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民终3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浮梁宏城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浮梁县城新昌南路西侧、滨江西路北侧（金域蓝湾）。
法定代表人梅长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九华，江西华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江西华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才。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军，乐平市名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成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军，乐平市名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浮梁宏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城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文才、汪成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景民四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宏城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九华、李元，张文才、汪成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城建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文才、汪成勇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文才、汪成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在张文才、汪成勇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民间借贷债权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强行把购房款支付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之债，错误认定本案的核心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借贷之债须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且该举证责任在债权人。但本案张文才、汪成勇在原审中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未提供其他形式的证据，而是试图以58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两份房款《收据》证明其1000万元借贷债权请求权。原审法院认为宏城建设公司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明显属重大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割裂当事人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完整性，罔顾该协议第七条已完全否定了张文才、汪成勇享有借贷债权请求权的事实，片面地偏袒地认定该协议所确认的客观事实的性质。首先，原审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构成非典型担保，并且只认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对张文才、汪成勇有利的第一条至第六条约定的效力，并赋予强制执行力，这显然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有效成立排除了非典型担保成立的可能性。其次，张文才、汪成勇没有证明主债权合同的成立。相应地，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无从谈起。再次，该补充协议第六条违反了公司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所载明的将购房款资金打入宏城建设公司账外的第三人账户是无效条款。退一万步来讲，假设借贷关系成立，非典型担保成立，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的约定也是排除了其担保性的，关于借贷债权履行方式的这一约定，仍恢复了其买卖合同的效力，否定了张文才、汪成勇的借贷债权请求权。《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如果甲方在180天内不能归还乙方购房款，则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动履行。甲方必须按合同约定交房并为乙方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契税证等。”该条款是一个附条件的“转性”条款，即当出现不能还款的事由时，非典型担保重新转化为买卖合同。这就排除了张文才、汪成勇可以主张借贷债权的可能性，而是转为买卖合同之债（交付标的物请求权）的履行。也就是说，《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直接否定了张文才、汪成勇享有针对宏城建设公司的借贷债权请求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原审判决的荒谬性及危险性在于，由于其没有认真理解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致使宏城建设公司有陷入此种危难境地之风险：既要承担民间借贷之债的偿还义务，又要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承担交付房屋、移转产权的义务。这显然是十分不公平的。（三）原审判决遗漏了实际借款人蒋春秋及其家人归还了502.75万元款项及张文才、汪成勇已经解除7套《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如果说本案中确实存在借贷之债，也只是发生在蒋春秋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蒋春秋才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及实际收款人。本案张文才、汪成勇与宏城建设公司原签订了65套《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总价为人民币1000万元，然而，宏城建设公司并未实际收到1000万元购房款，该笔款项由蒋春秋收取并实际使用，在此期间，蒋春秋及家人程寿兵、蒋春海陆续返还了部分购房款给张文才、汪成勇，张文才、汪成勇因此与宏城建设公司解除了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该7套商品房分别为：张文才名下的8#711（48.16m2）、8#702（60.92m2）、10#301（124.19m2）、7#1006（125.11m2）号房，汪成勇名下的7#904（136.89m2）、8#904（48.16m2）、8#905（48.16m2）号房。该7套商品房总面积为591.59m2，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2500元／平方米计算，价值人民币147.8975万元，也就是说除去利息，该笔购房款至少已经返还了张文才、汪成勇147.8975万元，而原审判决对该事实并未查明予以认定。