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佳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莫国华。
委托代理人：姚毅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广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夏香。
委托代理人：叶一妙。
委托代理人：杨利飞。
上诉人杭州佳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广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塘商初字第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26日，潘国文、佳利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有塘栖杭州佳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工地项目部潘国文向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款期限陆个月，担保单位杭州佳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最迟还款期为：佳利公司厂房房地产证办出后一个月内支付。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潘国文在借款人栏签字捺印，佳利公司在担保单位栏盖章，其法定代表人莫国华亦签字。同日，广济公司将500000元款项以转账形式支付给潘国文。后广济公司持该借条，以潘国文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为由，向佳利公司主张权利，遂形成本案纠纷。原审法院另查明：1、浙江广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23日更名为浙江广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2、佳利公司于2012年5月31日取得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顺启路6号1幢、2幢、3幢、4幢非住宅房屋的房产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广济公司是否有权向佳利公司主张权利。对此，广济公司认为借条中记载的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就是指其前身浙江广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条是潘国文与佳利公司出具的，是他们漏写了“工程”二字；佳利公司坚持认为是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借款给潘国文的，但同时表示未对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进行过核实。原审法院认为：一、佳利公司对广济公司的主体资格有异议，应当举证进行反驳，并提供真正债权人的基本信息。根据庭审陈述，其已就“广济公司”名称在网上进行了查询，但未提供其主张的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虽然借条中记载的是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而不是浙江广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但“广济建设”四个字可以反映浙江广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基本内容，结合广济公司持有该借条，且于同日将与借条所记载金额相同的款项支付给了潘国文，潘国文也确认收到该笔款项的事实，可以认定借条中的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就是指浙江广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即使不存在浙江广济建设有限公司这一单位，根据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可推定为债权人的原理，也应当认定广济公司有权持借条向佳利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广济公司与潘国文及佳利公司之间的保证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在潘国文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广济公司借款的情况下，佳利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现广济公司要求佳利公司归还借款50万元，该诉讼请求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广济公司要求佳利公司按年利率6.4％的标准，支付从2013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该诉讼请求有关利率标准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的标准，但起讫时间合理，故对该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广济公司要求佳利公司支付其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财产保全费，该诉讼请求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佳利公司认为其与广济公司及潘国文之间不存在保证借款合同关系，该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佳利公司认为潘国文应当参加诉讼，因原审法院已就此专门作出裁定，故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佳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广济公司借款50万元；二、佳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广济公司逾期利息15863元以及自2014年1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6％的年利率计算）；三、佳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广济公司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3014元；四、驳回广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68元，减半收取4484元，由广济公司负担16元，佳利公司负担8952元。
宣判后，上诉人佳利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在原审中反复强调，即使该借款存在，也是因双方存在建设工程合同，款项的往来都是由于建设工程所造成的，与双方之间另案审理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但原审法院一方面仅将事实认定为单纯的保证借款合同纠纷，认为该借款与双方之间存在的工程并无关系。另一方面却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明确注明该款项用于佳利公司厂房建设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矛盾。事实上，潘国文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时间正处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建设厂房期间，潘国文与被上诉人存在挂靠关系，上诉人为业主。潘国文需向被上诉人领取工程所需款项，故而其与被上诉人之间资金往来众多，随便哪一笔工程款的领用都可以被形容成借款。本案所签署的借款协议未实际发生，不过是挂靠人和被挂靠单位之间的垫资行为。原审法院回避了借款与工程之间的关系，将此借条简单认定为民间借贷，草率地认定了借款事实的发生，对上诉人显失公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原审原告所有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广济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广济公司答辩称：本案上诉人在担保单位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说明上诉人认可该借款担保合同。因此借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应当予以保护。在潘国文没有归还借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权利选择保证人来归还该笔借款以及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上诉人佳利公司、被上诉人广济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但上诉人佳利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广济公司2010年财务记账凭证。理由是：广济公司提供的款项交付证据［领（付）款凭证、转账支票存根］，领款行为发生在广济公司承接佳利公司厂房建设工程期间，佳利公司经常将费用打入广济公司账户，潘国文再从广济公司领取相应款项进行施工。故此类领款在当时是经常性、持续性的行为，不能单独作为款项交付的凭证。经审查，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款项交付凭证，是款项交付的客观记载，一般情况下并不承载确定款项性质的功能，在当事人已作约定的情况下，款项性质应依据当事人的约定确定。本案所交付的款项性质，当事人之间已通过借款合同（含保证合同）进行明确的约定，凭证上“佳利公司厂房”的内容，作为借款用途符合常理，即使同期在借贷双方之间存在工程款交付情况，亦不足以认定为本案所交付的系工程款而并非借款。综上，佳利公司申请调取广济公司2010年财务记账凭证，这些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有潘国文签字的款项交付凭证［领（付）款凭证、转账支票存根］上“用途”栏目均记载“杭州佳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厂房”的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佳利公司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在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了借条形成的过程，确认了借款人潘国文、出借人广济公司、保证人佳利公司之间的借款合意和担保合意。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所交付的款项是否为借款。上诉人佳利公司认为，本案款项交付，发生在佳利公司厂房建设过程中，实质是挂靠单位向实际施工者垫资而非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款项交付凭证上“用途”栏目记载了“佳利公司厂房”的内容，潘国文和广济公司通过出借时间、出借数额完全吻合的借条确定该款项为借款，佳利公司亦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条上签字盖章确认，因此该款项的性质应为借款，结合该款项性质可以确定记载的“用途”为借款用途。款项交付凭证上的用途记载本身含义并不明晰，不能单独据此确定所交付款项性质为“工程款”或“工程垫资款”。即使如上诉人佳利公司所述，潘国文和广济公司之间系挂靠施工关系，双方之间另外还存在工程款往来，但这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就本次款项交付设立借贷关系的效力。因此，佳利公司主张本案款项系工程款或工程垫资款，证据不足。潘国文和广济公司的借贷合意真实、款项已实际交付，佳利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8元，由上诉人佳利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 晟
代理审判员 章保军
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