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襄阳中民再字第000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曾幼东，男。
委托代理人马国超，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贾春鹏，女。
委托代理人张兰秀、赵义安，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张兰秀系贾春鹏之母。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曾钦迪，男，系曾幼东之子。
再审申请人曾幼东与被申请人贾春鹏、第三人曾钦迪返还不当得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159号民事判决，第三人曾钦迪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43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曾幼东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申字第00038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015年11月9日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曾幼东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国超，被申请人贾春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兰秀、赵义安、第三人曾钦迪到庭参加诉讼。
贾春鹏一审诉称：被告曾幼东系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代表，2013年2月，被告对原告母亲张兰秀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待售，并说开发商委托其代收购房款，原告贾春鹏及其母亲先后向被告交付330000元。2013年10月，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先后领取购房发票办理房产证。原告母亲向被告要购房发票，被告让原告向开发商要发票，开发商告知原告母亲应将买商铺的钱直接交到开发商处，原告母亲遂要求被告退还其收取的330000元，被告拒不退还。被告于2006年1月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商铺。被告收到原告购房款后的2013年10月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商铺过户至第三人曾钦迪名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无果，故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曾幼东将房屋赠与第三人曾钦迪的行为，并返还原告330000元购房款，赔偿截止2014年3月1日的利息15236.51元，2014年3月2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曾幼东一审辩称：返还330000元与本案事实不符，原告主张撤销权超过一年时间，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曾钦迪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作答辩，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1月21日，曾幼东与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曾幼东购买该公司位于襄阳市长征路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总金额300000元，曾幼东按约向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300000元购房款。2013年2月，曾幼东告诉贾春鹏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待售，并称开发商委托其代收购房款。贾春鹏按照曾幼东的要求，于2013年4月12日、2013年6月29日先后两次向曾幼东之子曾钦迪6228450750036382410账户汇款218000元和182000元，合计400000元，其中贾春鹏取走70000元外，实际支付330000元购房款，曾幼东分别出具了收条。2013年10月，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先后领取了购房发票办理房产证，贾春鹏要求曾幼东出具购房发票无果，曾幼东亦未退还购房款。2013年12月30日曾幼东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房屋所有权人为其子即第三人曾钦迪的产权证（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樊城区字第701200**号）。贾春鹏多次要求曾幼东退款无果，引起纠纷，遂诉至原审法院。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曾幼东收取贾春鹏330000元购房款后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对引起本案纠纷应承担全部责任。贾春鹏要求曾幼东退还330000元购房款的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贾春鹏要求撤销曾幼东与第三人曾钦迪之间的赠与行为，因曾幼东明知收取贾春鹏房款后无法为其购买房屋，又将其本人2006年1月21日购买的431、432号房屋登记在第三人曾钦迪名下，属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因曾幼东未提供其有能力偿还贾春鹏债务的证据，故该转让行为对贾春鹏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贾春鹏要求撤销其赠与行为的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曾幼东辩称返还330000元与事实不符，但未举出相关证据证实，对该辩称理由法院不予采信。