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205民初992号原告：田文静，女，198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敬，浙江秉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克游，浙江秉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江北蕴宝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681098946T）。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菜市场办公房****号。法定代表人：赵庆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柏杨，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文静与被告宁波江北蕴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蕴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在征得原告田文静同意后将案件进行诉前登记[（2017）浙0205立调13案件]，由审判员王媛媛审理。诉前登记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田文静的申请，依法对被告蕴宝公司实施了财产保全。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胡馨审理。本案于2018年3月26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田文静诉讼代理人宋敬、被告蕴宝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庆习及诉讼代理人邵柏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文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货款503934元及利息（暂自2016年4月13日计算至2017年9月13日为42834.40元，之后按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事实和理由：被告经营农畜产品批发、零售、收购等业务，原告从斩春县界岭村的养殖户手里收来鸡蛋后向被告供应，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6年3月4日至4月12日期间，原告将被告购买的鸡蛋送至被告指定地点，由被告员工赵志耕、赵历帅签收，货款共计913934元。双方交易习惯为货到付款，被告已经陆续支付41万元，尚余503934元。除本案所涉10笔业务外，双方在2016年3月4日之前还存在其他鸡蛋买卖关系，款项已经结清。原告提供给被告的货物均通过湖北省永源生态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源公司）开具发票和走账，本案所涉货物已经包含在永源公司开具的发票内。原告将私人款项打入本人控制的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再通过该账户向养殖户支付鸡蛋款，养殖户向永源公司出具发票，原告向被告送货后，被告向永源公司开具发票。上述行为系为了农产品免税而实施，实际上原告和永源公司财务独立，原告并非系永源公司出纳，未参与永源公司经营，永源公司也未向原告发放过工资，永源公司的出库单与原告提供的出库单分开装订，原告的出库单内容系手写（永源公司系打印件），页面下方记载的永源公司账号系原告持有U盾的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号，且原告持有送货单，可以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原告系通过岳春宇获得上述关系，岳春宇系原告前夫，双方于2017年10月离婚，其负责永源公司的经营。审理中，原告确认在本案交易之前，被告支付给永源公司的货款亦会付入原告个人账户，但自2016年3、4月起，被告不再向原告账户进行支付，让原告和永源公司自行分配款项，被告控制了款项的分配。2016年3月4日之后由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号转给原告控制的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号的款项才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约38万元，其他都是被告支付给永源公司的货款，但原告诉请金额不进行变更。蕴宝公司辩称，对所涉交易金额已经包含在永源公司开具的发票中无异议，但原告并非适格主体。与被告存在长期鸡蛋买卖关系的是永源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而非原告。永源公司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相同，属于关联公司，但永源公司已经由岳春宇承包，由岳春宇、原告、岳春宇父母进行日常经营管理，岳春宇系被告法定代表人妻子的表弟。被告向永源公司订货均通过岳春宇进行，被告工作人员收到永源公司的货物后在送货单上签字，永源公司提供出库单和码单。被告有时是货到付款，有时是预付款，付款账号由岳春宇指定，被告对原告所称永源公司账户区分不清楚。原告是永源公司的出纳和复核员，其通过持有的永源公司银行U盾取走了款项，并通过职务关系取得了本案送货单。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被告收到的涉案货物金额。原告提供的10份送货单均由赵志耕或赵历帅签收。被告对该两人系其员工无异议，但表示无法确认是否系其本人书写，并认为除2016年3月24日（金额为70301元）送货单外的其余9份送货单，相应码单或出库单均在被告账册中进行了记载。