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9民终9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正森，男，196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西省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衍华，奉新县海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邹铭，男，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私营企业主，住江西省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喜，江西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阿克苏海林车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阿克苏市乌喀中路72号（江铃汽车维修服务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901789890302F。法定代表人:王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粹文，北京市京师（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成谐，男，197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迎宾北大道50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6124469438。法定代表人：邱天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鹏涛，男，198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宝，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正森与上诉人邹铭、上诉人阿克苏海林车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林公司）、被上诉人彭成谐、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1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正森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衍华，上诉人邹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喜，上诉人海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粹文，被上诉人彭成谐，被上诉人江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鹏涛、张华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熊正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被上诉人邹铭、彭成谐、海林公司、江铃公司共同向熊正森返还购车款及税款94792元，并按三倍购车款赔偿熊正森26657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邹铭、彭成谐、海林公司、江铃公司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熊正森需购买一辆多用途小车，便找到邹铭（因邹铭在销售轿车），并按邹铭要求预付购车款90000元，后邹铭退还1142元。熊正森取得车辆后，缴纳税费5934元。一年后，熊正森在办理第二年保险时，发现保费过高，2014年曾发生过重大事故。后经奉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发现，该车系邹铭经彭成谐从江铃公司的经销商海林公司购买，而江铃公司亦明知该车返厂维修的事实。邹铭、彭成谐、海林公司、江铃公司在熊正森购车时隐瞒了该车出售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的事实，并以新车出售给熊正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明确规定了三倍赔偿。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上述事实，却随意改变法律的规定，显然不公正。必要时，熊正森将该案审判人员随意改变法律规定的情况反映到有关媒体。邹铭辩称：1、邹铭与熊正森系朋友关系。熊正森来买车是邹铭公司销售人员接待的，案涉车辆系邹铭代理熊正森购买的，邹铭也不清楚该车曾发生过交通事故，故不存在邹铭向熊正森隐瞒了车辆系事故车的情形。2、邹铭公司之所以找彭成谐拿车，是因为彭成谐自称其是江铃公司内部销售经理，可以拿到5000元优惠，而邹铭公司在宜春江铃只能优惠2000元。3、销售人员在买车之前，多次向彭成谐询问车辆是不是商品车，彭成谐也一再确认是商品车，不是事故车。而且，案涉车辆也确实在江铃公司做过免费首保（一般而言只有商品车才能做免费首保，实行质量“三包”）。并且，邹铭公司人员也是到江铃公司所在地提的车。4、邹铭公司向熊正森预收的9万元包括购车款、保险费、车辆装修款共88858元以及车辆交付后退还1142元。5、发现车辆有问题后，邹铭就联系上家彭成谐，要求彭成谐予以解决。6、案涉车辆属于运营车辆，属于熊正森的生产经营工具，不属于我国消法的调整范围。