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县洪氏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云容、俞薇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柏春。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孙建萍、王君。
上诉人绍兴县洪氏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氏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义商初字第1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全盛公司、洪氏公司之间素有业务往来，由洪氏公司向全盛公司购买纸箱板片。2010年7月26日起至2011年9月25日止全盛公司共向洪氏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36204.90元的增值税发票。至2011年11月7日止洪氏公司总共支付货款404013.43元。期间，洪氏公司曾出具过一份对账回执单，载明：“至11.9.25日欠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合计31051.47元；退承兑1140”。回执单上无落款时间。回执单上的原始日期为洪氏公司书写，“11.10.5日至”系全盛公司修改。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全盛公司、洪氏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账回执单上的尚欠金额31051.47元是否已经扣除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5万元承兑汇票。虽然从表面上看，对账单的时间不管是2011年9月25日还是2011年10月5日，均在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货款之前，但是结合本案其它相关事实分析，全盛公司的解释应更具有合理性，理由如�：第一，全盛公司共向洪氏公司开具436204.90元的增值税发票，而证据显示洪氏公司至2011年11月7日一共支付货款404013.43元，两者的差额正好与对账单上的金额相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且如果洪氏公司支付的404013.43元即全部货款甚至超额支付，那增值税发票金额便会多于实际发生货款，说明全盛公司多开发票多缴税，不符合交易常规。第二，即便洪氏公司主张的对账回执单上所欠金额系未扣除5万元承兑汇票得出的，那其于2011年11月7日所付的5万元承兑汇票大于其所欠款项，在此后双方没有业务发生的情况下，超额付款不符常理。第三，回执单上所载的承兑贴息1140元与50000元承兑汇票的贴息利率相吻合，不符合此前所支付的80000元承兑汇票的贴息金额或者近几次承兑汇票的总贴息金额。综上，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和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原审法院认为，全盛公司关于2011年11月7日双方对账结算的陈述更为合理，回执单上结算金额应已扣除最后支付的5万元。故全盛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该院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绍兴县洪氏纸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货款32191.47元，并赔偿该款自2011年11月7日起按年利率9%计算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绍兴县洪氏纸业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8元，减半收取369元，由绍兴县洪�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洪氏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至2011年11月7日洪氏公司共向全盛公司支付货款404013.43元，洪氏公司尚欠全盛公司货款32191.47元未予支付，洪氏公司应赔偿该款自2011年11月7日起按年利率9％计算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上述事实认定错误。该错误认定源自一审法院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和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推定，全盛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对双方结算的陈述更为合理，回执单上结算金额应己扣除2011年11月7日洪氏公司已支付的5万元。一审法院以该推定事实认为洪氏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与赔偿利息损失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洪氏公司与全盛公司双方的对账截止日应为2011年9月25日。全盛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其《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诉称“截止至2011年10月5日，经双方对账”，后因洪氏公司在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10日组织开庭前提供面额为5万元的浙江省统一收款收据收据联一份证明洪氏公司己超额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全盛公司提出须另行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不顾洪氏公司请求正常开庭的要求决定另行组织开庭。后，全盛公司于2013年l0月30日开庭时变更事实与理由为“截止至2011年11月7日，经双方对账”。为证明上述事实，全盛公司提供回执单一份，该回执单的内容为：年月日至11.9.25日（该日期后由全盛公司的业务员改成11.10.5至）欠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合计（小写）：31051.47元，（大写）：叁万壹仟零伍拾壹元肆角柒分。客户单位（盖章）落款处由洪氏公司财务专用章盖章。注：若有纠纷，协商不成向供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退承兑1140”。该回执单上手写部分的内容，除全盛公司业务员修改的日期部�，其他均由洪氏公司的财务人员手写，洪氏公司与全盛公司均对该事实予以认可。虽然此证据上没有该回执单形成的落款时间，但从该证据内容可直观反映，双方对账的截止日期应为2011年9月25日。全盛公司的业务员认可双方对账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10月5日。退一万步说，双方对账的截止时间最晚也就是2011年10月5日，绝对非为全盛公司在庭审中变更后的事实与理由中陈述的“对账截止日期为2011年11月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支持全盛公司对对账截�日期的陈述，而应该尊重事实，认定双方的对账截止日为2011年9月25日。二、截止至2011年9月25日，洪氏公司尚欠全盛公司货款32191.47元。至双方对账，截止至2011年9月25日，洪氏公司共向全盛公司开具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436204.90元，而该组增值税发票上货物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与全盛公司提供的44份送货单不能相互印证，且全盛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的单价均为全盛公司事后自行用铅笔另行添加的。洪氏公司不否认截止至2011年9月25日与全盛公司发生了价值436204.90元的货物买卖往来，同日双方不仅进行了对账，全盛公司亦根据对账情况向洪氏公司开具了最后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是当事人双方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核对和确认，进而由全盛公司出具回执单，洪氏公司在回执单上如实填写对账核实的内容，全盛公司在确认回执单内容无误后�回回执单予以保存。