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5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庆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江。
上诉人刘庆辉因与被上诉人徐建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5）太民初字第00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建江自认其是怡景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刘庆辉自认其是灏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建江、刘庆辉因上述两公司间发生设备买卖业务相识。
2014年1月21日，刘庆辉向徐建江发送两条内容分别为“62×××77农行卡，朱江”、“23820加19460一共是43.28吨您付86560”的微信；刘庆辉同时通过微信向徐建江发送了过磅单的照片2份及装运牛皮纸的货车尾部照片2份，过磅单的照片显示净重分别为23820及19460，日期均显示为2014年1月21日15时许。徐建江、刘庆辉均陈述在刘庆辉发送上述微信信息及照片后，徐建江根据刘庆辉发送的微信指定账户，向户名为朱江、账号为62×××77的账户转账66560元，用于支付一批PVC牛皮纸复合料的货款。一审庭审中，徐建江、刘庆辉一致确认上述PVC牛皮纸复合料的单价为2000元／吨（含运费），重量为43.28吨，货款总价共计86560元，因运费20000元由购买方直接支付驾驶员，故徐建江转账支付的66560元为扣除运费后的货款金额。徐建江、刘庆辉对牛皮纸的购买主体及该笔66560元货款的支付主体存在争议，徐建江认为系徐建江经刘庆辉介绍向天津购买牛皮纸而支付的货款，刘庆辉认为系刘庆辉购买牛皮纸，徐建江代刘庆辉垫付了上述货款。
2014年1月22日，上述PVC牛皮纸复合料从天津运往太仓，并因路线变更问题而实际产生运费22000元，其中2000元由刘庆辉向驾驶员支付，剩余部分20000元的支付主体徐建江、刘庆辉存在争议，双方均认为系己方支付。通过刘庆辉所认识的案外人李惠忠联系，该批PVC牛皮纸复合料被放置于太仓市沙溪镇洪泾村案外人苏永平的仓库中。2014年4月，徐建江向李惠忠发送短信2条，内容大致为其已安排物流公司上门提货，请李惠忠安排发1.5吨货物。刘庆辉对徐建江提取样品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表示不清楚徐建江提取了多少。
2014年7月26日，因发现该批PVC牛皮纸复合料丢失，徐建江向太仓市公安局沙溪派出所报案。刘庆辉于2014年7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这批复合纸是我向天津做海关报关的吕超购买的，我与吕超认识两三年，谈这笔生意没有签订合同，只是电话里口头说的，商谈好的价格是2000元／吨含运费；货物运来后放在我员工李惠忠所在村的一个厂里，我亲自接的货，徐建江不在现场，一名姓蒋的客户在场；货来之前从徐建江账户付了6万左右汇到吕超那边的账户，运费共计22000元我直接给了驾驶员；让徐建江汇款是因为当时年底，我手头没有多少钱，徐建江之前买我机器还有钱没有付给我，我的意思让他先替我垫付一下；徐建江曾跟我谈起复合纸的事情，他曾经想要买，我的意思是让他先帮我垫付，他想要的话到时候再卖给他；徐建江当时买的机器共计是12万，付了4万的订金，又帮我垫付了这6万左右，到他来提机器的时候又给了我两万，才把机器钱全部还完；这批货现在被我卖给一个姓马的客户了。”李惠忠于同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刘庆辉，时不时帮他干点活；2014年1月份刘庆辉跟我说他有大约40吨左右的纸没有地方放，让我帮他找个地方暂时放下，元宵节前肯定搬走；我寻找了我朋友苏永平，用他在沙溪镇洪泾村的空闲厂房暂时存放；1月20日左右，两辆卡车把纸装来，当天刘庆辉和另一名姓蒋的男子在场；元宵节后因厂房另有用途我催刘庆辉将纸搬走，并于3月份将纸腾至露天空地，期间刘庆辉及姓徐的上海人来拿过样品；十几天前刘庆辉将复合纸搬走”。
另查明：2013年11月20日，灏睦公司（甲方）与怡景公司（乙方）签订纸塑分选设备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由怡景公司向灏睦公司购买PVC与牛皮纸复合分离流水线一套，设备价格为15万元，付款方式为首付定金5万元，15天后支付5万元，交货期30天，提设备时支付3万元，剩余2万元尾款完成安装调试、能够正常生产后支付。合同签订后怡景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前累计向灏睦公司支付了货款13万元，剩余2万元徐建江提出因设备未能调试成功而尚未支付。
以上事实，有徐建江提交的派出所询问笔录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转账明细、纸塑分选设备订购合同复印件、付款记录、短信记录，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庭审中徐建江、刘庆辉双方就如下事实产生争议：1、本案的牛皮纸买卖合同系徐建江经刘庆辉介绍与他人发生抑或系刘庆辉与他人发生；2、徐建江主张的2万元运费是否由徐建江方支付。
