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4018号
原告：黎健强。
被告：广州北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郑家纯。
委托代理人：施洁浩，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黎健强被告广州北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环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健强及被告北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洁浩到庭参加诉讼。该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黎健强诉称：一、2009年12月17日，被告营业部作出北环营政[2009]133号《关于北环营运部组织架构调整和相关人员职务任免的通知》，撤销了多个科室和多个班组，原告在被辞退的名单之中，经信访，被告上级单位要求被告妥善处理，而被告便向原告提出签订离岗退养协议，否则予以辞退。原告被迫于2010年4月与被告签订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离岗退养费的发放标准由被告确定，最初开始每月实发800元，后改为1000元，扣除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拿到手的工资才几百元，根本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原告对于离岗退养费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并向被告多次提出，也向劳动部门咨询过，并取得回复说：本市最低工资作为离岗退养费的文件已经失效，另外回复加以说明离岗退养费的计发办法不变，但计发的数额不得低于保障标准。根据穗府[1994]103号文件第十二条的规定，年龄距法定退休年限五年以内的富余固定职工，企业可按现行办法办理离岗退养，离岗退养费原则上按不低于本企业职工上年度月人平均退休费发给，也可按不低于本企业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70%确定。根据穗府[1994]95号文件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离岗退养人员的退养费，原则上按本企业上年度月人平均退休费给，也可按不低于本企业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70%确定，但不得高于本企业上年度离退休人员月人平均退休费的110%，并可随退休费调整而调整。根据当时的法规，对离岗退养人员的退养费都有明文规定的标准计发。原告多次向劳动部门提出该问题，并请求劳动局对离岗退养费发放给予明确指导。但仲裁裁决书却视为原告未提出异议，并对原告关于按照不低于本企业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70%的标准计发离岗退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和不尊重事实的错误仲裁裁决。原、被告对离岗退养费问题存在有强烈争议，并且双方都有向劳动局提出过请求，因此，现请求法院支持按不低于本企业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70%确定计发原告的离岗退养费。二、对于尚欠1356元工资未支付问题。仲裁委以原告在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中有其本人签名确认，视为对发放工资数额认可，据此裁定原告此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显属错误。原告的工资是以银行转帐形式发放，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在被告完全没有提供银行转帐发放工资支付凭证的情况下，只提供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为什么仲裁委不按法律规定裁决。三、关于工龄补贴的问题。仲裁委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需每月支付工龄补贴，被告否认与原告有工龄补贴的约定，其提供的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中，只显示有其他补贴，无工龄补贴一项，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裁决对此主张不予支持，违反事实。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证据，在2010年5月份都有工龄补贴资金40元显示，包括原告已提供的银行证据也有工龄补贴资金40元显示，只是在6月份才停止发放工龄补贴。且根据原告提供的（争对被告开庭时递交答辩书的补充材料）中也有针对工龄补贴的问题予以反驳，但仲裁委却不按事实作出裁决。四、关于未组织原告参加工会活动的损失问题，仲裁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以该请求不属于其受案范围而不予调处，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该条规定，首先要明确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只有存在劳动关系才能加入工会组织，原、被告如果存在劳动关系为什么会被开除出工会？工会组织是和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紧密相连的，工会费是来自于工资总额，所以与劳动关系也紧密相连。工会是保护劳动者的组织，将劳动者开除出工会，就是劳动保护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工会本应尽工会职责维护员工利益，但该工会不但没有维护员工利益，还作出违反《工会法》的违法行为，原告自离岗退养后竟然将原告开除出工会，剥夺了原告的工会会员的权益，通过多次交涉，工会负责人再去咨询广州市总工会，最后搞清楚是不能随便开除工会会员，才恢复了原告的工会会员身份，被告工会随便将会员除名剥夺会员权益，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使得不知情的人员认为原告犯了错被开除出工会，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每年接近100万元的工会费用，钱怎么用，谁享受最多，帐目没定期公布，工会的管理全运行在黑暗中，领导的法律意识相当差，以权代法，不高兴就踢出工会，不让参加工会活动，剥夺一切工会会员的权益，在原告被无故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最困难的时候根本得不到工会的支持和关心，被告工会这个组织到底是为谁服务，都操控在什么人手中，被告的干部每年都坐飞机出外疗养，住的是星级酒店，开支从哪里出，这是明显违反中央精神的严重问题，现怀疑是从工会费中支出，请求法院查处。五、关于合同保证金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收取劳动合同保证金是违法行为，被告不单收取了劳动合同保证金，同时还收取了违约金，劳动合同白纸黑字都写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收取劳动合同保证金和违约金，那合同为何要这样写，其实只要确定合同的真实性，就足以推定收取事实的真伪，事实上原告的劳动合同保证金和违约金是由被告在工资收入中扣除的，并且根本没有给任何单据。仲裁委的裁决违背事实，是明显错误的。综上，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按照上年度平均工资的70%计算发放原告内退工资；二、被告由2010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止按照相关政策补67个月所欠的工资共计147400元；三、补发工资明细表列出但实际没发的工资1356元；四、被告补发66个月每月该发放的工龄补贴4142元；五、被告赔偿两年被剥夺的工会活动费用和相关福利6000元，对两年以来身心××和名誉受到影响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六、被告赔偿1995年收取的合同保证金和违约金共计2万元（本金2500元，另计20年的利息及人民币贬值差额）；七、按工资比例重新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被告北环公司辩称：一、原告在2015年6月15日才去主张2010年5月1日至2014年6月15日期间的离岗退养费问题已超过了法定仲裁时效。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内退协议，该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应当认定其效力，内退劳动者请求按照在职劳动者相同待遇补发有关费用的，不予支持。而本案主要争议事项本质上属于内退协议，因此，原告的请求应予以驳回。