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民终7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东称，男，汉族，1972年1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海玲，广东威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景彬，男，汉族，1970年5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现住海南省琼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鸿莹，广东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东称与上诉人郑景彬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6）粤0804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小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玉莲、代理审判员林竹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尤成东担任记录。上诉人郑景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鸿莹、上诉人苏东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海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苏东称与郑景彬于2011年初经朋友介绍相识。双方相识后，多次进行磋商，拟共同合作与案外人李某开发位于海南省××××50亩土地。苏东称为了郑景彬能与案外人李某达成合作开发50亩土地的协议，于2011年初至8月21日期间，共计支付了人民币200万元给郑景彬作为合作款。其中，10万元是苏东称于2011年6月20日通过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账号：62×××70）转账支付的。其余的190万元合作款，苏东称通过现金交付或者其他方式交付给郑景彬，郑景彬与案外人2011年8月20日李某签订共同开发位于海南省××××50亩土地项目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同日，苏东称与郑景彬签订了一份《合作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主要约定：苏东称、郑景彬共同投资上述涉案50亩土地的开发项目；双方在该项目中各占10％的股份，取得的利润也按各占50％的比例进行分配，郑景彬就上述苏东称于2011年初至8月21日间支付给郑景彬的200万元合作款出具了一份《收条》给苏东称。该《收条》上载明“收到苏东称付人民币贰佰万元整，用于三亚市凤凰镇土地项目（苏东称和郑景彬共同合作）”。2011年8月21日
2011年8月23日，苏东称又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账号：62×××70）转账支付200万元上述合作项目合作款给郑景彬，郑景彬于2012年6月19日将该笔200万元合作款返还给苏东称，苏东称再次通过案外人陈彩琼将100万元合作款支付给郑景彬。2013年1月31日
此后，苏东称、郑景彬未能继续共同合作开发上述50亩土地项目。苏东称多次要求郑景彬返还已支付的300万元合作款，但郑景彬一直未予返还，苏东称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苏东称返还合作款300万元及利息50万元（利息从2013年1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8月31日）。二、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苏东称负担。
原审庭审中，郑景彬主张苏东称于2011年6月20日通过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账号：62×××70）转账交付的10万元不是涉案的合作款，而是苏东称委托郑景彬代为购买红豆木材所支付的款项；郑景彬又主张于2011年8月21日出具收到苏东称200万元合作款的《收条》，是为2011年8月23日收到的200万元合作款提前开具的。郑景彬对其上述两项主张，均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苏东称对郑景彬上述两项主张则均予以否认。郑景彬还主张，苏东称于2013年1月31日通过案外人陈彩琼支付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是案外人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给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郑景彬对其该主张，没有提供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委托苏东称支付工程款及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委托郑景彬收取工程款的证明。苏东称对郑景彬该项主张，也不予认可。
另查明：苏东称、郑景彬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共同合作开发上述土地项目支出了多少费用。本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苏东称表示其陈述已包含解除《合作补充协议》的主张，郑景彬则主张《合作补充协议》在苏东称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解除。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苏东称与郑景彬订立协议拟共同开发土地，双方之间是个人合伙协议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苏东称、郑景彬订立的《合作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苏东称、被双方在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第一、苏东称于2011年6月20日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合作款还是苏东称委托郑景彬代为购买红豆木材所支付的款项？第二、郑景彬于2011年8月21日出具收到苏东称200万元合作款《收条》时，郑景彬是已经收到苏东称200万元合作款还是提前为于2011年8月23日收到的200万元合作款提前开具？第三、苏东称于2013年1月31日通过案外人陈彩琼支付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是案外人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林公司”）支付给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还是苏东称支付给郑景彬的合作款？第四、郑景彬应否返还300万元合作款及支付利息给苏东称？
一、关于10万元是合作款还是委托购买木材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10万是合作款。理由如下：首先，10万元对于自然人而言，属于数额较大的款项。如果该10万元是苏东称委托郑景彬购买木材的，应有相应的书面凭证。并且，郑景彬用于购买木材后，也应有相应的支出凭据，但郑景彬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这两方面的凭据，未能证实该10万元为苏东称委托郑景彬购买木材而支付。苏东称对郑景彬的该主张也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郑景彬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苏东称与郑景彬订立合作协议前两个月，先行支付10万元给郑景彬作为前期合作的启动款项，符合常理。因此，认定该10万元是苏东称支付给郑景彬的合作款。
