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40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建勋，男，1967年8月3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赤军，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利伟，男，1965年5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建勋、上诉人任利伟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26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建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赤军、上诉人任利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建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苏建勋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任利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任利伟于2010年7月13日向山东省茌平县公安局（以下简称茌平县公安局）汇款的100万元应当在苏建勋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中予以扣减是错误的，事实上，苏建勋被刑事追诉期间，总计自筹资金向茌平县公安局汇款162.9万元，其中80万元用于取保候审保证金，另外82.9万元用于刑事判决退脏款，此外，苏建勋在刑事判决前向茌平县法院汇款40万元外，并无任何其他需要支出的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任利伟支付的上述100万元系代苏建勋支付无事实依据，该款项实际是为案外人姜松宁缴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及退脏款，与苏建勋无关，苏建勋已于2010年6月底办理完毕取保候审手续。另，一审法院还认为上述100万元款项获取需有成本，故酌定为10万元并从苏建勋主张的数额中予以扣减亦无事实依据，上述100万元本就不应由苏建勋承担，故即便有成本，也不应由苏建勋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任利伟支付给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达所）的律师费60万元应由苏建勋承担，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刑事法律帮助协议》是苏建勋家属、姜松宁家属、广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玺公司）与康达所共同签署，由康达所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应由三方共同承担律师费，一审判决认定由苏建勋承担全部律师费缺乏依据，同时根据《北京市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康达所收取60万元律师费违背了行业规范，应属无效。三、一审法院认定任利伟办理涉案事项需要支付一系列费用，故酌定为40万元并予以扣减，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任利伟提交的实际发生费用的证据与刑事案件并无关联。
任利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苏建勋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苏建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苏建勋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应予驳回。苏建勋主张任利伟应返还387万元，包括2010年7月1日苏建勋通过银行向任利伟转账支付的60万元和2010年8月上海市长宁区虹井路888弄10号1201号房屋（以下简称1201号房）出售的房款。（一）关于60万元汇款的时效问题。苏建勋是2010年6月30日被茌平县公安局取保候审，次日通过银行柜台向任利伟账户转账60万元，苏建勋如果认为系受到胁迫而汇款，则应当从汇款次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限，但苏建勋从未就该笔款项对任利伟提出任何主张。（二）关于1201号房款的时效问题。2010年7月1日，苏建勋经过公证委托由任利伟代为办理包括抵押、出售1201号房的相关事宜，委托期限至2011年6月30日，1201号房于2010年8月8日被出售，2010年10月19日左右双方进行对账，根据上述事实，苏建勋应从委托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但苏建勋从未提出任何主张。（三）一审法院认定苏建勋一直在主张权利无任何证据支持。苏建勋第一次对任利伟提出主张的时间是其向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以诈骗罪对任利伟进行诬告，此时已超过诉讼时效2年。（四）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未核算，不具备起算诉讼时效的条件，该认定无任何证据支持且与事实相悖。任利伟认为，是否核对账目并不属于诉讼时效起算的前置条件或阻却因素，在报案之前，苏建勋一直怠于行使权利，明显为恶意，过错显然。二、苏建勋无权主张1201号房款权利，应予驳回。（一）苏建勋系台湾人，出生日期为1967年8月31日，而1201号房的权利人为苏晏颉，广东人，出生日期为1967年9月2日，苏建勋主张其以苏晏颉的名义购买了1201号房，但苏建勋未能提供其申请中国国籍居民身份证的档案资料，经多方查询，亦未查到苏建勋办理了名为苏晏颉的身份证。二者的身份信息对比可知，苏建勋和苏晏颉显然不是同一人，因此苏建勋对1201号房不享有任何权利。（二）苏建勋应与起诉的诉讼标的物相对应。1201号房系苏晏颉所有，应以苏晏颉的名义起诉。