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民二终字第1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万琴，女，197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昆明市官渡区人。
委托代理人胡纯蛟、张晓丽，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女，197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玉溪市人。
委托代理人完颜梅，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万琴因与被上诉人王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4）呈民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依法报请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案外人周训顶与原告王万琴有业务往来，2011年8月11日，案外人周训顶因付原告王万琴土方占用费，将一张金额为100000元，票号为1020XXX的转账支票支付给原告王万琴。被告王丽于2011年8月14日向朋友罗建伟借款100000元，罗建伟将开户于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世纪城支行票号为1020XXX的转账支票交给被告王丽，被告王丽于2011年8月15日进账到了其经营的呈贡斌驰建材经营部，在2011年8月17日，被告王丽向罗建伟归还了100000元借款，罗建伟出具了收条。另查明，案外人高林与原告王万琴还存在民间借贷纠纷，2012年2月6日，高林向官渡法院起诉王万琴要求归还借款120000元，王万琴在该案庭审中答辩称：“已经以支票的方式归还了高林100000元借款”，但最终王万琴因举证不能，被官渡法院判决由其偿还高林借款120000元及利息的判决结果。2012年3月23日，案外人周训顶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高林、王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并委托本案原告王万琴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后案外人周训顶于2012年5月16日自愿申请撤回了对高林、王丽的起诉。现原告王万琴认为2011年8月11日晋宁汇源页岩砖厂周训顶付给其的土方占用费100000元转帐支票被王丽进账了，侵害其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一、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人民币1000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是原告的起诉如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取得支票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当得利？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诉争支票所记载的事项出票人签章处为晋宁汇源页岩砖厂财务专用章和周训顶的个人印鉴，从被告提交的以周训顶为原告的民事起诉状上记载的内容看，案外人周训顶已经认可其于2011年8月11日，因付原告王万琴土方占用费，将一张金额为100000元，票号为1020XXX的转账支票支付给原告王万琴，此时案外人周训顶已将本案诉争票据的权利转让给了原告王万琴，故原告王万琴是本案诉争支票的合法持有人，享有票据权利，因而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告王万琴称：“其因欠案外人高林120000元借款，后将周训顶支付给其的100000元转账支票交付给高林和罗建伟。之后我收到官渡法院高林起诉我要求归还借款120000元，在庭审中高林并不认可我交付过100000元支票给他，所以2012年3月23日我以案外人周训顶的名义向官渡法院起诉要求高林、王丽返还不当得利100000元，当时我因法律认识错误，所以是以案外人周训顶的名义起诉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后来我才认识到自己是本案诉争支票的权利人，所以才于2012年5月16日自愿申请撤回了起诉”。原告王万琴认为，其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认为从2012年5月16日开始产生诉讼时效中断；而被告王丽认为原告王万琴自2011年8月11日收到支票就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计算。在原告王万琴收到了官渡法院受理的高林起诉要求其归还120000元借款一案时候，此时原告王万琴就应当知道其合法利益受到侵害，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就开始计算。在（2012）官民一初字第1226号案件中，原告王万琴是作为周训顶的代理人参加诉讼，王万琴一直参与在此案件中主张权利，原告王万琴因法律认识错误而以案外人周训顶名义主张权利，其实质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王万琴代理周训顶于2012年3月23日向官渡法院起诉高林、王丽返还不当得利一案时，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情形，此时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截止2014年3月24日止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故原告王万琴主张以2012年5月16日向官渡法院撤回不当得利起诉时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现原告王万琴于2014年4月10日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在此期间原告王万琴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再次产生过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而原告王万琴丧失了法律保护的实体胜诉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万琴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王万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其主要事实及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漏列当事人。一、原审判决以上诉人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14年4月1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上诉人代理周训顶于2012年3月23日在官渡区法院起诉高林、王丽返还不当得利一案，由于该诉讼的提起，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该法定情形应当是中断事由的开始。上诉人又于2012年5月16日向官渡区法院撤回不当得利的起诉，法院于同日作出准予撤回起诉的裁定。此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才归于结束，在此之前，上诉人的权利还处于未知状态，无法使用其他方式行使权利，因此，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5月16日重新计算，上诉人于2014年4月10日再次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在高林诉王万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上诉人也就该支票的权利进行过主张，该案官渡区法院于2012年8月2日作出（2012）官民一初字第815号民事判决。