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终1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水寨镇柯南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霍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毕思公，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豫英，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15号。
负责人郑锡云，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刘华，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华东，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升东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5号。
法定代表人马先军，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河南昌泰不锈钢板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河南省巩义市芝田镇永宁路。
法定代表人李巧枝，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河南朝阳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河南省巩义市工业示范区。
法定代表人王锋军，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马先军。
原审被告任艳。
上诉人伊川龙泉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开发区支行）、江苏升东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东公司）、原审被告河南昌泰不锈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泰公司）、河南朝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连商初字第00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毕思公、薛豫英、被上诉人中行开发区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刘华、李华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升东公司、原审被告昌泰公司、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行开发区支行一审诉称：2014年7月15日，中行开发区支行与升东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50321603E2014061101《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种类为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协议对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担保、违约事件及处理、实现债权费用等进行了约定。同日，中行开发区支行与昌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4连中银开最抵字01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朝阳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4连中银开最保字0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与马先军、任艳签订了编号为2014连中银开最保字01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与龙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4连中银开最保字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昌泰公司将其所有的49台（套）机器设备设立抵押，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3000万元；朝阳公司、龙泉公司、马先军、任艳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均为3000万元。升东公司因经营需要，分别于2014年9月24日、2015年1月22日申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人民币900万元、1550万元，其中900万元发票到期日为2015年3月14日，贴现融资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出现约定的违约事件。经多次催要未果，中行开发区支行依据合同约定立即收回融资本息，请求判令：1、升东公司返还中行开发区支行本金人民币2450万元及截至2015年4月3日利息376，858.16元并支付2015年4月4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2、升东公司承担中行开发区支行聘请律师费用50万元；3、升东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中行开发区支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4、朝阳公司、昌泰公司对升东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原审庭审中，中行开发区支行明确罚息、复利的标准同合同约定。
龙泉公司一审答辩称：一、升东公司采用欺诈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而中行开发区支行知道也应当知道欺诈事实的存在，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条及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龙泉公司作为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责任。1、《授信额度协议》是龙泉公司提供保证的基础和前提。《授信额度协议》第八条第6款约定“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晟公司与昌泰公司、朝阳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交易”，第九条约定“甲方不属于乙方根据《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简称《指引》）确定的集团客户。然而事实与上述约定及描述并不相符。事实上，昌晟公司与昌泰公司、朝阳公司以及升东公司是同一家族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其不仅属于《指引》中确定的集团客户，更是在本次交易之前就进行过多次关联交易。《授信额度协议》中第八条、第九条的描述及承诺与事实严重不符。升东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以欺诈手段骗取了龙泉公司的担保。上述关联关系及集团客户事宜，中行开发区支行应严格审查进行判断，并按照集团客户的标准要求升东公司提供集团内部成员名称、相互之间关联关系、高管情况，并通过查询贷款卡信息，充分掌握集团客户的负债信息、关联方信息、对外对内担保信息和诉讼情况等重大事项，防止欺诈情形的出现。然而因为中行开发区支行的过错，未能发现升东公司与交易相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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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晟公司以及担保人昌泰公司、朝阳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未按照集团客户的标准进行审查，导致龙泉公司在被欺诈的基础上提供了担保，龙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2、升东公司与昌晟公司均是由马先军家族控制的，两家公司并没有发生真实的交易，中行开发区支行对于是否是真实交易负有审查职责。