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湖商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亚琴。
委托代理人：吴忠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樟菊。
委托代理人：叶建斌。
原审被告：周家华。
上诉人周亚琴为与被上诉人朱樟菊、原审被告周家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3）湖浔练商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3月14日、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诉人周亚琴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忠明，被上诉人朱樟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建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家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至6月份期间，死者施富祥因经营需要向朱樟菊合计借款人民币706000元，2013年上半年重写借条1份，借条载明：“本人施富祥向朱樟菊借人民币706000元，从2013年4月25日开始汇美金，还到朱海英、朱樟菊、朱睦水的银行账上。借款人身份证号码330425196904281312”。2013年5月1日，施富祥汇入朱海英账户9987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61342.15元，以作返还朱樟菊借款，余款人民币644657.85元未还。2013年7月6日，施富祥病故。
周亚琴与施富祥于1994年3月在湖州市练市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至2013年7月6日施富祥病故双方一直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儿子周家华。施富祥向朱樟菊借款所负债务发生在周亚琴与施富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朱樟菊与朱海英系母女关系。
朱樟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周亚琴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644657.85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周家华在继承遗产限额内承担偿还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周亚琴、周家华承担。在庭审中朱樟菊放弃了要求支付利息的主张。
周亚琴在原审中答辩称：其夫施富祥自2001年至病故一直在国外打工，不可能与朱樟菊存在借贷关系。朱樟菊仅凭借条，而无支付借款凭证，也不能证明借款事实。再则，朱樟菊没有证据证明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请求驳回朱樟菊的诉请。
周家华在原审中答辩称：其父施富祥一直在非洲打工，病故后未留下任何遗产，请求驳回朱樟菊的诉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朱樟菊与施富祥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朱樟菊提供的证据施富祥出具的《借条》、朱海英通过中国银行义乌商都支行将人民币30万元汇入施富祥帐户的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朱樟菊从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取款10万元的《取款凭证》，以及施富祥通过中国银行义乌商都支行汇给朱海英9987美元以返还借款的《国际支付收账通知单》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而周亚琴否定其夫施富祥与朱樟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仅提供了施富祥的《护照》和施富祥的居民身份证两份证据，其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低于朱樟菊提供的上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应认定朱樟菊与施富祥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认定有效；周亚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朱樟菊请求判令周亚琴偿还借款人民币644657.85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周亚琴提出朱樟菊没有证据证明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驳回朱樟菊起诉的抗辩，因本案债务发生在周亚琴与施富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是施富祥经营需要所负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现周亚琴未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未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周亚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周家华提出其父施富祥病故后未留下任何遗产，请求驳回朱樟菊诉请的抗辩，但未提供能证明其父施富祥确无遗产的有效证据，亦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朱樟菊请求判令周家华在继承父亲施富祥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周亚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樟菊借款人民币644657.85元；二、周家华应在继承施富祥遗产范围内对周亚琴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46元，减半收取5123元，由周亚琴负担。
上诉人周亚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并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64万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借条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1月1日，而施富祥该日期在国外，不可能出借条，该借条属虚假证据，应予以驳回。2.一审将2013年5月施富祥汇给朱海英的9987美元《国际支付收账通知单》认定为还款依据较为勉强，该证据只能证明施富祥生前曾到义乌进货到非洲做生意，只能证明施富祥与朱海英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认定为借款太勉强。3.2011年4月3日朱樟菊在银行取款10万元，但没有证据证明朱樟菊与施富祥就该笔10万元存在借贷关系。4.现上诉人在整理施富祥遗物中还找到施富祥生前汇给朱海英美元的外汇单据凭证。假设有借款，从2011年4月份和6月份所借的话，从现有材料看，2012年开始施富祥汇给被上诉人数额已经很大，已经还清所有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朱樟菊在二审中答辩称：1.上诉人称借条属虚假证据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在民间商事活动中，签订合同或者出具借条落款日期与实际日期不一致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本案中借条的内容及签名均为借款人施富祥所写，应当认定借条真实。2.外汇兑换水单，国际支付收账通知单两份证据本身是还款凭证证明施富祥还款9987美元，该两份证据与借条所陈述内容相互印证，上诉人认为施富祥与朱海英是生意伙伴关系属无中生有。3.被上诉人朱樟菊于2011年4月份取款事实上就是用于目前的借款，原审把该证据作为旁证以认定本案事实并无不当。4.除了交易日期为2013年5月2日中国银行外汇兑换水单中记载的9987美元的还款外，施富祥未偿还其他款项，上诉人称分别于2013年3月9日汇款给朱海英8000美元，2013年4月3日汇款8000美元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也无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周亚琴向本院申请调取了施富祥生前向朱海英名下的中国银行义乌分行外汇汇款情况。证明从2011年6月份以后施富祥向朱海英已经汇款相关美元的事实，假使施富祥向朱樟菊有借款的话，也已经还清。
朱樟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也不清楚，有很多是朱海英的情况。对证据的关联性，本案中施富祥签署借条的实际时间为2013年4月份，落款时间是2013年1月1日，签署借条时间之前发生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反映了施富祥生前向朱海英外汇账户汇美元的情况，其中2013年5月1日的9987美元作为还款在一审中已经予以扣除，其余汇款发生在2013年4月25日之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朱樟菊与施富祥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具体金额的认定。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条落款日期与实际书写日期不一致的情况并非鲜见，原审法院根据朱樟菊提供的证据施富祥出具的《借条》、朱樟菊之女朱海英通过中国银行义乌商都支行将人民币30万元汇入施富祥帐户的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以及2013年5月1日施富祥通过中国银行义乌商都支行汇给朱海英9987美元的《国际支付收账通知单》等证据，认定朱樟菊与施富祥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金额为644657.85元于法有据。至于施富祥生前向朱海英名下的中国银行义乌商都支行外汇账户汇美元的情况，除2013年5月1日的9987美元作为还款在一审中已予以扣除外，其余汇款发生在2013年4月25日之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朱樟菊与朱海英虽为母女关系，但系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即使施富祥与朱海英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或其他纠纷，亦可通过法律途径另行解决。
综上，上诉人周亚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46元，由上诉人周亚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瑞芳
代理审判员 黄丽琴
代理审判员 唐伟伟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史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