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闵民五（民）初字第1999号
原告戴惠华。
原告金昊。
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吴豪，上海市佳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惠珍。
委托代理人白青昕，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晔，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卢湾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荣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爱华，男，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夏鸣，男，系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上海骏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爱华，男，系上海卢湾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夏鸣，男，系上海卢湾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员工。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与被告戴惠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27日立案受理。诉讼中，本院经审查后依职权追加上海卢湾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湾拆迁）、上海骏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兴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由审判员刘锋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及其委托代理人吴豪，被告戴惠珍及其委托代理人白青昕，第三人卢湾拆迁、骏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爱华、夏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诉称，两原告系母子关系，被告系原告戴惠华之姐。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与被告三人户籍均在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两原告的户籍于2004年10月26日由上海市某路某号迁往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前，原告戴惠华与被告曾于2004年10月17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明确原告戴惠华居住使用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被告居住使用上海市某路某号，双方子女随母而住。2011年1月16日，被告就房屋动迁事宜与原告戴惠华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对被告戴惠珍补偿安置原告戴惠华作出了一系列的约定。但在本次诉讼前两原告刚刚了解到，被告于2010年12月15日以被动迁人身份与拆迁人骏兴公司及其代理人卢湾拆迁分别签订了第373号、第396号两份《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第373号《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被告承租的坐落于某路某弄某号房屋，动迁应得货币补偿款计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71，738.86元，搬家补助费、各项奖励费、各项补贴合计558，825.20元，安置的房屋为浦江某号地块某号楼西单元702室（价值554，503.20元），安置房屋与货币补偿总额结算差价。综上所述，两原告认为，两原告是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应作为该房屋的动迁安置对象，而被告仅是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的名义户主，其动迁时实际居住在上海市某路某号，且已得到了上海市某路某号房屋的动迁补偿安置，因此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房屋的动迁补偿安置应归两原告所有。然经原、被告协商未果，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向两原告交付坐落于本市浦江某号地块某号楼西单元702室的动迁安置房（价值554，503.20元），并确认该房屋的产权属两原告共有；2、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动迁安置补偿款676，060.86元。诉讼中，两原告补称被告曾经支付给400，000元，临时安置费1，000元也支付到2013年2月份，但被告少支付了两原告6，000元，故要求支付6，000元；新增煤气补偿费19，046.32元，故第二项动迁安置补偿款调整为301，107.18元。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书面证据，用以证明其上述诉请：
