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1，男，200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法定代理人：魏振荣，男，198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系魏某1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陶鹏、余晓芳，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奇潮，男，197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阎益丰，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某1、阮奇潮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14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阮奇潮赔偿魏某1各项损失合计657505.3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阮奇潮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宜按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292684.80元(22866元/年×20年×64%)”，赔偿标准适用错误。魏某1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在事故发生前，在诸暨市中心小学就读已超过一年。其父魏振荣在诸暨市文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工作，其母章若飞在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双方都在城镇工作并缴纳社保，家庭所有的生活来源为非农收入。魏某1为未成年人，其主要收入来源为父母的非农收入，因此，魏某1的主要收入来源地在城镇。且魏某1虽居住在农村，但西弈村离枫桥镇较近，村民的生产、生活消费、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等都在镇上，该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魏某1目前仍在诸暨市中心小学就读，未来也会在城镇上中学、高中，因此，其主要生活消费地可以认定在城镇。综上，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更符合魏某1的实际情况。2.一审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16920元(30元/天×564天)”，该住院天数与事实不符。结合魏某1提供的证据及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魏某1的实际住院天数超过584天，因此，其住院天数应按584天计算。3.一审法院认定“部分护理依赖暂支持5年，确定计算比例为35%，金额为98673.75元(56385元/年×5年×35%)”适用法律错误。魏某1经鉴定为部分护理依赖，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发的《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A/T800-2008》，部分护理依赖的赔付比例应为50%，一审法院按照35%的比例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认定魏某1父母误工费错误。一审法院称“本院仅能认定原告在该院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1月25日住院治疗期间需要两人陪护之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魏某1自2015年5月25日起相继在诸暨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等医院接受治疗，2015年10月16日至武警医院接受治疗，一直由父母两人陪护，病情逐渐好转。一审法院认定魏某1在武警医院期间需要两人陪护的事实，那么在病情更为严重的诸暨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魏某1更需要两人陪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魏某1父母误工费错误，应按魏某1实际需要两人陪护期间计算父母误工期间。且魏某1住院期间一直由父母照顾，导致父母无法工作造成损失，鉴于一审法院已在护理费中支持一人护理费用，在该期间另一人的护理费用(即魏某1父亲的误工费)应按魏某1父亲的工资标准即8000元/月计算。5.一审法院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阮奇潮按责任比例承担，适用法律错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目的在于填补魏某1在本案中遭受的精神损失，一审法院在认定该金额时已充分考虑双方的过错及责任比例，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再由魏某1与阮奇潮按比例分摊。
阮奇潮针对魏某1的上诉请求答辩：一审法院对于赔偿部分计算是正确的，魏某1理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因为魏某1系农村户籍的未成年人，并跟随父母经常居住于农村，其经常居住地和消费地等都在农村。
阮奇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魏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对当事人的过错情形及责任综合分析是错误的。（1）根据交警部门的专业判断，诸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曾于2015年6月22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双方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2015年8月14日作出的责任认定，因为事故路段无监控视频及其他证据，无法查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车速和发生碰撞时行人所在道路的位置情况，无法进一步查证本起交通事故事实。由此说明:一是如果按照交警在综合案卷里的证据材料也就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里屡次提到的所谓证据，那么双方责任应该是同等的；二是如果交警认为当时轿车的车速根本没办法确定，则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说车速过快一说；三是交警认为事故发生时行人所在道路的位置情况是不明确的。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行人穿越道路的位置、道路情况有行人穿梭等情况的认定缺乏依据、不客观，系事实认定不清。