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韶乐法乐民初字第5号
原告：刘水养。
委托代理人：丘丙养，广东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唐显明。
被告：黄毫山。
原告刘水养诉被告唐显明、黄毫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水养及其委托代理人丘丙养；被告唐显明、黄毫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水养诉称：被告唐显明委托被告黄毫山雇用原告到福建省漳平市的工地做工，日工资180元。在2013年10月23日，原告拆台车时，不慎从2米高的架上坠落受伤。原告受伤后，在当地的医院进行了简单的救治（被告1支付的费用），第三天转到乐昌市人民医院医治。经医院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左锁骨骨折、右眼及鼻梁部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3年10月25日至2013年11月23日，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25日，原告先后二次在乐昌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用为26128.81元。原告治愈后，经广东北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的伤构成九级伤残。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作为被告的雇员，在做工时受伤，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从受伤到治疗终结，所发生的费用具体有：1、医疗费：26128.81元；2、误工费：42660元（第一次住院30天，出院后全休6个月；第二次住院13天，出院后全休14天，共237天，受伤前日工资180元。180×237天=42660元）；3、护理费：5160元（住院43天，每天120元）；4、住院伙食费：2150元（43天×50元）；5、营养费：6000元；6、交通费：2000元；7、司法鉴定费：2000元；8、伤残补助金：130394.80元（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九级伤残。32598.7元×20年×20%=130394.80元）。全部费用合计为216493.6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15000元，为201493.6元。
诉前，被告唐显明支付了15000元费用，就原告受伤涉及的赔偿问题，原告多次找二被告协商，但由于二被告在赔偿责任的分摊上无法达成意见，致使原告的赔偿问题三方无法达成和解，特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要求被告唐显明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司法鉴定费，伤残补偿金等201493.60元；2、被告唐显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3、被告黄毫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身份证》、《户口簿》和《户籍证明》，证明原告和被告黄毫山的身份，而且因为唐显明的户籍是四川的，所以在乐昌没有办法调到唐显明的户籍证明；证据二、《证明》和《租房协议》，证明原告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及城镇打工、收入，原告的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证据三、《医疗病历》，证明原告伤情和医疗情况。证据四、《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受伤已达九级伤残。证据五、《住院费用结算清单》，证明原告治疗费用。证据六、《发票》，证明司法鉴定费用。证据七、《收款收据》，证明被告唐显明支付费用和雇佣原告，第一，原告是工伤；第二，诉讼前，大家曾协商无果；第三，5000元应在最终赔偿款中予以扣除；第四，工伤的当事人就是唐显明和原告。证据八、《证人证言》1份，证明被告雇佣原告做工。证据九、被告黄毫山书写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黄毫山受被告唐显明委托雇佣，因为当时立案的时候，唐显明是四川的，需要到四川起诉，所以才出这个证明。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后继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十、光碟，光碟是2013年12月我与唐显明的通话录音，证明我是为被告唐老板做事的，做事受伤了，所以要唐老板赔偿的。证据十一、《医疗结算表》，证明我的医疗费用及报销的数额。
被告唐显明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原告与被告是同一个村的人，是故意写漏的，就是身份证和户籍不统一；证据二、不知道。证据三、有异议，我们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证据四、有异议。证据五、不知道。证据六、有异议。证据七、有异议，这个《收据》是原告写的，而且这个原告也承认不是我和原告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这是一个陷阱。证据八、陈永生做假证，因为他们是朋友，他们也是一起的，串通的。证据九、这个证明是原告发短信给黄毫山的，是串通的，是假证。证据十、原告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这样引诱我说的，他的这个录音取证是不合法的，我不认可，有异议；肯定是有人教的，第一次开庭时，律师就承认了要搞到我签名或录音的证据。证据十一、对正规医疗部门出具的发票，没有什么异议。
