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1297号
上诉人：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家浜路37弄4-5号25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奥本海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宁宇皓。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范荣，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长庆街**号。
负责人：冯建龙，行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杰，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林德平，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上海隆迪）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下称农行浙江省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2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11年12月5日上海隆迪（甲方）与农行浙江省分行（乙方）签订《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资产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约定：1.乙方作为甲方有限合伙企业资产的托管人，托管的资产为：甲方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缴纳的现金资产、非现金类合伙企业财产、非现金资产以公允价值计算确定委托资产价值。其中现金资产移交的方式为甲方在乙方指定的分支机构开立有限合伙企业资金托管专户，合伙企业首期资金募集完成，并划拨至托管专户后，甲方应通过电话或其他书面有效方式通知乙方，乙方核对专户内资金信息无误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及乙方的集中运营机构出具合伙企业资金到账通知书。甲方应及时将有限合伙协议所约定的财产移交乙方托管，乙方根据协议的约定监督甲方投资运作，并按规定开设委托资产的托管专用账户。2.银行存款账户的开立和管理：甲方在乙方指定的营业机构开立银行存款账户，作为合伙企业资金托管专户，由乙方管理，账户开户资料由乙方保管，预留印鉴原件各自保管，托管期间一切资金收支活动均须通过该账户进行；托管专户开通企业网银功能的，账户的网银管理员密钥由乙方保管，用于托管资金的查询和转账支付，甲方作为网银使用人，仅具备查询权限；关于银证转账，存在证券资金中的交易结算资金由乙方进行第三方存管，托管账户和证券资金之间划拨由乙方根据甲方的划款指令，通过第三方银证转账完成；关于银期转账，托管账户与甲方的期货保证金账户之间划拨由乙方根据甲方的划款指令通过银期转账完成。3.证券账户的开立和管理：甲方根据规定开立证券账户并同时开设证券投资资金账户，开户资料、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甲方公章后交乙方保管；甲方应与乙方及证券投资资金账户所属券商共同签署《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书》，甲方不得随意变更银行资金托管账户与客户证券资金台账之间的第三方存管关系。4.甲方应指定托管财产管理运用指令（划款指令及其他管理指令）行权人员，并于协议签订之日提供授权书，该授权书自乙方签收确认之日起生效。甲方发出划款指令后，对于不符合协议规定的划款指令，乙方有权拒绝执行，并及时通知甲方。5.协议的效力：协议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经甲方、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有限合伙企业资产移交至乙方，即资金划拨至托管专户，乙方核对无误出具资金到账通知书后，乙方开始履行托管职责。同日，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资产托管协议证券操作备忘录》，其中关于证券账户和专用资金账户开立中约定：上海隆迪开设的专用证券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只能通过银证转账方式划转至在乙方开设的托管账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方存管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账户和托管专户一旦确定不得更改，如需更改，应提前三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另外两方，并经另外两方书面确认后方可。协议签订后，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及“光大证券上海斜土路营业部”均提供了相关业务联系表，确定了有关业务联系部门、具体操作人员的名单及联系方式，证券交易参数表。同日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分别与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兴业期货有限公司签订《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资产托管协议期货交易结算服务协议》，均约定期货保证金通过托管专户办理，三方对托管专用账户的定义为：农行浙江省分行为有效将特定委托人的委托资产与其他任何资产相隔离，为办理委托资产相关货币收支活动而设立的专用账户；无论保证金入金和出金，如划转是通过银期转账系统完成的，划转由农行浙江省分行按照上海隆迪的书面指令完成；协议中任何修改及补充均需通过书面方式进行，经三方一致同意后生效。