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湘3101行赔初1号
原告罗顺才。
委托代理人杜婵娟，重庆渝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首市农业植物保护检疫局。
法定代表人：段科平。
委托代理人向光涛。
原告罗顺才诉被告吉首市农业植物保护检疫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2016年2月24日立案后，于2016年2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顺才及委托代理人杜婵娟、被告吉首市农业植物保护检疫局的法定代表人段科平及委托代理人向光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2月8日，经张克会申请，被告吉首市农业植物保护检疫局就位于吉首市马颈坳的脐橙苗签发了编号为43310101201500022的《植物检疫证书》。
原告诉称：2015年12月7日，原告向张克会购买纽荷尔脐橙苗，并签订了书面《购苗协议》，约定：原告向张克会购买71550株纽荷尔脐橙苗，每株价格为2.9元，张克会出售的苗木必须具有当地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产地合格证以及苗标签。协议签订后，张克会依约给原告出示了被告购买的71000株苗木检疫证书。原告基于被告出具的编号43310101201500022《植物检疫证书》，向张克会购买了脐橙苗木，但原告将该批苗木托运至贵州省罗甸县后，经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当场抽样检验，发现该批苗木存在柑桔溃疡病疫情，为避免疫情扩散于2016年1月14日将原告向张克会购买的苗木全部销毁，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原告向张克会购买苗木树，从未见被告到张克会经营的苗木基地当场抽检苗木，便向张克会就原告购买的苗木出具了苗木检疫合格证书，让原告遭受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全部损失215570元，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均系复印件）：
第一组：1、购苗协议；2、植物检疫证书；3、普种苗木质量合格证；拟证明原告与张克会签订购苗协议，在吉首市马颈坳苗场购买纽荷尔脐橙苗71000株，被告对该批苗木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明原告调运的植物未发现国家和调入省规定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准予调运。
第二组：1、罗甸县植保植检站查封（扣押）决定书一份；2、查封（扣押）财物清单两份；3、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检验鉴定报告一份；4、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一份；5、调查取证照片两页；6、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吉首市马颈坳苗场购买的纽荷尔脐橙苗71000株被查出有柑桔溃疡病，并且该71000株苗木已全部被销毁，以及销毁苗木所需费用已由原告承担。
第三组：1、交通费票据6张；2、收条、收据4张；3、银行转帐明细；拟证明：原告在贵州处理带病苗木用去交通费975元，原告销毁苗木的费用为7100元，原告支付张克会苗木款项20.59万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18万元，现金支付2.59万元，以上原告的损失共计213975元。
被告辩称：一、被告是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法定部门，主体合法。《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四条第（三）项第4目规定：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的重要职责包括“按照规定承办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调运检疫手续”。被告是吉首市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吉首市行政区域内农业部分的植物检疫工作，并签发柑橘种苗调运的《植物检疫证书》。二、被告办理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程序合法。2015年12月8日，吉首市阳林果木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张克会委托向元波到被告处开具脐橙苗木调运检疫证。被告受理后，即委派工作人员（检疫员）查看了现场，未发现规定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之后登录全国植物检疫平台操作系统，由有资质的检疫员签发了《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六条规定：省间调运苗木，由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及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授权签发的省间调运植物检疫证书还应当盖有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的植物检疫专用章。湖南省植保植检站授权被告签发省间调运《植物检疫证书》，本案的《植物检疫证书》上也有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的植物检疫专用章。三、原告调运的苗木不是被告实施检疫并发证的苗木。原告调运的苗木运输到贵州省罗甸县后，当地有关部门发现苗木存在柑橘溃疡病并通过湖南省植保植检站告知了被告，被告立即到原查看苗木现场核实，张克会申请被告检疫的苗木并未挖走。后经调查，确认原告运往贵州省罗甸县的苗木是从龙山县里耶镇比耳村、大丰村等地购买。综上所述，被告在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时，主体合法，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十份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及法律依据：
1、机构代码证，拟证明被告主体合法；
2、湖南省植保植检站《证明》，拟证明被告主体合法；
3、《植物检疫员证》，拟证明被告的检疫员持证上岗；
4、《开证经过》，拟证明被告办证程序规范合法；
5、《全国植物检疫平台》分页照片（一组5张），拟证明被告办证的程序；
6、苗木苗圃现场照片6页（14张），拟证明张克会向被告申请开证的苗木未被起运；
7、向元波《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办证程序规范合法，原告被查出患有柑桔溃疡病的苗木并不是被告所开证的苗木；
8、张克会《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办证程序规范合法，原告被查出患有柑桔溃疡病的苗木并不是被告所开证的苗木；
9、楚光连《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被查出患有柑桔溃疡病的苗木并不是被告所开证的苗木；
10、龚家飞《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被查出患有柑桔溃疡病的苗木并不是被告所开证的苗木；
