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衢民终字第3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
委托代理人：刘宝鑫。
委托代理人：叶国平，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仙。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乙。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甲。
上诉人刘某乙、刘某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之母）。
原审第三人：王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为与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及原审第三人王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5）衢开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6月15日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户籍登记姓名为郑某，常用名为郑田珠，亦使用过刻有“郑田珠”的私章。原告与丈夫刘清顺共生育六个子女，即女儿刘蓉仙、儿子刘宝森、女儿刘菊仙、儿子刘宝鑫、儿子刘宝根、女儿刘兰仙六人。原告丈夫刘清顺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原告之子刘宝森与被告王金仙结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即被告刘某乙、刘某甲。1998年4月15日，刘宝森因病去世，未留下遗嘱。位于开化县城关镇环城北路27号的店面房（原环城北路44号，面积76.93平方米商品房，1988年11月购得）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刘宝森。1999年3月，受被告王金仙的委托，陈章录、郑友坤先后与原告郑某联系，就被告王金仙欲将位于开化县城关镇环城北路27号的店面房出卖事宜征询原告意见，原告表示：同意，不加干涉、不管，并出具书面意见上加盖刻有“郑田珠”的私章。1999年5月18日，被告王金仙与第三人王某（系被告王金仙的妹妹）签订《房屋赠与合同》，内容为被告王金仙将本案诉争所涉及的房产（如前述）赠与第三人王某，并办理公证，随后以该赠与相关文书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某，房产证号3／003**）。但在办理赠与手续同时，1999年5月19日，被告王金仙与第三人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双方另行约定，被告王金仙将本案诉争所涉及的房产（如前述）卖给第三人王某，价格为106000元。第三人当天即支付款项。2012年11月26日，原告以法定继承起诉被告王金仙，后撤诉。同年12月24日，原告向衢州市司法局提交要求撤销（1999）浙开证民字第31号《赠与合同公证书》的申请。衢州市公证协会回复称，该公证事项在办理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应由法院作出裁决。2013年7月24日，开化县公证处作出关于撤销（1999）浙开证民字第31号《赠与合同公证书》的决定，决定对于该公证书与事实不符部分的效力予以撤销。2014年7月18日，原告向开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要求撤销房屋登记的申请，该局答复称，可以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在被继承人刘宝森死亡时开始，其个人财产即被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母亲继承。即原、被告双方因继承对被继承人的房产共同共有。现因在1999年经原告许可，且被告王金仙当时系被告刘某乙、刘某甲的法定代理人（现在被告刘某乙、刘某甲亦认可其母亲行为，愿与其母亲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委托被告王金仙），被告王金仙将诉争房产以10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王某。此时，被继承人的遗产，由房产转化为款项。因诉争的房产系刘宝森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属刘宝森与被告王金仙的夫妻共同财产，亦无法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各继承人仅对其中53000元款项享有权利，处于共有、未作具体分割的状态。但从2012年起，原告开始主张要求确定遗产份额并进行分割的请求也一直持续。故原告要求分割遗产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主张原告已经放弃继承的抗辩，法院认为，从被告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看，确有两位受托人受被告王金仙委托向原告征询意见，但原告的表述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仅有同意出售、不干涉买卖的意思表示，在遗产处分后，也无证据证明原告放弃对转化后款项的相关权利，故对被告抗辩不予采信。至于原告要求按照现在市场价格进行分割和支付租金的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在1999年就同意被告的处分行为，且实际已经转让；被告在1999年出卖房屋也没有超过原告的预期，现遗产形式已经转化，仅因为被告未就出卖后的款项与原告协商分割就要求按照房产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分配没有依据，也不合理，故该两项请求内容，法院不予支持。现原、被告双方也未提供确凿之证据证明有多分、少分或不分遗产之情形。依此，原告郑某、被告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应对遗产各继承1／4的份额，即原告应分得13250元。考虑到该遗产一直由被告王金仙保管，并由三被告使用至今。而该转化为金钱款项的遗产从1999年至今可以生成增值，如利息等孳息，原告亦应取得其增值部分的1／4份额。以收到售房款后一个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起诉之日止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给付原告郑某应继承的遗产份额13250元及利息（从1999年6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本金53000元计付至2015年2月10日止的利息的1／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郑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某负担30元，被告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负担2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判决后，原审原告郑某、原审被告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郑某上诉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以郑友坤、陈章录二人出具的证明认定郑某在1999年同意被上诉人转让位于开化县城关镇环城北路27号两间店面不当，两份证明上的私章并非郑某日常所用之章，系他人私刻，郑友坤出庭作证的笔录也有记载，刻有“郑田珠”三字的私章是他拿到郑某家里去的。如果郑某同意王金仙出售店面，自然会用自己的私章加盖上去，不必要郑友坤带私章上门。关于郑某是否同意王金仙出卖店面，当时并没有在场证人，不足以证明郑某同意的意思表示。2、一审法院认定王金仙与第三人王某以赠与之名行买卖之实，证据不足。王金仙与王某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已办理公证手续，并办理房产过户变更手续，经公证的房屋赠与合同效力明显高于买卖协议。一审法院仅凭王某提交的买卖协议以及收条推翻房屋赠与协议，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王金仙与王某系姐妹，二人之间形成一份证据是很容易的事情，房屋买卖合同并不真实。3、目前店面的市场价值的分割与法院判决差距巨大，增值部分应是郑某应取得而未取得的财产。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共同向郑某支付位于开化县城关镇环城北路27号两间店面按现今市场价值1／8的款项。
