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1，女，1978年3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2，男，1947年10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3，女，1954年8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自勇，北京市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1因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8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吕×1之委托代理人吕×2、吕×3及委托代理人赵自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1月，吕×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1978年3月4日出生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长椿街×号电报局宿舍西楼×号房屋（以下简称320号房屋）。我是原房主吕×4、辛×1的孙女。我从出生至1998年拆迁前，一直同吕×4、辛×1居住在320号房屋。1998年12月，320号房屋进行危房改造拆迁工作。依据《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的约定：我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户口，为应安置人口之一。户主吕×4、之妻辛×1、之孙女吕×1被直接安置于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顺四条甲×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因历史遗留问题，我与其他被安置人口未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目前对诉争房屋仍只有使用权。我于2003年结婚后同丈夫一起生活，后吕×4、辛×1相继去世。2012年，我因夫妻感情不和离婚，由于我在婚前和婚后都没有个人或夫妻共同房产，离婚后没有安身之处，于是要回到诉争房屋居住。但吕×3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将房屋户主改为吕×3，并将房屋出租。现要求确认：1、我为诉争房屋的使用权人，对该房屋有居住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2、吕×3协助更改诉争房屋的户主姓名为我。
吕×3辩称：诉争房屋是一处一居室的楼房，系1998年由原北京市电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电信局）为拆迁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长椿街电信局宿舍×号院所安置的住房。1998年12月，电信局依据相关规定制定《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此时，吕×1的户籍确在上述拆迁地址。拆迁工作开始后，电信局依据法规对所有拆迁范围内的户籍人员住房情况进行核实后发现.吕×1已于1992年按照政策在其父母工作单位的原北京市大兴塑料厂被安置过住房，根据北京市拆迁规定，吕×1显然不属于予以适当安置的对象。尽管如此，我家人仍多次找到此次拆迁单位电信局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要求为其安置，但得到的答复就是吕×1不符合政府令中规定拆迁安置条件，政府不可能重复为其安置住房。据此，电信局为我父母安置了诉争房屋，此房屋已于2013年6月6日遵照母亲遗愿将使用权转让。我认为：诉争房屋自始至终与吕×1无关，要求驳回吕×1的一切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998年，吕×4等人居住的房屋拆迁，吕×4等人被安置了3套房屋。吕×1称其系拆迁的安置人口，吕×3对此提出异议。鉴于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中，吕×1被列为安置人口，故对吕×1的意见予以采信。吕×3的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吕×1作为被安置人口，理应对安置后的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但诉争房屋的承租人现已变更为他人，吕×1起诉吕×3要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相应权利等，缺乏依据。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于2014年2月判决：驳回吕×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吕×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审判决结果有失公正，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吕×3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1998年12月2日，吕×4、吕×5（乙方）与北京市电信管理局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载明：乙方住址宣武区长椿街×号西楼三门×1、×2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2间，有正式户口6人，应安置6人，分别是户主吕×4、之妻辛×1、之孙女吕×1、之女吕×3，户主吕×5，之子张×1；直接安置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号房屋（以下简称206号房屋）、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顺四条甲×号房屋（以下简称901号房屋）以及诉争房屋。
2003年，吕×4死亡。2009年，辛×1死亡。
一审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吕×3被安置到901号房屋，吕×5、张×1被安置到206号房屋，吕×4、辛×1、吕×1安置后居住在诉争房屋。吕×1称其系拆迁的安置人口，被安置在诉争房屋，吕×3对此提出异议。
吕×3主张：拆迁安置后，诉争房屋先由吕×4承租，吕×4于2003年死亡，诉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吕×3；2013年6月，吕×3与赵×1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赵×1购买诉争房屋，成交价格为125万元，后诉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赵×1。吕×3就其主张提出如下证据：
1、电信局行政处房地产管理科于2003年1月1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北京东铁营工贸集团：我单位职工吕×4现住丰台区顺四条×号（一居）使用面积44㎡，因病已去世，其爱人辛×1及其子女共同商议，将此房过户吕次女吕×3名下。望贵单位见信后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2、北京东铁营工贸集团与吕×3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由吕×3承租诉争房屋；该合同首部承租方仍载明为吕×4，承办人为闫苍军；该合同尾部乙方处吕×4的名字被划掉，在原吕×4的名字上方有“吕×32003.9.30”字样并盖有北京东铁营工贸集团的公章，落款日期为“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3、吕×3与赵×1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约定赵×1购买吕×3的诉争房屋，房产为使用权，成交价格为125万元。
4、北京世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赵×1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由赵×1承租诉争房屋；该合同首部承办人为候×1，落款日期为“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二审审理中，经询问，吕×1对吕×3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两份《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均存在违法性。吕×1提交北京东铁营工贸集团于2014年6月3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丰台区东铁匠营顺四条×室房产证，甲方闫×1不属我单位人员，乙方吕×3处公章不属我单位所盖。”吕×1称该《证明》系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处取得。
本院赴北京东铁营工贸集团了解情况，该单位相关负责人认可上述《证明》系该单位出具。本院又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调取吕×1之父吕×2举报的贪污案件中相关证据材料，其中包括上述《证明》。本院另联系侯×1了解相关情况，侯×1向我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赵×1东铁营顺四条×号公有住房承租合同是真实的，公章是真的。闫×1是我单位以前的办事员，现已离职。该人名字是真实的。”
本院组织吕×1、吕×3共同到诉争房屋勘验房屋使用情况。诉争房屋现由赵×1之子赵×2居住使用。经本院要求，赵×2当场出示了其自己及赵×1的身份证原件、北京世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赵×1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原件。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批复、证明、业务单、《房屋买卖协议》、承租转让证明、《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生前遗嘱、《情况说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从诉争房屋的来源来看，吕×4等人居住的房屋于1998年拆迁，吕×4等人被安置了3套房屋，诉争房屋是其中的一套。吕×1称其系拆迁的安置人口，吕×3对此提出异议。鉴于《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将吕×1列为被安置人口，故原审法院对吕×1的意见予以采信，对吕×3的意见未予采信，依据充分。据此，吕×1作为被安置人口，理应对安置后的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该权利应当依法受到保护。
现吕×3主张，其于2003年吕×4死亡后取得诉争房屋的承租权，后又将诉争房屋出售给赵×1，承租人已变更为赵×1。经本院现场勘验及调查相关情况，诉争房屋确实现由赵×1承租使用。吕×1提出吕×3和赵×1的两份《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均存在违法性，但对上述合同的审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对上述合同效力的审查涉及若干案外人，本院不宜直接处理。吕×1若对吕×3取得承租权、转让承租权及赵×1通过购买方式取得诉争房屋的承租权的效力存有异议，可通过合法方式主张；吕×1若认为吕×3及相关案外人就诉争房屋建立租赁关系、转让承租权及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侵害其对诉争房屋的合法权益，亦有权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损失赔偿。鉴于目前情况，诉争房屋的承租人为案外人赵×1，其承租人身份尚未被否定，吕×1起诉吕×3要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相应权利，尚无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吕×1以原诉理由上诉，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吕×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吕×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