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邓某灿。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英。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龙开茂，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侯文秀，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某民。
委托代理人：侯承超，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法律服务所职员。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奥威隆皮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蔡某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颖茵，广东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某灿、徐某英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民、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奥威隆皮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威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0）花法民三初字第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11日，刘某民与奥威隆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约定奥威隆公司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圩的厂房及厂区前的空地（厂房、空地平面图另附）按现状租给刘某民作生产用途，租赁期限为3年，即从2004年6月11日起至2007年6月10日止……双方任何一方若需中途解约的，原则上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当日，奥威隆公司向刘某民移交涉案厂房及场地。
2004年6月13日，刘某民与奥威隆公司签订《厂房租赁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于2004年6月1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的租赁期限在3年的基础上延长租赁期9年，即从2004年6月11日起至2016年6月10日止。
2008年12月13日，刘某民（甲方）与邓某灿（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约定根据刘某民与厂房业主奥威隆公司（下称业主）于2004年6月11日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场地使用安全协议书》、《电梯使用协议》和2004年6月13日签订《厂房租赁补充协议》，就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村的厂房租赁问题，经协商达成以下租赁使用协议：一、刘某民向业主租赁使用的全部物业由邓某灿向刘某民承租使用，租赁期限由2009年2月11日起至2016年6月10日止；二、邓某灿承认刘某民与业主于2004年6月11日和2004年6月13日签订的四个协议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三、厂房每年租金为680000元，即每月租金为56666元；现有进场的厂家企业搬迁由刘某民负责动迁，邓某灿向刘某民支付动迁费用21万元……庭审中第三人奥威隆公司表示其知道并同意刘某民将大部分厂房、土地租赁给邓某灿使用。
刘某民与邓某灿签订上述《厂房租赁协议》后，邓某灿向刘某民支付租金至2010年2月止，其中2009年12月1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邓某灿没有向刘某民支付；2010年1月和2月份的租金共缴纳了47200元。
关于2009年12月1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邓某灿解释刘某民、邓某灿已口头约定2009年的租金按整数10个月计算，且双方合同约定租期从2009年2月11日起计算，2009年2月份亦未计算整数，因此2009年12月份的租金双方是约定扣除11天的，故邓某灿无须再向刘某民支付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租金；另外邓某灿在向刘某民支付2010年1、2月份租金时，刘某民亦未继续主张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租金，由此也可以印证双方已达成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租金无须支付的协议。针对上述解释，邓某灿并提供刘某民收取租金的《收据》予以证明。其中2009年12月16日刘某民出具给邓某灿的租金《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邓某灿交来2009年10-12月租金70800元。2010年4月21日，刘某民出具的租金《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邓某灿交来2010年1、2月租金共47200元。刘某民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其并没有免除邓某灿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租金。
2010年5月17日，奥威隆公司以其已按照2004年6月11日《厂房租赁协议》关于中途解约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的约定，于2009年9月15日向刘某民发出《解约通知书》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上述《厂房租赁协议》、《厂房租赁补充协议》等合同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2010年12月17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花法民三初字第7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奥威隆公司与刘某民于2004年6月1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场地使用安全协议书》、《电梯使用协议》，于2004年6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补充协议》，于2005年12月5日签订的《电梯使用协议》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该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案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966号】。
在原审法院受理的（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272号奥威隆公司诉刘某民、罗剑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奥威隆公司认为其与刘某民之间关于涉案场地租赁合同解除后，刘某民未返还场地给奥威隆公司，故起诉请求判令刘某民交还涉案场地并向奥威隆公司支付从2009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交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占用费。
