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4民初6454号原告：宋某，男，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原告：赵某某，女，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原告：王某某，女，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原告：宋某某，女，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原告：宋某乙，女，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晃庆，广东伟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佳伟，广东伟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村。负责人：刘宝焰。被告：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村。负责人：刘伟钱。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艳琼，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某、赵某某、王某某、宋某某、宋某乙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区xx镇xx村民委员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晃庆、钟佳伟，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艳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身损害赔偿金277114.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8日晚上，宋某与同乡在外吃夜宵，当晚深夜，宋某聚餐完毕单独一人返回工厂宿舍，途经被告一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队的路边鱼塘时，意外坠入鱼塘，次日才被人发现，但宋某已溺水身亡，于是报警处理。原告认为，由于涉案鱼塘水深过人，就在路边，未设置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具有很大危险性。宋某意外坠入鱼塘溺水身亡，鱼塘的权属人或使用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一、被告二是涉案鱼塘的权属人、使用人，因未尽的安全监管义务，故应承担此次意外事故的次要责任，赔偿原告各项人身损害赔偿金合计277114.4元（包括死亡赔偿金753686元，丧葬费41433元，抚养费10345.67元，交通费10000元，伙食补助费1500元，住宿费67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923714.67元，按次要责任30%即277114.4元）。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二被告共同答辩称：一、被告二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不应承担本案的任何赔偿责任。本案涉事鱼塘的所有权人是被告一xx村东村一队，被告一作为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的村民自助组织，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二xx村委会不是涉事鱼塘的所有权人，也不是涉事鱼塘的管理人，更不是鱼塘收益的得益者，被告二xx村委会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本案的任何赔偿责任。二、宋某的死亡后果，与两被告的管理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被告已尽到安全警示义务，两被告对死者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首先，本案作为一般侵权诉讼，原告欲实现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举证证明以下四方面事实：（1）加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2）加害人主观上存在过错；（3）造成了受害人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后果；（4）损害后果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结合到本案，涉事鱼塘不是营业性场所，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在当地村民逢年过节或者事由均会在鱼塘边拜神祈福，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遇有火宅等意外，该鱼塘有消防作用，如遇雨季，该鱼塘又可作为泄水之用；在日常生活中，当地村民也会在利用鱼塘中的水来洗刷生活用具、洗菜等，鱼塘的设置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存在意义，其存在与设置并不是一种加害行为，也不是侵权法律意义上的危险设置，不能将该鱼塘的设置与存在等同于侵权法意义上的加害行为，也不能视为被告在主观上存在故意。其次，被告已尽到了足够、合理的安全提示及警示义务。因为鱼塘邻近村民生活区，被告在充分考虑到鱼塘的历史渊源、现实使用状况及风险防范等各方面的因素，被告已经采取了诸如在鱼塘周边设置防护墙、防护网、在鱼塘显著的位置树立警示牌等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已经是十分充分、合理、适当的，如将鱼塘完全封死，这是有违当地居民对鱼塘的使用及现实需要，是非常不合理的。同时在五原告声称案发的时候正值深夜，在原告声称死者跌落鱼塘的位置是停满了车辆的，这停放的车辆每天晚上必然会将鱼塘封住，起到了一个安全防护墙的作用。综合而言，被告对鱼塘的安全设置已经是十分充分及合理，被告已尽到了必要的安全提示及警示义务，且涉事鱼塘不属于营业性场所，被告对鱼塘的管理职责不能被无限地放大。综合上述两点，两被告对死者的死亡不存在任何的过错行为或故意。再者，五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本案的损害后果与本案的被告的管理行为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因果关系。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死者是因为跌落涉事鱼塘而溺水而亡，死者的死因未明。从花山派出所调取的视频监控可以看出死者在凌晨12点左右被其两名侄儿宋军良、宋勤波送到其租住房屋的路口就离开，也就是说是没有人看到死者跌落了涉事鱼塘中的，而且从视频监控可以看出涉事鱼塘有物体掉落的发生时间是在一点48分左右，距离死者回到出租房路口已经将近过去2个小时，视频也无法看清涉事鱼塘掉落物体就是死者宋某本人。假设即使掉落的物体是死者，那么为什么死者是在两个小时后才跌落涉事鱼塘，出租房路口距离鱼塘不到20米，正常人行走都不需半分钟，那为什么死者在将近两小时后才失足跌落鱼塘？这其中不能排除死者当时已经死亡，是被其他人抛落涉事鱼塘的可能性，而且死者并没有经过法医对其进行死因鉴定，死者死因至今不明确，不能直接推断死者是意外跌落涉事鱼塘溺水而亡，死者的死亡有可能是他杀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退一步说，即使死者是在涉事鱼塘溺亡，也不能排除死者是自杀的可能性。