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凯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洞庭湖街青海西路大卜巷。
法定代表人：王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春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战硕军，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升祥。
委托代理人：林琳，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汤振英。
委托代理人：战硕军，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春艳。
委托代理人：战硕军，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阳凯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道义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汤振英，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战硕军，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凯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升祥，原审被告汤振英、赵春艳、沈阳凯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一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徐宏伟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苏本营、审判员张秀军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凯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春艳、战硕军，被上诉人张升祥及其委托代理人林琳，原审被告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振英及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战硕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升祥一审诉称：我自2007年开始向凯城公司提供多笔借款，累计支付借款金额1457万元，凯城公司曾向我偿还了部分本金和部分利息，2013年11月29日，我与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就此前发生的多笔借款统一归并为本《协议书》及《有关情况说明附件》，确认我及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就2013年11月28日之前所签订的多笔借款协议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书面资料所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经各方最后确认，以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欠款金额为准，该协议书是各方签订的最终协议，在《协议书》中明确了凯城公司尚欠我本金730万元及利息数额，并约定由凯城公司向我提供该公司开发的多套共681.09平方米商品房抵偿本金680万元，剩余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以现金方式偿还，还约定了以房抵债不能实现时原欠款如何偿还，以及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对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凯城公司提供的抵债商品房因被法院查封及在建工程抵押未解除等原因，迟迟不能备案至我名下，不能按约定用商品房抵偿欠款。我与其协商还款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凯城公司立即偿还欠款本金730万元及利息（一、自2012年11月5日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按月利率3%计算为2737500元；二、自2013年11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2、判令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凯城公司一审答辩称：欠款事实存在，但签订《协议书》时对欠款数目存在重大误解，不欠利息及违约金，尚欠部分本金。
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一审答辩意见均同凯城公司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4月29日及2009年3月12日，张升祥通过招商银行向凯城公司转款115万元、242万元。2010年8月5日，张升祥与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凯城公司向张升祥借款800万元，月利率3%，期限2个月，并约定了逾期还款凯城公司需支付复息，承担不能偿还金额20%的违约金。汤振英、赵春艳作为担保人为借款提供担保。协议签订后，2010年8月5日，张升祥通过案外人辽宁帝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凯城公司转款240万元；2010年8月6日，张升祥分别通过案外人沈阳天运物流有限公司、沈阳佳美隆跳蚤市场连锁有限公司、辽宁利昇典当有限公司向凯城公司转款492500元、1867500元、200万元。2010年8月5日，凯城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凯城公司收到张升祥交付的借款800万元,其中转账676万元,现金124万元。2010年9月25日，张升祥与凯城公司、汤振英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凯城公司向张升祥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利率月3.5%，汤振英为此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张升祥通过招商银行向赵春艳转款133万元。2011年8月18日，张升祥通过招商银行向赵春艳转款1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张升祥、案外人朱某与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就前述欠款事宜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凯城公司共向张升祥、案外人朱某借款1000万元，其中张升祥730万元，朱某270万元。截止2013年11月5日，凯城公司尚欠张升祥、案外人朱某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375万元，共计1375万元。凯城公司用其开发的商品房抵偿给张升祥、案外人朱某（其中张升祥共681.09平方米商品房抵偿本金680万元，剩余本金50万元于2014年5月31日前归还，…”），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对此笔借款承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签订后，因部分房产被有关部门查封及没有备案等原因，致使协议未能履行。
