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15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欢，男，198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杨梦清，湖南晟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奔，湖南晟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娣，女，198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杨梦清，湖南晟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奔，湖南晟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芙蓉区嘉发玻璃店。经营者：袁太保,男，1962年6月1日出生，汉族。经营者监某，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陈刚，长沙市岳麓区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陈萧龙，长沙市岳麓区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邹欢、李娣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嘉发玻璃店（以下简称嘉发玻璃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4民初6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欢、李娣上诉主张：（一）依法撤销（2016）湘0104民初6295号民事判决，驳回嘉发玻璃店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未经上诉人签名确认的《送货单》以及明显与邹欢本人签名不符的《送货单》总额来确认《散单》的真实性，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以《送货单》上“客户”、“送货单位”、“送货地址”为上诉人邹欢，且有相关工作人员签收，进而确认《送货单》为上诉人签收，认定错误。首先，送货单中“客户”、“送货单位”、“送货地址”等系被上诉人机打或手写，以被上诉人机打或手写的送货单来追究上诉人的责任，确实不当。其次，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明显为他人，一审法院认定签收主体为邹欢本人，明显错误。再次，部分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并不是邹欢本人的签名，可以直接与“散单”上的签名予以对比。2、一审法院以非上诉人签名验收的《送货单》，来证实《送货单》与《散单》之间存在关联性，认定错误。证据原件《散单》右下部分的字体颜色可知，右下部分中间的一部分为蓝色圆珠笔书写，与其他部分明显不同；事实上，该蓝色圆珠笔书写部分系被上诉人书写。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送货单》无法证实上诉人收到货物，无法证实上诉人收到的货物金额与“散单”载明的金额存在对应性，两者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二）一审法院判决李娣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可知，夫妻共同债务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等义务所负债务，不包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的对外投资、欠款等，更何况，《送货单》、《散单》等上并无李娣签名，李娣对邹欢的经营活动并不知情。判决李娣承担责任，加重了李娣的生活负担。即使判决李娣应承担责任，也应先由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偿还，不足偿还的部分，再由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予以偿还。被上诉人嘉发玻璃店辩称：（一）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重要的是，货物签收单和最后邹欢的结算单完全对应，虽然签收单系邹欢员工所签，但是邹欢通过结算单的形式整体进行了确认，且我方可以提供该名员工电话。（二）李娣作为邹欢的妻子，明知邹欢的唯一收入来源是开铝合金店，且店内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和开支，李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收入不是用于家庭生活和开支，举证责任在于李娣。邹欢的铝合金店开了很长时间，李娣也明知，所以不应由邹欢个人承担该债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嘉发玻璃店向一审法院诉请：1、邹欢、李娣立即向嘉发玻璃店支付货款116630元；2、邹欢、李娣向嘉发玻璃店支付自2011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9月7日的利息32727元，并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3、诉讼费用全部由邹欢、李娣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嘉发玻璃店与邹欢系长期供货关系。2011年3月至12月间，邹欢多次向嘉发玻璃店采购玻璃用于邹欢所施工的工地。