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02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宁波市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兴慈六路西侧、滨海三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甘明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建，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永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兴达路88号-1302-1室。
法定代表人：张元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濮玥，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永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5）江宁商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建，被上诉人永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濮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货款及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出库单》（以下简称《出库单》）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债权的证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5张《出库单》均载明发货单位为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戈班公司），足以证明交付货物的是圣戈班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以圣戈班公司出具的交付货物凭证作为自己向上诉人交货的凭证，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出库单》上明确记载了交付货物的主体为圣戈班公司，因此可以认定在没有证据证明该证据权利已经转让的情况下，该证据所记载的权利仍归圣戈班公司。二、一审以被上诉人持有《出库单》来认定被上诉人享有该证据所形成的债权，显属逻辑错误，是一个任意处置记名债权的非法行为。《出库单》作为一种能反映债权的凭证，依法由凭证载明的权利人对凭证记载的债权享有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被上诉人既没有取得凭证所记载的债权所有人让与债权的证明，也没有提供对凭证所载明债权享有权利的证据，仅在一审庭审中以自述辩解的方式来说明自己持有凭证是合法的。一审以“永唐公司持有出库单原件”，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竟以被上诉人的口头解释，就把有记载债权人名称的凭证中的债权判给了被上诉人，一审逻辑不清。三、一审以《出库单》上写有甘明芝的联系电话及“南京江宁开发区国电南自工地”字样，就认定证据成立，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债权成立，显属法律认知常识存在问题。首先，南京江宁开发区国电南自工地有多家施工单位在同时施工，因此不能排除被上诉人与涉案工地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可能。其次，在一张凭证上写了某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就认定谁对此负有债务义务，一审逻辑错误。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出库单共计5张，只有3张有上诉人公司员工郭水泉的签字，另外2张没有上诉人员工签字。一审认定另2张没有上诉人员工签字的出库单证据有效，是错误认定。四、上诉人制作的工程量清单结算书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交付货物的直接证据或辅助证据。没有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个工程中需要唯一地向被上诉人采购涉案货物，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上诉人将自行采购原计划或用于其他工程的材料用于涉案工程，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说明涉案工程所用的保温棉来自于不同供应商，且使用任何来源符合要求的保温棉用于涉案工程均是上诉人的权利。五、一审法官是拿司法审判权玩赌博游戏，纯属枉法判案。懂得基本常识的人都应当清楚《出库单》所记明的债权，只有当有证据证明圣戈班公司明确说明该出库单为帮助被上诉人送货或受被上诉人委托送货时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享有直接债权，或者圣戈班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债权转让文件，将该证据所载明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然而，本案并没有出现上述情形，但一审居然判决被上诉人对这个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债权的出库单享有债权。一审法官在玩赌博游戏：即如果圣戈班公司出来主张对《出库单》享有债权，则一审判决错误，但一审认为圣戈班公司应该永远不会出来主张本案出库单的债权，因此值得一赌。
