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35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湾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松坞村。
法定代表人：张爱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宣池，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龙，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号****室。
法定代表人：金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肖，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任丘市迎宾路西侧地方道路管理站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国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河北经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湾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仓储公司）、一审第三人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胜公司）港口货物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上诉人杭州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宣池，被上诉人中化仓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朱肖，一审第三人东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上诉人杭州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宣池、徐海龙，被上诉人中化仓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朱肖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东胜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杭州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双方之间成立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其一，杭州湾公司的进口代理人中建材通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公司）虽未与中化仓储公司订立书面合同，但中建材公司委托天津港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源公司）与天津港中化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码头公司）订立的《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港源公司、中化码头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三方签订的《台塑22货运船前会约定》以及中化仓储公司的油气液体化工品物流监控系统均证明中化仓储公司知悉并同意接受中建材公司存入涉案货物，双方达成保管合意，且杭州湾公司和中建材公司已经通过港源公司将货物实际交付给中化仓储公司，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的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已经成立。其二，一审判决认定存货人与仓储公司存在签订仓储合同的行业习惯，并以此反推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不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愿，缺乏事实依据。其三，一审判决仅以港口货物仓储服务解读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过于狭隘，港口货物的临时存放既可以是仓储，也可以是保管，而本案中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成立了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同时，杭州湾公司仅是在清关阶段将涉案货物临时存放在中化仓储公司的储罐，无意与中化仓储公司订立仓储合同，亦无意以中化仓储公司签发的仓单进行货物交易。（二）东胜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的《仓储中转合同》并未指向涉案货物，涉案货物亦非由东胜公司向中化仓储公司交付，一审判决认定中化仓储公司接受涉案货物系履行与东胜公司之间的《仓储中转合同》，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三）杭州湾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和实际寄存人，有权要求中化仓储公司返还涉案货物，中化仓储公司将涉案货物误认为系《仓储中转合同》项下标的物，导致涉案货物被非法处分，中化仓储公司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四）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沧州中院）的调解、执行行为并不免除中化仓储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以及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在涉案货物的单据均未转移，东胜公司并未取得涉案货物所有权的情况下，烟台中院及沧州中院作出的相关生效法律文书中认定的事实表明，中化仓储公司出具了证明东胜公司是存货人的文件，并向案外人确认涉案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东胜公司，且出具了协助转移货权的相应文件，导致涉案货物成为烟台中院和沧州中院裁定执行标的物，中化仓储公司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五）一审判决已经查明了15963.91吨涉案货物中15875.56吨的去向，中化仓储公司应就一审法院未查明的88.35吨承担返还责任。
