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泰姜行初字第00030号
原告潘雨林。
法定代理人吕国宝。
委托代理人姜本财，盐城市亭湖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泰州市姜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姜堰镇迎宾西路146号。
法定代表人丁如根，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钱友才，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秀华，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泰州市富吉织布厂，机构代码73251454-1，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袁联村。
法定代表人吴富林，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马建民，泰州市姜堰区洪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潘雨林不服被告泰州市姜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姜堰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于2015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泰州市富吉织布厂（以下简称富吉布厂）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及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于同年6月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通知该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雨林的法定代理人吕国宝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本财，被告姜堰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钱友才、史秀华，第三人富吉布厂的委托代理人马建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区人社局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泰姜人社工字（2013）第09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潘雨林在2012年4月10日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从调查核实情况，结合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机关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无法证明潘雨林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或承担非主要责任。对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潘雨林的受伤不属于工伤认定的范围，不予认定为工伤。被告于同年5月26日分别向富吉布厂和潘雨林邮寄送达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潘雨林诉称，其于2012年4月10日12时左右在去富吉布厂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受伤。该事故经原姜堰市交警大队现场勘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其中第3条载明“潘雨林所驾车辆及其本人与苏ＭＡ90**号中型普通货车有无接触及潘雨林所着上衣后背上部的痕迹无法查清”。原告于2013年4月8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受理后，于同年6月3日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原告为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其在本起事故中并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形，对事故不应负主要责任。被告作为行政机关负有调查查清事实的职责，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原告在该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撤销被告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本人、法定代理人、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原告伤残等级鉴定结论，证明原告具有主体资格及法定监护人有参加诉讼资格；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3、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4、原告上下班路线图；5、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审查告知书；6、富吉布厂工商登记表；7、泰姜人社工字（2013）第09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合法；8、一组报刊登载的案例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第15号参阅案例，供本案参考。
庭前，原告还提交了一组与本案相关的裁判文书、决定书等证据，庭审中表示不作为本案原告证据使用。
原告申请调取原姜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卷宗材料，并申请对原告事发时倒地形成原因、是否因外力所致进行司法鉴定。
被告姜堰区人社局辩称，原告申请工伤认定，主张其在2012年4月10日12时左右骑电瓶车去单位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为工伤，但其提供的公安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认定，黄志远的违法行为与事故无因果关系，原告所驾车与王扣林驾驶的货车有无接触无法查清。因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涉及的当事人未作明确的责任认定，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后，被告依法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原告要求货车主王扣林承担赔偿责任，案经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再审均认为王扣林驾驶行为与原告的受伤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告要求他人对事故承担责任均被人民法院否决，其赔偿请求均被驳回。故原告的主张与法院生效判决不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合法，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原告工伤认定申请表及代理函、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2、第三人工作服图片、职工丁国芳等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告系第三人单位职工；3、第三人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证明第三人具有用工资格；4、原姜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5、原姜堰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手术记录、出院记录。证据4、5证明潘雨林因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
第二组：6、第三人绘制的原告上下班路线图；7、第三人单位于2009年11月12日发出的规范作息时间通知；8、原告事发当月出勤表；9、原姜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上证据证明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第三人向被告举证的事实；
第三组：10、被告于2013年4月10日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审查告知书》及回执；11、原告告知书回复及提供的上下班路线图；12、被告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其送达回执；13、被告于2013年4月23日向用人单位发出的《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其送达回执；14、被告于2013年6月3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及回执；15、原告于2015年3月28日向被告提出的恢复工伤认定申请书及请求书面答复函；16、被告于2015年5月11日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恢复潘雨林工伤认定的通知书》；17、被告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泰姜人社工字（2013）第0925号）及送达回执。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工伤认定程序合法。
第四组：18、被告于2013年5月28日、31日制作的调查核实笔录四份；19、被告调取的原告事发之前患病治疗的检查单、处方单、医学检验报报告单；20、原姜堰市人民法院（2012）泰姜张民初字第0384号民事判决书；21、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泰中民四终字第0061号民事判决书；2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审二民申字第538号民事裁定书；23、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泰检民不（201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以上证据证明原告要求他人对事故承担责任均被司法机关生效法律文书否决，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向本院提供的法规依据有：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
