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民再字第46号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丁鼎泉。
委托代理人：傅叔文。
委托代理人：王立忠。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爱君。
申诉人丁鼎泉因与吴爱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金商终字第51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浙检民（行）监（2014）3300000104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2014）浙民抗字第1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剑锋、朱怡出庭。申诉人丁鼎泉及其委托代理人傅叔文、被申诉人吴爱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2月24日，吴爱君起诉至义乌市人民法院称：2010年12月16日，丁鼎泉因资金困难，向吴爱君借款人民币20万元，后经其多次催讨未还。请求判令丁鼎泉归还借款本息（利息从2010年12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庭审中，吴爱君陈述双方系亲戚关系，丁鼎泉因经商缺资多次向其借款，每次借款均出具借条，还款时将借条归还，不再出具收条。除本案所涉20万元借款外，其余借款丁鼎泉均已还清。
丁鼎泉辩称，2010年12月16日其向吴爱君借款属实，但该笔借款已于2011年10月12日归还，还款时未将借条收回。除本案所涉20万元借款外，其并未向吴爱君借过款。请求驳回吴爱君的诉讼请求。
义乌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12月16日，丁鼎泉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吴爱君借到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1年7月6日，吴爱君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给丁鼎泉20万元整。2011年10月12日，吴爱君收到丁鼎泉现金20万元并存入银行账户。
义乌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对借贷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款人对款项已归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丁鼎泉于2010年12月16日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丁鼎泉是否归还了该笔借款，即吴爱君于2011年10月12日收到的20万元是丁鼎泉用于归还本案所涉借款还是2011年7月6日的借款。吴爱君主张其收到的20万元系丁鼎泉归还2011年7月6日借款的款项，该款项的借条已于2011年10月12日丁鼎泉还款时予以归还。丁鼎泉主张该20万元系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并认为2011年7月6日其收到的20万元系其弟弟的借款，该借款其已归还。对此，从证据角度来看，吴爱君在客观上已拿不出2011年7月6日借款的借条，其仅能提供该笔款项的交付凭证；而丁鼎泉虽然辩称2011年7月6日的款项系其弟弟所借，但其既不申请其弟弟出庭作证又陈述该借款已由其本人归还，其更易于举证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从诚信角度来看，丁鼎泉在庭审中多次陈述仅向吴爱君借过一笔钱，在该院调取了2011年7月6日的转账凭条后又以时间太长忘记为由否认在先陈述，并于庭审结束后又向该院提交其他时间与吴爱君的资金往来凭证，再结合丁鼎泉对于未收回涉案借条的辩解与常理相悖，故其陈述可信度较低。因此，吴爱君的主张符合常理，其于2011年10月12日收到的20万元是丁鼎泉用于归还2011年7月6日的借款，该2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综上，丁鼎泉于2010年12月16日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未还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丁鼎泉应及时归还借款。关于利息损失，因吴爱君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有利息约定，故其要求丁鼎泉自借款之日起支付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丁鼎泉应支付自权利主张之日（即2012年12月24日）起的利息损失。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于2013年2月22日作出（2013）金义佛堂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丁鼎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吴爱君借款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2年12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丁鼎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丁鼎泉负担。
丁鼎泉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对于一审认定“吴爱君于2011年10月12日收到的20万元是丁鼎泉用于归还2011年7月6日的借款”的事实无异议。但丁鼎泉已于2011年1月1日直接存入吴爱君银行账户20万元用于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因双方是亲戚，故未能及时收回借条。事后，双方一直都有联系，吴爱君也表示借条已经撕毁。在一审庭审时，因借款发生在两年前，丁鼎泉在还款之后便没有当回事，所以在一审庭审中记忆出现差错，导致未能准确答辩借款、还款的过程。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吴爱君的诉讼请求。
吴爱君答辩称：2011年1月1日，丁鼎泉确实交付过20万元款项，用于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但是，考虑到其手头上还有闲钱，丁鼎泉即提出这笔款项再借用一段时间，所以其去银行拿了10万元，连同放在家里的10万元，重新借给丁鼎泉20万元，借条也没有修改，还是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2010年12月16日，丁鼎泉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由丁鼎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吴爱君借到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1年1月1日，丁鼎泉以银行卡转账存款的方式，存入吴爱君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17的账户20万元款项。当日，丁鼎泉再次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丁鼎泉未重新出具借条。2011年7月6日，丁鼎泉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吴爱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该款项。2011年10月12日，丁鼎泉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向吴爱君归还2011年7月6日所借的款项。另查明，2011年1月1日，吴爱君从其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17的账户中取款10万元。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中载明的款项是否已经归还。