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3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协喜，男，196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朝晖，广东迪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国强，男，196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仕平，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协喜因与被上诉人罗国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0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协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罗国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罗国强承担。事实与理由是：一、诉讼时效问题。1、原审判决认定罗国强于2015年7月24日再次起诉，然而罗国强于2015年7月31日在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登记立案，有起诉状上的前海法院立案登记章为证，罗国强在一审中没有举出任何其在2015年7月24日起诉的证据，原审认定罗国强于2015年7月24日再次起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如果有罗国强于2015年7月24日再次起诉的证据而该证据没有提交法庭质证的话，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则是原审法院的程序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并未规定从程序终了时起重新计算。依据民事诉讼法法理，“诉的撤回视为未起诉”。罗国强的撤诉表明其撤回向法院提出诉讼的诉讼行为，撤诉与未起诉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因起诉而产生的法律效力当然一并消灭，权利义务状态也恢复至起诉前的状态，因起诉而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也自然被撤销，诉讼时效不因曾有起诉行为而中断，但诉状送达给相对人的，由于权利人主张的意思表示已到达相对人，故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罗国强提起（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案起诉状于2012年8月6日向罗协喜送达，该案罗国强撤诉后，诉讼时效至2014年8月6日已经届满，罗国强的胜诉权丧失。罗国强于2015年7月1日提起（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356号案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罗国强将（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356号案撤诉后（罗协喜未交该案诉讼费，法院亦未向罗协喜送达起诉状），再于2015年7月31日向前海法院提交诉状的行为发生在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近一年之后，罗国强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原审法院认定罗国强未超过诉讼时效存在错误。二、关于涉案2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1、罗国强所谓投资“清水河项目”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不符合生活常理。罗国强称该200万元系投资罗协喜的“清水河项目”、该项目系刘某强告诉罗国强的，而该项目的股东有罗协喜、刘某强、黄某、李某棠四人，各占25%的股份，按照罗国强的陈述，他和罗协喜于2011年初才认识（实际情况是罗协喜与罗国强早年即通过龙岗区老领导巫某某认识）。除罗协喜外，另外三人都是罗国强的朋友，罗协喜在该项目中既不是大股东也不是罗国强最熟悉的人，在罗国强所谓的“投资”中怎么会只找罗协喜并向其个人账户转账而不是向自己的朋友投资、和自己的朋友合作呢？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且在本案和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诉讼中，罗国强均没有提交任何“清水河项目”的书面资料，如果该项目与他有关，且该项目的四个股东中的三人都是他的朋友，罗国强取得该项目的有关资料并不难。如果真的有投资，罗国强在转账前应该获得了该项目的资料，而罗国强一直没有提供，显然，这个项目与罗国强一点关系都没有。罗国强的所谓投资没有任何的书面合同，不符合投资常理。从罗国强提供的银行流水看，其账户上的资金超过200万元的次数不多，罗国强如此重大的投资不投向自己的朋友已经不符合逻辑了，任何书面合同都不存在更不符合常理。在罗国强提交的转账回单中，摘要栏记载为“私人往来”，恰恰证明了该200万元实际用途是归还借款而非罗国强所主张的投资款。2、罗协喜的陈述更符合生活常理。罗协喜与罗国强早年通过老领导巫某某介绍认识，双方的朋友圈也有交集，罗协喜借给罗国强200万元完全有可能。因罗国强需要现金的要求，而罗协喜控制的公司运营良好，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公司取现，完全符合常理。