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中民终字第30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玉种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军，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立，系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正弼，男，1957年4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民乐县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施仪，系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赵正弼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4）甘民初字第4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立与上诉人赵正弼及委托代理人施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28日，原告金玉种业以陈爱君为其委托代理人与吴兴文等五农户签订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一份，双方就预约生产的农作物种子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等事宜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年4月9日，原告金玉种业工作人员陈学军代表金玉种业作为甲方、被告赵正弼等四户农户代表石岗墩农场的部分农户作为乙方，双方再次签订玉米制种补充协议一份，由被告赵正弼等人为原告繁育玉米种子。该协议主要内容为：1.乙方负责解决隔离区，保证安全隔离。制种区域内外的隔离区费用乙方负担，如在制种区域内掺杂大田玉米，出现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2.甲方为乙方支付前期投入地膜、亲本种子及借款每亩600元，其中：播种前300元，去雄前150元，收获时150元，投入地膜、亲本种子及借款年终结算种款时冲抵制种款。3.种子成熟后乙方提供收购场地，甲方按鲜果穗收购。种子质量纯度≥97%，芽率≥98%，净度≥99%，，合格种子鲜果穗每公斤2.5元。4.种子款兑付方式：收购结束后30日内种款结算完毕，最迟不超过2011年11月31日。5.发现制种农户藏匿、倒卖种子，除按倒卖种子数量的10倍罚款外，如数扣除当年该农户的所有制种田面积的制种款，并按情节报送种子管理机关及公安机关处理。6.违约责任：一方违约承担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间接经济损失赔偿。7.甲方向乙方提供亲本、父本郑单958系列品种。8.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上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即按该协议的约定开始履行协议，原告金玉种业于同年4月19日向被告提供了价值10200元繁育的玉米种子的亲本（其中母本28袋、父本6袋），并与同年5月17日、7月16日分两次以借支的形式向被告支付前期投入70650元。被告也按协议的约定，为原告金玉种业在石岗墩农场繁育郑单958玉米种子。双方并约定，被告等人为原告金玉种业种植的制种玉米的收获时间为2011年9月25日至9月30日。双方约定的收获时间届至时，因双方对协议约定的原告于收获时向被告支付每亩150元的投入产生争议，原告未能向被告支付该笔投入，被告亦未按双方约定的收获时间收获制种玉米并向原告交售。期间，因错过了双方约定的鲜果穗的收购时间，在双方协商制种玉米的收获事宜时，双方对制种协议约定的制种玉米的收购价格产生分歧，被告赵正弼等制种农户以错过鲜果穗的收购时间，以鲜果穂脱水分导致其产量下跌为由，要求原告对协议约定的收购价进行涨价，但原告金玉种业不同意，仅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收购价进行收购，为此，双方陷入僵局。后虽经双方多次协商，但均未果。同年10月12日，被告赵正弼自筹资金对所种植的制种玉米进行了收获，原告虽组织人力并架设地磅进行收购，但因被告赵正弼等人提出要现款支付，而原告则认为依协议的约定收购之后再付款，双方因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赵正弼收获的玉米也未能被原告予以收购。后虽经双方多次协商，但因收购价格及款项的支付问题分歧意见较大，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同年11月，被告赵正弼等种植农户就已收获的玉米种子的收购事宜反映至甘州区农牧局。农牧局相关工作人员接待后，因被告赵正弼等人提供的种植协议上面仅有陈学军的签名，并没有加盖金玉种业公司的公章，该工作人员经与陈学军电话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2012年2月20日，被告赵正弼等农户就制种玉米的收购问题，到甘州区信访局进行上访。同年2月29日，被告赵正弼等人以收获的玉米制种未收购，致使经济困难，无法春耕为由，请示甘州区人民政府相关领导，要将玉米种子转商出售。区政府相关领导建议被告等人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后被告赵正弼将其种植的玉米种子以商品玉米进行了出售。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除其委托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外，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与种植户吴兴文等人于2011年3月28日在石岗墩农场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示范合同书一份、2011年4月9日原告与被告赵正弼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就玉米种子繁育事宜达成协议后，双方就玉米繁育过程中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原告提交该证据同时欲证明本案被告主体适格；2.原告与种植户张强等人于2011年4月10日签订的玉米制种协议一份，该协议内容与原告与被告赵正弼等人于2011年4月9日签订的玉米制种补充协议一致，意欲证明与原告签订制种协议的农户系石岗墩农场其他种植农户的代表，本案被告主体适格；3.原告金玉种业技术员杨德才于2011年10月15日给公司提交的工作汇报一份，欲证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先行违约的事实；4.原告金玉种业公司7名工作人员于2012年3月3日提交的情况汇报一份，欲证明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被告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5.借支单2张、欠条1张，证明种植协议签订后，原告对被告进行的前期投入情况。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除其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外，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所提交的借支单2张的复印件，欲证明原告未按制种协议的约定，将收获时每亩150元的前期投入支付被告，存在违约行为；2.原、被告于2011年4月9日签订的玉米制种补充协议的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收获前150元／亩前期投入的事实；3.原告工作人员陈爱君与种植户张立华于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玉米制种协议的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的2011年9月25日前向被告支付收获前150元／亩前期投入的事实；4.甘州区信访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被告赵正弼等人的上访信一份，欲证明因原告不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赵正弼等人上访、信访的事实；5.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吕文伟、陈秋香当庭所作的证言，欲证明原告违约的事实。