（二）2011年12月4日，农行浙江省分行向上海隆迪出具《委托人账户信息确认书》，对上海隆迪提供的账户信息进行确认，相关账户信息包括，托管专户账号为19×××12；证券开户营业部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斜土路营业部”，证券资金账户为40×××77；期货开户营业部为：光大期货有限公司肇嘉浜路营业部，保证金账号00×××80；兴业期货上海梅花路营业部期货部，保证金账号22×××87。2011年12月6日，上海隆迪至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柜台申请开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为托管账户办理第三方存管及全国银期转账签约业务，存管账号为70×××34。此后上海隆迪未向农行浙江省分行移交资产，亦未向托管账户内汇入资金，农行浙江省分行亦未出具《现金资产到账确认书》。（三）2012年11月27日，上海隆迪授权的操作人员刘涵纯通过电子邮件向农行浙江省分行授权的协调人储强发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关于要求变更委托人之托管账户说明函（样稿）》，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进行修订并盖章后寄回。但农行浙江省分行未予盖章确认。上海隆迪自行分别于2012年11月29日、12月3日、2013年1月25日，至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业务柜台注销了账号为19×××12的托管账户，撤销与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兴业期货有限公司的银期转账业务，重新办理第三方存管签约开户手续等业务，银行账号变更为“19×××41”（以下简称新账户），证券开户营业部变更为“光大证券杭州庆春路营业部”，证券资金账号变更为“42410064”，存管账号变更为“7919016”，其他期货资金账号未变；并与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银行全国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2013年7月4日，上海隆迪为新账户开通网上银行功能，网银密钥由上海隆迪自行保管。（四）2013年7月1日至7月4日期间，上海隆迪向新账户转入资金2020000元。7月4日刘涵纯通过电子邮件向储强发出《托管财产管理运用指令授权书》、《划款指令》，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从新账户内执行划款。储强回复以“托管协议签署后上海隆迪未按约定及时将财产移交给农行浙江省分行托管，根据协议约定，托管协议至今未生效，现上海隆迪已经办理了销户手续，因此所发的划款指令不具有法律和合同效力”为由予以拒绝。当日，上海隆迪至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将新账户内的2000000元以保证金的名义转账至光大期货有限公司。2013年10月25日储强再次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回复刘涵纯，以其于10月23日所发的划款指令不具有法律和合同效力为由拒绝执行。此后，上海隆迪于2013年10月30日、11月21日通过柜台及电子银行网上转账等方式将1500000元转入案外人个人账户。至2013年11月28日，上海隆迪新账户内余额为17815.53元。现上海隆迪公司以农行浙江省分行未按托管协议履行划款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继续履行托管协议，并赔偿损失5000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托管协议是否生效，农行浙江省分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该协议。（一）案涉托管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谓“生效”是指已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法律约束力。案涉托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自签订之日起依法成立。该托管协议第17.1条约定合同的生效条件之一为“上海隆迪将资产移交至农行浙江省分行，即资金划拨至托管专户，农行浙江省分行核对无误出具资金到账通知书后，开始履行托管职责”。因此托管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须待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才发生法律效力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二）托管协议是否已符合生效条件。托管协议签订后，上海隆迪始终未将资产移交给农行浙江省分行，亦未将资金划拨至托管协议约定的托管专户中，因此托管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始终未成就，至2012年11月29日托管协议约定的托管专户被撤销时，托管协议未生效。（三）上海隆迪撤销托管协议所确定的托管专户账号后，至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开立新账户，并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银行全国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以下称为《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将款项划拨至新账户内的行为能否证明生效条件成就，托管协议已生效。1.托管账户应当具有特殊属性。