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终8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宝成，男，1945年11月26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云，女，1955年2月21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
上诉人林宝成因与被上诉人于淑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3民初3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宝成在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于淑云按“悬赏、赠与”合同，向林宝成支付承诺金6000元；2.依法判令于淑云承担本诉案之“案件受理费及司法鉴定费”。事实与理由：1.于淑云因与相对人何某购房定金20000元纠纷，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与林宝成签订了“属于非诉程序的悬赏合同之协议”，意在“原告为其与何某协调、沟通成功、取回20000元定金时，于淑云就给付林宝成3000元赏金，作为赠送答谢费“。详见1号证、《悬赏合同》第四条、之后手写部分“如向何某沟通失败，于淑云不承担费用”及第三条4项内容。双方明确约定，“受托方”完成“委托方”交办之意向，委托方即付3000元现金作为悬赏答谢，付给受托方。此约定符合“最高法院对《合同法》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2.在委托人与受托人最初签订“非诉调解、沟通协议时”，受托人提出，将名头更改为：“悬赏、赠与”合同，于淑云反对说“不用改了，弄得挺乱的，反正你给沟通好了。我给你3000元答谢费，也不是你给我钱”。详见2号证“风险协议”，3号证“委托书”。3.于淑云在3月25日13:53分通知受托人解除合同，按《悬赏合同》第三条6项之约定“此时，应视为受托人对于淑云受托之事项【调解沟通、圆满成功】”。“悬赏合同”第九条之约定，并且于淑云又以双指纹加印做以认证，于淑云应以“沟通之双倍”承担其违约之责。4.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费应由于淑云承担。
于淑云在原审辩称：我与林在轻轨上相遇，我是在问两个年轻人朝阳法院在什么站下车，当时年轻人告诉我之后，林主动告诉我，他也去朝阳法院与我同路，并主动与我搭话，并递给我一张名片，我问他名片上什么职称都没有，你是律师吗？他说已经退休，就没往上印，他说他是法院退休的。到法院调档办案子。一路上他问我去法院的原因，我和他说了买房子的经过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到朝阳法院窗口问事时，法院人说：当时你俩电话谈的内容没有证据，法院也不能证明，我说到电信局去查，他说查不了，有录音可以，我没有。也没有微信说的话，都是电话沟通的，法院说那就是没证据，只能说证明你们两个通过话，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我从法院出来时，林一直跟着我，走到什么地方，他跟到什么地方，说他能办此事，用时间不长，一个星期就能见效，一个月内就能解决。他又十分有把握能把我付的房屋定金要回来。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律师，专门打官司，咱俩签个风险代理协议吧，我同意就签了。当时由于下午回家接孩子放学，没有读仔细内容，当时我看了第三条第一小项时让我付费用，交通费、通讯费、调查费、当时林还说诉讼费，我没有同意，不想签，他说不同意你可以不签这条不按手印，我同意了，然后看到第四小项时说的付款赠赏答谢，我也没同意，他说那你就不签，以按手印为准，所以我又没同意，没按手印。后来我俩约定，我不付任何费用，林提出两条你同意否，一条先付500元等要回来款再付，第二要回此款你付给我2000元就什么事也不用你管，各种费用由林自己承担，可以吗？我同意，然后他又提什么辛苦费、车费、诉讼费，我说我什么也不付，你能要回来我就给你2000元，要不回来我一分钱也不付，他也同意。后来他说这件事很累，辛苦，让我多付点，我说好，那就多增加1000元，3000元吧，然后发生任何事任何费用我都不承担，要不回来，我一分不付，责任自行承担，因为咱俩签的是风险协议，林同意，并用笔写了第四条补充，他如果与何某沟通失败，于淑云不承担任何费用。
另外在协议中提到宽城法院诉讼，他只字未提，我也没细看，等签完合同后，又让我签了委托书，又让我复印了收条房款20000元收据给他，并签上此收据与原始凭证有同等法律效力。等签完手续以后，他的花言巧语就没了，而且在路上：1.有无理行为，亲了我手一口，当时我非常反感，我说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你这是在做什么？他没说话。2.他告诉我说，让我给何某发短信，我说我不会发，等回家让我儿子发吧，他说那就不用了，他发短信给何某。3.他说从现在开始，不让我和何某接触和通电话，全权由他处理，如果何某来电话，就说我委托我的律师和你谈，所有证据录音、刻碟，都交给林了。当时我说我没有录音，也没有刻碟，能撒谎吗？他说你就按我说的办。4.我说平时别总给我打电话，因为我电话接、打都收费，他说我卖你电话卡300元一个，我没同意。走在回家的路上，对他的举动，我产生了怀疑，晚上睡不着我就在想为什么办案还要撒谎，为什么让儿子发短信他不让，由他去发？为什么卖我电话卡，因为我知道现在电话卡不用身份证买不能用，为什么他还卖？我对这个人产生了质疑。特别是第二天，我和儿子打电话，可能是时间长了，他没打进电话，就问我是不是和何某通话？我说没有，当时他表现很不满意，他说以后你不要和何某有任何电话接触，他这举动使我更不放心。因为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欠条复印件都在他那里，一旦他和何某解决此事，我再找他就像大海捞针，以为他花言巧语骗我签协议，对他个人信息我什么都不知道，长春市这么大，我要找一个人很难，我为什么当时没有看他身份证件呢？我很后悔。没办法，22日签完协议后，23日我给他打电话，要和他见面咨询一些事情，他没有同意，说23号有案子到法院去办，那我说什么时候，他说24日上午吧，我说到什么地方，他说到二马路老年证公交站点，我同意。一早8点多钟我就到那里等他，一个多小时9点30分左右他才到，见面我不能和他打架，为了获取他的信息，我想用时间来约束这件事，补充了一个60天的协议，让他拿出我们签字的合同，他不同意，他说，你见过律师拎合同满街跑的吗？他说没有带我们签字的协议，但是我知道协议就在他包里，后来他掏出一个复印件的协议，说就在这里签吧，我说你原件没有怎么签？