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男，汉族，1965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托代理人唐金秀、梁汉江，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丁子村民小组。负责人谭淦良，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陈树稳，博罗县园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谭锦波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2）惠博法园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的意见2012年8月23日，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付清2011年和2012年的鱼塘承包款共253792元；2、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向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支付违约金50000元；3、30000元押金无偿归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4、解除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与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5、由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0年5月1日，丁子村民小组与谭锦波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将位于丁子村民小组“江子头”（土名）的土地承包给谭锦波，约定承包面积为77亩，承包金额为每年每亩1648元，承包期限从2010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止。双方还约定在承包期内，任何一方违约，须赔偿守约方50000元，如谭锦波违约，丁子村民小组将没收谭锦波在承包前支付的押金30000元。自2011年5月份开始，谭锦波开始拖欠承包款，目前共拖欠2年承包款共253792元，经丁子村民小组多次催收，谭锦波仍拒绝支付，谭锦波的违约行为给丁子村民小组带来了重大损失。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答辩及反诉称，2010年5月1日，丁子村民小组与谭锦波签订了一份书面《鱼塘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丁子村民小组将“江子头”面积约77亩的土地（包括鱼塘及鱼塘周边地块上的养殖场）承包给谭锦波从事禽畜、水产品方面的养殖，承包期限为五十年即从2010年5月1日起至2060年5月1日止。双方依据养殖场的规模和利用价值所确定的承包款单价1648元/亩高出相邻地块价格近l倍，相邻地块仅为650元/亩。合同签订后，谭锦波如约向丁子村民小组交纳了30000元押金和2010年度的承包款126896元，并投入了资金对养殖场进行维修和扩建，开始着手饲养商品猪等家畜。然而，2010年6月13日园洲镇农业办公室、建设办公室、环境保护办公室、国土资源管理所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文，要求谭锦波清理、清拆承包的禽畜养殖场，并责令谭锦波停止禽畜养殖，导致谭锦波饲养的商品猪等家畜被迫贱卖，损失320多万元，养殖场也被强拆1000多平方米，其余则被迫荒废闲置至今。按照养殖业的惯例，禽畜的粪便是水产品必需的饲料，不能饲养禽畜，水产品就自然缺少饲料，禽畜养殖直接影响水产品养殖的效果和收益。丁子村民小组自2010年6月13日起便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未尽到保障谭锦波从事禽畜养殖的合同义务，违约在先；谭锦波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其诉称与事实不符。谭锦波承包案涉土地的主要目的是从事禽畜养殖，并以禽畜养殖带动和增进水产品养殖方面的收益。然而，因政府政策调整而导致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6月13日后案涉承包地被禁止用于禽畜养殖，只能单一地用于水产品养殖。显然，案涉承包地的功能和用途较合同订立时已缩减了一半，致使谭锦波的大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案涉承包地的承包款也应当相应地调低。鉴于与案涉承包地相毗邻的不能从事禽畜养殖的承包地的承包款为650元/亩，为此，谭锦波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将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与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书》第二条中的承包款金额自2010年6月13日起由每年1648元/亩变更为每年650元/亩，并判令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继续履行变更后的鱼塘承包合同;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承担。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对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的反诉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6年，即从2010年起至2016年5月1日止，并非谭锦波所称50年。二、丁子村民小组将多年形成的鱼塘发包给谭锦波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水产品养殖，没有约定鱼塘是用于禽畜养殖，谭锦波擅自在鱼塘范围的空地上违章建设用于禽畜养殖造成环境污染而被政府清拆，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谭锦波不能从事禽畜养殖，并不影响合同订立的主要目的（水产品养殖），亦没有导致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应履行《鱼塘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因此谭锦波提出变更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提出参照相毗邻的鱼塘承包价格更无法理依据，请求法院维护丁子村民小组的合法正当权益，驳回谭锦波的无理反诉请求。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1日，丁子村民小组与谭锦波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书》，约定丁子村民小组将其所属土名为“江子头”面积为77亩的鱼塘发包给谭锦波，承包期限从2010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承包款为每年每亩1648元，全年合计126896元。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谭锦波需向丁子村民小组交纳30000元押金，该款在合同到期后不计利息予以退还。谭锦波需于每年5月1日底前一次性缴纳当年承包款，如有拖欠达一个月以上，丁子村民小组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及没收押金，并另行发包。如有一方单方违约，应赔偿另一方50000元。谭锦波对丁子村民小组提交的上述合同中的合同期限有异议，认为合同期限应从2010年5月1日至2060年5月1日共计50年。双方提交的合同均有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谭锦波提交的合同未有改动痕迹，而丁子村民小组提交的合同中承包期限“2010年5月1日至2060年5月1日”更改为“2010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其陈述系笔误所致，发现后已修改并盖章确认。