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4民再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朋伦（王鹏伦），男，195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儒德，济南长清晨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国涛，济南长清晨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新（黄心），男，196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齐河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吉亮，山东兴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付学明，男，197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齐河县。
再审申请人王朋伦与被申请人黄新、付学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25日作出（2009）齐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黄新、付学明不服，向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德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2011）德检民抗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1年6月23日作出（2011）德中民抗字第24号民事裁定，决定本院提审本案。2011年10月12日，本院作出（2011）德中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齐河县人民法院重审。齐河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1)齐商重字第12号民事判决，王朋伦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王朋伦仍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6）鲁民监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朋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儒德、房国涛，被申请人黄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吉亮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付学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朋伦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2、维持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2009）齐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即判决被告黄新、付学明共同偿还原告王朋伦借款本金2779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周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6月16日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事实及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七项，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申请事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原审认定：“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分析本案应是上诉人王朋伦与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合作买煤，因对煤炭的经营及结算产生纠纷，王朋伦与付学明、黄新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没有交付借款的事实，王朋伦垫付的277900元，均是三人合作买煤的费用支出，从三张所谓的“借条”中即能看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审法院上述认定的所谓上诉人王朋伦与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合作买煤，王朋伦“垫付”的277900元均是三人合作买煤的费用支出……纯属主审法官所谓的“分析”而不是证据证明的，其主要意图是用三人“合作”买煤来支持“借条”中的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是指三人算账以后结算，来达到为被申请人黄新、付学明“胜诉”的目的。“合作”买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可，按被申请人的说法是为再审申请人“帮忙”。在2011年8月25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德中民提字第16号案中的庭审笔录第5页付学明陈述：“对方恶人先告状，将两个帮忙人员说成诈骗”。黄新陈述：“就因为关系不错才帮你（王朋伦）的”。第10页问黄新、付学明何关系，付：朋友关系，无合伙关系，黄：我与陈希刚朋友关系，与付学明朋友关系，无合伙关系？问：付学明你与王朋伦何关系，支付你费用吗？付：之前不认识，不支付费用，就黄新带我认识的王朋伦。以上均充分证明三人是互相帮忙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做为两次审理该案的审判长对此事实是清楚的，却不顾事实，认定为“合作关系”，偏袒被申请人黄新、付学明。而事实是：1、首先经人介绍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黄新认识时，被申请人谎称其与他人合作开办了齐河运通煤炭销售公司，有经营煤炭的资质，是运通公司人员，后经查实并非该公司人员，是借用的资质来蒙骗再审申请人。2、被申请人黄新派被申请人付学明领着再审申请人王朋伦去山西买煤，领到小煤窑，没有王朋伦要购买的煤，被申请人便向再审申请人借款他们自己买煤。3、被申请人借款后为再审申请人王朋伦写下借条，并言明从山西回来黄新与付学明对账。4、付学明买煤后，向煤中掺中煤，并将煤送到他处处理。5、再审申请人王朋伦向被申请人黄新催要借款时，答复等付学明回来对对账，将煤处理后还款。以上事实均有证据证实（即黄新在2007年8月24日在长清区公安局询问笔录为证）。对于有证明的事实，原审不予认定，对没有证据证明的却用“分析”来认定。正是原审法院用“分析”来定案才导致一个简单的借款合同案“四次”审理，认定了四个事实，其中一个真实的事实被三个“分析”来的“事实”否定了，最终做出错误的判决。
