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内商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头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59号东方明珠广场（钢26号街坊）。
法定代表人蒋勇，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国建，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头市鸿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昆仑百货大楼院内三单元303室。
法定代表人秦建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德桥，内蒙古昆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巴云，内蒙古昆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包头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头市鸿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包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贺亚丽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玉蓉、代理审判员云峰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9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国建，被上诉人鸿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德桥、巴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7月1日，苏宁公司与鸿盛公司签订《工程机协议》，约定苏宁公司（乙方、需方）向鸿盛公司（甲方、供方）采购日立商用空调，货款共计12733849元，协议还约定“甲方给乙方开票按照双方确定的价格及数量一次开票，货款的支付方式是按原主合同额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有效期为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15日”。《工程机协议》签订后，苏宁公司按约分别于2012年7月26日和2012年8月14日向鸿盛公司支付650万元和6233849元，共计12733849元。
上述事实有苏宁公司提供的《工程机协议》、中国建设银行电子转账凭证两张予以证明。鸿盛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是：《工程机协议》上交易关系并不是发生于苏宁公司、鸿盛公司之间，而是苏宁公司与案外人包头市旭欧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欧福公司）之间，鸿盛公司在这份协议中仅仅是充当了苏宁公司与案外人旭欧福公司交易的中间人，交易利用了鸿盛公司的资质和名义。因此鸿盛公司不应该依据该合同承担任何责任；两张转账凭证所载明苏宁公司支付的款项并不是支付给鸿盛公司用来购买鸿盛公司产品的货款，而是委托鸿盛公司代表苏宁公司向旭欧福公司支付的货款。真正的购货款是支付给旭欧福公司的，且鸿盛公司已经按照苏宁公司指示，将货款支付给旭欧福公司，因旭欧福公司违约给苏宁公司造成的损失，与鸿盛公司无关，不应由鸿盛公司来承担责任。
鸿盛公司为证明其与苏宁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以及收到苏宁公司的款项后代表苏宁公司向旭欧福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商品推广与销售主合同》、《销售与结算政策合同》各一份，证明按照《商品推广与销售主合同》第四十五条“甲乙双方货款结算，乙方收到当期甲方按乙方要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盖章结算清单后，方可向甲方支付货款”的约定，苏宁公司的付款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交货并且开具发票的条件；
2、鸿盛公司向旭欧福公司付款的凭证3张，共计1097万元，其中2012年7月30日汇款577万、2012年8月9日转款20万、2012年12月12日汇款500万。证明这三笔付款都是遵照苏宁公司对公部员工郭某某的指示所为，鸿盛公司和旭欧福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和任何交易关系，鸿盛公司只是苏宁公司和旭欧福交易的中介；
3、苏宁公司对公部员工郭某某从鸿盛公司处的取款凭证3张，共计1509172元：2012年7月11日3万元、2012年7月27日50万元、2012年11月5日979172元。证明郭某某作为苏宁公司公司员工将部分货款从鸿盛公司处提走，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该由苏宁公司承担责任；
4、2013年11月21日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扣押清单》一份。证明由鸿盛公司账户处扣押涉案款924677元，其中包括鸿盛公司预留开票税款和郭某某返回的67万元，均已返还苏宁公司，加上旭欧福公司返还的250万元，苏宁公司实际己收回3424677元；
5、旭欧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某2013年10月16日向苏宁公司出具的《退款承诺》一份。证明该承诺书由周某某直接向苏宁公司做出，上面没有鸿盛公司的签章，已经返回的250万元回款直接退给了苏宁公司，说明该案所涉交易直接发生在苏宁公司和旭欧福公司之间，与鸿盛公司无关；
6、苏宁公司对公部员工郭某某2013年10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苏宁公司、鸿盛公司之间不存在《工程机协议》中描述的交易关系，鸿盛公司和旭欧福公司之间亦不存在任何交易关系，鸿盛公司只是苏宁公司和旭欧福公司双方走账的一个中介，鸿盛公司给旭欧福公司的付款完全是遵照苏宁公司的指示所为，因此，鸿盛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7、苏宁公司结算平台（SCS）上的《代销联营账期结算表》以及相关视频文件一份。证明该结算表上所说的收货事宜完全不存在，说明苏宁公司与鸿盛公司之间的工程机交易是虚假的，相应地所签订的《工程机协议》也是虚假的。苏宁公司签订该假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付款具有形式上的根据，便于在交易平台上平账；
8、苏宁公司于2013年10月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旭欧福公司于2012年6月与苏宁公司商定进行日立空调设备采购及安装合作，以供项目所需，并以鸿盛公司的名义与苏宁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由于旭欧福公司当时处于一般纳税人辅导期，不具备正式一般纳税人的资质要求，因此借用鸿盛公司的资质与苏宁公司签订供货合同。苏宁公司于2012年7一8月分两批将12733849元工程预付款支付给鸿盛公司，再由鸿盛公司转给旭欧福公司，由旭欧福公司进行实际的设备采购和安装…”，该证明加盖苏宁公司公司印章。证实苏宁公司为鸿盛公司出具证明，明确认可苏宁公司和鸿盛公司之间不存在《工程机协议》中描述的交易关系，鸿盛公司只是苏宁公司和旭欧福公司双方走账的一个中介，鸿盛公司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苏宁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鸿盛公司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六、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郭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签字来看，签名与鸿盛公司提交的证据三的郭某某的签字是明显不同的，郭某某本人与本案的处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郭某某本人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证明的证明力极低，不应采信；视频文件以及结算表的内容并不是苏宁公司结算平台上的相应内容，鸿盛公司有作假的可能，同时鸿盛公司没有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保全形式，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关于我公司出具的证明，我们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出具这份证明，苏宁公司认为这是鸿盛公司串通苏宁公司内部人员制作的证明，从证明内容来看，也无法证明鸿盛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苏宁公司、鸿盛公司签订《工程机协议》是最终交易形式，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
原审法院另查明，苏宁公司在开庭审理时明确已收到通过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由鸿盛公司退回款项924677元，退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苏宁公司同意在其主张的货款12733849元中予以核减。