他说复印件一样。为了不让他知道我真实想法要证据这一点，我们又补签了14条期限为60天的要款协议，这时我要求他按手印，他说什么也不按，我说你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现在要求你做的和你当时签协议时说的，你也必须做到。（1）拿出你的律师证给我看。（2）拿出你在法院工作证明。（3）你的身份证必须给我复印一份。我提出这三条，他一个也没给我拿出来，后来最简单的，我说你的身份证必须复印一个给我，他还是不同意。综上，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个人一定有问题，目的欺骗我，如果没有，为什么我要他身份证复印件他都不给我，还借口拿出一把钥匙，说什么他家是什么别墅，有什么保险箱，我知道他家地址，别再带一帮人去偷他家东西，可见这个人办案水平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他争吵起来，公交车站屋里有录像，法官可以调取，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公平，因为不公平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我连你的身份信息都不知道，你也不提供给我，我怎么能相信你，因为合同必须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我什么东西都提供给你，你什么我都不知道，这就是显失公平，因为不公平的合同是无效的，所以咱俩签的合同是无效的。我俩争吵，而且我当面通知他签的协议无效，后来他说：你要我的身份证，那么我把你的身份证也还给你，我也不要你的身份证，当时他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给了我，但是我说还有一张，当时复印两张，他说没有。还有他说咱俩签的协议我给你按手印。因为我知道他什么信息也没有，一旦发生什么，我去办案都没办法，说有个手印也可以，一旦有什么事，也可以手印为准，抓住这个骗子。所以就让他按手印了，按完手印后，他说这咱俩公平了？我说不可以，因为我的身份证你还有一份，一旦出了什么事你负责，虽然你按了手印，但这协议仍然是无效的。因为权利和义务，他不对等，你什么我都不知道，即使你不还我原始协议和你签的协议也是无效的。当时他听了很生气，非让我告诉他是谁让我这么做的，我说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懂一点法律，他说谁告诉你的，让我领他去找那个人，我没有说话就走了。后来他继续给何某打电话，何某说这个人很没礼貌，你找的什么人？3月25日我听了以后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签的协议是无效的，24号见面说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还这样做。后来再打电话骚扰我就报警，这才有他发给我的三条短信内容，复印件在后。要说赔偿，自从他到法院告我就给我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半年来，脑袋迷糊，病得很重，经常犯迷糊心脏也不好，以前从来没有过，还有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知道哪一天法院来找我，给我精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所以要说赔偿，应当赔偿我精神损失和生活带来的不便10000元整。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林宝成是长春市制药厂退休干部。于淑云为长春市塑料八厂退休会计。2017年3月，于淑云与案外人何某就何某名下的房屋买卖事宜达成意向，于淑云同意以490000元的价格购买何某的房屋，并向何某交纳了定金20000元。后因房屋买卖的细节问题双方产生歧义，于淑云即放弃了购买房屋的想法，并要求何某返还定金20000元，何某未允。2017年3月24日，于淑云在去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咨询的途中，在轻轨车上，与林宝成相识。同日，双方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该协议主要条款如下：于淑云为委托人，林宝成为受托人。一、于淑云委托林宝成老师经办与何某购房定金纠纷一案，并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亦由受托人林宝成老师继续给予呈办，直至执行完毕。二、委托人于淑云对受托人之特别授权，详见“授权委托书”。三、在受托人代理于淑云委托一案时，有关费用方面，双方自愿达成《合意》如下：1.委托人于淑云应负担办案过程中的“交通费、通讯费、调查费等”相关费用，亦可协商后一次性付给受托人零元；2.受托人于淑云应交“诉讼费、公告送达费、鉴定费、公证费”委托人同意承担；4.受托人自愿将所获得全款叁仟元现金赠送给办案之受托人林宝成老师，以作为委托人于淑云对受托人之友情答谢。6.在受托人代理委托人于淑云委托之“纠纷案的任何过程中”，如果委托人于淑云自行办理“和解、结案、放弃诉求等”状况产生时，则视为受托人林宝成老师“在代理与申请执行中”圆满成功，委托人于淑云应按本《协议合意》第三条（4）、（5）项之标准，向受托人支付约定之全额答谢金。四、如果此代理案败诉，委托方不需答谢金，但第三条（1）、（2）项之费用，不退还，由委托人于淑云自行承担，如向何某沟通失败，于淑云不承担费用。五、此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收存壹份，依法备案。六、此《协议合意》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即刻生效。七、此《协议合意》空白处，由林宝成负责填写。八、在此“风险代理协议”中，如“委托方与代理方”出现争议，共同协商一致，向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此《协议合意》由双倍付款承担“担保责任”。十一、委托方如（超过48小时）不履行“上述《协议合意》，自愿按上述《协议合意》第三条第4项、第5项、第6项之双倍”赔偿给“办案之受托人”。十二、上述“赠与答谢费中”胜诉裁判下达，占赠与款的80%，执行款占其款的20%。（其他条款略）
2017年3月24日，双方在该份协议上，增添了第十四条：本委托期限为六十天正（整），本合同期限为陆拾天，过期无法律效力。
2017年3月25日，于淑云以林宝成未向其提供身份证、律师证等相关证件、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为由，通知林宝成合同无效予以解除，林宝成未允。