三、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离岗退养费，一直都有按照双方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和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发放，并没有少发原告的离岗退养费。原告在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领取相关费用时，一直以来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原告同意了被告支付费用的数额。（一）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4月23日经协商一致签订了期限为2010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明确规定：自2010年5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税后800元/月。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止，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税前1000元/月。如该标准低于本市最低标准的80％，则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调整为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第四条约定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已订立劳动合同的附件，是劳动合同的变更文书。由于上述协议约定的离岗退养费计发标准并无违反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一并履行。因此，从2010年5月起，被告已严格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标准支付黎健强离岗期间的待遇，黎健强对此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在被告制作的《离岗退养费（工资单）签收表》上签名确认，由此可证明黎健强认可被告向其支付的离岗退养费金额，被告并无少发其离岗退养费。（二）如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侵犯其合法权益，则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并在异议无法得到支持及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及时依法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然而，自2010年5月起，原告在领取退养费后一直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就此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而且还于2015年4月13日与被告续签了劳动合同，该合同第12条第6项明确约定：乙方在与甲方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离岗退养，甲方于每月30日前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个人所得税税后800元/月。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止，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乙方承担。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个人所得税税前1000元/月。如该标准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则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调整为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以上事实进一步证明：既然黎健强已与被告续签了劳动合同，即表明双方对离岗退养费的计发标准达成共识，现黎健强再对此提出异议，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2015年5月，被告就离岗退养的计发标准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函请求指导，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7月1日给予书面答复，回函中明确告知离岗退养的待遇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变更劳动合同或签订离岗退养协议时，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约定。由此可见，只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达成合意便可以订立。被告严格按照与黎健强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和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离岗退养费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既然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形下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法律就应当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利益。（四）被告的做法既是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也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其中包括《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30天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法律效力高于原告起诉状所提到的1994年的文件，实施时间为2005年，晚于1994年文件，更重要的是1994年文件依据的前提与背景与本案涉及的事项由本质上的区别，故从任何一方面考虑都不可能与1994年文件有任何关系。四、原告第三项诉请没有依据。被告发放的工资，均由原告在《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中签名确认，原告领取后并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认定其对数额予以认可，因此原告主张没有足额发放，缺乏法律依据。五、关于原告第四项、第六项诉请，被告从未收取过原告的合同保证金及违约金，且双方并没有就工龄补贴问题进行约定，因此原告主张的赔偿收取合同保证金和违约金、工龄补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关于第五项、第七项诉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且部分未经过仲裁前置。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23日，原告与被告营运部签订《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协议约定：“经乙方（原告）自愿申请，甲（被告营运部）、乙双方达成以下离岗退养协议内容：一、离岗退养期限：自2010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止；…三、原告离岗退养期间，由甲方发给离岗退养费。自2010年5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税后800元/月。2011年1月1日起到2015年11月30日止，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税前1000元/月。如该标准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则离岗退养费标准调整为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四、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已订立劳动合同的附件，是劳动合同的变更文书……”
