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肇四法大民初字第421号原告四会市晶宝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南江大道36号。组织机构代码：67516108-0。法定代表人黎相茂，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珂，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金比楠，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建飞，男，197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委托代理人邵建勇，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原告四会市晶宝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宝玻璃公司”）与被告邵建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２０１5年9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柯、金比楠，被告邵建飞及其委托代理人邵建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晶宝玻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直接经济损失1104792元；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产品损失30957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损失36012.6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邵建飞因其配偶赵少娴是原告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向有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由于赵少娴并非上班时间或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工伤，原告不服工伤决定而提起行政复议，劳动仲裁部门依法中止了劳动仲裁。因工伤决定尚未生效，有关仲裁部门尚未出仲裁结果。但被告为了逼迫原告妥协，于2015年2月2日8:30分开始，纠结一众人等，在原告公司门口闹事并堵住了原告公司的出入口；其行为使原告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生产物资无法供应，紧急货物无法输出。原告报警后，经警方等多方劝导，被告等人直到2月3日21:30分围堵了37个小时才将纠结的人群解散。因被告围堵期间，迫使原告的原材料无法进入，应如期交货的产品积压不能运出，打乱了原告的生产计划，使原告的公司进入半停工停产状态，并造成原告如下损失：一、被告围堵造成原告无法按期交货，直接损失达1104792元。1、原告与案外人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应不迟于2015年2月3日向义乌公司交付价值为519840元的货物；迟延交货的，收货方拒不收货，并有权主张按合同标的额的30%赔偿损失；2、原告与佛山市南海华越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越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应于2015年2月3日向华越公司交付价值为33万元的货物，迟延交货的，收货方有权拒不收货，并有权按合同标的额的30%赔偿损失。2015年2月2日、3日，原告的货物因被告围堵，导致义乌公司和华越公司的物流车停在原告公司外无法装车，货物不能按时交付；而原告生产的产品是严格按照订货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交货，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拒收货物等。也因为原告按订货方要求订做的外销货物，一旦报关延误，直接导致无法发货，货物无法另行销售而只能报废。被告围堵原告的公司，造成原告货值519840元的货物被义乌公司拒收货物并主张货值30%赔偿，损失为675972元；造成原告货值33万元的货物被华越公司拒收货物并主张货值30%的赔偿，损失为429000元。二、因被告围堵导致原告的生产物资供应中断，造成生产线减停，损失达309570元。原告是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用于玻璃产生的窑炉是玻璃行业特有的专用热工设备，点火投产运行期间如不出现该公司经营问题或者自然灾害因素，窑炉运行不能停，直到设计寿命终期为止。同时，如玻璃工厂的玻璃窑炉在正常生产时，如不按计划预期投入玻璃原料，则不会按计划预期熔制生产出合格的玻璃液，玻璃工厂会造成停产或减产，以及玻璃品质变坏，产品制造工艺流程打乱等；且如果窑炉停止投料，则导致流液洞堵塞，最终导致窑炉停止运行。因被告围堵导致原告的产生物资氧气、纯碱、长石粉原料不能进场；为保证窑炉能继续运行，原告必须停掉部分生产线以减少出品，但又要保持窑炉不停止燃烧运行且加料保持玻璃液的品质不严重下降，否则损失更加严重。原告减停生产线，产量锐减，损失达309570元，具体为：为完成合同编号为JBGLASS20140909A合同，原告自2015年2月2日16:50停机至4日3:30分恢复开机，停机时间2060分钟，造成停产损失173040元。为完成合同号为KC20150121A合同，原告自2015年2月3日7:00分停机，至4日4:30分恢复开机，停机时间1230分钟，造成停机损失44280元。为完成合同编号为JBGD141223的合同，原告自2015年2月3日7:00分停机至4日4:30分恢复开机，停机时间1230分钟，造成停机损失92250元。