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英，女，1967年1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威，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易查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2号楼12层C。
法定代表人：于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素华，北京冠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英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易查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查无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2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邵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邵英与易查无限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上海宜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宜点公司）是易查无限公司的经销商，真正履行合同的是易查无限公司。根据易查无限公司网站界定的概念可以看出，经销商是接受易查无限公司授权，与客户签订合同的主体，经销商与易查无限公司之间是授权与被授权的法律关系，而为客户真正提供服务的并不是经销商，而是易查无限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邵英有权选择易查无限公司为合同相对方，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合同中虽约定对易查无限公司的免责条款，但该条款系格式条款，易查无限公司和上海宜点公司均未尽到提示义务，故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易查无限公司就合同的履行已经违约，具有欺诈性。邵英履行了几十万付款义务，但易查无限公司未尽到提供关键词服务的义务，存在严重违约，易查无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承诺替邵英招商、推广，并且承诺后期会有一个高额的转让费用，但均未履行和实现。
易查无限公司辩称，邵英与易查无限公司之间没有书面和事实上的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易查无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对邵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云立方平台虽是易查无限公司的产品，但不必然导致易查无限公司与邵英之间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况且《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合同》约定有仲裁条款，故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邵英不应到法院起诉易查无限公司；易查无限公司和上海宜点公司之间不是民法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特殊的网络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之间的买卖关系，本案法律适用应区分民事关系中的代理人和商业贸易关系中的代理商的不同。综上，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邵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邵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邵英与易查无限公司的合同法律关系；2.判决易查无限公司赔偿邵英损失354200元；3.判决易查无限公司向邵英赔偿公证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5日，邵英作为甲方，与乙方上海宜点公司先后签订了四份《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合同》，分别就关键词“办公楼出租”“中国购票网”“中国婚恋交友”“进口奶粉”建立云立方服务合同关系。上述四份合同中约定：“云立方平台是移动搜索服务提供商易查推出的‘一站式移动营销平台’，甲方确认在签订本合同前已详细知悉该相关介绍情况”。在合同“重要提示”部分第1条有如下约定：“乙方是易查云立方平台的经销商，以自己名义销售云立方平台并按照易查提供的功能模板为甲方制作相应的手机APP，同时为甲方在易查搜索平台上提供相关信息发布、推广等服务。”在合同背面《合同约定条款》中，其中第一条总则的第2款约定：“云立方平台费用以本合同列明为准，甲方应于签订本合同当日一次性支付本合同项下全部款项，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产品提供商提交甲方资质审核申请，产品提供商接到乙方申请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甲方的资质审核工作。若甲方未能通过审核，则乙方无息退还相应款项给甲方并终止本合同，双方互不追究责任。”第四条责任条款中第6款约定：“甲乙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任何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产品提供商无任何关系，产品提供商对双方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上述四份合同落款处，乙方均为上海宜点公司签章。合同签订后，邵英向上海宜点公司分别缴纳四份合同的服务费共计354200元，上海宜点公司为邵英出具收据四份，每份收据均加盖上海宜点公司财务专用章。此后，根据合同约定，邵英按照四份合同约定的关键词，分别取得四份“合作伙伴证书”。该证书显示的授权服务机构为上海宜点公司，签发单位为易查无限公司。一审诉讼中，易查无限公司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签约合作伙伴证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确认合同涉及的云立方一体化移动营销平台是该公司产品。但强调涉诉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和范围，且合同对于资质审核的约定，属于广告发布前应有的资质审核要求，不属于对合同主体的约定。为证明相关合同义务一方应为易查无限公司，邵英还提交了易查无限公司的网页打印件，提出在易查无限公司的云立方服务条款中，对于客户、经销商以及服务义务等进行的定义，足以显示易查无限公司应向邵英承担合同义务。根据邵英提交的公证书显示，在易查无限公司网站上按照关键词搜索，曾显示邵英的信息。一审诉讼中经法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双方之间并未有其他书面或口头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邵英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应明确显示出，其与上海宜点公司在2013年曾就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建立合同关系。从上述合同的签订，服务费用收取，权利义务内容约定等各项核心条款审查，以及审查合同签订后的实际履行行为，上述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应系邵英及上海宜点公司。易查无限公司虽然系云立方销售平台的所有者，但不必然成为本案诉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且上述合同中对于合同关系仅限于邵英与上海宜点公司也作出了明确约定。故现邵英以易查无限公司为合同相对方，要求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邵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邵英与易查无限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邵英系与上海宜点公司签订的四份《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合同》，易查无限公司并非上述合同的缔约人。其次，邵英交纳的服务费系由上海宜点公司收取，上海宜点公司以自己名义向邵英出具了收据，易查无限公司并未收取邵英相应款项。再者，《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合同》中虽载明“云立方平台是移动搜索服务提供商易查推出的一站式移动营销平台”，“上海宜点公司是易查云立方平台的经销商”，但该合同中同时又载明“甲乙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任何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产品提供商无任何关系，产品提供商对双方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由此可见上海宜点公司以自己名义与邵英签订的四份《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合同》明确只约束上海宜点公司与邵英双方。据此，本院认为易查无限公司并非四份《云立方平台销售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其与邵英之间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现邵英以易查无限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要求易查无限公司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邵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六千六百五十八元，由邵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永钢
审 判 员 白 云
审 判 员 张 琦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何 悦
书 记 员 吴银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