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道珍（卢伟之母）。
委托代理人：罗孝平，湖北鹰之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军（卢伟之父）。
委托代理人：罗孝平，湖北鹰之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革新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杨红春，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欧阳兵，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道珍、卢军因与被上诉人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品铺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鄂东西湖民初字第01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卢军、刘道珍系卢伟父母。2012年9月22日，卢伟入职良品铺子公司，并于同日与良品铺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年9月22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卢伟从事配送员工作。良品铺子公司未为卢伟缴纳社会保险，但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为卢伟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300，000元。2013年5月31日，卢伟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湖北省武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卢伟对此次事故不负责任。2013年6月4日，卢军、刘道珍与良品铺子公司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走马岭街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约定：“一、乙方（良品铺子公司）向甲方（卢军、刘道珍）共支付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包括但不限于乙方的法定责任、对甲方的人道抚慰、丧葬开支、差旅、误工、保险等一切款项。乙方支付的肆拾伍万元（450，000元）中，部分资金由乙方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处争取，甲方应提供必要资料和手续，配合乙方办理理赔。二、2013年6月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拾万元（100，000元），余款于2013年6月30日前付清。……六、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再因此事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也不再对乙方的正常经营采取妨碍行为。如果乙方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给予的赔偿超过肆拾伍万元（450，000元），则超过肆拾伍万元（450，000元）的款项归甲方所有。……”良品铺子公司于签订协议后向卢军支付了上述450，000元。2013年7月19日，武穴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卢伟交通事故案件进行了调解，交通事故肇事方向卢军、刘道珍赔偿488，000元。2014年2月8日，刘道珍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卢伟进行工伤认定，该局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4）第7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卢伟伤亡事故为工亡。
刘道珍、卢军因工亡待遇等与良品铺子公司发生争议，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良品铺子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元、丧葬补助金26，193元。该委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东劳人仲裁字（2015）第330号仲裁裁决：驳回刘道珍、卢军的仲裁请求。刘道珍、卢军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良品铺子公司支付：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28，844元／年×20年）；2、丧葬补助金21，608.50元（43，216元／年÷12个月×6个月）；以上合计598，488.5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刘道珍、卢军与良品铺子公司于2013年6月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八）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第四十一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卢伟2013年5月31日因工死亡后，其父母卢军、刘道珍与良品铺子公司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于2013年6月4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刘道珍、卢军未举证证明该调解协议存在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该调解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该协议中约定良品铺子公司向刘道珍、卢军支付450，000元，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良品铺子公司的法定责任。因良品铺子公司未为卢伟缴纳社会保险，良品铺子公司应当承担向卢伟的遗属即刘道珍、卢军支付丧葬补助金和死亡补助金的法定责任。即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良品铺子公司应当支付的450，000元中已经包含了良品铺子公司应当支付的丧葬补助金和死亡补助金。结合调解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签订协议后，刘道珍、卢军不再向良品铺子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刘道珍、卢军在良品铺子公司已经履行了调解协议的前提下再要求良品铺子公司支付工亡待遇明显违反了上述调解协议的约定，故刘道珍、卢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刘道珍、卢军虽诉称，该调解协议的内容涉及的是良品铺子公司投保的商业保险的赔偿内容，不是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内容，但从调解协议本身的内容上不能反映该调解协议是就商业保险赔偿达成的协议，即使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就商业保险赔偿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第六条中“甲方不再因此事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的约定，也排除了刘道珍、卢军可以向良品铺子公司再行主张权利的权利，故对刘道珍、卢军的该项诉称意见，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道珍、卢军的诉讼请求。
刘道珍、卢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调解协议书》内容和效力的认定错误。1、《调解协议书》涉及的45万元仅包含上诉人及亲属处理卢伟丧事的开支费用和商业保险的赔偿款，而原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却认定上述款项包含了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丧葬补助金和死亡补助金。对此，上诉人提供了已经生效的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4）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050号民事判决，但原审法院违背证据采信规则，认定上述判决与本案无关；2、《调解协议书》是人民调解组织针对当事人一般民事权利义务达成的协议，该协议没有涉及丧葬补助金和死亡补助金。即按2013年度国家规定的工亡待遇赔偿标准，一次性丧葬补助金为17589.5元（35179元／年÷2），一次性死亡补助金为491300元（24565元／年×20），两项合计508889.5元。而《调解协议书》包括人道抚慰、丧葬开支、差旅、误工、商业保险等共计45万元；3、《调解协议书》相关限制条款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依法获得工伤待遇赔偿的请求不能因该协议书中的限制性条款而排除。原审判决作出“即使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就商业保险赔偿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第六条中‘甲方不再因此事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的约定，也排除了刘道珍、卢军可以向良品铺子公司再行主张权利的权利，故对刘道珍、卢军的该项诉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违背了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第二款对本案审理有明确规定，但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混淆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28844元／年×20年），丧葬补助金21608.5元（43216元／年÷12个月×6个月），两项合计598488.5元。
良品铺子公司辩称：卢伟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由公司承担45万元的所有损失，且已全部履行完毕，双方没有其他争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且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本案中，卢伟于2013年5月31日因工意外死亡。因良品铺子公司未为卢伟缴纳社会保险，良品铺子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对此，卢伟的父母卢军、刘道珍与良品铺子公司于2013年6月4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走马岭街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中约定良品铺子公司向刘道珍、卢军支付450000元，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良品铺子公司的法定责任、对刘道珍、卢军的人道抚慰、丧葬开支、差旅、误工、保险等一切款项。同时，协议还规定，甲方（刘道珍、卢军）不再因此事向乙方（良品铺子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良品铺子公司于协议签订后向卢军支付了450000元。在双方当事人均全部履行调解协议后，刘道珍又于2014年2月8日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卢伟进行工伤认定，该局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4）第7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卢伟伤亡事故为工亡。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工伤认定之前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且按2013年工伤死亡赔偿标准计算，丧葬补助金为17589.5元（35179元／年÷2）；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416800元（20840元／年×20），两项合计434389.5元。上述调解协议确定的赔偿金额未低于上述工伤死亡赔偿标准。因该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也已按协议规定履行完毕，且上诉人刘道珍、卢军未举证证明该调解协议存在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因此，《调解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现上诉人刘道珍、卢军在良品铺子公司已经履行了调解协议的前提下再要求良品铺子公司支付工亡待遇明显违反了上述调解协议的约定，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刘道珍、卢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刘道珍、卢军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刘道珍、卢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静
审判员 王 伟
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廖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