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4民终4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福元，男，195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祥，山东祥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维峰，男，197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褚福元因与被上诉人孙维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403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褚福元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1.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的买方系枣庄汇鑫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公司），上诉人系该公司的员工，其购买板皮的行为系经汇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上诉人系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买卖合同的主体，故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作为卖方应当向上诉人出具发票，且在发票中明确记载负责人褚福元而非买方，这也能间接印证上诉人系职务行为；2.现上诉人持有新证据，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褚衍仁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了证明，证明上诉人系汇鑫公司的员工，曾代表公司去被上诉人之父（孙兆和）处购买板皮，且褚衍仁曾分两次向孙兆和支付板皮款共计14000元。另有两份证明可以印证，褚衍仁已经分别于2012年10月5日、2013年6月25日向被上诉人之父（孙兆和）支付货款5000元、9000元，并有孙兆和（被上诉人之父）的签名；3.退一万步讲，上诉人购买大批量的板皮，无法使用，也就是废木渣一堆。只有对使用板皮的公司，比如木业厂才有利用的价值。上诉人不可能花钱买一堆没用的东西。而汇鑫公司从事木业，上诉人作为汇鑫公司的员工，代理汇鑫公司购买大量的板皮更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大批量板皮的行为应属于在工作期间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不是买卖合同的实际主体，被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原审法院对于金额的认定有误。证人韩某证实“我们说的一级皮与你们说的一级皮不一样，还有面皮之分，一级皮一元三角左右，面皮比一级皮成都好，价格要高两角，没有二级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三张发票中，编号为N00005330的发票涉及板皮一级皮、二级皮的数量，但并未记载单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被上诉人应该举证证明一级皮与二级皮的单价。而原审法院采信的证人韩某的证言却又证实只有一级皮“没有二级皮”，与被上诉人的主张相矛盾。被上诉人对于自己的主张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对于金额的认定有误。三、被上诉人避而不谈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褚衍仁已经向其父支付该笔货款的事实，转而向上诉人再次要求支付全部的货款，显然违背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孙维峰辩称，1.褚福元是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首先，与答辩人实际发生交易的是褚福元，而非枣庄汇鑫木业有限公司。通过褚福元向答辩人出具的发票，证人秦某1、韩某的证言足以证实买方就是褚福元；其次，褚衍仁在本案一审时，参加了庭审旁听，其已不具备做证人的资格。汇鑫公司是褚衍仁个人独资的公司，其作为汇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证明》，实质上是证人证言的一种表现形式，鉴于褚衍仁已不具备证人资格，因此该份《证明》不具有证据效力，该份《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所以该份《证明》不能证明褚福元是汇鑫公司的员工，代表汇鑫公司去购买板皮。如果是汇鑫公司购买答辩人的板皮，那么发票应该加盖汇鑫公司的公章；再次，褚福元分别从韩某、刘杰、马加坤、周传江处购买过板皮，当褚福元拖欠货款时，该四人起诉了褚福元，褚福元向该四人支付了货款。该事实可以证明褚福元从事买卖板皮的生意的客观情况；最后，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主持了两次调解，第一次褚福元同意支付1万元，第二次增加到2万元，答辩人没有同意，调解没有成功。通过调解的过程，也印证了褚福元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一审法院认定编号为0005330的发票的货款金额正确。编号为0005330的发票虽未载有具体的单价及总金额，但根据原告陈述的“一级皮每张1.33元，二级皮每张1.27元，每包50张”进行计算，该张发票总金额为18277.5元。结合同日褚福元向答辩人出具的发票载明单价为1.33元，共279包，总金额为18690元（该张发票中并未具体区分一级皮和二级皮）。通过对比，并结合一般的交易习惯，以原告陈述的单价计算货款，更接近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张发票的总金额为18277.5元是正确的。3.褚衍仁是否向答辩人支付了货款以及支付多少，都与本案无关。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褚福元，与汇鑫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现褚福元却想通过障眼法将该笔债务转嫁给汇鑫公司，该种行为违背民法上诚实信用的原则。
