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3刑终28号
原公诉机关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时圣贤，男，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汉族，大专文化，企业负责人。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2016年5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31日被逮捕。同年11月28日被原审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司洋，吉林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审理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原审被告人时圣贤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案，于2016年11月16日做出（2016）吉0381刑初66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时圣贤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赵力到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时圣贤及其辩护人司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间，经青岛某有限公司（另案处理）及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另案处理）实际控制人时圣贤授意，被告人张某1（另案处理）作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某1（另案处理）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由张某1研发具体产品，并让王某1策划宣传文字内容，张某1修改并报时圣贤最终决定该套装的宣传文字内容，该套装在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每件280元的成本价格由青岛某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2200件（箱），货值金额61.6万元，由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吉林某农资有限公司产品1604件（箱），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49120元，未销售产品596件，货值金额人民币166880元。经吉林省农药检定所核查，产品成分均已超出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案发后，公安机关将时圣贤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在原审开庭审理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吉林省农作物种子备案登记证明复印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李某1、刘某1等人经营的农药、化肥商店的资质。
2、发货单，证明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共发给吉林省某公司玉米套装”2200.2件，每件280元；并于2015年4月至2015年8月接到吉林省某农资有限公司返玉米套装596件。
3、公主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移送函，证明玉米套装产品标示成分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在玉米上未登记，标示成分“苯醚甲环唑”在我国未登记、标签无“三证号”、属未登记农药，标示成分“植物潜能诱导素”标注“杀虫剂”标志带、标签无“三证号”，上述产品成分均已超出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
4、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物农药研制、开发、推广、应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批发、零售，法定代表人为张某2；青岛某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农药生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高效农业开发，农药批发、零售，法定代表人为时圣贤。
5、销售单复印件，证明吉林省某农资有限公司向公主岭市各乡镇经销商发货的情况。
6、战略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吉林省某农资有限公司签订农药经销协议。
7、常住人口查询，证明被告人时圣贤的刑事责任年龄。
8、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时圣贤系被抓获归案。
9、违法犯罪记录查询，证明被告人时圣贤无前科劣迹。
10、证人李某2、白某1、李某1证言，均证明其家里有部分玉米地使用农药，其中有百分之四五十出现矮化苗，但后期经过补种，还有一部分苗缓过来了，基本没有损失。
11、证人臧某1证言，证明其于2011年年末至2014年12月20日在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任销售部经理，2014年12月份，时圣贤让臧某1去公主岭市栗某1那里开发布会，臧某1、栗某1、时圣贤、王某1分别在发布会上发言，之后臧某1还去潘某1房间和时圣贤、王某1、栗某1、孙某1聊关于西瓜的产品，之后臧某1就回青岛了。另证明，公司研发新产品首先由市场部人员调研，然后由市场部经理张某1和总经理时圣贤决定是否推出产品，销售部经理必须旁听，然后张某1向时圣贤递交采购报告，时圣贤同意后，由采购部门买完产品发给劳氏的工厂，之后发货员根据区域经理订单发货。
12、证人张某2证言，证明其在吉林省某农资有限公司负责会计及出纳工作，某公司以每箱280元，共进2200箱玉米套装，之后让孙某1调出256.4件，返厂446件。
13、证人潘某1证言，证明其任吉林省某农资有限公司销售员，2014年12月15日，某公司在公主岭市嘉年华酒店召开发布峰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张某1、臧某1、王某1、孙某1、栗某1，张某1是某公司市场部经理，负责讲解作用和效果，王某1讲解产品的后续服务，之后某农资公司在没有检查是否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向公主岭各乡镇销售，某镇经销商反映农民使用该产品后玉米出现老头苗病状，后该公司给经销商种子让农户补种。
14、证人栗某1证言，证明其是公主岭市某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5日，青岛某公司在公主岭市嘉年华酒店召开产品推介会，宣传该产品用于玉米二次包衣，效果很好，在这之前，厂家没有人员跟栗某1说过该产品的功效，之后某农资公司就向公主岭市各乡镇销售，2015年6月上旬时，有乡镇客户反映杀虫效果不好，然后栗某1就找到张某1咨询，张某1亲自到田间看了看。确实发生玉米矮化病问题，然后栗某1主动到公主岭市农业执法大队咨询，找专家去田间鉴定，并到工商局报案。另证明，某农资公司及栗某1没有查看玉米套装产品登记证是否齐全。
15、同案被告人王某1供述，证明其在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任职，玉米套装包含噻虫嗪、苯醚甲环唑、植物潜能诱导素，噻虫嗪登记在水稻上，没有登记在玉米上，宣传资料及文案内容都是张某1安排王某1策划的，而且外包装都是由公司设计师设计的，最终都由张某1决定，在公主岭市召开的发布会由臧某1主持，张某1讲解该产品的应用，王某1讲解售后服务，其他所有工作都是由时张某1排的。
16、同案被告人张某1供述，证明其任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某1是其部门的产品经理，其中噻虫嗪登记在水稻上，这个策划方案是栗某1及潘某1提出来的，张某1参与该产品的研发会议了，但是具体策划设计由王某1完成，吉林某农资公司决定，批准生产的是时圣贤，张某1没有参与修改、审核，只是上传下达的作用。
