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晋民申字第6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号。
法定代表人：冯道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真君，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秦家海，男，1959年12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山西省翼城县中卫乡浍史村。
原审被告：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国际企业大道*期**幢。
法定代表人：王超，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戚延辉，男，1979年2月24日生，汉族，河北省戚县第什营乡威家庄村人，现羁押于山西省绛县看守所。
原审第三人：赵志茂，男，1968年3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上高村东门路**号。
原审第三人：刘公明，男，1984年12月27日生，汉族，农民，住山西省翼城县南梁镇南史村中大街东南巷***号。
再审申请人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秦家海，原审被告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戚延辉、赵志茂、刘公明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民终字第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份，刘公明、赵志茂二人经与戚延辉协商，在翼城设立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销售点”。庭审中，申请人一再向法庭陈述，山西柳工并未在翼城设立过销售点，原一审法院在申请人不认可且被申请人无相应证据证明的前提下，主观臆断，认定刘公明、赵志茂是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翼城销售点的工作人员，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认定“戚延辉销售给原告秦家海机型CLG922D型挖掘机一台的行为构成职务代理行为”是错误的。事实上，戚延辉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行为，而是对赵志茂的代理行为。首先，我们从本案中挖掘机的出场情形来看。本案诉争的挖掘机之所以能从申请人公司出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第三人赵志茂与原审另一被告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第三人刘公明签订了《担保书》，愿意为赵志茂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申请人作为《融资租赁合同》指定的交机人，才准予挖掘机出场。其次，从原审原告出示的交机当日的照片可知交机时合同上的承租人赵志茂、担保人刘公明全部在场。既然交机时，承租人、担保人全部在场，交机单上又明确写着客户单位“赵志茂”。在赵志茂、刘公明在场的情况下，秦家海在交机单上签字，只能认定为是戚延辉对赵志茂的代理行为。3、原审法院认定“8月22日柳工公司戚延辉安排拖车将机型CLG922D挖掘机一台运送至原告秦家海家门口，有柳工公司戚延辉、柳工公司翼城销售点工作人员刘公明、赵志茂在场与原告秦家海一起在挖掘机前合影照相证明挖掘机的交接情况，举行了车辆交接仪式，原告分两次付给柳工公司83万元，戚延辉给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该口头协议为即时结清的协议，双方均已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主要义务，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是对客观事实的抹杀，也是对法律的曲解。首先，申请人再次申明，刘公明、赵志茂是申请人本案诉争挖掘机的合同客户，并不是申请人的工作人员。申请人未设立过翼城销售点，更谈不上雇佣工作人员。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的主观臆想的查明，还给申请人留下了让工商行政部门查处的依据，也给刘公明、赵志茂主张工伤赔偿留下了依据。申请人认为：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法官却拒不听从申请人的陈述，主观的想当然的凭空给申请人设立了“翼城销售点”。这一点对被申请人的偏袒之意不言而明，也为不公正的判决埋下伏笔。其次，关于照片的证明效力。《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规定：证据必须出示原件，而原件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本案中，原一审法院用于定案的照片是可以去任意的清洗照片的地方清洗出来的，不具有证据的唯一性。照片用作证据必须附有胶卷或者出示能够证明其是未做任何更改的电子照片。再次，如申请人在申请理由2中的陈述：在这一照片上作为承租人的赵志茂和担保人刘公明均在场，证明申请人履行了对赵志茂的交机义务。最后，申请人与秦家海之间不存在口头协议。我们从原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口头协议的证据来分析。原一审法院仅凭秦家海出具的收条就认定双方存在口头协议，纯属以点概面。①收条上注明“今收到秦家海XX元”，并未注明收到的钱是用于干什么用的。②收条落款并不是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4、原二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一物两卖”的后果，更是滑稽之谈。本案中，交易的产品属于大型的工程机械，属于机动车的一种。申请人作为出租人，只将挖掘机交付给赵志茂使用，并没有转移挖掘机的所有权。况且，挖掘机之所以被申请人秦家海能占有、使用，是由于戚延辉、赵志茂、刘公明三人恶意串通，骗取申请人的挖掘机后而造成的后果。这一事实的发生并不是申请人的过错。