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荆门民二终字第00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国良。
委托代理人邬辉，系于国良之妻。
委托代理人蒋发金，荆门市东宝区景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兴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国良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4）鄂东宝民二初字第00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国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邬辉、蒋发金，被上诉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国良在原审中诉称，2003年4月，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2001年4月荆门市企业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批复的《公司、工厂改革方案》，对于国良进行改制安置。双方于2003年4月24日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1、于国良重新上岗不再享有内退人员待遇，并按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岗人员进行管理；2、解除于国良国企职工身份，将其安置费18039元折算入股，享有出资人权利。协议签订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重新安排于国良上岗的义务，但至今未分配任何红利，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与于国良签订的安置费18039元折算入股的协议，并确认于国良享有公司股权；2、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于国良利润分配红利61330.14元；3、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审中辩称，1、于国良诉请的事由不属实，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2月底前就已改制完毕，并经省国资委批复确认，2001年5月对于国良按照内部退养人员进行了安置，不可能再对于国良按照在岗人员进行安置，后安排于国良重新上岗是考虑到其家庭困难，与改制方案无关；2、于国良依据所谓的《协议》主张权利不合法，协议内容既不符合改制方案的规定，也与法律相冲突，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方案规定，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国良作为内部退养人员进行了安置，就不能再作为在岗职工享受安置费折算入股；国有股份安置折股已于2001年12月底前折算完毕，股权结构和股东身份也于2002年1月1日前确定了，2003年4月不可能还有国有股份用于安置折股，因此，《协议》因内容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而无效；于国良既未出资也未认购股份，不应享有股东权利；3、于国良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保护。
原判认定，2001年，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荆门市企业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批准，进行企业改制。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改制方案对企业在岗人员和内部退养人员采取不同的一次性分类安置办法。其中，重新被聘用的在岗人员安置费折算为公司股权，安置费最高补偿额度为18039元；内部退养人员自2001年5月20日起按月发放生活费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于国良系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2001年5月20日，经于国良申请，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签订了《职工内部退养协议》，该协议约定，于国良于2001年5月21日起正式内部退养，由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月发放生活费，内退期间不再享受在岗职工的其他待遇。该协议签订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01年6月为于国良发放生活费至2003年5月。2003年4月24日，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人事处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接受于国良重新上岗，于国良自重新上岗之日起不再享受内退人员待遇，按在岗人员进行管理，并按照企业改制方案将安置费18039元折算入股，于国良享有出资人权利。另据荆国资文（2007）64号文件和鄂国资产权（2007）391号文件显示，2001年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已经完成，股本结构已经确定。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于国良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是否有法律依据。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原始取得是在公司成立时认购公司首次发行的股份或者公司增资时认购股份而成为股东的取得方式；而继受取得是在公司成立后，因股份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原因受让公司股份而成为公司股东的取得方式。本案中，于国良主张其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是2003年4月24日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人事处签订的《协议》，该协议虽然是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人事处签章，但属于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该归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该协议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效。然而，协议有效并不意味着于国良可以取得股东身份，该协议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属于履行不能的合同。首先，从股东资格取得方式来看，根据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方案，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结构于2001年底已经确定，并经荆门市国资委和省国资委批复确认，后公司也未进行增资，而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03年4月24日，即协议签订时已不存在待分配的股权，故于国良不符合原始取得股东身份的条件；协议约定于国良以安置费折算入股，也不属于转让、继承等继受取得方式。故于国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的股东资格取得条件。其次，从股东身份取得的构成要件来看，股东资格的取得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实际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书；第二，记载于股东名册；第三，办理工商登记。本案中，协议约定于国良以在岗职工安置费18039元出资，但是根据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方案，对于公司职工实行一次性分类安置，即于国良以内部退养人员身份享受了安置待遇，就不应该再享受在岗职工的安置待遇，即使按照协议内容于国良重新上岗并可以18039元入股，由于已经超过了安置费折算入股的时间，应视为于国良未实际出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资料也未记载于国良的股东身份，故于国良不符合股东资格取得的构成要件。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于国良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于国良的股东身份不能确认，其要求按照股东身份分配红利61330.14元的请求，亦无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于国良的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请求权，并且只能是债权请求权和特殊的物权请求权。本案中，于国良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股东资格和支付股东红利。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从诉的类型来看，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非为请求权，而是形成权，因而，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请实质上并非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请求支付股东红利属于一种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公司应该按时分配红利，若公司未按期分配红利，则侵害了股东权益；若公司多次未分配红利，则侵权行为处于持续性状态，诉讼时效应该自最后一期分红时间开始计算。本案中，于国良认为其享有股东身份，主张的是自2003年4月至2012年6月的红利，诉讼时效应该自最近一期分红时间开始计算，故其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于国良主张确认股东资格和分配红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国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4元，由于国良负担。