贾春鹏要求曾幼东赔偿截止2014年3月1日的利息15236.51元及2014年3月2日之后至付清330000元欠款之日止利息的请求，因曾幼东收到贾春鹏购房款后未履行购房义务，其应从出具收条之日即2013年4月12日、2013年6月29日分别计算至2014年3月1日支付利息15236.51元，2014年3月1日之后至法院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应以欠款金额330000元为基数，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向贾春鹏赔偿利息损失。曾幼东辩称贾春鹏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应驳回该请求。因贾春鹏得知431、432号房屋办理权属证时至其起诉之日并未超过一年，其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对该辩称理由法院不予采纳。贾春鹏为行使撤销权向曾幼东主张代理费符合法律规定，曾幼东应向贾春鹏支付代理费18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曾幼东将坐落于襄阳市长征路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赠与第三人曾钦迪的行为；二、被告曾幼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贾春鹏330000元、支付利息15236.51元，并从2014年3月2日起至原审法院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以欠款3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向原告贾春鹏支付该款利息；三、同时被告曾幼东赔偿原告贾春鹏律师代理费18000元。上述应付款项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办理。案件受理费6630元，保全费2260元，合计8890元，由被告曾幼东负担。
曾钦迪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查明“2006年1月21日，曾幼东与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曾幼东按约向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300000元购房款”及“2013年12月30日曾幼东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房屋所有权人为其子即第三人曾钦迪的产权证（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樊城区字第701200**号）”是错误的。本案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在2006年购买及交款时均由曾幼东和曾钦迪二人共同购买，这一事实在2006年房管部门的备案合同均可以证实，不存在2013年12月30日曾幼东将其购买的房屋赠与曾钦迪的行为。（二）一审认定曾幼东收取贾春鹏330000元的房款缺少事实依据，从原审中被上诉人贾春鹏庭审提交的两份收据可以证实，本案曾幼东本人并没有收取贾春鹏的款项，收取款项的当事人为襄樊天缘阁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因为两张收据上均加盖了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而一审法院没有通知该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属于遗漏了本案重要当事人，判决结果对上诉人严重不公。（三）从本案中2013年6月29日的一张182000元的收条的内容可知，收取的是张兰秀的款项，而并非被上诉人贾春鹏本人，这一证据与贾春鹏没有任何关联性。（四）一审法院在送达诉状、开庭传票、民事判决书时均没有送达给本案上诉人本人，均是由其他人转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规定。综上，原审程序违法，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贾春鹏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贾春鹏答辩称：（一）对于曾钦迪上诉所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在2006年购买及交款均由曾幼东与曾钦迪二人共同购买，这有2006年房管部门备案合同均可证实，不存在2013年12月30日曾幼东将其购买的房屋赠与曾钦迪的行为。2006年1月上诉人曾钦迪只是一名十岁儿童，不可能与被上诉人曾幼东共同购买房屋。一审开庭时，曾幼东对原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并无异议，只是辩称贾春鹏超过法定期限行使撤销权，表明曾幼东承认其无偿赠与房屋给曾钦迪的事实。而原审法院查明贾春鹏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故对曾幼东的上述辩称没有采信。曾钦迪无正当原因未到庭参加一审，其父亲曾幼东在一审法庭已承认的事实，现在曾钦迪却通过上诉的方式予以否认，属于不当行使上诉权，且其上诉的理由无法推翻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有贾春鹏提供的充分证据支持。（二）对于曾钦迪上诉所称的本案曾幼东本人并没有收取贾春鹏的款项，收取款项的当事人为襄樊天缘阁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缘阁酒店），因为两张收据上均加盖了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而原审法院没有通知该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属于遗漏本案重要当事人。1.上诉人曾钦迪作为原审第三人，只能对原审判决书中涉及其利益的第一项判决提出上诉，事实上曾钦迪也只对原审判决第一项提出上诉。至于本案中是曾幼东还是天缘阁酒店收取贾春鹏的购房款，是原审判决第二项所涉及的内容，此第二项判决与上诉人曾幼东无关。在本案原审被告、利害关系人曾幼东已服判的情况下，上诉人曾钦迪无权对原审判决第二项提出异议。曾幼东对原审判决已经服判，表明他认可他收到贾春鹏的330000元购房款并占为己有这个事实，曾钦迪对该事实的上诉无理。2.曾幼东不履行约定义务，不为购房人办理购房发票，却将购房款占为己有，导致购房人交了房款却无法得到房屋。天缘阁酒店早已停业，它只不过是曾幼东为法定代表人的一人公司。