根据托管协议的签订目的、操作模式的约定及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与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签订的银证、银期备忘录、服务协议的约定，托管账户应当具备特定性、唯一性及限制性的属性。对比19×××12账户（以下称为托管专户）及“19×××41”新账户，能够确定托管专户具备了相关协议所赋予的特殊属性。首先，从双方签订托管协议的过程看，上海隆迪先开立了19×××12账户，经农行浙江省分行确认并出具《委托人账户信息确认书》后，再签订托管协议，确定其为托管协议项下的托管专户，因此托管专户具有特定性。其次，以托管专户的确定及托管协议的约定为基础，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与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将托管专户作为银证、银期业务的资金账户与第三方进行挂接，因此托管专户具有唯一性。第三，双方及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共同约定托管专户由农行浙江省分行管理，网银密钥交农行浙江省分行保管使用，上海隆迪资金进入专户后，应当由农行浙江省分行根据上海隆迪的指令进行银证、银期间资金转账、清算、交割等，上海隆迪无权操作该专户。该约定导致了上海隆迪实际无法操作托管专户，同时赋予了托管专户有别于其他普通账户的操作使用模式，因此该账户具有限制性。综上，托管专户系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及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各方确定的履行托管协议的专用账户，具有特定性、唯一性、限制性的属性。而对于新账户，虽然上海隆迪开通了银证、银期转账业务，但并未经农行浙江省分行出具确认书进行确认，亦未与农行浙江省分行、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进行协商变更托管账户，且上海隆迪对新账户内资金可以自主操作，并掌握有新账户的网银密钥，因此新账户并不具备托管账户所应当具备的特殊属性。该新账户完全独立于托管账户之外，在未经农行浙江省分行及其他相关方书面同意的前提下，不能当然成为托管协议约定的托管账户。2.上海隆迪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的《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与案涉托管协议系互相独立的两份协议，不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首先，托管协议系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双方经多次协商、修改而形成的合同，其约定的条款仅适用于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之间，具有适用对象的特定性；而《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是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制作的格式合同，条款普遍适用于办理银期转账业务的不特定对象。其次，托管协议条款约定的目的在于，将上海隆迪开立的托管账户与上海隆迪之间进行物理隔绝，使上海隆迪无法自主操作相关银证、银期转账业务，保障专户内各合伙人投资的资金安全；而《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明确说明，该协议中所指的“服务”是由银行提供物理或电子渠道，由投资者进行结算账户之间资金划转的金融服务。该约定未限制上海隆迪的自主操作，与托管协议订立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不可能成为托管协议的组成部分。上海隆迪开立新账户，签订《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并向新账户汇入资金等，与促使本案托管协议生效条件成就无关，不能导致托管协议生效。综上，上海隆迪未按托管协议的约定将资产及时移交至农行浙江省分行处，导致托管协议始终未生效，上海隆迪于托管专户撤销后向农行浙江省分行发出的划款指令对农行浙江省分行无约束力，农行浙江省分行不予执行不属于违约行为。上海隆迪根据《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的约定，主张托管协议生效，并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履行托管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本案托管协议及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与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签订的证券操作备忘录、期货交易结算服务协议组成完整的合同体系，各协议之间相互依存，其基础在于各方对于托管账户的共同确认，托管账户的变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证券操作备忘录、期货交易结算服务协议均约定，协议内容的任何变更均需要各方书面同意。但上海隆迪未经农行浙江省分行及相关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书面同意，自行注销了托管账户，变更了银证、银期资金银行账号及第三方存管账号，变更了证券开户营业部及证券资金账号，使合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破坏了托管专户的特定性、唯一性、限制性，因此本案托管协议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上海隆迪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继续履行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海隆迪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因农行浙江省分行不存在违约行为，且上海隆迪用于银期转账的新账户实际由上海隆迪掌握和操控，不存在因农行浙江省分行未划拨资金导致无法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能。