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哈民二民终字第13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宝利，个体业者。
委托代理人刘金祥，黑龙江森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金兰，个体业者。
委托代理人刘金祥，黑龙江森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彦，住依兰县。
委托代理人曲绪龙，依兰县依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宝利、宋金兰因与被上诉人王彦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2015）依民初字第1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春，王彦赊购刘宝利、宋金兰经销的“多肽缓释氮肥”追肥20袋及其他化肥，欠化肥款4750元，用于耕种3.5公顷玉米。2014年8、9月份，王彦发现种植的玉米有脱肥现象，存在减产可能，认为是施用刘宝利、宋金兰销售的多肽缓释氮肥造成的。王彦找到刘宝利、宋金兰，双方到玉米地里实际查看后，确认玉米长势不好，已经存在减产现象，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王彦的3.5垧地玉米收益归刘宝利、宋金兰所有，刘宝利、宋金兰每垧地赔偿王彦15000元钱，另外返还王彦化肥款4750元。刘宝利、宋金兰于2014年9月9日为王彦出具57250元欠据一份，承诺卖玉米时给付该赔偿款。秋收时，刘宝利、宋金兰拒绝收割王彦的玉米，为避免村民烧荒使已经成熟的玉米遭受火灾，无奈找到平原村委会寻求帮助，平原村东辉屯屯长王宝林、村民代表杨士忠与王彦及刘振坤、徐正忠共同到刘宝利、宋金兰家进行协商，刘宝利、宋金兰表示不予收割，并要求解除赔偿协议。王彦在屯长王宝林和村民杨士忠监督计数下由王彦雇车自行收割了3.5公顷玉米，直接卖给粮点，卖给梁亚峰粮点2车6960斤，卖给游少辉粮点19车31360斤，两处粮点均定价每斤0.45元。王彦随后找刘宝利、宋金兰索要赔偿款，刘宝利、宋金兰不给付，故王彦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宝利、宋金兰给付王彦玉米收益赔偿款及化肥款57250元，收割费800元×3.5公顷=2800元，车费21车×30元=630元，合计60680元，存放在粮点的粮款由刘宝利、宋金兰结算，诉讼费由刘宝利、宋金兰承担。2015年春，王彦因种地急需资金，故到粮点结算了全部21车粮款31356元，现原告请求刘宝利、宋金兰给付赔偿款、化肥款及收割费用29324元，王彦所欠4750元化肥款，刘宝利、宋金兰可凭王彦出具的欠据在赔偿款中冲抵。
王彦诉称，2014年春天，王彦赊购刘宝利、宋金兰经销的多肽缓释氮肥追肥20袋及其他化肥用于耕种3.5公顷玉米，欠肥款4750元。当年8、9月份，王彦发现玉米不长棒，且长势不如地邻，有减产可能，认为是施用刘宝利、宋金兰销售的多肽缓释氮肥造成的，故与刘宝利、宋金兰进行协商。在双方共同到玉米地现场查看后，达成如下协议：刘宝利、宋金兰同意按每垧地15000元收成赔偿王彦，另外返还王彦化肥款4750元，王彦的3.5公顷地玉米收益归刘宝利、宋金兰所有，刘宝利、宋金兰于2014年9月9日给王彦出具了57250元（其中包括4750元化肥款）欠据一份，双方约定卖玉米付清赔偿款。秋收季节到来后，刘宝利、宋金兰未收割玉米，王彦为避免村民烧荒使已经成熟的玉米遭受火灾，无奈在刘宝利、宋金兰表示不收割后，在屯长王宝林和村领导指派的村民杨士忠监督计数下由王彦雇车自行收割了3.5垧玉米，直接卖给粮点，卖给梁亚峰粮点2车6960斤，卖给游少辉粮点19车31360斤，两处粮点均定价每斤0.45元。王彦随后找刘宝利、宋金兰索要赔偿款，刘宝利、宋金兰不给付，故王彦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宝利、宋金兰给付王彦玉米收益赔偿款及化肥款57250元，收割费800元×3.5公顷=2800元；运费21车×30元=630元，合计60860元，诉讼费由刘宝利、宋金兰承担。2015年春，王彦因种地急需资金，故到两处粮点结算了全部粮款，在梁亚峰粮点结算了粮款3132元，在游少辉粮点结算了粮款28224元。现王彦请求刘宝利、宋金兰给付赔偿款及收割费用29504元。
刘宝利、宋金兰辩称，2014年春，王彦在刘宝利、宋金兰处购买了多肽缓释氮肥20袋用于种植玉米追肥。2014年9月份，王彦找到刘宝利、宋金兰说二人出售的多肽缓释氮肥质量有问题，刘宝利、宋金兰误以为出售的化肥有质量问题，在重大误解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每垧地赔偿王彦15000元钱，另返还王彦化肥款4750元（该款实际未给付，欠据在刘宝利、宋金兰手中），赔偿款合计57250元，刘宝利、宋金兰为王彦出具欠据一份。而实质上刘宝利、宋金兰出售的化肥没有质量问题，王彦如果存在减产情况也是用量少、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所以不同意赔偿。王彦在自行收割玉米时存在跑车现象，且玉米出售价格偏低，产量及单价均与客观实际和当时市场行情不符。
