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原告:潘宗懿，男，汉族，1970年5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工作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传媒大厦B座18楼，被告：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江北段43号。法定代表人：龚宪平，局长。委托代理人：刘飞杰，该局法规科科长。第三人：邓小安，男，汉族，1971年5月24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平江县，第三人:阳卫兵，男，汉族，1963年7月5日出生，住址：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人：欧阳颖佳，男，汉族，1991年7月9日出生，住址：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地址：博罗县龙溪镇深湖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阳卫兵。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宗懿，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宗懿不服被告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市工商局）2014年6月17日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复议决定》），于2014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8月13日受理后，于2014年8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宗懿、被告市工商局委托代理人刘飞杰、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下称华森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宗懿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邓小安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工商局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复议决定》，认定：2013年7月20日，华森公司向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博罗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并向博罗工商局提交了如下股权出质登记材料：1、出质人和质权人签字及加盖华森公司公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2、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3、股东会决议；4、华森公司股东阳卫兵2013年7月18日与质权人潘宗懿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5、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等。因华森公司隐瞒了阳卫兵股权已经被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查封、冻结的事实，博罗工商局的经办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审查华森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材料。经形式审查后认为，华森公司提交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材料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的要求。为此，博罗工商局于当日给予华森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另查明，2013年12月18日，申请人邓小安通过拍卖，以12639049元价钱取得华森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办公楼、宿舍、办公设备和2年经营权。2014年1月，申请人邓小安依据博罗县人民法院(下称博罗法院)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博罗工商局申请办理变更华森公司的过户手续，得悉华森公司已在2013年7月20日向博罗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人邓小安认为：华森公司隐瞒其工商登记已经被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依法查封的事实，仍以出质人阳卫兵与质权人潘宗懿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为出质依据，骗取了博罗工商局的出质登记。为此，申请人邓小安于2014年5月12日向本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出质人阳卫兵与质权人潘宗懿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违法无效。被告市工商局经复议认为,1、关于主体资格问题。复议案件涉及申请人邓小安、案件复议机关和包括华森公司、阳卫兵、潘宗懿、欧阳颖佳在内的当事人。申请人邓小安是通过拍卖方式，以12639049元价钱取得华森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办公楼、宿舍、办公设备和2年经营权。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出质登记是否合法将决定其权利是否能实现的问题。据此，申请人邓小案具有向本局提起行政复议主张的权利。就本局而言，申请人主张的是出质登记的合法性。根据《担保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包括股权在内的动产抵押登记的登记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32号令）（下称《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据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接到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而审查股权出质登记的合法性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就华森公司、阳卫兵、潘宗懿、欧阳颖佳而言，因本案作出的决定与上述人员单位存在利害关系，上述人员单位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的审理符合法律规定。2、申请人向本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有无超过时效问题。申请人是2014年1月20日，依据博罗法院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博罗工商局申请办理变更华森公司的过户手续，得悉华森公司已在2013年7月20日在博罗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为此，申请人当日就向博罗工商局提出撤销登记主张。博罗工商局就出质人与博罗法院查封问题专门致函博罗法院，博罗法院于2014年5月4日才作出回复。申请人于同年5月12日向本局提起行政复议并没有超过行政复议规定的期限。3、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的股权出质登记是否合法问题。股权出质登记的主要依据是出质人与质权人是否签订有《股权质押合同》。而认定《股权质押合同》是否合法的法定标准就是该《股权质押合同》是否符合《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和《物权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的情形，以及《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是2013年5月8日被博罗法院查封，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博罗法院并没有作出解除冻结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华森公司、阳卫兵在明知包括股权在内的财产被博罗法院查封的情况下仍然与潘宗懿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已构成欺诈，所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同因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依法应当予以撤销。