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民一初字第1569号
原告墙某某，女。
委托代理人墙某刚，男。
被告闫某，女。
被告闫某某、闫某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黔，
原告墙某某诉被告闫某某、闫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墙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墙某刚，被告闫某某、闫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墙某某诉称，原告墙某某与被继承人闫某存于2002年经朋友介绍认识，2003年在一起生活，闫某存每月交2000元生活费给墙某某，家庭开支超出部分由墙某某自己补贴，至闫某存去世。闫某存2007年1月决定与墙某某结婚，因闫某掌管闫某存的户口本、身份证、老干补助证等，闫某拒不交出户口本及身份证，加之闫某某竭力反对，故意侵害闫某存及墙某某的婚姻自主权，故二人未能办理结婚证。2009年，闫某存责令闫某交出户口本及身份证后，与墙某某于2009年3月登记结婚，闫某某、闫某因此对墙某某怀恨在心，故意制造是非，干扰闫某存与墙某某婚后生活。2010年7月18日闫某存被检查出患有前列腺癌，住院93天，被告闫某某仅来看过两次，10月19日上午，二被告夫妻四人突然来到病房，将闫某存接出院后送至养老院。2010年3月3日，墙某某将闫某存从养老院接出带回家。2010年11月中旬，闫某存向墙某某提出协议离婚，被墙某某拒绝，2011年1月，闫某存再次向墙某某提出一次性补偿墙某某人民币10万元与墙某某离婚，墙某某未同意，2011年2月，闫某存向南明区人民法院起诉与墙某某离婚。法院依法驳回离婚诉讼请求。闫某存去世后一年后，墙某某到清镇红枫艺术陵园祭祀闫某存，发现墓碑上没有墙某某的名字。墙某某称，2010年4月10日闫某存自书《遗嘱》称：“我死后要和墙某某埋在一起，墓碑上要刻墙某某的名字。切切照办为妥，不得有误！”但二被告违背《遗嘱》，未在闫某存墓碑上刻上墙某某名字，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二被告违背《遗嘱》，侵害人格权，赔偿原告陆万元；二、二被告长期实施压制、歧视、非法侵权，给原告造成巨大精神损害。请法院判决二被告综合赔偿拾万元，列为原告补偿；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闫某某、闫某共同辩称，闫某存系闫某伯父，闫某某系闫某存之子。闫某存于2014年2月8日病故后，因财产继承问题原被告产生分歧和矛盾，墙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由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4）云民一初字第726号判决书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5）筑民一终字第93号判决。原告是因为在继承纠纷一案中利益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对二被告怀恨在心，故意捏造事实而提出诉讼。闫某某在文革期间，陪同闫某存下放到兴义，后在兴义参加工作，虽然与闫某存有时空上的距离，但仍然通过电话等方式与闫某存保持沟通，在（2014）云民一初字第726号一审判决予以确认。由于闫某某与闫某存分居两地，1989年家庭会议确定闫某存的侄女闫某照顾闫某存，根据政策，1990年闫某从清镇农村调至贵州省某某厅工作。从1990年至2003年，闫某与闫某存共同生活，照顾闫某存的饮食起居。2003年闫某因照顾小孩没有和闫某存共同生活，仍然处理闫某存各项事务。原告称二被告干涉闫某存婚姻自由不属实，闫某保管闫某存的证件是基于对闫某的信任，2009年闫某存再婚后闫某已经将所有证件交回。闫某存2009年与墙某某登记结婚后，墙某某多次逼迫闫某存改变1998年作出的房产公证遗嘱。为此双方经常吵架，闫某存不堪其扰于2009年底与墙某某爆发冲突，墙某某跌倒在地，墙某某向法庭提供的《保证书》恰恰证明了双方存在打骂行为。闫某存前往森林乐园老年公寓是其个人意愿，由于闫某存是老八路，厅级干部，老年公寓做出了特殊安排，闫某存独居一间，还有一间会客室。老年公寓定期用专车接送闫某存身体检查和治疗。闫某存在老年公寓舒心的环境中身体大为康复。原告称闫某存去世后，被告未将其名字刻在墓碑。闫某某从公募购置、殡仪、骨灰下葬、立碑，承担了全部费用，墙某某均未参与，墙某某与闫某存系半路夫妻，按照传统风俗，墓碑是晚辈对逝去长者的追思，是告诫子孙他们祖先的所在。原告的请求事项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闫某存、墙某某于2004年经人介绍认识并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并于2009年3月24日在贵阳市云岩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被告闫某某系闫某存与前妻所生儿子，被告闫某系闫某存侄女。2008年7月5日，闫某存自书遗嘱一份给闫某，载明：“我今年已八十多岁，我现住延安东路这一套三间一室的房子已过继给你，待我去世后由你继承房屋产权。但必须按我生前遗嘱执行办理。我和墙某某结成老伴已四年之久，因某些原因没有办理结婚证，但结伴后两人相依为命，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我的生活，陪伴我愉快度过晚年。我生前也没有给她什么，深感遗憾。现我决定如果我先去世了，就把我延安东路这套房子和室内一切用具都留给她使用，家人都无权干涉和过问，如果今后房屋搬迁应再给她安排住处直到她去世为止。需要你切切照办执行，不得食言，不得违约。遗嘱立据人：闫某存。执行人：闫某。”2010年4月10日，闫某存又出具自书《遗嘱》一份给墙某某，载明：“我在延安东路xx号某单元有一套住房，若我先去世后这套住房由我妻墙某某独自使用，直到她去世为止，再由闫某使用。若房子被拆迁由闫某负责承担另找不少于60平方米的住房居住（在市区内）。我死后要和墙某某埋在一起，墓碑上要刻上墙某某的名字，切切照办为要，不得有误。立瞩人：闫某存。2010年4月10日。”该份《遗嘱》出具时，闫某某及闫某均不在场。2011年2月闫某存诉至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以“婚前双方缺少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常因一点生活小事，墙某某就呵斥闫某存”等为由要求与墙某某离婚，墙某某对起诉理由予以否认并坚决不同意离婚。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1年3月30日判决不予准许闫某存与墙某某的离婚诉讼请求。闫某存于2014年2月8日去世后，墙某某以闫某某系闫某存养子，闫某某对养父生前生活很少过问。