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15行初221号
原告韩文博，男，1980年12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纪卫红，女，1971年5月21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35号。
法定代表人刘禹锡，局长。
委托代理人谷禹，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民警。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洪，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佳，男，北京市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姜昆，男，北京市公安局民警。
原告韩文博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受理此案。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11月3日向被告北京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7年11月6日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韩文博的委托代理人纪卫红，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谷禹，被告北京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姜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6月27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京公大行罚决字[2017]003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载明：2017年6月25日21时许，韩文博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亦庄派出所接待大厅内，酒后无故恐吓、谩骂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韩文博行政拘留伍日的处罚。原告韩文博不服，向被告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16日，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京公复决字[2017]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
原告韩文博诉称，2017年6月25日上午10:30，原告承租的位于大兴区天尊苑C8的住宅被10余人盗抢，房屋南大门被强行破拆，毁损严重，位于室内的汽车被人盗走。幸亏原告及时发现，与物业公司保安一起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报警后将犯罪嫌疑人扭送亦庄派出所。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不仅以《不予立案通知书》(京公大刑不立字[2017]000113号)不予立案，还以“酒后无故恐吓、谩骂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为由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在未作出任何处罚的情况下将抓获的4名犯罪嫌疑人释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7年6月24日杨文博经胡海峰介绍找到原告，杨称因生意周转需要借款，原告提出需要杨提供担保，杨称自己家有一辆新买的奔驰汽车可以抵押给原告。原告表示同意，杨就将汽车开过来，抵押给了原告。当时原告要求杨提供车辆的行驶本和登记证书，杨称车辆是新购置的，需要第二天才能补齐相关手续，因生意周转着急用钱，提出当天就要拿到钱。因之前和胡打过交道，原告比较信任胡，就同意了杨的请求，双方签订了《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协议》，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于当天向杨打款44万元。应原告的要求，杨将车辆开到了原告自己承租的天尊苑C-8住宅内。2017年6月25日10时30分左右，10余名陌生人员砸坏了原告住宅南大门的电动遥控卷帘门(价值两万元)，将住宅内的奔驰汽车偷走，被发现后开车逃跑，并与原告抢夺车辆，幸亏物业保安及时赶到才抓获了其中的4名犯罪嫌疑人，其他人员驾车逃跑，后向派出所报案，并将其中的4名犯罪嫌疑人扭送亦庄派出所。后经派出所告知因抵押车辆是租赁来的(原告在解除拘留后当日即对胡和杨以诈骗罪向派出所报案，目前两人已被羁押)，4名犯罪嫌疑人是租赁公司人员，属于所有权人自己偷回自己的车辆，不构成盗窃，让跟对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24小时后就要放人，原告认为派出所应该立案而不予立案，是不作为，就拨打了督察电话进行案件投诉，在给督察打电话时，督察问承办警察是谁，原告不知道承办警察的姓名，就问那个警察叫什么名字，他很不高兴的报了自己的名字。原告挂断督察的电话后，他恼怒的说：“你爱哪告哪告去，你的事我不管了。”原告听到这话也很生气，就说：“我的事你不管了，我就告你，花一千万也要把你这身警皮给扒了。”那个警察说：“你敢扒我的皮，我就把你铐起来。”就对身边的警察说：“把他给我铐起来”，几个警察上前就把原告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时间是2017年6月25日21:00，并以酒后无故恐吓、谩骂警察为由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同时在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立即将真正的4名犯罪嫌疑人释放。
一、原告没有实施《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的违法行为。原告只是在警察说了过激的话的前提下讲了一句过激的话，并没有违法行为，没有恐吓、谩骂警察的事实。《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原告“酒后无故恐吓、谩骂警察”与事实不符。如上所述，在警察先说了“你爱哪告哪告去，你的事我不管了”这样的过激的不负责任的话的前提一下，因为生气而说了“我的事你不管了，我就告你，花一千万也要把你这身警皮给扒了”这样一句过激的话，只是过激行为，情节轻微，不构成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告在当时自己认为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况下，一时着急，说出一句过激的话，是当时对警察不满的正常发泄，并非“无故”。因为原告没有实施《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的违法行为，不应当受到拘留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并且有很明显的犯罪事实，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公安机关应当进行立案处理。