除非中行开发区支行严格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内保理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审核商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货运单据、出入库证明等，否则，中行开发区支行在审核资料时应该发现升东公司是在用虚假交易骗取融资，中行开发区支行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龙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二、在叙作单项授信业务时，中行开发区支行与龙泉公司并未按照《授信额度协议》的约定分别签署担保合同，因此，龙泉公司不对《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项下的融资贷款承担担保责任。《授信额度协议》第七条约定：“在叙作单项授信业务时，就该业务协议分别相应签订担保合同”，正如前述，《授信额度协议》是龙泉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前提，龙泉公司正是基于单项担保需另行签订担保协议，才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在中行开发区支行与升东公司签订《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时，从未要求签署新的担保协议。因此，龙泉公司不对《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项下的融资贷款承担担保责任。中行开发区支行对升东公司等主体欺诈骗取贷款及担保的事宜应该是明知的，龙泉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不承担担保责任。请求依法驳回中行开发区支行对龙泉公司的诉讼请求。
马先军、任艳一审共同辩称：对于中行开发区支行诉求无异议。
升东公司、朝阳公司、昌泰公司一审未到庭答辩。
龙泉公司提起反诉称：2014年7月，升东公司以向中行开发区支行申请融资为由，要求龙泉公司提供担保。龙泉公司经沟通并审查《授信额度协议》后发现，升东公司向中行开发区支行申请3000万元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额度，升东公司叙作国内发票贴现业务的交易对手仅限于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昌晟公司，并且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晟公司与昌泰公司、朝阳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交易，上述内容均记载于升东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上。《授信额度协议》第九条同时写明：升东公司不属于中行开发区支行依据《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确定的集团客户，无需向银行提交关联关系等情况。基于以上了解与保证，龙泉公司同意为升东公司向中行开发区支行申请上述授信提供担保，并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龙泉公司经网络搜索意外发现：升东公司、昌泰公司、朝阳公司与昌晟公司实际上是同一家族控制下的公司，几家公司多次利用关联交易（甚至有可能是虚假交易）骗取银行贷款、骗取担保人担保。这与升东公司及中行开发区支行在要求龙泉公司提供担保时所描述和承诺的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不符，与《授信额度协议》中所称的“不属于集团客户”严重不符。升东公司及中行开发区支行以欺诈的手段骗取龙泉公司的担保，龙泉公司担保的法律行为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作出的。退一万步讲，即便中行开发区支行没有欺诈龙泉公司的故意，只是没有尽到审查职责，双方也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保证合同，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龙泉公司有权请求撤销《最高额担保合同》。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龙泉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行开发区支行承担。
中行开发区支行针对本案反诉答辩称：一、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不是同一概念，升东公司与昌泰公司、朝阳公司的投资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股权关系，充其量能说他们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法律并不禁止我行向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提供贷款，而本案各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是不存在关联交易，且证明本案票据贴现业务存在关联交易的责任在龙泉公司；二、龙泉公司认为升东公司与我行共同欺诈骗取其担保无事实依据。《授信额度协议》第八条关于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承诺是升东公司的单方承诺，并非我行意思，涉案业务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欺诈之说无证据证明；三、我行对升东公司向我行申请借款的内容是清楚的，不存在重大误解。2014年7月15日，我行与升东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与龙泉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九条声明与承诺第二款约定：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是基于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按照其章程或者其他内部管理文件的要求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这足以说明，龙泉公司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授信额度协议》是充分了解的，不存在误解之说；四、龙泉公司认为主债务人属于《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规定的“集团客户”的主张，是理解错误。根据《管理指引》的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根据《管理指引》制定本行的“集团客户”的认定标准，且本行的《授信额度协议》中也明确，对于主债务人是否属于“集团客户”由双方约定，故本行既未违反合同约定，也未违反监管规定，不存在龙泉公司所称没有尽到审查职责的情形；五、撤销权的行使已超过1年除斥期间，本案中我行与龙泉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2014年7月15日，龙泉公司提交反诉状的时间是2015年8月17日，不符合合同法有关撤销权行使的时间规定，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期限。综上，龙泉公司的反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维护本行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5日，中行开发区支行（乙方）与升东公司（甲方）签订编号150321603E2014061101号的《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行开发区支行向升东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由朝阳公司、龙泉公司、马先军夫妇提供最高额保证，昌泰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5月18日止，在此期限内按照循环使用方式使用相应额度，贸易融资额度项下国内商业发票贴现额度叁仟万元整。若乙方因业务需要须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履行本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权利及义务，甲方对此表示认可；乙方授权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有权行使本协议及单项协议项下全部权利，有权就本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或提交仲裁机构裁决。