庭审中，林宝成提供了一份《“悬赏、赠与”合同》，其合同内容与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完全相同，是在原“风险代理协议”的抬头上，将“风险代理协议”涂抹，手写改成了《“悬赏、赠与”合同》。林宝成以此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而不是风险代理合同，于淑云恶意阻止生效条件的成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林宝成6000元。而于淑云则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悬赏、赠与”合同》，这是林宝成自行更改的，且更改过的合同只有林宝成处一份，于淑云不知情，根本不能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是以林宝成为于淑云索要在案外人何某处所交纳的购房定金20000元为前提，以诉讼、执行回款为最终目的。而林宝成没有合法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资格，与于淑云亦无近亲属关系，于淑云所在的社区也没有推荐林宝成作为其代理人。故林宝成作为于淑云的代理人没有法定条件，其与于淑云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无效。林宝成当庭提出与于淑云签订的合同系附条件的赠与合同的主张，亦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定要件，故林宝成诉请要求于淑云支付承诺金6000元的主张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予支持。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林宝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林宝成负担。
宣判后，林宝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于淑云按照“悬赏、赠与合同”支付承诺金6000元。2.案件受理费及司法鉴定费由于淑云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此案案由属于民事案由中88（2）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林宝成完成了于淑云的委托。何某不接于淑云电话，致使于淑云无计可施；于淑云去长久路派出所报警及向朝阳法院立案庭求助，请求提供何某的相关信息，均未果。是在林宝成有效工作前提下，何某才一反常态的同于淑云联系并返还了房款定金；3.从法释（2001）33号文及（2015）5号文第93条的立法宗旨可以推定出，林宝成准确的完成了于淑云所托事宜，否则，何某不会主动联系于淑云，更不会向于淑云返还定金。于淑云称只返还1万元不属实，是在我方主张6000元后耍赖而已。4.于淑云庭审中称我给何某打电话、发短信骚扰何某，何某都想报警了，该言辞从法律层面上是对我方实施有效行为的自认，并且是因为我方的工作见效，才促使何某返还款项。5.我方于一审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方的主张，并且根据合同法第2、4、8、190、189、410、113、45条之规定，具备梳理与认定此案整体涵盖性的适用条款，证据优于于淑云本人的陈述。6.于淑云向法庭提供的唯一的证据，即风险代理协议既是同我方所提供的相同“之一证”，从法律层面又形成了对双方所欠合同中存在的自认。
被上诉人于淑云答辩称：对原审判决无异议，上诉人陈述不属实，上诉人的上诉不应得到支持。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于淑云与林宝成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3月22日，同日，于淑云为林宝成出具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中代理权限为“一、调查取证、启动司法程序、上诉、申请再审；二、出庭申辩、申请证人出庭、申请回避；三、变更诉求、变更申诉、代为承认或放弃；四、庭内外调解、和解；并代收、代签名相关“司法及仲裁”文书。五、受权期限：至本代理案之“一、二审、再审程序”终结。六、本特别授权，亦适用于《仲裁程序》、《信访程序》。
本院认为：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依据缔约双方在订立的合同中约定的各自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来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双方于一审提交的风险代理协议以及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能够认定双方之间系受托人林宝成为委托人于淑云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双方之间形成了风险代理的委托合同关系，林宝成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本案中，由于林宝成未取得律师职业或者法律工作者职业资格，亦未取得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准许，故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认定双方之间订立的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且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现林宝成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从事委托活动中已产生相应费用，故原审对其诉请于淑云支付承诺金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林宝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业春
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
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