（2）所谓的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证人魏某2系小孩，缺乏对交通道路知识的掌握，且和魏某1系住在一起的亲戚，该证人证言应该不予采信。证人魏某3陈述声音响，事实上是车在打方向时，人与车不小心地擦了下，巨大的声响是因为车辆避让撞到树桩产生的，恰恰说明阮奇潮采取了紧急、合理的避让措施。魏某3也仅仅是说“估计”车速在七、八十公里每小时。在证人证言可以被采信的基础上，交警部门作出了同等责任的认定，退一步也是车速无法认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同方向只有1条的机动车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5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70公里，即使根据所谓的估计，车速也属于合理范围。况且事发时阮奇潮开着车灯也没有发现有其他所谓证人的存在，证人对于现场情况的观察本身存疑。一审法院仅凭存在亲戚关系并同住的孩子、听到却未见、主观揣测，来认定车速过快等基本事实，于法无据、于理不合。（3）阮奇潮的陈述及措施合理合情。阮奇潮的陈述:“我看到就这么点距离了，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当时看到行人时距离很近，我打了急方向，当时行人突然窜出来，我发现行人后马上踩到刹车踏板上。”从这些陈述中，基于一般的驾驶员常识来判断，都可以看出行人是从围墙内突然窜出来，当时情况发生得十分突然，却被一审法院进行了错误解读，认为阮奇潮未尽到安全义务。事实上魏某1是突然间从有围墙的院子里冲出来的，整条路面都只有7.2米宽，阮奇潮根本无法预料其会突然间从围墙里面冲出来并越过马路中间线，如果按笔录估计速度与距离的计算，驾驶员能够反应的速度也就0.2-0.3秒，更何况孩子起跳的地方比路面高、有坡度，这样的奔跑速度比平地要高，仅仅是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正常驾驶员做出如此快的反应不切实际，阮奇潮的车辆当时正处在正常行驶状态，开着车灯，在行人突然窜出马路后，已尽到了安全义务和责任。（4）魏某1及监护人应承担更大责任。一审法院也已确认，未满十周岁的儿童在夜晚单独穿越道路，无论其监护人还是本人均应更注意安全确认及风险防患义务。在一条未设置限速禁令标志的道路上从围墙内突然窜出马路，几乎没办法令驾驶员作出本能反应，而阮奇潮已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采取紧急避让、制动措施，尽到了安全注意的义务，车辆也因此侧翻在田里造成了严重车损，避免了进一步人身损害的发生。魏某1及其监护人的行为是对自身、他人安全的极大忽视，根据《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中对于过错责任划分的规定，其应该在本起事故中负有更大的责任。一审法院把三个笔录作为所谓的重要证据，但对于笔录反映的魏某1突然冲出马路嬉戏玩耍的基本的事实和重大过错却忽略，违背了法的公平公正原则。2.一审对于损失金额的认定和计算是错误的。魏某1及其监护人在事故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损失金额的承担比例应予以重新计算。按照魏某1的伤残等级，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包括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的认定和计算均错误。
魏某1针对阮奇潮的上诉请求答辩：1.关于事故责任比例问题，魏某1也提出上诉，认为该比例计算应当重新予以确认，本案应当由阮奇潮承担全部责任。（1）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故的事实，与民事诉讼认定的事故责任是不同的。（2）阮奇潮在本案事故发生中不负责任，有违道德，事故发生后魏某1出现了大量医疗费用，阮奇潮仅支付10万，之后保险公司也认同支付全部保险赔款但阮奇潮拒绝签字赔付，保险公司就直接把款项打给了魏某1。（3）阮奇潮诸多陈述都是推卸责任歪曲事实，本案中所涉车辆道路没有人行横道。阮奇潮本身就是当地居民，回家路过魏某1家附近是必经之路，很清楚该路况。阮奇潮在公安做了两次笔录，前后存有矛盾，本案中应当按照现场第一手笔录和交警勘查的情况来认定。（4）阮奇潮知道道路要经过村庄，2015年5月25日和周围人的笔录都能印证阮奇潮的车速很快且撞击时没有减速行为。（5）撞击点的判定，当时道路是有道路中心线的，车辆撞击点和魏某1当时躺着的落地点和鞋子的落地点都是有记载的，不管是撞击点还是魏某1最后落地点和鞋子落地点都是在道路中心线的右侧，可见阮奇潮驾驶车辆是跨线行驶的情况下撞击到没有到达中心线的魏某1，这些都可计算。阮奇潮在撞击魏某1后车辆没有停下来，而是在20几米远才刹车，可见车速之快。一审判决认为魏某1承担10%责任，即魏某1父母负有监护责任，其虽然是事实但是未成年人并不是所有行为都要附带监护人责任，本案中魏某1是在村庄里进行道路穿越同时魏某1当时是三年级已经具备独立上下学的基本生活能力。2.对于一审精神抚慰金的问题，魏某1认为不应当再按比例计算而是应全部予以赔偿。
魏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862592.18元（原告保留请求赔偿后续医疗费及特殊教育费的权利），具体明细为医疗费450519.78元、营养费5400元、护理费192387元（鉴定前63729.50元、鉴定后128657.50元）、误工费173266.30元（父120533.30元、母52733元）、住院伙食费12390元、残疾赔偿金646967.20元、交通费1099元、鉴定费5562.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587592.18元，扣除保险公司已赔偿的62万元及被告已赔偿的105000元，尚需赔偿862592.18元。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原告之伤势经过了重新鉴定，现已公布了新的事故赔偿标准，原告亦继续进行了治疗，故变更相应诉请，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1023049.68元，具体明细为医疗费471514.78元、营养费5400元、护理费255071元（鉴定前114901元、鉴定后140170）、误工费286733.40元（父199466.70元、母87266.70元）、住院伙食费17550元、残疾赔偿金604633.60元、交通费1099元、鉴定费6047.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748049.68元，扣除保险公司已赔偿的62万元及被告已赔偿的105000元，尚需赔偿1023049.68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5月25日，被告阮奇潮驾驶其所有的浙Ｄ×××××号小型轿车，从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驶往诸暨市枫桥集镇方向，19时45分许，途经诸暨市地方，与行人原告魏某1发生碰撞，造成原告魏某1受伤和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曾于2015年6月22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被告阮奇潮负此事故同等责任，原告魏某1负此事故同等责任。