但因银行规则所限，提取大额现金只能使用工资、奖金的名目，如果使用借款给别人，别人用来去赌博的真实目的作为提款理由，是无法从银行取出现金的。故罗协喜提交的提款凭证中将用途标注为工资、奖金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并非罗协喜的真实用途。关于提款的数额高于实际借出的金额的问題，罗协喜在提款中即提取了需要借给罗国强的现金，又提取了部分自己使用的现金，避免了二次前往银行办理提现手续，完全符合生活常理。关于交付地点的问题：（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8号案中的陈述系代理人作出，本案中交付地点的陈述系罗协喜自己作出，当然以罗协喜自己的陈述为准，况且如果原审法院认为（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8号案的有关材料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应在法庭上出示，并交当事人双方质证。原审法院并没有作出该行动，属于程序违法。罗协喜作为出借人，有权决定借条的形式，罗协喜当时认为打印的借条可以更好的保护他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生活常理。罗协喜在借第一笔现金50万元给罗国强时，少支付了5万元，后罗协喜还款200万元，罗协喜已经有了5万元收益，且本次借款本来就是看老领导的面子进行的，对于罗国强违约不支付利息的行为，罗协喜选择放弃并不奇怪。三、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1、本案2016年12月12日开庭后，法庭认为本案需要双方当事人到庭对质，故没有安排法庭辩论。2017年2月27日双方当事人到庭对质后，亦没有安排法庭辩论，后再未安排开庭就直接下判，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2、原审判决书载明罗国强缴纳了保全费5000元，却没有向罗协喜送达诉讼保全裁定，严重损害了罗协喜的诉讼权利。
被上诉人罗国强辩称：一、罗国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罗协喜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不能成立。1、在（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案中，罗协喜曾声称在罗国强家里交付现金，原审时则称在罗协喜家里交付现金，这么重大的事件罗协喜不可能不记得，只是其刚刚承认不知晓罗国强住址，不可能再说在罗国强家里交付现金，才慌忙改口称在他自己家里交付现金。这充分证明罗协喜对法庭撒谎，其主张不能成立。2、罗协喜声称通过巫某某介绍认识罗国强，给巫某某面子才“借钱”给罗国强。根据（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案件及原审庭审调查可知，罗协喜在龙岗区有不少生意和资产，以巫某某当时的社会地位，罗协喜不可能不在乎巫某某这个朋友和关系，但其对巫某某的去世竟然不知情，甚至连大约在哪几年去世都不清楚，可见巫某某不可能与其保持较为亲密的关系，其更不可能冲巫某某的面子无条件巨额“借款”给罗国强。实际上，罗国强与巫某某没有任何交集，也不认识。罗协喜的“借钱”主张显然不能成立。3、罗协喜称已认识罗国强十几年，且称“双方当时感情很好”。但不管是“借钱”前还是“借钱”后，罗协喜对罗国强的基本情况如职业、生意、车辆、住宅、住址等情况毫不知情，与罗国强也没发生过业务往来，只知道罗国强是个以赌博为业的人。双方感情好从何体现？巨额“借款”的合理性在哪？实际上，罗国强当时有单位（粮食局），自身开公司（深圳市XX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这些都是作为朋友起码要了解且容易了解的情况。4、（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案件第二次庭审时，罗协喜称“罗国强多次带罗协喜去香港赌船赌博，澳门也去过，但是常去香港，双方在赌博过程中有相互拆借，但是很快就归还了。”而本案原审庭审时罗协喜称在“借钱”前双方没有发生业务往来，其诚信显然存在问题。5、原审庭审时，罗协喜开始声称是看在巫某某的面子上借钱给罗国强，当得知其主张的借款发生在巫某某去世后，知道以巫某某作为借款的理由不成立了，又谎称因贪图高额回报才借钱给罗国强，月利息10%，借款期限半年。对感情良好的朋友收取10%利息明显不合理，而对一名成熟的生意人来说，贪图利息却没有约定利息也不足采信。罗协喜既然贪图罗国强的利息，却主张在罗国强没有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把“借条”还给罗国强，在其主张的“借款”期间以及“还款”之后没有任何追讨利息的行为，显然不合常理。6、根据罗国强提供的其与妻子投资的公司以及个人银行账户存款明细、股票账户等可知，罗国强在罗协喜主张的“借款”期间并不缺钱，账上保持足够的现金资产，在罗协喜主张的“借款”期间，罗国强及其控制的公司有足够的现金资产，大部分时间在100万元以上，有时甚至超过200万元，根本不需要去借钱，更不可能按月息10%长期借款。7、罗协喜在陈述“借钱”原因时多次出尔反尔，（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第一次庭审时说不清楚，第二次说是赌博，本次庭审又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同时又称罗国强去香港赌船赌博保赢，意指借钱给罗国强用于赌博。出借人了解借款用途系人之常情，称不清楚系撒谎；至于借钱用于赌博也是撒谎，罗协喜作为一个有较长商场经历的生意人怎么可能把大额款项借给一毫不熟悉的人去赌博？8、罗协喜在解释借条如何形成时称是其事先去冲印店打印好，把现金交给罗国强时让罗国强签字的，这没有合理性。因为该借条才区区20个字，没有必要特地去冲洗店打印。且手写借条比打印借条更为有效。借条相当于借款合同，按常理需要双方沟通，这么大金额的借款未经双方协商而事先去冲印店打印好，显然不合常理。