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81民初7321号
原告：徐信太，男，194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均（系徐信太儿子），男，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华莲，女，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纪平，诸暨市浣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戴水芳，女，1949年5月5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诸暨市镇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徐信太与被告徐华莲物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原告申请，对登记在被告徐华莲和周东名下的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西二环路157号开元小区3幢2单元608室房屋（在价值55万元内）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戴水芳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金冬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信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和徐华均、被告徐华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纪平、第三人戴水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信太诉称，原告与被告徐华莲系父女关系。原告在诸暨市的老房是原告和儿子徐华均出资出力建造，被告徐华莲没有出资出力。2007年原告所在房屋区域列入拆迁范围。被告徐华莲代表原告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0000739号《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的乙方当事人为原告，也注明了原告的身份号码。被告徐华莲却瞒着原告于2014年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将本该由原告获得的补偿安置房屋据为己有。2015年7月原告得知拆迁安置房屋可以办理产权证书，却发现被告徐华莲在不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两套本该属原告的补偿安置房登记至其名下（房号分别为开元小区3幢2单元608室和开元小区16幢1单元601室）。原告知情后表示强烈反对，要求被告徐华莲返还该两套房屋，但被告徐华莲拒绝返还。现原告获知被告徐华莲擅自出售开元小区16幢1单元601室房屋，获利45万元。原告认为被告徐华莲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原告重大损失，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徐华莲向原告返还其违法取得的开元小区3幢2单元608室房屋；由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500000元；由被告向原告返还其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违法取得的过渡费、搬家费计60000元。
被告徐华莲辩称，（一）原告诉称2007年编号0000739的《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被告代为原告签订的理由不能成立。2007年12月1日，当时是原告和被告均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最后落款的受益人也是被告本人。原告本人签订的《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也是2007年12月1日，编号为0000740，两份协议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签订的，且编号也是相连的。（二）0000739号这份协议的第五条约定，人口结构是本案被告和丈夫周东、儿子周晋组成的，足以证明该协议的受益人系被告本人和其家庭成员共三人。（三）本案第三人向法庭提交的《申请报告》中明确讲到，2007年12月1日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房屋是原告夫妻即被告的父母赠与给被告的。（四）被告所得的安置房产有部分确实是原告和第三人赠与的，并不是原告诉称的被告的两套安置房全都是原告夫妻赠与的，其中一部分是按政策规定归原告所得的。（五）2013年4月，诸暨市经济开发区动迁安置协调办公室根据2007年12月1日被告与经济开发总公司和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诸暨日报上公开刊登了被告是择房人的公示。（六）择房公示后，2013年6月6日，被告作为被拆迁人身份，与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再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该两套房屋的相应权属证件。（七）本案的标的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007年被告签订了协议，2013年4月3日刊登了择房公示，原告于2016年6月向法院起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被告认为不管从事实还是程序上看，被告通过一系列的合法手续取得了涉案两套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戴水芳辩称，被告也是对父母尽了孝道的，在房屋翻建时也是出资的，应该享受相应的权利；拆迁安置时的房屋，虽是原告和第三人的共同财产，当时第三人同意赠与了被告相应房屋面积，第三人不需要被告返还房屋；原、被告及第三人系一家人，不应打这场官司，家庭矛盾应该家庭内部解决。
原告徐信太为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07年12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0000739号的《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代原告签订了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明确载明乙方为原告徐信太，并书写了原告身份号码，且该拆迁协议原件在原告处，进一步说明该协议系被告代原告签订。经质证：被告认为应以拆迁办保存的该协议原件为准，另说明该协议系格式合同，原告本人也与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0000740的《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也是作为乙方代表签名的，故原告主张被告代为原告签字不是事实；第三人同意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另说明该协议在签订时对被拆迁的房屋达成赠与意向，故被告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有效的，且与该协议中的第五条内容相印证。
