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281民初482号原告：邬文明，男，1963年7月10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源，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炜，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仁荣，男，1952年1月29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朝军，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顾山镇国东村。法定代表人：杨仁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朝军，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邬文明诉被告杨仁荣、江阴市爱衣思团绒毛纺有限公司（下称爱衣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邬文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源、金晓炜，被告爱衣思公司、被告杨仁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朝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邬文明诉称：1998年3月，邬文明作为发起人与杨仁荣及爱衣思公司的其他发起人共同出资设立爱衣思公司，爱衣思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其中邬文明出资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333%。邬文明履行出资义务后，江阴黄山会计师事务所于1998年3月14日对邬文明及其他发起人的出资进行审查验证，并出具了澄黄字（98）第144号验资报告，爱衣思公司于1998年3月15日依据上述验资报告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设立登记及股权登记并经核准。据此邬文明依法取得爱衣思公司的股东资格，成为公司股东。2016年10月，邬文明获悉其已不是爱衣思公司的股东，遂查阅爱衣思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依据工商登记机关出具的相关资料表明，邬文明持有的爱衣思公司1.333%股权于1999年12月18日经爱衣思公司股东会决议，在1999年12月20日经协议转让于杨仁荣，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所述，邬文明认为，1999年12月18日爱衣思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未有邬文明签名。1999年12月20日与杨仁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系伪造或者变造，并非邬文明本人书写，更不是邬文明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伪造或者变造邬文明签名的股权转让行为应当无效。其次，爱衣思公司基于伪造或者变造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杨仁荣名下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杨仁荣、爱衣思公司的行为侵害了邬文明的股东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邬文明与杨仁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爱衣思公司将邬文明股权记载于爱衣思公司股东名册并履行工商股权登记义务；3、爱衣思公司、杨仁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邬文明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邬文明与杨仁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被告杨仁荣、爱衣思公司共同辩称：1、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有效并合法履行，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2、邬文明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与第二项诉讼请求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当分别审理，本案受理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争的事实是邬文明与杨仁荣股权转让是否成立的事实，而邬文明的诉请2要求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诉请与本案规定的案由不符，因此，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法定条件，故不同意合并审理；3、第一次庭审后，经核实爱衣思公司在设立的时候实际控制人杨仁忠确有冒用他人名义成立公司的行为，爱衣思公司在1998年公司设立时，注册登记的股东达40余名，有少数部分是杨仁忠冒用他人名义作为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因为股权转让后至今已经20年，实际控制人杨仁忠也已经于2004年去世，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爱衣思公司认可1998年爱衣思公司的设立和1999年股权转让中相关文件的签署不是邬文明本人所签，邬文明系被冒名的人员之一。4、作为被冒名者邬文明不是爱衣思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依法不享有爱衣思公司股东权利，不承担该公司的股东义务，冒名行为人杨仁忠将登记在邬文明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杨仁荣的行为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邬文明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江阴市团绒厂（下称团绒厂）于1988年8月30日登记设立，该厂设立时厂长及法定代表人杨仁忠。江苏银铃集团公司（下称银铃集团）于1993年7月28日登记设立，该集团设立时法定代表人杨仁忠。银铃集团章程序言载明：团绒厂近年来通过内联外扩，已初步形成以具有成条、粗纺、精纺、染整、团绒等一条龙生产线的乡镇骨干企业，外贸收购额在全市同行业中居领先地位。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提高企业的群体规模效益，特组建银铃集团，并制定本章程。第二章集团组成人员第九条载明，银铃集团以团绒厂为主体，并以该厂为核心，组建集团公司。爱衣思公司于1998年3月30日登记设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仁荣。1998年3月14日，江阴黄山会计市事务所出具澄黄字（98）第144号验资报告，其中载明爱衣思公司由江阴市北国镇国东村村委与杨仁忠等四十一名自然人股东出资成立，1998年3月11日江阴市北国镇国东村村委汇入爱衣思公司在北国信用社开设的账号货币资金74万元，作为对爱衣思公司投入的注册资本金；1998年3月11日自然人杨仁忠、邬文明等40人汇入爱衣思公司在北国信用社开设的账号货币资金76万元，作为对爱衣思公司投入的注册资本金；其中杨仁忠6万元、邬文明2万元，工商登记资料中备案的资金来源证明存有自然人股东的投资款收据，主要载明：交款单位邬文明，收款方式为现金，数额2万元，收款事由投资款，入账日期1998年3月13日。爱衣思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载明，邬文明出资2万元，该章程股东签字处有“邬文明”的签名，邬文明庭审中明确上述姓名并非其本人签字。