孙维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板皮款55367.5元及利息（以板皮款55367.5元为基数，自2008年11月4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发票两张。其中，编号N00005336的发票载明：2008年11月2日，板皮279包，单价1.33元，合计壹万捌仟陆佰玖拾元整，负责人褚福元；编号NO0005330的发票载明：2008年11月2日，板皮279包，一级皮187包、二级皮92包，负责人褚福元。2008年11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发票一张，载明：编号NO0005338，2008年11月3日，板皮279包，单价1.32元，合计壹万捌仟肆佰元整，负责人褚福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货款的实际数额；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没有书面的合同，原告提交被告出具的发票，载有货物的数量、等级、单价、金额等，结合证人秦某2、韩某证言（均证实被告购买原告货物的事实），足以认定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解购买原告货物系职务行为，为此，向该院提交汇鑫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该院认为，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与汇鑫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被告的该项辩解，因其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编号NO0005330的发票未载有具体的单价及总金额，经该院询问，原告认为“一级皮每张1.33元，二级皮每张1.27元，每包50张”，被告未能确认具体单价。该院认为，同日，被告出具的发票载明单价1.33元，且证人韩某证实“我们说的一级皮与你们说的一级皮不一样，还有面皮之分……一级皮一元三角左右，面皮比一级皮程度好，价格高2角，没有二级皮”。故原告以其陈述单价计算货款，更接近客观事实，该院应予支持。原告的实际货款应为55367.50元。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为证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申请证人秦某2出庭作证。被告认为，证人秦某2证言未能详细陈述被告所住房屋状况，因而不应采信。该院认为，证人秦某2陈述“孙维峰借我的钱一直未还……逼他紧了，他就带我来薛城要账”，“2009年去过1次，2010年去过1次，最后一次是2014年，后来孙维峰的父亲喊我一起去，我就不去了”，“……他去要账跟我没牵扯”，“他把车停在路边、我没下车，具体的我不知道”等。被告亦陈述“只有2013年或2014年（原告）来过我家一次，我见过一次”。因而，该院认为，证人秦某2的证言，符合常理，应予采信。被告辩解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证人秦某2的证言足以证实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曾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故此，对被告的该项辩解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应予支持。被告迟延支付货款，致使原告利息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亦应予支持。被告辩解汇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褚衍仁承认货物系其使用，只是委托被告购买，褚衍仁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该院认为，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与汇鑫公司具有委托合同关系，即使褚衍仁承认涉案货物为其使用，愿意承担付款义务，亦不符合债务转移的构成要件，并不影响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褚福元向原告孙维峰支付货款55367.50元及利息（以货款55367.50元为基数，自2008年11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4元、财产保全费620元，由被告褚福元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褚衍仁出具的书面证明，褚衍仁未到庭作证，故该书面证言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孙兆和（孙维峰之父）出具的5000元的收款证明，该证据由上诉人持有，且该证明中并未载明付款人，故不能证明系褚衍仁支付；对于孙兆和出具的9000元的付款证明，仅能证明系褚衍仁支付给孙兆和皮子款，但无法以该证据排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是否系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二、原审法院对“发票”尾号为5330的货物的价格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了“发票”三张及申请两证人出庭作证。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虽名为“发票”，但其内容包括了货物名称、数量、单据及货款，故该证据并不符合发票的形式要件，该证据实为收货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规定，结合两证人证言，本院依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虽主张其系职务行为，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应当对涉案货款承担给付责任。
关于焦点二，尾号为5330的发票未载明单价及总货款，而三张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均为279包，被上诉人主张的发票尾号为5330号货款金额为18277.5元均低于其他两张“发票”的货款数额。结合证人韩某的证言，本院对被上诉人的该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4元，由上诉人褚福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莹
审判员 杨丽娜
审判员 单 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孔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