三、被告被劝离后，原告连夜恢复生产而向原告支付搬运费等误工损失36012.6元。被告于2月2日8：30分围堵原告公司，造成生产物资长石粉50.7吨无法送入公司内，只好就地卸在公司外，原告从仓库搬运出的拟于2月2日发运至华越公司玻璃制品6万只、发往义乌公司玻璃制品1.8万套也因被告围堵无法发出。被告于2月3日被劝离后，已是21:30分，原告只好派人将公司外的物资搬回公司，将无法发运的货物再次搬回仓库。原告直到2月4日5:00分才基本达到正常生产状态。期间因长石粉的搬运以及待运货物的搬运，按照长石粉6元每吨（需上下车各一次），货物0.3元每件，且按正常工资1.5倍计算，具体为50.7吨×6元每吨×2次上下车×1.5倍+7.8万件×0.3元每件×1.5倍=36012.6元。综合以上，原告提起相应诉讼请求。被告邵建飞辩称：一、原、被告之间存在合理纠纷，且被告是受害人赵少娴死者的家属。1、赵少娴是原告方的员工，生前因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当场死亡，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应当认定工伤。被告作为死者丈夫，其妻子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工伤，且被告也因其妻子工伤死亡一事申请了工伤仲裁。被告在仲裁前后，多次要求原告对被告提出的赔偿进行协商但原告未予回应，反而认为不构成工伤，不需要赔偿等推脱责任；被告在此前提下，作为普通老百姓，实在是想不开，为何作为厂方没有好好解释，也不予赔偿或协商解决，作为弱势一方迫不得已才与其亲属一起在2015年2月2日至2月3日在原告公司门口讨个说法。2、被告仅是在原告厂区正门口讨个说法，没有任何进一步过激行为；相反原告自始没有派出主管人员或公司老板出来给个说法。在2月2日当天，原告对被告的行为向四会市公安局马房派出所报警。出警后，警员也没有对被告及其亲属带走调查，没有带走原告的代表调查核实事实，而是在现场维持秩序，说明被告及其亲属维权行为即便有不当之处，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因情节轻微，以及被告方作为事故方受害人家属的一时情绪激动而进行维权行为，尚未达到需要追究治安行政处罚的程度。3、假如因被告的行为会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原告完全可以在派出所民警到场后要求警察维持工厂大门正常进出的秩序，让工厂能够正常运作，然后由警察主导争议双方找一个办公室或调解室等场所协商双方的争议。原告并没有这样做，说明原告在门口讨说法的行为并不可能造成原告所主张的停工、赔偿违约金等损失。4、原告工厂的正门并非是原告公司进出的唯一通道。原告可沿水泥道路一直通到其工厂背后，当时原告工厂后方仓库也有后门，车辆是可以从后门自由进出的。5、从被告提供的照片可反映，现原告已将仓库后门改造，但从原告厂区背后大约50米到100米的地方，仅是普通铁皮围闭，可轻易开通通道。即使路基处有一些因积水冲积的小水沟，原告也完全可以通过勾机等进行简单平整即可开通道路通行，不存在原告工厂原材料不能进出以致财产损失问题。就道路通行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中，2015年2月2日长石粉货车磅码单记载车辆进出厂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日上午9:32分、2月3日10:33分；说明原告方车辆2日早上可以进，2月3日早上可以出。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11日岳阳三益公司的证明，说该公司送货车辆在2月2日上午8:30分送货时，不让进，相持到中午，只能卸货路边一说是歪曲事实的。6、从目前的司法判例，没有任何一个受害方家属因赔偿问题而采取的过激行为，如医闹、厂房围观维权而需要赔钱给工厂、医院方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二、原告提供的所谓财产损失并无事实依据。1、原告与湖北威克公司的购销合同，交货时间在2月5日前，没有证据证实在2月3日、4日、5日进行交货是不可以的，故该份合同违约交货的事实不存在。2、原告与ICONIC公司的合同，既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名，不能达成合同的合意，应为原告虚构的合同。3、原告与奥康德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交货日期在2月8日之前，其不管是否存在逾期交货，均与本案无关。原告与广州晶皇公司的购货合同，交货日期在2014年12月15日，与本案无关。4、原告与佛山的华越公司的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日期在2月3日，不能逾期也不要过早交货，但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所谓索赔协议没有原告的落款盖章，没有双方达成协议的日期，是不存在协议一致的。赔偿书是原告在2015年6月24日单方所作，华越公司盖章，但却没有华越公司的落款时间，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在索赔协议内容中，华越公司陈述在2015年2月2日已装车待发货，但在2月2日、2月3日不能按时送货至华越公司，但原告没有提供在2月2日之前已制作好货物待装运的事实证据。而原告提供的长石粉货车磅码单却显示车辆可以在2月2日早上进厂，2月3日早上出厂。5、原告与义乌公司购销合同约定最后交货日期为2月3日，但并没有违约金部分的约定，且义乌公司与其所盖的公章名称也不一致。义乌公司在函件中说支付了定金，但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收取了义乌公司定金，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也没有交付定金的约定。