（一）4名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符合立案条件。1、符合盗窃罪立案条件。（1）在汽车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内非法盗窃、抢夺车辆。2017年6月24日胡海峰与北京市易云联合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并依据合同取得车辆的合法使用权，而4名犯罪嫌疑人于第二天就将车辆偷回，这显然是违法犯罪行为，构成盗窃罪。依据车辆的行驶证，车辆的所有权人是罗超华，而罗超华本人并未到场，所有权人并非租车公司也不是4名犯罪嫌疑人。而且据原告了解到的情况，罗也并未委托4名犯罪嫌疑人将车辆偷回。如果有委托，这种委托本身也是违法的，原告申请将其作为共犯一并抓获到案。派出所提出是所有权人偷回车辆，本身就是错误的。即便是所有权人，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也没有权利在未通知租车人的情况下私自开走车辆，更不用说是非法侵入善意第三人的住宅了。因为在车辆租赁合同签订后，承租人已经合法取得车辆的使用权，在此情况之下，车辆处于“他主占有”状态。此时，公司对汽车所有权中的占有权已经移转至承租人。承租人对车辆的占有属于他主合法占有，未经法定程序或占有人同意，这种占有状态不得被强行打破。虽然合同规定了客户违约公司有权收回车辆，但如果客户违约，公司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并与客户交涉，而且公司收回车辆也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将出租车辆偷回，是违背财产占有人意志的非法占有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财物。关于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2015年12月11日《检察日报》中有一个类似的案例“秘密收回出租的车辆也涉嫌盗窃”，与本案极其类似，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可见，并不是像派出所的理解，只要是偷回自己的东西就不构成盗窃。（2）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4日才租的车，25日就被偷回去，既便是发现了租车人有违约的事实，租赁公司也应当通过与租车人、原告协商的方式，或者报警的方式找回车辆，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显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很显然，4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如果没有被发现，就可以通过违法收回车辆取得高额的赔偿利益。如果被发现，就可以以租车人违法，有权收回汽车，所有权人自己盗窃自己的车辆不构成盗窃，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如果放任这种盗窃行为的发生，会有更多的人采取这种行为，非法牟利，租车人的利益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3）侵害了善意第三人的财产权利。原告与杨签订了《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协议》，取得了车辆的抵押权，在代为保管车辆后还取得了车辆的质权，此时车辆的所有权己经转移至原告，原告成为善意的第三人。4名犯罪嫌疑人侵害了善意第三人对车辆的抵押权和质权，毁坏了善意第三人的财产，给原告的财产和人身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原告因抵押汽车向杨借款44万元，因为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使原告面临违约和赔偿的风险，所幸原告抓到了嫌疑人，如果没有抓到嫌疑人，原告就面临向抵押人赔偿的问题，面临高额的经济损失。因此，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无疑已构成盗窃罪，而且必须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4）4名犯罪嫌疑人有入户盗窃的情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4名犯罪嫌疑人的盗窃还有入户盗窃的情节，应当从重处罚。根据公安部1992年1月下发的《关于修改盗窃案件立案统计办法的通知》第二条对立案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撬门破窗入室盗窃的，扒窃的，使用刀刃等工具或携带凶器盗窃的，不论盗窃财物数额多少，均立为刑事案件”，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案汽车价值40万元，还有砸门、撬门和入室的情况，应当立为刑事案件，而且是严重的刑事案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汽车存放的地点和住宅是相通的，通过这里可以直接到达原告客厅和卧室，中间的小门案发当日也是开放的，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给原告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构成极大的威胁必须从重处罚。2、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条件。4名犯罪嫌疑人严重损坏了原告的财产，采取暴力手段，实施了砸门、撬门的方式，非法侵入原告住宅，将原告住宅的财产损坏，给原告造成数万元的损失，被损毁的遥控电动卷帘门价值2万元，己被严重损毁，无法使用。原告于20l7年5月l0日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依据合同交纳了第一年的房租15万元，承租人合法取得了房屋的使用权。按照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原告保管不当致使房屋及设施发生损坏，应当负责维修和赔偿。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己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给原告造成数万元的损失。而且4名犯罪嫌疑人伙同其他人共计十余人在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光天化日之下，聚众毁坏原告的财产，情节极其恶劣。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2008]36号)第三十三条规定：“[故意毁坏财物案(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本案涉案财产价值2万元)(二)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三)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本案涉案人员十余人，被抓获4人，涉案时间是上午十点三十分）(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而派出所未与原告就该问题做出任何解释，也未对4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任何处罚，这种处理方式简直是匪夷所思。由于原告因派出所说此案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才向督查举报，谁知在举报后受到了派出所的打击、报复，在与派出所争辩的过程中，派出所却给原告戴上了手铐，采取了强制措施。为了掩盖其打击报复的事实，在明知此案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还错误的调解解决，而且在明知房屋处于租赁状态的情况下，还故意绕过原告找到房东进行解决，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是打击报复的行为。当时在讯问过程中，原告作为报案人已明确说明报案住宅处于出租状态，自己是房屋的承租人。