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215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达应瑞，男，1944年2月15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雪娟，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宝，男，195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珊，女，195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达应瑞因与被上诉人韦宝、张丽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21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达应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雪娟，被上诉人韦宝、张丽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达应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1、本案�未查明韦宝是否为系争股权的实际所有者。一审法院认定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韦宝缺乏依据。系争股权的出资款来源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B公司的投资款不能等同于韦宝的投资款。且A公司最初的出资人还有陶某，验资事项说明和委托书可以证明B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中有48万元系陶某的出资。此外，出资仅是确认股权归属的要素之一，即便出资款系韦宝支付，亦不能视为韦宝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本案中韦宝与陶某、张丽珊之间均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不应认定韦宝为股权的实际所有者。2、张丽珊的单方陈述不应被采信。就张丽珊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一审法院未查明A公司的股东分红情况和张丽珊、韦宝的纳税情况。韦宝在一审中未就100万元注册资金的用途履行举证义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事实上享有股东权利。
韦宝辩称：A公司设立时，由于不能注册一人公司，故在当地找到案外人陶某代持股份。韦宝英在B公司中也系代持股份。故A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韦宝。后陶某要自己开公司，故将股权无偿转让给张丽珊代持。张丽珊仅是负责技术，A公司的经营活动都是由韦宝进行。故韦宝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丽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也如一审判决的认定。韦宝比较信任张丽珊和达应瑞，韦宝作为股东的几家公司都是由张丽珊代持股份，其中一家公司也由达应瑞代持股份。故张丽珊亦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宝于2017年8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张丽珊名下A公司48%股权为韦宝所有。
达应瑞在一审中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如下诉请：确认张丽珊持有的A公司48%股权为张丽珊、达应瑞婚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A公司于2000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由B公司于2002年3月2日，以韦宝投资款（52万元）和陶某投资款（48万元）的名义打入A公司验资账户。根据工商注册登记时的公司章程显示，A公司的股东为韦宝和陶某二人，其中韦宝认缴出资额5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2%，陶某认缴出资额4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8%。
B公司注册成立于1998年7月27日，股东为韦宝（占90%股份）和韦宝英（占10%股份）二人，韦宝为法定代表人。
2003年12月30日，张丽珊、陶某签订《转让协议》，约定陶某所持A公司48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张丽珊，并作出《股东会决议》确认新股权张丽珊占注册资金48%。2004年1月19日，A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韦宝、张丽珊。
张丽珊和达应瑞于1988年7月登记结婚。
达应瑞提供2000年2�23日A公司设立登记时工商资料中的《委托书》，证明陶某的款项是B公司的垫资款，并非韦宝一人出资。对此韦宝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当时注册时候，张家港工商局需要我们出具这样的委托书才能作为名义股东注册。陶某自己也是知道的，如果是借款的话，应该有借条、凭证，这与本案无关。陶某是我们到张家港租赁厂房时厂方老板的朋友，不参与公司的任何运作。直到2003年，他自己要办公司了，不方便再代持张家港公司的股份，就转让给张丽珊代持。张丽珊质证：陶某将代持48%股权转让由我代持，我没有向其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对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韦宝是否为系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根据查明的事实，A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系由B公司汇入A公司验资账户。而B公司股东是韦宝、韦宝英，韦宝系法定代表人。鉴于韦宝�系韦宝妹妹，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A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来源于韦宝。张丽珊在2003年受让陶某股权时，未向陶某支付任何对价，且陶某也从未就系争股权转让款向张丽珊进行过主张。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陶某系A公司设立时的名义出资人。张丽珊受让股权后，虽未与韦宝签订代持股权书面协议，但根据张丽珊的陈述足以确定张丽珊为名义股东的事实。达应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丽珊在事实上享有股东权利，故达应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韦宝为系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张丽珊实际上为系争股权名义股东。因此，韦宝是张丽珊名下所持A公司48%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应为该48%股权的实际所有人。韦宝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张丽珊亦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达应瑞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达应瑞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丽珊就系争48%股权支付过股权转让对价，也没有证据证明张丽珊以股东身份参与A公司实际经营、向A公司主张或行使过股东权利。故一审法院对于达应瑞要求确认A公司48%股权为张丽珊与达应瑞共同共有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达应瑞主张韦宝与张丽珊存在捏造事实、恶意串通，属于虚假诉讼，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日作出判决：一、确认张丽珊名下的A公司48%股权为韦宝所有；二、驳回达应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4,250元，由韦宝、张丽珊共同负担；本案第三人达应瑞以独立请求权身份提出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达应�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经与陶某电话联系，陶某称其在外地，无法参加庭审或到庭接受询问，但可以书面回答法院提问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后本院通过短信平台向陶某询问下列问题：1、2000年A公司成立时48%的股份是否由陶某替韦宝代持？2、该48%的股份是否系韦宝实际出资？3、2003年张丽珊、陶某签订《转让协议》时，张丽珊是否支付过款项？4、陶某与韦宝有无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后陶某书面答复本院，对上述四个问题的答复分别为：1、是的；2、是的；3、否，没有支付款项；4、无，没有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对陶某的书面答复，达应瑞表示因陶某未到庭作证，达应瑞也不认识陶某，故对其答复不予认可。韦宝及张丽�均对陶某的书面答复予以确认。因陶某的答复与韦宝、张丽珊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在达应瑞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陶某的书面答复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韦宝、张丽珊的陈述和陶某的答复，陶某在A公司中48%的股份系由其为韦宝代持，实际也是由韦宝出资；在2003年陶某向张丽珊转让股权时，张丽珊未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张丽珊亦陈述该48%的股份系由其为韦宝代持。据此，尽管陶某、张丽珊均未与韦宝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但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张丽珊名下的A公司48%股权为韦宝所有，并无不当。
就达应瑞的上诉请求，达应瑞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然本案中，达应瑞既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张丽珊就系争48%股权支付过股权转让对价，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丽珊系A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对于达应瑞要求确认A公司48%股权为张丽珊、达应瑞婚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达应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达应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军欢
审判员 成 阳
审判员 胡玉凌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徐晟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