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1802号
原告张艳，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原告胡臣，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被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住址地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7-9楼。
法定代表人李延忠，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练，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瀚勋，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张艳和原告胡臣不服被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4日受理后，于2014年9月16日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艳、胡臣，被告委托代理人刘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深建罚（2014）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张艳家庭违法出借深圳市福田区侨香村12栋B座13E房，根据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依照《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张艳家庭立即改正，并罚款5万元。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
1、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2条第3项）；2、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54条）；3、关于同意安托山经济适用房项目立项的批复（深发改（2005）707号）；4、市政府关于研究有关保障性住房售价方案及租金标准的会议纪要（73）；5、侨香村、深云村住房申请表；6、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7、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调查询问笔录；8、住房和建设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邮寄单；9、陈述申辩书；10、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邮寄单；11、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诉称，原告是侨香村12栋B座13E房的业主。2014年2月28日，被告到侨香村检查，原告当时不在场。第二天，原告被叫去询问时，如实告知张艳因身体状况与工作需要的原因，目前不在侨香村居住，该房由丈夫胡臣居住，为照顾李剑波生活允许其一同居住。2014年4月10日被告作出了深建罚（2014）35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原告家庭违法出借侨香村12栋B座13E房，依照《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立即改正并罚款人民币50000元。原告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定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文书不规范、执法太粗糙、送达程序违法，具体理由如下：一、没有法定依据。被告须给出侨香村属于《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所称保障性住房及该条例适用于侨香村的证据，否则不能以该条例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1、侨香村不属于《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所称的保障性住房中的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不适用《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三条“对该条例所称的保障性住房有明确定义，并列出了保障性住房的四种形式为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第二十二条“对住房困难家庭或者单身居民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应符合的条件，包括收入、财产与住房有严格要求”。第五十七条对第三条所列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安居型商品房”四个用语的含义做出明确说明。且制定并发布了《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设和管理暂行办法》。侨香村的面积标准（面积标准分别为科级90平、处级110平和局级140平）、租售对象（2012年12月31日前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及申购条件（没有收入、财产限制，可拥有一套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房（面积标准不超过60平）、安居型商品房（面积标准不超过90平）以及《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所规定的租售对象、申购条件等规定完全不同。而且经济适用房目前已停止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主要形式为安居型商品房。因侨香村参照安居型商品房定价，曾有业主认为侨香村应属于安居型商品房，并就此信访，要求发放住房补贴，但被告已书面回复明确侨香村不是安居型商品房。《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解决我市部分教师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等职工住房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深房改（2011）1号）、《关于解决我市部分教师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等职工住房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充通知》（深房改（2011）3号）及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买卖双方签订本合同”。而随深房改（2011）1号文件发放的《侨香村深云村历史遗留问题住房租售办法》第一条“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党政机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2003）104号）有关内容以及相关会议精神，为解决我市部分教师、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等职工住房问题，制定本办法”。深房改（2003）104号文件即是针对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88号《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进行货币化改革时，就所谓遗留问题，即“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全成本价微利房条件但未购房职工”明确了处理方法。这也就是侨香村和深云村“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的由来。截止到现在，没有任何公开文件或证据确认侨香村属于保障性住房，《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适用于侨香村，原告自购房到本次被查处，也没能获得过任何相关信息。以上种种证据表明，侨香村不属于《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所称保障性住房中的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不适用《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2、被告的解释扩大了《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的适用范围。