同时从新账户的资金余额看，显示2013年11月28日至2014年4月1日间余额为17815.53元，无法实现上海隆迪主张的“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5月1日期间以4500000元做空相关期货可获利超过7000000元”的假设。因此上海隆迪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赔偿损失5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上海隆迪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2年11月27日，上海隆迪授权的操作人员刘涵纯发给农行浙江省分行授权的协调人储强电子邮件《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关于要求变更委托人之托管账户说明函（样稿）》中，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修订并盖章后寄回。第二天即2012年11月28日，刘涵纯又给孟扬（因为孟杨实际上一直代表农行浙江省分行与上海隆迪联系落实相关托管账户开立挂接事宜，只是到诉讼阶段农行浙江省分行才以没有得到合法授权为由否定上海隆迪与孟杨之间的联系的合法性，但我们之前的联系包括托管协议的签订等孟杨也都没有得到农行浙江省分行的授权，事实上大家是凭着实际操作中的彼此见过面，去过办公室，事情又能一件件落实，通过实践操作建立起来的信赖和事实上通畅的联系沟通渠道）发电子邮件，其中内容主要是：上海隆迪将目前在光大证券上海斜土路证券营业部所开立的证券交易账户转移至光大证券杭州营业部开立，其余托管事项均保持不变。当天下午，孟杨回复刘涵纯邮件，该邮件正文没有内容，是空白，附件2个是刘涵纯在上一封邮件中提到的2份文件，说明农行浙江省分行方面对这两份文件内容没有异议上海隆迪可以据此去办理相关变更手续了。当天晚上，刘涵纯给孟杨回复电子邮件，表明上海隆迪收到农行方面的回复，将按农行浙江省分行的专业流程尽快办理。之后第二天也就是原审判决第25页第3行所提到的上海隆迪分别于2012年11月29日、12月3日、2013年1月25日，至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柜台注销了账号为19×××12的托管账户，撤销与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兴业期货有限公司的银期转账业务，重新办理第三方存管签约开户手续等业务，银行账号变更为19×××41（以下简称新账户）。由此可见，上海隆迪的真实意图非常简单，将原托管账户变更为新账户，使得新账户具备原账户的功能或成为新的托管户。至于原审判决第30页2行所提到的变更托管户需要各方书面同意，在农行浙江省分行发给各方的邮件和邮件的附件中均提到本次变更只是相关账户变更，其余托管事项均不变，上海隆迪也得到各方积极回应，实际办理了重新挂接等手续。从上海隆迪的行为来看，其始终坚持通过农行转账划款，就是为了坚守托管账户的特定性、唯一性和限制性，而且上海隆迪在农行始终只有一个账户，只有在农行拒不履行划款指令后才不得已划转资金。其实上海隆迪有能力自主划转资金或者密钥掌握在上海隆迪手里并不能掩盖农行浙江省分行仍然有义务履行划款指令的事实，即使农行浙江省分行有理由不履行《托管协议》，但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银行全国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第4条第一项：农行有义务将资金从银行结算户转入期货资金账户；第7条：上海隆迪可以通过农行浙江省分行或期货公司提供的交易渠道进行转账交易，必须使用上海隆迪自行设定的密码。所以，上海隆迪仍然有合法理由和权利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按指令划款。另外，在资金是否到位上，原审法院的认定也有偏颇，资金到位时间上是有延迟，但如果没有资金上海隆迪怎么可能下达划款指令。而且只要农行浙江省分行履行了划款义务，账上就会有钱，就会按照预设的计划开展期货交易产生效益，而不是像原审法院认定的账上只有1万多元，怎么产生500多万元的收益。原审法院完全忽视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用单一的数字得出简单的结论实在让人遗憾。二审中，上海隆迪因为对损失部分举证实在是穷尽手段后也无法得到一个符合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下的证据，所以不再坚持。所以，原审判决虽然全面而仔细，但仍然有所偏颇和不公平。即使《托管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有瑕疵或某些条件没有满足，但它始终都是各方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诉讼来厘清关系，发现瑕疵，弥补不足继续推进该协议的履行。即便到目前为止，各方都没有提出过解除或终止该协议的履行，而且作为一家专业的金融机构，在与上海隆迪合作托管项目上具有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上的优势，更应该讲究诚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客户更好的开展业务，而不能推诿拒不履行相关义务。按照《托管协议》第6页第3.2.2.1（2）的约定，农行浙江省分行有勤勉尽到按规定开设委托资产的托管专用账户的义务。由此可见，上海隆迪是一家非金融机构，事先已经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和农行浙江省分行提出托管户变更事宜了，农行浙江省分行就应当尽到义务，引导上海隆迪完成相关变更，使得托管协议和上海隆迪的相关期货业务能顺利开展取得合理收益，这才是履行协议解决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和问题的正确态度和方式。原审法院竟然认为《托管协议》已经无法履行，如此越俎代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双方继续履行《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资产托管协议》；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农行浙江省分行承担。