另外，蒋春秋还提供了其与家人蒋春海、程寿兵转账汇款给张文才、汪成勇502.75万元的银行流水凭证，已证实其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原审判决以张文才、汪成勇与蒋春秋之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为由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但张文才、汪成勇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其他借贷关系”存在。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对本案所争议的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张文才、汪成勇没有证据证明其借贷债权，《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又进一步否定了其借贷债权的履行力。但一审判决仍将此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显然属于法律定性错误。由法律定性错误又导致了此案的法律适用方面的严重错误：1、错误地适用合同法条文。原审判决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错误的认定为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的合意，从而导致其错误地适用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而不是买卖合同相关规定进行判决。这既与事实相差甚远，也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借贷之债须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且该举证责任在债权人。但原审判决罔顾该举证责任规定，在没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借贷关系凭证的情况下，直接依据买卖合同关系的凭证确定借贷之债，显然违反该条规定。3、违反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一审判决并未结合本案的证据和客观事实将争议法律关系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是根据张文才、汪成勇的主张及主观臆断将争议法律关系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这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由于张文才、汪成勇没有举证证明其民间借贷债权，由于主合同借贷合同不成立，则以买卖形式为担保的从合同也不可能有效成立。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本案不属于适用该解释第二十四条的情形。（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非典型担保，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违法创设新型担保物权。原审判决由于错误地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认定为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合意，从而将《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为设立了“一种与物权法等规定的经抵押登记设立抵押权或让与担保等担保方式不同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的非典型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本案将58份性质为债权合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错误地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外的“非典型担保”，这是于法外创设担保物权的行为，违反了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三）原审判决未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六条进行效力审查，径直认定其为有效条款，系错误适用有关实体法规则和证据规则。该协议第六条所载将购房款资金打入宏城建设公司账外第三人账户是无效条款，该条款违反公司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条款。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购房款可以由第三人代收，但该补充协议上只写了蒋春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却没有收款时间、收款账户、收款明细等，蒋春秋也并非宏城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宏城建设公司委托公司外的第三人代收1000万元大笔金额的款项却没有约定收款明细、没有委托合同、也没有授权委托书，张文才、汪成勇在没有得到宏城建设公司开具的载明收款账户的书面委托的情况下，就贸然向第三人账户打款1000万元，既不符合常理，也不是本案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张文才、汪成勇没有证据证明宏城建设公司和蒋春秋之间存在代收该笔款项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实质就是蒋春秋和张文才、汪成勇串通，所以才不需要宏城建设公司指定账户，张文才、汪成勇就自觉地将1000万打到了蒋春秋的账上。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宏城建设公司的合法权益。
张文才、汪成勇答辩称，一、宏城建设公司称“张文才、汪成勇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民间借贷债权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强行把购房款支付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之债，错误地认定本案的核心事实”，是错误的。1、张文才、汪成勇认为原审定性准确，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不是根据合同的名称来确定，而是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来确认的。双方虽未签订借款合同，只是签订了补充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从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来看，双方应是民间借贷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作为非典型性担保。2、张文才、汪成勇认为原审事实认定清楚，张文才、汪成勇虽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但张文才、汪成勇提交的补充协议以及收据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宏城建设公司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而不是宏城建设公司信口雌黄的“但本案张文才、汪成勇在原审中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未提供其他形式证据，而是试图以58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两份‘房款’收据证明其1000万元借贷请求权。”二、宏城建设公司称原审判决割裂当事人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完整性，罔顾该协议第七条已完全否定了张文才、汪成勇享有借贷债权请求的事实，片面地偏袒地认定该协议所确认的客观事实，是错误的。