1、上海市黄浦区某路某弄某号的户口簿一份，证明两原告户籍均在上海市黄浦区某路某弄某号。
2、原告戴惠华与被告于2004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戴惠华居住使用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被告居住使用上海市某路某号，双方子女随母居住。原告认为该份协议是其不得已所签。系争房屋的原承租人为戴某，1995年4月戴某去世，原告戴惠华与被告戴惠珍在结婚前均居住于系争房屋内，1976年被告结婚之后将户口迁入其单位分配的房屋内，后进行调配房屋，单位分房分配到了福建路房屋。原告戴惠华1984年结婚，同年10月原告金昊出生，户口登记在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1985年戴惠华将户口迁入其公婆家的私房内即某路某号，当时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内的户口只余下戴某及金昊二人，在戴某去世之后，仅余下金昊一人。1995年下半年，被告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但当时需要征得金昊的监护人即原告戴惠华的同意，一开始戴惠华称由于戴某一直不同意戴惠珍迁回户口，但在戴某去世之后，戴惠华出于姐妹之情同意戴惠珍将户口迁回某路某弄某号。故戴惠珍在1995年5月从福建路迁出户口至某路某弄某号。户口迁回之后，被告丈夫单位分配房屋，要将福建路的房屋收回，再分配辽源四村的房屋，但当时被告的户口已经迁出，所以本来应当分给三人的房屋面积，只能分得二人的房屋面积，少了6个平方米。
被告对证据1、2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内容，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对于今后的动迁，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原告所得应为660，000余元，并不是其所主张的金额。第三条的具体约定为房屋总面积为15.8平方米，两套动迁安置补偿款相加，总房款／15.8平方米，再＊6平方米，总房款减去这个＊6平方米，余下的价格／2。关于6平方米的问题，当时原告为了增配房屋所以从某路某弄某号迁出，由被告迁入户口，具体迁入时间是1995年5月23日。但其当时福建路的房屋也要动迁，其户口迁走导致被告在福建路动迁之时，少了6个平方米，所以造成被告损失。原告增配房屋出售之后，又动迁了，然后又再迁回某路某弄某号，仅仅是为了解决报户口问题，房屋的承租人仍然是被告。
3、原告戴惠华与被告于2011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就房屋动迁事宜同意向原告戴惠华进行补偿安置。当时两原告居住在某路某弄某号房屋内，但被告已经与动迁组签订了协议，动迁组来拆除房屋之时，两原告才知道此事，不同意动迁，在亲属等人的协调之下，双方签订了该份协议，协议的见证人是原告戴惠华的堂哥，即被告的堂弟。
被告对该份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协议真实，被告是将动迁情况告知过原告，原告对此也是充分了解的。第一次协议被告只需支付660，000余元，而该份协议是被告的一种让步，支付金额上调至720，000元，该份协议是由原告金昊所起草，故不存在不知情的情况。安置房是320，000元，登记在被告及丈夫名下，而该安置房由于被告的丈夫不同意给原告，所以被告愿意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
4、第373号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及附件，证明某路某弄某号房屋动迁应得货币补偿款计671，738.86元，搬家补助费、各项奖励费、各项补贴合计558，825.20元，安置的房屋为浦江某号地块某号楼西单元702室（价值554，503.20元），安置房屋与货币补偿总额结算差价。
被告对该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内容，房屋的承租人为被告，两原告仅仅是空挂户口，且两原告已经在他处享受了动迁安置利益，更何况原被告双方已经就动迁利益达成一致，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履行，分配动迁利益。虽然两原告的户口在某路某弄某号内，但并不符合动迁条件。
5、第396号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及附件，证明被告已得到了某路某号房屋的动迁补偿安置。
被告对该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内容，被告是承租人，在他处享受动迁并不受限制。
6、户籍资料一组，证明原告金昊与被告戴惠珍迁入某路某弄某号的时间点，被告的丈夫及女儿迁入某路某号的时间点。
被告对该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的女儿于1987年报户口之时就报在某路某弄某号，2007年7月3日迁入某路某号。
7、2000年6月20日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一份，即某路某号动迁的协议，是原告戴惠华的欠付的私房动迁，动迁分配了58平方米的房屋，在补贴了货币之后，动迁组分配新房屋给戴惠华前夫家，当时的动迁获利人并不包括两原告，在戴惠华与前夫离婚后，也没有分得任何动迁利益，故两原告目前无住所。
