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丽莲刑初字第454号
公诉机关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董某甲，经商（原系浙江新时代无纺布有限公司业务员）。因本案，于2012年12月27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1月25日被取保候审，2013年11月26日被莲都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取保候审，2014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丽水市看守所。
辩护人胡斌、罗鑫，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以丽莲检刑诉（2014）1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某甲犯职务侵占罪，于2014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指派检察员钟时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某甲及其辩护人胡斌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10月-2012年1月，浙江新时代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公司）聘用被告人董某甲为公司业务员，负责销售工作，货款由被告人董某甲收回后再上交新时代公司。在上述期间，被告人董某甲为新时代公司销售货物共计应收取货款人民币5234505.66元，已上交公司货款人民币4001078元，尚有货款人民币1233427.66元未上交公司。被告人董某甲离职后，新时代公司与福建美特合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特公司）等5家业务公司对账，除福建宏福皮革有限公司、温州五洲人造革有限公司与新时代公司账目一致外，其余3家公司双方应收货款数额不符，共计相差人民币633123.54元（包括2011年7月份以后发货至福建宏福公司的货款人民币350834.50元）。美特公司、温州联兄革业有限公司、广州清远瑞登皮革有限公司均已将相差部分货款支付给被告人董某甲。随后，新时代公司一直向被告人董某甲追讨其收取的货款，但被告人董某甲一直拒绝与新时代公司人员见面，也未交回多余部分货款。
综上，被告人董某甲已收取但未上交新时代公司的货款共计人民币633123.54元。
上述事实有户籍证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财务处理方法、社保缴费证明、领款凭证、转账凭证、对账单、材料出库单、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收款收据、收款明细及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抓获经过、新时代公司出具的账目等书证予以证实。被告人董某甲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构成职务侵占罪。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董某甲辩解：起诉书指控的不是事实，2010年9、10月份，公司一直没给我保底工资，也没有交养老保险。自从2010年9月至2011年7月到公司，我是拿货给钱的。2011年7月，我和公司财务有明确的结帐单，共欠公司货款人民币271万多元，我写了欠条。2011年7月31日以后，我一直给公司要钱到2012年1月，余下的57万多元货款，因公司把对方的入库单遗失了，我没有依据向对方拿钱。我没有侵占公司货款63万余元，公司还欠我的提成。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判决。
被告人董某甲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被告人董某甲并不是专职为新时代无纺布有限公司销售货物的员工，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劳动关系，故被告人董某甲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也没有利用职务的便利。二、现有证据指控被告人董某甲侵占新时代公司货款的各个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董某甲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1、福建宏福皮革有限公司前后出具两份内容不同的关于被告人董某甲是否自2011年7月31日以后继续为新时代公司与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证明相矛盾，事实不清。2、现有证据指控被告人董某甲在2012年5月从清远瑞登皮革有限公司收取新时代公司的179016元货款的事实证据不足，也不符合常理。3、新时代公司向法院提供的结算明细与被告人董某甲2011年8月7日和新时代公司结算明细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三、按2011年7月31日对账以后的货款结算被告人董某甲侵占新时代公司的货款证据链不完整，按现有证据指控被告人董某甲侵占部分货款的证据不充分，也不完整。四、被告人董某甲并无侵占新时代公司货款的主观故意，现有证据以其拒绝与新时代公司人员见面和未交回多余部分货款为由推定其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没有法律依据。五、被告人董某甲从客观经济条件上没有侵占新时代公司货款的动机，其从事销售工作近30年，从未发生挪用、侵占他人货款的现象。