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1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山市鸿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山市赤溪镇田头亲仁新区西安村***号。法定代表人：梅赞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庚，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玲，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山市北陡雄利砂石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台山市北陡镇石蕉村委会南蛇尾。法定代表人：黄持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彦，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台山市鸿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台山市北陡雄利砂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利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1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书，改判雄利公司立即向鸿海公司返还人民币692300元及从2014年11月12日起以6923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暂计至2016年11月11日为72239.58元），以后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至本金返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由雄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雄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涉案692300元是……支付的采矿价款，……鸿海公司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仅能证明其曾向雄利公司支付‘资源费’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是委托雄利公司协助办理采石场许可证的费用……也没有提供有关合同或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这一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具体如下：通过一审调查可知，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均确认：鸿海公司向雄利公司支付了涉案的692300元，转账的交易摘要备注“资源费及其他”，但该款项的用途如何、是否应当退回的问题，鸿海公司认为：1、鸿海公司主张款项是委托雄利公司办证预付的费用，由于雄利公司未为鸿海公司办证应当退回，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依据一般法理，委托合同是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是双务合同。依据《合同法》第396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委托关系自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达成一致时即成立，合同形式可以是书面形式，也是可以是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同时，委托合同是双务合同，是一种劳动合同，除非有特别的约定，依据《合同法》第398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无论委托合同是否有偿，委托人均应当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5条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雄利公司如办理鸿海公司委托许可证事项，在办理过程中必然会向相关部门缴交相关的费用，鸿海公司向雄利公司支付款项注明是“资源费及其他”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及符合办理采矿权许可证实际需要。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不应仅是委托关系存在的形式要件，鸿海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提交了鸿海公司向雄利公司支付款项的“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用途注明是“资源费及其他”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及符合办理采矿权许可证实际需要，足以证实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存在委托关系，雄利公司从未为鸿海公司办理委托事项，应当退回鸿海公司支付的款项，鸿海公司已依法完成了全部举证责任，如果雄利公司认为其有理由合法占有该款项，雄利公司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雄利公司否认鸿海公司支付的款项为办理费用，而主张鸿海公司支付款项是支付给雄利公司采矿价款，否认应当退回，雄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鸿海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自己诉求的情况下，雄利公司否认鸿海公司主张，提出款项为其他用途用于反驳鸿海公司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时举证责任开始转移，雄利公司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一审过程中，雄利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而面对一审法庭提问，雄利公司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基本要素，例如交易方式、加以标的物的种类、单价、数量、结算方式等等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都无法确定，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存在？雄利公司对其主张一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雄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雄利公司以存在买卖关系为由企图占有鸿海公司的款项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未对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争议款项如何定性、雄利公司是否可以合法占有涉案款项作出实质处理，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明确，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而一审判决确认鸿海公司支付向雄利公司转账支付了692300元“资源费”，本案是给付之诉，不管本案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关系如何定性，当事人双方核心利益就是涉案的692300元是否应当退回。本案一审应当就该费用是否属于鸿海公司主张的办理许可证预付费，还是属于雄利公司主张的支付采矿价款，雄利公司占有涉案款项是否有合法理据，是否应当退回得出结论。若双方提交的证据都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关于上述款项是否应当退回，若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查明事实与鸿海公司与雄利公司主张法律关系不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对争议的标的定性作出处理，然而一审判决既未采信雄利公司主张又未对涉案项目真正用途予以查明，一审判决根本没有就涉案款项的性质得出结论，没有处理该笔款项，该笔款项仍存在争议，一审如此判决，严重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综上所述，鸿海公司主张委托关系证据充分，雄利公司未为鸿海公司处理委托事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可以合法取得占有该款项，其应当退回涉案款项给鸿海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鸿海公司一审的全部诉求。雄利公司辩称：鸿海公司诉称雄利公司以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收取其款项，其主张既无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情理，其主张不成立。鸿海公司主张雄利公司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纯粹是其一面之词。