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0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海湖。
委托代理人：林杨，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永强。
委托代理人：黄立胜，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珂兵，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车之道公共交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赵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佘晖，该司职员。
上诉人何海湖因与被上诉人汤永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车之道公共交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之道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车之道公司是由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出资40万元、汤永强出资10万元、广州市高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毅公司）出资50万元于2005年9月7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
2009年8月17日，汤永强与何海湖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汤永强将持有车之道公司10％股权转让给何海湖，转让金额为10万元。同日，汤永强与何海湖共同参加车之道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汤永强将持有车之道公司10％股权以10万元价格转让给何海湖，何海湖受让后的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汤永强占公司注册资本的0%，同意启用新章程，旧章程作废。同日，何海湖向汤永强出具《保证书》，称“本人收到汤永强无偿转让车之道公司及高毅公司的股份，本人保证汤永强、刘艳玲车之道离任审计工作合法合理，无任何违反法律法规之事”。
2009年8月31日，何海湖与汤永强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1.何海湖、汤永强双方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高毅公司股东会决议》（见附件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见附件二）《收款条》（见附件三）《车之道公司股东会决议》（见附件四）《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见附件五）《收款条》（见附件六），双方正式确定无效，双方同意予以撤销；2.以上两《收款条》（汤永强于2009年8月17日签名后给何海湖），由于汤永强并未实际收到何海湖支付的任何款项，现经双方确定以上两《收款条》无效，双方同意予以撤销；3.由于高毅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已于2009年8月17日交给何海湖，何海湖承诺公章和营业执照于本协议书签订时立即交还给汤永强签收，此期间如有造成高毅公司的民事责任，将由何海湖本人承担；4.关于股权转让事宜，双方再另行协议。
2009年9月18日，车之道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申请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车之道公司股东情况及出资情况为高毅公司出资50万元、何海湖出资10万元、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出资40万元。
2010年5月6日，汤永强以“2009年8月17日，何海湖在违背汤永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迫使汤永强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收款条》等文书”为由，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撤销汤永强与何海湖之间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涉及车之道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何海湖赔偿汤永强损失15000元；3.诉讼费用由何海湖负担。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2010）云法民二初字第446号立案受理。后汤永强申请撤回起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5日作出（2010）云法民二初字第446号撤诉通知书，口头裁定同意汤永强撤回起诉。
2012年10月26日，汤永强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2012）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604号立案受理，并于2012年1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权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以（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7号立案受理。
汤永强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何海湖将车之道公司10%股权返还给汤永强；2.何海湖向汤永强赔偿损失5万元；3.何海湖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汤永强与何海湖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后，双方又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解除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因此，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于2009年8月31日解除。基于合同的解除，何海湖应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车之道公司10%股权退还给汤永强。何海湖一直未予退还，构成违约。现汤永强要求何海湖退还车之道公司10%股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何海湖认为涉案股权已于2009年9月18日在工商部门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至汤永强提起本案诉讼时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汤永强与何海湖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解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随后，汤永强于2010年5月6日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后汤永强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5日口头裁定准予汤永强撤回起诉，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汤永强撤回起诉的裁定之日的2012年10月15日重新计算二年。汤永强于2012年10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何海湖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汤永强要求何海湖赔偿损失5万元的问题。因汤永强并未提供已受到5万元损失的证据，汤永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证据的支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海湖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车之道公司的10%股权返还给汤永强，并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驳回汤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汤永强负担1050元，何海湖负担2250元。
上诉人何海湖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仅以何海湖与汤永强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为依据，认定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解除，何海湖应将持有的车之道公司10%股权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何海湖与汤永强之间股权转让整体过程，汤永强对何海湖持有的车之道公司10%股权无权要求返还。何海湖与汤永强之间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一系列文件合法有效，股权转让行为已在2009年8月全部完成，何海湖成为车之道公司股东的事实毋庸置疑。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适用成立生效主义原则。2.何海湖与汤永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因此，汤永强转让给何海湖的股份自《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签订之日，即2009年8月17日，已合法转移。3.何海湖与汤永强之间的股权转让，已由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并在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盖章确认其转让行为。4.何海湖与汤永强之间的股权转让已于2009年9月18日申请股东变更登记并已办妥全部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过程已全部完成，何海湖依法取得公司股东身份。（二）汤永强提供的与何海湖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何海湖在汤永强的胁迫下签订，且《协议书》陈述不清，当中所述对股份转让行为的无效、确认撤销理由并不充分，附件亦无法确定，故原审判决以其作为解除股份转让合同的依据实属不当。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何海湖与汤永强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收据》《股东会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均合法有效，并不存在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可撤销或可变更的情形。2.汤永强提供的《协议书》正文陈述不清，其附件与何海湖和汤永强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一系列文件并不相同。《协议书》中所述“由于程序不合理”并不属于合同可撤销的范畴。双方对于股权回转并未约定任何对价，于情于礼于法均不合，由此亦可见何海湖主观上并不同意撤销已经履行完毕的股份转让行为。《协议书》实际上是何海湖受汤永强胁迫所签订，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为无效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受损害方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情形。原审判决以一份应被撤销的《协议书》作为解除双方合法股权转让合同的依据，难以令人信服。3.