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8民终35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住所地济宁市红星中路4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706364818T1-1。
负责人张文秀，行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青，男，197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
委托代理人王志刚，山东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泗水县济河办事处珍珠泉路8号，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ＸＸ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建华，山东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1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多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并签订合作协议，2011年9月29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开展农户贷款担保合作业务。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被告）同意乙方（原告）为发放农户贷款提供担保保证，在符合贷款担保及发放条件下，乙方对甲方发放的农户贷款按贷款金额的2%向客户收取担保手续费；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原告）对担保的农户贷款按贷款金额的5%向客户收取保证金，存在甲方（被告）开立的保证金专户，农户贷款到期后，如客户按时归还农户贷款，乙方返还给客户保证金，如客户按未时归还农户贷款，乙方不再返还给客户保证金。乙方承诺并保证对担保的所有农户贷款如果出现逾期经双方催收在月底前收不回来的，同意甲方每月底之前直接从乙方任何一个账户内划款用于偿还逾期贷款本息。2012年8月2日、2012年8月30日、2012年12月12日被告任城农行分别与农户史某乙、张某乙和张某丙签订贷款合同并发放贷款各二十万元，原告按协议约定收取三农户的担保费及保证金后，未在借款合同担保人一栏中签章。三农户贷款到期后，未能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被告任城农行于2013年12月18日从原告账户扣款182,986.17元用于偿还张某乙逾期贷款、扣款132,528.09元用于偿还史某乙逾期贷款，于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3月26日分七次从原告账户扣款220,110.05元用于偿还张某丙逾期贷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从原告账户扣款535,624.31元是否有合法依据。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原告担保的农户贷款到期后，如果出现逾期经双方催收在月底前收不回来的，同意被告每月底之前直接从原告任何一个账户内划款用于偿还逾期贷款本息。该约定是对业务开展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而非对单笔担保业务的约定，单笔担保关系的形成应当以每一笔借款合同为准。被告任城农行与农户史某乙、张某乙和张某丙签订贷款合同中，原告未在担保人一栏中签章，且原告否认担保的存在，故不能认定原告为该三农户提供担保。原告收取三农户的担保、保证金等费用，是原告与农户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被告不能以原告收取农户保证金即认定担保关系的成立。由此，被告从原告账户扣款535,624.31元用于偿还三农户的逾期借款本息没有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扣款项535,624.31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返还原告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存款535,624.31元及利息（以本金315,514.26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8日至本判决生效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以本金220,110.05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6日至本判决生效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原告以上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56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负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不服原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主要为：一、被上诉人通过出具“担保书”的形式对案涉贷款进行了担保。一审中，上诉人举证了被上诉人向孔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孔某“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一切事务，全权代表本公司进行签字”。因此，孔某的签字均代表了被上诉人，其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所代表的公司（即被上诉人）承担。同时，上诉人举证了孔某签字出具的《担保书》，该担保书明确了被上诉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及代偿方式。上述证据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被上诉人已经通过“担保书”的形式与案涉贷款成立了担保关系，一审判决仅以“未加盖原告公司的印章”为由不予认定上述证据错误。二、被上诉人实际收取了案涉农户的担保费与保证金，事实上成立了担保关系。上诉人一审所举证的三份《担保意向书》均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印章，意向书的内容体现出了被上诉人为贷款农户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保证金与担保费的收取比例及收取方式，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担保法律关系的成立，而且，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实际收取了案涉三农户的担保费和保证金，因此，被上诉人对收取上述费用的行为是明知的，其行为是对其与三农户之间担保关系的默示承认，因此，上诉人基于协议约定从被上诉人账户划款，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依约扣划不构成不当得利。
被上诉人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所称的孔某在2015年3月向其提供的担保函不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关联性、合法性，不符合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常规及双方交易习惯，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认定，且该证据系涉案借款业务终结后超过两年才取得，不具备溯及力，不能成为其两年前扣款的依据，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提交的担保意向函，并非担保书或担保合同，而仅为今后可能订立合同的意向，不具有担保承诺的效力，不能成为其行使担保债权的依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收取借款人保证金、担保费作为其扣取被上诉人资金、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于法无据，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是否收取了借款人的担保费用，与被上诉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任何关系。保证责任的发生不以收费为前提或依据，而以担保人是否与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或向债权人出具独立的担保函为依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否为涉案三农户提供了担保，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及利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1年9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由被上诉人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上诉人向农户发放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并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与保证金。但是，并不能依据该协议认定被上诉人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每一个农户的贷款均提供担保，而应审查每一个借款关系中被上诉人是否实际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在涉案诉争的三农户的贷款中，被上诉人山东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均未在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处签章，上诉人据以主张被上诉人对该三笔贷款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是孔某为三份贷款分别出具的担保书。孔某虽系由被上诉人委托的代表被上诉人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一切事务进行签字的代理人，但是，上诉人自认孔某向其出具上述三份担保书的时间为2015年3月，也就是说，在涉案三笔贷款发生时以及上诉人划扣被上诉人账户中的涉案诉争款项时，上诉人并未取得孔某出具的担保书，而是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才取得了孔某出具的担保书，因此，不能认定孔某在上诉人划扣涉案诉争款项之前，代表被上诉人承诺对涉案三笔贷款提供担保。上诉人虽主张孔某出具的上述三份担保书的形成时间为涉案贷款发生时，只是一直未向上诉人提供，但是，经本院释明，上诉人对三份担保书的形成时间并不申请鉴定，因此，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上述三份孔某出具的担保书形成于贷款发生时，应认定在贷款发生时及上诉人划款款项时，被上诉人并未为涉案三笔贷款提供担保。故上诉人从被上诉人账户中直接划扣涉案诉争款项用于偿还三笔逾期贷款，没有法定依据及约定依据，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其划扣款项的本息，处理结果正确。另外，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已收取了三借款人的手续费及保证金，但是，收取手续费及保证金系被上诉人与三借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该行为并不应认定为系被上诉人提供担保承诺的行为，即不应因被上诉人收取手续费和保证金，就认定被上诉人为该三笔贷款向上诉人提供了担保，上诉人以此主张被上诉人提供了担保，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56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扈 琳
审判员 史宝磊
审判员 张 杰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