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3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哈莉，女，1952年8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彦斌，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哈成，男，1954年5月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董秋丽，女，1955年5月9日出生。
上诉人董哈莉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7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哈莉及委托代理人彭彦斌、被上诉人董哈成、原审第三人董秋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董哈成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董哈莉、董秋丽系同胞姐弟，我们的父母于1989年、1996年先后过逝，之后由父母承租并居住的一套两居室住房一直由董哈莉居住。1999年，该房拆迁搬至阜外西口×号楼；2000年，董哈莉在未告知我及董秋丽的情况下，自行购买了此套房屋的房产权。经董秋丽协调，我与董哈莉及董秋丽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协议书，董哈莉同意自愿给付我20万元补偿款，董秋丽自愿放弃任何补偿。协议签订后，董哈莉不与我们联系，且拒不履行付款义务。现我请求法院判令董哈莉按协议履行给付20万元的付款义务，诉讼费用由董哈莉承担。
董哈莉辩称：我于1989年8月经父母同意将户口迁入父亲生前承租的位于原建设部院内乙五楼一单元112号房屋，该房屋是承租的央产房，主管部门为建设部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管理处。当时，董哈成与董秋丽的户口分别于1983年、1987年迁出，我单位因我户口已迁入父亲生前承租的房屋取消了我的分房资格。1989年10月，我们的母亲去世。1993年9月，因父亲单位不再提供供暖费，转由我单位提供供暖费，户主由父亲变更为我。据此，该房屋由我实际承租，我从那时起承担了支付房屋租金和供暖费的责任，并照顾年迈的父亲。1996年1月，父亲去世，我继续承租该房屋直至1999年4月房屋拆迁。建设部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管理处于1999年4月将我安置到阜外西口×号楼，对原住房进行调换。我与新房屋产权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开始形成房屋租赁关系。2000年7月2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与我签订《公有房屋买卖合同》，将阜外西口×号楼×号房屋出售给我。我于2004年5月8日取得该房屋产权证。我自1999年5月至今一直在上述房屋内居住，董哈成及董秋丽从未向我主张过任何权利，直到2013年元旦后，董哈成及董秋丽对此房屋提出异议。2013年6月21日，董哈成和董秋丽又到我家骚扰和纠缠，非要我签署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我考虑与董哈成、董秋丽系同胞兄妹，所以不情愿地在协议书上签字，签字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购买的房屋原系我因实际租赁国家公有房屋并根据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才享有购房资格，虽然该房原系父亲承租，但租赁房屋不存在继承关系。董哈成及董秋丽非该房屋共居人，也没有成为实际承租人，不具备购房资格。因此该房屋与董哈成及董秋丽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协议书中约定我”愿意补偿董哈成20万元”的表述，属于董哈莉赠与的意思表示，协议书应属于赠与合同。法律规定赠与人在标的物没有交付前享有任意撤销权，我于2014年1月3日出具《撤销赠与通知书》，现当庭送达董哈成，故我已撤销协议书。综上，我不同意董哈成的诉讼请求。
董秋丽述称：协议书由我与董哈莉共同拟定，由董哈莉本人签字。父母居住的房屋内除有董哈莉的户口外，还有我儿子的户口，去年我儿子才将户口迁出。父母答应房屋由董哈莉居住是因为当时认为董哈莉没有房子，但董哈莉有房，故我们认为房屋不应归董哈莉。基于此原因，董哈莉同意给我们补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董哈成、董哈莉与董秋丽系兄弟姐妹关系。
1999年4月13日，董哈莉（乙方）与建设部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管理处（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项目建设，需要拆除乙方在拆迁范围内乙5楼1门112号居住的房屋，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甲方将阜外西口×号楼16层10号房屋补偿给乙方。1999年5月4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给董哈莉开具西城区阜外北街×号楼×号房屋的《职工住房通知单》。2000年7月20日，董哈莉（乙方）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甲方）签订《公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街×号楼×号房屋（总建筑面积63.4平方米）的所有权以1999年度成本价格出售给乙方，总价款暂定为39300元。2003年8月20日，董哈莉（乙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甲方）又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2004年5月8日，董哈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
