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湘02行终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件奴，男，1950年5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茶陵县，现住茶陵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聪娇，女，1953年5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茶陵县，现住茶陵县，系原告谭件奴之妻。
委托代理人廖香明，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茶陵县云阳街道办事处步云街。
法定代表人陈志勇，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建平，男，195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系该单位法规股股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向华，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第三人谭利军，男，1978年9月1日生，汉族，户藉地茶陵县云阳街道办事处解放街*组，现住茶陵县，
上诉人谭件奴、廖聪娇因与被上诉人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茶陵县住建局）、原审第三人谭利军城市规划管理一案，不服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2017）湘0224行初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系夫妻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谭件奴在原下东乡东山坝村洋岭组购地建了一栋私宅，90年代初，其又向该组将所建私宅旁的空地买得。1996年12月31日，茶陵县国土资源局为谭件奴颁发了土地使用证，确定土地使用面积为260.8㎡；1999年9月29日，茶陵县人民政府为谭件奴颁发了房屋产权证，载明总建筑面积为214.79㎡，共有人为廖聪娇。
2011年，茶陵县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朝阳街，谭件奴的上述房屋及土地均在规划红线范围内，故同年10月12日，茶陵县建设局（本案被告的前身）以拆迁人的身份与被拆迁人谭件奴及其子亦即本案第三人谭利军签订了一份《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被拆迁人同意将其使用面积为104.3㎡的土地由拆迁人收归国有，然后在洋岭安置区为被拆迁人安置三厢即176.4㎡的宅基地，安置面积超出征收面积部分按400元/㎡补差价。同一日，茶陵县建设局仍以拆迁人的身份与被拆迁人谭件奴另签了一份《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被拆迁人同意将其建筑面积为444.14㎡的房屋及其所有附属设施一并征收，并将其使用面积为156.49㎡的土地由拆迁人收归国有，然后在洋岭安置区为被拆迁人安置三厢即176.4㎡的宅基地，并补偿其人民币328390元，安置面积超出征收面积部分按400元/㎡补差价。在庭审中，谭件奴陈述“协议一”上之所以被拆迁人有谭利军，是因为考虑到“以后好立户，免掉一些手续费”，且谭利军的名字系其代签，谭利军对此当庭认可。之所以存在两份协议，谭件奴的代理人称“协议一”征收的是空地，“协议二”征收的是房屋及附属设施与房屋宅基地。因谭件奴系被拆迁户，故其在未办理用地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在上述安置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一幢二厢的房屋并入住。
2016年3月9日，谭利军以其名义向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填写了申请表，并提交了“协议一”、被拆迁户名为谭利军、谭件奴的《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安置审批单》、户主姓名为谭件奴、谭利军的《茶陵县城市建设拆迁户<规划许可证>办理审批表》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缴纳了办证工本费，该局于2016年3月15日向其颁发了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嗣后，谭利军就同一宗地以自己的名义又相继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土使用证》，并对该宗地上的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且以该房产向他人抵押借款。在庭审中，谭利军陈述其父母不知道其去办证的事情，但其强调“协议一”上有其名字，故有权利申请办证。针对“协议一”上被拆迁人有谭件奴、谭利军两人，而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人仅谭利军一人的情况，茶陵县住建局的代理人在当庭解释称，根据茶政办发〔2014〕54号《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城市规划区内私人建房审批程序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规划局不得办理联建手续”，此处的“规划局”与原茶陵县建设局后合并为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即本案被告。后谭利军未偿还借款，债权人因此而诉诸法律，要求处理抵押的房产。谭件奴、廖聪娇遂具状起诉，要求判决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立即撤销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原审认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建设单位在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征用、划拨土地前，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建设项目位置和范围符合城市规划的法定凭证，是建设单位用地的法律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7条规定，该证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茶陵县住建局系茶陵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承担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工作，故其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谭件奴系被告茶陵县住建局为第三人谭利军颁发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依据的“协议一”的被拆迁人之一，原告廖聪娇系谭件奴之妻，故其二人均与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发证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故其二人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原告谭件奴、廖聪娇基于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向第三人谭利军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服而提起诉讼，故本案系不服城市规划管理行政许可纠纷。经审理查明可知，“协议一”与“协议二”所涉被征收房产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系原告谭件奴夫妻享有，但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原告谭件奴自愿将其名下的房产与空地分开征收，将其子即第三人谭利军作为空地的被拆迁人之一与其一同作为安置补偿对象，与拆迁人签订了“协议一”，此系原告谭件奴对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处分行为。“协议一”签订后，原告谭件奴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即交由拆迁人收归国有，原告谭件奴的使用权便不复存在，而据“协议一”所获得的安置补偿宅基地的所有权应属于原告谭件奴与第三人谭利军共同共有，则第三人谭利军有权依据“协议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根据第三人谭利军提交的书面申请、“协议一”以及相关的审批手续，经审核后向其颁发了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虽然“协议一”上被拆迁人署名为两人，但根据茶政办发〔2014〕54号《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城市规划区内私人建房审批程序的通知》中“规划局不得办理联建手续”的通知精神，被告茶陵县住建局只能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在其中一人的名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仅是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建设项目位置和范围符合城市规划的法定凭证，并非所涉宗地上不动产的权属证明文件。针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提出的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的起诉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的抗辩意见，虽然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发证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距两原告起诉已逾一年三个月，但两原告称第三人谭利军是瞒着他们去办证的，第三人谭利军也认可该事实，而被告茶陵县住建局负有举证证明两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已经申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举证责任而不能，故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茶陵县住建局辩称原告谭件奴与第三人谭利军已达成赠与协议，因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据以抗辩的证据即所谓的谭件奴的证明，形成于本案所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颁发之后，对此不予审查评判，故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谭件奴、廖聪娇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谭件奴、廖聪娇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本院认为中对前述事实的定性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被上诉人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用地行政许可案，争议的焦点是茶陵县住建局作出的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该证是对行政相对人建设项目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范围的用地许可，而非不动产权属确定的证明文件。本案中，茶陵县住建局根据申请人谭利军的申请以及《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安置审批单》，经审核确定谭利军系建设用地人之一且系谭件奴之子后，核发《建设用地许可证》给谭利军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上诉人谭件奴、廖聪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晓斌
审 判 员 彭 华
审 判 员 梁小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 君
书 记 员 吴 倩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