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深福法行初字第488号
原告张莹敏，住址广东省高州市。
委托代理人黎雄，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恩慈，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西区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莹，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达青，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深圳市八福贸易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罗湖1号3楼东面。
法定代表人孙宜斌，该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乐园，广东金卓越（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云彬，住址广东省揭东县，该司员工。
原告张莹敏不服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行为一案，本院于2015年0××月××1日受理后，于2015年4月××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莹敏及其委托代理人黎雄、王恩慈、被告委托代理人王莹、夏达青、第三人委托代理人乐园、刘云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深人社认字（罗）（2014）第421074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原告父亲张圣波（即本案第三人员工）于2014年7月22日在宿舍突发××，从宿舍前往医院就医，医治无效在48小时内不治身亡，其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十条规定，认定该员工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
1、工伤认定申请表；2、身份证；××、工作证、劳动合同；4、病历；5、死亡证明书；6、火化证书；7、证明；8、证言证词；9、律师所函；10、授权委托书；11、公证书；12、户口本、身份证；××、收文回执、补齐材料告知书；14、受理告知书存根；15、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工伤认定书；17、送达回执。
原告诉称，一、被告认为张圣波是在宿舍发病死亡的认定是错误的。被告在《工伤认定书》中认定“张圣波是在宿舍突发××”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原告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所提交的陈某的证言证词显示，陈某陈述张圣波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中突感身体不适，便在公司休息一下，其后回到公司宿舍准备再由原告将张圣波送往医院救治，显然张圣波突发××的时间节点是在公司工作期间，被告人为认定其突发××时间是在宿舍，显然是为逃避赔付责任。二、本案第三人即深圳市八福贸易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亦对张圣波是在工作期间突发××这一客观事实确认无误。作为张圣波的用人单位，亦系现场目击证人，如实地反映张圣波病发经过，其过程完全符合视同工伤情形，然而被告既不是现场目击证人，却能凭空认定张圣波是在宿舍突发××这一结论的，其依据何在？三、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2004）256号］的规定，张圣波突发××至经抢救无效死亡并未超过48小时，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中视同工伤的认定。四、本案第三人作为用人单位和员工张圣波，两者均能依法依规履行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依法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规定的费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保障员工出现意外情况时能得到政府承诺下保障，死者张圣波正值壮年，乃一家之主，正所谓上有老下有小，本应该得到合法的保障权益，然而等来的却是社保部门为一己之私利下的简单粗暴再次伤害，实在令老百姓心寒。综上，被告作出的深人社认字（罗）（2014）第421074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撤销，重新作出视同为工伤的决定。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深人社认字（罗）（2014）第421074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视同工伤的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均为复印件）：
1、原告户口簿、公证书；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第三人企业登记信息、组织机构代码证；4、深圳市工伤认定书；5、病历、入院记录、诊断证明书；6、死亡医学书、火化证；7、劳动合同；8、证言证词、身份证。
被告辩称，一、就本案事实而言：综合审查本案原告申报时的所有材料、被告依法制作的调查笔录等材料，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张圣波是在宿舍休息时突发××，后前往医院就医后不治身亡。首先，根据罗湖区人民医院病历上的客观记载，张圣波自身甲亢病史××年，从此可以知晓张圣波本身××系长期存在，并非突然患上突然发作。因此，本案属于张圣波自身××导致死亡，不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工作岗位上突发××视同工伤的情形。其次，根据原告病历的客观记载，张圣波系“今日服用不知名药物后出现心悸、头晕……”。上述病历记载可知，张圣波死亡一方面与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服用了不知名药物，因药物导致自身不适。在张圣波的病历记录及死亡记录中都对张圣波“药物中毒”情形有所记载。因此，本案出现了服用不知名药物这一介入因素导致张圣波死亡，并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对于突发××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应该视为因服用不知名药物导致疑似药物中毒诱发死亡，因此不视同工伤。最后，原告主张其父亲张圣波是在上班时间内突发××，但并没有提供相应客观证据予以证明。经被告调查可知，张圣波2014年7月22日早上仍然正常工作，并未出现因××中断工作而前往医院就医的情形。后张圣波中午在宿舍休息时感到不适，便于14：00前往医院就医，并不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二、就本案的法律理解与适用：第一，工伤保险条例对突发××死亡视同工伤的规定，来源于劳动部1996年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即：由于工作紧张突发××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的立法本义是考虑到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劳死或猝死的社会现象。但该试行办法将突发××死亡或经抢救治疗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纳入工伤后，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产生很多问题，因此，在2004年出台《工伤保险条例》时作出了修正，将突发××经抢救治疗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予以排除，同时将突发××死亡与工伤事故进行区分，将其纳入视同工伤的情形。所谓视同工伤，也就是说，这类情形本不应属于工伤的保护范畴，但考虑到其与工作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而作为工伤对待。那么也就意味着立法者在对此种情形进行立法时，其立法天平已经向劳动者有所倾斜。因此，在适用这些条款时，应当严格依据法条的规定来进行认定，必须“工作岗位”上××突发，而非在工作场所，更加不宜作扩大理解为“为了生理需要而在住所”。第二，原国家劳动部也是基于上述理解，于2004年下发了《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文），其中规定：第三条所解释的“突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的起算时间”。而《北京市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突发××”应考虑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然发病，且情况紧急，在工作岗位上死亡或者从工作岗位上直接送往医院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的情形；上述规定，亦符合劳动部的理解。