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明卫，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爱国，山东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恩华，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起田，龙口市新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仁超，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起田，龙口市新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高明卫因与被上诉人高恩华、被上诉人王仁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5）龙新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明卫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爱国，被上诉人高恩华、被上诉人王仁超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赵起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二原告系母子关系，高恩华与王元春系夫妻关系。2001年5月21日，王元春与龙口市新嘉街道于高村委（以下简称于高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于高村委将土地6.68亩承包给王元春经营，承包期限为29年，即自2001年9月26日起至2030年9月25日止。2011年4月29日被告高明卫与王元春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协议约定高明卫（乙方）向王元春（甲方）承包果树地种植，承包期为2011年至国家征用到期，面积7.5亩，土地性质为口粮地、承包地，年亩承包费为400元，承包费付款方式为每年一付。承包期内甲方�权以任何理由收回土地。乙方须在当年3月底前交清本年承包费。王元春与于高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所针对的土地即为王元春与本案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中所针对的土地。王元春与于高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原有记载土地面积为7.35亩，因有部分土地质量较差，故折为6.68亩，而王元春与本案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中的土地面积是按照土地的实际面积约定的。2001年王元春从于高村委手中承包土地之后，用来种植果树，被告高明卫从王元春手中承包土地之后，仍然用来种植果树。被告高明卫在涉案土地建平房一处。
另查明，王元春与原告高恩华除王仁超外无其他子女，王元春于2015年2月15日去世。证人侯某出庭证明曾于2014年三月份某日半下午左右，看见被告高明卫之妻邹桂芹与王元春在簸栾村桥西头，王元春在点钱，邹桂芹说�给王元春地租钱。但具体给钱过程没有看见，也不知道给了多少钱。证人邹某出庭证明曾于2014年春天的某日半下午左右，看见被告高明卫之妻邹桂芹与王元春坐在簸栾村桥西头，邹桂芹说在送钱给王元春。但不知道给的是什么钱、也不清楚给钱的具体过程以及给了多少钱。两名证人与原、被告均系同村村民，原、被告之间是亲戚关系。
2011年、2012年、2013年地租费已完成支付，王元春去世后，原告王仁超曾与其妻子向被告高明卫主张过2014年的地租费用，被告高明卫表示已经给付。被告曾给原告王仁超打电话通知其到被告处领取2015年地租，但原告未予领取。被告高明卫主张支付地租费时，因原、被告之间是亲戚，王元春从未出具过收条。被告高明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其妻邹桂芹自制的费用支出流水账三张，账目中有地租费用支出记载，记载中写明的地租费用均为4000元。三张流水账中一张年份写明为2014年，各项费用支出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但3月底地租费用为后续增补书写。其余两张各项费用支出均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但未标明年份。原告于2015年3月13日向被告发出了解除（终止）土地承包协议通知书，被告没有签字并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王元春与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是否有效并具备解除条件。二、2014年的地租费被告是否已给付原告方。
对于争议焦点一，王元春与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且签订双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王元春与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成立并生效。同时，王元春与龙口市新嘉街道于高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受影响，王元�并不当然退出原有合同关系，故王元春与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性质上应当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另一方面，双方协议约定的承包期限为2011年至国家征用到期，然事实上，国家何时征用无从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认定该协议承包租赁期限约定不明确，该转包协议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主张随时解除合同，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原告方于2015年3月13日向被告出具了解除（终止）土地承包协议通知书，王元春去世后，原告方作为土地承包协议权利义务的承受人，给予了被告解除合同的合理期限，其据此行使解除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证人侯某和证人邹某与原、被告均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虽未能证实邹桂芹与王元春确切的收交地租过程，但其对上述两者之间的金钱给付事实具备证明力。同时，被告陈述原、被告系亲戚关系，之前2011、2012、2013年的地租给付并未出具收条，原告所述收取地租时出具收条但未向法庭提交。另一方面，被告表示曾电话通知原告王仁超领取2015年地租费，原告方予以认可。同时，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约定且实际交付的地租费为每年3000元。故根据双方历年地租给付习惯，结合证人证言，应当认定：2014年地租费3000元已经给付。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判决：一、解除王元春与被告高明卫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被告高明卫在2015年度涉案果园水果收获后，于2015年11月30日前将涉案土地及果树保持现状返还原告。二、驳回原告高恩华、王仁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被告均担。
宣判后，上诉人高明卫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转包期限的约定是明确的，在承包期内被上诉人无权收回土地。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高恩华、被上诉人王仁超答辩称，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的口粮地后，未经批准擅自将被上诉人的果树砍伐用于建房，并且拖欠2014年度土地承包费，一审两位证人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妻子写的2014的流水账时间颠倒，不能做为有效证据采信。现被上诉人没有生活来源，请求收回口粮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除原�查明事实外，二审补充查明，2015年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王仁超领取承包金，王仁超以离家远，并且承包地与其无关为由拒绝领取。同年3月28日上诉人将承包金送到被上诉人高恩华家中，高恩华拒收。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高恩华称，2011年因王元春与高恩华均身体有病，王仁超在城里上班，所以无人种地，将诉争土地转包给上诉人。当时村里有些人的土地已被国家征收，关于诉争土地也有征收的传闻。所以在2011年4月29日协议中第三条约定“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地，征收补偿款归甲方，如苹果未采摘，甲方须给乙方化肥、农药等适当补偿”。
2012年因涉案土地上有几棵树木死亡，上诉人将这几棵树清理后，盖了一个用于看护果园的简易房。上诉人主张其已征得王元春的同意。被上诉人称不知道此事。
本院认为，王元春因无能力经营土地于2011年将土地转包给上诉人经营，双方签订的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承包期至国家征用到期，是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条件具有合法性、未来性和或然性。只有在该条件成就时合同方可解除，否则双方均应恪守合同。原审法院将该条约定认定为不定期租赁，认为发包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根据该条约定主张解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交2014年承包金，因合同约定的承包金的交纳时间是每年三月底前，当时王元春尚健在，被上诉人二审自认未向上诉人催缴过2014年承包金，并且2015年上诉人主动向被上诉人交纳2015年承包金时，被上诉人拒收。在2014年承包金尚未付清的情况下，上诉人又主动交纳2015年承包金，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并且一审时证人侯某、邹某也�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纳过2014年的承包金的事实，故综合以上证据判断，上诉人主张已交纳2014年承包金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在涉案土地建设房屋，并擅自砍伐果树，因上诉人所建房屋系看护果园的简易房屋，并未造成土地永久性的损害，并且在上诉人建房时被上诉人并未制止视为同意。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擅自砍伐果树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据此主张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5）龙新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恩华、被上诉人王仁超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高恩华、被上诉人王仁超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燕华
审 判 员 丁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莉莉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