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钦民一终字第27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蔡昭平，农民。
委托代理人周冲香，广西港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蔡张澄，农民。
委托代理人吴文渊，广西越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昭平因与被上诉人蔡张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浦北县人民法院（2014）浦民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7月29日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蔡昭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冲香、被上诉人蔡张澄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文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5月7日，原告蔡昭平与蔡玉理、郑光军合伙向被告蔡张澄购买了两幅速生桉林，约定价格共430000元，原告先付定金50000元，取得砍伐证后付150000元，余款230000元原告砍伐完第一幅山林结清。后蔡玉理、郑光军退出合伙。原告蔡昭平委托被告蔡张澄负责该林木的砍伐。原、被告对砍伐第一幅桉木数目没有异议。2012年12月3日原、被告就砍伐第二幅桉木进行核算，原告蔡昭平应得卖木利润48931元，由被告出具了一张结算清单，欠到原告蔡昭平卖木结算利润款48000元。此后，原告蔡昭平分别在出售桉木给周承贵、王启权处支取卖木款10000元及39750元。2013年1月30日，原、被告因买卖桉木款项引起纠纷，原告蔡昭平打伤被告蔡张澄，2013年3月3日经浦北县泉水镇派出所处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蔡昭平赔偿被告蔡张澄的医疗费4000元；原告蔡昭平欠到被告蔡张澄的木款69000元。此后，被告蔡张澄在周承贵欠到原告蔡昭平购木款79000元中支取69000元（其中10000元已由原告蔡昭平支取）。2013年7月12日原告以被告没有付清其卖木利润款48000元，向该院起诉，请求被告蔡张澄支付卖木利润款4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蔡张澄出售两幅速生桉林给原告蔡昭平，双方构成买卖关系。原告蔡昭平将其中的速生桉林无偿地委托给被告蔡张澄管理砍伐，双方又构成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结束后，原、被告双方进行核算，结余48000元。被告立写欠到原告卖木利润款48000元，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蔡昭平没有合法理由从被告蔡张澄砍伐出售给周承贵、王启权的速生桉木头款中领取10000元及39750元，其实质是原告蔡昭平应取得的卖木利润款。因此，委托人原告蔡昭平已取得受委托人被告蔡张澄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现原告蔡昭平以卖山利润清单再起诉被告蔡张澄支付卖木利润款48000元，因卖山利润清单已实际兑现，原告蔡昭平起诉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蔡昭平以周承贵、王启权的速生桉木头款中领取10000元及39750元，是核算之前领取的，与卖山利润清单没有关系。本院认为，一、原告蔡昭平没有提供领款时间证据；二、原告蔡昭平没有从周承贵、王启权处领取10000元及39750元的合法理由，唯一的理由是被告蔡张澄欠其卖山利润48000元；三、原告蔡昭平承认周承贵、王启权收购的木头款包含在卖山利润清单核算表中，而卖山利润清单核算表中没有剔除其领取10000元及39750元的事实。因此，原告蔡昭平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蔡昭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蔡昭平负担。
上诉人蔡昭平上诉称，上诉人提交的《卖山利润清单》明确确认被上诉人欠到上诉人卖木利润款48000元，并且对于《卖山利润清单》的内容，上诉人由于过于相信在场人的计算，出于重大误解相信了上面的数据。事实上在该清单中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款项仅为25927元，而不是316908元，因此，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105181元。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哪一些木款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所卖，每次卖木的数量和所得款是多少。同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领款时间的证据对上诉人主张不予支持不当。一审时，上诉人要求法院查证，但一审没有查证。上诉人在周承贵、王启权处领款均是在被上诉人立写《卖山利润清单》之前，且木款有第一次卖木款也有第二次卖木款。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卖木利润款48000元给上诉人。
