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28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业兴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王德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龄，广东东方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徐玲美。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磊成，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家盛，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业兴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兴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市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业兴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喜市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其十日内清偿业兴达公司货款290615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自2012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付为止）。2、请求由喜市多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根据喜市多公司提供的2006年1月至2012年9月的账扣费用一览表，其中反映的扣款涉及《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约定的内容，我方未对此前合同履行期间的货款结算问题向喜市多公司提出异议，即认定我方对多年已结算的货款中涉及被喜市多公司扣除的扣款项目并无争议，证据显然不足。我方有对合同履行的货款结算问题向喜市多公司提出异议的权利，且此项权利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针对我方对扣款项目无争议的结论认定明显有误。2、一审法院根据喜市多公司在一审法院中提供的《促销季及费用确认书》、《费用发票》签收记录、即认定我方对账扣费用一览表中包含的扣款知情，证据明显不够充分。一审法院根据我方未能提供反证即认定喜市多公司扣除的账扣费用共计241222.03元有效，不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因为此项费用应由喜市多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扣除的费用合理，现喜市多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而将举证责任推给我方，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241222.03元账扣费用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此外、一审法院对2012年6月、7月代扣的2800元和1442元予以认定的行为同样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仅喜市多公司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两项费用的合法性，一审法院也没有对上述认定说明理由。4、一审法院未对《商业活动》条款与《买卖合同》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性质这一争议点作出明确判断，且一审法院仅根据货款结算的交易习惯即认定我方对喜市多公司在实际给付的货款中扣除的金额符合合同依据，这一认定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喜市多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业兴达公司对多年已结算的货款中涉及账扣费用项目并无争议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2011年签订的《买卖合同》第六条第3款的约定：“甲乙双方对以往合作中发生的退货金额、扣款金额均无异议，双方均不得就已结算部分针对双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继续退货的和已确认的应扣款项但实际未扣除的情况除外）”。在本案中，双方每年签订的《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前均对上年度合作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进行核对，在核对无误后才同意签订新年度的合同，且2006年至2010年签订的《买卖合同》及《商业活动条款》均已过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业兴达公司对账扣费用一览表包含的扣款是知情的，确认扣除的费用共241222.03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我方提供的《商业活动条款》、《促销及费用确认书》、《费用发票》签收记录、《促销海报》、《新店商品作业海报》、《门店促销海报》、《入库单》、《特许加盟合同》等证据，证明业兴达公司对241222.03元的账扣费用是知情及认可账扣费用一览表中的扣款项目，且业兴达公司也没有提供反证否定，对此，一审法院确认241222.03元的账扣费用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三、一审法院对2012年6月、7