1、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2009）齐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做出正确的认定，即认定借款事实存在。2、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德中民提字第16号裁定书则认为（2009）齐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因该提审案件是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检察院抗诉的主要理由是黄新、付学明应为运通公司人员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在庭审中，付学明、黄新明确表示其二人并非运通公司人员，因此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只就抗诉的理由进行审理，抗诉之外的不予审理，对此在2011年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德中民提字第16号案中的庭审笔录中，主审法官也做了说明，即该笔录第3页最后两句：“对补充申诉状中我们不予审理”。既然补充申诉不予审理，检察院的抗诉理由由于被申请人否认，而不成立，何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呢？3、（2011）齐商重字第12号民事判决则认定“黄新为齐河县运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业务员，对外以运通公司的名义联系煤炭业务”。4、（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则认定为“合作买煤”。
综观提审、重审、再审三次审理判决，尤其是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对原告有利的证据只字不提，但却对被申请人有利的方向大篇幅的论述。
申请事由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具体理由如下：原审法院审判组织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理应再审。该案经一审判决生效后，检察院提起抗诉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提字号进行了提审，审理后发回齐河县人民法院重审，齐河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判决后再审申请人不服，上诉至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州市中级人民法以再字号进行审理，而合议庭人员审判长仍是原审判长。根据《民诉法》的规定，经过提审的案件再审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即原合议庭成员不能参加新组成的合议庭，而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和再审的合议庭中的审判长是一人，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该案应当再审。
综上所述，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审判组织不合法，应予再审。请求法院支持再审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被申请人黄新答辩称，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依据的所谓的借条实际是证明条，在内容上看，也详细列出了各种费用。如果是借贷关系，只需写明借现金多少即可，并且还要有还款日期及利息等约定。而该借条不仅没有上述内容，而且还详细说明了其用途，这显然不符合借贷关系的习惯。同时，2007年8月17日再审申请人在济南市长清区刑警队报案笔录中陈述说“看着可以就买下”，该陈述体现出到山西买煤的生意是再审申请人的，并不是像再审申请人所说的自己放弃生意。因报案材料距买煤时间比起诉时间短，因此具有真实性。另外，根据原一审法院查明情况，证明买煤生意是再审申请人的，不存在黄新、付学明借款的可能，因此再审申请人所谓的借条无法证实双方的借贷关系，原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付学明未出庭，也未提交答辩材料。
王朋伦在原审法院起诉称，2007年5月15日至17日，被告在山西古交市购买煤炭时，因被告资金缺乏，经朋友介绍便向原告借款282900元，并由被告亲笔书写借条。但被告至今未偿还借款。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付原告借款及利息，案件受理费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承认诉状中借款数额计算有误，应为277900元。
付学明、黄新答辩并反诉称，原告（反诉被告）所诉与事实不符。被告（反诉原告）不欠原告（反诉被告）所诉款项。本案事实是2007年5月份，原告（反诉被告）借用齐河运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资质向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丘电厂销售煤炭，借用资质的行为由黄新介绍。原告（反诉被告）去山西采购煤炭过程中，黄新安排付学明陪同并协助。在山西办理完手续，原告（反诉被告）将购煤款交付后，以其女儿患病为由返回山东。原告（反诉被告）打电话要求被告（反诉原告）代为处理煤炭的运输事宜。二被告垫付了139934元运费将煤炭运回齐河，此后，原告（反诉被告）王朋伦拒不支付两人垫付的运费，也不运走煤炭，被告（反诉原告）又陆续垫付了税款、场地费、工人工资、装卸费、中煤款等费用。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朋伦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垫付的运费、场地费等各项费用合计288894元，诉讼费用由王朋伦承担。