15、被告人时圣贤供述，证明其是青岛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是青岛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某负责生产，某负责销售，臧某1是劳氏公司的销售主管，张某1是劳氏公司市场部经理，王某1是劳氏公司技术员，2014年12月份，时圣贤、臧某1、张某1等人在沈阳开经销商会议时，公主岭市某农资有限公司的栗某1发现该公司生产噻虫嗪，而且需求量很大，时圣贤就按照栗某1的要求将噻虫嗪、苯醚甲环唑、植物潜能诱导素包装成玉米套装生产并销售，其中噻虫嗪登记在水稻上，苯醚甲环唑登记在小麦上且是试验证号，植物潜能诱导素未登记。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时圣贤作为青岛某有限公司（另案处理）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另案处理）的实际控制人，即二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未取得涉案农药产品的注册批号、生产许可证、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授意将涉案产品包装成玉米套装且在该套装亦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销售该套装，且生产金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时圣贤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有596件玉米套装，价值人民币166880元并未实际售出，此部分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依法对被告人时圣贤从轻处罚。被告人时圣贤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一百五十条（单位犯罪）、第二十三条（犯罪未遂）、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第三十条（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处罚）、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罚金）、第七十二条及第七十三条（缓刑）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时圣贤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此款已缴纳）。
上诉人时圣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涉案“套装产品是经法定检测部门检验合格的农药产品，不属于伪劣农药，上诉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间，另案被告人张某1（另案处理）作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某1（另案处理）做为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该套装在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由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吉林某农资有限公司产品1604件（箱），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49120元，未销售产品596件，货值金额人民币166880元。经吉林省农药检定所核查，产品标示成分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在玉米上未登记，标示成分“苯醚甲环唑”在我国未登记、标签无“三证号”、属未登记农药，标示成分“植物潜能诱导素”标注“杀虫剂”标志带、标签无“三证号”，上述产品成分均已超出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而本案上诉人时圣贤作为青岛某有限公司（另案处理）的法定代表人明知劳氏公司欲销售该套装，致套装中的农药生产并超范围销售和使用。案发后，公安机关将时圣贤抓获归案。
二审证明上述事实另查明的证据有：
1、被告人时圣贤供述，2014年12月份在沈阳开经销商会议的时候，公主岭市某农资的栗某1看见我们某公司生产的噻虫嗪了，跟我说他需求很大量，但按他的要求包装，之后，我们公司就按照栗某1的要求将噻虫嗪、植物潜能诱导素、苯醚甲环唑三种产品包装成玉米套装。某公司是姬某负责生产的，绝对不是我决定生产势壮玉米套装的，是谁决定的我不清楚。我在侦查阶段一直未承认是我决定生产的，后来原审法院说不认罪，不能判缓刑，我就写了认罪书，承认了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我是某公司聘用的法定代表人，某公司和劳氏公司为一个出资人，劳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2，两公司是分工协作的关系。
2、被告人时圣贤认罪书，证实2016年8月14日时圣贤在诉讼阶段写下认罪书，承认对二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时圣贤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2为劳氏公司法定代表人，两公司出资人皆为青岛某投资有限公司。某公司2004年开始经营，时圣贤2014年被某公司聘任为总经理，即法定代表人。
对于上诉人时圣贤提出的其不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经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行为。本案涉案套装产品的销售系青岛某有限公司主导的，青岛某有限公司系涉案套装内的产品生产厂家。青岛某有限公司与青岛某有限公司为同一出资人，两公司系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关系。时圣贤为青岛某有限公司聘用的法定代表人，因其不是青岛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出资人，故其不应是劳氏公司销售行为的决定、批准、授意、指挥人，不应对劳氏公司的销售行为负主要责任。故原审判决认定时圣贤为劳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令其承担劳氏公司销售伪劣产品的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但时圣贤作为青岛某生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劳氏公司欲销售该套装的情况下，致使“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植物潜能诱导素”“苯醚甲环唑”三种农药产品包装成玉米套装，在该套装亦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外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因该套装产品的销售系劳氏公司主导，而套装中的产品系将原有产品包装后销售，时圣贤在生产、销售该套装环节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故时圣贤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时圣贤作为青岛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致涉案农药产品包装在未取得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包装成玉米套装，并生产、销售该套装，且生产金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鉴于时圣贤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对其可减轻处罚。原审判决定罪准确，但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一百五十条【单位犯罪】、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第二十七条【从犯】、第五十二条【罚金】、第五十三条【罚金的缴纳】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6）吉0381刑初668号刑事判决，即“被告人时圣贤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二、上诉人时圣贤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莉
审判员 钱红英
审判员 李 楠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巍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