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民终146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承森，男，1993年8月8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经涛、杨灵，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仁干，男，1953年3月3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潘孟香，女，1952年7月7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盼，女，2002年1月28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法定代理人：杨某1，女，1972年7月21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系杨盼之母。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滨瞬（曾用名杨浩），2003年7月7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法定代理人：杨某1，女，1972年7月21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系杨滨瞬之母。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宏洲，贵州省黔东南州合力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承森因与被上诉人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7民初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承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的诉请，在没有证据支持的客观情况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与其他机动车交通道路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相比具有特殊性，本案是经天柱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天柱县人民检察院、天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仍然不能认定李承森系杨某5交通事故死亡一案的肇事者，上诉人是无需承担杨某5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民事责任的。二、一审法院在众多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之下，径直认定死者杨某5的死亡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该认定错误。本案确实存在诸多合理怀疑不能排除，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段内经过现场的车辆数量无法确定导致肇事车辆无法确定，死者杨某5何时通过哪一条道路驶入事故地点、以及交通事故发生准确时间无法确定，死者杨某5是否因木材撞击死亡、是否为上诉人车上的木材撞击无法确定，上诉人与死者杨某5之间当晚是否具有会车的时间和可能性，现有证据也无法确定，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未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与上诉人驾驶的三轮车发生刮擦的车辆系死者杨某5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具有高度可能性，从而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径直认定死者杨某5的死亡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该认定是不客观的，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三、一审判决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对其主张具有举证义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仅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诉请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系肇事者。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警察部门对交通事故的一个初步判断，不是最终性结论，法院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时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及法律，决定是否采用。但本案经刑事侦查，未能得出上诉人系肇事者的确定性结论，检察机关依法对上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得出上诉人系肇事者的结论，该种结论与司法机关通过刑事侦查仍不能认定上诉人系肇事者结论是相悖的，这与本案的事实也是相悖的。为此，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定其诉请成立，并通过上诉人提交的反驳证据予以扣减，显然是违背审理的基本原则的，其认定的事实是没有依据的，也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要求上诉人在天柱公安交警部门的主持下向被上诉人垫付丧葬费四万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给上诉人。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只有在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况下，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首先必须明确致使杨某5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侵权行为人到底是谁，才由侵权行为人进行赔偿。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证实上诉人系肇事者，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诉请成立，但是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实际情况，径直认定死者杨某5的死亡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杨某5因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款，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杨仁干、潘孟香、杨某1、杨滨瞬答辩称：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纯属无理狡辩，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客观、公正，依法应予维持。被答辩人错将民事诉讼案件当作了刑事案件，导致其对一审法院判决的认识错误。