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兵08民终4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全，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住石河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会河，男，1961年5月8日出生，住新疆沙湾县。上诉人张大全因与被上诉人李会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7）兵9001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大全、被上诉人李会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大全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6年7月28日，本案证人张×、库×需要麦秸秆饲养牲畜，张×联系被上诉人去上诉人麦地捆扎麦秸秆。当时上诉人不在家，上诉人也不认识被上诉人。之后张×等人不要麦秸秆，造成被上诉人无法收回捆扎费用。被上诉人央求上诉人为其开具证明，证实给张×捆扎麦秸秆的事实，上诉人才为被上诉人出具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劳务关系。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错误，一审既认定双方是雇佣关系，又认定是劳务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原审予以采信错误。被上诉人李会河辩称，上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将草卖给张×，两人因两捆草发生争执，上诉人让张×把两捆草的钱补上，张×不同意，后来上诉人把草卖给他人。过年时被上诉人问上诉人要钱，上诉人说只卖了二、三百捆，同意给二、三百捆草的钱，被上诉人不同意。同意一审判决。李会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麦秸秆打包款1605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邮寄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人张×及库×因从事养殖需要收购麦秸秆，2016年7月28日，二人找到被告张大全，要收购其麦地里的麦秸秆。被告同意后，证人张×联系原告李会河去被告地里捆扎麦秸秆。原告将被告地里的麦秸秆全部捆完后，被告给原告出具证明一张，内容为：“捆草壹零柒拾（1070）×1.5。张大全2016.7.28”被告张大全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原告捆草1070包，但认为出具该证明是为了方便原告向收购草的人索要捆草费。原审中，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供案外人莫拉提出具的证明，欲证实原告给被告捆好的麦秸秆，被告已将部分麦秸秆出售给莫拉提·库里潘（音）、赛力克（音）等人。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并无此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该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另外，原告申请证人张×出庭作证，证人陈述：“我与另一证人库×商量从被告的麦地购买麦秸秆搞养殖，和被告商量好后，我们联系了原告，原告将被告地里的麦草捆好后，被告也到地里了。我们在去被告麦地的途中，另一收购麦秸秆的人说也要去，并先装车了部分麦秸秆，被告来之后，因捆数的问题，我们与被告发生争执，我就没在被告处收麦秸秆了。我在的时候，看见莫拉提·库里潘（音）、赛力克（音）三人从被告处拉走了四、五百捆的麦秸秆，也给被告付了钱。我们当地的行业惯例是收购麦秸秆的人给承包户收购费，行情是每包3元，承包户再给捆草的人付捆草费，行情为每捆1.5元。”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属实，被告认为证人陈述不属实，称其地里的麦秸秆都是无偿送人，谁要谁拉走。证人库×出庭陈述：“我和证人张×联系被告，要去被告地里拉麦草，被告同意了，张×联系了原告去被告地里捆草。被告当时说卖完草就给原告钱，但是后面没有给。收购麦草当时的行情是3元/捆，捆草是1.5元/捆，我从被告处拉了230捆，也付了钱。”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属实，被告认为不属实，称没有给证人卖过麦草。该院对两位证人的证言综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一审法院认为，雇佣他人从事劳务，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本案中，被告虽未直接雇佣原告为其捆草，但原告为被告捆草的行为已经被告追认，并向原告出具证明，对捆数及单价均明确载明，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被告称其地里的麦草为无偿奉送，其出具证明只是为方便原告向收购方索要捆草费，与常理不符。依生活经验，如果被告地里的麦草为无偿送出，原告则需与收购方结算，仅需双方在场清点捆数后即可，无需被告出具证明，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不予采信。