2、2007年12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0000740号的《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用于证明该协议的被拆迁人系原告，合同上载明原有房屋384平方米，被告辩称房屋赠与给其，不符合常理，另说明当时的拆迁政策不合理。经质证：被告认为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同时恰恰可以说明该协议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系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订，当时原告本人也是在场的；第三人认为其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3、原告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的《诸暨市私有房屋产权调换合同》和《销售不动产发票》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依照该产权调换合同取得了部分拆迁安置房屋，原告已缴清了相应的款项。经质证：被告和第三人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4、《关于缴纳契税的情况说明》和《通知》打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在2015年7月份办理契税证时收到该通知，原告此时才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故知道侵权的时间是2015年7月。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没有单位的印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说明原告认为是2015年7月才知道的理由不能成立，因2013年《诸暨日报》已对择房名单予以公示；第三人认为其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5、盖有诸暨市房地产管理处印章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房屋权属证明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于2015年7月取得了涉案两套房子，被告以48.5万元卖掉了其中一套房子，另一套房子仍由被告在使用。经质证，被告和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6、被告徐华莲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的《诸暨市私有房屋产权调换合同》复印件两份，用于证明被告没有经过原告同意，擅自与诸暨市开发总公司签订产权调换合同。经质证：被告认为该合同是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在择房后通知被告去签订的，择房公示是根据2007年12月1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确定的；第三人认为先有房屋赠与，之后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最后才有择房，根据择房结果，才签订该产权调换合同。
7、徐某（徐斌秀）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的《诸暨市私有房屋产权调换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徐某的产权调换协议中的这个房子是其女儿的，也是可以委托其父亲去代签的，这个房子也是做证做到了其父亲的名下。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和本案讼争的标的物没有关联性，个案不同，也不能以此类推，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认为其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8、申请证人施某、徐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本案讼争的房子是原告的，原告和第三人没有说过赠与给被告，徐某女儿的房子也是直接办在徐某的名下。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人施某的证言，确实证明了本案相关的事实，合同中的徐信太是产权人，其也说明了括号里的被告名字是实际安置人，2013年3月25日的文件规定，子女从父母处分割来的房产是直接可以做到子女处；对徐某的证人证言，其在庭审中也陈述到了，房屋有无赠与其不清楚，且个案是不能类推的，被告才是真正的拆迁安置人；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一致。
9、《信访答复意见书》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文件规定2008年开始就可以做到分户人的名下，并不是2013年3月25日之后，和证人施某陈述的有些不一致。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且2008年开始可以做了，2013年之后就更可以做了，和本案被告的主张没有矛盾；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一致。
10、《关于诸纪访（2014）38号反映问题调处情况的汇报》用于证明涉案房屋的房主系原告，根据拆迁政策，如果只有原告和第三人与征收单位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按人口安置150平方米房屋外另可得100平方安置房奖励，但被告参与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按人口安置为375平方米房屋，故经家庭人员口头协商约定，该375平方米安置房其中250平方米房屋归原告和第三人，多安置的125平方米安置房归被告。该证据经质证，被告认为其未口头约定将其中的100平方米安置房归还给原告，且该证据系给徐华均的回复，而徐华均并非本案当事人，故该回复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1、《诸暨市国土局地籍查询单》、《开发一区分局土地权属证书》各一份，用于证明讼争房屋确实系原告和第三人所有的老房子中分割来的。经质证，原告和第三人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2、2013年4月3日刊登于诸暨日报上的《择房户名单公示》，用于证明2007年12月1日被告和诸暨市经济开发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2013年去择房，名单上有本案的原、被告，原告虽一直主张是被告代签的，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在该公示名单上极大部分房屋系子女从父母处分割得来的。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这个不是公告，是内部的统计资料，原告也没有看到过；第三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13、被告徐华莲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的《诸暨市私有房屋产权调换合同》两份和销售不动产发票复印件各两份、房权证诸字第××号、第××号产权证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在诸暨市经济开发区动迁安置协调办公室处择房后，取得了两套安置房，并缴纳了差价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二套房子是原告的，原告是主张过产权要办到原告名下，但当时政策的执行是混乱的，被告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产权办理到其自己名下；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4、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审查表、第三人的书面陈述意见各一份，用于证明第三人和原告系夫妻，现在也是居住在一起的，一家人不应打官司。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结合三方的质证意见，依法分析认定如下：
