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237号
原告王海龙。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洪保，该局大港分局法制办主任。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
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蕊，该局法制总队民警。
第三人舒树国。
原告王海龙不服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2日受理后，于2015年9月2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5年9月3日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舒树国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王海龙，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洪保，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蕊，第三人舒树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5月8日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王海龙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王海龙诉称，本案事实发生于2013年11月8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时隔一年半后，在2015年5月8日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显超过法定期限，按照法律规定，原告的行为不应再受到任何行政处罚。被告作为执法机关却知法犯法，该处罚决定不符合程序规定，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而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并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滨海新区公安局错误的认定原告对第三人舒树国进行殴打。事实是2013年11月8日原告与第三人舒树国乘坐单位班车，因为琐事发生口角，进而发生互相厮打。原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并没有殴打第三人的故意和动机。滨海新区公安局仅凭第三人有些抓痕就错误的认定原告殴打了第三人，背离了重证据重事实的办案原则，忽视了对客观事实的调查，是典型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武断。滨海新区公安局认定原告对第三人舒树国进行殴打，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证据不足。被告在处罚决定书陈述依据证人证言，而恰恰就是证人证言被告弄虚作假，被告所谓证人张磊在原告单位就不存在这个人，行政处罚这么严肃严禁的执法行为，被告作为一个专业的执法机构竟然如此的不负责任，枉法裁决。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发现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处罚决定，非但不加以纠正反而纵容下级单位的违规违法行为，而且对滨海新区公安局使用伪证行为没有发现，继续维持原定处罚。由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进一步受到侵害。请求依法判令撤销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证据二、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没有叫张磊的同事，被告采取虚假的证人证言无效，被告说是笔误，处罚决定书是非常严肃的，出现笔误应该由被告承担责任。
证据一、二共同证明被告未听取原告申辩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在处罚前应该告知当事人权利，行政机关应该采纳当事人的意见的规定。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2013年11月8日8时10分许，王海龙与舒树国乘坐单位班车行至滨海新区海晶大道油建路口附近，因琐事双方发生矛盾，后王海龙对舒树国进行殴打。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他人进行殴打。2015年5月8日，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王海龙开具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王海龙行至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于2013年11月8日制作的津滨公大（古）受案字（2013）10011号《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新区公安局案件受理程序及时、正当、合法。
证据二、津滨公大（古）审字（2013）第24号《传唤审批表》、津滨公大（古）审字（2014）第63号《传唤审批表》、津滨公大（古）行传字（2013）第24号《传唤证》、津滨公大（古）审字（2014）第63号《传唤证》、《传唤通知家属记录》2份；证明被告新区公安局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83条法定程序进行了传唤，并依法履行了通知程序。
证据三、津滨公大（古）审字（2013）10014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被告信区公安局依法定对办理该案件的期限进行了延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的规定，延期30日的规定。
证据四、《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公安机关处罚告知笔录》、原告本人的《申辩书》，证明被告新区公安局依法定程序履行告知义务，告知违法嫌疑人、证人享有的权利义务，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将处罚相关事项对原告进行了告知并充分听取了原告的申辩意见。
证据五、津滨公大（古）审字（2015）第54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明被告新区公安局以法定程序进行了案件处罚的审核、审批、送达工作。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2013年11月8日、2014年8月29日、2015年5月8日对王海龙制作的《询问笔录》，王海龙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2013年11月8时上午8时10分左右，原告单位班车往油田方向行使到滨海新区大港海景大道时，在车上王海龙因嫌单位同事舒树国将收音机声音开的大，与舒树国发生矛盾，后两人打架，两人互相抓起来，后倒在地上，舒树国在下，王海龙在上，大约持续一分钟左右，整个过程中王海龙将舒树国脖子挠破舒树国中指受伤，舒树国用手将王海龙脖子、下巴、嘴角挠破，案发前王海龙知道舒树国患有抑郁症，其中第三份笔录证明王海龙的伤情不构成轻微伤，王海龙对此无异议。
证据二、2013年11月8日、2014年9月4日、2015年4月17日对舒树国制作的《询问笔录》，舒树国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在单位班车上王海龙因舒树国播放器声音大小问题与舒树国发生争执，王海龙挥拳打舒树国脸颊，用手掐脖子，差点致使舒树国窒息，王海龙咬伤舒树国中指。
证据三、201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1日对赵玉静制作的《询问笔录》，赵玉静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在去滨海房屋交易中心的班车上，王海龙与舒树国发生矛盾，舒树国受伤。
证据四、2013年11月27日、2014年7月11日对刘邦元制作的《询问笔录》，刘邦元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王海龙因舒树国听数码功能功放机声音很大，发生打架，两人撕扯时，王海龙在上，舒树国在下，互相抓着对方的脖子。
证据五、2013年11月27日、2014年8月19日对赵磊制作的《询问笔录》，赵磊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2013年11月8日早晨8点多钟，单位班车从大港海景大道往油田行驶至油建路口附近时，在班车上，因舒树国收音机的声音放得比较大，影响王海龙和赵玉静说话，王海龙让其将声音放小，舒树国不听，两人发生争执，后两人搂在一起倒在地上，舒树国在下，王海龙在上，舒树国手指受伤，王海龙的脖子有抓痕。
证据六、舒树国受伤部位照片、医院诊断证明书、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鉴定书，证明舒树国的受伤是客观真实的，被鉴定人左手中指受伤可以鉴定为轻微伤，颈脖受伤可以鉴定为轻微伤
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2013年11月8日8时10分许，王海龙与舒树国乘坐单位班车行至滨海新区海景大道油建路口附近，因琐事双方发生矛盾，后王海龙对舒树国进行殴打。2015年5月8日，滨海新区公安局以殴打他人为由对原告予以行政拘留三日处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7月10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经审查，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的对王海龙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决定，虽超过法定期限，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裁量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被告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维持被申请人对王海龙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证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王海龙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原告2015年7月10日所写的《行政复议申请》，证明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证据二、编号为津公复答字（2015）第137号《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市公安局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并依法开具提交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
证据三、《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法提交答复书以及证据材料。
证据四、编号为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公安局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证据五、单号为1078001257914号EMS邮寄单，证明市公安局依法进行了送达。
二、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
第三人舒树国述称，对原告的处罚轻了。
第三人舒树国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因系被告依法作出，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客观事实，符合证据合法性要求，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海龙与第三人舒树国系同一单位职工，2013年11月8日8时10分许，王海龙与舒树国在单位班车上，因琐事发生争执，两人发生互殴，王海龙将舒树国殴打致伤。2015年5月8日，滨海新区公安局以殴打他人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对王海龙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天津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王海龙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2013年11月8日8时许，在原告单位班车上，原告王海龙与第三人舒树国产生争执，进而互殴，王海龙殴打舒树国，导致舒树国轻微伤的后果。被告依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作出的，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的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采用并不存在的证人“张××”证言的问题，被告已作出合理解释属于笔误。另外，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王海龙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申辩的权利，且原告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了《申辩书》，故原告主张被告未听取其申辩，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超过规定期限的问题，被告主张因一直在调解，故没有及时作出处罚决定，本院认为，被告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应及时作出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告于2013年11月8日受理案件，2013年12月7日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其办案期限于2014年1月6日届满，被告于2015年5月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确已超过法定期限，属于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不予撤销。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的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确认违法，故被告依据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本院予以撤销。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5月8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二、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文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