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本案中王彦在被告刘宝利、宋金兰处购买了“多肽缓释氮肥”，使用后，发现农作物玉米有脱肥、减产现象，经双方自行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刘宝利、宋金兰为王彦出具了57250元欠据，该的欠据说明，刘宝利、宋金兰对王彦农作物的减产状况、减产原因均予以认可，王彦要求化肥的销售者刘宝利、宋金兰依据欠据进行赔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宝利、宋金兰虽以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和重大误解、农作物减产与化肥质量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为理由提出抗辩，拒绝赔偿，并请求撤销赔偿协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刘宝利、宋金兰未能向法庭举示相关证据证明赔偿协议应予撤销，且刘宝利、宋金兰在出具欠据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出具欠据是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刘宝利、宋金兰请求撤销赔偿协议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刘宝利、宋金兰以王彦为其出具的协议中“如肥没有质量问题，欠条协议无效”这一内容作为抗辩理由，拒绝赔偿，王彦对这一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刘宝利、宋金兰未能举示其他证据佐证这一内容的原始存在，故对刘宝利、宋金兰如化肥没有质量问题，欠条协议无效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即便“如肥没有质量问题，欠条协议无效”这一内容是原始存在的，也不能对抗刘宝利、宋金兰为王彦出具的赔偿欠据，更不能对抗王彦玉米已经减产的客观事实；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后，王彦就怠于行使鉴定化肥质量、鉴定减产原因、测产等权利，致使很多客观事实灭失，这一后果也应由刘宝利、宋金兰承担。刘宝利、宋金兰对王彦自行收割的21车玉米以每斤0.45元的价格卖给宏伟粮点提出异议，认为王彦收割过程中有跑车现象且玉米定价过低，但刘宝利、宋金兰未能向法庭举示证据予以证明，而王彦却向法庭举示了充分的人证及证人证言证实了粮食收割的全部过程和粮食定价的客观理由，故对刘宝利、宋金兰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王彦请求刘宝利、宋金兰按每垧地800元给付收割费、按每车30元给付运费，刘宝利、宋金兰未提出异议，且王彦的请求也符合当时玉米收割费用的市场行情，故收割费定为每垧800元、运费每车定为30元趋于合理，具体亩数和车数以王彦自行收割的3.5垧和21车为准。王彦未给付刘宝利、宋金兰4750元化肥款，只是为刘宝利、宋金兰出具了化肥款欠据，刘宝利、宋金兰应返还王彦4750元欠据，直接冲抵57250元欠据中的化肥款。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宝利、宋金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彦玉米减产赔偿款21144元、化肥款4750元、收割费用3430元，合计29324元；二、原告王彦欠被告刘宝利、宋金兰化肥款4750元直接在上述赔偿款中冲抵。被告刘宝利、宋金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彦4750元化肥款欠据一份（原告王彦出具）。上述一、二项合计，被告刘宝利、宋金兰给付原告王彦赔偿款24574元。案件受理费414.35元由被告刘宝利、宋金兰负担。
