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豫10行终8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吕凤霞，女。委托代理人郭许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住所地许昌市魏都区。法定代表人柏启传，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蕊，许昌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徐海超，许昌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大队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住所地许昌市。法定代表人张建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连方拓，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民警。上诉人吕凤霞因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禹州市人民法院（2016）豫1081行初字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凤霞的委托代理人郭许庆，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刘蕊、徐海超，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连方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1日9时许，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接到许昌市公安局的指令，称许昌市亿合非法集资案有人在网上散布非法上访信息。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通过对吕凤霞、陈某、王某、李某等人的询问，以及从吕凤霞、陈某手机上获取的文字截图，认定吕凤霞利用其群号“437335035”的“亿合维权总群”发布煽动群众非法上访、集会信息。2015年12月22日，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作出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吕凤霞拘留十日。吕凤霞不服，于2015年12月25日向许昌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6年2月17日，许昌市公安局作出许市公复字（2016）第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行政处罚决定。吕凤霞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遂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的职责现由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行使。一审法院认为，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有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有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接到许昌市公安局的指令后，依法立案，并对吕凤霞、陈某、王某、李某等人进行传唤询问，依照办案程序对吕凤霞作出了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告许昌市公安局根据原告吕凤霞的复议申请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对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其作出的许市公复字（2016）第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凤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凤霞负担。上诉人吕凤霞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错误认定北大分局行政主体资格。北大分局负责区域性治安管理工作，并不具备魏都区政府公安机关的主体资格及负责魏都区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的权限。2.错误认定事实。上诉人既不存在煽动非法上访、集会的事实，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北大分局在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仅有接到市局指令的事实，却没有能够认定上诉人散布非法上访、集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后果等基本的事实要素，其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但一审法院却在上诉人并不存在违法事实情况下，错误认证上诉人违法行为。3.适用法律错误。北大分局适用与本案没有关联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作出行政处罚。该分局在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后的20日，方才向上诉人送达补正通知书，改称适用第二十条第四项，但未能说明其实施补正行政行为的依据及正当理由，无法证明其补正行为的合法性，不能成为定案依据。因此，北大分局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明显属于重大根本性错误。4.一审法院认证照片证据确属错误。北大分局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违法对上诉人及物品实施检查，其证据来源不具合法性。根据《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照片复印件不能成为定案依据。5.错误认证北大分局询问笔录。上诉人询问笔录并无本人违法行为的陈述。违法嫌疑人王晓平询问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案件承办人严重违反《公安办案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报经负责人批准，并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对证人陈某、李某调查取证违反《公安办案规定》第六十条等规定，没有告知证人如实提供证据和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词承担的法律责任及申请回避权利等事项，询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6.错误认证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北大分局严重违反《公安办案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拒不履行立案登记和批准程序，先办案，后立案。违反《公安办案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既未履行本机关负责人批准程序，也未使用传唤证依法传唤上诉人。北大分局虽然推定上诉人煽动非法上访、集会行为，却在没有履行法定的劝阻程序，有效防止违法行为的持续发生情况，直接作出处罚决定，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没有向上诉人告知散布非法上访、集会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后果等事实，且部分告知事项适用依据与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不一致，严重剥夺了上诉人法定的申辩权、陈述权。北大分局认定上诉人严重违法，却未履行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程序，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款、《公安办案规定》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拒绝一并履行责令上诉人当场或限期改正程序。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五项及《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拒绝向上诉人告知申请其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的权利。二、原审法院不予认证上诉人提交证据确属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陈述属于证据范畴。上诉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提交书面陈述材料，虽然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上诉人陈述证据提出异议，但被上诉人既没有提交用以反驳上诉人陈述的证据，也未说明对陈述有异议的理由，故上诉人陈述证据理当依法成立。但一审法院却不执行法定的证据认证规定，公然否认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另，上诉人在举证期内一并提交了37个法律条款，用于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但一审法院既不履行审查义务，也未在判决书中引用上诉人提交的法律条款，且在判决书中拒绝载明上诉人提交上述依据的事实。三、错误认定北大分局诉讼代理人资格。北大分局第一代理人既非该分局工作人员，也不具备法律服务资格，第二代理人也非被诉案件的承办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第三十一条及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在开庭前对上述代理人资格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既不采纳，也拒绝说明理由。四、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举证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北大分局既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交相关法律依据；许昌市公安局也未对行政复议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许昌市公安局对部分事实进行举证，但由于被上诉人均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上诉人未予质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理当视为被上诉人没有依据。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许昌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许市公复字（2016）第012号）；3.撤销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4.确认北大分局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辩称，一、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正确。1.