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0民终125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桃英，女，1970年2月18日出生，壮族，护士，现住广西田东县。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忠德，男，1968年11月6日出生，壮族，教师，现住广西田东县。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华，广西东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爱英，女，1973年1月20日出生，壮族，医生，住广西田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党生，广西龙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因与被上诉人黄爱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田东县人民法院（2017）桂102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5日召集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华，被上诉人黄爱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党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上诉称：上诉人李桃英与被上诉人黄爱英在第一次借贷关系发生之前就口头约定，双方以银行账号上的流水金额为准，若上诉人李桃英偿还完借条上的金额，就拿回借条，若只是偿还了部分金额，就留待年底结账全部偿还后再拿回借条。被上诉人多次虚构并不存在的借款，然后主张上诉人李桃英归还到银行账户上的款项是归还这些虚构的借款，上诉人李桃英己拿回这些借条，而不是某些借条的未足额还款，且没有上诉人李桃英的明确指示及借条，被上诉人自行汇入黄建勇的银行账号的款项也归为上诉人李桃英的借款。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错误使用“高度盖然性”，认可被上诉人的主张，作出了让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20万借款及其利息的错误判决，显失公平公正。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一审判决书第3页至第4页的认定事实中，存在以下错误：1、“2016年3月7日前，……陆续还款完毕”。上诉人李桃英认可在2016年3月7日前，借款有27.5万元，加上“2016年3月8日后有几笔1、2万元的小额借款（即2016年3月8日2万元、2016年4月15日1万元），共计30.5万元，但其是以以下日期的款项：2015年7月15日的5万元、2015年8月21日的3万元、2015年8月25日的0.5万元、2015年11月26日的4万元、2016年2月29日的6万元、2016年5月1日的3万元、2015年9月12日的4万元、2016年5月6日的4万元、2016年6月10日的1万元，共计30.5万元来还以上借款的；2、“2016年4月25日……双方确认后在借条上标注延至12月14日）”上诉人李桃英认可2016年4月25日6万元借款及2016年5月7日4万元借款存在，但其己以2016年10月5日的12万元还清，之所没能拿回借条，是因为被上诉人认为这么多借款没有给付足够利息，不让拿回来。所谓的标注延期等，是被上诉人单方自行手写的；3、“2016年6月4日，……转为向另案原告黄爱兰借款）”。上诉人李桃英并未有过指示黄爱英汇款11万元给“黄建勇”。上诉人李桃英是写了一张借款为10万元的借条给另案被上诉人黄爱兰，但并未实际收到该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因为上诉人李桃英曾指示过被上诉人存20万元借款入“黄建勇”的账户，后由上诉人李桃英进行还款，故本案被上诉人黄爱英向“黄建勇”账户转款11万元就理所当然“高度盖然性”地成为上诉人李桃英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这并非事实，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李桃英指示黄爱英汇款11万元给“黄建勇”这一主张。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黄爱英是否有汇款11万元给“黄建勇”与本案并无关联。事实上，另案被上诉人黄爱英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银行流水明细）中可以证实，早在2015年5月21日、8月2日，黄建勇曾经其账号各转账4万元、3万元给另案被上诉人黄爱英。说明另案被上诉人黄爱英与黄建勇早就认识并有经济往来，并非一定是上诉人李桃英指示了，另案的被上诉人黄爱英才有可能向黄建勇转款，也即:即使是黄爱英有汇款11万元给“黄建勇”的事实，也并非受上诉人李桃英所指示；4、“其后2016年6月6日、……10月5日分别予以归还并收回借条”。上诉人李桃英是以2016年6月12日11万元、6月27日10万元、6月29日12万元、7月3日10万元、8月20日10.9万元、8月21日1.1万元、9月2日15万元、9月7日10万元、9月21日10万元，共计90万元的还款来偿还89万元借款及其利息的，以2016年10月5日的12万元、2016年10月19日的0.2万元共计12.2万元来偿还2016年4月25日6万元借款及2016年5月7日4万元借款共计10万元，剩下的2.2万元是偿还除89万元之外2016年10月5日前所有借款的利息的；5、“2016年10月14日，……（该笔借款未标注延期也未归还）”。该笔10万元借款上诉人李桃英己于2016年11月1日归还，但因未给利息，没能拿回借条；6、“2016年10月19日，……于2016年11月1日予以归还并收回借条”。该2016年10月19日的10万元借款并不存在，是被上诉人虚构的，2016年11月1日归还的是2016年10月14日10万元借款。综合以上所述，上诉人李桃英己归还被上诉人所有的借款，并未拖欠被上诉人债款分文。