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67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山西路2号。
负责人：汤典勤。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骏荣，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燕，该行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锦棠，男，197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结莹，女，197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保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红岗广珠路段4-2号地8号铺之一。
法定代表人：伍洁君。
原审被告：伍洁君，女，197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被告：吴伟良，男，197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被告：王爱花，女，197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继铭，广东顺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以下简称中行顺德分行）、潘锦棠因与被上诉人伍结莹及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保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能公司）、伍洁君、吴伟良、王爱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1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行顺德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伍结莹对借款人保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伍结莹承担二审相关之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书中“对此本院认为，伍洁莹是以保证人（配偶）的身份签订6230号合同，而并非保证人。结合同日签订的6231、6232号合同，伍洁君、伍伟良二人虽然系夫妻关系，但其二人均是以保证人的身份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了6231、6232号合同，从而可知伍结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保证人（配偶）不等同于保证人，其作为保证人（配偶）在6230号合同上签字，不等于愿意承担保证人的相应法律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伍结莹与伍洁君、伍伟良是分别签署上述合同，对伍洁君、伍伟良合同的签署情况及其合同签署的内容并不知情。具体理由如下：
一、伍结莹并没有签署《同意函》，因为伍结莹是以保证人身份签署保证合同。根据中行顺德分行与潘锦棠、伍结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400120136230）第九条第8款约定“保证人已婚的，应确保已获得其配偶签署的《同意函》（附件1，配偶以保证人身份签署本合同的，不适用此条款）。”因为伍结莹是以保证人身份签署前述保证合同，所以伍结莹并没有签署《同意函》。
二、“（配偶）”只是注明两个保证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从保证合同的落款签名来看，伍结莹在落款处“保证人（配偶）：”处签名，此处“保证人”才是签名人的身份，“（配偶）”只是注明两个保证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三、合同签署形式的多样化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按照中行顺德分行的惯例，夫妻双方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夫妻分别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在落款处“保证人：”处签名；二是夫妻在同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夫妻一方在落款处“保证人：”处签名，另一方在落款处“保证人（配偶）：”处签名，“（配偶）”在此仅为表明两个保证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双方都是保证人，配偶不签署《同意函》；三是夫妻仅一方在《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保证人：”处签名，另一方签署《同意函》。中行顺德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的形式主要根据保证人的要求或是经办客户经理的习惯确定。但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形式的多样化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
综上所述，伍结莹是作为保证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400120136230）签署，需对借款人保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
潘锦棠上诉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保能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中行顺德分行清偿贷款本金6993930元及利息（含罚息）254962.41元（暂计至2016年1月15日）。事实和理由：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潘锦棠在2015年7月21日付息11783.28元，但一审未予扣除。
针对潘锦棠的上诉，中行顺德分行辩称：
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中行顺德分行对保能公司已归还的部分利息进行确认，潘锦棠没有异议。截至2016年1月15日，保能公司共拖欠中行顺德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6993930元，利息、罚息、复利共为人民币270785元（其中，复利4039.31）。一审庭审质证时，潘锦棠仅对复利提出异议，并未对中行顺德分行已确认的保能公司已拖欠的利息（正常利息和罚息）提出异议。上述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得以印证。而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潘锦棠却以原审法院未将人民币11783.28元的已付利息从判项的第一项中扣除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这明显与潘锦棠在一审庭审中对中行顺德分行所确认的保能公司拖欠的利息（正常利息和罚息）无异议相矛盾，与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精神相悖，存在故意拖延案件时间的嫌疑。
