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9民终10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开发区支行,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负责人：梁翼宏，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里，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志强，男，汉族，1977年12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西省晋中市，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段志强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7）云2901民初1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7日接待了上诉人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的特别授权代理人范里及被上诉人段志强核实了案件事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7)云2901民初1556号民事判决;2、驳回段志强的一审诉讼请求;3、由段志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损失应该由段志强自行承担。段志强在办理银行卡时，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作为发卡银行已经明确告知段志强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如果发生储蓄凭证、密码丢失等情况，请立即办理挂失手续。对于挂失前发生的资金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段志强认为被盗刷的款项发生在2017年3月3日，有短信提示并到公安报案，但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至今没有对所谓被盗刷的银行卡进行挂失。且其在2017年3月10日才到银行反映情况，超过了银行可以止付的时间，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其在起诉状以及庭审中表述，该银行卡交易密码系其自行设定，具有私密性和唯一性的特点，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及任何第三人无从知晓。持卡人必须知晓正确的密码方能进行交易，持卡人获得密码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持卡人故意告知，该情形下应视为持卡人自行交易或授意交易，责任当然自行承担;二是持卡人无意之间泄露，该情形下，持卡人即应对其未尽妥善保管密码之义务导致财产损失自行承担责任。在庭审中段志强陈述，2017年3月2日其在昆明机场时通过手机链接了一个网络，其银行卡密码可能在那时被盗取。所以本案中涉及的损失应该由其自行承担。在没有证据证实确实发生了储蓄卡被盗刷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管理存在漏洞，应该承担责任，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中涉及的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一审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所以适用法律产生错误。综上，一审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段志强辩称：其银行卡内存款被盗的时间是2017年3月3日。其在收到银行短信提示后，就到银行进行了查询，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2017年3月10日其才去银行反映情况不是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段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赔偿段志强经济损失47384.72元；2、诉讼费由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卡通是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发行的金融支付工具，具有活期、定期储蓄及凭证式国债、以及工资发放等账户的基本功能。2015年1月25日，段志强到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申请办领了一张尾号为6525的建设银行龙卡，作为段志强的工资卡，并设置了密码、开通了短信提示业务。该卡至2017年3月2日的存款余额为47554.59元。2017年3月3日，段志强收到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短信提示，得知该卡于当日发生5笔交易，完成消费47384.72元，均非本人操作。当日，段志强向大理市公安报案，大理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在深圳罗湖口岸将到香港作案归来的犯罪嫌疑人胡博、黄春雷、李宇三人抓获归案，从胡博身上缴获伪造的段志强尾号为6525的建设银行龙卡，且从胡博随身携带的电脑中也查到段志强的中国建设尾号6525的银行卡信息。现该案正移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公诉。此后，段志强到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处查询，经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核实上述5笔非本人交易发生在香港。上述事实有段志强提交的建行尾号为6525的银行卡、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大理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提交的银行卡基本信息查询表、银行交易流水、银行卡自助发卡业务凭证、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领用协议、情况说明各一份，一审法院向大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情况说明以及庭审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在案证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段志强在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处开设了尾号为6525的建设银行龙卡，双方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对储户的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作为银行卡的发行、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应该具有真伪卡的识别技术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发行银行卡、设置自动取款机或允许商户刷卡消费时，就应当充分保障储户的存款资金安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段志强持有的银行卡已被他人伪造和盗用，说明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发行的银行卡及交易系统本身就存在着技术上的缺陷，该缺陷导致段志强的账户被盗刷人民币47384.72元，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段志强要求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赔偿经济损失47384.72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认为银行卡信息泄露与交易密码泄露是导致段志强账户内资金被支取的原因，过错在段志强，但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未能对段志强泄露银行卡信息和交易密码存在过错予以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属借记卡纠纷，而借记卡纠纷属合同纠纷一类，段志强以借记卡纠纷为由要求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与持卡人要求盗刷人承担侵权责任非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并非本案借记卡纠纷审理的前提。综上，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因此，对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提出应先刑后民，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开发区支行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段志强经济损失人民币47384.72元。案件受理费985元，减半收取492.5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开发区支行承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提交。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对一审认定的2017年3月3日段志强银行卡发生的5笔交易均非其本人操作有异议，认为段志强银行卡的5笔交易是2017年3月3日发生，但段志强于2017年3月10日才向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反映该情况，故该交易行为不排除是段志强自己操作或授权给他人操作。对该异议，因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未提交证据印证，故不成立，段志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段志强将存款存于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处，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向段志强发放了借记卡，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储蓄存款合同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六条之规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具有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作为经营存、贷款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其应当提供完善的技术设备，包括难以复制的银行卡和能够识别复制卡的交易终端，以避免不法分子利用银行卡及交易终端的安全漏洞盗支储户资金。同时还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适用。段志强借记卡被盗刷，表明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发放给段志强的借记卡不具有完全防伪性、唯一的可识别性，证明银行卡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盗刷终端设备虽非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所发放，但也是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所加入的银联组织系统内的终端设备，应视为建设银行提供的刷卡设备。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不能以使用密码办理的业务，均视为存款人所为，不能将应由银行承担的存款安全保障义务转移给段志强。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该银行卡内的存款是由犯罪分子持伪卡在香港所盗刷，非段志强本人所为，而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未举证证明段志强对其银行卡或密码存在管理不当，故段志强并无过错。由此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未尽到对段志强存款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建行大理开发区支行上诉称段志强存在银行卡及密码保管不善的可能性，其损失不应由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二审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5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开发区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克辉
审判员 蒲 怡
审判员 王润芬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于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