谭锦波于2010年4月1日向丁子村民小组交纳案涉鱼塘押金30000元，合同签订后于同年5月6日交纳承包款126896元。2010年6月13日，园洲镇农业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环境保护办公室、水利所、国土资源管理所等五个部门联合下发《园洲镇禽畜养殖场限期清理、清拆通知书》，要求案涉鱼塘自行清理、清拆禽畜养殖，逾期将强制清理、清拆。合同履行期间，因谭锦波未继续向丁子村民小组交纳2011年、2012年的承包款，由此引发诉争。谭锦波提起反诉主张签订合同时案涉鱼塘是可用于禽畜养殖，丁子村民小组自2010年6月13日起便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未尽到保障谭锦波从事禽畜养殖的合同义务，违约在先，谭锦波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现案涉鱼塘不能用于禽畜养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案涉鱼塘承包款应调低为每年每亩650元。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鱼塘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原告（反诉被告）丁子村民小组与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于2010年5月1日签订了两份《鱼塘承包合同书》，上述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不一致，因丁子村民小组提交的合同有改动且未获谭锦波确认，而谭锦波提交的合同为原始合同，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丁子村民小组提交的合同的证明力，另外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的规定，因此本院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期限调整为自2010年5月1日至2030年5月1日，超过部分不受保护。谭锦波从2011年起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拖欠丁子村民小组两年承包款共计253792元，已构成违约。谭锦波认为丁子村民小组自2010年6月13日起便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未尽到保障谭锦波从事禽畜养殖的合同义务，违约在先，谭锦波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且上述合同签订后因客观情况发生了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变更合同将承包款从每年每亩1648元调低为每年每亩650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因双方签订的是鱼塘承包合同，谭锦波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案涉鱼塘可用于禽畜养殖，且清拆违章猪栏系政府行政行为，丁子村民小组并无任何违约行为，故对谭锦波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丁子村民小组要求谭锦波支付拖欠的两年承包款共计253792元，本院予以支持。谭锦波未按合同约定如期足额支付承包款，已经违约，丁子村民小组要求解除合同，因谭锦波签订合同后已交纳当年承包款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鱼塘养殖，且承包时间较短，解除合同会致其造成较大损失，而谭锦波亦表示愿意继续承包鱼塘，为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及平衡双方利益，因此以不解除承包合同为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有一方单方违约，应赔偿另一方50000元，因谭锦波认为违约金约定过高，要求本院调整，另外，谭锦波每年交纳承包款的期限为当年5月1日，故丁子村民小组可要求谭锦波偿付逾期交纳承包款253792元的利息，其中以126896元为本金，从2011年5月2日起，以126896元为本金，从2012年5月2日起，均至判决确定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253792元及利息（其中以126896元为本金，从2011年5月2日起，以126896元为本金，从2012年5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306元，减半收取315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630元，减半收取1815元，合共496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负担1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谭锦波负担3968元。当事人二审的意见原审谭锦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2)惠博法园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土地承包款自2010年6月13日起由每年1648元／亩变更为每年650元／亩，并判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变更后的鱼塘承包合同；（2）上诉人仅需向被上诉人支付32096元。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对“案涉鱼塘可用于从事禽畜和水产品养殖，承包款有赖于承包地上原有养殖场的规模和利用价值”的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首先，一审判决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怠于查证案发地农村的农业生产惯例。承包鱼塘，并利用鱼塘及鱼塘周边修建的养殖场从事禽畜和水产品养殖，系时代的产物，早已成为当地农村的农业生产惯例，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2010年10月13日之前，在中国区域范围内既无限制在鱼塘周边修建乔殖场、禁止利用鱼塘从事禽畜养殖的明文法律规定，又无相关的禁止性政策规定。相反，自国家出台各种惠农政策、鼓励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纷纷在鱼塘周边投资修建养殖场．利用承包的鱼塘同时从事禽畜和水产品方面的养殖业，以实现增产增收的目的。案涉承包地（即“江子头“面积约77亩的承包地）所的在博罗县圆洲镇桔龙村也不例外，该承包地在发包给上诉人之前，一直以来都是由其他承包人（即案外人）同时用于从事事禽畜和水产品两方面的养殖。并以禽畜养殖带动和增进水产品养殖方面的收益。显然，在国家鼓励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早已形成了“由承包人利用鱼塘及鱼塘周边土地上修建的养殖场从事禽畜和水产品养殖，双方依据承包地上原有养殖场的规模和利用价值来确定承包款，”的农业生产惯例。因此，承包鱼塘，并利用鱼塘及鱼塘周边修建的养殖场从事禽畜和水产品养殖，系时代的产物，旱已成为当地衣村的农业生产惯例，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书》第五项第3条之约定，亦能进一步证买：1、案涉承包地在发包给上诉人之前就存在养殖场类的地上建筑物，承包地上原有建筑物的利用价值是双方衡量确定承包款单价的两大主要因素之一；2、被上诉人对案涉土地用于从事禽畜养殖，并以禽畜养殖增进水产品养殖收益的经营模式是支持和认可的。再次，案涉承包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的现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既定状态，亦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诉人无需特别举证），能进一步佐证：1、案涉承包地在发包给上诉人之前就存在养殖场类的地上建筑物，承包地上原有建筑物的利用价值是双方衡量确定承包款单价的两大主要因素之一；2、上诉人承包案涉鱼塘之前，在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确实长期存在“承包人利用鱼塘及鱼塘周边土地上修建的养殖场从事禽畜和水产品养殖，双方依据承包地上原有养殖场的规模和利用价值来确定承包款。”