另查明，凯城公司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主张从2010年8月5日至2013年2月5日已给付张升祥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673万元。
再查明，张升祥自认在2014年1月28日（《协议书》签订后，起诉前）凯城公司还给朱某利息100万，朱某支付给张升祥65.7万元（还3个月利息，按月3%计算为21.9万元×3个月=65.7万元）。
还查明，张升祥庭审后提供了2008年12月31日向凯兴公司转款144万元，用以证明与各被告之间存在的借款事实。凯兴公司并未否认收到该款项，只是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升祥为出借人，借款人为凯城公司，保证人为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现张升祥要求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予以支持。
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2007年4月29日及2009年3月12日，张升祥通过招商银行向凯城公司转款115万元、242万元，张升祥庭审后提供了2008年12月31日向凯兴公司转款144万元。张升祥与凯城公司于2010年8月5日及2010年9月2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本金分别为800万元及200万元，张升祥于2011年8月18日亦通过招商银行向赵春艳转款100万元，800万元的借款凯城公司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收到转款676万元及现金124万元，对其800万元的实际交付应予认定。2010年9月25日的协议虽打印的出借人为白某，但张升祥对名字变更的由来解释比较合理，且凯城公司在原一审及本次前两次开庭中均不否认，但对本金数额提出异议，承认只收到133万元，后又否认向张升祥借款，但承认收到白某转款200万元，凯城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对该笔可以予以认定。故认定后三笔借款共计1100万元（8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凯城公司在原一审及第一次开庭均称在此期间曾偿还过借款本金400万元（2011年6月1日、2011年9月1日、2011年9月22日、2012年7月2日），后又在本院第二次庭审时主张2011年8月25日通过浦发银行转帐支出100万元偿还张升祥于2011年8月18日出借的100万元。张升祥质证称2011年9月1日和2011年9月22日是用来偿还20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1年6月1日、2012年7月2日、2011年8月25日的转款均是用来偿还100万元、242万元、115万元、144万元、800万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其中还包括凯城公司对朱某的还款。从中可以看出凯城公司主张其中200万元的还款是用来偿还800万元的借款本金却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凯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42万元、115万元、144万元的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完毕，故对凯城公司主张其中200万元是用来偿还800万元借款合同本金的主张无法支持。凯城公司主张协议约定的730万元借款本金属于重大误解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认定张升祥与凯城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本金为73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的借款本金为协议约定的数额即730万元。至于凯城公司提出除约定了利息的800万元、200万元的借款应偿还利息外、另外四笔（115万元、242万、100万元、144万元）均不应支付利息及偿还的借款均应认定为本金的主张与常理不符，对此主张不应支持。
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张升祥与凯城公司于2010年8月5日、2010年9月25日及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了借款利率为月3%、3.5%、20%的违约金及月利率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借款利率应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内予以保护，故凯城公司尚未按约偿还的借款利息，原审法院决定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协议书中约定利息起算时间为2012年11月5日，但张升祥2014年1月27日自认通过案外人朱某收到三个月借款利息65.7万元（730万元×3%×3个月），故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3年2月5日。关于凯城公司主张已偿还利息673万元、给付利息的利率已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要求冲抵本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借款人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后，又以约定的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为由请求返还的，不予支持。故对凯城公司的该主张无法支持。
关于张升祥要求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问题，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在借款协议中均签字确认及加盖公章，表明愿意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经审查，该保证责任仍在保证期内，因此对张升祥要求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对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张升祥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凯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升祥借款本金人民币7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从2013年2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对上述给付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各当事人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54元、保全费5000元，由凯城公司负担。
凯城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24万元上打租应当从800万元本金中扣除，一审对此没有予以确认。