中化仓储公司答辩称：（一）杭州湾公司在一审阶段认为与中化仓储公司存在港口货物仓储合同关系，在二审阶段认为双方存在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但事实上双方并未成立任何合同关系，更不存在临时保管事实。其一，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当事人间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愿并达成合意，但本案中杭州湾公司包括中建材公司从未就涉案货物的仓储费用、仓储期限及仓储条件等事宜与中化仓储公司协商，双方并没有订立合同的意愿，中化仓储公司也不可能在上述内容未确定的情况下对涉案货物进行临时保管，同时杭州湾公司亦未向中化仓储公司支付任何费用。其二，中化仓储公司不是《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的当事人，不受该合同的约束。其三，《台塑22货运船前会约定》仅是中化码头公司为了完成装卸作业的需要召开会议所做的单方会议记录，其不具有创设仓储保管合同权利义务的目的和作用，且中化仓储公司仅仅是参加会议，并不具有缔结仓储保管合同的意图。因此，中化仓储公司与杭州湾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中化仓储公司不负有向杭州湾公司返还货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二）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就涉案货物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仓储中转合同》，已生效的天津仲裁委员会【2014】津仲裁字第222号裁决书对该合同的性质系仓储合同作出了认定，因此涉案货物的寄存方或存货人系东胜公司，而非与中化仓储公司没有合同关系的杭州湾公司。另外，上述《仓储中转合同》系诺成合同，在涉案货物存入储罐前已经成立并生效，并非属于实践合同的保管合同，这也符合液体化工品仓储行业的行业惯例。（三）东胜公司作为《仓储中转合同》的存货人，对涉案货物享有控制及提取权利。中化仓储公司作为仓储企业，仅提供仓储服务，应当根据存货人的指示放货，其没有义务且从未确认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杭州湾公司主张中化仓储公司误认了涉案货物的所有权，缺乏事实依据。（四）中化仓储公司将已清关的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放货符合与东胜公司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对于其他涉案货物，中化仓储公司根据相关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放货，系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行为，且及时通知了杭州湾公司，但杭州湾公司并未采取相关财产保全或停止报关措施，中化仓储公司对此没有过错。（五）涉案货物存在多方贸易关系，其业务操作模式为先卖货后收款，系融资性买卖，杭州湾公司对此操作模式是知悉并认同的，其声称对北京铭源金丰石油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铭源公司）与东胜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不知情与事实不符。在涉案货物的销售环节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关于货款支付的纠纷应由相关方在买卖合同项下解决，与中化仓储公司无关。（六）涉案货物系液态化学品，在仓储过程中存在损耗。2014年4月11日实际存入储罐为15940.774吨，至2014年8月18日提空，共计提取15875.32吨，损耗65.454吨，符合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中关于损耗量的约定。且如前所述，中化仓储公司不负有向杭州湾公司交付或返还涉案货物的义务。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东胜公司述称：（一）东胜公司通过一审法院庭审得知，杭州湾公司与北京铭源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货物销售给北京铭源公司。而北京铭源公司与东胜公司亦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货物销售给东胜公司。东胜公司为了履行上述合同，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二）东胜公司已将涉案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出售，货款全部支付至北京铭源公司，北京铭源公司亦支付给了杭州湾公司。同时，东胜公司向港源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港建费、港杂费等港口费用，港源公司向东胜公司开具了相应发票，东胜公司亦缴纳了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的关税。综上，北京铭源公司已将涉案货物的货权转移给东胜公司，杭州湾公司以已经失效的提单主张其为实际存货人于法无据。
杭州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化仓储公司赔偿杭州湾公司货物损失104362566元，关税及增值税损失21404812.3元，为进口货物支出的代理费1073513.09元，银行开证和承兑费用321033.63元，滞报金899200元，以及上述费用自2014年4月9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中化仓储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杭州湾公司与中建材公司签订了两份编号为14MA021、14MA022的代理进口合同，约定杭州湾公司委托中建材公司代理进口约16000吨混合芳烃。合同签订后，杭州湾公司向中建材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和外贸代理费，中建材公司确认涉案8票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为杭州湾公司。2014年4月17日，杭州湾公司与北京铭源公司签订了两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全部混合芳烃销售给北京铭源公司，合同约定：交货地点、方式为北京铭源公司自提，杭州湾公司在指定油库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为北京铭源公司承担。而早在2014年3月28日，北京铭源公司就与东胜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全部混合芳烃销售给东胜公司，合同约定：交货地点、方式为东胜公司自提，北京铭源公司在指定地点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为除报关代理费外，东胜公司承担卸货港所有费用。
