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民申12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海英，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政丰南路天欣花园(*期)*栋*单元0701。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精卓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东坑村工业区东宝路*号。
法定代表人：韩伟欣，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杨海英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精卓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卓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1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杨海英申请再审称，精卓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是2014年签订的，而且是在精卓公司欺骗杨海英签订其提供的劳动合同情况下补签的。原审法院均作出精卓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为有效合同，而杨海英提供的劳动合同则是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属于无效合同的认定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五项判决及二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海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精卓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现对双方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
一、关于工资差额问题，精卓公司主张杨海英的工资为每月3500元，应按其提交的《2013年度工资签收表》、《工资发放记录银行转账》及《补交社保申请表》的工资结构和数额来认定，但杨海英主张其工资除了银行转账之外还有现金发放，并在一审时提交了《员工资料表》、《员工考核表》和《2014年3月份调薪表》，主张其2012年3月至6月份工资是10000元，2012年7月至2014年2月份工资是12000元，2014年3月份工资为12500元。上述证据中均有精卓公司的负责人陈奋彦签名，精卓公司对上述陈奋彦的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主张即使签名真实，从公司的工商登记和变更资料均不能证明陈奋彦是公司股东或董事会成员。但根据法院已生效的（2013）深中法劳终字第2612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陈奋彦为精卓公司首席执行官，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员工的工资结构及数额，而精卓公司提交的《2013年度工资签收表》为复印件，杨海英不予确认，且杨海英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每月3500元的工资不符合常理，结合杨海英提交的上述有精卓公司负责人签名的证据，故可对杨海英主张的工资标准予以采信。原审据此核算出精卓公司应向杨海英支付的工资差额正确。
二、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关于杨海英离职的原因，双方均确认是被精卓公司辞退。但对于辞退原因，双方各提供了一份证据，杨海英提交的“员工辞退通知书”上载明的原因是杨海英作为副总，未能提出有效可行的管理方案，经常与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吵闹，员工均不服从杨海英的工作安排，严重影响公司日常运作等理由。精卓公司提交的是《通告》，记载的是因杨海英五、六月累计旷工56小时，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出勤管理规定，公司决定对其做出开除处理。双方不认可对方的主张。原判决认定精卓公司应对其主张的辞退理由进行举证，但其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实杨海英存在累计旷工56小时的事实，故其以该理由解除与杨海英的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向杨海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审核算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失业金的问题，原审相关认定正确。杨海英在仲裁时仅申请支付1446.4元，其在一审及二审时增加的数额，超过了仲裁请求，故原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四、关于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的问题。
杨海英依据其手中持有的《劳动合同（2014年2月份）印制》第十二条第五项提出该请求，而精卓公司主张杨海英手中的劳动合同是其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并偷盖公司公章的，并提交了《劳动合同（2012年6月份印制）》证明双方没有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对该两份劳动合同的证明力分析如下：首先，精卓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有公章管理风险的防范制度，在其没有证据证明杨海英偷盖公章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杨海英有偷盖公章的行为，故本院对杨海英所持劳动合同上的公章效力予以确定。但是两份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第2项均规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杨海英所持的《劳动合同（2014年2月份印制）》的落款处只有公章，没有负责人签字和日期，与合同内容的约定不符。杨海英主张，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均由其代负责人签名，所以精卓公司的负责人向来没有签字的习惯。据此，在双方持有的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签名和公章均真实的情况下，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本案中，精卓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其公司其他三名员工的劳动合同，从这三份劳动合同来看，第十二条约定的其他事项均不相同，说明该条款并不是格式条款，是针对不同员工作出的不同约定，且三份劳动合同均有杨海英代公司负责人签名并签署日期。由此可以说明，杨海英应当知晓劳动合同上签名的重要性，并且其所持有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所涉及的是其自身重大利益，也是对精卓公司所持有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内容的重大变更，杨海英作为负责人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内容的变更应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要求精卓公司严格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签字盖章。因此从法定代表人是否签字及签署日期来看，杨海英所持的劳动合同具备重大瑕疵；第二，双方持有的劳动合同的约定的合同期限有重合，杨海英对此解释为因其2012年3月19日入职后，精卓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到2014年3月其要求精卓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所以2014年3月18日同时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精卓公司手中持有的落款为2012年的劳动合同，是为了让公司留存备案，以防其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精卓公司二审时确认其手中的劳动合同是后来用新公章与杨海英补签的，但双方仅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不存在杨海英手中持有的劳动合同。杨海英关于签订两份劳动合同的原因的解释并不合理，如果双方对单方违约金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无论是精卓公司留存备案的劳动合同，还是杨海英手中持有的另一份劳动合同，均可以将该条款列入。并且如果精卓公司手中的劳动合同仅是为了留存备案，双方以与杨海英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准，两份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也应当是具有衔接性，但两份劳动合同的期限却存在一年多的重合，也与常理不符。第三，杨海英主张其所持有的劳动合同已经劳动部门备案，效力应当大于精卓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精卓公司主张，劳动合同备案是由杨海英负责的，杨海英庭审时主张是其他文员办理备案的。据原审法院向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劳动办调取的杨海英就业登记信息表显示，经办人联系电话为杨海英本人的电话，杨海英对此的意见是确认“就业信息登记表”是本人申报的，依照工作职责和流程去申报，后又提交补充意见称该信息表的内容是公司其他行政文员录入的，再由该员工去劳动办备案。因此，杨海英备案的就业信息表上显示的经办人联系电话是其本人电话，其本人对由谁录入信息前后陈述也不一致，故依照就业登记信息中显示的经办人确认实际经办人为杨海英。因杨海英备案的本人劳动合同与精卓公司持有的劳动合同相矛盾，故该备案的劳动合同不能直接认定效力高于未备案的劳动合同。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为精卓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证明力大于杨海英提交的劳动合同是正确的，杨海英依据其手中持有的劳动合同主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律师费的问题。杨海英一审时已经提交了代理费发票，且其委托的律师已出庭履行了代理义务，故原审依据杨海英胜诉比例判决精卓公司应当负担的律师费，数额正确。再审申请人杨海英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海英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海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桂宏
审判员 强 弘
审判员 黄立嵘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钟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