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8958号
原告陆剑。
委托代理人高萌。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马益民。
委托代理人董润青，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亮，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剑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剑的委托代理人高萌、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润青、赵亮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一致同意，本案延长一个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剑诉称，原告于1997年9月进入被告东区电信局工作，2008年4月1日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于2012年4月19日被刑事拘留，2012年5月25日起取保候审，2012年11月22日解除取保候审。此后，原告多次口头向被告提出要回去上班，并在家等候被告就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或恢复工作作出决定。2013年9月3日，原告应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要求被告安排工作。2013年9月16日被告安排原告回东区电信局上班。对于原告于2013年10月11日签署的“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原告认为其中第2条“自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15日的劳动合同中止状态已结束”的内容显失公平，要求撤销。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原告确认2012年4月19日至2012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期间劳动合同属于中止状态，但从2012年5月26原告取保候审开始，原告不同意双方劳动合同属中止状态。原告之所以在该确认书上签字是因为当时被告东区电信局客户保障中心处长袁爱琴告知原告，如果不签就无法为原告办理缴纳社保手续，若原告对中止劳动合同时间有异议的，可以提交书面异议给人力资源处，故原告不得不签。且原告认为原告自被取保候审开始，中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即已消失，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是自然启动的，无需原告提出申请，故确认书中所写的“经本人申请”，是被告强加给原告的义务。综上，原告认为“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并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5月26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工资人民币135，827.74元。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2012年5月26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原告没有为被告付出任何劳动，原、被告属于劳动合同中止履行的状态，这是双方通过“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予以确认并实际履行的。被告确实在2013年9月16日之前没有安排原告回公司工作，这是因为2013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公司安排工作之前，被告无法主动知晓原告的释放及取保候审状态，原告也并未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被告其已解除取保候审及要求回公司上班的意向。被告认为劳动合同中止既可以依法律规定，也可依双方约定。被告东区电信局客户保障中心处长袁爱琴没有就原告的社保问题对原告进行任何显失公平的行为或有威胁性言论，原、被告签订的“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就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15日期间劳动合同中止达成的合意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原告也不存在错误认识，不应予以撤销。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7年9月进入被告东区电信局工作，2008年3月25日与被告签订期限自2008年4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于2012年4月19日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2012年5月25日经取保候审予以释放，2012年11月22日解除取保候审。2012年5月26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原告未至被告处上班。2013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要求被告安排工作。2013年9月16日，原告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区电信局（以下简称被告东区电信局）签订岗位聘任书，约定原告被聘任的岗位为服务投诉处理，聘任期限为2013年9月16日至2015年3月31日。2013年10月11日，原告与被告东区电信局签订《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约定：“本人陆剑确认以下事项：1、经本人申请、区局安排，于2013年9月16日恢复工作并上岗；2、自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15日的劳动合同中止状态已结束；3、区局2013年9月按全月员工工资、绩效按考核发放”。2013年10月14日，被告东区电信局签收原告提交的“陈情书”，该“陈情书”中原告认为其2012年5月26日至2012年11月22日取保候审期间与被告劳动关系的状态尚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并对2012年11月23至2013年9月15日期间原、被告劳动关系处中止状态不予认可。被告将原告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于2012年5月封存，2013年9月启封。
2014年1月23日，原告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5月26日至2013年8月31日停工期间工资135，827.74元。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浦劳人仲（2014）办字第1066号裁决书、释放证明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劳动合同及续订书、岗位聘任书、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2014年1月8日信函、陈情书及收据、原告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工资条；被告提供的申请书、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在职封存汇总核定表、个人账户启封核定表（在职）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审理中，原告提供：1、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2013年5月17日下午，原告与被告安全保卫部内保综治处副处长张国强、被告东区电信局办公室保卫处干事黄时杰、被告东区电信局办公室主任华东谈话，原告多次表态不愿意辞职，希望回去上班，要求张国强帮忙争取一下；2、员工信息打印件，证明黄时杰、华东、张国强的身份。被告对证据1录音内容及文字整理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录音的录制时间提出异议，称录音光盘上显示的录音时间为2012年2月份，而非原告所称的2013年5月17日，且经被告核实该录音的实际发生时间为2013年8月底。原告确认录音原始介质上无法显示录音时间，导出的录音光盘中显示的录音时间为2012年2月份，并对录音的录制时间申请鉴定。被告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同意，理由为：1、原告确认导出的录音光盘显示的录音时间为2012年2月；2、鉴定机构仅能对录音内容是否剪辑、篡改等做鉴定，无法对录音的录制时间予以鉴定；3、即便该录音发生在2013年5月17日，该录音中也仅是被告安保部门对原告所涉的刑事案件进行询问，只是就解除劳动关系事宜进行协商，无原告向被告提出要求回被告处工作的内容，故与本案诉请无关。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经双方签字确认，内容并无违法之处，其中第2条约定“原、被告自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15日的劳动合同中止状态已结束”，说明原告在2013年10月11日签署该确认书时，确认原、被告于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9月15日期间属于劳动合同中止状态。原告以该条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确认书，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即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5月26日至2013年8月31期间被告应恢复原告工作而未恢复，故上述条款的约定显失公平。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告客观上确实难知晓原告的人身自由状态，故原告被释放后如想回被告处工作的，应主动告知被告其人身自由状态以便双方就恢复工作事宜进行协商。原告虽称其自2012年5月25日起曾多次将其已取保候审和解除取保候审的情况口头告知被告，要求回去上班，但仅提供自称录制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的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对该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该录音的录制时间，在被告否认其录制于2013年5月17日，且原告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录制时间的情况下，对其录制时间本院无法确认。即便如原告称录音的录制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原告仅以此为依据主张曾向被告提出过恢复工作，被告应予恢复而不恢复，并据此主张“员工恢复履行劳动合同、启封社保缴纳确认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没有依据。加之2012年5月26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原告未为被告提供劳动的事实，其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工资135，827.74元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陆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丁 婧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秦晨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