为履行与北京铭源公司的购销合同，东胜公司于2014年4月4日就涉案货物在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的仓储事宜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编号为TJSUC14161的《仓储中转合同》，合同约定：存放在储罐内的货物原则上由东胜公司指定的授权代表携带其授权书、书面发货通知单、提货单提取货物；合同的争议提交天津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014年4月5日，15963.91吨混合芳烃装上“台塑22”轮，从日本爱知港运往天津港，承运人为此签发了编号为JPCN-11、JPCN-12、JPCN-13、JPCN-14、JPCN-21、JPCN-22、JPCN-23、JPCN-24的8套正本提单，提单记载的通知方为中建材公司。为办理货物在目的港的报关、卸货事宜，中建材公司将全部代理业务委托给港源公司。2014年4月8日，港源公司按照中建材公司的指示将涉案货物卸至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与中化码头公司签订《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合同约定：货物接收人为中建材公司、作业项目为卸船、交接地点为中化仓储。同日，中化码头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与港源公司召开了“台塑22”轮货运船前会，会上三方对船货情况、卸船作业准备情况、T55和T57储罐收货准备情况进行了通报。2014年4月9日，船抵天津港，中建材公司向承运人提货，承运人指示船代将涉案8票提单项下货物电放给收货人。从2014年4月9日开始至2014年4月11日，涉案货物全部卸入中化仓储公司的T55、T57储罐。船舶到港当日，东胜公司向港源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港建费、港杂费等港口费用，港源公司向其开具了相应发票。
中化码头公司为在海关注册登记的监管场所，2014年4月17日，该司在收到加盖有海关放行章的编号为JPCN-22、JPCN-23的提单副本后，指示中化仓储公司准予放货4000吨。2014年4月17日至23日，东胜公司向中化仓储公司出具提货委托书，共提走3010.28吨货物。因东胜公司和莱阳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阳东方公司）签订了5000吨货物的购销合同，东胜公司向莱阳东方公司出具了物权转移证明，随后双方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仓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中化仓储公司凭莱阳东方公司的发货承诺、提货通知书放货5000吨，仓储费仍由东胜公司承担。2014年4月29日，莱阳东方公司出具提货单、提货授权书，共提走984.24吨货物。2014年6月13日，烟台中院就莱阳东方公司诉东胜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作出（2014）烟商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东胜公司向东方莱阳公司交付剩余的4015.76吨混合芳烃；因承担违约责任，东胜公司同意向莱阳东方公司支付475万元违约金，以存款375万元和涉案130吨混合芳烃冲抵违约金。该调解书已生效。2014年6月16日，烟台中院作出（2014）烟执字第288号执行裁定书，并向中化仓储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T55、T57罐中的4145.76吨混合芳烃交付给莱阳东方公司。随后，莱阳东方公司出具提货单、提货授权书，提走了4145.52吨混合芳烃。2014年6月16日，沧州中院就上海联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油公司）诉东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作出（2014）沧民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东胜公司向上海联油公司交付6000吨混合芳烃。该调解书已生效。2014年7月14日，沧州中院作出（2014）沧执字第276-1号执行裁定书，并向中化仓储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东胜公司存放的6000吨混合芳烃交付给上海联油公司。随后，上海联油公司出具提货单，提走了5999.48吨混合芳烃。2014年7月9日，沧州中院就天津市金汇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达公司）诉东胜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作出（2014）沧民初字第10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东胜公司应偿还借款4150万元及利息。该调解书已生效。2014年7月28日，沧州中院作出（2014）沧执字第312-1号执行裁定书，并向中化仓储公司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东胜公司存放的T55罐中的1736.316吨混合芳烃交付给金汇达公司。随后，金汇达公司出具提货单、发货指令，提走了1735.8吨混合芳烃。
杭州湾公司认为其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具有保管合同，杭州湾公司为寄存人，中化仓储公司错误确认东胜公司为存货人，并未经杭州湾公司同意擅自将涉案货物交付东胜公司及案外人，致使杭州湾公司遭受了货款等损失，遂成讼。杭州湾公司在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仅要求中化仓储公司承担责任。
另查明，2014年6月5日，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之间因涉案《仓储中转合同》产生纠纷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4年8月21日，天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裁决：东胜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化仓储公司仓储费用2733874.02元及违约金和律师服务费。东胜公司已经依裁决支付了全部费用。
