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联谊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刘锦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广东谨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军，男，196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贤笑岩，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闲，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珠海联谊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与上诉人朱建军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5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联谊公司无须向朱建军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7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02829.28元，维持第二、三、四、六项。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对本案的焦点问题“间接证据链已证明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进行实质判断，片面认定证据，从而错判，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本案的焦点不是朱建军是否“盗窃”书面劳动合同，而是联谊公司在书面合同“失踪”的情形下，提供的间接证据（包含朱建军在内的9名员工的用工手续及福利待遇的证据：《劳动合同书》、入职申请表、保密协议、《珠海市招用工登记表》、劳动合同网签记录、按时发放工资、缴纳社保；4名证人大致能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是否能证明双方签有书面《劳动合同书》这一关键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刻意回避对上述证据的实质判断，避重就轻地以联谊公司“未能证明朱建军盗窃劳动合同”为由，粗暴否定联谊公司的主张，二审应予以纠正。
二、本案具有特殊性，一审法院应从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综合考虑其他间接证据，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决，而不应简单机械地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一）虽然联谊公司无法拿出“失踪”的《劳动合同书》原件，但是诸多间接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的确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书》，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联谊公司提供的诸多间接证据，加上有4名证人大致能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联谊公司与朱建军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书》，也与双方2016年6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相呼应。而朱建军声称联谊公司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书》，但其却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请求过签约而用人单位予以拒绝，其说法也与证人魏某、黄某等人所述的事实完全相反，并不可信。从常识分析，联谊公司在法律有二倍工资惩罚性规定的情况下，无理由仅仅与朱建军一人不签劳动合同，导致自身处于不利地位。（二）朱建军索要的二倍工资差额不是合法劳动所得，其民事权益没有丝毫受损，一审法院忽视了正确处理本案的社会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创设二倍工资制度，目的在于明晰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限制用人单位的恣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而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出劳动报酬的额外利益。具体到本案，联谊公司与朱建军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书》，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用工登记、合同网签等手续（网签备案更是双方签有《劳动合同书》的直接证据），也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以及缴纳相应的五险一金，完全保障了朱建军的合法权益。因此，联谊公司“不与朱建军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从经济角度而言并无必要，从日常经验和逻辑推理出发更无可能（也即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又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虚报订立劳动合同的相关情况显然违反常理）。反之，朱建军作为“有经验”的劳动者，其在另案（案号：（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2288号）中通过类似手法，已获取过二倍工资利益，在本案中又产生了一纸“章不压字、字不压章”且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在职证明》，可见其目的叵测。一审法院对以上重要细节均未考虑，机械适用法条导致最终错判，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以司法实践的合情合理来弥补既有立法之不足。
三、司法实践中，已有多个案判是在书面《劳动合同书》丢失的情况下，法院以间接证据驳回了劳动者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请求，本案可以参考。具体到本案，联谊公司虽然无法提供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原件，但对此并非没有其他证据和合理解释，而是有形成链条的间接证据以及保障朱建军全部合法权益的事实来佐证自己的说法，已足以排除合理性怀疑，因此，二审法院宜认定联谊公司遗失《劳动合同书》的抗辩具有合理性。
对于联谊公司的上诉，朱建军答辩称：一、联谊公司没有提交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联谊公司未与朱建军签订劳动合同正确。（一）联谊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劳动合同存在“失踪”的事实。从始至终，都是联谊公司的一个杜撰的说法。（二）其次，联谊公司提供的间接证据（包括用工手续、网签记录、证人证言等）并不能证明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书》。因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联谊公司与朱建军之间的个体行为，其他人是难以证明的。尤其是4名证人证言，存在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地方，这也正是法院不予认定联谊公司主张的一个原因。尤其在一审阶段，在4名证人出庭作证后，因为4人的证据确实与事实严重不符，朱建军本人极其气愤，向法院要求与4名证人当庭对质，但联谊公司却无理拒绝。如果事实真如4名证人所言，如果真是朱建军“心虚”，为什么联谊公司却反而不愿意让证人与朱建军当面对质?这恰恰说明了朱建军本人说的是事实，双方之间未签订过书面的劳动合同书也是事实。
