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川3434行赔初2号
原告：何文玉（曾用名何文义），男，汉族，1935年3月30日出生，四川省越西县人，小学文化，系越西县人民政府退休职工，现住越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刚，男，汉族,1973年1月16日出生，四川省越西县人，初中文化，村民，现住越西县,系原告之子，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越西县民政局，所在地：越西县越城镇果园路民政大楼。
法定代表人:潘金洪，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颖，系越西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勤，四川仗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何文玉不服越西县民政局作出的越民发（2017）21号关于何文义诉求的处理意见书，于2017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8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文玉及其委诉讼托代理人何刚、被告越西县民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颖、王建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文玉诉称，我大哥何文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春节越西县人民政府给我家送来了军属光荣牌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我哥也就毫无音讯了。当年我13岁，就同母亲一起去县上、州上、省上、省军区、军分区乃至全省各地寻找我哥的下落，但一直查无结果。1957年我同母亲带上光荣军属牌找到当时的民政局吴局长，吴局长说：现在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谁都说不清，并把光荣牌收了，将我母亲推出民政局大门。我母亲悲伤过度双目失明，1966年在痛苦中去世，我接着寻找我哥的下落。1986年我在民政局再次查找资料，在民政局的英名录里终于查到了我哥的确切消息：我哥何文华1950年牺牲，1951年追认为烈士，我非常高兴。可我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局长却拿出一张005号何文华失踪的存根，告诉我现在不能认定为烈士，要查清楚再说。然后开出介绍信给我要我自己查，于是我带上三人到温江民政局、武装部查无结果，说是温江军分区已撤至德阳，我们又到德阳军分区查询，还是一无所获。
2012年我正式向民政局提出书面申请，民政局的杨局长告诉我说就算是烈士也不是越西认定的，要有烈士证，叫我到我哥的原单位查清核实档案才行。年近80岁的我没办法，才到省军分区门口打出“为革命烈士伸冤讨公道”的横幅，这样省军区的首长接待了我，看过我的材料后，告诉我这个事情要当地政府才能查询，叫我回家找当地县委政府，他们一定要管。
2013年2月7日，我找到县委袁书记，看了我的材料后告诉我30日后答复我，30日后袁书记告诉我这是民政局的事情已转民政局去了，3月26日我去民政局，杨局长叫我等一下他们向政府请示派人调查，一直拖到2015年才送来何文华的烈士证明书，出具了一份《何文华烈士抚恤金发放情况说明》及现金17640元。本人不服，于2017年5月5日向民政局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然而民政局回复说：赔偿60多年的交通、住宿、生活补助，精神损失费无相关法律法规，并拿2011年8月1日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说事，仍按50年标准核定抚恤金。为向烈士伸冤讨公道，为家人讨公平公正，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我1、由于被告工作不到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致使我哥何文华的落实身份长期得不到落实，以致我母亲气瞎双眼，未到60岁就抛下我和两个未满13岁的弟妹在悲痛、忧伤中离我们而去，为此要求民政局赔偿精神补偿费6万元；2、要求民政局赔偿这六十多年来为落实我哥烈士身份而产生的交通、住宿、生活补助费722500元。3、既然何文华烈士身份于2015年才得以落实，那么我就要求烈士褒扬金和烈士家属抚恤金依照2011年8月1日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按2014年全国居民年平均收入计算，不应按50年代的标准。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民政局出具给原告的回复材料。拟证实1951年何文华就应该认定为烈士，但民政局没有认定，所以我为了认定我哥的烈士身份四处寻找证据，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我的损失。
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时间久远，有涂改，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行政不作为，不能达到原告的主张。
第二组：申诉书及张荣红的回复。拟证明被告去找政府申诉过，但民政局没有给原告答复。
被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民政局已经做了相应的回复，不能证明民政局行政违法，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第三组：烈士证。拟证明根据相关材料1951年就应该认定为烈士，但是2015年才颁发烈士证，证明被告行政不作为。
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颁发烈士证是相关机关根据相关证据颁发的，并已经给以抚恤，不能支持原告的主张。
被告越西县民政局辩称，一、何文华烈士身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认定，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形。被告正式受理何文玉关于其烈士遗属待遇的申请是在2012年10月，何文玉通过信访渠道向被告提出为其母建坟立碑并赔偿遭受政治迫害所致损失的主张。在审查过程中，被告发现何文玉所述情况年代已久，为核实情况，被告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收集到关于何文华先烈的零星记载，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被告又先后派员到成都军区司令部、四川省军区政治部等相关单位走访调查，但皆因年代久远、部队改编等原因无法查清。被告于2014年4月8日以越民函（2014）4号文件对何文玉申请事项做出答复，对不予支持何文玉申请事项的理由予以说明，同时再次确认了何文华先烈身份。
原告何文玉收到答复后，对该答复不服，先后向凉山州民政局、四川省民政厅提出复核申请，上级部门对案件认真核查后，四川省民政厅于2015年2月9日以川民信复核字（2015）1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对信访答复作出维持的终结意见。
二、被告已经依法向原告发放了何文华烈士遗属的抚恤金，原告提出的经济补偿无法律、法规、政策依据。2016年10月10日，原告通过越西县越城镇人民政府领取了被告核发的何文华烈士遗属抚恤金17640元。2017年5月5日，原告何文玉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六十多年的交通住宿及精神损失等费用共计722500元，并按2015年的标准确定何文华烈士遗属抚恤金。被告于2017年7月21日以越民发（2017）21号文件作出处理意见，告知原告主张的722500元赔偿申请无相关依据，并对何文华烈士遗属抚恤金17640元的合法依据做出了阐明。
