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54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顺华，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世政，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蒙，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树海，男，196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焱，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学花，女，195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原审第三人：刘富花，女，197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原审第三人：张波，男，197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王顺华因与被上诉人张树海、第三人刘学花、刘富花、张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5民初3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顺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张树海承担。事实与理由：关于王顺华与张树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未显失公平，应为有效合同，张树海无权撤销，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缺少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对于张树海及第三人刘学花、刘富花、张波提出的有关涉案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由此可见，王顺华与张树海签订的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王顺华对此并无异议。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王顺华认为：此认定并无事实依据。1、从两人的身份情况来看，王顺华系济南市历城区人，其虽在崔寨大老洼村租房居住、做生意。但作为外来人，其不可能提前知晓涉案土地即将被征用的信息。案外人刘景怀仅仅是普通村民，并非征地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仅仅是促成了王顺华与张树海之间的合同签订。王顺华与刘景怀即便关系良好，也无法成为王顺华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所要求的优势。而张树海系崔寨大老洼村人，其自身在崔寨供电站工作，其在村里应该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对于涉案土地被征用消息的了解，其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顺华在刘景怀的示意下利用了张树海对村内占地补偿不知情这一优势条件，未告知其土地即将占用补偿，未尽到充分的诚信义务致使张树海签订了对自己重大不利的合同，张树海有权撤销该合同，该土地承包合同自始无效。”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从合同签订的时间来看，王顺华与张树海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9月4日，而有关部门发布征用土地的公告是在2016年10月8日。从常理上看，无论是王顺华还是张树海，在征地公告发布之前均是无法准确知晓涉案土地将被征用这一消息的。由此可见，王顺华在签订合同时是不具备任何优势，进而导致合同显示公平的。3、从合同的内容来看，王顺华与张树海明确约定“租用期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国家占用为止”。租用期限的截止日为国家占用为止，由此可见，张树海对于土地将会被征用有着明确的认识和预期。一审判决认为：张树海对于土地即将被占用存在不知情的可能性，因此显失公平，明显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顺华认为，涉案合同系王顺华和张树海根据自身意愿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及可撤销情形，因此张树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青苗减产损失支付给王顺华。综上，王顺华与张树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张树海无权撤销。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张树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首先，王顺华承包涉案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耕种收益，而是为了获取土地补偿款。1、一审庭审已查明，王顺华是济南市历城区人，来张树海村是为了经商，并且王顺华在户籍地有承包地。众所周知，种地的收入是微薄的，远不及经商收入高，这也是王顺华放弃自己的承包地不耕种，来张树海村搞经营的原因。既然如此，王顺华主动张树海的承包地用于耕种令人费解，不符合常理。2、王顺华来张树海村经商期间，从来没有承包过耕地。为何偏偏在张树海承包地马上要被征用时主动要求承包张树海家的土地？