二、用人单位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一）二倍工资制度，其目的在于限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是劳动者的合法所得，是法律明确规定，在用人单位违法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合法取得的正当利益，而并非如联谊公司所说的谋取额外利益。（二）联谊公司在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再三再四地以各种理由，对受害者横加指责，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用人单位所应当采取的负责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支付二倍工资对联谊公司来讲，或许是最恰当的。
综上，联谊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更没有证据证明“丢失”劳动合同书的情况下（劳动合同书都没有，更何谈丢失，举证不了存在劳动合同书，反而大谈“丢失”，正是所谓“皮之不附，毛将存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联谊公司的上诉请求。
朱建军上诉请求：请求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1.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165000元（15000元/月×11个月）；2.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5000元（15000元×３个月）；3.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2016年3月份工资差额1417元(15000元÷21.875×6天)；4.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年休假工资6857元(15000元÷21.875×５天×２倍)；5.本案的诉讼费由联谊公司承担。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朱建军撤回了上述第三项上诉请求。
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朱建军的入职时间认定有误，因此，计算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数额有误。1.朱建军在联谊公司的筹备前期就已经和联谊公司协商好为其工作，因当时联谊公司未成立，因此，才暂时与珠海特区联谊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顾问合同》，但实际上是为联谊公司工作。2.从始至终，朱建军一直为联谊公司工作，其领导也一直未变。3.朱建军提交的《在职证明》是2015年7月份开具的，是在双方发生争议之前所开具的，该份证据是真实、可信的。该份《在职证明》已经证明了2015年入职的事实，在联谊公司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予以采信。因此，朱建军的入职时间应当认定为2015年1月，而非2015年6月。4.根据以上3点，朱建军的入职时间应为2015年1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应当发放11个月。
二、一审法院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事实和法律认定有误，一审法院改判经济补偿金15000元超出了联谊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纠正。在2016年3月８日，联谊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告知单方解除与朱建军的劳动合同，并表示自愿支付２个月平均工资作为赔偿。因此，是联谊公司无任何理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朱建军在仲裁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劳动仲裁支持了赔偿金30000元。但联谊公司在一审起诉时，其诉讼请求中，并未包括请求法院判令无须支付赔偿金，说明联谊公司对赔偿金一项是认可的。因此，一审法院改判经济补偿金15000元，已经超出了联谊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纠正。
三、关于年休假工资和2016年3月份工资。因朱建军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1月，劳动合同解除时，朱建军已经符合年休假的条件，因此，应当支付年休假工资。联谊公司只发放了2016年3月份的工资2698元，尚有3月份工资差额1417元没有发放，一审法院的认定有误。
对于朱建军的上诉，联谊公司答辩称，朱建军称联谊公司不让证人出庭对峙不是事实，证人黄某因为怕得罪劳动者因此在通话中顺随对方的诱导，因此，应当以当庭的陈述为准，并且除了黄某，联谊公司还有多名证人能够相互印证对方在发生争议期间骚扰证人并录音，获得的录音内容没有证明力。
联谊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联谊公司无须支付朱建军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的二倍工资差额92142.80元；2.联谊公司无须补发朱建军2016年3月工资750元。
朱建军一审诉讼请求：1.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165000元；2.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5000元；3.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2016年3月份工资差额1417元（15000元/21.875×6天）；4.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年休假工资6857元（15000元/21.875×5天×2倍）；5.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垫付的2015年1月-7月期间社保费用3146.28元；6.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垫付的销售费用1185元。以上合计：222605.28元。
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相关情况如下：联谊公司于2015年1月4日注册成立。2015年6月8日，朱建军向联谊公司提交了《入职申请表》。2015年7月27日，联谊公司为朱建军等5名员工到劳动部门办理了用工备案手续。2015年9月3日，朱建军与联谊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