原告对该事故认定持有异议，向绍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申请，该支队复核决定撤销诸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经调查后按规定时效内重新作出责任认定。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5年8月14日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经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和相关的调查，证实阮奇潮驾驶机动车与行人魏某1发生碰撞，但因事故路段无监控视频及其他证据证明事故事实，故无法查清事故发生时浙Ｄ×××××号小型轿车的行驶车速和发生碰撞时行人所在道路的位置情况，无法进一步查证本起交通事故事实。另查明，原告受伤后至诸暨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警浙江总队医院、诸暨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1月20日共计住院564天，共花去医疗费471895.78元。2016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出具陪护证明，内容为原告在该院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1月25日住院治疗期间，因病情需要两人陪护。2016年10月17日，原告之伤经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原告遗留的左侧轻度面瘫以及轻度共济失调，构成两处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建议原告本次损伤后的护理期限拟为自受伤之日起至首次鉴定前一日，营养期限拟为180日。原告为此鉴定支出鉴定费2000元。2016年8月25日，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原告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与交通事故系直接因果关系，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四级伤残。2016年9月9日，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原告2015年5月25日的道路交通事故引发了“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需要部分护理依赖。原告为在上述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共计支出鉴定费、检查费等共计3562.90元。根据被告阮奇潮的申请，该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等进行重新鉴定，2017年6月12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原告魏某1于2015年5月25日因道路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经治疗后，目前遗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和轻度共济失调、左侧轻度面瘫，已构成一项五级伤残、二项十级伤残；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所需的护理期限以受伤之日起至本次定残前一日止为宜，营养期限以180日左右为宜（包括住院时间）；原告目前遗留精神障碍，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已构成部分护理依赖；随案所送检的原告医疗费基本合理；被告为此鉴定预付了鉴定费4780元。另查明，事故发生前原告魏某1就读于诸暨市中心小学，其父亲魏振荣在诸暨市文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上班（月工资6000元）、母亲章若飞在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班（月工资约三千元），平常与父、母亲一起居住于诸暨市魏家。还查明：本案事故车辆浙Ｄ×××××号小型轿车在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已满限额赔付原告62万元，被告阮奇潮已预付原告赔偿款10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如何确定。根据业已查明的事故发生经过，结合道路交通事故案卷中的相关证据，该院对当事人的过错情形及责任综合分析如下：1.机动车夜间行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但阮奇潮在公安机关对其制作的笔录中陈述“19时45分许，途经事故发生地点枫桥镇魏家村地方，当时，我以60-70KM/H速度（估计时速）行驶在道路中心偏右位置…”；证人魏某4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有6年驾龄了，加上当时的碰撞声音很响，所以我估计车速在80公里每小时左右”；证人魏某2在公安笔录中亦陈述“当魏某1横过到道路中间位置附近时，我看到有一辆轿车由五浦头方向驶往枫桥镇方向，这辆车速度有点快的，行驶在道路中心位置…”。虽该案事故路段五桥线五浦头往桥亭方向未设限速禁令标志，但事发路段两边系乡村，来往穿梭行人较多，且事发时间为晚上七点多，被告行驶在该道路上理应降低行驶速度，而上述笔录均表明原告行驶速度较快，而未有夜间降低行驶速度之情形，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之规定。2.夜间驾驶机动车应随时注意前方路面动态，文明驾驶、安全驾驶。阮奇潮在公安机关对其于2015年8月5日的笔录中陈述“我第一眼看到行人时，行人从我车行驶方向左侧路外刚进入道路，但是看到时距离只有6-7米了”，当问其为何这么近才看到被撞行人，其回答“我看见就只有这么点距离了，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在2015年8月14日笔录中其陈述“我当时看到行人时距离很近的，我就打了急方向，…”，当问其为何这么迟看到行人，其回答“因为当时行人突然窜出来的，还有我自己也没有观察仔细”；上述笔录中被告陈述到了看到行人时距离已很近，自己未观察仔细，可见被告在行驶时未充分注意前方路面动态，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3.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道路，遇行人横过道路时，应及时避让并采取有力措施。阮奇潮在公安机关对其于2015年5月25日制作的笔录中陈述“看到我行驶方向自北往南斜横过的小孩时，二者之间12-13米…”；2015年8月5日对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发现行人后马上将右脚从油门踏板上挪到刹车踏板上，因为当时没有想到该行人会横穿公路，谁知该行人没有停继续横过道路，我连忙往右猛打方向，但已经来不及了”。可见被告在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事前估计不足，未能及时避让，且采取措施不力，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之规定。4.