2014年5月9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杭州湾公司就涉案纠纷提起的八案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杭州湾公司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481-4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杭州湾公司撤诉。
一审法院认为，中化仓储公司作为天津港专营液体货物仓储业务的法人，为存货人提供仓储服务，收取仓储费，其与存货人订立的合同应为港口仓储合同性质。涉案货物为进口海关监管货物，从船上卸入中化仓储公司的储罐，纠纷产生于中化仓储公司的仓储服务中，因此，本案为港口货物仓储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一审法院审理，虽然杭州湾公司曾以同一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撤诉，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杭州湾公司在本案中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对中化仓储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杭州湾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港口货物仓储合同关系。2、中化仓储公司是否具有向杭州湾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3、中化仓储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4、杭州湾公司损失的金额及依据。
现围绕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一、杭州湾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港口货物仓储合同关系
杭州湾公司主张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因实际交付货物而成立事实上的港口仓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没有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能否根据杭州湾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从事的民事行为推定双方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愿是认定双方具有合同关系的关键。首先，根据液体货物的特性及天津港存在多个液体货物装卸码头的现状，船到码头前存货人与仓储公司签订合同并确认仓储数量、仓储费率是其行业习惯。虽然中建材公司作为提单项下的收货人指示其货代港源公司将货物卸至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但无论中建材公司还是港源公司在船到码头前从未与中化仓储公司协商并签订仓储合同，货物卸入储罐多日后，杭州湾公司才向中化仓储公司主张提货。从中建材公司和杭州湾公司的上述行为无法推定二者有与中化仓储公司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其次，根据杭州湾公司和北京铭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及北京铭源公司和东胜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涉案货物最终应由东胜公司自提并负担除报关代理费外的卸货港费用。而依查明的事实，东胜公司确实也实际履行了该合同义务，在船舶到港前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并在船舶到港后向港源公司支付了相关港口费用。因此，从杭州湾公司和东胜公司实际履行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形可以推定杭州湾公司将涉案货物从船上交付至储罐是为了履行买卖合同的约定，其对涉案货物不承担仓储义务，亦不会有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最后，东胜公司就涉案货物的存储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书面仓储合同，并支付了仓储费。中化仓储公司接收涉案货物，提供仓储服务是为了履行与东胜公司的仓储合同，其亦没有与杭州湾公司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综上，根据杭州湾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从事的民事行为均不能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愿，一审法院对杭州湾公司关于双方之间存在港口仓储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中化仓储公司是否具有向杭州湾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
关于杭州湾公司作为实际向中化仓储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主体，能否成为存货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仓储合同的存货人首先应是合同的当事人，是保管人的权利义务相对方。如上所述，杭州湾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之间不存在港口仓储合同关系，因此，其不是涉案货物存货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有权请求仓储合同的保管人交付仓储物。本案中，中化仓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仓储未出具仓单，不存在仓单持有人，杭州湾公司、中化仓储公司之间不具有港口仓储合同关系，杭州湾公司亦不是存货人，因此，中化仓储公司对杭州湾公司不负有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
