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5民终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花，女，汉族,1964年12月9日出生，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勇，男，汉族,1974年8月1日出生，四川省富顺县人，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权伟，云南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大运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施甸县姚关镇姚关村河东客栈401室。
法定代表人：杜镇全，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涵，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禾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曲石镇街子。
法定代表人：刘本清，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涵，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原审被告杜镇全，曾用名李镇全，男，汉族，1985年12月16日出生，浙江省金华市人，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涵，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上诉人杨树花、宋勇与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大运昶公司）、被上诉人云南禾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禾顺公司）、原审被告杜镇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权伟，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被上诉人云南禾顺公司、原审被告杜镇全共同委托代理人赵玉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树花、宋勇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人民币232800元（含一审支持的违约金50000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案件事实调查清楚，但认定责任不全面。2015年7月22日，上诉人杨树花、宋勇与被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签订了《火星山农家乐协议》，双方依约履职。2016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云南禾顺公司与施甸县人民政府解除《施甸县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后，被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事前不告知，事后不通知，对其与上诉人签订的《火星山农家乐协议》不管不顾，明显违约，一审判决仅支持上诉人的违约金请求而对投资损失91600元及停业损失91200元不予支持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云南禾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云南大运昶公司是云南禾顺公司控股的独资公司，因云南禾顺公司解除与施甸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施甸县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而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签订的《火星山农家乐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及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云南禾顺公司应当对云南大运昶公司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即在其从施甸县人民政府领取的230万元补偿款中为被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向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7）云0521民初205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杨树花、宋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并非违约方，一审依据《火星山农家乐协议》第八条判决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支付违约金系认定事实错误。虽然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7日与施甸县人民政府解除《施甸县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但在解除协议之前，农家乐一直都处于濒危状态，被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因经营不善而提早撤离、关闭了农家乐，结束了《火星山农家乐协议》的履行。当时，云南大运昶公司基于协议第7条的约定，默许了其结束经营的行为，并没有进行过多追究。（二）自双方2015年7月22日签订《火星山农家乐协议》以来，被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并未依约将收入的20%支付公司，也没有一直提供现有人员的日常伙食，被上诉人才是真正的违约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禾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大运昶公司系禾顺公司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依法成立后即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财产独、责任独、名义独”的特点，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公司承担责任，与禾顺公司无关，禾顺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另外，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协议签订双方系大运昶公司与杨树花、宋勇二人，禾顺公司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杜镇全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农家乐投资（包含：房屋四间、道路、电路、灶、案板、墙体粉刷、隔板、花台、水泥硬化地板、鱼池、花架）损失共计916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农家乐停止损失日止的停业损失费，按每个月收入1875元计算；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家乐消费的伙食费20000元；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云南大运昶公司是云南禾顺公司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杜镇全。2015年7月22日，杜镇全代表云南大运昶公司与二原告签订《火星山农家乐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和二原告将公司位于施甸县姚关镇火星山公司基地项目部用于经营农家乐，公司占经营收入的20%，资金往来由双方互相监督计算，每月月底前2天进行一次清算；农家乐日常鱼虾蔬菜，公司基地现有物资必须向公司收购，钱款当日付清；云南大运昶公司厨房人员转入农家乐，工资由农家乐负责2000元，在农家乐没有生意时进入公司菜地劳动，由公司再付给农家乐500元，不进入公司劳动则不支付500元；农家乐负责公司现有人员的伙食；农家乐进入基地进行的所有建设在其离开不经营以后全部归公司所有；农家乐经营期限为三年，收入分成一年一算，第二年的分成于第一年结束前双方协商决定。农家乐满一年后如经营收入不理想，可以结束经营，公司不进行阻挡；双方签订协议后需遵守协议规定（不包括政府行为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如有违反，则违约方罚款50000元交付另一方。被告杜镇全代表公司在协议签名，二原告也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协议达成后，二原告于2015年7月23日在施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了字号为“施甸县姚关镇川云农家乐”的个体工商户，并对农家乐进行了相应的投资建设。2016年12月27日，云南禾顺公司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人民政府协商签订了《解除〈施甸县10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的协议书》，同时对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火星山土地租赁补充协议》等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合作协议也予以解除。并对公司前期投入的银杏种植、道路建设、开挖鱼塘、家庭农场建设等资金投入做了补偿、由施甸县人民政府补偿云南禾顺公司2300000元，于2016年12月28日支付给云南禾顺公司。由于施甸县人民政府收回租赁给禾顺公司的土地，导致二原告的农家乐无法经营。为此，二原告于2016年3月6日诉至法院：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农家乐投资（包含：房屋四间、道路、电路、灶、案板、墙体粉刷、隔板、花台、水泥硬化地板、鱼池、花架）损失共计916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农家乐停止损失日止的停业损失费，按每个月收入1875元计算；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家乐消费的伙食费20000元；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和被告杜镇全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的《火星山农家乐协议》上虽无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签章，但是协议上有该公司法人杜镇全的签名，协议内容也明确是公司与二原告合作经营，公司也使用其所负责经营管理的财产（公司基地项目部）作为合作资产，因此该协议应视为云南大运昶公司与二原告之间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同时体现的是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内容客观真实，应为合法有效协议。