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2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明，男，汉族，1970年10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佳丽，女，汉族，1970年10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顾晓明、王万兴，杭州市新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康，男，汉族，1963年12月4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顺根，浙江宝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浦二村（桥里村）。
法定代表人：施建龙，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学松，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伟明、朱佳丽为与被上诉人李宝康，原审被告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5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伟明、朱佳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李宝康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首先，高伟明、朱佳丽向原审法院要求对李宝康提供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5日的450万元借据，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30日的450万元借款及利息确认单，与另一案件原告为蒋友庆起诉高伟明、朱佳丽的一案进行比对鉴定，应该系同一时间同一人所写，鉴定能够确定李宝康与项目经理及孙国胜等人串通。但原审法院没有准许。另一起诉高伟明、朱佳丽的案件也悄悄的撤诉。对于该涉案借条及借款协议书及蒋庆友起诉的借条，均是李宝康在看到工程款没有发下来，永翔公司又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才于2014年前后，同一时间出具了两份借条和一份借款协议书，孙国生的签名也应是同一时间，盖章也应是同一天盖章或是事先在空白的纸上偷盖后补写了其他伪造内容。其次，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为何李宝康在高伟明、朱佳丽未在场的情况下，出具了借条及利息确认单，项目部只有项目经理陈飞烽同意才能使用项目部公章，若能查明当时在场人员，可以查清虚假诉讼。再次，永翔公司打款给李宝康，恰恰证明永翔公司也知道李宝康是合伙承包老板之一，故将部分工程款打款给李宝康，并非借款。最后，在高伟明、朱佳丽未确认借款及利息的前提下，原审法院把子虚乌有的借条、利息强加给高伟明、朱佳丽。永翔公司系2013年2月1日与马鞍山中联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同年2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原审案件既然认定《内保协议》系2013年签署，故2012年12月25日任何人都绝不会有项目部公章。
李宝康答辩称：本案的涉案借条、确认书，永翔公司已经确认章是真实的。高伟明、朱佳丽也在原审中确认款项收到，也确认是用于工地的。根据以上的事实，高伟明作为工地的内部承包人，内部承包协议上明确是由高伟明进行风险承包资金自负，所以该款项由高伟明及其妻子承担还款责任是正确的。另外，涉案款项同时也是交付给高伟明及其妻子的，至于高伟明、朱佳丽在上诉当中所提及的涉案的借条和确认书所形成的时间，我方认为，涉案的借条和确认书本身就是在本案的借款交付之后才进行补充出具的。因此，该借条及确认书形成的时间与本案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影响本案高伟明与李宝康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审法院认为，高伟明、朱佳丽所提出的鉴定要求不需要进行鉴定是符合本案的事实，至于高伟明、朱佳丽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李宝康是涉案工地的内部承包老板之一，我方认为，就目前为止，高伟明、朱佳丽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理由不能成立。款项作为涉案工地的使用款，应当作为高伟明、朱佳丽的借款，原审法院判决符合本案的事实。
永翔公司陈述称：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三方之间权利义务的认定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
李宝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伟明、朱佳丽返还李宝康借款4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永翔公司对上述义务负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中联公司与永翔公司曾签订《协议书》，由永翔公司承包中联公司发包的安置房项目。永翔公司与高伟明就该工程订立《内包协议》，约定：永翔公司将安置房项目委托给高伟明承包，实行先提成后分配的原则，单独立账，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永翔公司提取工程结算总造价的2%作为税金和管理费，其他与本工程有关的一切税费由高伟明自行承担。本工程实现风险承包，如发生亏损由高伟明承担全部责任。高伟明与朱佳丽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4年12月28日登记结婚。
2012年8月1日、9月7日、12月19日，李宝康分别向朱佳丽账户付款50万元、350万元、50万元，共计450万元。2013年7月4日，永翔公司向李宝康付款196万元。
安置房项目部工作人员孙国生曾向李宝康出具借款单位为永翔公司、日期为2012年12月25日的借据及2013年7月30日的确认书各一份，并均加盖安置房项目部印章。借据载明：因安置房项目向李宝康借款共计450万元，按项目部要求汇入朱佳丽账户，月息2%，半年支付一次。确认书载明：因安置房项目向李宝康借款450万元，截至2013年7月5日应付利息86万元，借款人已汇入李宝康账户196万元（其中支付李宝康106万元，李宝康代为归还蒋友庆借款50万元、支付朱水兴模板款30万元、支付陆丽琴10万元）。至此共支付利息86万元，归还本金20万元。截至2013年7月5日尚欠李宝康借款本金430万元，从2013年7月6日起按月息2%计息。此后，李宝康未受清偿，各方争议成讼。
