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29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海英，女，汉族，1955年6月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会，广东深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幸崇，男，汉族，1958年12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常，男，汉族，1967年10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系被上诉人所在单位法律顾问。
上诉人邱海英因与被上诉人刘幸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7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邱海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6)粤0307民初7967号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已还清欠款，无须再承担还款义务；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借贷没有利息约定，被上诉人在原审请求中也只请求：“被告承担自起诉之日起到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利息”，而原审法院在判决时，要求上诉人以借款开始之日，以年利率24%计利息，实属错误。利息计算只能以被上诉人的请求的方式计算：“起诉之日起到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利息。”1、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第1项为“依法判令被告一次性付清借款350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到判令还清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利息”。即使在被上诉人违反程序规定，在庭审中变更第1项的诉讼请求也只是要求：“请求被告一次性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及支付原告2015年5月30日前借款本金20000元的利息5000元”，被上诉人的利息要求也只是5000元，且这5000元，当时双方以借条的形式确认下来的，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又放弃了5000元，相当于与原请求一样，没有要求利息。所以，无论是原审中被上诉人的最初的请求，及后来在庭审中的请求，都没有请求上诉人按年利率24%计，原审法院确在判决中要求上诉人按年利率24%承担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实是严重错误。2、被上诉人在庭中变更诉讼请求超过法定期限，原审并未阻止。庭审中被上诉人交更第1项的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一次性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及支付原告2015年5月30日前借款本金20000元的利息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申请鉴定，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被上诉人的举证期限是收到举证通知书之次日起15日内，庭审时，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举证期限，无权变更诉讼请求，原审允许变更系违法。因此，上诉人应按照变更前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支付利息。二、原审法院以主观经验取代事实证据，属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上面写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14000元，被上诉人也承认，反而是原审法院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主观的“原告已于2016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讼诉，原告在诉讼期间的2016年6月25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还款情况有悖常规”。原审法院违反了基本的“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2、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被告未提交任何在上述期间已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4000元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双方都认可《收款收据》，就是被上诉人收到的还款的证据，是被上诉人的自认，确系被上诉人出具，且原审法院以此为依据认可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怎么又认定没有提供任何在上述期间已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4000元的证据呢？3、庭审中有三个证人作证，有两个证人明确的说明：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且另外收了上诉人7000元的还款。正是因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以前归还了的14000元收据，上诉人才借钱归还被上诉人的没有还清的欠款。且出具《收款收据》在前，是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后，上诉人又还了被上诉人7000元，被上诉人也明确认可收到7000元。上诉人在讼诉期间还归这7000元的条件是，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以前归还款项的收据。被上诉人想收回7000元的借款，出具对以前的收款作一个确认，这才是没“有悖”常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关系中，上诉人处于弱势地位，以额外支付人民币7000元的条件换取被上诉人承认此前已付款的事实实属无奈。被上诉人处于强势地位，上诉人处于弱势地位，且被上斥人已经起诉，如果上诉人没有足额支付，被上诉人根本不会出具收据。原审判决载明的所谓“有悖常理”是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逻辑性和公正性，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情况下即推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的收据显属不当。三、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间，上诉人分多次向被上诉人还款，累计人民币37000元，原审法院认定只还16700元，属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以现金形式支付，除2016年6月2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一张金额为14000元的收据外，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出具其他收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自认曾收到上诉人分别还款6500元、3200元，这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开具收据，但上诉人有还款的事实。2016年6月2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7000元，未出具收据，同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一张收款收据，以确认此前收到的还款。总计上诉人归还了被上诉人37000元。即使以现有的证据及被上诉人的自认，上诉人也归还了6500+3200+14000+7000=30700元。而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上诉人只归还了16700元。
