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57号南海新闻中心大楼第七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17856340Y。
法定代表人：山下恒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毅，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金洁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古曲南路198号茂华国际湘小区C1栋2304号，组织机构代码06420020-4。
法定代表人：王骄阳。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金洁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洁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东芝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金洁美公司向其支付货款531479.82元以及自2014年9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洁美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东芝公司欠金洁美公司费用504365.92元并从货款中抵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度东芝冰箱、洗衣机零售商经销协议》（以下简称《经销协议》）中并未约定开业促销费、店庆促销费、固定促销活动费、样机打折费、商场管理费等内容，前述费用属金洁美公司单方面列出，未经东芝公司确认。根据合同法的公平原则、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以及《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零售商只有履行了约定的促销义务，才有权向经销商收取相关费用。本案中，《经销协议》并未约定金洁美公司提供开业、店庆促销、商场管理等服务和费用负担，上述费用的产生没有合同依据。金洁美公司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提供了促销服务及商场管理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仅凭金洁美公司单方制作的《费用确认函》、《商函》，即认定双方合作期间的促销费用、商场管理费用高达746047元。在东芝公司提供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明确约定“如本期发生额及期末余额相符，敬请公司在下表左栏中签字确认；如有不符，请在下表填写余额调节表，并签字盖章确认”，东芝公司在对账时均书面通知金洁美公司如余额不符应填写余额调节表，金洁美公司如确实存在费用未结的情况亦应在余额调节表中注明。但金洁美公司在东芝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中均未依约注明，且在起诉前从未向东芝公司主张拖欠费用。故，一审法院在金洁美公司未提交其已提供促销服务、商场管理义务等证据的前提下，判决抵减504365.92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刘冬波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表见代理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刘冬波虽然是东芝公司员工，但其在《商函》、《费用确认函》中载明“请示公司（领导）”的内容为其单方书写，并未得到东芝公司的签章确认。确认上述费用时，刘冬波亦未向金洁美公司出示其代表东芝公司或享有确认费用权限的授权委托，不能以其单方陈述而认定东芝公司对费用进行了确认。其次，刘冬波与金洁美公司确认费用时，不具有足以使金洁美公司相信其有权代理的事实和理由。刘冬波的职务任免通知及名片，是金洁美公司主张刘冬波代表东芝公司的主要证据。但该证据仅能表明刘冬波的身份是东芝公司“长沙管理中心经理”，并不具有代表东芝公司对外确认促销服务费、商场管理费、样机打折费等权限。而且，《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2009年管理大纲》（以下简称《管理大纲》）系刘冬波庭审时提交，金洁美公司在此之前并不知晓。况且，《经销协议》第十条约定：乙方（东芝公司）销售人员未经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的书面授权，不得私自承诺超出乙方政策规定的返利和奖励等，否则，应视为乙方销售人员的个人行为，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该条款明确约定，东芝公司销售人员无权私自确认超出其政策规定的返利和奖励，超出的部分应有书面授权。最后，金洁美公司主观上非善意且有过失。根据金洁美公司提供的《费用确认函》、《商函》显示，其与刘冬波确认费用的时间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费用金额高达821047元。但金洁美公司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既不审查刘冬波身份及代理权情况，也未要求东芝公司在《费用结算函》、《商函》上加盖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诉讼后，亦未向东芝公司提供《费用结算函》、《商函》及促销服务费用等证据要求予以追认或确认，具有明显过错。因此，刘冬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签名确认的费用不应由东芝公司负担。
三、一审判决以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仅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也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且一审法院混淆了审核与审批的概念，认定刘冬波可以审批不在合同内的其他费用。首先，刘冬波提供的《管理大纲》未在法庭上出示也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根据《管理大纲》规定，刘冬波的职责之一是负责管理中心客户政策性费用（进场费、经理基金、各项返利、补偿等）审核，该项职责中的进场费、经理基金等均没有包含在双方签订的《经销协议》中，即刘冬波根据其职责可以审批不在合同约定内的其他费用”，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管理大纲》规定刘冬波的职责之一是负责管理中心客户政策性费用（进场费、经理基金、各项返利、补偿等）审核，客户政策性费用审核权限应基于东芝公司与第三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只有双方约定了政策性费用，其才有权履行审核职责。该项职责中的进场费、经理基金等虽没有包含在《经销协议》中，但也不能认定刘冬波可以审核不在合同约定内的其他费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冬波对既不属于《管理大纲》范围内的管理中心客户政策性费用，也不属于合同内约定的促销服务费、商场管理费、样机打折费等具有审批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一审判决由东芝公司承担责任，将使企业面临极大的不可预测风险，与法律所具有的可预测性相悖。可预测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对于中心经理以自己名义对外产生债务却由公司承担的风险，是企业无法预测的。如果将当事人的恶意或过失造成的责任归咎于企业，也是不公平的。表见代理之所以设置了严格要件，既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无过失的被代理人的利益。
