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闸民三（民）初字第708号
原告戚伟中。
原告吴扣娣。
原告戚昳卿。
委托代理人吴扣娣。
被告戚伟林。
被告鱼荣英。
被告戚伟芳。
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伟芳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晔，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戚昳平。
委托代理人戚伟林。
被告戚钰。
被告孙光梅。
被告戚昳禛。
委托代理人孙光梅。
原告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与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戚钰、戚伟民共有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李垚曜独任审判。因被告戚伟民于2014年9月26日去世，本院依法追加其继承人孙光梅、戚昳禛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戚伟中、吴扣娣（暨戚昳卿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戚伟林（暨被告戚昳平的委托代理人）、鱼荣英、戚伟芳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晔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戚钰、孙光梅、戚昳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各方合意延长了简易程序适用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诉称，2012年至2013年期间，上海市闸北区浙江北路XXX弄XXX号前厢房（以下简称为系争房屋）动拆迁过程中，朱桂英（2012年死亡）、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戚伟芳8人（其中，戚伟林、戚伟中、戚伟芳系朱桂英子女，鱼荣英、戚昳平系戚伟林之妻、子，吴扣娣、戚昳卿系戚伟中之妻、子）被认定为动迁安置对象，共计取得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XXXXXXX.08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曾以生效判决的形式对系争房屋动迁款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了分割，认定原告一家三口可得的动迁款份额为864610.54元。截止目前，三原告实际取得动迁安置房一套，价值为648947.6元、现金110000元。三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剩余的105662.94元动迁款未果，故为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共同向三原告支付动迁补偿款105662.94元及利息（以105662.94元为本金，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息，从2013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共同辩称，虽法院曾以生效判决对朱桂英的动迁份额作出过认定，但被告对此仍不服，目前正向高院进行申诉。该案一审判决中虽酌情认定了三原告的动迁份额，但未将其列为判决主文，且二审法院在“本院认为”处表述三原告的动迁份额不属于该案判决确认的事项。故三原告无权以该案生效判决中认定的金额作为起诉的依据。2013年2月22日，在动迁单位经办人的协调下，戚伟中代表其全家与戚伟林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书，原告一家三口同意接受取得泗泾一套二室一厅的安置房及现金补偿款110000元的方案，并明确约定双方已经就动迁分配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保证今后不再有异议。该调解协议书签订后，戚伟林已经依约给付了戚伟中一家110000元的动迁款及相应的动迁安置房，故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三原告无权再主张其他的动迁利益。
被告戚钰、孙光梅、戚昳禛未到庭答辩。
经审理查明，朱桂英（2012年死亡）与戚雪涛（2000年死亡）系夫妻关系，育有戚钰、戚伟民、戚伟林、戚伟芳、戚伟中五名子女。孙光梅、戚昳禛系戚伟民的妻、子，鱼荣英、戚昳平系戚伟林的妻、子，吴扣娣、戚昳卿系戚伟中的妻、子。
系争房屋为公房，承租人为朱桂英。2007年之时，系争房屋内有朱桂英、戚伟林、鱼荣英、戚伟芳、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7人的户籍。2012年朱桂英死亡后，系争房屋租赁户名未作变更。拆迁人将上述户籍在册人口7人及戚昳平共计8人认定为住房保障托底对象。
