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182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全忠。
委托代理人：杨大矛，湖北达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立刚。
委托代理人：冯家启，湖北九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孔祥兰，湖北九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全忠因与被上诉人何立刚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0年8月23日立案受理，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0）岸民初字第02026号民事判决，何立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6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立案后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鄂江岸民重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李全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全忠的代理人杨大矛，被上诉人何立刚的代理人冯家启、孔祥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立刚一审时诉称：2009年5月29日，李全忠经营的武汉市江岸区上上酒吧（以下简称上上酒吧）开始营业，当天即产生了严重的噪声污染，对何立刚经营的武汉市江岸区滨江招待所（以下简称滨江招待所）的营业产生严重影响。因噪声污染严重，何立刚无法正常经营，在多次找李全忠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何立刚于2009年7月、8月期间向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投诉，该局于2009年8月18日夜间在何立刚的三间客房内对上上酒吧音响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为上上酒吧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超过国家标准，其中125hz的倍频带声压级为65.8db，超过43db的标准排放限值，为最大超标值。该局于2009年9月24日对李全忠作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因李全忠排放产生的噪声污染严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持续妨害何立刚正常营业，造成何立刚严重经济损失，2009年9月4日何立刚向市长信箱反映关于上上酒吧严重违法的行为；同年12月何立刚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反映上上酒吧夜间音响低频噪声扰民问题。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作出了情况回告和信访回告。但上上酒吧产生的噪声污染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严重影响何立刚营业，造成何立刚巨大经济损失。
2010年6月7日武汉市江岸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向李全忠下达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注销上上酒吧娱乐经营许可证。2012年4月13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向李全忠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上上酒吧营业执照。但李全忠仍然照常经营，没有改正违法经营行为，产生的噪声污染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直接导致何立刚自2011年7月起被迫停止经营至今，造成了何立刚巨大经济损失。在此期间，何立刚仍然在支付所承租房屋租金、留守人员工资及水电等费用，直接经济损失在不断增加。
在一审过程中，因李全忠对其噪声污染造成的何立刚经营损失数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李全忠产生的噪声污染从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导致何立刚的经营损失进行评估鉴定，该中心于2012年6月20日出具（2012）鉴字第2号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由于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所产生的噪声污染给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原则上为10，412，706.30元，噪声污染造成的营业损失数额为6，476，579.20元。本次鉴定的鉴定费129，000元全部由何立刚垫付。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为维护何立刚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李全忠赔偿因其噪声污染造成的何立刚营业损失6，476，579.20元（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期间的损失）；2、鉴定费129，000元及诉讼费用等全部由李全忠承担。
李全忠一审时辩称：何立刚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请予驳回。何立刚所述2009年5月29日李全忠一开始经营就造成污染与事实不符，在2009年5月29日之前，该场所就有同样的项目在经营，如果有污染也应该在之前就有。事实上同年5月29日就没有污染，李全忠开业经过了行政许可，何立刚没有理由称有噪声污染。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于2009年8月18日夜间在何立刚的三间客房内对上上酒吧音响噪声进行了监测，该环保局检测结果是在三间客房有部分噪声存在，当日只证明有三间客房有部分噪声超标，而不是何立刚认为从该日开始对何立刚的经营有全部的严重的影响。
2010年6月7日武汉市江岸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向李全忠下达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注销上上酒吧娱乐经营许可证，是因为李全忠在许可有效期届满前未依法申请延续，与本案的相邻关系纠纷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因为何立刚提出的相邻关系纠纷而注销行政许可，该事实与本案无关。2012年4月13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向李全忠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上上酒吧营业执照，其原因也与本案相邻关系纠纷无关，是因为上上酒吧的娱乐经营许可证被注销，所以吊销李全忠的工商营业执照。何立刚在诉讼过程中列及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很多余。而且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在没有生效，正在行政诉讼中，所以李全忠没有停止经营是合法的。何立刚述称李全忠照常经营到今天是错误的，李全忠在2013年9月就没有营业了。