一审法院依据苏晏颉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认定苏建勋就是苏晏颉，将苏晏颉的姓名及身份信息合法化，苏建勋为台湾人，不应拥有中国国籍，苏晏颉的身份证件系苏建勋伪造。（三）本案争议的标的，属正常的民事诉讼，还是属涉外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尚未厘清。转账60万元系苏建勋和任利伟之间发生，1201号房系苏晏颉与任利伟之间发生，一审法院既认定1201号房的权属归苏晏颉，却在判决书尾部赋予了苏建勋30天的上诉期，显然矛盾。（四）苏建勋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进行诉讼活动，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三、一审判决对款项的计算错误。转账支付的60万元并非苏建勋委托任利伟办理相关事宜的款项，该笔款项不应作为双方核算内容。关于1201号房销售款的费用支出，一审法院对任利伟支付给广玺公司的3.35864万元未予认定，给苏建勋的86万元未予认定，对任利伟为苏建勋办事支出的52万元费用未予认定，对典当利息24万元和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380弄38号1504房产（以下简称1504号房）利息10.66万元未予认定，以及房产抵押贷款至今未付的利息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这些费用均应计入1201号房的销售款中予以扣除。四、本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不同，不应一案审理。转账60万元系因转账汇款产生的争议，是单纯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并未就该笔款项达成任何委托或代理的事实，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1201号房系基于公证委托授权形成的合同关系，但应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1504号房抵押权解除的诉求，更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应属物权保护纠纷中的担保物权纠纷。按照苏建勋的诉讼请求，其三项主张涉及三项根本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不应通过一案进行审理。五、苏建勋诉求的主张，一审法院遗漏了应交纳的诉讼费。
针对苏建勋的上诉意见，任利伟辩称：一、任利伟向茌平县公安局支付的100万元是经过苏建勋同意且是为苏建勋支付的，与姜松宁无关。二、康达所是接受广玺公司的委托为苏建勋和姜松宁代理刑事案件，但是需要家属签字，所以是几方共同签订的《刑事法律帮助协议》，律师费是任利伟代付的，该协议中没有明确区分苏建勋、姜松宁和广玺公司分别承担律师费的数额，故三方应共同承担，并且其中任何一方都有义务向任利伟全额支付律师费。关于律师费的收费标准只是指导意见，并非强制适用，本案律师费数额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三、一审法院酌定任利伟费用为40万元过低，有一些实际发生的费用是没有票据的。
针对任利伟的上诉意见，苏建勋辩称：一、转账60万元和1201号房均是任利伟代为办理苏建勋取保候审等事项而发生，所以时效不应分别计算。2013年8月作出刑事判决，当时在费用问题上已经产生分歧，但是迫于威胁，苏建勋不敢进行举报。2011年6月、2012年12月，苏建勋两次到康达所了解本案的委托情况，索要聘请律师的合同，了解收取律师费的情况，核实任利伟是否为康达所律师的情况，苏建勋已经主张过相关权利。2013年8月刑事判决生效后，经过长时间与任利伟追讨费用无果，所以在2013年12月31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并于2014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说明苏建勋没有放弃对任利伟主张债权的要求。二、苏建勋与苏晏颉是同一人。1201号房进行公证时，公证处留存的苏晏颉的身份证和当事人的照片可以证明二者为同一人，苏建勋向公安机关举报，举报的事实包括任利伟的笔录，都可以证明二者为同一人。三、60万元转账和1201号房的售房款均应该作为双方结算的内容。任利伟向广玺公司支付的3.35864万元、典当利息24万元以及1201号房的利息10.66万元，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发生且是为苏建勋支付，任利伟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给付苏建勋86万元，其提供的52万余元费用的票据苏建勋亦不予认可。四、苏建勋本案中主张的三项诉讼请求是同一法律关系，均是基于委托而产生。五、苏建勋是按照一审法院通知缴纳的诉讼费用，希望二审法院公平处理诉讼费问题。
苏建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任利伟返还苏建勋423万元及利息（自苏建勋支付之日起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60万元自2010年7月1日起算，363万元自2010年8月31日起算），庭审中，苏建勋将上述返还款项调整为387万元及利息；2.任利伟撤销1504号房的抵押；3.任利伟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建勋原任广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4月13日，因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苏建勋被茌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6日，广玺公司委托任利伟为代理法人，全权代表公司处理苏建勋、姜松宁涉嫌犯罪案件。4月20日，就上述事项，苏建勋家属、姜松宁家属、广玺公司与康达所签署《刑事法律帮助协议》，由康达所提供法律服务，并约定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基本费用30万元、合同签订后另行追加160万元；后康达所收到60万元款项，其中10万元为费用，50万元为律师费并开具了发票。同年5月，苏建勋被批捕。同年6月9日，苏建勋出具《确认书》，内容为其犯罪行为与广玺公司无关，广玺公司支付的律师费用、调查费用等其本人将无条件支付等。同日，苏建勋出具《承诺》，同意将1201号房变卖以支付广玺公司为其垫付的费用。同日，姜松宁出具《承诺书》，承诺变卖1504号房支付涉嫌犯罪各项费用等。同年6月28日，苏建勋同意将广玺公司账户内36万元作为个人借款支付给山东金号织业有限公司。同年6月30日苏建勋被取保。