原告曾就深建罚（2014）35号具体行政行为向深圳市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深府复决（2014）6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决定书作出的行政行为，但没有就原告有关该行政行为法律依据错误的申请予以回复，但其中记载了被告对此的答复：《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适用于侨香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住房。《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以限定的标准和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出租或者出售的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等多种形式。”侨香村正是市委市政府投资建设，以限定的条件、参照安居型商品房定价，向2012年12月31日前符合分房条件但未分配住房的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困难职工家庭（含单身）而建设的住房，应属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但被告的以上答复同时也明确地排除了侨香村属于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的可能性。被告的解释将《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侨香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住房。3、《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的解释权归市人大常委会。《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第五十七条“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由常务委员会解释”。因此，《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除其中明确包含的四种形式外，是否还包含其他形式的住房，侨香村作为“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是否属于该条例所称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是否适用于侨香村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应由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4、被告关于《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适用于侨香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住房的解释，无任何法律依据，是越权、违法解释。被告认为侨香村“应属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从而得出“《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适用于侨香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住房”。请注意，被告在此的文字表达是“应属于”，由此可知，被告对认定侨香村属于保障性住房并没有法律依据和确切把握，仅凭自身理解进行了主观推定，因此被告作出解释扩大《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的适用范围无任何法律依据，是越权、违法解释。如果人大常委会授权被告或被告自认有权对《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的适用范围进行解释，请出具公开文件予以正式确认。5、针对侨香村屡次出租事件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依据不同、执法明显不公。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执法应确保公平公正。《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深圳市正在打造一流法治城市，要求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深府令第196号《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平等对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因当事人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给予不同对待；对于违法性质相同、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应当予以相同或者相似的行政处罚。各执法机构也据此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实施标准，以确保执法的公平公正。2012年7月的侨香村12A22C湖贝小学黄某家庭违法出租并用于开设麻将馆事件与原告这次所谓的出借行为，前者“违法”程度更为严重、性质更为恶劣，但同责不同罚，被告不仅重者轻罚，轻者重罚，甚至连适用法定依据都不同，执法明显不公。据2014年2月28日《南方都市报》，被告对外公开发布消息：“市住建局决定，对涉嫌违法出租或出借的27户家庭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拟处罚款5万元”，但截止至今，被告网上仅公布了6个家庭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他21家是“违法行为”不成立，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不了了之？被告应就此给出公开回复，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6、被告的越权、违法解释实属主观臆断、是滥用公权。被告及其工作人员非常清楚侨香村不适用《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在2012年7月调查处理侨香村12A22C湖贝小学黄某家庭违法出租并用于开设麻将馆一案时，被告对新闻媒体发布的通报称，根据《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的规定进行处罚。时任被告住房改革与发展处副处长的姚卫城曾就此依据公开回应记者：“侨香村是政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定向分配给部分公务员和医疗、教育系统员工的安居房，而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建设的住房，面积不得超过60平米。二者概念不同，相关管理规定也不同。”被告的公开回复可以明确被告清楚的知道侨香村深云村历史遗留政策性房实质上就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最后一批“福利房”，但本案中被告又将侨香村解释为“应属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适用于侨香村”，实属主观臆断、是滥用公权。7、被告的越权、违法的解释不仅导致本案行政处罚适用实体法规错误，且背离了依法行政的宗旨，对社会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众所周知，保障性住房的销售对象是住房困难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请问被告，“住房困难”的标准是什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是《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租售对象是“2002年12月31日前入编，符合全成本微利价购房且未购房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侨香村深云村历史遗留问题住房租售办法》第七条“在深圳市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和个人，不纳入申请范围”。该规定表明拥有1套住房的家庭和个人可以申请侨香村。被告越权、违法解释将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让老百姓认为深圳市政府将应租售给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的保障性住房给了不符合条件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而且，两村住房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到7000户业主的切身利益，被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业主对《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中获得完全产权时应交纳的相关款项是否也适用《条例》中有关“应当缴纳土地收益并按照市政府确定的标准缴纳房产增值收益等价款”的担忧，从而导致大范围的不和谐不稳定。