本案在一审审理中，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向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检察院调取苏宁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郭某某、周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报案材料载明：2012年5月郭某某伙同旭欧福公司法人周某某为骗取我公司货款，假冒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名义，虚构湖北凌志已中标包头市阿尔丁大街中冶时代广场商用中央空调项目，需采购价值约1300万元日立商用空调为由，与我公司签订《电器产品买卖合同》，同时郭某某、周某某两人找到我公司小家电供应商鸿盛公司法人秦建林，欺骗鸿盛公司，使没有日立牌商用空调经商资质和资源的鸿盛公司充当以上提及空调业务的供应商并提供营业执照、走款账号等与我公司签订一份虚假的《工程机协议》，郭某某在我公司内提出付款申请后，我公司分两次向鸿盛公司预付全额货款共计1273.4万元，鸿盛公司收取25.5万元所谓的税点后，其余款项均被郭某某、周某某采取转账和提现的方式提走挥霍。该案现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苏宁公司不能提供证据否定其于2013年10月给鸿盛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其次，苏宁公司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及报案之后，收到返回款924677元，郭某某和周某某所涉嫌犯罪的事实与苏宁公司在本案主张的事实是同一事实，所涉款项是同一笔款项，而郭某某、周某某所涉嫌犯罪目前正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故苏宁公司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所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包头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4323.09元，退回包头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包头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苏宁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审裁定驳回苏宁公司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苏宁公司与被上诉人鸿盛公司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工程机协议》，约定苏宁公司向鸿盛公司采购日立商用空调，货款共计12733849元。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依约支付全部货款，但被上诉人未按约交付货物。故上诉人以买卖合同纠纷将被上诉人诉至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该条规定说明了法院只有在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属于“同一事实”的情况下，才会驳回起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本身就是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而所谓的“纠纷”，实质上就是犯罪，为节约司法资源，更有效地维护当事人利益，避免民、刑判决发生冲突，裁定驳回起诉。而在本案中，苏宁公司和鸿盛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本身就是经济纠纷，并不是犯罪，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等并不是本民事案件当事人，所以依法对本案不应驳回苏宁公司起诉。（三）苏宁公司出具的《证明》本身并未否定上诉人苏宁公司与被上诉人鸿盛公司真实买卖关系的存在，并不表明苏宁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和周某某等所涉犯罪事实为同一事实。本民事诉讼案件的发生和刑事诉讼案件的产生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承担责任的主体亦不一致，只是标的物及部分事实有牵连，应分别审理，而不应驳回民事诉讼的起诉。若确认刑事案件查明和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处理产生影响的，为避免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发生矛盾，可中止审理。但苏宁公司始终认为刑事案件正在调查的事实不会影响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责任承担，无须中止审理。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裁定；2、发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变更一审裁定书裁定结果为中止诉讼。
被上诉人鸿盛公司答辩称：（一）从程序上来讲，涉案纠纷构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刑事案件的一部分，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的民事裁定是正确的。本案的发生全在于上诉人对公部员工郭某某和旭欧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某妄图诈骗上诉人所致，在本质上是一起刑事案件。刑事司法机关己经对郭某某和周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正在审查起诉阶段。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判令刑事被告人向受害人返还犯罪所得。如果再允许上诉人通过民事途径追究被上诉人的责任，则上诉人将会获得双份的赔偿，这显然是不合法理的，也是有悖公平的。（二）从实体上来讲，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没有真实的合同交易关系，被上诉人只是受上诉人所托向案外人旭欧福公司付款，被上诉人的行为后果依法应该由上诉人承担，故上诉人所提之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维持原审裁定。
苏宁公司、鸿盛公司在二审时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区分局于2014年2月21日作出的昆公刑诉字（2014）057号《起诉意见书》中表述：“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周某某、王某某以给时代广场安装空调为名，骗取苏宁公司货款1200余万元。其中800余万元被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个人使用，100余万元被犯罪嫌疑人郭某某使用。”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本案系苏宁公司以鸿盛公司未履行《工程机协议》约定的交付日立商用空调义务而请求鸿盛公司返还货款12733849元及利息为由提起的诉讼，但本案所涉款项的经办人郭某某、周某某因该款项被苏宁公司以涉嫌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举报，目前该案已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中。根据苏宁公司的报案材料、出具的《证明》及包头市公安局昆区分局2014年2月21日作出的昆公刑诉字（2014）057号《起诉意见书》中的表述，本案款项已在郭某某和周某某刑事案件所涉事实范围内，本案与该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同一款项，且苏宁公司已收到通过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由鸿盛公司退回的款项924677元，苏宁公司同意从本案所诉货款总额中予以核减。苏宁公司虽对其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无证据推翻；对其报案材料所载内容亦有异议，但并未向公安、检察机关申请撤回。本案情形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规定的情形，且该规定并未强调两案须系同一法律关系及当事人必须同一，故原审法院认为苏宁公司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所规定的起诉条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苏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贺亚丽
审 判 员 徐玉蓉
代理审判员 云 峰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严 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