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和民一初字第03159号
原告：刘海春，男，195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系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退休员工，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代理人：杨明，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北四经街**号，织机构代码号46300247-5。
法定代表人：李长辉，系该单位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玉岐，辽宁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长辉，男，196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系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住沈阳市和平区。
原告刘海春诉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李长辉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陈雪飞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海春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明、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刘玉岐、被告李长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海春诉称：原告于1991年调入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工作，属于事业编干部并由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委派安排至其下属企业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任法定代表人职务。2008年科技中心下属企业改制，由于科技中心不按文件规定承担单位为提前退休职工缴纳退休金问题，导致原告无法办理提前退休。对科技中心的各类错误、不作为行为六年来原告多次找到上级机关及相关部门反映本人情况。自2009年9月起二被告向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汇报的书面材料中，不顾事实，编造虚假内容损害原告的名誉，并又于2015年5月以书面答复意见（上报到了团省委）再次损毁原告形象。二被告恶意篡改原告任职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吊销时间，同时编造吊销原因系原告经营管理不善，诽谤原告在编不在岗、自谋职业；诽谤原告在财务或发票上动手脚，指责原告不服从领导安排，不接受总公司指派的工作等重伤性言词及行为，因此导致原告多年来需要不断澄清说明情况，并影响了上级领导的判断，使得原告相关的安置事宜久久未决。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然二被告的行为使得原告品德、才干、声望和形象等社会客观评价均产生不利影响，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及人格尊严，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生活困扰及多重周折，并使原告遭受到精神挫伤，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在本单位及上级主管单位范围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二、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辩称：第一，被答辩人诉求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被答辩人诉称不能成立。首先，答辩人在答复意见中提及的有关问题，基本符合客观事实。被答辩人原系答辩人投资开办的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其编制在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2004年4月省直事业单位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时，答辩人作为主管部门与下属所有企业就养老统筹问题签订了协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了协议，约定个人承担单位及个人应缴纳的费用，并以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其工资福利待遇一直由其所在的企业或自谋职业收入解决。2006年被答辩人担任工控公司的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后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停止了经营活动，被答辩人无班可上，又没有回到答辩人单位上班。这一事实说明，被答辩人虽然在答辩人的事业编制内，但是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自谋职业的状态。所以答辩人认为，材料提及的被答辩人在编不在岗，自谋职业完全是客观事实，不属于编造虚假的事实。其次，材料中提及的因经营不善被吊销营业执照问题。作为被吊销企业的主管部门是对下属企业被吊销原因的认定，也是对下属企业经营活动、经营效益的笼统的评价。经营管理不善存在诸多原因，可以说上几十种原因。这里有经营者经营理念、意识的原因，有经营条件、能力、规模的原因，也有市场发展及变化的原因。材料中因经营不善被吊销营业执照仅仅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属企业的经营管理的评价，并不涉及对经营者个人自身品格的评价。
第二，答辩人的言行不构成诽谤，侵犯名誉权不能成立。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在答复意见中所用词语并不构成对被答辩人的诽谤，也不构成对被答辩人名誉权的侵犯。首先，答辩人在客观上不存在对被答辩人实施了诽谤，损害被答辩人名誉，并为第三人知悉的事实。所谓诽谤，是指捏造和散布某些虚假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其内容包括捏造和散布一切有损于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如诬蔑他人犯罪、品行不端等。其特征可以称之为“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答辩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虽然有部分用语不够准确，事实阐述不够全面、详尽，但是并没有脱离基本事实这一主线，是情有可原的。“在编不在岗”、“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等此类用语属于中性用语，在企业管理中文件、材料中屡见不鲜，根本说不上是对企业负责人个人名誉权的侵犯。其次，答辩人反映的情况比较客观，没有带有感情色彩，更没有参杂编造、散布对被答辩人诽谤性的言论。再次，答辩人反映的途径正当。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系团省委直属的全民事业单位，其人、财、物均接受团省委的领导和管理。答辩人向团省委反映情况，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地广泛传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这一解释，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无论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都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再者说来，答辩人所作的答复意见是针对上访的三位当事人的诉求依职权作出的，受送达人也仅仅限于上访的三位当事人，并没有恶意散布，有损于被答辩人的名誉。答辩人主观上无过错。从法理上讲，对于公民提起的名誉侵权之诉，在主观过错方面的考察，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恶意为标准，没有实际恶意的行为，即使确实损害了公民的名誉，也不应认定为侵权。本案中，答辩人向其主管机关所反映情况，并非出于恶意，也没有故意捏造和歪曲事实，使被答辩人的名誉受到损害，在客观上造成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即不构成侵犯答辩人的名誉权。