原审被告刘宝利、宋金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王彦的诉讼请求，王彦给付诉讼费。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无视事实，明显只认定王彦的单方证据，就认定欠条成立并予以支持判决刘宝利、宋金兰给付欠款，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刘宝利、宋金兰并不欠王彦的钱款，欠条的形成是在2014年春天，王彦购买刘宝利、宋金兰的“多肽缓释氮肥”并欠购化肥款4750元。后找到刘宝利、宋金兰说施了“多肽缓释氮肥”玉米底角发黄、不长棒子，有减产可能，刘宝利、宋金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农民是淳朴的并有种地的经验，所预见的减产结果应该是可信的，因此，与王彦协商，如果王彦的玉米受理，确实因刘宝利、宋金兰的化肥质量问题减产，刘宝利、宋金兰愿意赔偿，给王彦出具了欠条。但在协议书最后附条件：“如果没有质量问题，欠条协议无效。”在玉米进入收割季节时，刘宝利、宋金兰先收割刘振坤家的2.28晌玉米地已验其是否减产，当时玉米的长势不错，就是边上的玉米被掰走很多。刘宝利、宋金兰派的人负责记收割的车数，车是刘振坤自己的收割机，实际收割了23车，按当时的收购价，每亩可收入近14000元，再加上疏于看管丢失的玉米，说明玉米没有存在减产的情况。所以，在预见结果下刘宝利、宋金兰给农户包括王彦所出具的因化肥质量问题产生的玉米减产赔偿自然是不能成立的、是无效的。双方因此纠纷共同去了依兰县农委及工商局，正待有关部门解决时，王彦竟在法院起诉。但王彦在证据方面，其证人杨世忠只记得收割玉米的车数，不记得收割地的亩数；另一位证人王某某证明玉米当时出售的价格，只有王彦和收粮人谈的价格，当时并没有告诉屯长王宝林，而刘宝利、宋金兰和王彦当时一起出售的玉米三个粮点价格分别为0.47元、0.48元、0.49元，而王彦单方收割的3.5晌地，共收割了21车，平均每垧收6车，而双方收的2.28垧地，收割了23车，平均每垧收了8车。这显然王彦在隐瞒实际的收地车数，单方认为的造成减产的事实。而判决刘宝利、宋金兰赔偿王彦3.5垧玉米减产赔偿款29324元，依此计算王彦的玉米地每垧才收入为9000元左右，这和双方共同收割的2.82垧地，平均每垧地收入近14000元左右的标准差距太大，显然是王彦在隐瞒事实，以达到其获得不应获得赔偿的非法目的。在正常种地的情况下，王彦自己不也得收地、拉地、花钱买化肥，而把这些费用都强加给了刘宝利、宋金兰，刘宝利宋金兰的证据证明依兰县2014年玉米平均产量在14000元-15000元之间，而王彦并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玉米的产量在17000元-18000元之间，这也是显失公平的。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是王彦主张刘宝利、宋金兰的化肥因质量问题给其造成玉米减产的损失赔偿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2款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那么，王彦主张的债权是双方提前认为化肥质量可能损害玉米减产的赔偿款，但王彦在一审只有证明化肥没有产品登记证的证据，没有化肥有质量问题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三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都是能确定产品有缺陷、有质量问题，并且因产品缺陷、质量问题造成损害已经现实发生了具体损失的情况，而本案签订赔偿的时间是在不能确定化肥有质量问题，玉米没有收获无法确定受到损害，无法确定因化肥质量问题给万元造成损失的预先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刘宝利、宋金兰是在认为作为农民的王彦是淳朴的并有种地经验，其所预见的玉米因化肥可能减产的结果应该是可信的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给王彦出具了赔偿协议及欠据，但也附了赔偿条件，一审判决无视此事实。连王彦都承认签订协议及欠据是在认为可能减产，并没有发生实际损害、损失的情况下，因而，刘宝利、宋金兰签订欠据时属重大误解是成立的。但作为主张赔偿损失的王彦没有证据证明刘宝利、宋金兰的化肥有质量问题，其证明玉米减产的证人证言含糊不清，不能确定关键数字，双方收割每垧地收入的平均数显示不减产并与王彦单方收割收入的平均数差距很大，显然王彦是为获得赔偿隐瞒事实。因此，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王彦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一、刘宝利、宋金兰所签订的协议及欠据是因为双方到王彦地经过考察后确认玉米长势不好存在减产现象后经双方自愿达成的赔偿协议，并且打的欠条。当时刘宝利、宋金兰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对当时的玉米长势和减产情况具有分辨能力，所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及打的欠据具有法律效力。二、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刘宝利、宋金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协议时是存在重大误解和胁迫行为的证据，刘宝利与其签订协议时有胁迫和重大误解为抗辩理由，这个理由不能成立。