曾幼东做任何事都要加盖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其实是虚假公司行为。贾春鹏向曾幼东交纳的是购房款，该款直接划进曾幼东之子曾钦迪账户，并没有进入该公司账户，即与该公司的酒店经营业务无任何关联性。曾幼东要加盖上天缘阁酒店的财务专用章，只能说是他的个人行为，不能因此免除或减轻他的退赔责任。因此，通知天缘阁酒店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实无必要。（三）对于曾钦迪上诉所称的从本案中2013年6月29日的一张182000元的收条的内容可知，收取的是张兰秀的款项，而并非被上诉人贾春鹏本人，这一证据与贾春鹏没有任何关联性。这一上诉理由所针对的相关事实，也是原审判决第二项所涉及的事项，与上诉人曾钦迪无关。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一直在代理其女儿贾春鹏与曾幼东联系，办理购买房屋的事宜，张兰秀为贾春鹏向曾幼东交纳购房款，提示曾幼东为贾春鹏办理购房手续，所以收到的是张兰秀的款项，要办理的却是其女贾春鹏的房产，这一情况与本案中将购房款划进收款人曾幼东指定的其子曾钦迪的账户一样很正常。现在曾幼东违约将收到的贾春鹏的购房款占为己有，贾春鹏作为原告起诉曾幼东并无不当。作为原审被告的曾幼东对该节问题并无异议，而作为原审第三人的曾钦迪在一审时故意缺席，现在却通过上诉对该节问题提出异议，实属无理。（四）对于曾钦迪上诉所称的原审法院在送达诉状、开庭传票、民事判决书时均没有送达给本案上诉人本人，均是由其他人转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原审法院将相关文书交由曾钦迪的同住成年家属转交并无不当，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曾幼东答辩称：同意上诉人曾钦迪的意见。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本案一审中，贾春鹏、曾幼东分别提供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书面合同各一份，两份书证不具有同一性（含内容、文字手写或打印、手写文字笔迹、打印文字位置、落款等多处不一致），贾春鹏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1月21日，落款处的“出卖人（签章）：”处盖有“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下方竖向并列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三项右侧盖有“赵修慧印”，“买受人（签章）：”处为“曾幼东”签名并捺印；曾幼东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1月18日，落款处的“出卖人（签章）：”处盖有“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下方竖向并列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三项右侧盖有“赵红亮印”，“买受人（签章）：”处为“曾钦迪”签名并捺印。二审中，曾钦迪亦提供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书面合同一份，与上述两份书面合同不具有同一性（含内容、文字手写或打印、手写文字笔迹、打印文字位置、落款等多处不一致）。曾钦迪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05年5月8日，落款处的“出卖人（签章）：”处盖有“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下方竖向并列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章）”三项右侧盖有“赵红亮印”，“买受人（签章）：”处为“曾钦迪”签名并捺印。上述三份合同中，贾春鹏提供的合同开头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一栏的出卖人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项记载是“赵修慧”；曾幼东提供的合同开头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一栏的出卖人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项记载是“赵红亮”；曾钦迪提供的合同开头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一栏的出卖人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项记载是“赵红亮”。上述三份合同的来源及有关情况：贾春鹏提供的合同，曾幼东诉襄樊奔泰阳光城商业管理公司商铺租赁合同一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08）樊民三初字第728号）中曾幼东提供的证据，系贾春鹏复印自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档案室；曾幼东提供的合同，曾幼东称是从开放商处复印的，贾春鹏表示不是2006年1月18日签的，2006年曾钦迪只有11岁，当时开发商不是赵红亮任法人代表，合同是去年为办证才搞的，曾幼东在回答审判人员“这个合同是否2006年签的”询问时，陈述合同时间是2006年，曾钦迪签的，其不清楚是否2006年签的；曾钦迪提供的合同，是襄阳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档案室存档的合同，系曾钦迪复印自襄阳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档案室。对曾钦迪提供的合同，贾春鹏表示，合同是虚假的，2005年时曾钦迪只有10岁，合同上的法人代表赵红亮是2007年才当的法人代表。二审庭审中，曾钦迪表示，其提供的合同是2005年5月8日其与奔泰房地产公司在房管局签的，签订时间是2005年，是否2005年备案不清楚，买卖合同中曾钦迪的签字是本人签的，购房款有发票，付款凭证开发商收走了。一审中，贾春鹏提供了奔泰房地产公司分别于2006年1月18日、2006年1月23日向曾幼东开具的“购4F431、432房款”收据两张共计300000元，证据来源与其提供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同。二审中，曾钦迪提供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销售不动产发票，付款方记载为曾钦迪，开票日期为2013年10月9日，证据来源与其提供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同。
