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3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丹东幸福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汤池镇双拥路99号。法定代表人：董忠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鑫鑫，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虹桥小区21-25号楼。法定代表人：王积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辽宁凡响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丹东罐头食品总厂，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号。法定代表人：王静，该厂厂长。再审申请人丹东幸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公司）、一审被告丹东罐头食品总厂（以下简称罐头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幸福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丹民三初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220号民事判决；再审改判驳回益阳公司请求幸福公司对罐头厂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益阳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幸福公司是自然人自筹资金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占用和使用罐头厂国有资产组建的股份制企业。2.幸福公司是为了购买原工商银行在罐头厂的7300万元债权及抵押权（土地、房屋、部分设备，不包含益阳公司的抵押财产）而成立的，并不是为了罐头厂企业改制而成立的公司，《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显失公平，是虚假改制行为。原审判决认定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幸福公司接收罐头厂实物资产是2031.67万元，这些财产是基于支付900万元对价而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华沈办）购买罐头厂7300万元债权而取得的抵押财产，并不包含益阳公司取得的350万元债权及抵押财产，该抵押财产还在罐头厂处。而且，《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幸福公司承担益阳公司的债权及抵押权，原审判决幸福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错误。4.幸福公司接收的资产是2031.67万元，而非3180.39万元。其中，1148.72万元是政府因幸福公司安置职工而免除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价值仅有2031.67万元。原审判决判令在接收3180.39万元财产范围内对益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关于债权转让及抵押权的规定，而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发生在2013年1月18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时间是2013年2月1日，原审法院适用该规定违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的效力原则。三、幸福公司是为了购买不良资产债权，由自然人自筹资金组建的股份制公司，并没有占用或利用罐头厂的资产。原审判决认定幸福公司是由罐头厂转制组建的股份制企业错误。判断一个企业性质应当根据企业的股东身份及资金来源确定，而不应依据相关政府文件确定。这些文件是政府为了使改制在形式上顺理成章，于是事后编写了一系列改制文件，将本来是由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和购买债权的个人行为，在政府文件中将这一过程变成了政府主导成立的改制公司、购买债权的改制行为。四、幸福公司从罐头厂接收的资产，是自己从华沈办购买的在罐头厂7300万元债权的抵押财产（即罐头厂全部土地、房屋、部分设备），其接收的抵押物价值仅有2031.67万元，根本不够偿还自己的债权，怎么能再去承担益阳公司在罐头厂债权的连带清偿责任呢？因此，幸福公司不应在接收自己债权抵押物的财产范围内承担益阳公司债权的连带清偿责任。五、益阳公司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信沈办）购买的原交通银行在罐头厂350万元债权及部分设备抵押物，属于银行坏账，益阳公司在购买前早已明知抵押物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这些抵押物至今仍在罐头厂处，应由罐头厂独自承担清偿责任。当时益阳公司购买债权时，对交通银行丹东分行放弃罐头厂债权抵押物的事情是清楚的。即2006年，丹东市城市改造，占用罐头厂土地修路，要拆除贷款抵押物锅炉、单体速冻机等设备所在的房屋，搬迁锅炉、单体速冻机等设备，罐头厂主动提出交付锅炉等抵押物还债，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当时行长派人查看了这些设备，认为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拒绝接受，放弃债权。放弃债权之后将该债权出售，已属于恶意债权。益阳公司无权向前面的，已经实现债权的债权人去主张权利。如果已经履行完毕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协议）都可以随意推翻，置《合同法》、《民法通则》于不顾，势必造成社会经济活动混乱。而原审法院却支持这一主张，明显缺失法律依据，也是对正常社会经济秩序有害的。益阳公司债权也有自己的抵押物，该抵押物还在罐头厂处，完全应该通过自己的抵押物实现债权。益阳公司将与借款合同无关的幸福公司拖入诉讼，要求幸福公司偿还罐头厂的借款，于法无据，原审判决显失公平。益阳公司与幸福公司都是罐头厂的债权人，为何要让债权人去承担另一个债权人的连带责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债权人的幸福公司，实现债权的同时也安置了职工，偿还内债近2000万元，另一债权人益阳公司也应当按照债权的比例承担安置职工和偿还内债的社会责任。六、原审判决幸福公司在接收的3180.39万元资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幸福公司接收的实物资产价值是2031.76万元，而非3180.39万元，原判认定数额错误。依据《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第1条第2款约定，罐头厂25771.2平方米土地资产价格为1148.72万元，按30%计344.616万元的土地出让金用于抵扣罐头厂的负债。根据该条约定，罐头厂25771.2平方米土地已经用于抵扣债务。