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答辩称：1、王金仙与原审第三人王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时双方另外签订赠与合同是为了少交房产过户的税费。因为以赠与名义过户，所交税费为4000元，以房屋买卖过户，税费要14000多元，双方在交易价款上是按照当时市场价值交易，一分未少。开化县公证处撤销赠与合同的原因是因为郑某户口本上名字“郑某”和她私章上的名字“郑田珠”不符。2、王金仙当时曾找人征求郑某的意见，写好内容后读给郑某听过，是郑某自己拿出私章盖的。私章在九十年代管理非常严格，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查才能雕刻，因此，不存在私刻私章一说。
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上诉称：1、一审法院判决超出郑某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郑某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原告对被继承人刘宝森位于开化县城关镇环城北路27号的二间店面房享有1／8的继承权；对该1／8店面房17年的租金收入享有分配权”，而一审判决结果为“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给付原告郑某应继承的遗产份额13250元及利息”，郑某并未要求对店面出售的价金进行分割，而一审法院判决明显扩大郑某的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判决采用郑友坤、陈章录二人出具的证明，认为郑某对王金仙出卖房产一事仅表示同意而非放弃继承，系对郑某意思表示的错误判断，一审法院对三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简单以“庭外证据予以否认”。事实上，这三份证据，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即郑某1999年明确表示过不干涉王金仙出卖店面，且不参与分割，明确放弃继承权，一审法院将证据进行分割解读，对“同意”部分予以采纳，对“放弃”部分不予采纳，作出错误而矛盾的判决。依照生活常理，双方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二十多年，郑某对王金仙出卖店面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本案诉讼开始后，王金仙曾找郑某问明缘由，郑某明确表示房产是给孙子、孙女两个人的，也明确表示不要钱款，一审提供的视频反映得非常清楚明确。3、一审法院判决对遗产分割“多分、少分”情形未予以审查。1998年刘宝森去世时，刘某乙17虚岁，刘某甲15虚岁，均未成年，而王金仙一直陪伴和照顾刘宝森，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多方举债，生活极度拮据，但郑某每月领有退休金（现在已是3000多元），还有其他五个子女赡养，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明显存在应给予多分的情形。4、一审法院未对被继承人所负债务进行审查，仅仅以相关证人未到庭而未予认定。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郑某答辩称：一审法院按遗产份额的八分之一进行判决，未超出郑某诉讼请求范围。郑友坤、陈章录的私章是私刻的，要求对私章的真伪进行鉴定。1999年，王金仙对外放贷有100多万元，刘宝森去世时，王金仙曾到借款人处拿了40多万元回来，王金仙当时的条件是很好的，不存在出卖店面还债的情况。王金仙在诉讼期间曾找郑某录过一次视频，郑某并没有放弃继承，她说的话纯粹是为了息事宁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的上诉请求。
第三人王某针对郑某、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答辩称：王某与王金仙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当时为了过户能少交一些税费，双方另外签订赠与合同并进行公证，此后办理了过户手续。郑某是知道店面买卖一事的，因为王某购得店面后，与郑某曾有一次交谈，郑某当时还说“卖给别人还不如卖给自家人”。王金仙在丈夫去世后外面欠有债务，当时也无生活来源，在出售店面上，根本没有能力优惠王某。房屋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第三人善意取得后，涉案房产已转变为房款。刘宝森去世后，其财产不足以抵偿债务，故虽有财产但无遗产，更不能把已经转让十七年的房产当成遗留财产认定。
二审期间，郑某再次提出申请，要求就郑友坤、陈章录二人出具的证明中“郑田珠”印证的真伪进行鉴定。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店面属于刘宝森与王金仙的夫妻共同财产，1998年4月刘宝森去世，未留遗嘱，属于刘宝森个人的部分应由刘宝森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在遗产发生分割之前，应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即由郑某、王金仙等四人共同共有。1999年4月王金仙在出卖涉案店面之前，曾经委托郑友坤、陈章录二人征询郑某是否同意出售店面的意见，郑友坤、陈章录征询了郑某的意见之后取得了郑某同意的二份证明，二份证明在落款人处盖有“郑田珠”的私章。此后，1999年5月19日王金仙与王某订立房屋买卖协议书，将涉案店面转让给王某，王金仙向王某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其已收到购房款。当日王某将其在中国银行开化支行的活期储蓄单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县邮政营业所的定期存单钱款支取出来，印证了王某对收条项下购房款的履行情况，因此，王金仙与王某之间建立的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未将二份银行凭证作为证据使用，属证据认定不当，应予以更正。对于郑友坤、陈章录取得的盖有“郑田珠”私章的二份证明，从证明的来源情况、形成时间、具体内容分析，结合私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运用普遍，可代表本人行为这一客观情况，应认定该二份证明的证据效力；同时根据本案客观情况：郑某、王金仙、王某均居住于开化县城，郑某与王某相识，与郑友坤、陈章录亦相识；出售店面并非一般的买卖行为，而是属于重大的财产处分行为，但郑某十多年对此未予牵涉。因此，郑某对出售店面的情况是知晓并且同意的。郑某认为盖有“郑田珠”私章的二份证明并不真实，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未能提供，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郑某提出要求对盖有“郑田珠”私章的二份证明中“郑田珠”私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因私章不具备唯一性，不能排除该二份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故本院不予以准许。王金仙和王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并未损害郑某的利益，应为有效协议。郑某提出上诉请求按房屋现值继承其应有份额，于法无据。但本案王金仙将店面出售后，保管和使用属于郑某的部分店面款至今，郑某在这过程中对于是否放弃继承的态度并不明朗，诉讼过程中经征求郑某本人意见时，其明确表示不同意放弃继承，故应认定郑某享有相应的继承权。王金仙认为郑某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郑某应得遗产如何分割，一审法院的分割方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郑某上诉部分为50元，由郑某负担；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上诉部分50元，由王金仙、刘某乙、刘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超英
代理审判员 郑一珺
代理审判员 孙燕芳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芬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