综上，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尚不充分，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请求依法对被告人董某甲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中旬，被告人董某甲经陈新伟的介绍，到“浙江新时代无纺布有限公司”（下简称“新时代公司”）当业务员，负责销售产品并收回货款上交给公司的事宜。“新时代公司”与被告人董某甲经协商，双方达成口头约定：被告人董某甲的报酬为每月人民币600元的保底工资及另加收回货款的2.5%提成。2011年4月份开始，“新时代公司”为被告人董某甲缴纳员工的相关保险费用，缴纳至同年11月份止。同年5月19日，被告人董某甲向“新时代公司”财务领取2010年11、12月份工资计人民币1200元。同年8月14日，被告人董某甲按“新时代公司”的规定，向公司交纳了应由自己承担的相关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1206元。
自2010年9月19日起至2011年7月31日止，被告人董某甲以“新时代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分别向浙江温州“五洲人造革有限公司”（下简称“五洲公司”）、浙江温州“联兄革业有限公司”（下简称“联兄公司”）、福建“宏福皮革有限公司”（下简称“宏福公司”）、福建“美特合成革有限公司”（下简称“美特公司”）、广东清远“瑞登皮革有限公司”（下简称“瑞登公司”）五家业务单位推销公司的产品，共计销售了人民币5117513.46元价值的货物。被告人董某甲销售的货物经“新时代公司”确认让利后，按公司规定应收回货款共计人民币4988041.30元。2011年8月2日，被告人董某甲与“新时代公司”财务经过核对确认，截止至2011年7月31日止，被告人董某甲尚有应收货款共计人民币2711337.30元，未收回上交公司财务，其中：“瑞登公司”尚有应收货款计人民币1331482.30元。2011年9月起至2012年1月止，被告人董某甲通过向“瑞登公司”追讨货款，“瑞登公司”分别以转帐汇款、现金折扣、现金支付等方式共向“新时代公司”及被告人董某甲支付了货款共计人民币1039132元；其中：“瑞登公司”于2011年11月30日、2012年1月13日、同月19日，分三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银转帐支付给被告人董某甲（账号为62×××10号）个人银行帐户货款共计人民币347000元，于2012年1月10日，现金支付给被告人董某甲人民币3000元。嗣后，被告人董某甲擅自离开“新时代公司”，且对剩余的应收货款未作出说明。被告人董某甲离开后，“新时代公司”经与五家业务单位对帐，发现业务双方应收、付货款相差共计人民币608828.14元。后经“新时代公司”与“瑞登公司”财务核对帐目发现，被告人董某甲以银行转帐、现金等方式向“瑞登公司”收取的货款共计人民币350000元，未交回到公司财务的账上。2012年3月份起，“新时代公司”的人员多次向被告人董某甲追讨其已收取的货款，并要求其核对帐目，但被告人董某甲一直不予对帐，并不与“新时代公司”的人员见面，也不交回其已收取的人民币350000元货款。同年4月26日，“新时代公司”为追讨被被告人董某甲收取的货款，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国民带财务、行政人员三人一起赶到临安市找被告人董某甲，并通过原介绍人陈新伟等联系被告人董某甲，均被被告人董某甲予以拒绝。同年5月9日，被告人董某甲又以“新时代公司”业务员的名义，向“瑞登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银转帐其个人银行帐户支付的方式收取货款人民币179006元。至案发时止，被告人董某甲在离职前向“瑞登公司”收取的货款共计人民币529006元，拒绝交回给“新时代公司”财务。
另查明：2012年1月20日，被告人董某甲擅自离开后，“新时代公司”尚有应付给其的提成款人民币60743.47元，以及部分保底工资，被告人董某甲亦未向“新时代公司”支取。被告人董某甲归案后，于2013年1月25日向公安机关指定的帐户内交纳了人民币30万元的暂扣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及被告人董某甲提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董某甲的身份情况；
2、被告人董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在担任“新时代公司”业务员销售货物期间，为公司销售货物及收回货款的有关情况，以及其于2011年11月30日、2012年1月10日、13日、19日、5月9日，分五次向“瑞登公司”通过网银转帐或现金支付收取共计人民币529006元的货款未交回给公司等的事实；
3、被害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国民的陈述，证明被告人董某甲经人介绍到公司做销售业务员，负责销售产品和收回货款。被告人董某甲的待遇是公司为其缴纳养老保险，每月保底工资人民币600元，并按收到货款的2.5%提成及销售高产品价格的作为其福利。被告人董某甲不辞而别无法联系后，其从2012年3月份开始就催被告人董某甲到公司对账、交货款，但其一直不肯过来，后来连电话也不接，同年5月左右其与公司财务蓝谊虹、办公室周秋芳到临安找被告人董某甲，其仍一直不接电话，让原介绍人陈新伟帮忙联系，被告人董某甲仍不肯出来对账，也不接听电话。2012年10月份，公司财务与业务单位对帐查实，发现被告人董某甲私自收取未交回公司的货款达人民币60多万元，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等的事实；
