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20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辉，女，汉族，1970年9月2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付忠，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霞，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洪艳，女，汉族，1969年12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怀庆，北京市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广东开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辉因与上诉人洪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盐法房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辉上诉请求：1、撤销(2015)深盐法房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王辉的诉讼请求、驳回洪艳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洪艳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王辉与洪艳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洪艳应在2015年7月30日前（含当日）向按揭银行提交贷款申请资料，并配合银行进行贷款调查、审查和审批等手续。在洪艳向工商银行递交贷款资料后，工商银行拟贷款金额低于洪艳期望的金额，其本人取消了在工商银行的贷款申请。在此情况下，王辉非但未依据《二手房买卖合同》要求洪艳承担违约责任或一次性支付购房款，反而是从善意角度出发，配合洪艳解除在工商银行的资金监管，并重新在2015年8月11日，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2、王辉与洪艳在2015年8月11日签署《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后，洪艳长期离境，导致本次房产交易的中介方及王辉无法与其联络，无法知晓贷款审批进展。3、本次交易的中介公司为深圳市ZH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曾告知王辉，中国银行对洪艳的贷款申请不予放贷。在此情况下，王辉向中介方提出如洪艳不能按照银行要求增加首期款或者一次性付款，王辉将解除买卖合同。4、在中介人员及王辉无法与洪艳联系，且王辉已多次履行善意义务无果的情况下，委托律师启动合同解除之诉，在王辉决定提起诉讼后，中介方才告知洪艳的贷款申请已获批。5、王辉及公证受托人未同洪艳一起在2015年9月7日再次同中国银行签署资金监管协议，无法确认《贷款承诺函》的效力。6、洪艳先是在工商银行贷款遭拒，进而在中国银行贷款遭拒，在此情况下洪艳也未依照合同约定向王辉一次性付款，王辉可以依据合同第10条的约定解除《二手房买卖合同》。
二、王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1、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2015年7月30日，不但是洪艳递交贷款申请资料和交付监管资金的届满日，也是洪艳获得按揭贷款审批的截止日。洪艳未在该日前获得贷款承诺函，也未在该日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8月4日前，王辉注）向王辉补足购房款，已属违约。在此情况下，结合《二手房买卖合同》第10条的约定，王辉自2015年8月10日起便有权解除买卖合同。2、王辉的受托人贺某在2015年8月11日与洪艳及中国银行签订《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仅表明王辉同意洪艳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并不能以此认定王辉放弃了合同解除权。3、在中介人员告知王辉，洪艳在中国银行的贷款仍然无法获批的情况下，王辉启动救济措施要求解除合同更具合理性。4、一审判决认定存在2015年9月7日的资金监管协议证据不足，且事实上王辉的受托人贺某并未签署该协议。一审法院既未调取该日的资金监管协议，也未让出具《情况说明》的所谓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苏某生”出庭接受质询，根本无法确认该日的资金监管协议是否存在，也无法确认“苏某生”是否是中国银行的员工。严格意义上说“苏某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属证据中“证人证言”，依法必须由“苏某生”出庭接受质询，方可作为案件的裁判依据。5、在洪艳已经违约，且王辉并未放弃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无论洪艳是否取得《贷款承诺函》，都不影响王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效力。且如若《贷款承诺函》是在一份虚假资金监管协议基础上做出，其本身就不具约束力。
综上，王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证据不足，恳请二审法院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切勿以多数卖家为利毁约的惯性认识，评价王辉已善意履约的事实。在本案中，王辉如因房价上涨而毁约，根本不可能在2015年8月11日同洪艳再次办理资金监管手续，只是在得知洪艳第二次贷款仍然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才行使的合同解除权，故请贵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后支持王辉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王辉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称，一、一审判决引用2016年1月27日所谓中国银行员工苏某生出具的情况说明，该份证据并未经双方质证，且严格意义上来讲，该份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类，说明的出具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方可作为裁判依据。