即便被告为顺应民众呼声，从严查处违法出租出借，也不能无法规的存在，必须依法行政。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文书不规范、执法太粗糙。1、认定“出借”的依据不清楚，“出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深建罚告知（2014）53号、深建罚（2014）35号未载明事实和证据，原告至今也不清楚认定“出借”的依据是什么，“出借”事实与证据有哪些。原告对侨香村12栋B座13E房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基于生活照顾的目的，有权允许亲戚和朋友同住。被告认定“出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定依据，即什么情况属于“出借”，同时查明原告“出借”证据，方可认定“出借”事实成立和证据确凿。本案除了调查询问笔录外，不知还有什么证据支持原告“违法出借”的事实成立。2、《行政处罚告知书》未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据上，被告应将查清的“违法出借”的事实、认定“违法出借”的依据与证据告知原告，以保护原告的陈述、申辩权。所告知的事实应当是指行政机关通过调查、检查发现的关于被处罚人实施的应受处罚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状况、性质以及证明上述事实的相应证据等。被告在《行政处罚告知书》中未载明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证据，剥夺了原告为自己有针对性陈述和申辩的权利。3、行政处罚决定书未载明事实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粤建执（2011）115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处罚文书制作规范》第二十八条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指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机关依法适用一般程序，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使用的文书。对违法事实的描述应当全面、客观，阐明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即何时、何地、何人、采取何种方式或手段、产生何种行为后果等。应当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予以说明。被告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详见书证1深建罚（2014）35号）内容严重不完整，对违法事实的描述和证据均未涉及，仅写有“根据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询问笔录中原告并未承认出借房屋，而相关证据材料又未给出，由此可推断被告对原告粗糙执法，该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在没有确凿证据下贸然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经通过被告网上查询，被告作出的6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4份是认定为“违法出借”的决定书，除了行政相对人的姓名和房号不同，其他内容完全一致，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被告文书极不规范、执法简单粗糙。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载明事实和违法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证据，也未对原告申辩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予以说明。三、送达程序违法。1、《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超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但直至2014年4月22日才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寄出，原告于4月24日收到该邮件。被告没有遵守行政处罚法“七日内送达”的规定。也违反了被告于2007年1月发布的《深圳市建设局行政执法规程（试行）》第九十六条“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政策法规处应当在7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的要求。2、《行政处罚决定书》首选邮寄送达不符合法定要求。《行政处罚法》、《民事诉讼法》、《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均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必须首选直接送达，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邮寄送达，即“直接送达有困难”是采取邮寄送达的前置条件，且明确邮寄送达同样应有送达回证，邮递回执仅用于确认送达日期。被告在直接送达没有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首选邮寄送达，并且没有要求有《送达回证》，原告在根本不知道《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内容时签收邮件，剥夺了原告签收前对处罚决定具体内容的知情权和拒签权。四、结论和诉求。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深建罚（2014）35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定依据，其所作“《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件》适用于侨香村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住房”的解释是越权、违法行为，被告没有查清所谓“出借”事实、认定“出借”依据不明、证据不足，执法过程中文书极不规范、执法简单粗糙，送达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要求。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特此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深建罚（2014）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均为复印件）：
1、深建罚（2014）35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深府复决（2014）638号《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3、2014年2月28日侨香村涉嫌违法出租出借事件公开报道（来源2014年2月28日南方都市报）；4、2012年7月侨香村麻将馆事件公开报道（来源2012年7月12日南方都市报）；5、深建罚告知（2014）53号《住房和建设行政处罚告知书》；6、深建罚（2014）35号邮寄信封；7、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2条第2、3项，第3条第4项，第5条第2项）；8、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9、《深圳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深国房（2008）37号）（第17条）；10、关于同意安托山经济适用房项目立项的批复；11、“深圳经适房拟4800元／m2分给公务员”的媒体报道；12、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顾斌住房补贴相关信访问题的复函（深建访（2014）224号）；13、深圳卫视对《深圳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和上市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新闻报道，2014-9-10（新闻主持：深圳市住建局表示，侨香村的住房和深云村部分住房属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不受该暂行办法的约束。）；14、《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3条、第57条）；15、《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第57条）；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4条第2款）；17、《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第3条第5项）；18、《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第5条、第7条）；19、被告发布的《关于坚决执行住房保障法规政策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2012-6-12）；20、住建局微博称对侨香村业主开麻将馆事件进行情况通报及新闻报道的情况通报具体内容（2012-7-11）；21、深圳警方：侨香村福利房改麻将馆业主被罚1.56万（2012-7-13）。