况且王顺华想要种地完全可以回自己老家去种，没必要舍近求远。这明显可以看出王顺华不是为了种地收益而承包张树海的土地。其次，王顺华及证人刘景怀明显利用了信息优势，骗取张树海仓促签订了承包合同。1、王顺华与张树海并不认识，涉案合同实际上是合同中显示的证明人刘景怀一手经办的，刘景怀在村口经营殡葬业务，接触的人多，信息比较灵通；关键是王顺华的经营场所是租赁的刘景怀的院落，双方存在明显利害关系。2、张树海全家都不住在村里，且常年在外打工，对济阳县河务局2016年9月份占地补偿的事一无所知，是刘景怀2016年9月初主动找到张树海，说租他房屋经商的王顺华想承包土地，极力说服张树海将承包地租赁给王顺华，并很快打印好承包合同，在广场上拦住张树海签字按手印。王顺华及刘景怀的做法带有明显目的性。3、王顺华上诉称从签订合同到地被征用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可能知道征地的事实。但实际上河务局工作人员2016年8月份就为征地的事情到现场实地勘察过，当时村委会及生产小组领导陪同前往，因此，知道的人不少；这一点一审时证人张金星也曾说过，而张树海因全家不在村中居住，当时并不知情。第三，庭审时王顺华的回答也充分证明其不是为了耕种土地才承包的张树海家土地。庭审时，王顺华承认自己不认识张树海，庭审前没有与张树海见过面，签承包合同之前也没到承包地去看看，不清楚四邻；也不清楚自己种地时用了多少麦种,施了多少肥料，浇没浇水；同时还承认自己没有种地的工具。这一切均证明王顺华承包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耕种，而是为了获取补偿款。第四，王顺华不用付出，就要得到24500元的补偿款，明显显失公平。王顺华上诉状显示，王顺华2016年10月1日转租张树海承包地，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村内就张贴了征地补偿的通知，张树海得知后，第一时间找王顺华协商解除合同，退还980元租金，再适当给些麦种钱（实际上，王顺华知道占地，麦种也没有播种），但王顺华不同意，要求给他24500元。而减产损失既包括当年损失，也包括复耕后短时间不能恢复到原貌的损失，因此，王顺华请求与实际不符，显失公平。第五，王顺华请求返还麦子青苗费24500也无事实依据。一审已查明，涉案土地每亩2500元补偿的是土地减产损失，而不是青苗补偿费。河务局征用涉案土地是为了临时取土用，之后还要回填整平土地后归还村集体，而不是长期占用。但将来回填整平的土地对土地原貌的伤害却永久存在，造成土地减产也是永久性的。因此，减产损失不是单纯的青苗补偿，因为按照惯例，我县征地青苗补偿费一般是每亩800元。而涉案土地在河滩内，张树海所在村其他户给租赁户的青苗补偿每亩仅5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平公正，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学花、张波述称，认可一审判决。
刘富花未作陈述。
王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树海返还王顺华麦子青苗费24500元及利息；２、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树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顺华系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秦口峪村人，其在济阳县崔寨镇大老洼村租赁刘景怀的房屋进行包装箱生意。2016年9月4日，张树海与王顺华经刘景怀介绍，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由王顺华作为合同乙方承包张树海的土地9.8亩。协议内容如下：“一、租用期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国家占用为止；二、租金每年每亩100元地款，总计980元每年10月1日前交清；三、租用期间，如政府和集体调整土地，本合同终止不负违约责任；四、如政府占用土地，有青苗款的每亩1千元以下归乙方所有，其他归甲方所有……。”合同签订后，王顺华交付张树海土地承包款980元。2016年10月8日济阳县黄河防洪工程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因济阳黄河大堤需向临河方向移堤，需在老洼村征用156亩土地。每亩地5000元，减产损失每亩2500元。使用后回淤整平。
诉讼中，一审法院向济阳县黄河防洪工程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得知，因防洪工程需要自老洼村取土，取土防洪工程共计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内群众无法种植土地，故给予每亩5000元的补偿，在取土完毕后将进行回填，但回淤整平后的土地产值会有所降低，所以每亩地给予2500元的补偿。
诉讼中，王顺华明确自己所要求张树海返还的24500元的计算方法为2500元／亩（济阳县黄河防洪工程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补偿给张树海每亩2500元的减产损失）乘以9.8亩所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的效力认定。王顺华主张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张树海主张王顺华与刘景怀串通让自己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损害其利益，应属无效合同。庭审中张树海认为该合同系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予撤销。刘学花、刘富花及张波主张涉诉土地非张树海一个所有，同时亦归刘学花、刘富花及张波所有，张树海未经刘学花、刘富花及张波的同意，应为无效。王顺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该次土地承包村委会不知情，合同损害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承包权，亦属于无效。