被告对该份证据经质证后认为，该份证据印证了被告的观点，动迁协议上写明了安置对象是四人，包括了两原告，至于原告戴惠华离婚与否并不影响其参与动迁。
被告戴惠珍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关于动迁房的拆迁利益是有约定的，不管是2004年的协议书，还是2011年的协议书，实际上对动迁款的支付都是有明确约定的，不是单纯的认为270弄3号的归原告，270弄8号的归被告，所以被告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协议内容之间存在冲突的，也应当按照2011年的协议书来履行。
被告戴惠珍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书面证据，用以证明其上述辩称：
1、转账凭证一组，证明被告已经按照2011年的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401，062元，此外还支付了过渡费1，988元、5，999元等，合计为421，062元。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对该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收到了上述款项。
2、某路某号公房的住房调配单一份，证明两原告已经享受过动迁利益。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对该份证据经质证后认为，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关文件上显示两原告的名字，但是房屋是私房，只不过是两原告的户口在内，所以写在了调配单上，但请注意是私房拆迁。
3、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二份，证明由于该房屋的产权人为被告及其丈夫，不同意让与原告。且该房屋的供应单上仅为被告一人名字，仅是安置被告一人，对此房屋原告无权主张。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对该份证据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代理人持调查令至动迁组核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份供应单，且上面没有时间显示，故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形成时间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4、某路某弄某号房屋的租赁凭证一份，证明该房屋的承租人是被告。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对该份证据经质证后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5、淮海中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由于动迁之时动迁组没有将两原告作为安置对象，遂两原告与动迁组产生了纠纷。
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对该份证据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内容，当时金昊是听闻他人所讲才去派出所作出这样的陈述，并不代表真实的事实，且动迁组无裁量权来决定谁是被安置对象。
第三人卢湾拆迁、骏兴公司述称，本案系争房屋的动迁政策是以数砖头加上套型面积补贴再加上价格补贴。数砖头是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评估的评估均价为22，978元／平方米，因为该系公房，故按照打八折处理；套型面积补贴是指在原告的建筑面积基础上，再补贴15平方米，每平方米22，978元，补贴了344，670元；价格补贴是89，200.60元，根据核定面积＊评估单价＊30%得出。因为动迁的基本原则是以核定建筑面积为主，并不按照人头来计算。另外在动迁之时，据第三人调查了解，原告戴惠华及金昊在2000年6月20日已经在清流北街享受过动迁利益，所以未将原告戴惠华及金昊考虑入内，且按照动迁政策，原告戴惠华及金昊也不应考虑入内。
第三人卢湾拆迁、骏兴公司对于其上述述称并无证据向本院提供。
第三人卢湾拆迁、骏兴公司对原告戴惠华、金昊以及被告戴惠珍所提供的证据，涉及到有第三人盖章的证据均无异议，其余证据由于第三人并非当事人，故对其余的证据并不清楚。
本院对原告戴惠华、金昊及被告戴惠珍所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15日由骏兴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卢湾拆迁作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被告戴惠珍作为房屋承租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第373号《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价值标准房屋调换），协议约定：1、乙方承租的房屋座落于某路某弄某号，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核定建筑面积12.94平方米；2、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甲方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3、经卢湾区人民政府确定，价格补贴系数为30%，套型面积补贴为建筑面积15平方米，异地配套商品房单价为6，8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4、被拆除房屋经上海富申房地产估价公司评估机构评估，其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22，653元／平方米。