2012年11月27日，戚伟林、戚伟芳、鱼荣英与拆迁人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拆迁人应当支付给被拆迁户评估价格448448元，套型面积补贴267750元，价格补贴164934元，合计货币补偿款881132元；经认定，被拆迁户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住房保障（应安置）对象认定为8人，拆迁人给予被拆迁户居住困难户货币补贴款878900元；拆迁人支付给被拆迁户搬家补助费500元、设备移装费1580元、被拆面积奖61600元、协议签约奖30000元、按时搬迁奖10000元；根据该协议，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户补偿款及各类费用总计XXXXXXX元。同年11月30日，戚伟林、戚伟芳、鱼荣英与拆迁人签订了《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户自愿选购拆迁人提供的期房4套，松江韵意1-4幢西单元1302室、松江韵意1-5幢301室、松江韵意05-012-14幢西单元804室、松江韵意05-012-14幢西单元1004室；被拆迁户于2012年11月30日向拆迁人移交被拆房屋和钥匙，并作为计算过渡费的起始日，至2013年6月30日，共计8个月，应发过渡费总额为16000元；被拆迁人选择期房，拆迁人再增加搬家费500元；被拆迁人选择上述配套商品房，拆迁人给予一次性补贴469109.08元；被拆迁户同意从上述两份协议的合计补偿安置款中扣除所定购期房的房款，并由被拆迁户支付不足部分差额款。
同年12月25日，戚伟林、戚伟芳、鱼荣英三人与拆迁人签订《动迁安置补充协议（一）》，约定：被拆迁户已与拆迁人达成动迁安置协议，因被拆迁户要求拆迁人一次性帮困499900元，……以上款项待被拆迁户交房搬离原址后，抵扣其选购基地房源差额部分后由拆迁人一次性支付。同期，戚伟芳与拆迁人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朱桂英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拆迁人给予了30000元的一次性照顾补偿。上述四份协议约定的系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XXXXXXX.08元。
四套动迁安置房屋中，戚伟芳选购了松江韵意05-012-14幢西单元804室房屋（房屋总价647518.20元），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选购了松江韵意05-012-14幢西单元1004室房屋（房屋总价648947.60元），戚伟林、鱼荣英选购了松江韵意1-4幢西单元1302室、松江韵意1-5幢301室房屋（2套房屋价格合计为XXXXXXX.20元）。扣除上述房屋的房款XXXXXXX元后，戚伟林领取了补偿款现金349303.08元。30000元的80岁以上老年人照顾补贴由戚伟芳领取，后戚伟芳将该款交给了戚伟林。
另查明，2013年2月22日，戚伟林（甲方）与戚伟中（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内容如下：戚伟林作为系争房屋动迁受托签约人，代表同住人鱼荣英、戚伟芳等人，同住人戚伟中代表吴扣娣、戚昳卿，经由动迁经办人徐某某、潘素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和沟通协商，现乙方同意接受泗泾韵意期房二室一厅一套，并得到补偿款110000元整。保证今后不再有异议。甲方也保证遵守承诺，将此款项如数打入乙方戚伟中提供的银行账户。即日起双方就动迁分配事宜达成一致，不再有纠葛。双方承认本协议具有法律效用。戚伟林、戚伟中以及徐某某、潘素均在该协议书尾部进行了签名。当日，戚伟林给付了戚伟中110000元。对于上述《调解协议书》，原告吴扣娣及戚昳卿表示戚伟中在签订协议书前从未征询过自己的同意，故不认可调解协议的效力；原告戚伟中则表示，签订上述协议书时自己并不清楚动迁款总金额，当初基于与戚伟林关系尚可，出于家庭和睦的角度考虑才签订该协议，也未将相关情况告知妻儿，直至后来在法院诉讼时才了解到动迁款总金额的情况。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则表示，签订上述调解协议前系争房屋的动迁协议已签订完毕，包括动迁安置房的调配单都已经交给了三原告，在动迁过程中戚伟中夫妻经常去动迁组了解情况，故不可能对动迁款总金额不清楚。
2014年2月，戚钰、戚伟民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系争房屋动迁利益中的650000元为朱桂英的遗产。经审理后本院于2014年7月31日作出判决，认定系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中的600000元为朱桂英的遗产，同时将原告一家三口的动迁款份额酌定为864610.54元。后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不服，依法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同时指出关于戚伟中一家三口的份额不属于该案判决确认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2014年9月26日，戚伟民报死亡。