证据1、2、3、5、6、8、11、13、14的真实性，三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9的真实性，被告和第三人均未提出实质性异议，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庭后经本院核实，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被告及第三人均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对案外人徐华均的信访回复，并对该回复意见中的徐华莲同意将其中一套安置房按口头约定归还父亲徐信太的事实予以否认，因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系浙江省诸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针对徐华均的信访所作的回复之事实予以确认，对该回复意见中的徐华莲同意将其中一套安置房按口头约定归还父亲徐信太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认定；证据12，因原告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收集并出示了诸暨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动迁安置协调办公室出具的《徐信太户安置情况证明》、诸新城办（2007）4号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及2017年9月28日盖有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房屋拆迁通知书》。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经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综合上述原、被告和第三人提供及本院收集的证据的分析认定情况并结合原、被告和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与第三人系夫妻，生育两子女即儿子徐华均与女儿徐华莲（即被告），全家户口均登记在诸暨市农业户口）。原告徐信太户原有坐落于诸暨市徐铁店（属于城西工业新城范围内）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为42.85平方米（地号为002-032-000-00099-000，登记时间为1995年12月30日）和114.03平方米（建于1982年6月30日前，其中98.30平方米于2002年登记，另15.73平方米于2007年11月1日由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分局确权）的二处房屋，该二宗房屋的土地权利人登记为户主徐信太。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2.85平方米的房屋系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共同建造（当时被告与哥哥徐华均尚在校读书），114.03平方米的房屋系原告徐信太父母留给徐信太的三间祖宅，上述二处房屋后主要由原告和儿子徐华均出资出力翻建成三楼，被告徐华莲也有部分出资。2007年因诸暨市城市总体规划，上述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2007年12月1日被告作为乙方代表与甲方即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0000739《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乙方服从城市建设需要，愿于2007年11月16日前将坐落在陶朱街道开元村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04.49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52.86平方米，合计157.35平方米及其附属物搬迁完毕，并交甲方验收和拆除。乙方保证该房屋引起的相关产权、债务纠纷自行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乙方安置公寓房的人口结构组成为：徐华莲（即被告）、周东（系被告丈夫）、周晋（系被告儿子），共三人。甲方根据诸政发（2003）40号文件规定，乙方可按规定合计安置公寓房面积225平方米。乙方选择在旺泰二期100平方米和125平方米套型房屋各一套。甲方给付乙方过渡费13217元，搬家费2774元，另补贴租房费5000元，合计20991元等内容。同日，原告作为乙方代表与甲方即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0000740《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乙方服从城市建设需要，愿于2007年11月16日前将坐落在陶朱街道开元村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80.09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207.15平方米，合计386.24平方米（其中批准占地面积104.89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314.67平方米，临时建筑面积72.57平方米）及其附属物搬迁完毕，并交甲方验收和拆除。乙方保证该房屋引起的相关产权、债务纠纷自行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乙方安置公寓房的人口结构组成为：徐信太（即原告）、戴水芳（即第三人），共二人。甲方根据诸政发（2003）40号文件规定，乙方可按规定合计安置公寓房面积150平方米。乙方选择在旺泰二期150平方米套型房屋一套。2013年4月3日，诸暨市经济开发区动迁安置协调办公室在诸暨日报上刊登的徐铁店择房名单公示表中有被告名下的二套安置房。被告徐华莲择定上述二套安置房后，作为乙方代表于2013年6月6日与甲方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诸暨市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二份，通过产权调换取得了位于诸暨市计建筑面积为130.389平方米（配3-23号自行车库计15.865平方米）和开元小区16幢601室计建筑面积为106.138平方米（配16-139号自行车库计12.956平方米）房屋二套。2015年7月被告徐华莲为上述二套安置房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2016年5月20日，被告与丈夫周东将开元小区16幢601室计建筑面积为106.138平方米（配16-139号自行车库计12.956平方米）房屋以48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案外人王旭丽。2016年6月16日原告向本院起诉。
