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2民初6416号
原告：余华川，男，汉族，1976年11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重庆远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麟，重庆远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康桥佳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人和镇龙寿支路14号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52735481D。
法定代表人：金安国，无职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重庆隆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汶华，男，汉族，1964年6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重庆隆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雪，重庆隆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华川与被告重庆康桥佳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及第三人杨汶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晓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华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和第三人杨汶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华川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支付原告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工资差额17万元。事实和理由为：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截止2016年6月13日被告尚欠原告工资共计47万元。2016年6月13日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于2016年6月16日先行支付原告工资30万元，剩余工资17万元日后另行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确如约支付原告工资30万元，但剩余工资17万元至今仍未支付。故起诉。
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6月13日，原告要求支付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1日之间的工资没有法律依据；2.最后双方在2016年6月13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时双方已经就工资拖欠问题达成协商一致，被告一次支付原告311352元，支付完成双方权利义务结清。2016年6月16日被告已将311352元全额支付给原告，因此不存在拖欠17万元的事实，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汶华辩称，杨汶华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不承担本案相关的权利义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各自提出了证据，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为：1.《协议》，证明被告欠原告工资17万元，被告认可原告是从2014年7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2.证明，是由10名员工出具的，证明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是被告公司前身，杨汶华是该公司股东，2014年7月杨汶华就将公司改为了本案被告，证明原告从2014年7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原告的月工资总额为5万元。3.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和康桥佳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明从2014年7月杨汶华接手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了康桥佳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在2016年6月13日终止。
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是杨汶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可以向公安局调取当时报警记录，杨汶华在其公司被困3天，故协议是无效的。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确认签字的人是否为被告公司员工；其次该证明里面也说了与被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员工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与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劳动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责任主体是不同的，无法证明被告继受了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原告认可与被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5年10月。证据5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真实性认可，原告已签字，可以证明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日。
被告提交的主要证据如下：证据1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6月13日；证据2《员工工资支付约定》，证明原被告截止2016年6月13日止双方对拖欠工资协商一致，确认按照311352元支付，该金额精确到个位说明双方对该金额是经过核算确认的事实，该约定第三条写明公司按第一条工资支付标准就是按照311352元进行支付工资，双方所有权利义务结清。证据3银座网上银行交易凭证，证明2016年6月16日被告公司将应支付工资支付完毕，双方权利义务结清。证据4村镇银行付款回单，证明被告共支付原告工资430978元，假定按原告举示的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约定5万元工资，被告也是足额支付了的，不存在拖欠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上面载明的2015年10月1日不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间。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工资精确至个位数是因为被告长期拖欠原告工资，因为被告说签字才支付，所以才签字。证据3付款人是杨沁；证据4认可真实性，但按被告的说法，多付20万违背常理。
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没有举示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协议》与被告举示的《员工工资支付约定》落款载明的形成时间均是同一天，但《协议》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并且内容不具体，其证明力显然不及《员工工资支付约定》，故对《员工工资支付约定》予以认定。对于原告举示的员工证明，不能确定员工的身份，且所出具证明相当于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一般不能采信，但被告对部分证言内容认可，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原告举示的证据3、4经质证是真实的，予以认定。对于被告举示的1-4，经质证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其中《员工工资支付约定》是协议达成，明确具体，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应采信其证明效力。《员工工资支付约定》约定的工资311352元虽是通过个人账户转入的，但并不损害原告的利益。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原系重庆汉藏宫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员工，双方于2011年9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为行政总厨，月工资总额（已含加班费）5万元。2015年8月18日，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注册成立，第三人杨汶华为公司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原告后来进入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并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明确原告的月工资标准。