因此，邹铭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彭成谐辩称：1、彭成谐与熊正森并不相识，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彭成谐是在江铃公司返修车间门口向邹铭交付了案涉车辆，陪同邹铭提车的还有其侄子以及其公司的一名验车师傅，而且是邹铭自己开车与彭成谐一起去南昌提的车，分两笔向彭成谐支付的购车款。在交付时，彭成谐把车辆事故的情况告诉了邹铭，讲清楚了是小事故降价处理的车，还跟邹铭说明了更换了前保险杠，邹铭也验了保险杠，验车之后才付的钱。彭成谐亦要求邹铭跟客户讲清楚车辆是事故车。因此，邹铭辩称其不知情与事实不符。至于邹铭是否将车辆的上述情况告知熊正森，彭成谐不清楚。3、相关保险公司对案涉车辆在前次事故中的损失进行理赔，是在彭成谐向邹铭交付之后，彭成谐对此并不知情。4、该车进价69000余元，出售给邹铭的价格是77500元，其中就包括几千元改装费以及少许利润。5、彭成谐业务范围仅限于降价促销车和事故车，不销售商品车，在彭成谐向邹铭递交的名片上也注明了相关业务范围。邹铭在本案前后从彭成谐处多次拿车，就是因为其中有经济利益可图。6、案涉车辆系轻型普通货车，不是家用生活用车，不能适用消法。综上，彭成谐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海林公司辩称：1、海林公司与熊正森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海林公司与邹铭之间也没有共同销售的意思表示与客观事实，海林公司与熊正森、邹铭之间均不相识，不可能与其发生买卖关系。2、海林公司仅与彭成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即使因为其他的法定原因，解除了海林公司与彭成谐之间的买卖合同，那么海林公司也仅应当在其收到的款项范围内（69430元）承担返还责任，并且还应当扣除因熊正森使用车辆两年多而造成的车辆价值贬损部分。3、案涉车辆是轻型普通货车，不是家庭日常生活用车，属于生产工具，不是消法中的消费品，不应适用消法的有关规定。4、本案中不存在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可以解除的情形，并且本案中的车辆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熊正森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江铃公司辩称：1、江铃公司是该案所涉车辆的生产者，生产以后将车交给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销售，江铃销售有限公司在销售给海林公司之前，如实告知了该车的所有情况，对此，彭成谐与海林公司均予以认可，因此，熊正森上诉称江铃公司隐瞒了相关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2、熊正森购买车辆并非生活消费，而是用于工地拉货，属于生产性质，本案不适用消法的相关规定。3、一审判决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上诉人邹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熊正森对邹铭的全部诉讼请求；邹铭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邹铭或奉新鸿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不是案涉车辆的销售者，只是熊正森的代理人。开具售车发票的单位是海林公司，熊正森收到发票后未提出异议，亦说明熊正森明知案涉车辆的销售单位不是鸿翔公司。2、案涉车辆是彭成谐从海林公司处取得的，彭成谐亦自认其收到邹铭支付的代购款。一审判决认定鸿翔公司为销售着，却不认定彭成谐为销售者，与事实不符。2、鸿翔公司与海林公司从无商业上的交往，没有合作关系，一审认定鸿翔公司与海林公司为案涉车辆的共同销售者，有违常理。3、彭成谐未将车辆发生过事故的事实告知邹铭，而车辆外观上也没有维修的痕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鸿翔公司隐瞒了事故车辆，与事实不符。4、熊正森向鸿翔公司支付的车辆代购款88858元，包含了保险费3058元及座垫、贴膜等其他费用。保险费和其他费用不能计入购车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购车款88858元，属认定事实错误。5、案涉车辆属于轻型普通货车，系经营运输车辆，熊正森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购车系为拖运货物，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消法属适用法律错误。熊正森辩称：熊正森是2015年5月12日向邹铭购买的车辆，用于家庭日常生活。该车交付时没有贴膜，也没有改装，是原车。熊正森2016年5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后，该车便停运。一审法院认定熊正森是消法上的消费者是正确的，但判决支付一倍赔偿是错误的。海林公司辩称：1、无论是买卖关系或委托关系，均与海林公司无关。海林公司与熊正森、邹铭之间始终不认识，也不可能发生买卖关系，海林公司仅与彭成谐存在买卖关系，其开具了一张以熊正森为抬头的发票，正是应彭成谐的要求所为。2、鸿翔公司是否有江铃宝典车的销售授权，并不影响其向熊正森出售该车的事实，鸿翔公司没有江铃公司的授权而销售该车，是对江铃公司的侵权行为，海林公司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本案的销售者，而鸿翔公司正是因为没有销售授权，才让彭成谐要求海林公司开具发票，海林公司单纯开具发票的行为也不会使其成为该车的销售者。3、从时间上看，彭成谐于2015年4月22日支付海林公司购车款，于24日提车，其买卖关系已经完成，车辆作为不动产，交付即发生物权变动，至于事后彭成谐会将车辆卖给谁与海林公司无关。邹铭去南昌提车并支付货款给彭成谐的时间是2015年5月13日。