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7民终29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正阳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幸福中街ＸＸ中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邓春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琳。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继良、杨玥，江苏明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春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滕士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连云港正阳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琳、原审被告邓春林、滕士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3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正阳公司、原审被告邓春林、滕士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被上诉人朱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正阳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向案外人连云港立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德公司）付款的时间错误，上诉人向立德公司支付全部购买资产款项的时间是2015年4月1日，该付款时间的确定系认定本案中关于上诉人所打入的230万元款项性质的基本条件，2015年5月15日立德公司所打的收据只是对于其收款行为事后追认，并非实际打款时间，上诉人打款时的股东结构为邓春林、滕士建和卞甲，而被上诉人系在2013年4月8日与卞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这一系列事实能够说明上诉人购买的资产包并不属于上诉人或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行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分红的依据是其持有的上诉人的股权，而一审判决又强行将被上诉人股东身份进行割裂，认为属于合伙。这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打款的时间来看，被上诉人所打款项仅且只能是股权转让款而非合伙购买资产包款项，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款认定为合伙款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被上诉人打款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购买了资产包以后，因股东内部出现分歧，部分股东认为该资产包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收益，而被上诉人通过朋友介绍认为该资产包物超所值，因此才购买了卞甲的股权，按照公司章程的出资份额、出资时间，被上诉人的款项应当认定为出资。4、在一审中，上诉人已表明被上诉人所出的款项系被上诉人支付给卞甲的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已实际被卞甲领取，一审法院应当向各方释明并追加卞甲为第三人，即使不追加，一审法院应当就上诉人提出的款项性质进行核实并要求被上诉人证明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证据。5、本案是属于股权转让款而非合伙投资款的另一个依据在2015年7月21日被上诉人的丈夫（实际出资人）在连云港市公安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其打入的230万元购买卞甲的股份并依此成为正阳公司的股东，股权占20%，对于该询问笔录在法律上能够产生自认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将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认定的情况下，作出相反或者背离被上诉人陈述的结论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朱琳辩称，1、上诉人上诉所述并非事实。因为原三个股东都没有实际出资，被上诉人朱琳与卞甲签订的转让协议，仅是用于形式上的工商登记。原审被告找到朱琳，说购买资产包（船、门面房、八台街市场等）需要朱琳出资230万元，并说购买资产包有银行领导帮忙，需要临时借用70万元，所以让朱琳先拿出300万元。后来朱琳才得知，购买资产包仅需要500万元，是上诉人欺骗朱琳多出资，也没有银行领导临时借款，是上诉人没钱出资骗朱琳出300万元去购买资产包。购买资产包后，上诉人出售资产包中的八台街市场，既未告知朱琳亦未给朱琳分红。2、上诉人向案外人立德公司打款是在朱琳给付相应投资款之后。上诉人购买的资产包500万元是三个股东朱琳、邓春林、滕士建另行出资购买的，朱琳给付的资金是用于购买资产包的。3、原审判决第二项内容要求滕士建给付被上诉人款项44万元，该款项系分红款，是对其中八台街相应债权的处理款，共得价款295万元，其中220万元已被邓春林、滕士建按照股权比例领取，而被上诉人按照股权比例20%应领取的44万元在滕士建手中，故滕士建应给付相应款项。4、上诉人购买的资产包是500万元，是三股东按照相应出资比例进行投资，被上诉人按照股权比例20%进行投资，被上诉人在受到欺骗的情形下，多支付了130万元投资款，对于多支付的款项上诉人应当返还。5、原审法院责令上诉人提供原始的股东出资和购买资产包的出资，到现在上诉人都不敢提供。6、在公安的报警记录中明确了被上诉人的钱是合伙投资款，而非上诉人所述的股权转让款。
原审被告邓春林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滕士建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朱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正阳公司、邓春林、滕士建给付朱琳分红59万元，退还朱琳的投资款130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阳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设立登记，发起人为严波、卞甲。2015年3月12日，案外人严波、卞甲将其持有的正阳公司的股权部分转让给滕士建，2015年3月12日进行了变更登记，滕士建持有正阳公司35%的股权。2015年3月13日，案外人严波将其持有的正阳公司45%股权转让给邓春林，并于同日进行了变更登记。2015年4月8日，朱琳与案外人卞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卞甲将其持有的正阳公司20%股权转让给朱琳，并于同日进行了变更登记。
2015年3月24日，正阳公司与案外人立德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正阳公司以500万元的款项购买立德公司收购的不良贷款债权，在合同中正阳公司的签章处，案外人严波在该份合同中签字。
2015年3月16日，朱琳通过案外人程浩账户向正阳公司支付20万元；2015年4月8日，朱琳向正阳公司支付180万元；2015年4月10日，朱琳向滕士建账户汇款100万元，后滕士建偿还了朱琳70万元，正阳公司在庭审中认可收到朱琳款项230万元。
2015年5月15日，正阳公司向案外人立德公司支付500万元款项。
另查明，正阳公司购买立德公司收购的不良债权的款项系正阳公司的各股东另行出资构成。正阳公司购买上述不良债权后，对其中关于连云港市连云区霸台街的相应债权资产进行了处理，共得价款295万元。其中的220万元邓春林、滕士建已经按照股权比例领取了相应的款项分别为99万元、77万元，邓春林的款项由案外人严波代为领取，剩余44万元款项在滕士建的手中。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朱琳要求正阳公司、邓春林、滕士建给付分红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朱琳作为正阳公司的股东，其合法的资产收益权应当得到保护，且正阳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未就分红比例进行其他约定，故朱琳有权要求按照20%的比例获得分红。对于正阳公司、邓春林、滕士建辩称根据正阳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分红应当经过股东会决议，但正阳公司从未就公司分红形成股东会决议，朱琳无权主张分红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股东究竟系通过何种程序或方式从公司分取红利，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而公司自治的主体本身又即为公司全体股东。其次，本案中邓春林、滕士建作为正阳公司的股东已经就220万元的款项进行了分割，并取得了相应的分红，尽管该两名股东实际分取红利的程序与方式，与该公司章程的相应规定内容存在冲突，但迄今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股东对其已经从该公司分取红利提出异议，且朱琳亦认可分红的比例及方式。因此，就正阳公司内部而言，该全体股东之间协同一致的上述红利分取行为，应与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具有同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朱琳现要求正阳公司向其分取相应红利的事实与法律基础已经具备。对于分红数额，一审法院认为，邓春林、滕士建就220万元的款项进行了分割，朱琳应取得的分红款为220万元*20%=44万元，分红款应系公司向股东给付，但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该44万元分红款已在滕士建处，且朱琳亦主张滕士建给付分红款，故该款应由滕士建向朱琳给付。