第三人述称意见与被告辩称意见一致，未向法庭提交其他证据。
本案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主要是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核心事实，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申请调取原姜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卷宗材料，并申请对原告事发时倒地形成原因、是否因外力所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因原告申请调取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在2013年原告提起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本院已依原告申请调取，并经庭审举证、质证，一审、二审判决对此已作认证，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且生效民事判决书对原告受伤原因已作出事实认定，原告申请对其发生事故成因的鉴定意见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无关联，原告的上述申请本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不予调取证据决定书和不予准许司法鉴定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提交的一组案例其性质不属于证据，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原告潘雨林系第三人富吉布厂的职工。2012年4月10日12时左右，原告骑电动车由南向北行至姜堰区娄庄镇三联村二十三组路段时跌倒受伤。经原姜堰市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现场勘察，该大队于2012年5月3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载明：“1、潘雨林驾驶苏ΜΜ031331号电动车由南向北行至上述地点时，适逢由王扣林驾驶的苏ΜА9038号中型普通货车由南向北亦行至该地点，后潘雨林连人带车倒地，电动车在向前滑行过程中又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黄志远驾驶的苏ΜА054647号电动车发生事故，致潘雨林受伤；2、黄志远驾驶电动车搭载一名超过十二周岁人员，构成违法，但其违法行为与事故无因果关系；3、潘雨林所驾车辆及其本人与苏ΜА9038号货车有无接触及潘雨林所着上衣后背上部的痕迹如何形成无法查清”。事故发生后，第三人向原告提供救助金6万元。
2013年4月8日，原告认为其在上述事故中受到的伤害系从医院输完液返回单位上班途中所致，提有关材料向被告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13年4月19日受理后，于同月23日向第三人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第三人在规定期间内向被告提交了原告上下班路线图、“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原告事发当月出勤表等证据，抗辩原告所受到的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被告于同年5月28日、31日进行了调查核实。因原姜堰市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对该事故未作责任划定，且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涉及的苏ΜА9038号中型普通货车车主王扣林、路过车辆车主陈存德及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在再审中，被告于2013年6月3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2015年4月，原告向被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被告于同年5月11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并于同月22日作出泰姜人社工字（2013）第092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提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本院经审理认为，受害人行使交通事故赔偿请求权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潘雨林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故勘查笔录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王扣林、陈存德的驾驶行为与其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期间，原告撤回对陈存德的起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以机动车存在“过错”为基本的归责原则。在机动车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可以以“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为补充。潘雨林的举证及公安机关的查证不能证明王扣林存在过错，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仍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或推定潘雨林与王扣林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故潘雨林认为应由王扣林举证证明其驾车经过该路段时与潘雨林倒地受伤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潘雨林提供的案例案情与该案明显不同，对该案的审理缺乏参考意义，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向泰州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亦于2014年7月10日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书》。
本案的焦点是，在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未作责任认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又驳回原告赔偿请求的情形下，职工上下班途中是否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职工是否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本院认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过程中，认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是否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工伤认定部门原则上应当以公安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判断依据。公安部门对交通事故未作责任认定的，虽不能排除受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可能性，但受伤职工认为其在交通事故中无责或非本人主要责任，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举证不属于用人单位举证倒置的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机关应当举证倒置的范围。在受伤职工对此未能举证的情形下，人民法院的生效的裁判文书应成为工伤认定部门判断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当存在既无公安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意见，又无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特殊情形时，工伤认定部门仍应根据受伤职工的举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受伤职工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判断。
本案中，对于原告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公安机关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而在原告提起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诉讼中，一审、二审、再审均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在此事故中存在过错，其赔偿请求均被人民法院驳回；并且，工伤认定程序及本案诉讼中，原告均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在本起事故中无责任或非其本人主要责任。因此，被告依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结合公安机关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认定原告在本起事故中的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条件，进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之处。原告提供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5）参阅案例15号）中，公安机关经现场勘察并经鉴定，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已确定了肇事车辆（白色小轿车）与该案职工所驾二轮摩托车相碰并驶离现场。该案例事实与本案明显不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雨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京
代理审判员 顾 娜
人民陪审员 凌 冲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苗苗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