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9)浙嘉商终字第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进建。委托代理人：史剑虹，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苗龙。委托代理人：侯平，浙江天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进建因与被上诉人潘苗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平湖市人民法院(2009)嘉平商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进建及委托代理人史剑虹、被上诉人潘苗龙及委托代理人侯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2月3日，潘苗龙与刘进建订立《汽车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潘苗龙将其拥有的平湖天龙公司平湖汽车南站开往上海奉贤车牌号为浙F×××××营运客车的50%产权，以187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进建。合同订立后，刘进建当场按约将187000元全额支付给了潘苗龙，并于2008年2月9日与胡春光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参与了该车的营运。2008年10月23日，浙江平湖天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运务分公司催胡春光缴纳拖欠的营运规费及车辆保险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5273.40元。另查明，浙F×××××营运客车是以胡春光作为承租经营人与浙江平湖天龙运输有限公司运务分公司签订《营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原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刘进建对与潘苗龙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重大误解。首先，从双方签订的《汽车转让合同》看，写明了是该营运汽车的产权，而产权的意义较广泛，可以包括所有权、经营权等，而刘进建向潘苗龙购买该车一半的产权，很显然主要是要获得车辆的经营权，而合同签订后，刘进建也得到了该车的经营权，符合双方合同的目的；其次，从刘进建和胡春光的《合作协议》也可以看出刘进建对该汽车转让的产权的内容是清楚的，没有误解的可能，且刘进建与胡春光的《合作协议》的签署时间就在潘苗龙转让汽车产权后的半个月，因此如果刘进建在和胡春光签订《合作协议》后认为有重大误解，就不应该与胡春光进行合作经营，因此潘苗龙提出的认为刘进建撤销合同的真正原因是经营不善并非重大误解还是符合常理的；再次，胡春光的证人证言也证明了刘进建对该汽车的“产权”的意思是明确的；最后，刘进建知道该种汽车的新车价格和“产权”的一半价格相当，很显然购买该车也就是为了得到该车经营的权利。综上所述，刘进建并不存在对合同的重大误解，没有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刘进建提出过户的要求，双方的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且潘苗龙当庭也表示愿意协助过户，故双方可以友好协商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进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0元，减半收取2020元，由刘进建负担。宣判后，刘进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潘苗龙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未提到有证人出庭作证，在开庭前法院也未通知有证人出庭作证，剥夺了上诉人对证据的知情权；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产权是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只是财产所有权的一个方面，合同转让的是汽车产权即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一审判决将产权概念缩小并偷换成经营权错误；合同转让内容明确是汽车产权，如没有误解的可能，应当写明是经营权，上诉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营运汽车的产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只能一面先与他人合作经营，一面慢慢催促被上诉人办理汽车产权即所有权的过户手续；胡春光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明上诉人对该汽车产权的意思是明确的事实依据，且胡春光系该车100%的经营权人，被上诉人只是胡春光手下名义拥有车辆50%经营权的合伙人，胡春光与被上诉人有重大利益关系，其证言不足为信；上诉人是因为爱人从国外打工归来带了笔钱回来想投资，并不清楚该种汽车的新车价格是多少。3、该车产权所有人是浙江平湖天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该车产权所有人的资格，也没有该车50%的正式经营权，该合同主要条款的重大误解完全是被上诉人伙同胡春光，利用上诉人一心想投资汽车产权的心理，隐瞒自己与胡春光经营不佳的事实，在转让合同中故意不写清楚转让的是汽车经营权，而写50%产权，诱骗上诉人上当，与被上诉人订立有如此重大误解的合同。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汽车转让合同》因被上诉人欺诈使上诉人有重大误解而立即撤销，被上诉人立即返还浙F×××××客车50%产权的转让款187000元给上诉人，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潘苗龙口头答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汽车转让合同》可以明确看出，虽然合同用了“转让”名称，但从合同内容来看，所转让的车辆所有权是浙江平湖天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公司)的，因此该合同转让的不是产权而是经营权，当时写产权的原因是基于被上诉人拥有该车50%的经营权，天龙公司提供线路，车辆由经营者自己出资购买，也就是说这辆车的真正所有人是被上诉人和胡春光，由于天龙公司经营需要，所以行驶证做成天龙公司的。