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泰虹民初字第0997号
原告朱同章，男，1949年11月9日生，汉族。
原告朱军，男，1975年6月25日生，汉族。
原告朱娟，女，1977年2月2日生，汉族。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谭小红、李飞，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国华，男，1960年6月27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明兰。
被告朱正国，男，1947年9月6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尹家勤、何亮。
原告朱同章、朱军、朱娟与被告黄国华、朱正国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同章、三原告的共同委托特别授权代理人李飞、被告黄国华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明兰、被告朱正国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尹家勤、何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诉称，刘春华系原告朱同章之妻、原告朱军、朱娟之母，跟随被告黄国华做瓦工。黄国华承包了张勇翻建房屋的工程，被告黄国华将拆迁院墙的工程转包给被告朱正国。2013年4月28日在拆院墙时，被告黄国华参与拆院墙，院墙倒塌将刘春华打倒在地，造成刘春华死亡。事发后，张勇向原告方支付了1000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黄国华支付了5000元，被告朱正国支付了5000元。原告多次与两被告就后续赔偿进行调解协商未果，故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合计286381.5元；2、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黄国华辩称，死者刘春华跟着黄国华做小工不是事实。事故发生前，黄国华并不认识刘春华。黄国华承包建房工程的同时，房主张勇要求拆围墙的工程一并由黄国华完成，黄国华当时就派了几个瓦匠去拆，因为围墙比较牢固拆不动就与张勇说，拆围墙的工程不做了，后张勇委托黄国华重新找人。后来黄国华找到了朱正国。黄国华、朱正国、张勇三个人一起商议，给朱正国1200元包这个工程，当场张勇就给了朱正国定金200元。该工程应当是黄国华在房主的委托下找朱正国做的，而死者刘春华系朱正国所找的，跟着朱正国后面做小工。因此，刘春华的死亡与黄国华没有任何关系，应当驳回原告对黄国华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正国辩称，黄国华将工程转包给朱正国不是事实，双方间没有协议，也没有法律上的承包关系，朱正国也没有收取多于其他人员的收入。建房协议的主体没有朱正国，承包方是黄国华，发包方是张勇，主体十分明确。黄国华承包的范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从拆围墙到建房结束，朱正国仅仅是在黄国华在系统工程中的拆围墙项目中给予黄国华协助。事故发生时，黄国华仍然在场参与拆围墙，并且指挥，所以转包是不成立的。另外，朱正国叫来的刘春华等同伴是搭伙打工的，且朱正国在搭伙中不多拿一分一毫。事故发生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解，已经形成了处理结论，原告已经放弃了向除黄国华以外责任人的追究权利。所以，根据黄国华与朱正国的现实情况，黄国华、朱正国、张勇在法律上最多只能认为是搭伙关系，根据搭伙关系的相关规定，朱正国只能就其收益部分200元予以赔偿，而朱正国在事故发生后已支付了5000元。综上，在本案中朱正国不应当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朱正国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黄国华系个体建筑包工头，无建筑施工资质。2013年4月12日，黄国华（乙方）与张勇（甲方）签订建房协议一份，约定张勇将其大屋后的小屋翻建工程包给黄国华施工。协议还约定“现有小屋除屋顶由甲方负责拆除，其余均由乙方负责拆除（包括场地清理，围墙拆除，现有水泥地面清理）”。后黄国华在施工过程中，因围墙牢固无法拆除，遂找到朱正国，约定由朱正国负责拆除院墙，报酬1200元。2013年4月29日，朱正国带领朱某、刘春华等人进行拆除围墙，施工过程中，因院墙倒塌致刘春华死亡，朱正国、黄国华等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经泰兴市济川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泰兴市张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张勇与刘春华亲属于2013年5月10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张勇补偿刘春华亲属100000元，刘春华亲属不再向张勇主张赔偿权利。2013年5月16日，刘春华亲属向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出具承诺书一份，表示除了保留向黄国华依法主张权利外，放弃向其他相关当事人及相关部门主张一切诉求。2013年9月9日，刘春华亲属朱同章、朱娟、朱军诉至本院，要求黄国华、朱正国赔偿各项损失286381.5元。
又查明，刘春华出生于1952年5月13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其生前与朱同章系夫妻关系。刘春华与朱同章共生育一子朱军、一女朱娟。朱军出生于1975年6月25日，系双下肢瘫痪，构成肢体二级残疾。
再查明，事故发生后，黄国华、朱正国分别支付了原告5000元。庭审中，黄国华、朱正国均表示，如法院裁判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则其已支付的5000元不再要求原告返还，如法院裁判其承担赔偿责任，则需扣除已支付的5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刘春华在拆除围墙过程中死亡，三原告作为刘春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依法获得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赔偿主体及赔偿责任的确定；（二）原告损失范围和赔偿标准的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一）
原告主张死者刘春华系由被告黄国华雇佣，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3年4月29日泰兴市公安局张桥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据在场人反映，因张勇家建小屋，将工程包给泰兴大生的黄国华，而黄国华又将拆墙的活转包包给朱正国。”2、2014年2月26日朱正国、朱某、朱希平、朱章林、朱文乐（系与刘春华一起拆除围墙的人员）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们六人都是被黄国华喊去拆围墙的。黄国华喊时六个人均在场，讲好共一千二百元，每人二佰元，六人中无人从中抽取任何费用。以上反映的情况真实，否则，我们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3、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称：是黄国华联系朱正国、朱某等人拆围墙的，拆围墙的钱也是约定由黄国华支付的。拆围墙时是黄国华委托朱正国现场指挥的。朱正国不是朱某、刘春华等人的负责人，是他们的联系人，不额外多分钱。经质证，被告黄国华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刘春华与黄国华是雇佣关系；对证据2，不予认可，因为黄国华不认识朱某、朱希平等人，这些人是朱正国叫去的；对证人朱某的当庭陈述，认为朱某并不认识黄国华，其陈述黄国华委托朱正国现场指挥不是事实，所以朱某没有如实陈述，其证词不应采信。被告朱正国对证据1，认为载明的承包、转包不是事实；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人朱某的当庭陈述，亦无异议。