第三，被答辩人诉求其精神损失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被答辩人诉称，由于答辩人言辞和行为，导致被答辩人多年来不断地澄清说明情况，并影响了上级领导的判断，使得答辩人的相关安置事宜久拖未决。又称，答辩人的行为使得被答辩人品德、才干、声望、形象等社会评价均产生不利的影响。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这些陈述，不是客观事实，完全是其主观上的一种自我感受。应该说，在后果上，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可能会对受害人的名誉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害，使受害人感觉到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或心理负担，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创伤。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心理负担或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必须是通过大量的证据加以证明是的的确确是客观实在的东西，而不是受害人主观上的一种感受。本案中，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的侵权行为使得被答辩人品德、才干、声望、形象等社会评价均产生不利的影响。是否对被答辩人构成侵犯，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看公众对其的社会评价，而不是被答辩人本人对其内在价值的自我评价。至于说，影响了上级领导的判断，使得答辩人的相关安置事宜久拖未决问题，如果仅仅是指对其安置问题，属于劳动争议的管辖的范畴，不是本案侵犯名誉权审理范畴，被答辩人可以另诉。因此说，答辩人的行为没有造成被答辩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就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不存在精神损失赔偿问题。
第四，答辩人认为，李长辉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李长辉是由团省委任命的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其对被答辩人上访问题所作的调查及所作的答复意见，完全是依职权进行。他的行为，完全是事业法人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行为。《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另外，李长辉个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无积怨，更不存在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歪曲事实，降低被答辩人社会评价的主观故意。其代表法人单位向上级主管机关所做出的书面汇报及对上访人所做出的答复意见，完全是代表事业法人单位作出的。再则，李长辉作为事业法人单位的负责人，没有公开散布过任何诽谤答辩人的言论。李长辉所实施的行为，没有证据表明构成对被答辩人名誉权的侵犯。因此说，李长辉不能成为本案的被告。
被告李长辉辩称：我的意见与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相同。另外，我与原告不存在个人之间的纠纷，都是职务行为。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海春原系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告的编制在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于2006年10月30日被吊销。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改制后，至2015年2月原告退休前，原告未在被告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上班。
2007年6月13日，在《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各类人员安置处理征求意见表》中，刘海春选择方案2“参照辽人发（2006）2号文件《辽宁省直事业单位改革人员分流安置实施办法》第三条省直事业单位因撤销或合并产生的超编人员需进行分流安置的，原在编在职人员中，截止至实施改革起始时间止，工龄满30年，或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含5年）以内且工龄满20年的，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单位同意，允许提前享受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提前退休人员所在单位以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单位要为其缴纳提前退休年限内应支付的退休金。“的规定，为其办理提前退休。与规定不同的是，因科技中心未改制，不享受上述政策，单位不能为其缴纳提前退休年限内应支付的退休金，该部分退休金由本人支付。”
原告于2010年9月28日向被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书》“在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由原体制改为聘任制的过程中，我没有被中心聘用。按照辽宁省对未聘人员进行分流安置的文件规定，中心安排我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待遇均按相关文件中的安置政策执行（如，退休金中应含社会养老保险工资和中心所承担的单位补贴两部分等）。因此我申请提前退休。”原告刘海春于2010年11月10日将《申请书》撤回。原告应退休时间为2013年2月，实际办理退休时间为2015年2月，退休工资从2013年3月开始计算。
原告刘海春及曲德才、王某等三名同志，因工资待遇等问题向被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进行信访。被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于2015年5月31日向该三名同志出具《答复意见》，该《答复意见》中涉及到本案有关的内容为“上访人长期在编不在岗，其工资、保险以及其他福利待遇的经费渠道不在科技中心。2005年刘海春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工控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后刘海春一直没有上班，自谋职业。”该《答复意见》中载明的工控公司吊销时间为2005年，实际吊销时间为2006年，后被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发现这一笔误，进行了修改。
