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802行初236号
原告常山贤池再生塑料厂，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招贤镇浦口村。
经营者郑有华，男，196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常山县。
被告常山县环境保护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22725886769U，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58号。
法定代表人廖伟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樊厚成，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子仙，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山县招贤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22002624511A，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招贤镇集贤路4号。
法定代表人程敏芳，镇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雪源，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山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2200262479XL，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27号。
法定代表人郑忠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雅明，浙江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山贤池再生塑料厂（以下简称塑料厂）与被告常山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环保局）、常山县招贤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常山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经信局）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被告同意，本院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先行组织协调，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因协调未果，本院于同年10月18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7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塑料厂经营者郑有华，被告环保局副局长王新华及委托代理人樊厚成、李子仙，被告镇政府许舵副镇长及委托代理人杨雪源，被告经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秀平及委托代理人郑雅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塑料厂起诉称，2015年10月23日下午，三被告雇佣供电部门技术人员、相关社会人员，未有任何通知、告知，强行拆除原告的供电线路、供电设施，导致原告生产经营停滞，对外供货中断，失信违约，当年度损失336000元，工人失业，经济损失惨重。按原告每年处理2万吨废旧物资，扣除200吨深加工不计，每吨正当得利100元，至今20个月，损失3300000元。而后三被告的相关领导均一致表明，塑料厂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等待后续处理。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证明，更没有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等权利。如今已近两年，原告多方奔走、求告，相关部门俱已推诿，原告身心俱疲，举债度日。原告认为被告行政行为明显无效，且应负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三被告2015年10月23日对原告实施停产停业的强制行政行为无效。2.被告环保局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期间运营所需的基本开支，其中留守职工工资514800元，电费4260元，用电设备租金75000元，场地、房屋租金702000元，机器设备拆旧170540元，合计支付1466600元。3.诉讼费用及其他开支由被告支付。
被告环保局答辩称，一、原告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2015年10月23日，环保局等行政单位联合执法，将原告搭在其他企业的供电线路进行拆除，原告就在现场，2016年4月22日，经信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决定书中事实部分也提及2015年10月强制停止生产用电的事实，原告也为此于2016年9月12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在诉状中自述“2015年10月为配合县经信环保、工商、供电等部门的工作，本厂还停止了废塑料半成品的回收销售业务，关门歇业”。故原告在2015年10月即已知道被断电停产的事实，其至少在2016年9月12日起诉时应明确知道被断电停产的事实，而原告却在2017年7月19日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环保局参与联合执法，对原告搭在其他企业的供电线路拆除，要求原告停产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12月31日，经信局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原告塑料厂生产废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厂区外小溪，生产车间无尾气吸收处理设施，生产废气全部无组织排放，因此要求原告停止生产，根据项目“三同时”管理规定责令原告设置有效的废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须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车间必须设置废气处理设施，生产时产生的废气并必须经废气处理设施吸收处理后达标排放，上述整改未完成，不得擅自投入生产，整改完成后报请批准才能恢复生产。但原告未按巡查处理意见进行停产整改。2014年5月9日，经信局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检查，发现仍存在废气处理设施未完全建设到位等问题，责令原告厂停产整改，并于2014年11月底完成“三同时”验收。但直至2015年10月23日，原告仍未整改，也未进行“三同时”验收。2015年8月开始，全县开展塑料粒子加工企业专项整治，要求对违法违规塑料粒子加工企业进行查处。因原告违反环保、土地等法律法规，被列入停产企业范围。因原告不自行停产整顿，由经信局等联合执法，对原告厂搭在其他企业处的供电线路进行拆除，停止供电，强制停产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三、经信局等实施的强制停电停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诉请确认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诉请赔偿精神损失、产品利润损失及生产经营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镇政府答辩称，一、本案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2015年10月23日，镇政府等行政单位联合执法，将原告搭在其他企业的供电线路进行拆除，原告就在现场，应明确知道被断电停产的事实，而原告却在2017年7月19日才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断电停产行为无效并要求赔偿，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二、镇政府参与联合执法，对原告搭在其他企业的供电线路拆除，要求原告停产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12月31日，环保局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原告塑料厂生产废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厂区外小溪，生产车间无尾气吸收处理设施，生产废气全部无组织排放，因此要求原告停止生产，根据项目“三同时”管理规定责令原告设置有效的废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须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车间必须设置废气处理设施，生产时产生的废气并必须经废气处理设施吸收处理后达标排放，上述整改未完成，不得擅自投入生产，整改完成后报请批准才能恢复生产。