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08843号
原告朱正林，男，195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张云飞，北京市德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纪海玲，北京市德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8号楼3A。
法定代表人万文国，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袁林，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付国强，男，195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袁林，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万文国，男，1957年3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代理人王丽娜，女，195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第三人王丽娜，女，195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朱正林与被告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坤公司）；第三人付国强、万文国、王丽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本院审判员周昌昊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淑云、赵淑云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正林的委托代理人张云飞、纪海玲，达坤公司、付国强的委托代理人袁林，王丽娜（同时为万文国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朱正林诉称：2001年6月20日，柴x、万文国与付国强三自然人共同出资1000万元，注册成立达坤公司。2003年4月8日，柴x将其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王丽娜，现公司登记的股权结构为王丽娜、万文国与付国强分别占股份10%、30%、60%，但付国强名下的全部出资实际为朱正林所出。为此，朱正林与付国强于2004年10月1日补充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付国强为代理股东，代朱正林持有达坤公司60%股权，付国强不承担该公司任何权利义务，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对公司的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朱正林认为必要时无条件更换股东之名。付国强从公司成立时起即代持朱正林股份，且达坤公司先后多次向朱正林支付股利等费用，朱正林也实际参与达坤公司的经营决策活动，故公司另两位股东王丽娜和万文国对朱正林实际持股身份是明知和认可的。现付国强拒绝按照协议书约定将股权转给朱正林，故朱正林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朱正林为达坤公司股东并享有达坤公司60%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达坤公司辩称：付国强名下持有的达坤公司60%股权并非代朱正林持有，而是代北京金泰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泰成公司）持有，金泰成公司是1998年4月成立的，注册资金是1000万元，其中朱正林持60%股权，王丽娜持30%股权。此后，2002年8月29日，金泰成公司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免去朱正林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因国家大剧院工程在2000年之前开始运作，国家大剧院工程部部长就是朱正林，在筹建期间朱正林有很繁重的任务，其不适合在金泰成公司继续任职，故金泰成公司在2002年8月29日免去了其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不能经商，故2004年10月13日朱正林才将其在金泰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涉及本案的达坤公司成立的时间在2001年的6月15日，朱正林在转让金泰成公司股份后，与金泰成公司已无关系。达坤公司成立之后就开始运作达坤大厦，在运作过程中朱正林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但达坤公司与朱正林没有任何关系。
付国强述称：朱正林、付国强和王丽娜朋友关系。付国强知道朱正林与王丽娜在经营金泰成公司。2001年夏天，朱正林和王丽娜找到付国强，称因没有房地产开发权，金泰成公司想新设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达坤公司，想请付国强来代持金泰成公司在达坤公司当中60%的股份，不受益、不出资，只做挂名股东，付国强基于对朱正林和王丽娜的信任，就签署了2001年7月的代持协议。2004年秋天的时候，朱正林称要换一下协议，并称只是协议约定的车马费金额变了，其他内容都没有变，其基于对朋友的信任也签了字。综上，付国强认为，其不是达坤公司6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出于对朱正林的信任，其才同意与朱正林在2004年10月1日的挂名协议书上签字，此事从未向包括达坤公司在内的任何人提过。付国强也从没有参与达坤公司的经营，也未获得过达坤公司的利益，只是在达坤公司年检、工商备案时及法定代表人必须签字的文件上签过字。请法院查明付国强名下的60%股权即60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后，依法处理。
第三人万文国、王丽娜述称：第一，付国强是代金泰成公司持股，与朱正林无关。达坤公司的设立、运作与朱正林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因金泰成公司已注销登记，故其在达坤公司中的股权，应由公司原股东承继，但朱正林在2004年已将其股份转让给了万文国、王丽娜，万文国、王丽娜也已经将股权转让款600万元支付给朱正林，故朱正林无权享有达坤公司股份。第三，朱正林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不具备成为达坤公司股东的资格，朱正林也没有从达坤公司取得分红的可能。综上，达坤公司的设立、运作与朱正林没有任何关系，请法院驳回朱正林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8年4月，金泰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北京通衢市政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20万元，朱正林以实物出资600万元，王丽娜以实物出资300万元，夏xx以实物出资8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正林。