五、一审法院认定欠款利息自2015年6月1日开始起算错误。关于利息起算时间的确定，东芝公司开始供货给金洁美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9月26日，金洁美公司在庭审中并未就上述事实提出异议，且金洁美公司提供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0月29日至2015年5月5日）及银行承兑汇票（2014年11月27日）也已证明东芝公司的上述供货时间。
金洁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东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金洁美公司向东芝公司支付货款531479.82元；二、金洁美公司支付从2014年9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2015年12月3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为39655元；三、该案诉讼费用由金洁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金洁美公司（甲方）与东芝公司（乙方）签订有《经销协议》，约定：甲方在长沙市内经销东芝牌冰箱、洗衣机系列产品，销售年度为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协议有效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至2015年8月31日；月度返利额度=当月常规机实际销售额×15%，其他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由乙方派驻当地的管理中心申报，乙方总部书面批准的补充性政策返利在达到兑现条件时，与月度合同返利一并计算和兑现，月度返利额每月结算一次，以冲抵货款形式兑现；销售年度奖励标准：年度返利额度=当年常规机实际销售额×2%，每个销售年度结算一次，以冲抵货款形式兑现；若甲方单一门店协议产品月度销售量达到30台（含30台）以上，或者由甲方签署单店月销售保底数量承诺后可向乙方申请设立专柜和配备专职导购，其专柜制作费用和导购员费用按照乙方相关规定与实际零售质量全部或者部分由乙方承担；其他约定：账期30天，授信额度40万元（含样机金额），样机七折，但计入年度销售规模，月返15%和促销费1%执行开单即返。
在合同履行期间，东芝公司已向金洁美公司提供价值1932341元（按销售金额计算）的产品。东芝公司已向金洁美公司出具了票面金额共1492126.4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15年4月3日发票（票号：19325023）载明货款总金额为179900元，折扣（55.72%）100249元，发票金额为79651元；2015年5月5日发票（票号：19325164）载明货款总金额为128700元，折扣（94.6%）121747元，发票金额为6953元。其余发票金额均为货物销售总金额扣除折扣（16%）之后的金额。
2015年6月2日，双方当事人对账一致确认：截至2015年5月31日，金洁美公司尚欠东芝公司货款600546.42元。2015年6月26日，东芝公司作出《决裁书》，确认核销金洁美公司费用（零售负毛利—折让）69066.6元。2015年7月6日，双方当事人再次对账确认：截至2015年6月30日，金洁美公司尚欠东芝公司货款531479.82元，《对账单》加注“应收款账面金额一致（未包含我司已下账费用）”。
2014年1月至8月，刘冬波任东芝公司华南管理大区长沙管理中心经理，其职责包括：负责管理中心的合同审核、二次定价、客户政策制定等；负责管理中心大卖场的选择、谈判，在量本利分析的前提下，严格控制进场管理基金等费用的开支，确保投入产出成正比；负责管理中心客户政策性费用（进场费、经理基金、各项返利、补差等）的审核等。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1日，刘冬波经请示公司总部（领导）同意，以《商函》、《费用确认函》的形式向金洁美公司确认了东芝公司应承担的费用合共746047元，包括开业促销费27351元、固定促销活动费用50000元、专柜展台制作费用47740元、店庆促销费用35139元、合同内费用16200元、促销费用451445元、样机打折费118172元。金洁美公司当庭述称确认东芝公司已返还上述费用中的193947元，东芝公司尚有528407元费用未返还，应在本案货款中予以抵扣。
另查，2015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年利率为5.1%。
一审法院认为，东芝公司与金洁美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予以确认。金洁美公司销售东芝冰箱、洗衣机之后，按照双方约定扣除月返利金额及促销费等费用后向东芝公司支付货款，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金洁美公司主张双方当事人属于合同型联营关系，但合同并未约定双方当事人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条款，对该主张不予采纳。
东芝公司根据2015年7月6日签署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主张，截至2015年6月30日金洁美公司尚欠其货款531479.82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在该对账单上有备注“应收款账面金额一致（未包含我司已下账费用）”，故该案的争议焦点是：东芝公司员工刘冬波签名确认的费用应否在货款中予以抵扣以及如果予以抵扣，抵扣的金额是多少。
首先，刘冬波是东芝公司的员工，其在“请示公司（领导）”后向金洁美公司签署确认东芝公司应承担费用的《商函》、《费用确认函》，符合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东芝公司承担。其次，刘冬波担任东芝公司的长沙管理中心经理，其根据《管理大纲》规定的管理中心总经理岗位职责行使职权。刘冬波的职责之一是“负责管理中心客户政策性费用（进场费、经理基金、各项返利、补偿等）的审核”，该项职责中的“进场费、经理基金”等均没有包含在《经销协议》中，即刘冬波根据其职责可以审批不在合同约定内的其他费用。最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东芝公司多次向金洁美公司出具发票，折扣率均为16%，与《经销协议》中约定的“月返15%和促销费1%”相符。但2015年4月3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19325023）的折扣率为55.72%，多折扣金额为71456.28元[货款179900元×（55.72%-16%）]；2015年5月5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19325164）的折扣率为94.6%，多折扣金额为101158.2元[货款128700元×（94.6%-16%）]。而且，金洁美公司已于2015年6月2日在东芝公司提供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截至2015年5月31日尚欠货款600546.42元，但东芝公司仍在之后出具《决裁书》确认应扣除69066.6元，并于2015年7月6日再次出具《客户往来对账单》,确认截至2015年6月30日,金洁美公司尚欠东芝公司货款531479.82元，东芝公司主动扣减该69066.6元没有实际供货的基础事实，结合金洁美公司的举证及证人的陈述、《决裁书》上的“项目名称金洁美费用核销申请”，金洁美公司主张东芝公司已兑现部分费用的意见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采信。综上，刘冬波签字确认的《商函》、《费用结算函》中的费用应由东芝公司承担，并在金洁美公司应付货款中予以扣除。经计算，东芝公司尚未返还给金洁美公司的费用为504365.92元（746047元-71456.28元-101158.2元-69066.6元）。