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2012）鉴字第2号技术鉴定书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首先，该鉴定书的出具人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鉴定必须由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进行，但是该鉴定书没有鉴定机构资格、鉴定人员资质和能力的任何说明，只有一份依法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证书。本案是对经营损失进行评估鉴定，是财务鉴定，不是工程鉴定。两个鉴定人员，一个人的执业类别为科技事务（计算机、轻工），另一个人的执业类别是环保轻工。没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派了两个没有资质的工程鉴定人员做了财务鉴定，该行为严重违法。其次，鉴定结论是依据无效鉴定材料作出的。该鉴定书的主要材料是何立刚提供的噪声检测报告，该报告声明第6条规定该报告不能用于诉讼，如果用于诉讼该报告就是无效的，因此该鉴定结论也是无效的。最后，该鉴定书使用了虚假的鉴定依据进行鉴定。该鉴定书中依据的调价表是虚假的，何立刚所有的房号都和噪声检测机构检测的房号不一致，检测报告中的房号是4位数，何立刚提供的调价表上的房号是3位数。何立刚2楼的房屋从2007年开始经营到2009年调价与噪声无关，是正常调价。3楼的客房是在2009年装修好后才开始经营，在李全忠经营之后经营的，属于房价正常的公示，不属于调价。确定噪声的时间是2009年8月18日，而且仅有三间房有部分噪声存在，何立刚不能确定噪声程度及存在的时间，何立刚更不能谈及其经营损失。李全忠只认可噪声部分、局部超标，给何立刚造成6，909元的损失。除此以外，何立刚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何立刚诉求的赔偿时间是2009年5月29日起算，如果何立刚仍坚持该时间，应追加相关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李全忠经营是经过相关行政机关许可的。
一审法院查明：何立刚经营的武汉市江岸区滨江招待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4号2-3楼，系个体工商户。该招待所于2007年12月开始营业，原有2楼客房30间，2009年4月10日扩大经营规模，3楼增加客房33间。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4号1楼，2009年5月29日开始营业。何立刚多次向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等有关部门反映，李全忠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了噪声污染，导致滨江招待所经营业绩下滑。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于2009年8月18日夜间在滨江招待所三间客房内对上上酒吧噪声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该环境保护局于同年8月25日依据上述监测结果向上上酒吧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于同年9月14日向上上酒吧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同年9月25日向上上酒吧下达了岸环罚字（2009）0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上酒吧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噪声整改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9，000元。
何立刚为维护自身权益于2010年8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全忠赔偿2009年5月29日至2010年7月2日期间的营业经济损失2，600，000元。嗣后，何立刚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李全忠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其诉讼请求2，600，000元营业损失是依据湖北省烹饪酒店行业协会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主要写明：按武汉市酒店行业的基本经营状况及滨江招待所的设施、经营规模、经营项目、所处的地段，概算其月营业额接近240，000元，但实际月营业额不到40，000元，每月差额200，000元，计算13个月共计2，600，000元。
因何立刚进行信访，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于2011年5月19日作出岸环监（声）字（2011）第（111）号噪声检测结果报告，载明2011年5月13日、16日夜间在滨江招待所二楼2198客房内对上上酒吧噪声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5月13日夜间测点的等效声级超过排放限值，5月16日夜间室内噪声各倍频带声压级除31.5Hz未超过排放限值外，其余各倍频带声压级均超过排放限值。
2011年6月10日，何立刚以房屋纠纷造成亏损（停业）为由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大智工商所报停，时间自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自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底，滨江招待所一直处于停业状态。2009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滨江招待所营业收入合计1，196，000元，月平均营业收入为47，840元。何立刚提交的2007年12月至2011年6月滨江招待所经营简况显示，月营业额越高，月利润率越高；2009年5月63间客房营业额为87，528元，利润率为50.30%，该利润率是经营简况中较高的利润率；2010年6月63间客房营业额为48，055元，利润率为25.90%，该利润率是经营简况中中等的利润率。2014年12月，滨江招待所开始试营业，2015年2月，滨江招待所重新开业。滨江招待所2015年2月的营业收入为44，723元，3月的营业收入为81，413元，4月的营业收入110，609元，5月的营业收入为112，226元，2015年2月至5月的月平均营业收入为87，242.75元。