同日，昌泰公司（抵押人）与中行开发区支行（抵押权人）签订编号为2014连中银开最抵字01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了担保本合同第一条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后附“抵押物清单”的财产为抵押权人的债权设立抵押。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升东公司签署的编号为150321603E2014061101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叁仟万元整。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同时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在担保责任发生后，抵押权人有权就已届清偿期的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根据法律、法规中关于普通抵押权的规定，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就每笔主债权而言，抵押权人应在其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若该笔债权为分期清偿的，则抵押权人应在基于最后一期债权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前行使抵押权。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抵押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抵押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昌泰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于2014年7月17日在巩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提供抵押的49项机器设备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书。
2014年7月15日，中行开发区支行分别与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龙泉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连中银开最保字012号、013号、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龙泉公司为升东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上述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合同为编号为150321603E2014061101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和补充；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主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所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同时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也属于被担保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权利顺序等抗辩债权人。另外，在保证人声明与承诺第二项，还约定：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按照其章程或者其他内部管理文件的要求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保证人为公司的，提供该保证，已经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其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本合同项下担保未超过规定的限额。
2014年7月24日，升东公司（卖方）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连云港分行，保理商）签订编号为2014年连中国内商贴字140724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约定：本合同属于编号150321603E2014061101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指卖方将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卖方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销售、服务或工程合同项下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其提供融资、应收账款催收、销售分户账户管理等服务。卖方在发运货物或提供服务后，保理商有权要求卖方将相关商业文件、单据及债权转让通知等交由保理商向债务人寄送，如卖方自行寄送，应留存并根据保理商要求向保理商提交相应寄送回执。卖方应在保理商处开立下列账户或同意以保理商指定的下列账户作为基础交易项下的专用回款账户。卖方向保理商申请贴现，应向保理商提交《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带有债权转让声明的拟贴现商业发票、运输单据正本及复印件、其他保理商要求的相关商业文件及单据。鉴于保理商为卖方提供了应收账款催收。销售分户账户管理和审核处理单据等服务，保理商有权按照自行确定的收费标准向卖方收取保理费用，包括手续费和单据处理费。如已贴现融资的应收账款至发票到期日后30天仍无法收回，保理商有权立即收回融资本息，并有权从卖方账户主动扣款或采取其他办法主动收款，直至收回融资本息，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收罚息。本协议终止日期为2015年5月18日。
2014年9月24日，升东公司向中行连云港分行出具编号为2014年连中国内商贴字018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载明：办理国内商业发票贴现业务应收账款的发票号为16147808-16147819，发票日期为20140923，发票金额为13132800元，到期日为20150314，申请融资金额900万元，贴现期限自银行融资之日起至应收账款到期日＋30天宽限期。贴现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5.04%，到期利随本清。对我司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按本款约定的罚息利率按月计收复利。罚息利率采用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个月，自逾期之日起每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首个浮动周期内，基础利率为本条第一款约定的融资利率。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下一个浮动周期的基础利率按重新定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本申请书属于昌泰公司与贵行签订的编号为2014年连中银开最抵字015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此外，由借款人法定代表人马先军夫妇、朝阳公司、龙泉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2014年9月24日，昌晟公司向升东公司和中行连云港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载明：我司知悉中行连云港分行成为该商业发票所载应收账款的受让人。我司保证将于2015年3月14日无条件将本发票项下款项人民币壹仟叁佰壹拾叁万贰仟捌佰元整付至中行连云港分行账户，我司与升东公司的商业纠纷或争议将不影响我司对中行连云港分行的付款，只有对中行连云港分行付款方能解除在上述发票项下我司的付款义务。升东公司还于2014年9月25日对于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办理了动产权属登记。2014年9月30日，中行连云港分行向升东公司发放融资本金900万元，融资发放通知书载明：融资起息日2014年9月30日，融资到期日2015年3月27日，融资利率5.04%，发票金额13132800元，发票到期日2015年3月27日。
