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9民终2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邬江，男，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邬晓东，男，196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系上诉人邬江之弟，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尤春霞，女，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新城区龙光中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16105856-1。
法定代表人:熊祯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熊中华，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耀武，男，1982年9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江西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江西省丰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爱文，女，197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海平，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游仁甫，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志刚，男，196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
上诉人邬江、尤春霞为与被上诉人江西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城农商行）、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2015）丰民二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帅晓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马文利、代理审判员谢琤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管林健担任记录，于2016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邬江的委托代理人邬晓东、上诉人尤春霞，被上诉人丰城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熊中华、徐耀武，被上诉人徐爱文、何海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游仁甫、被上诉人唐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邬江曾经于2010年6月8日第一次向丰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桥东信用社（现为丰城农商行桥东支行）借款200万元，借期为一年，到2011年6月7日到期，其于2011年6月7日还清了借款本息。2011年6月23日，邬江以购买原材料为由第二次向丰城农商行申请贷款，并订立《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万元，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新还旧，月利率为11.0435‰，借期为2011年6月23日至2012年6月22日等。同日，尤春霞、邬江共同承诺上述借款属两人共同债务、共同承担并向丰城农商行提供《财产共有人双方同意承担债务承诺书》。同日，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与丰城农商行订立《保证合同》，为邬江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丰城农商行依约于当日将借款发放给了邬江，邬江借款后只归还了部分利息，截至2014年5月13日，邬江欠丰城农商行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845498元，丰城农商行向邬江、尤春霞、徐爱文、唐志刚催款未果，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1.判令邬江、尤春霞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845498元（利息算到2014年5月13日，后续利息按实际天数计算）；2.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邬江、尤春霞、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6月13日，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提供给丰城农商行的同意保证书除三人签名外的手写体均是丰城农商行所为。2011年6月13日丰城市桥东镇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议决定：由党委政府集体为江西坤林铁路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林公司）进行贷款担保，以私人名誉担保，但实际由党委政府承担，信用社要求镇政府以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代表镇政府签字担保，以支持企业发展。
原审法院再查明：邬江与尤春霞于1989年9月22日登记结婚，2012年6月6日登记离婚。邬江系坤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坤林公司于2010年10月12日成立，住所地位于江西省丰城市工业园。丰城农商行于2014年3月20日开业，开业的同时，丰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该行债权债务。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丰城农商行与邬江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邬江、尤春霞向丰城农商行提供的《财产共有人双方同意承担债务承诺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及承诺义务。邬江借款后未依约还款，属违约行为；尤春霞系邬江的妻子，该债务是婚姻期间发生的，属夫妻共同债务，且尤春霞与邬江共同向丰城农商行承诺该笔借款属双方共同债务、共同承担。现邬江未归还借款，尤春霞应共同偿还。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为邬江的借款提供担保并签订《保证合同》，因该笔借款是借新贷偿还旧贷，而本案三保证人并不知情是借新贷偿还旧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故三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丰城农商行要求邬江、尤春霞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要求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对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邬江辩称本案借款是邬江以个人名义为坤林公司借款，邬江本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该院认为邬江与坤林公司形成另一法律关系，如果邬江与坤林公司存在争议，应由邬江另案起诉，故对其辩称意见，该院不予支持；尤春霞辩称本案借款与其无关，该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和共同经营，邬江也说本案借款是坤林公司债务，故尤春霞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限邬江、尤春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丰城农商行借款本金2000000元、利息845498元（利息算至2014年5月13日，后续利息按实际天数计算）；二、驳回丰城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64元，由邬江、尤春霞负担。
