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锡富，男，195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谢东华，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少清。委托代理人：黄通，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洪，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陈财东，男，195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陈锡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邓洪、陈财东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天河东棠陈锡富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陈锡富经营部）系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天河分局核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陈锡富。被上诉人述称邓洪向其赠与一张《兴业银行支票》（编号3090443082095244），该支票的出票日期为2012年3月30日，收款人为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出票人为陈锡富经营部，票面金额为480000元，用途栏注明为“往来款”，支票背面被背书人栏载明“工行广州上下九支行委托收款”，背书人签章处加盖有“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邓洪”的印章。2012年3月30日，被上诉人持上述支票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上下九支行提示付款，该行出具一份《退票理由书》，以支票账户余额不足为由予以退票。对于涉案支票的取得来源，被上诉人及邓洪均陈述是邓洪赠与被上诉人，收款人一栏由邓洪补写。另邓洪还表示，其向陈财东催收借款时，陈财东嘱咐其财务陈荣向邓洪出具本案的支票。支票上除了收款人一栏以外，其他内容均由陈荣所记载，“广州市天河区东棠陈锡富五金经营部财务专用章”和“陈锡富”印章亦是陈荣所加盖。对以上事实，被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1、被上诉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诉人的《户籍证明》；2、《借据》（复印件）；3、2010年11月17日、2010年12月10日、2011年1月13日、2011年7月26日的《银行进账单》四份；4、2012年3月30日的《兴业银行支票》、2012年3月30日的《银行进账单》；5、2012年4月10日的《退票理由书》；6、2012年8月20日的《证明》；7、由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出具的陈锡富经营部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申请书》。上诉人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没有支付票据的相应对价，主体不适格。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但是根据借据反映，陈财东已经向邓洪归还了50万元，所以当天实际上陈财东只是借了邓洪250万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四张银行进账单反映陈财东已向邓洪偿还了258万元，从证据2、3可见，陈财东已经向邓洪归还了308万元，已经还清了所有的借款。对证据4的2012年3月30日的《兴业银行支票》和2012年3月30日的《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该支票不具有背书的连续性，被上诉人只能追索票据的前手邓洪。上诉人没有加盖任何印章，也没有雕刻过陈锡富经营部的印章和上诉人个人的私章。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经营部的银行账户也不是上诉人申请开办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对证据7，该申请书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照片是其本人，但上诉人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陈锡富经营部的工商登记，该申请书上签字并非是上诉人本人的亲笔签字，上诉人不是陈锡富经营部的经营者，也没雕刻过该经营部的印章及个人私章。另上诉人提供了《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共10页）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没有办理陈锡富经营部的工商登记。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另上诉人还称其在2008年至2012年3月期间为陈财东打工，曾于2011年9月将身份证及照片交给陈财东。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票据款项48万元及暂计利息10457.42元（自2012年3月30日开始起算至起诉之日，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要求判决至实际履行之日）。2、案件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持票人在支票﹤http：／／146.4.1.105／claw3／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fnl&Id=10&Gid=117517674&ShowLink=false&PreSelectId=2041574840&Page=0&PageSize=20&orderby=1&SubSelectID=undefined﹥被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而向出票人即上诉人主张票据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javascript：SLC（54991，0）﹥》第六十一条﹤javascript：SLC（54991，61）﹥第一款的规定，属行使票据追索权，故本案应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本案中，上诉人签发的2012年3月30日的《兴业银行支票》形式完备、要素齐全、真实，应为有效票据。从票据的流转过程来看，邓洪取得涉讼支票是基于其与陈财东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取得涉讼支票是基于邓洪的赠与关系，其实质均是未经背书而单纯交付转让或赠与的票据关系。上诉人以其与被上诉人无债权债务关系为由对抗被上诉人的票据追索权及提出背书不连续、被上诉人取得支票未支付相应对价、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抗辩，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提出其并未申请登记陈锡富经营部、亦非该经营部的经营者的抗辩。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出具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申请书》及上诉人所提供的《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共10页）等证据均显示上诉人是陈锡富经营部的经营者，上诉人亦承认申请书上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均是其本人。上诉人抗辩并非其本人亦未授权他人申办该经营部，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法院对上诉人的抗辩不予采纳，上诉人可向相关行政部门寻求救济。