北大公安分局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根据2011年8月11日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许政办（2011）80号文件《许昌市公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许昌市公安局共设立6个派出机构，北大公安分局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魏都区北大办事处、东大办事处、西大办事处辖区的案件侦办、社会治安管理、人口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和公安队伍管理工作。《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是指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公安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包括县公安局、地市公安局及其设立的公安分局。《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区的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的设立并未要求与行政区划一一对应，许昌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在魏都区设立了四个公安分局，当然在其辖区范围内行使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当然可以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2.认定事实正确。一审被告已经查明了上诉人进行煽动、策划非法集会的事实，证据充分。在处罚决定书中也决不是仅仅接到市局指令，而是在接到指令后开展了相应的调查工作，发现了违法事实。3.适用法律正确。第一，该处罚法律依据之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6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属于从重处罚的情形之一，上诉人吕凤霞曾于2015年7月3日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日，符合该条从重处罚的情形。在处罚决定书中，由于笔误写成了第二十四条。后被上诉人北大分局通过补正通知书的形式对此进行了补正，这属于对行政程序瑕疵的补正，补正的仅是原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被认为是同一个行政行为。程序瑕疵对于行政行为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法律效力应当维持。第二，上诉人故意曲解《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露天公共场所是指公众可以自由出入或者凭票可以进入的室外公共场所，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管理的内部露天场所。本案中，如果其煽动的上访集会能够实施，也只能是到区政府门前进行，而不会进入区政府院内的内部露天场所。因此，其所要煽动的上访集会当然属于法定的集会行为。第三，上诉人错误引用公通字（2013）25号文件，该通知第一条第五项明确“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采取过激方式表达诉求，扰乱信访工作秩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定的，以扰乱单位秩序、聚众扰乱单位秩序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该条适用的前提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而该条中扰乱单位秩序要求的是具有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实行行为，并且要达到致使工作、生产、经营、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程度。对于聚众实施以上行为的，对首要分子进行处罚，其中的首要分子是指在聚众实施以上行为中起组织、策划作用的主要人员。而本案中，并没有扰乱单位秩序的实行行为发生，因此当然不能按照该条进行处罚。而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部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的通知（公通字（2005）95号）中明确第五十五条的名称为“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本案证据已经充分表明上诉人的行为当然是煽动非法集会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4.一审法院采信照片证据于法有据。照片证据明确注明了照片的来源、制作人和制作时间，并加盖有北大分局的印章，符合法律规定。照片内容已经反映了上诉人煽动非法集会的客观事实。相关法律、法规也未规定照片复印件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采信于法有据。5.一审法院对询问笔录的采信正确。一是上诉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已证实其煽动的事实，而不在于其本人对行为性质如何认为。二是王晓平的询问笔录证实了当日其和吕凤霞前往公安机关了解亿合公司案件的情况，吕凤霞在公安机关被口头传唤的情况。三是公安机关在询问证人李某的询问笔录中开篇已经明确告知其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在陈某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也有对于案件事实如实陈述以及诬告或者作伪证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告知。在两名证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中均告知了申请回避等项权利，因此询问笔录合法有效。四是询问笔录中对于煽动非法集会的地点和时间等均有表述，基本事实清楚。五是李某的询问笔录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应当被采信。六是证人证言本身就包括了证人出庭的口头证言和未出庭的书面证言，同样都具有法律效力，法律并未强制要求所有证人无条件都要出庭。6.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一是北大分局并未先办案，后立案。本案属于行政案件，行政案件并不存在立案制度，因此不可能先办案后立案。二是本案中上诉人笔录中显示，其本人和“小平”到北大所了解亿合非法集资案件办理情况时被公安机关传唤的，该情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公安机关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适用口头传唤的情况，而不必使用传唤证传唤，口头传唤的决定权在办案民警，不需要部门负责人批准。三是北大分局履行了法定劝阻程序，在2015年10月31日，北大分局就对上诉人进行了劝阻和告诫，并用笔录的形式进行了固定。四是上诉人煽动非法集会的行为是一个连续行为，而不是某个时间点的一次性行为。公安机关履行了行政处罚告知义务，已经保障了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权。五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从重处罚。本案中，上诉人曾于2015年7月3日被行政拘留，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形。对于本案的处罚，北大分局负责人依法进行了集体讨论，但该讨论记录存于本案副卷之中。依据《河南省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卷宗装订标准》的规定，副卷材料不得提供给行政复议申请人、代理人、第三人查阅，而讨论记录即属于副卷内容。因此，北大分局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六是公安机关在对上诉人进行处罚的同时已经口头责令其当场改正违法行为。七是公安机关已经告知了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途径、期限。《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仅规定了申请人可以选择向工作部门的本级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但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被一审法院采纳正确合法。1.当事人陈述并不代表就要一定被法院采信。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叙述、承认和陈词。其陈述往往限于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对案件事实可能有所隐瞒、删减甚至歪曲，因此，一审人民法院审查认定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一审中两被告已经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于被告所举证据的采信就是对原告所举证据在证明力上的否定。3.被上诉人举证期限合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证据。”但本案中，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存在正当理由。由于许昌市公安局在收到禹州市人民法院邮寄的开庭通知时才一并收到提交证据通知，鉴于此情况，经禹州市人民法院准许，许昌市公安局可以在庭审时提交证据。因此我局在开庭前提交了证据，理由正当，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综上，上诉人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捍卫法律的尊严。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辩称，一、原北大公安分局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根据2011年8月11日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许政办（2011）80号文件《许昌市公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许昌市公安局共设立6个派出机构，北大公安分局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魏都区北大办事处、东大办事处、西大办事处辖区的案件侦办、社会治安管理、人口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和公安队伍管理工作。《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是指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公安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包括县公安局、地市公安局及其设立的公安分局。《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区的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分局”。这说明公安分局的设立并未要求与行政区划一一对应，许昌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在魏都区设立了四个公安分局，当然在其辖区范围内行使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当然可以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二、原北大分局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吕凤霞煽动、策划非法集会，不听劝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吕凤霞2014年3月使用现代通信工具建立亿合维权QQ总群，群号为437335035。