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海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庆伦。
委托代理人：郑剑锋。
委托代理人：沈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常维。
委托代理人：陈强。
上诉人柴庆伦为与被上诉人孙常维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舟商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柴庆伦的委托代理人郑剑锋、沈施，被上诉人孙常维的委托代理人陈强到庭参加诉讼。柴庆伦、孙常维分别于同年3月14日向本院申请二个月时间进行庭外和解，但未能协商一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11月，孙常维为提高生产能力打造钢质渔船，沿用其原有的木船船名“浙岱渔11281”，并采取合伙形式筹集造船资金。2001年底，该船总船价1436400元，股东12人，分为10股，柴庆伦享有1股，孙常维享有1.2股。2002年，“浙岱渔11281”船经批准获得马力指标。该船在历年生产过程中，采取农历年终结算帐目，若来年不愿继续合伙，则领取退股款退出合伙的形式，故每年股东都有变化。2008年3月22日，该船计算表中议定船价77万元，共10.5股，柴庆伦享有1股，股价73333元，柴庆伦在“退股”一栏中签字同意退股。2009年3月17日，孙常维作为船舶所有人与柴庆伦等7人签订了合作生产协议书，双方约定采取孙常维提供渔业生产工具，柴庆伦等每年支付船舶租费的方式进行合作生产，柴庆伦1股，应预付押金118951元，每年支付船舶租赁费6000元。在合作生产协议书中约定，船舶及网具、工具产权属孙常维，船体一年内大修一次、小修一次，修理费按实结算，座底柴油按照年初合作时的原桶数基数标准计算并找补。之后，2010年、2011年双方均签订了类似的合作生产协议书，在年终都由村里就当年收益进行结算，并保证下年初船上有190桶柴油和5万元修理费，如有不足，由双方在年终结算时补齐。2012年12月7日孙常维将“浙岱渔11281”船出让给他人，作价298万元，随船一同出售的有柴油6桶。2013年1月11日，经结算柴庆伦的船股押金还可分得88241元，结算中已扣除修理费5万元及100桶柴油款126200元。
柴庆伦于2013年9月25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孙常维支付合伙财产分割款321940元（其中船舶转让款分割298000元，其他合伙财产分割款23940元）；2、案件受理费由孙常维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2001年柴庆伦出资入伙时，其与孙常维之间应是船舶合伙关系，但在2008年3月22日的计算表中，柴庆伦已按当年船价折股确认退伙款并已签字同意退伙，表明双方之间船舶合伙关系终止。柴庆伦称其只是签字并未领取退伙款，并不能否定其同意退伙的事实，但按照双方当事人陈述，该款应是用作2009年双方采取合作生产方式之后柴庆伦所应支付的押金。2009年起柴庆伦每年均与孙常维签订合作生产协议书，约定双方采取孙常维提供生产工具，柴庆伦交付船舶租费的方式合作从事渔业生产，双方共享收入、共担支出，合同明确约定船舶产权属孙常维所有，财产的升值、亏损均由孙常维享受和承担。该合作生产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综上，柴庆伦关于其与孙常维系船舶合伙关系的主张并不成立。柴庆伦要求按照船舶价值及其股份比例分割船舶价值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孙常维的相关抗辩，理由充分，予以采纳。柴庆伦预付的押金在2013年初经结算尚余88241元可以领取。柴庆伦在诉请中还主张分割5万元修理费和190桶柴油款，因“浙岱渔11281”船在2012年并未实际修理过，双方合作生产协议书中也写明修理费按实结算，且2012年底孙常维已将船舶出卖，故在结算时孙常维扣除5万元修理费并无相应的依据，柴庆伦在合作生产中享有1股，共分10股，故应退回修理费5000元；至于柴庆伦所主张按股份分割190桶柴油款，因在所有参与生产合作的人员与孙常维开始合作时，“浙岱渔11281”船上就需有190桶柴油以保证生产，此后每年年终结算时预提柴油款只是补足190桶，参与合作生产人员本就有负担生产成本的义务，故柴庆伦此项主张不能成立。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3年11月21日判决：一、孙常维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柴庆伦生产押金及预提的船舶修理费93241元；二、驳回柴庆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29元，减半收取3064.5元，由柴庆伦负担2177元，由孙常维负担887.5元。