9、罗协喜主张分两次借款给罗国强，一次50万元，一次150万元，都是现金，这么高额的借款不通过银行转账而是交付现金，不符合常理。众所周知，银行转账比现金方便多了，特别是如此高额的现金。罗协喜还自称有小额信贷业务，其更应了解这么高额的借款没有银行流水，仅凭借条没有说服力。借条也无借到现金字样。罗协喜的上述主张完全是基于其控制的公司曾经发生过两笔现金业务，移花接木到本案来而已。10、罗协喜主张的200万元款项来源不合理。其提供的证据支票系深圳市XXX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员工工资和奖金，显然是被罗协喜移花接木过来作“借款”。11、罗协喜在（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案第二次庭审声称罗国强常去香港赌船赌博，根据出入境管理局出示的记录，罗国强在2010年7月1日至8月31日根本没去过香港。12、从一审接受法官询问时的现场表现来看，罗国强对事实娓娓道来，合情合理，毫无破绽。罗协喜面对法官问题时而顾左右而言他，时而不记得，时而爆粗口，时而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谁在说谎，一眼便知。综上，罗协喜是一个商场经历丰富的生意人，不可能没有起码的风险意识。不管是基于巫某某的熟人关系，还是出于匪夷所思的月息10%的高利回报，还是其主张的罗国强借钱用于赌博的用途，还是对罗国强的信用和基本信息的认知，以及罗国强自身现金流充沛的经济条件，罗协喜“借款”200万元给罗国强的主张都不能成立。
罗国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罗协喜返还款项200万元及支付自2011年4月2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计至2015年6月25日的利息共计50630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罗协喜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6日，罗国强向罗协喜转账200万元，转账摘要为“私人往来”。2012年7月10日，罗国强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罗协喜要求返还该200万元，案号为（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后罗国强撤诉，准许其撤诉的民事裁定书于2013年7月25日送达完毕。2015年7月1日，罗国强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罗协喜要求返还该200万元，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356号。后罗国强撤诉，准许撤诉的民事裁定书于2015年7月15日送达完毕。2015年7月24日，罗国强再次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罗协喜要求返还该200万元，即本案诉讼。
罗国强提交一份廖某强的书面证言，证明罗协喜与罗国强于2011年农历初四参加廖某强组织的新加坡旅行时经廖某强介绍认识。罗国强提交深圳市XX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为罗国强和其妻子谢某华）广发银行账户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的流水明细、罗国强银行账户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的流水明细、罗国强联合证券账户2010年5月1日-2010年9月30日的明细对账单，主张在此期间其资金充裕，没有向罗协喜借贷的必要。上述账户资金余额总额大体保持在百万元左右。罗协喜提交一份《借条》复印件，内容为：“今借到罗协喜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2011年春节前归还”，落款签名为“罗国强”，落款日期为2010年7月23日。除落款签名外其余均为打印。罗协喜称其事先在复印店打印好。罗国强称该《借条》复印件为伪造，2010年7月23日时罗国强并不认识罗协喜。
2010年7月6日，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为罗协喜）的中国银行账户柜台现金支出48万元，备注“工资”。2010年7月21日，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账户柜台现金支出154.5万元，备注“奖金”。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3日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该公司于2010年7月6日和21日开出现金支票两张(金额分别为48万元、154.5万元)，该两笔现金由罗协喜借用，没有用于工资、奖金用途，该两笔资金现已归还公司。
经询问罗国强本人，罗国强称其和刘某强在参加廖某强组织的新加坡民丹岛旅游时认识罗协喜，回到深圳后刘某强告诉罗协喜其手上有个清水河项目，两人决定合作。后罗协喜带罗国强去看自己在龙岗坪地的厂房、在建楼盘和承包的水库，回来时罗协喜询问罗国强有多少钱投资，罗国强告知罗协喜大概有一千万。罗协喜介绍其手下邱某初将一块1500平方米的地转让给罗国强搞小产权房，约定转让价750万元。双方签订了合同，罗国强支付了50万元给邱某初，并约定两天后支付450万元，一周后结清全部转让款。后罗国强发现缺乏报建手续且地在排洪渠旁边，城管称建不了，罗国强就找到罗协喜说不建了，罗协喜称可以帮罗国强搞定让罗国强建，罗国强相信了罗协喜。两天后邱某初催450万元款项，当时罗国强还没凑够钱。4月25日晚上罗协喜打电话及发短信给罗国强说其手头周转困难，让罗国强先付200万元给他，他可以跟邱某初说一下，缓交转让款，先把房子盖起来卖了再说，如果罗国强因给了罗协喜200万元导致无法购买邱某初的地，可以把这200万元转成清水河的投资款，罗协喜将其所占的三成份额转让出一成份额给罗国强。于是第二天罗国强就转了200万元给罗协喜。后因罗国强凑不齐转让款，就放弃了邱某初的地。