上诉人于国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于国良的出资方式是安置费折算入股，而该行为是由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来支配，双方签订的安置费折算入股的协议足以证明于国良已履行出资义务，且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实际出资完成时间是在2007年；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备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条，于国良符合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于国良享有公司股权，并由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于国良股东红利61330.14元。
被上诉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1、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于2001年底已确定股本结构，在2003年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人事处签订协议时已不存在待分配的股权，于国良不符合原始取得股东身份的条件；2、原判适用法律正确，于国良不能提供证明其取得股东身份的凭证，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条的规定必须以其提供的证据确实可以证明其已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为前提，但于国良不能提供其实际出资的证据，故于国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于国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于国良提交一份其妻邬辉持有的2007年4月18日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更换收据（收据编号0186），拟证明企业改制时所有股东确认的完成时间是在2007年，于国良原来也有股份，只是挂在其妻邬辉的名下。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股权更换收据，在2007年4月18日重新更换，证明股东事实以前就存在，至于该收据中是否包含于国良的股份，与本案中于国良要求折算入股的事实没有关联。
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名称上看，是股权证更换收据，而非原始股权证颁发凭证，故其不能证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才完成改制后的股东出资。该收据中记录的股权是否包含有于国良的份额，与本案中于国良要求折算入股的股权份额没有关联性，故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将安置费折算入股的协议是否表明于国良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从而取得股东资格。
于国良主张其具有股东资格，依据是其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03年4月24日签订的将安置费折算入股的协议。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于国良不符合原始取得股东身份的条件，其于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荆国资文（2007）64号请示及鄂国资产权（2007）391号批复，可以证明公司改制后于2001年底已确定股本结构，在2003年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人事处签订协议时已不存在待分配的股权。于国良反驳称，将安置费折算入股是由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来支配的，并且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实际出资完成时间是在2007年，其于二审中提交的其妻邬辉持有的2007年4月18日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更换收据可以证明。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方式为，从襄沙化工厂投入公司的国有净资产中切块安置职工，所有在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重新竞争上岗，未被聘用的员工用现金发放一次性安置费，最高补偿额度为18039元，竞聘上岗的员工的安置费不以现金支付，而是作为对公司的投资，折算为公司股权，并相应减持襄沙化工厂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因此，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将安置费折算入股的协议实际上是一份具有股权转让性质的协议。但于国良是否因此便取得继受股权，还应审查该约定是否实际履行。本案中，于国良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于该约定没有履行并无争议，故于国良并未实际取得该继受股权。
于国良称，将安置费折算入股这一行为是由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来支配，双方签订的安置费折算入股的协议足以证明于国良已履行出资义务。本院认为，合同的履行方式，与确认于国良的股东资格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故对于于国良要求确认其享有股权并分配红利61330.14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于国良要求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与其签订的将安置费18039元折算入股的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本案中，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的股本结构于2001年底已经确定，在2003年4月24日协议签订时已不存在待分配的股权，该协议中关于安置费折算入股的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对于于国良所称，协议可以履行，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实际出资完成时间是在2007年，因其并无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其主张。若于国良认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协议，其因此受到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原判的法律适用，于国良主张，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备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未办理变更登记、未进行股东名册记载，是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尽到义务，原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认定其不具有股东资格，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以已实际出资为前提，但于国良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出资，故原判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第、第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股权公示是以实际取得股权为前提，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判认定于国良未实际出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资料也未记载于国良的股东身份，系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84元，由于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云
代理审判员 熊 蓓
代理审判员 王晓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马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