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民终15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爱霞，女，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逸文，男，198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华良，男，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
上诉人甘爱霞因与被上诉人王逸文、吴华良债权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8民初8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爱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逸文支付甘爱霞6174.25元，一、二审诉讼费由王逸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误。一、本案事实是：苏州新吉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吉汽修公司）的吴华良于2015年9月21日联系甘爱霞，因其客户王逸文名下的车辆验车需要新保单，要求甘爱霞先购买保险，保费等王逸文取车时由甘爱霞向王逸文收取。后甘爱霞数次电话、微信联系吴华良催款，吴华良均说车子还在新吉汽修公司。后甘爱霞偶然得知王逸文的母亲通过欺骗新吉汽修公司员工保费已经支付的方式将车辆及保单取走，车辆由王逸文的母亲使用。甘爱霞向王逸文的母亲及其前夫催款，一直未能支付，故提起诉讼。二、王逸文一审中提供的收条不能证明其已经向甘爱霞支付保费。甘爱霞为王逸文的车辆垫付了保费，就应当由王逸文支付。甘爱霞从未认可王逸文已经将保费交给吴华良，一审法院认定有误。王逸文是否支付吴华良保费与本案没有关系。三、一审判决错误适用隐名代理。吴华良在王逸文拒不支付保费后，立即向甘爱霞披露了车辆情况及实际支付人，甘爱霞当场联系。本案应当适用不当得利规定，由得利的车主王逸文支付保费。四、王逸文要吴华良帮忙联系甘爱霞购买保险，相应款项均由甘爱霞垫付，王逸文应当将款项支付给甘爱霞。
王逸文辩称，涉案保险是我委托新吉汽修公司老板吴华良买的，这个契约已经完成，我已经支付了保费并拿到保单。我不认识甘爱霞，购买保险期间也无任何联系，至于甘爱霞和吴华良的关系我不清楚，我认为他们是商业合作。甘爱霞为何会为我垫付保费，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已经将保费支付给受托人吴华良。甘爱霞作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是违规操作，应该由其自己承担后果。
吴华良未作答辩。
甘爱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逸文返还甘爱霞垫付的保险费6174.25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王逸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甘爱霞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其于2015年9月21日用其交通银行卡通过POS机向该公司刷卡支付6174.25元。王逸文系别克苏Ｅ×××××车辆的车主，该车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中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为2015年9月22日至2016年9月21日，保险费合计6174.25元。
一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之间不认识，双方只认识新吉汽修公司老板吴华良，王逸文车辆在公司修理时，王逸文让吴华良为车辆购买保险，吴华良又让甘爱霞买保险，甘爱霞刷卡垫付保险费后，将保单交付给吴华良，后王逸文向吴华良拿到保单。王逸文陈述其已将保险费交给吴华良，并提供一张收条，载明：“收到王逸文别克君威保险费陆仟壹佰柒拾元整。收款人：吴华良。2016.1.14”。甘爱霞表示不清楚吴华良是否收到王逸文交付的保险费，认为其系帮王逸文垫付保险费，王逸文应当将保险费返还给甘爱霞。
