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1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庆财，男，汉族，1983年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蒙凯怡，女，汉族，1981年4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翔，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山，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香余研磨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刘香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君，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帅文，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庆财、蒙凯怡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香余研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6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邓庆财、蒙凯怡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山，被上诉人香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庆财、蒙凯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香余公司一审所有诉讼请求；2.香余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邓庆财受第三人委托与香余公司对账，且香余公司对此知情。根据一审中邓庆财所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记载，邓庆财不是淄川区双杨某邦脚线加工厂(以下简称某邦加工厂)的登记经营者，而某邦加工厂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邓庆财作为受委托人，接受第三人某邦加工厂委托与香余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根据交易习惯和生活常识，邓庆财作为自然人不可能与香余公司签订如此款额巨大的买卖合同，而香余公司在诉讼中也承认其与某邦加工厂进行交易、货物也是直接送往某邦加工厂的。尤其重要的是，香余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香余与邓庆财的通话录音(香余公司在一审庭审已承认该录音真实性)也印证了前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香余公司知悉邓庆财是以受托人身份来签订买卖合同的，故在本案中邓庆财只是经办业务的受委托人，不应承担付款义务。
二、邓庆财并非合同相对人，无须承担付款义务。一审判决并未对本案交易主体作出明确界定。一审判决仅根据对账单上的签名即认定邓庆财应承担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支付义务应建立在买卖合同之上。然而，本案中双方均确认交易系发生在香余公司和某邦加工厂之间，邓庆财并非合同相对人之一。
三、(2015)川商初字第1211号（以下简称1211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无关，该判决无法证明任何案件事实，属邓庆财与某邦加工厂之内部关系。一审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
邓庆财、蒙凯怡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审中，邓庆财、蒙凯怡曾经申请追加某邦加工厂为本案被告，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导致一审不能查明案件事实。
香余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庆财、蒙凯怡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
香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庆财、蒙凯怡连带支付香余公司货款724710元及利息（以72471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邓庆财、蒙凯怡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香余公司提交一份2015年12月9日的《2015年度对账单》，内容如下：截止2015年12月9日止尚欠货款人民币724710元，客户签章处有邓庆财签名。
邓庆财与蒙凯怡于2006年3月22日登记结婚。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1211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4月16日，某邦加工厂与邓庆财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约定某邦加工厂在承包经营期限内将公司经营权提供给邓庆财，邓庆财每年支付给某邦加工厂50000元，承包经营期限为两年，从2014年4月15日起至2016年4月16日止；承包期间内，邓庆财生产经营中所有债权债务、经济责任等均有邓庆财自行负责处理，某邦加工厂不承担任何责任；邓庆财在承包期间，可以使用公司公章、合同章、支票、账户、发票等财务凭证。”
一审法院认为，香余公司因邓庆财拖欠货款而提起诉讼，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与香余公司交易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邓庆财虽抗辩其作为某邦加工厂总经理处理某邦加工厂与香余公司之间的交易，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反映其在与香余公司交易往来中向香余公司明晰其与某邦加工厂之间的关系，而邓庆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香余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签名确认，应当知悉在对账单上签名的法律后果，作为出卖人的香余公司主张在欠款单上签字的邓庆财支付货款亦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和常理，且1211号民事判决明确邓庆财承包某邦加工厂，并有权使用公章、合同章、支票、账户、发票等财务凭证，故香余公司主张邓庆财应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邓庆财未及时向香余公司支付货款，故香余公司主张以72471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30日起计算至判决确认付款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蒙凯怡是否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等规定，蒙凯怡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香余公司主张蒙凯怡对邓庆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邓庆财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香余公司支付724710元及利息（以724710元为本金，从2016年6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认付款之日止）；二、蒙凯怡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主文中确定的邓庆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24元，财产保全费4170元，合计9694元，由邓庆财负担，蒙凯怡对邓庆财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
香余公司主张邓庆财是买受人，并提供了《2015年度对账单》以及121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邓庆财辩称其仅是受某邦加工厂的委托进行对账，实际的买受人是某邦加工厂，并提供了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反驳。一方面，邓庆财在《2015年度对账单》的“客户签章处”签名，初步反映其作为买受人签署对账单确认欠款。加之，1211号民事判决查明在本案涉案交易期间，邓庆财承包某邦加工厂进行经营，邓庆财与某邦加工厂约定“承包期间内，邓庆财生产经营中所有债权债务、经济责任等均有邓庆财自行负责处理，某邦加工厂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知邓庆财是个体工商户某邦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香余公司主张其实际与邓庆财进行交易，亦与该事实吻合，符合常理。另一方面，从邓庆财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看，双方主要是在协商还款事宜，香余公司并未明确承认买受人是某邦加工厂而非邓庆财。另外，邓庆财主张其是受某邦加工厂的委托从事交易活动，但其并未能举证证实在涉案交易过程中曾向香余公司表明其是受某邦加工厂的委托从事交易活动的，在香余公司对此不予确认的情况下，邓庆财依法应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分析，香余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邓庆财提供的反驳证据，香余公司的主张具有优势证据支持，本院据此确信其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是邓庆财。邓庆财、蒙凯怡的上诉主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7.1元，由上诉人邓庆财、蒙凯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儒峰
审判员 刘 坤
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