根据嘉发玻璃店提供的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送货单》显示，嘉发玻璃店向邹欢所送货物价值，共计136630元。2011年7月28日，邹欢向嘉发玻璃店付款10000元；2012年5月23日，邹欢向嘉发玻璃店付款2000元；此外，嘉发玻璃店还收到邹欢货款8900元（庭审过程中，嘉发玻璃店代理人表示其后嘉发玻璃店收到8000元货款；同时，双方已就送货编号为9-21订货编号0994的《送货单》进行结算，该单所计货款金额为919元，嘉发玻璃店折价收取900元），共计20900元。2016年1月15日，邹欢对于上述《送货单》所载明的货款金额与嘉发玻璃店进行结算，记载于《散单》右下方，内容为“共计‘134000-20000’=114000，+3493元”，该结算单均由邹欢手写完成，落款为“邹欢、2016年1月15”。其后，邹欢未结清货款，嘉发玻璃店因之成诉。另查明：1、嘉发玻璃店与邹欢除上述《送货单》所载交易外，另有其他交易，该部分交易结算亦计入《散单》（左上方）。据嘉发玻璃店与邹欢就《散单》交易进行的结算情况显示，该部分货款总额为10560元。邹欢于《散单》上备注“确认无误”，并手写“邹欢、2011年11月25日”以示确认。2、邹欢与李娣系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为“长岳结字××”。3、2016年6月21日，嘉发玻璃店委托当事人袁新福向邹欢、李娣催收货款，与李娣发生纠纷。李娣报警后，双方达成调解。再查明：嘉发玻璃店在庭审过程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即“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16630元”变更为“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116574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嘉发玻璃店与邹欢所形成的长期买卖合同关系系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嘉发玻璃店与邹欢的交易金额。庭审中，嘉发玻璃店主张邹欢所欠货款本金为116574元；而邹欢在庭审过程中表示“散单上2011年11月25日签名的结算金额10560元是认可的，对于邹欢2016年1月15日签名的，只认可3493元”，“由于嘉发玻璃店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共计134000-20000元，以及114000’该段文字不是邹欢书写”，故对该笔114000的货款不予认可；但其后邹欢又对10560元及3493元两笔货款的结算情况与性质予以否认，表示“散单上的文字记载不是结算情况，10560元的性质不清楚，怎么确认的也不清楚”、“3493元是散单一部分”，邹欢对于《散单》记载之内容、双方交易结算之性质出现前后表述不一致之情形。对此，一审法院经审查注意到，《清单》右下方显示邹欢于与嘉发玻璃店通过《送货单》所进行的交易结算记录为，“共计‘134000-20000’=114000，+3493元，邹欢、2016年1月15”，其含义应当为该部分货款总额为137493元，邹欢已支付20000元，尚欠117493元。虽然，邹欢对《散单》中该笔结算内容不认可，表示“对散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邹欢欠嘉发玻璃店货款，因为该组证据没有注明嘉发玻璃店方的名字”，但一审法院发现嘉发玻璃店与邹欢在《散单》左上方亦就双方通过《送货单》之外的散单交易的交易情况进行过结算，邹欢亦在质证过程中表示过“邹欢对散单上2011年11月25日签名的结算金额10560元是认可的”，而该部分结算内容也未注明嘉发玻璃店方的名字，故邹欢仅以“该组证据没有注明嘉发玻璃店方的名字”而否认其证明效力，有悖常理；此外，对于“共计‘134000-20000’=114000，+3493元，邹欢、2016年1月15”的货款结算记录，邹欢亦抗辩称“该段文字不是邹欢书写，114000、134000的构成不明”，但是在法庭提问中对于其中3493元货款的结算内容又表示“‘3493元’是邹欢签的，即为邹欢认可的散单金额”，邹欢的该番抗辩同样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根据常理，若邹欢仅对“3493元”表示认可，则该签名应当在“+3493元”内容之下方，而《清单》中“邹欢，2015年1月15”之手写内容在“+3493元”与“114000”右下方，更加偏向于“114000”；从常理判断，邹欢既已于“+3493元”及“114000”右下方手写签名，则应视其对上述结算内容表示认可，且“3493元”前方带“+”，亦反映出邹欢所认定的内容应当不仅限于“3493元”，故一审法院对于邹欢的上述抗辩主张均不予采纳。庭审过程中，嘉发玻璃店表示双方已就送货编号为9-21订货编号0994的《送货单》进行结算，该单所计货款金额为919元，故根据嘉发玻璃店该表述以及《散单》所记内容，除去该笔货款外，邹欢所欠应当为117493-919=116574元。为了确认上述欠款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还核实了嘉发玻璃店所提交的交易《送货单》。根据《送货单》显示，双方当事人通过除送货编号为9-21订货编号0994的《送货单》外所进行交易之货款总额为136630元，其中邹欢已经支付嘉发玻璃店货款20000元，外加历次交易去除尾数56元，邹欢所欠货款亦为136630-20000-56=116574元；邹欢虽表示“所有的送货单都不是邹欢本人的签名，从送货单底部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后可以看出送货单都是其他人签名”，但该组证据大多均注明“客户”、“送货单位”、“送货地址”为邹欢，且有相关工作人员签名验收，虽然大多数《送货单》上无邹欢签名，但这一情形并不属于，该组证据亦与双方在《散单》右下方进行的结算情况相印证。