另查明，诸新城办（2007）4号《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一条确定，对城西工业新城（商务区）范围内，因新城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并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的，适用该细则。第二条规定：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行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由被拆迁人选择一种。第五条规定：符合分户条件的被拆迁户已经分户，但土地房屋所有权证未分立的，均按家庭成员中第一顺序继承人人均等分计算房屋及占地面积，并实施相应的补偿安置（另有宅基的不得分割）。第六条规定：农居混居户中因其家庭成员不可分割的居民，无其他住房的，按农民办法补偿安置。不可分割指的是：夫妻、未成年子女。第八条农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中的第（四）项产权调换公寓房安置第1条规定：公寓房的安置标准：按被拆迁地段正式户口的常住农业人口人均建筑面积75平方米标准安置。如被拆迁人为一人户，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包括200平方米），可适当放宽安置标准至建筑面积150平方米一套公寓房或建筑面积75平方米的公寓房二套；另外，如被拆迁人为2人户，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350平方米以上的（包括350平方米）、被拆迁人为3人户，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425平方米以上的（包括425平方米）、如被拆迁人为4人户，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包括500平方米），均可另再增加安置一套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含100平方米）的公寓房。安置后被拆迁人多余的建筑面积一律实行货币安置。第2条安置房的选择办法：被拆迁人凭公寓房安置协议在指定时间、地点集中摸签抽取顺序号，再按顺序号依次摸取对应号，对应号所对应标明的楼幢、房号即为被拆迁人择定安置的公寓房。2007年9月28日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针对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的被征收户发放的《房屋拆迁通知书》，对上述实施细则内容作了明确规定。
再查明，被告徐华莲于2002年7月29日因分户作为户主单独立户，其户口仍在；被告丈夫周东与儿子周晋（生于2000年7月2日）的户口于2007年3月12日前迁至。另原告儿子徐华均有本人名下合法房产，其根据拆迁政策按四人户安置公寓房面积为300平方米。因被告徐华莲名下没有合法房产，其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从原告名下分割了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筑面积157.35平方米后，原告名下剩余的合法房屋建筑面积只有314.67平方米，根据拆迁政策规定，原告与第三人只能安置150平方米房屋，不能再享受100平方米安置房奖励。产权调换后的安置房的权属证书在2008年前相关房产管理部门要求只能登记在原始权源人名下，故被告徐华莲作为乙方代表于2007年12月1日与甲方即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0000739《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乙方注明为徐信太（徐华莲），并在（以下简称乙方）处填写了徐信太的身份证号码。但2008年后房产管理部门同意直接分户者办理产权证，即针对子女从父母处分割房产通过产权调换安置房的权属证书可以做到实际安置人子女名下。因被告徐华莲根据上述权证办理政策对其名下的涉案二套安置房自行办理了权属证书，为此，原告儿子徐华均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信访。浙江省诸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1月8日、3月17日向徐华均作出书面回复。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物权。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是以“户”的名义申请的，也是以“户”的名义审批的，使用证虽登记在一人名下，但宅基地使用权却通常是家庭共有的，所有户内登记人均是宅基地的共同使用人。农村房屋的宅基地是农村村民无偿取得的，具有人身依附性，即具有社会福利性，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受宅基地的影响，农村房屋也具有人身依附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系父母和子女关系，原告徐信太名下原有坐落于诸暨市徐铁店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为42.85平方米和114.03平方米的二处房屋，原告徐信太是作为户主登记为土地权利人，当时被告也系该家庭成员，故应认定被告系上述二处房屋的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之一。根据上述诸新城办（2007）4号《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及《房屋拆迁通知书》规定，被告徐华莲系符合分户条件且已分户的被拆迁户，在其名下无房产的情况下应以第一顺序继承人身份从原告徐信太名下登记的房产中按人均等分计算房屋占地及建筑面积，并按家庭人口每人75平方米享有安置房面积225平方米。被告徐华莲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诸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被告徐华莲一家按人口可享有225平方米的安置房及被告徐华莲一家可享有的过渡费、搬家费等予以确认。被告徐华莲后通过产权调换取得的涉案二套安置房系根据拆迁政策按人口安置所得，且被告徐华莲和丈夫周东已对该涉案二套安置房办理了相关权属证书。因被告徐华莲及丈夫周东系该涉案二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故两人于2016年5月20日将开元小区16幢601室计建筑面积为106.138平方米（配16-139号自行车库计12.956平方米）房屋以48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案外人王旭丽，系对该涉案房屋的自行合法处分。现原告主张涉案二套房屋归其所有，同时要求被告徐华莲赔偿其中出让的涉案房屋的房款5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被告全家户口均在，被告一家按拆迁政策取得的过渡费、搬家费应归被告一家所有，故原告要求返还该过渡费、搬家费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信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7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790元，由原告徐信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华
审 判 员 金冬红
人民陪审员 周苗来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郑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