永唐公司辩称：一、首先，上诉人一再试图使用《出库单》误导法庭，被上诉人从未用《出库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销售合同，上诉人认可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其次，《出库单》并非权属证明，该证据只是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交付货物的数量，且被上诉人为圣戈班依索维尔的地区特许经销商，并持有《出库单》原件，用其证明向购货方交付的货物数量符合交易习惯。且上诉人并不否认收到过被上诉人交付的货物，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记名债权凭证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二、上诉人认为法院仅依据《出库单》作为唯一债权凭证定案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主张债权不是依据任何单一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合同、《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上诉人当地税务局出具的抵扣证明和上诉人已支付部分货款的银行凭证，每份证据间都能互相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及交易金额。而上诉人仅是一味的否认，并不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观点，故其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5张《出库单》均为统一制样，且均载明货物送达的工程项目，上诉人也认可其中至少3张货物上诉人已经收到，但其无法举证其收到的65万元货物是该5张《出库单》中的哪一部分，且该5张《出库单》金额任何拼凑都算不出65万元，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四、上诉人制作的工程量清单结算书是就该工程诉讼过程中作为其工程量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材料，是其自认，其中明确载明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均能与被上诉人材料互相印证。而上诉人在一审第三次开庭时才提供的与上海公司的采购合同无论品名、规格、数量均与清单不符，且也没有证据证明与涉案工程有关，故不足以反驳被上诉人的证据链。
永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鸿公司立即支付永唐公司货款186709.8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86709.84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天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永唐公司与天鸿公司国电南自项目部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天鸿公司向永唐公司购买玻璃棉毡。合同签订后，永唐公司向天鸿公司提供了价值836709.84元的货物，并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天鸿公司仅付款6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5日，永唐公司（乙方）与天鸿公司（甲方）签订销售合同1份，约定双方就国电南自江宁新建厂房用玻璃棉货物贸易签订以下合同：产品名称为圣戈班依索维尔钢结构用离心玻璃棉毡，容重为每立方米16kg，厚度75mm，产地为圣戈班依索维尔玻璃棉有限公司，数量暂定45000平方米，最终数量按实际发货量结算，价格为每平方米19元（含特强防潮防腐贴面），总价855000元；乙方收到订单确认后立刻安排生产，并确保七个工作日内（不含节假日）到达甲方指定工地；货物到工地后，甲方按批次结清货款。天鸿公司在销售合同上加盖国电南自项目部印章，甘明芝在销售合同上签字。
合同签订后，永唐公司向天鸿公司供应了符合合同约定规格的玻璃棉，并于2013年10月16日开具了总金额为836709.84元的增值税发票共8张，发票号为11973096-11973103，该8张增值税发票均于2013年11月21日已经认证。
原审另查明，天鸿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向永唐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于2013年1月9日向永唐公司支付货款15万元，于2013年4月1日向永唐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于2013年5月31日向永唐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2013年10月11日，甘明芝代天鸿公司从其个人账户向永唐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天鸿公司合计付款65万元。
原审庭审中，永唐公司向法院提交《出库单》5张，证明其向天鸿公司交付的货物数量。天鸿公司认为《出库单》记载的权利人并非永唐公司，且《出库单》并非交货凭证，故对5张《出库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出库单》抬头为“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且加盖的印章为“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发货专用章，但永唐公司持有《出库单》原件，并作出合理解释，天鸿公司当庭确认2013年的3张《出库单》上签字的郭水泉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时系天鸿公司员工，2012年12月20日金华坚签字的《出库单》左上角写有甘明芝的联系电话，5张《出库单》左上角均写有“南京江宁开发区国电南自工地”字样。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天鸿公司前两次付款的时间，原审法院对永唐公司提交的5张《出库单》均予以确认。
永唐公司同时提交了从（2015）江宁开民初字第214号案卷中复印的工程报价汇总表、工程量清单及工程量清单结算书，拟证明天鸿公司在国电南自厂房项目中决算的玻璃棉毡面积为42749.45平方米，略少于永唐公司主张的供货量44037.36平方米，差额属于施工过程中的正常损耗。天鸿公司认可该组证据系由其制作形成，并在另案中提交。但天鸿公司认为该组证据所列数据是天鸿公司初步计算得出的结果，并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同时抗辩称天鸿公司使用的玻璃棉毡并非全部由永唐公司供应。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因该组证据系由天鸿公司制作形成并在另案中作为证据提交，故对案涉厂房项目中最终使用的玻璃棉毡面积予以确认。