一审判决在未经说明出具人出具接受质询的情况下直接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属于程序违法，且相关事实也与情况说明所述不一致。二、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所涉的中国银行在本案中共出现两个支行，一个是洪艳一方提交证据中资金监管协议反映的监管银行为中国银行JG支行，而在洪艳一方提交的贷款承诺函中体现的借款人是中国银行DB支行，也就是说洪艳申请资金监管和申请按揭贷款的银行是否与本案中贷款承诺函所涉的DB支行一致并未查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对于王辉的上诉，洪艳辩称，其答辩理由与洪艳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一致。
洪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王辉向洪艳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26万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王辉向洪艳赔偿房价上涨的差价损失人民币100万元；三、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王辉向洪艳赔偿监管资金的利息损失59075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30日至10月24日共计85天，按每天万分之五的银行计息，监管资金139万元人民币；另50万元的定金及利息长达至今王辉持有还未计算在内）；四、判令王辉承担一、二审诉讼程序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王辉在盐田区人民法院起诉之后，仍恶意拖延银行监管资金，直止洪艳多次通过中介及法庭找到王辉，王辉才在盐田法院起诉45天后解除监管资金139万元人民币。由于房价不断攀升，王辉又明确表示不卖此房，因此，洪艳担心房价继续上涨，不得不找他人借贷重新购房，将借贷的资金作为新购房的首期款。不仅使洪艳未解除的监管资金获取不到利息，还不得不高息贷款来资金监管，该损失依法应由王辉赔偿。2、更换资金监管银行的原因不可归责于洪艳，且该更换已取得王辉的同意和认可。2015年9月17日，深圳市ZH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由于银行评估因素导致贷款未达到贷款人要求的贷款金额，故取消工商银行转而于2015年8月14日向中国银行申请资金监管及贷款，2015年9月9日贷款审批通过并由中国银行出具了《贷款承诺函》。据此，洪艳认为：涉案房屋合同中并未限定资金监管及贷款银行为工商银行，转而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和资金监管的目的是洪艳积极寻求继续履约的其他途径，最终目的是保障合同的顺利履行、保障包括王辉在内的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该更换行为理应获得法律的认可和鼓励；更为重要的是：更换银行的行为是经过了王辉的同意而为之，这种处分并合法有效，王辉受该权利处分行为约束。
二、一审适用法律有误。1、一审判定的违约金低于合同约定，不足以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第11条约定卖方根本违约的违约金为成交价的20%，该约定是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本案中，《贷款承诺函》于2015年9月9日出具，次日王辉便通知担保公司经办人停止办理赎楼手续，且明确告知担保公司该房屋不卖，我已起诉买方。由此可见，王辉的违约是在涉案房屋价格暴涨的利益驱动下处心积虑的恶意为之。同时，违约责任属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王辉主观上的违约属恶意，其拒绝继续交易的行为也构成根本违约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5年“330新政”后，深圳地区的二手房市场行情普涨比例高达57%以上，王辉的房屋上涨更是高达60%以上，因此，王辉正是基于该利益驱动而恶意违约，该违约导致洪艳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即便是按照合同约定判令王辉按成交价20%的比例向洪艳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也远远不足以弥补洪艳的经济损失。反而王辉即便是按成交价20%的比例向洪艳支付违约金，其仍能获取高达40%以上的利润。法律具有指引和预防作用，一审判令王辉按成交价12%的标准向洪艳支付违约金实际上是在鼓励违约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制造新的纠纷和矛盾，这有违法治精神同时也违背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合同法原则。“330新政”后，在根本违约金的裁判上，深圳各级人民法院基本做到充分尊重合同约定，最大程度的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在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顶格判处违约金是各级法院的普遍做法。因此，洪艳认为，只有统一的判决尺度才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2、一审驳回100万元购房差价损失于法无据。洪艳向王辉购房属改善性置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为准备购房款，洪艳低价抛售了原有的房产，该抛售给洪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两百万以上，这是损失之一；其二，涉案房产在争议发生期间价格暴涨近四百万，由于王辉的根本违约，本应由洪艳获得的房价上涨收益转归王辉；第三，由于王辉的根本违约，洪艳不得以在争议发生后另行购房，另行购置房产的成交价款比争议发生时多出四百万元！以上三项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该损失皆因王辉的违约直接导致。