4、本案是否要举行听证的问题，《行政复议法》并没有对是否听证作出规定。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本案第三人潘宗懿虽然提出听证申请，但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精神，听证的前提一则是重大、复杂的案件；二则是强制性规定。本案的违法性非常明显，不具有重大、复杂的属性。据此，本局认为，第三人主张听证因不符合上述法规规定而不予支持。5、关于经营权过户问题。本案聚集的问题是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的股权出质登记是否合法的问题。经营权是否能过户则是另一法律概念，非行政复议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人潘宗懿如对此有异议，可通过其他救济途径解决。6、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决定是否符合《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七条确立的齐全性要求问题。从被申请人博罗工商局提交的股权出质登记材料上看，除材料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外，仅从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符合上述齐全性的要求，登记程序也没有发现有问题。综上观点，被告市工商局认为，《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体下列条例：（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决定因违反了《担保法》、《物权法》和《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规定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情形，以及第三人华森公司、阳卫兵隐瞒公司登记被博罗法院查封的事实而无效。为此，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局决定：1、确认被申请人（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无效。2、责令被申请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规定撤销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可在接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被申请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市工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复议决定合法有据；2、邮件投递查询，3、行政处理告知记录，4、邮寄手续，这3个证据证明被答辩人超过诉讼时效；5、邓小安提供的价格鉴定书，证明邓小安具有申请复议主体资格；6、法院查封材料，证明股权不能出质；7、股权出质材料，证明出质股权不具合法性；8、法院回复，证明申请人没有超过申请复议期限；9、相关法律依据摘录，证明复议决定具有法律依据。补充证据：1、邮寄的证据，2、报纸公告，3、退回邮寄的证据，这三个证据证明答辩人向三个第三人进行公告、催告，公告后要求三个第三人到工商部门查看资料，被告程序合法。原告潘宗懿诉称，一、邓小安不是股权质押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博罗工商局准予股权质押登记行为对第三人邓小安行使华森公司经营管理权并没有导致任何影响，股权质押登记行为与邓小安没有利害关系，第三人以（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执行事项为由提出行政复议没有法律依据。二、邓小安提出复议申请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邓小安提出复议申请已超出60日期限，其无权提出复议请求。三、原告合法拥有华森公司股权质押权。1、2013年1月中旬，博罗县启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因公司生产需要，与其股东阳卫兵作为共同借款人，两次累计向原告和李俊先生借款共计244.55万元，借期3个月，借期届满后，启正公司及阳卫兵无法偿还借款，阳卫兵遂于2013年7月20日与原告签订协议，将其在华森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原告，作为前述借款的担保。2、2013年7月24日，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毕。手续办理过程中，应博罗工商局要求，经办人提交了质押合同、股东会决议和委托授权书等资料，博罗工商局向原告出具了登记编号为“A1300310280”的股权出质证明。四、被告未召开听证会，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原告合法权益。华森公司财产出资，涉及众多债权人，影响甚广；此外，涉及到华森公司2年经营权拍卖，博罗法院并没有进行拍卖公示，涉及暗箱操作。在此情况下，被告拒绝原告要求召开听证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剥夺了原告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并驳回第三人邓小安的全部复议请求等。在庭审中，原告对其起诉理由作如下补充：被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受理行政复议后，有将相关的文件有效地送达给三个第三人（指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在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我们没有看到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表明被告将复议决定有效送达给第三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违反了程序，剥夺三个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的合法权利，应该被认定违法。原告潘宗懿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依据：1、原告身份证，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据1、2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3、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原告合法享有华森公司股权的质押权；4、行政复议申请书，5、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4、5证明第三人邓小安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市工商局答辩称，一、复议案件涉及的主体是邓小安，华森公司、阳卫兵、潘宗懿、欧阳颖佳。申请人邓小安在2013年12月18日通过拍卖，以12639049元的价格竞得华森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办公楼、宿舍、办公设备和2年经营权。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出质登记是否合法将决定邓小安的权利是否能实现的问题。据此，申请人邓小安具有向答辩人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二、邓小安是2014年1月20日依据博罗法院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博罗工商局申请办理变更华森公司的过户问题，这才知悉华森公司已于2013年7月20日在博罗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为此，申请人邓小安当日就向博罗工商局提出撤销登记主张。博罗工商局在处理过程中，就出质问题与博罗法院查封问题专门致函博罗法院，博罗法院于2014年5月4日才作出回复。申请人于同年5月12日向本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没有超过复议申请的法定期限。三、股权出质登记的主要依据是出质人与质权人是否签订有《股权质押合同》，而认定《股权质押合同》是否合法的法定标准是该股权质押合同是否符合《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的规定，是否符合《物权法》第二百零九条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的规定，是否符合《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五条规定，即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是在2013年5月8日被博罗法院查封，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博罗法院并没有解除查封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华森公司、阳卫兵在明知包括股权在内的登记已被博罗法院查封的情况下仍然与潘宗懿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已构成欺诈，所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四、《行政复议法》并没有对是否听证作出规定。