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初字第458号
原告聂广雄，农民。
委托代理人朱律，榕江县古州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聂广黔，农民。
被告杨秀芬，农民。
原告聂广雄诉被告聂广黔、杨秀芬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龙上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广雄及其全权委托代理人朱律，被告聂广黔、杨秀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广雄诉称，原告的父亲（聂卫民）与被告聂广黔之父（聂卫亮）、杨秀芬之夫（聂卫政）是亲兄弟，在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家与二被告家共分得一片山林在车江对门河。由于原告的父亲去世早，原告家的山林一直与二叔聂卫亮家的山林在一起没有进行分割，种植杉树时也是原告母子二人与二叔他们一起去栽种，三叔妈杨秀芬家另外各造一片，但二被告是否对该山进行私下划分原告不清楚。榕江县第三高级中学建校征地时，征用了原告与被告的上述部分山坡。因原告在砖厂上班早出晚归，原告因不知情而未参加第一次征地丈量，参加丈量的二被告随意指定界线后便分得征地补偿款，后来原告找被告聂广黔交涉，聂广黔便明确上面的一片未征地给原告。到第二次征地时原告参加实地丈量，被告杨秀芬却说这片地是她的。三中征地结束后，聂广黔领取了综合补偿费133602元，附着物补偿费11125元（其中：杉木补偿费5961元，杂木补偿费5164元）；杨秀芬领取了综合补偿费69662元，附着物补偿费11986元（其中：杉木补偿费9188元，杂木补偿费2798元），原告家却分文未得。为了分配征地补偿款，原被告三家在村委会调解下曾达成一份分配协议，但事后被告聂广黔不同意拿钱出来重新分配。现特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将原告应享有的征地补偿费40107.60元支付给原告，其中：①征地综合补偿费36957.09元{（133602＋69662）÷11×2}；②杉木补偿费1703元{5961÷7×2}（这一项由被告聂广黔家与原告家分割）；③杂柴补偿费1447.60元{（5164＋2798）÷11×2}。
被告聂广黔辩称，原告讲的不是事实，征地时原告虽没有领钱，但事后我们已重新划分一片未征地给他，到第二次征地丈量时，因聂广雄与杨秀芬的责任山界线不清而引起纠纷。在村委会调处时，我们三家虽然同意按以前分山时农户人数来分配补偿款，并达�按11股进行分配的协议，回到家后，我父亲讲杨秀芬家只有她一人分得山，协议上明确她家享有4股是弄错了，所以我才没有按协议拿钱出来分。
被告杨秀芬辩称，我丈夫聂卫政与聂卫民、聂卫亮、聂卫海系同胞兄弟，在实行山林耕地承包时，聂家四兄弟共同分得车江对门河的山林和东边新一中后面的茶山林地，我们聂家分得林地的人是：聂卫亮、吴翠芝、聂广黔、聂广兰、聂广梅、聂卫海、杨云香、聂卫莲、杨红香、聂广雄、杨秀芬、聂广利，共计12人。经家庭内部林地互换，聂卫海拿其享有的对门河林地股份跟我交换东边茶山林地，按当时农户人口分，我母子二人便享有聂家对门河林地的四股份额。分山到户后，当时我崽还小，我丈夫在供销社忙于工作，我不能与全家兄嫂一起去造林，便要求将对门河我家享有的四股划分给我，于是聂卫亮、吴翠芝、杨红香与我一起到现场，单独把我家的山林划分出来，而聂广雄与聂广黔的山林（包括对门河山林、新一中后面茶山）没有进行划分，现仍混合在一起。我分得对门河林地后，我便营造杉林管护至今，现三中征用我的林地，我名下的征地补偿费自然归我享有，原告的那两股征地补偿费，其应找二叔聂卫亮（即聂广黔的父亲）家要，与我家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要求与我家重新分配征地补偿费之诉讼请求。
原告聂广雄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①聂广雄的身份证，载明原告聂广雄的身份信息情况。
②协议书，欲证明原、被告三家于2014年1月10日在村干调处下达成协议，约定征地费由三家按当时分山农户人数（共11人）进行分配，杉木补偿款是谁造杉树谁享受，杂木补偿款属三家共有，未征山仍属三家共有，分山时三家的农户人数为，�广雄家2人，聂广黔家5人，杨秀芬家4人（即4股）。
③征地补偿清册及征地附着物补偿清单，证明本案诉争的征地补偿费和征地附着物补偿费，已由聂广黔、杨秀芬领取的事实。
④车寨社区出具的证明，欲证明车江一村六组在实行农村土地改革时，将对门河一片山发包给聂卫亮、杨红香、杨秀芬、聂卫海四家共同承包，系口头发包之事实。
⑤三中出具的证明，证明三中征用了杨红香、杨秀芬、聂卫海、聂广黔的共有林地，征地费已汇入聂广黔、杨秀芬账户上之事实。
⑥村民杨正香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家山林与杨红香、杨秀芬、聂卫亮他们几家共有的山林相邻，他们聂家共有的山林与其他农户没有纠纷之事实。
⑦组干杨广恒出具的证明，欲证明车江一村六组在1987年分山到户时，杨红香、聂广雄母子二人作为农户人口在该小组分得�任山之事实。