民事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一审原告的答辩人，在起诉时就已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明死者杨某5是因自己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与被答辩人驾驶的无牌证载货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死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证据已明确认定“李承森的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则；李承森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某5应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证据足以证实李承森就是本次事故的肇事者。上诉人应有责任和义务举证证明自己与本案无关，然而上诉人至今无法向法院提供任何能够证明自己不是该事故肇事的证据。同时，司法机关并未作出“李承森不是导致杨某5交通事故死亡的肇事者”的事实认定。答辩人起诉的是民事赔偿，而非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者不可混淆。检察机关撤回刑事起诉，并不意味着答辩人民事诉讼请求就不能成立。对之，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中已经充分阐明。天公交认字【2016】第0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至今没有被依法撤销，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诉讼证据，该证据足以支持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不是以被答辩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为前提的。作为一审被告的被答辩人，一审当庭提出“返还其4万元”的反诉请求，却没有依法缴纳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本案系民事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酒后驾驶无牌证未经公安机关登记车辆上路，主观上有过错；会车时不按规定减速靠右通行以及明知货物装载不得超出车厢却故意将木材搭放在前车厢上，其行为存在过错。故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人应当驳回。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315674.94元、丧葬费14985.25元、扶养费、赡养费152753.40元、遗体冷藏费238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减扣已经支付的40000元后，共计465793.59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日21时37分，天柱县公安局邦洞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称，在邦洞镇××村平溪路段的道路上躺着一个人，可能已经死亡，疑为交通事故致死。公安民警及时出警现场，发现该名男子（杨某5）已经死亡，死者仰面平躺于路面，头朝邦洞方向，脚朝大河边方向，车牌号为闽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后经查实，该摩托车系死者杨某5生前驾驶）向右侧倾斜立于道路右侧坎下旱地，距离死者右脚27.1米。2016年3月3日13时许，天柱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杨某5进行尸体检验。经检验，结合死者左胸部损伤及外衣左胸部破口特征、大小分析，将致伤工具推断为一类圆形或椭圆形且带有不规则粗细不均长短不一凸起的钝性物体。结合死者皮衣及左腰部皮肤搓擦痕分析，符合死者生前被撞击后仰面摔跌躯体背侧与粗糙地面纵向滑行形成的损伤特征。同时推测死亡时间为距尸检时约16小时左右。尸体检验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为死者杨某5系被钝性物体一次性重力撞击左侧胸部致左胸严重闭合性损伤引起左肺碎裂大出血死亡。事发路段属于坪（能）从（江）线，道路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往邦洞镇大河边方向，东南往邦洞镇街上方向。路段前后有两个监控，一个位于邦洞街上方向的水口机动车检测站路口，另一个位于大河边方向的平溪磅房。事故发生地点位刚好处于两个监控的盲区，死者倒地不远处有另一叉路（即原老坪从线往三团方向）通往事故发生路段，且该交叉路段无任何监控。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随即展开了侦查，通过调取该路段的两个视频监控发现，一辆装载木柴的三轮车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调查证实当晚该三轮车的驾驶人是被告李承森。被告李承森到案后查实，2017年3月2日被告酒后驾驶无号牌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装载大小长短不一的杂柴，于当晚21时25分经过邦洞平溪磅房高1监控进入事发路段，从大河边方向往邦洞街上方向行驶。在该路段行驶过程中，被告在试图超越前面一辆大货车时，与对向驶来一辆车会车，会车时其左边伸出车厢外的木柴接触到了对方，但当时被告没有立即停车查看，后因发现三轮车左边车厢松动，被告调头返回了一段距离捡了几根木材上车，又重新调头继续往邦洞方向行驶，于21时33分经过水口0402机动车检测站路口监控驶出事发路段。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对被告驾驶三轮车及死者杨某5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进行了痕迹检验，经检验，三轮车未与任何车辆及物品相接触，二轮摩托车除现场路边的刮擦泥土痕迹，未与其他车辆及物品相接触。同时公安机关作了多个侦查实验，按照事故发生前平溪磅房监控对被告车辆截图的样子放置木柴于三轮车上，在与死者驾驶二轮摩托车会车时，三轮车上的木柴与死者左侧胸部相撞是完全可能的，并排除了死者被当晚经过的大货车相撞的可能性。该案的刑事部分经天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天柱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李承森犯交通肇事罪诉至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天柱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案的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作出准许撤诉的刑事裁定书。2017年1月18日，天柱县人民检察院以经审查退回天柱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后，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作出了对李承森不起诉的决定书。2017年1月19日，被告李承森因检察院决定对其不起诉被予以释放。另查明，原告杨仁干与潘孟香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了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杨义祖、次子杨某5、三子杨义芳。死者杨某5生前与其前妻杨某1生育了一子一女，分别为长女杨盼、长子杨滨瞬。