就争议焦点一，徐建江认为：徐建江通过刘庆辉介绍，向天津的不知名卖方购买了涉诉牛皮纸并支付了相应货款，刘庆辉是买卖合同的中间人，卖方送货后由刘庆辉代为保管。就该事实，徐建江除前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明细、短信记录外，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徐建江代理人向蒋某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在该笔录中，蒋某称：“徐建江是我老板，我知道刘庆辉打电话问徐建江有一批PVC牛皮纸复合边角料要不要，运到太仓大约2000元一吨，徐建江知道后答应要；2014年1月20日刘庆辉电话通知徐建江，说货与天津客户谈好，要徐建江汇款给天津的朱江卡上；徐建江汇款后第二天让我去太仓沙溪接货，并给了我2万元叫我付运费；到了太仓后刘庆辉让李惠忠联系了仓库，卸货后我付的运费；8月12日徐建江发现货没有了就报警，刘庆辉承认货被他卖掉了。”对该询问笔录，刘庆辉以蒋某与徐建江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否认笔录内容的客观性。2、过磅单及货车尾部的照片各两份，徐建江陈述照片系刘庆辉于徐建江付款前、牛皮纸装车过磅时拍摄并通过微信向徐建江发送，刘庆辉对发送照片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若系徐建江向天津客户购买牛皮纸，则不存在刘庆辉向徐建江转发过磅单的必要，相反应当认为是刘庆辉购买。
就争议焦点一，刘庆辉认为：本案所涉的牛皮纸买卖合同系刘庆辉所在的灏睦公司与韩国CTA公司签署，而非徐建江向天津客户购买，而徐建江所支付的66560元，亦系基于怡景公司尚欠灏睦公司设备款而代刘庆辉支付的。为证明该事实，刘庆辉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合同打印件及牛皮纸装箱单复印件各一份，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买方为灏睦公司，卖方为韩国CTA.CO.LTD，合同标的为43.28吨三星牛皮纸，单价2000元，总价86560元，备注中注明货款总付86560元，还有2万元货款由刘庆辉支付天津到太仓的运费。刘庆辉同时陈述，合同所涉牛皮纸于2014年1月14日从韩国发往天津港，于1月20日前到达天津。徐建江对于该合同和牛皮纸装箱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通过海关的货物最少需要2周时间，该份合同系刘庆辉为本起诉讼而制作，签订时间亦非2014年1月10日。2、苏永平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刘庆辉牛皮纸场地租金8600元。徐建江则认为该收条与本案无关联。3、2014年6月原、刘庆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其中刘庆辉称：“徐总设备还有余款三万，二万是设备款，一万是订做韩国电机和帮金总做的螺旋上料机……”徐建江称：“……你把设备造好了，回来拿钱，太仓的设备也买下没任何问题。”就该聊天记录刘庆辉陈述为，怡景公司共计向灏睦公司购买了两套设备，其中第一套设备余款2万元及去韩国调试的1万元未付，第二套设备款12.5万元未付，聊天记录中徐建江认可了第二套设备的存在；徐建江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是涉及设备款的沟通，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4、照片打印件两份及设备装箱单复印件一份，就照片刘庆辉陈述分别为2014年3月份在韩国拍摄调试第一套设备的情景及2014年9月在韩国拍摄第二套设备的买卖情况，徐建江表示不知道第二套设备的情况并认为刘庆辉所提交的两份照片与本案无关；对设备装箱单刘庆辉解释为徐建江以怡景公司名义购买的第二套设备由刘庆辉发往了韩国中华拓达资源株式会社，徐建江则认为系韩国中华拓达自愿株式会社向刘庆辉购买了相应设备，与徐建江无关。5、2014年4月4日徐建江发给刘庆辉的短信记录一条，内容为“富阳市春江街道，浙江富阳高阳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仁发收，联系电话138××××9218”，就该短信，刘庆辉解释为牛皮纸存放的仓库主人催促刘庆辉将牛皮纸搬走，徐建江跟刘庆辉说如果仓库追得紧就把纸发到上述地址，因徐建江当时没付款，刘庆辉未按照其指示发送。徐建江认可该信息内容。
原审原告徐建江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徐建江经刘庆辉介绍以86560元购得43.28吨PVC牛皮纸复合边角料，取得了相应的所有权，刘庆辉是该买卖业务的介绍人及PVC牛皮纸复合边角料的保管人，现刘庆辉在保管期间私自处分徐建江的货物，请求法院判令刘庆辉赔偿损失86560元。