综上，金洁美公司尚应向东芝公司支付货款27113.9元（531479.82元-504365.92元）。金洁美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货款，的确造成东芝公司占有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但东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款相应的供货时间，无法计算准确的应付款时间。结合《客户往来对账单》，确定金洁美公司应自2015年6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27113.9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5.1%计付利息给东芝公司。东芝公司诉请超出法院核定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金洁美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芝公司支付货款27113.9元，并应自2015年6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27113.9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5.1%计付利息；二、驳回东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11.34元（东芝公司已预交），由东芝公司负担9289.34元，金洁美公司负担222元，金洁美公司负担的部分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予东芝公司，一审法院不另收退。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1日，刘冬波经请示公司总部（领导）同意，以《商函》、《费用确认函》的形式向金洁美公司确认了东芝公司应承担的费用合共746047元”事实不予确认外，对其他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1日，刘冬波以《商函》、《费用确认函》的形式向金洁美公司确认了东芝公司应承担的费用合共746047元，部分《商函》、《费用确认函》上载有“请示领导”、“请示公司同意”字样。金洁美公司主张抵扣的费用528407元中，样机打折费68481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金洁美公司主张的费用528407元应否在其应付货款中予以抵扣；二、东芝公司主张的货款利息起算时间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金洁美公司主张的费用528407元应否在东芝公司起诉的货款中予以抵扣的问题
本案中，金洁美公司主张应抵扣的费用包括开业促销费、固定促销活动费、店庆促销费用、合同内费用、促销费用和样机打折费。
（一）关于开业促销费、固定促销活动费、店庆促销费用、合同内费用、促销费用的抵扣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在《经销协议》第十条第一款中约定：东芝公司销售人员未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的书面授权，不得私自承诺超出政策规定的返利和奖励等，否则，应视为销售人员的个人行为，东芝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中，金洁美公司主张的前述抵扣项目并未在《经销协议》中予以约定，费用抵扣缺乏依据。其次，刘冬波虽系东芝公司员工，但其在审核确认上述费用时，并未取得书面授权，且《管理大纲》系刘冬波庭审时提交，金洁美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上述费用发生前就已知悉《管理大纲》内容从而有理由相信刘冬波有代理权，故刘冬波审核上述费用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法律后果不能及于东芝公司。再次，金洁美公司主张东芝公司对《经销协议》约定之外的费用具有抵扣的惯例，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东芝公司曾就《经销协议》外的费用项目予以抵扣。因此，金洁美公司提出的前述费用抵扣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以刘冬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金洁美公司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为由认定上述费用应予以抵扣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样机打折费68481元的抵扣问题。金洁美公司认为应当从应付货款中抵扣样机打折费68481元。本院认为，该主张符合《经销协议》第十条第三款第二点的约定，且刘冬波作为东芝公司长沙管理中心的经理，对该费用的审核确认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东芝公司承担，东芝公司在诉讼中亦对该项费用予以确认。因此，金洁美公司主张抵扣样机打折费68481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分析，金洁美公司应当向东芝公司支付462998.82元（531479.82元-68481元）。
二、关于东芝公司主张的货款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
金洁美公司与东芝公司虽然在《经销协议》第三条第二款中约定“实行现款现货制”，但东芝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并未明确所对应的供货时间，因而无法准确计算各笔款项的应付款时间，东芝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东芝公司上诉主张以首次供货时间为利息起算时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客户往来对账单》确定从2015年6月1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东芝公司上诉主张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湖南金洁美科技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62998.82元，并以462998.82元为本金从2015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1%计付利息；
三、驳回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511.34元，由湖南金洁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285.81元，由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负担1225.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11.34元，由湖南金洁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285.81元，由东芝家用电器销售（南海）有限公司负担1225.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文东
审判员 文 坚
审判员 卢伟斌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