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文雄，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系个体工商户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雄声电声厂的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张晓伟，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健雄，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豪勇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豪，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平洋，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晓波，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文雄、广州市豪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勇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花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温文雄系个体工商户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雄声电声厂的经营者。2012年9月起，温文雄以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雄声电声厂的名义向豪勇公司供应喇叭、音响配件等产品。2013年2月22日，豪勇公司向温文雄出具《欠条》一张，写明“今欠温文雄货款人民币大写，柒拾伍万元陆仟玖佰柒拾叁元整。（￥756973元正）”，该欠条加盖豪勇公司公章。温文雄主张上述欠款数额是由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货款900580.85元，减去豪勇公司于2012年12月30日转账支付的70000元货款及豪勇公司于2013年1月底至2月初向温文雄出具的支票金额77459元，再加上双方未结历史货物尾数对账所得。温文雄为证明已向豪勇公司送货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的进货单若干，金额合计900580.85元，上述进货单显示收货单位为豪勇公司，进货单主管处加盖主管“代尚海”的私章；温文雄并提交金额为77459元的支票一张，该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期为2013年2月27日，支票因“持票人已办理挂失止付或已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为由被退票，温文雄主张该支票实际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底至2月初。
豪勇公司对上述《欠条》及进货单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提出《欠条》上没有经办人签名；进货单只盖有“代尚海”的私章，但豪勇公司公司主管的名字是“代向海”而不是“代尚海”，且豪勇公司公司收货时都须由主管代向海签字而从没有使用个人私章的习惯，同时进货单还应该有采购人员胡木东的签字。豪勇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其他单位的进货单及温文雄2012年10月部分进货单，进货单采购员及主管处均有签名。此外，豪勇公司另提交了《广州豪勇支付凭证》，证明豪勇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向温文雄支付2012年10月份货款204814元，农业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明豪勇公司于2012年12月30日向温文雄转账支付70000元，邮政储蓄绿卡对账单一份，证明豪勇公司分别于2013年3月1日、5日、6日通过转账向温文雄支付12000元、20000元、25000元，并提交收据一张，证明豪勇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向温文雄支付30000元货款。
以上事实有欠条、进货单、支票、退票理由书、支付凭证、对账单、收据、律师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温文雄于2013年3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豪勇公司向温文雄支付货款756973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货款清偿之日止）；2.豪勇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庭审中，温文雄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豪勇公司支付相当于利息50%的罚息。
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2月22日，豪勇公司向温文雄出具加盖豪勇公司公章的《欠条》一张，写明欠温文雄货款￥756973元。该《欠条》系作为债务人的豪勇公司向作为债权人的温文雄出具的债权凭证，是债务人认可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并承担给付义务的书面凭证。豪勇公司在诉讼中既未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亦未举证证明该公章为温文雄私自盗用。温文雄并提交金额为900580.85元，加盖豪勇公司主管“代尚海”私章的进货单对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佐证，豪勇公司对进货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公司主管为“代向海”而不是“代尚海”，并提交了经人签名的进货单，但该进货单的货物与温文雄主张的并非同一批货物，进货单上的签名字迹较为潦草，无法分别是“代向海”还是“代尚海”，豪勇公司亦未能提供代向海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员工名册、社保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公司主管为“代向海”而不是“代尚海”，对豪勇公司的抗辩意见，尚不足以推翻欠条的真实性。故原审法院对《欠条》予以确认，豪勇公司应当按照欠条确认的债务全面履行己方支付货款的义务。