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事发经过、死者是如何死亡的情况下，是无法证明死者的死亡后果与两被告的管理行为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三、死者本人应对自身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死者死亡当晚，原告声称死者坠入鱼塘的位置是停满了车辆，停放的车辆是将行人与涉事鱼塘间隔开了，死者租住的房屋也距离涉事鱼塘至少有8米，且涉事鱼塘水深不到一米，一个神智清醒的正常成年人是不可能会失足坠落涉事鱼塘的，即使意外坠入了也是可以马上从鱼塘中爬起上岸的。从宋勤波、宋军良的口供可以证实死者当晚喝了大量的白酒，可以推断得出死者已经是醉酒了，也只有在醉酒的情形下，死者才会有可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失足坠入涉事鱼塘，否则，这一切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死者会跌落涉事鱼塘。何况死者已经生活居住在xx村队的出租房内，每日都会经过涉事鱼塘，熟悉附近环境，对附近马路及涉事鱼塘可能潜在的危险应有充分的认知，也应清楚知道涉事鱼塘周围已经设置了安全保障设施及张贴警示标语，所以结合常理分析及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后，可以推断得出死者的死亡后果是由于死者本人自身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的原因造成的，其死亡与两被告没有因果关系，两被告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而且据两被告所了解的情况，死者家属已经从与死者当晚喝酒的八个人获得将近伍拾万元的经济赔偿，已经远远超出可以获得的赔偿数额，五原告不应再向两被告主张任何赔偿责任，为此，两被告也提请法院查明五原告获得赔偿的情况，以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结果。其次，从花山派出所调取宋勤波、宋军良二人的口供可以证实死者死亡当晚与宋勤波、宋军良一起喝了大量的白酒，在明知死者已经喝了大量的白酒的情形下仍只是将死者送到其承租的房屋的路口，并没有通知其家人出来接死者或将其送到家中，两人的行为等同于放任危险的发生，宋勤波、宋军良的行为对宋某的死亡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四、五原告没有提交相关的与死者的亲属关系证明，无法证实该五原告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为此，两被告也提请法院查明五原告的主体身份。即使五原告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但其所提出赔偿的数额过高，适用的标准不正确，本案适用的赔偿计算标准应适用2016年度的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同时五原告提出的相关赔偿项目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应予以采纳。且五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死者死亡前已在花都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不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综合上述，两被告对死者的死亡后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五原告对两被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另本院根据被告申请签发律师调查令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花山派出所调取了询问笔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辩证，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死者宋某生前居住于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某出租屋三楼，该出租屋靠近被告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的涉案鱼塘，该鱼塘设有禁止游泳、落水危险等警示牌，鱼塘于2016年11月3日出租给案外人刘锦豪，租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2017年6月8日晚，宋某与案外人宋勤波、宋军良等同乡一起吃宵夜并饮酒，至2017年6月9日凌晨0时许，宋勤波、宋军良开车将饮酒后的宋某送至其租住的出租屋楼下路口即开车离开，根据现场视频显示，宋某下车后返回住处途中在涉案鱼塘边逗留，近两小时后鱼塘水面出现较明显波纹，后宋某尸体在鱼塘中被发现，并由案外人宋波伟于2017年6月9日9时22分报警，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花山派出所于当日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宋某死亡原因为溺亡。五原告主张被告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民委员会未尽安全监管义务，对宋某死亡应承担次要责任而向本院起诉成讼。本院认为，关于宋某因溺水死亡的事实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为据，现原被告双方并无证据予以反驳，应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民委员会对宋某溺水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有否因果关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宋某在溺亡之前曾居住于鱼塘附近，对鱼塘周围环境应是清楚的，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饮酒后对其认知可能造成的影响及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但其饮酒后独自一人在鱼塘附近逗留，进而被发现溺亡，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对宋某死亡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过错以及因果关系，而被告广州市花都xx镇xx村x村经济合作社作为鱼塘的所有人已在鱼塘设置警示牌，已尽到安全提醒义务，涉案鱼塘在性质上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场所，原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主张二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五原告诉请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申请追加涉案鱼塘承包经营者刘锦豪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问题，如上所述，五原告向两被告主张权利缺乏依据，刘锦豪并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对原告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但不另行制作裁定书。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某、赵某某、王某某、宋某某、宋某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8.40元，由原告宋某、赵某某、王某某、宋某某、宋某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志强审 判 员  刘 兵人民陪审员  胡慕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谢达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