法律依据：《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及《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十份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植物检疫员证上的质检员为段科平，该人员并没有进行实地检验，只是在证上签署了一个名称，程序违法；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两名质检员是否具有检疫资格无法确定，同时也证明开证人与实际检验人不一致；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该份证据上可以看出检疫员是向志强、段科平，但检疫证上只有段科平签名，没有向志强签名，不能证明其程序合法性；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是签发检疫证后进行的拍摄，无法确认其与检疫的苗木是一致的，同时也证明被告没有对签发检疫证后苗木的起苗、起运等后续行为进行监督；对证据7、8、9、10有异议，认为该四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询问笔录的调查人员与该案检疫人员相同，其作为实际出证人与检疫是否合法具有直接关系，该四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的购苗协议、普种苗木质量合格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植物检疫证书是真实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未生效，且被告认为原告在本案中调运的苗木系从龙山县里耶调运的，对该组其他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中的6张交通费票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定，对4张收条、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原告应提供运费收款人彭澜的联系方式，以便核实，银行转帐明细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定。
本院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5系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7、8、9、10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第一组证据中的第2份证据为被诉的行政行为，可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第1份、第3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第二组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第1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纳；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纳；第3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7日，原告与张克会签订《购苗协议》，约定：原告向张克会购买71550株纽荷尔脐橙苗，每株价格为2.9元。当天，张克会带原告分别到吉首市马颈坳镇、龙山县里耶镇看脐橙苗木。2015年12月8日，张克会委托向元波到被告处就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申请开具苗木调运检疫证。被告受理申请后，即委派工作人员（检疫员）查看了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现场，未发现规定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之后登录全国植物检疫平台操作系统，由有资质的检疫员签发了《植物检疫证书》，编号为43310101201500022。之后，向元波将检疫证书等手续材料交给张克会，张克会在龙山县里耶镇将检疫证书等手续材料交给了原告。之后，原告将脐橙苗木运往贵州省罗甸县。2015年12月13日，经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抽样检验，发现原告运往贵州省罗甸县的脐橙苗木存在柑桔溃疡病。2016年1月7日，罗甸县植保植检站作出罗农（植检）告（2016）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确认原告的脐橙苗木存在溃疡病疫情，需全部予以销毁，并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罗农（植检）罚（20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将原告的脐橙苗木全部予以销毁。原告认为被告向张克会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属错误检疫行为，让原告遭受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原告在贵州省罗甸县被销毁的脐橙苗木与被告所检疫的脐橙苗木是否一致；2、被告就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张克会向被告申请检疫的对象是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被告依据张克会的申请而进行检疫发证的苗木系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而本案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运往贵州省罗甸县并被销毁的脐橙苗木系来自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即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贵州省罗甸县被销毁的脐橙苗木与被告所检疫的脐橙苗木是一致的，故本案原告既不是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亦无法证明其与本案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原告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2，被告依据张克会的申请对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进行检疫时，依程序委派检疫员查看了吉首市马颈坳镇的脐橙苗木现场，未发现该批苗木具有国家和调入省规定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之后按照程序签发了编号为43310101201500022的《植物检疫证书》，被告该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原告提出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顺才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智
审 判 员 刘巧艳
人民陪审员 刘 明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代理书记员 龙志琼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