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7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25号重庆金融中心B幢（平安财富中心）电梯层第4、25、26、2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453403255。负责人：李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心执，重庆元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东海，男，汉族，1988年7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东海保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渝0105民初6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于2016年11月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心执、被上诉人向东海到庭参加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第一次鉴定并非上诉人所委托，而系我司客户部员工胡洪在被上诉人的纠缠和逼迫下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司法鉴定接洽函》，上诉人未在该函件上盖章，也未授权胡洪有委托鉴定的权利，且被上诉人在医疗终结不到三个月的情况下进行的司法鉴定明显夸大了伤残严重性，故第一次司法鉴定无效；2.《调解告知书》以及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当庭承认没有拒绝重新鉴定，可以证明第二次司法鉴定是经过被上诉人同意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并未规定没有调解笔录的《调解告知书》无效，上诉人是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后才向调解委员会了解到有书面的《调解告知书》，故该证据属于新发现的证据。同时，《调解告知书》系针对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当庭否认同意第二次鉴定而举示的证据，且一审法院要求开庭前举证，本案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仍处于事实调查阶段，故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前举证并未超过举证期限。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该证据也是上诉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信。向东海辩称，1.《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第2.3、3.3条对鉴定时间及鉴定机构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司法鉴定接洽函》也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胡洪开具的，当时胡洪并未告知还需在该函件上加盖上诉人的公章，故第一次鉴定合法有效；2.当时上诉人电话告知我需要对鉴定事项作内部审查，但我并未同意对伤残等级进行第二次重新鉴定，且第二次鉴定是文字鉴定，对此我不予认可；3.重庆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仅对赔偿事宜进行过调解，并未对是否第二次鉴定进行过调解。《调解告知书》系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单方取得的，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我均不予认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向东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支付保险金1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30日，向东海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编号：P180000007064395）载明，投保主险为鑫盛12（996），保险期间终身，保险金额3万元；附加一年期短险有附加意外险13（551），保险金额10万元；2014年12月19日，双方又签订保险合同（编号：P180000007220908）载明，投保主险为平安福（1118），保险期间终身，保险金额20万元；附加长险有长期意外13（1120），保险期间44年，保险金额20万元；2015年1月31日，双方还签订保险合同（编号：P180000007440616）载明，投保主险为鑫盛12（966），保险期间终身，保险金额7万元；附加一年期短险有附加意外13（551），保险金额30万元。三份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均为向东海。合同中，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即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造成本附加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伤残项目，保险人依照该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项目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该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治疗仍未结束的，则按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评定，并据此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保险事故发生后10日内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申请意外伤残保险金时，应提供保险合同以及由双方认可的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出具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的资料或身体伤残程度评定书。《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载明，人身保险伤残程度分为一至十级，保险金给付比例分为100%至10%。伤残程度第一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0%，伤残程度第十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每级相差10%。上述保险合同签订后，2015年10月25日，向东海在家中意外被刀砍伤左手拇指，随即被送往重庆红楼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左拇指末节离断伤、末节指骨开放性骨折、拇指甲床挫裂伤。2015年11月3日，向东海治疗终结后出院。2015年11月13日，向东海持《司法鉴定接洽函》向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提起鉴定申请，该函件上介绍单位为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鉴定事项为保险意外伤残等级鉴定，委托单位处由胡洪签字并留有其办公室电话号码，胡洪系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员工。2015年12月10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通知向东海到场鉴定，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渝法医所[2015]临床D鉴字250号）中载明，委托方系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委托鉴定事项保险残，被鉴定人向东海以及检案摘要、资料摘要、检验过程、分析说明等，并形成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向东海属9级保险残。随后，向东海向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拒赔决定通知书》并邮寄告知向东海。后向东海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多次协商均未能就保险金理赔事宜达成协议，向东海遂起诉。一审另查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表示，向东海申请伤残鉴定时间过早，评定伤残的依据不足，同时，其工作人员胡洪向向东海出具《司法鉴定接洽函》时，系受到了向东海的纠缠与胁迫，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但基于此，该司于2016年3月14日，向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提出鉴定申请，要求进行保险伤残等级文证审查鉴定，向东海本人并未到场。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重庆八益[2016]法临鉴字第88号）写明了检案摘要、检验过程、分析说明等事项，并形成鉴定意见认为向东海2015年12月10日鉴定中的鉴定时间明显过早，不符合鉴定常规，会加重伤残等级的评定结果，同时，依据原鉴定中对拇指功能的描述，其9级伤残的评定依据不足。