4、证人蓝谊虹的证言，证明其系“新时代公司”的财务人员，被告人董某甲于2010年10月正式到公司做销售业务员，其共开展了5家业务公司，分别为“瑞登公司”、“宏福公司”、“美特公司”、“五洲公司”和“联兄公司”，经公司财务与被告人董某甲核对账目，截止2011年7月31日被告人董某甲尚有应收货款人民币2711337.3元。同年8月1日至2011年12月份，被告人董某甲还为公司发了人民币40多万元货物。截止2012年5月31日，其与“瑞登公司”对账时发现分五次支付有共计人民币529006元货款被被告人董某甲收取未交回到公司，且“瑞登公司”已将该部分款项从“新时代公司”应收的货款中予以扣除。以及公司已为被告人董某甲缴纳了2011年4至11月份的养老保险，后因被告人董某甲提出临安那边的养老保险未处理好，让公司暂时停止缴纳；被告人董某甲交给公司的人民币1206元是2011年4、5月份的保险费用和6、7月份按规定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2012年3月份开始公司林总就让其与被告人董某甲联系催讨货款，但被告人董某甲一直不肯到公司对账，其发传真也不回，后来再打电话被告人董某甲就不接听了，于同年5月份左右，其与林总、周秋芳一起到临安找被告人董某甲，并联系了介绍人陈新伟、谢列帮忙联系被告人董某甲，但被告人董某甲一直避而不见，并对介绍人陈新伟、谢列所打的电话也不接听等的事实；
5、证人周秋芳的证言，证明其系“新时代公司”的行政人员，2011年5月底林总让其帮业务员即被告人董某甲缴纳养老保险，而被告人董某甲要求提前两个月缴纳，6月初其就为被告人董某甲办理了社保卡，并从2011年4月份开始缴纳养老保险，医疗险、工伤险、失业险、生育险是从6月份开始缴纳，于2011年11月底；每月缴纳基数是1500元，其中被告人董某甲个人要缴纳9%，2011年4、5月份的养老保险和之后每个月的个人缴纳部分是由被告人董某甲支付，后因被告人董某甲说临安的养老保险仍在扣钱，让其暂时停掉缴纳保险。以及2012年5月左右其与林国民、蓝谊虹一起去临安找被告人董某甲，并叫上陈新伟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帮忙联系被告人董某甲，但是被告人董某甲一直不肯接听其公司三人电话，对介绍人陈新伟两人的电话开始是接听的，但不肯出来核对账目，尔后对介绍人陈新伟两人的电话也不接听等的事实；
6、证人陈新伟的证言，证明2010年9月份，其与谢列一起介绍被告人董某甲到新时代公司上班，待遇形式为保底工资加提成。2012年3月份，林国民打电话给其称他们公司打电话给被告人董某甲，被告人董某甲都不接听。2012年5月份左右，林国民与其公司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到临安找被告人董某甲，其与谢列也在场，被告人董某甲一直不接林国民等人电话，其与谢列打电话叫被告人董某甲出来和“新时代公司”对账，她说账都对的，没什么好对的；后其与谢列再打电话，被告人董某甲也不接了，林国民等人等到晚上才回丽水的事实；
7、证人谢列的证言，证明2010年9月份临安华迅公司停产后，其与陈新伟、被告人董某甲一起到“新时代公司”谈工作的事，2012年3月林国民打电话给其和陈新伟，称被告人董某甲不接他们电话，还有很多货款没有收回，同年5月份左右，林国民和公司另外两个人一起到临安找被告人董某甲，被告人董某甲不接他们电话，其便与陈新伟帮忙联系，但被告人董某甲说账已对清，不肯出来，后来其与陈新伟再打电话被告人董某甲也不接了，林国民等人等到晚上才回丽水的事实；
8、证人张进凡的证言，证明被告人董某甲代表“新时代公司”与其所在的“瑞登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被告人董某甲以业务员的身份，于2011年11月30日至2012年5月9日止，分五次从其公司现金支取或通过网银转帐至个人帐户共计人民币529006元货款；以及其公司将该款支付给被告人董某甲后，因被告人董某甲未将货款交回“新时代公司”，从2012年5月17日接“新时代公司”函告后，其公司直接与“新时代公司”合作等的事实；
9、证人丁维琼的证言，证明其所在的“美特公司”与被告人董某甲之间有业务往来至2010年底，从2011年开始公司就没有再让被告人董某甲发货，以及公司尚欠被告人董某甲货款人民币8200元，其余货款均已支付给被告人董某甲的事实；
10、证人王铸的证言，证明其所在的“联兄公司”与被告人董某甲之间业务往来已久，货款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按照被告人董某甲的要求转账至宁波龙翔公司、浙江新时代公司、临安华迅公司或被告人董某甲个人银行卡上，其公司还欠被告人董某甲经手的货款人民币77352元等的事实；
11、证人李建敏、陈玉燕的证言，分别证明其所在的“宏福公司”从2007年开始与被告人董某甲合作；当时被告人董某甲是临安“华迅公司”业务员，于2010年9月改为“新时代公司”的业务员，期间的业务均由被告人董某甲联系，货款也由被告人董某甲结算。2012年2月，“新时代公司”的林国民与其联系，并说直接与公司合作，价格还能优惠，其没有再和被告人董某甲联系。后被告人董某甲到“宏福公司”对账，确认其公司尚欠“新时代公司”货款人民币293662.18元，以及被告人董某甲让其将宁波“龙翔公司”人民币100118元的货款转入“新时代公司”。以及被告人董某甲的业务均由其负责联系，其从未出具过“新时代公司”在2011年7月后业务已直接和其公司联系的证明材料等的事实；
12、证人叶诗思的证言，证明其是负责保管“宏福公司”公章的文员，公司规定公章的使用需请示副总经理以上级别领导同意后才能盖章，且其会核对相关内容，如有错误或瑕疵也不会盖章。公安机关出示的一份“证明”材料，其已记不清楚，但该份证明落款单位为“福鼎宏福皮革有限公司”与其公司“福建宏福皮革有限公司”名称不符，落款时间“12”日为手写，有明显错误，其不会在这样的“证明”上盖章等的事实；
13、证人褚文泉的证言，证明其系浙江省余姚市“龙翔水刺热轧无布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负责公司的财务、销售等业务，2011年12月份，被告人董某甲向其公司购过两笔货，一笔计价值人民币14万余元货物发给“瑞登公司”，一笔计价值人民币100118元的货物发给“宏福公司”，该两笔货款于2012年1月份已与被告人董某甲结清，公司少收了约6000元的货款等的事实；