1、24万元上打租的事实依据：第一、2010年8月5日《借款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整。”第四条约定：“利息支付方式为上打租。”第二、凯城公司2010年８月５日收到张升祥800万元借款，为张升祥出具800万元收条后，当天交付上打租24万元（2010年８月５日至2010年９月５日之间的利息）。第三、张升祥出具的收款收条注明的时间和用途证明本案每月付息均是上打租。2、上打租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二）一审认定本案2010年9月26日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主体是张升祥与事实不符，事实上200万元借款主体是白某，不是张升祥。张升祥收到的200万元还款应当认定为偿还800万元借款本金。
事实经过是：2010年9月25日凯城公司以房产作抵押，与白某协商借款200万元。白某制作《抵押协议》和《借款协议书》交于凯城公司，凯城公司盖章签字后交于白某。在《抵押协议》的抬头上，抵押权人只有白某，没有张升祥。在《抵押协议》底下的落款，也只有白某和凯城公司的签字，没有张升祥。《借款协议书》是打印的，抬头并没有张升祥字样。张升祥提供的《借款协议书》上抬头张升祥的名字是其本人手写添上去的，并没有经凯城公司同意，凯城公司不予认可。凯城公司提供的下列证据和新证据证明200万元借款主体是白某，不是张升祥。1、张升祥举证的由其签名的《借款协议书》；2、凯城公司举证的《借款协议书》，没有张升祥签字；3、2010年9月26日凯城公司为白某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出借款主体是白某，不是张升祥，200万元借款是由140万元现金和60万元转账构成。4、2010年9月26日《盛京银行进账单（回单）》证明：60万元借款的付款单位是“沈阳财穗通财务咨询服务事务所”，并非是张升祥。事实证明，凯城公司与张升祥没有2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也没有为张升祥出具《收款收据》，双方之间没有借款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张升祥是200万元借款的主体是按“常理”推定的，不是依据客观证据和事实，张升祥的主张只是陈述，没有客观依据。
（三）一审判决认定偿还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2月5日与事实不符，偿还利息起算时间应当为2013年3月5日。
一审判决认定（第七页倒数第二行）:“原告张升祥2014年1月27日自认通过案外人朱某收到三个月借款利息65.7万元，故本院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3年2月5日。”与事实不符。本案偿还利息是上打租，2010年8月5日借款当天凯城公司支付2010年8月5日至2010年9月5日的24万元利息，到2012年11月5日凯城公司最后一次支付的24万元是支付的2012年11月5日至2012年12月5日的利息。张升祥2014年1月27日自认通过案外人朱某收到三个月借款利息65.7万元，应当推定偿还的是2012年12月5日至2013年3月5日的利息，故凯城公司偿还张升祥的未还本金利息的起止时间应当是从2013年3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综上，凯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为：凯城公司偿还张升祥借款本金人民币506万元（730万元-24万元-200万元=506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从2013年３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张升祥答辩称：（一）张升祥累计向凯城公司出借1601万元，证据确实充分。张升祥通过招商银行分别于2007年4月29日、2008年12月31日、2009年3月12日向凯城公司转帐借款115万元、144万元、242万元；又通过招商银行于2011年8月18日将出借给凯城公司的100万元转帐给赵春艳。2010年8月5日及2010年9月25日，张升祥依照两份《借款协议书》约定分别向凯城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加现金方式支付借款800万元、200万元。综上，张升祥共向凯城公司支付六笔借款，累计金额1601万元。凯城公司向张升祥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和部分利息，双方在2013年11月29日就尚欠本金和利息金额经过全面系统的对账后，通过签订《协议书》、《有关情况说明附件》加以确认。
（二）凯城公司所指的2010年9月26日与张升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提交并经过质证，不属于新证据。协议书上有张升祥签名。200万元借款是张升祥和白某共同向凯城公司借款，因白某资金变化，因此由我出资200万元借款。2010年9月26日的两份借款协议书，我的这份上有张升祥的名字，现场签名。我签字后未将协议书给对方。对方那份借款协议书我未签名，但对方知道该情况。张升祥和第三方沈阳财穗通财务咨询服务事务所有其他业务往来，因此有转款60万元。张升祥向凯城公司足额支付800万元借款，之后凯城公司于当日向张升祥支付该笔借款利息24万元。24万元先给的一个月利息。后来都是当月交当月利息。凯城公司在履行每一笔借款还款的过程中不存在上打租的情况，原审判决从2013年2月5日开始计算利息正确。现我可以同意按照凯城公司的主张自2013年3月5日开始计算利息。
（三）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确认凯城公司拖欠本金及利息数额的最终的、合法有效的直接证据。首先，《协议书》有六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足以证明凯城公司拖欠张升祥本金730万元、利息375万元（其中拖欠张升祥利息273.5万元，下同）这一事实，经过了六方逐一对账审核，一致认可，不存在任何草率、误解成分，是包括凯城公司在内的六方当事人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确认拖欠的本金730万元、利息375万元合法有效。第二、《协议书》签订当日，六方当事人又签订了《有关情况说明附件》，其中约定：“甲乙丙各方就2013年11月28日之前所签订的多项借款协议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书面资料所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经各方确认，均以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为准。从即日起，各方正式履行2013年11月29日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条款。”这些内容是对《协议书》的再次确认和强化，表明了六方当事人对《协议书》中确认的拖欠本金730万元、利息375万元这一事实的明确认可。第三、《协议书》第三条至第七条共六段内容，详细约定了凯城公司以开发的商品房抵偿所欠张升祥借款本金730万元、利息375万元（以现金偿还）的履行方式，并向张升祥交付一份《以房抵债明细表》，列出用以抵债的房产明细。这些以房抵债的协议条款及明细表足以证明凯城公司承认所欠本金金额为730万元、利息金额为375万元这一客观事实。后因凯城公司提供的抵债房产已被设立在建工程抵押或已被法院查封等原因无法向张升祥交付，而又没有足够资金还款，为达到少还本金利息的违约目的才提出对经过自身反复确认的欠款本金及利息是重大误解的辩解理由。
综上所述，《协议书》与《有关情况说明附件》所确认的欠款本金730万元及相应利息，是各方当事人在对账无误的情况下，遵循客观欠款事实，自愿签名盖章予以确认，完全体现了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的真实意愿，《协议书》及《有关情况说明附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并对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理应履行还款义务，立即向张升祥偿还欠款本金73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凯城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张升祥合法权益。