本案二审中，除曾钦迪提供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发票外，贾春鹏提供了奔泰房地产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查询信息一组，曾幼东未提供新的证据。贾春鹏提供的奔泰房地产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查询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28日，2006年5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法定代表人是赵修慧，2006年7月8日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赵修慧变更为赵满生，2006年10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法定代表人是赵满生，2007年9月15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赵满生变更为赵红亮，以上两次法定代表人变更并作有股东会决议。曾钦迪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提供的合同是虚假的，其只认奔泰房地产公司的印章，至于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并不在对其产生影响的范围，其认为赵红亮只是签订合同时奔泰房地产公司的代理人。曾幼东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具体怎样认定由法院认定。经询，贾春鹏陈述其提供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在房管部门备案，2006年1月签订合同时尚无备案一说。
本案一审中，关于在曾幼东先后给贾春鹏、张兰秀出具的两张购房款收条上为何有天缘阁酒店盖章一节，曾幼东陈述，其系天缘阁酒店法人代表，收条都是张兰秀写的，张兰秀让其盖的章，张兰秀是其干妈；张兰秀陈述，收条是其写的，曾幼东怎么说其就怎么写，天缘阁酒店印章是曾幼东自己盖的。在2013年6月29日给张兰秀出具的收条上记载“今收到张兰秀购买奔泰阳光城铺面款壹拾捌万弍千元（182000元）”。二审中，张兰秀陈述其没有向曾幼东或天缘阁酒店购买过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以外的奔泰阳光城房屋。曾钦迪、曾幼东均未提供曾幼东或天缘阁酒店向张兰秀出卖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以外的奔泰阳光城房屋的证据。
本案一审中，曾幼东为证明其收取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有奔泰房地产公司委托，提供的相关证据有，曾幼东所称开发商赵红亮用手机发来的短信，奔泰房地产公司给襄阳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出具的委托孙静办理奔泰阳光城房产证及相关手续的委托书，孙静个人出具的开发商同意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曾幼东代办四楼房产证及面积误差款事宜的说明，曾幼东以襄阳市奔泰阳光城业主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具并称由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签署的开发商承诺将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交由四楼业主代表曾幼东负责分配、所得款项用于四楼业主面积补差款、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证明等。贾春鹏提供了2014年4月其向奔泰房地产公司赵红亮支付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的银行付款凭证、张兰秀与赵红亮双方相互交付购房款和购房发票的收据以及付款人为贾春鹏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的销售不动产发票。
本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曾幼东以房屋开发商奔泰房地产公司代理人名义向被上诉人贾春鹏收取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后贾春鹏以曾幼东不能如约交付购房发票为由，要求曾幼东退还已收取的购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贾春鹏同时以曾幼东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赠与上诉人曾钦迪的行为损害其作为上述曾幼东应向其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之债的债权人的利益为由，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要求撤销曾幼东的该项房屋赠与行为。关于贾春鹏就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主张的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根据2013年4月12日曾幼东给贾春鹏出具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收条记载，贾春鹏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商铺，价款421592元，贾春鹏支付218000元，余款203592元待开发商将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交付贾春鹏后付清，曾幼东承诺2013年5月13日之前开发商不能交付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自愿支付100000元违约金给贾春鹏，2013年4月28日之前开发商不收该笔218000元购房款，该笔218000元购房款如数退回。