以上事实，由POS机刷卡记录单、行驶证、交强险及商业险保单、保险费发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职业证书、收条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王逸文委托吴华良帮其购买保险，双方形成委托关系，吴华良让甘爱霞为王逸文购买保险，吴华良和甘爱霞之间也形成委托关系，然王逸文并未委托甘爱霞为其购买保险，也未委托甘爱霞代付保险费用，两人并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甘爱霞本人也表示系吴华良让其代买保险，王逸文先前并不知情。且王逸文已将保险费交予吴华良，无需再次支付保险费。甘爱霞要求王逸文返还保险费垫付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甘爱霞与吴华良之间的纠纷可另案主张。吴华良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是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甘爱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甘爱霞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中，甘爱霞向本院提交新吉汽修公司营业执照、宋文健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及宋文健2017年6月30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宋文健是新吉汽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逸文的母亲是涉案车辆的送车人和取车人，其取车时声称已经和吴华良结清保费、修理费，当时因吴华良不在公司不能核实。宋文健的书面证明中记载：“本人宋文健系原苏州新吉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及公司股东，现说明一下苏Ｅ×××××新君威的车辆情况。该车在2015年8月份左右，具体时间不详，需年检及购买保险和维修，停放于本单位。具体的交接是该车送修人与本公司另一位股东吴华良操作。车辆年审及维修结束后，该车送修人孔女士大概9月底10月初左右过来提车（具体时间不详）。我公司接待人员询问保费及维修款项，送修人说已经和吴华良结清。因吴华良当时不在公司，电话也不能打通，后来公司接待人员将车交付于孔女士开走（因该车是本公司的业务来往单位，以前一直是这样操作的）。”王逸文质证认为：我不认识宋文健，根据材料显示他是新吉汽修公司的法人。我的车辆确实是由吴华良负责，款项也是向吴华良支付。孔女士是我母亲，车辆实际是由她使用，车辆的费用是我支付。我在新吉汽修公司也不止一辆车，所有的车辆都在那里修理保养。
二审中，甘爱霞陈述：我和吴华良之前的合作方式一般是吴华良介绍客户在新吉汽修公司等候，我做好保单后到新吉汽修公司让客户刷卡付钱；或者由吴华良告知客户地址，我上门送保单并收费。这次之所以没有按照惯例操作，而是由我先垫付保费，是由于涉案车辆已经脱保，保险办理比较紧急。王逸文声称保费已经付给吴华良，但吴华良的收条是2016年1月出具的，距离我垫付保费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导致我丧失了向吴华良主张保费的最佳时期。而且我第一时间就已经和王逸文的母亲及其母亲的前夫联系过，催讨垫付的保费，因为他们和吴华良之间还有别的纠纷，关系比较僵，我的保费金额不大，就暂时搁置了。我和吴华良之间是商业合作或者说是保险业务的延伸，双方之间没有委托关系。即使吴华良到庭，我仍然认为应当向王逸文主张垫付款。王逸文陈述：涉案保费早就支付吴华良，后来知道吴华良在外欠债较多，要将新吉汽修公司转手，为防范风险，就让吴华良补充出具了保费的收条。涉案车辆是我个人所有，保险也一直由我通过新吉汽修公司购买，之前的操作方式都是直接现金支付给吴华良，从来没有看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陈述，可以认定王逸文委托吴华良购买车辆保险，吴华良联系保险从业人员甘爱霞，由甘爱霞办理了保险相关手续并垫付了保费6174.25元，后甘爱霞将保单及保费发票放置在吴华良处，期间王逸文与甘爱霞并无联系。因甘爱霞未能收到垫付的保费，引发本案纠纷。根据甘爱霞陈述，其和吴华良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联系，吴华良多次委托其为客户办理车辆保险，其一直采取交付保单与收取保费同时进行的方式。但本案中，甘爱霞未按照惯常操作，而是将保单、保费发票交给吴华良，由吴华良帮其催款。王逸文与甘爱霞并无直接联系，王逸文委托吴华良为其购买保险，其将保费交给吴华良也属合理。王逸文已经获得保单及保费发票原件，并提供了署名吴华良的保费收条。甘爱霞二审中虽然提供了新吉汽修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文健的书面证明，但宋文健并非涉案车辆购买保险事宜的直接经手人，其材料仅能说明保单被取走时新吉汽修公司未能与吴华良核实保费收取情况，并不足以证明王逸文未向吴华良支付保费。本案并不存在隐名代理或不当得利的情形，在无证据推翻王逸文已向吴华良支付保费这一事实的情况下，甘爱霞要求王逸文再次支付保费没有依据。
综上，上诉人甘爱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甘爱霞负担；公告费300元，由被上诉人吴华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恩乾
审判员 黄学辉
审判员 郭 锐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朱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