除通知书和离职证明，亦未结清工资；2、被告给原告的实发工资为30万元（合同约定28万元之外的2万为奖金）；3、被告将原告办公室电脑主机搬走，逼迫原告离职；4、被告未支付原告2016年6、7月份工资。
被告称熊志刚系华都集团公司深圳子公司的职员，与被告没有关系，无法确定谈话录音是与熊志刚的对话，故对2016年7月29日与熊志刚的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和谈话内容均不予认可；不清楚董贵武的身份，对2016年7月29日与董贵武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和谈话内容均不予认可，对2016年8月1日与熊志刚对话录音的真实性和谈话内容亦均不认可。
二、2016年8月1日原告前往办公室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被告将原告电脑主机搬走，逼迫原告离职。
被告不认可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视频中的办公环境为被告办公场所。
三、原告在办公室的照片和当日的《北京娱乐信报》一份，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1日前往办公室时，发现电脑主机已被搬走。
被告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
被告不认可原告关于劳动关系于2016年8月1日由其解除的陈述，主张2016年8月，华都集团公司对包括原告在内的8人调往房地产板块子公司北京华万家佳业管理有限公司任职，原告不服从工作安排，不愿到新岗位任职，其实际工作至2016年7月29日，后未再提供劳动，但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后被告联系不上原告，亦未到新岗位报到，被告依法向被告送达到岗通知，原告未按期到岗，视为自动解除，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1月1日解除，原因为原告自动离职。被告向本院出示如下证据材料：
一、通知书、快递单及快递查询记录，证明被告并未辞退原告，原告旷工三个月，被告通知原告于2016年10月31日前到被告处报到，否则视为自愿放弃职位，劳动关系自动解除。
原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2016年10月26日收到通知书，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并非旷工，通知书系被告收到原告仲裁申请书后补充做的手续。
二、员工手册，原告旷工行为违反第二章“劳动纪律”部分，第二条“员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严重违反员工管理制度或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第二项“连续旷工7天（含）以上，或6个月累计旷工15天（含）的”之规定，原告经通知仍不到岗，严重违反管理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约定，被告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原告称未见到过该手册，亦不知晓其内容。
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原告社会保险缴纳至2016年10月，证明被告并未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自2016年8月1日起未再工作，被告仍为原告保留工作岗位。
原告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2016年8月17日至19日期间，被告给原告的社会保险先是进行减员，后又增员，做此操作，恰好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1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后又增员进行补救。
被告补充称2016年8月17日至19日期间，被告确给原告社会保险做过先减员后增员的操作，因华都集团公司调整原告工作岗位，故对其社会保险做了减员，后因其拒绝到岗，被告公司领导要求北京丰资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增员操作，社会保险恢复原状缴纳。
四、网络新闻、照片打印件，证明原告已入职其他公司，故原告应属自动从被告处离职，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原告发送了上述到岗通知书。
被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2016年8月1日，劳动合同被违法解除，原告于2016年8月底、9月初，已入职新公司。
针对熊志刚的身份问题，本院调取了熊志刚在仲裁阶段作为被告公司代理人前往领取原告仲裁申请书等材料的介绍信，载明被告单位熊志刚同志前往西城仲裁委全权处理关于原告起诉被告劳动仲裁材料领取事宜。
原告认可介绍信的真实性，熊志刚系被告公司职员，与被告所述熊志刚系华都集团公司深圳子公司的陈述矛盾。
被告亦认可真实性，2016年8月，华都集团公司临时抽调各子公司员工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金融板块子公司深圳华都控股贸易有限公司员工熊志刚等被抽调回北京集团总部工作。被告在接到西城仲裁委的通知后，因被告公司总部人员均在河北易县筹备项目开盘事宜，故通过华都集团公司临时指派熊志刚代被告领取仲裁材料。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询问被告，能否安排熊志刚到庭接受询问，被告称熊志刚系华都集团公司深圳子公司员工，被告无权安排其到庭接受询问，另深圳子公司业务繁忙，无法配合接受询问，且这也不是被告的举证义务范围。
