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203民初5452号原告：宁波华龙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9XO。住所地：宁波市。法定代表人：钱文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祖红，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丽娜，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梅，女，195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肖辉，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华龙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诉被告刘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被告刘梅下落不明，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被告刘梅到庭应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祖红、钱丽娜，被告刘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肖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龙公司提出诉请：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利息起息日为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自2017年3月15日起开始计算利息。事实与理由：被告刘梅系原宁波信和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和制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古庵村。2010年7月6日，原告与信和制衣公司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收储和竞买风险合同》。合同签订后，为提前完成交回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的搬迁事宜，被告提出向原告借款200万元，以尽快完成员工的安置补偿等事宜。鉴于原、被告较好的合作关系，原告于2010年10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上述款项汇至被告刘梅的银行账户。现双方的风险合同已履行完毕，但被告预借的200万元款项至今未归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诉请。被告刘梅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案涉款项200万元系原告对信和制衣公司搬迁造成的设备贬值、订单损失、人员安置处理等给予的额外补偿款。2.原告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不符合常理。原告作为一家规模公司，有强烈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案涉款项如属借款，原告应事后要求被告补签欠条或合同，但在6年的时间里并未要求。款项交付方面，原告擅自单方面为被告在鄞州银行开立账户，进而将款项汇入该鄞州银行账户，再由鄞州银行账户汇入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而不是直接汇入被告工商银行账户，交付方式不合常理。从借款需求来看，信和制衣公司在2010年7月6日前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公司未向银行举债，被告刘梅的工商银行账户余额充足，且在2010年7月8日收到原告支付的1000万元、10月29日收到案涉200万元之后，款项均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其他对外支出情况，故被告刘梅及信和制衣公司均不存在举债的现实需求。款项还付方面，案涉200万元发生时间在2010年10月29日，原告直到2016年年底方才主张还款，期间从未收取利息，显然不符合原告利益。2015年9月23日原告与信和制衣公司资金往来明细表并未记载被告曾向原告借款200万元，也未在结算时将该200万元扣减掉，足以表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200万元的借贷事实及合意。3.证据方面，原告仅提供一份转账凭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且根据原告副总经理钱盛土的录音，案涉200万元即为原告第一次补偿被告的200万元，该录音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原告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但其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收储和竞买风险合同》、《鄞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5）甬鄞民初字第195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原告于2010年7月8日通过鄞州银行转账给被告1000万元的进账单、《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专项审核报告》、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收到800万元购房款的收款收据、刘梅工商银行账户往来明细等证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认定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供的分别于2010年7月8日、2010年10月29日通过鄞州银行转账给被告1000万元、200万元的进账单及支票存根，拟证明该款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不能仅以该证据认定案涉款项属借款。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但因转账记录仅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支票存根系单方形成，故均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难以证明待证事实。2.对原、被告同时提供的《收购古庵地块本公司与信和制衣厂资金往来明细表》，双方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能否证明双方各自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留后认定。3.被告提供的原告与案外人宁波市鄞州诺妮家纺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收储和竞买风险合同》、银行账号更改协议复印件及宁波市鄞州区（2015）甬鄞民初字第1903号民事判决书，因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定。4.被告提供的刘梅工商银行账户往来明细，拟证明被告在2010年6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无大额对外支出，不存在对外举债的客观需要。原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能说明被告刘梅银行账户往来明细资金往来频繁，且其账户是否有存款并不能推断其不需要对外借款。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刘梅收到案涉款项后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至于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留后论述。5.被告提供的原告公司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储蓄存款凭条，拟证明徐云霞、钱盛土均为原告公司员工，其中徐云霞为财务人员，钱盛土为公司股东、监事、常务副总经理。徐云霞代被告刘梅在鄞州银行开立两个银行账户，并将此后的补偿款1000万元、200万元支付至两个账户，再从这两个账户转至被告刘梅工商银行账户，表明案涉款项是补偿款，而不是借款。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仅凭1000万元补偿款的支付方式推断案涉款项非借款。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确认。至于关联性，因款项支付方式相同并不能推定付款性质均属补偿，故不足以证明待证实事。6.被告提供的原告公司副总经理钱盛土与被告刘梅的通话录音资料，拟证明案涉款项系补偿款，而不是借款。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录音的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被告无原始录音资料，该证据不具备相关的形式要件，无法确认时间、地点、双方号码，录音资料明显不完整，有剪切、中断现象，无法客观反映事实。即使视听资料存在，亦属间接证据，从内容上看，该录音资料根本没涉及本案所借的200万元，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且钱盛土是公司副总，其说法不能代表公司和董事长，对公司不发生任何效力，无法证明被告待证事实。