上诉人为群主，昵称“公主”，管理员共9名，群成员共有410人。2015年7月3日上午，上诉人曾因亿合投资担保公司问题到许昌市政府门前堵门、静坐，违反治安管理，受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处罚。之后，公安机关和魏都区丁庄办事处发现其有煽动非法集会的行为出现，并对上诉人进行劝阻教育。遗憾的是，上诉人不听劝阻，又于2015年12月19日（周六）、20日（周日）使用手机在亿合维权QQ总群里煽动有关人员非法集会，使用非法手段表达意愿。上诉人煽动、策划的所谓“维权”集会，事先并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并获得许可，有关部门对上诉人进行劝阻后，上诉人仍然继续实施煽动、策划非法集会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三、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依法对上诉人煽动、策划非法集会，不听劝阻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规定：“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上诉人对举行集会没有向主管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以“亿合维权总群”群主的身份，擅自煽动、策划非法集会，不听劝阻，公安机关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对其实施行政拘留10日处罚，处罚结果与其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用以维护正常举行集会的社会管理秩序。四、许昌市公安局原北大分局办理上诉人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治安案件，公正、公开、透明，程序合法。公安机关在办理上诉人的案件中，有受案程序、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记录程序、口头传唤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程序、询问行为人告知其权利义务程序、调查取证程序、作出处罚前告知被处罚人程序、对被处罚人拘留后及时通知其家属程序、完成了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要件，公开、公正、透明，没有滥用职权的情况发生。五、一审诉讼代理人资格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首先，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要委托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更没有要求被诉行政机关出庭的工作人员具备法律服务资格。一审第一诉讼代理人负责全市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符合“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当然具备代理资格。其次，根据《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六条之规定：“设区的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分局。”许昌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原北大分局这一派出机构。那么，在上诉人将原北大分局作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北大分局当然可以委托许昌市公安局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因此，一审第一诉讼代理人代表原北大分局出庭应诉合情合理合法。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吕凤霞所提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许昌市公安局原北大分局对吕凤霞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捍卫法律的尊严。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7月3日，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作出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吕凤霞行政拘留五日。本院认为，一、关于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是否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问题。《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区的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分局。市、县、自治县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安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公安派出所的设立、撤销，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本案中，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系许昌市公安局依据工作需要所设置的公安分局，负责所在辖区的治安管理工作，其具有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二、关于本案所涉行政处罚行为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一）关于本案所涉行政处罚行为事实认定问题。本案中，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通过对吕凤霞、陈某、王某、李某等人的询问，以及从吕凤霞、陈某手机上获取的文字截图，认定吕凤霞利用其群号“437335035”的“亿合维权总群”发布煽动群众非法上访、集会信息的事实。该事实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因此，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就本案所涉行政处罚事实认定准确。（二）关于本案所涉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中，2015年7月3日，上诉人吕凤霞曾被行政拘留五日，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和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对上诉人吕凤霞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关于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下达的许北公（治）行补字（2015）0300号补正通知书合法性问题。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应当准确无误，但若文书中发现个别文字有错误或遗漏的，可予以补正。本案中，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下达的补正通知书内容系“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第十二行的‘第二十四条’应为‘第二十条第（四）项’。”本院认为该补正通知书系原行政决定书在引用法律条文时出现的笔误，是行政处罚行为的程序性补正，并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作出后新收集的证据。为此，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下达补正通知书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该补正通知书不具有合法性及该补正通知书系行政行为作出后收集证据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本案行政处罚行为程序性问题。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受理、告知、传唤、询问、取证、裁决、送达等程序，行政程序合法。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一审诉讼程序中委托代理人的问题。一审中，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为两名，一名系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委托的许昌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另一名系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分局工作人员，上述二人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一审诉讼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此，上诉人关于一审诉讼程序中被告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委托代理人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其他问题。（一）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照片、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上诉人称其所举证的37条法律依据法院未予认证的问题。本院认为，法律依据有别于证据，法院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认证，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超期举证问题。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所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审理程序中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作为行政处罚行为的复议机关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举证，但该程序性瑕疵不足以否定本案所涉行政复议决定结果的正确性。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之规定，本案中，原许昌市公安局北大分局接到许昌市公安局的指令，经过立案、调查取证、询问，在查证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许北公（治）行罚决字（2015）030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对本案所涉行政处罚行为进行了复议审查，作出了（许市公复字（2016）第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本案所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吕凤霞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 野审 判 员  李 杰代理审判员  刘丽君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孙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