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支票涉嫌违法，属刑事案件的抗辩。现并无证据显示案件争议涉嫌刑事犯罪，故不应中止审理。因此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有权在支票不能兑现时依法向出票人即上诉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支票为见票即付的权利凭证，出票人在合法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时应承担无条件付款的责任，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票据权利，被银行拒绝付款后，诉请要求上诉人支付支票上记载的款项480000元及自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陈财东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上诉人陈锡富在判决发生效力后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48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3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60元，由上诉人陈锡富负担。判后，上诉人陈锡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陈锡富经营部上诉人一概不知情，而且上诉人从来没有在广州市天河区东棠停留过，如不是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上诉人根本不知道天河区东棠有一个以相同自己名字命名的经营部，上诉人收到起诉状后，到工商部门查陈锡富经营部档案，调出《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校准申请书》等材料，但上述材料的签名均不是上诉人所签，因此被上诉人所请求的支付单位根本不是上诉人注册登记，故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提供的支票印鉴不是上诉人刻的，也不是上诉人所盖章，上诉人从来没有刻过这两个章。3、被上诉人提供的支票不是上诉人给邓洪，在庭审中邓洪明确承认票据是陈财东指挥其财务人员陈荣出具，由此可知票据是陈财东以假的手续了出具票据，因此该票据应为无效票据。上诉人也没有欠邓洪的款项，更没有欠陈财东的款项，因此被上诉人称是上诉人出具的支票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根本没有到广州市天河区东棠，更没有到过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办过任何事，身份证材料是别人没有经过上诉人同意擅自去办理登记手续，《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校准申请书》这几份材料上诉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并且这几份材料的签名均不是上诉人所签，因此本案应适用《票据法》第三条及第十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提供的支票不是上诉人给邓洪，在庭审中邓洪明确承认票据是陈财东指挥其财务人员陈荣出具，而且邓洪也讲明支票是陈财东在现场指挥陈荣填写支票的内容，票据上的公章是陈荣从其办公桌拿出来盖的，这个也能证明票据是无效的，因此本案应适用《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故持票人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三、原审法院未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处理。1、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未授权申办经营部，其实上诉人已举证。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不是申请人签名的申办经营部的材料《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校准申请书》，并申请法院对这几份材料签名进行鉴定，同时在开庭时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已向行政部门申请撤销该经营部，由于行政部门不予处理，因此上诉人上诉时也同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核准登记的陈锡富经营部违法，并请求法院予以撤销；2、本案的事实明确陈财东签发的是空头支票，依据《票据法》第八十七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本案应属刑事案件，而且本案的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邓洪均一致认为应属刑事案件，三方均建议原审法院将该案移至公案部门处理，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依法办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邓洪、陈财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没有查明陈锡富经营部的经营者不是上诉人外，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确认涉案支票是陈财东嘱咐陈荣交付给邓洪的，陈荣是替陈财东打工的，上诉人也是替陈财东打工的。在原审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上诉人陈述其是受邓洪的委托收取涉案支票的票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支票所记载的票款。因被上诉人和邓洪在原审均确认涉案支票是邓洪赠与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是受邓洪委托持有涉案票据，故邓洪与涉案票据存在直接关系，对其陈述应当采信。从邓洪陈述可知，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因为陈财东欠邓洪借款未还，涉案支票是陈财东嘱咐其财务陈荣出具的，除了收款人外，支票上所有内容均是陈荣记载，“广州市天河区东棠陈锡富五金经营部财务专用章”和“陈锡富”印章亦是陈荣所加盖，由此可见欠邓洪借款未还的是陈财东，涉案支票的出具人是陈财东而不是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也确认上诉人是替陈财东打工的，在上诉人既不是涉案支票的出票人与背书人，也不是涉案支票的其他债务人，上诉人与邓洪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涉案支票的出具人并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票款，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陈财东与邓洪的借款关系，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邓洪或者被上诉人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9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66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新源酒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连娣审 判 员  谢欣欣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书 记 员  汪 婷王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