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经原告申请，本院依职权对甘州区农牧局工作人员闫明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证实2011年11月，被告赵正弼等种植农户就已收获的玉米种子的收购事宜反映至甘州区农牧局。其接待后，因被告赵正弼等人提供的种植协议上面仅有陈学军的签名，并没有加盖金玉种业公司的公章，其与陈学军电话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后其告知被告赵正弼等人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的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双方于2011年3月28日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示范合同书一份无异议，对双方于2011年4月9日签订的玉米制种补充协议一份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仅列赵正弼为被告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以该制种协议上无被告的签名提出异议，认为以该证据列赵正弼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欲证明的事实均不属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无异议。
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欲证明的问题提出异议，提出双方签订的合同不是包产值的，而是根据产量依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收购的，且双方约定的收获时原告向被告支付150元／亩的费用是收获后支付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无异议，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提出异议，认为从签约的时间上来看，不合理；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区政府相关领导签字无异议，但对被告方书写的内容有异议，认为是因为被告拒交种子导致种子牙率下降，是被告方先行违约；对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吕文伟、陈秋香当庭所作的证言，原告认为证人为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对甘州区农牧局工作人员闫明所作的笔录，经原、被告质证，双方均未提出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原告列被告赵正弼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是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赵正弼返还原告生产投资81440元（其中预借现金70650元、亲本款10200元、农药590元），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原告列被告赵正弼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被告认为，根据双方所签制种补充协议，合同乙方是石岗墩农场，被告赵正弼及其他三人是以代表人的名义在协议上面签属了自己的姓名，其行为系代表石岗墩农场八户种植户与原告签订协议，因此，本案中的被告赵正弼应是石岗墩农场八户种植户，只列被告赵正弼一人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则认为，原、被告签订制种补充协议时，虽然合同的乙方为“石岗墩农场”，但是“石岗墩农场”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该农场的八户制种户之间没有相连关系，因为他们经营的土地位于石岗墩，因此签约时，将协议的乙方简称为“石岗墩农场”。被告赵正弼等人虽为乙方代表人，但是基于该合同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均是与各种植户相关的，因此，赵正弼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适格的。对此，本院认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即诉讼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之一。本案中，被告赵正弼等四人虽以“石岗墩农场”代表人的身份与原告签署了制种协议，但该“石岗墩农场”并非经工商注册登记的组织，仅是一个地理名称，因被告赵正弼等人在该处承包经营土地，因而与原告签约时冠以“石岗墩农场”字样，被告赵正弼等四人虽为“代表”，但是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赵正弼等四人与其代表的其他种植户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相互独立的，被告也认可，虽以“石岗墩农场”代表的名义与原告签署制种协议，但是该协议约定权利与义务是种植户个人承受的，因此，本案中，合同（协议）的相对方应为原告金玉种业与被告赵正弼，也就是说，产生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为原告金玉种业与被告赵正弼。现双方因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作为合同的相对方，被告赵正弼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被告赵正弼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故对被告赵正弼关于本案只列赵正弼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不依协议的约定按时收获制种玉米、随意涨价并拒绝向原告交售玉米种子，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被告则认为，依双方所签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在收获种植的玉米制种时，向被告投入每亩150元的费用，但原告未按该约定向被告投入该笔费用，导致被告在收获种子时人工费没有着落，以致错过“鲜果穂”的收获期，原告不按约定支付前期投入的行为，构成违约。对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根据双方所签制种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当在被告收获为其繁育的玉米种子时，向被告支付每亩150元的前期投入，以便被告能组织人力及时将为原告繁育的玉米种子收获，但原告未能按约向被告投入该每亩150元“收获时”的费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但被告以此为由，不按约按时收获成熟的“鲜果穂”，并随意涨价，要求变更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拒不向原告交售玉米种子，还擅自将繁育的玉米种子出售，其也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原告生产投资81440元（其中预借现金70650元、亲本款10200元、农药590元），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制种补充协议，由原告提供亲本、技术指导并投入前期费用，由被告利用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为原告繁育玉米种子，双方之间因此形成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原告以获取优质的种子并以此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为目的，被告以为原告繁育种子的方式取得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本案中，原告提供亲本、技术指导并投入一定的费用，以期实现其获取优质种子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目的，但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就有关约定的履行产生分歧，被告未能按约将繁育的种子交付原告，以致该玉米种子遭受冻害霉变，不能以种子使用，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该损害结果的发生，主要因被告不能按时向原告交付种子引起，被告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对原告的前期投入，被告应当返还，但原告因不能按约及时将收获时的每亩150元的投入交付被告，其行为也构成违约，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的责任。