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民终1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学云，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余菊，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权，男，拉祜族，1973年6月30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伟，男，拉祜族，1976年10月2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娅，女，拉祜族，1980年8月17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品，男，拉祜族，1986年8月16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珮，云南入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俊权、刘俊伟、刘晓娅、刘俊品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云0126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刘开良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刘开良身故时已62岁，超过了劳动合同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的上限；二、上诉人转账69864.29元是按被上诉人方的要求向其支付的，并不代表是上诉人向其支付的工资；三、被上诉人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存在遗漏刘开良父母、配偶等必要诉讼参与人。
被上诉人刘俊权、刘俊伟、刘晓娅、刘俊品的答辩意见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俊权、刘俊伟、刘晓娅、刘俊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四原告父亲刘开良生前与被告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刘开良生前与杨琼英共生育四子女，长子刘俊权、二儿子刘俊伟、三儿子刘俊品及长女刘晓娅。2015年3月4日，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石林风景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于当天13时38分到达石林县天生桥林场渔塘边发现林场看守老人刘开良在渔塘边死亡，经法医到现场初步检测后认定刘开良死亡原因属意外死亡。四原告提交的云南石林项目对账表记载：“（一）2013年结账欠款28324.2元；（二）公司自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每年拨款20000元，合计60000元；（三）相关票据，自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每年分别为5836.54元、6098.55元、4105元，合计16040.09元；（四）生活开支每月800元，自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每年分别为6400元（800元×8）、9600元（800元×12）、2000元（800元×2.5），合计18000元；（五）人员工资每人每月1500元，两人自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每年工资为24000元、36000元、7500元，合计67500元。费用合计（一）+（三）+（四）+（五）-（二）=28324.2元+16040.09元+18000元+67500元-60000元=69864.29元，所欠金额为人民币69864.29元（陆万玖仟捌佰陆拾肆元贰角玖分）”。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转款69864.29元到刘开良之妻杨琼英账号为62×××55的账户内。四原告于2017年1月3日向石林彝族自治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四原告父亲刘开良生前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月5日作出石劳人仲不字（2017）第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四原告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的时间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决定不予受理。四原告于2017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等立案材料。另查明：被告持有石国用（2005）第085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该证记载：土地坐落于石林县××镇××村。该土地使用权证的期限为2005年10月24日至2055年10月24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四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是否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二、刘开良生前与被告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针对争议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四原告提交的云南石林项目对账表、卡交易对账单、业务回单收付款通知以及谈话录音能形成证据链，证实四原告曾与被告就刘开良死亡后赔偿事宜进行过协商，应视为四原告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四原告申请仲裁期间中断，应从被告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四原告于2017年1月3日向石林彝族自治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未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针对争议焦点二，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关系建立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首先，本案中四原告父亲刘开良与被告分别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其次，四原告提交的云南石林项目对账表上记载有人员工资、生活开支等费用，且最终确认的欠款金额为“69864.29元”，结合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转账支付刘开良之妻杨琼英69864.29元的实际，虽然该对账表没有被告印章，但上面最终计算的金额恰好与被告付款金额相对应；同时再结合原告提交的第50-52页记录单据能印证被告与刘开良就2010年9月至2013年5月所产生的相应款项进行过结算，并在最后写明“总公司截止2013年5月22日对账还欠云南项目部费用为28324.2元”，该金额也恰好与对账表载明的“2013年结账欠款28324.2元”相对应。最后，四原告申请证人赵某1、毕某、赵某2、赵某3出庭作证所陈述的证言均为刘开良生前在石林县××镇××村林场内工作，而被告在此处确有一处场地。综上，四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证实四原告父亲刘开良生前为被告提供过属于被告业务组成部分的劳动及被告支付过刘开良工资，而被告却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反驳，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辩称是基于人道主义支付刘开良之妻杨琼英69864.29元，因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因刘开良生前与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事实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四原告父亲刘开良生前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判决：原告刘俊权、刘俊伟、刘晓娅、刘俊品的父亲刘开良生前与被告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一是银行卡转账明细，欲证实上诉人通过其关联企业还向被上诉人方支付过60000元，二是社会登记证，欲证明上诉人税务登记的情况，上诉人与刘开良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于证据一，上诉人对其三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费用系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对于证据二，看不出公司名称，上诉人不可能在这里纳税，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一，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二，由于在社会登记证中并未显示公司名称，且无交税明细，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3月5日（刘开良死亡的次日），中和公司通过海南中和芦荟种植（基地）有限公司向刘俊伟支付60000元。
本院认为：一、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记录单据能证实刘开良与上诉人员工ＸＸ就2010年9月至2013年5月期间为上诉人正常发生费用进行垫付的相应款项及刘开良等的工资进行过结算，并在最后写明“总公司截止2013年5月22日对账还欠云南项目部费用为28324.2元”，上诉人认可ＸＸ的身份为其员工，但对于ＸＸ的签字表示“不清楚”，庭后亦未根据本院要求通知ＸＸ到庭核实，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ＸＸ与刘开良对账的情况可以看出，刘开良负责中和公司石林林场项目的看管、修缮、各项费用的代缴并领取工资，结合证人赵某1、毕某、赵某2、赵某3出庭作证所陈述的证言，可以看出刘开良与上诉人虽未签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维持。二、对于上诉人主张刘开良在去世时已年满60周岁，超过了劳动合同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的上限，双方之间应为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已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由于刘开良在与上诉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时并未满60周岁，且此后并未在上诉人处领取过退休金或享受过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前述司法解释，不应认定为劳务关系。三、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云南石林项目对账表》、《卡交易对账单》、《业务回单收付款通知》以及《谈话录音》可以证实，自刘开良死亡后，双方一直就赔偿等事宜进行沟通，直至2016年11月2日，上诉人还向刘开良之妻支付过69864.29元款项，故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5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四、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的主张，本院认为，因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仅系确认劳动关系，并不涉及财产分配，不影响其他近亲属的实体权利义务，故在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必须由劳动者全部继承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本院认为由已死亡劳动者的部分近亲属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本案中不存在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的情形。
综上，上诉人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庄
审 判 员 蔡 芸
审 判 员 李 希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 何永伦
书 记 员 罗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