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54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
法定代表人：贾文清，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胜利，上海市三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士中，上海汇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石书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郁玲，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上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孙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狄青，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孙烽，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上海上投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唐钧，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咏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咏盛济”)、上海上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资本”)、原审第三人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资产”)、上海上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控股”)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咏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胜利、苏士中，被上诉人上咏盛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上诉人上投资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上投资产、上投控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咏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1079号民事判决，改判上咏盛济、上投资本支付人民币600万元(以下币种同)及相应利息。事实和理由：本案所涉盛银广场等房地产收购项目是咏诗公司的劳动成果，双方约定最终由上海国际博朗商务园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际博朗”)在收购房产成功后支付咏诗公司600万元，该前款实质是对咏诗公司前期付出的补偿，至于协议约定的发票，也仅仅是为了做账需要而已。虽然协议约定的付款主体为国际博朗，但真实合意是由双方此次合作的最终收购平台支付咏诗公司600万元，实际不涉及平台的名称和组成。此后双方调整了合作方式，另行设立上咏盛济，因此上咏盛济显然应当继承国际博朗的付款义务。据此，咏诗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不符合法律正义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上咏盛济辩称，不同意咏诗公司的上诉请求。咏诗公司与上咏盛济并无直接出资关系，无权为其设定付款义务，而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除了第二条和第三条以外，并无不具有约束力。更何况，上咏盛济并非合同当事人，并无付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驳回咏诗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上投资本辩称，不同意咏诗公司的上诉请求。由于没有信托公司出资，最终双方的合作协议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上投资本和咏诗公司才另行设立了上海上咏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咏资产”)，再由上咏资产与上海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房产”)共同设立了上咏盛济，这里的上咏盛济已经不是《合作框架协议书》中的国际博朗，两者并不存在继承关系，所以无论上咏盛济还是上投资本均无需承担600万元的付款义务。此外，《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600万元是指咏诗公司的前期发生费用，咏诗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发票，经审核后由国际博朗支付，而本案中国际博朗并未如约成立，且咏诗公司也未能提供前期费用发生的相关发票，故咏诗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上投资产、上投控股未到庭陈述意见。
上诉人咏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上咏盛济、上投资本共同支付6,000,000元；二、上咏盛济、上投资本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6,000,000元之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咏诗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公司”)签订了《盛银大厦购房意向书》，约定咏诗公司“将通过其和上投资本等基金发起人发起设立的基金/或其设立的一家或者若干家新的项目公司来签署最终的资产买卖协议”完成对盛银大厦的收购，交易总价641,385,929元，本意向书签订3个工作日内咏诗公司应向张江公司支付定金5,000,000元，双方最迟不得晚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买方在买卖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且不迟于2013年12月27日支付交易总价50%至卖方指定账户。同期，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就合作发行基金形式收购盛银大厦达成意向，上投发展(嗣后更名为“上投控股”)在“见证方”名下盖章。该框架协议共六条：第一条“基金概述”主要描述国际博朗基金的构架，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制，基金规模350,000,000元，由咏诗公司为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博朗管理担任国际博朗普通合伙人，引进XX信托为有限合伙人，由博朗管理认购1%，XX信托认购99%。