二、关于郑景彬给苏东称开具收到200万元合作款《收条》时已经收到200万元还是为两天后收到的200万元预先开具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郑景彬开具《收条》时已经收到苏东称支付的200万元。理由如下：首先，200万元对自然人而言，是巨额款项。郑景彬作为辨识能力正常的自然人，对开具涉及巨额款项《收条》应十分谨慎。郑景彬在尚未收到200万元时，不会开具《收条》。因此，郑景彬只有在已实际收到苏东称交付的200万元时才会开具《收条》。其次，苏东称在开具《收条》的2011年8月21日前已通过转账交付10万元合作款给郑景彬，也证明郑景彬是已经收到合作款后才开具《收条》给苏东称。再次，郑景彬主张是提前为两天后收到200万元开具《收条》，不合常理。依常理，开具收款凭证与收取相应款项是同时进行或先收款随后立即开具收款凭证。郑景彬不可能预见到苏东称将在两天后转账交付200万元而提前开具《收条》给苏东称。故郑景彬主张是提前为两天后收到的200万元开具《收条》，与常理完全不合。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对郑景彬该主张，不予采信。
三、关于苏东称通过案外人陈彩琼支付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是胜林公司支付给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还是苏东称支付给郑景彬合作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100万元是苏东称支付给郑景彬的合作款。理由如下：首先，如果该100万元是胜林公司支付给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则该款应从胜林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入惠建发公司的银行账户。但该款是从苏东称个人账户通过陈彩琼交付到郑景彬个人账户，显然不是上述两公司之间交付工程款。其次，如果惠建发公司委托郑景彬收取胜林公司的100万元工程款，应当有惠建发公司委托郑景彬收款的委托书并已告知胜林公司的凭据，但郑景彬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该两份证据。郑景彬至原审法院作出本判决前，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100万元不属于苏东称付给郑景彬的合作款。因此，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郑景彬主张该100万元是胜林公司支付给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不予采信。该100万元应是苏东称支付给郑景彬的涉案合作项目合作款。
四、关于郑景彬应否返还300万元合作款及利息给苏东称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郑景彬应返还300万元合作款及利息给苏东称。理由如下：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苏东称表示其陈述已包含解除《合作补充协议》的主张，而郑景彬主张《合作补充协议》在苏东称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解除，故本案《合作补充协议》应视为自苏东称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解除。郑景彬收取苏东称共计300万元合作款后，并未提供已用于合作项目支出款项数额的证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郑景彬在《合作补充协议》解除后应当将其收取的300万元合作款返还给苏东称。关于苏东称请求自2013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8月31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问题，因苏东称未能证明已于2013年1月31日起与郑景彬解除《合作补充协议》并要求返还合作款，故其请求自该日起计付合作款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又因《合作补充协议》是自苏东称提起本案诉讼时解除，故郑景彬应自苏东称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16年8月23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苏东称。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郑景彬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东称返还合作款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同年的8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苏东称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郑景彬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苏东称负担4800元，郑景彬负担30000元。
上诉人苏东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郑景彬仅需支付合作款300万元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同年的8月31日止的利息，是错误的。苏东称在起诉时为了方便法院立案庭计算利息的诉讼费用，因此，在主张利息时，算出了一个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的利息金额，并表明了是暂计算，利息是基于郑景彬有返还合作款的义务而产生，在郑景彬未还清300万元合作款的情况下，应当支付300万元的利息至实际还清300万元合作款之日止。因此，郑景彬应支付300万元合作款的利息给苏东称，利息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全部还清合作款之日止。原审法院有关利息的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利息部分的判决，并依法改判郑景彬支付300万元的利息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全部还清合作款之日止。
苏东称在本案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一、《企业机读档案变更资料》，据以证明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2013年6月24日才由黄玉琼变更为陈彩琼的，涉案《合作补充协议》签订的时候陈彩琼不是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沈琨2017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沈琨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沈琨名下账号为52×××99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据以证明苏东称指示沈琨于2011年6月27日转账50万元给郑景彬指定的宋瑶的账户；三、冼李明2017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冼李明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杜瑞雪2017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杜瑞雪名下账号为41×××33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据以证明苏东称于2011年8月初指示冼李明汇款48万元给郑景彬，及杜瑞雪从其招商银行账户提取48万元现金给冼李明，冼李明又将该48万元现金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郑景彬的账户。