根据《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第一条规定：“《条例》实施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批准为烈士，烈士遗属的一次性抚恤金待遇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先烈何文华于上世纪50年代牺牲，其遗属抚恤金待遇应当按照当时施行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根据《民政部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发〔1980〕63号）第十二条规定：“本条例公布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对敌作战或对敌斗争牺牲的人员，如果符合本条例第三条”（一）至（四）项条件，因故未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可由其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审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补办追认革命烈士手续。对上述人员追认革命烈士的，对他们家属的一次抚恤金，仍按过去有关规定办理。（一）烈士生前是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的，仍按财政部、民政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执行，即：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以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公布以后牺牲的，按一九五五年制定的标准予以补发；在一九五〇年上述三个条例公布以前牺牲的，补发一次抚恤金，其家属符合享受定期定量补助条件的，发给定期定量补助费。（二）烈士生前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对他们家属的抚恤，仍由原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根据以上政策性文件规定，何文华烈士遗属抚恤待遇应当依照1950年12月11日公布实施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及《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办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符合抚恤条件的何文华遗属为其1966年去世的母亲刘国珍及1965年去世的继父叶红明。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抚恤待遇应自其被确定为烈士之日起发放至符合抚恤条件的遗属去世时止。由于档案文献显示何文华被确定为烈士的时间存在1951年7月16日及1957年7月16日的不同记载，被告出于更有利于原告获得抚恤待遇考虑，以1951年7月16日认定何文华被确定为烈士的日期。经核算，何文华烈士遗属的抚恤待遇为粮食7350斤，根据越西县发改经信局提供的2015年农副产品零售价折算为现金17640元。
纵观本案，被答辩人所诉包含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并非被告依法定职权能够处理的，属于被告法定职责范围内的烈士遗属待遇核发问题，被告依法作出了相应行政处理决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行政行为没有任何违法情形；原告起诉事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就答辩内容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拟证明被告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
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二组：原告自2012年10月向被告提出的主张及相关处理记录，包括：1、2012年10月16日申请书；2、越民函（2014）4号《越西县民政局关于何文玉信访事项的回复》；3、凉山州民政局《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4、四川省民政厅《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5、原告于2017年5月5日向被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6、被告于2017年7月3日作出的《越西县民政局关于何文玉诉求的处理意见书》。拟证明被告在处理原告相关诉求的过程中，积极主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作出了相应处理决定，不存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形。
原告对该组证据除原告自己提交的申请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可。
第三组：被告在处理原告反映事项期间查阅到的关于先烈何文华的全部档案材料，包括:1、革命烈士及失踪、病故军人家属登记表；2、革命烈士军人家属卡片；3、1956年、1957年原告家属享受军属待遇的记录；4、越西县档案局《失踪军人鉴别表》；5、编写“越西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工作总结；6、1982年“失踪人员名单”；7、越西县人民政府介绍信。拟证明被告为处理原告诉求，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文件，但因为年代久远，对先烈何文华被追认为烈士的准确时间存在争议。
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第四组：何文华烈抚恤金的计算方式及法律、政策依据，包括：民政部民发(2012)83号文件，《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财政部、民政部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抚恤金领取凭证。拟证明被告依照相关政策文件向原告核发了何文华烈士抚恤金。
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被告不作为、乱作为，亦不能证明原告的具体损失。