经询问罗协喜本人，罗协喜称其系通过龙岗工商局的巫某某局长认识罗国强，第一次见面大概是九几年。2010年6、7月份罗国强分两次向罗协喜借款用于到香港船上赌博，答应给罗协喜10%的利息。第一笔50万元，预扣了5万元作为提现的手续费，是2010年7月6日晚上七八点钟在罗协喜家中交付现金，罗国强出具了50万元借条。第二笔150万元，是罗协喜于2010年7月21日到银行取的款，23日晚上七八点钟罗国强到罗协喜家中取现金，罗国强统一出具了一张200万元的借条。罗协喜称上述现金即来源于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工资奖金名义取出的两笔款项48万元、154.5万元，超过200万元的部分系罗协喜用于支付龙岗工地的工程款；借款后，罗国强未曾支付过利息。
在被询问借款时是否知道罗国强的住址、开的车、罗国强的职业时，罗协喜表示均不清楚，其是因为巫某某说罗国强人不错又有固定资产，所以借款给罗国强。罗国强反驳称巫某某早已于2008年去世，罗协喜不可能基于巫某某的原因于2010年借款给罗国强。罗协喜又称其系贪图高利息故冒险借款给罗国强。在被询问为何在利息尚未支付的情况下就交还借条给罗国强时，罗协喜称罗国强口头承诺马上就支付，罗协喜基于信任就交还了借条。在被询问为何不起诉追讨利息时，罗协喜表示不在乎这点钱。在被询问关于清水河项目时，罗协喜称其和刘某强、黄某、李某棠成立了一个公司，各占25%的份额，有意向做项目，但最终没有做成。（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的庭审中，罗协喜代理人称借款在罗国强家中交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罗国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罗国强向罗协喜转账的200万元的性质是交付合同款还是偿还借款？关于诉讼时效，罗国强在2011年4月26日向罗协喜转款，后双方产生纠纷，罗国强于2012年7月10日提起诉讼，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该诉讼的裁定书于2013年7月25日生效，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两年，罗国强于2015年7月1日再次起诉，诉讼时效再次中断，该诉讼的裁定书于2015年7月15日生效，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两年，罗国强于2015年7月24日再次起诉，未超出两年诉讼时效。
关于涉案转账的200万元款项的性质，罗协喜抗辩称系借款还款，称其于2010年7月交付现金给罗国强，但其举证的款项来源为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6日取出的48万元和21日取出的154.5万元，款项注明用途为“工资”和“奖金”，与罗协喜的主张相悖，且罗协喜的陈述中存在多处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1、大额借款不通过转账这一安全、直接的途径交付；2、取现金额分散且与借款金额不完全吻合；3、罗协喜陈述的交付现金地点前后矛盾，在（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729号案中称在罗国强家中，在本案中称在罗协喜家中；4、交易习惯不一致，第一笔50万元扣除5万元提现费，第二笔150万元未扣除提现费；5、《借条》的内容简短却打印，依常理完全可以由借款人一并书写；6、罗协喜称与罗国强于九几年相识，但对罗国强的个人情况明显不熟悉；7、罗协喜称贪图高利息故借款给罗国强，但在没有收到利息即将借条还给罗国强，亦不起诉追讨利息，并称不在乎这点钱，其陈述明显前后矛盾。关于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因该公司系罗协喜一人持股的公司，双方具有利害关系，故该《证明》证明力较低。综上，罗协喜的抗辩不合情理，亦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不予采信。罗国强主张该笔款项系转给罗协喜，拟加入罗协喜等人的清水河项目合作未果，罗协喜对此未能有效反驳，且罗国强的陈述稳定，符合生活常理，对罗国强的主张予以采信。罗国强要求罗协喜返还该笔款项并自2011年4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主张，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罗协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国强返还款项200万元；二、罗协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国强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1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50元、保全费5000元，由罗协喜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罗国强提交其本人的2010年7月1日至8月31日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其2010年7月22日自珠海拱北出境至柬埔寨，次日自珠海拱北入境；2010年8月14日自蛇口出境至澳门，于8月21日自珠海拱北入境。其主张该阶段并未去过香港。罗协喜主张该出入境记录恰恰证明罗国强多次赴境外赌博的事实。