本案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何立刚的申请，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上上酒吧所产生的噪声污染自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对滨江招待所造成的经营损失进行评估鉴定。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武科咨司鉴（WKZSJ）（2012）鉴字第2号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由于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所产生的噪声污染给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原则上为10，412，706.30元。一审法院给该中心去函，要求该中心进一步在鉴定意见中明确滨江招待所因上上酒吧产生的噪声污染造成的营业损失数额（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该中心作出说明，认为滨江招待所因噪声第二次下调房价后，其日收入以11，178元为基数，按此地理位置、行业景气及装修情况，平均日入住率88%，月30天计算，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共计26个月，营业额应为7，672，579.20元，但滨江招待所实际收入为1，196，000元，故噪声污染造成的营业损失数额为6，476，579.20元。该技术鉴定书没有附湖北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件，亦未提供司法鉴定许可证号。
2012年11月12日，何立刚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李全忠赔偿因噪声污染给何立刚造成的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的营业损失6，476，579.20元，鉴定费129，000元由李全忠承担。
鉴定过程中，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委托福建力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日对滨江招待所进行噪声检测，检测结论为，滨江招待所客房的夜间噪声值除3098、3108房、3128房、3148房、3168房、3188房、3328房、3348房、3358房外，其余54个房间监测点的值均不符合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2中2A类或表3中2A类的排放限值的排放限值。所检测的滨江招待所二楼大厅的夜间噪声值不符合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2中2B类和表3中2B类的排放限值。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上上酒吧所产生的噪声污染自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对滨江招待所造成的经营损失进行评估鉴定收取60，000元鉴定费，并出具电脑打印发票；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委托福建力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滨江招待所进行噪声检测，福建力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收取69，000元鉴定费，并出具手填发票。
经一审法院庭审向鉴定人员询问，鉴定人员表示：鉴定报告中经营损失是根据何立刚提供的财务凭证计算的，对财务凭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无法核实，也没有就经营损失将同路段同样经营场所进行对比，因为各个商家的经营状况不一样，并且他们的经营状况是保密的；因为何立刚没有经营了，停业了，何立刚就将损失报给鉴定人员，鉴定人员就认可了何立刚的损失，鉴定人员无法核实何立刚所称损失是否真实，只能认可，这个损失就是何立刚提供材料，鉴定人员进行的认可；因为有些损失是没有办法核实的，何立刚主张同地段酒店入住率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实，只能认可，所以鉴定报告是“原则上”认可何立刚经营损失是6，476，579.20元；鉴定报告中装修损失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但是系何立刚提供的证据材料，鉴定人员也只能“原则上”认可，装修损失无法考虑市场上的因素，因为没有参照物。
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李全忠认可上上酒吧噪音部分、局部超标。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0年6月7日武汉市江岸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向李全忠下达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以李全忠在许可有效期届满前未依法申请延续为由，注销上上酒吧娱乐经营许可证。2012年4月13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向李全忠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上酒吧的娱乐经营许可证被注销为由，吊销上上酒吧营业执照。上上酒吧实际经营到2013年9月份。
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已停业，何立刚撤销第二项即要求李全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4号2-3楼，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4号1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何立刚、李全忠作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李全忠在经营上上酒吧的过程中，排放的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影响了何立刚滨江招待所的经营。李全忠的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条，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李全忠应当就其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对何立刚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案件审理过程中，何立刚就其受到损害的大小申请评估鉴定，一审法院根据何立刚的申请，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上上酒吧所产生的噪声污染自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对滨江招待所造成的经营损失进行评估鉴定。该中心作出武科咨司鉴（WKZSJ）（2012）鉴字第2号技术鉴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经庭审向鉴定人询问，鉴定人评估鉴定何立刚的经营损失是依据何立刚提供的财务凭证。但是，该财务凭证为何立刚单方制作并提供给鉴定人，并未经过法院庭审质证认证，鉴定人也表示其无法核实该财务凭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根据鉴定人在庭审中的表述，鉴定人的评估鉴定过程，是由何立刚将其损失报给鉴定人，鉴定人在无法核实何立刚所称损失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进行的认可。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107）文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鉴定材料不真实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该鉴定委托，或者可以终止该鉴定。