对于朱琳要求正阳公司、邓春林、滕士建退还其投资款130万元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正阳公司虽辩称朱琳给付的230万元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但该款系朱琳向正阳公司给付，且朱琳亦不认可系股权转让款，且正阳公司未举证证明上述230万元款项系其司代卞甲所收的股权转让款，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正阳公司购买的涉案债权系三股东另行出资500万元购买的，应当视为朱琳、邓春林、滕士建对正阳公司的投资行为，且未有另行约定出资比例，故朱琳应当给付的出资金额为500万元*20%=100万元，故正阳公司应当返还朱琳130万元款项。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下：一、正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朱琳款项130万元。二、滕士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朱琳款项44万元。三、驳回朱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2181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810元，由正阳公司负担19363元，由滕士建负担7447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正阳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对公活期存款交易简要明细报表、2015年4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证明上诉人购买立德公司资产包支付款项时间是2015年3月16日付50万元定金，2015年4月1日付450万元，该500万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5月5日支付。2、2015年7月21日程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被上诉人支付230万元的过程及原因。
被上诉人朱琳、原审被告邓春林、滕士建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朱琳对上诉人正阳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简要明细报表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看出其支入的单位。而进账单中的日期有涂改及公章不清楚，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表述是程浩对于法律不了解的错误表达，500万元的资产包是属于三股东另行出资购买的，上诉人单位的所有股东都不是实际出资，而是认缴出资，因此被上诉人与卞甲之间的出资转让只是形式上的，被上诉人的出资是用于购买资产包的。
原审被告邓春林、滕士建对上诉人正阳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诉人正阳公司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正阳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7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严波认缴出资额102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4年11月4日，卞甲认缴出资额为98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4年11月4日。2015年4月8日，卞甲（转让方）与朱琳（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转让方将拥有的正阳公司的20%股权，合计人民币400万元认缴出资，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2、此协议转让方、受让方双方签字后生效。自生效之日起，转让方、受让方双方按照转让后各自持有的股权在公司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上述事实，有正阳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及《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证实。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朱琳所支付款项23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还是用于正阳公司购买资产包的款项？2、本案是否应追加卞甲为案件第三人？
本院认为，上诉人正阳公司上诉主张朱琳所支付的230万元系朱琳给付卞甲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朱琳则称该230万元系其与邓春林、滕士建合伙购买资产包的款项。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各方陈述，本院认为，朱琳所支付的230万元应系对正阳公司购买资产包的实际投资。理由为：一、朱琳支付的款项如是股权转让款，该款的支付对象应是股权转让方卞甲，而非正阳公司。正阳公司虽辩称其收到款项后由卞甲取走该款，但其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正阳公司该辩称观点不能成立。二、正阳公司的股东出资方式为认缴出资，认缴出资时间为2034年11月4日，且卞甲与朱琳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即生效，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以及支付时间。故在尚未到认缴出资时间，卞甲与朱琳亦未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以及支付时间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朱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后分三次向正阳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明显与常理不符。三、上诉人正阳公司主张其在向立德公司支付购买资产包款项时，朱琳尚未被工商登记为正阳公司股东，故朱琳支付的230万元并非系购买资产包出资。本院认为，即便朱琳受让卞甲股权系在正阳公司向立德公司支付购买资产包款项之后，但因购买资产包与股权转让的时间相差不足一个月，朱琳亦可在受让卞甲股权后对公司购买资产包进行实际投资，故仅凭出资时间不足以否定朱琳对购买资产包实际投资的性质。另，本案应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正阳公司股东向正阳公司投资购买案涉资产包，并对公司经营利润进行分配与其公司股东身份并不矛盾，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行为。综上，上诉人正阳公司上诉主张朱琳所支付的23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卞甲为案件第三人的争议，本院认为，案件处理结果同第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民法院应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卞甲已将其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朱琳，并已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且本案并未对其与朱琳的股权转让款予以处理，故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卞甲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需追加其为案件第三人。
综上，上诉人正阳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连云港正阳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场
审 判 员 王抒彦
代理审判员 王小姣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 敏
法律条文附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