被告黄毫山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没异议；证据二、原告是在乐昌住了一年多了，所以没有异议。证据三、不知道，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证据四、我不知道。证据五、不知道。证据六、不知道。证据七、那天，我叫唐显明和刘水养谈，唐显明出2万，但是原告不同意，原告就起诉了，当时原告还叫了一个见证人陈土森，是我们同村的。唐显明还说要赔1500元／月，赔一年，但是原告还是不同意。唐显明和原告协商过了，与我无关。证据八、没意见。证据九、是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说唐显明的户口在四川，没办法告唐显明，所以拉到我一起。证据十、证据十一、这件事不关我的事，是原告叫我做证的，不关我的事，我不会赔钱给他原告，我不参加质证了。
被告唐显明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黄毫山及证人陈永生三人是恶意串通诬告答辩人的。二、原告在诉状中所讲的所有事实是无证的。三、被告黄毫山及证人陈永生所作的证明是控告事实，其效力只能证明一点：原告刘水养及证人陈永生是被告黄毫生雇佣到福建工地拆台车的。四、原告提供的收条只是证明原告向本人借了5000元的事实。2013年10月初，福建的一个姓毛的工地老板打电话给我，问我干不干拆台车的活，由于当时我手头有其它工地的活干走不开，就跟他说去不了，当时听电话时黄毫山就在旁边，听说有活干，马上就把话接过去说，你不干可以介绍给我干，于是我就问毛老板其他人可不可以？毛老板说只要能干活，谁都可以。就这样，我把毛的电话号码给黄毫山，让他们自己去谈条件了，之后黄毫山如何跟人谈？带谁去福建拆台车？工地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工地？本人一概不知道，直到2013年10月23日下午黄毫山打电话给我，说工地有人摔伤，你与工地老板认识较好沟通，能否过来帮忙？听到有人受伤，于是出于好心、关心，二话不说就赶过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去到福建的漳平县后才知道黄毫山请到了刘水养来拆台车。由于是出事后才到福建，因此，到漳平后就直到了医院，无去工地。所以直到今天，出事的工地在哪里还是不知道的。即是说，黄毫山、原告刘水养拆的台车不是我的，工地也不是我的，更不是我承包。（这样大的工地，是很容易查清是谁人承包的，而我本人一个打工的根本就没资格也无能力去承包这样的工地）。至于原告刘水养诉状中及证人陈永生证词中所提到的被告唐显明委托被告黄毫山雇佣原告的字眼中“委托”二字，其作用只起到一个证明：刘水养、陈永生去福建拆台车的工资待遇，条件是黄毫山亲口对他们二人说的，而本人并不在场。如果在场就不会出现“委托”二字了。与此同时证明另一事实：刘水养、陈永生是黄毫山雇佣到福建的，与本人无关系。至于事后三人串通硬要说受本人委托，就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完全是三人瞎编出来的鬼话，毫无证据。讲到赔偿，至今都想不明白，出事的当初，有工地、有老板、有雇主，更有工程项目部在，为什么都无向他们提出赔偿呢？而事隔一年多了再编造一个虚假的事实来起诉我一个小人物。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本人怀疑是否原告与黄毫山、陈永生已在真正雇主处拿到了赔偿款后，又来串通敲诈本人？因为按照工伤在现阶段是很容易得到赔偿的，不是吗？
讲到收款收据，这更是原告精心策划的“陷阱”。是一种恶意行为。事情是这样的：原告伤好出院后，在2014年1月27日，刘水养说由于工程是我介绍的，现在经济困难要我借5000元，出于好心，我同意借5000元给他。并讲好刘水养在收到赔偿款后还给我。于是在借款后由刘水养带来的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写下这张收条。当时只想到是好心帮你，因此，一点自我保护的意识都没有，加上本人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当时并不清楚收条上的“三方”是指谁，只认为是自己是借款的一方。至于收条中“此借支应在工伤案件结束时的赔偿款中扣除”，我只认为是刘水养在拿到赔偿款后扣下来还给我，这是刘水养的还款保证。也是我借款给他的条件，这张收条实际是一份借款合同，因此，必须俩人签名。本是很正常的，没想到这个签名原告会用来证明“雇佣”关系的，还要把本人作为第一被告，而把黄毫山列为第二被告，告上法庭，我不知道收款收据中那一段文字证明了雇佣关系？依我看别有用心倒是证明了，恶意串通倒是证明了。原告与黄毫山是同村老乡，与证人是一伙的，原告在起诉状中就把他本人是沙坪镇关山村委会人的这一段故意漏写了。可见其中的恶意。