宏城建设公司否认本案的非典型性担保的成立，关于本案的非典型性担保成立，原审已作充分分析。宏城建设公司上诉称，《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如果甲方在180天内不能归还乙方购房款，则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动履行，甲方必须按合同约定交房并为乙方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契税证等。”宏城建设公司称该条款是一个附条件的“转性”条款，即当出现不能还款的事由时，非典型性担保重新转化为买卖合同，这就排除了张文才、汪成勇可以主张债权的可能性，而是转为买卖合同之债的履行。宏城建设公司的该主张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以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贷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宏城建设公司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宏城建设公司上诉所称的无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据，补充协议否定借贷请求权等等理由均不成立，宏城建设公司应当偿还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1、宏城建设公司在开发建设金域蓝湾小区的后期，因资金不足，经人介绍用金域蓝湾小区65套房屋作抵押向张文才、汪成勇借款1000万元，并约定利息。宏城建设公司在议定借款的同时，先将抵押的金域蓝湾小区的65套共4035.77平方米的商品房与张文才、汪成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随即再与张文才、汪成勇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中约定了所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180天，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同时宏城建设公司指定蒋春秋为收款人，要求张文才、汪成勇将该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汇入其账户内。借款协议是双方自愿协商和签订的。协议签订后，张文才、汪成勇依约将借款995万元转到蒋春秋帐户内，5万元现金也交给蒋春秋。蒋春秋系宏城建设公司确定的1000万元款项的代收人，符合双方的约定，宏城建设公司收到借款后，于2014年9月18日出具了一份500万元的收据给张文才，出具了一份500万元的收据给汪成勇，并在收据中注明房号。后宏城建设公司为严格履行协议，主动将所抵押的65套商品房到浮梁县房管局办理了网签和备案，加强了抵押。由此可见，双方借贷关系是自愿达成的，而且是宏城建设公司先提出借款的需求。宏城建设公司的收款收据确定了已收到张文才、汪成勇的借款，利息的约定是明确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2、宏城建设公司提出，双方之间似乎没有签订明确的借款合同。但从张文才、汪成勇提交的证据，以及开庭查明的事实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了双方资金借贷的真实意图，而非商品房买卖。以房屋买卖合同对借款进行担保的行为越来越多并能保障债权的最终实现。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时并无真正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而是设立一种与物权法等规定的经抵押登记设立抵押权或让与担保等担保方式不同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的非典型担保，以期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对资金安全起到一定保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本案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民间借贷，《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商品房作为担保物。3、宏城建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诚实信用明显缺失。本案中，借款的请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委托收款人、收款收据等资料和法律文书都是宏城建设公司提供并自愿签字盖章的，合意就是民间借贷。因此，张文才、汪成勇的诉讼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张文才、汪成勇与宏城建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是供双方自觉履行的约定，宏城建设公司不履行约定，张文才、汪成勇必定追究其违约责任。正如前述，本案属于民间借贷，实现还本付利息是根本，出借人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借贷实现资本利润即利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第七条仍是担保约定的延伸，是针对宏城建设公司不还借款违约约定的补救方式，即担保实现的方式。岂能像宏城建设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的：该条款是一个附条件的“转性”条款、当出现不能还款的事由时，非典型担保重新转化为买卖合同，直接否定了张文才、汪成勇享有针对宏城建设公司的借贷债权请求权。担保物抵借款是担保物权的最终目的，宏城建设公司岂能将承担民间借贷之债的偿还义务与买卖合同混为一谈。（三）张文才、汪成勇同意解除的7套商品房591.59㎡，是宏城建设公司自行出售给他人，卖房款也是宏城建设公司自己收取，对此，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已经确认。其次，蒋春秋不是本案的借款人，更没有偿还过本案借款。本案中，蒋春秋系宏城建设公司确定的1000万元款项的代收人，其收取张文才、汪成勇款项的行为属代收行为，实际收款人为宏城建设公司，其没有偿还该1000万元借款的义务。况且，张文才、汪成勇与蒋春秋之间也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张文才、汪成勇已经提交与蒋春秋等人存在民间借贷的证据以及乐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证明与蒋春秋之间的其他借贷关系，驳斥蒋春秋等第三人已归还本案部分款项的谬论。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经过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举证质证及辩论，宏城建设公司应当偿还张文才、汪成勇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鉴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特殊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规定了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实践中，当前有一种现象是当事人双方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在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同时或其后签订买卖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宏城建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应当诚实信用，更应担当契约责任。