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49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亢×1，女，1965年8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子臣，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1（亢×1之夫），男，1963年11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亢×2，男，1932年5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亢×3（亢×2、王×1之子），男，1957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纪永存，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女，1933年8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亢×4（亢×2、王×1之子），男，1962年8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纪永存，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亢×1因与被上诉人亢×2、王×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10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2月，亢×2、王×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亢×1是我二人之女。2010年4月6日，我二人与亢×1签订赠与协议，我们将自己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号×号楼×门402号房屋（以下简称402号房屋）赠与亢×1；同时，亢×1负责为我们养老送终，并承担全部生活费、医疗费的义务。协议签订后，我们将402号房屋过户到亢×1名下。房屋过户后，亢×1并没有按照约定对我二人尽赡养义务，其一周只来两次，每次吃完午饭就走。亢×2曾经在家摔倒，但没人在家，只得求助邻居。我二人要求亢×1搬来与我们同住，以便对我们进行照顾，但亢×1拒绝。此外，我二人让亢×1替我们领工资，但亢×1每次都会私自扣留1000元，带我们看病也会从我们这里先要走500元。此后，双方多次发生争执，亢×1把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医保卡扣留。我们认为赠与协议是附义务的协议，亢×1没有按照协议对我们尽全部的赡养义务，故我们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于2010年4月6日签订的《房产赠与协议》。
亢×1辩称：2009年时，因为我的三个哥哥与亢×2、王×1发生矛盾，他们谁都不管亢×2与王×1。于是，亢×2、王×1与我协商，由我对其二人进行赡养，同时402号房屋归我所有。我一周至少去两次，一次把饭做出来，够亢×2、王×1吃两天，洗澡理发也是我们管；其他子女也会去。在签订赠与协议时，双方并没有就生养死葬做进一步说明，因此应该按照通常理解，即满足一般的生活条件、饮食以及精神需求。而对于我们这个家庭，亢×2与王×1有充分的经济来源，每月收入5000多元，经济上不依赖我们，我也没有必要支付其二人生活费以及医疗费。亢×2、王×1每次上医院也是我们带着去。亢×2曾提出让我与我丈夫搬去和他们同住，但亢×2居住的房屋是两居室，亢×2、王×1每人各住一间，我们搬去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们没搬。亢×2说要请保姆，但我每月收入880元，我提出让亢×2补贴保姆费，但亢×2、王×1不同意。我自始至终认为我与亢×2、王×1的关系很好，是哥哥嫂子的挑拨下，双方才会形成本次诉讼。不论本次诉讼是什么结果，我都会对亢×2、王×1尽赡养义务。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亢×1系亢×2与王×1之女。
亢×2与王×1系402号房屋的原所有权人。2010年4月6日，亢×2、王×1与亢×1签订《房屋赠与合同》（以下简称赠与合同），内容如下：1.亢×2、王×1自愿将402号房屋赠与亢×1，亢×1自愿接受赠与；2.赠与人保证房产系合法财产，没有法律上的瑕疵，也没有抵押担保、被执法机构查封等权利的限制；3.本赠与附随义务：亢×1必须赡养亢×2、王×1，将二位养老送终；4.双方签订合同并申请办理公证，自领取公证书后，开始办理交付手续；5.双方领取公证书后即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过户手续，将房屋过户到受赠人名下；6.本协议一式四份，赠与人与受赠人每人持一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留存一份。同日，亢×2、王×1、亢×1到公证部门对上述协议的签订进行了公证。2010年4月17日，亢×2、王×1将402号房屋过户至亢×1名下。
2011年11月3日，王×1在乘坐620路公共汽车时，因汽车司机紧急制动导致王×1摔伤，王×1后经诊断为肋骨骨折。后王×1得到赔偿款7000元。2012年下半年，亢×2在家中摔伤，因身边没有子女而向邻居求助。此后，亢×2、王×1与亢×1就赡养的问题发生纠纷。对于”养老送终”的理解：亢×2、王×1认为亢×1应该尽全部的赡养义务，包括医疗费、生活费的承担等全部义务；亢×1认为双方并未就具体的赡养方式进行约定，应该按照通常理解，即满足一般的生活条件、饮食以及精神需求。双方为此争执不下，亢×2、王×1认为亢×1未能履行赠与协议，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协议，故而形成本次诉讼。
另查，亢×1每周到402号房屋二次至三次对亢×2、王×1进行照料，亢×2、王×1的其他子女每周亦到402号房屋对其二人进行照顾。
原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亢×2与王×1将402号房屋赠与亢×1时，双方订立的赠与协议系附义务的。对于亢×1是否履行了赠与协议约定的义务，即”养老送终”，双方对其含义存在争议。法院认为，”养老送终”义务是否全面履行的认定，应当结合王×1与亢×2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确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1、亢×2年事已高，王×1于2011年11月发生车祸，亢×2于2012年下半年在家中摔伤，其二人身体情况不佳。在此情况下，亢×1应当尽到更为主动、全面的赡养责任。而亢×1仍旧保持每周探望亢×2、王×1二次到三次，既没有将亢×2、王×1接走照料，也没有与其二人共同居住，更没有增加探视照料的频率、次数。在此情况下，亢×1虽然尽了一定的照料义务，但与亢×2、王×1签订赠与协议时的初衷不符；且在其二人身体状况下降后，亢×1并没有更进一步对亢×2、王×1加强照料。在此情况下，法院认定，亢×1并未全面履行赠与协议约定的义务，现亢×2、王×1要求撤销赠与协议，有一定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经法院再三斟酌后，支持亢×2、王×1的诉讼请求。
据此，2013年12月，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撤销亢×2、王×1与亢×1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签订的《房产赠与合同》。
判决后，亢×1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我履行了赠与合同约定的赡养义务，虽赠与协议未列明我具体应当履行的赡养义务范围，但我在签订赠与协议后按照社会通常做法和家庭习惯履行了赡养义务，并得到二位老人的认可，故原审判决认定我未全面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与实际情况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按照原审判决的认定，也是“未全面履行赠与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不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2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赠与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亢×2、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亢×2、王×1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产权证以及房产赠与合同、公证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亢×1是否依赠与合同之约定，全面履行了赠与合同所约定之义务，以及赠与合同是否存在应被撤销之法定情形。
本案中，亢×2、王×1与亢×1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亢×1作为接受赠与一方，其主要权利义务为接受赠与房屋，并对亢×2、王×1进行赡养，以及将二人养老送终。从合同约定来看，该合同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亢×1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其相应合同义务。
关于亢×1是否依约履行了赠与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一节。鉴于合同中对亢×1应履行的义务只原则性地表述为”亢×1必须赡养亢×2、王×1，并将二位养老送终”，在双方对亢×1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需综合全案证据加以判断。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合同履行初期，亢×2、王×1未对亢×1履行合同义务提出异议，但自2012年6月后，双方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并拨打110报警，且亢×2、王×1不顾年势已高，坚持出庭陈述意见，二人均明确表示亢×1未能对自己进行妥善照料，坚持要求法院撤销赠与合同。在法院本着家庭矛盾协商解决的原则下，对双方进行调解时，二人亦坚持不同意继续履行赠与合同。另外，亢×1亦认可其自2012年减少了对亢×2、王×1照料的次数。综合上述情况，亢×1虽不存在完全不履行合同约定的情形，但其确存在疏于照料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未全面履行应包括不履行及履行不完全之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亢×1并未全面履行赠予协议约定的义务，亢×2、王×1要求撤销赠与协议，有一定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并据此撤销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亢×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亢×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放
审 判 员 高 贵
代理审判员 江锦莲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