月账扣的2800元和1442元予以认定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的规定，虽然双方在2012年未签订新的《买卖合同》及《商业活动条款》，但双方在2012年存在继续履行交易的事实，应当认定原合同继续有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6、7月账扣的2800元、1442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一审法院认为我方在退货交付中存在瑕疵，对退货金额10284元不予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买卖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十二条第2款的规定及我方提供的电子《退货确认单》、《退货单》，证明业兴达公司于2012年8月6日在网络上已确认收到退货通知，且《退货单》中的司机的签字、记载的车辆号牌和我方提供的证据入库单中记载的司机签字和车辆号牌是一致的，证明了业兴达公司送货和退货时派出车辆是同一辆，业兴达公司实际上已经取回了10284元的退货商品。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退货金额10284元是认定事实不清。五、我方认为不存在缺货违约金过高的问题。根据2011年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二条第6款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本案中的缺货违约金的计算公式为：商品总毛利额*50%=（商品售价-
商品成本*1.17）*缺货数量，其中1.17为税率。商品销售总毛利额不等同于我方的实际损失，缺货违约金是少于实际损失的。六、业兴达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我方应进行反诉来主张违约金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我方在应付货款中直接扣除缺货违约金是根据《买卖合同》第六条第2款的规定，是有合同依据的。
业兴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喜市多公司支付业兴达公司货款290615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从2012年8月30日计至付清货款止）。2、喜市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0日，业兴达公司（乙方）与喜市多公司（甲方）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不定期地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脑自动传真或临时的紧急传真向乙方订货；乙方送货时必须有甲方的订货单方可送到甲方指定收货地点；如若乙方延迟交货，或如若乙方未按甲方订单数量送货，如为正常商品订单，甲方有权按此次订单商品销售总毛利额的50%收取违约金，如若该订单商品为新品首次上架，甲方除有权收取该次缺货的违约金外，还有权对缺货新品处3000元每一个品项的罚款，或取消其销售资格但已收取的新品费用不予退还；甲方将不定期地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脑自动传真或临时的紧急传真向乙方提出退货及换货要求，双方约定不能退货或换货的商品外，乙方确认甲方享有无条件退换货的权利；当乙方收到甲方商品退货单时，应于收到通知之日起14日内领回该退货商品，如乙方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回商品，该退货商品得由甲方自行报废处理，甲方不再以书面形式向乙方作报废通知，由甲方开立商品报废单，无需乙方的签字确认；乙方应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将商品和发票同时交于甲方指定的地点，以便于甲方向乙方及时支付货款，如乙方未能同时交付的，甲方将以收到乙方开立正确的符合国家税法规定的发票日起算付款期限；甲方的收货单是唯一的收货确认凭证；甲方实际应付之款项，系指商品之价格于扣除退货金额、各项折扣、违约金后的净额，且甲方得以保留以应付货款抵充乙方依其它约定应付甲方的其他各项费用的权利，当应付甲方的金额高于应付货款，则应甲方的选择，可由甲方自行从下次汇款支付额中扣除上述金额以冲抵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相关费用，或由乙方以支票方式将上述金额在甲方提出要求后30日内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对以往合作中发生的退货金额、扣款金额均无异议，双方均不得就已结算部分针对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继续退货的和已确认的应扣款项但实际未扣除的情况除外）；甲方针对本合同签订之前乙方提供的商品继续主张退货，乙方应根据之前合同约定领回商品并退还相应货款，如届时甲方有针对乙方的应付款，甲方可行使抵消权；本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本合同到期后，如甲方继续向乙方发出订单且乙方继续依照订单规定交货，则本合同将继续有效，直至双方共同签订的新版本代替为止或直至任何一方书面通知解除合同时为止，如乙方以实际行为表明其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甲方将暂停支付乙方货款以便双方明确不合作后三个月内核对商品库存、促销等费用，确认后恢复支付货款；合同所有条款和条件于每一份传送的订单中皆成立，并与订单、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一起组成完整的法律性文件；甲乙双方其他合作条件签订在《商业活动条款》中，该文件与本合同为不分割的整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商业活动条款所列费用发票由甲方或甲方子公司深圳喜安贸易有限公司开具。
