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和民初字第68号
原告：范玉梅，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海珍，山西哲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晓红。
委托代理人：陈忠杰，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玉梅诉被告刘晓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赵治国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玉梅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海珍，被告刘晓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忠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某诉称：2014年农历5月初8，原告亲生儿子张志国在新大地煤业工亡。被告系张志国妻子，全权处理善后事宜，并签订赔偿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作为被抚养人，赡养费为人民币197，000元。事后，原、被告协议：原告得人民币30，000元，其余人民币167，000元留给实际抚养张志国兄妹（张志国的父亲患精神分裂症）的叔叔和姑姑们。但被告除给原告人民币30，000元外，其余款项至今未履行。为此，原告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放弃分配张志国死亡赔偿金的权利变更为保留分配张志国死亡赔偿金的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赔偿款人民币167，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刘晓红辩称：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不是权利人，原告没有这项权利。新大地煤矿赔偿供养直系亲属补助金人民币197，028元的补偿对象是被告及其两个子女，并不是原告，二、双方并没有达成给原告三万元，剩余人民币167，000元分给被告的叔叔和姑姑们这个协议。三、假如存在将人民币167，000元赠给被告的叔叔和姑姑们这个协议，权利人应该是被告的叔叔和姑姑，而不是原告本人。这个事实如果存在，原告已经放弃了权利，这个款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农历5月初8，张志国在新大地煤业工亡。事后原告得到人民币30，000元。对此事实原、被告均不持异议。
双方争议的焦点：原告主体是否适格？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人民币167，000元？
原告称，该系张志国亲生母亲，有权参与分割张志国的死亡赔偿金以及供养亲属抚恤金，被告方给付原告人民币30，000元的事实均说明原告与死者的关系以及有参与分配的权利，所以说不存在不适格的情况。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167，000元。
被告称，受害人张志国是在2014年农历5月初8去世，被告和用人单位签订一次性经济赔偿协议书的时间是5月初10即6月7日。双方达成协议一次性赔偿被告人民币907，177元，其中丧葬补助金人民币210，496元，工亡补助金人民币539，100元，意外伤害保险赔偿金人民币150，000元，剩余人民币197，000元列入供养直系亲属补助金之内。在列入这一项之时，张志国的姐姐张某乙提出还有一个生母，就以这个名义列入赔偿，并且张某乙提出原告在张志国兄妹2周岁的时候就和其父亲离婚了，后再未见过面，虽然用其的身份证，但原告不可能要这笔款，理由是原告未尽一个母亲应尽的抚养义务。张志国死亡近一个月的时间，原告从清徐回到和顺，向被告索要抚恤金，经双方协商，被告给付原告人民币30，000元，其他互不追究。在2014年6月28日，由原告的女儿代笔，原告签字按印，书写了一份证明，证明的内容如下：关于处理我儿子张志国在工作中因疾病之故善后事宜一事，家里人考虑到我身体等情况，当时未让我知道，共同委托我孙子张旭全权代理本人范某，身份证号××，经本人不仅认同过去一切，同时也同意一次性处理结果，并已收到我本人应得的视同工亡一次性处理待遇款。今后保证不论有何变化和客观理由，不向当事方再提任何意见及要求。证明及保证人范某，代笔人张某乙，时间是2014年6月28日。这份证明材料至少说清楚以下几个事实。第一、被告在处理张志国死亡赔偿金时，原告是不知情的。第二、事后原告对赔偿协议的内容予以承认。第三、原告已经收到该应该得到的赔偿款。第四、原告保证今后不再提出任何意见和要求。所以说，尽管原告是张志国的生母，但是已经放弃了她应该享有的权利，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相应的款。本案诉争的人民币167，000元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被告向法庭提交一次性经济赔偿协议书和证明复印件各一份，并称原件在新大地煤业处。
