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4）张中民终字第4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贺建玲，女，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委托代理人陈维存，甘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负责人赵江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瑛，男，该公司综合部经理。委托代理人贺振中，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建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4）甘民初字第1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贺建玲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伟存、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瑛、贺振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张建军系夫妻关系。2013年5月15日，张建军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其为主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上述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分别为10万、10万和100元，保险期间均为30年，张建军于次日向被告交纳了首期保险费3245元；其后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5月17日制作，同日保险公司客服人员向张建军进行了电话回访；2013年5月22日，被告将保险合同送达于张建军。上述主险条款2.3项中对”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约定，如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死亡，被告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条款2.3项中对”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约定，如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被告按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乘以住院日数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主险条款2.4为责任免除事由，其中第（一）条第（5）项为”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7.6），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身故保险金，且终止合同，并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第（二）条第（1）项为”被保险人自杀或斗殴、酗酒（见7.13）、猝死”导致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意外身故保险现金的责任。上述的”酒后驾驶”释义为”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酗酒”的释义为”指酒精摄入过量。长期过量饮酒导致身体脏器严重损害，或一次大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或自制力丧失造成自身伤害、斗殴肇事或交通肇事。酒精摄入过量由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判定。”2013年6月26日，张建军向被告申请变更身故受益人为其配偶贺建玲，经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审核，同意本案原告为张建军的第一受益人，受益比例为100%。2013年6月27日20时45分许，张建军醉酒后驾驶本人所属的小刀牌电动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本市区东环路恒基商务宾馆门口处路段，因操作不当与道路路牙石相撞肇事，造成张建军受伤，后经张掖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3年6月30日死亡。经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州大队认定，张建军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操作不当未确保安全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三项”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不得醉酒驾驶”的规定，张建军负事故全部责任。张建军受伤后，被送往张掖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住院治疗4天后死亡，花去医疗费18054.21元。2013年7月3日，张掖市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张建军死亡原因为因骑电动摩托车摔倒致颅脑损伤。2013年7月4日，张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检验报告，张建军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4毫克。2013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认为张建军系醉酒驾车导致身故，遂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原告银行卡转账支付保险合同现金价值2621.67元，故引起原告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关于原、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张建军在签订保险合同后向被告申请变更法定受益人为其妻贺建玲，被告经上报审核后亦同意变更，张建军死亡后，原告贺建玲作为法定受益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本案适格原告；被告是经批准设立的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属于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并进行保险业务的分支机构，虽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其可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在总公司授权的范围内相对独立地从事保险业务，订立保险合同，办理保险业务的有关事宜，本案中，虽然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签章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但同意承保的保险公司是被告，办理该笔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的规定，与张建军形成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实际是被告，因此被告主体适格。关于被保险人张建军醉酒驾驶电动车肇事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保险范围的问题。保险合同约定因”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以及因”被保险人自杀或斗殴、酗酒、猝死”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原告认为，该免责条款限定的车辆仅仅指机动车，而张建军驾驶的是电动车，电动车非机动车，并且被告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不应免责。被告认为，张建军血液酒精含量指标为醉酒，其酒醉驾驶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身故，其情形应当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一审法院认为，张建军在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名和被保险人签名处签字确认，并签署了载明要求投保人详细了解条款内容、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充分认识人身保险的风险和特点等事项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以及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涉诉的保险合同以加黑字体的明显标志对责任免除进行了提示以及释义，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不得醉酒驾驶”，张建军违反的是上述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认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意外伤害保险的除外责任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应承保的意外伤害，其中包括酗酒，但对不可保意外伤害必须在保险条款中明确列为除外责任，涉诉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即列明了”酗酒”的情形，不论醉酒抑或酗酒均是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且是可控行为，而醉酒驾驶电动车肇事身故是被保险人张建军的故意行为所致，保险合同中对”酗酒”也进行了明确解释，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张建军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检测报告，张建军酒精摄入过量导致自制力丧失造成交通肇事当然不属于意外事故，至于是驾驶电动车还是机动车在所不问，其情形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如果通过保险理赔获得赔偿，会引导错误的价值取向，有违公序良俗。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贺建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6元，减半收取2153元，由原告贺建玲负担。一审判决宣判后，贺建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丈夫张建军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并未就免责条款向张建军作出口头的、书面的和详细的提示、说明、解释，被上诉人也没有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等任何合同文件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合同条文中的加黑字体在投保时并不能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起到警示和提示作用。该条款依法没有法律效力。2、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张建军签署保单时并没有看到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合同条款，其主张投保单上”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栏中”本人已阅读合同条款”之类的内容就属于虚假的，更何况张建军并没有在声明人签字栏处签字。3、保险单签订后，被上诉人并未向张建军送达，客观上剥夺了上诉人方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犹豫期赋予的解约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张建军死亡后，被上诉人就拒绝赔偿及理由从来没有书面通知上诉人，双方合同并未终止或解除，被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赔付保险金的义务。2、被上诉人口头拒赔的理由是张建军酒后驾驶。上诉人认为，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酒后驾驶”应该指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而张建军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而非机动车。3、被上诉人答辩中拒赔的理由是，张建军死亡的原因是酗酒，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上诉人认为，合同载明的对”酗酒”的解释，既不符合医学解释，也不符合汉语解释，同时”酗酒”并非法律术语，该解释明显加重了上诉人方的责任。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该免责条款属无效条款。依上诉人提交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诊断证明，应当认定张建军死亡的原因是意外受伤导致的急性颅脑损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一致，应予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丈夫张建军与被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于2013年5月15日，分别在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人身保险投保单》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上签字确认。该两份证据中均载明有”本人已收到所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并单独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明确说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等内容。据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就免责条款向张建军作出了详细的提示、说明和解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以加黑字体提示，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上诉人主张该免责条款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虽然反映张建军在回访日（2013年5月17日）之前未收到保险合同，但张建军在回访时明确认可”投保前已阅读过投保提示和相关资料，对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都已了解”等。故该保险合同文本于2013年5月22日向张建军送达，并不影响该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也无侵害张建军合法权益之处。本案上诉人之夫张建军醉酒驾驶电动车发生单车肇事，经抢救无效死亡。上诉人贺建玲依据该合同申请理赔时，被上诉人以保险合同约定”酗酒”属保险公司免责事由为由拒赔。上诉人贺建玲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的醉酒驾驶指驾驶机动车，而张建军驾驶的是非机动车，该保险合同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且对酗酒扩大解释，因此合同中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无效，保险公司不应免责”。对该主张，本院认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情形虽然在保险合同中未列明，但不论”醉酒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均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也是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行为人从事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否则有违公序良俗原则。关于”酗酒”，保险合同专门进行了释义说明，该解释涵义明确，常人是能够理解的，且列举项中包括了”一次性大量饮酒导致自制力丧失造成自身伤害”的情形。张建军事发后，经检测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4毫克，可以认定为一次性酒精摄入过量。张建军醉酒后驾驶电动车，导致自控力丧失发生事故，造成自身伤害。该行为与保险合同中对”酗酒”的解释相符，保险公司依该约定免赔的理由成立。上诉人主张”合同部分条款加重对方责任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6元，由上诉人贺建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安凤梅审判员白登山代理审判员胡宏睿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尹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