同年7月1日，苏建勋通过汇丰银行向任利伟汇款60万元。同日，苏建勋（当时名字写为苏晏颉，此后该种情况均一律写为苏建勋）向任利伟出具《委托书》，委托任利伟办理1201号房的抵押借款、还款、买卖、过户、代签协议、领取款项等手续，并写明凡任利伟在委托权限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及所签署的法律文书，苏建勋均予以认可。上述《委托书》在2010年7月2日进行了公证，公证时苏建勋提交的二代身份证显示其身份信息为：苏晏颉，男，1967年9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福地街居委福地街1号，身份号码为×××。经庭审核实，上述事项公证时，系苏建勋本人，其陈述另名苏晏颉是其登记于大陆地区户口本及身份证上的姓名。同年8月8日，苏建勋（签字人为任利伟）与徐晨、何静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1201号房出售，价款为363万元；更名费以及各种税费由徐晨、何静负担，交房前的维修基金、煤气初装费等由苏建勋承担。
同年7月15日，姜松宁与任利伟签订《委托书》，委托任利伟办理1504号房的抵押借款、还款、买卖、过户、代签协议、领取款项等手续，并写明凡任利伟在委托权限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及所签署的法律文书，姜松宁均予以认可。上述委托书进行了公证。同年8月12日，上海嘉业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业典当公司）与姜松宁签订《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将1504号房典当，借款200万元，期限自2010年8月12日至2010年10月11日。姜松宁签字为任利伟代签。同年8月16日，上述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嘉业典当公司。同年8月17日，任利伟出具收条，写明1504号房典当200万元（扣二月息即20万元），实拿180万元，用于归还律师费用。同年10月22日，崔玉华（贷款人兼抵押权人）与姜松宁（借款人、任利伟代）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将上述房屋抵押给崔玉华，借款220万元，并办理了债权文书公证。同年11月2日，上述房屋抵押给崔玉华，债权数额为220万元，受理日期为2010年10月27日。同日，任利伟出具收条，收到广玺公司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同年8月16日，苏建勋出具《补充确认书》，确认其家属与康达所签订的《刑事法律帮助协议》，并承诺5日内完成支付。
同年8月31日，广玺公司指派任利伟为法定代表人，接替苏建勋。
2011年1月5日，苏建勋与姜松宁签订协议书，写明2003年因苏建勋遗失台胞证无法办理房产交易手续而以姜松宁名义购买1504号房，实际产权归苏建勋。根据1504号房屋房地产权证显示，1504号房权利人为姜松宁，登记日为2003年6月19日。
同年2月15日，广玺公司董事会任命任利伟为广玺公司新任法人代表。
同年9月14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将2011年3月7日受理的苏建勋、姜大伟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一案移送至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检察院。
2013年8月1日，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茌平法院）作出（2013）茌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苏建勋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40万元。其中写明苏建勋原任广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4月13日因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茌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被批捕，同年6月30日被取保。2011年1月31日因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取保。同年6月30日被茌平县公安局监视居住。2013年3月1日因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茌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被批捕。其辩护人为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商光富，同案犯包括姜松宁。判决查明部分记载苏建勋退赃82.9万元。
同年12月31日，苏建勋向长宁刑侦支队举报任利伟涉嫌诈骗犯罪，上述案件办理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笔录，其中苏建勋自述，当时其在羁押期间，曾向外借款105万元以支付取保候审保证金等，取保候审保证金80万元后被没收，并没收了违法所得82.9万元。任利伟陈述，1504号房实际也为苏建勋拥有，是以姜松宁名义购买，苏建勋有两套房屋要处理以支付相关费用；1504号房典当得款180万元；任利伟收到款项后，在等待苏建勋与其结算，但一直未结算。1504号房一开始典当了，但后来典当利息太高，其就用典当的钱把房子赎回来，目前该房屋苏建勋在住，但房产证在任利伟处。
2015年11月1日，茌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证明》，显示其在2010年7月13日收到任利伟汇到茌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高波账户的100万元。