被告聂广黔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杨广恒出具的证明，欲证明聂家共有11人作为农业人口参加分山（对门山），具体名单为：杨云香、杨红香、聂广雄、聂卫海、聂卫亮、聂广黔、聂广兰、聂广梅、吴翠芝、杨秀芬、聂卫莲；另外，以前车江一村六组对所有农转非户实行退田不退山的政策。
2、聂卫亮出具的证明，欲证明杨秀芬之女聂广利出生时没有分得田，1985年村组进行调整，从其他小组和农户中调济出多余的田后，聂广利才分得责任田，但聂广利并没有分得责任山。
3、乃小兴、杨广珠出具的证明，证实车江一村将村民乃小兴、乃爱新超出人均部分的责任田调配给聂广利承包之事实。
4、杂树补偿清册，证明聂广雄、杨秀芬在三中第二次征地时各自领取了对门坡未征地（计划征用地）的杂�补偿款之事实。
被告杨秀芬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⑴、成万昌、聂卫海、杨支明等人的联名证明，欲证实聂家在第一次家庭联产承包时有12人分得田地，杨秀芬、聂广利母女二人分得对门河责任山之事实。
⑵、新旧组干杨广恒、杨继春出具的证明，欲证实1983年聂广利出生时正遇农村土地改革，车江一村六组是按政策分责任田及责任山给聂广利之事实。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①、③、④、⑤、⑥、⑦号证据，二被告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②号证据，即“协议书”，被告杨秀芬无异议，被告聂广黔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明确杨秀芬家按4个农业人口享有对门河聂家4股责任山份额，这与当时只有杨秀芬一人分得责任山之实际情况不符。对被告聂广黔提交的第1号证据，原告聂广雄无异议，被告杨秀芬有异议，认为分山农户名单中遗漏其女儿聂广利之名字；对被告聂广黔提交的第2号证据，原告聂广雄和被告杨秀芬有异议，均认为聂广利既然分得责任田，按政策亦应分得责任山；对被告聂广黔提交的第3、4号证据，原告聂广雄和被告杨秀芬无异议。对被告杨秀芬提交的第⑴、⑵号证据，原告聂广雄无异议，被告聂广黔有异议，认为聂广利只分得调配后的责任田，六组在调配时不对责任山进行重新发包。因本案涉及的承包地（责任山）来源于村组的口头发包，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多数是言词证据，其证明力比较弱，经法庭质证，本院只采纳原告提交的①、③、④、⑤号证据和被告聂广黔提交的第3、4号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聂广雄与被告聂广黔系堂兄弟关系，被告杨秀芬与聂广雄、聂广黔系婶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榕江县车江一村六组在实行农村家�联产承包时，系口头发包责任山给本组村民，其中，车江一村六组划分对门河一块柴山给户主杨云香（系聂广雄的奶）作为聂家的责任山，当时聂家参与分山的农业人口有十多个人，即：杨云香、杨红香（系聂广雄的母亲）、聂广雄、聂卫亮（系聂广黔的父亲）、吴翠芝（系聂广黔的母亲）、聂广黔、聂广兰（系聂广黔的妹）、聂广梅（系聂广黔的妹）、聂卫海（系聂广雄的叔）、聂卫莲（系聂广雄的姑母）、杨秀芬等人。分得责任山后，聂广黔、杨秀芬等家庭人员到责任山营造部分杉林。2013年至2014年，榕江县第三高级中学建校征地时，征用了聂家在车江对门河的部分共有林地，征地费已汇到聂广黔、杨秀芬账户上，其中，聂广黔领取了综合补偿费133602元，附着物补偿费11125元（即杉木补偿费5961元，杂木补偿费5164元）；杨秀芬领取了综合补偿费69662元，附着物补偿费11986元（即杉木补偿费9188元，杂木补偿费2798元）。之后原告聂广雄为征地费的分配问题，其多次找二被告协商，因三家各持己见，协商未果，遂而引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主张的承包地（责任山），来源于发包方的口头发包。鉴于车江一村六组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时，未与本组村民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亦未发放相关的土地承包权属证书，导致必要的《责任山划分清册》等相关档案材料缺失。原、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言词证据，不能证明聂家这一大家庭人员在农村土地改革时参与分配责任田、责任山的农业人口详细情况，也不能足以证明聂家分得车江对门河责任山的位置、面积、四至界线等具体情况，按现有的证据，无法明确本案征地补偿款的合法补偿对向是哪些农户。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因举证不能，其诉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聂广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3元，减半收取401.50元，由原告聂广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龙上尉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