王辉于2015年9月10日通知担保公司经办人停止办理赎楼手续，并明确告知担保公司该房不卖了，此情况己构成合同违约，该违约的发生时间是在“330新政”后——深圳房价暴涨的逐步上升期，也就是说，王辉不可能没有预见其违约可能给洪艳带来的种种经济损失。所以，一审引用“可预见性规则”驳回该100万元的诉求于法无据。理论上，违约责任属“填平责任”，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可以并用。当违约责任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时，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据此，洪艳向王辉主张其实际损失的十分之一既100万元于法有据，理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综上所述，洪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洪艳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洪艳的上诉，王辉辩称，其答辩理由与王辉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一致。
王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辉与洪艳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2、王辉所收定金人民币50万元不予返还；3、诉讼费由洪艳承担。
洪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王辉与洪艳之间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2、解除王辉与洪艳之间签订的《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及王辉赔偿资金监管的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30日计至解除《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返还监管资金之日止；3、判令王辉返还定金50万元；4、判令王辉支付违约金126万元；5、判令王辉赔偿经济损失4700元（其中，装修定金1400元、房屋评估费3300元）；6、判令王辉赔偿洪艳因购买房屋而增加的房款的差价人民币100万元；7、判令王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9日，王辉与洪艳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1、双方交易的房地产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海景二路“翠堤雅居”1栋3A层03单位（以下简称该物业）。建筑面积约为167.14平方米，房地产证号为70××98，房地产性质用途为：住宅。2、王辉自愿将该物业转让给洪艳，转让成交价为人民币陆佰叁拾万元整（小写6300000元）。3、洪艳同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当日内（含当日向王辉支付定金人民币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本合同生效后20日内（含当日）再向王辉支付定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小写300000元）。本条所约定的定金交由双方所约定第三方监管，监管方式、放款、退款条件等事项依双方与第三方所签的监管协议或类似文件而定，洪艳将定金支付给监管方或打入王辉已签署的监管协议或类似文件上指定的监管账号以后，视为王辉本人已收讫定金，王辉应向洪艳出具定金收据，王辉拒绝向洪艳出具定金收据的，不影响定金的生效。4、经双方协商一致，约定洪艳按下述第（2）种方式给付定金之外的楼款，该楼款到买卖双方指定的银行或第三方进行资金监管，买卖双方必须于洪艳付款期限届满前三个工作日内到上述机构办理监管手续签署一切相关文件，如王辉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洪艳有权待监管手续办理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款。（2）洪艳向银行按揭贷款支付本条约定楼款：具体履行方式如下：A、洪艳须于2015年7月30日前（含当日）将除定金、交楼押金之外的剩余首期款（以银行批复为准）支付至买卖双方约定的银行监管账号或其他第三方的监管账号中；B、洪艳于2015年7月30日之前（含当日）向按揭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的相关资料，并配合银行进行贷款调查、审查和审批等手续，王辉需配合洪艳申请按揭银行提供所需王辉资料及相关文件并签署按揭银行要求的法律文件，抵押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为准；C、若银行承诺发放贷款金额加上洪艳已支付的首期款、定金后少于本合同转让成交价的，则洪艳应于按揭银行出具贷款承诺函后三个工作日内（含当日）补足，如多于本合同转让成交价的，则洪艳可向监管银行要求将多出部分退回，王辉应无条件配合买方办理监管银行要求的手续。
2015年6月9日，洪艳向王辉支付定金50000元。
2015年6月10日，洪艳向王辉支付定金150000元。
2015年6月30日，洪艳向王辉支付定金300000元。
2015年7月6日，王辉委托深圳市WT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贺某、吴宏云、朱碧莲、王仕霞办理涉案房产的资金监管手续和终止或解除资金监管手续等事项。该委托行为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公证处进行公证。
2015年7月30日，洪艳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田支行办理1390000元的资金监管手续，并办理申请按揭贷款手续。
2015年8月11日，王辉的受托人贺某、洪艳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签订《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于8月14日办理申请房屋按揭贷款手续。