农行浙江省分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本案托管业务的性质，正如原审判决认定，托管账户有唯一性等属性。2012年11月29日，上海隆迪办理了托管账户的销户，并于2012年12月3日办理了该账户的银期解约业务。销户手续和解约业务并未得到农行浙江省分行的同意和事后追认，应视为其单方解除托管协议，解除之后农行浙江省分行并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上海隆迪对于销户的手续和解约业务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认为其销户经过孟杨同意，并认为孟杨是农行浙江省分行的人员，故是经农行浙江省分行同意的。虽之前孟杨与上海隆迪有业务往来，但这并不能说明其有签订合同等权利，只能说明孟杨指导上海隆迪签约，但农行浙江省分行没有授权过孟杨进行活动。根据双方的协议备忘录中，确认了本案所涉业务的部门和联系人员，明确了银行的联系部门和人员中没有孟杨。因此，双方的商谈业务过程中，孟杨是没有权利代表农行浙江省分行。上海隆迪提交的证据中，2012年11月28日其员工刘涵纯发给孟杨的函件中表示将按贵行的专业流程尽快办理，2012年12月17日发给农行浙江省分行联系人的储强的邮件中表示两份变更的协议要等浙江省分行托管部确认之后才办理转移开户手续。从两份邮件中可以认定，上海隆迪明知账户需要农行浙江省分行确认，而非孟杨同意就可以了。但此后一直没有得到浙江省分行托管部的确认，事实上农行浙江省分行也是一直没有同意上海隆迪的变更行为的。上海隆迪销户之后，双方的托管协议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二、新开立的账户为一般存款户，开立上述账户是上海隆迪单方面行为，没有得到农行浙江省分行的同意，双方之间没有重新开立托管账户的合意。根据双方的资产托管协议，托管账户开通网银功能，上海隆迪仅仅具备查询权限，网银的密匙由上海隆迪保管。本案中，上海隆迪于2013年7月4日开通了新账户的网上银行功能，上海隆迪对该账户的资产有权而且事实上也进行了多笔的划转操作，这也表明该账户并非托管账户，鉴于该账户并非托管账户，上海隆迪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基于托管协议，根据上海隆迪的指令对账户内的资金进行处置。对此农行浙江省分行拒绝上海隆迪的指令划扣资金并无不当。三、关于双方签订的《全国银期转账客户服务协议》，正如原审判决所认定，该协议明确认定银行提供的服务是由银行电子的渠道，由投资者进行结算账户之间资金划转的金融服务，该服务由上海隆迪自己进行操作，而不需要农行浙江省分行根据其指令划扣。同时，该客户服务协议并非托管协议的组成部分，农行浙江省分行托管部也不是该协议的一方，基于合同相对性，上海隆迪无权以该协议要求农行浙江省分行进行划扣。
二审期间，上海隆迪、农行浙江省分行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海隆迪与农行浙江省分行签订的《资产托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约定上海隆迪将有限合伙企业资金划拨至托管专户，并与农行浙江省分行确认无误后方能生效。关于案涉《资产托管协议》项下的托管专户，农行浙江省分行原审中提供的“委托人账户信息确认书”中载明了托管专户信息，上海隆迪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双方已指定尾号7112的银行账户为案涉托管协议项下的托管专户；上海隆迪在二审中提出双方并未将上述银行账户约定为托管专户的主张，与其原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托管专户信息是《资产托管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故托管专户的变更属于对合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后进行。现有证据表明，上海隆迪向农行浙江省分行的协调人储强发送的关于要求变更托管专户的邮件，并未得到农行浙江省分行方面的盖章确认；上海隆迪虽主张其已与孟杨确认变更托管专户事宜，但孟杨并非农行浙江省分行的人员，也非双方在《资产托管协议》中约定的联系人，其行为不能代表农行浙江省分行的意思表示。上海隆迪在未有证据证明其已与农行浙江省分行确认变更托管专户的情况下，擅自注销原托管专户并开立新账户的行为对农行浙江省分行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关于上海隆迪自行开立的尾号为9241的账户是否为事实上的托管专户，本院认为，上海隆迪主张该账户是托管专户的依据是该账户办理了全国银期转账签约，但银期转账业务属于一般银行业务，并非仅有托管专户才能办理，并且正如原审判决所言，托管专户应具备特定性、唯一性及限制性的属性，而上述尾号为9241的账户显然并不具备该些特征，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已查明事实，上海隆迪未能按约向双方确定的唯一的托管专户划拨资金，故案涉《资产托管协议》尚未生效，上海隆迪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海隆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茂
审 判 员 夏 明 贵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金 佳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