经评估公司估价计算，并经区房管部门公布，房屋拆迁许可证范围内被拆除房屋评估均价为22，978元／平方米（建筑面积）；5、根据试点基地安置方案，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671，748.86元；其中评估价格为237，868.26元，计算公式为22，978元＊12.94平方米＊80%=237，868.26元；其中套型面积补贴为344，670元，计算公式为22，978元＊15平方米=344，670元；其中价格补贴为89，200.60元，计算公式为22，978元＊12.94平方米＊30%=89，200.60元；6、甲方安置乙方的房屋计一套，房屋总建筑面积74.53平方米，总价554，503.20元，房屋地址及面积为：浦江某号地块某号楼西单元702室，建筑面积74.53平方米，单价7，440元，总价554，503.20元；7、甲方按规定给付乙方搬家补助费500元；根据试点基地安置方案，甲方支付乙方：签约搬迁奖励费100，000元，面积奖励费64，700元，无认定建筑面积以外的使用面积补贴100，000元；就近安置购房补贴150，000元；购房补贴138，625.20元。8、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生效后，被拆除房屋为私有房屋的，货币补偿款、安置房屋归乙方所有，乙方负责安置被拆除房屋所有人；被拆除房屋为公有租赁房屋的，货币补偿款、安置房屋归房屋承租人及其同住人共有。9、根据试点基地安置方案，乙方在2010年12月15日签约，甲方赠送乙方家电提货券5，000元。另查明，位于某路某弄某号的租赁户为被告戴惠珍，租赁部位为底层后客堂，8.4平方米。另该户的户主为被告戴惠珍，除了户主之外，该户口内还有原告戴惠华、金昊，而戴惠华、金昊的户口系2004年10月26日从某路某号迁入。嗣后，被告戴惠珍于2011年1月10日办理了退房单，被告戴惠珍于2011月1月17日从上述房屋中搬迁完毕，并将上述空房移交动迁组。2011年1月28日被告戴惠珍针对上述协议从拆迁单位处实际领取了671，060.86元，1月29日领取了临时过渡费3，000元，1月28日领取了临时过渡费9，000元、家电提货券5，000元，合计14，000元；3月14日领取了设备移装补贴、其他费用合计19，046.32元；6月24日领取了临时过渡费9，000元；12月10日领取临时过渡费9，000元；2012年6月20日领取临时过渡费9，000元。2013年6月24日由被告戴惠珍与案外人上海中诚宏业房产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被告戴惠珍取得座落于闵行区某路某号某室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77.29平方米，该房屋即上述协议中所涉及到的动迁安置房。
另查明，2010年12月15日由骏兴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卢湾拆迁作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被告戴惠珍作为房屋承租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第396号《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价值标准房屋调换），协议约定：1、乙方承租的房屋座落于某路某号，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核定建筑面积11.4平方米；2、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甲方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3、经卢湾区人民政府确定，价格补贴系数为30%，套型面积补贴为建筑面积15平方米，异地配套商品房单价为6，8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4、被拆除房屋经上海富申房地产估价公司评估机构评估，其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23，403元／平方米。经评估公司估价计算，并经区房管部门公布，房屋拆迁许可证范围内被拆除房屋评估均价为22，978元／平方米（建筑面积）；5、根据试点基地安置方案，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636，690.12元；其中评估价格为213，435.36元，计算公式为23，403元＊11.4平方米＊80%=213，435.36元；其中套型面积补贴为344，670元，计算公式为22，978元＊15平方米=344，670元；其中价格补贴为78，584.76元，计算公式为22，978元＊11.4平方米＊30%=78，584.76元；6、甲方安置乙方的房屋计二套，房屋总建筑面积117.49平方米，总价1，158，168.40元，房屋地址及面积为：爱特路185弄15号802室，建筑面积64.86平方米，单价11，300元，总价732，918元；松江新凯城B块2幢西单元某室，建筑面积52.63平方米，单价8，080元，总价425，250.40元；7、甲方按规定给付乙方搬家补助费500元；根据试点基地安置方案，甲方支付乙方：签约搬迁奖励费100，000元，面积奖励费57，000元，无认定建筑面积以外的使用面积补贴100，000元；就近安置购房补贴150，000元；购房补贴216，249.40元。