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9民终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舟山锦华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昌正街82号，组织机构代码证586270816。法定代表人颜友夫，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素雅，浙江五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明，男，197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孙剑刚，舟山市秉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飞忠，男，197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原审被告张林海，男，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上诉人浙江舟山锦华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王海明、丁飞忠，原审被告张林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5）舟定商初字第1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锦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素雅，被上诉人王海明的委托代理人孙剑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丁华忠经本院公告传唤，原审被告张林海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5日，王海明与丁飞忠、锦华公司和张林海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丁飞忠向王海明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60日，利率按月息2%计算，锦华公司和张林海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责任期限为借款期满后的二年。同时约定借款合同自王海明将款汇入丁飞忠指定的银行帐户之日生效。借款合同乙方即借款人栏由丁飞忠签名，丙方即保证人栏由锦华公司加盖印章及张林海签名。当日，王海明将50万元款项通过定海海洋农村商业银行汇入丁飞忠银行卡。王海明陈述，借款期满后，经催讨，丁飞忠于2015年5月30日归还其中的5万元，后又陆续归还25万元，支付利息2万元，余款20万元及2015年5月26日后的利息借故拖延不还。另，根据《浙江舟山锦华大酒店有限公司章程》显示，锦华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由丁飞忠和其他股东黄道领、颜友夫、杨华共同出资，其中丁飞忠出资499.53万元，占比33.302%；黄道领出资390万元，占比26%；颜友夫出资385.47万元，占比25.698%；杨华出资225万元，占比15%。丁飞忠与杨华系夫妻关系，两人共计出资724.53万元，占比48.302%，丁飞忠系控股股东。公司原由丁飞忠担任执行董事，系法定代表人，杨华担任公司经理。2015年8月25日，由丁飞忠召集并主持股东会议，通过《浙江舟山锦华大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决定选举颜友夫为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丁飞忠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聘任黄道领为公司经理，同时免去杨华经理职务。2015年9月2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比例未变更。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主债务人即丁飞忠缺席的情形下，确认丁飞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数额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二是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第（三）项规定的担保合同，是否必然无效。关于在主债务人即丁飞忠缺席的情形下，确认丁飞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数额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王海明自认丁飞忠陆续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2万元，余款20万元及自2015年5月26日起的利息未支付。锦华公司代理人则主张要求王海明对丁飞忠还本付息的事实提供相应的银行凭证。同时，当庭口头申请如王海明无法提供，则要求由法庭查询王海明名下所有银行往来详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王海明已经举证借款合同、借款交付凭证，并自认丁飞忠还本付息数额情况下，可认定王海明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如要求由王海明提供丁飞忠汇款凭证，因该汇款凭证由汇款人丁飞忠持有，王海明无法取得。如由王海明或法院去银行查询王海明名下银行帐户汇款记录，因王海明银行卡无法显示汇款人帐号或对方存款人姓名，客观上亦无法查明。故应当由丁飞忠负举证责任，在丁飞忠缺席的情形下，应当由提出抗辩主张的保证人即锦华公司负举证责任。因此，合议庭当庭驳回锦华公司的上述申请，并对王海明的主张予以确认。关于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第（三）项规定的担保合同，是否必然无效的问题。《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虽有一定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相关担保纠纷案例裁判规则认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担保合同，并不必然无效”理由是：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有效。故丁飞忠当时作为锦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向王海明披露了其妻子杨华亦系公司经理，两人的股份占比48.302%，相对其他二个股东而言属于控股大股东，还随带了公司营业执照和税务执照以及公司印章，足以使作为普通债权人的王海明相信其行为可以代表公司。至于丁飞忠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项：“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一节，因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即使丁飞忠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锦华公司对外仍应对王海明承担民事责任。综上，王海明与丁飞忠、锦华公司、张林海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丁飞忠未按借款合同约定期限归还王海明借款并支付利息，显属违约行为。锦华公司和张林海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锦华公司、张林海未履行保证义务，亦属违约行为。故对于王海明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锦华公司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丁飞忠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王海明借款20万元，并从2015年5月26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日止；锦华公司和张林海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锦华公司和张林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丁飞忠追偿。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丁飞忠负担，锦华公司和张林海连带负担。