一审法院重审查明，黄新为齐河运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业务员，对外以运通公司的名义联系煤炭业务。王朋伦通过关系找到黄新，要求与黄新合作，使用运通公司的资质到山西购买煤炭，然后卖给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丘电厂（以下简称华电公司）。2007年4月27日，王朋伦以运通公司的名义与华电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向章丘华电公司供给煤炭，合同上加盖运通公司公章并有王朋伦签字。2007年5月13日，运通公司向王朋伦出具承诺书，承诺：“承诺人在济南章丘华电公司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厂煤炭经营业务，全权委托王朋伦具体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周转流动资金，由王朋伦负责投资。流动资金与承诺人无关，承诺人承诺王朋伦在经营煤炭过程中，承诺人不挪用占有该项流动周转资金，并不影响该资金的正常运转。否则，由承诺人赔偿王朋伦经济损失（按所占用、挪用或影响周转资金的2倍计算）。”后王朋伦与其亲戚高韶山、鲁宪礼赴山西省古交市购买煤炭，黄新委托付学明携带运通公司手续前往协助王朋伦。付学明找到山西当地的熊亮忠协助购买煤炭。王朋伦在缴纳完煤炭运费及相关税务费用共计276000元后，要求付学明给其出具借条。付学明根据黄新的指示，于2007年5月16日、2007年5月17日向王朋伦出具借条三份，共计277900元。内容分别为：“今借王朋伦现金二十七万六千元（276000元），交下列费用：1、煤金：1千吨×165∕T=165000.00；2、暂支李玉明运费：3万元；3、支发展基金（28∕T×1000）:2.8万元；4、支煤运基金（18∕T×1000）:1.8万元；5、支煤炭押金：3万元；6、支熊亮忠税款5千元。计贰拾柒万陆千元（276000.00）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黄心付学明2007.5.16号”、“借条：今借现金壹仟元（1000.00）。1、支朱英明、地税盖章好处费500元；2、地磅、铲车等费500元。黄心、付学明2007年5月17日”、“借条：现金玖佰元整支下列费用：稽查管理费：捌佰伍拾元；排污费：贰拾元；工本费：拾元；补煤炭基金贰拾元（应18.2∕T×1000﹦18200元，交18000元，欠20元）黄心付学明2007年5月17号”。由于负责联系运输车辆的李玉明没有联系到运煤车辆，王朋伦的亲戚高韶山通过银行汇给李玉明的30000元运费，李玉明于2007年5月19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寿阳朝阳支行又汇给了高韶山。
一审法院重审认为，根据双方在济南市长清区公安机关的陈述，原告（反诉被告）有购买煤炭的意愿，被告（反诉原告）黄新能够提供购买煤炭的资质手续，双方一个提供资金，一个提供资质。通过王朋伦作为运通公司委托代理人与华电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运通公司承诺书和其本人陈述可以看出，系王朋伦用运通公司的资质。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陈述当时借款时是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付学明，但是根据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原告（反诉被告）所谓的借款，其中有的款项系其亲戚高韶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支付给案外人李玉明找运输车辆，而李玉明因为没有找到车辆也将收到的款项又返还给高韶山。且该款项与被告（反诉原告）黄新借条中注明的：“暂支李玉明运费30000元”项目相吻合。原告（反诉被告）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结合借条中“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这一备注，充分证明所谓的“结算”还没有进行。综上，原告（反诉被告）没有充分的理由证实被告（反诉原告）的借款事实，对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黄新、付学明庭审中虽然提交了运费、场地租赁费、装卸费等收据作为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原告（反诉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朋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黄新、付学明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27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朋伦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63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黄新、付学明负担。
上诉人王朋伦不服原审法院重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全部事实是片面的，没有全面客观的反映事实真相，仅是将被上诉人借用运通公司资质，同上诉人达成业务意向的起因作为全部事实予以认定。但对整个事实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表述，是避重就轻，有意袒护被上诉人。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有误。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发现诉讼请求计算有误，随即变更诉讼请求为277900元。而齐河县人民法院在重审时，在（2011）齐商重字第12号民事判决中表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仍按原诉状照抄为282900元。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黄新为运通公司业务员，没有事实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王朋伦在缴纳完煤炭运费及相关税务费用共计276000元后，要求付学明给其出具借条。”，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五、一审法院以借条中“以上费用在煤炭结算时结清”备注，认定“结算”还没有进行，从而否认借款事实，是错误的认定。六、一审法院确定的诉讼费12287元超出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277900元及相应的利息。