2015年4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期限为2010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其中第十二条第六项约定：乙方（原告）在与甲方（被告）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离岗退养，甲方于每月30日前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个人所得税税后800元/月。2011年1月1日起到2015年11月30日止，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支付乙方离岗退养费标准为税前1000元/月。如该标准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则离岗退养费标准调整为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原告分数次在《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中签名确认，此表显示原告的离岗退养费构成为：（离岗退养费+其他补贴=应发合计）-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住房公积金-代扣款=实发合计，每月实发合计金额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反映的实际发放金额大体相当，但确有小额出入。
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中的数额与银行流水上有差额，尚欠1356元未支付，有银行流水明细、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予以证实。被告则主张其所支付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原告上述明细表中签名确认，表明被告已经足额支付所有费用。
原告主张被告2010年5月支付工龄补贴40元，但之后一直未支付，应予补发。上述明细表显示2010年5月，确有发放“其他补贴”40元。被告主张与原告无关于工龄补贴的约定，不应支付。
原告主张被告收取其合同保证金本金2500，故其主张被告应返还其保证金和20年利息及人民币贬值差额共计2万元，并提交劳动合同（1995年6月30日签订）予以证明。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营运部和员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应缴纳500元的合同保证金，督导员、管理员职务员工违约金2000元。被告主张未收取原告的保证金。
原告主张其一直对离岗退养费有异议，并提交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2013年8月12日对其作出的信访回复函予以证明。该函载明《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企业离岗退养人员离岗退养费和待岗人员待岗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的通知》（穗劳社工资〔2008〕1号）第一、二点的内容，并说明该文件的有效期至2013年2月，该文件失效后，企业离岗退养人员退养费、待岗人员待岗生活费由双方协商约定。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具关联性，因其支付给原告的退养费符合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函内容。
另查明，原告黎健强于2015年6月15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按照被告上年度平均工资的70%计算发放原告内退工资，由2010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止按照相关政策补67个月所欠的工资共计147400元；二、支付原告2010年5月至2012年5月应该安排参加却未安排参加工会活动的损失，即工会活动费用5000元；三、补发工资明细表列出但实际没发的工资1356元；四、补齐2010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66个月每月该发放的工龄补贴4350元。五、返还原告的合同保证金本金及20年利息及人民币贬值差额共计20000元。该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穗天劳某案（2015）267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遂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离岗退养待遇约定的效力问题。首先，《广州市改组转制企业职工安置管理暂行办法》（穗府[1994]103号）属广州市政府规章，于1994年实施。而根据《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企业离岗退养人员离岗退养费和待岗人员待岗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的通知》（穗劳社工资〔2008〕1号）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本市企业离岗退养人员离岗退养费、最低保障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该通知于2008年施行。案涉离岗退养协议于2010年签订，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适用后者。其次，根据原、被告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及《劳动合同》（2015年4月13日签订），未违反任何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实此协议及《劳动合同》之签订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而该协议及《劳动合同》也没有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协议及《劳动合同》应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之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再者，被告已经按照此协议中的标准支付原告的离岗退养费，而原告亦签名确认，并在长期的履行过程中未就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依约履行并均无异议。综上，原告关于按照不低于被告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70%标准计发离岗退养费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工资差额的问题。原告在《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上签名确认，应属对领取金额的确认；原告虽主张存在少发，并提交银行流水进行反驳，但该银行流水之证明力并不足以反驳上述表格，因存在其他方式发放的可能，故根据双方证据证明力的强弱，本院采纳被告之主张，并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予以驳回。
关于工龄补贴的问题。原告未举证证实双方对工龄补贴有约定，或者被告对此有法定义务，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责。而且，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而《离岗退养费、过节费、奖金明细表》中仅显示有其他补贴，并无工龄补贴一项。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未组织原告参加工会活动的相关损失（物质及精神）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该项请求不属于本院的受案范围，本院在此不予调处，原告可依法另循途径解决。
关于合同保证金的问题。虽然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应缴纳合同保证金，但是否实际收取了保证金，并无证据证明，而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之责。因此，原告关于保证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请求，因不属本院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置，原告可依法另循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黎健强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黎健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亮亮
人民陪审员 杨 蕴
人民陪审员 曹 霞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 娟
滕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