鉴定人在无法核实何立刚提供的财务凭证真实性的情况下，依据该财务凭证作出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而且，根据国家认监委、司法部制定的《司法鉴定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第4.1.1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有保证依法、客观、公正和独立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律地位，并持有省级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以及第5.8.2条规定，司法鉴定文书应该包括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及许可证号。上述技术鉴定书没有附湖北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件，亦未提供司法鉴定许可证号，该技术鉴定书在实体和程序上均不妥当。因此，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武科咨司鉴（WKZSJ）（2012）鉴字第2号技术鉴定书，不予采纳。
案件审理过程中，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自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底停业，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也已停业，且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系个体工商户，每月税额是固定的，没有财务建账，鉴定的条件不具备，故本案无法重新鉴定。一审法院结合滨江招待所的地理位置、行业入住情况及装修状况，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噪声超标的情况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依法酌定何立刚的损失依下列方式进行计算：（2015年2月至5月的未受到噪音污染情况下的月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按照何立刚经营状况及经济型酒店的利润率50%计算）-2009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受到噪音污染情况下的月平均收入×利润率（按照何立刚提交的经营简况中的中等利润率25%计算）］×25个月，即为（87，242.75×50%-47，840元×25%）×25个月=791，534.50元，故何立刚要求李全忠赔偿因噪声污染造成的何立刚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底期间营业损失6，476，579.2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未经一审法院或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福建力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滨江招待所进行噪声检测，额外产生了69，000元鉴定费，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没有噪声检测的鉴定资质，其应当将鉴定退回或不予受理，而非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故上述69，000元鉴定费不予认可。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收取的60，000元鉴定费，因一审法院对其作出的武科咨司鉴（WKZSJ）（2012）鉴字第2号技术鉴定书不予采纳，故对该费用不予认可。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全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何立刚赔偿经济损失791，534.50元；二、驳回何立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全忠不符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作出符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合法判决，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何立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本案所涉纠纷为相邻关系中不可量物侵害的纠纷，对此等纠纷需要证明不可量物事实的存在、相邻关系对方有损害后果事实发生的存在、不可量物事实与相邻关系对方损害后果事实之间有加害及被害因果关系的存在、不可量物事实对损害结果参与程度的确定四个问题，但一审法院依据的证据仅仅为能证明何立刚66间客房中仅有三间客房受到噪音的印象，而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他三个问题，故一审法院酌定李全忠给何立刚造成的损失不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是处理相邻关系的四项原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九十二条规定的是相邻关系中邻地适用的规定，不能适用本案；第九十条规定的是相邻关系中不可量物侵害的规定，但该条没有赔偿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三条实体法，作出李全忠赔偿791534.5元的判决无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何立刚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李全忠酒吧噪音是导致何立刚酒店不能正常经营的唯一原因；二、一审判决综合各方因素推算出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虽然远不能弥补、填平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恶意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但体现了法律保护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和个案追求相对公平合理的价值取向。
