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6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法定代理人（系刘某之子）：王金涛，男，198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系刘某胞弟）：刘春山，男，198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龙河镇国庆村*组，公民身份号码:230281198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7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4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绍兴袍江新区斗门镇三江村民房买卖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正式《合作协议》）王某已经实际履行，且王某无条件享有50%的涉案房屋拆迁权益；方茶花转给其的74万元转账款为夫妻共同财产有完整的证据链予以佐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绍兴袍江新区斗门镇三江村民房买卖合作协议》（草签）（以下简称草签《合作协议》）与正式《合作协议》两者条款上的衔接与差异，可以认定宋林虎已经实际购得涉案房屋，王某已经实际履行该《合作协议》，且王某享有50%涉案房屋拆迁权益不与“出资”挂钩。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合作协议……即使真实，但从内容来看，系被告与案外人宋林虎就合作购买民房的权利义务所作的约定，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凭此无法证实被告出资与他人合作购买民房的事实”，完全忽略了草签《合作协议》和正式《合作协议》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以及具体权利约定未查清，具体理由如下：正式《合作协议》的签订以及“专卖协议复印件”作为其附件，表明宋林虎已实际购买涉案房屋。草签《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完成房屋买卖手续后，甲、乙双方在一周内签订正式合作协议。”草签《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6月17日，正式《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3年6月23日，根据前述约定，正式《合作协议》的签订意味着宋林虎实际购买涉案房屋，同时，正式《合作协议》还明确“后附草签协议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专卖协议复印件等”，可进一步佐证该事实。在方茶花与宋林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宋林虎已于2014年11月21日以自己的名义就涉案房屋与斗门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亦可证明宋林虎实际购买取得涉案房屋，因为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一直是原房主李百根，房屋买卖合同是宋林虎主张拆迁权利的必备条件。正式《合作协议》未对房屋买卖款的分担比例、支付时间进行约定，同时确认双方出资购买房屋附属设施所有权各占一半，表明王某已实际履行《合作协议》。正式《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上述民房买卖款为人民币贰拾万元，买卖房屋中间介绍费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元整，另若有公证费、维修费、水电费等甲、乙双方各支付一半。”根据上述约定内容的文义，结合草签《合作协议》“另若有公证费、维修费、水电费等”与“甲、乙双方各支付一半”并无“，”隔开，可以确认协议双方当事人只是约定公证费、维修费、水电费等各付一半，对房屋买卖款及房屋中间介绍费只是进行了数额的确认，并未约定分担比例以及支付时间，表明双方共同出资完成房屋买卖以致双方无需对此进行特别约定。再者，相较于草签《合作协议》，正式《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出资6500元跟李百根购买的房屋内的家具、电器设施等甲乙双方各占一半所有权”，该约定系对房屋附属设施交易完成事实及产权份额的确认，双方既已共同出资完成房屋附属设施的交易，则房屋本身交易无未共同出资完成之理。因此，王某已就涉案房屋购买合作协议实际履行义务。《合作协议》并未对王某享有一半房屋拆迁权益作出限制约定，王某获得涉案房屋一半拆迁款不以“出资”为前提。正式《合作协议》第二条对双方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及拆迁权益进行了约定，同时也未将实际履行协议义务或者出资作为其享有一半房屋拆迁权益的前置或者制约条件。因此，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王某享有一半的拆迁权益不以出资为前提，一审判决认为无证据表明王某实际“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否认涉案一半拆迁款为夫妻共同财产，背离协议约定，缺乏事实依据。方茶花74万元转帐为夫妻共同财产有完整的证据链予以证实。正式《合作协议》表明王某与宋林虎合伙购买涉案房屋。该协议已实际履行，王某依据该协议无条件享有50%的房屋拆迁权益，涉案房屋已获得拆迁补偿款，方茶花参与拆迁并向王某转账74万元。方茶花与宋林虎系母子关系，斗门镇政府征收办公室2015年3月18日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确认宋林虎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权益，宋林虎本人通过协议书、借条的补注内容先后确认其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权益、涉案房屋由其母亲实际持有。王某也认可，方茶花的转账实际系代宋林虎所转。上述三方面均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至此，上诉人对自己主张的方茶花向王某转账的74万元系夫妻共同财产的待证事实，已完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事实的存在。2、有证据证明方茶花与李百根之间的《三江村村民房屋买卖契约》（以下简称《契约》）系虚假协议，足以推翻（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1294号民事调解书的证明效力。《契约》的签订时间为1995年5月1日，但存在以下明显不符之处：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的决定》以及《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公民身份号码编制工作的通知》的规定，18位公民身份号码制度的实施及编码始于1999年10月1日，此前身份证号码为15位。而《契约》上方茶花、李百根的身份证号码均为18位，明显虚假。房屋价格也不符。