2015年1月22日，升东公司向中行连云港分行出具编号为2015年连中国内商贴字003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载明：办理国内商业发票贴现业务应收账款的发票号为16147833-16147856，发票日期为20150120，发票金额为24750000元，到期日为20150707，申请融资金额1550万元，贴现期限自银行融资之日起至应收账款到期日＋30天宽限期。贴现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5.29984%，到期利随本清。对我司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按本款约定的罚息利率按月计收复利。罚息利率采用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个月，自逾期之日起每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首个浮动周期内，基础利率为本条第一款约定的融资利率。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下一个浮动周期的基础利率按重新定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本申请书属于昌泰公司与贵行签订的编号为2014年连中银开最抵字015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此外，由借款人法定代表人马先军夫妇、朝阳公司、龙泉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2015年1月22日，昌晟公司向升东公司和中行连云港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载明：我司知悉中行连云港分行成为该商业发票所载应收账款的受让人。我司保证将于2015年7月7日无条件将本发票项下款项人民币贰仟肆佰柒拾伍万元整付至中行连云港分行账户，我司与升东公司的商业纠纷或争议将不影响我司对中行连云港分行的付款，只有对中行连云港分行付款方能解除在上述发票项下我司的付款义务。升东公司还于2015年1月27日对于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办理了动产权属登记。2015年1月30日，中行连云港分行向升东公司发放融资本金1550万元，融资发放通知书载明：融资起息日2015年1月30日，融资到期日2015年7月29日，融资利率5.29984%，发票金额24750000元，发票到期日2015年7月29日。
另查明：截止至2015年9月23日，涉案两笔融资均已到期，尚欠本金合计2450万元，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均未归还。
还查明：中行连云港分行因在本案中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向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0万元。
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龙泉公司申请追加昌晟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昌晟公司是否清偿本案贷款，原审法院认为，昌晟公司是否还款属于被告举证责任范围，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本诉部分，一审的争议焦点为：龙泉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中行开发区支行与升东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与昌泰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朝阳公司、龙泉公司、马先军、任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行连云港分行与升东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严格遵守并履行。因《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系《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故中行开发区支行有权就中行连云港分行向升东公司发放的融资款项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龙泉公司辩称其与中行开发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欺诈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龙泉公司对于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其公章及签名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签订协议时受到升东公司及中行开发区支行的欺诈，原审法院认为，龙泉公司作为一家多年正常经营的法人，对于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系明知，其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应对升东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申请融资的用途审慎考察，而通过龙泉公司庭审中的陈述，对于合同签署前的考察工作其并未进行，仅仅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后才到网络上查询相关信息，且对受欺诈签署案涉合同龙泉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中行开发区支行在审批发放本案贷款的过程中，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审查义务，并未有违法违规情形，故龙泉公司称受欺诈签署合同不应对本案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龙泉公司还称《授信额度协议》第七条约定叙作单项授信业务时，就该业务协议分别相应签订担保合同，本案未就《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单独签订保证合同，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授信额度协议》的双方系中行开发区支行与升东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授信额度协议》的约定仅限于中行开发区支行与升东公司，并不包含龙泉公司，且龙泉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之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主合同为涉案《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亦明确为《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故《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即为龙泉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之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即使未另行签订保证合同，龙泉公司仍要对本案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龙泉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