庭审中，任利伟向该院提交一组材料，证明其在办理苏建勋事务中，支出交通、餐饮、住宿等费用共计52万余元。任利伟陈述，案涉423万元的具体支出为茌平县公安局100万元、广玺公司36万元和3.35864万元、律师费60万元、给苏建勋现金86万元、典当利息24万元以及交通、餐饮、住宿等费用52万元，此间还将房屋抵押给崔玉华用以借款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苏建勋与任利伟之间存有处置房屋、支付款项以及代办其他事宜等一系列委托行为，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现无充分证据表明上述合同关系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院对其效力不予否定。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表明，苏建勋与苏晏颉系同一人，至于其中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可由当事人自行解决，不影响该院对各方当事人案涉权益的裁判。因1504号房系登记于案外人姜松宁名下房产，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房屋权属登记系判断房屋权属的核心依据；现苏建勋主张其为房屋实际所有人而撤销1504号房的抵押手续，法律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对苏建勋与任利伟之间就委托事项的费用计算这一争议焦点，该院认为：苏建勋主张任利伟收到其的款项为转账60万元和出售1201号房收入363万元二笔，合计423万元；该院审查范围即以此为限，对1504号房涉及的款项等不予审查。上述款项中，苏建勋自认广玺公司代垫的36万元并减少诉请数额至387万元，故任利伟应就上述款项的具体支出情况进行举证证明。现任利伟已举证证明其支付茌平县公安局100万元、支付康达所60万元，该院予以认定。因任利伟办理案涉事项需要支付一系列费用，基于其提交的材料，结合苏建勋就此对广玺公司的承诺，该院将该费用酌定为40万元并予以扣减。鉴于任利伟处理1201号房前已支付茌平县公安局100万元款项，上述款项的获取须有成本，但任利伟并未向该院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院结合本案情况，将上述用款成本酌定为10万元。扣除上述款项后，任利伟掌握的剩余款项为177万元。就任利伟抗辩的给付苏建勋现金、欠付律师费、买卖房屋费用等，因无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就此一直未予以结算，故该院对苏建勋支付利息的诉请亦不予支持。任利伟主张苏建勋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在案证据以及苏建勋主张权利的过程可知，苏建勋一直在主张相应权利，结合双方也未就此进行结算的情况，任利伟的该项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八条、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任利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苏建勋款项177万元；二、驳回苏建勋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苏建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0年6月25日茌平县公安局向苏建勋本人出具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在此日期前苏建勋已经把取保候审的费用和刑事判决罚没的费用全部交齐，共计162.9万元，其中第3项53万元中包括广玺公司支付的36万元，剩余款项均是苏建勋个人筹措，3笔款项均不是通过任利伟的账户进行的汇款；证据2.茌平法院于2013年8月1日出具的罚没缴款书，苏建勋因（2013）茌刑初字第74号案件（以下简称74号案件）缴纳罚金40万元，也证明162.9万元缴纳后截止到74号案件判决作出之时，苏建勋无需再支付任何款项，苏建勋一直在向任利伟追讨本案款项；证据3.从茌平法院调取的74号案件卷宗中的3份文书，第1份是茌平县公安局于2010年7月14日出具的取保候审决定书，第2份是茌平县公安局出具的218号收取保证金通知书，其中附有一份交款凭证，第3份是茌平县公安局出具的95号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述3份文件上都盖有茌平法院的齐缝章，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姜松宁是在2010年7月15日被取保候审，任利伟是2010年7月13日向茌平县公安局支付了100万元，其中有50万元是替姜松宁交纳了保证金，另外50万元是姜松宁因74号案件的退脏款。
二审中，任利伟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苏建勋申请，本院到茌平县公安局调取了以下材料：1.茌平县公安局于2010年7月14日出具的茌公刑保字[2010]237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副本）；2.茌平县公安局出具的茌公刑收保字[2010]218号收取保证金通知书（回执）（上半页）、2010年8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茌平县支行出具的代收取保候审保证金交款凭证；3.茌平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0年6月25日出具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苏建勋）；4.茌平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0年7月13日出具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姜松宁）。经查阅茌平县公安局卷宗，上诉材料均为复印件，原件留存于茌平法院。经本院核实，案中共收取姜松宁1**万元，其中保证金50万元，退赃款50万元，但卷宗中仅有任利伟于2010年7月13日转账支付的100万元，没有姜松宁的付款记录。