被告辩称，一、被告是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1、《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2条第3项：“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保障工作；负责市保障性和政策性住房的建设、维修、租售和监督管理以及相关基础资料的信息化和档案工作。”2、《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条第三款：“市政府住房和建设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负责本市住房保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并可以依法委托相关事业组织具体实施。”二、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2011年5月24日，原告家庭提交《侨香村、深云村住房申请表》，申请购买侨香村保障性住房。经被告审核其符合侨香村保障性住房购买条件，2011年12月2日双方签订了《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原告家庭购买了位于福田区侨香村12栋B座13E的保障性住房。2014年2月，被告对侨香村有关违法出租、出借等行为进行排查，发现原告违法将购买的侨香村住房出借给案外人李剑波及其女朋友。2014年3月1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执法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笔录表明原告家庭2012年大概8、9月入住侨香村住房，几个月后因张艳身体原因搬离。李剑波及其女朋友2013年2月左右入住侨香村住房，为该房实际居住人，胡臣每周去侨香村住房一次。胡臣称李剑波是其表弟，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原告将侨香村住房违法出借给李剑波及其女朋友事实清楚。三、行政处罚决定法律依据充分。1、《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三条：“住房保障采取出租、出售保障性住房以及货币补贴等方式。本条例所称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以限定的标准和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出租或者出售的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等多种形式。”2、《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租赁或者未取得保障性住房完全产权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并可以根据约定或者法定情形解除合同，收回出租住房或者按照在原销售价格基础上综合考虑住房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后确定的价格有偿收回出售住房：。（四）擅自互换、出借保障性住房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有关当事人有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四）、（五）、（六）、（七）、（八）项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罚款。”四、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具体行政行为适当。2014年3月18日，被告在对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以《行政处罚告知书》（深建罚告知（2014）53号）告知原告家庭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内容、法律依据及陈述申辩的权利。告知书于3月22日邮寄送达。2014年3月25日，原告家庭提交了陈述申辩书，被告经认真研究、核实其申辩书，认为其申辩理由不成立，2014年4月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建罚（2014）35号），告知其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处罚决定于4月22日邮寄送达。2014年6月19日，原告不服35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深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深圳市政府认为被告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违法或不当，2014年8月11日作出深府复决（2014）6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五、其他问题的说明。1、原告主张侨香村不属于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不能依据《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进行行政处罚，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1）依照《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关于保障性住房涵义的规定，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以限定的标准和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出租或者出售的住房；深圳市保障性住房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本案所涉及的侨香村保障性住房，是由深圳市委市政府投资建设，以限定的条件、参照安居型商品房定价，向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分房条件但未分配住房的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困难职工家庭（含单身）而建设的住房。侨香村住房从资金来源、出售方式、出售价格、限制性产权及保障性目的各方面，均完全符合条例对保障性住房的定义和规定，应当认定为保障性住房。（2）侨香村住房虽然不属于经济适用住房或安居型商品房，但深圳市保障性住房的形式并不限定于条例中已列举出的四种形式。如上所述，只要房屋性质属于保障性住房，其建设、出售和管理就应当适用《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的规定。被告依据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法律依据充分。且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第十五条中也明确约定了禁止出借房屋，原告的行为也明显属于违约行为。2、原告认为《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是否适用本案，应当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解释，答辩人没有解释权。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四条的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是否适用本案，被告能否依据该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解释范畴，被告依法享有解释权。3、原告认为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公正行为。