原审法院认为：高伟明主张450万元系李宝康的合伙出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综合汇款凭证及借据、确认书等证据，法院认定李宝康付至朱佳丽账户的450万元系借款。借据及确认书均盖有安置房项目部印章，现各方对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借据及确认书系李宝康通过非正当方式取得，应认为以上证据记载的内容系安置房项目部的真实意思表示。高伟明系安置房项目的承包人，《内包协议》也明确由高伟明实行风险承包，故其应对安置房项目部对外发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李宝康与高伟明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高伟明借款后未予返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李宝康要求高伟明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借款直接付至朱佳丽账户，且借款发生在高伟明、朱佳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未有证据证明二人夫妻关系明显不和或不具备安宁的共同生活外观，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借据及确认书上记载的借款人系永翔公司，但永翔公司并未盖章，也无证据证明其对高伟明或安置房项目部授予代理权。从《内包协议》约定的内容判断，永翔公司并无为安置房项目部的资金投入向李宝康借款的必要。永翔公司对李宝康虽有付款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其确认款项用途是返还借款。本案中，李宝康交付借款在前，而《协议书》与《内包协议》签订在后。换言之，在本案借款交付之时，永翔公司与高伟明的承包事实尚处于未定状态，而李宝康在未尽合理注意与审查义务的情况下交付借款，不应认为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因此借款行为产生的后果不应由永翔公司承担。退一步讲，即便安置房项目部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应由永翔公司承担，但李宝康要求高伟明、朱佳丽承担还款责任的同时又要求永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诉请也无法律依据。故对李宝康要求永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高伟明、朱佳丽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伟明、朱佳丽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宝康借款4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李宝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高伟明、朱佳丽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55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2552元，由高伟明、朱佳丽负担。
二审期间，高伟明、朱佳丽提供的证据有：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证明：永翔公司陈飞烽为项目负责人，项目部章由陈飞烽保管。2.证人证言7份（情况说明4份、证明3份，钟某、谢某、莫某、高某、李东建到庭作证），证明：涉案借据由孙国生根据李宝康的意思起草，高伟明并未向李宝康借款；李宝康与高伟明等人合伙承包涉案工程。因该工地甲方迟迟未付工程款，加之永翔公司濒临破产，故李宝康才铤而走险伪造借条进行诉讼。3.发票，证明：李总即李宝康，为涉案工程老板之一。4.领款单、报销单，证明：李总即李宝康，为涉案工程老板之一。5.应付款、应付申请单，证明：单子上出现的名字均为该工地工作人员。6.汇到蒋正荣帐号款项及相应票据，开支清单，证明：项目部开支均由李宝康女友佘小华出具，证实李宝康是合伙承包人。7.钢材对帐单，证明：蒋正荣在工地担任要职，系其哥哥派到工地负责。8.银行明细，证明：李宝康一审提供的证据，事实上恰恰证实了李宝康为合伙人之一，他拿到工程款后将部分款项分给了分包包工头寿均贤等人。9.蒋正荣与孙国生的录音资料各一份，证明：蒋正荣系其哥哥派到工地，李宝康系老板之一。证明孙国生在情况说明所说的属实，但借条日期何时写的记不清了。此外，申请对李宝康提供的借据及利息确认书的书写、印章形成是否系同一时间、两张主文的字是否系同一支笔书写，章先形成还是字先形成，纸张是否系同一批纸张进行鉴定。10.材料申请表，用以证明模板款并非高伟明指示由李宝康支付给朱水兴款项，而是受李宝康指示由孙国生支付给李宝康，再由李宝康支付给朱水兴。
李宝康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内容上看，也只能证明永翔公司授权陈飞烽为工程项目负责人，并不能证明项目公章是陈飞烽保管。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实际上均为证人证言，但未出庭作证的不符合法定形式，不足以采信。其他的证言从内容上看均是听说李宝康是合伙或是见到李宝康到办公室，不能直接证实高伟明和李宝康合伙的事实。所陈述的合伙事实在本案并无明确的书证物证来加以证实，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能成立。对证据3、4的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和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上面的李总就是李宝康，就算是李宝康也不能证明其是工程的老板。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同样与本案毫无关联，无法证明单子上的名字均为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包清工的老板不算是工地工作人员，单子上的名字即便是工地工作人员也不能证明李宝康是合伙人的事实。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同样与本案毫无关联，更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该组证据无佘小华签字确认，蒋正荣与李宝康也无任何关系，无法证实李宝康系工地合伙承包人。对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同时也无法证明上诉目的，蒋正荣与李宝康也无任何关系，无法印证李宝康和高伟明合伙事实。