经本院庭审质证，任利伟对苏建勋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无法证明任利伟向是茌平县公安局支付的100万元是替姜松宁支付的款项，并且在之后苏建勋和任利伟进行对账的时候，苏建勋也没有提出异议。针对本院调取的材料，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苏建勋提交的3份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4份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0年7月13日，任利伟为姜松宁缴纳取保候审保证金及刑事判决退脏款而向茌平县公安局支付100万元。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苏建勋因涉嫌刑事犯罪被茌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任利伟为其处置房屋、支付款项等代办取保候审事宜，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针对苏建勋和苏晏颉是否为同一人以及苏晏颉身份证是否合法一节，通过查明事实，1201号房公证手续中，虽然显示姓名为苏晏颉，但在公证处办理的公证手续中留存的照片为苏建勋本人，并且与任利伟之间发生委托合同关系，并从事一系列行为的始终是苏建勋本人，故一审法院认定苏建勋和苏晏颉为同一人并无不当，对于苏晏颉身份证的办理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畴，亦不影响本院对当事人涉案权益的裁判。
任利伟上诉称，苏建勋向其汇款60万元以及任利伟代苏建勋出售1201号房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故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且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苏建勋汇款以及任利伟出售房屋均系履行委托合同的内容，均为任利伟为苏建勋处理取保候审事项，故任利伟主张应当分别计算诉讼时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任利伟称2010年10月19日，双方曾就取保候审费用进行过对账结算，故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时起算。对此本案认为，任利伟所称对账单虽然系苏建勋书写，但该对账单上并无双方结算完毕的表述，并且在之后苏建勋举报任利伟行刑事诈骗后，公安机关对任利伟所作询问笔录中，任利伟称双方没有进行过结算，故任利伟主张双方已经对账完毕无事实依据，其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苏建勋主张1504号房撤销抵押一节，因1504号房系登记于姜松宁名下房产，现苏建勋主张其为该房屋所有权人并主张撤销抵押手续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任利伟收到苏建勋的汇款60万元及出售1201号房的收入363万元，其中苏建勋自认广玺公司代垫的36万元应当在该数额中予以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于任利伟向康达所支付的60万元，苏建勋认为不应由其全部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刑事法律帮助协议》系苏建勋家属、姜松宁家属以及广玺公司作为共同一方与康达所签订，故对于因《刑事法律帮助协议》产生的律师费，苏建勋、姜松宁以及广玺公司均有义务承担，至于三方之间的比例分担问题，三方可另行协商，本案不予处理，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中扣除任利伟向康达所支付的6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对苏建勋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针对任利伟于2010年7月13日向茌平县公安局支付的100万元一节，本院认为，通过查明事实可知，苏建勋于2010年6月30日被取保候审之前，所有款项均支付完完毕，上述100万元支付的次日姜松宁即被取保候审，在茌平县公安局的刑事卷宗中未见有姜松宁的付款记录，任利伟主张该款项系苏建勋要求其支付至茌平县公安局，但未能就此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应当认定上述100万元系为姜松宁取保候审而支付的费用，一审法院将该100万元以及用款成本10万元在本案中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任利伟为苏建勋办理取保候审事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一审法院将该费用酌定为40万元并予以扣减并无不当。对于任利伟主张给付苏建勋现金、欠付的律师费以买卖房屋费用等，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未曾就本案进行过结算，故本院对苏建勋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任利伟应当向苏建勋返还287万元。对于苏建勋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鉴于本案出现新证据，故一审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26252号民事判决；
二、任利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苏建勋287万元。
三、驳回苏建勋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任利伟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苏建勋负担12140元，由任利伟负担2562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苏建勋负担12140元，由任利伟负担256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王 晴
审 判 员 刘海云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郭 帅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