2013年6月21日，董哈成、董哈莉与董秋丽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的内容为：原建设部院内乙五楼一单元112号房是父母遗留下的一套承租房两居室，父母于1989年和1996年先后过世，在此期间一直有长女董哈莉居住，1999年因拆迁搬至阜外西口×号楼，2000年又经董哈莉购买并取得房产权，董哈莉现在愿意用20万元作为补偿款，补偿给董哈成一人，董秋丽自愿放弃任何补偿，特立此据为证。
诉讼中，董哈莉提供2013年6月20日医疗急救收费及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证明因董哈成及董秋丽骚扰导致董哈莉发病，签署《协议书》非董哈莉真实意思。董哈成及董秋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董哈莉还提供了其父董哲遗嘱，证明董哈莉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董哲同意将房屋给董哈莉，房屋由董哈莉实际居住的情况。董哈成及董秋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父亲遗嘱内写到因董哈莉没房所以将房屋给董哈莉，但董哈莉另外有房。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协议书》系董哈成、董哈莉及董秋丽自愿签订，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董哈莉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给付董哈成补偿款之义务。董哈莉称签订《协议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董哈莉提供的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现董哈成要求董哈莉给付20万元补偿款之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协议书》中的内容，反映出董哈莉购买的位于阜外西口×号楼的房屋系父母遗留承租房屋拆迁后所补偿的房屋，董哈莉在取得购买房屋产权后，愿意给付董哈成20万元补偿款之事实，该补偿款不符合赠与行为的要件，董哈莉关于撤销赠与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判决：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董哈莉给付董哈成补偿款二十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董哈莉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董哈成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所涉及房屋的具体由来和法律本质。父亲去世后，原房屋所有权人与我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所补偿的是公有住房的承租权，而不是所有权，这种承租权与董哈成、董秋丽无任何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房屋虽然源于父母承租的公房，但是是在父母去世、我单独作为实际承租人后而进行拆迁、续租的，此后，我以承租人的身份签署购房合同，这一系列变迁中，始终没有与董哈成、董秋丽发生任何法律关系。第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我认可《协议书》为有效合同，但我认为基于房屋取得的事实及法律关系，我与董哈成、董秋丽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在性质上属于赠与合同，我可以撤销。
董哈成与董秋丽同意原审判决，并答辩称：第一，本案涉及的房屋是父母承租的公房，董哈莉上诉说房屋由承租到购买的一系列变迁均与我们无法律关系，这说明了我们对董哈莉获取房屋的过程不知情，是董哈莉未与我们协商一手操纵的。第二，签订《协议书》是董秋丽与董哈莉两人在董哈莉家的电脑上一起拟定的，当时董哈成并不在场，后来董秋丽将协议书拿走再给董哈成签字，不存在我们纠缠和骚扰董哈莉的事情。第三，该《协议书》是因为董哈莉独占父母原承租的公房后又未与我们协商独自购房而给予董哈成的补偿，并非赠与。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协议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职工住房通知单》、《公有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收据、遗嘱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董哈莉是否应按照其签署的《协议书》向董哈成履行给付义务。首先，该《协议书》由董哈莉、董哈成、董秋丽三人签署，董哈莉二审中亦认可该《协议书》为有效合同，故本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及有效性予以确认。《协议书》中叙述了父母遗留的承租房由董哈莉居住，后又经拆迁、购买、由董哈莉取得产权的过程，对董哈莉给予董哈成20万元补偿款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及说明，根据《协议书》的内容，该补偿款并非赠与，董哈莉应当依约履行给付义务。
董哈莉的上诉理由强调了父母承租的公房经过了实际由其交纳承租费、父母去世后因原承租房被拆迁补偿了另一房屋由其继续承租，之后又由其单独购买房屋的过程，该过程与《协议书》中所述的房屋来源及董哈莉给付董哈成20万元补偿款的原因并无冲突，董哈莉以此主张《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款为赠与，其可以撤销，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董哈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董哈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保河
审 判 员 王云安
代理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