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民终1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琴，女，197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佩，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娣，女，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梧桐振东添喜房产中介服务部，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振东新区和平路196号。
经营者：周红艳，女，197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上诉人黄亚琴因与被上诉人陈国娣、桐乡市梧桐振东添喜房产中介服务部（以下简称添喜中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3民初1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亚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亚琴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国娣、添喜中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经核实即随意认定《补充协议》真实性。一审认定《补充协议》系原件，黄亚琴没有足以推翻的证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黄亚琴对此存在异议，理由如下：首先，黄亚琴对陈国娣在庭审中提交的《补充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该材料未经公证，陈国松本人也未至法庭表明该份材料系其亲笔签名，故无法查实该份材料是否为陈国松本人所写。其次，黄亚琴在2017年2月25日至添喜中介，要求查看相关授权材料，添喜中介负责人周红艳明确表示既没有公证书，也没有委托书。这更加印证了一个事实，陈国娣没有获得陈国松的授权，所以作为中介方的添喜房产无法向黄亚琴提供相关凭证。再次，假设《补充协议》为陈国松亲笔签名，也不能证明陈国娣有权出售涉案房屋。如上所述，在黄亚琴撤销合同之前，陈国娣、添喜中介在黄亚琴的要求下始终无法提供授权材料，直至黄亚琴起诉至法院，陈国娣才提供了《补充协议》，黄亚琴完全有理由质疑，该份材料是陈国娣知晓涉诉时为了案件朝自己有利方向发展而后补的，陈国娣无法证明该证据的确切形成时间。综上，一审法院不应仅凭《补充协议》上记载的时间就确认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补充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在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情况下，排除了黄亚琴的合理怀疑，随意认定该证据真实性，并作为裁判重要依据，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陈国娣有代理权。本案中陈国娣提供的《补充协议》真实性不明，一审法院不应认定陈国娣受陈国松转委托，陈国娣没有代理权，故本案中应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情形，黄亚琴已经主张撤销《房地产转让协议》。三、一审法院主观判断黄亚琴可以确认陈国娣有代理权。本案中，黄亚琴正是基于索要授权证明无果、陈国娣授权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才会于办理过户之前撤销《房地产转让协议》，撤销合同后，自然没有必要继续办理过户手续，而一审法院认为黄亚琴不去办理过户手续，系黄亚琴自身的过错造成，该认定的前提就已经先入为主确认陈国娣的代理权权限存在，存在严重的错误。四、一审法院随意认定各方当事人交易涉嫌违规。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涉嫌违规，也与当前政策相悖。一审法院仅凭当事人的庭审发言且无任何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形下就做出如此认定，对当事人的人格造成侵害，实为不妥。五、添喜中介作为居间方，应承担连带责任。《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添喜中介未尽中介应尽的审核义务，甚至提供虚假情况，使得黄亚琴遭受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和陈国娣承担连带责任。
陈国娣辩称，签合同时，陈国娣已经给黄亚琴讲清楚房子不是陈国娣的，是从别人手中买来的，黄亚琴对此清楚的，所以交了5万元定金，签了合同。
添喜中介辩称，当时签合同时和黄亚琴说的很清楚了，房产证不是陈国娣的名字，黄亚琴称只要能过户到她名下就行了，所以签合同的时候陈国娣名字后面写了“代”字，黄亚琴对此也是明知的。当时另一个人也想买房子，但那人要公积金贷款，黄亚琴愿意支付现金，所以卖给了黄亚琴。
黄亚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国娣归还黄亚琴定金50000元；陈国娣承担对黄亚琴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元；添喜中介对陈国娣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费用由陈国娣、添喜中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桐乡市××东新区××春天花园××单元××室的房屋，原系李建木、何利平共有，李建木、何利平系外地人，2017年1月16日，两人通过公证委托本地人陈国松出售其房屋，委托书载明“受托人有转委托权”。2017年1月25日，陈国娣通过好易佳中介以61500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屋，因与其丈夫意见不一，陈国娣通过添喜中介出售上述房屋。2017年2月21日，黄亚琴通过大章中介以63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上述房屋，出卖方陈国娣以何利平的名义与黄亚琴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并载明“陈国娣代”，中介方抬头写的是周红艳，落款处由大章中介工作人员签字，黄亚琴当天向陈国娣支付了50000元定金。在合同约定的2月23日黄亚琴未去办理过户手续，并口头约定推迟至28日过户。2月25日双方在联系过程中，陈国娣、添喜中介认为是黄亚琴要转手出售上述房屋，故不带黄亚琴去看房，也未出示委托书，当日黄亚琴以陈国娣、添喜中介未能出示委托手续为由口头要求撤销合同。2017年2月27日，黄亚琴以律师函的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撤销《房地产转让协议》，理由为陈国娣无权代理。