8、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生效后，被拆除房屋为私有房屋的，货币补偿款、安置房屋归乙方所有，乙方负责安置被拆除房屋所有人；被拆除房屋为公有租赁房屋的，货币补偿款、安置房屋归房屋承租人及其同住人共有。9、根据试点基地安置方案，乙方在2010年12月15日签约，甲方赠送乙方家电提货券5，000元。另查明，位于某路某号的租赁户为被告戴惠珍，租赁部位为二层后楼，7.4平方米。另该户的户主为顾甲，除了户主之外，该户口内还有顾乙，而顾甲的户口系2006年5月16日从辽源四村43号303室迁入，顾乙的户口系2006年7月3日从某路某弄某号迁入。嗣后，被告戴惠珍于2011年1月10日办理了退房单，被告戴惠珍于2011月1月17日从上述房屋中搬迁完毕，并将上述空房移交动迁组。2011年1月30日被告戴惠珍针对上述协议从拆迁单位处实际领取了102，271.12元，1月30日领取了临时过渡费11，000元，6月24日领取了临时过渡费6，000元、5月13日领取了设备移装补贴、其他费用合计39，255.78元；10月26日领取了临时过渡费2，000元；12月10日领取临时过渡费6，000元。嗣后，被告戴惠珍及顾甲已经获得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房。
另查明，2004年10月17日由被告戴惠珍作为甲方，原告戴惠华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约定：戴惠珍同意胞妹戴惠华离婚将其户口迁入卢湾区某路某弄某号户籍中，其子金昊可随母一同迁入。1、使用情况：戴惠珍使用某路某号后楼；戴惠华使用某路某弄某号后客堂，双方子女随母而住；2、考虑到灶间使用方便，8号内公用灶间归戴惠珍使用；3、今后遇到动迁时，两间房屋所取得的补偿费，先扣除6平方米房屋的价值，即按总补偿费除以15.8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的单价，然后按单价计算出6平方米的价值，以弥补戴惠珍当时分房时的损失，余下补偿费双方对半分开。
庭审中，原告称系争房屋的原承租人为戴某，1995年4月戴某去世后，承租人更名为被告戴惠珍。而原告戴惠华与被告戴惠珍在结婚之前均居住于系争房屋内，1976年被告戴惠珍结婚之后将户口迁入其单位分配的房屋内，后进行调配房屋，单位分房分配到了福建中路某号的房屋。原告戴惠华1984年结婚，同年10月原告金昊出生，户口登记在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1985年戴惠华将户口迁入其公婆家的私房内即某路某号，当时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内的户口只余下戴某及金昊二人，在戴某去世之后，仅余下金昊一人。1995年下半年，被告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某路某弄某号，但当时需要征得金昊的监护人即原告戴惠华的同意，一开始戴惠华称由于戴某一直不同意戴惠珍迁回户口，但在戴某去世之后，戴惠华出于姐妹之情同意戴惠珍将户口迁回某路某弄某号。故戴惠珍在1995年5月23日从福建中路某号迁出户口至某路某弄某号。户口迁回之后，被告丈夫单位分配房屋，要将福建中路某号的房屋收回，再分配辽源四村的房屋，但当时被告的户口已经迁出，所以本来应当分给三人的房屋面积，只能分得二人的房屋面积，少了6个平方米。这就是上述协议书中约定6平方米的原因。
再查明，2011年1月16日由戴惠珍作为甲方，戴惠华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今关于济南路某弄底楼后客堂和某号后楼动迁安置达成协议，1、甲方同意支付乙方720，000元整动迁补偿款；2、甲方同意将松江新凯城B块三期二幢西单元某号作为乙方的安置房。该房屋市场价值425，250.40元，优惠价317，754元；3、乙方对上述房屋有异议，待乙方选择确认地后，由甲方与动迁组进行协商，尽量满足乙方要求；4、安置房的过渡期费用由甲方收到款后三天之内打入乙方账号，乙方已提供账号给甲方；5、动迁补偿款720，000元扣除一房一厅的购房款后，甲方在收到款后三天之内打入乙方账号，乙方已提供账号给甲方；6、关于一房一厅的产权证办理待交房时，由甲方会同顾甲，乙方及金昊办理相关手续，产权证的名字由乙方订；7、双方达成本协议并签字后，乙方于2011年1月16日20：00之前将动迁房屋搬空。该份协议系由原告金昊起草，由被告戴惠珍及原告戴惠华签字。嗣后，被告戴惠珍已经支付给原告戴惠华款项合计421，062元。
第三人卢湾拆迁、骏兴公司庭审称，本案系争房屋的动迁政策是以数砖头加上套型面积补贴再加上价格补贴。数砖头是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评估的评估均价为22，978元／平方米，因为该房系公房，故按照打八折处理；套型面积补贴是指在原告的建筑面积基础上，再补贴15平方米，每平方米22，978元，补贴了344，670元；价格补贴是89，200.60元，根据核定面积＊评估单价＊30%得出。因为动迁的基本原则是以核定建筑面积为主，并不按照人头来计算。另外在动迁之时，据第三人调查了解，原告戴惠华及金昊在2000年6月20日已经在清流北街享受过动迁利益，所以没有将原告戴惠华及金昊考虑入内，且按照动迁政策，原告戴惠华及金昊也不应考虑入内。