后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经营不善，因工资发放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并引发公安“110”出警。
2016年6月13日，被告实际控制人杨汶华向原告出具《协议》，内容为：“本人杨汶华是重庆康桥佳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因工资问题达成以下协议，余华川是2014年7月重庆康桥佳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于2016年6月13日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截止劳动合同终止之日共欠工资47万整，大写：肆拾柒万元整。为避免激化矛盾，我承诺暂付工资30万元整，大写：叁拾万元整。余下工资待日后资金充足再行支付”，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公章，杨汶华签字。同日，以原告为乙方，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为甲方达成《员工工资支付约定》，主要内容为：“一、公司拖欠员工年月日起至2016年6月13日止的工资，经双方沟通确认按照311352元进行支付。叁拾壹万壹仟叁佰伍拾贰。二、甲乙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13日解除。三、公司按照第一条工资支付标准向员工支付工资，甲乙双方的所有权利义务清结。四、特此约定，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共同遵守。”双方均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并写明以上工资转入中国邮政，户名余华川，2016年6月16日18点到账。《员工工资支付约定》签订后，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委托公司财务杨沁按约定向原告提供的中国邮政银行账户转入311352元。
2017年3月10日，原告向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超时未立案证明书。原告诉来本院。
庭审中，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陈述，对于原告的工资，被告说2.5万元，原告要求3.5万元，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则陈述，原告的工资是5万元。
被告认为原告举示的《协议》，并没有原告的签字，是被告管理人杨汶华受控制下被迫出具的，有出警事实可证。原告不认可被告的陈述。当法庭询问原告被告是什么时间支付的30万元，原告陈述是协议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但没有提交转账凭证。
经庭审查明，被告康桥佳苑文化传媒公司之前已向原告转入119626元，加上后转入的30万元，共向原告转入工资430978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就原告的入职时间有争议，被告举示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认为上面载明的2015年10月1日即为原告的入职时间，被告不认可，认为其是2014年7月入职，并举示了被告公司杨汶华出具的《协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由被告单方制作，虽有原告的签名，但仅能证明原告收到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不能当然推定原告认可上面由被告自行填写的入职时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进一步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因此建立职工名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因工作年限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负有举证义务。而本案被告未在庭审中举示职工名册以证明原告的实际入职时间，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被告2015年8月18日方注册成立，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原告以其举示的《协议》主张其2014年7月入职不成立。根据上述规定，本院以被告注册成立的时间作为原告的入职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工资17万元，应对拖欠工资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举示了由被告出具的《协议》证明，该《协议》写明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13日共欠工资47万元，暂付30万元，余下工资再行支付。被告认为《协议》是被迫出具的不符合实际，被告已足额支付原告工资，不存在拖欠。为此被告举示了原被告签订的《员工工资支付约定》，该约定写明经双方沟通按照311352元支付，双方劳动关系2016年6月13日解除，工资支付后双方的所有权利义务清结，并由原告自行书写了其中国邮政银行账号，明确了转款时间为2016年6月16日。被告举示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被告已按约定时间支付了约定的工资311352元。《协议》和《员工工资支付约定》均是同一天形成，却写明拖欠工资不相一致，由此双方以各自提交的证据，使工资是否拖欠的这一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
本院认为，比对《协议》和《员工工资支付约定》，可知《协议》名为协议，却没有原告的签名，实为被告单方出具的证明，而《员工工资支付约定》有双方签字盖章，且写明“经双方沟通确认按照311352元进行支付，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13日解除，双方所有权利义务清结”这些重要条款，显然是双方协议一致的结果。从内容上看：《协议》内容较为简单，且写明原告是2014年7月入职被告公司工作，而被告2015年8月方成立，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员工工资支付约定》内容较为详尽，工资金额也精确到个位数，显然是双方经过认真核算确认的，双方亦约定了具体支付时间及支付账户，原告也自行写明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因此《员工工资支付约定》更具有真实性，接近客观事实。从履行情况看：被告按《员工工资支付约定》约定时间、协商金额、转入账户履行了支付义务，而《协议》是否履行、如何履行现无证据证明，庭审中原告陈述订立协议当日支付了30万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假设订立协议当日2016年6月13日已支付了30万，则被告在2016年6月16日又支付311352元不符合常理。从约定的工资金额看：原告的月工资标准并未明确约定，被告陈述双方曾因工资标准协议过，原告要求3.5万元，被告只给2.5万元，未达成一致意见。现原告以自己在其他公司的工资标准主张5万元，不能确认。退一步来分析，假定按原告的工资为5万元，则2015年8月18日至2016年6月13日，工资总额也只有近50万元，被告已支付119626元，最多还欠380374元，而《协议》却写成欠47万元整，显然与事实不符，表明杨汶华出具的《协议》随意性，《协议》失真。综上所述，《员工工资支付约定》是双方协商达成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已按《员工工资支付约定》履行义务，双方权利义务结清，原告再行要求被告支付工资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华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余华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晓星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洪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