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2民终7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城江望江酒楼分店运威大酒店，住所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号。经营者：刘金玉，女，196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河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红艳，女，1983年5月28日出生，河池市运威大酒店工作人员，住。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健保，男，1963年11月16日出生，壮族，河池市运威大酒店管理人员，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艳梅，女，1978年4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伟卫，男，198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光永，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韦领，女，1980年3月9日出生，壮族，金城江望江酒楼分店运威大酒店职工，住河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丽花，女，1984年9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丹县。上诉人金城江望江酒楼分店运威大酒店（以下简称运威大酒店）因与被上诉人韦艳梅、丁伟卫及原审被告韦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6）桂1202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运威大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红艳、覃健保，被上诉人韦艳梅、丁伟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光永，原审被告韦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丽花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请求庭外和解一个月，和解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威大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韦艳梅、丁伟卫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韦艳梅、丁伟卫承担。事实和理由：韦艳梅、丁伟卫主张的40857元货款是由两笔猪肉款组成，第一笔是37424元，第二笔是3433元。运威大酒店已经付清第一笔货款37424元，第二笔3433元实际并没有收到猪肉的事实。（一）第一笔猪肉款37424元是韦艳梅、丁伟卫2016年2月份的货款，运威大酒店已通过银行汇款付清货款。运威大酒店一审提交了2016年3月4日通过建设银行两次分别汇款64000元、27600元，合计91600元（每次结算零头数都扣除）给韦艳梅的单据。证实这91600元已经包含了2016年2月份的猪肉款37424元。一审质证时，韦艳梅、丁伟卫辩称这91600元是支付2015年11、12月份的猪肉款。一审主办法官要求运威大酒店提供已经支付2015年11、12月份货款的证据，并征求韦艳梅、丁伟卫的意见，如果运威大酒店提供了已经支付2015年11、12月份猪肉款的证据，那么，现庭上运威大酒店提供的91600元货款已经包含2016年2月份的货款是成立的，即视为运威大酒店已经支付了2016年2月份的猪肉款37424元，韦艳梅、丁伟卫当庭表示同意。但是，运威大酒店过后按法庭的要求补充提供了支付给韦艳梅、丁伟卫2015年11、12月份的猪肉款证据，一审法院仍然强调“结清的货款单据没有收回”，“单据未注明‘货款结清’”，判决运威大酒店继续支付37424元猪肉款。然而，运威大酒店提交的汇款给韦艳梅的银行汇款单这一证据，足以推翻韦艳梅、丁伟卫手中仍然持有的实际已经结算但没有及时收回的“未结算”单据。（二）第二笔猪肉款3433元，实际并没有发生交易，运威大酒店没有收到韦艳梅、丁伟卫的猪肉。1、一审已经查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韦艳梅、丁伟卫送货到运威大酒店，由该店保管员韦领收货并填写收货单”，这个习惯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韦领的职务行为组成必须一是韦艳梅、丁伟卫送货到运威大酒店，二是由韦领填写收货单，三是填写的收货单必须是望江酒楼自己印刷的《金城江望江酒楼收货单》，也就是韦领得到酒店授权履行职务的三个必要要件，特别是填写望江酒楼自己印刷的单据是具体授权的表示。韦艳梅、丁伟卫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共6份送货单据（合计3433元猪肉款），发生于双方就供货问题发生争议之后，一审庭审时，韦艳梅、丁伟卫辩解不用望江酒楼专用收货单的原因是双方已经发生争议，怕酒店不要猪肉，所以就用自己购买的送货单写猪肉重量送去，给韦领签字。这一辩解说明几个事实，一是猪肉过枰是在韦艳梅、丁伟卫屠宰场过枰的；二是送去的猪肉未经运威大酒店人员查验，韦领签字后叫几个同事签字，同事碍于面子而签字；三是猪肉没有进到运威大酒店内。这几个事实再结合运威大酒店员工覃玉环等人证言“他们碍于面子而签字而已，并没有见到猪肉”，加上韦领庭上本人证实韦艳梅、丁伟卫的猪肉并没有送到酒店，当时是由于钱迷心窍想搞老板要钱而与韦艳梅、丁伟卫合伙出台了6张韦艳梅、丁伟卫自书的收货单。