原告对被告的反驳陈述提出异议，原告当时与张志国的父亲生育三个子女，原告在家庭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才被迫离家，但是原告的身份不容置疑。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什么叫用其身份证，为什么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原告的身份证。原告不清楚赔偿协议的具体内容，但听矿上人称是人民币960，000元，社会上的称人民币2，400，000元。原告有必要在儿子死亡后向任何人作保证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被骗取委托，在不知情赔偿金额的情形下，被人趁人之危，那么该保证无任何效力。鉴于被告方已经歪曲了客观事实，原告方申请人民法院向新大地煤业调取张志国赔偿协议原件，如果被抚养人抚恤金没有原告的份额，就不存在用其身份证的情形，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人民法院调取赔偿以及调查张志国赔偿的真实情况。被告方提供的两份书证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供了：1、证人张某甲出庭作证的当庭证言，证明该是原告的前小叔，被告的叔叔。用原告的身份证赔偿了扶养费的钱。由于我的家庭条件比较特殊，我大哥是神经病，生下双胞胎，嫂子和哥哥离婚，孩子由我们养大，给他娶了媳妇，矿上赔偿的钱提出给我嫂子赡养费，张某乙向原告带走的女儿拿来了身份证，没有敢告诉原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骗取了原告的身份证。原告要给我兄妹们分赡养费钱。她认为她一个人拿走这钱也不心安，她知道是我们抚养大了张志国还照顾我哥哥，但是事情完了以后，钱一直也没有给。被告没有孝敬我们长辈们的心。赔偿了人民币960，000元。协议都在媳妇和孙子手里拿的。人民币197，000元都是给原告的，没有其他人的。2、证人张某乙出庭作证的当庭证言，证明原告是我的母亲，被告是我兄弟媳妇。我弟弟在煤矿上出事后，让我妹妹把我母亲的身份证拿回来，有我母亲赔偿的钱。当时害怕我母亲受不了，就没有告诉我母亲。弄回来以后，有我母亲的钱，我母亲回来问我弟媳妇要这部分钱，被告给了我母亲人民币30，000元。我母亲说我叔叔姑姑们养我们了，应该给我叔叔和姑姑分点钱。被告说剩余的钱她肯定会给叔叔和姑姑们。我妈当时说让被告给我叔叔和姑姑钱，没说给多少钱。被告也没有答应给多少钱。我代我母亲写证明是我妈不识字，被告和矿上的人让写的，是我妈的意思。写证明我母亲同意。
被告对原告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证人张某甲与本案有某按照原告的诉状及证人张某甲的陈述，张某甲就是人民币167，000元的权利人，他不应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所以说证人张某甲所讲的原告得到人民币30，000元，剩余人民币167，000元归证人等人所有这不存在。我方提供的那份证明已经否定了原告的陈述和证人张某甲的证言。原告就没有说人民币167，000元要给叔叔和姑姑，被告也没有明确答应给多少钱。被告的叔叔和姑姑仅仅是在张志国、张某乙成长的时候，履行过帮助的义务，并没有履行抚养的义务。张志国、张某乙的父亲张有禄虽然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是间歇性，不影响正常生活。如果影响生活，原告和张有禄不可能结为夫妻。张有禄是在煤矿工亡，说明他能正常生活。张志国是其父亲和爷爷奶奶抚养的，张志国17岁的时候爷爷去世，18岁的时候奶奶去世。18岁以后他就在陶瓷厂上班，证人张某甲比张志国大10岁，其他叔叔也就大12、3岁，他们本身不具备抚养张志国的条件。张志国以及其父亲去世，他的叔叔们确实尽了帮扶义务，被告曾经答应给张某甲经济上一定的报答，但是并没有承诺多少钱。
另查明，张志国的父亲张有禄于2003年去世。儿子张旭1992年6月28日生，女儿张婉婷1995年11月29日生。经原告申请本院向负责处理张志国工亡事故的刘文龙调查证实张志国工亡后赔偿的款为被告提供的赔偿协议中的人民币907，177元，其中：供养直系亲属补助金为人民币197，028元。
原告对本院调查的证据不持异议。被告对本院调查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没有提供协议书原件和付款凭证。
本院认为，张志国工亡赔偿的供养直系亲属补助金为人民币197，028元有被告提供的赔偿协议和本院调查处理事故的刘文龙笔录证实，应予以认定。张志国工亡时其父亲张有禄已经去世。儿子张旭、女儿张婉婷均已经成年，不在供养亲属的范围。张志国的叔叔、姑姑在张志国成长中对其给予帮助并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只有母亲范某符合供养亲属的范围。故此款实际是给原告范某的。但是在事故处理后被告刘晓红给原告人民币30，000元。原告虽提出叔叔姑姑们养他们了，应该给叔叔和姑姑分点钱。被告说剩余的钱她肯定会给叔叔和姑姑们。原告当时没说给多少钱，被告也没有答应给多少钱。原告范某给被告刘晓红和处理事故方写有证明已收到该本人应得的视同工亡一次性处理待遇款。今后保证不论有何变化和客观理由，不向当事方再提任何意见及要求。证明经原告同意由张某乙代笔。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人其女儿张某乙的当庭证言和原、被告的陈述证实。说明原告拿到人民币30，000元后，对剩余的款已经放弃。至于被告刘晓红给叔叔和姑姑们多少，给不给已经与原告范某没有关系。而证人张有禄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其证言本院无法采纳。故原告范某请求被告返还款人民币167，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申请调查张志国工亡后赔偿多少款，与本案没有关系。经本院主持调解无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处理如下：
驳回原告范玉梅要求被告刘晓红返还赔偿款人民币167，000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20元由原告范玉梅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治国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田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