对原告主张的农药款590元，被告辩称农药已退还原告，因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农药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结合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原告生产投资80850元（其中预借现金70650元、亲本款10200元），酌定由被告返还60%，即4851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正弼返还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投资80850元（其中预借现金70650元、亲本款10200元）的60%，即485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6元，由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42元，由被告赵正弼负担1094元。被告负担的部分直接给付原告，本院收取原告的受理费不再退还。
宣判后，一审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赵正弼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金玉种业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1、架设地磅的时间错误；2、收获前投入每亩150元的认定没有依据；3、上诉人不支付收获前的投资款认定错误。二、原判决对部分法律事实定性错误。1、合同约定的回收工作没有顺利完成是恶意违约；2、错过合同确定“鲜果穗”收购期的责任在于上诉人赵正弼；3、农户种子转商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赵正弼上诉称：一、上诉人金玉种业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二、一审漏列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五、对上诉人150000元的损失，要求上诉人金玉种业与陈爱君负连带赔偿责任。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赵正弼对上诉状中第一、二、三、五项上诉理由明确予以放弃。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赵正弼向法庭提交陈爱君与农户吴兴元签订的收购协议，拟证明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愿意对农户种子的水份流失进行补偿，不存在擅自涨价的问题。移库调拨单证明2011年12月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才对种子进行收购，上诉人赵正弼10月份就要求收取种子，而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拒收。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质证后认为收购协议没有公司签字和盖章，对真实性有异议，农户吴兴元经公司做工作放弃了涨价的要求，才进行了收购，不存在选择性收购的问题，也不能对上诉人赵正弼存在根本违约的否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认为架设地磅时间错误的问题。在庭审中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确切的架设时间，且上诉人双方各执一词，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认为收获时投入每亩150元的认定没有依据的问题。在双方签订的《制种协议》及补充协议中都明确约定收获时投入每亩150元的事实，现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认为没有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认为收获前的投资款不是上诉人不支付，而是上诉人赵正弼拒收，一审法院认定错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有关约定产生分歧，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认定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不存在认定错误的问题，故其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部分法律事实定性错误的问题。一是认为种植回收合同没有顺利完成是由于上诉人赵正弼向第三方销售高额利润恶意违约造成；二是错过合同确定的鲜穗收购期的责任在上诉人赵正弼；三是农户玉米种子转商只是一种说法。上诉人金玉种业的以上上诉人理由均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上诉人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赵正弼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问题。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按约定向上诉人赵正弼支付“收获时150元”的投入款，构成违约，应对该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该违约行为，并不足以造成双方签订合同的不能履行，守约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追究违约当事人的违约责任等救济途径解决。而上诉人赵正弼以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没有支付“收获时150元”等为由，在种子收获后拒绝向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交付，导致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在二审中所提交的农户吴兴元的收购协议及移库调拨单，所要证明的问题，也并不能否认上诉人赵正弼向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未交纳种子的事实。因此，导致合同根本不能履行的过错在上诉人赵正弼，其违约过错明显大于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的违约过错。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为履行该合同向上诉人赵正弼支付前期投入80850元，因该合同最终未能履行，其要求返还该投入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判令上诉人赵正弼返还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投入款的60%并无不当。对于其他上诉请求，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予以放弃，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6元，由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18元，上诉人赵正弼负担918元，退还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18元，退还上诉人赵正弼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白登山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尹建兵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