原告提交与熊志刚的谈话录音能否为本案所采信，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举证责任是指案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一、关于熊志刚的身份问题。原告在法庭调查阶段陈述其为华都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后在举证质证阶段陈述其为被告员工，考虑到华都集团公司与被告的关联关系，前后陈述不一致不影响熊志刚向原告做出的意思表示代表被告向原告做出的意思表示。现我院调取了被告在仲裁阶段的介绍信，载明熊志刚系被告公司职员，被告称熊志刚为华都集团公司深圳子公司职员，代为领取仲裁材料系顺带代领，被告的主张为单方面陈述，不足以对抗书证的证明效力，本院据此认定熊志刚系被告公司职员，该认定仅限于审理本案认定法律事实范围之内。
二、原告主张2016年8月1日，劳动合同由被告违法解除，并据此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告主张2016年8月1日未解除，劳动关系一致存续至2016年10月31日，后自动离职，本案在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和合法性上的焦点在于2016年8月1日，劳动合同是否解除，若已解除，是否合法，若未解除，2016年10月31日之后是否解除及解除是否合法，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
三、原告提交与被告员工熊志刚谈话录音，主张谈话录音可以证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被告称无法核实谈话录音中对话人的身份，即原告主张的与熊志刚的对话是否系与华都集团公司深圳子公司职员熊志刚的对话无法确定，综合上述关于熊志刚身份的认定，即被告认为无法确定录音中的所谓与熊志刚对话是否系与被告公司熊志刚的对话，在此种情形下，双方各执一词，现原告就其主张提交了证据，已完全初步举证义务，因熊志刚系被告员工，原告就其主张继续举证的难度明显大于被告，此时证明熊志刚非为被告公司员工的义务归属于被告，即举证责任实现倒置。本院询问被告，能否安排熊志刚到庭接受询问，被告以熊志刚为深圳子公司员工，公司业务繁忙，非为自身举证义务为由表示无法安排，不足以对抗其举证义务；且被告可通过华都集团公司临时指派熊志刚代被告领取仲裁材料，亦可通过该渠道安排其到庭接受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被告未完成其证明责任，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曾于2016年11月6日给原告提供的熊志刚手机号码去电联系领取起诉状事宜，询问机主是否为“熊志刚先生”，对方答“诶，是”，后承办法官通知其领取起诉状时间和地点，2016年11月7日，被告派单位员工李志丹到庭领取起诉状等材料，而原告提交的2016年7月29日11:31谈话录音包括以下内容，“志丹，给一份离职手续单”。上述事实已足以构成被告公司熊志刚与原告谈话录音中熊志刚系同一人的内心确信。综上，本院依法采信谈话录音系原告与被告公司员工熊志刚的对话。
四、关于熊志刚的职务和董贵武的身份和职务问题。原告与熊志刚在谈话中，董贵武亦发表意见，且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原告的工资数额，其谈话内容与熊志刚谈话内容显示双方均就原告的工资数额进行交谈、协商，且谈话录音中熊志刚称“董总也走了，今天要撤，今天确定由书记代管一段时间……”，故从盖然性上看，应认定董贵武与熊志刚均为被告管理人员或可以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交谈协商的管理人员，即二人的谈话内容可以代表被告意志。
2016年7月29日11:31的谈话录音包括以下内容：高海霞“熊部长怎么样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熊志刚“没弄好”，高海霞“什么没弄好”，熊志刚“协议没弄好”，高海霞“财务结算算完了吗”，熊志刚“财务算好”，高海霞“我找谁”，熊志刚“赵玉”，高海霞“打印离职单给我”，熊志刚“手续你也知道我写但也要让你满意呀”，高海霞“不是要一起一般没有写过通知，如何写通知还真不知道如何写，只有协议”，高海霞“协议是双方协议解除，这个是单方解除”，熊志刚“你还装糊涂，不管是单方解除还是解决都要有协议，我知道，你说的我也明白，通知书这里没有现成的，该如何拟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也只能去请示而且协议这块儿，如果按照一般套路你签吗？所以我斟酌斟酌，争取让你接受”，……熊志刚，“志丹，给一份离职手续单”，高海霞“把工作已经给金总交接了，把台账里的事情都跟他说了，我一边披着这个一边等你把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给我，咱们就办手续。”
2016年8月1日16:44的谈话录音包括以下内容：……，高海霞“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对事不对人，有消息告诉我一声就行，反正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熊志刚“我会尽最大努力解决”，高海霞“好，再见，那明天我就不来了，来了也没有任何意见，来了也就是等，我也别耗着公司，公司也别耗着我了，我这打一天卡吧……你别送我了”……