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认为视同工伤的情形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法定要件：①工作时间、②工作岗位、③猝死或突发××并送院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而本案中，张圣波系中午在宿舍休息时身体发生严重不适，后前往医院治疗无效导致死亡，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法定要件。最后，《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本身并不包括职工因自身××造成的伤害；所以被告作为行政认定机关，依照视同工伤从严认定的法定原则，对于突发××视同工伤的情形严格要求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猝死或突发××并送院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的三要素进行认定，上述认定标准符合立法本意，且便于厘清工伤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避免造成社保管理制度的混乱。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请求没有依据，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条例的规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表述适当，请求依法维持。
第三人庭审时述称，第三人认为本案并不属于工伤，首先，关于工作时间问题，根据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书受害经过简述中记载，张圣波因身体不适，中午1点回宿舍休息，根据公司员工陈某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张圣波12点下班后1点左右自行搭乘电梯回到宿舍休息，2点左右前往医院就医，结合上述证据及其他证人证言可以得××，2点左右前往医院就医，故可以认定张圣波发病是中午1-2点，不属于工作时间；其次关于工作岗位问题，张圣波的职务为电工，负责整栋大厦的电路维护，有工作安排时予以工作，无相应工作安排时在办公室休息，张圣波在中午1-2点发病时正在宿舍休息，并不是在进行电工工作，故可以认定张圣波在发病时并不在工作岗位；最后，根据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入院记录第1页所载，张圣波在医院急诊科自述，有××，出院诊断书记载××原因可能是药物中毒，综上可以认定张圣波自身患有××，且长期服药，事故发生起因是因为自身××及服药过量导致。综上三点，第三人认为本案张圣波并不属于工伤，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合法有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原告、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张莹敏系死者张圣波的女儿。2014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张圣波为第三人员工，任职工程部，2014年7月22日张圣波在公司正常上班期间，突感身体不适，在公司休息到当天下午1时左右回到宿舍休息，当天下午××时左右到深圳市罗湖医院入院治疗，并于当天死亡，请求工伤认定。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签署“同意申请工伤”，并加盖了公章。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医疗病历本、××诊断书、申请人与受害者关系证明、工作证、上下班工作记录卡、居民死亡原因医学证明报告卡、法医证明、证人证词、员工的身份证、书面劳动合同、死亡通知书、死亡火化通知书等材料。其中，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急诊科2014年7月22日15时××4分的《病历》记载：患者有甲亢史10余年，未规律治疗，今日服用不知名药物出现心悸、头晕，无抽搐、恶心、无呕吐。该院的《入院记录》记载：入院时间：2014年7月22日××时48分；死亡时间：2014年7月22日18时46分；主诉：心悸7小时；入院情况：患者今日服用当地医师给予药物（具体不详）后出现心悸不适，伴头晕、无恶心呕吐，无肢体抽搐等，该院急诊科就诊自诉有××史”；死亡诊断：心源性休克、高钾血症、低钠血症、低糖血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性心脏病、心功能IV级、心衰××度、心律失常、室性逸搏心律、药物中毒？证人陈某2014年8月20日的证词陈述，2014年7月22日上午11时左右，张圣波突发身体不适头晕，之后在办公桌上休息，到下午1时左右自己乘坐电梯到宿舍休息，下午2时左右由其女儿陪同到罗湖医院就医。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4年11月5日和2014年11月10日对证人陈某、余某进行调查并做了调查笔录。陈某陈述张圣波2014年7月22日上午9时左右到公司一楼监控室上班，11时左右看见他脸和嘴唇发白，经询问他说身体不舒服、头晕，12时左右回宿舍休息，14时他女儿陪同他去医院治疗。余某陈述2014年7月22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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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时之间，她在第三人公司监控室发现张圣波趴在监控室的桌上休息。被告对相关材料进行综合审核后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深人社认字（罗）（2014）第421074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张圣波于2014年7月22日在宿舍突发××，从宿舍前往医院就医，医治无效在48小时内不治身亡，其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十条规定，认定该员工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对于张圣波生前系第三人的员工，于2014年7月22日18时46分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圣波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从工伤认定申请表、证言证词及陈某、余某等人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均证实张圣波系于2014年7月22日11时左右在公司监控室上班时突发身体不适，并于当天下午到医院就诊。由此可见，张圣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之后回宿舍休息并于当天15时××4分从宿舍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就诊，经抢救无效于当天18时46分死亡，从张圣波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到经抢救无效死亡，并没有超过48小时。张圣波的情形符合上述条例的规定，应认定视同工伤。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认定张圣波于2014年7月22日在宿舍突发××，从宿舍前往医院就医，医治无效在48小时内不治身亡，其情形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被告主张张圣波本身长期存在××，并非突然患上突然发作，且因服用不知名药物导致自身不适，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突发××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本院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函（2004）256号《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的‘突发××’包括各类××。‘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的起算时间。”按照上述《意见》，并未对突发××的类型、突发××的诱因、是否是固有××等设置限制性和排除性规定，故，被告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行为，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行为是被告的行政职权，因此，原告诉请直接判决被告作出认定张圣波视同工伤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深人社认字（罗）（2014）第421074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应径付原告）。
各方当事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劭辉
人民陪审员 侯 昆
人民陪审员 杨江河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雷艳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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