2、这6张送货单是韦艳梅、丁伟卫从文具店购买的，不是望江酒楼的收货单，也说明购买这6单猪肉韦领并没有得到运威大酒店的授权，韦领在送货单上签字不是职务行为，运威大酒店不承担产生的法律后果。综述，一审判决由运威大酒店支付韦艳梅、丁伟卫猪肉款40857元没有事实依据，韦艳梅、丁伟卫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韦艳梅、丁伟卫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收货单在韦艳梅、丁伟卫手上，运威大酒店还未付款，运威大酒店是拿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的付款凭证来主张是支付2016年2月之后的货款。运威大酒店提供的2016年1月21日的收货单底单与我持有的同日的收货单面单不一致，这一张黄荣升的签名明显与黄荣升在其他收货单上的签名不致，应当是运威大酒店为凑够91600元这笔款而修改过的。另外，2016年1月有两张收货单运威大酒店抽出来不提供，目的也是为了凑数。韦领述称，韦领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韦领从未以个人名义收到韦艳梅、丁伟卫的猪肉，韦艳梅、丁伟卫送猪肉到运威大酒店，运威大酒店是否已付款与韦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韦艳梅、丁伟卫起诉送货单的3433元的猪肉款属于恶意诉讼，韦艳梅、丁伟卫将这6张写好的送货单派人送给韦领签字，韦领签字后再找覃玉环、韦小云、韦杰等人签字，这些人并没有见到猪肉，也没有见到韦艳梅、丁伟卫本人，碍于韦领面子才签字。韦艳梅、丁伟卫起诉韦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韦艳梅、丁伟卫对韦领的诉讼请求。韦艳梅、丁伟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运威大酒店、韦领共同向韦艳梅、丁伟卫支付2016年2月至4月7日的货款64931元以及从2016年4月10日起至起诉之日的逾期付款163天的利息1261.4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用由运威大酒店、韦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艳梅、丁伟卫从事个体猪肉销售，运威大酒店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金玉，韦领系运威大酒店职工。2012年，韦艳梅、丁伟卫开始向运威大酒店提供生猪五花肉。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韦艳梅、丁伟卫送货到运威大酒店，由该酒店保管员韦领收货并填写收货单，将收货单的第三联交给韦艳梅、丁伟卫作结账凭证。2016年3月26日，运威大酒店与韦艳梅、丁伟卫就供货问题发生争议，韦艳梅、丁伟卫送货时自制送货单由韦领及酒店其他员工签字确认。2016年2月1日至4月7日，运威大酒店共欠付韦艳梅、丁伟卫货款40857元。关于运威大酒店辩称韦艳梅、丁伟卫诉讼提交的2016年2月共12份《金城江望江酒楼收货单》第三联共计37424元货款双方已经结清的问题，根据双方陈诉的交易习惯，结清货款的单据应当交由买方收回，现该单据由韦艳梅、丁伟卫提供，单据上未注明“货款结清”，对运威大酒店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运威大酒店辩称韦艳梅、丁伟卫诉讼提交的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共6份《送货单》第一联共计3433元货款系韦艳梅、丁伟卫欺骗韦领等人签字的问题，经查，韦领是运威大酒店的保管员，其业务范围包括收货并开具收货单据，应当了解其在送货单据上签字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双方就供货一事于2016年3月26日已发生争议，此后韦艳梅、丁伟卫能在多次未供货的情况下欺骗韦领在送货单上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对运威大酒店的此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韦艳梅、丁伟卫向运威大酒店供货，运威大酒店应当支付货款，韦艳梅、丁伟卫主张的货款40857元提供了证据，该院予以支持。因运威大酒店是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应以个人即经营者刘金玉的财产承担，韦领作为运威大酒店的员工，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运威大酒店承担。双方对欠款利息未有约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韦艳梅、丁伟卫主张按照年利率4.35%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运威大酒店偿还给韦艳梅、丁伟卫欠款本金40857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还款利息（从2016年4月10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二、驳回韦艳梅、丁伟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5元，减半收取728元，由运威大酒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运威大酒店提供下列新证据：1、付款单据及收货单，拟证明2015年11、12月份的货款32316元运威大酒店已全部付清。2、酒店规章制度，拟证明运威大酒店明文规定酒店员工不允许在酒店的供货方的任何单据上签字。