2015年6月，针对原告刘海春及曲某、王某等三名同志的信访问题，团省委的两名领导及本案原告刘海春、被告李长辉（作为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以及曲德才、王某共六名同志，就刘海春、曲某、王某信访问题召开会议。在会议上，与本案相关的内容为，被告李长辉认为工控公司改制后，刘海春是自谋职业。李长辉称“老刘你以前和我说过，在一些财务问题上，包括在发票问题上你做了一些工作，我今天不仅不能和你道歉，我还要正式当面批评。”
上述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关于科技中心所属辽宁新力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改制人员安置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证明2009年起被告一直宣称原告在2005年起在编不在岗、自谋职业，工控公司于2006年10月30日被吊销，之后被告与我协商办理提前退休，因被告不承担单位应承担的费用，所以没有办理提前退休；2、《答复意见》1份，证明二被告编造事实，宣称“原告长期在编不在岗，且因为原告原因使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被吊销营业执照，原告一直未上班的事实”；3、信访答复意见书1份，证明被告将该答复意见交付给辽宁省信访及国家信访，并宣称“原告长期在编不在岗，且因为原告原因使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被吊销营业执照，原告一直未上班的事实”（来源于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4、企业法人登记情况查询卡，证明沈阳市工控公司吊销时间为2006年10月30日，吊销原因是因为不按规定接受年检，并不是像二被告所述是因原告的经营管理不善导致；5、录音1份、录音证明材料1份，证明在2015年6月17日或6月18日团省委召开的分管书记调查会上，被告李长辉公开宣称原告不服从企业管理，并且在发票上动手脚。原告和被告李长辉都参会了，还有团省委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还有另外两个信访人员。被告并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说原告自谋职业，是被告的主观臆断。被告恶意中伤原告不服从企业领导，说单位安排我去黎明空调控制系统测绘，本人不去，说我不服从工作安排，说因我个人经营不善，导致公司营业执照吊销，被告诽谤原告在发票上动手脚；6、录音1份（与亢永和电话录音）、录音证明材料1份，证明2008年之前单位已经召开了大会，明确了原告并不存在在编不在职的问题，事后被告李长辉不承认，还一直违背事实，宣称原告在编不在职，自谋职业；7、证人吴某证言，吴某出庭作证称“我1990年至1995年在新力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参与公司管理，新力公司下属有很多公司，其中工控公司是其中一个，子公司所有的财务都由总公司统一管理，包括年检、税务报表，子公司不设立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8、证人王某证言，王某出庭作证称“在今年团省委陈书记、曲德才、和原告开会时，李长辉向陈书记说原告的时候，说原告弄虚作假，说原告干个体。”；9、证人曲某证言，曲某出庭作证称“新力公司有两块牌子，对内是青少年科技发展中心，对外是沈阳新力电子公司，如果以中心的名义不能从事经营活动，以新力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这个公司的管理是由新力公司统一管理，新力公司下面好几个分公司，分公司的财务管理由总公司处理。我们退休前，尹政伟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过我们退休人员的身份问题，亢永和在会上明确说了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是在编在岗。在一次协调会上，会上有我、原告、曲某、李长辉、办公室主任，李长辉与刘海春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李长辉说原告在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说原告在测绘工作上没有按照公司要求去做，说原告在公司的发票上做了一些工作，我理解是李长辉说原告在发票的管理上是有问题的。”；10、证人赵某证言，赵某出庭作证称“科技中心所属的各个企业的财务是由中心的财务部门管理。在2009年9月有一次开会，我们这些改制后等待退休的中心人员开会，会上对我们这些人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说明在会上进行了宣读，会后每个人给了一份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应提供加盖公章的原件。证据上显示辽宁省新力装饰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并不是我单位名称，我单位没有出具过这个说明；二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我们上报团省委的不是这份答复，因为我们给原告送达意见的时候发现有笔误，将吊销时间写成了2005年，我们向原告送达改正后的答复意见，原告拒收。这份答复不是我们真正的答复意见。对原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我们并没有对原告构成诽谤；二被告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证据来源不合法，我们给上级机关团省委交过答复意见，至于其他的我们不清楚。答复意见中没有体现出被告对原告进行诽谤。如果这份证据是有效的，完全可以推翻原告出示的答复意见中关于工控公司2005年吊销的事实；二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答复意见提到了经营不善，经营不善并不是对原告个人的评价，是对原告所在企业的评价，经营不善也不是贬低个人品格问题，是一个正常的语言，是常用的词汇，原告说被告对其进行诽谤，不能成立；被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对证据5录音资料的合法性有异议，经与被告李长辉确认，只能确定录音中有李长辉，但是无法确定其他人都是本人讲话，即便录音中全部是本人讲话，完全是在组织的合法途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对外公开散布，我方认为被告李长辉在会议中的话不构成诽谤，也不构成侵权；被告李长辉认为证据5中录音资料和原告提供的录音笔录不一致，有故意隐瞒的地方，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录音中是我本人的声音，原告在录音中多次骂我，“放屁”，还用“国骂”骂我，录音笔录中没有体现，我说原告在财务上做工作是中性词语，企业领导在安全上、质量上都需要做工作，我并没有对原告进行攻击，并不是原告所说的在财务、发票上动手脚；二被告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该份录音是原告私下录音，无法辩明是否是亢经理的声音，录音相当于证人证言，且证人在沈阳，应出庭作证，且亢经理没有对原告的问题作出结论，只是说回去给原告回话，该份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被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不是事实。