2016年8月1日9:45的谈话录音包括以下内容：高海霞“……既然要办离职，这也要弄”……高海霞“还有一个事儿：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儿还没给我谈利落呢，一分钱都没给我，今天来了就把我电脑主机搬走了，我觉得公司也未免太操之过急了吧，有这么办事的吗？”，熊志刚“这个事情我真是，你知道我们这块儿工作能做的工作，该做的也都全做了”，高海霞“你做了吧，不能什么都没弄完呢，一分钱都没给我，然后我来了电脑就没了就，我觉得哪有这么办事的，电脑是公司财产，我也不可能搬走，你这什么意思，意思是：一分钱不拿，我就逼着让你走嘛”……高海霞“对，我周五晚上也说了，咱们协议还没打成一致意见，还在协商过程中，那你这来了电脑就搬走了，你一点解决的诚意都没有，强行来解决，那今天搬电脑，明天我来用棒子抡我，后天来把办公室换锁，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一分钱不给就让走”，熊志刚“好好谈谈”，高海霞“咱们怎么谈，我也不是不讲情分，那天我也说了，有些条件我能舍弃的我就不提了，哪怕公司你理解我，5.5个月劳动补偿不给，哪怕你拿出点姿态，给我2个月、3个月、4个月，那也是你的姿态和诚意，问题是一分钱都不给”，……高海霞“事实上结果是一分钱也没拿就把电脑搬走了，这是事实”，熊志刚“公司怎么可能，这钱也不能不给，如果是这样，天理也说不过去，尤其是6、7月份的工作一分钱都不会少，不可能不给。公司肯定给，现在关键是就这块双方补偿这些细节上的东西解决……”
通过原告与熊志刚的谈话录音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对于劳动合同解除无异议，而对应否支付补偿，何时支付补偿，补偿支付标准，补偿金支付标准存在异议。被告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亦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应视为双方协议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在补偿金支付标准上存在差异。原告主张2016年8月1日解除，被告于2016年8月1日搬走原告的办公电脑，应视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8月1日解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明示，本案经审理后认为不符合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之情形，而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之情形，原告方是否主张，原告明确表示主张经济补偿金。
关于工资标准，原告主张年薪30万元（税后），并提交如下证据加以佐证：
一、2014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2日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证明双方约定税后年薪28万元（税后）。
被告认可真实性，双方约定税后年薪28万元（税后），并依照此标准执行。
二、原告与熊志刚及董贵武的谈话录音，2016年7月29日12:02录音包括下列内容：高海霞“……但今天财务核算时，是按28万计算的，还差2万的差价。赵玉表示人力确认无误后就按30万来发，计发的数是确定的打卡1万，现金1万，年底6万（陈荣按5万8来发）。数是按30万来计算的，但彭天顺还按原来的方式”，董贵武“工资涨上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海霞“从14年开始”，董贵武“有什么东西”，高海霞“没有东西，但实际发工资就按照30万发，2014年至2015年就按建行打卡1万，现金补助拿发票1万，打卡6万但陈荣发5万8就这么个情况”，熊志刚“我当时看档案资料提供的数字是28万”，高海霞“我头2年签25万但一直按28万发的”，熊志刚“你这咋办呢”，高海霞“你可以和陈荣核实一下数，这两年是不是按30万来发的”，董贵武“28—30万上涨，14年15年这两年陈荣知道吗？”熊志刚“我知道，你这个数字吧，我以前聊过，提到过一次，公司怎么说呢，是奖金”，高海霞“咱们公司拿年薪的没有奖金，只是把工资补齐”，熊志刚“我知道这个事情”……熊志刚“你相信我，我这点没必要和你说什么的，这个事情在去年做年底奖金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一嘴：是按奖金这么说的”，高海霞“你说是奖金，那为什么每年是可着30万给我发的，这个既然是老板说出来的话，那咱们还是要落实，你说涨工资这是老板说的。我怎么不说涨了3万，涨了4万。”熊志刚“这个事情只能说再去问问呗，但我们都是打工的，这边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上述对话证明原告在年薪28万元（税后）外，每年另有2万元的奖金。
被告称质证意见同上述质证意见，双方未约定过年薪30万元（税后），所谓2万元的奖金不属实，被告已按照约定足额发放工资。
三、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明被告给原告发放的工资，金额与双方约定的年薪30万元（税后）存在差额。
被告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超出28万元部分系被告给原告支付的奖金。