2011年6月20日，业兴达公司（乙方）与喜市多公司（甲方）签订《商业活动条款》，约定包括本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付款条件发票需与货物同时交付，未收到发票视为未收到货物，收到正确发票日视为收货日，作为计算付款周期的起始日，付款周期45天；发票扣除：依每月进货额计算的进货资料处理费、网络订货收货付款信息费；账扣：店内促销、新店商品上架、新商品推广费（按每家门店计算）、新商品毛利首月折让等。在本案中，喜市多公司另提供了2006年度至2010年度的《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当中约定内容、项目与上述《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基本一致。业兴达公司与喜市多公司均确认《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均是每年同时签订，但业兴达公司认为《商业活动条款》与《买卖合同》体现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同，属商业服务合同性质，《商业活动条款》与本案无关。
在本案中，业兴达公司提供2006年至2012年期间的增值税发票、银行汇划收款凭证，表示其向喜市多公司供货金额为1190243.20元、喜市多公司向其付款金额为899628.05元。该证据显示业兴达公司最后一次向喜市多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为2012年8月2日，喜市多公司最后一次向业兴达公司付款的时间为2012年6月21日。业兴达公司表示喜市多公司未付款金额为290615元（供货金额与付款金额的整数相减）。
喜市多公司提供2006年1月至2012年9月账扣费用一览表，证明：一、截至2012年5月已扣除的账扣费用合计241222.03元，其中2006年度为9809.39元、2007年度为33189.95元、2008年度为27724.47元、2009年度为56808.23元、2010年度为73907元、2011年度为31182.99元、2012年1月至5月为8600元；二、2012年6月、7月待扣的金额为2800元、1442元；三、8月和9月因已停止合作而调整待扣金额均为零。一览表中的账扣费用主要包括“店内促销”、“广告赞助费”、“新店商品作业服务”、“缺货违约金”、“特殊陈列费”、“新品推广费”等项目。
喜市多公司提供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有业兴达公司签名、盖章的《促销及费用确认书》（包括传真件的确认书），证明业兴达公司认可其在该期间收取促销费用。业兴达公司对有其盖章和供应商代表签字的确认书予以认可，而对有其盖章和供应商代表签字的传真件确认书，以及仅有供应商代表签字的确认书不予认可。在上述两种形式的确认书中，供应商代表的签字一致。
喜市多公司提供2011年、2012年的特许加盟合同及加盟企业的营业执照，证明其在该期间每新开一间门店后，会依《商业活动条款》以账扣方式向业兴达公司收取新店商品作业服务费。业兴达公司认为喜市多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无关，喜市多公司该项举证应为商业服务合同纠纷的证据。
喜市多公司提供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的业兴达公司《销售出货单》和喜市多公司《入库单》，表示其通过网络向业兴达公司订货，但业兴达公司送货不足。业兴达公司否认送货不足，并称也没有发生退货，喜市多公司没有通知业兴达公司领取退货，且即使有退货业兴达公司也没有领取。上述《销售出货单》中的部分货物数量较《入库单》中的订货数量少。
喜市多公司提供2011年、2012年的促销海报、新店商品作业海报、门店促销海报，证明其新店开张都为所有供应商的商品提供作业服务，在定期店庆中为所有供应商提供促销服务，以及为业兴达公司提供单独的促销服务。业兴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喜市多公司该项举证应为商业服务合同纠纷的证据。
喜市多公司提供电子《退货确认单》、《退货单》，证明2012年8月6日业兴达公司在网络上已确认收到退货通知，知道存在退货，以及业兴达公司在2012年8月21日和23日取回退货10284元（含税金额，进货金额为8789.75元）。业兴达公司认为电子《退货确认单》没有退货金额，即使其有网络操作亦不代表认可喜市多公司的退货行为和收到退货。喜市多公司称《退货单》有业兴达公司司机签字和记载了车辆号牌，证明业兴达公司已取回退货。
另查明，喜市多公司提供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期间的《费用发票》签收记录，证明喜市多公司收取业兴达公司该期间的账扣费用后，开具发票交业兴达公司签收。该签收记录的签字人员与上述《促销及费用确认书》（包括传真件）供应商代表的签字一致。业兴达公司对该签收记录不予认可。
在本案中，喜市多公司表示与业兴达公司合作六年，业兴达公司按喜市多公司的订货进行送货，喜市多公司在应付业兴达公司的款项中扣除《商业活动条款》约定的费用、缺货违约金及退货金额后，就会向业兴达公司开具发票，业兴达公司如果收到喜市多公司的发票后对金额有异议即应提出，但业兴达公司在双方六年合作期间并没有提出异议。对此，业兴达公司认为喜市多公司定期向其付款，款项属于货款，喜市多公司给付的货款已经扣除了上述所称的款项，但其并不清楚如何进行计算，其若不同意喜市多公司付款，则后面的款项将无法进行结算。喜市多公司认为上述结算方式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并进一步解释每次结算货款时，对于扣费项目的金额由其开具服务发票给业兴达公司，服务发票上另附扣款项目，业兴达公司已签收服务发票，但业兴达公司事实上未对扣费项目金额提出异议。业兴达公司确认有签收喜市多公司的扣费服务发票。