另再查明，2000年6月20日由上海淞南房地产有限公司作为拆迁人，被拆迁人金甲（户主），金乙（产权人）作为被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乙方原居住某路某号，房屋类型旧里，房屋建筑面积共计30.13平方米，根据规定，应安置乙方的人数为四人，即金甲、金乙、金昊、戴惠华。按规定甲方安置乙方在四级地段应安置的房屋建筑面积为58平方米，甲方提供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一套，合计建筑面积92.19平方米；甲方按本市房屋估价标准支付给乙方私房业主房屋补偿价款2，737.03元。上述协议书所配的房屋调配单中载明，该房屋的性质为公房，调配原因为属淞南74-1地块动拆迁配房。之后，原告戴惠华与其丈夫金甲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原告戴惠华与金昊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系争某路某弄某号房屋的同住人。所谓同住人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他处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情况是指在他处房屋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法定最低标准的情况。这里所指的他处房屋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包括原承租的公有房屋、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公房被拆迁后取得的安置房，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从某路某弄某号的户籍迁入情况来看，在涉案公房拆迁之前，原告戴惠华及原告金昊的户口系2004年10月26日从某路某号迁入，当时由于被告戴惠珍系户主，在同意原告戴惠华及金昊迁入户口之时，被告戴惠珍与原告戴惠华达成了一份协议书。但本院注意到原告戴惠华、金昊在户口迁入某路某弄某号之前在某路某号的公房中作为安置对象已经在2000年6月享受了公房的动拆迁的安置，安置房位于某弄某号某室，虽然嗣后原告戴惠华与其丈夫金甲离婚，但这并不影响认定其已经享受了基于公房拆迁安置的客观事实。另原告认为清流北街的拆迁属于私房拆迁，虽然协议书中约定原居住房屋属私性质，但是在房屋调配单中明确载明了房屋性质为公房，故本院应当认定清流北街的房屋拆迁属于公房拆迁。而原告金昊于2004年10月26日迁入户口，是因为其随母居住的客观情况，本院认为应当属于承租人提供的帮助性质，并不当然等于同意该未成年人取得房屋的权利份额。故本院认为原告金昊及原告戴惠华并不被视为拆迁房屋中的同住人，自然其无权对系争房屋的动拆迁补偿款主张分割。第三人卢湾拆迁及骏兴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系争房屋的动迁政策也证实了本案所认定的上述事实。
其次，暂且不论原告戴惠华及金昊是否有权对系争房屋的动拆迁补偿款主张分割的权利，原告戴惠华与被告戴惠珍所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认定是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在原告戴惠华及戴惠珍所签订的2011年1月16日达成的协议书中，双方已经对被告戴惠珍应当支付给原告戴惠华的补偿款总额加以确定，该份协议书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合同约束力，被告戴惠珍出于亲情的考虑作出这样的一份协议书，于法不悖。在当时当势也是妥善处理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并且较好地解决了系争房屋的动迁问题。虽然该份协议书中约定由被告戴惠珍提供松江新凯城B块三期二幢西单元某室的房屋作为原告戴惠珍的安置房，但是由于该套房屋归被告戴惠珍及其丈夫顾甲共同共有，而目前顾甲并不同意将该房屋处分给原告戴惠华，由于共同共有人并不同意处分该安置房，故协议书的该条内容并不具有履行性，故被告戴惠珍庭审中同意在应付给原告戴惠华的补偿款中不再扣除该套房屋的购房款，进而明确直接支付给原告戴惠华补偿款以720，000元计，而该份协议书虽然原告金昊并未签字，但是该份协议书系由其起草，也说明其本身认可该份协议的内容。嗣后，被告也是按照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支付了部分补偿款421，062元，现仅有部分补偿款未能支付给原告戴惠华。故被告戴惠珍理应支付剩余部分的补偿款298，938元给原告戴惠华。而由于原告金昊并非协议的当事人，其无权主张要求被告戴惠珍支付相应的补偿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戴惠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戴惠华补偿款以298，938元计；
二、驳回原告戴惠华、原告金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00元，由原告戴惠华、金昊负担3，500元，由被告戴惠珍负担3，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直接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锋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谭静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