被告为证明已按照每年28万元（税后）的标准向原告足额发放了工资，向本院提交2014年1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支付明细。其中超出28万元的部分系被告依据公司经营效益给被告发放的奖金。
原告称经与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核对，认可工资明细的真实性，超出28万不足30万部分，即为被告应支付的工资差额。
原告主张年薪30万元（税后），提交与熊志刚、董贵武的谈话录音加以佐证，本院审查谈话录音后无法得出双方就年薪28万元（税后）外另有2万元奖金达成一致的结论，熊志刚、董贵武均对年薪30万元（税后）不知情，并表示除年薪28万元（税后）外另有一部分的奖金，录音中，年薪30万元（税后）均系被告单方面陈述。双方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年薪28万元（税后），被告发放数额高于此，并认为高出部分为奖金，与熊志刚、董贵武在录音中的陈述相一致；据此，原告应就年薪30万元（税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认定双方约定年薪28（万元），高出部分为被告依据公司效益发放给原告的奖金。
原告为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调休申请单，证明原告直接领导刘永惠已批准被告自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5日休假6天（除双休日外），批准休假的原因为被告安排原告值班6天。
被告认可真实性，确系刘永惠的签字，原告请假时称想回老家看看，为了不扣请假期间的工资，故填写“调休申请单”。原告平时工作日偶尔加班的已安排调休，未安排过周六日和节假日值班。
二、被告公司值班表，证明被告于2016年6月19日（周日）、2016年7月17日（周日）、2016年5月1日（周日）、2016年5月28日（周六）、2016年3月6日（周日）、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存在值班事实，六天值班时间与调休申请单批准的调休时间相一致。
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未安排过原告值班，亦未安排过原告调休。
原告主张加班费，应就存在加班事实进行举证，原告主张自述上述期间被告安排了值班，但值班与加班系两个不同的概念，据此，本院对原告主张上述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工资按照每年28万元（税后）的标准执行，现被告同意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被告按照每年28万元（税后）的标准足额支付原告2014年和2015年的工资，原告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工资存在差额。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调休申请单、值班表、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谈话录音、视频材料、办公场所照片、名片、《北京娱乐信报》、工商查询信息、社会保险权益记录、银行交易明细单、工资发放明细、2016经营目标责任书、员工手册、通知书、快递单及查询记录、社保缴费记录、网页新闻和照片的打印件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现本院认定双方于2016年8月1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亦主张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4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的工资差额，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已按照年薪28万元（税后）的标准足额发放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工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的工资存在差额，被告应予补足。原告主张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告同意为被告出具离职证明，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高海霞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8333.33元；
二、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高海霞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8881.25元（税后）；
三、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原告高海霞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四、驳回原告高海霞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高海霞负担3元，被告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潘 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