三、中化仓储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且未出具仓单，中化仓储公司应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即由东胜公司指定的授权代表携带其授权书、书面发货通知单、提货单向中化仓储公司提取货物。在海关依法解除对涉案货物的监管后，中化仓储公司将编号为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交付给东胜公司或其指定的人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烟台中院和沧州中院对涉案货物强制执行是否因中化仓储公司确认东胜公司为存货人所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据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的约定，东胜公司为涉案货物仓储合同的存货人，中化仓储公司并无过错。其次，东胜公司对涉案货物是否具有所有权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杭州湾公司如对沧州中院、烟台中院强制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有异议，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维护其权利。因此，中化仓储公司依据两个法院的协助执行文书交付货物的行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杭州湾公司损失的金额及依据
杭州湾公司主张的货款等损失与中化仓储公司的放货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应另案解决。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杭州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2800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杭州湾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杭州湾公司于第二次开庭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港源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港源公司接受中建材公司委托，在船舶到港前联系中化码头公司办理卸货手续，并与中化码头公司、中化仓储公司召开船前会议，港源公司从未表示代表东胜公司存货。证据2，中化仓储公司、中化石油（莱阳）有限公司、上海联油公司企业信息，拟证明中化仓储公司与上述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证据3，北京铭源公司另案民事起诉状，拟证明2014年12月26日，北京铭源公司因杭州湾公司未交付货物，起诉要求杭州湾公司返还货款，杭州湾公司未向北京铭源公司转让货物所有权。
中化仓储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中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通过中化仓储公司和东胜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港源公司作为东胜公司报关、码头卸货的代理人，与中化码头公司签订了《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并进行了JPCN-22、JPCN-23号提单项下货物的报关事项；从该证据的描述来看，港源公司只代理报关和联系卸货，并不包括存货和放货事宜。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中化仓储公司、中化石油（莱阳）有限公司、上海联油公司均系独立经济实体，不存在关联关系。对证据3的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北京铭源公司已向杭州湾公司支付了4647万元货款，涵盖了涉案JPCN-22、JPCN-23号提单项下货物货款，涉案货物涉诉系因东胜公司资金链断裂，杭州湾公司担心在买卖环节无法收回融资款项所致。
中化仓储公司于第二次开庭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东胜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于2014年4月2日、4月3日的往来邮件，拟证明东胜公司在涉案货物到港前已经与中化仓储公司就仓储事宜进行磋商、缔结仓储合同以及为将来履行仓储合同作必要准备。证据2，东胜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于2014年4月6日的往来邮件，拟证明东胜公司就运输涉案货物的船名、货物数量、储罐、货代、商检等信息及进罐事宜与中化仓储公司进行沟通。中化仓储公司对证据1、2的提取程序进行了公证。证据3，《岸罐计量收货报告》，拟证明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确定涉案货物的进罐数量。证据4，2014年6月10日一审法院调查笔录，拟证明在一审法院召开听证会时，杭州湾公司向一审法院以及参加旁听的莱阳东方公司、上海联油公司、北京铭源公司等披露涉案货物已经报关的事实，如果不报关，作为海关监管货物，相关法院无法强制执行。证据5，沧州中院执行笔录和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在涉案货物被强制执行时，中化仓储公司作为协助执行人，已经告知涉案货物涉诉的事实，但在法院采取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时，中化仓储公司有无条件协助的义务，只能放货。
杭州湾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其中邮件及附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入库时系以东胜公司的名义存储。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杭州湾公司仅是如实回答一审法院的问题，并非故意向案外人披露涉案货物报关的情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中化仓储公司已经尽到了通知义务，且其未对烟台中院的查封和执行行为提出异议。
东胜公司第二次开庭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其未补充提交证据，亦未就上述补充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在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后认为:
对于杭州湾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港源公司作为货代办理了报关及卸货事宜，但其对于货权及货物存储后的情况均不了解。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系杭州湾公司与北京铭源公司的另案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对于中化仓储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因证据1、证据2已经过公证取证，且邮件中附件文本均加盖了东胜公司的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在涉案船舶到港前，东胜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存储事宜进行联系的事实。关于证据3，因烟台中院（2014）烟商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对中化仓储公司出具《岸罐计量收货报告》的事实予以认定，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认定杭州湾公司在涉案货物存在争议并已在一审法院进行诉讼的情况下仍进行报关的事实。因证据5系复印件，且未加盖相关法院诉讼档案存储章，不能表明其来源，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4月2日，中化仓储公司工作人员向东胜公司发送邮件，内容为：“合同扫描件已收到，我司会将四份正本寄出，快递单号邮寄时告知。另：附件为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理协议和短信发货函，请审阅，如无问题，请盖章回传。”同年4月3日，东胜公司将加盖公章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理协议》及短信发货函通过邮件发送给中化仓储公司，其中短信发货函中明确载明了双方的仓储合同号为TJSUC14161，并就在不能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送提货委托书的情况下，东胜公司通过确认人给中化仓储公司联系人发送手机短信方式发货等事宜作出安排。同年4月6日，东胜公司将加盖公章的收发船通知通过邮件发送至中化仓储公司，内容为：“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我司计划于2014年4月8日卸混合芳烃船一艘，船名为台塑22，装载量约1.6万吨。安排卸入T55、T57储罐，商检为SGS公司，货代为天津港源，望协调为盼。”同年4月11日，中化仓储公司向东胜公司出具《岸罐计量收货报告》，确认收到从涉案船舶卸下的货物总量为15940.774吨，其中T55罐存入7933.579吨，T57罐存入8007.195吨。
本院认为，中化仓储公司系在天津港港区内从事货物仓储经营的企业，杭州湾公司主张其与中化仓储公司就涉案货物成立临时保管合同关系，中化仓储公司应就其擅自放货行为给杭州湾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中化仓储公司否认双方具有合同关系，故本案争议焦点为：1、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合同关系；2、中化仓储公司应否就杭州湾公司诉请的涉案货物损失及相关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一、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合同关系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需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保管未订立书面合同或口头协议，但杭州湾公司主张双方以行为表明就保管涉案货物达成合意，双方成立事实保管合同关系，并提交了《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台塑22货运船前会约定》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第一，涉案货物到港前，无论是作为涉案提单项下通知方的中建材公司抑或其货代港源公司，从未与中化仓储公司协商涉案货物的存储事宜，且涉案货物卸入中化仓储公司储罐后，其也未取得任何中化仓储公司收取货物的凭证。而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于2016年4月2日即已通过邮件对双方签订仓储合同的文本进行了最终确定，并于4月3日就涉案货物的运输安全管理及特殊情况下以短信方式安排发货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双方于4月4日正式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就仓储货物的名称、数量、仓储期限、仓储费用及结算方式、提取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2016年4月6日，东胜公司向中化仓储公司发送了收发船通知，其中明确载明了运载货物的船名、货物数量、卸入的储罐为T55和T57罐。涉案货物到港后，全部卸入了中化仓储公司的T55和T57罐，中化仓储公司为东胜公司出具了《岸罐计量收货报告》。东胜公司亦就涉案货物的仓储向中化仓储公司支付了仓储费。据此，东胜公司在涉案货物由起运港装船出运前即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仓储合同，并于涉案货物到港前告知了中化仓储公司船名、计划到港日，且双方确定了存储涉案货物的储罐。由此可见，中化仓储公司保管涉案货物系为了履行与东胜公司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其并没有与杭州湾公司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愿。
第二，虽然港源公司代中建材公司与中化码头公司于2014年4月8日签订了《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但该合同系针对涉案货物到港后的卸船及其他杂项作业签订，中化仓储公司并非该合同的当事方，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亦不涉及中化仓储公司，因此，仅凭合同中载明了货物交接地点“中化仓储”，并不能认定中化仓储公司与中建材公司或杭州湾公司就保管涉案货物达成合意。