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文才、汪成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宏城建设公司偿还其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月利率2分，暂计至2015年9月18日的利息为人民币240万元），共计12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宏城建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9月17日，张文才、汪成勇分别与宏城建设公司签订了6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浮梁县房管部门办理了网签和备案手续。其中，张文才与宏城建设公司签订了3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的商品房为：6#901、7#1001、7#1006、8#508-512、8#602、8#605、8#607-612、8#701-704、8#707-712、8#802-806、10#301-302，汪成勇与宏城建设公司签订了3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的商品房为：6#307、7#803、7#904、7#1004、8#807-812、8#902-912、8#1102-1112。同日，张文才、汪成勇又与宏城建设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一、乙方（张文才、汪成勇）向甲方（宏城建设公司）购买商品房总计4000平方米左右，每套商品房位置详见《商品房买卖合同》，单价每平方米2500元，总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二、乙方支付购房款后90天至180天内，如果甲方能够足额返还乙方购房款，同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乙方利息，则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三、甲方足额返还乙方购房款并支付利息后，乙方在1个工作日内归还双方签字的相应价值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收款收据原件，同时，乙方无条件向甲方提供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所需资料，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变更登记，包括及时解除网签合同；四、乙方同意甲方出售乙方所购商品房，但甲方必须确保将出售房款（商品房按每平方米2500元）返还给乙方并支付约定的利息；五、甲方使用乙方购房款期间，必须按月支付乙方利息，结算方式为以十天为单位进行结算；六、甲方同意委托蒋春秋（身份证号：××）代收壹仟万元购房款，乙方支付购房款后，甲方必须开具等额的收到购房款的收据；七、如果甲方在180天内不能归还乙方购房款，则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动履行。甲方必须按照合同约定交房并为乙方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契税证等。2014年9月18日，张文才通过中国银行转账500万元（分两笔，一笔100万元，一笔400万元）至蒋春秋账户。同日，汪成勇亦通过中国银行转账495万元（分两笔，一笔295万元，一笔200万元）至蒋春秋账户。其余5万元，张文才、汪成勇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蒋春秋。2014年9月18日，宏城建设公司分别向张文才、汪成勇出具金额为500万元的《收据》各一份，收款事由为房款，并载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房屋编号。该收据加盖了宏城建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公司出纳余晓军在该《收据》上签字。宏城建设公司收到1000万元款项后，曾支付张文才、汪成勇利息7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二、如系民间借贷纠纷，在宏城建设公司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其是否应当承担偿还1000万元借款和利息的责任，利息如何计算。一、关于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的问题。民间借贷纠纷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往往因为自身资金紧张难以满足生产、经营及生活等方面的需要而向有多余资金的出借人寻求资金帮助，出借人发放贷款的目的也往往是为了获得利息等收益。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价，买受人愿意支付对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以房屋买卖合同对借款进行担保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出现，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时并无真正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而是设立一种与物权法等规定的经抵押登记设立抵押权或让与担保等担保方式不同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的非典型担保，以期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对资金安全起到一定保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亦对此类情形作出了相关规定。就本案而言，判断张文才、汪成勇与宏城建设公司之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借贷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支付对价获得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处理本案的基础。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记载，张文才、汪成勇向宏城建设公司支付的购房款总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并约定了宏城建设公司返还购房款的期限以及购房款返还后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合同予以解除的法律后果，对宏城建设公司使用张文才、汪成勇购房款期间的利息问题，双方当事人也进行了约定。同时，结合张文才、汪成勇同意宏城建设公司出售《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商品房，并由宏城建设公司返还售房款给张文才、汪成勇和支付利息的约定，原告张文才、汪成勇与被告宏城建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目的并非为了取得所购商品房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宏城建设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亦非为了出售案涉商品房，双方之间所进行的是一种资金融通行为。张文才、汪成勇所关心的并非取得所购房屋产权，宏城建设公司亦未准备实际交付房屋。从补充协议中可以看出，双方真正关注的焦点为1000万元资金的使用、返还及利息支付问题。因此，本案中，张文才、汪成勇与宏城建设公司之间应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二、关于在宏城建设公司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其是否应当承担偿还1000万元借款和利息的责任，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张文才、汪成勇和宏城建设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六条：“甲方（宏城建设公司）同意委托蒋春秋（身份证号：××）代收壹仟万元购房款，乙方（张文才、汪成勇）支付购房款后，甲方必须开具等额的收到购房款的收据。”