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听证前提一则是重大、复杂的案件，二则是强制性规定。在复议中，原告作为第三人虽然提出听证申请，但答辩人认为其听证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所以不予支持。五、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2014年6月17日依法作出，按被答辩人提供的地址本局于同年6月18日邮寄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于19日签收了该复议决定，答辩人收到一2014年8月29日审法院送达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9日的（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传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从上述规定推定，被答辩人是在8月初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早超过《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15日法定期限。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决定，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违反了《担保法》、《物权法》、《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的规定，第三人华森公司、阳卫兵隐瞒公司登记已经被博罗法院查封的事实，转让无效。答辩人于2014年6月17日依法作出的惠市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证据确凿，适法得当，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驳回答辩人的起诉。第三人邓小安未答辩，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在庭审时口头述称，三个第三人同意原告的全部观点，着重提出市工商局从行政复议受理到作出复议决定都没有将有效文件送达给三个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撤销。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原告潘宗懿对被告市工商局提供的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据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恰好证明原告依据该决定书提起本案诉讼。对其合法性，原告认为，第一，邓小安不具备提起行政复议的资格，人民法院要求博罗工商局把华森公司的经营权过户到邓小安名下，是要求对经营权过户，与本案股权质押登记没有任何关联。邓小安以经营过户这个理由要求撤销股权质押登记是没有依据的，他与股权质押登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从邓小安得知华森公司的股权存在质押这个事实导致自己所谓的经营权不能过户登记至其提出行政复议时间的5月12日，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60日期限。在被告的答辩状中，被告也承认提出行政复议的时间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60日，被告应当驳回。对于被告在复议决定书中认为原告的股权质押不合法、质押合同无效的问题，其实，在质押手续办理前，华森公司在2013年5月被博罗法院查封，我没有看到5月中旬查封的证据。案件涉及的事情比较复杂，博罗工商局对此事实清楚，涉及华森公司的资产等股权查封，不是简单的工商登记纠纷。被告在行政复议时，原告已书面提出要求进行听证，不听证是违法的；对于证据2、3、4，证明原告没有超过时效，在2014年6月27日，原告就向惠州中院提出行政诉讼，惠州中院进行内部审核，口头裁定此案由城区法院审理；对证据5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其关联性恰好证明邓小安没有资格提出行政复议，理由就是依据这些材料法院给予其2年的经营权；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个证据不存在工商监管企业档案，博罗法院出具的第1134-4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是2年经营权，不存在股权，该证据表明邓小安以经营权过户要求撤销我方的股权质押登记是没有道理的，被告提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没有股权查封问题。华森公司的股权被查封，没有证据证明博罗工商局已按程序办理在案；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一点表明邓小安已经知道股权质押，计算时间应在今年1月20日；证据9与本案无关。对被告补充的三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以邮寄方式发给三个第三人但被退回，三个第三人的通讯地址如何有效送达，复议期间的文书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地址不详的采用公告送达，公告期间不少于两个月，而被告只有15天，程序违法。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对被告市工商局的证据、依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潘宗懿相同。被告市工商局对原告潘宗懿提供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博罗法院是对华森公司的所有工商登记予以查封；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恰好证明邓小安具有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的权利。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对原告潘宗懿的证据、依据无异议。本院对被告市工商局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及三个第三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2、3、4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5的关联性予确认；对证据6、8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9是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对补充提交的三个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本院对原告潘宗懿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及三个第三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不确认；对证据5、6、7的关联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博罗法院作出的（2012）惠博法民二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作为案件的胜诉方广州闽和贸易有限公司向博罗法院申请执行。2013年1月18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名下位博罗县××××村村深湖小组大园（地名）的24165.87平方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龙溪地字第4413222009-0084号，开发工业项目合同，博罗县国土资源局的证明]的工业用地使用权。2013年5月8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在同一天，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博罗工商局协助查封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上述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均送达给了博罗工商局。