1999年三江村的涉案房屋售价20万元显然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及物价水平不符，何况签订于2013年的《合作协议》明确涉案房屋价格也只有20万元。纸张与打印字体不符。1999年的《契约》保存至今纸张必然会氧化发黄，但涉案《契约》并没有这种长期保存的痕迹。1999年计算机尚未普及，民间使用打印机极为罕见，并且普遍使用针式打印机，但《契约》的字体为激光打印机打印的字体，与当时的客观情况不符。方茶花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涉案房屋的购买及拆迁属于宋林虎的借名交易行为。宋林虎与方茶花之间系借名交易行为，有以下事实和理由：如前所述，宋林虎确实已经成功购买了涉案房屋；房屋拆迁时，根据生效裁判文书宋林虎需要承担多项债务且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逃避执行，其有必要以其母亲的名义参与房屋买卖及拆迁；涉案房屋的权证一直登记在李百根名下，无需过户，拆迁过程中，权利人只需持产权证和购房协议即可办理拆迁手续，宋林虎借其母亲的名义交易具有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宋林虎与方茶花系母子关系，母子之间就房屋产权及拆迁权利产生争议，不合常理。3、王某否认方茶花74万元转账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已被证伪。一方面，王某的抗辩与其所称鹿场的经营状况不符，该企业系宋林虎的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及投资人均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表明已经资不抵债，如王某与其为合伙经营关系或者投资关系，则不仅王某不能分得经营款，还要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另一方面，王某并未具体举证证明其与宋林虎的合作经营关系、对企业的具体投入及其应得的经营款。王某虽否认其与涉案房屋拆迁款有关，但一审庭审中，其出示了（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1294号民事调解书原件及斗门镇人民政府2016年3月15日出具的关于宋林虎征收协议无效的告知书，上述原件非房屋买卖拆迁当事人不能取得，王某持有原件却否认与拆迁房屋有关，有悖常理。综上，一审判决机械地运用转账发生在离婚后，转账人不是《合作协议》当事人宋林虎的逻辑，忽略宋林虎实际购买房屋，王某享有一半拆迁款权利不以“出资”为前提，《契约》系虚假协议，宋林虎与方茶花系母子关系，王某的相关抗辩或否定不能成立等关键事实，简单否定74万元转账与《合作协议》的关联性，不顾上诉人的实际举证能力，过分拔高举证标准，致基本事实未能查清，事实认定根本错误。
被上诉人王某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都已经解决过了，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依据。
原审原告刘某一审起诉请求判令：1.依法分割被告所得的绍兴市斗门镇三江村房屋（图号3-5-6，地号751）拆迁款（原告应得款项暂定442,347.50元，具体以人民法院确定的金额为准）；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同村人，均系再婚，××××年××月××日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自2008年6月起原、被告一直居住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2011年原告出车祸受伤致残，经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意见为原告符合“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重度器质性智能损害”的诊断标准，构成三级伤残，生活起居由被告照顾。原告于2014年4月8日以双方已无共同生活的基础为由诉至该院要求与被告离婚。该院经审理于同年4月25日作出（2014）绍柯平民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原、被告登记结婚后，由于原告不幸因车祸致残，生活不能自理，自知缺乏和被告再共同生活下去的基础，现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同意离婚，故该院认定两人之间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可准予双方离婚。对于原告提出的位于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金谷鑫城小区的一套住宅，由于原告没有提供该套房产的权属证明，该院无法确认该房产的所有者，故在该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协商处置。据此该院判决准予原刘某艳与被王某忠离婚。同时查明，原告诉讼离婚前即2014年3月27日，为解决原告的监护权，被告与原告的儿子王金涛、父母刘永全、申维芝、胞弟刘春山共同订立《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一、武汉葛店金谷鑫城的房子刘某艳所有，并王某忠再拿出50万元现金用刘某艳的生活保障。二、王金涛是自愿接受王某忠因各方面精神压力等愿意放刘某艳监护权。三、涉及刘某艳所有事王某忠必须积极配合王金涛处理刘某艳所有事情。四王某忠任何时候有权探刘某艳，其他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反对。五、以上事项王某忠配合王金涛一个月内处理好所有事情移交清楚。六刘某艳其父母、弟、弟媳同意王金涛王某忠所有协商事项。七、涉及到的其他事项及程序到平水人民法院处理。上述离婚案件判决当天即2014年4月25日，被告将《协议书》规定的500,000元支付给王金涛，并将协议约定的房产等资料亦移交给王金涛。另查明，2015年11月11日案外人方茶花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李百根于1999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房屋买卖契约中的房屋产权归其所有。案经该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该院制发（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129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一、确认方茶花与李百根于1999年5月1日签订的三江村村民房屋买卖契约有效；二、方茶花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为本案纠纷，原告母亲申维芝以原告法定代理人名义曾于2016年11月2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查认为，申维芝未经法定程序而擅自变更监护人，不是原告适格的法定代理人，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为此该院于2017年5月8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遂再次诉至该院，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系被告出资与他人合伙购买，但被告一直予