2013年10月，奔泰阳光城四楼业主先后领取了购房款发票，贾春鹏要求曾幼东出具购房款发票无果，按照上述约定，曾幼东应当退还贾春鹏支付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的购房款。对于2013年6月29日曾幼东给贾春鹏之母张兰秀出具的奔泰阳光城182000元购房款收条，虽然曾幼东在一审中主张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但其未提出上诉，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张兰秀出售有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以外的奔泰阳光城房屋，该款应认定为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的购房款。贾春鹏的代理人、其母张兰秀陈述，其系代贾春鹏支付该笔182000元购房款，该项主张不损害贾春鹏及他人利益，可予采信。曾幼东在一审中的有关陈述表明，其在上述两张购房款收条上加盖天缘阁酒店财务专用章的行为，系应张兰秀要求加盖，并没有否认其系收款人；曾幼东在一审中举出的有关证据亦是指向其本人而非天缘阁酒店为代理奔泰房地产公司收取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的代理人；关于收款人是天缘阁酒店还是曾幼东，曾幼东亦未上诉。鉴于上述，可以认定曾幼东收取了上述两张收条上的购房款。曾幼东没有提供奔泰房地产公司委托其收取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的委托授权书，其提供的有关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享有代理奔泰房地产公司的代理权。贾春鹏向奔泰房地产公司赵红亮支付购房款后取得销售不动产发票，表明不论曾幼东与赵红亮之间就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如何处理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以及是否就此存在纠纷，均属于其内部关系，不影响外部第三人即本案贾春鹏之利益。综合以上情况，原审判决由曾幼东向贾春鹏退还其所收取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关于贾春鹏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撤销曾幼东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赠与曾钦迪的行为。本案三方当事人均提供了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本院认为，贾春鹏提供的合同系曾幼东在另案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且有曾幼东向奔泰房地产公司支付300000元购房款的收据佐证，在合同上记载和签章的出卖人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与该公司在合同签订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一致；曾幼东提供的合同与上述另案中其自己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并非同一合同，在合同上记载和签章的出卖人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该公司在合同签订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曾钦迪提供的合同上记载和签章的出卖人奔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该公司在合同签订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曾钦迪上诉称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在2006年购买及交款是其与曾幼东二人共同购买，这与其提供的合同上的签订时间不符，也与合同上“合同双方当事人”一栏记载的“买受人”仅有“曾钦迪”，以及出卖人落款处仅有“曾钦迪”签名捺印不符。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贾春鹏提供的合同应予采信为认定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真实买卖关系的证据，即系曾幼东与奔泰房地产公司于2006年1月2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由曾幼东于2006年1月18日、2006年1月23日分两笔向奔泰房地产公司支付300000元购房款所购买；曾幼东提供的合同，与其在另案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合同不是同一合同，且合同有关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应采信；曾钦迪提供的合同有关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同有关内容与其上诉所称相关事实不能相互印证，该合同在房管部门备案，对此可以认定该合同系曾幼东为将房屋产权登记至真实买卖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即本案曾钦迪名下而与奔泰房地产公司形成的用于在房管部门备案的合同，并非真实买卖合同。曾幼东在收取贾春鹏支付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购房款后，不能兑现将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交付给贾春鹏的承诺，致贾春鹏通过曾幼东向奔泰房地产公司买受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号房之买卖无法完成，并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为其子曾钦迪办理产权登记，这属于无偿转让自己财产之赠与行为，因曾幼东没有提供其有能力履行退还贾春鹏购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之债的证据，曾幼东的上述行为已对债权人贾春鹏造成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支持贾春鹏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撤销曾幼东将其购买的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赠与曾钦迪的行为，且曾幼东赔偿贾春鹏律师代理费之判决并无不当，应予支持。上诉人曾钦迪上诉称原审法院未向其本人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民事判决书，经查原审法院因无法与曾钦迪取得联系而将起诉状、开庭传票、民事判决书送达给曾钦迪之父曾幼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送达规定。综上，上诉人曾钦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曾钦迪负担。