第二条“合作条款”约定被告上投资本受让或认缴博朗管理合伙财产份额，使其与咏诗公司分别占博朗管理49%和51%的份额，然后由博朗管理认缴国际博朗1%的出资；上投发展直接或通过信托计划认缴国际博朗不超过30%的份额，且愿在对国际博朗有效掌控的前提下为其垫付部分购房定金；咏诗公司声称其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已形成成熟的信托方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与中国银行有450,000,000元的项目融资方案，上投发展则表示如国际博朗资金不足以支付首期资产收购款项时愿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但除须收取利息、调整管理费费率外，上述流动性支持资金须于2014年4月30日前收回本息，否则上投发展有权更换国际博朗的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待国际博朗与张江公司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生效且咏诗公司提供有效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由国际博朗支付咏诗公司6,000,000元作为基金获取项目的成本开支。第三条“排他性合作”、第四条“保密”条款，主要是针对系争项目限制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与他人进行合作，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保守相关的商业秘密。第五条“效力”约定本协议除第三条排他性条款和第四条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对双方均无约束力，但应本着诚信原则在框架协议基础上对其他条款进一步协商细化并签署正式交易法律文件。第六条“其他”略提了其他项目的投资价值及回报率。
在实施对盛银大厦收购过程中，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对《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方案作了变更，以新设有限合伙企业替代原收购博朗管理的方案：2013年11月12日，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签订《上海上咏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咏诗公司为该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投资本为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5,000,000元，首期出资3,500,000元，咏诗公司认缴51%，上投资本认缴49%；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合伙企业印章由上投发展保管，2014年1月1日起，保管方式由合伙人另行协商。2013年12月初，鉴于国际博朗尚未完成注册，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签订《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约定共同代为垫付购房定金(咏诗公司代垫1,780,000元，上投资本代垫1,720,000元，上投发展或其关联方代垫1,500,000元)，待国际博朗设立后由其返回各方代垫款项。2013年12月4日，在当事人多次协商的基础上，由上咏资产与通达房产(后更名为上投资产)签订《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101,050,000元(全部为货币出资)，普通合伙人上咏资产认缴3,500,000元，有限合伙人通达房产认缴97,550,000元，上咏资产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组建、设立、运营合伙企业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不限于尽职调查、法律顾问、审计、资产评估和税务顾问”等，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定后由合伙企业据实列支；“截止2014年4月30日，通达房产或其关联方为本合伙企业提供的用于支付首期投资款的流动性支持资金本息仍未获全额偿还，则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外的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可将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该协议签订后，合伙人各自履行了认缴的出资，上咏盛济经工商注册宣告设立。嗣后，上咏盛济与张江公司就收购盛银大厦签订了《房产收购框架合同》，约定：总价款641,385,929元，买方须在2013年12月30日前支付首期50%房款计320,692,964.50元(含已付定金5,000,000元)。此后，上咏盛济仅以合伙人的出资为限履行支付部分房款义务，其余均由通达房产及关联方提供流动性支持资金代为垫付。后咏诗公司不断催要6,000,000元，上咏盛济则予以婉拒，并提醒咏诗公司及上咏资产尽快履行偿还流动性支持资金的义务。嗣后，因通达房产及关联方提供流动性支持资金未能按期收回，上咏资产被从上咏盛济中除名，致双方纠纷加剧并引发系列诉讼。
一审中各方争议的事实和诉辩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合作框架协议书》关于6,000,000元的条款，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
咏诗公司主张关于6,000,000元的条款已经生效，其理由和依据如下：(一)《合作框架协议书》第2.6条认可咏诗公司在盛银大厦前期收购谈判中已经发生相关必要开支6,000,000元，受益人应当承担支付义务；(二)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共同设立上咏资产，再由上投资产与上咏资产设立上咏盛济，以及最终由上咏盛济与张江公司签订房产收购合同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已经履行了《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依照合同法规定该框架协议相关条款当然生效；(三)《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鉴于：……3、甲乙双方合作设立、管理上海国际博朗基金已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表述，系对该框架协议的正式确认；(四)上投资本法定代表人孙烽2013年12月19日微信记载“是我的意见，6,000,000元。其他事项，明天见面谈”、“该费用支付还要做些处理，作为基金管理费的特别奖励，给上咏中的你们团队。中介费，过审计时麻烦”，这说明被告已经承诺支付咏诗公司6,000,000元了。