郑景彬对苏东称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对《企业机读档案变更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陈彩琼的100万元汇款是合伙投资款。二、对沈琨的《证明》，认为沈琨未出庭作证，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纳；对沈琨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三、对冼李明和杜瑞雪的《证明》，认为冼李明和杜瑞雪均未出庭作证，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纳；对杜瑞雪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苏东称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资料》、沈琨名下账号为52×××99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杜瑞雪名下账号为41×××33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均具有真实性，且均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有影响，本院均予以采纳；苏东称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沈琨2017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冼李明2017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以及杜瑞雪2017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因其性质均为证人证言，而沈琨、冼李明以及杜瑞雪均未出庭作证，本院均不予采纳。
上诉人郑景彬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程序违法。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起诉时，苏东称在起诉状中列明郑景彬户籍地为福建省××区××松园村西安61号，涉案合伙项目是在海南省××镇，郑景彬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不在湛江市坡头区，依法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原审法院管辖本案程序违法。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认定于2011年初至8月21日期间，苏东称共计支付了人民币200万元给郑景彬作为合作款，属认定事实错误。苏东称主张该200万元分三部分组成，一是苏东称通过银行转账于2011年6月20日汇10万元给郑景彬，二是苏东称通过银行转账于2011年7月26日代郑景彬支付借款给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三是苏东称现金支付给郑景彬148万元。从苏东称提供的证据表明，郑景彬与李某是在2011年8月20日才签订《项目合同开发协议》，同日，苏东称与郑景彬再签订《合作补充协议》，从而确定合伙承担前述协议中郑景彬一方的权利义务，即本案所称的合伙项目。通常情况下，合伙人都是先确定合伙事项，再进行合伙投资，本案中，苏东称主张的第一、二笔款项共52万元支出的时间是2011年的6、7月，均发生在合伙事项确定即2011年8月20日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两笔款已转作为项目合伙投资，郑景彬在本案中主张该52万元是合伙投资款，显然证据不足，至于148万元现金支付，更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该148万元己现金交付，明显缺乏证据支持。另外，上述的第二笔42万元款项，证据显示苏东称是汇给王丽的，虽然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说明王丽收取的42万元实际是天利达公司收取，己出具相关借款手续给郑景彬，并已偿还部分款项，剩余借款如何偿还与郑景彬达成了还款协议，但天利达公司并没有出示其与郑景彬的借款合同、己还款的证明、余款的还款协议，对此，郑景彬当庭表明没有委托苏东称代付过该42万元借款，与天利达公司没有该42万元的借款关系，就该42万元所谓借款，更没有收过任何还款，也没有与谁签过还款协议，鉴此，原审仍将该42万元认定为合伙投资，更加错误。再者，按李某与郑景彬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郑景彬只应在协议签订后三天内汇给李某200万元，如果苏东称已经付给了郑景彬200万元投资款，那么，郑景彬就不可能再以《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为由再向苏东称多要200万元投资款，苏东称明知《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有此约定，亦不会再支付给郑景彬200万元。（二）原审认定陈彩琼20**年1月31日汇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是苏东称的合伙款，是违背事实的。原审中，郑景彬主张该100万元是胜林公司支付给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并己举证。退一步讲，原审对此不予认定，仍不能认定100万元是合伙款，理由是：按李某与郑景彬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郑景彬应在协议签订后三天内汇给李某200万元，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再付李某100万元，李某若不能在2012年2月前促进与三亚项目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则应退回郑景彬300万元，终止合作。案件事实反映，2012年6月，因李某不能在约定时间内促成与土地使用权人的合作，己依约将郑景彬的投资款退回，郑景彬又将苏东称投资的200万元退还给了苏东称，至此，合伙项目已经终止，因此，2012年6月19日2013年1月31日陈彩琼汇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根本不可能再是合伙投资款，陈彩琼若认为有异议，可另案处理，原审将该100万元认定为合伙款违背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苏东称的全部诉讼请求。
