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民申字第189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东方企业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同乐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凡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明国，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孟艳。
委托代理人：袁科，北京市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海，北京市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河南东方企业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孟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豫法民一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东方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东方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二审判决认定孟艳是实际出资人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协议书》《收款凭证》《借款协议》《收条》是伪造的。（三）二审判决对牛福朝证言、230万元《收条》原件等证据在未经质证的情况下均作出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四）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230万元《收条》原件，东方公司一、二审中多次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但二审法院未予调取。（五）本案属于股权确认纠纷，二审判决却将其改变为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法院在孟艳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将东方公司持有的股东权益判归孟艳所有，超出孟艳的诉讼请求。东方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一）关于孟艳与东方公司就讼争股权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的问题
1.关于2006年11月《协议书》《收款凭证》是否为孟艳伪造的问题。东方公司在再审申请中主张2006年11月《协议书》《收款凭证》系孟艳偷盖东方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于2009年3月擅自制作形成，为此提交了2009年3月20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东风路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证明曾就此事报过案，同时东方公司还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协议书》进行鉴定亦可以证明《协议书》系伪造。本院认为，东方公司的上述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1）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协议书》中“孟艳”的签名字迹与标称时间为2006年11月的样本字迹不是同期形成，但对于“同期”确切的时间范围或者说“孟艳”签名字迹的具体形成时间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结论。同时，该鉴定结论对于“孟艳”签名字迹、《协议书》打印文字、“河南东方企业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印文是否为同时形成以及后二者的形成时间也都无法确定。因此，仅根据上述鉴定结论，无法得出《协议书》的实际形成时间应为东方公司主张的2009年3月这一结论。至于东方公司提交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补充说明》，系东方公司事后单独委托，孟艳对此不予认可，故亦不能予以采信。
（2）从东方公司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载明的内容看，东方公司反映其公章被盗时间为2009年3月11日，而报警时间为3月20日，相隔有近十天，且被盗的仅为公章，不包括财务专用章；同时，“处理意见”一栏载明“不予处理”，即警方对东方公司的报警并未立案调查，故不能据此认定东方公司关于《协议书》《收款凭证》中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系孟艳盗盖所为的主张。
（3）在本院组织询问时，东方公司孙凡瑞提出其曾经交给孟艳加盖财务专用章的空白纸张，但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出该主张，且孙凡瑞还称孟艳从未主管过其任何公司的财务，这与其在再审申请书中主张孟艳因主管财务有条件盗盖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主张相矛盾。
2.关于1090万元款项的性质。东方公司主张河南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转给其的股权购买款1090万元，是其退出与恒升公司合作开发的“恒升府邸”项目后，恒升公司给付的退股款项；恒升公司给付的退股款共计1300万元，除了讼争1090万元外，还有2005年4月30日一笔100万元，其余部分用“恒升府邸”小区房产相抵。为证明上述主张，东方公司提供了恒升公司于2010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同时，东方公司还主张孟艳在一审时提交的东方公司向恒升公司出具的收条中，其中2003年7月7日数额为230万元的《收条》完整内容应为“今收到恒升公司还款230万元”，由此也可以佐证恒升公司给付东方公司的款项确系归还退股款项，而孟艳提交的复印件中却故意将“还款”二字擦掉。此外，根据公安机关在另案中对孙凡瑞和牛福朝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2005年4月30日恒升公司汇给河南枣之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之礼公司）的100万元也系归还退股款项。本院认为，东方公司的上述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1）恒升公司于2010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上面仅加盖了恒升公司的公章，并没有法定代表人牛福朝的签字，而牛福朝和常龙凤于2010年7月26日分别出具证言，证明2010年7月16日《证明》系常龙凤未征得牛福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具的，恒升公司也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2月25日《证明》，证实其与东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打给东方公司的1090万元为其出借给孟艳用于购买河南省张弓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弓酒业公司）股权，2010年7月16日《证明》系常龙凤未经过公司同意擅自出具。二审法院为核实相关事实，对牛福朝进行了调查，牛福朝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恒升公司2011年2月25日《证明》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同时，牛福朝虽没有出庭接受质证，但是牛福朝的调查笔录经双方质证，并不存在东方公司主张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综上，由于恒升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且其法定代表人牛福朝在接受二审法院调查时对东方公司主张明确不予承认，故不能仅依据2010年7月16日《证明》就得出讼争1090万元系恒升公司支付给东方公司的退股款项。
（2）关于2005年4月30日恒升公司汇给枣之礼公司账户的100万元。从公安机关在另案中对孙凡瑞和牛福朝的询问笔录看，孙凡瑞控股的另一家公司河南富邦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对恒升公司享有200万元的债权，恒升公司汇给枣之礼公司的100万元系偿还富邦公司的债务。尽管东方公司主张富邦公司系其母公司，两者法定代表人均为孙凡瑞，但两者毕竟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且询问笔录中也没有提到东方公司和恒升公司合作开发一事，故该还款事实不足以支持东方公司关于退股款项的主张。
（3）关于230万元《收条》。东方公司提交的《收条》复印件中有“还款”两字，而孟艳提交加盖有恒升公司印章的复印件则没有“还款”两字。二审法院曾多次通知恒升公司提交原件，但恒升公司一直未提交。因此，本案并不存在东方公司主张的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二审法院未予调取的问题。
（4）由于《协议书》《收款凭证》《借款协议》以及恒升公司的陈述均表明讼争1090万元系借给孟艳用于购买张弓酒业公司股权，东方公司如主张讼争1090万元系恒升公司归还的退股资金，应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关系，包括合作协议、资金的投入、参与合作项目相关事宜以及剩余款项以房抵债等。孙凡瑞在本院组织询问时称涉及合作项目的相关凭证均已销毁，对于以房抵债部分，孙凡瑞称其中一套房屋办到其侄子孙恒名下，另一套办到其朋友名下。之后孙凡瑞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恒升公司与孙恒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仅依据该合同并不能得出上述房产系孙恒替孙凡瑞代持以及用于抵偿合作项目返还款的结论。故东方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虽然孟艳提交的证据存在部分引起合理怀疑的地方，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孟艳一方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东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故孟艳主张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孟艳系讼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孟艳和东方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并无不妥。
（二）关于东方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以及二审判决是否超出孟艳诉讼请求的问题
孟艳的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孟艳为张弓酒业公司股东，享有该公司74.81%的股权。据此可以认定本案案由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因为孟艳和东方公司之间系委托持股关系，不是股权转让关系，故二审判决关于本案案由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对于一审判决直接确认孟艳为东方公司股东的瑕疵，二审判决已予纠正；二审判决判令孟艳享有张弓酒业公司74.81%股东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综上，东方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东方企业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魏文超
审判员 刘小飞
审判员 王展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甄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