派出所在明知房屋处于租赁的状态的情况下，在租赁房屋的所有权已转移的情况下，故意找来房主协商处理此事，没有对毁损户门的事给原告任何的说法。在未采取任何处罚措施的情况下轻易释放犯罪嫌疑人，这分明是对原告的打击报复的行为。3、符合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立案条件。4名犯罪嫌疑人伙同其他人共十余人未经司法机关许可暴力进入原告住宅搜查车辆，同时非法侵入原告住宅，需要说明的是存放车辆的区域和原告的客厅、卧室是连通的，之间的一道门也是开放的，这伙人的行为对原告及家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构成极大的威胁。《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4名犯罪嫌疑人伙同其他人共十余人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采取暴力的手段非法侵入原告的住宅，其性质极其恶劣的，对原告的人身和财产构成极大的威胁。试问如果连这种暴力侵入他人住宅都不算犯罪事实，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还如何得到保护?4、符合寻衅滋事罪立案条件。4名犯罪嫌疑人伙同其他人共十余人未经司法机关许可暴力进入原告住宅，抢走汽车，砸毁户门，也构成寻衅滋事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综上，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是错误的。
（二）有4名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证据而故意不予认定。以上所述的犯罪事实有原告的陈述、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犯罪现场的照片、物业公司保安的证人证言、物业公司的监控视频、派出所讯问音像资料可以证实，但派出所在原告报督查投诉的情况下故意不予认定。
（三）派出所作出“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的决定依据是非常错误的。决定书称“经审查认为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4名犯罪嫌疑人具有聚众、公然、暴力破坏原告财产、盗窃、非法入室、非法搜查的犯罪事实，怎么会没有犯罪事实?这显然是严重错误的。
（四）派出所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程序多次违法。1、对4名犯罪嫌疑人没有进行完全的隔离讯问。作为共同犯罪的4名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他们互相串供，派出所应当对他们进行单独的讯问，而在本案的讯问过程中，各个讯问室的门都是敞开的，4名犯罪嫌疑人相互之间都可以听到其他人的讲话。当时原告也在一间讯问室，就能听到其他人的讲话内容。在讯问过程中，有两个自称是遛弯走错小区的，还有两人自称是看热闹的。按照相关规定讯问过程必须有录音录像，可以调取相关音像资料，证明原告所指控的情况属实。自称租车公司的人员在讯问期间多次进入4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室，并将4名自称互相不认识的嫌疑人一同带离亦庄派出所。由此可见派出所警察涉嫌纵容4名犯罪嫌疑人伪供、串供，这是一种严重渎职的行为。2、不予立案的决定书没有在当日送达原告，却让原告签署当日的日期。不予立案的决定书落款是6月25日，送达时间是26日，可是派出所的人员却让原告将签署日期写为25日。这是一种严重的弄虚作假的行为。3、在讯问原告过程中多次违法索要原告手机密码。派出所以原告“无故恐吓、谩骂警察”为由对原告进行拘留，此情况与原告的手机没有任何关系。派出所为了罗列原告罪状，销毁事件证据，在对原告讯问期间，多次索要原告手机密码，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给原告制造压力，违心认罪。因为原告的手机中有个人的隐私资料，在这种威胁下，被迫承认没有发生的违法事实，这是一种严重侵犯原告隐私的行为。4、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未从拘留时间内进行折抵。对原告的行政拘留决定是五日，是从2017年6月27日到7月2日，而在此之前已于2017年6月25日就对原告采取了带手铐的强制措施（有派出所监控视频为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的规定，之前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应该扣除，而实际并未扣除。原告直到2017年7月2日才被释放。5、对原告的传唤时间超过24小时。原告被戴上手铐的时间是25日21:00，而拘留决定书的时间是27日，即便从0:00开始计算，至少也超出了3小时。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五）不履行法定职责。1、不作为，轻易释放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既便是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也不能在其行为明显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等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不予立案，更不应当在当天将具有公然、聚众、非法入室、非法搜查、毁财这些严重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连最基本的治安管理处罚都没有做就轻易释放。这种严重的不作为是一种渎职的行为，原告强烈要求上级公安机关追究其履职的过失。2、打击报复作为报案人的原告。作为公安机关，应当尽职履责，惩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亦庄派出所，在与原告发生争执被投诉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给原告罗列罪名、凑材料，报复原告身上。不对案情进行认真分析，不去积极追捕在逃的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故意忽略严重的犯罪情节，在未对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任何处罚措施的情况下轻纵了真正的罪犯，对报案人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这是一种严重的打击报复行为。在原告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亦庄派出所的一层一间门朝南的询问室内，数名警察对原告进行了辱骂。在原告提出要求会见律师后，再次将原告押送至另一间审讯室内，将原告捆绑束缚在铁制审讯椅上，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3、想方设法为4名犯罪嫌疑人洗脱罪名，没有保护真正的受害人也就是承租人的合法权益。派出所在明知房屋处于租赁的状态的情况下，在租赁房屋的所有权权能已转移至原告的情况下，故意找来房主协商处理此事，给房主施加压力，让房主同意不追究4名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并以此为由将4名犯罪嫌疑人不作任何处罚就释放。请问涉案的承租房屋现在是谁在居住，是何人的住宅，侵害的是谁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谁是受害人?当然是承租人，也就是原告。原告并没有和4名犯罪嫌疑人达成毁损财产的协议，没有同意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怎么就能将他们放走?而且案件的严重程度构成国家公诉案件，也不允许协商解决。