从上述及原告提供的起诉材料中可看出，原告对本人的起诉是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是雇主的，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是拆台车工地的承包人，更无证据证明原告是本人雇请到福建工地的。相反只证明原告及证人陈永生是被告黄毫山雇请到福建工地的。因此，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本人的诉讼请求，还本人一个公道，至于证人陈永生的作假行为，本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被告唐显明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被告黄毫山答辩称：我与原告（刘水养）在福建省漳平市打工，原告起诉我为被告，主体不合法，因我与原告是工友关系，不是雇主关系，也不是业主关系，他在工地受伤与我毫无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具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毫山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2日，两被告一起去福建漳平，被告唐显明向本院陈述是接到一个福建工地毛老板的电话，说有拆台车的工作，问被告唐显明去不去干？被告唐显明因有其它工作而走不开身，就说去不了，当时被告黄毫山正好在旁边听到，就要求被告唐显明介绍给他干，被告唐显明问过毛老板之后，就将毛老板的电话号码给了被告黄毫山，让他们自己联系。后被告黄毫山打电话给同为广东省乐昌市沙坪镇关山村委会的原告，叫上原告一起到了福建工地拆台车。2013年10月23日，原告拆台车时，不慎从2米高的架上跌落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左锁骨骨折、右眼及鼻梁部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3年10月25日至2013年11月23日；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25日，原告先后二次在乐昌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43天，用去医疗费用为26128.84元（原告诉状自认26128.81元）。原告治愈后，经广东北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的伤构成九级伤残。原告认为是两被告雇佣他到福建工地做事而受伤的，理应由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但两被告均不承认是自己雇佣原告去做事而受伤的，三方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决：1、要求被告唐显明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司法鉴定费，伤残补偿金等201493.60元；2、被告唐显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3、被告黄毫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被告唐显明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作为中间人，给了需要拆台车的老板的联系电话给被告黄毫山，至于被告黄毫山怎么去联系工程和雇佣谁去做事，均与自己无关，所以不应承担原告受伤的赔偿责任。被告黄毫山认为工程是被告唐显明的，自己是受被告唐显明的委托才打电话约请原告一起去拆台车的，被告唐显明才是雇主，所以原告受伤的责任应由被告唐显明负责，应由被告唐显明赔偿原告的损失。三方各执一词，调解无果。
另查明：原告是被告黄毫山电话叫去福建工地做工的，原告到达福建时，是被告黄毫山去接到工地的，是被告黄毫山与原告谈工钱180元／天，并由被告黄毫山发放工资给原告。原告受伤后，收到由被告黄毫山支付给的10000元，用于原告治疗。
庭审中，当原告提交在乐昌市区租房居住的《租房协议》，以证明自己是在乐昌城区生活时，被告黄毫山主动表述承认“原告是在乐昌住了一年多了，所以没有异议”、“我是和原告一起做事的”。
被告黄毫山和原告共同主张是被告黄毫山受被告唐显明委托而雇请原告去福建做事并协商工价的，原告的工资和10000元治疗费也是被告唐显明交给被告黄毫山后，由被告黄毫山交给原告的，但原告与被告黄毫山对以上主张，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支持。
2014年1月27日，原告以无钱过春节为由，向被告唐显明借支了人民币5000元，原告与被告唐显明共同签署了一张《收条》，注明“本人刘水养现因工伤三方谈无结果，向唐显明借支人民币5000元（伍仟元整），注：此借支应在工伤案件结束时的赔偿款中扣除，此借支一式两份，刘水养、唐显明各执一份。签名：刘水养，唐显明”。
以上事实，有原告起诉状、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录音光碟；两被告答辩状；各方的庭审陈述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刘水养，在受雇佣进行工作的时候受伤，依法应受到雇主的赔偿。