双方之间并无签订合同，其汇款凭证也无记载雄利公司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相关事项，汇款凭证上的“交易摘要”栏记载为资源费，不是办证费。鸿海公司主张雄利公司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所涉及的矿区是雄利公司所持《采矿许可证》范围以外的矿区，这就更不合理了，鸿海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矿业投资等，其既可自行申请《采矿许可证》，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力，根本无需另外多花一笔钱请雄利公司协助其办理采矿许可证。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资料：（一）申请登记书和矿区范围图；（二）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四）依法设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五）开采矿产资源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六）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鸿海公司主张雄利公司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则其应向雄利公司提交上述法律法规的资料，但鸿海公司从没有向雄利公司提交过上述资料，在庭审中也没有向法庭出示上述资料。再者，鸿海公司主张雄利公司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则其应作为申请主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但鸿海公司从未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过办理采矿许可证的申请。一审判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违法。鸿海公司主张雄利公司以协助其办理采石场许可证收取其款项，鸿海公司的该主张是明确而肯定的，则一审判决围绕鸿海公司的该主张是否成立进行审理并无不妥，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一审判决认为鸿海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该事实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驳回鸿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在程序和适用法律上并无错误。鸿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雄利公司立即返还692300元及从2014年11月12日起以6923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暂计至2016年11月10日为72239.58元），以后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两项合计为764539.58元；2、雄利公司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鸿海公司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显示，鸿海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向雄利公司转账692300元，交易摘要一栏注明上述款项为“资源费及其他”。鸿海公司主张该项费用为委托雄利公司协助办证的费用，但鸿海公司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相互佐证，而雄利公司对此也不承认。因此，对鸿海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2.雄利公司主张鸿海公司向其转账的692300元是鸿海公司在雄利公司的矿场采矿而支付的价款，但雄利公司没有提供有关合同或结算凭证相互佐证，而鸿海公司对此也不承认。因此，对雄利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3.雄利公司当庭申请一审法院向台山市国土资源局调取证号为C4407002009047220011987的《采矿许可证》原件，以证明雄利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的矿区面积、范围及有效期限。因雄利公司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虽然雄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涉案692300元是鸿海公司向雄利公司支付的采矿价款，但不能因此而免除鸿海公司就其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成立所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鸿海公司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仅能证明其曾向雄利公司支付“资源费”692300元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鸿海公司主张的上述款项是其委托雄利公司协助办理采石场许可证的费用，而且鸿海公司也没有提供有关合同或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鸿海公司请求雄利公司返还692300元及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鸿海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445.39元，由鸿海投资公司负担。二审中，鸿海公司没有提交证据；雄利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伙食记录，以证明鸿海公司工人的伙食费用情况，其中记载的“梅老板”就是指鸿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梅赞池，鸿海公司在矿区取石、运石、作业的事实；2、采石记录，以证明锯石组、超石组的工作情况，包括采石的层数（如第6层、第7层、第8层、顶层等）、长度规格以及价款等，鸿海公司在矿区取石、运石、作业的事实；3、运石记录，以证明运石的司机姓名、车号、日期、价格，并对石材的种类作了编号（如M153、M169、K113、L179等），其中备注“老板收款”指鸿海公司的老板收取了相应石料款，鸿海公司在矿区取石、运石、作业的事实；4、苏炳勇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以证明鸿海公司支付劳务工资给其聘请的苏炳勇的事实；5、苏炳勇到庭所作证言，以证明鸿海公司在矿区取石。另外，雄利公司申请本院到位于台山市北陡镇猪肝吊胆山的矿区或台山市北陡镇石蕉村民委员会向相关人员调查鸿海公司在雄利公司矿区取石的事实。对当事人争议的鸿海公司是否曾在雄利公司矿区取石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雄利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主要系基于鸿海公司聘请苏炳勇管理其石场的认识，提供苏炳勇所作记录及银行账户收款记录并由苏炳勇出庭作证，拟证明鸿海公司曾在雄利公司石场取石的事实。但由于苏炳勇承认与鸿海公司并未就聘用管理石场事宜签订合同，且其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未记载相应的付款人，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苏炳勇与鸿海公司的关系，仅凭苏炳勇单方所作记录亦不足以证明鸿海公司曾在雄利公司石场取石的事实，故本院不予确认。另外，雄利公司二审中申请本院到矿区和当地村委会调查取证的问题，因该调查事项不属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本院不予准许。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鸿海公司认为雄利公司以协助其办理采矿许可证为由收取其费用，据此主张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并向雄利公司主张权利。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鸿海公司应当首先对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对此，鸿海公司仅提供了交易摘要记载为“资源费及其它”的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以证明其主张，而仅凭该证据显然系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并且鸿海公司对于拟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具体范围和期限、雄利公司办证的期限以及该款项如何确定等涉及委托合同的基本要素均无法作出明确解释和说明，本院不予采纳。故鸿海公司基于委托合同关系请求雄利公司退还费用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鸿海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5.39元，由上诉人台山市鸿海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春梅审判员  黎景欣审判员  刘邦中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