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2民初4024号
原告：汪建立，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运虎（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省天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291号。
负责人廖文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一般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鼎（一般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建立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长沙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丁杰独任审判。因双方争议较大，故本院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丁杰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刘念、余瑛参加的合议庭，并于同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建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运虎、被告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鼎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建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向我支付保险金60,500元；2、判令人保财险长沙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我就我名下鄂Ａ×××××3号车向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起重、装卸、挖掘车辆损失扩展条款、不计免赔率等险种，并缴纳了保险费，保险期限自2015年4月18日零时起至2016年4月17日24时止。
2015年5月9日下午16时许，我的驾驶员汪鹏飞驾驶该车在江岸区塔子湖西路汉孝城际铁路工地施工作业时，因地基不稳、起吊货物偏重，导致车辆倾覆侧翻，造成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我及时通知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查勘并报警。2015年5月21日，经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定损，确鄂Ａ×××××3号车受损金额为54,280元。我据此定损数额维修车辆支付维修费54,500元，同时支付施救费6,000元。但在车辆维修完毕且在我申请理赔后的2015年8月24日，人保财险长沙公司突然以“因违反安全装在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不承担责任”为由向�出具拒赔通知书，表示不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我与人保财险长沙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事故发生原因是施工地面不平，车辆在举升中失去重心导致侧翻，超载、未确保正确操作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人保财险长沙公司辩称的“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与“事故发生时车辆超载”，其含义是明显不同的，保险人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应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提供的投保单等，没有投保人签名，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没有履行免赔条款的告知义务，也无证据证明其向我提供投保单时附加了特别条款，并无法证明其是经过与我协商确定的，该特别约定对我不产生效力。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向案外人湖北鸿辉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辉公司）的告知与本案无关，且相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机动车�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交强险投保单）并非商业险投保单，且其中投保人声明一栏的加黑字体属于事后添加，应为无效。鄂Ａ×××××号车因侧翻倾覆导致车辆受损，属于保险事故责任范围，人保财险长沙公司依法应当赔付。另外，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委托鉴定事前未通知我，作出鉴定后，也未告知我。请求支持我的诉请。
被告人保财险长沙公司辩称：汪建立系通过车辆销售单位及保险公司代购的保险，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对委托人产生法律效力，且该保单有投保人盖章确认，我公司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告知与说明的义务等。涉案事故属实，但车损应当以我公司出具的定损单扣除残值为准，而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赔付范围。湘天罡司鉴中心[2015]综鉴字第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鄂Ａ×××××专项作业�事故原因鉴定，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我公司委托具有相关鉴定资质机构作出的鉴定，司法鉴定规则并不禁止单方司法鉴定的行为，我公司委托的鉴定合法有效，在汪建立没有证据反驳该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该证据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请求驳回汪建立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即：《机动车辆保险事故快捷赔案处理单》（以下简称《赔案处理单》）；《接受案件回执单》；鄂Ａ×××××号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汪鹏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抄件）》（以下简称《机动车保险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以下简称《保险索赔申请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以下简称《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拒赔通知书》，因来源合法，并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车保险条款》（《特种车保险条款》）；《交强险投保单》，虽原告汪建立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而该部分证据亦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0日，汪建立将其鄂Ａ×××××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厂牌型号为三一SYM5266JQZ（STC200S），行驶证注册、发证日期为2014年4月23日）通过案外人鸿辉公司向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不计免赔），其中商业险承保险种为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680,0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50,000元等；保险期间为自2015年4月18日起至2016年4月17日；行驶区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汪建立为此交纳了相应保费，人保财险长沙公司予以承保。
2015年5月9日，驾驶员汪鹏飞驾驶汪建立的鄂Ａ×××××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在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进行作业时侧翻，导致该车辆受损。经报案，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后湖街石桥派出所予以立案，该所《接受案件回执单》中“报案内容”一栏载明：2015年5月9日下午4：00左右，在后湖大道塔子湖西路汉孝城际铁路工地，司机汪鹏飞操作一辆牌号为鄂Ａ×××××号的三一牌20吨起重机，不慎侧翻，导致该吊车大臂、支腿、大小色钢丝绳损伤。�日，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指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查勘，人保财险长沙公司的查勘人员在相应《赔案处理单》中“事故经过”一栏对保险事故的状况及原因描述为“上述时间、地点标的车在作业过程中塌吊货物过重，地基不稳，导致吊车左侧支腿陷入泥土中，造成车辆往左侧翻，标的车受损。现场查勘，建议立案。”其后，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出具了《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定损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换件项目共计9项，报价总金额39,880元、修理费总计金额13,400元、辅料费总计金额1,000元、定损合计金额54,280元、残值作价金额889.90元、扣残值后定损金额53,390.10元。汪建立也向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出具署期为2015年5月9日的《保险索赔申请书》，要求就涉案受损车辆理赔。鄂Ａ×××××号车经修理后，案外人武汉明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6日出具《湖�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其中载明：施救费6,000元、维修费54,500元，合计60,500元。
