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8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尚，男，1986年8月9日出生，蒙古族，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建新，重庆誉和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重庆誉和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92418569E。法定代表人：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道君，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尚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易小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19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建新、被上诉人科易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道君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审查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的真实性。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双方陈述的意见以及举示的证据，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因双方均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视为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科易小贷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提成工资290812元（原告仅知道提成工资的数额，具体如何计算的不清楚，原告主张的提成工资是依据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记载的数额来主张的，该提成工资是由留存绩效额度额度上限+超额应发放金额两部分构成）；2、被告支付原告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54834元（15567元/月×3.5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原告举示的《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显示有以下内容：尊敬的领导：我司于2016年10月26日签发了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红头文件〔编号：科易小贷红发（2016）32号）〕，即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留存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根据以上文件规定，我部多名员工留存绩效已超过规定额度上限，故我部申请将超出额度上限税前金额部分与2016年10月工资合并完税后一次性发放，税后部分直接发放。其中，中小贷客户经理高尚留存绩效额度额度上限150000元，留存绩效税前金额282100.02元，留存绩效税后金额8712.64元，超额应发放金额（税前+税后）140812.66元。名为“余波”的人员2016年11月2日签署“申请公司同意”，名为“曹鹏”、“高原”、“王乃斌”的人员2016年11月7日签署“同意”，名为“包蕾”的人员2016年11月7日签署“核对表内数据无误”，名为“黄世界”的人员签署“科易小贷红发（2016）32号是试行，最终需董事会批准为准，故待董事会批准再核算发放”。庭审中，原告称包蕾是被告人力资源部薪酬福利经理，王乃斌是当时被告人力资源部总监，曹鹏是被告财务部总监；高原是当时被告风控总监，黄世界是被告董事会秘书及审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世界是签字的六个人中职位最高的，所以他是最后签字。被告称被告有叫余波、包蕾、王乃斌、曹鹏、高原、黄世界的六个人，但这六个人没有权限来签署该文件，余波、包蕾、王乃斌、曹鹏、高原、黄世界均是被告的一般员工。在被告举示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经理情况中显示蒋军是董事长，黄红云、代兵、岳龙强、张松山、罗昌毅、江小鹏是董事。在被告举示的被告章程第四十条载明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参会董事（含委托授权的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在被告举示的蒋军、黄红云、代兵、岳龙强、张松山、罗昌毅、江小鹏签字的《董事会声明》中有以下内容：贵院受理的高尚诉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劳动纠纷一案，在该案2017年9月21日下午审理期间，原告方举行了证据《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董事会现就该证据郑重声明如下：二、该证据记载签字方无权对该文件及相应内容进行签字确认。董事会未授权任何人员签署相关文件，其签署行为系无效行为。三、董事会对该文件记载内容毫不知情，董事会对该证据没有作出任何决议或者批准，该文件对公司不发生任何效力。四、公司将在核实相关情况后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五、如上述声明与事实不符，声明方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庭审中，原告举示了被告薪酬管理制度，在该制度中职级薪级分为管理序列职级、职能序列职级（含副总监、高级经理、经理、主管、专员等）、营销序列职级[含市场副总监、中级、高级项目（信贷）经理、助理、初级项目（信贷）经理等]，职能序列职级薪酬结构为年薪（固定工资+年度绩效工资）+福利+超额利润激励，营销序列薪酬结构为年薪（固定工资+业务提成）+福利。原告称其属于营销序列职级中的中高级项目经理，工资按照营销序列工资结构执行，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中被告支付的费用包括了固定工资、业务提成及福利，提成工资只发了一部分，原告诉请中主张的提成工资也是该业务提成，被告称原告属于职能序列职级中的专员，专员要做业务，也要做资产清收，工资结构是按照职能序列工资结构执行，原告的工资已经全部发完。在原告举示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中显示被告支付款项的摘要为代发工资、零售汇入汇款，原告称工资包含了提成工资，其中零售汇入汇款是出差补贴、通讯费及油费，这些费用都是被告给原告发放的工资。2017年5月31日，本院就上诉人科易小贷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华华劳动争议一案及上诉人科易小贷公司与被上诉人李静明劳动争议一案分别作出（2017）渝01民终3198号及（2017）渝01民终3199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有：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孙华华、李静明经办业务尚有留存提成分别为300000元、253286.4元，法院判决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孙华华、李静明提成工资分别为300000元、253286.4元。庭审中，原告还陈述了以下内容：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签字流程为余波在签字前先将申请表中金额告知了表中的六位员工，并把申请拿给了六位员工看，没有让六位员工签字，该申请表由黄世界最后签字，其签署的内容为“科易小贷红发（2016）32号是试行，最终需董事会批准为准，故待董事会批准再核算发放”。原被告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2日解除，解除方式为被告总经理江小鹏喊原告发起用印申请，对另一案件撤诉，然后原告不同意，江小鹏就喊原告走人，并安排了人员与原告进行工作交接，原告基于上述事实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原告工资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发放，需要签字确认。庭审中，被告还陈述了以下内容：原告工资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不需要签字确认。原被告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2日解除，原告系自动离职，没有跟被告说。另查明，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要求被告提供职工名册、职工签名的工资表及黄世界的OA办公系统登录账号，被告答复称其未建立职工名册、无职工签名的工资表及无黄世界的OA办公系统登录账号。