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中原告除对自己提交的1、5申请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可，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2、3、4、6信访事项的回复、复核意见书和处理意见书经审查，均为原件，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虽原告不予认可，但均系原始档案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5日，原告何文玉向越西县民政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书，1、要求越西县民政局赔偿这六十多年来交通、住宿、生活补助、精神损失费722500元。2、既然何文华烈士身份于2015年才得以确定，那么我就要求烈士褒扬金和烈士家属抚恤金就应按新标准计算，怎么能按50年代的标准。越西县民政局于2017年7月3日作出越民发【2017】21号越西县民政局关于何文义诉求的处理意见书。一、关于你提出的“赔偿这六十多年来交通、住宿、生活补助、精神损失费722500元。”无相关法律依据。二、关于你提出的“既然何文华烈士身份于2015年才得以确定，那么我就要求烈士褒扬金和烈士家属抚恤金就应按新标准计算，怎么能按50年代的标准。”我国现阶段施行的是2011年8月1日颁布实施的《烈士褒扬条例》，根据2012年《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集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中第一条“《条例》施行后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条例》。《条例》施行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批准为烈士，烈士遗属的一次性抚恤待遇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之规定，何文华烈士是在此《条例》施行前牺牲，其烈士遗属的抚恤待遇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2015年7月经我局调查，何文华之母于1966年去世，继父于1965年去世，其补发的烈属抚恤待遇应从其评为烈士之日起至其父母亲去世时，即母亲抚恤金发放时间为1951年7月至1965年12月，继父抚恤金发放时间为1951年7月至1966年12月。按照以上两个文件的规定，经我局核算后，应为其补发粮食7350斤，并根据县发改经信局提供的2015年农副产品零售价折算为现金共17640元给予了抚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另查明，何文华与何文玉系同胞兄弟，何文华出生于1933年6月，于1950年6月参军入伍，在九十五军输送团部队任战士，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温江军分区黄河部嘉团江部独立二师二团二营六连任战士，其家属在1956年3月26日、1957年1月享受军、烈属待遇。1957年7月16日，经越西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批准为失踪军人。为此原告何文玉及其母亲曾多次到州里、省里、省军区、省军分区、温江、德阳、雅安等地查询何文华的下落，均无果。其母亲刘国珍和继父叶洪明分别于1966年和1965年相继去世。1972年2月10日，原告何文玉向越西县武装部申请希望帮助查找其兄何文华的下落。同年2月18日越西县民政局回复，经查原失踪军人通知书存根第005号，于1957年7月16日批准为失踪军人，家属是其母刘国珍。1986年原告何文玉在越西县民政局编撰的《越西县革命烈士英名录》里查找到其兄何文华的相关记载，《越西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载明：何文华于1949年参加革命，在温江军分区独立师二营六连任战士，1950年9月26日在温江因公牺牲，解放军温江军分区1951年7月16日批准为烈士。据此，原告何文玉要求越西县民政局颁发烈士证和享受烈属待遇。越西县民政局以材料不齐需以烈士批文为准，要求原告到何文华所在的原部队查找烈士批文。此后，何文玉又多次省军区、省军分区、温江、德阳、雅安等地查询，仍无果。2012年10月16日向越西县民政局提出申诉，要求1、为其母亲建坟立碑，申请补助资金；2、我兄51年就牺牲作为烈士为何86年才接到通知，这么多年是什么原因使我家遭受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要为烈士及其母亲要个公道。2014年4月8日越西县民政局作出越民函【2014】4号越西县民政局关于何文玉信访事项的回复，对其申诉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何文玉不服，向凉山州民政局提出复查申请。2014年8月1日，凉山州民政局作出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1、要求查清何文华阵亡通知书的收发地和时间及签收人，因年代久远，原烈士评定单位“温江军分区”已撤并，故无法查清；2、多年来为查找我哥下落，何文玉被牵连，就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此诉求不属民政业务范围，故无法答复；3、要求对烈士军人烈属按国家政策享受该享受的待遇。按照越西县民政局查阅的档案记载，何文华的母亲和妹妹均享受过烈属待遇，今年《烈士证明书》换发工作中，何文玉符合换证条件，越西县民政局已按规定上报换证申请和材料，何文华烈士的遗属中已无人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原告何文玉仍不服，向四川省民政厅提出复核申请。四川省民政厅于2015年2月9日作出了维持凉山州民政局复查意见，本意见为信访终结意见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2014年5月15日四川省民政厅为何文玉换发了何文华的烈士证明书。2015年7月，越西县民政局依据相关文件政策将何文华烈士的抚恤金拨至越西县越城镇政府，并多次通知原告领取，2016年10月7日原告何文玉出具收到何文华烈士抚恤金17640元的收条，10月10日越西县越城镇政府将抚恤金款转到何文玉指定的其子何举的账户内。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越西县民政局的行为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并由此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否赔偿；2、何文华烈士的抚恤金应按何标准计算。
本院认为，对于焦点1，根据1950年12月11日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第三条“革命军人因参战、公干牺牲者（被俘不屈慷概就义或被特务暗杀等）均称为烈士，其家属称烈属，由其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填具《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发至原籍县（市）人民政府换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并按下列规定发给一次抚恤粮；……”和1980年4月29日颁布实施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四条“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因战牺牲的现役军人是团级以上政治机关，其他人员是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因公牺牲的，现役军人是军级以上政治机关，其他人员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何文华牺牲的证明书应由所在部队出具，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也应是所在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温江军分区政治部，而非被告越西县民政局，越西县民政局的法定职责是在接到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填具《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为其家属换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并按规定发给一次抚恤粮。