雇主与雇员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应从双方是否存在有雇佣合同协议？雇员是谁联系雇请的？工作报酬是与谁商定的？工资由谁发放？工作由谁安排？工作中受谁管理等要素去判断。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黄毫山均承认，是被告黄毫山打电话约请原告去福建做事，并到车站接原告的，原告180元／天的工作报酬，也是被告黄毫山与之商定的，工资也是被告黄毫山发放给原告的，工作也受被告黄毫山的安排管理，原告受伤后，被告黄毫山给了原告10000元进行治疗。原告受伤前，被告唐显明从始自终没与原告接触过，一直未在发生事故的工地出现过，对于当事人均一致认可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雇主？原告据以证明被告唐显明是雇主的主要证据是《收条》和电话录音光碟，《收条》的内容是“本人刘水养现因工伤三方谈无结果，向唐显明借支人民币5000元（伍仟元整），注：此借支应在工伤案件结束时的赔偿款中扣除，此借支一式两份，刘水养、唐显明各执一份。签名：刘水养，唐显明”，从《收条》内容上看，三处提到“借支”，表述原告是向被告唐显明“借支”5000元，而不是有赔偿责任一方的习惯做法和说法“预支”或“垫资”。从《收条》形式上看，《收条》的习惯做法是收钱的一方出具《收条》给付钱的一方作为凭证即可，也就是原告写好《收条》签名给被告唐显明即可，完全不需要付钱的一方被告1唐显明也在《收条》上签名，然后各执一份。从内容中“现因工伤三方谈无结果”的“借支”原因，到“注：此借支应在工伤案件结束时的赔偿款中扣除”原告向被告唐显明借钱承诺的还款途径和保证条款，综上分析，本案原告与被告唐显明共同签名形成的这张《收条》，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完全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收条》内容中所提到的“三方”，没有注明是哪三方？《收条》签名也只有两方，庭审时，原告说“三方”是指原告、唐显明、黄毫山。被告唐显明认为“三方”应该就是原告、黄毫山和福建工地的老板。被告黄毫山认为是原告与被告唐显明的事，与自己无关。另外，原告录取的与被告唐显明的通话录音光碟，由于被告唐显明表示对原告录音一事不知情，质证表示原告的取证不合法，不认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在没有其它确凿证据的佐证下，偷录的电话录音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因此，由于《收条》的“三方”概念模糊不清，没有注明，而且《收条》的签名又只有两方，录音光碟又是偷录的，原告根据《收条》的“三方”和被告唐显明“借支”5000元给原告的事实及录音光碟，就认定被告唐显明就是雇主，就是原告受伤一案的赔偿责任一方的推断，证据不足，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认定。
庭审时，原告自己陈述原写好的《收条》，因有“因工受伤”的字眼，被告唐显明就不同意，双方才另写《收条》的，由此原告自述的事实可以看出，被告唐显明原意借5000元给原告是不与原告受伤一事相关联的，被告唐显明主张是因为原告说没有钱过年了，因自己是介绍人，出于好心就借了5000元给原告，并不是因原告受伤赔钱给原告的说法是成立的。从《收条》内容中“现因工伤三方谈无结果”的“借支”原因，也证明了原告确实是因无钱过年而向被告1唐显明“借支”5000元。结合以上原告的庭审自述和被告唐显明认为自己是介绍人，介绍的工程导致原告受伤而欠疚的诉讼主张，之后就出现了原告与被告唐显明在电话录音光碟中商谈解决方案的事实，不排除被告唐显明出于介绍人的欠疚而息事宁人的可能。从原告的庭审自述可以看出被告唐显明一直是不承认对原告的受伤负有责任的，且原告对被告唐显明的电话录音也是被告唐显明所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被告唐显明为解决纠纷而所作的“借支”和商谈解决方案的工作，不能就此认定被告唐显明就是雇主，而应结合原告受雇参与工作的程序和操作细节事实来认定的。原告提交的证人陈永生的证词，因证人陈永生无特殊理由没有到庭进行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人陈永生的证词依法不予采信。
被告黄毫山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是原告起诉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被告之一，却又为原告做证人，出具了对被告唐显明不利而对原告和被告黄毫山自身有利的证人证言，更在庭审中主动出示了原告事先编辑好用手机发给他的证言，由被告黄毫山原版照抄作为诉讼的证据，原告的代理律师也在庭审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做了解释，是曾经在原告咨询时“曾经给过建议，尽量能够拿到唐显明与这个受伤有关联的相关证据”，之后才出现了违反一般常规的付钱一方却要在《收条》上签名的《收条》、原告与被告唐显明的电话录音、原告发给被告黄毫山的由原告编辑好的证言，以上原告和被告黄毫山有预谋、有意识取证的事实说明，同为广东省乐昌市沙坪镇关山村委会老乡的原告和被告黄毫山，在本案诉讼中存在恶意串通，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共同举证被告唐显明，丧失个人诚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的法律规定，原告和被告黄毫山在本案中恶意串通共同进行的损害被告唐显明利益的诉讼行为及形成的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和原、被告一致认可的事实，结合被告黄毫山在庭审中自述“那天还有一点事，几个小时的事，我就跟工地的老板说要算工钱，但是工地的老板说要唐显明来了才能拿到那个钱”可以判断出，被告黄毫山是直接与工地老板结算工钱的，工程是被告黄毫山向工地老板承接的。原告和被告黄毫山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一致主动认可是被告黄毫山雇请原告到福建工地做事的，只不过双方都主张是被告唐显明委托被告黄毫山雇请原告的。鉴于被告黄毫山与原告已一致承认是被告黄毫山雇请并亲自去车站接原告到福建工地做事的这个事实，只要被告黄毫山和原告拿不出证据证明被告唐显明有委托被告黄毫山的事实，就等于被告黄毫山自认了是其雇请原告到福建工地做事的事实。