的农业生产惯例。综上可见，一审判决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忽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并怠于查证案发地农村的农业生产惯例，武断地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案涉鱼塘可用于从事禽畜养殖”，明显与合同签订时双方的真实意愿及当时的时代背景相悖，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无视情势变更之事实，将上诉人行使先履行抗辩衩的合法行为认定为违约行为，明显错误。按照农村的农业生产惯例及合同原意，上诉人承包案涉土地的目的是从事禽畜、水产品方面的养殖业。因此。合同签订后土诉人如约向被上诉人交纳了30000元押金和2010年度的承包款126896元。并投入了资金对养殖场进行维修和建；考试着手饲养商品猪等家畜。然而，2010年6月13日园洲镇农业办公室、建设办公室、环境保护办公室、国土资源管理所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上诉人清理、清拆承包的禽畜养殖场，并责令上诉人停止禽畜养殖。导致上诉人饲养的商品猪等家畜被迫贱卖，损失数320多万元，养殖场被强拆1000多平方米，未被拆除的2000多平方米则被迫荒废闲置至今。显而易见，自2010年6月13固起案涉承包地只能单一的用于水产品养殖，承包地上原有的养殖场和上诉人扩建的养殖场一部分被强拆，未被强拆的另一部分则被迫荒废，其功能和用途缩减了一半，其利用价值亦降低了一多半；与合同订立时就没有禽畜养殖场的承包地无异。另，按照养殖业的规律，禽畜的粪便是水严品必需的饲料，不能饲养禽蓄，水产品就自然缺少饲料．如此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因政府政策调整所导致的情势变化给上诉人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当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依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自客观情况变化之日起调整、降低承包款。鉴于，同村与上诉人相毗邻的合同订立时就没有禽畜养殖场、不能从事禽畜养殖的承包地的承包款为每年650元/亩。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5月1日签《鱼塘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款应当自2010年6月13日起由每年1648元／亩变更为每年650元／亩。而被上诉人却拒不调低承包款，对上诉人调整承包款的合理要求亦长期不予理会，致使双方不能就调整承包款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显然，上诉人自始至终无意拖欠被上诉人的承包款，造成2011年和2012年度未能如期支付的原因在于情势发生变更后双方未能就承包款的调整达成一致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当被上诉人履行的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情势发生变更时，上诉人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杈。而一审判决却无视情势变更之事实，将上诉人依法行使抗辩权的行为认定一为违约行为，判令上诉人支付2011年度和2012年度承包款的利息，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无端地将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变更成程称租赁合同，并依据租赁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来调整承包合同的期限，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属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优先适用《村土地承包法》。毋庸置疑，作为《鱼塘承包合同书》中承包方的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所辖区域内的村民，而作发包方的被上诉人系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承包的标的物则是属于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全体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名为“江子头”面积约77亩的土地（包括鱼塘及鱼塘周边原有的养殖场），承包的期限五十年(即从2010年5月1日起至2060年5月1日止)。由上可知，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属于《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用地类。土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书》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三条之规定，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的范围。另，相对于《合同法》而言，《农村土地承包法》属于特别法：亦应当优先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五十年约承包期限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鉴于，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属于其他农用地类。而该类土地的承包期限本身不受法律限制。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确定。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是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案涉承包地的承包期限为五十年，并为此签订了《鱼塘承包书》。而一审判决却无端地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合法、有效的《鱼塘承包书》更改为租赁合同，并错误地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租赁合同的法定最长期限来调整案涉承包合同的期限，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显然，一审法院在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排除《村土地承包法》的适用，继而牵强引用合同法、张冠李戴，着实令人费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继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错误的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博罗县园洲镇桔龙村民委员会丁子村民小组二审答辩称：一、案涉鱼塘只可用于水产品养殖，并非可用于禽畜养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首先被上诉人的所在地南临东江、北靠沙河，省、市、县各级政府为确保东江和沙河水源不受污染，早已将被上诉人辖区范围的所有土地划定为禽畜禁养区。