第三，中化码头公司、中化仓储公司和港源公司于2014年4月8日召开了船前会议并形成《台塑22货运船前会约定》，杭州湾公司主张通过船前会议与中化仓储公司形成了保管合同的合意，并在该会议中确定了储存涉案货物的储罐为T55和T57，且最终港源公司代中建材公司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中化仓储公司存入了上述两个储罐，双方最终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台塑22货运船前会约定》载明：“为保证到港货物安全、准时、保质保量的装卸作业，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有限公司商务部组织召开“台塑22”轮货运船前会。”同时，约定中各方还对船货情况、卸船作业准备情况、储罐收货准备情况进行了通报。约定中还载明：“货运船前会约定是与会各方在本次船舶作业中的责任约定。其有效期为自此次货运船前会结束时起，至本次船舶作业结束及相关方验收合格后止。”由此可见，船前会系为了保证涉案货物到港后安全进行装卸作业而由中化码头公司组织相关方召开的会议，期间形成的约定亦是对于船货情况以及涉案货物到港后各相关方船舶作业情况及责任的记载，在卸船作业完成后，该约定的效力即终止。其次，东胜公司在船前会召开前即与中化仓储公司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并确定了涉案货物将存入T55和T57罐，因此中化仓储公司系作为涉案货物卸船后的接收方参加船前会，且其参会系对储罐情况以及管线作业工艺情况进行汇报，并不具有在此次会议中与相关方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愿。再次，虽然港源公司代中建材公司参加了船前会，但东胜公司在向中化仓储公司发送的收发船通知中亦载明了货代为港源公司，加之中化仓储公司已与东胜公司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故不能由港源公司交付货物的行为来认定存货人即为中建材公司，继而认定中化仓储公司与杭州湾公司成立事实上的临时保管合同关系。
第四，根据杭州湾公司和北京铭源公司之间及北京铭源公司和东胜公司之间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涉案货物最终应由东胜公司自提并负担除报关代理费外的卸货港费用。而东胜公司确实在船舶到港前安排了涉案货物的仓储事宜并向港源公司支付了相关港口费用，由此可见，杭州湾公司对涉案货物不承担仓储义务，亦不会有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此亦与杭州湾公司及其代理在涉案货物到港前从未与中化仓储公司协商并签订仓储合同的情节相印证，故而一审法院推定港源公司将涉案货物交付至储罐系为履行上述购销合同，具有事实依据并符合常理，因此不能得出中化仓储公司接收涉案货物系以行为表明其与杭州湾公司达成保管合同合意的结论。
综上，东胜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仓储事宜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并已实际履行，而杭州湾公司在涉案货物到港前未与中化仓储公司就仓储事宜协商并签订合同，其亦未能证明双方就涉案货物的临时保管达成合意，因此，杭州湾公司与中化仓储公司在本案中就涉案货物的仓储保管并未成立合同关系。杭州湾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中化仓储公司应否就杭州湾公司诉请的涉案货物损失及相关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杭州湾公司主张其持有涉案八套正本提单，系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和实际存货人，中化仓储公司非法处分涉案货物，应向杭州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中化仓储公司与杭州湾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的存储并未成立合同关系，因此，杭州湾公司不是涉案货物的存货人。即使杭州湾公司持有涉案正本提单，其也不能依据提单向保管人主张权利。另外，本案系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且涉案货物的权属确认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即使杭州湾公司系涉案货物所有权人，在其与中化仓储公司未成立保管合同的情形下，其无权基于合同关系要求中化仓储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其次，在仓储合同项下，存货人有权提取仓储物，保管人在放货时仅须对存货人应履行的提货手续进行审查。本案中，中化仓储公司与东胜公司就涉案货物的存储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东胜公司为存货人。虽然中化仓储公司没有开具仓单，但《仓储中转合同》中约定了提货的具体流程。就编号为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而言，中化码头公司收到盖有海关放行章的提单副本后通知中化仓储公司准予放货，东胜公司及莱阳东方公司均向中化仓储公司出具了相应提货手续，中化仓储公司对上述两提单项下货物的放货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无不当之处。
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可以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本案中，因东胜公司在所涉其他案件中系被执行人，烟台中院和沧州中院依据生效裁判文书向中化仓储公司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中化仓储公司将东胜公司存放的涉案货物交付给申请执行人，中化仓储公司依据法院的协助执行文件交付货物的行为并无不当。
如上分析，中化仓储公司就涉案货物的放货行为并无不当之处，杭州湾公司主张的货款等损失并非中化仓储公司依仓储合同及相关法院执行文书的放货行为造成，中化仓储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杭州湾公司就其主张的货款等损失可另行解决。
综上，杭州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2800元，由上诉人杭州湾化纤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伟
审 判 员 赵清泉
代理审判员 唐 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尹 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