根据何海湖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可见，汤永强将其持有的车之道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何海湖，是应公司设立协议的文件精神所为，该部分股权原本即为汤永强代经营班子持有，由于汤永强出任总经理期间公司经营效果未达董事会要求，转由何海湖出任新的总经理经营车之道公司，那么该部分经营班子共有的股权应当由旧班子代表汤永强持有转为新班子代表何海湖持有，2009年的股权转移和股东变更是对车之道公司设立协议和公司章程的执行，不存在返还的基础，但原审法院并且查明这一事实。且汤永强据以要求股权返还的主要证据《保证书》《协议书》均为何海湖在汤永强胁迫下签订，意思表示不真实，不具有合法性，何海湖也没有权利代表整个车之道公司经营班子将该部分股权返还给汤永强，上述两份文件违反逻辑、极不合理，原审据此否认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妥当。（三）汤永强与何海湖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经过车之道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以《股东会决议》一致确认，并由公司确认和履行了全部变更股东及各股东持股比例的公司内部登记及工商登记。公司法人作为一个人合性组织，对于股东及相应的持股比例具有决定权，本案中将汤永强变更为何海湖的股东变更和股东持有股权比例的变更经过了公司法人的确认。相反，汤永强所述其与何海湖撤销股权转让行为、股权回转等事实则未经公司或任何其他股东同意，而原审中车之道公司作为第三人也明确表示了不同意汤永强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审仅以一份非法的《协议书》认定《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何海湖依法持有车之道公司10%的股权，无需向汤永强返还，更不存在原审所述的违约行为。故上诉请求：1.撤销（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汤永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汤永强承担。
汤永强答辩认为：1.案涉股权转让前即为汤永强所有。根据2005年7月22日签订的《广州市车之道公共交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章程》《广州市车之道公共交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以及有关工商登记资料，本案车之道公司成立伊始，汤永强即持有其10%的股权。何海湖所称案涉股权为“代经营班子持有”为误读合同书第一章第二条。第二条原文为“其全部出资由经营班子原价收购”，此处明确表明涉案股权为汤永强所有，仅赋予经营班子原价收购权，并非何海湖所称的“代为持有”。2.何海湖应将涉案股权返还给汤永强。双方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被双方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意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汤永强有权要求何海湖向其返还涉案股权。且《协议书》指向清楚明确，与双方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一系列文件一一对应，并不存在陈述不清的问题。除此以外，与涉案纠纷所涉协议一并签订的、关于高毅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已由（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96号民事判决返还汤永强，并已经执行完毕。3.何海湖于2009年9月18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涉嫌欺诈。双方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被双方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意解除，然在合同解除后，何海湖仍携已被解除的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行为完全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4.何海湖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何海湖称其与2009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其在汤永强的胁迫下所签订，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然而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汤永强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第三人车之道公司陈述表示同意何海湖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高毅公司于2004年7月23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汤永强出资60万元，占60%股权份额；何海湖出资10万元，占10%股权份额。2009年8月17日，汤永强与何海湖就高毅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汤永强将其持有的高毅公司60%股权转让给何海湖，转让金额为60万元。同日，高毅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后，高毅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何海湖占70%的出资额，并任法定代表人。
2010年4月6日，何海湖与乐发亮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海湖将其持有的高毅公司70%股权转让给乐发亮，转让价格78万元。2010年8月12日，何海湖与乐发亮又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于同日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高毅公司股东变更为乐发亮占70%出资额，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0年、2011年期间，汤永强就高毅公司股权转让、确权事宜先后起诉何海湖、乐发亮等。其中，在2010年汤永强诉何海湖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何海湖抗辩称2009年8月3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受汤永强胁迫而签订，并提供了其当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松洲派出所的报案记录。该案经本院二审审理后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78号民事判决，其中认定：“汤永强与何海湖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双方又在2009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解除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因此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于2009年8月31日协议解除。……何海湖认为是受胁迫签订《协议书》，但只是其个人陈述，缺乏法律支持。”
另在汤永强诉何海湖、乐发亮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636号民事判决，其中认定：“汤永强与何海湖签订《协议书》，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文件同意予以撤销。显然，何海湖在此时应当知道其受让汤永强的股权应予返还，但何海湖却与乐发亮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将受让汤永强的股权转让给乐发亮。何海湖的行为明显为恶意。……乐发亮并未真实支付股权转让款。何海湖、乐发亮的行为明显为恶意串通。依法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涉案的高毅公司股权登记在乐发亮名下，则乐发亮应将其持有的高毅公司60%股权返还何海湖。由于汤永强明确案件为股权确认纠纷，则何海湖应依其与汤永强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将该部分高毅公司股权返还给汤永强。”本院以（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96号判决维持了上述判决。
再查明：2005年7月22日，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高毅公司、汤永强三方签订《广州市车之道公共交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合同书》，其中第二条约定：“汤永强为公司设立时的一方代表，其组成是公司的经营班子成员，当公司经营班子组成后，其全部出资由经营班子原价收购，并变更股东名称。”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何海湖是否应向汤永强返还车之道公司10%的股权。对此，本院认为，汤永强于2009年8月17日与何海湖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转让车之道公司10%股权后，双方又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解除包括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在内的一系列文件。该《协议书》内容清晰明确，并不存在何海湖上诉所称“正文陈述不清”之情形，且对于何海湖主张受胁迫签订该《协议书》的事实，亦经由本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78号终审判决不予确认。因此，双方于2009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该协议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汤永强与何海湖签订的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于2009年8月31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故汤永强要求何海湖返还车之道公司10%股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何海湖上诉以其已办理车之道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而主张不应返还，显然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确认。此外，何海湖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所应承担的股权返还责任，属于其依法应承担的法定义务，而并非在其与汤永强之间设立新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故原转让合同是否已征得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并不能改变合同解除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何海湖上诉主张合同解除后的股权回转需经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至于何海湖上诉提出其与汤永强均系代表车之道公司经营班子持有股权，但根据2005年7月22日《广州市车之道公共交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合同书》第二条约定，仅表明车之道公司经营班子在组建之后可以原价收购汤永强的出资，据此并不能证实何海湖提出的代持股事实。综上，何海湖上诉认为不应向汤永强返还车之道公司10%的股权，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上诉人何海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