故对于嘉发玻璃店要求邹欢支付拖欠货款本金11657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嘉发玻璃店要求“邹欢向嘉发玻璃店支付自2011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9月7日的利息32727元，并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因嘉发玻璃店与邹欢并未就该部分利息的计算标准进行约定，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理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利息计算标准；嘉发玻璃店与邹欢就涉案款项最终于2015年12月15日进行结算，故上述利息自2015年12月16日起算为宜。邹欢委托代理人虽抗辩称“邹欢、李娣不是夫妻关系”，但根据《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以及李娣与案外人袁新福于××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中“袁新福与李娣老公邹欢有债务纠纷……李娣为轻微伤，民警组织双方调解”之表述，足以认定邹欢与李娣系夫妻关系。因为邹欢所负上述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对于嘉发玻璃店要求李娣对邹欢所欠的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邹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长沙市芙蓉区嘉发玻璃店货款本金116574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本金116574元为计算基数，自2015年12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李娣对邹欢的上述债务的给付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长沙市芙蓉区嘉发玻璃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邹欢、李娣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案件受理费3287元减半收取1644元，由邹欢、李娣负担。本院二审中，上诉人邹欢、李娣，被上诉人嘉发玻璃店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欠付货款金额及李娣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邹欢、李娣是否欠付货款及欠付金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邹欢、李娣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将未经上诉人签名的送货单作为定案依据，处理不当。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陈述、送货单形式、《送货单》与《散单》关联性等相互佐证，能证明送货单载明的财物确系邹欢收取。因为：第一，绝大部分送货单抬头均载明“客户邹欢”字样或“客户邹欢+送货地点”字样。第二，绝大部分送货单上收货人处均签有“代某乙”字样。被上诉人嘉发玻璃店称“代某乙”全名为“代某甲”，并提供其联系方式。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邹欢、李娣否认认识代某甲，本庭当场用上诉人邹欢移动电话拨打代某甲电话并通话。后邹欢、李娣改口称其认识代某甲，其前后陈述极为矛盾。第三，上诉人邹欢仅认可送货单中“邓某甲”签字的送货单，并称其与嘉发玻璃店的交易往来均通过“邓某甲”进行。后经本庭询问，邹欢称嘉发玻璃店的送货地址为劳动广场、益阳烟草局等。但供货地址为益阳烟草局的送货单却签有“代某乙”字样。后邹欢改口称其与代某甲系合作关系，益阳烟草局项目系代某甲做的，其前后陈述极为矛盾。第四，一审中，上诉人邹欢答辩称其不欠付嘉发玻璃店任何款项。嘉发玻璃店一审中提交的《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载明邹欢认可其欠付嘉发玻璃店3万元左右。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邹欢称其尚欠嘉发玻璃店1万多元。邹欢对欠款数额的陈述极其矛盾。综上，邹欢对欠款额度、交付地址、收货人等案件关键事实陈述均前后极为矛盾，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另结合“散单”上载明的结算情况、送货单金额与“散单”结算金额的关联性，结合生活常识分析，邹欢欠付116574元货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邹欢欠付嘉发玻璃店货款116574元，处理妥当。（二）李娣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问题。上诉人邹欢、李娣系夫妻关系。嘉发玻璃店与邹欢之间的债务产生于邹欢、李娣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李娣承担偿还责任，处理妥当。综上，上诉人邹欢、李娣的上诉请求与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7元，由邹欢、李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学里代理审判员  孟宝慧代理审判员  高 进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刘 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法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