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1543号
原告：周水夫。
被告：浙江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住所地：杭州市文一西路1500号仓前街道科技创业中心6幢。
法定代表人：陈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叶乃涛，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伟民，系工作人员。
原告周水夫与被告浙江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谈国永独任审判，于2016年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叶乃涛、黄伟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快乐彩”是中国福利彩票的一种玩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原告发现以几何倍数递增投注该类彩票时，投注量越大，不是被限制投注，就是投注的组合当期无法中奖，短时间内已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各彩票投注站都在醒目位置张贴“谨慎投注，量力而行”等字样提醒彩民，但对该彩票的具体规则并没有公开说明。原告甚至怀疑该彩票发行及兑奖的技术终端秘密安装了控制软件，之所以这么说，基于以下几点分析：首先，媒体曾报导某彩票机构工作人员中高学历技术人员的人数比重大概占60%-70%，具备软件开发和应用操控的能力；其次，最后1分钟上传数据后才开奖，这就是典型的潜规则——按赔率设固定奖，中奖号码不是随机的，而是技术选号（注：采用弹球等方式实时开奖，开奖后再进行数据统计，这才是公开透明的模式；被告采用的是反推法，颠覆了游戏规则）；再次，单个投注站投注额超过内部参数的，就会被重点监控和技术处理，直至剥夺中奖机会（由此返奖率往往在宣传的参数值以下）。尽管这些技术能降低发行机构的赔率，保证其固定收益，但同时侵犯了广大彩民的知情权，破坏了彩票发行公平、公正、公开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往往导致投注量大的彩民“有去无回”，最终悲惨收场的局面。被告虽有合法的外衣，但如果利用不公开的技术进行暗箱操作，其角色就是赌场，既做球员又当裁判，对彩民而言就是活生生的财富掠夺，显然是不公平！综上，原告购买被告承销的“快乐彩”彩票表面上看是自愿的，但由于被告隐瞒了该彩票的控制规则（不公开即欺诈），使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大量投注，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与原告理解的“买的次数多了，中奖率就高”或“中奖靠运气”的预期极不吻合，存在重大误解；同时，原告与被告针对彩票的投注信息不对称，被告存在干预彩民自主权和中奖结果的可能，被告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奖的随机性规则，让彩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所谓的交易没有公平可言。因此，原告为使福彩事业在阳光下进行，同时维护彩民的正当权益。为此，根据法律有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快乐彩”销售合同。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快乐彩”彩票八张（每张投注金额500元），证明原告购买“快乐彩”的事实，与被告存在彩票销售合同关系。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陈述被告没有对“快乐彩”具体规则进行公开说明是无事实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虽然各彩票投注站都在醒目位置张贴“谨慎投注、量力而行”等字样提醒彩民，但对该彩票的具体规则并没有公开说明。对此，被告认为，原告的陈述毫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事实上，被告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在快乐彩经法定职权部门审批后，已通过互联网http：／／www.zjflcp.com、《钱江晚报》、《今日早报》、《都市快报》、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等多种形式，并在每个投资站均投放了大量的宣传单、宣传册、图书，布置了开奖号码图、风险提示语、部分中奖彩票等，依法向社会公众告知并公布了《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彩”限号规则》、《浙江省财政厅批复同意快乐彩上市》、《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彩”游戏规则》等信息。这一点从被告提交的证据上可以清楚地反应。同时，从原告提交的8张彩票可知，8张彩票票面记载的倍数、兑奖期、站号、金额、玩法、投注方式、开奖时间、所选号码（除流水号1号码A排序不同外）等均相同，同时从第1张彩票到第8张彩票的出票时间仅用了2分37秒。这些信息表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的原告是有目的、有准备、有针对性购买这8张彩票的，不是不知道快乐彩游戏规则而是非常熟悉。另据统计，从2012年快乐彩在浙江上市销售以来，2013年度销售达29.8亿元，2014年度销售达38.2亿元，2015年度销售达43.3亿元，除本案原告向法院提出撤销合同之外，未发生一起关于快乐彩销售合同的诉讼案件、投诉案件。此外，从原告提供的主体信息资料和当今社会信息化发展情况来看，原告出生于1979年2月18日，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其工作性质（律师执业者）也决定了不可能不会利用互联网查阅、检索相关资料。也可以说，原告在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情况是难以令公众所理解的，也与事实不符。