1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财务处理方法，证明“新时代公司”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的事实；
15、社保缴费证明，证明“新时代公司”已为被告人董某甲办理了企业养老等社会保险，其中养老保险缴费时间为2011年4月至11月，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缴费时间为2011年6月至11月的事实；
16、领款凭证，证明2011年5月19日被告人董某甲从“新时代公司”领取了2010年11月、12月的工资共计人民币1200元，以及被告人董某甲已从“新时代公司”领取部分业务提成情况的事实；
17、材料出库单，证明被告人董某甲以“新时代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分别发货给“宏福公司”、“联兄公司”、“五洲公司”、“美特公司”、“瑞登公司”货物情况及价值的事实；
18、被告人董某甲与“新时代公司”对账单，证明2011年8月2日被告人董某甲与“新时代公司”财务核对账目并签字确认，截止2011年7月31日，经被告人董某甲发货未收回的应收货款为共计人民币2711337.30元的事实。
19、“新时代公司”出具的账目，包括发货及收款统计表、已收款明细、对账单、出库单、入库单、托运单及收款凭证、被告人董某甲已收款明细，证明“新时代公司”经被告人董某甲发货给“瑞登公司”、“美特公司”、“宏福公司”、“五洲公司”、“联兄公司”的货物情况，以及上述五家公司支付给“新时代公司”的货款和未付货款情况等的事实；
20、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收款收据、收款明细及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明“宏福公司”、“联兄公司”、“五洲公司”、“瑞登公司”已支付货款给“新时代公司”，并已入财务帐户，以及“美特公司”未支付过货款和被告人董某甲移交公司应收货款计人民币457154元账目等的事实；
21、对账单，证明截止2012年10月经业务双方对帐后确认，“瑞登公司”、“宏福公司”、“联兄公司”、“五洲公司”尚欠“新时代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850809.26元的事实；
22、“瑞登公司”出具的转账、领款凭证，证明被告人董某甲分别于2011年11月30日、2012年1月10日、13日、19日、同年5月9日分5次向“瑞登公司”领取货款共计人民币529006元，“瑞登公司”是通过转账至被告人董某甲个人银行卡户上或现金支取的事实；
23、董某甲个人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董某甲分四向“瑞登公司”领取货款共计人民币526006元的事实；
24、防伪说明及发票，证明于2012年4月26日，“新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国民及财务等人员到临安找被告人董某甲时，出差所支出的费用的事实；
25、告知函，证明“新时代公司”在被告人董某甲拒回公司对帐后，于2012年5月17日发函给“瑞登公司”，并告知被告人董某甲已离职情况的事实；
26、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董某甲于2012年12月27日被嘉兴市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过情况的事实；
27、被告人董某甲提供的由林梦龙具收的两张收条，证据被告人董某甲于2012年1月17日、19日，将收回的部分货款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通过交给公司人员林其龙支付给“新时代公司”，以及移交公司应收货款账目的事实；
28、被告人董某甲提供的“新时代公司”于2011年8月14日开具收款收据，证明被告人董某甲已按“新时代公司”的规定要求，自愿向公司交纳了个人应承担的保险部分费用的事实；
29、被告人董某甲提供的杭州临安华迅水刺布有限公司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对帐单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扣缴保险费凭证、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证明被告人董某甲与原就业的公司未处理好相关保险缴费事宜，以及被临安原保险机构继续扣缴有关保险费用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董某甲及其辩护人虽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的合理性、部分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其说明的理由不足。本院认为，上述公诉机关及被告人董某甲提供的证据，其来源合法、待证的事实客观真实，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各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定案依据采信。