在买卖合同中，不可能双方没有约定定金，而需方又主动交付定金的情况。义乌公司在函件中说在2015年2月2日、3日分两天三次到原告处提货，但没有提供任何派车提货的证据；另外，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在2月3日货物的现状，无法说明货物已制作好，因运输原因而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义乌公司说违约金多少原告就赔偿多少也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原告提供的联络通知书中，用以冲抵赔偿款的金额三笔金额为142400元、147721.4元、60160元，合共350281.4元，与义乌公司主张的赔偿款311840元相比，原告多支付了38441.4元。原告在不需要义乌公司索赔凭证下，完全同意义乌公司索赔请求且还额外多支付赔偿38441.4元的货款，是完全不合理的。原告自己认为的第三笔冲抵赔偿的金额，即60160元部分，与单上对应的货品名称为8706与TP8081AGL、R1607ETV三款货物认为货款是60160元，实际上对应货单上金额分别为6480元、29520元、15980.8元，合共51980.8元，竟然也相差8179.2元，是不合理的，足见原告纯粹是为凑合诉讼而伪造赔偿的证据。三、针对原告误工费问题，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这些人员需额外支付误工费的事实。原告主张的所谓工厂全部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没有视频证据，也没有警察对当事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等其他可以佐证原告工厂在2月2日、3日这两天存在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事实上原告的大门小门，人员完全可以自由进出，不存在工人不能上班，机器不能运转；所以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没有事实根据，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的质证及认定情况如下：1、原告主张被告自2015年2月2日8:30分-2月3日21:30分因纠纷组织人员集结在原告公司门口闹事，导致原告的生产物资氧气、纯碱、长石原料不能进场，以致原告减停生产线，损失达309570元；被告则认为原告陈述的车辆自2015年2月2日早上8时30分-2月3日21：30分时间段均不能通行不是事实。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13日由佛山德力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营销部出具的证明内容可知，该公司在2015年2月3日上午送液氧到原告公司时，估计原告液氧储量还有12吨左右，而原告公司每天使用液氧约为10吨；在2月3日当天晚上即送达30吨液氧到原告公司；原告液氧储量约12吨是完全能够维持到佛山德力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在2月3日晚上送达液氧之时的。从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11日由岳阳三益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可知，该公司一般在原告库存约1-2天用量时即安排送货，而原告每天纯碱的用量约为15吨，2月2日送货时，原告原料仓尚有纯碱约16吨，够一天的用量。说明原告纯碱的储量约16吨是完全能够维持到2月3日的；另外，从原告提供的购入纯碱的单据看，其在2015年2月1日购进纯碱后，在2月3日、2月4日并没有再购进纯碱，而在2月5日才购进纯碱，也能间接说明不存在纯碱足以使用到2月5日的情况。从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1日长石粉磅码单看，原告在2月1日购进了长石粉；2015年2月2日9:32分长石粉运输车进入原告厂里，在2月3日10:33分长石粉运输车离开原告厂里，说明2月2日-2月3日的长石粉供应正常的。综合前述分析，原告2月2日-2月3日的液氧、纯碱、长石粉等原材料均可供正常使用，对原告主张的因液氧、纯碱、长石粉等原材料不能进场，以致原告减停生产线，损失达309570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另从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2日长石粉的磅码单显示长石粉运输车进出原告厂房的时间看，被告因纠纷聚集人员在原告厂门口的时间，最多只能是2015年2月2日9：32分过后至2月3日10:33分之前。2、原告主张因被告聚集人员阻挠，致原告无法按期交货，导致直接经济损失1104792元，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损失并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1）原告与案外人义乌公司之间，因迟延交货，以致产品损失519840元（合同全部金额），并赔偿对方金额合同价的30%即155952元问题。