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7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安信，广东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旭登。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喜友，广东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清远市诚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家栋。
上诉人徐家栋因与被上诉人梁旭登、原审第三人清远市诚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悦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6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家栋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梁旭登支付徐家栋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其利息2万元（利息从2016年3月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至还清时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梁旭登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梁旭登无需履行支付徐家栋股权转让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称双方均可提出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但事实上双方均未提出解除合同之诉，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未经法定程序解除。因此，一审判决梁旭登无需履行支付徐家栋股权转让款义务本身就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并无事实依据。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第六十条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双方对合伙设立公司达成了口头约定，梁旭登也已经实际投资。2015年，徐家栋和梁旭登了解到清远市××北小区改造项目，徐家栋和梁旭登亲自到清远实地考察，并到清远××××委了解项目的详细情况。徐家栋和梁旭登了解过建北小区改造项目具体情况后决定合作开发。梁旭登称其很忙，要徐家栋先在清远筹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成立后，再通过股份转让形式转让50%股权给梁旭登。于是，徐家栋于2015年12月11日在清远市清城区筹建了诚悦公司。2016年3月1日，徐家栋和梁旭登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家栋将其持有诚悦公司50%股权转让给梁旭登，虽诚悦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但注册资本属于认缴出资额，还未到验资时间。徐家栋和梁旭登对双方之前各自出资情况进行结算确认，一致确认已投入诚悦公司的资金约为160万元，扣除梁旭登已经投入的30万元，其还需支付徐家栋50万元股权转让款；2、梁旭登在诚悦公司成立前后均积极参与诚悦公司的经营运作。（1）2015年12月23日，梁旭登通过其夫妻名下公司（即广东名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诚悦公司投资30万元，就该笔投资徐家栋与梁旭登签署了一份简单的合作协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撕毁合作协议，由徐家栋出具一张收取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据；（2）2016年2月4日，梁旭登以向有关领导请客送礼为由，要求徐家栋报销2万元。于是，徐家栋出具一张收据，该收据正面写明2万元的用途为春节接待领导费用，该收据背面注明：建北项目，同意支出（此款为梁总支出），下方有徐家栋和梁旭登的亲笔签名；（3）2016年3月份至2016年6月份期间，梁旭登陆续对诚悦公司（建北小区改造项目）进行投资，包括梁旭登投资主要用于：从化市购买办公家具的开支；办理诚悦公司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开支；会计师事务所办理土地过户费；员工的医保社保费；资质证劳务费等用途；（4）2016年3月份至2016年6月份期间，梁旭登出借各类专业人员的资质证书给诚悦公司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诚悦公司两次向其借资质证，第一次是2016年3月份借，2016年5月4日还给梁旭登（见其亲笔签名的《收条》，主要用于向清远市住建局申报房地产开发资质；第二次是2016年5月23日借，2016年6月2日还（见潘焕章与刘文涛经手的《借条》），这次是由于清远市住建局需要核对原件，再次借用资质证书原件；三、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作为本案判决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梁旭登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股权转让协议》在2016年3月签订，徐家栋在2017年才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果不是双方达成协议解除合同，徐家栋不可能拖延如此长时间才提起诉讼。2.诚悦公司注册资金尚无到位，我方不可能出80万现金给徐家栋购买股权。我方出资的30万元，最主要的是缴纳清远的土地出让金。如果3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应当在签订合同时予以明确说明。3.我方最初是有和徐家栋合作意向，但因徐家栋承诺的条件都不能够实现，故我方退出了合作。诚悦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办理过股东变更登记。4.如果法院判令我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成为诚悦公司股东，基于双方各持有50%股权的客观事实，必然造成公司经营的僵局。
原审第三人诚悦公司陈述称，同意徐家栋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徐家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梁旭登支付徐家栋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其利息2万元（利息从2016年3月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至还清时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万元）；2.诉讼费用由梁旭登承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诚悦公司系由徐家栋独资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为2015年12月11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
2016年3月1日，徐家栋与梁旭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方（甲方）徐家栋，受让方（乙方）梁旭登；一、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所持有诚悦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该股权，并支付甲方相应对价。二、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支付期限：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该股权转让价为800000元；2、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乙方应将该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3、股权转让款由乙方汇款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应向乙方开具收据。……八、争议解决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不可调和矛盾导致纠纷的，双方一致同意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诉讼管辖。该协议签订后，梁旭登未在约定期限内向徐家栋支付股权转让款，徐家栋也未协助诚悦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另查，2015年12月23日，案外人广东名宇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名宇公司”）曾分六次向徐家栋的账户转账，每次转账金额均为50000元，共计300000元。为此，徐家栋于当日在“借款审批单”上“借款人签收”一栏签名，借款金额为300000元；该审批单注明“借款事由”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街平安二街99（原清远县八一砖厂）“三旧”改造项目前期资金周转；“审批意见”一栏则为梁旭登签名。此后，案外人名宇公司还多次以“清远项目开支”等名义向徐家栋转账多笔款项。
2016年7月25日，梁旭登被核准变更为案外人名宇公司的股东。2017年6月8日，梁旭登向徐家栋邮寄发送《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再次确认函>》，该函于同年6月10日被签收。