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经基本生产经营单位，户主一般作为家庭代表可以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亦有权代表家庭对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出租、转包等形式进行流转。张树海将自有的家庭承包地出租于王顺华属于家事代理行为，刘学花、刘富花及张波主张因未征得其同意合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组织经济成员享有优先权，发包方对承包方提出的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要求，应当及时办理备案。上述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管理性规范，不属于效力性规范。张树海及刘学花、刘富花、张波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经村委会的同意而使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合同是否属于显失公平可撤销的合同，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从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张树海与王顺华均本无发包及承包土地的意图，是分别在刘景怀的劝说下同意将土地进行发包和承包，合同是由刘景怀与王顺华拟定并签字摁印后由刘景怀持合同到张树海处签订，张树海与王顺华未曾见面，这与正常的签订家庭土地承包过程明显不同；此外，从王顺华对于合同履行的准备来看，庭审中王顺华承包土地后的种植进行了询问（“原告，九亩多地播了多少麦种”“我不记得了”“你施了多少肥料”“我不记得了”“你浇水了吗”“没有”“你何时种上的”“不记得了”“你在大老洼村种地有工具吗”“现在都用机器收，工具都是现用现买”“你老家有地吗，之前种过地吗”“老家有地，我从十五六岁就开始种地”“你做什么工作”“做包装箱”……），王顺华对土地的种植中的播种、施肥、浇水等基本内容陈述模糊不清，可以看出其就土地耕种未做充分准备，结合其在老家享有家庭承包地，来大老洼村一直以包装箱生意为生的事实，令人对王顺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目的存在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当事人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首先刘景怀在本村居住，开门店经营殡仪用品，来往人员多具备先行知晓村内占地补偿的条件，王顺华系刘景怀的房屋租赁户，与刘景怀关系密切，亦具备这一优势，而张树海一直在前街社区居住，并在崔寨供电所工作，相对闭塞，对于村内的土地即将占用补偿情形存在不知情的可能；其次，合同签订后，即产生土地占地补偿的收益，且补偿较高，诉争土地系张树海的家庭承包地，已耕种多年，而王顺华从合同履行期开始到占地补偿的开始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合同签订后如王顺华取得占地补偿，将导致张树海较大的损失，明显不公平。正常情况下，如果张树海得知土地即将产生占地补偿，其不会将家庭承包地对外发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王顺华在刘景怀的示意下利用了张树海对村内占地补偿不知情这一优势条件，未告知其土地即将占用补偿，未尽到充分的诚信义务致使张树海签订了对自己重大不利的合同，张树海有权撤销该合同，该土地承包合同自始无效。庭审中经一审法院反复释明，如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王顺华是否要求张树海返还租赁费980元，其不做肯定表示亦不做否定表示，视为王顺华不要求张树海返还租赁费，租赁费当事人双方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0元，由王顺华负担。
二审中，王顺华申请刘景怀出庭作证称，包地是我介绍的，王顺华是我的房客，他说买卖不及时活接不上手，问我有包地的吗？正好我赶集的时候，张树海的对象说有地想包出去，我给王顺华说了，我帮着写了合同。王顺华说要是真赔了钱，地上物和钱都给了张树海不合适啊，我就在合同上注了一笔“每亩1000内”，分地的时候，王顺华就把承包费1000元给了张树海。双方签订合同我没有收费，签订合同时候不知道涉案的土地将要被征用，是种上麦子以后知道的，大约在9月。每亩地需要播种60来斤麦种，土地被征用的时候，麦苗出来了。王顺华租了地播种的时候，我去帮工了。九亩地播种机械化需要两天。王顺华没给我工钱，车是我找的，车钱是王顺华付的。播种那天有我、王顺华和他对象三人。
本院认为，王顺华与张树海租赁合同约定，租用期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国家占用时止，如政府占用土地，有青苗款的每亩1千元内归乙方所有，其它归甲方所有。2016年10月8日，涉案土地因防洪工程需要被占用，每亩地补偿5000元，每亩地补偿减产损失2500元。补偿的费用中并没有青苗补偿费，王顺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涉案土地进行了播种，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0元，由王顺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周江
审判员 郭维敬
审判员 陈 勇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