被告黄国华主张刘春华系由被告朱正国雇佣，为证明其主张，黄国华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3年10月9日张勇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本人张勇自家建房，将建房工程承包给黄国华，并由黄国华将拆除围墙转包给朱正国共计1200元整。2013年4月28日由我预付订金200元给朱正国。朱正国于4月29号上午带人及工具来我家施工（拆除围墙）。”2、证人黄某（系跟着黄国华的瓦工）出庭作证称：“当时黄国华承包张勇的建房工程，先拆后建，我们在拆围墙的时候，发现很难拆，黄国华就与主家张勇商量，让拆的工程转交给其他人拆，主家张勇就让黄国华帮着找拆房子的人，黄国华就找到了朱正国，后来张勇、黄国华、朱正国三个人就坐下来谈，黄国华与张勇两人说将围墙给朱正国拆，一共1200元，当时张勇就给了200元定金。第二天，去拆围墙，东边已经拆的差不多，推东边的墙，连着南边的墙一起倒下来了，将将人打死、打伤了，黄国华受了伤。”黄某还陈述：刘春华是跟在朱正国后面的，黄国华不认识刘春华。200元是主家张勇给的。事故发生时，黄国华等人也在场，负责清理拆墙的垃圾。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予以认可；对证人黄某的当庭陈述，认为黄某是跟着黄国华做瓦工的，其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且通过其证词可以反映刘春华在拆围墙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朱正国对证据1，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对证人黄某的当庭陈述，认为黄某跟在黄国华后面做事，证言的效力不强。
被告朱正国主张其没有雇佣刘春华，且认为根据原告出具的承诺，原告无权向朱正国主张赔偿。为证明其主张，朱正国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3年5月10日原告与张勇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2013年5月16日原告向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承诺书。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无异议；被告黄国华认为，证据1、2载明的内容为原告单方陈述，是原告与朱正国串通损害黄国华利益。
本院认为，原、被告就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提供了一系列书证和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虽证明目的不一，但证据内容所反映的事实基本一致，并无明显矛盾，且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可以确定，故依法均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通过分析双方陈述和举证、质证，可以确定的基本法律事实是：房主张勇将拆建房工程发包给黄国华施工，黄国华又将其中的拆除围墙工程分包给朱正国等人施工。关于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确定如下：张勇将拆建房工程发包给黄国华施工，由黄国华具体组织，独立施工，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黄国华将其所承接工程中的拆除围墙工程以1200元的价格分包给朱正国等人施工，朱正国等人自带工具，独立施工，双方之间亦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朱正国、朱某、朱希平、朱章林、朱文乐、刘春华等人结伙外出为他人干活，由不特定人员出面揽活，洽谈报酬，活干完后，报酬由大家均分，各成员之间地位平等，同工同酬，构成松散的合伙关系。基于以上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本案的赔偿主体和赔偿责任应当确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勇将房屋拆除、建造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关资质的黄国华施工，并同意黄国华将其中的拆除围墙工程分包给同样没有任何资质的朱正国等人施工，具有选任过失。黄国华自身没有施工资质承接工程，又将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围墙拆除工程分包给朱正国等人施工，在施工现场又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险情，具有定作、选任和指示过失。朱正国作为与刘春华、朱某等人之间临时合伙的成员之一，相对于刘春华、朱某等其他参与拆墙的成员来说，朱正国并不享有特殊的权利或待遇，其身份只是本次活计的召集人而非雇主。依据民事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公平原则，朱正国对刘春华的死亡不具有过错，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根据事故发生后原告方出具的承诺书，原告亦不得再行向朱正国主张赔偿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死者刘春美作为长期从事拆除围墙的人员，应明知拆除围墙工程的危险性，然其在拆除过程中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亦未能尽到完全的注意义务，以致将自身置身于危险之中，故其对事故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应当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本案中，张勇、黄国华对刘春华的死亡，均具有一定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朱正国对刘春华的死亡，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死者刘春华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亦具有一定过错，应相应减轻张勇、黄国华的赔偿责任。综合分析本案各主体的过错责任，本院确定被告黄国华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为10%。至于张勇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因事故发生后张勇与三原告已就其应赔偿的部分达成调解协议，故本案中对此不再理涉。
关于争议焦点（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原告的相关损失分别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死者刘春华的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死亡时已满61周岁，按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19年，死亡赔偿金为231838元（12202元／年×19年）；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朱军因双下肢瘫痪，构成肢体二级残疾，需要抚养，其在农村生活，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86550元（8655元／年×20年÷2年）。2、丧葬费：根据2012年度江苏省职工年平均工资51279元／年的标准计算6个月，应为25639.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认定为40000元。4、处理事故人员的交通费、误工费：酌定为1500元。以上损失合计385027.5元。
综上，三原告因其亲属刘春华死亡所致损失为385027.5元，被告黄国华按其过错责任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计38503元，扣除其已给付的5000元，尚应赔偿33503元。被告朱正国已给付5000元并表示不要求返还，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国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朱同章、朱军、朱娟33503元。
二、驳回原告朱同章、朱军、朱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40元，由原告负担1656元，被告黄国华负担1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凭本院交款通知单通过当地银行交纳案件上诉费1840元（收款单位：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泰州市农业银行海陵支行；账号：20×××88；编码：112001）。
审 判 长 李玉书
代理审判员 吕 兵
人民陪审员 张显怀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凌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