彭成谐辩称：1、彭成谐只认可邹铭支付的购车款为77500元。关于邹铭微信转账的3000元，属于邹铭与彭成谐之间其他的车辆业务往来。2、邹铭与彭成谐发生多次车辆交易，邹铭每次都是带着其侄子和修理工一起去提车。所以，邹铭陈述其不知道案涉车辆属于返修车，与事实不符。3、熊正森购买的车辆完全使用变形，保险杠、遥控器、耐磨胶都没有了；而且熊正森不止这一台车，熊正森与其子2016年6月第二次找彭成谐协商此事时就开了一辆帕萨特，当时还说不追究彭成谐与海林公司的责任。江铃公司陈述称：邹铭将江铃公司列为原审被告完全正确，江铃公司没有隐瞒任何事实，不承担本案任何责任。上诉人海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熊正森对海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邹铭、熊正森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海林公司与熊正森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海林公司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任何销售者的责任。海林公司在本案中只与彭成谐发生买卖关系，彭成谐将案涉车辆转售给鸿翔公司之后，鸿翔公司再将车辆出售给熊正森，各买卖关系之间均相互独立。一审法院简单地将海林公司的开票行为认定为海林公司与鸿翔公司共同出售行为，并认定海林公司有义务向熊正森告知车辆情况，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2、案涉车辆属于轻型普通货车，熊正森买车不是用于生活所需，系用于工程用途；且从发票的价格（69430元）看，远低于市场价，其有理由相信案涉车辆属于事故车，故本案不适用消法。熊正森辩称：1、熊正森是向邹铭购买的车辆，对于车辆是否属于事故车，熊正森不知道。2、熊正森按照市场价格实际付款88858元。3、熊正森买车没有用于经营，属于消费者。邹铭辩称：1、海林公司认为车辆是销售给了彭成谐，再由彭成谐销售给鸿翔公司，再由鸿翔公司销售给熊正森是不正确的。鸿翔公司只是代理熊正森购买车辆。2彭成谐与鸿翔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形成了买卖合同，最终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应该是海林公司与熊正森。海林公司称不认识熊正森，但并不影响他们形成买卖关系，因为彭成谐促成买卖关系，彭成谐代表海林公司销售或与海林公司共同销售车辆给熊正森，海林公司也认可彭成谐要求开具熊正森抬头的发票，可视为认可熊正森为购车人。3、熊正森家里也有其他生活用车；案涉车辆因本案纠纷停运后，熊正森又买了一辆一样的江铃车，用于工地拉货。彭成谐陈述称：1、订单是彭成谐委托海林公司下的，车辆是彭成谐先出资买下来的。本来该车不是卖给邹铭，是因为邹铭说有个客户急着要，所以邹铭才会开车带彭成谐去提车。2、因为邹铭没有开票资格，故邹铭要求彭成谐找有资质的江铃销售网点代理开票。车辆发票价格是69000余元，邹铭当时还要求彭成谐将开票金额提高，彭成谐拒绝了邹铭的请求，坚持按69000余元开票。彭成谐收邹铭77500元是因为含有改装费、保险杠、耐磨胶、遥控器、人工费。至于邹铭卖给熊正森多少钱彭成谐不清楚。江铃公司陈述称：海林公司将江铃公司列为原审被告完全正确，海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与江铃公司没有关系，江铃公司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熊正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熊正森与邹铭、彭成谐、海林公司、江铃公司间的关于赣Ａ×××××（发动机号：EA167566）车的买卖合同；2、判令邹铭、彭成谐、海林公司、江铃公司连带承担返还购车款、保险费及税款共计98177元，并按所开发票车款69430元的三倍赔偿；3、邹铭、彭成谐、海林公司、江铃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海林公司从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购买了发动机号为EA167566，车架号为LEFADCG11EHP71781的江铃牌轻型货车一辆。海林公司购买的该车辆为事故车辆，且其已经知晓。2015年5月13日彭成谐将该车辆以77500元的价格转于邹铭，邹铭为鸿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邹铭以鸿翔公司的名义将车辆以88858元的价格出售于熊正森。在鸿翔公司将车辆交付于熊正森后，被告海林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开具了一张车款为69430元的发票给熊正森。经查，鸿翔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邹铭，该公司已于2015年12月清算注销，清算结束后邹铭获得了公司剩余财产82.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邹铭是否为适格被告；2、案涉车辆的销售者是谁；3、销售者是否应按消法承担消费欺诈的法律责任。一、关于邹铭是否为适格被告的问题邹铭为鸿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鸿翔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邹铭。在鸿翔公司清算注销后，邹铭获得了公司剩余财产82.7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债权人主张股东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邹铭为适格被告，承担责任的限额为邹铭从公司获得的82.7万元。