2015年9月9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DB支行出具《个人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承诺书》，承诺发放贷款4410000元。
另查明，2015年9月17日，深圳市ZH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洪艳（身份证号：××××）通过我司购买了翠堤雅居×栋××××房屋，于2015年7月30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进行了首期楼款的资金监管，要求银行给予房屋贷款按揭，由于银行评估因素，贷款未达到贷款人要求的贷款金额，故取消工商银行贷款手续，我司按揭人员及时联系买卖双方，在买卖双方同意情况下由卖方委托的担保公司人员协助于2015年8月14日转在中国银行沙头角支行进行首期楼款的资金监管手续，并要求银行给予房屋贷款按揭，由于银行需要调查、审核、审批等程序和手续，而且当时房屋成交太多，银行需要排队审核，不可能完全达到客户的需要的贷款时间，虽然，买卖双方多次催促我司使其银行贷款加快，而我司相关人员也多次催促银行，但毕竟银行的程序我司无法掌控，在审批过程中，接中国银行客户经理电话通知说，因银行临时政策变动，房屋购置者历史贷款记录4次以上（含4次）不予贷款，在接到中国银行客户经理电话通知后，即时通知买卖双方，但因买方已经去国外，无法联系到买方，卖方要求买方承诺如果中国银行未能办理按揭手续，买方再次更换银行做资金监管，卖方同意，但如银行要求增加首期楼款，买方必须增加首期楼款或者一次性付款。卖方说“若未能按银行要求增加首期款，买方必须按银行要求达到，否则卖方要求一次性付款或买方自行放弃购买该物业并解除合同”。买方于2015年9月4日回国，2015年9月5日与卖方委托的担保公司经办人员去银行撤销资金监管手续准备更换银行作按揭贷款，在中国银行准备撤销资金监管过程中，中国银行客户经理告知，“房屋购置者历史贷款记录4次以上（含4次）不予贷款”临时政策取消，贷款审核又可以通过了，买方又可以继续在中国银行办理贷款手续，银行工作人员也表示尽快审批出具《贷款承诺函》，中国银行于2015年9月9日审批通过，并出具《贷款承诺函》，我司按揭员马上告知买卖双方，并将《贷款承诺函》拍照发送给买卖双方，但在2015年9月10日，我司按揭员接到担保公司经办人员贺小姐电话称，卖方通知担保公司经办人停止办理赎楼手续。
2016年1月27日，中国银行员工苏某生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15年9月7日买方洪艳、卖方王辉代理人贺某来我行签署解除协议编号17482××××0862的资金监管协议。2015年9月7日，双方提出重新建立资金监管的申请，我行建立协议编号为1748261182672的监管协议并交买方、卖方代理人签署。2015年9月9日洪艳在中国银行申请的人民币4410000元的按揭贷款审批通过，中国银行于当天出具贷款承诺函。
王辉于2015年9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洪艳于2015年9月14日收到王辉的起诉状，并于2015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反诉。一审庭审后，双方已经解除《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是否违约应当以是否违反《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内容作为判断标准。本案中，《二手房买卖合同》第4条（2）约定洪艳须于2015年7月30日之前（含当日）向按揭银行提交贷款申请的相关资料。洪艳按照该约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田支行办理了1390000元的资金监管手续并申请按揭贷款。虽然该贷款申请没有办理成功，但是王辉的受托人贺某、洪艳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又于2015年8月11日签订《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于8月14日共同办理申请房屋按揭贷款手续。贺某系王辉的受托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王辉，因此上述行为应视为王辉与洪艳协商一致，同意变更为向中国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根据中国银行员工苏某生的陈述，王辉的受托人贺某和洪艳于2015年9月7日同日办理了解除资金监管手续后立即重新办理了资金监管手续，该行为也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了办理资金监管手续的时间。因此，洪艳不存在违反双方约定的情形。王辉以合同签订时间作为洪艳履行义务的起算时间，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可。
双方对于解除《二手房买卖合同》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为《二手房买卖合同》解除，故王辉应当将已经收取的定金500000元退回洪艳。
双方已经实际解除了《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故原审法院对于洪艳请求本院判决解除《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争议。王辉在洪艳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即于2015年9月10日以起诉的方式提出解除合同，故王辉应当向洪艳支付违约金。鉴于洪艳因其自身的原因而更换了监管银行，并又曾于2015年9月7日办理过解除资金监管手续，故王辉提出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属于恶意违约。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平原则，酌定王辉应当向洪艳支付转让成交价12%的违约金756000元（6300000×12%=756000）。