喜市多公司对于货款的结算解释，根据业兴达公司的送货单，经双方对账确认后由业兴达公司开具发票。对此，业兴达公司认可货款发票确实是双方对送货单确认后，由其按确定的金额开具货款发票给喜市多公司。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均确认先开具发票再付款。喜市多公司对于实际给付业兴达公司的货款解释，实际给付的金额较货款结算发票金额少，因为在实际给付业兴达公司的货款中需要扣除服务发票的金额，服务发票金额包括缺货违约金、《商业活动条款》约定的项目款项、《促销及费用确认书》中确认的活动费用，但如果有退货，退货不包括在服务费中，由双方在送货单对账中直接扣除。业兴达公司认可其开具结算发票时对存在的退货金额已经扣除。对于实际收到的货款较结算发票的金额少的问题，业兴达公司称其口头向喜市多公司提出异议，但同时亦承认未有书面证据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签订《买卖合同》、《商业活动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
根据本案查明，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自2006年以来，通过每年“一签”方式同时签订《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双方每年签订的《买卖合同》、《商业活动条款》所约定内容、项目基本一致，表明业兴达公司与喜市多公司已存在多年的合作形式相同的商事合作关系。双方能够持续多年进行该商事合作行为，反映双方的合作处于较为稳定的履行期，双方的交易往来因此形成相对固定的交易习惯。在本案中，喜市多公司、喜市多公司均认可货款的结算首先经双方对账确认，再由业兴达公司开具发票，此后喜市多公司结算货款。然而，喜市多公司实际给付的货款较结算发票的金额要少。喜市多公司对此解释需要在实际给付的货款中扣除涉及《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约定的扣款项目。业兴达公司虽称其曾口头向喜市多公司提出异议，但同时亦承认未有书面证据佐证。由于喜市多公司提供2006年1月至2012年9月的账扣费用一览表，反映的扣款确涉及《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约定的内容，而业兴达公司在与喜市多公司合作的多年期间，特别在每年再次签订《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时，均未对此前合同履行期间的货款结算问题向喜市多公司提出异议，证明业兴达公司对多年已结算的货款中涉及被喜市多公司扣除的扣款项目并无争议。因此，喜市多公司在结算货款时扣除涉及《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约定内容的款项，是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货款结算的交易习惯，而且《买卖合同》“甲方实际应付之款项，系指商品之价格于扣除退货金额、各项折扣、违约金后的净额，且甲方得以保留以应付货款抵充乙方依其它约定应付甲方的其他各项费用的权利”的约定，亦反映喜市多公司的扣款行为具有合同依据。业兴达公司认为《商业活动条款》与《买卖合同》体现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但《买卖合同》“甲乙双方其他合作条件签订在《商业活动条款》中，该文件与本合同为不分割的整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约定，表明《商业活动条款》属于《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即使如业兴达公司认为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上述货款结算的交易习惯，已体现业兴达公司对喜市多公司在实际给付的款项中的扣款行为认可无异议。喜市多公司解释需要在实际给付的货款中扣除涉及《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约定的扣款项目具有合同依据，亦符合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双方的货款结算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不定期地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脑自动传真或临时的紧急传真向乙方订货”；“合同所有条款和条件于每一份传送的订单中皆成立，并与订单、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一起组成完整的法律性文件”，反映了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对合同履行期间交易信息往来方式的约定。喜市多公司在本案举证的《促销及费用确认书》传真件符合该信息往来方式。《促销及费用确认书》包括传真件的确认书，与《费用发票》签收记录，两者中的供应商代表的签字一致，当中部分更有业兴达公司的盖章。由于业兴达公司在本案认可曾签收喜市多公司的服务发票，则《费用发票》签收记录体现的是业兴达公司签收服务发票，由此佐证业兴达公司对上述账扣费用一览表包含的该项扣款是知情的。另外，喜市多公司提供其促销海报、新店商品作业海报、门店促销海报、其《入库单》和业兴达公司《销售出货单》、加盟企业的营业执照和特许加盟合同等证据，佐证了上述账扣费用一览表中的扣款项目。业兴达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业兴达公司未有提供反证否定，且业兴达公司对已结算履行完毕的货款中涉及被喜市多公司扣除的扣款项目并无争议。因此，综上辨析，对截至2012年5月已结算履行完毕的货款中，被喜市多公司扣除的账扣费用共241222.03元予以确认。另外，《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虽然均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但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在未再签订《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情况下，在2012年仍在继续履行交易的事实，表明双方仍按原《买卖合同》和《商业活动条款》的约定履行。业兴达公司、喜市多公司该履行行为与《买卖合同》“如甲方继续向乙方发出订单且乙方继续依照订单规定交货，则本合同将继续有效，直至双方共同签订的新版本代替为止或直至任何一方书面通知解除合同时为止”的约定相符。因此，该继续履行的情形不影响原审法院对上述账扣费用总额241222.03元的认定，一审法院并且对2012年6月、7月待扣的2800元、1442元予以认定。