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一、（2014）琼环民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据以证明陈彩琼于2013年1月31日汇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是胜林公司应付给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二、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5日出具了内容为“（2014）琼环民终字第15号福建省惠建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胜林公司主张先后向惠建发公司支付了306万元，提供了四张收据和一份电汇凭证（汇款金额200万元）作为证据，我惠建发公司经查对账务账册，除该电汇凭证的200万元外，胜林公司于2013年1与31日通过其合作者天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彩琼汇给我方该项目负责人郑景彬100万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我司工人伙食费6万元，故我司认可胜林公司向我司支付了306万元。特此说明。附惠建发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胜林公司在案件中提交证据；惠建发公司财务资料”的《情况说明》、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收据》复印件4张（其中日期为No.5147122013年1月30日《收据》载明收到胜林公司交来博海茗苑二期项目工程款壹佰万元整）、《电汇凭证》复印件1张、《记账凭证》复印件1张（内容为2013年1月31日收入胜林公司工程款100万元），该组证据据以证明陈彩琼于2013年1月31日汇给郑景彬的100万元是胜林公司应付给惠建发公司的工程款。三、郑景彬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的证言为：李某与郑景彬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之后，郑景彬依约将该协议约定的200万元支付给李某，但因为项目没有进行下去，李某已经于2012年6月将该200万元退回给郑景彬，《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终止；李某未收到郑景彬除上述200万元之外的其他交付；李某和郑景彬就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协商时间大约是半个月左右；《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前期投资款主要用于前期方案设计。四、郑景彬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黄某的证言为：《琼海博海茗苑二期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中博海茗苑二期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是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陈彩琼则是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彩琼汇款给郑景彬的100万元实际是用来支付上述项目中的农民工工资的，当时临近春节，如果通过公司之间的账户收取资金手续繁琐，故各方协议通过陈彩琼和郑景彬个人的账户进行交易，以便使农民工能够尽快领取到工资；陈彩琼当时担心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其直汇款给郑景彬的资金不予承认，故要求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前在2013年1月30日就开具了《收据》给陈彩琼收执；郑景彬在本案中提供的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经手人是黄某，黄某是该公司负责海南片区业务的经理。
苏东称对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一、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二、证据一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三、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四、认为李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苏东称未交付涉案300万元投资款，因为李某对苏东称与郑景彬的关系及经济往来并不知情。五、黄某的证人证言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亦不足以证明陈彩琼的100万元汇款不是苏东称支付给郑景彬的合伙投资款。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一、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一（2014）琼环民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纳。二、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二《情况说明》及《营业执照（副本）》、《收据》、《电汇凭证》、《记账凭证》，该组证据盖有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虽然苏东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组证据系伪造，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亦予以采纳。三、李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四、黄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苏东称为了郑景彬能与案外人李某达成合作开发50亩土地的协议，于2011年初至8月21日期间，共计支付了人民币200万元给郑景彬作为合作款。其中，10万元是苏东称于2011年6月20日通过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账号：62×××70）转帐支付的。其余的190万元合作款，苏东称通过现金交付或者其它方式交付给郑景彬”事实有误，本院纠正为:“苏东称主张其为了郑景彬能与案外人李某达成合作开发50亩土地的协议，于2011年初至8月21日期间，共计支付了人民币200万元给郑景彬作为合作款。苏东称主张其中10万元合作款是苏东称于2011年6月20日通过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帐户（帐号：62×××70）转账支付的，其余的190万元合作款则通过现金或者其他方式交付给郑景彬”；原审法院查明的“2013年1月31日，苏东称再次通过案外人陈彩琼将100万元合作款支付给郑景彬”事实有误，本院纠正为:“2013年1月31日，陈彩琼汇款100万元给郑景彬”。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郑景彬在本案原审中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二、苏东称在原审中提供的李某与郑景彬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中有如下约定内容：“甲方：李某乙方：郑景彬……一、合作方式……2、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分期投资给甲方人民币300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万元整）专项用于三亚项目前期工作，其中：第一笔投资款人民币2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天内汇到甲方指定账户，第二笔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汇到甲方指定账户。3、甲方应当在2012年2月前促成与三亚项目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否则应退回乙方对三亚项目前期投资款人民币300万元。乙方应在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后七天内追加投资人民币700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佰万元整）用于三亚项目。……”三、郑景彬在本案原审所提供的证据2013年1月29日的《承诺书》中，有如下内容：“兹有我本公司（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向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诺，……a）在2013年1月31日九点前，甲方应拨付给乙方工程进度款为壹佰万元人民币”，苏东称作为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代表在该《承诺书》上签名。