原审庭审中，天鸿公司向法院提交买卖合同及交货量核对清单各1份，拟证明其用于国电南自厂房项目的玻璃棉并非全部来自永唐公司，部分系由上海菩威贸易有限公司供应。永唐公司对天鸿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指明：天鸿公司提交的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品牌为“伊索维尔保温棉”，与永唐公司与天鸿公司销售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圣戈班依索维尔玻璃棉毡品牌不同；天鸿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约定的规格为每立方米14kg，而永唐公司与天鸿公司之间销售合同约定的规格为每立方米16kg，二者规格亦不相同。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天鸿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及交货量核对清单均未载明所供货物的用途为国电南自厂房项目，且天鸿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标的物的品牌与规格确与永唐公司与天鸿公司之间销售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品牌规格不同。天鸿公司称标的物品牌不同系属笔误，但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原审法院采纳永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天鸿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及交货量核对清单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予保护。永唐公司与天鸿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永唐公司提交的交付证据虽为圣戈班公司的出库单，但同时有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天鸿公司制作的工程量清单结算书等其他证据佐证。天鸿公司抗辩称从别处购买了同样的玻璃棉毡，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抗辩意见，故对天鸿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对比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供货量，永唐公司的证据更具优势，故永唐公司主张供货总价值为836709.84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天鸿公司认可郭水泉签字的出库单，同时抗辩称权利人应为圣戈班公司，但未能明确其与圣戈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于天鸿公司的该项抗辩，亦不予采纳。天鸿公司已向永唐公司支付货款65万元，尚欠186709.84元。根据双方销售合同约定，天鸿公司应于货到工地后按批次结清货款。永唐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3年3月，天鸿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货款构成违约，永唐公司主张天鸿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并自2013年10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天鸿公司抗辩称永唐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但天鸿公司已于庭审中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10月11日，甘明芝系代天鸿公司向永唐公司支付案涉货款10万元，故本案诉讼时效于2013年10月11日中断，永唐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起诉至法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天鸿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天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永唐公司货款186709.84元及逾期利息（以186709.84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天鸿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应收案件受理费4578元，由天鸿公司负担（此款已由永唐公司垫付，天鸿公司在给付上述款项时应一并加付该垫款）。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天鸿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合同签订后，永唐公司向天鸿公司供应了符合合同约定规格的玻璃棉毡”事实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供应的货物数额不符合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少供应了货物；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上诉人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中永唐公司提交的5张《出库单》抬头均为“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出库单”，5张《出库单》上均盖有“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发货专用章”，5张《出库单》时间分别为：2012年11月28日、12月20日、2013年1月27日、3月3日和3月12日。2012年11月28日《出库单》上记载的棉毡数量为144卷、155卷，在该《出库单》上有“马骥达”签名；永唐公司主张用卷数乘以规格后，144卷棉毡金额为64679.04元，155卷棉毡金额为68206.2元。2012年12月20日《出库单》上记载的棉毡数量为11卷、529卷，在该《出库单》上有“金华坚”签名；永唐公司主张用卷数乘以规格后，11卷棉毡金额为4940.76元，529卷棉毡金额为215895.48元。2013年1月27日《出库单》上记载的棉毡数量为123卷、37卷、8卷、282卷，永唐公司主张用卷数乘以规格后，123卷棉毡金额为50198.76元，37卷棉毡金额为16450.2元，8卷棉毡金额为3648元，282卷棉毡金额为118947.6元。2013年3月3日《出库单》上记载的棉毡数量为50卷、152卷、89卷、16卷、76卷、39卷、24卷，永唐公司主张用卷数乘以规格后，50卷棉毡金额为21090元，152卷棉毡金额为65846.4元，89卷棉毡金额为35511元，16卷棉毡金额为7296元，76卷棉毡金额为33789.6元，39卷棉毡金额为20896.2元，24卷棉毡金额为7660.8元。2013年3月12日《出库单》上记载的棉毡数量为241卷，永唐公司主张用卷数乘以规格后，241卷棉毡金额为101653.8元。在2013年1月27日、3月3日和3月12日3张《出库单》上均有“郭水泉”签名。