一审再查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于2016年7月15日向法庭举示《调解告知书》一份，拟证明向东海曾与其就申请第二次司法鉴定达成一致意见。该份《调解告知书》系由重庆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出具，形成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载明的内容为：“向东海及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你双方因（保单号：P180000007064395）保险合同纠纷提出调解申请，按照调解规则，我委于2016年3月1日由调解员胡宇波独任进行调解，双方就伤残等级争议未达成一致意见，经双方同意以原鉴定材料重新申请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以明确伤残等级后确定伤残赔偿金，若鉴定后双方无法确定赔偿金，可通过诉讼解决，现调解终结”。对此，向东海发表意见认为：该份调解告知书向法庭举示时，已过指定的举证期限，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解释当时，我方接到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电话通知，对于对方要求将第一次司法鉴定意见书提起第二次鉴定没有拒绝，但我方在电话中，对此的理解为“第二次鉴定”系保险公司内部审核所需，故第二次司法鉴定我本人没有到场，对于第二次司法鉴定结论也不予认可。在此之前，也从未见过该份《调解告知书》，对此完全不知情。虽参加过相关调解，但仅是针对理赔事宜，未曾就是否进行第二次司法鉴定进行过调解。经法庭询问，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明确表示并无相关调解笔录予以举示，也未能对在重庆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进行调解的过程及相关事项进行详细说明与阐释。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向东海向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投保了三份保险合同，双方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均无异议，保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之内，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抗辩，向东海向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提起司法鉴定申请时间过早，加大了评定伤残等级的可能性，且该次申请并非受到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胡洪作为客户部服务人员无权对外出具《司法鉴定接洽函》，同时，对于提起第二次司法鉴定申请也是经过向东海本人同意，有《调解告知书》所载明的内容为准，故对于向东海是否构成保险伤残应依据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对此评判如下：首先，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保险条款明确约定，自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可对伤残项目进行评定，故申请司法鉴定时间过早这一抗辩理由缺乏合同依据，应不予采信；其次，向东海在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时，持有《司法鉴定接洽函》，该函件上虽无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加盖的公章，但有其客户服务部工作人员胡洪的签字，并写明鉴定事项，向东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就申请司法鉴定达成一致意见，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属于合同所载明的由双方认可的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出具的身体伤残程度评定书的范畴内，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所形成的鉴定意见客观、真实，应予采纳；至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在向东海向其提起理赔申请后，另向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并拟通过举示《调解告知书》证明该次申请系经过双方一致同意的。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前述《调解告知书》产生于2016年3月1日，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向法庭举示时确已过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其证据法律效力有一定瑕疵；同时，该证据由第三方对向东海及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的意思表示作出声明，但缺乏相应调解笔录予以佐证，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也未能对相关调解过程及事项作出合理说明与解释，故该文证真实性、关联性有所缺失。向东海虽在接到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电话通知时，未予明确拒绝，但鉴定时，向东海本人并未到场，且其对电话通知中的“第二次鉴定申请”理解有误，故不能迳行认定向东海与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就提起第二次司法鉴定申请达成一致意见。现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仅依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申请，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文证审查意见，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保险条款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所载明的给付标准，支付向东海保险金。三份保险合同投保的附加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0万、20万、30万，结合给付比例20%，向东海作为合同约定的受益人有权要求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支付保险金12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向东海保险金12万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50元，由平安保险重庆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工作人员胡洪系在被上诉人的纠缠和逼迫下出具的《司法鉴定接洽函》，而胡洪作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该函件上签字应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该函件上虽未加盖上诉人的公章，但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与上诉人就申请司法鉴定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被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的时间以及第一次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均符合《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的约定，故第一次司法鉴定所形成的鉴定意见应予采纳。其次，被上诉人虽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并未拒绝第二次鉴定，但作出了合理解释称其所理解的第二次鉴定系上诉人内部审核所需，且其陈述重庆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仅就理赔事宜进行过调解，并未就是否进行第二次司法鉴定进行过调解。被上诉人在第二次鉴定时也并未到场，其亦不认可与上诉人就提起第二次司法鉴定达成了合意。同时，上诉人也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签收过《调解告知书》，也不能对双方的调解事项及过程作出合理解释及说明，故不能径行认定双方已就提起第二次司法鉴定达成了合意。最后，即便《调解告知书》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但如前所述，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调解告知书》亦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就第二次司法鉴定达成了合意，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 拯审 判 员  章兴东代理审判员  钟 慧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书 记 员  文 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