派出所这种行为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以此为4名犯罪嫌疑人洗脱罪名。在此原告有理由相信，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已经被4名犯罪嫌疑人收买或被其他权力人员指使，否则不会做出这么明显的违规行为。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对派出所相关办案人员进行调查，看看他们为什么做出如此离谱的执法行为。试问如果连在光天化日之下聚众、暴力、入室盗抢、毁财都不构成犯罪，不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公民还有何安全感可言，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还如何受到保护。承租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出租人不追究责任就能免责，那么千千万万承租人的利益如何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如此恶性的事件，都没有任何人承担刑事责任，那些不法之徒不但不会有所收敛，而且会更加变本加厉的视法律为无物，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是一项显失公正并带有严重倾向性的处罚决定，故请求：1、撤销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撤销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韩文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受案回执（京公大（亦）受案字[2017]000096号），证明并非像大兴公安分局所说原告是无故生事，而且立案时间也并非像大兴公安分局说的是2017年6月26日。
2、不予立案通知书（京公大刑不立字[2017]000113号），证明原告报案后，因为不立案，原告有异议，所以与派出所警察发生冲突，并非无故谩骂。
3、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对原告采取行政处罚的日期是2017年6月27日，但事实发生是在2017年6月25日，而且当日就给原告带手铐，带手铐就是采取强制措施。
被告大兴公安分局辩称，韩文博于2017年6月25日21时许，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亦庄派出所接待大厅内，酒后滋事，恐吓、谩骂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谢玉强，后被查获。以上事实有韩文博、谢玉强、王某、叶某等人的询问材料，视听资料、到案经过等予以佐证。为此，韩文博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依据。我局指定瀛海派出所对该案异地管辖后，瀛海派出所依法受理后进行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谢玉强以及证人王某、叶某均能证实韩文博酒后滋事，对民警谢玉强进行恐吓、谩骂，同时韩文博对此行为亦予以承认，现场监控也能反映出韩文博有恐吓民警的行为。因此我局认定韩文博有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依法应予以处罚。后我局在职权范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及韩文博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幅度内对韩文博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执行行政拘留一日。询问查证和继续盘问时间不予折抵。本案中，瀛海派出所接到我局指定管辖通知后，瀛海派出所民警将韩文博口头传唤至瀛海派出所接受询问查证，韩文博到达瀛海派出所时间为2017年6月26日0时30分，离开瀛海派出所时间为2017年6月27日0时30分，作出拘留决定的时间为2017年6月27日，且均经过韩文博签字确认。综上，我局对韩文博的口头传唤期限和拘留期限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韩文博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因此请求大兴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
2、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及时受理本案。
3、接受证据清单，证明被告对现场监控视频证据的合法来源。
4、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履行了传唤及延长手续。
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履行了处罚告知。
6、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内部的流程。
7、执行回执，证明已经对原告执行完毕。
8、韩文博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身份。
9、韩文博笔录，证明原告是有酒后滋事的行为，其也承认威胁恐吓警察。
10、到案经过，证明其到案经过。
11、谢玉强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身份。
12、谢玉强笔录，证明原告有酒后滋事无故恐吓谩骂警察的行为。
13、王某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身份。
14、王某笔录，证明原告有酒后滋事无故恐吓谩骂警察的行为。
15、叶某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身份。
16、叶某笔录，证明原告有酒后滋事无故恐吓谩骂警察的行为。
17、情况接报，证明瀛海派出所案件的来源。
18、谢玉强警官证复印件，证明警察的身份。
19、网上比对工作记录，证明原告不是网上在逃人员。
20、电话查询记录，证明原告在其老家无犯罪记录的情况。
21、被拘留人告知家属通知单，证明被告履行通知家属的义务。
22、光盘（监控视频），证明原告威胁警察的情况。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辩称，2017年8月2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京公大行罚决字[2017]003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于当日受理并于2017年9月4日向大兴公安分局机要送达《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要求大兴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作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大兴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所要求的相关材料。被告经审查后认为，2017年6月27日，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京公大行罚决字[2017]003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据此，2017年10月16日，被告作出京公复决字[2017]第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京公大行罚决字[2017]003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7年10月23日邮寄送达原告。被告认为，被告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接受复议申请材料清单，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情况。
