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14民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兴宁市黄陂镇留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曾运元，男，汉族，1955年7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兴宁市，系该村民小组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永新，男，汉族，1972年2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兴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松茂，男，汉族，1953年10月2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兴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勇，男，汉族，1972年8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兴宁市。上诉人兴宁市黄陂镇留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曾永新、�松茂、刘志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7）粤1481民初19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上诉请求：裁定撤销一审法院裁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上诉人与三位被上诉人签订的位于兴宁市××××村的水田买卖合同无效，即位于兴宁市××镇虎形门口马路下(即刘志勇新建房屋背后)老河道的第二块水田共九分九厘归还给上诉人。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土地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是权属存在争议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是偏袒被上诉人的表现。因为:第一、本案中的土地权�不存在争议的问题。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可知，这是兴宁市××××村民委员会和兴宁市黄陂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证明，证实涉案的土地权属于上诉人所有，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尽管该证明没有详细具体的四至界址，有一定的瑕疵，但丝毫不影响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一审法院认为“土地四至不明确，无法确认与被告刘志勇所取得的土地是否完全重合”，这是非常片面的说法，只要一审法院去实地勘验，完全可以证明上述的二块土地是否重合，这是一审法院草率的裁决行为，是严重偏袒被上诉人的行为。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曾清汉”是否其本人签名来否定上诉人的证明事实也是错误的。作为曾清汉本人，是否其本人签名不能由其本人否定，曾清汉出庭作证，其完全可以基于某种目的来否定其签名，但这种否定一审法院就进行认定，这是不负责任的裁决，因为要认定是否其本人签名，完全可以进行笔迹鉴定，从而准确地认定是否其本人签名。然而一审法院对曾清汉的说法就认定其是事实，这是完全偏袒被上诉人的做法，上诉人绝对不能接受，上诉人认为，是否曾清汉笔迹应对其进行笔迹鉴定，以便查清事实的真相，查清究竟是谁在说谎。三、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这是生搬硬套的说法。因为作为上诉人是乡村一级下面的生产队，不存在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即涉案的土地权属由于从2016年才开始对农村的土地权属进行确权颁证，以前从未有此方面的证书。涉案的土地权属上诉人已经提供的兴宁市××××村民委员会和黄陂镇人民政府的证明，完全可以证实涉案的土地权属就是上诉人的。因此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是完全错�的，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因为涉案的争议从2016年土地确权开始上诉人多次向兴宁市人民政府、黄陂镇人民政府上访，要求有关部门解决上述问题，可有关部门一推再推，最后才向法院提出诉讼，可现在法院又将纠纷踢回黄陂镇人民政府，这样兜来兜去让农民到何时才结束。政府推向法院，法院又推向政府，让上诉人相信谁。但上诉人坚持认为，因为有村委、镇政府的两级部门的证明，应该不存在上述的这个问题。只是一审法院严重偏袒被上诉人，不想处理而己。四、被上诉人之间的水田买卖依法应当无效，但一审法院对此问题进行回避，是明显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它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农村土地承包后，不得买卖。就本案而�，被上诉人之间对涉案的原告的所有的水田进行买卖，虽然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的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且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部门审批手续，故被上诉人之间的水田买卖行为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抛开涉案水田的权属问题，被上诉人之间擅自买卖水田的行为就是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无效行为。作为法院而言，首先要对违法行为进行制止，而不是替被上诉入找借口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五、此案有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因为本案中的相关当事人涉嫌非法转让土地的犯罪行为，且数额巨大，建议法院部门移送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的人员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的同时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曾永新、曾松茂、刘志勇未作书面答辩。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的诉讼请求来看，该案表面上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但从双方争议的焦点来看，原告认为诉争的土地位于兴宁市××镇虎形门口马路下老河道的第二块水田，面积共九分九厘，属于其村民小组所有；而被告刘志勇事实上是分别从被告曾永新、曾松茂二人处各取得了一块土地，且被告曾永新、曾松茂认为转让的土地是其名下的田，也一直都是由其耕种的。因此，本案实际上涉及土地的权属问题，且本案的处理必须以争议的土地权属确定为前提。对于土地的权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现原告认为争议的土地归其所有，并向法院�交了兴宁市××××村民委员会及兴宁市黄陂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和向兴宁市黄陂镇人民政府反映情况的《申诉书》复印件一份。其中《证明》显示的土地“四至”并不明确，无法确认与被告刘志勇所取得的二块土地是否完全重合。对于《申诉书》，只能证实被告曾永新、曾松茂将土地转让给刘志勇，不能证实土地是原告所有，且该证据与本院审理的（2017）粤1481民初1927号案件中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一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是相同的，经兴宁市××××村19生产队队长曾清汉出庭作证，证实《申诉书》中见证人处“曾清汉”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证实其要证明的目的，且这两份证据并不是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在当事人�商不成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以双方争议的土地权属明确为前提，现争议的土地到底是否为原告所有，与被告刘志勇取得的二块土地是否为同一块土地，依法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确权，在政府未处理前，法院无权直接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作出处理。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裁定：驳回原告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5日，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向兴宁市黄陂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诉书》，认为其在1980年初分得位于兴宁市××镇虎形门口马路下老河道的第二块水田共九分九厘，由于该块水田长期水涝，基本不具备水田的正常种植条件，故在分田到户时其所在生产队没有进一步分田到户，仍属于其所在组的集体水田。后来，虽然有村民私自断断续续耕作一段时间，但均未具体分到农户名下。可在2014年4月，由曾永新、曾松茂二人私自卖给刘志勇，请镇政府对该非法买卖行为作出公正处理。2017年8月28日，兴宁市××××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兹有位于兴宁市××镇虎形门口马路下(即刘志勇新建房屋背后）老河道的第二块水田共九分九厘，在1980年间分给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所有。未分给村民使用”，该证明由兴宁市黄陂镇人民政府加盖公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第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兴宁市××××村民委员会及兴宁市黄陂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但《证明》显示的土地“四至”并不明确，无法确认与被上诉人刘志勇所取得的土地是否完全重合，同时该《证明》对土地权属的确认并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故上诉人在不具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的情况下，认为有村民侵犯了其集体土地所有权，属土地所有权发生争议，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应当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并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符合规定的调查处理意见。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在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表面上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实质是请求确认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综上，兴宁市××××村19生产队第二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缴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陆宝华审判员  李 林审判员  陈国华二�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何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