原告所称行政处罚的不公正行为，并不是针对本案中的事实认定、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而是列举其他侨香村住户的违法行为，认为其行为性质轻微不应当予以处罚。原告的违法行为与其他个案中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类比其他住户的行为证明其行为合法或对其处罚失当，且依照条例规定认定原告出借保障性住房的行为违法是毫无疑义的。对于其他住户违反条例规定行为，被告已另案调查处理，调查处理的结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原告认为行政处罚中认定其出借房屋的事实证据不足。被告2014年2月到现场进行排查时，就已经发现了原告家庭没有使用房屋，而是由案外人李剑波和女朋友居住的事实。被告2014年3月1日向两个原告做调查笔录，对排查时发现的违法出借事实进行核实，原告也予以认可。虽然原告主张李剑波是胡臣表弟，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在申辩阶段也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房屋并未出借，根据被告排查的情况及调查笔录核实的事实，认定原告家庭出借房屋证据充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对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被告、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确认以下事实：
2011年5月24日，原告张艳和原告胡臣向被告提交《侨香村、深云村住房申请表》，其中在“申请人和配偶承诺”一栏中载明：“所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资料皆真实无误，且符合侨香村深云村历史遗留问题住房租售办法申请条件，若有虚报、瞒报相关信息，愿接受有关部门依照《公务员法》、《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处理”，两原告在该栏予以签名确认。经审核后，被告于2011年12月2日与两原告签订了《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侨香村）》，两原告购买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侨香村12栋B座13E的住房。其中，上述合同第十五条规定，买方（两原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卖方（被告）可单方解除合同，并向买方（两原告）收取人民币伍万元的违约金：（二）未取得全部产权而将本住房转让、出租、出借、互换、抵押（为购买本住房办理的按揭除外）、擅自改变使用功能、或将本住房用于经营性用途的。2014年3月1日，被告对两原告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两原告在笔录中称他们拿到涉案住房后住了几个月就搬回南山的住房居住了，男方一周会回去一次到侨香村居住，男方的表弟李剑波和他的女朋友于2013年2-3月左右入住侨香村，胡臣偶尔也在住，两原告均表示清楚购房合同中有关买方禁止性规定。2014年3月18日，被告向两原告作出深建罚告知（2014）53号《住房和建设行政处罚告知书》，称因原告家庭涉嫌违法出租（出借）深圳市福田区侨香村12栋B座13E房，根据《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拟对原告家庭作出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告知了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2014年3月25日，两原告向被告提交了陈述申辩书，称他们没有出租或出借涉案侨香村的房子给他人，李剑波只是给予生活上的关照，没有违反《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2014年4月10日，被告作出深建罚（2014）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张艳家庭违法出借深圳市福田区侨香村12栋B座13E房，根据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依照《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张艳家庭立即改正，并罚款5万元。原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深府复决（2014）6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05年7月29日作出深发改（2005）707号《关于同意安托山经济适用房项目立项的批复》，同意安托山经济适用房立项。
再查，2011年3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研究有关保障性住房售价方案及租金标准的会议纪要》载明同意侨香村出售基准价格（包括地价成本、建设成本和税金三部分）为8922元／平方米。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深圳市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深圳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维修、租售、检查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租赁或者未取得保障性住房完全产权的家庭或者单身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并可以根据约定或者法定情形解除合同，收回出租住房或者按照在原销售价格基础上综合考虑住房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后确定的价格有偿收回出售住房：。（四）擅自互换、出借保障性住房的；。”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关当事人有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四）、（五）、（六）、（七）、（八）项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罚款。
本案中，原告张艳和原告胡臣于2011年12月2日与被告签订了《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侨香村）》，两原告购买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侨香村12栋B座13E的住房，后两原告又将上述住房出借给案外人李剑波及其女朋友使用，违反了上述买卖合同的规定，也违反了《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被告根据上述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涉案深建罚（2014）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侨香村不属于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被告不能适用《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由于侨香村从项目立项、住房售价均是按照保障性住房进行批复同意，且两原告提交《侨香村、深云村住房申请表》时亦承诺愿接受有关部门依照《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故，两原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原告还主张被告认定事实不清，执法程序违法，由于被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调查核实，原告亦认可李剑波及女朋友曾入住涉案住房，被告也依法告知其陈述申辩的权利，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亦依法送达给原告，并没有对原告的诉讼权利等造成不利影响。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艳和原告胡臣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已预交）。
各方当事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7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金额与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金额相同）。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秀松
人民陪审员 彭 风
人民陪审员 黄绮玲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