本案原告与被告黄毫山均主张是被告唐显明委托被告黄毫山雇请原告到福建工作的，原告工资和支付给原告的10000元治疗费也是被告唐显明给被告黄毫山后转交原告的说法，因原告和被告黄毫山在本案中均各自存在利益，言词存在有利于自己的可能，且无证据证明原告到福建工作是被告唐显明委托被告黄毫山雇请的，属于法律规定的有自述而无证据支持的主张，因此，原告与被告黄毫山提出是被告唐显明委托被告黄毫山雇请原告到福建工作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根据原告和被告黄毫山自述一致的事实，认定原告是由被告黄毫山雇佣的雇员，被告黄毫山是雇主，应对雇员原告在工作中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由于国家对拆台车没有相应的资质要求，被告黄毫山对雇请原告不存在过错，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黄毫山对原告的工作安排存在过错责任，原告是身体健康，意识清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承担注意的义务，现因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自身伤害，原告应承担自身损害的次要责任，承担责任的30%，被告黄毫山作为雇主，没有对原告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对施工没有采取人员捆扎安全绳等安全措施，应承担主要责任，承担责任的70%。
按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原告住院共用去医疗费用为26128.84元，但原告诉状自认26128.81元，没有超出实际支出，原告医疗费按其诉状自认的26128.81元计算。原告没有提交其有固定工作或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证明，则其误工费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即按24632元／年计算（即68元／天）。原告有证据证明其在发生意外前已在城镇居住，被告黄毫山在庭审中也自认原告是在城镇居住了一年多，是与其一起工作的，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的规定，原告提出伤残赔偿标准按城镇户籍赔偿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的伤残赔偿标准依法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32598.7元／年。原告没有提交护理人员的收入证明，所以，原告的护理费按当地80元／天的标准计算。对原告九级伤残的司法鉴定，被告黄毫山只说“不知道”，没有提出异议和重新申请鉴定，因此，原告伤残赔偿金依法按九级伤残标准赔偿。有医嘱证明原告需要“加强营养”，但原告提出营养费6000元，数额偏高，本院酌情认定营养费为1000元为宜。原告提出住院伙食费按50元／天计算，没有超出100元／天的计算标准，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在诉讼请求中的交通费一项，因原告没提交车票等相关证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本院认定原告此次意外事故的相关损害项目和数额是：1、医疗费：26128.81元；2、误工费：16116元（第一次住院30天，出院后全休6个月；第二次住院13天，出院后全休14天，共237天，按68元／天计算。68元／天×237天=16116元）；3、护理费：3440元（住院43天×80元／天=3440元）；4、住院伙食费：2150元（43天×50元／天）；5、营养费：1000元；6、司法鉴定费：2000元；7、伤残赔偿金：130394.8元（2013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98.7元／年，按九级伤残计算。32598.7元／年×20年×20%=130394.8元）。全部费用合计为181229.61元，被告黄毫山按70%的责任承担73567.21元（181229.61元×70%=126860.73元），减去被告黄毫山已支付的10000元，被告黄毫山还需赔偿原告116860.73元。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毫山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给原告刘水养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营养费、司法鉴定费、伤残赔偿金共116860.73元人民币。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322.4元，由原告刘水养负担1296.72元；由被告黄毫山负担3025.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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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张友荣
代理审判员 曾 建
代理审判员 何 杨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曾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