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宝康打给寿均贤的款项系代他人还款，不是所谓的工程款，寿均贤也并没有把该款项列入工程款范围，这笔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无法印证李宝康是合伙人。对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该录音是属于剪辑后形成，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该证据中蒋正荣的话都是体现第三人称的他或他们，并没有指向蒋友庆或李宝康，笔录中指向蒋友庆或李宝康都是高伟明自己加上去的，而且就算真实也同样无法证明李宝康是工地合伙人，也无法证实涉案款项不是借款。上述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不是一审判决后二审期间形成的，二审期间提交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应予以采纳。对于证据10，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李宝康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从该证据的载明内容没有任何李宝康的签字。因此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也均有异议。该证据所载明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12月21日，李宝康所支付的朱水兴的模板款是2013年7月5日之后，因此两者之前相差了半年之多，而且在项目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朱水兴的模板款应该是分多笔进行支付的，因此，该证据所载明的款项与李宝康所说的模板款30万元应该不是同一笔款项。其次，该材料申请表上没有任何李宝康的签字，孙国生本身就是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并不是李宝康的所谓派驻人员，他的签字并不能代表李宝康的意思。因此，根本不能证明这笔款项的发放是出自于李宝康的授意。实际上，李宝康卡上支付30万元的款项就是出自于高伟明的授意。
永翔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争议事实也无关联。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不清楚朱佳丽、高伟明和李宝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5、6、7，永祥公司未参与制作、不清楚来源和制作过程，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证据8，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系李宝康个人账户信息，不清楚款项用途。对证据9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永祥公司没有参与录音过程，对于录音对象、内容情况无法核实。对证据10的来源、形成过程不知情，对记载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对其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有异议。
李宝康、永翔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证据1可以证明案涉项目的负责人为陈飞烽，证据2系证人证言，且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有孙国生签名的情况说明系孙国生在打印好的情况说明相应空白处填写若干手写内容形成，孙国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故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3至8反映的是款项往来情况，证据9反映的是蒋正荣来工地的原因，与本案款项性质及责任认定均无直接关联。从证据10的内容无法看出款项支付是谁指示付款的，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鉴定申请，本院经和鉴定机构联系，鉴定机构因鉴定事项及时间鉴定超过现有技术条件不予受理。本院将结合现有证据，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在本院认为中就本案民事责任的认定予以一并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汇款凭证及当事人陈述，李宝康交付给高伟明450万元款项的事实存在，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即李宝康现能否以上述款项系借款主张权利。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宝康不仅持有相应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还持有盖有高伟明所承包项目的项目部章的借据、借款及利息确认书，高伟明、朱佳丽现抗辩称上述款项系李宝康的合伙出资款，但不能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和李宝康就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合伙相关事项有所约定，难以认定高伟明、朱佳丽就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次，高伟明系案涉项目承包人，理应对项目部印章管理使用尽到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现借据及确认书上项目部印章亦系真实印章，高伟明关于该印章系李宝康与项目经理及孙国生等人串通偷盖的辩称缺乏证据证明，同时，项目承建公司永翔公司认可项目部章由实际承包人掌管，永翔公司也按高伟明的指示向李宝康支付过款项，该支付行为显然与李宝康合伙人身份不符，反而更符合有借有还的借款合同的主要特征；再次，结合李宝康的付款凭证及高伟明在另案中对于归还蒋友庆50万元的认可，借款及利息确认书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能够得到印证。由上综合分析，高伟明、朱佳丽对其收到李宝康的款项不予归还不能提供充分正当的抗辩理由，李宝康现以该款项系借款为由向高伟明、朱佳丽主张还款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52元，由高伟明、朱佳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瞿 静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