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联谊公司为朱建军购买了社会保险。朱建军在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个人应缴社保费用为10686.48元（基本养老8376.48元、失业210元、基本医疗2100元）。2011年4月至20l5年7月的基本养老险、基本医疗险为朱建军个人所购买。2016年3月4日，联谊公司口头通知朱建军解除劳动合同，朱建军最后出勤至2016年3月7日。次日，联谊公司短信通知朱建军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表示愿意按照相关规定给予朱建军2个月平均工资作为赔偿。联谊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为朱建军支付2016年3月份住房公积金1500元（联谊公司向朱建军住房资金个人账户汇入1500元，其中单位和个人各承担750元）。联谊公司于2016年4月l5日和2016年4月28日两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朱建军支付工资合计2698元。
朱建军主张于2015年1月入职联谊公司，并提供了《在职证明》。联谊公司对朱建军提供的《在职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的章不压字，朱建军与案外人珠海特区联谊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机电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签订的《技术顾问合同》，该合同期限与朱建军主张的入职日期相冲突，因此不认可其入职日期，认为朱建军的入职日期是2015年6月1日。联谊公司提供了朱建军与联谊机电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签订的《技术顾问合同》，该合同期限是从2014年11月6日起至2015年5月5日止，每月顾问费为12000元，另根据朱建军工作表现，工作成绩，由联谊机电公司向朱建军支付奖金18000元。2015年7月7日联谊公司支付朱建军15000元，并注明为5月工资，联谊机电公司出具证明，证明该款由其公司委托联谊公司代为支付朱建军2015年5月顾问费。
朱建军主张每月应发工资为15000元，其提交的银行流水打印显示，朱建军2015年1月一2015年4月工资收入为12000元/月，2015年5月工资15000元，2015年6月、7月、8月、9月、l0月、11月、l2月、2016年1月、2月实领工资分别为13130元、12567.5元、11420元、11420元、7607.3元、l1420元、11420元、11420元、11420元。
朱建军主张联谊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联谊公司称确已与朱建军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未能提交朱建军的书面劳动合同。联谊公司申请了证人陈宏亮、陈振标、魏某、黄某到庭作证。证人陈宏亮陈述：我亲眼见到公司文员魏某发劳动合同文本一式两份给公司的每个员工，朱建军拿到合同，该合同没有盖章，是空白合同；没有见到朱建军在合同上签名，也没有见到朱建军将合同交还给魏某。证人陈振标陈述：见到朱建军收到合同文本，没有见到朱建军在合同上签名。证人魏某在庭审中接受询问时回答：审：“朱建军是何时把签了名的合同给你？”证人：“现场没有签，他在7月初给我的，具体日期记不清。”审：“公司盖章的合同什么时候还给朱建军？”证人：“有些当天给的，有些隔几天给的。”审：“你有没有亲手把签了的劳动合同给朱建军？”证人：“给了。”审：“当时有什么人在场？在什么地方给的？”证人：“黄某在场，在联谊机电的夹层办公室。”证人黄某在庭审中接受朱建军代理律师询问时回答：被代：“你们在哪签订合同？”证人：“公司夹层办公室。”被代：“什么时间签订的？”证人：“记不清楚。”被代：“当时是怎么给你的？”证人：“当时我在出差，一式两份的合同摆在我的桌面上。”被代：“是单独给你个人吗？”证人：“是魏某一起发的，拿到我的办公室。”被代：“你知道朱建军的合同是怎么发放的吗？”证人：“不知道。”
联谊公司认为朱建军在被口头辞退后，并在休息日回到公司办公室的做法极不寻常，并提供监控视频资料。联谊公司主张与朱建军所签的劳动合同在办公室被盗，已向公安部门报案，但未有调查结果。朱建军在休息日回公司办公室的解释为：“我家离办公室很近，有时溜达溜达就去了办公室，之前下班后也经常去办公室。”“我有工作没做完，看了电脑，查了资料，下5楼打印文件。”
朱建军与联谊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珠海市香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香劳人仲案字[2016]101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联谊公司于裁决生效后的3日内补发朱建军2016年3月工资750元；二、联谊公司于裁决生效后的3日内支付朱建军赔偿金30000元；三、联谊公司于裁决生效后的3日内支付朱建军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2142.8元；四、驳回朱建军其它诉讼请求。
此外，朱建军主张为联谊公司垫付的费用1185元，但未提交票据原件以供核对。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朱建军入职联谊公司的日期，朱建军与案外人联谊机电公司签订了《技术顾问合同》，该合同期限是从2014年11月6日起至2015年5月5日止。朱建军与联谊机电公司建立的劳务关系终止后，朱建军才与联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于2015年6月8日向联谊公司递交了《入职申请表》，对于朱建军主张于2015年1月入职联谊公司，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朱建军与联谊机电公司签订了《技术顾问合同》，其后才与联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对于联谊公司主张朱建军的入职日期是2015年6月1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二、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朱建军主张联谊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联谊公司称已与朱建军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联谊公司申请了证人陈宏亮、陈振标、魏某、黄某到庭作证。证人陈宏亮、陈振标只能证明联谊公司人事文员魏某将未签名盖章的劳动合同文本发给朱建军拿，没有见到朱建军在劳动合同上签名，也没有见到朱建军将已签名的劳动合同交还给魏某，两证人的证言不足以证明联谊公司与朱建军已经完成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证人魏某虽然作证联谊公司与朱建军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将已签名盖章的劳动合同交给朱建军，有证人黄某在场，但魏某该证言未得到证人黄某的证实，证人黄某没有见到魏某将已签名盖章的劳动合同交给朱建军，而且证人魏某是联谊公司人事文员，对于联谊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直接责任，魏某证言的采信程度较低，魏某的证言未得印证，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魏某的证言不予采纳。此外，联谊公司主张朱建军在被口头解聘后并在休息日回到公司办公室，朱建军有盗窃劳动合同的嫌疑，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未能查实朱建军盗取在联谊公司存放的朱建军劳动合同。