被告人董某甲当庭向本院提供的福鼎宏福皮革有限公司、余姚市龙翔水刺热轧无纺有限公司、“瑞登公司”出具的证明或情况说明等证据，欲待证其已与“新时代公司”结清货款等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公诉人提出该部分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异议，与本案其它证据不能印证，且证据不符合形式要求，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董某甲提供的证明或情况说明，因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被告人董某甲提供的该部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董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任公司销售业务员并收取货款的职务上便利，采取侵吞向客户单位收取货款不上交的非法手段，将本公司的财产占为已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证据确实、充分，提请依法惩处被告人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但对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事实及侵占的数额，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不充分的部分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故对被告人董某甲职务侵占的数额，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被告人董某甲提出“新时代公司”一直没给其发过保底工资，也没有给其缴纳养老保险；“新时代公司”剩余的人民币57万多元货款，系因公司把对方的入库单遗失了，其没有依据向对方拿钱，其没有侵占公司的货款，而公司还欠其部分的提成的辩解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人董某甲向公司领取工资及由公司为其缴纳保险费用的事实，有被告人董某甲出具的领取工资的领条、公司为其缴纳保险费用的凭证及其自己应承担部分费用的交款凭证等证据所证实；被告人董某甲侵占“新时代公司”货款的事实，有“瑞登公司”出具的支付凭证、“新时代公司”与“瑞登公司”对帐单据、被告人董某甲自己的供述、证人张进凡等人的证言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故对被告人董某甲提出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董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董某甲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本案现有证据存在矛盾，且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董某甲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董某甲并无侵占“新时代公司”货款的动机和主观故意，以及被告人董某甲从事销售工作近30年，从未发生挪用、侵占他人货款的现象，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请求依法对被告人董某甲作出无罪判决的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人董某甲经他人介绍到“新时代公司”担任业务员的事实，有证人陈新伟等多位证人的证言、被告人董某甲向“新时代公司”领取工资的凭证、“新时代公司”为其缴纳保险费用的凭证、被告人董某甲自己的供述等证据所证实，被告人董某甲系“新时代公司”的业务员并形成劳动关系，其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董某甲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且其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的动机和主观故意明显，证据确凿、充分，该事实有被告人董某甲自己的供述、“新时代公司”与“瑞登公司”的对帐凭证、被告人董某甲从“瑞登公司”收取货款的凭证、证人张进凡的证言等相关证据，充分证实被告人董某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了从业务单位“瑞登公司”收取的货款，而且被告人董某甲在“新时代公司”追讨货款，并要求其对帐的情况下，故意回避不见“新时代公司”的人员，并以与“新时代公司”的帐目已结清为由，拒绝交出其从“瑞登公司”收取的货款，该行为充分证明了被告人董某甲侵占“新时代公司”财产明显的主观故意；被告人董某甲此前未发生挪用、侵占他人货款的现象，不能证明其在担任“新时代公司”业务员期间，就不会产生侵占公司财产的主观故意，更何况被告人董某甲于2011年7月31日经与“新时代公司”对帐核实，其尚有应收货款人民币271万余元明确后，利用自己系“新时代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便利，向业务单位“瑞登公司”收取巨额货款后，即离开“新时代公司”并拒绝交出收取的货款，被告人董某甲该行为均能证明其有侵占“新时代公司”财产的主观故意，并构成职务侵占罪，故对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董某甲归案后能向公安机关指定的帐户内预交部分款项，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归案后的认罪态度、预交退赃款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董某甲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7月14日起至2022年12月13日止）；
二、被告人董某甲的违法所得，退赔给被害人。
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阙少萍
人民陪审员 宋旭霞
人民陪审员 戴晓望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魏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