本院认为，赵志耕、赵历帅系被告员工，被告未对赵志耕、赵历帅签名申请鉴定，本院对上述10份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确认了2016年3月24日送货单外的其余9份送货单货物已经收取，表明赵志耕、赵历帅有签收货物的权利。赵志耕在2016年3月24日送货单上书写“货物正常”并签名应视为被告收取了该送货单上的货物。据此，本院认定上述10份送货单上的货物被告均已经收取，货款共计913934元。2.关于被告支付的货款金额。被告提供了付款申请单、出库单、送货单、码单一组以及永源公司建设银行明细用以证明被告支付给永源公司的款项情况。原告对与其诉请有关的出库单、送货单、码单以及银行明细真实性无异议，确认赵耀系被告法定代表人儿子，并认为赵耀定期与永源公司对账，对所有付款申请单以及与原告诉请无关的出库单、送货单、码单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付款申请单除2016年2月3日付款申请单外均有原件，格式完整，基本有财务、经手人的签名，且付款金额能与所附出库单、码单、送货单对应，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016年2月3日付款申请单复印件所载金额为86822元，该笔款项已经由浙江耀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坤公司）于2016年2月3日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该付款申请单及所附出库单予以认定。上述证据显示，本案所涉第一、二笔交易（2016年3月4日的88290元货物及89456元货物）相应货款系被告法定代表人赵庆习在2016年3月23日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被告扣减了1160元，付款金额为176586元），第三、四、五笔交易（2016年3月16日的85988元货物和120182元货物，2016年3月20日的92610元货物）相应货款系耀坤公司在2016年3月30日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被告扣减了1732元，付款金额为297048元），2016年3月28日的129498元货款系与另外两笔非原告主张的货款一并计入2016年4月6日付款申请单（金额为313575元），由赵耀于2016年4月5日支付20万元，赵庆习于2016年4月6日支付113575元，故本院对被告主张赵庆习、赵耀、耀坤公司均代永源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的意见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银行明细显示，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4月15日期间，除上述付款外，赵庆习、被告及赵耀还分别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94636元（有对应的2016年4月6日付款单和相应出库单）、3万元、92442元。2016年3月23日之前，被告、赵耀、耀坤公司还陆续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多笔款项。原告提供了一组出库单和码单用以证明被告提供的银行明细中支付的款项为上述出库单和码单对应的款项，而非本案货款，其中2016年2月21日出库单与被告提供的2016年2月21日送货单货物数量、金额一致，2016年3月18日出库单与被告提供的同日出库单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其余出库单和码单并无被告签字，与被告提供的银行明细中金额也无法一一对应，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院证据认定及分析，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3日，被告制作了一份付款申请单，载明的款项用途为“支付岳春宇1.22日土鸡蛋货款”，收款人为原告，金额为86822元，所附送货单未载明收款账户，载明收货方为杭州赵总。同日，耀坤公司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86822元。2016年2月20日，赵耀汇给原告20万元。在原告主张的交易之前，被告有时会付款至原告账户用以支付永源公司货款。2016年2月28日，被告制作了一份付款申请单，载明的款项用途为“湖北岳春宇2.21日货款”，收款人处空白，金额为49586元，所附送货单为手写，载明收货方为杭州赵总。2016年3月4日，被告收到货物88290元及89456元；2016年3月16日，被告收到货物85988元和120182元；2016年3月20日，被告收到货物92610元；2016年3月21日，被告收到货物15196元；2016年3月24日，被告收到货物70301元；2016年3月28日，被告收到货物129498元；2016年4月3日，被告收到货物96892元；2016年4月12日，被告收到货物125521元。上述货款共计913934元。原告持有上述送货单原件，送货单上并未记载送货方，但均载明收货方为杭州赵总或赵总。永源公司开具了上述货款的发票，该公司由原告前夫岳春宇负责经营，未向原告支付过工资。被告将2016年3月4日的88290元货款及89456元货款在2016年3月21日付款申请单中合并结算，该付款申请单记载的款项用途为“岳春宇土鸡蛋（3月2日和3月3日的1180件，其中扣款1160元）”，收款人为原告（农村信用社），金额为176586元。付款申请单所附89456元的出库单（原、被告提供的出库单全称均为永源公司出库单，码单全称为永源公司码单，非完全手写的送货单打印的名称也是永源公司送货单）原金额89456元被划去，更改为88296元，下方打印的收款账户为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号。2016年3月23日，赵庆习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176586元。被告将2016年3月16日的85988元货款、120182元货款，2016年3月20日的92610元货款在2016年3月21日付款单中合并结算，该付款申请单记载的款项用途为“支付岳春宇土鸡蛋货款（3月15日、16日、19日三笔，共计1972件，其中扣款1732元）”，收款人为原告（农村信用社），金额为297048元。