罗国强还提交了深圳市XX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和深圳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信息查询记录，以证实罗协喜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不可能把200万元巨额资金借给一个其不熟悉偿债能力的人。罗协喜主张其从事的是民间借贷业务，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下，不可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2、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除涉案款项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故罗国强在本案之前的两次诉讼行为均是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件。而对于中断后的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罗国强因本案之前的两次诉讼所导致的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时点应自两次诉讼程序终结之日起算，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罗协喜主张罗国强因前两次诉讼撤诉而导致诉讼时效分别自其提起两次诉讼之日起计算，属法律认识错误，本院不予支持。罗国强在本案中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款项性质问题。涉案200万元系罗国强于2011年4月26日通过转账方式向罗协喜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此，罗国强作为主动引起涉案款项权属发生变动的支付方和本案的权利主张方，如欲实现罗协喜向其返还涉案款项的诉讼目的，应当承担其向罗协喜支付涉案款项存在合同依据、双方已约定或存在法定的返还条件、该返还条件现已成就的举证责任，并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程度。而罗国强除了在原审庭审中的自我陈述外，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向罗协喜付款的依据。反而是在包括本案在内的三次诉讼中，罗国强均以不同的案由（不当得利、借款、投资款返还）起诉要求返还涉案款项，表明其对涉案款项性质的认识前后均不一致，亦与其在转账凭证中注明的“私人往来”存在显著区别，足以令人对款项性质产生合理怀疑。即使不考虑罗国强的前两次起诉案由问题，该款项确实如罗国强在本案中所称，属于“清水河项目”或者“小产权房项目”的投资款。在双方二审时均确认除涉案款项外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罗国强又主张其与罗协喜认识才三个月左右的情况下，出于一般社会认知和对自身财产的审慎注意义务，罗国强将数额不菲的涉案款项向罗协喜支付后，要求其出具相应收据或者提供项目的相关资料以确保投资款安全或不被挪作他用，实属正常且必要。而罗国强对此不能举证，显然不合常理。罗国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以上投资款在何种条件下应当由罗协喜返还、返还的比例和数额如何确定等基本事实，仅凭转账凭证和自我陈述，难谓其达到了上述司法解释所要求的“高度可能性”的证明程度。而罗协喜主张涉案款项系其向罗国强出借款项后罗国强的还款，提交了罗国强的借条复印件，其主张不持有原件是因为罗国强还款后即向其归还了借条，符合民间借贷的惯常做法。但罗协喜对涉案款项的支付地点的陈述不一致，并在没有收取利息的情况下即将借条返还给罗国强，亦存在不合常理之处。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款项的性质均未能完成各自应当承担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导致本院对涉案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后的还款均无法形成“高度可能性”的内心确认，使得该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不足以改变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款项已经形成的权属状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罗国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将款项性质这一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完全分配给罗协喜，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09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罗国强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85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50元，均由被上诉人罗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刘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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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