二、关于案涉车辆的销售者是谁的问题邹铭主张鸿翔公司是为熊正森代购车辆，其与熊正森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其以当事人之间相互信任为前提。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熊正森向鸿翔公司发出购买车辆的意思表示，鸿翔公司便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购车，并完成车款的支付，而没有任何以代表熊正森购车的意思表示。且熊正森是将购车款全额汇至鸿翔公司的银行账户，鸿翔公司亦将车辆交付于熊正森。据此，该院认定熊正森与鸿翔公司形成事实上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所涉车辆是由江铃公司售于海林公司，海林公司在购买该车辆时是知晓该车为事故车辆，而本案涉事车辆系由海林公司开具发票出售的。邹铭以此主张车辆的实际销售者为海林公司，但是海林公司及彭成谐与熊正森均没有任何的往来，邹铭的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海林公司作为本案涉事车辆的经营者，在其明知该车辆的实际消费者为熊正森时，其有义务将车辆曾发生事故的情形告知熊正森，海林公司并未履行告知的义务，致使熊正森从鸿翔公司购得该事故车辆。综上，该院认定鸿翔公司与海林公司上述共同的销售行为完成了本案车辆的销售，该院认定鸿翔公司、海林公司是涉案车辆的共同销售者。三、关于销售者是否应按消法承担消费欺诈的法律责任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邹铭确认鸿翔公司收到熊正森购车款90000元，但主张其实际获得的购车款仅为82800元，与其在奉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上自认车辆出售价70430元不一致，该院不予认可。熊正森主张其汇给鸿翔公司90000元购车款，鸿翔公司有退回1142元，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实，故该院确认鸿翔公司是以88858元将车辆出售于熊正森。熊正森以88858元的价格从鸿翔公司、海林公司处购得本案涉事车辆，可见熊正森是以新车的市场价购得该车辆。由此，该院认定，熊正森在购车的过程中并不知晓其所购的车辆为事故车，熊正森的购车行为是善意的。鸿翔公司、海林公司以新车价款将事故车辆出售于熊正森，属于欺诈。因出售方根本违约，致使熊正森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熊正森要求解除与出售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返还购车款88858元及购置税5934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熊正森要求返还保险费用、牌照费、检测费的请求，鉴于熊正森一直在使用该车辆，而保险费用、牌照费、检测费为使用过程中必须花费的费用，故该院对熊正森的该诉请不予支持。经查本案所涉车辆为轻型普通货车，江铃公司认为熊正森购买该车辆不是为生活消费，不应适用消法，该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院认为熊正森购买该车辆，即是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在本案车辆的买卖过程中熊正森为消费者，应受到消法的保护。根据该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为五百元”。熊正森实际向鸿翔公司支付购车款88858元，由于鸿翔公司、海林公司在销售本案涉事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对熊正森要求按购车发票金额69430元的三倍即208290元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酌情予以支持实际购车款的一倍即88858元，故鸿翔公司、海林公司共同赔偿熊正森88858元。因鸿翔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由邹铭承担，故鸿翔公司在本案中返还车款、税款、赔偿损失的责任均应由邹铭承担，熊正森也应将所购车辆返还于邹铭、海林公司。熊正森并无证据证明彭成谐、江铃公司与本案的车辆买卖具有关联，对熊正森要求彭成谐、江铃公司承担连带赔偿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熊正森与鸿翔公司、海林公司就车架号为LEFADCG11EHP71781的江铃牌轻型货车的买卖合同；二、熊正森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车架号为LEFADCG11EHP71781的江铃牌轻型货车归还于邹铭、海林公司；三、邹铭、海林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熊正森购车款及税款94792元，并赔偿熊正森88858元；四、驳回熊正森的其他诉讼请求。若邹铭、海林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18.36元，由熊正森负担1845.36元，由邹铭、海林公司负担3973元。本案二审期间，彭成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个人名片一张，证明：1、彭成谐个人名片的背面明确载明了彭成谐的经营范围为二手车、事故车；2、彭成谐早已将名片递交给了邹铭，且邹铭与彭成谐长期有业务往来，因此邹铭辩解其不知案涉车辆为事故车与事实不符。