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法院查明在2007年5月16日所谓的借条中第二项系上诉人王朋伦亲戚高韶山给李玉明打的款，让李玉明联系运输车队。后来李玉明没有联系上，就将该款给高韶山打回去了，根本没有让付学明经手。这充分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不成立，应是证明条，非借条。购煤行为是上诉人单方行为，借款不成立。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卷中运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均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本院再审本案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付学明、黄新不是运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二人的行为与运通公司无关。
另查明，2007年8月17日，上诉人王朋伦到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公安分局刑警一中队报案称：2007年4月，其准备给华电公司供应煤炭，经人介绍认识了黄新并以运通公司的名义与华电公司签订了供煤合同，黄新安排付学明陪同王朋伦一行到山西买煤，“5月15日，我们就到了古交市，随后一个姓杨的领着我们看的炭，我们看着行就打算买下来，交钱的时候付学明说没钱让我交钱，我就给黄心打电话，黄心说先让我付钱，等回来就给我钱，还说钱别给付学明，让付学明给写个手续。等我付了钱，付学明给我打了三个借条”（报案笔录第三页）。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王朋伦与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达成借款合意，其外在形式包括：借条、借款合同等；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规定明确宣告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应当就“提供借款”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从形式要件来看，上诉人提交的三张“借条”列明了详细的用途，大到165000元的购煤款，小至10元、20元的工本、排污费，“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借款利息，但在涉及金额为276000元的“借条”最后写明“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的字样，因此，根据日常经验法则，这三张“借条”不符合借条的一般形式要件，更像是付款明细；从实质要件来看，上诉人王朋伦在本院及原审法院历次开庭均主张，其以运通公司名义与华电公司签订供煤合同后，由付学明陪同到山西买煤，因考察的几个煤窑没有找到符合供煤合同质量要求的煤炭，便放弃了买煤打算，但付学明与黄新觉得有利可图，付学明、黄新二人分两次自王朋伦处借走277900元现金，付学明买了1000吨煤并为王朋伦出具三张借条。王朋伦的上述说法与其2007年8月17日在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报案笔录陈述不一致，上诉人王朋伦在济南公安局报案距离山西买煤时间短，其陈述更详细具体，也更具真实性。从王朋伦在济南公安局报案笔录中记载“我们看着行就打算买下来，交钱的时候付学明说没钱让我交钱……”可看出，“我们”买煤是指上诉人王朋伦与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共同买煤。该陈述与付学明出具列明详细用途的“借条”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付学明书写详细用途的“借条”是为了三人日后算账，因277900元均是王朋伦的款项，所以，注明“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是指三人算账以后结清。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分析，本案应是上诉人王朋伦与被上诉人付学明、黄新合作买煤，因对煤炭的经营管理及结算产生纠纷，王朋伦与付学明、黄新之间既没有借款的合意，又没有交付借款的事实，王朋伦垫付的277900元，均是三人合作买煤的费用支付，从三张所谓的“借条”中能看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上诉人王朋伦诉称付学明、黄新借其2779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黄新为运通公司业务员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的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到原审判决结果的正确。综上，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87元，由上诉人王朋伦负担。
再审期间，三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为查明2007年当事人从山西所购煤炭是否存在，主审法官到齐河县城关找到了存煤现场，并拍照留存，同时，对黄新亦进行了询问，黄新称所存煤炭就是2007年从山西购买的，现场存煤大约有600吨，（因黄新从山西拉回600吨煤后，卖了180吨，卖了56000元），还有一部分是黄新自己的。经质证，王朋伦对黄新的陈述不予认可，对黄新所存煤炭，所卖煤炭及价格也不认可。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及事实与理由，综合历次庭审及卷中相关材料，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07年4月份，王朋伦准备给华电国际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供应煤炭，因其无煤炭经营资质，故通过朋友找到齐河县买卖煤炭的黄新，其称有经营煤炭的资质，煤炭价格为375元/吨。之后王朋伦开车拉黄新到淄博的华电煤炭管理科去签订了一份供煤合同，时间自2007年5月1日至5月31日，数量0.2万吨。当时黄新出具了齐河县运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的经营手续，但法定代表人不是黄新，而是陈希明。王朋伦以运通公司的名义与华电签订供煤合同。黄新既不是运通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只是与陈希明关系较好，经常借用该公司的资质销售煤炭。2007年5月13日，王朋伦又与运通公司签订了一份“承诺书”，主要是约定煤炭资金不得挪用，确保正常运转。上述合同、承诺书办理完毕后，王朋伦催促黄新抓紧购煤，因当时黄新的家属身体不好，后安排其合伙人付学明与王朋伦、及王朋伦的亲戚高韶山（王朋伦的两桥）、鲁宪礼一行四人到山西买煤，在山西古交看了煤，同意买1000吨，王朋伦交纳了各种费用，包括煤金、运费、发展基金、煤运基金、煤炭押金、经营管理费、排污费、工本费，熊亮忠费用等共计277900元，有交款单据，及付学明所列明细证明。