行人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具有安全注意、安全确认义务，应当在确认安全后再行通过。该案原告系行经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该道路平常过往车辆甚多，事发时事故车辆大灯亮着，且证人魏某2以及魏某4均陈述事故车辆速度很快，此种状况下，原告应提早对该车辆进行防患，理应慎重确认安全后再通行；此外，原告作为未满十周岁的儿童夜晚单独穿越道路，无论是其监护人还是其本人均应更注意安全确认与风险防患。综上，该院认定被告阮奇潮在该起事故中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并确定被告阮奇潮承担90%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原告的各项损失，结合原告诉请该院审核为：1、医疗费471895.78元，原告诉请的471514.78元未超过该数额，该院支持原告诉请的471514.78元；2、营养费54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6920元（30元/天×564天）；4、护理费，鉴于原告受伤后治疗期间系由其父母照顾，结合原告父母两人的平均工资数额，与2016年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基本相近，故该院参照该标准按照154.48元/天计算护理费，经核算，鉴定前为115705.52元（154.48元/天×749天），原告诉请的该部分114901元亦未超过该数额，该院支持原告诉请的114901元；部分护理依赖暂支持5年，确定计算比例为35%，金额为98673.75元（56385元/年×5年×35%），上述护理费合计213574.75元；5、残疾赔偿金方面，原告系农村户籍的未成年人，虽就读于镇上小学，但其跟随父母经常居住于农村，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消费地在农村，宜按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为292684.80元（22866元/年×20年×64%）；6、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支持50000元；8、鉴定费5562.90元；9、至于原告主张的父母误工费，其本意应是主张因原告受伤，其父母未工作而照顾原告所产生的费用即护理费，鉴于上述护理费部分已计算了原告自受伤之日至2017年6月12日定残前一日的一人护理费用，在原告现仅提供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出具的陪护证明的情况下，该院仅能认定原告在该院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1月25日住院治疗期间需要两人陪护之事实，结合原告在该院治疗由其父母护理的情况，支持计算该期间的另一人护理费用（即原告主张的父母误工费部分诉请）为15602.48元（154.48元/天×101天）；上述合计1072259.71元。该案事故车辆浙Ｄ×××××号小型轿车已在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故该保险公司可在交强险范围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根据事故责任比例及机动车情况可由该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现该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满限额赔付了原告620000元，原告其余的损失计算为357033.74元[（1072259.71元-120000元）×90%-500000元]，由被告阮奇潮承担，被告阮奇潮已付105000元，尚需再支付252033.7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阮奇潮应赔偿原告魏某1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计357033.74元，已付105000元，尚需支付252033.74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魏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26元，减半收取计6213元，由原告魏某1负担3673元，被告阮奇潮负担2540元；重新鉴定费4780元（已由被告阮奇潮预付），由原告魏某1负担780元、被告阮奇潮负担4000元。
二审中，魏某1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1.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陪护证明一份；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说明书四份；3.诸暨市中心医院残疾人医疗康复中心出具陪护证明一份，阮奇潮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魏某1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组证据分别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诸暨市中心医院残疾人医疗康复中心出具，均有相应部门盖章及负责人签字，经与原件核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魏某1自受伤后至2017年1月20日共住院564天这节事实外，其余予以认定。另查明，魏某1自受伤后至2017年1月20日实际住院天数为568天，且魏某1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5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5年6月5日至2015年7月13日、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10日至2015年9月11日、2015年9月11日至2015年10月16日）、诸暨市中心医院残疾人医疗康复中心（2016年4月25日至2017年1月20日）住院治疗期间，因病情需要两人陪护。