被上诉人刘幸崇辩称，一、关于利息的问题。因为本案中有一张《借据》，时间是2015年5月30日，内容是5000元的利息款，当时双方是以借条的方式结算的。一审开庭时双方都认为这5000元不应该计入本金，所以就放弃这5000元，改为双方约定的方式计算利息。二、关于上诉人上诉第二点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2016年5月25日的《收据》“有悖常理”，我方认为，上诉人对2016年2月25日以前的付款，如果按照上诉人对6月25日以前的付款都要求被上诉人补回收据，为何当天的7000元不让被上诉人写收据呢？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这也是上诉人“有悖常理”的具体表现。三、原告承认收到被告的利息款16700元，除7000元被14000元的收据所涵盖以外，其余均无收据。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具过收取过其他本金的证据。被上诉人实事求是，说收取过16700元，这是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判决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幸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自2014年6月至2015年，被告分四次向原告借款现金35000元（币种：人民币，下同），分四次写有欠条。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均未返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一次性付清借款350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判令还清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利息；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时，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一次性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及支付原告2015年5月30日前借款本金20000元的利息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2014年6月27日、2015年5月30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元并出具借条，借条的落款处均有被告的签名确认，其还款日期分别为2014年8月21日、2014年12月前、2015年8月30日。原、被告双方在庭审时均确认上述三笔数额为10000元的借款事实，但是对于借款利息，有不同的主张。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借款的利息，其中2014年1月21日借款人民币10000元以月利率5%计算借期及逾期利息；2014年6月27日借款人民币10000元以月利率4%计算借期及逾期利息；2015年5月30日借款人民币10000元以月利率5%计算借期及逾期利息。被告主张原被告未约定借款的借期利息及逾期利息，被告所偿还的款项属于本金还款。庭审中，原告确认至本案庭审时止，被告仅按照约定支付利息人民币16700元，具体为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21日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元，月利率5%计算，每月利息500元，13个月共计6500元；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元，月利率4%计算，每月利息400元，8个月利息共计3200元；2016年6月25日收取人民币7000元，系以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月利率分别以4%和5%计算，10个月（2015年8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利息共计14000元，被告在原告出具收据后实际支付7000元。被告则主张，至本案庭审时共向原告付款人民币37000元，具体为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每月还款500元，共计2000元；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每月还款1000元，共计5000元；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每月还款900元，共计9000元；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每月还款1400元，共计14000元，另2016年6月25日支付现金7000元。对此主张，被告提交原告出具的收据及证人出庭作证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借贷双方是否有利息约定，二是被告所还借款的数额及性质。
关于利息的约定和支付情况。原告主张虽然原、被告双方在借条上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及利率，但从被告的付息行为中，可以认定双方是有利息约定的，其中2014年1月21日借款本金10000元，口头约定月利率为5%，从2014年1月21日到2015年2月21日为止，共计13个月，每月利息500元，被告已支付了利息6500元；2014年6月27日借款本金10000元，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从2014年6月27日到2015年2月27日为止，共计8个月，每月利息400元，被告已支付了利息3200元；2015年5月30日借款本金10000元，口头约定月利率为5%，并于当天在结算2015年3月至2015年7月期间5个月借款本金20000元的利息4500元（5个月×900元）时，将该次借款本金10000元的2015年6月份的利息500元一并予以结算在2015年5月30日的借条中，共计利息5000元，被告未实际支付上述利息仅出具借条确认；2016年6月25日结算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借款本金30000元的利息时，以每月利息1400元计算，10个月的利息共计14000元，但被告仅支付了原告7000元的利息，尚有剩余7000元利息未支付。上述期间，借款的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均按照该上述口头约定计算。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并无利息约定，从2014年1月份开始，被告开始向原告还款，其中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份每月还款500元，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每月还款1000元，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每月还款900元，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还款14000元，2016年6月25日被告向原告还款7000元，以上还款共计37000元。
综合分析原、被告上述主张及举证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利息约定，理由如下：首先，无论原告主张还是被告辩称，均可确认被告自2014年1月开始存在持续、分期向原告小额还款行为，并且被告主张还款数额基本与原告主张借款的利息、利率相符；其次，被告庭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原告收到被告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利息共计14000元”亦与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期间利息每月人民币1400元相符。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有约定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的理由更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利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规定，故超过部分的利息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均按照年利率24%计付。