原审法院认为：牛皮纸买卖合同的主体，应考虑合同当事人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相应履行情况综合确定。一方面，徐建江所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庆辉在通知徐建江付款时向徐建江明确涉诉牛皮纸的数量及价格，刘庆辉亦曾于卸货当日将货物运送的车辆信息及过磅信息告知徐建江；证人蒋某亦陈述其曾代表徐建江至卸货现场处理运费等相关事宜；刘庆辉所举证的微信及短信记录亦显示刘庆辉在货物存放至指定地点后曾将仓库主人要求搬离的情况告知徐建江，并催促徐建江搬离，徐建江也曾至仓库提取部分样品并指示刘庆辉将货物搬至浙江指定的公司场所；故应当认为徐建江主观上基于购买牛皮纸的意愿向刘庆辉指定的账户中支付了相应货款，亦积极参与合同的履行过程；刘庆辉将买卖合同有关数量、价格、运送等相关事项告知徐建江，亦反映出刘庆辉系出于帮助徐建江订立、履行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进行了相应的告知行为，不能推定为履行合同而为之。另一方面，刘庆辉虽辩称该牛皮纸买卖合同系灏睦公司与韩国CTA公司签署，但刘庆辉所举证的与韩国CTA公司签署的买卖合同无原始记录以证实其形成的时间，亦未举证其履行情况，且刘庆辉就该买卖合同形成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所陈述合同系刘庆辉与案外人吕超订立、并无书面合同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结合公安机关的笔录形成时间更早且在诉讼之前，原审法院认为刘庆辉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更接近于客观事实；另刘庆辉虽辩称徐建江所支付的66560元系基于怡景公司的设备款而代刘庆辉支付，但其所提交的照片、微信聊天记录、设备装箱单均未能反映出怡景公司与灏睦公司间除第一套2万元设备款外另就第二套设备存在相应的买卖事实，且刘庆辉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亦曾提及徐建江的设备款总额为12万元，与其庭审中陈述并不一致，故对刘庆辉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牛皮纸买卖合同应系徐建江经刘庆辉介绍与案外人缔结，徐建江所支付的66560元亦系基于买卖合同而向案外人支付。
就争议焦点二，徐建江认为：牛皮纸由天津发到太仓产生的运费共计22000元，由徐建江支付了20000元，刘庆辉支付了2000元。为证明该事实，徐建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证人蒋某的证言。证人蒋某向原审法院陈述：“2014年1月22日我受徐建江委托去太仓沙溪接货，徐建江给了我2万元作为运费交付给司机；可能因为货车路途中绕了点路，司机说要加2000元，所以后来刘庆辉垫付了2000元，我付了2万元；两辆车前后卸货，第一辆我给了11000元，第二辆我给了9000元，刘庆辉给了2000元；卸货现场还有李惠忠、存放仓库的所有人、对面蜡烛厂老板，向驾驶员支付运费时李惠忠及仓库的所有人均看见了，没有打收条。”刘庆辉以证人蒋某与徐建江有利害关系为由对其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2、徐建江名下账号为45×××98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一份，该记录显示2014年1月17日有两笔金额分别为30000元及12000元的转账支出，徐建江陈述其中有2万元用于支付牛皮纸的运费；刘庆辉则认为账户交易记录显示方式为转账，与证人蒋某陈述的现金支付的情况不符合，且交易记录中的金额与运费亦不一致，不能确认系用于支付运费。3、2014年7月6日徐建江、刘庆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其内容为刘庆辉向徐建江称：“沙溪的货你早说装走，我也通知你几次了，人家东急叫你快装走，也限期几次装走。这点货我也花了三五千进去……”徐建江认为该聊天记录印证了2万元运费系徐建江支付，否则刘庆辉自称所花的金额肯定在2万元以上，刘庆辉对聊天记录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自己表达的意思是让徐建江尽快搬走，否则要增加三五千的费用。就双方所争议的22000元运费，刘庆辉称均由其支付，现金来源为其个人经营的自有现金，但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徐建江主张2万元运费由其支付、2000元运费由刘庆辉支付的事实有证人蒋某的证言佐证，其名下账户中亦显示在交货前几日有款项支出，刘庆辉虽对证人蒋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认为运费22000元均由刘庆辉使用自有经营资金支付，但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相反，刘庆辉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显示刘庆辉告知徐建江其“花了三五千”的情况，故原审法院对徐建江所称支付运费2万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对刘庆辉的抗辩不予采纳。