后王朋伦在宾馆让付学明书写了三张借条，第一张借条是2007年5月16日，总额为276000元，且借条注明了列支费用6项，并在最后一行写明“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第二张借条是2007年5月17日所写，费用总额是900元；第三章借条也是2007年5月17日所写，费用是1000元。三张借条均写有黄新、付学明。黄新称王朋伦、高韶山联系了河北三辆车，拉煤180多吨，将煤拉跑，下落不明。为此，黄新与付学明已在齐河报案。另高韶山联系一个亲戚叫李玉明帮助拉煤炭，并预付30000元运费，因未联系成功，后将30000元退回。之后王朋伦家中有事，其与高韶山一起回山东，留付学明在山西运煤。当时因山西下雨，路不好走，坡度大，不好找车辆，黄新与付学明经多方联系车辆，将所买煤炭600吨运回齐河。黄新称，此时已超过向华电供煤的时间，故将煤炭拉回齐河。另，黄新称当时购买中煤280多吨掺进，其拉回600吨，被拉跑180多吨，剩余的煤炭还存放在山西古交煤场。王朋伦到齐河找到黄新，让黄新抓紧处理一下煤，偿还其支付的费用。黄新称拉回的煤炭卖了180吨，收入56000元，其余的煤炭还在齐河城关煤场存放。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时，黄新与付学明提出反诉，要求王朋伦支付其垫付的运费、装卸费、场地费、看管人员工资等282900元及利息。
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1、本案当事人之间是何种关系；2、王朋伦所称“到山西古交看煤后，因不符合要求，其就不要了，黄新、付学明称你们不要我们要”，此时出现了转换，买煤的应是黄新与付学明，不是王朋伦。王朋伦所称的“转换”是否成立；3、黄新、付学明有无借款的事实。4、本院二审合议庭组成是否合法问题。本院对以上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朋伦需要煤炭，因无资质找到黄新，黄新称有资质，但其出示的是运通公司的资质，黄新不是运通公司的人员，其也是借用资质。王朋伦系找黄新帮助或者合作购买煤炭，黄新与付学明系合伙关系。付学明打借条黄新知道，且认可。2、王朋伦主张在山西买煤炭时出现了“转换”，该“转换”是否成立。王朋伦带其亲戚高韶山、鲁宪礼去的山西古交，黄新委派其合伙人付学明陪同王朋伦买煤，其一行四人在山西古交看了煤炭，并同意购煤1000吨，所有的费用均是王朋伦支付，对此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之后，王朋伦在宾馆内让付学明书写了三张借条，且每张借条均写明了列支项目，付款在前，写借条在后。王朋伦称其看煤后，因不符合要求，其就不要了，黄新、付学明称你不要我们要。这就是王朋伦主张的转换点，既然王朋伦看煤后，发现不符合要求，决定不要煤了，其就应该不再参与，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王朋伦又主动支付了277900元的各种费用，后让付学明打借条。2007年8月17日王朋伦在济南市长清区刑警队报案笔录中陈述说“看着可以就买下”，这说明王朋伦看煤后是同意购买的，现在王朋伦又改称“转换”为黄新、付学明购煤，与事实不符，且证据不足。3、黄新、付学明是否有借款的事实。王朋伦主动支付所有费用后，又在宾馆让付学明打了三张借条。也就是说支付各项费用在前，打借条在后。王朋伦称是借款，其应该让借款人出具借据，并将款项直接交付给借款人，而不是自己去亲自交纳各种费用。付学明在借条上也写明了列支项目，并注明“以上费用在煤款结算时结清”。无论从购煤的起因还是购煤的过程，及看煤后付款的事实，结合打借条的内容进行分析，黄新、付学明均不具有向王朋伦借款的情形。4、关于二审合议庭组成是否合法问题，本案是一审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抗诉，本院进行提审，经审理发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作出判决后，王朋伦提出上诉，本案进入二审，二审仍然由原承办人进行审理，因法律无禁止性规定，由原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审理，并不违法。王朋伦主张提审案件，二审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的理由无法律依据。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王朋伦申诉，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故本案仅就王朋伦的再审请求和理由进行审理。从王朋伦在最初一审的诉讼请求看，其主张与黄新、付学明之间系借贷关系，且多次庭审一直坚持是借贷关系，并提供了付学明所打的三张借条，其要求黄新、付学明偿还借款。经多次审理，本院认为，王朋伦与黄新、付学明之间并非借贷关系，因为去山西购煤是基于王朋伦的要求和需要，黄新、付学明是受王朋伦的邀请帮助或者是合作购煤才去得山西。王朋伦与付学明均到了山西古交市，看了煤炭后，同意购1000吨，且王朋伦主动交付了277900元的各项费用，后让付学明写了三张借条，且借条上也列明支付项目。王朋伦主张此时出现了“转换”，其看煤后，发现不符合要求，就不要了，黄新、付学明说要这些煤。王朋伦所称的“转换”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王朋伦称看煤后，发现不符合要求，就不要了。此时王朋伦就不应该再参与了，至于需要什么费用，办什么手续，均与王朋伦无关，而恰恰相反，王朋伦是主动去交纳的所有费用，这能说明王朋伦不要煤炭了吗？另，王朋伦2007年8月17日在济南市长清区刑警队报案笔录中陈述说“看着可以就买下”，也能印证是其看煤后同意购买，并支付的费用，没有证据证明是黄新、付学明购买，也无证据证明在山西购煤出现“转换”的过程；第二，借条是在支付各项费用后，在宾馆让付学明所写，即先付款，后写借条，这也不符合借款通常做法和习惯，借贷行为通常是出示借据，交付款项，约定还款日及利息。本案是支付费用，书写借条，且借条写明了列支项目，并写明在以后煤炭结算时结清，上述做法不符合借贷关系中书写借条的形式要件；王朋伦主张购煤发生“转换”，亦无证据支持。煤炭是王朋伦购买，其也交付了费用，煤炭应该归王朋伦所有。黄新、付学明与王朋伦去山西购煤，双方应是帮忙或者合作关系，并非借贷关系。对于王朋伦与黄新、付学明购煤期间支出费用，及从山西运回的煤炭的处理问题，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王朋伦主张与黄新、付学明是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证据不足，其要求黄新、付学明偿还借款，不能得到支持。本院（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仕东
审判员 许本海
审判员 张枭烈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于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