另查明，陈国娣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载明的登记日期为2017年3月7日。
还查明，陈国松向陈国娣出具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允许陈国娣转售涉案房屋，《补充协议》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
一审法院认为,黄亚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论是根据黄亚琴主张还是文字含义，合同相对人应为原房东何利平，陈国娣系代理人，因此，本案不涉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情形，也不考察陈国娣在委托关系之外实体上有无处分合同所涉房产的权利。黄亚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之规定，向相关方发出撤销合同的书面意思表示，其是否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木、何利平通过公证委托陈国松出售其房屋的委托书上明确载明“受托人有转委托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陈国松书面授权陈国娣转让涉案房屋，陈国娣有权代表原房东出售房屋。因陈国娣的代理权客观存在，因此本案情形并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前置条件。至于陈国娣、添喜中介未在黄亚琴索要时出示相关委托手续，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产生意见，如果黄亚琴按约前往办理过户手续，自可审查陈国娣、添喜中介的权利是否存在，现其因自身认知或其它原因拒绝履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黄亚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涉嫌违规，也与当前政策相悖，但其与法院审理民事争议认定合同效力或者判定合同是否可以撤销并非同一考量角度。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亚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黄亚琴负担。
黄亚琴二审中提供与“中介大章小费”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证明大章中介在黄亚琴已经撤销了合同后才将陈国娣购买涉案房屋的合同、收条和补充协议发给黄亚琴，且添喜中介没有告知陈国娣和大章中介黄亚琴已撤销合同。
陈国娣质证称，对真实性有异议，黄亚琴在2017年2月25日和陈国娣通电话的时候没有讲过要撤销合同。
添喜中介质证称，对真实性有异议，黄亚琴在2017年2月24日要求看房子，要把房子卖给第三方，添喜中介不同意，所以黄亚琴要求撤销合同。
本院认证意见为，此证据涉及黄亚琴撤销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此亦是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
陈国娣、添喜中介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三方当事人约定于2017年2月28日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黄亚琴名下，黄亚琴付清房屋余款，但黄亚琴未按约履行义务，反而主张撤销合同。有关撤销合同的原因，黄亚琴与陈国娣、添喜中介各执一词，黄亚琴称，2017年2月21日黄亚琴现场看过房子后，陈国娣、添喜中介向其出示了涉案房屋登记在何利平名下的房产证，未出示其他任何证明，黄亚琴出于对中介的信任签订了合同，但2017年2月24日黄亚琴再次要求看房子时，遭到添喜中介的拒绝，黄亚琴经过了解，得知陈国娣没有代理权，所以要求撤销合同。陈国娣、添喜中介则称，黄亚琴签约时对房屋产权及陈国娣购买情况是知晓的，后黄亚琴欲转手以69万多元的价格卖出去，并带新买主看房，因黄亚琴仅付了5万元定金，所以陈国娣、添喜中介没允许黄亚琴看房，也没出示委托手续。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根据该条规定，行使撤销权的相对人须是善意的，即对于该代理行为系无权代理并不知情且不应当知情。但本案三方订立《房地产转让协议》时，涉案房屋登记在何利平名下，陈国娣虽代表何利平签名，但并未出示任何委托手续。可见，即使当时陈国娣无权代理，黄亚琴对此也是明知的，其事后再以陈国娣无代理权为由主张撤销合同，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发生撤销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如在双方约定办理产权过户之日即2017年2月28日，陈国娣不能履行办理过户手续义务的，黄亚琴可以追究陈国娣的违约责任，从而保障自己的民事权益。现其在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单方撤销合同并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则反而构成违约，无权主张返还定金。当然，陈国娣在2017年2月28日是否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也是法院需要审查的事项。如经审理，陈国娣在当日完全不具备办理过户手续的可能性，则黄亚琴亦同样可主张定金的返还。但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陈国娣现持有陈国松的转委托权，说明其已获得陈国松的书面授权，具有办理过户手续的可能性。虽然该转委托书在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时陈国娣未向黄亚琴出示，但并不表明其在当时定不持有或在双方约定的履行之日其定不能取得。至于该转委托书是否经公证，并非该转委托书真实有效与否的评判依据。
综上所述，黄亚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黄亚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坤
审 判 员 陈远
代理审判员 周倩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苏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