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实际取得了该车50%的经营权，事后其与胡春光签订的《合作协议》也明确约定了上诉人与胡春光共同合作经营浙F×××××客车，权利义务明确。合同没有约定过户，但对于过户胡春光也是愿意协助的。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辞海》条目，以证明产权的含义。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条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本院认证认为，该材料不属于证据，至于本案合同中“产权”的含义，需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详细阐述。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未提供证据。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2月3日，刘进建与潘苗龙签订《汽车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出卖人(潘苗龙)将拥有的天龙公司平湖汽车南站开往上海奉贤车牌号为浙F×××××营运车辆的50%产权转让给刘进建，转让价格为18.7万元，产权转让后，出卖人在天龙公司和奉贤汽车站所交的押金和规费以及客运车辆应承担的费用自转让之日起归买受人享有和承担，出卖人拥有的50%产权的权利义务由买受人享受和承担等等。合同签订后，刘进建将18.7万元支付给潘苗龙。2008年2月9日，刘进建与胡春光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天龙公司浙F×××××客车双方各占50%股份，经营收入、支出费用由双方各占50%，如发生事故所需的所有费用各负担50%，如车辆转让，需经双方协商后方可转让否则无效等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刘进建即与胡春光共同运营浙F×××××客车。另查明，浙F×××××车辆于2004年12月30日登记于天龙公司名下。2005年2月20日，潘苗龙与胡春光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原共同经营的天龙公司客运车(平湖至杭州)浙F×××××，更新为浙F×××××，该车现值52万元，双方产权各占50%等等。2007年11月25日，案外人胡春光与天龙公司运务分公司签订《营运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一份，约定由胡春光租赁浙F×××××中客车，在办妥各类营运手续后，租赁奉贤路线，期限两年。2008年10月23日，天龙公司运务分公司向胡春光催讨营运规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刘进建是否可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其与潘苗龙签订的《汽车转让合同》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在具备该条例规定条件的基础上，向道路运输机构提出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投入运输车辆营运证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因此，从事客运经营业务的必须是符合法定条件、取得行政许可的主体，现实中也不排除个人购买车辆，挂靠在客运经营者名下，进行客运服务的情况，但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通常为运输公司。本案《汽车转让合同》明确载明潘苗龙“拥有平湖天龙公司平湖汽车南站开往上海奉贤车牌号为浙F×××××营运客车的50%产权”，这一内容表明刘进建对于该车辆性质为营运客车以及名义上属天龙公司所有这一事实应当是明知的，并非如其所言，受潘苗龙欺诈，误以为车辆系潘苗龙所有；而其购买的亦并非车辆本身，这也可以从该车辆实际购置价格(22余万元)与刘进建购买所谓“50%产权”的价格(18.7万元)基本相当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其次，刘进建本人在二审庭审中亦表示，其购买该车辆的目的是为了经营，所指的过户并非车辆本身的过户，而是租赁经营权的转让，因此刘进建以车辆产权不能过户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再者，从刘进建与胡春光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来看，也明确双方共同经营讼争车辆，而事实上，刘进建与胡春光此后确实进行了共同的经营，各有分工，胡春光在一审庭审中对刘进建拥有该车一半的经营权亦不持异议，故刘进建签订《汽车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业已实现。最后，刘进建作为从事交易的民事主体，应当也有能力充分评估交易存在的风险和由此产生的后果，其以187000元的价格购买“50%产权”系其根据客运市场及客运路线的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本案中并无其他证据表明潘苗龙在签订合同时有欺诈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故刘进建以此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40元，由上诉人刘进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郑连平审判员 王宗明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赵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