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不同意咏诗公司之主张，其理由主要有：(一)《合作框架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该协议除第三条排他性条款和第四条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对双方无约束力，但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在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对其他条款进一步协商细化并签署正式交易法律文件”，事后双方从未就6,000,000元达成任何协议；(二)按《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咏诗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合伙事务执行人其主要义务是引进信托资金，但咏诗公司至今仍未完成该义务，故其关于双方已经履行了该协议的主要义务之说不能成立；(三)《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鉴于”部分只是对双方曾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作客观描述而已，并没有对6,000,000元事宜达成任何合意；(四)从孙烽微信的文字中得不出上投资本已承诺支付6,000,000元的结论，仅说明双方就此协商过而已。
二、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承继关系，合同当事人能否为合同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
咏诗公司认为，尽管《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设立的是国际博朗，但按照工商管理部门“不能出现大基金字眼”的要求，经双方反复酝酿，最终确定的企业名称是上咏盛济，故原约定国际博朗义务当然应由上咏盛济承担。为证明其主张，咏诗公司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2013年11月期间相互往来的电子邮件、《上海上咏园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议》和双方最终签署的《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
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对咏诗公司出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咏诗公司关于上咏盛济就是国际博朗的结论，更不同意其要求上咏盛济支付6,000,000元的主张，理由如下：(一)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存在根本区别，前者合伙人为上咏资产和通达房产、出资总额101,050,000元、资金来源为全体合伙人的出资，后者合伙人为博朗管理和XX信托、基金规模为350,000,000元、资金来源仅1%为合伙人出资(其余99%为向社会募集资金)，两者之间无法律上的承继关系；(二)国际博朗不是《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当事人，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无权为该协议以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
三、咏诗公司在盛银大厦前期调查及谈判过程中，是否存在6,000,000元的实际开支。
咏诗公司主张其为盛银大厦项目前期成本开支已达6,861,011元，其中已付1,419,388元，待付5,441,623元，并出示了咏诗公司、博朗管理与上海繁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咏诗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签订的《管理顾问合同》等，以及差旅费、招待费发票和财务记账凭证等复印件。咏诗公司认为，倘若《合作框架协议书》关于6,000,000元之条款被认定不生效，则应追究上投资本之缔约过错责任，因该结果系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违反诚信原则故意不与咏诗公司签约所致，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应赔偿咏诗公司前述损失。
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对咏诗公司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盛银大厦项目在上海，而咏诗公司出具的差旅费单据绝大多数发生在外地；《合作框架协议书》第1.3条关于列入项目前期开支的费用有明确约定，即“在国际博朗完成募集前发生的和基金募集设立相关的前期费用包括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尽职调查等费用，并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后由国际博朗据实承担”，显然，咏诗公司提出的前述费用均不在双方约定的前期开支之列。咏诗公司对上投资本缔约过错的指责毫无依据，相反地是咏诗公司关于信托计划不实描述，骗取上投资本与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而协议签订后无任何信托资金投入，导致国际博朗构架无法实现，过错显然在咏诗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当发生争议需要解释合同时，也应遵守该原则并妥善处理纠纷。
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约定合同生效的条件，本案《合作框架协议书》明确约定除第三、四条外其余条款均不生效，其所附生效条件是另行签署正式法律文件，现无任何证据证明当事人就6,000,000元事宜签订过专门合同，即使“咬文嚼字”也推断不出当事人与之相关权利义务，故咏诗公司关于6,000,000元条款已生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按照《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构架，咏诗公司为博朗管理唯一普通合伙人及合伙事务执行人，博朗管理则为国际博朗唯一普通合伙人即当然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依该协议XX信托应认购国际博朗99%出资份额，显然引进信托投资是咏诗公司的主要义务之一，然而咏诗公司至今仍未完成引进信托资金的义务，故其“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致合同生效”的主张也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从普遍意义上说，合同当事人不能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但是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发起人当然有权通过协议为其所设立的公司、合伙企业设定义务。