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行终8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康隆，男，194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龙泉市。委托代理人柳华清，系上诉人柳康隆之子。委托代理人谢婧，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龙泉市贤良路***号。法定代表人吴松平，市长。委托代理人曾光义，龙泉市人民政府土地和房屋征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金铿，浙江金铿律师事务所律师。柳康隆诉龙泉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行政协议一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4日作出（2017）浙11行初36号行政判决。柳康隆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经阅卷并询问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柳康隆有房屋位于龙泉市××××号。2016年7月20日，龙泉市人民政府发布[2016]第12号公告，对包括柳康隆房屋在内的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并同时公布了征收补偿方案。2016年9月28日，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前，征收部门与柳康隆进行电话联系，柳康隆因身体健康问题长期居住在乡下，表示拆迁事宜可与其两个儿子商量。嗣后，柳康隆的两个儿子柳华松、柳华清来到征收部门，柳华松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即柳康隆）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协议约定柳康隆被征收的房屋总价值为1129244.6元，搬迁费2460.6元，临时安置费15845.4元，购房补贴根据合法建筑面积按每平米1200元计算，按时签约腾空搬迁奖按每户15000元奖励，以及提前签约腾空搬迁奖励。同年10月13日，柳康隆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柳华清为代理人代为协商拆迁安置事宜、代为签订补偿协议、代为领取补偿款项、代为签收法律文书。同年11月26日，龙泉市龙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向柳康隆送达《温馨提示》，由柳华清签收。另查明，柳康隆的社员建筑房屋用地申请表上登记的用地申请人为柳康隆、曾荣芝，该户按四人标准申请。2017年4月21日，柳康隆以“柳华松未经授权擅自签订协议，系无权代理”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柳康隆对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不服引起的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柳华松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对柳康隆产生效力。龙泉市人民政府辩称签订协议前已经与柳康隆电话联系，柳康隆表示征迁事宜授权其儿子处理，而柳康隆对电话联系一事亦予认可，但柳康隆主张电话中所谓的“拆迁的相关事宜与其两个儿子商量”并非是授权其儿子签协议，而是先行协商，最后由柳康隆自己决定。柳康隆既已表示拆迁事宜与其两个儿子商量，则从常理而言，就是授权其儿子与征收部门协商处理，否则与其儿子商量就无意义。因此，柳康隆主张只是商量没有授权，有悖常理，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柳康隆确无此意，但柳康隆的这一意思表示，以及柳康隆两个儿子嗣后确实来到签约现场、柳康隆长子又同意在协议上签字的事实，亦足以让征收部门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是有代理权的。虽然嗣后柳康隆又出具了一份只授权给其次子的委托书，但该授权并不能否定其长子的代理行为的效力。综上，柳华松作为代理人与征收部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依法应当对柳康隆产生效力。同时经审查，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亦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补偿标准与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一致，因此协议内容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柳康隆的诉讼请求。柳康隆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电话商量并不能说明上诉人已经授权给其两个儿子。签订协议前，征收部门曾与上诉人进行电话联系，上诉人因身体健康问题长期居住在乡下，表示拆迁事宜可与两个儿子先行协商，反馈情况，最后由上诉人决定并签字——这就是上诉人与两个儿子电话商量的意义。二、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电话商量属于授权，该授权也仅仅是一般授权。两个儿子就拆迁事宜而进行的若干积极行为，比如和拆迁办工作人员会面、协商、将协商情况反馈给上诉人等一般性事务行为，可推定其视为同意为其办理一定事项，故上诉人对两个儿子的电话商量属于一般授权。而上诉人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涉及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这样的重大事项，当然属于特殊授权的范围。特殊授权应当有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因此，即便是柳华松被视为代理人，其拥有的也仅仅是一般代理权限，故其在征收补偿协议书的签字行为，在事后并未得到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该征收补偿协议应属当然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判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龙泉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二审询问时称：一、答辩人在2016年9月28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前主动电话联系上诉人商谈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问题。上诉人因年事已高、体弱且长期居住在乡下，要求答辩人联系其儿子柳华松商谈（柳华清长期在广西经商）。答辩人此后就到龙泉市××××号与柳华松商谈。在9月28日签约当时，柳华松、柳华清均在场，是兄弟俩协商同意后才由柳华松代表签字。上诉人方在一审开庭时也承认拆迁事宜与两儿子商量的授权事实。与两儿子商量在龙泉本地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由两儿子决定，两儿子有签约权。柳华松在协议书上签字时柳华清在场，而且在2016年11月26日送达的、包含征收补偿协议相关内容的《温馨提醒》，也是由柳华松签收的，柳华清也没有提任何异议。因此，征收补偿协议虽然只有柳华松一人签字，但这一签字属于兄弟两人商量的结果，也符合上诉人的授权范围，征收补偿协议依法应该约束上诉人。二、即便柳华松超越代理权，上诉人关于拆迁事宜与两儿子商量的授权内容也使答辩人方认为其已授权儿子签约。同时，上诉人两个儿子在协议签约时都在现场，并由柳华松代表签字，协议内容合法公平，答辩人有理由相信柳华松有权代表上诉人签约。而且答辩人的行为完全处于善意。因此柳华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在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依法对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柳康隆不服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提起的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上诉人之子柳华松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对柳康隆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龙泉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签订涉案协议前已经与上诉人电话联系，上诉人表示征迁事宜授权其儿子处理，而上诉人庭审中亦自认电话联系一事，但辩称“拆迁相关事宜与其两个儿子商量”并非是授权其儿子签协议，而是先行协商，最后由其本人决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既已表示拆迁事宜与其两个儿子商量，则从常理而言，就是授权其儿子与征收部门协商处理，上诉人“只是商量没有授权”的主张有悖常理。故本案上诉人之子柳华松签订协议的行为可认定为有权代理。即使上诉人确无授权本意，但上诉人的前述电话中的意思表示，以及其两个儿子嗣后确实来到签约现场、其长子柳华松又同意在协议上签字的事实，亦足以让被上诉人龙泉市人民政府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虽然嗣后上诉人又出具了一份只授权给其次子的委托书，但该种事后的行为并不能否定其长子此前行为的法律效力。综上，柳华松作为代理人与征收部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依法对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另经审查，本案协议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柳康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陈建勋审判员  惠 忆审判员  马惟菁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韦若莎??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