被上诉人蔡张澄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审时上诉人起诉请求被上诉人支付48000元，二审时请求105181元，超出一审请求的范围。在结算后票据一直在被上诉人手上，不管上诉人何时在周承贵、王启权处领取款项，都表明清单中的利润款48000元已经履行完毕。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证人蔡昭伟出庭作证。证人蔡昭伟在庭审中作证称：1、上诉人提供的清单是证人按照庞延河计算的数据抄写的。当时由双方拿票据出来并根据票据进行结算，确认蔡张澄欠到蔡昭平48000元的利润款，蔡张澄当时对结算所得数额是没有意见的，蔡昭平对结算的数额不太满意。当时只是根据蔡昭平、蔡张澄双方所提供的票据进行核算，对于票据由谁管理的不清楚，也不知道票据上的木款是否已经领取；2、在双方因打架到派出所处理后，蔡张澄处理好后让证人等人去作证让蔡昭平签字，蔡张澄答应到周承贵处领取69000元后，要归还38000元给蔡昭平，其余的10000元可以不还。协商好后双方就签字离开了。后来蔡昭平打电话说蔡张澄没有归还。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是真实的，在蔡姓家族里，大家有纠纷都找证人处理。证明了结算时确认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利润款48000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人所说结算过程没有意见，对结算清单也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对证人所说的结算过程没有异议，该部分证言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在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王柏律的《证明》，证明被上诉人已支付了57181元工钱给王柏律。上诉人质证认为，因证人没有到场证实，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而且该费用当时已经清算了，该笔费用不在卖木利润清单范围内。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没有申请王柏律作为证人到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在二审庭审后，上诉人提供了证据1、周承贵于2014年10月7日的《证言》；证据2、上诉人收取王启权39749元木款的《收条》复印件。上述两份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结算后没有到周承贵、王启权处领取过木款；3、《斩木清单》，证明上诉人卖给王启权的木材数已计入上诉人的数，上诉人已用152.89吨的木材抵扣了工钱和运费，其中就包括了卖给王启权的木材。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这些证据上可以看出上诉人已经到周承贵、王启权处领取了应由被上诉人领取的木材款，被上诉人不再欠到上诉人的48000元。对于证据3，该《斩木清单》是被上诉人写的，卖给王启权的木材计入上诉人的数额中。在砍伐该幅山的木材时，由上诉人负责镜面坡组、伯劳组、浦北组共三个组的斩、运管理工作，共斩运得木材327.20吨，按每吨97元计结工钱，应付工钱31738.40元，由上诉人抵扣支付。被上诉人负责王三组的斩、运管理工作，共斩运得木材589.50吨，按每吨97元计结工钱，实付工钱57181.50元，由被上诉人负责支付。在该清单中子材支出情况的王三组100.12吨（顶工钱运费）15车，说明王三组在斩木中领取了15车子材木票共100.12吨顶工钱运费。后经结算，双方认可四个组斩得的正材为745.48吨，纸材（子材）为171.22吨。在上诉人手上持有的正材木票16张共152.89吨（含王启权数在内）中，除结算清单上已减除的正材74.95吨（8.06＋8.79＋8.14＋37.63＋12.33=74.95吨）外，还有正材77.94吨就是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0日至29日卖给王启权的9车木材（7.99＋9.71＋8.81＋1.47＋7.74＋8.23＋8.81＋9.30＋6.88=77.94吨）。上诉人领取了这9车木材的钱后，又将票据交给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与王启权结算，直到被上诉人要求王启权付款时才知道上诉人已经领了钱，因此，被上诉人不欠到上诉人的利润款。
由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本院依职权向王启权进行了询问。王启权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买卖木材都是蔡昭平与其联系，没有与蔡张澄联系过，在蔡昭平和蔡张澄发生纠纷前也不认识蔡张澄。在与蔡昭平之间买卖木材过程中，一般都是拉完木材就结算并付款。对于蔡张澄向法院提供的9张电子过磅单，只有两张是其签名的，其他都不是其签名，但确实购买过这些木材。在拉完木材后就与蔡昭平进行了结算，当时以现金方式支付了木材款给蔡昭平。当时蔡昭平没有出据收条，后来因了解到蔡昭平与蔡张澄发生纠纷才让蔡昭平补写《收条》。结算时双方是凭过磅单结算，由于各自手上都持有一份，结算后不要求蔡昭平交回过磅单。对于2014年1月8日的《证明》，是一个叫“温仔”的朋友带蔡张澄来，问其是否给完木材款，在其回答已给完木材款后，蔡张澄就写了证明的内容交给其签名，当时没有认真看证明的内容，就签名了。证明上讲的木材款应当是2012年12月3日前就已经付清了的，因为当时拉完木材就结算木材款给蔡昭平了，不可能是2012年12月3日后给蔡昭平。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王启权的陈述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王启权陈述的内容无法确认，买卖木材是王启权和蔡昭平联系的。在蔡张澄与蔡昭平结算时，蔡昭平将王启权拉木材的9张电子过磅单给蔡张澄，让蔡张澄与王启权结算。当蔡张澄要求王启权付款时，王启权称已经将款支付给蔡昭平了，这9张电子过磅单的款项是包括在48000元中的。至于王启权与蔡昭平是何时如何结算的，蔡张澄不清楚。王启权的陈述也证明了蔡昭平到王启权处领取39749元卖木款。