故被告应依据其给原告出具的证明，向原告足额支付劳务费。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大全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李会河支付劳务费160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邮寄送达费90元，合计11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张大全负担，与前款同期一并给付原告李会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除上诉人对原判决认定“证人张×及库×……二人找到被告张大全”的事实提出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证人张×及库×没有找过上诉人，上诉人不知道他们在上诉人地里捆草。二审中，上诉人陈述，捆草时其不在场，后来王×打电话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去的时候被上诉人正在捆草，王×当时不在，上诉人问被上诉人谁让捆的草，被上诉人说是张×，上诉人给张×打了电话。上诉人的地在一五一团，每年委托王×处理地，上诉人只在浇水时才去地里。上诉人申请证人王×、于×出庭作证，证实上述情况。被上诉人认可是张×叫其去捆草，捆了200多捆草的时候，上诉人才开面包车到现场。本院认为，对被上诉人由张×叫去捆草及开始捆草时上诉人不在现场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无需证人出庭证实，再者被上诉人亦称不认识两证人，不同意证人出庭，故本院未准予上述证人出庭。被上诉人提交魏新财、莫拉提各自出具的证明，证实魏新财从上诉人处拉走麦秸秆106包，共计318元当场付给上诉人。莫拉提的车三次从上诉人处拉走麦秸秆共计450包，钱当场给付上诉人。经质证，上诉人不予认可，称不知道卖草的事情，证明谁都可以书写。因证人未出庭，无法确定证明的真实性，故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张×出庭作证，证人证实，证人与库×需买草喂羊，在一五一团地里碰见上诉人，库×与上诉人商量买草，上诉人也同意了。第二天，证人通知被上诉人去上诉人地里捆草。开始上诉人不在场，后来来了不愿意，说他人没来为什么要捆草。当时买草的还有魏新财，上诉人与证人为魏新财到底装了104捆还是106捆发生争执，上诉人要证人把2捆麦秸秆的钱补上。证人不同意，于是没有买上诉人的麦秸秆。经质证，上诉人不认可，坚持认为其不认识证人，也没有给证人卖过麦秸秆，上诉人的麦秸秆都是委托王×处理，今年也是。麦秸秆后来如何处理不清楚。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庭审中，对于之后捆扎好的麦秸秆的处理，上诉人称其在次日因家中有事离开本地，不知情。被上诉人称在几日后路过上诉人的地发现捆扎好的麦秸秆已不在地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捆扎麦秸秆的费用1605元。上诉人上诉称其从未向证人张×与库×出售过麦秸秆，与被上诉人间也不存在劳务关系。对此，被上诉人除提供上诉人书写的关于捆扎数量和单价的证明外，还提供证人张×、库×，证人证实两证人与上诉人达成购买上诉人麦秸秆的协议，为履行该协议，证人叫被上诉人去捆扎麦秸秆，由此产生捆扎费用1605元。后双方因故未能实际履行该协议。上诉人不予认可，但除本人陈述外，未提供证据。首先，本案中涉及的买卖麦秸秆交易数额较小，现实中多为口头且即时结清，通常不会出具书面凭证，因此客观上被上诉人无法出示收条用书面证据证实买卖麦秸秆事实的存在。其次，上诉人称麦秸秆是无偿送于他人的，按上诉人的陈述，其到达现场后，对捆扎麦秸秆提出了异议，如果无偿送于他人，其何须对捆扎麦秸秆提出异议。而且之后上诉人并未制止，又向被上诉人出具含有捆扎数量及单价的证明，说明其明知捆扎麦秸秆及产生捆扎费用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被上诉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一致，较之上诉人的陈述更符合常理，具有高度可能性。再者，按照交易习惯，买受人按3元/捆支付麦秸秆的费用，其中包含捆扎费用1.5元/捆，结合本案，在麦秸秆已经捆扎并实际产生捆扎费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麦秸秆的所有人，应当承担该费用。综上，上诉人不承担给付捆扎麦秸秆费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上诉提出原审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矛盾的问题，二者之间是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关系，狭义的劳务合同仅指雇佣合同，二者并不矛盾。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大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莉审 判 员 赵 政代理审判员 白 婷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蒲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