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21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新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正阳街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张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侯冲义，山西华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孝红，女，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太原市人，住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胡天亮，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冀璎琳，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太原新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凯纺织印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孝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5民初5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凯纺织印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侯冲义，被上诉人王孝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天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被告于二〇一一年六月进入原告公司工作，工种为挡车工。二〇一四年太原市人民政府下发并政办发（2014）32号《关于调整完善破产改制拆迁企业人员安置政策的意见》文件，该文件针对的是原国有破产改制企业职工在依法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后，失业或灵活就业、自谋职业的人员。因原告属于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成立的民营企业，不符合办理破产改制职工进公益岗的条件，被告即向负责处理原国有企业山纺破产、原国有新凯和新森改制职工安置的太原新森实业有限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自愿进公益岗，为完善相关手续，太原新森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发来借档函要求借调被告的档案进行安置资格审查。因文件要求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在养老经办机构已由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员不在此范围，原告根据文件要求并结合被告自愿进入公益岗的事实配合太原新森实业有限公司为被告办理了相关手续，并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与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内容大意为：被告因符合市政府破产企业职工安置会议纪要政策，自愿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原告已为被告的社会保险缴纳至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庭审中，原告认为当时由于申请公益岗的人员较多，档案核实从二〇一四年四月到十一月分多批进行，直至二〇一五年四、五月间才与被告补签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故不存在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应以协议签订日期为准。被告在原告处工作至二〇一四年八月，在此期间的工资已发放，被告二〇一四年四月工资2752.4元、五月工资1949.4元、六月工资1964.8元、八月工资1686.1元。二〇一四年八月，被告进入公益岗工作。
另查明，被告于二〇一六年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887.3元；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70840.8元；支付加班工资22498.5元；支付二〇一四年高温补贴720元、采暖费补贴1200元。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并劳人仲裁字（2016）第10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原告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7565元；二、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现原告对仲裁结果不服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不支付被告双倍工资差额7565元。
原审判决认定，该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在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中涉及经济补偿金的部分属于终局裁决，不在本院处理范围内。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二〇一四年五月至同年八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对此应首先明确的前提和关键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对此结合现有证据可以明确两点，一是双方之间签署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为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二是被告在原告处工作至二〇一四年八月。对此，双方虽就实际签订协议的时间各执一词，但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应以双方均认可的书面证据上签署的时间为准，且因被告实际在原告处一直工作至二〇一四年八月，故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至二〇一四年六月并无不当，原告仅凭现有证据认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二〇一五年四、五月间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在二〇一四年五月至同年八月期间，双方在解除劳动关系后，被告继续在原告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据此要求原告支付在此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7565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主张自二〇一一年七月至解除劳动关系前的双倍工资证据不足且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的加班工资、高温补贴等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的采暖费补贴属于企业福利，被告主张该项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驳回原告新凯纺织印染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王孝红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565元。
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方面，虽然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落款时间为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但上诉人并不认可该时间为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事实上该协议是上诉人为配合被上诉人上公益岗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份补签。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中，孙亚芝、贺秀梅等七人明确表示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是在二〇一五年三月由其本人签订或他人代签，与上诉人所主张的时间节点一致；王孝红、武文全等六人则明确否认该协议的存在。上诉人所持有的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劳动仲裁庭审笔录复印件，可对上述事实予以印证。对于上述情况，一审在审理期间曾赴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查，但因承办仲裁员不在就未进一步调查。此后，一审就武断认定协议解除时间为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并据此作出判决，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存有瑕疵，更是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甚至有为判而判之嫌疑。对上诉人而言，有失公允。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一审判决，如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上诉人就不可能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至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这一事实也可证明最起码至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双方都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另外，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从二〇一四年六月至其最终进入公益岗前存在一空挡时间，故而才将被上诉人一直留用。本是出于对员工利益考虑的举措，现在却成为违法之举，这样不免让用人单位寒心，更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公平正义原则。最后，被上诉人确定要上公益岗并已递交申请，政府文件也明确了上公益岗的条件即失业或灵活就业、自谋职业的人员，倘若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被上诉人的公益岗就无法继续办理。一审不顾上述事实，径直裁判是机械适用法律，确有不当，同时也与法律的精神相悖。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孝红答辩称：一、答辩人与新凯纺织印染公司自二〇一一年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新凯纺织印染公司在仲裁委员会提供了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落款时间为二〇一四年三月，该协议书答辩人并没有见过，也没有签订过。该解除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三、在二〇一四年三月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关系之后，答辩人继续在新凯纺织印染公司处工作，新凯纺织印染公司未与答辩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四、新凯纺织印染公司在二〇〇七年属于完全私营民营企业，原有的”太原新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已经破产，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已经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了相应的安置和补偿。因此现在作为上诉人的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与原有的”太原新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已经无任何关系。五、二〇一四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开始国有企业安置政策，新凯纺织印染公司是一个纯民营企业，因此其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公益岗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六、从法律关系上讲，公益岗位是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关系后，答辩人与其他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关系，本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在前，答辩人与新用人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在后，这两种劳动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本案不牵扯上诉状中的公益岗位。七、缴纳社保是新凯纺织印染公司的职责，缴纳社保时上诉人并不知晓缴纳至何时，事实上缴纳社保时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与答辩人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依法驳回新凯纺织印染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所查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王孝红二〇一四年四月至八月工资应分别为2752.4元、1949.4元、1964.8元、1964.8元、1686.1元。另，王孝红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执于落款为二〇一四年三月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时间。新凯纺织印染公司认为实际签署时间为二〇一五年三月；王孝红则否认协议是其本人签字，解除违法，其实际继续在新凯纺织印染公司工作至二〇一四年八月。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也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原审以该书面证据所载内容认定并无不当。另一方面，新凯纺织印染公司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以主张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即表明从协议书所载时间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其与王孝红之间在法律上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既如此，对于王孝红此后仍在其处继续提供劳动所引起的风险和后果，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明知。故仲裁裁决及原审判决判令其支付答辩人王孝红继续用工满一个月后的二〇一四年五月至八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合理合法。新凯纺织印染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诉讼费10元，由上诉人新凯纺织印染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 晨
审判员 焦跃峰
审判员 李 峻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齐文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