本院围绕魏某1、阮奇潮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1.关于两上诉人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民事赔偿比例的划分问题。本起交通事故中，本院结合道路交通事故案卷中的相关证据（包括阮奇潮在公安机关对其制作的笔录中的陈述、相关证人证言等材料）、一审、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阮奇潮在夜间行车时未降低行驶速度，未充分注意前方路面动态，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应当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本院确定阮奇潮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魏某1作为未满十周岁的儿童，在夜晚单独穿越没有过街设施的乡间公路，其作为行人未尽到确认安全后通过的义务，其监护人也未做好风险防患工作，应当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对本次事故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2.关于魏某1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的问题。对没有收入来源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消费地在城镇的，可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否则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中，魏某1系农村户籍的未成年人，虽就读于镇上小学，但并非寄宿生，即跟随父母经常居住于农村，故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消费地在农村，一审法院按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魏某1未提出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故不应当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情况及受害方伤损程度认定精神损失抚慰金为50000元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在计算时将该笔金额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扣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商业三者险承保范围，应当由侵权人阮奇潮承担。4.关于魏某1护理费的金额认定（亦即其法定监护人的误工费）及赔付比例的计算问题。魏某1在一审诉请中，护理费部分请求赔偿114901元，一审法院结合魏某1在治疗期间由其父母护理的情况，魏某1父母两人的平均工资数额与2016年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基本相近，故参照该标准按照154.48元/天计算护理费，从而计算出魏某1自受伤之日（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6月12日定残前一日的一人护理费用为115705.52元（154.48元/天×749天），因诉请金额未超过该数额，一审法院支持诉请的114901元，本院予以认可。魏某1父母误工费，其本意应为主张因魏某1受伤，其父母未工作而照顾魏某1所产生的费用即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现魏某1在一审、二审中提供了陪护证明，如本院事实查明部分所述，能认定其在上述住院治疗期间需要两人陪护之事实，本院支持计算住院治疗期间的另一人护理费用为77394.48元（154.48元/天×501天）；关于部分护理依赖的比例问题，一审法院根据魏某1的护理依赖级别确定护理依赖比例为35%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故定残之日起，护理费金额为98673.75元（56385元/年×5年×35%），上述护理费合计290969.23元（114901元+77394.48元+98673.75元）。5.关于魏某1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的计算问题。本院经核算，魏某1住院实际天数为568天，故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为17040元（30元/天×568天）。6.关于交通费的数额认定问题。一审法院结合魏某1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酌情支持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确定的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除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亦即其法定监护人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以外的其他各项损失金额认定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据此，魏某1因本次交通事故可获赔的项目和金额核定为：医疗费471514.78元、营养费5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40元、护理费290969.23元、残疾赔偿金292684.8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5562.90元，合计人民币1134171.71元。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已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满限额赔付了魏某1620000元，魏某1其余的损失计算为321337.37元[（1134171.71元-120000元-50000元）×80%-500000元+50000元]，由阮奇潮承担，阮奇潮已付105000元，尚需再支付216337.37元。
综上所述，魏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部分不予支持，阮奇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部分不予支持。因二审中魏某1提交新的证据以致本案事实认定发生变化，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实体处理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1456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阮奇潮应赔偿上诉人魏某1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计321337.37元，已付105000元，尚需支付216337.37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上诉人魏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426元，减半收取计6213元，由上诉人魏某1负担3673元，上诉人阮奇潮负担2540元；重新鉴定费4780元（已由上诉人阮奇潮预付），由上诉人魏某1负担780元、上诉人阮奇潮负担4000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694.01元，由上诉人阮奇潮负担3877.60元，由上诉人魏某1负担5816.4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艳
审 判 员 梅 云
审 判 员 姚 瑶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戴雨薇
书 记 员 钟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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