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高民（商）终字第4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7楼。
法定代表人胡幼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蒋国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卓广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西海东沿甲一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光超，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承泽，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海路。
法定代表人周久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荣，男，195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211号9-4-2。
原审被告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210号。
法定代表人周久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荣，男，195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211号9-4-2。
上诉人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公司）、原审被告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公司）、原审被告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初字第03102号驳回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京城公司在一审诉称：2012年12月28日，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了《工业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各方采取的交易模式为：京城公司通过委托浙商公司代理形式，以浙商公司名义采购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的工业产品，然后由京城公司将该等产品回销给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整个交易链条中，由浙商公司代京城公司向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支付货款，京城公司向浙商公司结算货款、代理费及占用代结货款期间利息，而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向京城公司支付上述采购产品货款。相关合同签署、发票开具和款项流转均由沈阳公司负责安排，各方予以配合。《框架协议》同时约定，沈阳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和各交易单位情况确定交易产品、规格、数量和价格，并协调辽宁公司及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签署《内贸代理协议》、《工业品买卖合同》等对应实施的从协议或文件；各方之间不实际交付货物，由沈阳公司统一安排签署相应的交货、开票手续，但不作为各方提货的依据。此外还约定，《框架协议》签署后，京城公司向沈阳公司预付货款人民币6000万元，在双方合作中京城公司结余留存在沈阳公司中的款项中扣除。作为合作回报，沈阳公司保证京城公司每年通过此项合作累计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利润不低于600万元；对于不足部分，沈阳公司将予以补足。
《框架协议》签署后，各方之间陆续签署了下列合同：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之间签署了18份《内贸代理协议》。浙商公司根据这些《内贸代理协议》的约定，与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之间签署了相应的《商品销售合同》。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签署3份2013-6-2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共3份合同）；京城公司与辽宁公司签署1份2013-3-28号《工业品买卖合同》、8份2013-3-29号《工业品买卖合同》、5份2013-6-2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1份2013-7-10号《工业品买卖合同》（共15份合同），两者共计18份合同，约定将相关工业产品卖回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并在其中通过差价约定了京城公司的回报。
根据这些协议或沈阳公司的安排，京城公司陆续收到沈阳公司或辽宁公司以货款名义划至京城公司帐户的部分合同流转款项，京城公司以支付《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保证金或货款形式将相应的合同流转款支付给浙商公司，以便实现《框架协议》下的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之间《内贸代理协议》的表面形式约定。2013年3月至8月间，京城公司前后累计从沈阳公司或其指定的企业处收到了414151449元合同流转款项，并将其中的411500000元以《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保证金及货款名义及时支付给了浙商公司，剩余部分作为资金回报和其他款项的结算。
京城公司和浙商公司作为一般性企业，均无从事金融活动向企业借贷资金的资质，由沈阳公司基于融资目的发起的上述合同签署及资金支付活动，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无效；2.确认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签署的3份2013-6-2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均为无效合同；3.确认京城公司与辽宁公司签署的2013-3-28号《工业品买卖合同》、8份2013-3-29号《工业品买卖合同》、5份2013-6-2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2013-7-10号《工业品买卖合同》，共15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4.确认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之间签署的第13DGJC001号、第13DFJC006号、第13DGJC001号、第13DGJC002号、第13DFJC004号、第13DFJC007号、第13DFJC008号、第13DGJC011号、第13DGJC012号、第13DFJC020号、第13DFJC021号、第13DFJC022号、第13DFJC023号、第13DFJC024号、第13DFJC025号、第13DFJC027号、第13DFJC028号、第13DFJC015-1号《内贸代理协议》，共18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5.沈阳公司向京城公司返还预付货款人民币60000000元整；6.浙商公司向京城公司返还款项人民币131700000元整；7.沈阳公司、辽宁公司、浙商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浙商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之间的协议管辖约定合法有效，本案应由双方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管辖。京城公司要求浙商公司返还的人民币101700000元款项实际为京城公司依据其与浙商公司签署的16份《内贸代理协议》（编号分别为13DFJC004、13DFJC007、13DFJC008、13DFJC023、13DFJC027、13DFJC022、13DFJC024、13DFJC025、13GFJC15-1、13DGJC001、13DGJC002、13DGJC011、13DGJC012、13DFJC020、13DFJC021、13DFJC028）的约定支付给浙商公司的保证金，京城公司所诉企业借贷纠纷实际为京城公司委托浙商公司向指定供应商沈阳公司与辽宁公司采购钢材产品，但京城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浙商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及代理费而引发的委托合同纠纷。《内贸代理协议》约定了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在上述委托代理法律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该协议第十条关于争议解决的条款约定，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浙商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裁决。浙商公司认为，该约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本案应由浙商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本案已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应由一审法院重复受理。浙商公司依据《内贸代理协议》已于2013年10月22日以京城公司为被告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3）浙杭商初字第55号。京城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但被依法驳回。随后，京城公司就管辖权异议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依然被驳回。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开庭审理时间后，京城公司又于2014年2月25日申请追加第三人。浙商公司认为，京城公司已经参加了本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原则。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故一审法院应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京城公司辩称：一、无论从合同内容、诉讼标的、交易事实、合作实质方面看，还是从诉讼法理和管辖原则方面看，一审法院对本案均具有当然的管辖权。