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情况。
3、行政处罚决定书、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提交材料情况。
4、提交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通知大兴公安分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情况。
5、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明大兴公安分局行政复议答复情况。
6、北京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
7、邮政快递凭证，证明被告送达原告行政复议决定书情况。
8、送达回执，证明被告送达大兴公安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情况。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原告韩文博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证据1、2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其之前受理原告6月25日的报警，恰恰也说明其对原告6月25日的报警依法履行了职责，原告对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满，之后到派出所酒后表达不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对证据1、2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另外单独的刑事案件；对证据3认为是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审查，原告韩文博提交的证据3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韩文博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笔录中也恰恰说明原告没有无故谩骂警察。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原告就被带手铐，直至被拘留，但并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对证据16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对所有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材料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
对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韩文博及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所有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6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材料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5日21时许，原告韩文博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亦庄派出所接待大厅内，酒后滋事，恐吓、谩骂正在执行职务的民警。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依法受理案件后，于2017年6月26日0:30口头传唤韩文博至大兴公安分局瀛海派出所，经调查取证认定原告韩文博寻衅滋事，于2017年6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5日。原告韩文博于2017年6月27日0:30离所被执行拘留决定。原告韩文博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7年8月24日当面向被告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于当日予以受理并通过机要方式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2017年9月13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向被告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7年10月16日，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于2017年10月23日向原告韩文博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机要方式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韩文博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具有辖区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为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案中，原告韩文博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亦庄派出所接待大厅内，酒后滋事，恐吓、谩骂正在执行职务的民警，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经过调查取证，在履行了传唤、询问查证、告知权利义务等程序后，根据韩文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对其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并依法予以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在收到原告韩文博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并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执行行政拘留一日。询问查证和继续盘问时间不予折抵。本案中，原告韩文博于2017年6月26日0:30到达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瀛海派出所接受询问查证，于2017年6月27日0:30离开该所，故其称被告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未从拘留时间内进行折抵，对其传唤时间超过24小时的辩解意见，根据上述规定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韩文博要求撤销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韩文博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韩文博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玉红
人民陪审员 解春燕
人民陪审员 田颖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