中行连云港分行已经按约履行发放2450万元借款义务，借款人升东公司尚欠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未付，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龙泉公司、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在保证期限内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涉抵押物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成立，中行开发区支行有权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抵押人昌泰公司、保证人朝阳公司、龙泉公司、马先军、任艳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升东公司追偿。
至于中行开发区支行主张在本案中支付的律师费50万元应由升东公司承担问题，符合双方《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5项约定，予以支持。
综上，中行开发区支行本诉的诉讼请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反诉部分的争议焦点为：一、龙泉公司要求撤销其与中行开发区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已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二、龙泉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撤销的情形。
关于中行开发区支行称龙泉公司要求撤销《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超过除斥期间问题。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龙泉公司称其是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后才知道签署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受到欺诈，对此说法，符合常理，予以采信，自龙泉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至其提起反诉要求撤销《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超过一年，故龙泉公司对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超过除斥期间，仍享有撤销权。
关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撤销情形问题。龙泉公司称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受到升东公司与中行开发区支行的欺诈，对此主张，已在本诉说理中阐明理由，不再赘述。龙泉公司还称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重大误解，而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九条第二项的保证人声明与承诺：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按照其章程或者其他内部管理文件的要求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保证人为公司的，提供该保证，已经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其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本合同项下担保未超过规定的限额。故龙泉公司称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述，龙泉公司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升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行开发区支行借款本金2450万元及利息、罚息及复利（其中900万元本金的利息，从2014年9月30日按年利率5.04%计算至2015年3月27日，2015年3月28日至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罚息，以9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40%按月浮动计算；另外1550万元本金的利息，从2015年1月30日按年利率5.29984%计算至2015年7月29日，2015年7月30日至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罚息以155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40%按月浮动计算；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及律师费50万元；二、如升东公司不履行第一项债务，中行开发区支行有权就昌泰公司设定抵押的49项机器设备（动产抵押登记编号为0371092014040）在抵押登记范围内优先受偿；三、龙泉公司、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龙泉公司、昌泰公司、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升东公司追偿；四、驳回反诉龙泉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68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3684元，由龙泉公司、升东公司、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连带负担；反诉受理费168684元减半收取为84342元，由龙泉公司负担。
龙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审理结果与昌晟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未同意追加该公司为第三人错误，违反法律程序。2、原审法院查明本金、利息均未偿还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混淆了昌晟公司的应付账款偿付义务与升东公司的融资款的偿付义务，只有昌晟公司逾期还款，中行开发区支行才有权收回升东公司的融资款，但原审法院对昌晟公司是否还款未查明。昌晟公司是否还款不应由原审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应由昌晟公司举证。《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中明确约定中行连云港分行有向昌泰公司进行催收的义务，然而中行开发区支行未举证催收证据，原审法院跨过昌晟公司的还款义务，直接认定升东公司融资款已经到期错误。3、原审法院认定龙泉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受欺诈签订担保合同错误。龙泉公司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昌晟公司与昌泰公司、朝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足以认定升东公司及中行开发区支行在《授信额度协议》中虚假陈述，正是基于上述陈述，龙泉公司才同意提供担保的，即龙泉公司受到欺诈。4、中行连云港分行未按照《指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对集团客户进行审查。《授信额度协议》第九条直接将升东公司认定为不属于集团客户，导致未能及时披露关联交易的存在，故中行开发区支行的过错明显。银行应严格审查商业发票、增值税专业发票、货运单据、出入库证明等，还应核对发票真伪。升东公司与昌晟公司具有关联关系，该交易极有可能是虚假交易，中行审查材料不严。5、原审法院认定利息起算日期及利率错误。中行开发区支行未举证证明其已宣告向升东公司收回融资款，故不应从应收账款到期日计算利息。原审判决罚息按每月贷款利率上浮40%于法无据。6、《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在叙作单项授信时，就该义务分别相应签订担保合同，龙泉公司正是基于此才同意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但龙泉公司未就商业发票贴现事宜单独签订担保协议，故不应承担担保责任。7、原审法院认定龙泉公司不存在重大误解错误，龙泉公司基于升东公司在《授信额度协议》中承诺昌晟公司与昌泰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等事实才提供的担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故龙泉公司存在重大误解，有权要求撤销《最高额保证合同》。