2013年6月19日，博罗法院作出（2013）惠博法执字第835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6栋厂房及保安亭1栋（共计6006.44㎡）、办公楼1栋（733.53㎡）、宿舍楼1栋(961.58㎡)、办公设备等财产一批。2013年11月15日，博罗法院依法委托拍卖行对第三人华森公司被查封的上述财产及2年的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2013年12月18日，拍卖会举行，第三人邓小安最终以人民币12253969元价格竞得第三人华森公司的上述财产及2年经营权。2014年1月7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6号《执行裁定书》，确认第三人华森公司“上述财产的所有权自拍卖成交时起转移给买受人邓小安”。也在当天，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博罗国土局协助执行相关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2014年1月17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博罗工商局将第三人华森公司2年经营权过户到买受人邓小安名下。2014年1月20日，第三人邓小安持相关文件到博罗工商局要求办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过户手续，被告知第三人华森公司已在博罗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第三人邓小安当即向博罗工商局提出撤销该股权出质登记的主张。博罗工商局发现问题后，就华森公司股权出质与博罗法院查封问题专门致函博罗法院，博罗法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回复。第三人邓小安认为：华森公司隐瞒其工商登记已经被博罗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依法查封的事实，以出质人阳卫兵与质权人潘宗懿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作出质依据，骗取了博罗工商局的出质登记，明显违法，该股权出质登记行为无效，应依法撤销。2014年5月12日，第三人邓小安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5月27日，被告在《惠州日报》刊登公告，通知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被告已在2014年5月12日受理了邓小安的行政复议申请，请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逾期则视为放弃抗辩。被告受理了第三人邓小安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下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决定：“1、确认被申请人（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无效；2、责令被申请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规定撤销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的股权出质登记。”2014年6月23日，被告在《惠州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告知第三人华森公司、阳卫兵、欧阳颖佳，行政复议决定已在2014年6月17日作出，因无法直接送达，要求该三个第三人到被告的法规科领取《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4年6月27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口头裁定此案应由惠城区人民法院受理。2014年8月1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三人邓小安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出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本院说明未出庭参加诉讼的理由。另查明，2013年7月20日，第三人阳卫兵与原告签订协议，将其在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原告。2013年7月20日，第三人华森公司及原告向博罗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并提交了出质人和质权人签字及加盖华森公司公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出质人和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股东会决议[华森公司有阳卫兵（占90%股份）和欧阳颖佳（占10%股份）两个股东，两个股东的签字时间是2013年7月18日]、阳卫兵与原告在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等材料。博罗工商局受理股权出质登记申请后，经形式审查，认为华森公司提交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材料符合《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的要求，便在当日给予办理了华森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是否合法，首先要解决如下问题：（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第三人邓小安是否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质押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第三人邓小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有无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期限？（四）原告是否合法拥有华森公司股权的质押权？（五）被告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前未举行听证是否违法？（六）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有无收到或者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等？（七）被告补充提交证据是否违法？（八）关于原告提出第三人邓小安是要求博罗工商局办理经营权过户而不是股权质押的问题。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是在2014年6月17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是在2014年6月19日收到被告寄送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6月27日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及相关起诉材料。之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告知原告应当向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起诉，原告于2014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应当认定原告的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是在法定期限之内提起本案诉讼。关于第三人邓小安是否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质押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无论是原告还是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均不否认第三人邓小安系于2013年12月18日通过拍卖竞价以人民币12253969元竞得第三人华森公司的位博罗县××××村村深湖小组大园（地名）的24165.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6栋厂房及保安亭1栋（共计6006.44㎡）、办公楼1栋（733.53㎡）、宿舍楼1栋(961.58㎡)、办公设备等财产一批的事实。同时，被告的证据证明了博罗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依法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的事实。上述财产是以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名义存在，以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名义运作，而博罗工商局却在2013年7月20日给予原告与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这一出质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第三人邓小安对上述财产权益能否实现的重大利益问题。