案涉土地属于禽畜禁养区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二是双方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已明确约定所承包的鱼塘主要目的是用于水产品养殖，完全没有约定可用于禽畜养殖，只是上诉人不顾各级政府的三令五申，利用在承包之前的承包人遗留存放养鱼工具以及各种用具的几间房屋作为可以在承包地建房为借口，在没有任何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鱼塘范围的空地强行增建、扩建猪栏用于禽畜养殖，并非上诉人所称“承包之前就存在养殖场类的地上建筑物”；三是作为案涉地的园洲镇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盛产水产品在本地区乃至全省而闻名，全镇辖区现有鱼塘近万亩，绝太部分鱼塘养殖户都没有在鱼塘范围的土地中修建用于禽畜养殖的任何建筑物来改变农业用地的性质，且都是以水产品养殖为主，事实确定如此，皆有目可睹，而上诉人违法在鱼塘周边修建禽畜养殖场造成环境污染的事实众所皆知，政府及相关部门联合清拆其违法建造的猪栏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非法经营禽畜养殖而导致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是理所当然的，上诉人不能从事禽畜养殖，完全没有影响合同订立的主要目的（水产品养殖），亦没有导致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并非上诉人因不能从事禽畜养殖而导致所承包的鱼塘功能缩减了一半。另外，园洲镇整个辖区范围的所有土地使用价值居全县乃至全市之首，案涉承包地所在的桔龙村优越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不论水产品养殖或种植农作物，其土地使用价值更高是众所周知的，上诉人在一审反诉至现在上诉坚持要求承包款每年的1648元／亩变更为每年650元／亩，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律绝不保护非法行为的所为权益。二、原审法院调整承包期限为二十年和支持继续履行合同是事实查明有误，恳请二审法院更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承包期为6年，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上诉人却违背事实歪曲为50年，上诉人的行为不但完全违背常理，而且法律也不容许的。首先被上诉人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被上诉人所发包的土地的承包期限从始至今没有出现过50年，且有案可查；其次上诉人承包的鱼塘是在公开招标中取得的，当时张榜公布的期限为6年，全村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上诉人亦心知肚明；再次，对案涉土地的承包期限，《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案涉土地是农业用地，上诉人主张承包期限为50年是对法律的误解。上诉人在承包期间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擅自在鱼塘周边的土地上增建、扩建永久性建筑物改变了案涉土地的农业用途，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同时又恶意拖欠两年承包款，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完全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但原审法院疏于查证和不采信事实真相，不但没有解除合同，反而支持继续履行合同，而且将承包期调整为20年，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更正。综上答辩，全属事实，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二审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诉人拖欠两年承包款的事实均认可，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现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拖欠承包款是否有先履行抗辩权；上诉人要求调低承包费的反诉、上诉请求应否支持；2、涉案合同的承包期限应为多长时间。具体评述如下：关于上诉人拖欠承包款是否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拖欠租金是因为被上诉人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未尽到保护其从事禽畜养殖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因此自己不存在违约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标题为《鱼塘承包合同书》，合同中也没有明确约定涉案鱼塘可用于禽畜养殖。上诉人以《鱼塘承包合同书》第五项第3条约定关于遇征收情况下建筑物补偿的相关内容能证明存在养殖类建筑物，主张承包合同的目的包括了禽畜养殖，理由不充分。且签订合同后，是政府多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涉案鱼塘自行清理、清拆，属于政府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并无违约行为。上诉人以此主张其有先履行抗辩权，及签订合同后因客观情况发生了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能全部实现合同目的，要求变更合同调低承包费从每年1080元/亩变更为每年650元/亩，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合同约定数十年的承包期限中，长期固定按每年1080元/亩的价格缴交承包费，并无约定随物价、承包年限逐段调整等情况，综合该合同约定对双方权益的影响，上诉人主张该价格约定违反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故此，一审对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的问题。结合涉案《鱼塘承包合同书》的内容，本案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承包期限有争议，被上诉人持有的合同上对于承包期限改动为15年，而上诉人谭锦波持有的未经改动的原始合同期限为50年，一审采用证明力较大的上诉人持有的证据并无不当。虽然合同约定承包期从2010年5月1日至2060年5月1日期限长达50年过长不当，但是一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最长期限二十年的规定调整本案承包关系中的承包期限，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主张一审以租赁的法律规定调整本案承包限期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采纳；但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期限为50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属于新法，根据新法优先于旧法的原则，应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将一审判决已经作出处理的涉案合同的承包期限调整为自2010年5月1日至2040年5月1日，原约定超过期限部分不受保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但因不影响最终判项的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07元，由上诉人谭锦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池志勇审判员  曾 莹审判员  江 敏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寇 倩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