那么该支票权利的保护时效应从2012年8月2日至2014年8月2日，上诉人于2014年4月1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时效期间。综上，针对该支票的诉讼时效出现过两次中断，应该以最后的时间即2014年8月2日作为诉讼时效的截止日，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漏列当事人。本案诉争支票是上诉人拥有100000元合法财产的凭据，上诉人为了偿还高林的借款将其由罗建伟转手给高林（高林和罗建伟均在场），后来该支票为何到了被上诉人手中，只有高林、罗建伟和被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辩称是向罗建伟借款从而获得该支票并进账到自己名下，后又将该款项还给罗建伟。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一张罗建伟出具的收据，而没有其他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原审就认定被上诉人与罗建伟的借款关系成立，显然证据不足。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将罗建伟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确定责任主体并作出判决。再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毫无关系，为何上诉人合法持有的支票，最后却入了被上诉人的账户，这样不叫“不当得利”那什么才能称之为“不当得利”。至于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罗建伟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不能成为对抗上诉人的理由。综上，原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事实，也未追加第三人罗建伟作为诉讼参与人，更未弄清诉讼时效保护期限等问题的情况下，作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王丽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在周训顶起诉一案中，上诉人只是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该案中上诉人并没有主张权利。而在高林诉王万琴民间借贷一案中，王万琴因举证不能败诉，高林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故上述两个案件均不存在导致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应从支票出票人周训顶出票后的两年计算诉讼时效，故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并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因支票本身具有流通性，故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原审法院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除上诉人对于“被告王丽于2011年8月14日向朋友罗建伟借款100000元，罗建伟将开户于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世纪城支行票号为1020XXX的转账支票交给被告王丽，被告王丽于2011年8月15日进账到了其经营的呈贡斌驰建材经营部，在2011年8月17日，被告王丽向罗建伟归还了100000元借款，罗建伟出具了收条。”的事实认定，上诉人表示其不知情外，对于其余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上诉人认为其对该支票的流通过程并不清楚，对于罗建伟与王丽的关系以及支票为何到王丽手中，上诉人均不知情。
经审查，本院对于原审法院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将本案诉争支票提示付款取得100000元款项对上诉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的一种利益。不当得利由于没有合法的根据，这种既成的事实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故这种因不当得利而生的债被称为不当得利之债，因不当得利事实发生而遭受损失的一方称为债权人，因不当得利事实而获取财产利益的一方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返还该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害；3、受益和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受益没有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应为其明确知晓其“以支票还债”的主张未能得到法院采信，其交付支票的目的未能实现，相对方对其构成不当得利的时间，即2012年8月2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官民一初字第81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计算，至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之日，并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评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将其合法持有的支票提示付款取得100000元款项对其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反映，上诉人系基于与出票人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取得出票人交付的付款人处为空白的转账支票，但之后上诉人为履行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其已将该支票交付给案外人，上诉人对该支票享有的票据权利已以交付方式进行了转让。本案诉争支票提示付款时，上诉人已不再持有该支票，该支票经流转已由被上诉人持有，在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该支票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将其自行持有的支票提示付款取得款项100000元有合法依据，对上诉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实施交付支票行为的原因关系是否有效，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合法持有该支票所应享有的票据权利。上诉人认为原审遗漏当事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主要案件事实清楚，判决说理部分虽略有不当，但判决结论正确，故本院对原审判决结论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50元，由上诉人王万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茜
审判员 杨 艳
审判员 徐 斌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黄秋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