刘某民于2010年11月1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一、邓某灿、徐某英共同向刘某民支付拖欠的厂房租金670569元（该拖欠的租金为：1、2009年12月1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计20天的租金37777元；2、2010年1月和2月未付清的租金：应付租金56666元＊2-已收租金47200元=66132元；3、201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共10个月未付的租金566660元，三项共计670569元）给刘某民；二、邓某灿、徐某英支付上述欠款的债务利息（以欠款标的67056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从刘某民起诉之日，即从2010年11月15日起计至邓某灿、徐某英付清全部租金之日止）给刘某民。
邓某灿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邓某灿、刘某民于2008年12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2、刘某民返还2009年1月和2月的租金47200元及利息暂计2000元（利息从2010年3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原审另查明，邓某灿与徐某英为夫妻关系，双方于1985年8月26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认为：刘某民与邓某灿于2008年12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邓某灿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刘某民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故邓某灿请求确认双方于2008年12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已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租金邓某灿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刘某民于2009年12月16日出具给邓某灿的租金《收据》已明确其所收取的是2009年10月至12月份的租金，时间上覆盖了整个12月份，而非2009年10月至12月10日的租金。另外，刘某民在向邓某灿收取2010年1、2月份租金时，并未要求邓某灿补交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的租金，而刘某民已收取的2010年1、2月份的租金仅为该两个月的部分租金，如果当时邓某灿尚欠刘某民租金的话，按常理刘某民应在扣除欠缴部分后再将多余部分计算入2010年1、2月份的已缴租金范围内，但刘某民当时并未将进行扣除。因此，原审法院采纳邓某灿的解释，不支持刘某民要求邓某灿、徐某英支付2009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租金请求。
关于2010年1月至12月的租金，由于邓某灿、徐某英未举证证明其已交还涉案场地；另外，在原审法院受理的（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272号奥威隆公司诉刘某民、罗剑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奥威隆公司亦请求刘某民交还涉案场地并向奥威隆公司支付从2009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交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占用费，故本案邓某灿仍应按照其与刘某民之间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的约定向刘某民支付2010年1月至12月期间的厂房租金及利息。经结算，邓某灿应支付的2010年1月至12月31日的租金金额为632792元（56666元／月×12个月-47200元）。对刘某民诉讼请求的有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邓某灿反诉要求刘某民返还租金47200元及利息无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邓某灿、徐某英为夫妻关系，上述邓某灿所负债务为邓某灿、徐某英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欠下的，故邓某灿、徐某英应对上述邓某灿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某民要求邓某灿、徐某英共同承担付款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邓某灿、徐某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民支付厂房租金632792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0年11月15日起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刘某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邓某灿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13元、财产保全费3870元，合计10583元，由刘某民负担596元，由邓某灿、徐某英共同负担998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54元，由邓某灿负担。
判后，上诉人邓某灿、徐某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某民从2009年12月16日起已丧失对涉案厂房和空地的租赁权，其要求邓某灿、徐某英再支付2010年1月至12月的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奥威隆公司与刘某民的租赁合同己于2009年12月16日解除，奥威隆公司的代理人广东政邦律师事务所代表奥威隆公司于2010年5月5日已向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市政学校）、邓某灿、空地铁商发出的情况告知函（第三稿）及2010年5月14日向刘某民发出的《情况告知函》已经明确邓某灿、徐某英与刘某民的转租合同已于2009年12月16日解除，并由市政学校接管上述场地。而案外人市政学校是向邓某灿、徐某英承租涉案厂房（不含空地）的，其实际占有、使用邓某灿、徐某英向刘某民租赁的标的物，在其向奥威隆公司购买了刘某民租赁的标的物后，其也以厂房所有人的身份吸收了原承租人的身份。所以，本案不存在交还涉案厂房的问题，也不需要邓某灿、徐某英履行向刘某民的通知义务，各方的租赁关系已经全部解除。所以，邓某灿、徐某英也不再需要履行缴交租金的义务。（二）一审法院以（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作为定案依据之一，但该判决明显在程序和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第一，该判决违背“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奥威隆公司只是起诉刘某民、罗剑锋将罗剑锋实际占用的空地返还给奥威隆公司，并支付合同解除后的场地占用费，并无起诉邓某灿、徐某英转租厂房的返还和场地占用费，但该案却将该部分厂房的返还和场地也纳入了审理范围，违反了相关法律程序。第二，罗剑锋占用的空地和邓某灿、徐某英转租的厂房是截然分开的，不存在混同和难以查清的问题，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重大问题。二、假设邓某灿、徐某英确实要承担支付租金给刘某民的义务，一审法院判令邓某灿、徐某英按逾期贷款利率支付滞纳金也不适当。因为邓某灿、徐某英不是恶意拖欠刘某民款项，而是因为邓某灿、徐某英与刘某民、奥威隆公司及市政学校之间的租赁关系、买卖关系一直处于诉讼之中，各方权利义务一直处于不明确状态，而且本案从受理到一审判决也历经4年多时间，严重超过诉讼期限，对此邓某灿、徐某英没有任何过错。故如需支付，也不应支持利息的主张。综上所述，邓某灿、徐某英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某民原审诉请。