三、如果肥料没有质量问题，欠条协议无效，这一条款是刘宝利、宋金兰自己后加进去的条款，从协议内容上笔迹上看与原合同不同，从客观事实上看如有该条款，刘宝利、宋金兰就不能去实际收割王彦的玉米，在协议履行的时候，到秋后刘宝利、宋金兰按照原来的协议履行了，进行了收割。四、刘宝利、宋金兰以该条款为由规避法律，当时对化肥质量的鉴定减产的原因，在双方签订协议时，不能对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造成这一后果是刘宝利、宋金兰的原因。五、刘宝利、宋金兰所销售的肥料属于不合格的产品，刘宝利、宋金兰套用他人的登记证号，其自己所销售的肥料根本没有肥料登记证，因为没有肥料登记证，曾经被当地的工商部门进行了处罚，根据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没有登记的肥料不允许销售，从刘宝利、宋金兰销售肥料的外包装上看，其主要的含量就是氮磷钾26%，套用的肥料是氮磷钾是30%以上，这说明这个肥料显然是劣质的。六、刘宝利、宋金兰在刘振坤家收割了2.82垧、徐正忠家收割了0.5垧，王彦家的没有收割。刘宝利、宋金兰履行了原来的协议，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请求法庭驳回刘宝利、宋金兰的上诉请求。
二审审理期间，王彦提交了刘宝利、宋金兰出具的承诺，拟证明刘宝利、宋金兰同意对王彦造成的玉米减产损失，予以赔偿，每垧地给15000元，并且两次给农民出具了承诺，所以不存在重大误解问题。
刘宝利、宋金兰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合法性和效力性有异议，该证据应该在一审中出示，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的产生过程是当时王彦找到刘宝利、宋金兰声称因化肥质量问题已经造成减产，当时只考虑到化肥质量问题减产，双方并没有对整个种玉米的其他环节进行质量考核，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说只针对化肥质量问题给王彦渔民造成减产部分达成的赔偿协议，但是基于前提也是化肥质量有问题给对方造成减产，这是赔偿的前提条件，只不过当时协议写的并不完善。
本院对王彦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刘宝利、宋金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刘宝利、宋金兰提出出具该承诺时未考虑其他导致玉米减产的情形，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王彦提供的该证据予以采信。
二审审理期间刘宝利、宋金兰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宝利、宋金兰应否按其出具的欠据给付王彦赔偿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经双方协商，刘宝利、宋金兰与王彦达成协议，免除王彦赊欠化肥款4750元并出具57250元欠据，并约定王彦种植的玉米由刘宝利、宋金兰收割、出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地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刘宝利、宋金兰未按照约定收割玉米的情况下，王彦在案外人见证下收割玉米并出售，将所得玉米款在刘宝利、宋金兰出具欠条金额范围内扣除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刘宝利、宋金兰按照约定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并要求刘宝利、宋金兰给付因收割玉米产生的相关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王彦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宝利、宋金兰提出出具欠据时存在重大误解及胁迫等应予撤销的情形，但未能在法定的期间内对出具欠据行为申请撤销，故对刘宝利、宋金兰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4.35元，由上诉人刘宝利、宋金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松涛
审判员 冯 媞
审判员 王秀丽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马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