首先，义乌公司在《工商购销合同》中，需方的落款以及需方的抬头均书写“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有限公司”，而所盖公章却是“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作为义乌公司自己所下的订单《工商购销合同》，连自己名字都书写错（应与所盖公章名称一致），是不合理的；其次，义乌昊天日用百货商行在2015年2月5日向原告提出因产品未能及时运到其公司，客户拒绝收货，要求原告赔偿货值30%即155952元损失以及退还定金155952元；原告却在2015年6月30日发给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的联络通知书中，确认三张送货单的金额（分别为142400元、147971.40元、60160元）共350531.4元赔偿给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扣除了定金155920元外，还多支付了义乌公司350531.4元-155920元定金-155920元30%的赔偿款=38691.4元；义乌公司没有主张这么多的赔偿，原告却额外多赔偿接近4万元给案外人，是明显不合常理的；再次，原告提出的作为补偿的60160元货单部分，与货单上对应的货品名称是8706与TP8081AGL、R1607ETV三款货物认为是60160元，实际上对应货单上的金额分别为6480元、29520元、15980.8元，合共金额为51980.8元，确实比原告认为的60160元少了8179.2元，这么大的误差，不能仅是原告自己财务人员的计算失误所能解释的。最后，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所谓合同标的额519840元的货值，原告在2月3日之前已经准备好装车而因原告公司被堵的原因未能装车，以致损失；如果合同一方逾期一天半天都不可以，那么这么重要而苛刻的合同内容却没有在双方签订的《工商购销合同中》合同中约定，是不合理的；义乌公司主张的30%货值违约金，双方没有合同约定，原告却在义乌公司一提出就全额满足，也是不合理的。另外，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需支付定金，义乌公司作为买受方却主动交付155920元定金本身就不合常理，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义乌公司交付了155920元定金的单据凭证。最核心一点，根据原告与义乌公司的合同约定，原告须在2015年2月3日前交货，交货方式为义乌公司提货，而实际上原告公司在2月3日上午10:33分即可以车辆开出，即使按照原告主张的到2月3日晚上9：30分后，车辆就可以自由进出；那么义乌公司也不可能在2月3日晚上9:30分往后至晚上12时之前没有装车走了，过后反过来又说在2月3日之前均不能装车交货，故拒收货物并提出赔偿；原告也不可能明知只要在2月3日晚上9:30分往后至晚上12时即2月3日最后一刻之前完成交货，即正确履行合同义乌前提下，同意了义乌公司并没有在2月3日最后一刻之前提货，却又提出拒收货物并赔偿损失的主张，以致原告遭受货值加上违约金高达60多万的损失。综合前述，原告主张的与案外人义乌公司之间，因迟延交货，以致产品损失519840元（合同全部金额），并赔偿对方金额合同价的30%即155952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2）、原告与案外人华越公司之间，因迟延交货，以致产品损失33万元（合同全部金额），并赔偿对方金额合同价的30%即99000元问题。首先，原告方根据华越公司出具的《索赔协议》证实原告已于2015年2月2日装好货车发货往华越公司；因原告与华越公司合同约定的送货义乌是原告而非华越公司自行到原告处提货，故装好货物待运的证明主体是原告而不可能反过来由华越公司证实原告装车待运的事实；华越公司作为收货方（需原告送货），其也不可能知悉原告是否按时装车待运，仅能得知原告是否有按期送货至华越公司仓库。根据原告提供的长石粉磅码单运输车2月2日的进出原告厂里的时间可知，长石粉运输车在2月2日9:32分长石粉运输车进入原告厂里，在2月3日10:33分长石粉运输车离开原告厂里；说明原告如果在2月2日已装好车但出不去，原告完全可以在2月3日10:33分后将装载好货物的运输车开出厂里送货至华越公司；而原告所在地肇庆距离佛山市南海区约50公里内，大概1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即无论如何，原告都最迟可以在2月3日24时之前送货达到华越公司的；其次，原告与华越公司在订购单第2条b项约定如原告不能按时交货，需提前通知华越公司，否则视为原告违约；从该条文看，原告如未能按时交货，仅需提前通知即可，原告假如未能按期交货，其宁愿面临违约责任、产品拒收后果却又不提前通知华越公司，是不切实际的；再次，华越公司主张拒绝收货外，还需按照合同总金额33万元的30%作为违约金赔偿，该部分违约赔偿标准并没有合同约定，原告仅根据华越公司提出要求即满足其赔偿请求，是不合常理的；最后，原告与华越公司在2015年6月24日签订采购订单，原告直接在6月24日当天，向华越公司出具赔偿书，承诺6月24日订单的货物货款下调99036元作为支付赔偿金9.9万元；但并未提供之后双方履行6月24日合同的送货、货单对数金额、华越公司实际支付该批货款的付款情况等证实所谓的下调99036元货款以作赔偿情况的证据，是无法证实原告向华越公司作出赔偿的事实的。综合前述，原告主张的与案外人华越公司之间，因迟延交货，以致产品损失33万元（合同全部金额），并赔偿对方金额合同价的30%即9.9万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3、原告主张被告劝离后，因连夜恢复生产，向原告支付搬运费等损失，被告认为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该项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长石粉50.7吨无法进入公司而仅能卸载放在公司外一说，与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2日长石粉运输车的磅码单显示的事实不符，磅码单显示运输车在2月2日上午9:32分进入原告厂内，在2月3日上午10：33分开离原告厂区，而当天的货物正好是50.7吨，说明长石粉并没有卸在原告公司外而是车辆进入原告厂里后，必然货物卸载在原告厂里；如果仅卸载在路边，不可能有磅码单显示的卸货过程自2月2日9:32分一直持续到2月3日10:33分整整一天多的时间；因原告主张的长石粉并没有证据证实其卸货在原告公司外，故对该部分需要工人加班搬运材料回原告厂里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对