本案的关键证据回执单恰恰反映了此事实情况，因而，截止至2011年9月25日洪氏公司尚欠全盛公司货款32191.47元。三、洪氏公司己于2011年11月7日向全盛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且系超额支付。洪氏公司根据对账确认情况，于2011年11月7日向全盛公司给付5万元承兑汇票一份，同日全盛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份。因此，洪氏公司已经依法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且5万元面额的承兑汇票已经超过所欠的货款额度。事实上，洪氏公司未向全盛公司要回超额支付的货款是因为洪氏公司在2011年年底因内部人事问题未能正常经营，经办人员工辞职离岗，一直未发现此问题。四、“退承兑1140”不等同于“退承兑贴息1140元”，且该退承兑1140与本案的案件事实无关联性。回执单上明确记载了由洪氏公司财务人员手写的“退承兑1140”，因洪氏公司2011年9月25日前多次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全盛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却视若无睹直接认定回执单上所载的为“承兑贴息1140元”，该认定无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又根据此认定，推断出该“承兑贴息1140元”与50000元承兑汇票的贴息利率相吻合，且不符合此前所支付的80000元承兑汇票的贴息金额或者近几次承兑汇票的总贴息金额，再进一步推出全盛公司关于2011年11月7日双方对账核算的陈述更为合理，回执单上的金额应己扣除洪氏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5万元承兑汇票的结论。一审法院无视事实作出上述推论，既无事实基础，更无法律依据。且本案为全盛公司诉请货款，从全盛公司的该货款数额的确定与该退承兑1140无直接因果关系，该退承兑1140仅反应双方的履行情况，并不对洪氏公司诉请的货款数额有影响。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故请求二审撤�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全盛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全盛公司答辩称：一、全盛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发票、银行入账凭证及承兑收据（存根联）足以证明洪氏公司拖欠全盛公司货款32191.47元的事实。本案中，全盛公司共计向洪氏公司开具436204.90元的增值税发票，截止至2011年11月7日共计收到洪氏公司货款404013.43元的事实，洪氏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都予以了确认。另外，全盛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的货物数量能与增值税发票中的货物数量相对应，因而能够证明洪氏公司收到全盛公司价值436204.90元纸板货物的事实。故截止至2011年11月7日，洪氏公司仍拖欠全盛公司货款32191.47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与双方对账单中确认的金额相一致。全盛公司认为，双方的对账单并不是独立于买卖事实而存在的，而是基于双方的客观交易情况形成，是对双方�易情况的总结。因此，对于对账回执单的认定，仍应以双方的客观交易情况为依据。请法庭注意：即便没有对账单，单就全盛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也足以支持全盛公司的诉请。二、洪氏公司认为截至2011年9月25日尚欠全盛公司货款32191.47元的主张与其认可的事实自相矛盾。2011年10月5日，全盛公司业务员前往洪氏公司对账。因全盛公司向洪氏公司开具最后一张增值税发票的日期为2011年9月25日，故全盛公司业务员在对账单上书写的对账截止日期为“11.9.25日”。后因洪氏公司同意再向全盛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全盛公司业务员遂将对账截止日期改为了当天的日期，即“11.10.5日”。但后又因洪氏公司财务人员表示对账金额需要内部核实，支付款项需领导签字，因而全盛公司未在2011年10月5日当天将对账单取回。2011年11月7日，洪氏公司表示可再向全盛公司支付5万元承兑汇票，�时洪氏公司财务人员已在对账单上确认仍欠全盛公司货款31051.47元，退承兑贴息1140元，合计为32191.47元。全盛公司业务员于当日取回5万元承兑汇票及该对账单，但未将对账日期改为“2011年11月7日”。因此，双方最终对账的日期为2011年11月7日，而并非2011年10月5日，更非洪氏公司主张的2011年9月25日。洪氏公司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如前所述，既然洪氏公司已经完全认可了全盛公司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及收到其货款的情况，那么，如果双方在洪氏公司支付最后一笔5万元货款（2011年11月7日）之前对账的话，洪氏公司拖欠全盛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82191.47元，而非32191.47元。本案中，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洪氏公司也自始至终都没有主张过双方之间的交易存在货款减免的情形。因此，洪氏公司的主张与其已经认可的事实自相矛盾，其抗辩不能成立。再者，如果对账发生在2011年10月5日或2011年9月25日，那么，全盛公司供给洪氏公司货物价款总计为386204.90元，但全盛公司却向洪氏公司开具了436204.90元的增值税发票，而洪氏公司却向全盛公司支付了404013.43元的货款，显然极不符合客观常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在对账回执单上确认的欠款金额是否已经抵扣了洪氏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5万元。洪氏公司与全盛公司对于上述对账结论各执一词，洪氏公司认为对账回执单上的欠款金额并未包含其于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5万元，故应再扣除该笔款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总计货款金额为436204.9元均无异议。现有证据表明，洪氏公司以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的方式分六笔向全盛公司共计支付货款404013.43元（包含洪氏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5万元），故剩余货款为32191.47元，该金额与对账回执单上记载的内容一致。再则，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上述六笔付款均以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洪氏公司陈述其曾于对账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过货款5万元，既无相应收据印证，亦不符合双方以往的交易惯例。更何况，扣除洪氏公司陈述的以现金方式支付的5万元，则洪氏公司的付款金额将超出应付款金额，但洪氏公司却从未就多付款项向全盛公司作出说明或主张权利，显然，洪氏公司的陈述缺乏可信性，亦不符合情理。通过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对账回执单上确认的欠款金额已经抵扣了洪氏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支付的5万元，故洪氏公司应继续履行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洪氏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8元，由上诉人绍兴县洪氏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