被上诉人刘某民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邓某灿、徐某英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奥威隆公司答辩称：奥威隆公司是本案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本案实际上是一个转租合同纠纷，奥威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就邓某灿、徐某英提到的租赁关系方面的事实进行澄清。即：奥威隆公司将厂房及厂区前的空地出租给刘某民，刘某民将承租范围分成两部分，现在由案外人市政学校实际使用的那一部分厂房及土地通过刘某民转租给邓某灿，邓某灿再转租给市政学校；刘某民又将厂区前的空地在未征得奥威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转租给案外人罗剑锋。基于此才引起另案诉讼。奥威隆公司与刘某民的基础租赁合同已经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并且经过（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966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根据解除合同当时有效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理》其中第31条规定“转租期间原租赁合同变更、解除或者中止，转租合同也随着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当基础合同在2009年12月15日终止，基于此全部的转租合同，包括合法转租、非法转租也应该随着在当日终止，即在那天之后不可能产生租金。至于有否权收取场地占有使用费涉及另一事实，也即市政学校现在正在使用的场地奥威隆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表示自行与学校处理该场地的问题，没有要求市政学校返还场地，也没有要求市政学校交付场地使用费，更没有要求刘某民和邓某灿交付场地及使用费。因此，刘某民诉请邓某灿、徐某英支付租金及滞纳金，没有合法依据。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本院另查明：一、上诉人邓某灿、徐某英二审提交《涉案租赁场地现场照片》共3张，证明罗剑锋租赁的场地和市政学校租赁的场地完全分开，没有混同。被上诉人刘某民质证称：代理人当庭才收到证据，该证据是否已超过举证期限，需庭后核实。原审第三人奥威隆公司质证称：对照片的三性没有异议，照片如实反映了租赁场地的使用现状；罗剑锋租赁的场地和市政学校租赁的场地分开，由实际使用人分别使用。
二、奥威隆公司二审庭后提交：1、2010年5月14日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退件（内附《情况告知函》），拟证明奥威隆公司委托广东政邦律师事务所向刘某民出具《情况告知函》，告知其基础租赁合同解除后，刘某民与邓某灿的转租合同也随之终止，且涉案场地已交由市政学校接管，该函以特快专递方式寄送给刘某民依据并抄送市政学校，故涉案场地于2009年12月16日起与刘某民无关；2、EMS邮件跟踪查询结果（日期2010年5月17日），证明因刘某民拒收该邮件，邮件退回。另外，邓某灿、徐某英原审提交的2010年5月14日广东政邦律师事务所发出的《情况告知函》内容如下“致：刘某民先生我所受奥威隆公司（下称委托人）的委托，就委托人与阁下就花都厂区花山两龙镇厂房租赁事宜，为郑重其事，以较为正式的事务所公函形式，函告阁下以下内容：（一）委托人与阁下之间的租赁关系已解除。经查证，委托人已于2009年9月15日，向阁下发出了《解约通知书》一份，依照法律的规定，委托人与阁下的租赁关系于2009年12月16日解除。双方目前讨论的是补偿的具体金额问题而已，这已经不会影响到双方租赁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因此，阁下与邓某灿及罗剑锋先生之间的转承租关系，根据法律的规定，亦于2009年12月16日解除。（二）合同解除的补偿，应该依照合同约定处理。有关合同解除后的补偿问题，我司一直认为应该根据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第五条的规定执行，并多次与阁下协商具体补偿返还事宜，遗憾阁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致使双方未能处理好合同解除之后的补偿问题。因此，我司再次希望阁下能够接纳上述合同的约定，收取补偿款。（三）关于场地的管理权。委托人考虑到上述事实，决定由市政学校接管上述场地”。
三、刘某民不服原审法院（2010）花法民三初字第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11月4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9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二审过程中，奥威隆公司未提交上述《情况告知函》及邮件详情单；奥威隆公司与刘某民未涉及场地交接，也未涉及合同解除后双方权利义务的清结问题。
本院认为，刘某民与邓某灿于2008年12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奥威隆公司本案二审庭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刘某民不同意的情况下，本院不组织质证。奥威隆公司与刘某民之间确认租赁协议解除的纠纷，一审于2010年12月17日审结，而二审于2011年11月4日审结，方最终确认双方之间的系列租赁合同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依据邓某灿原审提交的《情况告知函》仅表明奥威隆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决定由市政学校对涉案场地进行接管，但该函并未妥投，且双方在另案诉讼中并未涉及涉案场地交接及合同解除后权利义务的清理问题。奥威隆公司、刘某民租赁合同解除并不当然约束邓某灿与刘某民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的解除。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邓某灿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刘某民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涉案场地交还给刘某民。邓某灿未依约交付租金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原审法院结合具体案情认定邓某灿、徐某英仍应向刘某民支付2010年1月至12月31日的租金632792元及相应利息，合法有据。邓某灿主张其与刘某民于2008年12月13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已于2009年12月15日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另外，邓某灿、徐某英二审以奥威隆公司已将涉案场地出售给市政学校并实际收回交付给市政学校，亦属于另外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调处。邓某灿、徐某英对（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提出的质疑，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某灿、徐某英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8元，由上诉人邓某灿、徐某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为群
审 判 员 郑怀勇
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