本院审查认为，因原告无法提供录音资料原始载体，原告对该真实性又不予认可，故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7.本院依职权对钱盛土制作的调查笔录，钱盛土在笔录中认可曾与被告刘梅多次通话，但表示该录音通话时间不确定，录音内容有剪接拼凑的可能，通话录音中他所陈述的内容都是听别人说的，不是本人亲身经历的，录音中提到的两次补偿实为一次。原告对该笔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钱盛土所陈述的内容仅为其个人意见，未经公司和董事长确认，对原告不发生效力。被告对该笔录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明确表示不对证6申请鉴定或提供反驳证据，钱盛土对证6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亦未予以否认，故对该录音资料真实性应予认定。对其关联性，因钱盛土在笔录中对其录音资料中所述原告对被告的补偿事实有变化，故待综合其他证据留后认定。综合双方陈述和所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6日，原告与信和制衣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收储和竞买风险合同》（以下简称《风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信和制衣公司名下位于鄞州区的工业用地约7亩，未批土地约1.4亩，根据宁波城市规划，该地块为商住用地，信和制衣公司向当地政府提出土地收储申请，原告对信和制衣公司做出的提前交回土地使用权、厂房生产设备和正常生产业务影响等损失做市场化补偿，并由原告方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该地块未来的竞买活动。信和制衣公司工业用地总面积为4606平方米，未批用地面积为946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为甬鄞国用（2007）第15-05943号，土地上建有标准厂房7600平方米。原告对信和制衣公司做市场化补偿1000万元，该款为不含税金额，一切税费由原告另行计付给信和制衣公司，该补偿款支付至信和制衣公司指定的被告刘梅个人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83）。考虑到安置价格或安置待遇的不确定性，为避免过大的市场风险，双方商定该地块的基准价款为人民币1500万元。如果收购协议确定的价值超出人民币1500万元，信和制衣公司应当将超出的那部分价款在按25%比例扣划税款后返还给原告，如收购协议确定的价值低于1500万元，原告必须补足差额。如原告或其参与投资的项目公司竞买土地失败，本合同约定的1000万元补偿款原告不予退还。如果原告按约定成功竞买到本块土地，信和制衣公司向原告购买商铺550-650平方米，由信和制衣公司在收到政府收购款后七日内向原告华龙公司支付立约定金800万元，双方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在预售许可证发放后十日内签订，原告华龙公司须在2014年3月20日将验收合格的店铺交付信和制衣公司，若逾期原告华龙公司承诺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月息1.5分支付信和制衣公司800万元定金的利息。合同在信和制衣公司收到原告华龙公司的补偿款1000万元后生效。原告法定代表人钱文龙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确认。2010年7月8日，原告华龙公司转入被告刘梅个人银行账户1000万元。2010年10月29日，原告华龙公司转入刘梅个人银行账户200万元。2011年5月26日，原告华龙公司收到信和制衣公司的800万元，并出具了收条和收款收据，其中收条载明”今收到信和制衣公司往来款捌佰万元整，可抵作今后古庵地块的购房预付款”。此后，信和制衣公司收到了政府的土地收储款2005万元。2015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刘梅签订《商品房置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因信和制衣公司已注销，其名下的债权债务及其他风险由被告刘梅承担。因房价出现波动及被告提议将商铺置换成住宅，双方协商将浙海商业广场星海熙园价值528万元的住宅与订购商铺置换。双方还约定了置换住宅的房号、单价及总价，清单总价5223360元，不足部分由被告购置车位或者其他抵充。协议约定未经被告同意，原告不得将置换房源售于第三方，若原告将以上房源销售，则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对应房源的对应房款汇入被告指定账户。另约定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告华龙公司与信和制衣公司于2010年7月6日签订的《风险合同》作废。《商品房置换协议》签订后，并未得到实际履行。2015年9月2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钱文龙在《收购古庵地块本公司与信和制衣厂资金往来明细表》及手写部分的下方签字。明细表载明”2005-1500=505×25％=126.25万元（税据）、505-126.26=378.75-200=178.75万、余款800万-178.5万=621.5万”等字样。2015年10月27日，刘梅以华龙公司、钱文龙为被告，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风险合同》第九条及《商品房置换协议》；2.华龙公司返还刘梅购房款621.5万元，并赔偿违约金228万元，合计849.5万元；3.华龙公司赔偿刘梅528万元；4.钱文龙对华龙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甬鄞民初字第19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刘梅与华龙公司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的《商品房置换协议》，限华龙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梅528万元，并赔偿刘梅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驳回刘梅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各方未上诉。另查明，2012年9月13日，被告刘梅转账120万元至原告法定代表人钱文龙银行账户，原、被告均表示该款系刘梅与钱文龙个人之间往来，与案涉200万元没有关联。此外，双方确认案涉200万元在上述《商品房置换协议》、《收购古庵地块本公司与信和制衣厂资金往来明细表》中均未予结算。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应对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主张案涉200万元系预借给被告用于信和制衣公司提前进行厂房搬迁、员工安置所需，该款系借款。被告认为，该款系原告对信和制衣公司搬迁造成的设备贬值、订单损失、人员安置处理等给予的额外补偿款。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就案涉200万元是否成立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抗辩案涉款项系补偿款，并提供了相应证据，本院结合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分析如下：首先，从借款需求、用途来看，被告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明细记录表明，2010年10月29日收到华龙公司转入的案涉200万元后即购买了理财产品，原告主张被告借款200万元用于厂房搬迁、员工安置无法得到印证。其次，被告提供了与原告副总钱盛土的录音资料，钱盛土在该录音资料中提到原告对信和制衣公司曾给予两次补偿，各补偿200万元，虽然没有提到具体补偿细节，但本案争议事实确曾涉及两笔200万元，该说法与被告的主张能够形成印证。再综合考虑钱盛土的身份、职权，其陈述虽属传来证据，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后，在本院依职权调查过程中，钱盛土对录音资料中两次补偿的说法予以否认，仅认可华龙公司曾补偿信和制衣公司一次200万元，且该补偿与本案没有关联。考虑到钱盛土并未对前后陈述不一作出合理解释，且其本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说法不足以否定录音资料中的陈述。再次，原告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但双方既未订立借款合同，也无利息约定，且在上述《商品房置换协议》、《收购古庵地块本公司与信和制衣厂资金往来明细表》中，均未对案涉款项予以结算，从该款项发生之日起事隔多年未予处理，既不符合借款常理，亦与原告的风险防范能力不符。综上，本院认为，在原告方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足以使理性第三人对借款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故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但因原告当庭表示无其他证据补充提供，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波华龙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宁波华龙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刘 辉人民陪审员  徐菊芬人民陪审员  曹 婕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代书 记员  章燕儿附一：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