2001年6月18日，达坤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时股东为付国强（60%）、万文国（30%）、柴x（10%）。
2001年7月2日，金泰成公司（甲方）与付国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因事业发展需要，注册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特邀请乙方代理股东，并借其名下股份为六百万元整。乙方不承担该公司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对公司的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甲方认为必要时乙方无条件更换股东之名。经甲方认可的人代行其责。并在必要时，可推甲方认可的法人。甲方每年支付乙方车马费五千元整。”诉讼中，朱正林、达坤公司均向本院提交了该份协议书作为证据，不同之处在于，朱正林提交的协议书“甲方”处有朱正林的签字。
同日，金泰成公司（甲方）还分别与万文国、柴x（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方因事业发展需要，注册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特邀请乙方代理股东，并借其名下股份为三百万元整（柴x的协议中该数额为一百万元整）。乙方不承担该公司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对公司的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甲方认为必要时乙方无条件更换股东之名”。
2002年8月，金泰成公司召开股东会，免去朱正林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选举万文国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003年4月，柴x将其在达坤公司的100万元出资转让给王丽娜。此后达坤公司的注册资本构成为：付国强600万元，万文国300万元，王丽娜100万元。
2004年10月1日，朱正林（甲方）与付国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因事业发展需要，注册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特邀请乙方代理股东，并借其名下股份为六百万元整。乙方不承担该公司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对公司的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甲方认为必要时乙方无条件更换股东之名。经甲方认可的人代行其责。并在必要时，可推甲方认可的法人。甲方每年支付乙方车马费一万元整。（2001年7月2日协议书废止）”该协议中“车马费”以后的部分为手写体。诉讼中，达坤公司、付国强称该协议书落款处的“10月1日”系经由“11月1日”改成，实际签订时间为2004年11月1日。
2004年10月14日，朱正林分别与万文国、王丽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正林将其名下的金泰成公司60%股权转让给万文国、王丽娜各30%（各300万元）。协议签订时，金泰成公司注册登记的股权结构为，朱正林60%、王丽娜30%、万文国10%。
2005年6月，达坤公司将朝阳区百子湾路xx号的楼宇及院落出租给北京五千年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租期20年。上述地产项目系达坤公司的主要经营资产。
2005年8月20日，金泰成公司（甲方）与达坤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彩虹城（世纪人居）商住小区二期工程中北京东和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和嘉业公司）按2002年6月8日与甲方签订的合同中应支付给甲方的拆迁补偿款3000万元即为乙方在该项目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该利益由双方共同拥有。目前该项目除最终结算款外，均收到东和嘉业公司支付的各项补偿款，双方同意由乙方给东和嘉业公司开据1050万元正式发票，甲方前期提供的收据由甲方和东和嘉业公司办理作废手续。诉讼中，朱正林称上述协议可证明金泰成公司的主要财产利益都已转至达坤公司处，两公司实际上有紧密的财产承继关系。对此，达坤公司、王丽娜、万文国称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
2006年2月，金泰成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注销时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为王丽娜持有60%，万文国持有30%，另查，北京时代泛亚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泛亚公司）持有10%，王丽娜、万文国、朱x（朱正林之女）在同意金泰成公司办理注销登记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2008年10月21日，达坤公司向付国强发出《股东会议通知》。通知中写道：“由于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6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交存入资资金凭证》体现以您名义出资的600万元，全部不是您的实际出资；在此后公司的经营中您也没有任何实际出资，同时亦没有行使或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义务，更没有参与经营；您仅仅是名义上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况且您担任着其他国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鉴于这些实际情况……您现在不适宜再继续名义担任达坤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和挂名股东身份……”
达坤公司于2008年11月10日形成股东会决议，选举万文国为达坤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又于2008年11月16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付国强将其600万元出资转让给王丽娜。
另查明，时代泛亚公司于2000年5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依据工商登记，其中万文国出资20万元，王丽娜、朱x分别出资15万元。2006年11月，时代泛亚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