1998年5月团绒厂与爱衣思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合同，编号为澄交产1998年019号、澄交产1998年025号，主要载明团绒厂的部分资产转让给爱衣思公司，原团绒厂所有职工均由爱衣思公司负责安置，江阴市产权交易中心盖章鉴证。上述转让合同签订后，团绒厂与爱衣思公司签订转让交割清单，江阴市产权交易中心盖章鉴证，交割清单中的债权债务清单中载明，团绒厂将对邬文明的4373.39元债权转让给爱衣思公司。1999年12月18日，爱衣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载明：根据公司部分股东的提议，公司召开了本次股东会会议，对一些股东要求退股的事宜进行了专题讨论及表决。达成如下决议，同意要求退股的股东退出本公司的全部股份，并按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股权转让，具体为：陆卫东股份4万元、徐建忠、王健、高建定、钱尚芳、蒋静娅、曹云峰、邬文明各2万元，合计18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杨仁荣。以上退股人员必须及时与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办理转让手续，并到公司重新办理股权证书。公司股东和股份变动后，应及时向工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股东签字处未有邬文明签字。1999年12月20日，甲方杨仁荣与乙方陆卫东、徐建忠、王健、高建定、钱尚芳、蒋静娅、曹云峰、邬文明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载明乙方将在爱衣思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甲方杨仁荣，转让后乙方不再是爱衣思公司的股东。该协议乙方签字处有“邬文明”的签名，庭审中各方确认上述邬文明的签名非邬文明所签。爱衣思公司依据上述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对变更后的章程予以备案，邬文明在工商登记中已非爱衣思公司股东。庭审中邬文明到庭陈述主要内容如下：邬文明自1990年8月进入团绒厂，先后职务为业务员、业务科长、厂长、银铃集团办公室主任，直到2000年8月离开爱衣思公司，在爱衣思公司工作期间全部工资约2-3万元一年；邬文明在1998年3月爱衣思公司设立时不清楚自己为股东，也未签署相关文件章程，邬文明到1998年底询问年终奖的事情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股东，爱衣思公司未向邬文明交付出资收据；验资报告中的2万元邬文明没有交现金，是用1997年的奖金来入股，邬文明询问时爱衣思公司说要去工商局备案，邬文明未见过工商备案的出资款收据；爱衣思公司设立时团绒厂的盈利情况不太好，是否盈利不清楚；2000年离开爱衣思公司后未参加该公司股东会、未收取过分红，2016年知晓股权被转让后诉至本院。银铃集团1998年2月24日出具1997年主要厂长、经理报酬结算兑现通知书载明，团绒（厂）单位：按1997年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规定条款，通过总公司年终考核结算，经讨论审定，承包厂长、经理邬文明同志：承包者收益：核定全年1、基本工资6285元；2、规模工资4105元；3、效益工资0元,4、单位嘉奖10000元；扣除已发工资5127元，合计报酬15390元。庭审中爱衣思公司陈述因实际扣除工资按整数5000元扣除，故为15390元，即6285元+4105元+10000元-5000元=15390元。团绒厂1998年1至3月账册载明，邬文明97年承包奖15390元记入邬文明在团绒厂的往来账中，此后1998年3月该账册中记载“重建股份制”并将之前的团绒厂15390元的奖金及其他款项同时结转。1998年3月至12月爱衣思公司的账册中记载，上述款项结转后邬文明陆续从爱衣思公司领款，截止1998年8月爱衣思公司与邬文明的往来账目中载明邬文明结欠爱衣思公司4373.39元，并在该记录项下记载“出售爱衣思”字样。此后，爱衣思公司的账册中逐笔记录双方往来，记账凭证显示邬文明于2000年3月、5月仍从爱衣思公司领款，爱衣思公司账册记载截止2001年底邬文明尚结欠爱衣思公司2288.4元，后该款结转至下一年度，账册显示邬文明未结清上述款项。庭审中邬文明对团绒厂提交的账册及其相关记账凭证提出异议，主要理由为账册系单方制作，其中部分账页及凭证有改动字样，爱衣思公司提供账册及相关记账凭证原件用于质证，并明确相关改动系记账时已经形成，且部分改动的原因系在企业负责人在审批单据过程中依据职权进行的修正。上述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协议书、股东会决议、收据、产权转让合同及附件、财务账册资料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邬文明提出的其与杨仁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及要求爱衣思公司变更登记等诉讼主张的基础是邬文明在爱衣思公司成立时具有股东（发起人）资格，故本案应以审查邬文明是否为爱衣思公司的原始股东为前提。爱衣思公司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虽载明邬文明为爱衣思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发起人），且邬文明提供了出资款收据的复印件，但爱衣思公司对邬文明的股东身份不予认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邬文明自爱衣思公司成立时就不具有该公司的股东资格。理由如下：第一，邬文明不具有发起设立爱衣思公司的意思表示。邬文明在爱衣思公司成立时未在任何登记设立的章程、协议、文件上签字确认，且邬文明自认其对爱衣思公司于1998年3月成立时作为股东的事实不知情，直至1998年底询问奖金事宜时才知晓其为爱衣思公司股东，故邬文明与爱衣思公司的其他股东（发起人）之间未达成设立爱衣思公司的合意。第二，邬文明未向爱衣思公司缴纳出资款。邬文明无法提供出资款收据原件，其本人明确也未取得过出资款收据原件，即用于验资的2万元虽然进入爱衣思公司验资账户，但验资时该款项并非来源于邬文明本人。第三，邬文明关于其以团绒厂的奖金出资爱衣思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爱衣思公司于1998年3月成立时载明邬文明出资2万元，但根据银铃集团、团绒厂、爱衣思公司的相关账册记载邬文明1997年度在团绒厂的奖金核定为15390元，该款在1998年2月入账，上述款项在团绒厂与爱衣思公司进行财务交接时已经支付完毕，故在团绒厂与爱衣思公司的债权债务交接记录中明确载明截止两公司进行产权交接时团绒厂已对邬文明享有债权4373.39元，不存在以奖金作为出资款条件。此外，邬文明主张出资2万元，上述出资对应的股权在1999年已被转让至杨仁荣名下，但自爱衣思公司设立后直至2016年，邬文明未参加爱衣思公司股东会议、未取得分红、未主张及行使任何股东权利，显然不合常理。据此，邬文明关于其以在团绒厂的奖金2万元出资的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综上，邬文明并非爱衣思公司的原始股东（发起人），鉴于其不具有爱衣思公司原始股东资格，爱衣思公司股权流转变动与其无利害关系，邬文明以股东（发起人）身份提出的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并进行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邬文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邬文明已预交），由邬文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根据上诉请求，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预交第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奕代理审判员  王杰兵人民陪审员  胡翰刚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张春楠本案援引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