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9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世瑛，女，197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菇雍梅(系鲍世瑛之母)，女，194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
法定代表人：王占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洁，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鲍世瑛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占喜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12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鲍世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鲍世瑛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占喜公司成立以来经营状况不佳，有裁员迹象，2015年12月前，很多员工都已经离开了公司，鲍世瑛也多次被占喜公司股东要求兼任关联公司的财务，但工资均未获调整。任洁到占喜公司担任人事后，多次对鲍世瑛进行恶意诽谤。2016年3月15日，鲍世瑛应公司要求到税务局报税，3月16日上班时，“占喜公司当面给鲍世瑛一份书面解除通知”，鲍世瑛不认可占喜公司的解除理由，并于当日要求公司支付2月拖欠工资，未果。2016年3月17日、18日、21日因病休息，病情好转后于2016年3月22日到公司，之后鲍世瑛多次要求占喜公司支付2、3月工资均被拒绝。占喜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办理了鲍世瑛的退工手续，并将退工日期写在了3月15日。鲍世瑛仅在上海创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浩公司”)工作了两个月，期间创浩公司没有为鲍世瑛办理用工手续，造成其与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没有办法证实。鲍世瑛在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与占喜公司无关，占喜公司仅以鲍世瑛未填写在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并以隐瞒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况且，占喜公司的招聘条件要求财务人员工作经验3年以上，鲍世瑛早已超过3年，也通过了试用期。占喜公司主张鲍世瑛在上海浪速包装有限公司并非会计，事实上因鲍世瑛表现出色，被老板升为上海的经理，实际担任了会计、人事和出纳。占喜公司以上述理由解除与鲍世瑛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另，鲍世瑛主张的税费是533.52元，一审未全额支持，差额部分是鲍世瑛替公司购买账册的钱款，占喜公司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导致裁判错误，故提起上诉。
占喜公司辩称：公司因发现鲍世瑛有隐瞒工作经历的事实而解除与鲍世瑛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行为。故不同意鲍世瑛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鲍世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占喜公司：1、更正合同解除，非公司开除，恢复名誉，消除妨碍；2、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740元；3、支付2016年3月1日至3月18日期间的工资5,384.60元(8,740元÷21.75×12天+8,740元÷21.75×2天×70%)；4、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480元(8,740元×2)；5、报销交通费171元并支付垫付的税费330.92元、办公用品费用10.60元与购买账册的费用21元，共计533.52元；6、更改退工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并归还鲍世瑛退工单，要求开庭当日劳动手册盖章。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鲍世瑛于2015年7月1日入职占喜公司，双方曾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至2018年8月30日止，试用期为3个月。2016年3月15日占喜公司决定与鲍世瑛解除劳动关系，并书面告知鲍世瑛：根据《劳动法》第39条规定与占喜公司《雇员手册》之内容及你于2015年6月26日到本公司应聘时填写的《应聘申请表》相关内容，经核实你故意隐瞒个人资料，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原2016年2月15日公司提出的提前与你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即日起失效，公司决定对你予以辞退处理，即日起生效，请于同月18日前至公司办理离职移交手续。同年4月20日鲍世瑛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占喜公司：1、支付拖欠的2016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740元；2、支付拖欠的2016年3月1日至3月18日期间的工资5,284.18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480元；4、支付2016年2月23日至3月24日期间未报销的交通费、代付的税费、财务用品采购的费用共计533.52元；5、交付退工单、并更正退工单上的退工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及在劳动手册上进行用工登记。同年5月26日仲裁委作出裁决：1、占喜公司支付鲍世瑛2016年2月1日至2月29日的工资差额3,740元；2、占喜公司支付鲍世瑛2016年3月1日至3月15日税前工资4,420.23元；3、占喜公司交付鲍世瑛退工单并在劳动手册上进行用工登记；4、占喜公司支付鲍世瑛2016年2月23日至3月15日期间交通费、代付的税费共计501.92元；5、对鲍世瑛其余请求均不予支持。鲍世瑛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二、鲍世瑛于2014年6月23日在创浩公司工作，同年8月20日该公司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鲍世瑛解除劳动关系。为此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曾经仲裁、诉讼，先后作出黄劳人仲(2014)办字第1715号裁决书、(2014)黄浦民一(民)初字第7551号民事判决书，最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3号终审判决，认定创浩公司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鲍世瑛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可。鲍世瑛在《应聘申请表》中向占喜公司隐瞒了上述工作经历。另，鲍世瑛在《应聘申请表》中登记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在上海浪速包装有限公司担任会计。
该表格备注部分注明：本表所填内容及所提供的相关证明均属事实，若有不实或故意隐瞒，愿接受公司除名处理。
三、占喜公司《雇员手册》中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的，公司可即时解除劳动关系而无需给予通知期或赔偿金及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占喜公司主张2016年2月15日因决定撤销鲍世瑛岗位，遂提前一个月通知鲍世瑛于3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鲍世瑛否认有此事实。占喜公司虽提供了QQ、短信等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占喜公司的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本案中，《应聘申请表》备注中明确写明“若有不实或故意隐瞒，愿接受公司除名处理”，现鲍世瑛隐瞒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及被该公司以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鲍世瑛正常维权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鲍世瑛却借口不予说明该段工作经历，结合(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3号的终审判决，占喜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鲍世瑛是“故意隐瞒”，且该判决结果直接关系到鲍世瑛的工作纪律、工作能力等方面，这些也是占喜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招聘时有权了解和鲍世瑛有义务如实说明的，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因此，鲍世瑛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占喜公司据此与鲍世瑛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鲍世瑛要求占喜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48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双方对仲裁委第一项裁决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占喜公司应当支付鲍世瑛2016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共计3,740元。