在本院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李全忠对一审查明的滨江招待所的营业收入提出异议，认为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之后将就此进行阐述。经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0）岸民初字第02026号民事判决内容为：一、李全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何立刚经营损失6909元；二、驳回何立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案由及法律适用问题；二、李全忠对何立刚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如存在侵权责任如何确定的问题。对前述焦点问题，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案由及法律适用问题。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4号2-3楼，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位于其楼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规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的构成要件，但该法规定相邻关系的目的在于促使不动产相邻权利人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主要是规范人们日常活动所产生的一般性的环境侵权问题，而非针对经营行为所引起的环境侵害。因此，虽然不能否认相邻关系纠纷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存在的交叉和竞合，但仍应该根据相关纠纷所涉法律关系的主要特征以及适用法律的特殊性来确定具体案由。本案诉争起因是何立刚认为其所经营的滨江招待所受到了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所产生噪音的影响，进而要求李全忠赔偿因其噪声污染造成的营业损失，其诉求明显超出了相邻不动产普通居民之间的生活消费性影响。另在确定侵权责任纠纷具体案由时，应当先适用“侵权责任纠纷”项下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列出的具体案由。没有相应案由的，再适用“人格权纠纷”、“物权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等其他部分项下的案由。因此本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相邻权纠纷并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行审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李全忠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及该侵权行为与何立刚的经营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因本案系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损害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损害事实及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立刚应对李全忠所经营的上上酒吧存在环境污染行为、因该环境污染行为对其经营招待所造成了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关联性提供初步证据材料。李全忠应对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的检测结果证明李全忠在经营上上酒吧的过程中，排放的噪声值有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事实，李全忠上诉称该检测只能证明三间客房受到噪音的影响，但客观上行政机关此类检测一般均为抽样进行，在李全忠未能举证该检测所涉的三间房并非随机抽取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滨江招待所的客房均受到了上上酒吧所产生的噪音影响。何立刚所经营的滨江招待所主营业务为住宿，该业务性质决定其经营收入必定会受到噪音的影响，且李全忠亦认可该招待所的经营因噪音的影响受到了损失。故本院对李全忠所经营的上上酒吧因噪音污染对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造成了营业损失的事实予以确认。
三、关于何立刚因受到噪音污染侵权的损失认定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李全忠作为上上酒吧的经营者应对何立刚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因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于2009年5月29日开始营业，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于2011年7月1日歇业，故本院将本案侵权时间段界定为2009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共计25个月。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需要证明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害及损害的具体数额，但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特殊性，受害人遭受到的损害往往具有隐蔽性、持续性以及缓释性等特点，其本身也受到专业技术能力不能及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很难及时保全及全面举示关于损害数额的证据，在此情况下，法院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适当减轻受害人对损害的证明义务，即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推定损失的存在，然后由污染人举证来推翻该推定。在本案中，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因受到噪音污染导致的营业损失应当包括房客入住后退房的直接损失及其住宿环境受到影响后引起的入住率下降的间接损失。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系个体工商户，每月税额是固定的，亦没有财务建账。在案件一审过程中，何立刚提交了2007年12月至2011年7月的营业记录、2009年至2011年7月票据及2015年2月至5月的经营明细与对应票据，虽然李全忠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招待所所提供的为住宿服务，该行业经营特点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季节影响的基础上，开业后营业额逐步上升，企稳一段时间后因设施逐渐老旧营业额逐步下行。本案中，何立刚经营的滨江招待所于2007年12月开始营业，2009年4月10日扩大经营规模，其受到李全忠经营的上上酒吧噪音污染侵权持续期间为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该段期间应为滨江招待所营业额的平稳期。滨江招待所2014年12月底重新开业，2015年2月至5月应为其营业额的起步期。故一审法院以2015年2月至5月的未受到噪音污染情况下的月平均收入乘以利润率减去2009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受到噪音污染侵权情况下的月平均收入乘以利润率计算受侵权期间的月平均损失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因何立刚所经营的滨江招待所受侵权的时间段为25个月，故李全忠应向何立刚赔偿经济损失791534.5元。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全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39元，由李全忠负担。
审判长 蒋劢君
审判员 何义林
审判员 褚金丽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