又查明：一、苏东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称涉案200万元《收条》中合伙投资款的具体支付情况是“2011年2月份开始至2011年5月份，分5次现金支付归郑景彬，剩余的2011年6月20日转账10万元给郑景彬，2011年6月23日转账50万元给郑景彬朋友，2011年7月26日按郑景彬意思转账42万元给天利达公司，作为郑景彬借给天利达公司的款项，剩余40万元是当日收到收条后支付现金给郑景彬”。二、苏东称本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称涉案200万元《收条》中合伙投资款的具体支付情况是“2011年5、6月份，郑景彬让苏东称把50万元转款给吴小珍；2011年6月20日，(苏东称)把10万元转账(给郑景彬)；2011年7月26日，郑景彬叫苏东称把42万元转账给天利达公司王丽；2011年8月初在世纪金源大酒店（在昆明）把48万通过银行汇款，从苏东称朋友冼李明的银行账户转给对方（郑景彬）指定的一个人的银行账户；2011年8月21日，在海口宝发幸福酒店，把现金50万元交给郑景彬”；苏东称本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称上述汇款给吴小珍的50万元郑景彬要用于购买礼品的款项，当时郑景彬从福建开车去海南路过湛江市，就在湛江市提取所购买的礼品带到海南去。三、本案二审庭审后，苏东称向本院提供了《关于合作款500万元支付的情况说明》，其中主张涉案200万元《收条》中合伙投资款的具体支付情况是：1、2011年6月20日，苏东称汇款10万元给郑景彬的账户；2、2011年6月27日，苏东称指示沈琨汇款50万元给郑景彬指定的宋瑶的账户；3、2011年7月26日，苏东称按照郑景彬的指示汇款42万元给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财务王丽的账户；4、2011年8月初，苏东称指示冼李明汇款48万元给郑景彬，故冼李明先从杜瑞雪处取得48万元现金后，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郑景彬的账户，而杜瑞雪该48万元现金是从杜瑞雪招商银行账户中提取的，分别是：2011年8月9日提取30万元，2011年8月10日提取57659元、3万元和10万元。四、沈琨名下招商银行52×××99账户于2011年6月27日转账50万元到宋瑶5240117868167777账户；杜瑞雪名下招商银行41×××33账户于2011年8月9日16:41:36有3笔交易：1）收入金额30万元，交易摘要为：受托理财还本FP10。2）支出金额30万元，交易摘要为：受托理财还本FP10。3）收入金额30万元，交易摘要为：受托理财还本FP10。五、苏东称本人在本案二审中明确：其在签订《合作补充协议》时，知悉《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具体内容。
再查明：一、陈彩琼曾是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景彬曾是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负责人。二、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与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曾签订《琼海博海茗苑二期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合作开发博海茗苑二期项目，该项目由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施工。
本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苏东称、郑景彬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苏东称、郑景彬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
一、关于原审是否违反程序的问题。郑景彬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而审理本案属违反程序，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郑景彬在本案原审中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且本案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形，故郑景彬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合作款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关于郑景彬2011年8月21日出具《收条》的200万元与苏东称2011年8月23日汇款的200万元是否同一笔款项的问题。苏东称主张涉案《收条》的200万元是对合作的三亚项目前期已经交付和支出的款项及费用的总结，包括苏东称于2011年6月20日转账给郑景彬的10万元以及以现金或其他方式交付的190万元；郑景彬则主张涉案《收条》的200万元与苏东称2011年8月23日汇款的2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是郑景彬先出具《收条》后苏东称再汇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对上述问题分析如下：一、苏东称与郑景彬签订的《合作补充协议》是以郑景彬与李某所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为基础和前提的，虽然苏东称不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当事人，但苏东称本人明确了其在签订《合作补充协议》时悉知《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具体内容，故应确认苏东称悉知《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具体内容，并认同《合作补充协议》以《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为基础和前提。《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前期投资总额是300万元，且约定李某如未在2012年2月之前促成三亚项目签约，则应退回前期投资款，即约定了三亚项目的前期投资阶段为2012年2月之前，而三亚项目签约最终并未促成。但根据苏东称的主张，其在2011年8月23日之前就已经交付了400万元投资款，在苏东称明知三亚项目前期投资总额仅为300万元，而郑景彬与苏东称的投资份额相当，且前期投资阶段尚未到期而李某亦未促成三亚项目签约的情况下，苏东称支付超过前期投资总额的款项给郑景彬，显然不符合常理；二、200万元属于较大的金额，苏东称主张《收条》的200万元主要用于前期送礼支出，但苏东称并未能对该200万元具体的用途作出详细的、合理的说明，亦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主张；三、关于《收条》中200万元合伙投资款的具体交付情况，苏东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的陈述、苏东称本人在本案二审中的陈述以及苏东称在本案二审庭后向本院提供的《关于合作款500万元支付的情况说明》中的陈述，三者均不一致，具体如下：1、苏东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称其中50万元按照郑景彬的指示汇款给郑景彬的朋友，苏东称本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称该50万元按照郑景彬的指示汇款给吴小珍，而《关于合作款500万元支付的情况说明》中又称该50万元按照郑景彬的指示汇款给宋瑶。