韦艳梅、丁伟卫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2015年11、12月份的收货单远不止20单，运威大酒店没有提供这两个月月底的收货单，运威大酒店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的款项是2015年11月份的货款；关于证据2运威大酒店的规章制度真实性存疑，且规章制度只约束运威大酒店内部员工，与韦艳梅、丁伟卫无关。韦领对运威大酒店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运威大酒店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条，可以证实其于2016年1月22日向韦艳梅转账32250元，但不足以证明该款系支付韦艳梅、丁伟卫2015年11、12月份的货款；运威大酒店提供的2015年11月的收货单只有21日之前的，没有22日至30日之后的收货单，2015年12月的收货单只有12日之前的，没有13日至31日的收货单，与当月上、中旬隔一、二天即收货的规律不相符，不足以证明2015年11、12月份韦艳梅、丁伟卫的货款为32316元。韦艳梅、丁伟卫提供韦艳梅与韦领通电话的录音光碟作为新证据，拟证明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韦艳梅、丁伟卫一直送货给运威大酒店。运威大酒店质证认为该证据无关联性，韦领与韦艳梅的通话与其无关。韦领质证认为，该光碟的通话记录与实际不一致，是韦艳梅、丁伟卫为了告运威大酒店叫韦领录音的，韦领当时是为了钱才叫其他同事在收货单上签字。本院认为，韦艳梅与韦领通电话的时间在本案起诉之前，韦领的陈述应当是客观真实的，电话中韦领称阿兴（人名）是四月十几号才开始送货给运威大酒店，之前只有韦艳梅、丁伟卫送货，结合韦艳梅、丁伟卫提供的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的送货单，可以证明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韦艳梅、丁伟卫一直送货给运威大酒店。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运威大酒店是否已支付韦艳梅、丁伟卫2016年2月份的猪肉款37424元；二、运威大酒店是否已收到韦艳梅、丁伟卫提供的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的6份送货单记载的合计3433元的猪肉。关于焦点一。运威大酒店上诉主张其于2016年3月4日转账支付给韦艳梅的91600元货款包含了2016年2月份的货款37424元，本院认为，运威大酒店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支付的91600元货款包含了2016年2月份的货款37424元，从交易过程看，双方系按月进行货款结算的，而运威大酒店于2016年3月4日支付韦艳梅的91600元货款是分两次转账的，一次为64000元，一次为27600元，均与韦艳梅、丁伟卫2016年2月份的货款37424元不相对应；况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运威大酒店付清货款后即收回据以支付货款的收货单，现2016年2月份37424元货款的收货单仍在韦艳梅、丁伟卫手中，如认定该笔货款已经付清不符合双方形成的支付货款时收回收货单的交易习惯。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运威大酒店于2016年3月4日转账支付给韦艳梅的91600元货款包含了2016年2月份的货款37424元。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应认定该笔货款运威大酒店尚未支付。关于焦点二。运威大酒店以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的6份送货单系韦艳梅、丁伟卫自行购买的，不是望江酒楼印制的收货单，韦领自认为从运威大酒店弄点钱与韦艳梅、丁伟卫合谋在未收到猪肉的情况下在送货单上签名，以及韦领签收货物系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为由，否认收到这3433元的猪肉。本院认为，双方在买卖过程中并未明确约定必须要使用望江酒楼特制的收货单，而韦艳梅、丁伟卫提供的送货单上有运威大酒店保管员韦领的签名，且双方买卖过程中均系由韦领代表运威大酒店验收货物，故应认定运威大酒店已收到这3433元的猪肉。运威大酒店否认韦领在送货单上签名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虽然韦领称在韦艳梅、丁伟卫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名是为了从运威大酒店弄点钱，事实上并未收到韦艳梅、丁伟卫送来的猪肉，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因韦领系运威大酒店的员工，与运威大酒店存在利害关系，且其陈述有利于运威大酒店，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韦领的陈述不足以否定送货单的真实性。综上，运威大酒店关于2016年2月份的货款37424元已支付，以及其未收到2016年3月27日至4月7日共6份送货单合计3433元的猪肉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认定运威大酒店尚拖欠韦艳梅、丁伟卫猪肉款40857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运威大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1元，由金城江望江酒楼分店运威大酒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剑峰审判员  韦海平审判员  吴利萍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张恒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