再审申请人曾幼东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清，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申请人收取款项后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所诉请求合法，是不正确的。申请人现有新的证据证实，本案申请人收取贾春鹏的购房款（407A）是受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奔泰公司）的授权，这一事实是由申请人与奔泰公司在2013年3月1日签订关于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A商品房买卖合同可明确得知，“申请人首付60000元整，余款由四楼整层面积多退少补由曾幼东代办，差业主的钱有曾幼东补齐。”而曾幼东在接手后，张兰秀表示其女贾春鹏愿从曾幼东手中再购买此房，为此曾幼东收取了贾春鹏款项，完全是申请人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后再将房屋转买给贾春鹏，然后由申请人给其办理房屋产权证，否则贾春鹏如何在没有相关手续情况下将本案407A房款交付给申请人，并又将此房407A在没有办理相关产权证情况下租给申请人，并且在租赁合同上明确约定由申请人在2014年6月30日前为其办理407A产权证（随后被申请人给删掉），这一事实被申请人贾春鹏是明知的。申请人在原审庭审时该合同一时没有找到，没有及时提交法庭。这一事实有申请人与奔泰公司签订合同及转款凭据佐证。申请人收取贾春鹏的购房款后也积极为其办理相关产权手续，此后407A房屋产权手续开发商在2014年4月为其办理了相关手续。申请人已经按约履行了约定。（二）本案原审查明“2006年1月21日，曾幼东与奔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曾幼东按约向奔泰公司支付30万元购房款”及“2013年12月30日曾幼东将其购买的阳光奔泰城431、432号房屋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所有权人为其子曾钦迪的产权证”错误。本案奔泰阳光城431、432号房屋购买和交款均由曾幼东、曾钦迪二人共同购买，这一事实在房管部门的备案合同可证实。原审判决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申请人属赠与行为。（三）原审认定曾幼东收取贾春鹏33万元的房款缺少事实依据。本案曾幼东本人并没有收取贾春鹏的款项，收取款项的当事人为襄樊天缘阁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原审法院没有通知该公司参加诉讼属于遗漏了当事人；2013年6月29日的一张182000元的收条收取的是张兰秀的款项，并非贾春鹏本人。
被申请人贾春鹏辩称：（一）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申请再审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1、关于授权的问题，被答辩人在其再审申请书中声称“申请人现有新证据证实，本案申请人收取贾春鹏的购房款（407Ａ）是受襄樊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授权”。而其所谓的新证据不是奔泰公司签字盖章的正式授权书，而是所谓的其与奔泰公司签订的关于购买奔泰阳光城四楼407Ａ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这所谓的新证据如果是授权书，其内容又是如何证实曾幼东收取贾春鹏的购房款（407Ａ）是受由襄樊奔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授权？并且被答辩人一方面声称其收取贾春鹏购房款是奔泰公司的授权，又怎么另一方面得出完全是曾幼东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后再将房屋转给贾春鹏的结论来？曾幼东到底是授权收取贾春鹏的购房款（407Ａ），还是他自己先购房再转让给贾春鹏？这样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两个事实，不能用一个所谓的新证据来证实。奔泰公司怎么可能授权曾幼东收取贾春鹏的款项？既然授权曾幼东收取款项，又怎么会不给正式的授权书？既然授权曾幼东收取购房款，曾幼东收取购房款后，又为什么不将所收取的购房款转交给开发商而直接占为己有？并又声称是自己先从开发商处购买房屋后再将房屋转让给贾春鹏？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其授权之说不攻自破。2、关于曾幼东先买房再转让的问题，曾幼东手中的这份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必须与开发商手中所持有的一份一式同样的合同及房管局所备案的一份一式同样的合同相印证。答辩人有证据证明房管局没有这样的一式同样的合同存在。被答辩人曾幼东声称“在原审庭审时因此合同一时没有找到，没有及时提交法庭”，这么一份很重要的合同，怎么可能不保存好呢？在答辩人申请执行法院判决时，曾幼东突然“找到”了此合同，并且也同时“找到”了所谓的曾幼东购买407Ａ首付款60000元的转账凭证，由此，曾幼东有了所谓的新证据，开始提出了再审的申请。如果曾幼东真的与奔泰公司签订过这样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他如果真的一时找不到此合同，为了打官司的需要，他完全可以找开发商及房管局调取一份一式相同的合同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甚或申请法院调取，只能说明曾幼东根本没有与奔泰公司签订过购买407Ａ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开发商既然将407Ａ商铺卖给曾幼东，怎么会只收取60000元的首付款，且不打收据，剩余的款项就让曾幼东直接向其他业主补齐该退款项？