《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第三人邓小安与博罗工商局的出质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提起行政复议的资格不容置疑。关于第三人邓小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有无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法定期限的问题。《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4年1月20日，第三人邓小安到博罗工商局办理华森公司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这才得知博罗工商局为华森公司在2013年7月20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第三人邓小安当即要求博罗工商局撤销该股权出质登记。博罗工商局发现博罗法院查封工商登记与股权出质登记出现冲突的情况后，即向博罗法院发函，博罗法院直到2014年5月4日才向博罗工商局复函，第三人邓小安于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上述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第三人邓小安自知道博罗工商局的出质登记具体行政行为后没有在2014年3月20日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是因博罗法院一直到2014年5月4日才回复博罗工商局。《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邓小安于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有正当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原告是否合法拥有华森公司股权的质押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前面已述，2013年1月18日，博罗法院依法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名下位博罗县××××村村深湖小组大园（地名）的24165.87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使用权。2013年5月8日，博罗法院依法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2013年6月19日，博罗法院依法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6栋厂房及保安亭1栋（共计6006.44㎡）、办公楼1栋（733.53㎡）、宿舍楼1栋(961.58㎡)、办公设备等财产一批。这些情况，无论是第三人华森公司，还是作为华森公司的股东的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都应该清楚。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财产（包括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进行转让、出让、变卖、抵押、质押等。国家工商总局的《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出质登记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查封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根据查明的事实及上述法律和行政规章等的规定，第三人华森公司（也包括股东阳卫兵、欧阳颖佳）将公司股份出质于原告，与原告签订《股权出质合同》，是非法行为。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财产、工商登记已被博罗法院依法查封，在博罗法院未解除查封的情况下，博罗工商局给还予第三人华森公司与原告股权质押进行登记，更是违法。被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关于被告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前未举行听证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对于行政复议过程中是否举行听证，法律没有作出规定，法规并无作出强制性规定。被告在复议过程中，其认为事实比较清楚，证据比较确凿，不存在“重大、复杂”的情形，决定不举行听证，与法不悖。况且，经庭审查明，案件确实不存在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关于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有无收到或者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问题。首先，该三个第三人不是被告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其次，因无法向该三个第三人直接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于2014年6月23日在《惠州日报》公告，要求该三个第三人到被告处领取《行政复议决定书》。再次，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该三个第三人共同委托原告（以律师身份）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这也证明该三个第三人完全知悉被告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该决定书的内容。当然，被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文书的送达方面存在瑕疵，但该瑕疵并未对原告、三个第三人的权益造成实质影响。关于原告提出第三人邓小安是要求博罗工商局办理经营权过户而不是股权质押的问题。根据被告及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邓小安确是持博罗法院的裁定书等到博罗工商局要求办理第三人华森公司经营权过户手续，但是，当其得知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股权已在博罗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后，即要求博罗工商局对该质押登记予以撤销，博罗工商也在一段时间内对该问题进行处理，最后，第三人邓小安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请求是“确认出质人阳卫兵与质权人潘宗懿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违法无效，并责成被申请人依法撤销这次股权质押登记”。所以，原告以邓小安要求过户的是经营权，与博罗工商局的股权质押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无关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关于被告补充提交证据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告在向本院递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时，并无提出被告没有将《行政复议决定书》等送达给三个第三人是程序违法的主张，而是在庭审时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亦有相应规定。原告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新的主张，有对被告进行突然袭击的嫌疑，不允许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新的主张进行答辩及补充证据，对被告极为不利。在此诉讼情况下，不准许被告补充相关证据，与法不符，与理不通。综上所述，被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邓小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却未出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案件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及上述所引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维持被告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6月17日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兆强审 判 员  黄 艳代理审判员  钟志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