综上，一方面联谊公司的举证未能证明与朱建军签订了劳动合同，另一方面未能证明朱建军盗取了劳动合同，对于联谊公司主张已与朱建军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目起超过一个月个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虽通知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用人单位未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当月应得工资，但不包括以下两项：(1)支付周期超过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如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年底双薪以及按照季度、半年、年结算的业务提成等；（2）未确定支付周期的劳动报酬，如一次性的奖金，特殊情况下支付的津贴、补贴等。”本案中，联谊公司主张无须支付朱建军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联谊公司应支付朱建军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7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朱建军2015年7月一2016年3月实领工资分别为12567.5元、11420元、11420元、7607.3元、11420元、11420元、11420元、11420元、3448元，合计92142.8元，加上朱建军从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个人应缴社保费用10686.48元，联谊公司应支付朱建军二倍工资差额102829.28元。
三、关于朱建军请求支付赔偿金问题，朱建军一方面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又主张联谊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两者互相矛盾。参照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根据上述规定，朱建军要求联谊公司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联谊公司应向朱建军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为15000元。
四、2016年3月工资。朱建军主张其2016年3月工资为4115元，联谊公司认为朱建军2016年3月应发工资为3448元，朱建军2016年3月l日一2016年3月7日工作日出勤天数共5天，联谊公司应支付朱建军20l6年3月的工资为3448元(15000元÷21.75天×5天)，扣除已实际支付的2698元、代朱建军缴纳住房公积金个人应缴的750元，联谊公司没有拖欠朱建军2016年3月份工资，故联谊公司请求无须补发朱建军2016年3月工资75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五、未休年休假工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本案中，朱建军入职联谊公司不足1年，不符合休年休假的条件，故其要求年休假工资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垫付的社保费用。联谊公司20l6年6月、7月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朱建军可向有关部门投诉，以责令联谊公司补缴社保，但朱建军上述期间擅自以个人名义参保，其要求联谊公司支付因个人参保而产生的社保费用，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七、报销费用。朱建军要求联谊公司支付其垫付的费用ll85元,但未提交票据原件以供核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联谊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朱建军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2829.28元。二、联谊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朱建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三、联谊公司无须支付朱建军赔偿金30000元；四、联谊公司无须补发朱建军2016年3月工资750元；五、驳回联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朱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如联谊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联谊公司、朱建军各负担5元。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到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服务中心调查，其工作人员向本院出具了珠劳社[2004]61号珠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规范劳动用工登记（备案）办理规程的通知》，表示根据该文件的规定，该中心在办理企业用工登记时，并不需要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合同。联谊公司认为企业故意不签劳动合同却去办用工登记备案的可能性很小，在实际操作中劳动局的工作人员也会查看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以确保用工登记表上的劳动期限无误。朱建军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根据该文件可以确认劳动部门对劳动关系的登记备案，并不需要核查劳动合同，按照其规定，甚至是先办理劳动登记，再核发劳动合同书，因此，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用工备案，无法证实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在二审调查过程中，朱建军向本院提交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拟证明其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的个人所得税交税情况。联谊公司对此没有异议。
经审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一审阶段，2016年8月17日第一次庭审时，联谊公司当庭补充诉讼请求认为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为九个月平均工资11313.87元，赔偿金应是22627.74元，而非仲裁认定的计算标准月平均工资15000元，赔偿金30000元。