诉讼中，关于达坤公司成立时的入资情况，达坤公司向本院提供入资时的进帐单，证明达坤公司设立时1000万元注册资金的入资单位为北京庄子天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子天运公司）。诉讼中，王丽娜、万文国认可达坤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是由庄子天运公司垫付，达坤公司成立后，该款退回了庄子天运公司。同时，根据付国强提交的达坤公司记帐凭证及银行进帐单的记载，达坤公司实收资本1010万元，有金泰成公司的垫资700万元，时代泛亚公司的垫资310万元。2002年4月至2005年9月期间，达坤公司陆续以支票和现金的方式向金泰成公司归还垫付的出资款约700万元。对此，朱正林称，达坤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金泰成公司，是将金泰成公司在“大红门”项目中的资金全部转到了达坤公司；时代泛亚公司本身没有任何的经营活动，只是代金泰成公司和达坤公司进行资金转帐，故达坤公司的股权比例是金泰成公司股权比例的复制。对此，达坤公司、王丽娜、万文国称，公司设立时付国强的60%股份，是代金泰成公司所持，因金泰成公司于2006年注销，故上述股份应由金泰成公司注销时的股东所有；柴x、万文国所持的40%股份原也是代金泰成公司所持，但因该部分股份所对应的出资实际是由时代泛亚公司所出，故该4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应是时代泛亚公司。
诉讼中，朱正林向本院提交了2001年7月2日签订的3份股权代持协议，协议内容为付国强、万文国、柴x分别代金泰成公司（甲方）持有达坤公司60%、30%、10%的股权。协议抬头甲方处署名为金泰成公司，落款处均盖有金泰成公司公章。付国强、王丽娜、万文国亦在庭审中认可达坤公司实际出资人为金泰成公司。
诉讼中，朱正林向本院提交了3份书证分别记载了如下内容：
1、2006年7月26日，付国强出具《委托书》，载明：“兹全权委托朱正林先生代表本人维护本人在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和经营权的全部法律诉求”，落款处有付国强签字。
2、2006年7月31日，付国强向王丽娜、万文国发出通知函，称：“兹定于本周召开董事会，解决北京达坤公司经营权和账目问题。本人请朱正林代表本人主持董事会，请于三日内答复并通知朱正林先生”，落款处有付国强签字。
3、2006年8月5日，付国强（甲方）签署了一份《协议书》，明确：“甲方在达坤公司中占有的60%股份一次性无条件转让给乙方……由于目前股东之间存在着法律纠纷，甲方暂无法向乙方办理股份转让手续……”，但该协议书上没有乙方和丙方的姓名及签字。
对于上述3份书证，付国强称其曾经在3－4份空白的纸张上签署过姓名之后交给了达坤公司，但由于该公司不慎丢失，为此在2006年4月18日《法制日报》刊登了其本人及该公司的声明，表示这些仅有其签名的纸张作废。为此，付国强提交了2006年4月18日《法制日报》，该报上有达坤公司刊登的“声明”，称“我公司不慎丢失数张未加盖本公司公章和填写内容空白的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为此，我公司现郑重声明，这些法人授权委托书全部作废。”
诉讼中，朱正林向本院提交一份2008年11月11日朱正林与王丽娜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朱正林与王丽娜就达坤公司的股权归属进行过洽商，王丽娜认可朱正林在达坤公司持股，但双方对持股比例未能协商一致。对此，王丽娜称2008年11月11日其未与朱正林见过面，也未和其进行过任何谈话；朱正林在录音时未经过王丽娜同意，其和朱正林曾商谈过达坤公司股权转让问题，是基于朱正林利用掌握的资源曾为达坤公司提供过帮助，其考虑若转让些股份给朱正林，可今后继续为达坤公司提供方便，故想将付国强代持的60%股份中的49%转至朱正林名下，但双方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王丽娜、万文国向本院提交的记帐凭证及单据记载，自2004年至2008年间以差旅费、办公费、材料费等各种名目共计向朱正林支付616万余元，二人称上述款项系向朱正林支付的金泰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朱正林对于上述大量记帐凭证的真实性基本予以认可，但对部分单据中“朱正林”的签字称系伪造，并称上述款项大部分是其任职期间，经营管理公司的业务支出；还有部分是达坤公司给付其的分红款。
此外，根据各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2007年，朱正林从达坤公司以差旅费、汽油费等各种名目支领的款项累计近60万元。同时，朱正林还向本院提交了其参与签订并履行的部分达坤公司对外的业务合同，用以证明其实际参与达坤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有实际控制权，公司其他股东亦对其隐名股东身份知情并认可。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达坤公司申请，本院赴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调取2006年3月22日朱正林向该委员会出具的《检查》一份，载有：“关于曾协助达坤公司运作酿造住宅楼一事，我原先认识并不清楚，只是认为在该公司特定的困难阶段，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了一些工作，后来又及时退出，仅去过工地3-4次，在法律上与达坤公司并无任何关系，同时，自己谨小慎微，根本不存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达坤公司及诸第三人均认为上述《检查》可以证明朱正林并非达坤公司实际股东。朱正林自认此系其为逃避党纪处分，做出的虚假陈述。
上述事实，有朱正林提交的达坤公司企业信息、章程及工商登记档案、2004年10月1日代持股协议书、朱正林与付国强于2006年8月5日签订的转让股权的协议书、付国强于2006年7月26日签署的委托书、2006年7月31日付国强给王丽娜及万文国的通知书、金泰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达坤公司与北京五千年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付国强于2008年12月1日出具的声明、2001年7月2日朱正林代表金泰成公司与付国强签署的在达坤公司代持股协议书、朱正林代表金泰成公司与万文国签署的在达坤公司代持股协议书、朱正林代表金泰成公司与柴x签署的在达坤公司代持股协议书、朱正林与王丽娜的谈话录音、时代泛亚公司工商注册材料、2005年8月20日协议书；达坤公司提交达坤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达坤公司成立时万文国、王丽娜、付国强的入资凭证、庄子天运公司给达坤公司入资的进帐单、法制日报上的声明、2001年7月2日协议书、2004年10月14日股权转让协议书、2005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注销税务登记证明、金泰成公司注销核准通知书、时代泛亚公司注销核准通知书、朱正林户籍信息、朱正林向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检查》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达坤公司系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权益应为其实际出资人享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关于达坤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问题。