关联性有异议，证人证明的是财务管理，企业编制情况，并没有证明被告对原告造成了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对证据8-10三位证人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曲某和王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缺乏合法性，两人证明的问题很多与客观事实不符，证人赵某作为证人出庭没有异议，但是证言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李长辉在公开场合对原告进行了诽谤，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经审查，证据1原告提供的系复印件，且二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不予采信；对证据2-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因二被告有异议，且不能证明是亢永和的声音，不予采信；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8、证据9王某和曲某的证言，对于2015年6月份原告与王某、曲某一同参加调查会的内容，因原告已经提供了相关录音资料，以录音资料内容为准，对于两位证人陈述的其他问题，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0不予采信。
二被告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提供的证据有：1、协议书1份，证明2004年改制的时候，被告与原告就劳动保险统筹规定的责任义务关系；收款收据5张，证明上述协议得到的实际履行，双方都按照协议履行到了2009年4月份；企业资料查询卡1份，证明吊销的时间；征求意见表1份，证明改制的时候，征求本人意见，原告本人对其安排的意向性选择及权利义务关系；社会保险收据8张，证明被告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大部分人权益、友情操作的角度出发争取资金为本应个人缴纳的各项保险投保（2009年4月至退休）；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申请不规范，原告退回了提前退休申请，并非我方不给原告办理提前退休；退休审批表1份、退休证复印件1份、交通银行回单2份，证明2015年4月份左右我们为其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我们从2013年开始给原告补了工资；答复意见1份，证明原告声称我们给上级报的答复意见是伪造的，是不存在的，我们报给上级的时间是2006年，时间是正确的；2、团省委信访事项登记单、辽宁省信访局信访事项传送函、复查请求意见书，证明原告信访不仅是针对生活费，还有其他问题，证明今天出庭的证人王某、曲某是原告的共同上访人，与原告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出庭，证明二被告无论在书面和口头上与原告的接触均是在组织系统内部。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中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公章是后期加盖的，被告应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关于答复意见，我们无从考证该份证据是否是其向省团委提供的原始答复意见，且被告与省团委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存在利益关系，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其余证据，不是围绕争议焦点举证，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关联性都有异议，无法确认是不是这些人的签字，证据没有证明力，原告上访的是退休和生活费问题，没有其他问题，复查请求意见书因被告出具的不实的答复意见，原告针对其答复意见所做的复查请求，且被告出具的答复意见超出了原告要求的范围，原告才作出了相关的复查请求，辽宁省信访局信访事项传送函证明了原告上访为安置问题，不包括其他。
经审查，本院证据1中的协议书，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1中的其他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2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为名誉权纠纷，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原告刘海春提到二被告侵害其名誉权涉及三个方面，第一，2015年5月31日的《答复意见》中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吊销时间及吊销原因；第二，原告刘海春自谋职业的问题；第三，财务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公司吊销时间的问题，《答复意见》将沈阳市新力工业控制工程公司吊销时间误写成了2005年，后更正为2006年。李长辉对原告进行的解释是因为笔误造成的，公司吊销时间是2005年还是2006年并不会对原告名誉造成影响。关于公司吊销原因，《答复意见》载明“2005年刘海春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工控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被吊销营业执照”，《答复意见》总结工控公司吊销的原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但是并没有说是原告经营管理不善。且该陈述也不会对原告造成名誉的损害。
关于原告自谋职业的问题，《答复意见》中“自谋职业”这一用词并没有贬损原告的意思，“自谋职业”或“在编不在岗”并不是贬意词，而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因企业转制等形成的历史性问题，并不会对原告的名誉造成影响。
关于财务问题，在2015年6月份团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李长辉的原话是“老刘你以前和我说过，在一些财务问题上，包括在发票问题上你做了一些工作，我今天不仅不能和你道歉，我还要正式当面批评。”该会议的参加人员为六人，分别是团省委的领导，被告李长辉、原告刘海春及曲某、王某，首先，被告李长辉是作为辽宁青少年科技发展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参加会议的，并不是代表个人；其次，李长辉是说“老刘你以前和我说过……”；第三，会议是由团省委组织的，其内容系解决三位信访人员的待遇问题，在这个过程的争辩或是陈述，均是为解决问题。参会的曲某、王某与原告刘海春均是多年的同事关系且一起信访，对于刘海春的个人评价，不会因为李长辉的这一陈述有所改变。同时团省委的工作人员亦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召开会议，听取双方意见，不会因为李长辉的上述陈述而引起刘海春社会评价降低。
综上，二被告在《答复意见》和2015年6月份团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并未使用侮辱、诽谤性的语言，《答复意见》及团省委的会议均是为解决原告上访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二被告主观上没有侵犯原告名誉的故意和过失，也并没有引起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原告主张二被告侵犯其名誉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海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海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陈雪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代 姗 姗
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