但原告未按巡查处理意见进行停产整改。2014年5月9日，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原告厂进行检查，发现原告厂仍存在废气处理设施未完全建设到位等问题，责令原告厂停产整改，并于2014年11月底完成“三同时”验收。镇政府于2015年3月25日对其违法直排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确认原告存在污染物直接排放的事实。该事实有照片等为证。但直至2015年10月23日，原告仍未整改，也未进行“三同时”验收。原告未进行“三同时”验收，即搭电投入生产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2015年8月开始，全县开展塑料粒子加工企业专项整治，要求对违法违规塑料粒子加工企业进行查处。根据县政府的统一部署，要求在9月30日前由经信局牵头，各乡镇街道配合，对全县塑料粒子加工企业摸底排查。并要求在10月15日前，由县供电公司牵头，各乡镇街道配合，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停、限电，10月25日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街道组织对违法违规塑料粒子加工企业进行集中清理处置。镇政府根据县里的统一部署，于2015年10月23日会同县经信、环保、工商，供电等部门，对原告的违法生产采取了断电措施。因原告违反环保、土地等法律法规，被列入停产企业范围。因原告不自行停产整顿，由镇政府等联合执法，对原告搭在其他企业处的供电线路进行拆除，停止供电，强制停产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镇政府等实施的强制停电停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诉请确认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诉请赔偿精神损失、产品利润损失及生产经营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经信局答辩称，一、原告存在违法超标排放废水、废气，未经“三同时”验收，非法占地、违法建筑等严重行政违法行为。从2015年8月开始，常山县根据省、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对我县严重污染的塑料粒子加工企业进行专项整治活动。由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环保局、国土资源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电局以及属地乡政府组成了联合执法组。根据前期的排查，全县共有13家存在违法、违规企业需要整治，塑料厂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前期巡查发现，原告存在废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到芳村溪、生产车间无尾气吸收处理设施，生产废气直接排放，没有经过环保“三同时”验收、厂房未经审批，属于违法建筑等违法行为。2015年10月23日联合执法组到原告，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采取了强制停电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情况不符合事实。联合执法组于2015年10月23日到原告进行检查，发现正在违法生产，执法组要求其停止生产，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由电工将原告从旁边一家接电的冷库企业变压房中的接电电线断开，并没有将原告的供电设施拆除。三、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起诉超过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2015年10月23日联合执法组对原告强制断电起，到2017年7月19日原告向法院起诉已经有一年多时间，大大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塑料厂于2011年5月30日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范围为废塑料加工、回收、销售。2013年12月31日，被告环保局在巡查中发现原告未按“三同时”建设环保设施即进行生产，对原告作出《现场检（巡）查意见书》:1.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生产；2.根据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有关规定，责令原告设置有效的废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经处理后达标排放；3.生产车间必须设置尾气处理设施，生产时产生的尾气必须经尾气处理设施吸收处理后达标排放。2014年5月13日，被告环保局再次对原告进行检查，作出《现场检（巡）查意见书》：1.废气处理设施未完全建设到位；2.污水池存在渗漏现象；3.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等问题。责令原告停产整改，并于2014年11月底完成“三同时”验收。
2015年10月，被告环保局、镇政府、经信局等部门在联合执法行动中对原告搭在其他企业的供电线路进行了拆除，停止了原告的生产用电。2016年4月22日，被告环保局向原告作出常环罚字[2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经查，塑料厂于2015年10月份被县经信、环保、工商、供电等部门在联合执法行动中强制停止了生产用电。在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情况下，塑料厂私下接取工业用电，并于近日恢复了生产。进一步调查，塑料厂于2005年办理的《废塑料回收加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但是自2012年项目建成投产以来一直未办理环保“三同时”验收手续。塑料厂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构成违法。作出责令立即停止生产，并处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环保局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的常环罚字[2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在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中称，2015年10月为配合县经信、环保、工商等部门的工作，原告还停止了废塑料半成品的回收销售业务。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12月5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裁定准予原告撤诉。被告环保局撤销了常环罚字[2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常环罚字〔2016〕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17年6月12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环保局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的常环罚字〔2016〕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认定的2013年12月31日、2014年5月13日常山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巡）查意见书，常环罚字[2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常环罚字〔2016〕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及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加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被告环保局、镇政府、经信局于2015年10月份在联合执法行动中对原告强制停止了生产用电。2016年4月22日，被告环保局作出常环罚字[2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上述强制停止生产用电系作出处罚的事实依据。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在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也明确提及该次联合执法行动的行为。故原告应于该次诉讼时就知道本案所涉行政行为的诉权。其于2017年8月1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事由，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常山贤池再生塑料厂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丽
人民陪审员 胡志远
人民陪审员 王华东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