1、从合同内容和诉讼标的角度看，《框架协议》约定对各方权利义务明确、具体，法律关系清楚，实际约束各方，且可履行，完全符合起诉判令无效的标的要求；2、从交易事实和合作实质角度看，《框架协议》与《内贸代理协议》、《工业品买卖合同》，以及浙商公司与沈阳公司、辽宁公司签署的相应《商品销售合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解决相关纠纷时应一并处理；3、从诉讼法理和管辖原则角度看，《框架协议》与《内贸代理协议》、《工业品买卖合同》一并起诉，并依据主协议确定管辖，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仅节省诉讼成本，还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二、本案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浙商公司诉京城公司委托合同纠纷虽有关联，但并非浙商公司所说的同一案件，二者必须也应分开确定关系。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与本案的案由和法律关系不同，不能简单归于同一案件；2、二个案件的当事人主体范围、合同范围、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均不同。本案的当事人为《框架协议》及相关从协议的四方当事人，其合同范围不仅明确了交易各方主体，而且还确定了各方的交易模式、流程，同时，针对合同安排、付款安排、货物安排等做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在此基础上，整个协议清楚体现了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浙商公司之间关于融资合作的法律关系，对京城公司和沈阳公司关于本金提供、期限、回报方式、回报金额等进行了确定。本案主要诉讼请求为确认《框架协议》等相关合同无效。标的为沈阳公司向京城公司返还预付货款人民币六千万元整，浙商公司向京城公司返还款项一亿三千一百七十万元。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的当事人为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合同范围仅限《内贸代理协议》，诉讼请求为要求京城公司支付货款、代理费、罚息合计5.84亿元。二个案件的主体范围、合同范围、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差别很大。综上，基于以上几点理由，虽然浙商公司依据《内贸代理协议》中向约定的管辖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提起诉讼，但是《内贸代理协议》仅仅是《框架协议》的从协议，是京城公司与三被告四方基于《框架协议》进行融资合作的一个环节，要想还原整个交易、查清案件事实，必须将《框架协议》、《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京城公司和沈阳公司对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主从合同关系均明确表示确认，虽然没有浙商公司的确认，但履行事实表明浙商公司知道并且认可这样的模式和关系，因此并不影响法律关系的完整性和主从关系的成立，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完全可以认定。一审法院依据主合同管辖约定受理该案合理合法，根本不属于浙商公司所说的重复受理。浙商公司虽然不是《框架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签署的《内贸代理协议》的管辖法院也不是一审法院，其作为相关从协议的相对方参加诉讼理所当然。
沈阳公司辩称：沈阳公司与京城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是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基础。此后，各方当事人都是基于该《框架协议》约定的操作方式实现融资。签署的相关协议均为形式上的合同，实际各方并未真正履行，只有合同签署、款项支付、票据开具，没有实际的货物流转和交付。故《框架协议》是基础，并且第十二条中明确约定了管辖，因此一审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本案四方当事人中三方均同意由一审法院管辖。浙商公司明知存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并恶意先行诉讼，毫无道理，浙商公司把一个完整的民事行为，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诉讼，隐瞒了事实真相，形成了一个事实多次诉讼，重复主张权利的不当行为。
辽宁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沈阳公司。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出现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提起诉讼的，由京城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签订的《内贸代理协议》第十条约定：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浙商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在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辽宁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均约定由京城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法院认为：京城公司并未依据《内贸代理协议》起诉浙商公司，京城公司认为几方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其以《框架协议》为基础，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沈阳公司、辽宁公司和浙商公司，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在借款法律关系中四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协议管辖的约定。在各方无协议管辖的情形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确定案件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企业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为贷款方所在地，京城公司为款项出借方，京城公司住所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京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浙商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浙商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理由为：一是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沈阳公司、辽宁公司之间不存在资金借贷关系，浙商公司并非借款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一审法院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确定贷款方即京城公司所在地为本案管辖地错误。二是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理应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条款确定管辖法院。三是京城公司在一审法院所诉争标的为已诉事实，已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应由一审法院重复受理。四是京城公司提出的主张和陈述的案情均与事实严重不符，京城公司在一审法院的起诉是其滥用诉权企图逃避责任之举。
京城公司针对浙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从本案的交易事实及各方之间签署的协议内容上看，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全属于借款法律关系，京城公司向企业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所签署的《内贸代理协议》仅是整个融资交易环节中的一部分，二者之间形成的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基于《框架协议》和其他配套协议所安排下的借款法律关系。《内贸代理协议》作为《框架协议》的组成，应服从《框架协议》中对管辖法院的约定，更应该服从整个借款法律关系下的法定管辖。三、本案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浙商公司诉京城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虽有关联，但并非同一案件，不属于重复立案，二者可以分开确定管辖。
本院认为，当事人选择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并提供初步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据此确定案件的管辖。本案中，京城公司选择以涉案《框架协议》为基础，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沈阳公司、辽宁公司和浙商公司，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为此提供了证据，沈阳公司和辽宁公司亦认可各方当事人系基于涉案《框架协议》约定的操作方式实现融资，签署的其他相关协议均为形式上的合同并未真正履行。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初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同时鉴于在该借款法律关系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协议管辖约定，故本案管辖法院的确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合同纠纷案件确定管辖的一般规定进行。本案系企业借贷纠纷，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鉴于贷款方京城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浙商公司以京城公司在一审法院所诉争标的为已诉事实，已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不应重复受理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因本案与（2013）浙杭商初字第55号案件，在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发生，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的情形。综上，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 艳
代理审判员 谷 升
代理审判员 魏志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