2016年3月30日，被告李承森的家属与死者杨某5的家属达成丧葬费赔偿协议书，向死者杨某5家属预先垫付了40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籍证明、协议书、尸体检验报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天柱县人民检察院天柱检公诉刑不诉（2017）4号不起诉决定书，一审法院（2016）黔2627刑初146号刑事裁定书，被告提供的丧葬费赔偿协议书，综合一审法院在天柱县检察院调取的公安卷证据，其中有被告李承森的供述、证人彭某的证言、证人吴某的证言、证人李某的证言、证人郑某、姚某1、谌某1和的证言、证人谌某2的证言、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人姚某2的证言、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人杨某4的证言、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人龙某的证言、天柱县公安局案件登记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视频资料目录、侦查实验笔录及照片、提取物证检材记录、交通事故车辆痕迹检验记录、大货车侦查实验笔录及照片、被告李承森指认与对方车辆会车地点以及捡拾木柴地点的指认笔录及照片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在事故发生地无视频监控、无目击证人的情况下，本案根本无法再现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只能依据现有的证据来进行综合判断，从而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最接近于客观事实的法律事实状态。事故发生时间为晚上，该路段没有路灯，结合事故现场的记录及死者尸体检验报告，死者不符合被一般车辆（如当晚经过的大货车等）直接撞击死亡的情形，死者驾驶的车辆没有被撞击的痕迹，证明车辆没有与任何物体接触，人体受伤部分距地面高1.2米左右，形成是由一类圆形或椭圆形且带有不规则粗细不均长短不一凸起的钝性物体造成。因无法查找当时经过的全部货车，公安机关就卡口照片中经过货车照片比对车形，选择相同车型的车辆进行比对，该车型在1.1米至1.3米处无突出部位，更没有类似圆形或椭圆形的突起钝性物体，由此排除了当晚经过的大货车为肇事车辆的可能性。被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其当时因喝酒后有些头晕，驾驶速度在40-50码的范围，也认可在事故发生地附近与一辆车会车时感觉到左边车厢伸出的木柴与对方发生了刮擦，但因当时他正在试图超一辆大货车，所以不清楚后果。结合公安侦查机关做的侦查实验，在符合死者驾驶车辆情况和被告驾驶车辆木柴摆放特征，双方驾驶达到一定速度发生碰撞的情形下，摩托车驾驶人在与对向行驶三轮车会车时，被伸出车辆的木柴直接撞击左胸是完全可能的。根据事发路段前后两个监控的记录，被告李承森在该条道路的驾驶期间为当晚21时25分至21时33分，第一个报警的证人吴某于21时28分经过水口监测站监控进入事发路段，其与跟在后面的拖拉机司机李某均在行驶途中与一辆装载木柴的三轮车相遇，随后吴某发现了死者，过了两三分钟（21时37分）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其他几位证人，如李某、第二个报警的货车司机龙某等人的证言也能够相互印证发现死者及报案的情况，从以上的时间点来分析，事故发生的时间应当是被告李承森在该路段行驶的期间内，与吴某、李某相遇的装载木柴的三轮车应当是被告李承森驾当晚驾驶的车辆。至于交叉道路的疑点，该路段的确有一条交叉道路通往事故发生地，刚好那条交叉道路无视频监控，根据实地现场查看，该条分支道路较窄，平时车流量也较小，从事故现场图死者倒地的位置来看，死者倒地位于该交叉路口的前方，死者损伤部位是在其前左胸位置，从死者行驶的方向和路线来看，从该交叉路口直接驶出车辆撞击死者，应当是撞击到死者的右侧或者后方，形成不了死者损伤及事故现场的情形。在短短几分钟内，从该条道路驶出符合能够造成死者死亡特征的车辆，从岔路口开出后又调头返回行驶并撞击死者的可能性很小。综合本案的现有证据，与被告驾驶的三轮车发生刮擦的车辆系死者杨某5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民诉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则，可以认定会车时被告李承森驾驶的三轮车上的木柴与驾驶二轮摩托车的死者杨某5的身体发生碰撞导致杨某5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事实，死者杨某5的死亡与被告李承森的驾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李承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未能认定其为肇事者，当然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答辩意见，天柱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作出的，刑诉法第53条规定：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三大条件。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能100%的确定被告就是本案的肇事者。在刑事诉讼方面，每一个最终的判决结果都可能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死，所以不管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都要求必须始终秉持最苛刻的证据标准，确保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各种怀疑被逐一排除，但是在民事诉讼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不能以刑事诉讼定罪的证据标准来衡量民事诉讼中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故对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项目，原告提出死者及其家属在凤城镇居住已超过一年，并提供了房东林泽文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有凤城镇新区社区居委会的盖章确认属实，但该证据的出具人与原告系亲戚关系，该证明仅有社区的盖章，无具体证人出庭作证和公安机关的证实材料等证据佐证，故本院认为本案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参照贵州省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参照2015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各项赔偿数额分别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计算为133424.4元（6671.22元/年×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的扶养年限分别为17年、16年、4年、5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在前4年四人都需要扶养时，年赔偿总额为9950.45元（5970.25元/年×2人（杨盼、杨滨瞬）÷2（父母2人扶养）+5970.25元/年×2人（杨仁干、潘孟香）÷3（三兄弟扶养）），该数额已经远超过了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5970.25元，故只能按照5970.25元/年×4年=23881元计算。接下来的1年尚有三人需要扶养，年赔偿总额为6965.32元（5970.25元/年×1人（杨滨瞬）÷2（父母2人扶养）+5970.25元/年×2人（杨仁干、潘孟香）÷3（三兄弟扶养）），该数额总额累计仍超过了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这1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只能按照5970.25元/年×1年=5970.25元计算。在此后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未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5970.25元，可以按照正常的标准计算，即45771.9元【5970.25元/年×（12年杨仁干+11年潘孟香）÷3（三兄弟扶养）】。