又查明，1993年6月，吴扣娣以其承租的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以下简称为临汾路房）与他处房屋共同调配得上海市闸北区保德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为保德路房）。在相关的《住房调配单》中载明：原住房临汾路房人员为吴扣娣（户主）、家庭主要成员朱桂英；新配房为保德路房，配房人口为吴扣娣、戚伟中、戚昳卿、朱桂英四人；调配类型为“动拆迁”；调配原因为：“拆迁居民戚伟中（产权人吴应臣）属内环线工程动迁，原住面积从产权人处分出，得可配面积7.58㎡，另其妻在临汾路房有19.4㎡，要求让出其房与其夫合并配房，因所配房源不对口，另投资6.5㎡，合计可配33.48㎡，同意拟配保德路房26.5＋厅14.1㎡。临汾路房15.3＋厅8.1㎡，由闸北市政建设公司保留使用，租金衔接。”对此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称，三原告享受过动迁安置，故不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的资格，但基于家庭内部的协商，被告还是对三原告进行了安置，三原告实际获得的动迁份额也足以保障其应得利益。三原告则表示，吴扣娣父亲吴应臣于1978年购买了中山北路兴华村XXX号私房，1993年该房屋市政动迁，吴扣娣分得了该房屋的部分产权面积，加之吴扣娣单位曾因解困于80年代分配给三原告临汾路房，原告家庭便提出将该房屋与吴扣娣分得的产权面积合并进行配房，且在该过程中另行出资购买了部分面积，最终经动迁组同意配得了保德路房屋，故三原告不属于享受过动迁利益。
审理中，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申请证人徐某某出庭作证，证人称其系系争房屋动迁经办人员，在房屋动迁过程中戚伟中、戚伟林、戚伟芳曾多次来找证人进行调解。据双方说原先谈的是戚伟中拿一套房屋与现金40000元，但戚伟中家里没有同意，最后戚伟中提出拿一套房屋与110000元现金。经证人调解，最终于2013年2月22日下午，戚伟中、戚伟林、戚伟芳、鱼荣英四人在场的情况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由证人根据双方的意见起草了书面的《调解协议书》。在签字前，戚伟中曾当场给家里打电话征询意见，打完电话后就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并提出要戚伟林当场支付110000元。后证人陪同戚伟中、戚伟林等人打车去了银行，在车上戚伟中的儿子还打来电话询问进展，戚伟中表示都已经搞好了，在去拿钱的路上了。签订上述《调解协议书》时，该户已签订了动迁协议，且戚伟中对动迁款的总金额都是清楚的。对于上述证人证言，被告戚伟林、鱼荣英、戚昳平、戚伟芳均表示认可。三原告则称部分内容不属实，戚伟中从未主动找过证人调解，是证人打电话联系戚伟中去动迁组调解的，戚伟中在签字前也从未打过电话询问家里人意见。虽然在出租车上戚昳卿确实打过电话给戚伟中，戚伟中只说了110000元，但戚昳卿没有表态就挂断了电话。
以上事实，由（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书、（2014）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调解协议书、收条、户口簿、住房调配单、证人证言等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虽本院在（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中曾对戚伟中一家的动迁款份额进行过认定，但以上的认定系基于当事人之间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而作出。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戚伟中曾就三原告可得的动迁款份额与戚伟林签订过《调解协议书》，从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晚于动迁协议的签订时间，且明确约定了“双方就动迁分配事宜达成一致”、“不再有异议”等内容来看，本院有理由相信当时戚伟中是在对动迁款总金额作出了合理预期的情况下签订了该份协议书，进而对三原告的动迁款份额作出了处分。因吴扣娣、戚昳卿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仅凭现有证据又尚难证明相关内容已取得了其二人的明确同意，故该份调解协议书对吴扣娣、戚昳卿不发生效力，但对于签字人戚伟中应属有效，应视为戚伟中在一定范围内放弃了其应得动迁利益，故三原告不能再以生效判决书中认定的金额对其应得动迁份额全额进行主张。本院在结合系争房屋来源、户籍、居住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三原告的动迁份额后认为，三原告实际取得的动迁份额已满足其应得动迁利益的要求，故对于三原告要求另外获得动迁补偿款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被告戚钰、孙光梅、戚昳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206.65元（原告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已预缴），由原告戚伟中、吴扣娣、戚昳卿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李垚曜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方 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