2月2日发往华越公司货物玻璃制品6万只部分，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在2月2日全部发往华越公司的玻璃制品均已装车待发，且按照前面有关对华越合同的分析部分可知，如果原告发往华越公司的货物在2月2日已装车完毕待发，其完全可以在2015年2月3日上午10:33分后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正常发货给华越公司，履行完毕合同交货义乌，故对华越公司货物需要加班搬运，从而支付加班费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对发往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的玻璃制品18000套部分，原告并未提供在2月2日即已制作好待发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的产品18000套的事实；也未提供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委托车辆装运货物的委托合同、所派车辆三车次的车辆牌号资料；且原告已可以在2月3日10：33分后正常装车发运，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在2015年2月5日的函件陈述的在2月3日也空车而归，没有事实依据；另外，作为原告认为的赔偿给义乌公司的款项事实，也错漏百出（见前述认定事实部分分析），本院对此不予确认；故对需要工人加班搬运、处理待发义乌市昊天日用百货商行的玻璃制品18000套，搬运发往华越公司的玻璃制品6万只、搬运长石粉50.7吨，从而支付加班费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另外，原告主张的所谓支付额外加班费，即使按照原告的计算方法：长石粉6元每吨（需上下车各一次），货物0.3元每件，且按正常工资1.5倍计算，具体为50.7吨×6元每吨×2次上下车×1.5倍+7.8万件×0.3元每件×1.5倍=36012.6元。实际上发往华越公司的玻璃制品为0.5L把手啤酒杯，合同约定包装要求16只每箱，共6万只÷16只每箱=3750箱；发往义乌公司的玻璃制品有两种型号共3600套按照6套每箱的合同装箱标准，有4种型号每型号3600套的玻璃制品按照12套每箱的合同装箱标准，共为3600套÷6套每箱+3600套÷12套每箱×4种型号=1800箱；以上发往华越公司的玻璃制品以及发往义乌公司的玻璃制品合共3750箱+1800箱=5550箱，故计算搬运费理应为50.7吨×6元每吨×2次上下车×1.5倍+5550箱×0.3元每箱×1.5倍=3410.1元；与原告主张的36012.6元相差超过10倍，足以说明原告所主张的赔偿脱离事实基础。原告也没有提供详细的哪些人进行了加班，加班的时间以及工价是多少，与发放工资时银行的工资流水账记录、有加班工人签名确认的工资条等对应，以证实额外从2月3日21:30分之后至2月4日5:00分要求工人加班，并支付了加班费的事实，对原告主张的加班费损失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被告邵建飞因其妻子在上下班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在是否认定工伤未确定的情况下（后来经相关裁判文书认定构成工伤事故），与原告未达成赔偿协议下，因法律意识淡薄或者被告妻子在上下班期间发生意外死亡，而在劳动行政部门认定构成工伤尚未最终确定前提下，却未能与原告晶宝玻璃公司达成赔偿或者补偿协议下，盲目组织部分村民到原告的公司外静坐维权，虽有不当之处，但也并非事出无因，无理取闹。从被告组织部分村民静坐维权的持续时间看，本院能确认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2月2日上午9：32分过后至2月3日10:33分之前；约一天的时间，且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了四会市大沙镇南江派出所的视频光盘查看，原告在被告组织村民静坐维权不久便报警处理，警察也组织相应警力到现场出警处理，但过程柔和，警察也并未对被告或者部分村民采取任何问话、拘留等强制措施，说明被告组织村民维权的行为本身情节并不严重恶劣。庭审后，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下午组织双方到现场查勘原告公司厂区周围是否有路可供进出厂区或者经过简单处理即可开通应急通道，以供物资、货运车辆进出原告厂区的道路；经现场勘查，发现有道路直通原告公司厂区的正背后，原告厂区背后用蓝色薄铁皮进行了围蔽处理，中间有一条很小的流水沟间隔，就与原告厂区背后的道路向连接。如原告为紧急处理运输物资即货物需要，完全可以在警察维持秩序下，在厂区背后拆除工厂的蓝色铁皮围蔽，在小水沟上面加上铁板覆盖或者直接雇请勾机拨平，整理出应急的通道。而本案作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告主张的因逾期交货导致货物拒收损失、违约金损失；因生产物资供应中断，造成生产线减停损失；以及原告主张的支付工人额外加班的加班费等，均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虽然被告组织部分村民静坐维权对原告的正常生产造成不便之处，但原告主张的由被告组织村民静坐维权而致原告的财产损失，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四会市晶宝玻璃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后收取8927元，由原告负担（受理费原告起诉时已预交）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月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冼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