豪勇公司提交了《广州豪勇支付凭证》，证明豪勇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向温文雄支付2012年10月份货款204814元，2012年12月30日向温文雄转账支付70000元，因该两笔款项在豪勇公司出具《欠条》之前即已支付完毕，故该两笔款项不能在欠条中确认的货款中扣除。豪勇公司提交的邮政储蓄绿卡对账单一份显示豪勇公司分别于2013年3月1日、5日、6日通过转账向温文雄支付12000元、20000元、25000元，并提交收据一张，证明豪勇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向温文雄支付30000元货款，以上款项合计87000元，温文雄虽主张该款项为补豪勇公司2013年1月底至2月初向温文雄出具的金额为77459元的支票被退票而支付的，但因该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期为2013年2月27日，该日期在《欠条》出具的时间之后，且支票77459元与上述款项数额87000元亦不相符，原审法院对温文雄的主张不予确认。故豪勇公司在《欠条》中确认的欠款数额756973元扣减豪勇公司在《欠条》出具后已经支付的87000元的货款，豪勇公司还应支付温文雄货款669973元。
温文雄在本案原审开庭时当庭增加同期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的逾期罚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之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温文雄增加诉讼请求，豪勇公司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对温文雄增加的该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温文雄主张豪勇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的迟延支付货款的同期贷款利率利息及同期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的逾期罚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中没有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之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50%，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上浮30%，自起诉之日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于2013年7月12日作出判决：一、豪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温文雄货款66997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为66997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在基础上浮30%，从2013年3月18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温文雄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370元，由温文雄负担870元，豪勇公司负担10500元。财产保全费2810元，由豪勇公司承担。
判后，温文雄、豪勇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温文雄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豪勇公司在出具欠条后向温文雄支付的87000元款项系补足《欠条》出具前的货款，即补交被银行退票的支票款及历史未结清少数款项。首先，77459元支票的实质出票日期是2013年1月底至2月初，豪勇公司出具支票时按惯例将出票日期往后填写为2013年2月27日，因此，双方在2013年2月22日结算欠款并出具《欠条》时，已经将77459元支票款予以扣减。其次，由于77459元的支票在银行兑现时被退票，因此经双方协商一致，豪勇公司在2013年3月1日、5日、6日及12日向温文雄共支付货款87000元（其中77459元为补支票款，其余9541元为支付历史未结清的少数款项）。二、假设法院对温文雄所述的77459元支票的实际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底至2月初不予认定，但原庭审中豪勇公司当庭陈述该支票的实际出票时间在2013年2月27日的一星期前，也即实际出票时间在2013年2月20日以前，由此可推断，支票在《欠条》出具之前就已经出票，《欠条》出具之后豪勇公司支付的8700元中有77459元为补被银行退票的支票款。另外，87000元扣除掉支票款77459元后剩余的9541元，为豪勇公司欠付温文雄的历史未结清的少数款项，即使法院不采纳温文雄对9541元的说明，豪勇公司应向温文雄支付的货款数额至少也应为747432元。三、根据温文雄提交的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份的进货单显示，进货单总货款900580.85元，而豪勇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自2012年12月30日后总共向温文雄支付了157000元，900580.85元-157000元=743580.85元，此数额与上述计算所得747432元非常接近，可印证温文雄的主张与理由。故温文雄上诉请求：1.撤销（2013）穗云法花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豪勇公司在原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多支付8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豪勇公司承担。
豪勇公司针对温文雄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温文雄的上诉请求，并认为，一、不确认双方存在支票出票日期往后填写的交易习惯，温文雄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87000元与支票票面金额不一致，温文雄没有举证证明历史未结清款项的金额，而且被退票的支票出票日期是2013年2月27日，日期在《欠条》出具日之后，故该部分不能计算在欠条款项内。三、温文雄提供的进货单不属实，单据上没有豪勇公司员工的签名，而且进货单总金额与温文雄的诉讼请求以及温文雄发出的律师函上所要求的金额均不符，无法证实温文雄的主张。