付款申请单所附92610元的出库单原92610元金额被划去，另有铅笔注明90878元，扣1732元，并注明“已与岳总确认OK”，三份出库单打印的收款账户均为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号。2016年3月30日，耀坤公司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297048元。2016年3月28日的129498元货款系与一笔89376元货款、一笔94701元货款在2016年4月6日付款申请单中合并结算，该付款申请单记载的款项用途为“支付岳春宇土鸡蛋货款（3月24、26、29三笔）”，边上铅笔注明“89376+94701+129498”，收款人处空白，金额为313575元。付款申请单所附129498元的出库单和89376元的送货单打印的收款账户均为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号，但前者购货单位记载为杭州赵总，后者为杭州蕴康。94701元的出库单打印的收款账号为永源公司建设银行的账号。2016年4月5日，赵耀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20万元；2016年4月6日，赵庆习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113575元。2016年4月6日，被告制作了另外一份付款申请单，载明的款项用途为“支付岳春宇土鸡蛋货款（3月18日一笔）”，收款人处空白，金额为94634元。所附出库单打印的收款账户为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号。同日，赵庆习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94634元。赵耀、耀坤公司及赵庆习上述付款，均系代被告履行。除上述付款外，被告及赵耀在2016年3月23日之后还分别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3万元、92442元。2016年3月23日之前，被告、赵耀、耀坤公司还陆续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多笔款项，包括耀坤公司于2016年2月3日付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号的86822元。另查明，2016年3月16日，3月31日、4月5日、4月6日、4月10日，永源公司建设银行账户汇入永源公司另一账户91975元、10万元、41000元、10万元、56000元，共计388975元。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与被告发生鸡蛋交易的是原告还是永源公司。虽然原告持有送货单原件，但并无书面合同，送货单也未载明原告系供货方，且原告系永源公司经营负责人岳春宇的前妻（根据原告陈述，离婚时间晚于本案所涉交易发生时间），原告是否系交易主体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情况，本院认定与被告发生涉案交易的相对方系永源公司，理由如下：1.涉案10笔交易的发票均以永源公司为销货方。2.涉案10笔交易中能与被告付款申请单对应的付款，被告均付入永源公司账户。3.所有出库单和码单的名称均为永源公司出库单，永源公司码单，非完全手写的送货单打印的名称也是永源公司送货单，显示交易方为永源公司。4.虽然部分被告提供的付款申请单载明的收款单位为原告，但无论是原告主张的货款还是同时期其他货款，被告付款申请单中款项用途均为类似岳春宇鸡蛋款的表述，表明原告仅仅是收款单位，被告统一视为岳春宇鸡蛋款，而岳春宇系永源公司的经营负责人。2016年2月3日付款申请单显示的货款86822元，原告认为系永源公司货款而非其货款，但被告填写的收款人亦为原告，表明被告并不以收款人区分所谓的原告货款及永源公司货款。实际上，上述货款也未付入原告账户。另外，2016年4月6日（金额为313575元）的付款申请单显示，被告将原告主张的129498元货款和其他同期其他货款合并计算，并一并付款，未做任何特别备注，也表明原告在内部记账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原告业务。5.原告认为其业务相应的出库单或送货单打印的收款账户均是其控制的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永源公司的出库单与原告提供的出库单分开装订，原告的出库单内容系手写，永源公司系打印件。但从被告提供的2016年3月23日送货单看，该笔业务并非原告主张的业务，但打印的收款账户仍是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92610元货物出库单被更改了货物金额，虽然该货款系原告主张的业务，出库单也符合原告所称具体内容手写、打印收款账户为永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的格式，但被告在出库单更改金额旁边注明的却是“已与岳总确认OK”，表明被告并未认为此系原告业务，现也无证据显示永源公司以打印的收款账户、出库单装订以及内容形成方式来区分其本身业务和原告业务，更无证据显示被告对此明知，故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关系，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田文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8元，减半收取计46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元，共计7904元，由田文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胡馨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代书记员 陈丹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