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中行开发区支行对龙泉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龙泉公司的反诉请求，由中行开发区支行、升东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中行开发区支行二审答辩称：1、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我行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收回融资本息、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是中行开发区支行与升东公司仅就《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的权利义务产生纠纷，可以不追加昌晟公司参加诉讼。2、原审法院认定本金、利息均未偿还及利息起算日期、利率事实清楚。中行开发区支行原审提交证据证明共发放融资款2450万元，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均未偿还。3、我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办理案涉业务。《指引》规定集团客户的前提条件是关联公司共同成为银行的授信对象，升东公司不符合的集团客户特征，《授信额度协议》第九条约定升东公司不属于集团客户并无不当。我行审核了《镍矿销售合同》及增值税发票、昌晟公司确认的结算单，对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查询，确认其真实性，同时审核了出库单，相关要素记载一致，我行已经尽到了谨慎审查义务。4、龙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因受欺诈或者重大误解违背真实意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龙泉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承诺其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保证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等。《授信额度协议》第八条关于“不存在关联交易”是升东公司单方作出的承诺，法律并不禁止关联交易，且龙泉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关联交易。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被上诉人升东公司、原审被告昌泰公司、朝阳公司、马先军、任艳二审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昌晟公司是否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原审判决对于利息起算日期和利率的认定是否有误；3、龙泉公司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能否成立；4、龙泉公司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最高额保证合同》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案涉《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
一、昌晟公司无须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龙泉公司主张本案处理结果与昌晟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故申请昌晟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系升东公司向中行开发区支行申请商业发票贴现融资业务后未能按约偿还，中行开发区支行向债务人升东公司及保证人、抵押人主张实现债权的诉讼，昌晟公司系升东公司转让应收账款的债务人，虽然升东公司已经将对昌晟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中行开发区支行，但中行开发区支行在本案实现债权后，有权将相应应收账款向升东公司反转让，故昌晟公司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无须参加本案诉讼。至于昌晟公司是否已向中行开发区支行支付应收账款，即主债务偿还情况，如果龙泉公司认为案涉债务已经进行了部分清偿，由其应举证证明。
二、原审判决对利息起算日期及利率标准认定并无不当。龙泉公司主张根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约定“若应收账款到期后30天仍无法收回，中行有权收回融资本息”，但中行开发区支行并未要求收回融资款，因此不应从应收账款到期日计算利息。本院认为，《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第十七条约定“贴现融资及计结息的具体事项，按《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的约定处理”，案涉两份《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对贴现金额、期限、利率、罚息利率等均作出明确约定，故原审判决依据上述约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三、龙泉公司主张其受到升东公司的欺诈且中行开发区支行审贷不严，故依据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即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事实的，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虽然龙泉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网上查询的信息显示昌晟公司与昌泰公司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升东公司与昌泰公司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升东公司与昌晟公司之间的《镍矿销售合同》系关联交易，而中行开发区支行审查案涉两笔国内商业发票贴现业务时，审核了《镍矿销售合同》、商业发票、结算单、放货通知、放货通知回执等材料，尽到了审贷义务，龙泉公司主张案涉交易虚假亦无证据证明。龙泉公司申请调查昌晟公司相关账目、货运单据以及案涉商业发票的真实性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龙泉公司主张其受到欺诈并无证据证明，中行开发区支行依约向升东公司发放贷款，升东公司未能按约偿付融资款，龙泉公司作为案涉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四、龙泉公司主张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基于重大误解，要求撤销该合同。本院认为，龙泉公司主张误解为其认为升东公司系集团客户且升东公司与昌晟公司、昌泰公司、朝阳公司等存在关联交易，但如前所述上述事实均无证据证明。且龙泉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经作出声明表示其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授信额度协议》的从合同，案涉国内商业发票贴现业务属于上述《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笔业务，虽然中行开发区支行未就单笔业务与龙泉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为案涉《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故龙泉公司主张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龙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84元由上诉人龙泉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亚男
代理审判员 邹 宇
代理审判员 孔 萍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雪莹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