案外人名宇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就其向徐家栋转账的多笔款项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粤0114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名宇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17年9月6日生效。
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客户回单、借款审批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徐家栋、梁旭登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本案中，徐家栋主张案外人名宇公司向其支付的300000元是用于冲抵梁旭登应支付的诚悦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并要求梁旭登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其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5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主要焦点如下：一、徐家栋与梁旭登是否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若无履行是否构成违约；二、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继续履行。
对于争议焦点一，徐家栋主张梁旭登已经部分履行了协议义务，通过案外人名宇公司向其出借300000元，同意以该款项冲抵股权转让款。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笔款项是通过案外人名宇公司向徐家栋支付，支付时并未注明该笔款项是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仅注明用于“清城区三旧改造项目”，即使该款项是案外人名宇公司代梁旭登支付，在梁旭登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也不能证明该款项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亦或是项目合作款等其他性质款项。其次，该300000元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支付的，在协议中双方亦未提及该笔款项更没有约定该笔款项可用于冲抵股权转让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认梁旭登已向徐家栋支付过3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梁旭登至今尚未履行其付款义务。而协议中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乙方应将该股权款支付给甲方”，即梁旭登应在签订协议后七日内应向徐家栋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其拒绝支付该款项的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虽徐家栋主张要求梁旭登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徐家栋、梁旭登均未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且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梁旭登已明确表示不履行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若执意要求梁旭登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在梁旭登已经没有与徐家栋共同经营公司的意愿且双方各持诚悦公司50%的股权的情况下，只会造成公司僵局，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这就违背了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共同合作经营公司的目的。因此，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情况下，徐家栋依然主张要求梁旭登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已无实际意义，双方均可提出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徐家栋仍可主张梁旭登赔偿其相应实际损失的违约责任。对于该实际损失，徐家栋可另寻法律途径予以主张。因此，徐家栋要求梁旭登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00元的诉请，缺乏相应的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徐家栋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徐家栋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在（2017）粤0114民初1824号案件中，名宇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称其分别于2015年12月23日向徐家栋出借30万元、于2016年2月1日向徐家栋出借2万元、于2016年3月7日向徐家栋出借30898元、于2016年3月11日向徐家栋出借1万元、于2016年3月28日向徐家栋出借16600元、于2016年6月3日向徐家栋出借2万元，故要求徐家栋偿还借款共计397498元。该案生效判决认为，徐家栋与作为名宇公司股东的梁旭登已就诚悦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达成该协议前后，名宇公司支付的各笔款项均与清远项目有关。名宇公司未能提交除公司内部财务审批单据和银行转账单据之外，可以进一步证实双方就借款合同主要条款作出约定的证据，借款利息、借款期限、逾期还款责任等均无从考证。……上述款项不能单独成立借贷关系，每笔款项的发生均与双方的合作目的紧密相连，款项是否应当返还，与合作关系是否解除、亏损如何分担等问题不可分割，应当在双方基于项目合作产生的争议中一并处理。故名宇公司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名宇公司在该案中要求徐家栋返还的上述“民间借贷”款项，即为徐家栋本案所主张的梁旭登对诚悦公司的出资。
二审期间，徐家栋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客户回单、借款审批单及开支凭证，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梁旭登投资不积极，徐家栋要求梁旭登承担诚悦公司日常开支；2.收条、借条、会计从业资质证书，拟证明2016年3-6月份，梁旭登出借各类专业人员资质给诚悦公司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经质证，梁旭登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二审期间，梁旭登确认其曾参与诚悦公司涉案项目，但后来发现无法实现徐家栋所称的条件和合作前景，故退出合作，并与徐家栋达成一致意见。徐家栋则否认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称其于2016年底向梁旭登催收过股权转让款，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梁旭登应否向徐家栋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名宇公司向徐家栋支付的30万元，发生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徐家栋称该30万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转换为梁旭登应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但既未得到梁旭登确认，也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条款不相吻合，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二，徐家栋提交部分客户回单、费用报销单及资质证书出借证明，拟证实梁旭登参与诚悦公司项目经营。但该部分费用，均为梁旭登签名确认应当由其个人承担的费用支出，并非其基于股东身份而应当承担的公司亏损。梁旭登承担部分费用，与其陈述曾参与合作经营的意见相吻合，但并不足以证明梁旭登实际成为诚悦公司股东。第三，梁旭登在本案一审期间，已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鉴于诚悦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和性特征，若强行判令梁旭登支付股权转让款继而成为诚悦公司股东，在双方关系已经破裂的情况下，显然不利于诚悦公司的经营。因此，对于徐家栋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梁旭登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的违约责任，以及梁旭登在参与诚悦公司经营期间应承担的亏损，徐家栋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徐家栋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徐家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 瑞
审判员 曹佑平
审判员 杨 凡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蔡嘉瑜
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