综上，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总额计算为75623.15元（23881元+5970.25元+45771.9元）。3、丧葬费计算为21407.52元（3567.92元×6个月）。4、遗体冷藏费，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项费用的支出，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的赔偿项目为死亡赔偿金209047.55元(其中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75623.15元)、丧葬费21407.52元，以上总计230455.07元。关于责任分担的问题。一审法院参考天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双方驾驶车辆情况的认定（被告李承森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死者杨某5驾驶被公安机关登记注销的车辆等），综合考虑当事人在本案中行为作用及过错大小，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应由被告李承森承担60%的责任，死者杨某5自负40%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请求过高，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支持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为：一、被告李承森赔偿原告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死亡赔偿金209047.55元的60%，即125428.53元。二、被告李承森赔偿原告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丧葬费21407.52元的60%，即12844.51元。三、被告李承森赔偿原告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精神抚慰金5000元。四、上述一、二、三项赔偿金额合计143273.04元，扣除被告李承森已经支付的40000元，还应支付103273.04元。（此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五、驳回原告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原告杨仁干、潘孟香、杨盼、杨滨瞬负担1200元，由被告李承森负担180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承森酒后驾驶行为与与死者杨某5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系采用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最高人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由于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地无视频监控、无目击证人，根本无法再现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为达到法律的角度认为最接近于客观事实的法律事实状态，只能依据现有的证据来进行综合判断，故一审判决采用高度盖然证明原则，并无不当。本案中死者杨某5死亡已排除大货车为肇事车辆的可能性。而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其当时因喝酒后有些头晕，驾驶速度在40-50码的范围，也认可在事故发生地附近与一辆车会车时感觉到左边车厢伸出的木柴与对方发生了刮擦的情节。结合公安侦查机关做的侦查实验，在符合死者驾驶车辆情况和被告驾驶车辆木柴摆放特征，双方驾驶达到一定速度发生碰撞的情形下，摩托车驾驶人在与对向行驶三轮车会车时，被伸出车辆的木柴直接撞击左胸是完全可能的。根据事发路段前后两个监控的记录，被告李承森在该条道路的驾驶期间为当晚21时25分至21时33分，第一个报警的证人吴某于21时28分经过水口监测站监控进入事发路段，其与跟在后面的拖拉机司机李某均在行驶途中与一辆装载木柴的三轮车相遇，随后吴某发现了死者，过了两三分钟（21时37分）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其他几位证人，如李某、第二个报警的货车司机龙某等人的证言也能够相互印证发现死者及报案的情况，从以上的时间点来分析，事故发生的时间应当是被告李承森在该路段行驶的期间内，与吴某、李某相遇的装载木柴的三轮车应当是被告李承森驾当晚驾驶的车辆。至于交叉道路的疑点，该路段的确有一条交叉道路通往事故发生地，刚好那条交叉道路无视频监控，根据实地现场查看，该条分支道路较窄，平时车流量也较小，从事故现场图死者倒地的位置来看，死者倒地位于该交叉路口的前方，死者损伤部位是在其前左胸位置，从死者行驶的方向和路线来看，从该交叉路口直接驶出车辆撞击死者，应当是撞击到死者的右侧或者后方，形成不了死者损伤及事故现场的情形。在短短几分钟内，从该条道路驶出符合能够造成死者死亡特征的车辆，从岔路口开出后又调头返回行驶并撞击死者的可能性很小。综合本案的现有证据，与上诉人驾驶的三轮车发生刮擦的车辆系死者杨某5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会车时上诉人李承森驾驶的三轮车上的木柴与驾驶二轮摩托车的死者杨某5的身体发生碰撞导致杨某5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事实，死者杨某5的死亡与被告李承森的驾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令上诉人李承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上诉人以一审法院在众多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下，径直认定死者杨某5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未能认定其系杨某5交通事故死亡一案的肇事者，在民事诉讼中当然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法律给检察机关设置较高的证明标准，是考虑每一个最终的判决结果都可能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死，所以不管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都要求必须始终秉持最苛刻的证据标准，确保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各种怀疑被逐一排除。但是在民事诉讼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如果当事人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的话，可以作为民事赔偿的定案依据；而在刑事诉讼中，则不能凭借“事故责任认定”推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因此不能以刑事诉讼定罪的证据标准来衡量民事诉讼中对法律事实的认定。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已垫付的4万元，因其未在一审中提出反诉，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6元，由上诉人李承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厚祥审判员  李南楠审判员  沈 智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