闫某存生前个人财产有位于贵阳市延安东路x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产一套；闫某存与墙某某共同财产有存款60000元，去世当月工资8000元，抚恤金、丧葬费等共计65170元等为由，诉至本院，请求：“1、依法对属于被继承人闫某存位于贵阳市延安东路x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产进行分割，由原告墙某某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被告闫某某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2、确认闫某某遗留60000元及去世当月工资7538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一半即33769元属原告所有，剩余33769元及丧葬费2000元为闫某存遗产，由墙某某与闫某某继承，闫某某不分或少分；3、确认抚恤金63170元归墙某某享有；4、闫某将位于贵阳市延安东路x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产收回交付墙某某。”本院（2014）云民一初字第72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墙某某主张闫某存位于贵阳市延安东路x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屋系闫某存与墙某某结婚之前取得，应认定为闫某存婚前财产，所有权人系闫某存，且闫某存已于1998年7月30日立下遗嘱将该房屋作了处理并进行公证，该房屋由闫某某一人继承。故对墙某某要求分割该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及对闫某存遗产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进行阐述后，本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闫某存死亡后的一次性抚恤金63170元由墙某某分得31585元，闫某某分得31585元；二、闫某存死亡后一个月工资7538.5元，由墙某某分得3769.25元，其余的3769.25元归被告闫某某所有；丧葬补贴1600元归闫某某所有；三、驳回原告墙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墙某某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2日以（2015）筑民一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4）云民一初字第72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确认闫某存遗留的60000元存款中的30000元属墙某某所有。”
另查明，闫某存2014年2月8日去世时，由闫某某操办各项丧葬事宜，2014年2月9日，经与家人商量，确定闫某存墓碑上篆刻“闫公某存之墓”及后世子孙姓名若干，刻碑之时，闫某某及闫某均对闫某存2014年4月10日立下的《遗嘱》不知情，墙某某未参与立碑事宜，也未告知闫某某、闫某该份《遗嘱》的存在。现墙某某以闫某某系闫某存之子及继承人，闫某系遗嘱执行人，二人未遵照闫某存2014年4月10日立下的《遗嘱》在闫某存的墓碑上刻其名字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如前。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照片，《遗嘱》，（2011）南民初字第696号民事判决书，（2014）云民一初字第726号民事判决书，（2015）筑民一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认为两被告未按照闫某存2010年4月10日订立的遗嘱内容在墓碑上篆刻原告的名字，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墓碑署名权，而墓碑署名权不是我国法律明确保护的对象，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依法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闫某存在遗嘱中要求墓碑上篆刻墙某某的名字，该部分遗嘱不属于处分其财产的范畴，仅是对其身后事处理的意愿，不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而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尊重社会传统伦理道德、遵循安葬地的风俗习惯。按照我国传统的殡葬礼仪，死者的墓碑应当由其后辈直系子孙及其配偶敬立，以体现后人对逝者的追思。墓碑的功能除了标识死者身份外，也是生者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在墓碑上镌刻姓名者，均与死者有着特定的身份关系，起着长久、持续的公示效果。本案中，被告闫某某系闫某存之子，而原告墙某某系闫某存的再婚配偶，不是闫某某之生母，墙某某与闫某存结合之时，闫某某已年满46岁，墙某某与闫某某之间并无任何抚养关系，墙某某的继母身份也一直未得到闫某某的心理认同。且闫某存出具该份《遗嘱》时，闫某某及闫某均不在场，闫某某在为闫某存篆刻墓碑前，原告也从未告知闫某某或闫某该份《遗嘱》的存在，闫某某为父亲闫某存设立墓碑时，原告也并未参与。墓碑上所篆刻姓名由闫某某与家人协商后所留，因闫某某生母早年与父亲闫某存离异，故墓碑上未篆刻闫某某生母姓名，而如将墙某某作为配偶在闫某存墓碑上篆刻姓名，则会对闫某某身份产生歧义，不符合现实情况，故闫某某在自行为父亲出资设立的墓碑上篆刻自己的姓名表达对父亲的哀思而未篆刻墙某某姓名的行为符合一般社会风俗习惯，并无不当之处。故原告认为闫某某作为闫某存的继承人，闫某作为闫某存的遗嘱执行人，违背闫某存2014年4月10日订立的《遗嘱》，侵害其人格权，要求二被告赔偿其陆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原告墙某某称二被告长期实施压制、歧视、非法侵权，对其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为此要求二被告赔偿其人民币1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实二被告对其实施压制、歧视及非法侵害的证据，亦未提交其因此受到巨大精神损害的证据，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予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墙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墙某某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杨嘉慧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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