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己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法院应以原被告双方的银行流水上的金额变动来判断上诉人的实欠金额，并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方在无法举证的情况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非盲目根据“高度盖然性”来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广西田东县人民法院（2017)桂102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黄爱英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李桃英尚欠黄爱英借款20万元事实清楚。1、该事实有2016年4月25日李桃英出具的借条，2016年5月7日的借条，2016年10月14日的借条，以及双方认可的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账证实。2、根据黄爱英的转账借款记录和银行的流水账，李桃英实际借款金额为162.5万元，还款额是142.5万元，借款和还款相抵后与李桃英尚未收回的借条的金额一致，足于证实李桃英尚欠借款金额为20万元。3、黄爱英和李桃英自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止，多次发生借贷关系，而李桃英每次偿还借款均收回借条，根据双方一年多来的交易习惯，现该20万元借条原件在黄爱英手上，充分证实李桃英尚欠黄爱英人民币20万元。4、李桃英在民事上诉状中已认可向黄爱英借款2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的事实，具体依据如下：(1)李桃英的民事上诉状第一、1项（上诉状第2页顺数第8行至17行）中，李桃英明确认可2016年3月8日后有几笔1、2万元小额借款于2016年4月25日合并出具了6万元的借条。(2)上诉状第一、2、4项中，明确认可2016年5月7日借款4元并出具借条。(3)上诉状第一、5项中，明确认可2016年10月14日借款并出具借条，只是其主张该借款于2016年11月1日已经偿还而已。5、李桃英在上诉状中主张已经全部偿还借款（含本案的20万元借款）没有证据证实。(1)关于2016年4月25日的6万元借款。李桃英上诉状第一、1项中，其主张于2016年6月10日前已还清。而上诉状第一、4项，又主张于2016年10月5日还清，在同一份上诉状中陈述还款的时间前后矛盾，明显是抵赖偿还该笔借款。(2)关于2016年10月14日的10万元借款。在上诉状中第一、2项中，明确主张并“未实际收到借款”，而在上诉状第一、5项中，又明确主张“该笔10万元借款上诉人已于2016年11月1日)归还,对于同一笔借款的陈述前后矛盾,说明李桃英实际并未偿还该笔借款。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公平公正。黄爱英主张李桃英未偿还借款已提供了借条、记账凭证、银行流水账等证据证实。充分证实了黄爱英自己的主张，完成了举证责任。李桃英主张不存在借款或者已经偿还借款，依法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如不能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爱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李桃英向原告清偿借款200000元，并承担自原告起诉之日起债务利息（月息按2%计付）至清偿之日止；2、判决被告黄忠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黄爱英与被告李桃英是同事关系。被告李桃英与被告黄忠德是夫妻关系。原告黄爱英的胞妹名叫黄爱兰。因需资金周转，2015年5月起，被告李桃英向原告黄爱英借款，原告同意后通过自己的账户取现交付给被告李桃英。其后至2016年3月7日前，被告李桃英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27.5万元。原告或提现或转账交付款项给被告。而被告李桃英分别于2015年7月15日、8月21日、8月25日、11月26日、2016年2月29日、5月1日、10月5日陆续还款完毕。因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3月8日后有几笔1、2万元的小额借款往来，2016年4月25日，被告李桃英合并出具借款6万元的借条，约定于2016年5月25日前还清，后被告无力偿还，经双方协商后同意延期。2016年5月3日，原告与被告李桃英还有4万元的借款往来，该款被告李桃英采用先还再借的方式，于2016年5月6日予以归还并收回借条。2016年5月7日，被告李桃英再向原告借款4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5月14日还清，后因无力偿还，被告多次要求延期，双方确认后在借条上标注延至12月14日。2016年6月4日，被告李桃英又向原告借款11万元，并指示转入账户名为“黄建勇”尾号为“4538”的账号，此款后转为向另案原告黄爱兰借款。其后2016年6月6日、6月13日、6月23日、6月28日、7月7日、7月19日、8月22日、9月3日、9月10日，原告与被告李桃英另有9笔共计89万元的借款往来，而被告李桃英分别于2016年6月12日、6月27日、6月29日、7月3日、8月20日和21日、9月2日、9月7日、9月21日、10月5日分别予以归还并收回借条。期间，被告李桃英要求部分款项直接转入名叫“黄建勇”的账户。2016年10月14日，被告李桃英再向原告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同时口头指示款项转入名叫“黄建勇”尾号为“0928”的信用社银行卡（经查，黄建勇“0928”尾号的卡是“4538”账户下的卡号），约定11月14日还清，该笔借款未标注延期也未归还。2016年10月19日，原告与被告李桃英另有10万元的借款往来，而被告李桃英于2016年11月1日予以归还并收回借条。上述各笔借款原告均通过自己的账号或提现或转账交付借款款项给被告李桃英，或按被告李桃英的指示转账到名叫“黄建勇”的账户。在此期间，被告李桃英采用偿还部分款项再借的方式循环用款。还款时，被告李桃英大都按每笔借款数额对应还款至原告的账户。