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本案交易的是《物权法》所指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这类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并不是占有，所有权的取得必须是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也就是说，证明其所有权的唯一合法有效凭证是发票和合格证到手，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结合本案，被申请人一、二审自相矛盾的陈述可知，被申请人知道向戚延辉索取证明挖掘机所有权的凭证发票和合格证。一审时其明知自己取得挖掘机的方式不合法，故意隐瞒真相，谎称戚延辉给了其发票与合格证后，又以其他理由拿走了；二审时在戚延辉被羁押的情况下，却拿出了一审谎称被戚延辉拿走的假发票，并在庭审时自己陈述该发票是假的。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怎么能知道发票是假的呢?说明被申请人自己对造成本案这一严重后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申请人作为一名中年企业家，明知戚延辉或者说是赵志茂交付给自己的挖掘机有瑕疵，却为了图便宜，两年来不去过问挖掘机所有权的问题，才导致了本案的发生。（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审法院仅仅依据秦家海曾经占有、使用过本案诉争挖掘机，就确定秦家海取得了挖掘机的物权是错误的。本案中，认定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还是秦家海，谁才是诉争挖掘机的合法所有人，是正确审理本案的关键。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诉争挖掘机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所有权。这一所有权的取得是基于与申请人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及与赵志茂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这一事实在举证期间，申请人己向法院提交了相应证据。秦家海对诉争挖掘机的所有权是有瑕疵的。其诉称：是以全款的方式向戚延辉购买的挖掘机。本案诉争挖掘机价值高达870000元，被申请人（还有其购车时的合伙人）作为两个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中年人来说，索取购物凭证
---
发票和合格证，是其应具备的常识。挖掘机作为大型的工程机械，占有并不是其合法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另据秦家海一审庭审时陈述：戚延辉曾将合格证及发票交到过自己手中（但不知道盖章单位是哪个单位），后又以各种理由将合格证和发票拿走。而其二审却又向法庭出示了所谓的“发票”。从其一开始谎称被戚延辉拿走，再到自己将假发票拿出，说明秦家海明知自己对该挖掘机所有权的取得具有瑕疵。申请人新机交接服务单上注明的购机单位是：赵志茂。签名一栏是：秦家海。如前所述：赵志茂是申请人与原审被告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客户，在新机交接服务单上，明确写明客户是赵志茂，而不是秦家海。秦家海在签名时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其主观上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申请人的客户，申请人认可的客户只有赵志茂，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认定为是秦家海、赵志茂、刘公明与戚延辉恶意串通，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2、原审法院认定“赵志茂与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和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均为无效”是错误的，所阐述的理由不成立。首先，从形式要件上来看。赵志茂、刘公明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合同上签字，就应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不能在出事后，就以不知道、不知情来推卸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其次，赵志茂在根据合同取得挖掘机的情况下，未实际占有、使用挖掘机并不影响申请人对合同义务履行的确认。庭审中以及庭审后，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有赵志茂亲笔签名的《租赁物件验收证明书》，用于证明赵志茂依据合同实际取得CLG922D挖掘机的占有权、使用权。再次，如申请人在本诉状中申请理由2中所陈述的有关秦家海提供的照片可以佐证。赵志茂是与申请人及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具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其在场的情况下，申请人才将挖掘机交付。最后，在2013年春天，申请人分管债权的总经理到赵志茂处催款时，赵志茂仍然对其购机并实际经营本案诉争挖掘机一事认可。原审法院站在秦家海的角度上，认定《设备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对秦家海的偏袒之意不言而喻。这两份合同不应适用《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在签订合同时，申请人和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赵志茂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相反，赵志茂、刘公明、戚延辉三人恶意串通，导致秦家海占有诉争挖掘机的事实却损害了申请人和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利益，应当认定赵志茂、刘公明、戚延辉与秦家海之间的交易无效。