关于被告已还所借款项数额。1、关于2016年6月25日之前的还款问题。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自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21日支付第一笔借款人民币10000元的利息人民币6500元；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支付第二笔借款人民币10000元的利息人民币3200元，共计人民币9700元；被告辩称主张上述期间共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6000元，但是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确认原告主张，对被告辩称不予确认；2、关于2016年6月25日被告还款问题。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于2016年6月25日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一份。原告主张上述收款收据记载的人民币14000元是原被告确认的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期间借款利息，被告在原告出具并向其移交收款收据后实际支付利息人民币7000元；被告主张上述收款收据记载的人民币14000元是原告对被告出具收据之前还款行为的确认，另外被告向原告现金还款人民币7000元；
对此原审法院采信原告的主张，理由是：其一、收款收据明确记载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16年6月25日，还款数额为人民币14000元，还款性质为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其二、被告未提交任何在上述期间已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4000元的证据，故其称收款收据系对上述期间还款确认的主张缺乏其他证据支持；其三、原告已于2016年5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诉讼期间的2016年6月25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还款情况有悖常规；其四、被告确认向原告还款人民币7000元，但原告未出具等额收据有悖常理。综上，原审法院确认被告于2016年6月25日向原告还款人民币7000元，截至庭审之日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共计16700元（6500元+3200元+7000元=167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邱海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幸崇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10000元为本金，分别自2014年1月21日、2014年6月27日、2015年5月30日起均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被告邱海英已还款人民币16700元按照先息后本原则抵扣上述判项确认的欠款本金及利息；三、驳回原告刘幸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邱海英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
本院认为，关于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诉讼请求本金35000元变更为本金3万元以及2015年5月30日以前借款本金2万元的利息5000元，其他没有变化，其实是将起诉状的35000本金中的5000元变更为利息，本金加利息的金额没有变化，故本院确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本息35000元及本金30000元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本案双方对借款本金为3万元无异议，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还款数额以及利息的计算标准。上诉人确认从2014年1月开始每个月有固定还款以及2015年5月30日金额为5000元的借条系之前借款的利息，故本院采信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对涉案借款约定了利息并且已经实际支付了部分利息。关于还款数额，双方确认已经还款16700元，上诉人主张在此之外另还款14000元，一审出庭的证人均只能确认还款7000元，且不清楚该7000元是否与收据有关，上诉人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故本案原审认定已经还款16700元，本院予以确认。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二十六条规定，本案双方已经支付的利息其中利率超过36%的部分应当按照先息后本原则折抵，故对于16700元还款应当按照上述原则予以扣减。2014年1月的借款10000元，上诉人每月还款500元，截止2015年2月21日尚余本金6876.46元，该部分本金截止到2016年5月9日的利息为3011.87元,2014年6月的借款截止2015年2月尚余本金9110.76元，该部分本金截止到2016年5月9日的利息为3990.51元，该两部分利息之和为7002.38元，上诉人2016年6月还款7000元，两相扣减，本院确认上诉人已经还清第一笔、第二笔从借款之日至起诉之日的利息，故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支付的该两笔借款利息5000元，本院不予支持。截止起诉之日，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本金25987.22元，关于尚欠的第三笔10000元借款从借款之日至起诉之日的利息，被上诉人未主张，原审判决支持的利息超过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支付从起诉之日起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邱海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与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79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79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邱海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上诉人刘幸崇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5987.22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0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刘幸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上诉人刘幸崇负担87元，上诉人邱海英负担2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6元，由被上诉人刘幸崇负担174元，上诉人邱海英负担5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杰晖
审判员 李小丽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袁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