故越西县民政局在未收到何文华所在部队出具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和《革命烈士通知书》的情况下，未向原告颁发《烈士证明书》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告何文玉之兄何文华于1950年6月参军入伍，原在九十五军输送团部队任战士，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温江军分区黄河部嘉团江部独立二师二团二营六连任战士，有1950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温江军分区政治部向越西县政府出具的证明书为证。越西县民政局在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温江军分区政治部于1950年9月26日向越西县政府出具的何文华系革命军人，其家属按军属对待的证明书后，何文华的母亲和妹妹在1956年3月26日和1957年1月，享受过军、烈属待遇。2014年5月15日四川省民政厅为何文玉换发了何文华的烈士证明书后，越西县民政局于2015年7月按相关文件政策将何文华烈士的抚恤金拨至越西县越城镇政府，并多次通知原告领取，2016年10月7日原告何文玉出具收到何文华烈士抚恤金17640元的收条，10月10日越西县越城镇政府将抚恤金款转到何文玉指定的其子何举的帐户内。越西县民政局在履职过程中不存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本案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损失金额以及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
对争议焦点2，按照2014年5月15日四川省民政厅填发的何文华的烈士证明书中记载：何文华于1950年9月26日在温江因公牺牲，批准机关为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时间为1951年7月16日。越西县民政局根据2011年8月1日颁布实施的《烈士褒扬条例》和2012年《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中第一条“《条例》施行后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条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评定为烈士，烈士遗属依照《条例》规定享受抚恤优待。《条例》施行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批准为烈士，烈士遗属的一次性抚恤待遇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之规定，按照1980年4月29日颁布实施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发[1980]63号）第十二条“本条例公布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对敌作战或对敌斗争牺牲的人员，如果符合本条例第三条（一）至（四）项条件，因故未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可由其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审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补办追认革命烈士手续。对上述人员追认革命烈士的，对他们家属的一次抚恤金，仍按过去有关规定办理。（一）烈士生前是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的，仍按财政部、民政部1979年1月8日《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执行，即：1979年2月1日以前，1950年12月11日《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公布以后牺牲的，按1955年制定的标准予以补发；”及《财政部、民政部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民发〔1979〕2号）中“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在1979年2月1日以前，1950年12月11日《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公布以后牺牲、病故的，其家属如果尚未领到一次抚恤金，仍按1955年制定的标准发给之规定，何文华烈士的烈士遗属抚恤金应按照1955年的标准予以发放，我国1955年执行的烈士遗属抚恤金发放标准是按照1950年12月11日施行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的规定标准予以发放。何文华之母于1966年去世，继父于1965年去世，其补发的烈属抚恤待遇应从其评为烈士之日起至其父母亲去世时止，即母亲抚恤金发放时间为1951年7月至1966年12月，继父抚恤金发放时间为1951年7月至1965年12月。经核算后，应为其补发粮食7350斤，并根据越西县发改经信局提供的2015年农副产品零售价折算为现金共计17640元给予了抚恤。其发放标准符合《烈士褒扬条例》和《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应予确认。而原告何文玉提出应依照2011年8月1日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按2014年全国居民年平均收入计算，不应按50年代的标准的理由不充分，且与2012年《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中第一条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越西县民政局在对原告何文玉颁发其兄何文华的烈士证明书和烈士褒扬金及抚恤金过程中，未违反相关政策和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工作不到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其发放烈士褒扬金和抚恤金的标准亦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计算，其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对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本院予以采纳。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由此而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本案中，原告何文玉并未提供被告越西县民政局在颁发何文华的烈士证明书及发放烈士褒扬金和抚恤金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且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要求烈士褒扬金和烈士家属抚恤金依照2011年8月1日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按2014年全国居民年平均收入计算的理由与2012年《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中第一条的规定不符，故对原告提出的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文玉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功
审 判 员 郭 仕 伟
人民陪审员 李 斌 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吉勒哪伙惹
附本判决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条款
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