二、中行顺德分行在一审中确认保能公司已归还部分贷款利息有理有据。根据中行顺德分行与保能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GDK476400120146127）第四条约定，保能公司在我行的贷款利率适用3个月浮动一次，正常利息年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罚息年利率在前述浮动利率水平上加收50%。保能公司从2015年6月21日开始欠息，故保能公司从2015年6月21日至2016年1月15日的利息计算情况如下（详见附表）：以8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6月21日起至2015年9月2日止，以合同约定的利息年利率6.63%计算正常利息；以8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9月3日起至2015年12月2日止，以合同约定的罚息年利率8.97%计算罚息；2015年12月3日至2016年1月15日止，以6993930元(保能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归还贷款本金1506070元)本金为基数，以合同约定的罚息年利率8.48%计算罚息；保能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21日、2015年10月20日归还中行顺德分行正常利息11783.28元、102487.74元，共计114275.42元，在保能公司未归还中行顺德分行的正常利息中扣减。截至2016年1月15日，保能公司共拖欠中行顺德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6993930元，利息、罚息共为人民币266745.69元，保能公司在2015年7月21日归还的正常利息11783.28元已在其未归还的正常利息中扣减，潘锦棠请求再次扣减，将导致重复扣减，损害中行顺德分行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潘锦棠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驳回潘锦棠上诉，维持原判。
王爱花述称，首先其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之间的借款合同数额为850万元，在2014年8月已经到期，保能公司在借款到期后已经偿还了全部本息，王爱花在得知该情况下表示不再提供担保，中行顺德分行在未通知王爱花的情况下，重新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再次向保能公司发放贷款，对于第二次贷款王爱花不提供担保也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即使王爱花需要对保能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王爱花也应在9003000元内承担责任，而不是无限连带，一审对此认定不清楚。第三，在保能公司逾期后，中行顺德分行没有通知王爱花偿还借款，而是直接起诉，因此对保能公司逾期还款与起诉之间正常利息之外的债务，王爱花不承担担保责任。
伍结莹未作答辩，保能公司、伍洁君、吴伟良未作陈述。
中行顺德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保能公司向中行顺德分行支付贷款本金6993930元及利息（利息按借款合同计至贷款结清之日）；2.伍洁君、潘锦棠、伍结莹、吴伟良、王爱花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依法处分王爱花提供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涌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中行顺德分行对上述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4.保能公司、伍洁君、潘锦棠、伍结莹、吴伟良、王爱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3日，王爱花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因该合同编号尾数为0122，以下简称0122号合同），约定王爱花以其名下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涌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为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所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9003000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双方并办理了公示登记手续（公示登记权利价值为9003000元）。
2013年8月29日，潘锦棠、伍结莹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因该合同编号尾数为6230，以下简称6230号合同。该合同中，潘锦棠被列为保证人，伍结莹被列为保证人（配偶），其二人分别以上述身份在合同中签名]，为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所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9000000元本金的连带责任保证。
同日，伍洁君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因该合同编号尾数为6231，以下简称6231号合同），为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所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9000000元本金的连带责任保证。
同日，吴伟良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因该合同编号尾数为6232，以下简称），为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所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9000000元本金的连带责任保证。
同日，王爱花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因该合同编号尾数为6233，下简称6233号合同），为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所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9000000元本金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五份合同的第一条均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佛山市顺德保能实业有限公司之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2014年8月18日，保能公司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保能公司因支付货款所需向中行顺德分行贷款8500000元。双方约定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上浮30%，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再加收50%。该合同第九条“担保”第1点约定，该合同属于6231、6232、6233以及0122四个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上述合同的保证（担保）人提供相应保证（担保）。该合同签订后，中行顺德分行于2014年9月3日向保能公司放款8500000元。之后保能公司未能依约足额还款，至2016年1月15日尚欠中行顺德分行贷款本金6993930元，利息（含罚息、复利）270785元（中行顺德分行原诉请中包含复利4039.31元，后在庭审中承认保能公司清还了部分利息，尚欠金额如上述）。
一审法院认为，保能公司拖欠中行顺德分行借款本息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保能公司应负向中行顺德分行清偿借款及相应利息（含罚息）的责任。考虑到已支持中行顺德分行对于利息、罚息的请求，足以弥补其因保能公司迟延还款对其造成的损失，故中行顺德分行诉请的复利（4039.31元）不应再计付。经核算一审法院确认，至2016年1月15日，保能公司尚欠中行顺德分行贷款本金6993930元，利息（含罚息）266745.69元。之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付，罚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95%计付，均计至贷款清偿之日。
