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民再3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熊松富，男，196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晓春，男，196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勇，四川谟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吉勇，男，198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再审申请人熊松富因与被申请人朱晓春、李吉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民终字第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6）川民申164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熊松富、被申请人朱晓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松富申请再审称，二审对熊松富提供的有关证据未予质证，造成认定事实错误；有新的证据证明熊松富、朱晓春和李吉勇三人合伙的事实；朱晓春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合同，而一、二审均判决合同无效，该判决属于遗漏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晓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由朱晓春承担。朱晓春辩称，熊松富所提证据均经过了二审庭审质证，熊松富所提新证据不能推翻生效判决，本案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二审判决。朱晓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朱晓春与熊松富签订的《合伙合同》无效，由熊松富赔偿朱晓春2027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8日，熊松富与李吉勇签订协议，共同开办采石场。朱晓春与熊松富经何某介绍认识，2011年春节期间，朱晓春经实地考察后同意与熊松富合伙开办石厂。2011年2月11日，朱晓春、熊松富一起到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汇丰机械厂订购砌石机，并由朱晓春支付定金2000元。2011年3月20日，朱晓春与熊松富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明确了合伙人为甲、乙、丙三方，甲方为熊松富，所占股份为34%，乙方为朱晓春，所占股份为33%，丙方空缺，所占股份为33%。朱晓春于当日向熊松富支付了合伙资金132000元，熊松富向朱晓春出具了收条一张。2011年4月4日，熊松富以需要购买机器设备为由，要求朱晓春出资，朱晓春个人出资62400元，支付了从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汇丰机械厂购买的相关机器设备。朱晓春从2011年3月20日起至4月9日止累计出资196400元。另查明，熊松富于2010年12月8日与李吉勇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各占50%的股份，以及该石厂要扩大生产和增加股东，必须由两人协商解决。朱晓春、熊松富合伙经营的石厂和熊松富与李吉勇合伙经营的石厂为同一石厂，该厂尚未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未共同生产经营。李吉勇一直不同意朱晓春入伙，也未与熊松富达成退伙协议。2011年进行厂房变压器安装和砌石机安装后，朱晓春知晓了熊松富与李吉勇签订了合伙协议，李吉勇也知晓熊松富与朱晓春签订了合伙协议，李吉勇、熊松富双方产生纠纷。李吉勇将朱晓春购买的砌石机强行拉走。2011年9月14日，朱晓春和李吉勇就熊松富个人对石厂进行了开采且对外销售了所开采的石材之事，出具告知书并向行政主管机关进行了举报。在与朱晓春合伙期间，熊松富并未实际出资，而是以原石厂作价140000元作为股份。朱晓春与熊松富及李吉勇因合伙事宜发生纠纷后，朱晓春于2011年10月10日以其子ＸＸ麒的名义向兴文县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判决后，熊松富不服，向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终审判决撤销兴文县人民法院（2011）兴古民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朱晓春与熊松富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的《合伙合同》无效；二、熊松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朱晓春合伙款196400元；三、驳回朱晓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41元，由熊松富承担。熊松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晓春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朱晓春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熊松富认可2011年3月20日的《收据》是自己女儿书写，熊松富在该收据上签名捺印。朱晓春主张当天向熊松富交付了78000元的现金，并将以前支付给熊松富的出资款（注：判决原文如此），经过双方结算后，熊松富向其出具了该收据。何某参与见证了上述过程。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关于熊松富与朱晓春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的《合伙合同》效力问题，熊松富与李吉勇于2010年12月8日合伙经营石厂，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熊松富与朱晓春于2011年3月20日合伙经营的石厂与上述石厂系同一标的，熊松富与朱晓春的合伙应当经原合伙人李吉勇同意。熊松富主张朱晓春知晓李吉勇是合伙人，且李吉勇同意朱晓春入伙，但熊松富与朱晓春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上，无李吉勇签名，熊松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吉勇书面同意朱晓春入股，经一审法院对李吉勇的调查，李吉勇明确表示不同意朱晓春入伙，故一审以熊松富与朱晓春的合伙未经李吉勇同意，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规定，确认熊松富与朱晓春的合伙关系无效正确。熊松富主张自己与朱晓春、李吉勇是共同的合伙人，朱晓春应对合伙经营石厂的债权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关于朱晓春实际出资金额的确认，朱晓春的出资分为两笔，一笔是132000元的入股金，该出资款系签订协议当天，朱晓春向熊松富交付部分现金后，通过与熊松富结算，由熊松富向朱晓春出具了一张《收据》，该收据明确载明收到朱晓春交来合伙金132000元，熊松富认可该收据是其女儿书写，其本人在收据上签名捺印。该过程有证人何某在场，朱晓春还提供了当日在银行取款70000元的凭证予以佐证。熊松富主张该收据是朱晓春胁迫自己书写，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不合常理，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朱晓春向熊松富实际交付了该出资款132000元并无不当。朱晓春另一笔出资为购买设备所支出的64400元，朱晓春提供了销售单位出具的发票，熊松富没有证据证明该款系自己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晓春在132000元的收据中予以了扣除，故一审认定该设备款64400元系朱晓春出资正确。因此，朱晓春实际向熊松富出资共计为196400元。朱晓春与熊松富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一审判决熊松富返还朱晓春的出资款196400元正确。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1元，由熊松富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一致。本院再审时，熊松富提交了九份证据，称该九份证据未经二审质证，朱晓春发表质证意见称该九份证据中除一审庭审笔录外均已在一审庭审时进行了质证，对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原审中发表的意见为准，对一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庭审笔录证明的内容不能达到熊松富的证明目的。熊松富并提交了《自购材料说明》《变压器设备出厂检验记录》《电力变压器产品出厂文件》《工程施工合同》《收款收据》；《砂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方案》；李永吉证言；用工记录共四组证据，主张该四组证据为新证据，可以证明熊松富、朱晓春和李吉勇三人合伙的事实，朱晓春发表质证意见称前二组证据均为复印件，第三组证据证人未出庭作证，第四组证据并非朱晓春所写，对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本院再审认为，关于熊松富所提二审对熊松富提供的有关证据未进行质证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时对熊松富再审所提二审未质证的除一审庭审笔录外的有关证据均已进行了质证，二审法院对本案未通过开庭方式而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的方式进行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熊松富二审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故熊松富所提二审对熊松富提供的有关证据未进行质证从而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新证据的问题，熊松富再审提交的四组证据均系复印件，朱晓春均不认可，故对熊松富所提有新证据证明熊松富、朱晓春和李吉勇三人合伙事实的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原审是否遗漏朱晓春诉讼请求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笔录载明朱晓春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合伙合同》无效，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判决确认案涉《合伙合同》无效，并驳回朱晓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熊松富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晓春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后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朱晓春对一审判决未上诉，故原审判决对朱晓春的一审诉讼请求及熊松富的上诉请求均作出了处理，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熊松富主张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按合同解除对本案进行处理，经查，熊松富与朱晓春的合伙未经李吉勇同意，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确认熊松富与朱晓春的合伙关系无效正确，本案不属于合同解除的情形。因合伙无效，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的规定，判决熊松富返还朱晓春投入的资金并无不当，故熊松富所提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民终字第9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冀川审判员  何 丛审判员  卢 忠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杨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