在调解协议中，当事人双方约定解除合同，幸福公司全额返还1148.72万元，不再享受优惠，该约定是合理的。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不能解除，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就不能实现，这1148.72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就不能再计算为幸福公司获得的对价，因为已经抵扣了罐头厂的债务。2.幸福公司接收的实物资产2031.67万元，实物都是自己享有罐头厂债权的抵押物，并不存在多拿多占的问题，也没有接收益阳公司债权的抵押物。幸福公司取得了这些实物资产后，还有5000多万元债权没有实现，原审法院如何让益阳公司在幸福公司的抵押财产中，全额实现其债权？3.幸福公司接收的罐头厂的净资产为-7089.35万元，不应在接收的负数资产内承担连带责任。企业资产完整的概念是全部资产减去全部债务后的净值，这个净值才是归企业所有的资产。七、一审判决判令幸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1.本案存在的最大不公正是选择性采信证据，对幸福公司出资900万元购买华沈办出售的罐头厂7321.35万元债权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对益阳公司出资10万元购买155万元（加上利息为350万元）不良债权予以支持，对同是债权人的幸福公司采取区别对待。2.幸福公司为了实现债权，协助政府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取得债权的抵押物后，又额外安置了1100名工人和接受了486名离退休职工，承接了近2000万元的债务。而益阳公司却不通过自己抵押物实现债权，反之，要获得幸福公司的债权抵押物，又不安置任何职工，这不公平。3.法律的作用方向，应当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善，幸福公司被迫参加企业改制安置大量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益阳公司是专门为了倒腾银行不良债权所成立的公司，它不通过正常途径实现债权，而专门钻法律空子，硬让实现债权在先的幸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且不履行社会职责，拒绝安置职工，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择手段。4.幸福公司将购买的债权处分后全部用于安置职工，而且还不够，自2003年至2015年，幸福公司支付安置职工各项费用合计46160940.67元，远远超过了从罐头厂接收过来的2031.67万元的实物资产价值，幸福公司的股东们没有在取得罐头厂资产中获得任何利益，并且为妥善安置工人维持生产，举了3000多万元的债务，公司成立15年来在负债中经营，已累计亏损1428万元。再让幸福公司承担不该承担的债务，势必压垮这样举步维艰的企业。益阳公司提交意见称，幸福公司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其是为了逃避履行债务的一种托词。具体理由：一、从时间上看，幸福公司就是罐头厂的转制结果，承担属于工商银行的债务是罐头厂这一国有企业转制成功的必要条件。二、从罐头厂与幸福公司的管理人员，经营场所上可以确定两家企业之间为转制关系。三、从《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及罐头厂整个出售过程上看，幸福公司就是罐头厂的转制结果。四、从相关各方的实际行动可以证明幸福公司系罐头厂转制而来。1.幸福公司承接了罐头厂的全部有效资产。2.幸福公司承担了罐头厂全部人员安置的责任。3.罐头厂存续期间主动承担本案涉及的债务。4.政府给幸福公司提供很多优惠政策。5.为了使幸福公司在本案中免于承担责任，政府相关部门与幸福公司进行了多次配合。五、幸福公司以取得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罐头厂的主债权及抵押权为由，拒绝向益阳公司清偿债务，从担保法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依据。六、通过本案二审庭审中所新出示的证据，足以说明罐头厂、幸福公司以及当地政府都承认，幸福公司实际上为罐头厂转制而成立的企业。综上，幸福公司应当向益阳公司清偿罐头厂所欠债务，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审查重点为：幸福公司的性质，即幸福公司是否是罐头厂转制设立的企业；幸福公司是否应在接收的罐头厂的财产范围内对益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幸福公司提出，其系为了购买不良资产债权而成立的独立公司，而非罐头厂转制而来。从2002年6月12日《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2002年11月25日丹东市振兴区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作出振改组[2002]06号《关于（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请示的批复》、2002年12月3日幸福公司设立时登记住所地为“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56号”、2003年1月18日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与幸福公司签订的《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2008年1月7日振兴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关于幸福公司向世行借款请求区政府给予担保的请求》、2008年1月3日幸福公司《关于向世行借款请求政府给予担保的报告》及2008年12月3日罐头厂向振兴区政府《关于罐头厂实施破产方案的请示》等文件中可以看出，罐头厂与政府沟通中多次提出申请要求享受转制减免相关费用的优惠政策待遇、通过转制程序将抵押财产确权给新公司、新公司应当承担安置员工的职责与费用等。由此，上述政府主导的企业转制安排与幸福公司设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幸福公司主张其与益阳公司一样，同属于购买企业不良资产债权，但其实际取得资产、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等均与益阳公司有着本质区别。幸福公司再审申请提出原判认定其系转制企业的相关政府文件系事后编写，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幸福公司系罐头厂转制而来，并无明显不妥，幸福公司应当在其接收的罐头厂的财产范围内对益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幸福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丹东幸福食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冯小光审 判 员 李桂顺审 判 员 万 挺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冰青书 记 员 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