占喜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与鲍世瑛解除劳动关系，此后双方并无劳动关系，故占喜公司应当支付鲍世瑛2016年3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的工资4,420.23元(8,740元÷21.75×11天)。鲍世瑛要求占喜公司支付2016年3月16日至1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双方对于仲裁委第四项裁决即占喜公司支付鲍世瑛交通费、税费共计501.92元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鲍世瑛无证据证明办公用品、账册系占喜公司授权购买，故鲍世瑛要求占喜公司支付上述费用31.60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现双方于2016年3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占喜公司应当交付鲍世瑛退工证明(退工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鲍世瑛在交付占喜公司劳动手册后，占喜公司应当在劳动手册上进行用工登记。
五、鲍世瑛第一项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不作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鲍世瑛2016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共计3,74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鲍世瑛2016年3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的工资4,420.23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鲍世瑛2016年2月23日至3月15日期间的交通费、代付的税费共计501.92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交付鲍世瑛退工证明(退工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一份，并在鲍世瑛交付的劳动手册上进行用工登记；五、鲍世瑛要求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3月16日至3月1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鲍世瑛要求上海占喜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办公用品、账册费用31.6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鲍世瑛声称“……因为创浩公司没有办理劳动用工，造成鲍世瑛与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没有办法证实。在(2014)黄浦民一(民)初字第7551号民事判决第3页记载，‘创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为鲍世瑛办理招工手续，亦未及时办理退工手续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影响了鲍世瑛办理求职、失业登记手续。鉴于在2014年6月23日至8月20日期间鲍世瑛、创浩公司存有劳动关系，创浩公司应为鲍世瑛补办用工手续。’……”
经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4)黄浦民一(民)初字第755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令“上海创浩商贸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鲍世瑛补办2014年6月23日至2014年8月20日的用工关系。”鲍世瑛不服(2014)黄浦民一(民)初字第7551号民事判决而提起上诉，提出“以创浩公司的名义为鲍世瑛补办2014年6月23日至8月25日期间的用工关系”等上诉请求。2015年4月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对(2014)黄浦民一(民)初字第7551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由此可知，如实说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知识技能、学历、职业资格、工作经历等基本情况系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劳动者应当遵守和履行。就本案而言，鲍世瑛在《应聘申请表》中未填写其2014年6月23日至8月20日期间在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占喜公司主张鲍世瑛该行为属于故意隐瞒个人工作经历，鲍世瑛反驳称创浩公司并未为鲍世瑛办理用工手续，造成其与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没有办法证实，故不存在故意隐瞒。经查，创浩公司以鲍世瑛试用期内不符合公司录用要求，于2014年8月20日终止劳动合同为由通过快递方式向鲍世瑛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鲍世瑛为此与创浩公司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和诉讼。2015年4月3日，(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3号生效判决认定“鲍世瑛确实存在未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等情况，创浩公司经考察在试用期内以鲍世瑛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决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无不可。”而鲍世瑛在2015年6月26日填写《应聘申请表》时，在工作经历一栏填写了其自1997年以来的工作履历，却未填写2015年4月3日生效判决所涉及的其在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由于该段工作经历关系到鲍世瑛的工作能力、劳动纪律等重要情况，故鲍世瑛未说明其在创浩公司的工作经历，违反了劳动者如实告知的义务，一审法院由此认定占喜公司有理由相信鲍世瑛是“故意隐瞒”，该认定并无不当。鉴于《应聘申请表》备注中明确规定“若有不实或故意隐瞒，愿接受公司除名处理”，故鲍世瑛未如实告知行为违反了占喜公司的规定，占喜公司据此解除与鲍世瑛的劳动合同，与法无悖，一审法院对该解除行为予以肯定，并无不当。
在本院审理中，鲍世瑛声称在2016年3月16日上班时，“占喜公司当面给鲍世瑛一份书面解除通知”，据此否认占喜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的解除决定。本院认为，在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时，法律赋予用人单位可以行使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占喜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以鲍世瑛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开具解除通知，系其作为用人单位行使的单方即时解除权，而鲍世瑛表示其于2016年3月16日上班时“占喜公司当面给鲍世瑛一份书面解除通知”，说明占喜公司解除决定的意思表示已到达鲍世瑛，一审法院由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3月15日解除，并无不当。鉴于双方此后已无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将2016年3月15日确定为退工日期及计算2016年3月份工资的截止日，亦无不当。
鲍世瑛主张的2016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740元，一审法院已予以支持。交通费及垫付的税费共501.92元，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办公用品费用及购买账册费用共31.60元，因鲍世瑛无证据证明该两项用品系在占喜公司要求下而购买，故一审法院对鲍世瑛要求占喜公司支付上述费用31.6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无不妥。至于更正合同解除，非公司开除，恢复名誉，消除妨碍之请求，因鲍世瑛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而直接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作处理的认定正确。
综上所述，鲍世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因缺乏能够推翻一审认定的确凿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案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鲍世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水波
审判长 郭征海
审判员 易苏苏
审判员 浦 琛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