上诉人邬江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邬江无需承担本案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丰城农商行、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债务已过诉讼时效，丰城农商行已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不应予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一审法院确认，丰城农商行是于2014年7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23日至2012年6月22日，丰城农商行直至2014年7月1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不应予以保护；二、本案借款只是以邬江个人名义代表公司进行的借款，证据明确显示各方认定的借款人、受益主体均为坤林公司，保证人也是为坤林公司进行担保，应由坤林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且应由保证人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首先，2011年6月，因坤林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流动资金周转，但因公司成立时间短，不符合贷款条件，所以由邬江以个人名义向丰城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因此，无论是邬江、坤林公司、保证人、贷款人均明确本案借款人为坤林公司。另外，本案借款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中的“以新贷偿还旧贷”，本案借款是在2011年6月8日借款已经偿清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合同标的并不一致，保证人也不相同，何来的“以新还旧”，一审法院判决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不承担保证责任，纯属偷换概念，罔顾事实和法律为三保证人推脱责任的荒唐之举。综上所述，邬江不仅仅只是代表坤林公司以其个人名义向贷款人借款，借款实际用于公司生产经营，邬江个人并未从中受益，也不存在其他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形，应由坤林公司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丰城农商行要求邬江个人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再受法律保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邬江的上诉请求，以维护邬江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尤春霞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尤春霞无需承担本案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丰城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尤春霞并非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的主体，也从未向贷款人承诺本案借款为尤春霞和邬江的共同债务。本案的借款主体是邬江或坤林公司，尤春霞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并非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也未为本案借款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是以任何方式承诺由尤春霞归还本案借款本息，合同具有相对性，且邬江、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均明确表示本案债务实为坤林公司法人债务，与尤春霞没有任何关系。丰城农商行错误地将尤春霞列为被告，并且一审法院判决尤春霞承担本案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而作为保证人的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却不承担责任，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理。丰城农商行仅以一份向丰城市铁路农村信用社“承诺”的《财产共有人双方同意承担债务承诺书》欲证明本案借款为尤春霞与邬江的共同债务。显然承诺对象（丰城市铁路农村信用社）并非本案的贷款人，承诺书载明的借款用途仅为购买原材料，与借款合同中的“购买原材料、借新还旧”明显不一致，《财产共有人双方同意承担债务承诺书》属伪造、变造，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尤春霞没有举债或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或合意，一审法院判决尤春霞承担本案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借款为坤林公司购买原材料、借新还旧，尤春霞并非受益主体，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范围。本案借款人实为坤林公司，借款合同也明确载明借款用途为坤林公司购买原材料、借新还旧，假如本案借款被认定为邬江所借，即便本案借款时尤春霞与邬江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本案借款明显不是用于共同生活或是共同经营，受益主体为坤林公司，而不是尤春霞，本案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尤春霞没有共同偿还的义务；三、本案债务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丰城农商行已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认定丰城农商行于2014年7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23日至2012年6月22日，丰城农商行直至2014年7月1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显然，本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丰城农商行已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不应予以保护。综上所述，尤春霞既不是借款的主体，也没有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或是承诺共同承担本案债务，同时借款并非用于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更没有从中受益，不属于尤春霞与邬江共同债务范围，且本案债务明显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丰城农商行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判决尤春霞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尤春霞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尤春霞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丰城农商行答辩称：一、丰城农商行起诉邬江、尤春霞并未过诉讼时效。丰城农商行在2014年6月22日以前，不断地向邬江、尤春霞主张债权，同时也向法院起诉了，从判决利息处也可以看出利息计算至2014年5月13日止，所以诉讼时效并未过；二、从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均反映出借款人就是邬江本人，至于邬江将款项借出后用于还别人款还是其他用途，这是邬江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三、此笔借款系邬江与尤春霞在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尤春霞在夫妻共同还款承诺书上也予以签字，故应当认定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综上，请求驳回邬江、尤春霞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徐爱文、何海平答辩称：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丰城农商行提供的《个人借款合同》第三条规定，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新还旧。