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陈述称：同意凯城公司的上诉意见。
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2013年11月29日，张升祥、朱某（甲方）与凯城公司（乙方）、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丙方）签订《有关情况说明附件》，内容为：“一、甲、乙、丙各方就2013年11月28日之前所签订的多项借款协议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书面资料所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经各方确认，以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为准。二、从即日起各方正式履行2013年11月29日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条款。张升祥、朱某、汤振英、赵春艳签字，凯城公司、凯兴公司盖章。
二审庭审中凯城公司举证2010年9月26日《盛京银行进账单（回单）》。证明：2010年9月25日的200万元借款中的60万元借款的付款单位是“沈阳财穗通财务咨询服务事务所”，收款人是凯城公司通过沈阳茂爽五金建材商贸有限公司收到的。60万元是白某转给我方的，并非是张升祥。
张升祥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我通过银行转账133万元、现金7万元，60万元是通过和我有其它债务往来的沈阳财穗通财务咨询服务事务所抹帐转的。收据是给白某出具的，但款实际都是张升祥借给凯城公司。
上述事实有《有关情况说明附件》、2010年9月26日《盛京银行进账单（回单）》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张升祥与凯城公司、汤振英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以及张升祥、朱某与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有关情况说明附件》，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均具有拘束力，应依约履行。现张升祥作为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凯城公司，保证人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凯城公司上诉主张“24万元上打租应当从800万元借款本金中扣除，一审对此没有予以确认。”的理由。依据前述认定事实，2010年8月5日的《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凯城公司向张升祥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利息支付方式为上打租，当日凯城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付款单位张升祥，收款人凯城公司，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收款事由为转账676万元，现金124万元借款。并且凯城公司在上诉状中亦主张“2010年８月５日收到张升祥800万元借款，为张升祥出具800万元收条后，当天交付上打租24万元（2010年８月５日至2010年９月５日之间的利息）。”可见，凯城公司是在收到了2010年8月5日的《借款协议书》当中所载的本金800万元后出具的收款收据，认可收到本金800万元后又支付的利息，故凯城公司上诉主张的“24万元上打租应当从800万元借款本金中扣除“的理由不符合其主张的违反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的规定，对其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凯城公司上诉主张的“一审认定本案2010年9月26日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主体是张升祥与事实不符，事实上200万元借款主体是白某，不是张升祥。张升祥收到的200万元还款应当认定为偿还800万元借款本金。”的理由。凯城公司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和重审的第一、第二次庭审中对与张升祥存在2010年9月25日借款协议书中的200万元借款一事均不否认，只是认可收到张升祥133万元。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的第二次庭审和重审的第二次庭审中均主张在2011年6月1日和9月22日分两笔，每笔100万元合计200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已经偿还给张升祥。后在原审法院重审期间第二次庭审后的2016年8月3日质证和本院此次二审审理中，凯城公司又主张借款人为白某。本次二审庭审中主张该笔200万元借款已经以现金方式偿还给白某，白某没有给其出具还款凭证。因此，综合本案全案的证据情况，凯城公司对此笔借款以及还款的自述前后矛盾，又没有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其主张。张升祥对于2010年9月25日借款协议书中出借人签名变更情况的说明比较符合常理。故可以认定该笔借款的出借人是张升祥。张升祥、朱某与凯城公司、汤振英、赵春艳、凯兴公司在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经各方充分协商，确认凯城公司尚欠张升祥本金730万元等事宜，同日签订的《有关情况说明附件》对《协议书》约定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并且凯城公司此次二审上诉状的上诉请求中对该730万元也没有异议，其主张张升祥收到的200万元还款应当认定为偿还800万元借款本金与此后各方在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和《有关情况说明附件》中确定的本金金额也不相符，故原审法院认定凯城公司尚欠张升祥借款本金730万元正确。凯城公司的该点上诉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无法支持。
另张升祥对于凯城公司上诉主张的偿还利息的起算时间自2013年3月5日起亦予以认可。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各方当事人对于利息的给付起止时间均认可自2013年3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一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变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一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沈阳凯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升祥借款本金人民币7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自2013年3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审案件受理费62900元，由沈阳凯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宏伟
审判员 张秀军
审判员 苏本营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