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3民终12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牛山北路2号（温州市南郊化工厂综合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季大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高，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俊想，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秀英，女，196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秀英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2民初10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开通公司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夏秀英享有任意解除权是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是挂靠合作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对于无名合同，首先应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只有在合同法总则没有相应规范，才可参照适用分则中最相类似的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合同履行过中夏秀英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权。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述规定确定了合同信守原则。夏秀英单方诉请解除合同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夏秀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夏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夏秀英与开通公司之间关于浙Ｃ×××××号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2、确认浙Ｃ×××××号出租车客运经营权、汽车所有权属夏秀英所有；3、判决开通公司协助夏秀英办理浙Ｃ×××××号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的转移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开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5月9日，夏秀英以141.9万元的价格从案外人吴建国、廖菲菲处购买取得车牌号为浙Ｃ×××××的富康轿车一辆及出租车客运经营权（经营权证号：0007908号）。次日，双方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夏秀英取得了由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上述出租汽车的客运经营权证，经营权证上载明的经营权人名称为夏秀英，登记原因为有偿取得。上述出租汽车原由夏秀英挂靠在温州神龙轿车出租有限公司。2009年6月5日，因车辆更新，车牌由浙Ｃ×××××变更为浙Ｃ×××××。2010年1月27日，夏秀英与开通公司签订《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约定牌号为浙Ｃ×××××号出租车于2010年1月27日起挂靠开通公司处经营，车辆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归夏秀英私有；夏秀英需向开通公司按时缴纳服务管理费及由开通公司代缴的税费；夏秀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夏秀英定期向开通公司支付管理费，开通公司为夏秀英代缴涉案出租车的各项税费。涉案出租汽车《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登记的权利人均为夏秀英与开通公司。2017年8月8日，夏秀英诉至该院要求解除其与开通公司之间就涉案出租汽车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以上事实有夏秀英提供的《客运经营权证》、《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收款收据，开通公司提供的《出租汽车挂靠协议》及双方的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夏秀英借用开通公司的出租车客运资质，将其所有的车辆以开通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并向开通公司支付管理费等。双方之间形成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挂靠经营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履行。夏秀英将购买的出租汽车以开通公司名义统一接受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并对外营运，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益主体不发生变化，车辆相关税费由夏秀英缴至开通公司后以开通公司统一对外代缴，夏秀英需向开通公司缴纳服务管理费等。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性质和特征相类似。本案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夏秀英作为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挂靠经营应以双方的合意为前提，现夏秀英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夏秀英要求解除涉案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涉案出租汽车的《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之所以共同登记在双方名下，是因双方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开通公司对于涉案出租汽车的车辆所有权及客运经营权归夏秀英所有没有异议，故夏秀英要求确认浙Ｃ×××××号出租汽车的车辆所有权及客运经营权归其所有，予以支持。双方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解除后，开通公司应当配合办理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的转移手续。夏秀英要求开通公司配合办理相应转移登记手续的请求，亦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夏秀英与开通公司之间的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二、确认浙Ｃ×××××号出租汽车的车辆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属于夏秀英所有；三、开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夏秀英办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开通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补充提供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开通公司与夏秀英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夏秀英将车辆挂靠开通公司经营，夏秀英的车辆经营权证、车辆所有权属夏秀英私有，夏秀英车辆买卖转包自由、夏秀英可自由选择保险公司、挂靠期间夏秀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夏秀英今后除缴纳服务管理费外，开通公司其他一切费用与夏秀英无关等内容分析，夏秀英与开通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签订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并未明文规定挂靠经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约定，车主夏秀英是根据《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规定，将其车辆挂靠开通公司经营。上述合同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性质和特征最相类似。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出租车挂靠协议履行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二）关于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是否可予解除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就合同解除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约定解除情形，即“当事人协议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情形，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现本案双方当事人并不能就夏秀英提出的解除合同主张协商一致，同时双方也没有约定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夏秀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开通公司在涉案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故夏秀英提出的解除合同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规定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条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就委托合同规定了委托人或受托人的随意解除权，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而本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有名合同，且其内容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最相类似，根据该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并参照该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夏秀英就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享有随意解除权，一审法院因此判决支持夏秀英提出的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至于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因夏秀英行使随意解除权而解除后是否给开通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开通公司若认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以另案主张。另，本案一审判决主文并未涉及金钱给付义务，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后添加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所述，开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开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俊
审 判 员 易景寿
审 判 员 王怡然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