针对争议的焦点，丁鼎泉认为其已于2011年1月1日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归还吴爱君，吴爱君在二审庭审中承认丁鼎泉于2011年1月1日还款的事实，但还款当天因丁鼎泉提出再借一段时间的要求，吴爱君即从银行卡中取出10万元，连同家里存放的10万元，一并又出借给丁鼎泉，借条没有重新出具。吴爱君的陈述与其2011年1月1日卡号为62×××17的农行账户的交易明细相印证。而丁鼎泉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双方仅存在一笔借款，即2010年12月16日的20万元，并认为其已于2011年10月12日在麻将馆归还吴爱君。但在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后，召集双方并向丁鼎泉出示银行卡取款凭条后，丁鼎泉即改变陈述，认为2011年7月6日从吴爱君银行账户转至丁鼎泉账户的20万元，是其弟弟向吴爱君所借，只是通过其账户转账，并且认为该款已由其在吴爱君家里归还。在二审中丁鼎泉对2011年10月12日的20万元款项系归还其于2011年7月6日向吴爱君所借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对于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丁鼎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因该借条吴爱君没带身边，故还款后要求吴爱君写了一份字条，内容为“2011年10月11日那回”（该字条的纸张已经裁剪，剩余部分约为a4页面的五分之一），并认为该字条的纸张也是由吴爱君提供，但遭致吴爱君的否认后，丁鼎泉在一审中申请对该字条中的笔迹进行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并在二审中承认这份字条并非吴爱君所写，而是因其已于2011年10月12日还款给吴爱君，作为备忘，由其妻所写。综上，丁鼎泉在一审、二审中的陈述反复、前后矛盾，且丁鼎泉陈述一般情况下其向他人借款都是出具借条，作为生意人，对于还款之后未收回借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丁鼎泉应该非常清楚。现丁鼎泉出具的借条原件由吴爱君所持有，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及二审中陈述的客观合理性，一审认定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中载明的20万元的款项，丁鼎泉未归还并无不当。故一审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2013）浙金商终字第5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丁鼎泉负担。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一）吴爱君已自认本案所涉的借款已归还，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二审中吴爱君称“2011年1月1日，丁鼎泉确实有20万元款项还给我，用于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该陈述构成自认，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已归还的事实已毋庸置疑。在吴爱君明确承认本案所涉借款已归还的前提下，二审仍以借条未收回为由，认定丁鼎泉未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明显存在错误。（二）吴爱君的诉请缺乏请求权基础。吴爱君起诉针对的是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由于该笔借款已于2011年1月1日归还，因此请求权基础已丧失。即使2011年1月1日确实产生了新的借款关系，也应属于独立的借款，吴爱君可另行主张。原审法院却以“2011年1月1日丁鼎泉再次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为由，判决丁鼎泉归还借款，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三）原判认定“2011年1月1日丁鼎泉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的事实，也属证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吴爱君主张2011年1月1日丁鼎泉向其借款20万元，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中关于双方于2011年1月1日形成新的借款合意的事实，只有吴爱君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丁鼎泉亦不认可；关于借款交付的事实，吴爱君也只提供2011年1月1日从其自己账户取款10万元的银行凭证，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吴爱君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向丁鼎泉实际交付20万元的事实。据此，吴爱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申诉人丁鼎泉的申诉意见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基本一致。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吴爱君的诉讼请求。
被申诉人吴爱君答辩称：2011年1月1日，丁鼎泉打电话联系其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两人到银行办理了转账手续后，又回吴爱君家拿借条。当时丁鼎泉听说其家里还有10万元现金要存银行，就要求再将钱借给他。故其又将20万元借给丁鼎泉，由于之前的20万元未支付利息，故仍沿用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
再审庭审中，被申诉人丁鼎泉提供账号为19×××09的“活期存款子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该明细显示2011年1月1日丁鼎泉银行账户只有取出20万元，没有存进20万元，证明吴爱君主张2011年1月1日再借给丁鼎泉20万元事实不成立。吴爱君质证认为，该证据虽有银行的盖章，但真实性不能确认，且不具有证明力，2011年1月1日其再次出借给丁鼎泉20万元现金，丁鼎泉将借款存于何处其并不知晓。
被申诉人吴爱君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吴爱君所有的账号为14×××62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一份，其中载明2010年8月31日支出10万元。吴爱君主张，该支出的10万元系其出借给亲戚，亲戚于2010年12月以现金方式归还，2011年1月1日借给丁鼎泉的20万元中的10万元即为该亲戚归还后放置家中的款项。拟证明吴爱君2011年1月1日出借给丁鼎泉款项的来源。2、2010年9月20日中国建设银行汇（本）票申请书、2010年10月18日银行进账单、农业银行本票、2010年10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汇（本）票申请书，吴爱君主张，上述证据材料能与证据材料1中载明的2010年9月20日、10月18日、10月19日款项收支情况相互对应，可证明2010年9月20日丁鼎泉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之后于2010年10月18日通过丁鼎忠的本票归还吴爱君204000元；2010年10月19日丁鼎泉又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吴爱君将借款转账到丁鼎泉妻子王亦仙账户，与本案类似，吴爱君与丁鼎泉之间以往也发生过当日还款，紧接着于次日又借款的事实。3、2010年12月9日银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各一份，证明2010年12月9日丁鼎泉再通过王亦仙账户归还吴爱君20万元。证据材料1、2、3另外也可以证明吴爱君与丁鼎泉之间除涉案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多次借款关系。4、2010年12月16日银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各一份、2010年12月18日取款凭条一份，证明2010年12月16日吴爱君取款15万元转账给丁苗青，2010年12月18日吴爱君取款5万元转账给王亦仙，二者相加共计20万元即为2010年12月16日借条项下交付的借款。