综上，徐建江经刘庆辉介绍购买牛皮纸，并将购得的牛皮纸存放在刘庆辉提供的仓库，仓库的租金由刘庆辉向仓库所有人支付，徐建江、刘庆辉间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保管人应当对保管物进行妥善保管。现刘庆辉在保管牛皮纸期间将保管物出售给他人，造成徐建江所购买的牛皮纸灭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徐建江为买卖合同支付了货款86560元，货物被刘庆辉处分后，徐建江主张按照其已支付的货物买受价款要求刘庆辉赔偿损失尚属合理，故原审法院对徐建江要求刘庆辉赔偿损失8656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刘庆辉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徐建江损失人民币86560元。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刘庆辉负担。
被上诉人刘庆辉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所争议的牛皮纸货款66560元，系被上诉人基于怡景公司与灏睦公司所发生的第二套设备买卖，而代为付款的。被上诉人是怡景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怡景公司与韩国中华拓达资源株社会之间系合伙关系。2013年11月20日，被上诉人为拓达公司向灏睦公司购买过第一套设备，现第二套设备已在拓达公司厂区，应当认定第二套设备的存在，被上诉人为此应承担付款义务。本案所涉货物买卖的意思表示仅存在于韩国CTA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由双方签署，该批货物的买卖和运输均由上诉人负责，该批货物在天津港口装箱运输时其所有权已转移至上诉人名下。一审仅凭被上诉人现场卸货或者提取样品的行为即认定被上诉人为该批货物的初始买受人不当。2、本案所争议的运费20000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系由被上诉人支付。蒋某回答法庭其是怡景公司合伙人，与本案有重大利益冲突，且其证词前后矛盾，一审采纳其证言并认定20000元系被上诉人支付证据不足。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基于其系该批货物的所有权人寻找厂房对该批牛皮纸进行仓储，并支付了仓储费用。上诉人从未有向被上诉人进行对该批货物进行保管、保存方面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双方实际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并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进行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徐建江答辩称：其有购买该批货的需求，经刘庆辉介绍向案外人购买的，有微信和合同为证。一审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徐建江提供的微信记录，即刘庆辉于2014年1月21日向徐建江发送的微信：“62×××77农行卡，朱江”、“23820加19460一共是43.28吨您付86560”，及之后徐建江根据刘庆辉发送的微信指定账户，向户名为朱江、账号为62×××77的账户转账支付66560元货款，可认定徐建江通过刘庆辉的介绍，向案外人购买涉案PVC牛皮纸复合料。刘庆辉上诉认为其是该批货物的实际购买方、徐建江系为其垫付的货款，对此未提供反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涉案PVC牛皮纸复合料的出卖方将该批货物从天津运至太仓，运费共计22000元，其中20000元由蒋某交付出卖方驾驶人员。根据蒋某一审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其系受徐建江指派至太仓卸货，20000元是徐建江交给蒋某用于支付运费，应认定20000元运费系由徐建江委托蒋某转交出卖方驾驶人员。刘庆辉上诉主张该20000元是先由刘庆辉交给蒋某、再由蒋某交付出卖方驾驶人员，无证据证明。且若是22000元均由刘庆辉支付，拆分为20000元、2000元两笔支付亦与常理不符。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徐建江购买涉案PVC牛皮纸复合料之后委托刘庆辉存放于太仓市沙溪镇某仓库，实际处于刘庆辉控制之下，现因刘庆辉转卖他人而灭失，刘庆辉应向徐建江承担赔偿责任。徐建江主张按其支付的货款86560元予以赔付，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刘庆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上诉人刘庆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雪蓉
审 判 员 周 军
代理审判员 沈维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陆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