2017年8月29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超期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后原告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告主张提成工资的事实基础和权利基础在于《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是否对被告具有法律效力并能以此作为原告提成工资发放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对被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不能以此作为原告提成工资发放的依据，理由如下：第一，因《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的金额涉及被告重大经济利益，该申请显示合计留存绩效税前金额合计高达1396874.83元，故对其效力的认定应从严掌握，但该申请上仅有被告六名员工签字，无被告公章或被告法定代表人签章或被告授权代表的签章，故仅凭该六名人员的签字，一审法院尚难以认定《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对被告产生法律效力。第二，按照原告陈述的签字流程来看，原告称余波在签字前先将申请表中金额告知了表中的六位员工，并把申请拿给了六位员工看，没有让六位员工签字，由于该申请上的金额均关系该六名员工重大经济利益，但却没有让六位员工签字确认，而是直接由其他六名员工确认，应该说，此种操作流程也令人匪夷所思。第三，按照原告陈述的签字流程，即使《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签字人员的身份和签字属实，而作为职位黄世界系最后在《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签字，按照一般的生活常识、常理，最后签字人员的意见应是最终、确定的意见，而黄世界签署的意见明确提出《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的事项需“待董事会批准再核算发放”，可见即使《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具有法律效力，该申请上的金额至少还需两个程序才能发放：一是董事会批准，二是再次核算（由此也可知《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的金额并非最终、确定的金额）。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的事项经过董事会批准并经过再次核算，相反从被告董事会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被告董事会对《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的所有内容予以否认，故该《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对被告不具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原告提成工资发放的依据。第四，在本案中，原告利益与被告利益存在冲突性，如果仅凭六名员工的签字就认定被告应支付《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的金额，那么容易对他人行为产生不良的社会引导效果，即未经授权的用人单位员工通过共同签字即可从用人单位获取利益，此亦有违公正，况且本案原告所述职位最高的黄世界也明确确认《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上的金额并非具有终局效力。第五，薪资结构的设计以及工作岗位的设定均属于用人单位自主权的范围，司法不应干涉，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属于营销序列职级中的中高级项目经理、薪资结构以及被告发放工资不需签字确认的情形下，本院尊重用人单位的自主权，确认原告岗位为专员，其薪资结构系按照职能序列工资结构执行，即使原告能够证明其薪资结构及其岗位属于中高级项目经理，但因原告主张提成工资的事实基础和权利基础在于《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但如上所述，《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对被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以此主张提成工资，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虽然原告举示了（2017）渝01民终3198号及（2017）渝01民终3199号民事判决书，但在这两份判决中，法院判决的前提在于被告已经确认尚差孙华华、李静明提成工资，而在本案中，首先，被告并未作出此种确认，相反依据原告所举示的证据显示提成工资的金额需“待董事会批准再核算发放”，而被告董事成员现在均否认该《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的法律效力，可见被告并未确认《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及原告提成工资数额。其次，用人单位的员工工资构成不是必须相同，法律也未对此作出限制，这也是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和工资分配自主权的体现，故孙华华、李静明的工资构成情况对原告的工资构成情况也不具参考价值，据此，由于（2017）渝01民终3198号及（2017）渝01民终3199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情况不具有类似性，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对原告请求的经济补偿，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所称的2017年3月2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符合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高尚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高尚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高尚提交了两份证据：1、上诉人本人陈述的意见；2、重庆市政府公开信箱渝人社信箱〔2017〕2084号邮件，拟证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错误，上诉人曾在2017年3月22日向市长公开信箱投诉。被上诉人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上诉人陈述的意见不能作为新的证据；同时，既不认可上诉人所称的投诉行为，也不认可其投诉内容。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因系上诉人陈述的意见，该意见仍需结合其他证据方能核实其真实性，且其陈述的意见系其单方意见，缺乏其他直接证据佐证，本院依法对其意见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份证据，因系复印件，且上诉人所称的投诉内容与其在本案中陈述的意见基本一致，同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称，该公司曾与上诉人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日，后来在2016年9月14日续签了一份劳动合同，内容是将前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从2016年10月31日续签到2021年10月30日。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所称的两份合同，以及被上诉人所称的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上诉人称，从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的工资发放情况看，劳动者该十二个月的应发工资总额为216345.64元，应发月平均工资为18028.8元。被上诉人称对此情况将发表书面意见。但是，在本院指定期限内，被上诉人未提交相应的书面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超额留存绩效发放申请》能否作为劳动者据以主张提成工资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欠付超额留存绩效工资（即提成），对于该项主张，劳动者除应举示向用人单位申请发放该笔款项的证据之外，还应举示能够证明劳动者存在超额留存绩效工资对应业绩这一事实的直接证据。在劳动者仅举示该份申请且该申请尚未得到用人单位最终确认的情况下，其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对劳动者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劳动者称系用人单位要求其“走人”，用人单位称系劳动者自行离职。对于前述说法，双方均未举示证据佐证。根据上述规定，作为提出诉讼请求的一方当事人，劳动者仍应就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系由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劳动者在本案中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该主张，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应由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于劳动者的该项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余认定同一审，本院不再赘评。综上所述，高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高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娅梅审 判 员 赵文建审 判 员 李 颖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莉书 记 员 陈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