豪勇公司上诉称，一、温文雄提供的证据《欠条》不属实，即使《欠条》上的公章真实，《欠条》上所记载的数额也是未经双方对账确认的，只能证明温文雄共向豪勇公司供应了总价值756973元的货物。首先，《欠条》全部内容均为电脑打印，没有任何经办人的签字确认，不符合豪勇公司对外确认欠款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一般的日常交易规则。其次，即使《欠条》的公章真实，《欠条》也只能证明豪勇公司在双方买卖交易期间合共收取了温文雄总价值756973元的货物，该数额并未扣除豪勇公司已付货款。这一事实从温文雄委托律师发出《关于催收欠款的律师函》中称“委托人向贵司送货，货款金额为人民币756937元”可清晰反映《欠条》的实际含义。再次，2013年2月22日后，豪勇公司向温文雄支付了87000元货款，但温文雄却仍在起诉状中称豪勇公司欠其756973元货款未支付。这充分证明温文雄诉称的756973元欠款是并未扣除豪勇公司已付货款部分的。最后，律师函上的全部陈述是温文雄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二、豪勇公司已付的货款人民币361814元应当从《欠条》所记载的欠款中扣除。因温文雄不具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所以很大一部分货款是应温文雄的要求付款到指定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但豪勇公司尚未掌握相关证据。根据豪勇公司的举证及温文雄的当庭确认，豪勇公司实际已向温文雄支付货款361814元。由于律师函已充分证明在未扣除豪勇公司已付货款的情况下，豪勇公司已付的361814元货款应当从《欠条》所记载的欠款中扣除。三、豪勇公司举证的900580.85元进货单不属实。首先，温文雄提交的900580.85元进货单没有豪勇公司的盖章或经办人的签字确认，完全不符合豪勇公司对外确认收货必须有主管和采购经办人签字的交易习惯，且数额与律师函所记载的总供货金额、诉讼请求的金额均不一致。其次，从豪勇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其与温文雄交易的真实送货单、进账单以及与他人交易的进账单等证据可见，真实的签收货物单据都有由豪勇公司主管“代向海”和采购胡木东亲笔签字确认，但温文雄提供的全部进货单均只盖有“代尚海”个人私章，这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再次，温文雄应当提交真实的、有豪勇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凭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故豪勇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3）穗云法花民二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温文雄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温文雄承担。
温文雄针对豪勇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温文雄的上诉请求，其认为，温文雄从2012年9月份开始向豪勇公司送货，2012年9月-10月的货款在2012年12月已经结算完毕，2013年2月22日豪勇公司出具欠条，确认欠温文雄货款75万多元，该欠条有豪勇公司盖章确认，可证明2012年11月-2013年2月22日之前温文雄有向豪勇公司供货。温文雄提供的进货单有豪勇公司员工盖私章确认，而且送货时间、明细完备，故进货单是真实的。豪勇公司无理拒绝提供进货单比照核对，故依法可推定温文雄的主张成立。豪勇公司提供的进货单的供货商不是温文雄，产品也不相同，故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豪勇公司与温文雄从未约定进货单需豪勇公司两名员工签名才有效。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2013年2月22日，豪勇公司向温文雄出具《欠条》的性质认定，以及《欠条》所载欠款数额的理解问题。二、豪勇公司于2013年3月1日、5日、6日、12日向温文雄支付合计87000元货款的性质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欠条》由豪勇公司向温文雄出具，《欠条》上盖有豪勇公司的公章，豪勇公司未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亦未提供证据推翻公章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欠条》内容为：“今欠温文雄货款人民币大写，柒拾伍万元陆仟玖佰柒拾叁元整。”意思表示明确，是豪勇公司向温文雄确认其直至2013年2月22日止拖欠温文雄货款756973元。因此，《欠条》是豪勇公司作为债务人对其与温文雄交易出具的结算凭证，温文雄作为债权人可据此主张权利。对于756973元是否已扣除豪勇公司已还款部分的问题。本院认为，《欠条》是豪勇公司单方出具，如果其认为756973元未扣减其已向温文雄支付的货款，则出具名为“欠条”的单据显然不合常理。按照豪勇公司的辩解，《欠条》的性质类似于对账单，但《欠条》上只有货款总额，却无已付款数额，亦无实际欠付货款数额，不符合商业交易惯例。关于温文雄向豪勇公司所发律师函的理解问题，豪勇公司认为温文雄的该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院认为，该条规定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见，该条的适用应符合以下条件：1.适用时间为诉讼过程中；2.适用对象为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代理词。结合本案事实，一者，温文雄发出律师函的时间为2013年3月15日，其向原审法院起诉时间为2013年3月18日，从时间上不符合适用条件；二者，律师函不等同于代理词，更非当事人的起诉状、答辩状、陈述，从对象上亦不符合适用条件。因此，豪勇公司对《欠条》性质及内容的解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温文雄主张豪勇公司于2013年3月1日、5日、6日、12日向温文雄支付的合计87000元实际上是补交被银行退票的支票款77459元及历史未结清款项9541元。本院认为，温文雄诉请主张的豪勇公司向温文雄支付货款756973元，其依据是豪勇公司于2013年2月22日出具的《欠条》上载明的欠款数额即为756973元。而豪勇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分别为12000元、20000元、25000元、30000元，均为整数，每一笔付款或各笔付款相加均不能与被退票的支票款77459元对应，温文雄亦无举证证明存在历史未结清款项9541元，而且该四笔款项均发生在豪勇公司出具《欠条》之后。因此，温文雄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温文雄与豪勇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70元，由温文雄负担870元，由广州市豪勇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纯金
代理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海涛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