3、原审法院判决申请人“赔偿秦家海机型CLG922D挖掘机款711945元”，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在我国，挖掘机的使用寿命一般设计为10年（一般来说，由于新产品的推出，使用10年的旧机即便可用也都是很低的价格），年平均使用时间为大约2000小时。按照目前常用的设备折旧标准，挖掘机的折旧按第一年20％，以后每年递减5％来计算基本价，即第一年折旧20％，第二年折旧15％，第三年折旧10％，第四年折旧5％。第五年以后，往往会由于一些零部件的老化、正常磨损和一些不可预计的原因，必须对挖掘机进行一系列的整修，这就使得挖掘机的折旧率稳定在大约5％左右或更低，从而使价格稳中有降。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和机械本身的整体老化，10年后挖掘机价格降到整机价格的20％以下。而原审法院对被申请人使用了三年的挖掘机却按照10％的折旧率计算残值，显然错误。4、原审法院判决“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赔偿秦家海损失30万元”更是滑稽之谈。本案中，谁是侵权者，谁是受害者，相信知悉本案事实的明理人一看便知。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在本案中，通过买卖的方式将挖掘机的所有权转移至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名下，是合法的。受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之托，将承租人赵志茂指定租赁的挖掘机交付赵志茂，何错之有?在赵志茂不还款的情况下，受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之托，将租给赵志茂的挖掘机收回，又有何错?退一步讲，即使有错，那么也应当是由委托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受托人承担法律责任。简单一点讲，本案中，原被告均有代理律师，难不成法院判决的义务要由各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承担吗?另外，关于30万元的计算依据也是不合法的。原审法院参照的台班费计算标准是2012年的。2013年
---
2014年所有工程机械行业基本属于停滞状态，大量工地被停，工程机械闲置。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案未实体审理时，申请人曾向秦家海提出，可以先让秦家海使用一台公司经销的挖掘机，待案件实体审理结束后再做定论，秦家海却以无工程为由拒绝。如今，原审法院抛开市场行情和实际情况，计算300天的停工损失，是错误的。不说别的，在工程机械行业，冬歇期是无法施工的。假使秦家海的损失应该由申请人来承担，那么原审法院计算在期间的2013年11月
---
2014年2月，4个月120天全在冬歇期内，却仍以每日100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这一计算方式有违公平；有悖常理。5、原审法院未判决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是错误的。《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所有的后果是由于第三人赵志茂、刘公明的参与才造成的。尤其是赵志茂，在挖掘机被拖回之前，申请人的债权总经理向其催要逾期欠款时，还承诺会尽快还款，对挖掘机已由秦家海使用一事只字不提。由此该二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为：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运中刑二终字第15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内容：“2011年8月份，戚延辉以柳工公司运城分公司经理的名义与翼城县秦家海约定，秦家海购买一台价值85万元的柳工CLG922D型挖掘机，被告人戚延辉为了使用柳工公司的购机款，对柳工公司隐瞒该销售事实，利用其职务便利，以翼城县赵志茂的名义签订了分期付款购买一台CLG92**型挖掘机的虚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手续。骗取柳工公司CLG922D型挖掘机一台后，交付秦家海，秦家海分三次付清购机款。”说明戚延辉向秦家海销售挖掘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此该行为导致的后果应由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中，秦家海支付了购机款，戚延辉也代表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将挖掘机交付于秦家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的规定，秦家海已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标的物所有权。在原审庭审中，赵志茂和刘公明对《融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明确予以否认，该二人陈述与运城中院（2014）运中刑二终字第15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能够互相印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设备买卖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戚延辉为了挪用秦家海支付的购机款，编造虚假的《设备买卖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引起本案纠纷，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扣押措施，应对由此给挖掘机所有权人秦家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山西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胜
审 判 员 吴捷慧
代理审判员 丁勇虎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