关于洪艳主张的资金监管期间的利息损失和其它经济损失4700元的争议。因为违约金已经包含了对于洪艳各种损失的赔偿，故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洪艳主张王辉赔偿购房差价款1000000元的争议。洪艳的该项主张实际为要求王辉赔偿因王辉的违约而给洪艳造成的损失。但是房价短期内的快速上涨，已经超过王辉、洪艳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故洪艳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王辉与洪艳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于2015年9月14日解除；二、王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洪艳退还定金人民币500000元；三、王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洪艳支付违约金人民币756000元；四、驳回王辉的其它诉讼请求；五、驳回洪艳的其它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于2016年12月6日向本院作出复函称，1、买方洪艳、卖方王辉的代理人贺某于2015年8月13日在该行签订《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协议编号：17482××××0862），签订协议后，买方洪艳于2015年8月14日向该行提出房屋按揭贷款申请。2、洪艳提交按揭贷款申请后，该行审核其资料时发现洪艳有九次住房贷款结清记录，按照2015年8月11日的住房按揭政策，购房者历史存在4次以上（含四次）住房贷款记录，不符合住房贷款申请的资格。该行未发生临时政策变动，上述政策生效日期为2015年8月11日，取消日期为2015年9月6日。3、因买方洪艳不符合当时住房贷款政策，客户经理于2015年8月19日通知买卖双方的中介相关情况，并提醒尽快来行办理解除资金监管手续。4、确认苏某生为该行客户经理，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买方洪艳、卖方王辉的代理人贺某曾于2015年9月7日到我行拟签署解除《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提出重新建立资金监管申请，当日我行建立协议编号为17482××××2672的《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交买卖双方签署。”属实。5、该行2015年9月9日出具的《个人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承诺书》是依据买方洪艳、卖方代理人在该行2015年9月7日签订的《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协议编号：17482××××2672）及买方洪艳在该行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作出。出具《个人二手楼住房按揭贷款承诺书》的部门中国银行深圳DB支行系中国银行深圳JG支行的上属管辖支行，承诺函统一由管辖支行出具。
本院认为，王辉与洪艳就涉案房产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适当地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于二审期间复函内容，2015年8月13日王辉的代理人贺某、洪艳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签订编号为17482××××0862的《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因贷款政策原因，洪艳不符合住房贷款申请的资格；其后，王辉的代理人贺某、洪艳于2015年9月7日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拟解除上述《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重新建立资金监管申请，同日该行建立了编号为17482××××2672的《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并交由买卖双方签署。本院认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的上述复函内容与该行员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居间方深圳市ZH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述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交易过程中，王辉委托贺某办理涉案房产的资金监管手续和终止或解除资金监管手续等事项，王辉应当对贺某的在代理权限内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尽管洪艳未能在《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申请银行按揭贷款的义务，但在交易过程中，王辉的代理人贺某、洪艳于2015年9月7日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JG支行建立了新的编号为17482××××2672的《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应视为王辉同意变更办理资金监管及申请按揭贷款的时间。洪艳于2015年9月9日取得贷款承诺函，其虽然存在迟延履行的行为，但并不导致买卖双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王辉依据合同条款主张解除合同并不予返还定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由于洪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自身亦存在迟延履行的情形，原审在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的基础上，对违约金数额酌情予以调整，该处理结果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王辉、洪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072.6元，由上诉人王辉负担25720元，上诉人洪艳负担2535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 红
审 判 员 吴 思 罕
代理审判员 邓 媛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尹琳(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