海林公司、江铃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邹铭质证认为，此系彭成谐2016年的名片，与其2015年的名片不一致，而本案就发生在2015年，因此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熊正森经质证认为，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名片系由彭成谐个人定制，内容可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变更，因彭成谐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该类名片即为其在案涉车辆交易期间向邹铭递交的名片，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熊正森、邹铭、海林公司、江铃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江铃公司生产的一辆发动机号为EA167566，车架号为LEFADCG11EHP71781的江铃牌加长版轻型货车（俗称皮卡）交由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销售公司）销售。2014年10月，江铃销售公司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运往海南省经销商途中发生事故，后返回江铃公司维修。彭成谐得知这一车辆后，便委托江铃汽车经销商海林公司向江铃销售公司下单订购。2015年4月20日，海林公司向江铃销售公司发送了订单。同日，江铃销售公司回复可在正常供货价74300元的基础上降价5000元，即以69330元的价格出售给海林公司，并明确告知海林公司，该车为事故后降价处理车。2014年4月22日，海林公司随即以69430元的价格出售给彭成谐。彭成谐在江铃公司取得该车后仍将车辆停放于江铃公司。2015年5月12日，熊正森找到从事汽车销售业务的鸿翔公司（邹铭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求购一辆江铃四驱轻型货车，并向鸿翔公司预付购车款10000元。邹铭随即与彭成谐联系，在得知彭成谐存有上述车辆后便决定以77500元的价格购买。次日，彭成谐在江铃公司将车辆交付给鸿翔公司工作人员，邹铭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彭成谐汇款77500元。同年5月14日，鸿翔公司将车辆交付给熊正森。熊正森虽对车辆非四驱车有异议，但仍接收了车辆并支付剩余购车款80000元。鸿翔公司支付3058元为该车购买了交强险和三者商业险后，退回熊正森1142元，即鸿翔公司实收购车款85800元。按照鸿翔公司指示，彭成谐要求海林公司开具了以熊正森为购车人，金额为69430元的汽车销售发票，发票经鸿翔公司交由熊正森。熊正森支付税款5934元。2015年10月，第三方物流公司就该车运输途中的损失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理赔。2016年5月，熊正森在为车辆购买保险过程中，从保险公司得知该车此前因交通事故发生了理赔。另查明：彭成谐长期从事事故车、二手车交易的中介业务。邹铭经营的鸿翔公司从事汽车销售业务，2015年未取得江铃汽车销售商资质。邹铭与彭成谐在2015年5月之前便有汽车交易的业务往来。熊正森系经营建筑防水涂料的个体户，案涉车辆系其运送货物至建筑工地的交通工具。该车2015年市场零售指导价为78300元，江铃销售公司给3S经销商的正常供货价是74300元。鸿翔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邹铭，该公司已于2015年12月清算注销，清算结束后邹铭获得了公司剩余财产82.7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谁是熊正森所购车辆的出卖人；2、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应否解除；3、熊正森可否依据消法请求赔偿。对此，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谁是熊正森所购车辆出卖人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车辆依次在“江铃销售公司→海林公司→彭成谐→鸿翔公司→熊正森”之间流转，且相互之间均未签订书面的购车合同，那么要判断熊正森是与谁达成的口头车辆购销合同，应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的规定，并结合案件事实加以认定。本案中熊正森向邹铭经营的鸿翔公司求购车辆，并支付预付款10000元，此系熊正森向鸿翔公司发出的要约；鸿翔公司接受要约后积极寻找车辆，并最终向熊正森交付车辆，收取购车款，此系鸿翔公司对熊正森要约的承诺。故熊正森与鸿翔公司之间成立案涉车辆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邹铭辩解鸿翔公司系作为熊正森代理人向外购买车辆，不是案涉车辆出卖人，本院不予采信。第二，2017年7月《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实施之前，我国对汽车销售实行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制度。根据2004年12月商务部《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汽车品牌经销商是指经汽车供应商授权、按汽车品牌销售方式从事汽车销售和服务活动的企业”以及第九条第一款：“汽车品牌经销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二、获得汽车供应商品牌汽车销售授权；三、使用的店铺名称、标识及商标与汽车供应商授权的相一致；四、具有与经营范围和规模相适应的场地、设施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规定，在2017年7月之前，自然人以及未获授权的汽车销售企业均不得从事相应品牌汽车的销售活动。