宣判后,锦华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丁飞忠系锦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25日，丁飞忠因其自身资金紧张向王海明借款50万元，张林海作为担保人进行担保。丁飞忠系锦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负责日常经营，便利用职务之便在借款协议上加盖了锦华公司的公章。借款时，丁飞忠向王海明出具了锦华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章程等资料。借款协议签订后，王海明向丁飞忠个人账号汇款50万元。因逾期及丁飞忠下落不明，王海明向原审法院起诉，锦华公司才知道本案相关情况及作为担保人加盖了公章的事实。王海明声称丁飞忠实际归还30万元及利息，尚剩20万元未归还，因丁飞忠未到庭，王海明理应提供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在锦华公司要求王海明提供相关证据时竟然将王海明与丁飞忠之间转账情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锦华公司，明显不公。丁飞忠作为锦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擅自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进行担保，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担保行为无效，而锦华公司对于该合同无效并无过错。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请，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驳回王海明要求锦华公司对借款20万元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海明辩称：1.锦华公司对王海明出借给丁飞忠借款50万元没有异议，王海明自认已经收到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2万元没有异议，锦华公司对归还金额有异议，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审把该举证责任分配给锦华公司，是正确的。2.锦华公司为丁飞忠向王海明借款所作担保有效。《公司法》第十六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锦华公司的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不应作为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第三人是否善意由法律推定，无需举证证明，如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负举证责任。故本案中，王海明与丁飞忠、锦华公司、张林海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有效，锦华公司、张林海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丁飞忠、原审被告张林海未参加诉讼，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上诉人锦华公司二审庭审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锦华公司自2015年1月15日到2015年8月25日期间的股东会会议记录10份，拟证明锦华公司的日常经营等事项都需股东会决议，而对本案借款的担保事项，丁飞忠从未在股东会中提及，说明锦华公司对担保事项并不知情，也不同意担保。锦华公司为丁飞忠担保的行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应为无效。被上诉人王海明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股东会会议记录是到会股东针对召集人提出的会议议案按照既定议事规则和多数决定原则投票形成或者决定的公司意思。股东会会议记录并不是股东会决议。即使这些证据真实，对第三人也没有约束力。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锦华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佐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本案二审庭审时，上诉人明确陈述：“收支情况等重大事项应该是要经过郭东辉的，管理性问题是丁飞忠操作的”；“另外两个股东，一个是台州的，一个是在本地有其他行业，不参与公司经营，公司日常经营都是由丁飞忠夫妇进行”，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与上诉人庭审陈述相互矛盾，且第三人无法获知公司内部会（决）议内容，更不具有对公司内部会（决）议内容进行审查的义务，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本案审理期间，锦华公司提出因2015年3月25日王海明出借给丁飞忠的款项由银行汇款，汇款单中有王海明账户，申请本院调查王海明与丁飞忠之间的还款及支付利息的银行明细。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据锦华公司提供的线索，及王海明在本案庭审后提供的银行账户线索，依法调取了王海明账号为62×××10的定海海洋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系王海明转账50万元借款给丁飞忠的账户）、账号为62×××1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8月31日（本案原审起诉时间）的明细，未能查询到与本案有关联的银行明细。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海明在原审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2015年3月25日丁飞忠向王海明借款50万元，约定月利率2%；王海明足额交付借款，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现王海明自认丁飞忠已清偿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2万元，锦华公司及丁飞忠、张林海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清偿的金额多于王海明自认金额，故原审认定丁飞忠尚欠王海明20万元借款本金及自2015年5月26日后按2%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锦华公司为丁飞忠向王海明的借款担保是否有效。上诉人主张锦华公司为法定代表人丁飞忠对外借款提供担保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应为无效。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就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程序设定，系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的规定，是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权利行使的规范，属于对提供人一方内部关系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约束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担保合同的效力。锦华公司以担保行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锦华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及保证合同》盖章，担保形式完备，内容合法，应认定构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证，原审判决锦华公司对丁飞忠尚欠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锦华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浙江舟山锦华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旭涛审 判 员  刘燕波代理审判员  龚 杨二〇一六年八月二日书 记 员  赵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