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闽民申26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萍，女，197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力，北京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静，北京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建新，男，1970年3月9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强，福建合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蔡秀扬，女，197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再审申请人黄萍、郭建新因与被申请人蔡秀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1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萍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理由是：1.郭建新与吴必超的合同签订在先，他们签约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郭建新出资由吴必超操作。当时郭建新和黄萍还没有签约，故根本不存在郭建新代表或者代理黄萍与吴必超达成协议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只能按照签约时的意思表示来解释，而不能事后歪曲解读。按原二审判决认定郭建新和黄萍二人属于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合作投资法律关系，则郭建新、黄萍与吴必超之间存在协议，那么该重要的合同变更应该经过合同相对人吴必超的同意，但吴必超从未接受或认可郭建新将其投资额的一半转让给黄萍，故在郭建新与吴必超所签的合作投资协议中，黄萍不应被认定处于和郭建新相同的合同主体地位。2.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通常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管理、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并按期支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资产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本案中，黄萍与郭建新签订两份合作协议，均约定投资股票，资金管理由郭建新负责。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黄萍作为委托人将其个人投资的资金全部转入其与郭建新约定的账户内，郭建新实际控制、管理了黄萍的资金，郭建新独自选择或委托他人参与股票操作，并未告知黄萍股票操作细节，郭建新实际实施了代为理财的行为，二者之间构成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二）原二审以涉嫌合同诈骗为由，认定黄萍于2013年5月30日交由郭建新管理的2000万元资金应待公安侦查结束再行处理，是错误的。理由是：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吴必超是否构成诈骗郭建新，与黄萍并无直接关联。黄萍的资金由郭建新负责管理，郭建新违背约定，未将资金实际投入股市进行操作，应该认为郭建新未实际执行理财操作或合同义务，应该将该资金依照约定期限全部返还，原二审法院将此排除在外是错误的。（三）原二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款项均由郭建新操作，与蔡秀扬没有关联是错误的。理由是：1.受托理财资金都进入蔡秀扬账户，并由蔡秀扬赴香港开立股票账户，同时蔡秀扬也参与了后续股市投资操作，实际上蔡秀扬实施了合同理财行为，且她与郭建新为夫妻关系，因此应当与郭建新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再审本案。
郭建新申请再审称，（一）本案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理由是：1.原二审判决认定郭建新与黄萍之间系共同投资关系，且按投资比例分配收益、承担亏损的同时却判决郭建新向黄萍付款，显然自相矛盾，没有法律依据或双方的合同约定，不能成立。2.本案系黄萍起诉郭建新请求支付投资款及回报，主要依据为双方之间签订的投资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和4000万元的两份《合作协议》。而(2015）闽民终字第2260号案为郭建新起诉吴必超，主要依据为郭建新与吴必超之间签订的金额为2000万元的《合作投资协议》。两案之间存在部分关联，但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涉及的范围也不同。本案原二审判决以另案中吴必超的还款义务作为郭建新向黄萍付款的依据，显然混淆不同法律关系。且该判决判非所诉，显然超出了黄萍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3.本案原一审已查明2013年3月l8日郭建新与黄萍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共同合作投资给吴必超进行股票投资，双方各投50％即2000万，收益盈亏按该比例计算。(2015)闽民终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的吴必超造成双方投资本金2000万元亏损的担责金额11922232×70％=8345562元，属于双方应承担亏损总金额，就应当由双方各按50％承担4172781元，最终应由吴必超直接向双方各支付承担4172781元。但二审却将黄萍应担责的4172781元亏损额，最终应由吴必超支付承担的义务，判决由郭建新支付，明显违背双方《合作协议》约定，是错误的。（二）根据2016年ll月29日吴必超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申报书内容，其现有3个案件处于执行中，欠巨额债务，可供执行的财产有限。因此，要依据(2015)闽民终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执行吴必超归还郭建新8345562元已不可能。而原二审法院以未能执行到位这投资本金亏损额为事实依据，判决再由郭建新直接支付4172781元给黄萍，明显将黄萍自己应承担的4172781元亏损及应由吴必超支付承担的义务转移给郭建新，严重违背双方约定和公平原则。（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二审判决认定郭建新和黄萍双方之间订立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关于”收益盈亏按比例计算”的约定，依上述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原二审判决亦认定双方间系合作投资法律关系、双方应按照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分担风险。因黄萍诉请支付投资款及回报的行为显然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原二审判决本应依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驳回其诉请，但却依据该条规定判决郭建新向黄萍支付投资款及利息，该判决结果与法律规定相矛盾，显然错误。（四）郭建新申请由法院调取证人钟某在厦门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吴必超涉嫌诈骗郭建新和黄萍4000万元案件中已做的证词，相信证人钟某证词能如实证实其汇给黄萍100万元是吴必超汇给钟某并指示其转给黄萍的款项。