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5年海林公司系江铃汽车的经销商，鸿翔公司因未获江铃公司授权而无销售江铃汽车的资质，彭成谐个人亦不能从事汽车销售活动。从海林公司向熊正森开具发票的事实可知，鸿翔公司正是通过海林公司向熊正森出售案涉车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鸿翔公司与海林公司系案涉车辆的共同出卖方，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汽车买卖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鸿翔公司、海林公司向熊正森出售的案涉车辆是事故降价车，而鸿翔公司亦是按照市场价出售，这显然与熊正森欲购商品车的签约目的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鸿翔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熊正森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熊正森可以解除合同。因此，熊正森有权请求法院解除合同。三、关于熊正森可否依据消法请求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消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的规定可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系保护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消费者,如果为生产经营或牟利而购买商品,不受该法保护。熊正森在本案中是否属于消法保护的对象，应根据购买商品的性质、用途及日常经验加以判断。首先，案涉车辆属于轻型货车，俗称皮卡，该车即可用于货物运输，也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兼具生产经营性用车和家庭生活消费性用车的双重性质；其次，熊正森当庭陈述，该车不仅是其从事建材生意将货物运到工地的主要运输工具，还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熊正森购买案涉车辆不仅有生产经营的目的，还有生活消费需要。因此，在案涉车辆兼具生产性和消费性用车的双重属性、购买者亦具有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的双重目的的前提下，如果完全按照消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销售者处以相当于购车款三倍的处罚，显然有失公平，也与消法第二条所明确的保护“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的立法本意不符。故本院参照消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酌定邹铭、海林公司给予熊正森相当于购车款一倍的赔偿。因此，一审判决邹铭、海林公司给予熊正森相当于购车款一倍的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将鸿翔公司支付的保险费认定为购车款，该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彭成谐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此涉及海林公司、彭成谐、鸿翔公司（邹铭）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海林公司、鸿翔公司（邹铭）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熊正森、邹铭、海林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瑕疵，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1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1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限上诉人邹铭、阿克苏海林车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上诉人熊正森购车款85800元、税款5934元，并赔偿上诉人熊正森85800元。四、驳回上诉人熊正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邹铭、阿克苏海林车业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上诉人熊正森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返还车辆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5818.36元，由上诉人熊正森负担1845.36元，由上诉人邹铭、阿克苏海林车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9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73元，由上诉人熊正森、上诉人邹铭、上诉人阿克苏海林车业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132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帅晓东审判员  袁飞云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彭幸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