丁鼎泉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吴爱君2010年8月底出借的钱于2010年12月底归还，更不能证明2011年1月1日吴爱君家中有现金。证据材料2中的2010年9月20日、10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汇（本）票申请书载明的收款人为王亦仙，与丁鼎泉无关；2010年10月18日银行进账单、农业银行本票出票人为丁鼎忠，与丁鼎泉无关。证据材料3为复印件，未加盖银行印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材料1、2、3也不能证明其与吴爱君存在其他借款关系。证据材料4为复印件，未加盖银行印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吴爱君主张的事实，申诉人于2010年12月16日向吴爱君借款20万元属实，但借款是以现金还是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已经记不清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申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予以认定，该账户属于丁鼎泉前妻王亦仙所有，虽然丁鼎泉对该账户可能有控制权，但该证据材料不存在2011年1月1日存进20万元的记载，并不足以证明丁鼎泉同日没有从吴爱君处另行借款这一消极事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1，真实性可以确认，但该证据材料只载明2010年8月曾支出10万元，无法证明吴爱君将款项出借他人并于2010年12月收回借款的事实，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材料2、3、4均为复印件，丁鼎泉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内容与本案也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也不予认定。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吴爱君就本案所涉借款债务消灭的事实是否曾经作出自认的问题。从诉讼过程看，吴爱君在二审阶段确实曾经有过以下陈述：“2011年1月1日，丁鼎泉确实有20万元的款项还给我，用于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但其作出该项陈述基于以下特定背景：一审中，吴爱君持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丁鼎泉归还借条所载借款。丁鼎泉对此借条的真实性及吴爱君主张的借款事实无异议，其只是抗辩借条所载借款已于2011年10月12日归还。但案经一审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2日归还的款项并非2010年12月16日借条所载借款，丁鼎泉关于借款已偿还的抗辩不能成立，因而判决支持了吴爱君的诉讼请求。然而，丁鼎泉在二审上诉阶段却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一审的新的事实主张，即“2010年12月16日借条所载借款的归还时间是在2011年1月1日，而不是2011年10月12日”。正是针对丁鼎泉这一完全异于一审的新的主张，吴爱君才就本案借款事实作出进一步的详细陈述：2011年1月1日，丁鼎泉确实有20万元的款项还给其，用于归还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但是，当日丁鼎泉知道其手头有闲钱后即要求再借款，其表示同意，并到银行取了10万元，连同放在家里的10万元，重新向丁鼎泉出借了20万元，由于借款数额没有发生变化，前次借款也没有计算利息，故没有由丁鼎泉重新出具借条，仍然沿用了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可见，吴爱君二审中关于2011年1月1日还款的陈述系其针对丁鼎泉二审新提出的事实主张所作的解释与抗辩的一部分，对该陈述真实意思的探究不能脱离其在二审中的其他陈述而孤立地予以理解，检察机关将该陈述理解为“就2010年12月16日借条所载债务消灭的事实作出自认”，明显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吴爱君持2010年12月16日借条主张借款债权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丁鼎泉在二审上诉阶段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审的新的事实主张，严格而言，该主张已超出了一审审理范围。对此，吴爱君在二审中作出进一步的详细陈述，并据以提出了相应的权利主张，要求丁鼎泉归还2011年1月1日重新出借的20万元。这是其针对丁鼎泉二审新主张而对自身诉讼主张的部分调整与修正，有其特定原因，具有合理性，且与其一审诉讼请求与主张密切相关，二审在审理丁鼎泉上诉所提新主张的情况下，一并审理吴爱君的主张并无不当。检察机关提出的“吴爱君在二审中自认2010年12月16日的借款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即使2011年1月1日产生新的借款关系，也应另行起诉主张”之抗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吴爱君的主张，2010年12月16日的借条已经转化为2011年1月1日借款关系的凭证，该项主张能否支持，主要取决于其能否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认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不仅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而且合同的生效还应有款项的实际交付。而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现吴爱君持有的2010年12月16日借条的真实性确实无疑，其对持有2010年12月16日借条主张2011年1月1日借款关系的发生所作解释亦符合常理，其对2011年1月1日借款的来源所作陈述也基本合理，且与其提供的2011年1月1日账号为62×××17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能部分印证。而且，本案双方当事人间以往曾多次发生借款关系，其中的交易习惯也能进一步佐证吴爱君的主张。因此，从证据角度看，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认为吴爱君就其主张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丁鼎泉虽然主张其于2011年1月1日归还原来的借款20万元后，双方的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否认双方于同日又形成新的借款关系，但其对吴爱君仍持有借条的事实，却始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且，其在一审、二审中的主张变动不居，陈述反复无常、前后矛盾，令人有理由对其主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其主张及相关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吴爱君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检察机关抗诉及申诉人申诉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金商终字第51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建勋
代理审判员 谢静华
代理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