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业务部委托，案外人湖南省天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1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分析判断”一栏载明：（1）驾驶员自己承认在此次作业时右前支腿未完全伸出，由于受空间狭窄限制，仅伸出一米左右。此外，事故现场车辆发生侧翻位置有大量粘性软土，左后支腿与左前支腿在车辆发生侧翻后陷入粘性软土中，根据陷入土中的支腿所造成的痕迹显示，两条支腿伸出的幅度有所不同，其中根据左后支腿外沿与车身距离可以判断该支腿为完全伸出，左前支腿与车身的距离小于左后支腿，可明确判断在事故发生时该支腿未能完全伸出。（2）事故现场车辆作业区域地面强度不统一，右侧是混凝土质地地面，左侧是粘土。在本次事�中事故车辆鄂Ａ×××××专项作业车左侧支承位置最大抗压强度远低于《STC2000汽车起重机操作手册》规定的安全作业条件的要求。《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本次事故的原因系驾驶人员未完全伸出支腿、未对左侧支承位置进行妥善处理以保持足够抗压强度，违反了《STC200汽车起重机操作手册》及《起重吊车安全操作规程》的相关要求，导致作业车辆左侧侧翻，造成车辆作业损伤。
2015年8月24日，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向汪建立出具《拒赔通知书》，其中载明：经核实，特种车保险第PDAA201543010000040842号保单鄂Ａ×××××号车（报案号RDAA201542000000018151）项下出险时间为2015年5月9日的赔偿申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的规定，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具体理由为：2015年5月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西路施工工地作业时，标的车违反装载规定，造成车辆侧翻。
再查明：涉案商业险的《特种车保险条款》中第五条载明：（一）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1、碰撞、倾覆、坠落；……6、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二）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第七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十二）作业中车体失去重心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第九条规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六）被保险人、驾驶人或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七）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三）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5%；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特种车保险条款》并对其他免责情况等作了约定。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提交的上述免责条款均予加黑加粗。
还查明：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了涉案车辆的《交强险投保单》，其中在“投保人”一栏注明：投保人鸿辉公司；被保险人汪建立；被保险车辆与车辆关系：所有；车主汪建立；在“投保人声明”一栏中在原有常规字体上覆盖（原有文字已辨识不清）以加黑、加粗字体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的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该声明下部投保人签名/签章处加盖鸿辉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汪建立与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就涉案车辆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应否对汪建立的鄂Ａ×××××号车的涉案事故损失承担保险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提供的《特种车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三）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5%；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以上约定属于免责条款，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承保时已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涉案保险条款所载免责事项履行了明确告知的义务。但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提交的《交强险投保单》不能当然视为系涉案商业险保单，且该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系在原有常规字体上覆盖加黑加粗的文字，不能证明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已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履行了明确告知的义务。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亦不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已向汪建立等就《特种车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作出解释，进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以使汪建立等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此，应当认定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未履行提示义务，《特种车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对汪建立不产生效力；其次，保财险长沙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涉案保险事故成因鉴定已通知过汪建立或征得其同意，故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属于单方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鉴定意见不能作为确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人保财险长沙公司的不承担本案保险责任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应当就汪建立投保车辆损坏的损失进行保险理赔。
�建立主张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应支付车辆损失保险金60,500元。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已至保险事故现场进行了查勘，并作出《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认扣除残值后定损金额为53,390.10元。鄂Ａ×××××号车经修理后，相关《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其中载明：施救费6,000元、维修费54,500元，合计60,500元。施救费应属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但前述维修费用支出超出了《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定损金额，超出部分的费用应由汪建立自行承担，故本院对汪建立要求人保财险长沙公司支付保险金60,500元的主张不予全部支持，人保财险长沙公司应向汪建立支付保险金59,390.10元（即6,000元＋53,390.10元），汪建立超出上述确定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汪建立支付保险金59,390.10元;
二、驳回原告汪建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13元、邮寄费40元，合计1,353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杰
人民陪审员 刘念
人民陪审员 余瑛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