二、原告所怀疑案涉“快乐彩”发行及兑奖程序是无事实依据的。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怀疑该彩票发行及兑奖技术终端秘密安装了控制软件等等。对此，被告认为，原告的怀疑毫无事实依据。“快乐彩”上市前的审批和开奖、兑奖等完全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彩”游戏规则》等规定进行的。具体情况如下：1.“快乐彩”上市前的审批基本情况：（1）2012年2月22日，浙江省财政厅向被告作出了《关于同意申报电脑福利彩票“快乐12”在我省上市的复函》（浙财综（2012）18号）；（2）2012年2月24日，被告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报送了《关于要求在浙江上市电脑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请示》（浙彩发（2012）17号）；（3）2012年10月19日，财政部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出了《关于在浙江销售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通知》（财办综（2012）86号）；（4）2012年10月25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向被告作出了《关于在浙江销售中国福利彩票快乐12的游戏批复》（中彩福字（2012）66号）；（5）2012年11月29日，被告向浙江省财政厅报送了《关于我省福利彩票快开游戏上市的请示》（浙彩发（2012）81号）；（6）2012年11月30日，浙江省财政厅向被告作出了《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同意在我省上市销售中国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复函》（浙财综（2012）117号）。经过上述有关职能部门审批后，被告根据批准的游戏规则、销售实施方案等才依法上市销售“快乐彩”彩票。2.“快乐彩”上市销售、开奖、兑奖等相关情况：（1）销售：快乐彩由被告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销售；（2）投注：每注金额2元（详见《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彩”游戏规则》）；（3）开奖：①快乐彩10分钟一期，一天销售80期，每个销售期销售截止后将本期数据封存统计，并刻入光盘，完成数据的封存；②数据封存后，开奖系统自动到专用的电子开奖设备（注：专用的电子开奖设备经第三方中国赛宝实验室测试通过，并经过浙江省禹航公证处公证）取本期随机产生的中奖号码，并通过专用打印机将号码打印在不可篡改的打印纸上，由公证处留存；③系统根据取到的中奖号码对本期的销售数据进行搅奖，并产生开奖公告；④系统将开奖号码发送到每台快开投注终端，投注终端将开奖号码和结果在电视机上播放出来，1分钟播放完成后彩民可以兑奖。（4）兑奖：快乐12兑奖当期有效，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兑奖（详见《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彩”游戏规则》）。综上所述，根本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谓被告“进行暗箱操作”之情形，原告的怀疑是无事实依据的。
三、本案不符合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的构成要件。根据《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之规定。就本案而言，如上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析，原告在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的均与事实不符，所主张的无任何事实依据，本案也不存在其他重大误解的情形，被告认为原告所主张的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是不成立的。
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请求撤销其与原告之间的“快乐彩”销售合同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切实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浙江福彩网站信息打印件一组，钱江晚报一份、今日早报一份、都市快报一份、宣传册四份、宣传书一本、站点现场宣传信息打印件六份、彩票三张，证明被告已通过网络、报纸媒体以及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票面记载的信息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对“快乐彩”玩法、游戏特点、奖级设置、客服、购票注意事项等具体规则进行了宣传、发布、说明的事实。
2、请示、批复六份，证明快乐彩上市之前经过相应的职权部门依法审批，审批后才上市销售。
3、测试报告一份，证明快乐彩销售系统软件在上市销售之前根据审批文件的要求由第三方进行了检测，测试完成后才上市销售。
对于原、被告双方的上述举证，经庭审质证，双方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的合法性及证明力有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上述举证均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将根据证据的内容作相应的事实认定。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本案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2年2-11月，经被告申报和浙江省财政厅、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财政部等职能部门的审批同意以及第三方中国赛宝实验室对销售系统软件的确认测试，“快乐12”快速开奖游戏（简称“快乐彩”）自2012年12月7日起在浙江省上市销售。在上市销售前后，被告通过互联网、《钱江晚报》等报刊、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快乐彩”游戏规则等事项向公众进行了宣传、告知，同时还在每个投资站发放了大量的宣传单、宣传册、图书，并布置了开奖号码图、风险提示语、部分中奖彩票等信息。原告自2015年8月起经常以自选号码方式购买投注“快乐彩”，投注金额也逐步增加。2015年11月10日下午17时30分许，原告花5000元以2500倍自选一注号码“01020405070809”购买投注，但结果未中奖。
本院认为，被告在浙江省区域上市销售“快乐彩”游戏是经过职能部门的审批并经第三方对销售系统软件的确认测试，同时被告在上市销售前后还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对该游戏规则进行宣传，并在各投注点以醒目方式对投注彩票的风险作了警示，符合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现原告主张被告在“快乐彩”游戏销售中存在欺诈和原告在购买时存在重大误解，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对该彩票游戏的质疑均是基于其主观的猜测、怀疑，故其诉请撤销购彩合同，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水夫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周水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谈国永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高莲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