以隐瞒，属于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有权要求按70%分得计442,347.50元，并提供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的《绍兴袍江新区斗门镇三江村民房买卖合作协议》以及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的《绍兴袍江新区斗门镇三江村民房买卖合作协议》（草签）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与宋林虎合伙出资买房的事实；经被告质证，其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合法性，协议没有履行，更没有获得房屋拆迁款；日期为2016年3月16日的《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申请该院向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斗门支行调取户名为方茶花于2016年5月8日至5月15日期间的转账交易记录，用以证明被告获得拆迁补偿款1,263,850元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其也不知道这个钱是宋林虎和他母亲怎么弄的，印象中是宋林虎给其转的。名字虽然是方茶花的，但实际上应该是宋林虎转的，转账有监控，可以调取监控。该740,000元是鹿场经营款，与本案无关；借条、日期为2015年4月29日的《协议书》，用以证明宋林虎于2015年2月5日、2015年4月29日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权益,2016年1月8日宋林虎再次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权益，且涉案房屋已由其母方茶花实际持有;案件受理通知书、（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233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用以证明斗门镇政府征收办公室确认宋林虎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权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网页截图，用以证明宋林虎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客观上无法向被告直接支付房屋拆迁款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这是刘春山和宋林虎之间的事情。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合作协议并非公文书证，内容涉及案外人宋林虎，其真实性在本案中无法予以确认，即使真实，但从内容来看，系被告与案外人宋林虎就合作购买民房的权利义务所作的约定，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凭此无法证实被告出资与他人合作购买民房的事实，而原告提供的《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结合被告提供的（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1294号民事调解书，证实案外人方茶花早于1999年5月1日就购入了案涉房屋，并在拆迁时以权利人身份与征收人斗门镇政府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原告提供的该证据缺乏有效证据必备的关联性要件，对其证明力该院不予确认，转帐交易记录，记录反映方茶花于2016年5月14日将740,000元从自己的账户转入被告王某的账户，但因该交易记录发生于原、被告离婚之后，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亦不予确认。借条、《协议书》、案件受理通知书、（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233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网页截图等证据材料，有的虽是公文书证，但内容反映案外人宋林虎与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缺乏有效证据必备的关联性要件，且被告提供的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人民政府征收办公室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的告知书已明确宋林虎户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征收协议无效，故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本案原告主张的事实，缺乏依据证明，该院不予认定，对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732元，合计4244元，由原告刘某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的决定》及刘春山诉方茶花《民事诉状》各一份。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认为，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涉案房屋及宗地登记信息、宋林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提交的购房协议，因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人民政府已作出告知书明确其与宋林虎签订的征收协议无效，故上述材料已无调取的必要。上诉人申请本院向中国农业银行平水支行调取被上诉人王某在该行的账户于2013年6月22日前后各十五天的流水信息，本院认为银行流水信息仅能反映王某账户的资金进出情况，并不能反映资金的性质，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查认为，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合作购买，该房屋拆迁所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予以分割。然根据在案证据，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5日出具告知书，告知宋林虎户该镇人民政府与其签订的征收协议无效，2016年3月16日该镇人民政府与方茶花户签订了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给了方茶花及宋六五，现上诉人并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取得了上述相应的安置补偿款，亦即上诉人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2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启龙
审判员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