本院认为，周承贵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出具了《证明》和《证言》，但两份材料陈述的上诉人领取1万元款项的时间不相同。另外，周承贵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付木材款1万元给蔡昭平是购买木材的当年，但具体的时间记不清楚了。因此，对于周承贵在《证明》、《证言》所称的付款时间不予采信。但根据上诉人和案外人周承贵的的陈述，可以确认上诉人从周承贵处领取了木材款1万元。对于证据3，双方认可镜面坡组、伯劳组、浦北组、王三组等四个组共砍伐得正材745.48吨，纸材（子材）171.22吨。其中上诉人手上有正材152.89吨，在152.89吨正材中包括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0日至29日卖给王启权的木材9车共计77.94吨，该9车木材的木材款已经由上诉人领取，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关于152.89吨木材款已经全部用于抵扣工钱及运费的主张。对于上诉人与王启权之间的买卖木材关系及结算付款时间，王启权出具的证明及在接受本院进行询问时所说均有不相同，而上诉人提供的《收条》是事后才补写的，因此，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王启权结算付款的时间，但根据上诉人及王启权的陈述，可以确认该9车木材的款项39749元已经由上诉人领取。
经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除“此后，原告蔡昭平分别在出售桉木给周承贵、王启权处支取卖木款10000元及39750元。”以及“2013年3月3日经浦北县泉水镇派出所处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查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承认，镜面坡组、伯劳组、浦北组、王三组等四个组共砍伐得正材745.48吨，纸材（子材）171.22吨。其中结算时上诉人手上有正材152.89吨，包括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0日至29日卖给王启权的木材9车共计77.94吨。现该9车木材的木材款39749元已经由上诉人领取。另外出售给周承贵2**.18吨木材，上诉人领取了其中的1万元木材款。
2012年12月3日，上诉人、被上诉人邀请案外人庞延河、蔡昭伟等人协助结算形成了结算清单，在该结算清单中记载斩木数：章程手：正材共745.48吨，纸材171.22吨。昭平手：正材74.95吨，纸材91.32吨。正材745.48吨-74.95吨=670.53吨，纸材171.22吨-91.32吨=79.90吨。正材340470元＋纸材24369元＋支撑800元＋运费200元=365839元，平欠程316908元，程应补平365839元-316908元=48931元。同日，被上诉人立写《卖山利润清单》，确认欠到上诉人卖木结算利润款48000元，待被上诉人收完木款本金后结清。此前，被上诉人立写《斩木清单》一份，该清单中载明：镜面坡组、伯劳组、浦北组、王三组等四个组共砍伐得正材725.26吨，子材191.44吨，合计916.70吨。以及正材支出情况和子材支出情况。镜面坡组、伯劳组、浦北组的斩、运管理由上诉人负担，王三组的斩、运管理由被上诉人负责。
还查明，2013年1月30日，因买卖桉木款项引起纠纷，上诉人打伤被上诉人，2013年3月13日经浦北县泉水镇派出所处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尚欠被上诉人的卖木利润款48000元。
本院认为，在诉讼中，双方承认经结算，镜面坡组、伯劳组、浦北组、王三组等四个组斩得的正材为745.48吨，纸材（子材）为171.22吨，两项共计为916.70吨。其中正材中有152.89吨是由上诉人持有，在152.89吨正材中包含了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0日至29日出售给王启权的木材9车共计77.94吨（合计木材款为39749.40元），但在2012年12月3日的结算时只减除74.95吨正材和91.32吨纸材，对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0日至29日出售给王启权的77.94吨的木材款没有减除。对周承贵应付的木材款也没有作任何减除。上诉人主张其持有152.89吨木材的木材款（包括从王启权处领取的木材款39749元）已经全部用于抵扣了工钱及运费，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承认其从周承贵处领取了木材款1万元、王启权处领取了木材款39749元，该两笔木材款均是出售916.70吨木材所得的款项，根据双方的结算清单，该两笔款项均应由被上诉人领取，但实际上是上诉人领取，而上诉人领取的上述两笔款项已经超出了2012年12月3日《卖山利润清单》的卖木利润款48000元，即卖山利润清单已实际兑现。因此，上诉人起诉主张被上诉人尚欠其卖木利润款48000元的证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蔡昭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枝仁
审 判 员 文其谦
代理审判员 李秋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苏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