天鸿公司对2013年1月27日、3月3日和3月12日3张有“郭水泉”签名的《出库单》予以认可，对2012年11月28日、12月20日2张《出库单》不认可，认为该2张《出库单》上签名的人员不是天鸿公司员工；且即便3张有“郭水泉”签名的《出库单》，但因为该《出库单》上没有圣戈班公司确认，圣戈班公司可能再拿出该《出库单》向天鸿公司索要货款，故永唐公司不能凭此向天鸿公司主张货款。
根据上述5张《出库单》记载的规格和数量计算，永唐公司主张其向天鸿公司供应的棉毡共计44037.36平方米、所涉货款836709.84元。对该数量及金额，天鸿公司表示不清楚，没有具体计算过，因该《出库单》权利不属于永唐公司，所以天鸿公司不会去计算。
二审中，天鸿公司陈述：其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销售合同关系；其对由郭水泉签字的3张《出库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二审中，永唐公司陈述：不会出现圣戈班公司向天鸿公司主张货款的情况，如果出现，所有责任由永唐公司承担。
就永唐公司为何使用“圣戈班依索维尔（固安）玻璃棉有限公司”出库单问题，永唐公司解释为：这是永唐公司与圣戈班公司之间的习惯做法，圣戈班公司在河北，永唐公司是圣戈班公司在江苏的经销商，合同约定是自提，永唐公司每次都是与运输公司签订协议，让运输公司直接到河北工厂提货，然后将货物直接送往工地，所以用的是圣戈班公司出库单；《出库单》一式三份，圣戈班公司留一份、给工地一份，送货司机带回一份给永唐公司。
就《出库单》上收货人签名问题，永唐公司解释：每次送货时打电话给甘明芝，甘明芝说不在工地，甘明芝就派工地上其他人员来签字。
上述事实，有销售合同、《出库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永唐公司凭其持有的5张《出库单》能否向上诉人天鸿公司主张货款。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被上诉人永唐公司能否凭其持有的5张《出库单》向上诉人天鸿公司主张货款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标的物为圣戈班依索维尔钢结构用离心玻璃棉毡，数量暂定45000平方米，最终数量按实际发货量结算。现被上诉人依据其持有的5张《出库单》，主张其向上诉人供应了44037.36平方米棉毡。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8日向上诉人供应了299卷（144＋155）棉毡，所涉货款132885.24元（64679.04＋68206.2），上诉人于2012年12月7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0日向上诉人供应了540卷（11＋529）棉毡，所涉货款220836.56元（4940.76＋215895.8）。上诉人于2013年1月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5万元。上诉人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销售合同关系，但不认可上述2张《出库单》的真实性。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8日和12月20日被上诉人供货后，分别于2012年12月7日和2013年1月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0万元和15万元，被上诉人主张的5张《出库单》总货款836709.84元中包含了上述2张《出库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也为836709.84元，且上诉人已进行了抵扣。双方合同并未约定货物签收人，上诉人亦未就其2012年12月7日和2013年1月9日分别向被上诉人付款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买卖关系，故对2012年11月28日和12月20日的2张《出库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有“郭水泉”签字的3张《出库单》上诉人虽认为“没有圣戈班公司的确认”，但天鸿公司已经接收货物，并支付部分货款，故该3张《出库单》所涉货物亦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凭证，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提供的5张《出库单》均为圣戈班公司出库单，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有书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的买卖标的物产地也为“圣戈班依索维尔玻璃棉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并非以该《出库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仅以该《出库单》印证其向上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结合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永唐公司持有《出库单》原件、所供数量与合同约定相符、上诉人付款情况、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已抵扣等事实及当事人的陈述，应当认定5张《出库单》是被上诉人依据销售合同向上诉人交付货物的凭证，所涉货款应由上诉人支付。
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标的物任何权利的义务。案涉5张《出库单》，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有第三人主张权利，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圣戈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接收货物并向被上诉人支付65万元货款的行为，表明上诉人明知并认可被上诉人为案涉货物的出卖人。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交付了836709.84元货物，上诉人已经支付货款65万元，尚欠货款186709.84元，故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剩余货款186709.84元及利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天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78元，由上诉人天鸿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阿珍
审判员 周毓敏
审判员 张广永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