徐爱文、何海平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分别为邬江、张兴达询问笔录可证实债权人、债务人关于借新还旧有商量，张兴达笔录证实：“我记得是在催邬江还第一笔贷款时，邬江称企业资金周转不过来，要答应续贷200万元，他才会想办法拆借过来还款，后办好了同意续贷200万元的情况下，邬江还了第一笔贷款。”本次贷款具体经办人裴龙辉在笔录中解释了借新还旧即为转贷。另外，庭审中丰城农商行在回答徐爱文、何海平询问时当庭确认了本案贷款系新贷偿还旧贷。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陈述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主张或确认贷款为新贷偿还旧贷，且主合同当事人确实也有新贷偿还旧贷的合意，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系借新还旧，属于是对法律事实的确认。关于本案贷款属于借新还旧，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宜检公诉刑不诉（2015）1号不起诉决定书认定：“被不起诉人邬江在向丰城市桥东信用社申请续贷时提供了一份虚假购销合同，目的是便于委托支付，而非骗取信用社的信任，续贷合同明确约定了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该不起诉决定书作为恢复诉讼材料已向法院提供，该证据属于生效法律文书无需质证；二、徐爱文、何海平对新贷偿还旧贷并不知晓。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丰城农商行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徐爱文、何海平对借新还旧知晓，庭审中，丰城农商行提供的相关证据为无日期的“同意担保意向书”手写有“借新还旧”，对该“同意担保意向书”的证明力，徐爱文、何海平提供了裴龙辉的笔录及他确认的另外二份无手写内容的“同意担保意向书”，证实了2011年6月13日本案三个担保人同时签署了三份空白的“同意担保意向书”，丰城农商行提供的写有手写内容的为丰城农商行工作人员即裴龙辉后面补填，对此，徐爱文、何海平不知情。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徐爱文、何海平不承担保证责任符合该司法解释情形，且合法有据，请二审法院驳回邬江、尤春霞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唐志刚答辩称：与徐爱文、何海平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补充意见：借款原来说是坤林公司借款，坤林公司是桥东镇的招商引资企业，当时唐志刚作为招商部门负责人，跟着签了字，但并不是很清楚具体情况。
上诉人邬江、尤春霞与被上诉人丰城农商行、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邬江系坤林公司股东。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与丰城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及其向丰城农商行出具的《同意保证书》上约定的借款用途均为购买原材料，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在《同意保证书》上签字出具给丰城农商行后，丰城农商行的经办人员在《同意保证书》上填写了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等内容。丰城农商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就本案以邬江骗取贷款为由向江西省丰城市公安局报案，江西省丰城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18决定立案侦查，并于2014年6月16日在丰城市看守所对邬江进行了讯问，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29日对邬江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丰城农商行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是否已丧失胜诉权的问题。本案邬江向丰城农商行借款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23日至2012年6月22日，故诉讼时效从2012年6月23日起计算为二年，即丰城农商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时效至2014年6月22日止。丰城农商行起诉前就本案以邬江骗取贷款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4年5月18日决定立案侦查，并于同年6月16日对邬江进行了讯问，此时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因此丰城农商行于2014年7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况且邬江、尤春霞、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在一审审理期间并未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及该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丰城农商行并未丧失本案的胜诉权。
二、邬江、尤春霞是否应当共同承担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的问题。首先，邬江作为借款人，以其个人的名义与丰城农商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合同到期后邬江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丰城农商行以邬江为被告起诉要求其偿还借款本息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至于邬江借款后是否用于坤林公司生产经营系另一法律关系，邬江如与坤林公司存在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处理；其次，邬江作为坤林公司的股东，其为坤林公司借款发生在其与尤春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尤春霞不能举证证明其与邬江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亦不能举证证明丰城农商行是否知道其夫妻双方是否有该约定，相反，从邬江与尤春霞向丰城农商行出具的《财产共有人双方同意承担债务承诺书》来看，丰城农商行有理由相信邬江与尤春霞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并没有约定归各自所有，故尤春霞应与邬江承担共同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
三、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邬江与丰城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而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与丰城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和出具给丰城农商行的《同意保证书》中约定的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但《同意保证书》中添加的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系丰城农商行事后填写，丰城农商行、邬江均不能举证证明已告知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据此原审判决徐爱文、何海平、唐志刚无需承担本案保证责任，丰城农商行对此亦未提出上诉，表明丰城农商行认可该判决，本院应予以维持。
综上，邬江、尤春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64元，由上诉人邬江、尤春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帅晓东
审 判 员 马文利
代理审判员 谢 琤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管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