的约定，蒋春秋系宏城建设公司确定的1000万元款项的代收人，宏城建设公司主张其与蒋春秋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否认其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在补充协议签订第二天，即2014年9月18日，张文才、汪成勇分别通过中国银行共转账汇款995万元至代收人蒋春秋账户，其中张文才转账汇款500万元（分两笔，一笔400万元，一笔100万元），汪成勇转账汇款495万元（分两笔，一笔200万元，一笔295万元）。另有5万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蒋春秋。同日，宏城建设公司分别向张文才、汪成勇出具金额为500万元的《收据》各一份，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张文才、汪成勇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将相应款项转账至蒋春秋账号的行为，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可以认定张文才、汪成勇已经履行了交付1000万元款项的义务。宏城建设公司作为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应当承担向张文才、汪成勇归还1000万元欠款的责任。对于利息问题，根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乙方支付购房款后90天至180天内，如果甲方能够足额返还乙方购房款，同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乙方利息，则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和第五条：“甲方使用乙方购房款期间，必须按月支付乙方利息，结算方式为以十天为单位进行结算”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已就利息问题进行了约定，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处分的结果，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认可，宏城建设公司应依约依法向张文才、汪成勇支付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未超过年利率24%，故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张文才、汪成勇主张按月息2分计算，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补充协议第十条：“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支付购房款后生效”的约定，结合补充协议签字盖章时间为2014年9月17日，1000万元借款实际支付时间为2014年9月18日的情况，本案所涉1000万元借款的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4年9月18日。对于宏城建设公司已支付的七十三万元利息，应在计算利息时予以扣减。对于被告宏城建设公司提出的补充协议上方乙方处没有当事人签字，存在瑕疵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在补充协议下方，甲方即宏城建设公司已加盖公司印章，乙方处有张文才、汪成勇的签字，可以确认补充协议乙方为张文才、汪成勇。对于宏城建设公司提出蒋春秋才是本案实际借款人，应追加为本案被告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蒋春秋系宏城建设公司指定的1000万元借款代收人，其收取张文才、汪成勇款项的行为属代收行为，实际收款人为宏城建设公司。并且，宏城建设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蒋春秋系实际借款人，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已就此问题向宏城建设公司释明。对于宏城建设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因宏城建设公司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张文才、汪成勇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宏城建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张文才、汪成勇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整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4年9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减去宏城建设公司已支付的利息人民币73万元）；二、驳回张文才、汪成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200元，由宏城建设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宏城建设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宏城建设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宏城建设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还款135.4万元的事实，该款包含在一审中其主张的还款数额502.75万元里面；证据二、退房申请，证明由于还了135.4万元，双方已将7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备案手续解除的事实。张文才、汪成勇质证如下：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余晓军是否为宏城建设公司的出纳与本案没有关系，这11份转帐单有一部分是余晓军转给程寿兵、蒋春秋的，这属于宏城建设公司与蒋春秋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财务关系，与其没有任何关系；2、宏城建设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3、该11份转帐凭证中没有表明用途是替宏城建设公司偿还张文才、汪成勇的借款。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双方对7套房子办理了合同及备案解除手续，但宏城建设公司只给了73万元的利息，并未归还其他款项。
张文才、汪成勇针对宏城建设公司主张还款的证据提交了以下新证据：借据10张、银行凭证3张、乐平市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份，证明：除本案之外，张文才、汪成勇与蒋春秋之间本身就有民间借贷关系，蒋春秋到现在还欠其款项。宏城建设公司质证如下：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张文才、汪成勇主张其要证明除本案之外张文才、汪成勇与蒋春秋之间本身就有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他们是长期固定地从事民间借贷的业务，在银行的收款凭据里面有一张是汪成勇汇款给蒋春海的，蒋春海也是蒋氏家族的人员，实际上张文才、汪成勇就是与蒋氏家族打交道，他们将款项汇给蒋氏家族中任何一员的账户里面都是可以的。另外，张文才、汪成勇实际汇款的日期是不确定的。