二、在一审阶段，双方在庭审时均确认朱建军的每月应发工资为15000元，要扣税、社保、公积金。朱建军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分别为：1870元、1862元、1300元、1300元、743.6元、1300元、1300元、1300元、1300元。每月的公积金数额为750元。根据朱建军每月实发工资和个人所得税、公积金情况计算出朱建军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应发工资分别为：15000元、15000元、14996.4元、14996.4元、10627.3元、14996.4元、14996.4元、14996.4元、14996.4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朱建军入职联谊公司的日期。2015年6月8日向联谊公司递交了《入职申请表》，结合朱建军与案外人联谊机电公司签订了《技术顾问合同》，该合同期限是从2014年11月6日起至2015年5月5日止的情况，一审法院采信联谊公司的主张即朱建军入职日期是2015年6月1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朱建军上诉主张的其在联谊公司的筹备前期就已经和联谊公司协商好为其工作，并提交了《在职证明》以证明其主张的2015年1月入职的。本院认为，朱建军提交的《在职证明》因章未压字存疑，而联谊公司提交的由朱建军亲自填写和签名的《入职申请表》及《技术顾问合同》更具证明力，据此，一审法院采信联谊公司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朱建军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联谊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一）仲裁阶段，双方对于联谊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无异议；（二）一审阶段，联谊公司并未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提起诉讼，仅就计算标准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将赔偿金改判为经济补偿金，超出联谊公司诉讼请求，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赔偿金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的应得工资应理解为应发工资，个人所得税、社保、公积金等实际上是从劳动者工资中扣除的，并不代表这不是劳动者工资的一部分。朱建军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平均应发工资为14511.74元（15000+15000+14996.4+14996.4+10627.3+14996.4+14996.4+14996.4+14996.4），联谊公司应支付朱建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023.48元（14511.74元/月×2个月）。
三、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问题。联谊公司主张根据其所提供的间接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本院认为，首先，证人均为联谊公司工作人员，与联谊公司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各证人证言存在明显的矛盾，如有关签订劳动合同过程的关键事实中，魏某称联谊公司与朱建军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将已签名盖章的劳动合同交给朱建军，当时黄某在场，对此黄某并未证实而称当时其在出差。其他两名证人陈宏亮、陈振标均没有看到朱建军在劳动合同上签名。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其次，虽然联谊公司办理了用工登记、合同网签等手续，这些手续均是用人单位单方办理的，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服务中心并不需要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合同，即办理了用工登记、合同网签等手续并不能证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实际上签订了劳动合同。再者，入职申请表、保密协议、按时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等并不能证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综上，本院认为，联谊公司主张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目起超过一个月个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虽通知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用人单位未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当月应得工资，但不包括以下两项：(1)支付周期超过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如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年底双薪以及按照季度、半年、年结算的业务提成等；（2）未确定支付周期的劳动报酬，如一次性的奖金，特殊情况下支付的津贴、补贴等。”本案中，联谊公司未能提交与朱建军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依照上述规定，其应当支付二倍工资，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但是二倍工资计算的基数应是劳动者的应发工资。双方认可朱建军应发工资扣除个税、社保、公积金等项目后才是实发工资。一审法院只用实发工资加上社保费用作为应发工资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应以朱建军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7日应发工资为基数计算，共计119053.7元（15000+14996.4+14996.4+10627.3+14996.4+14996.4+14996.4+14996.4+3448），联谊公司应支付朱建军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应为119053.7元。
四、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本案中，朱建军入职联谊公司不足1年，不符合休年休假的条件，故其要求年休假工资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清楚，部分适用法律有误，对有误部分，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5426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
二、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5426号民事判决的第二、三、五、六项；
三、变更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542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珠海联谊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朱建军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9053.7元；
四、珠海联谊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朱建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023.48元；
五、驳回珠海联谊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朱建军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珠海联谊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朱建军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志俊
审判员 郭建勇
审判员 李 灵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陈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