朱正林提交的2001年7月2日的三份代持协议甲方处均署名为金泰成公司，落款处亦均有金泰成公司盖章。付国强、王丽娜、万文国在庭审中认可达坤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系金泰成公司。各方当事人均对金泰成公司验资时使用的资金来自代办验资的庄子天运公司不持异议。朱正林虽主张付国强代持的达坤公司60%股权系代朱正林持有，并且提交了2004年付国强与朱正林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朱正林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付国强与金泰成公司签订在前的代持股协议。故本院认定，达坤公司成立时股东虽登记为付国强、万文国、柴x，但三名股东事实上均系代金泰成公司持股，代持股协议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协议，金泰成公司系达坤公司的全部实际出资人。
二、金泰成公司注销后，金泰成公司的出资权益承继问题。金泰成公司现已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其法人人格已经消灭，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能够作为达坤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鉴于金泰成公司注销前并未就该公司向达坤公司出资的权益进行清算和分配，故上述权益应归金泰成公司注销前的实际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所有。
三、关于金泰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问题。金泰成注销时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为王丽娜60%，万文国30%，时代泛亚公司10%。朱正林认为其是金泰成公司实际出资人，出资比例为60%。王丽娜、万文国、达坤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朱正林已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王丽娜、万文国，不再享有出资人权益。本院认为，首先，王丽娜、万文国两人名下股权各有30%来自朱正林的转让，王丽娜、万文国认可该转让系有偿转让，并提交了部分财务凭证据以证明二人已向朱正林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这部分财务凭证记载的支付时间跨度达数年之久，给付金额亦较为分散，其中部分款项由达坤公司直接支付给朱正林，以上均不符合通常情况下股东之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特征，王丽娜、万文国关于其已经向朱正林支付了金泰成公司60%股权转让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故朱正林与王丽娜、万文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对价，也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仅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其次，根据朱正林提交的录音内容，王丽娜在朱正林将金泰成公司60%股权过户给王丽娜、万文国后对朱正林仍享有达坤公司部分权益是明知并认可的。第三，付国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达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参与过达坤公司的日常工作，其与朱正林于2004年10月1日签订的第二份股权代持协议亦表明付国强对于朱正林在达坤公司拥有投资权益是明知的。第四，无论付国强与朱正林签订的第二份股权代持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04年10月1日或11月1日，均与朱正林向王丽娜、万文国过户金泰成公司60%股权时间较为接近。综合全案情况，本院认定朱正林虽于2004年10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向王丽娜、万文国过户金泰成公司60%股权，但系在不放弃其应该享有的金泰成公司在达坤公司的投资权益的前提下，将金泰成公司股权交王丽娜、万文国二人代为持有。因此，金泰成公司注销时的实际出资比例应为朱正林60%、王丽娜30%、时代泛亚公司10%。
四、朱正林是否具备达坤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达坤公司及第三人均主张朱正林系副局级党员干部，且具有公务员身份，按照党纪不能经商办企业，但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自然人担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条件有相关禁止性规定，达坤公司及第三人均未举证证明朱正林具备国家公务员身份。朱正林是否违反党纪不影响其从事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达坤公司、付国强、王丽娜、万文国关于朱正林不具备达坤公司股东主体资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五、朱正林是否有权主张股东显名。如前文所述，金泰成公司在达坤公司的出资权益应按照朱正林60%、王丽娜30%、时代泛亚公司10%的比例分配。达坤公司辩称因达坤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朱正林作为股东加入公司，故朱正林无权要求股东显名。现朱正林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朱正林自达坤公司创办起一直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现时代泛亚公司已注销，朱正林提交的录音内容亦能够佐证，享有达坤公司30%出资权益的实际出资人王丽娜对朱正林系达坤公司实际出资人，并且一直参与达坤公司经营管理一事自始知晓，达坤公司、王丽娜、万文国关于不同意朱正林成为达坤公司显名股东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朱正林系被告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百分之六十。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保全费五千元，由被告北京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昌昊
人民陪审员 张淑云
人民陪审员 赵淑云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孟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