本院认证如下：对宏城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一中的交易行为，有些发生于宏城建设公司出纳余晓军与程寿兵之间，有些为程寿兵的个人现金存款，有些发生于江茂林与程寿兵之间，有些发生于景德镇创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蒋春秋之间，有些发生于景德镇创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程寿兵之间，即使程寿兵曾经替蒋春秋或宏城建设公司向张文才、汪成勇还过款，因根据张文才、汪成勇提交的证据，蒋春秋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还有其他借贷关系，宏城建设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故宏城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不能证明有关款项是归还本案借款，不予采信。证据二虽然能证明7套房屋的合同已经解除，但不能证明归还借款的相关事实，不予采信。对张文才、汪成勇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汪成勇与蒋春秋之间还有其他借贷关系，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主要是辅助证明宏城建设公司主张的还款金额不成立，并不影响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宏城建设公司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2.如果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已归还借款的金额为多少。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宏城建设公司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
宏城建设公司上诉主张其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根据宏城建设公司与张文才、汪成勇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之约定，张文才、汪成勇支付购房款后90天至180天内，如果宏城建设公司能够足额返还张文才、汪成勇支付的购房款，同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则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宏城建设公司足额返还张文才、汪成勇购房款并支付利息后，张文才、汪成勇在1个工作日内归还双方签字的相应价值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收款收据原件，同时，张文才、汪成勇无条件向宏城建设公司提供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所需资料，张文才、汪成勇无条件配合宏城建设公司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变更登记，包括及时解除网签合同。张文才、汪成勇同意宏城建设公司出售其所购商品房，但宏城建设公司必须确保将出售房款按每平方米2500元返还给张文才、汪成勇并支付约定的利息。宏城建设公司使用购房款期间，必须按月支付利息，结算方式以十天为单位进行结算。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不会约定合同签订后返还购房款并支付利息，也不会约定买房者同意售房者出售其所购商品房。虽然双方未采取签署借据、借条等典型的民间借贷形式，而是采取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收取购房款、出具购房款收据的形式，但双方的法律关系不应单纯以合同名称确定而应根据合同内容确定。双方签订的合同虽然在名称和形式上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的上述约定，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设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形式掩盖了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和担保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如果宏城建设公司在180天内不能归还张文才、汪成勇购房款，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动履行，宏城建设公司必须按合同约定交房并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契税证等。该条证明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这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担保形式。虽然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非典型担保及其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已确立了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的非典型担保形式。因此，对宏城建设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宏城建设公司主张蒋春秋是本案实际借款人，双方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六条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六条，蒋春秋是宏城建设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而非本案借款人，至于蒋春秋与宏城建设公司内部实际如何使用资金不影响宏城建设公司的借款人地位。关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六条的效力问题，因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且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约定有效。因此，对宏城建设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已还款的金额问题。
宏城建设公司主张实际借款人蒋春秋及其家人已归还了借款502.75万元，张文才、汪成勇只认可归还了73万元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宏城建设公司制定的张文才、汪成勇借款还本付息明细表及相关证据，还款人为程寿兵、蒋春秋、蒋春海，收款人有陈飞、汪成勇、张文才、华冬英，张文才、汪成勇对上述还款金额不予认可，并主张蒋春秋与其之间还有其他法律关系，上述款项中即使有的属于归还其借款也不是归还本案借款。本院认为，因有关还款人、收款人并未出庭作证，宏城建设公司对蒋春秋与张文才、汪成勇之间还有其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异议，故即使上述款项属于宏城建设公司归还张文才、汪成勇的借款，也不能证明其系归还本案借款。因此，对张文才、汪成勇认可宏城建设公司已归还的73万元利息予以确认，对宏城建设公司主张的其他还款金额不予确认。如果宏城建设公司或蒋春秋认为其多支付了还款，可以另行诉讼主张。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宏城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420元，由上诉人浮梁宏城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少华
代理审判员 吴玉萍
代理审判员 吴 狄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英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