对于其他被告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6231、6232、6233、0122四个合同以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伍洁君、吴伟良、王爱花均应对上述保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中行顺德分行对王爱花名下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涌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在最高9003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王爱花辩称其在转贷过程中已经明确了对第二次的转贷行为不承担保证责任。中行顺德分行对上述转贷行为没有通知王爱花，没有得到王爱花的同意；又辩称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潘锦棠以查询银行征信为由欺骗签字的，其没有保证的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爱花上述抗辩既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在庭审过程中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也不能合理解释其所签名的两份合同的最后一页（即签名所在页）明显不是银行查询征信的相关内容，其为何仍签名。故王爱花上述抗辩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爱花又抗辩称其应承担的利息应自中行顺德分行起诉之日起算。该抗辩与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法院同样不予采纳。潘锦棠、伍结莹辩称6230号合同不属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其二人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保能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6230号合同确实不属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担保条款中所列举的保证（担保）合同之一。但是，6230号合同签订时，《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尚未签订，本案所涉债务并未发生。而6230号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保证人向中行顺德分行就保能公司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所产生的债务提供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并不排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同时，6230号合同也并未约定中行顺德分行在与保能公司发生借贷关系时，需要另外征得其二人同意。故潘锦棠、伍结莹在签订6230号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包括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保能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此可知，潘锦棠、伍结莹上述抗辩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伍结莹抗辩其并非保证人，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伍结莹是以保证人（配偶）的身份签订6230号合同，而并非保证人。结合同日签订的6231、6232号合同，伍洁君、吴伟良二人虽然系夫妻关系，但其二人均是以保证人的身份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了6231、6232号合同，从而可知伍结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保证人（配偶）不等同于保证人，其作为保证人（配偶）在6230号合同上签字，不等于愿意承担保证人的相应法律责任。故中行顺德分行诉请伍结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行顺德分行其余诉讼请求超出一审法院确认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保能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中行顺德分行清还贷款本金6993930元及利息（含罚息）[利息（含罚息）暂计至2016年1月15日为266745.69元,之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付，罚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95%计付，均计至贷款清偿之日]；二、伍洁君、潘锦棠、吴伟良、王爱花对保能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中行顺德分行对王爱花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上涌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在最高9003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中行顺德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63370.4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8370.41元，由保能公司、伍洁君、潘锦棠、吴伟良、王爱花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中行顺德分行在一审中举示利息计算依据及欠款本息清单1份（其中载明2015年7月21日归还利息11783.28元），拟证明截止到2016年1月15日，保能公司拖欠中行顺德分行贷款本金、利息及适用利率的情况，扣除保能公司已还部分利息，尚欠欠中行顺德分行贷款本金为6993930元，利息270785元。潘锦棠质证认为，不同意中行顺德分行收取复利，因为罚息已经有违约金的性质，在罚息为本金的基础上再计算复利属于重复计息，违背了违约金的补偿性质。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伍结莹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案涉利息计付是否正确。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保证不能推定”的法律原则，当事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必须清晰明确而没有分歧。经审查，在6230号合同中，潘锦棠在保证人一栏签字，伍结莹系潘锦棠配偶，若中行顺德分行认为伍结莹也为保证人，理应让伍结莹一并在保证人一栏签字，而无必要在其制作的格式合同中列明保证人（配偶）一栏，并让伍结莹在该栏签字。更为关键的是，在伍结莹与潘锦棠签订保证合同的同日，同为夫妻关系的伍洁君、吴伟良却分别以保证人的身份与中行顺德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而非是以一方作为保证人的配偶身份在同一份保证合同上签字。据此，一审认定伍结莹作为保证人（配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不等于明确同意承担保证人的相应法律责任正确。就第二个争议焦点，中行顺德分行一审提交的利息计算依据及欠款本息清单明确载明保能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归还利息11783.28元，而潘锦棠在质证过程中除不同意中行顺德分行收取复利外，对该载明内容并未提出异议，故其上诉主张中行顺德分行未扣除保能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付息11783.28元，缺乏事实依据。
另，王爱花在答辩中关于变更和补充第一审判决内容的意见，因其没有提出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中行顺德分行及潘锦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719.3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负担62624.72元，上诉人潘锦棠负担94.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伟斌
审 判 员 贾小平
代理审判员 蒋 雯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