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41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以龙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卫桂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桂军，上海市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彦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周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冬兰，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以龙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彦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彦霖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4民初9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以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以龙公司不承担涉案价款的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以龙公司是发单给案外人上海嗣远吸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嗣远公司)要求定作饭盒等物品，嗣远公司根据自身产量，交由彦霖公司定作部分物品，故与彦霖公司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的是嗣远公司并非以龙公司。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涉案送货单所载的收货单位是嗣远公司，大部分送货单并非以龙公司员工签收，以龙公司四名员工签收的货物价值仅人民币168,001.5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占送货单总值很小部分。2、《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载明的客户为嗣远公司，以龙公司是与嗣远公司就已开票金额和未开票金额进行对帐。另，彦霖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嗣远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内容相矛盾，以龙公司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但一审判决却未提及该证据。现一审判决仅以彦霖公司直接向以龙公司开具发票和以龙公司代付部分价款为由，认定以龙公司与彦霖公司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明显不当。
彦霖公司辩称，不同意以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大部分的送货单签收人均为以龙公司员工，以龙公司在一审中对此予以否认，后彦霖公司提供社保资料等证实签字人员确实是以龙公司的员工后，以龙公司才在上诉状中予以承认。《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上的以龙公司员工的签字亦是同样情况。故以龙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属歪曲事实。2、在涉案定作合同交易之前，彦霖公司、以龙公司以及嗣远公司曾经发生过业务往来，后嗣远公司不再参与其中，故以龙公司与彦霖公司直接进行交易，以龙公司收取货物后，彦霖公司向以龙公司开具发票，以龙公司收取发票后也向彦霖公司支付价款。由于以龙公司电脑系统中的开单客户一栏名称没有变更，送货、对帐时套用原来的格式名称,导致仍出现老客户嗣远公司的字样。对此,嗣远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和证明，确认以龙公司与彦霖公司的定作交易情况，并明确表示嗣远公司从未要求以龙公司代为收取发票代付价款等事实，嗣远公司出具的说明材料不存在矛盾之处。综上，以龙公司收取定作货物，收取彦霖公司开具的发票予以抵扣，并支付价款的事实充分明确证明涉案定作合同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彦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以龙公司支付定作款150,892.7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0月1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彦霖公司与以龙公司之间发生定作合同关系.彦霖公司为以龙公司陆续加工饭盒底和饭盒盖子并已交付以龙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彦霖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向以龙公司开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456,332元。2016年10月12日，以龙公司员工夏元翔在《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中签字，对前述5张发票予以确认，并明确发票金额下以龙公司对彦霖公司应付款总金额456,332元、已付金额330,000元、尚欠金额126,332元。10月13日，夏元翔在《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中对收货情况进行确认，并手写“确认收货单数量匹配”字样，该明细帐中明确载明“未开票金额24,560.75元”。10月18日，彦霖公司向以龙公司开具金额为24,560.75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庭审中，以龙公司确认上述6张发票已经全部收到并抵扣。
另，对于彦霖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签收人员身份，根据上海市奉贤区职业介绍所的就业登记查询结果可知，周亚华、张纪革、李双伟、夏元翔四人在以龙公司处任职；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奉贤分中心的证明可知，夏元翔、周亚华、李双伟三人在以龙公司处参保。
一审法院认为，彦霖公司与以龙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彦霖公司证据以及庭审查明事实，可以认定彦霖公司与以龙公司间存在定作合同法律关系。以龙公司主张的其与彦霖公司以及案外人嗣远公司之间的三方业务结算模式，并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以龙公司关于夏元翔并非其公司员工的答辩意见亦明显与事实不符，故不予认可，对于有夏元翔签字确认的《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以及《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根据上海市奉贤区职业介绍所和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奉贤分中心的调查结果，有夏元翔等多名以龙公司工作人员在部分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故对于以龙公司提出的送货单上没有其公司员工签字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彦霖公司与以龙公司之间定作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彦霖公司已经履行定作和交付义务，以龙公司理应及时支付全部价款，现其拖欠货款不付，显属违约，依法应承担给付价款和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彦霖公司主张自最后一张发票开具的次日起算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审理中，以龙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系其自动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应由其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以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彦霖公司价款150,892.75元，并偿付彦霖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50,892.75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3,317元，由以龙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彦霖公司在二审审理中对双方当事人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的时间节点尚有异议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二审审理中，彦霖公司提出其一审提交的起诉状存有笔误，双方当事人的定作合同关系实际发生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
2、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以龙公司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彦霖公司支付了三笔款项，合计金额330,000元，分别为：1、2016年5月9日,金额200,000元，附言“觅食餐盒货款”；2、2016年6月12日，金额100,000元，附言“食品盒货款”；3、2016年9月30日，金额30,000元，备注“货款”。
本院认为，彦霖公司为证明其与以龙公司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以及以龙公司拖欠定作价款的事实，提供了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凭证、《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以及《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等证据。其中，在定作价款上，彦霖公司系根据上述以龙公司签字确认的开票明细和送货明细上载有的已开票欠付金额126,332元、未开票欠付金额24,560.75元等内容，诉请以龙公司支付欠款150,892.75元；在货物交付上，彦霖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部分签字人员是以龙公司员工，部分签字人员虽未确认身份但所涉送货单数量在《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上有相关记载；在发票开具收取上，彦霖公司向以龙公司先后开具涉案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完全对应于《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所涉的定作价款发票开具情况和以龙公司员工签字确认的时间节点，以龙公司也确认收取并抵扣了上述发票；在定作价款支付上，《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上所载的以龙公司已付货款数额330,000元的内容，也与以龙公司于2016年5月9日至同年9月30日向彦霖公司合计支付330,000元的事实相符。由此，彦霖公司所举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印证双方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与拖欠货款事实。以龙公司虽提出其与彦霖公司、嗣远公司存在三方业务结算模式，以龙公司仅与嗣远公司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等抗辩理由，但一方面，以龙公司不能推翻其收货事实，也未举证证明其收取涉案发票支付涉案价款是基于嗣远公司的要求；另一方面，以龙公司在二审中确认《开给以龙发票明细》《上海嗣远2016年1月送货明细帐》的真实性，表示所涉欠款是其与嗣远公司之间的帐务往来并已结清，却不能提供其在签字确认欠款后已向嗣远公司予以偿付的证据。故以龙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彦霖公司与以龙公司之间定作合同关系真实有效，且彦霖公司已经履行定作和交付义务的情况下，以龙公司应就其拖欠价款的违约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令以龙公司向彦霖公司支付价款并承担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以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17元，由上诉人上海以龙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显微
审判员 肖光亮
审判员 王蓓蓓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胡雪怡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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