对于退货问题。喜市多公司提供电子《退货确认单》、《退货单》，证明2012年8月6日业兴达公司在网络上已确认收到退货通知，知道存在退货。业兴达公司认为电子《退货确认单》没有退货金额，即使其有网络操作亦不代表认可喜市多公司的退货行为和收到退货。该网络传递交易往来信息的方式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业兴达公司未明确否定知道喜市多公司退货通知，应认定其已知道喜市多公司退货通知。《买卖合同》约定“当乙方收到甲方商品退货单时，应于收到通知之日起14日内领回该退货商品，如乙方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回商品，该退货商品得由甲方自行报废处理，甲方不再以书面形式向乙方作报废通知，由甲方开立商品报废单，无需乙方的签字确认”。喜市多公司举证《退货单》，以当中的司机签字和记载的车辆号牌，证明业兴达公司在2012年8月21日和23日取回退货10284元，但该司机的身份和车辆所属未有证据反映。因此，对于喜市多公司在退货交付中的暇疵，应由喜市多公司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对退货金额10284元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喜市多公司应当清偿业兴达公司货款45151.12元（1190243.20元－899628.05元－241222.03元－4242元）及逾期利息。业兴达公司主张超过该本息部分的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广州市业兴达贸易有限公司货款45151.12元及逾期利息（自2012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付之日止）；二、驳回广州市业兴达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220元，由广州市业兴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350元，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负担870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业兴达公司在二审期间表示，对账扣费用中有日期的广告费认可，其他费用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辨称，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喜市多公司主张的账扣费用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
从2006年至2011年以来，双方通过每年一签的方式同时签订了《买卖合同》、《商业活动条款》。《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其他合同合作条款签订在《商业活动条款》中，该文件与《买卖合同》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同等的效力。故上述条款表明《商业活动条款》为《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买卖合同》、《商业活动条款》均可作为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
喜市多公司主张扣除的账扣费用为245464.03元，其中已扣除的金额为241222.03元，待扣除2012年的金额为4242元，并提供了《账扣费用一览表》等证据证实。业兴达公司仅对账扣费用中有日期的广告费认可，其他费用均不予认可，但喜市多公司为证明上述账扣费用而提供的《账扣费用一览表》所记载的部分扣费项目及数额，能够与《买卖合同》、《商业活动条款》所列“店内促销”“新店商品上架”“新商品推广费”“各项折扣”“违约金”等账扣项目及部分费用数额相吻合，喜市多公司提供的促销海报、新店商品作业海报、门店促销海报、《入库单》、加盟企业的营业执照和特许加盟合同等证据亦能佐证《账扣费用一览表》所列费用，且2006年至2011年每年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均明确约定双方对以往合作中发生的货款金额、扣款数额均无异议，业兴达公司也明确表示收到喜市多公司开具的扣费服务发票，亦未有证据显示业兴达公司对上述履行期间的扣款项目及费用向喜市多公司提出异议，故在喜市多公司虽对上述账扣费不予认可，但是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本院对喜市多公司主张的已扣除账扣费用的数额予以采信。另虽然双方在2012年并未签订新的合同，但在2012年存在继续履行交易的事实，双方该履行行为与《买卖合同》“如甲方继续向乙方发出订单且乙方继续依照订单规定交货，则本合同将继续有效，直至双方共同签订的新版本代替为止或直至任何一方书面通知解除合同时为止”的约定相符。同理，本院对喜市多公司主张的待扣除账扣费用的数额亦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喜市多公司扣除的账扣费用245464.03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业兴达公司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兴业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小琳
审判员 李 琦
审判员 茹艳飞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