若法院调取证人钟某证词且证实前述内容，应认定为吴必超于2013年l2月12日支付黄萍100万元款项的事实。若法院未支持郭建新的再审请求，依郭建新和黄萍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该l00万中的50万归属郭建新，也应抵扣原二审判决郭建新应支付给黄萍的款项。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审查中，依郭建新的申请调取了2016年12月21日和2017年1月3日厦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分别对钟某和黄萍所作的询问笔录。对于该组证据，郭建新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钟某已经明确其受吴必超指示将100万元转给黄萍，结合本案原审认定的黄萍与郭建新通话录音中黄萍承认收到吴必超汇给其100万元，足以认定黄萍收到吴必超100万元；依据黄萍与郭建新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盈亏各负50%的约定，上述100万元中的50万元应为郭建新所有；黄萍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称其不认识吴必超只是单方辩解，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黄萍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钟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未经司法程序认定，也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钟某和吴必超都非本案的当事人，其所陈述内容与本案无关；黄萍的询问笔录与郭建新诉吴必超案中吴必超的陈述可以对应，在该案中吴必超陈述其不认识黄萍，是与郭建新投资股票，故该询问笔录不能证明黄萍与吴必超之间存在投资或资金往来关系。
本院另查明，在（2017）闽民申171号郭建新与吴必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再审审查中，吴必超对钟某和黄萍所的询问笔录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钟某只是认可帮吴必超转了一笔钱，至于款项的性质和转账原因，其表示不知道，不能证明郭建新的主张，实际情况是郭建新一直向吴必超催款并以报案相威胁，吴必超按照郭建新提供的银行账号凑了100万元汇款过去，现在才得知是黄萍的账号；在黄萍的询问笔录中，黄萍自始至终都表示与吴必超不相识。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黄萍与郭建新之间法律关系认定问题。黄萍与郭建新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虽然均约定”资金管理由郭建新负责”，但是结合合同名为《合作协议》，协议内容明确约定两人”共同合作投资”；黄萍向公安机关所做陈述内容中体现郭建新明确告知黄萍将其在吴必超处的投资份额与黄萍共同出资；2013年11月18日黄萍与郭建新就郭建新与吴必超所签订的两份《合作投资协议》进行原件与复印件核对几个事实，原二审认定黄萍的出资情形存在黄萍与郭建新的内部与外部两个法律关系，对外，黄萍的出资份额挂名于郭建新，由郭建新与吴必超签订投资协议；对内，双方系共同合作投资的法律关系，并无不当。而存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法律关系，不等于就是认定郭建新、黄萍与吴必超之间存在协议，故黄萍认为合同关系变更应经过合同相对人吴必超的同意、黄萍不应被认定处于和郭建新相同的合同主体地位的理由不能成立。黄萍以资金管理由郭建新负责、其不知晓股票操作细节为由，主张二者之间构成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审未对2013年5月30日黄萍交由郭建新管理的2000万元款项进行审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如前所述，黄萍与郭建新之间存在合作投资法律关系，因2013年5月30日《合作协议》项下的款项，连同郭建新本人出资的2000万元共4000万元，汇入吴必超个人账户，而吴必超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合同诈骗的金额又包含了本案涉诉款项在内，故原审认定该部分款项待公安侦查结束再行处理，并无不当。（三）关于蔡秀扬是否与本案有关联的问题。虽然黄萍根据郭建新的指示将款项汇入蔡秀扬账户，但是无论是合同签订还是款项处理，均由郭建新操作，黄萍也没有证据证明蔡秀扬参与了后续股市投资操作。由于黄萍与郭建新间系合作投资关系，且讼争款项用于共同投资，而非用于郭建新与蔡秀扬家庭生产生活，黄萍主张蔡秀扬实施委托理财行为、讼争款项系郭建新与蔡秀扬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原审认定由郭建新支付黄萍4172781元亏损额是否正确的问题。1.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郭建新与吴必超先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之后郭建新再与黄萍签订《合作协议》，没有证据证明吴必超在签订《合作投资协议》时知道郭建新投资中有黄萍的份额以及郭建新是作为黄萍的委托代理人与吴必超签订《合作投资协议》，故吴必超与黄萍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郭建新与黄萍之间的《合作协议》只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而且本案黄萍起诉的也是郭建新，其并未向吴必超主张权利，郭建新要求吴必超直接向黄萍支付相应的款项、补偿黄萍的损失，缺乏法律依据。2.从厦门市公安局调取的钟某、黄萍的询问笔录看，不足以证明吴必超与郭建新、黄萍三方达成约定由黄萍隐名在郭建新名下由郭建新委托吴必超投资理财。虽然郭建新主张黄萍于2013年12月12日收到案外人钟某汇款的100万元，系吴必超返还给黄萍的投资款，但由于郭建新在另案起诉吴必超时未作此主张，其要求吴必超支付的款项中未扣除该100万元，吴必超亦未提出抗辩，现郭建新要求在本案中扣除该100万元或该l00万中的50万归属郭建新，均缺乏依据。（五）关于原判认定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如前所述，因黄萍的出资情形存在黄萍与郭建新的内部与外部两个法律关系，在黄萍与郭建新应按投资比例共担风险的前提下，就2013年3月18日《合作协议》项下的2000万元款项，已被(2015）闽民终字第2260号生效判决认定该投资本金亏损为11922232元，并判令吴必超应向郭建新支付8345562元及自2013年3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故本案原二审认定郭建新应按50%的比例向黄萍支付4172781元及该款自2013年3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并未超出黄萍的诉求范围。
综上，黄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情形，郭建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项的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萍、郭建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郑 唯
审 判 员 高 晓
代理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一七年十月××日
书 记 员 刘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