2、苏东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称2011年8月21日现金交付的金额是40万元，苏东称本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以及《关于合作款500万元支付的情况说明》中又称2011年8月21日现金交付的金额是50万元。3、苏东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称部分款项“2011年2月份开始至2011年5月份，分5次现金支付归郑景彬”，但苏东称本人及《关于合作款500万元支付的情况说明》中均称只在2011年8月21日当日有一笔现金交付。4、苏东称主张其指示冼李明汇款48万元给郑景彬，该48万元现金的来源是2011年8月9日从杜瑞雪招商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但是根据杜瑞雪招商银行账户的记录显示，其账户2011年8月9日16:41:36发生的三笔30万元金额的交易摘要均为“受托理财还本FP1”，且该30万元最终还是留存在该账户内并未实际支取，故不能证明杜瑞雪2011年8月9日取现30万元的事实；四、苏东称主张其于2011年6月20日汇款给郑景彬的10万元是其交付的合伙投资款，但该10万元汇款的时间是在《合作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之前，苏东称主张该款用于合作三亚项目的前期投资，应承担举证责任，但苏东称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五、苏东称主张其于2011年7月26日汇款给王丽的42万元是其根据郑景彬的指示所汇，该42万元是郑景彬出借给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并提供了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但该款汇款时间在《合作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之前，苏东称主张该款转化为合伙投资款，应承担举证责任，但苏东称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六、《收条》金额与苏东称汇款金额完全一致，且《收条》上并未注明交付的具体方式和金额的构成，《收条》时间与苏东称汇款时间十分接近、仅相差2日，考虑实践中民间交易确实存在不规范的现象，郑景彬主张事实是其先出具《收条》苏东称再汇款具有一定的可能性。综上，结合本案的合同约定、支付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陈述等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确认郑景彬2011年8月21日出具《收条》的200万元与苏东称2011年8月23日汇款的2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更为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苏东称2011年8月23日汇款的200万元不是郑景彬2011年8月21日出具《收条》的200万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陈彩琼于2013年1月31日汇款的100万元是否属于苏东称和郑景彬的合伙投资款的问题。证明该100万元属于苏东称和郑景彬的合伙投资款的举证责任在于苏东称。该100万元并非由苏东称直接支付给郑景彬，而是通过陈彩琼的账户向郑景彬支付的，虽然陈彩琼作证证明其向郑景彬汇款100万是根据苏东称的指示，但郑景彬抗辩主张该款属于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给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博海茗苑二期项目的工程款，并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从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可见，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确实曾与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工程款纠纷，陈彩琼曾经是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海茗苑二期项目的合作人海南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景彬则曾经是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负责人。又根据郑景彬在本案原审所提供的苏东称出具的《承诺书》，其中提及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应在2013年1月31日九点前拨付工程进度款壹佰万元人民币给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证据与陈彩琼的汇款时间以及郑景彬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内容吻合。因此，对该100万元性质的确定，可能涉及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福建省惠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利益，故不宜在本案中直接处理。苏东称可对该款另行主张权利。
三、关于郑景彬是否应向苏东称返还合作款及支付利息的问题。如前所述，郑景彬2011年8月21日出具《收条》的200万元与苏东称2011年8月23日汇款的2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该款郑景彬已于2012年6月19日返还给苏东称，故苏东称再请求郑景彬返还该200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彩琼于2013年1月31日向郑景彬汇款的100万元，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苏东称上诉主张郑景彬应支付利息的期间应计至郑景彬还清合伙投资款之日止，因本院对苏东称关于郑景彬应向其返还合伙投资款的主张不予支持，故本院对苏东称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实体处理不当。苏东称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对郑景彬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6）粤0804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苏东称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6800元，均由苏东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小红
审 判 员 郑玉莲
代理审判员 林 竹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尤成东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