开发商如何衡量曾幼东是否向其他业主补齐了该退款项？难道开发商不可以直接收取曾幼东剩余款项吗？难道开发商自己或者委托他人不能向其他业主补齐该退款项吗？事实上，奔泰公司已向政府提交了三层楼房，由政府委托东方拍卖公司拍卖后所得款项用于退还广大业主该退的款项，怎么可能再委托曾幼东用407Ａ的房款退补该笔款项呢？而东方公司的证明及退款收据和退款电子转账凭证则足以证明是东方公司接受了授权委托办理退款事宜。曾幼东提交的购房合同的真实性值得怀疑。3、关于60000元转账凭证的问题，曾幼东举出60000元的转账凭证，意图证实他为购买407Ａ商铺支付了首付60000元，而后再将407Ａ商铺转让给贾春鹏。可是这60000元转账凭证上的日期却是2013年4月17日，而贾春鹏支付407Ａ商铺第一笔款218000元的日期却是2013年4月12日，明显要比曾幼东日期要早，这怎么能说成是曾幼东先购买了407Ａ商铺而后再转让给贾春鹏了呢？贾春鹏2013年4月12日支付218000元407Ａ商铺购房款时，这60000元转账凭证尚没有发生。该60000元转发凭证上的日期是2013年4月17日，正是这天，贾春鹏的母亲同意并委托曾幼东从已交给他的218000元407Ａ房购房款中提取70000元，其中50000元用于购买307Ａ商铺的首付款，20000元作为开发商的好处费。然而曾幼东在和开发商一起到银行转账时，却只转给开发商60000元，留下10000元作为他自己的好处费，故而才有60000元转账凭证的来历。这有当天开发商签下50000元的收条，日期也是2013年4月17日，可以相佐证。可是现在曾幼东用这60000元的转账凭证，企图张冠李戴说成是他用于购买407Ａ商铺的首付款，除了这单一的60000元转账凭证，他还有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吗？这60000元转账凭证不能证实是曾幼东从开发商处购买407Ａ房的首付款凭证。4、关于407Ａ房屋产权证是如何办理的问题，曾幼东在其再审申请书中，企图将407Ａ房屋产权证办下来的功劳居为己有，意在证实他收取贾春鹏33万元购房款，他遵守了约定，承担了办证的责任和义务，是他让开发商为贾春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手续。而实际情况却是：被答辩人曾幼东将贾春鹏交付的33万元407Ａ商铺购房款占为己有，而不转交给开发商，导致开发商因没有收到407Ａ房的款项而拒绝发放购房款发票，进而无法办理房产证。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曾幼东违约，依照曾幼东收据上的承诺，他理应无条件的退款及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无奈之下，将曾幼东起诉至樊城区人民法院。而后，为了不影响407Ａ房屋产权证的办理，贾春鹏的母亲张兰秀不得不另外从建设银行汉江路支行用转账方式重新向开发商赵红亮支付270000元，另支付1592元现金。赵红亮在确认收到此款后，当场将一张贾春鹏购买407Ａ房的不动产发票（271592元）交给张兰秀，并要求张兰秀写一份收到该购房发票的收条。这整个过程，有见证人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金永保律师作证，并有开发商赵红亮签字佐证，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襄阳汉江路支行转账单据及监控录相相佐证。（二）关于被答辩人赠与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曾幼东在其再审申请书中声称，原审法院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行为属于赠与行为，并声称“本案奔泰阳光城四楼431、432号房屋在2006年购买及交款时均由曾幼东和曾钦迪二人共同购买，这一事实在2006年房管部门的备案合同均可以证实，更不存在2013年12月30日将其购买房屋赠与第三人的行为。”答辩人认为，原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认定被答辩人的赠与行为成立。被答辩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关于431、432号房的购房合同及其子曾钦迪在二审时向法庭提交的关于431、432号房的购房合同，这两份合同上的买受人均是曾钦迪一人购买，可是现在被答辩人在其再审申请书中又称是曾幼东和曾钦迪二人于2006年共同购买，自相矛盾。且曾钦迪二审提交的合同，上面的购买时间不是2006年，而是2005年5月8日。还有就是曾钦迪在2006年及2005年才11岁及10岁，尚未成年。曾幼东及其子向法庭提交的合同能与开发商手中持有的及曾幼东另案向法院提交的关于431、432号房屋的购房合同，在二审时法官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在二审判决书中进行了充分地论证分析，指出了曾幼东一审提交的合同及曾钦迪二审提交的合同的虚假性。一审时，答辩人已向法庭提交开发商持有的曾幼东与奔泰公司签订的关于431、432号房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及奔泰公司出具的购房款收据，都证实了是曾幼东一人购买。另外，襄樊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08）樊民三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也证实该两间商铺属于曾幼东所有。请求维持原一、二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曾钦迪辩称：431、432号房子系其爷爷买给他的。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
再审另查明：2015年11月9日本案再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曾幼东当庭认可自己收到了贾春鹏33万元购房款的事实，自愿放弃其再审申请书中的第三条再审理由。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438号民事判决和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159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史建东
审判员 王 进
审判员 肖 瑾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