就本案而言，设立上咏盛济的确是当事人经合意对《合作框架协议书》原构架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上咏盛济投资主体、资金来源以及出资规模完全不同于国际博朗，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势必也发生变化，故咏诗公司关于上咏盛济应当承担国际博朗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尽管《合作框架协议书》权利义务指向的是基金，而上咏盛济接收的是楼盘，但是上咏盛济客观上还是享用了咏诗公司前期投入所带来的利益，作为受益人应当适当补偿咏诗公司的付出。咏诗公司主张其前期投入已逾6,000,000元，然而其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与系争项目的前期支出相关，一审法院难以据此支持其请求；但是，咏诗公司的权利仍有救济途径，依照上咏盛济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该项目所作尽职调查、法律顾问、审计评估以及税务顾问等前期费用，由上咏盛济据实承担，故咏诗公司可在解决上咏盛济退伙纠纷时一并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咏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上投资产、上投控股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依法审理。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900元，由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按照咏诗公司及上投资本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是否需要向咏诗公司承担600万元前期成本费用的付款义务。
咏诗公司诉请的主要依据为《合作框架协议书》第2.6条的约定，在该条款中，咏诗公司及上投资本约定的付款主体为国际博朗。然国际博朗并非合同相对方，而是拟设立的一个合伙企业。诚如一审法院所言，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发起人通过协议为其所设立的公司、合伙企业设定义务，只要该义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得到发起人一致认可，则设定的义务可以约束设立后的公司或合伙企业。但应当注意到，咏诗公司和上投资本并非拟设立的国际博朗的合伙出资人，《合作框架协议书》架构中的国际博朗是由博朗管理和XX信托出资设立的。而咏诗公司及上投资本至多只能在《合作框架协议书》中为博朗管理设定付款义务。虽然在《合作框架协议书》架构中，博朗管理系国际博朗的普通合伙人，也是执行事务合伙人，但不可忽视的是，国际博朗另有一个合伙人XX信托，而该信托并未参与《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签订，甚至在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连信托主体都尚不能确定，XX信托在国际博朗中享有的权利义务更无从谈起。虽然在《合作框架协议书》架构中，XX信托为有限合伙人，但并不意味着排除其对国际博朗的一切权利，也不意味着作为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博朗管理，抑或是博朗管理的合伙出资人咏诗公司及上投资本就可以在XX信托并未表态的情况下任意为国际博朗设立付款义务。因此，咏诗公司和上投资本在《合作框架协议书》中为国际博朗所设定向咏诗公司的付款义务，在国际博朗或XX信托追认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无法对国际博朗产生约束力。在《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后续履行过程中，咏诗公司与上投资本的合作形式产生了变更，博朗管理与国际博朗均未如约成立，而是另行成立的上咏资产和上咏盛济。暂且不论上咏资产与博朗管理、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是否能够成立继承关系，即便全部成立继承关系，如前文所述，在上咏盛济或通达房产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合作框架协议书》第2.6条的付款义务不能约束上咏盛济。
更何况，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合伙出资人不同，资金规模不同，资金来源不同，实难认定两者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义务承继关系。并且如前文论及的，由于《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架构牵涉到合约外的其他尚不能确定的相关方，所以协议的很多重要内容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故前述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需要在后续实际履行过程中不断进行细化，这也正好能够解释咏诗公司和上投公司会在《合作框架协议书》中明确，该协议除第三条排他性条款和第四条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对双方均无约束力，但应本着诚信原则在框架协议基础上对其他条款进一步协商细化并签署正式交易法律文件。可见该协议中除排他性条款及保密条款以外的其他条款，属于意向性的约定，均有待于在后续实际履行过程中逐步固化，否则难以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遑论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上咏盛济。所以各方没有进一步对涉案600万元的支付等问题签署更明确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在上咏盛济及通达房产对该付款条款均不认可的情况下，咏诗公司以该条款向上咏盛济主张涉案600万元的前期费用，依据不足。事实上，在上咏资产与通达房产签订的《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中，亦对项目前期费用的承担问题进行了约定，明确应当据实列支。综上，一审法院驳回咏诗公司要求上咏盛济支付涉案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可。
至于咏诗公司要求上投资本一同承担付款责任的请求，本院认为《合作框架协议书》并未约定上投资本具有付款义务，况且《合作框架协议书》中已经载明，除排他性条款及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对双方均无约束力，现没有证据显示上投资本违反了排他性条款及保密条款，也没有证据显示上投资本存在其他恶意违背双方约定，导致《合作框架协议书》不能按照原计划履行的行为，故咏诗公司的这一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咏诗公司请求上咏盛济和上投资本共同向咏诗公司支付600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900元，由上诉人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增军
审 判 员 李非易
代理审判员 王 曦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嫒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