协议签订后，云南大运昶公司也按照约定提供了合作资产，二原告也出资对合作经营的农家乐进行了投资建设和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因云南大运昶公司的出资公司云南禾顺公司与施甸县人民政府达成《解除〈施甸县10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的协议书》，导致双方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的《火星山农家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引发本案争议，双方所争议的问题在于施甸县政府和云南禾顺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火星山农家乐协议》第九条约定的政府行为，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作为合同免责条件的政府行为应当是指政府行政行为，政府行政行为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而本案云南禾顺公司与施甸县人民政府之间于2016年12月27日达成《解除〈施甸县10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的协议书》是属于禾顺公司与施甸县政府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处于民事主体平等地位，不具有强制性，该行为不能作为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免除合同责任的的理由，因此导致《火星山农家乐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云南大运昶公司履行合同存在违约，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依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之规定，向二原告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因此二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50000元的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91600元的请求，该请求原告仅提供了一份手列清单予以证实，该清单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所受到的损失为91600元，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农家乐投资91600元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从2016年12月28日起至农家乐损失停止之日的停业损失费和原告消费的伙食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由二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二原告该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三被告的责任问题，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系云南禾顺公司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杜镇全系大运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被告云南大运昶公司作为法人独资有限公司，以其公司资产对外承担独立责任。被告大运昶公司与二原告签订《火星山农家乐协议》的主体是云南大运昶公司和二原告，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与云南大运昶公司的法人股东云南禾顺公司并无关系，二原告起诉云南禾顺公司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杜镇全系云南大运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二原告签订协议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行为。虽然原告提供的《火星山农家乐协议》只有杜镇全的签名没有云南大运昶公司盖章，但是双方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均默认是云南大运昶公司，且二原告在庭审中也表示知道与他们签订协议的是云南大运昶公司，故二原告起诉杜镇全要求承担法律责任无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二原告请求被告支付5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成立；其他诉讼请求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大运昶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杨树花、宋勇违约金人民币5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树花、宋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向法庭提交下列七组证据：A1，发票领购簿一份共8页及入库清单复印件29份共29页，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3月至10月期间一直对火星山农家乐正常经营；A2，施甸县畅隆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公司通知杨树花及农家乐于2017年1月15日搬离火星山项目片区；A3，施甸县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①2016年12月27日施甸县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解除了《意向性协议书》，②施甸县人民政府按照协议约定已将23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其中包含上诉人在火星山的投资部分；A4，《证明》一份及证人杨某1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经营农家乐期间被上诉人工人不去吃饭，是被上诉人自己的原因，与上诉人无关；A5，《收条》复印件一份及证人杨某2、杨某3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在火星山项目中共计投入91600元，包含：修建水泥地板、粉刷墙、花台、隔板、电路、道路、鱼池、灶台、案板、花架等；A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镇全聊天记录一份。证明被上诉人认可并愿意赔偿上诉人在火星山投资部分的事实。A7，收条两份，证实火星山农家乐一直在经营，而且进行过分红。
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领取的发票只能证明其领取过发表，不能证实其用途，入库清单系单方面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2的来源存有异议，之前就存在，但在一审不予提交，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从内容上系单方面的通知，不能证实实际离开的时间。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收条不属于新证据，费用支出是否与大运昶公司有关，无法核实。依照投资协议，该部分的支出即使存在也应当是上诉人负责。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的内容证实要补偿一万元给对方，只能证实协商过程。对证据A7的真实性认可，但仅能证明进行过两次分成，之后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就没有依约履行义务。被上诉人云南禾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树花、宋勇提交的A1、A2、A4证据，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虽不认可其“三性”，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予以认定，其能够证实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与施甸县人民政府解除《施甸县万亩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系列项目意向性协议》之前，农家乐虽然经营效益不佳，但并未关闭，上诉人杨树花、宋勇没有违约的事实。对A3证据，能够证实云南大运昶公司与施甸县人民政府解除《意向性协议书》的事实，但其约定的补偿范围未明确包含农家乐，故上诉人杨树花、宋勇的这一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A5证据，根据《收条》的性质，该《收条》系收款人杨某2、杨某3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在出具《收条》当日即应持有《收条》，但一审时未向法庭提交，二审中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该收条不应认定为二审的新证据，且证人杨某2当庭证实：“火星山农家乐的房子是我负责建盖的，2015年7月25日建盖，一个多月后就建好了，做了修建水泥地板、粉刷墙、花台、隔板、电路、道路、鱼池、灶台、案板、花架等基础设施，开始动工时支付了一部分费用，做完后又支付了一部分，共计支付91600元费用。”根据该证实，出具《收条》的时间应为2015年8月25日以后。而证人杨某3当庭证实“我帮上诉人做了农家乐的工程，2016年的7月5号开始，前后共计做了二十多天。该工程我自己承包的，共计结算工程款九万多元，已全部支付完毕。施工过程中没有任何合同。”与证人杨某2的证言相互矛盾，本院对证据A5不予采信。对证据A6，其内容能证实上诉人杨树花、宋勇与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协商过赔偿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本院对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对证据A7，能够证实上诉人杨树花、宋勇没有违约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申请证人杨某4出庭作证，证实其作为云南大运昶公司的员工，在火星山农家乐吃饭两个多月，后因与宋勇发生矛盾未继续在农家乐吃饭。上诉人杨树花、宋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杨某4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并联性，不予认定。
据此，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认为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在经营农家乐过程中因经营不善而提早撤离、关闭了农家乐构成违约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导致《火星山农家乐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云南大运昶公司履行合同存在违约，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二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杨树花、宋勇要求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1600元及停业损失91200元，因其提交的投资金额的《收条》与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能证实投资的事实及实际投资金额，且根据双方签订的《火星山农家乐协议》，没有约定上诉人杨树花、宋勇投资的事项，也没有约定其投资的损失如何承担，故上诉人杨树花、宋勇的这一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关于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云南禾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请求，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云南禾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云南大运昶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而云南大运昶公司作为法人独资有限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独立的资产，应以其公司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驳回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对被上诉人云南禾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树花、宋勇及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00元，由上诉人杨树花、宋勇承担3600元，上诉人云南大运昶实业有限公司承担3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明朗
审判员 谢 玲
审判员 张 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