2017年初，各笔借款期限届满，原告自行追偿尚欠的20万元无果，遂于2017年1月13日诉至该院，提出前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公民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黄爱英诉请被告李桃英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有被告李桃英出具的借条，以及原告黄爱英、被告李桃英各个银行账户流水相互印证，辅以原、被告的短信记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予以确认。被告李桃英辩称多次累计借款数额为948800元（其中原告转账给黄建勇的款项仅确认2016年8月22日的15万元，其余与被告无关），还款1427000元，利息超过68%。该院认为，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中，如有利息约定的，多为约定月利率百分之几。被告辩称其支付原告如此高额的利息却未能说清双方约定的利率。另外，对于被告的每一笔还款，原告均提供有该还款日之前相对应的转账借款记录，证实被告李桃英归还的是另外的借款款项，并非诉请的几张借条的金额，且证实实际出借的资金共计是162.5万元，还款数额共计142.5万元。而归还的款项对应的借条已被被告李桃英收回。借款债务人在借款时出具借条，于还款时收回借条亦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另外，从被告李桃英的银行流水可知，被告李桃英与“黄建勇”的多个银行账户均有频繁的资金往来，而且有些还款记录就是在“黄建勇”账户款项转入“李桃英”账户后，再由“李桃英”账户给予债权人还款。结合被告李桃英曾有信息指示原告转账给“黄建勇”且认可该笔借款，尽管原告提供的部分借款记录转账到名叫“黄建勇”的账户而没能举证是被告李桃英书面的指示，依然可推定原告系在被告李桃英的指示下转账给“黄建勇”。因此，根据高度盖然性，对原告反驳称被告的还款并未包含在原告诉请的借款款项中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被告虽称原告与“黄建勇”相识，原告与“黄建勇”的转账款项与本案无关，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此项辩解该院不予支持。故，被告李桃英应如约履行还款20万元本金的义务。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部分，由于原告与被告李桃英未约定借款期间利息以及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该院确认被告李桃英应以20万元为本数，自原告向该院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13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原告诉请按2%的月利率计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李桃英与原告黄爱英的借贷行为发生于其与被告黄忠德婚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此，是否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以及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本案中，俩被告既未能举证证实原告与被告李桃英有约定为个人债务；也未能举证证实俩被告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原告知道该约定；同时亦未能举证证实被告李桃英借款运营所得收益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被告黄忠德辩称债务不是共同债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黄忠德与被告李桃英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李桃英、黄忠德共同向原告黄爱英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2、驳回原告黄爱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4300元，由被告李桃英、黄忠德共同承担。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举出新证据。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桃英向黄爱英借款及还款，有李桃英写给黄爱英的借条以及银行流水账记录证实。一审法院认定李桃英尚欠黄爱英20万元，有事实根据。其一，有李桃英写给黄爱英的借条证实。按李桃英与黄爱英的借贷习惯，李桃英借款时出具借条，还款时收回借条，本案中，被上诉人黄爱英在一审起诉时向法院举出三张李桃英出具的借据，这三张借据借款数额之和为20万元；其二，有银行流水账印证。三张借条均有对应的银行流水账印证；其三，汇入“黄建勇”账户的款项有黄爱英提供的李桃英发给黄爱英的信息证实“黄建勇”账户为李桃英向黄爱英提供的。李桃英辩称只写借条实际未收到钱与事实不符，其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李桃英向黄爱英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有李桃英向黄爱英借款的事实。其二李桃英向黄爱英借款发生在李桃英与黄忠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三，一审法院认定李桃英向黄爱英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有法律依据，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的上诉请求其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诉诉讼费4300元，由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负担；二审诉讼费4300元，由上诉人李桃英、黄忠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宏审判员 邓梅君审判员 何双安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卫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