柴庆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孙常维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2008年3月22日计算表船股、退股”是伪造的。这份计算表的内容显示：1.是一份入股约定，明确约定船价及盈亏的负担、船折旧费、增添生产工具；2.轮机长戎开存、船员戎雄章两新合伙人是当日刚来入伙的新合伙船员，不存在退伙的理由；3.除了柴庆伦和孙常维外，其他新合伙人对合伙船舶不享有所有权，如果他们没有离船，不存在退伙理由，也不符合习惯。4.如果包括柴庆伦、孙常维等全体十名合伙船员都签字退股，这船股退给谁了或者拼给谁了？5.如果柴庆伦要退出原始股，双方必须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签署协议。6.2008年时涉案船的价值在200万元左右，柴庆伦不可能在当时认可77万元的船价而退出原始股。综上，该份2008年3月22日计算表上“船股、退股”的手写字，是孙常维事后添加上去的，是伪造的。二、该份2008年3月22日计算表的真实性与客观事实不符，签字时根本没有“船股、退股”一栏的字，也不存在退股的事实。三、在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合伙财产清算并退出合伙前，柴庆伦始终是原始股东，对船有10%的股份。“村蟹笼船船主与渔民合作生产协议书”是村统一格式印刷的、当事人不能协商更改的不平等条款。柴庆伦在这份协议上是以原始股东身份签字，不存在退股的事实。四、孙常维有侵占柴庆伦合伙共有财产企图的事实。1.孙常维在2005年3月1日已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指使他人制造虚假的“浙岱渔11281号”船船股拼股协议，并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在他名下的手续，侵占柴庆伦合法的合伙共有财产。2.2012年12月7日孙常维将涉案船卖给他人的价款为298万元，而在渔船交易中心存档的合同将转让价款改为210万元，以防柴庆伦分割。五、原判认定柴庆伦于2008年3月22日已签字同意退伙，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柴庆伦对涉案船具有原始股份，请求判令孙常维向柴庆伦支付合伙财产分割款321940元。
针对柴庆伦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孙常维答辩称：一、柴庆伦所称“2008年3月22日计算表退股”系伪造一说毫无依据，该证据系其从东海村档案中复印，经村委核实后加盖公章确认。二、上述计算表由柴庆伦本人签字确认，意思表达真实。三、柴庆伦并不是涉案船舶的原始股东，仅仅是合作生产的人员。四、柴庆伦称其作为船舶所有人与孙常维自2009年起签订合作生产经营协议与事实不符，该协议中明确船舶所有权属于孙常维，柴庆伦连续几年都是作为乙方在该协议上签字，并需承担船舶的租赁费。五、2005年3月1日的船股拼股协议系原木船股东全部退出所签订，由村委工作人员代为办理，与柴庆伦无关。其出售船舶的协议约定价格与登记备案价格不一致，是应买方要求，亦与柴庆伦无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柴庆伦的上诉。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柴庆伦是否享有船舶股份？柴庆伦对该船享有所有权，还是生产合作关系？二、孙常维提供的证据“2008年3月22日计算表船股、退股”是否系伪造？该证据是否是柴庆伦退股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焦点一，根据庭审中双方确认的事实，柴庆伦在2000年涉案的“浙岱渔11281”船从木质船改建为钢质船时投入约10万元资金，参与合伙。2001年底的船股计算表中确认柴庆伦占有十分之一的股份。虽然船舶股份证和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上没有记载柴庆伦的名字，但不影响对该事实的认定。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应视为柴庆伦对船舶享有10%的所有权。然而在2009年，柴庆伦在孙常维提供的“村蟹笼船船主与渔民合作生产协议书”上作为乙方签字，确认船的产权属甲方（孙常维），乙方向甲方支付船舶租费和预付押金。虽然该协议在分配上依然有“股”的概念，柴庆伦依然占1股，看上去与以往一直延续的生产方式并无二致，但这份协议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确认，孙常维作为甲方对涉案船舶享有所有权，而其他人作为乙方均无船舶股份。此后的2010年、2011年，柴庆伦均在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书”上作为乙方签字。双方之间的船舶合伙关系自2009年起已发生变更，柴庆伦系以合作生产关系参与合伙分配。柴庆伦认为，自己是作为原始股股东在该协议上签字，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柴庆伦在该三份协议上的签名没有任何特殊的标注。柴庆伦还提出，孙常维本人也是合作生产协议的乙方，亦与事实不符。孙常维虽然也按比例参与渔船的收益分配，但协议上孙常维作为甲方地位的事实清楚。
关于焦点二，柴庆伦承认自己在2008年3月22日的计算表上签过字，但认为当时表上没有“船股、退股”的标注，这四个字是签字后加上去的，其也没有领取退股金。因该计算表虽系复印件，但岱山县高亭镇东海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资料保存者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确认，柴庆伦也没有提供反证以否定该证据的效力，故柴庆伦主张证据伪造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由孙常维提供的多年的船股计算表中，仅有2008年3月22日的计算表中有全部合伙人的签名，与孙常维解释当年村里要求对船上合伙人均按退股处理，再签合作生产协议的经过基本一致。虽然该计算表上标注了“退股”，但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当时孙常维与各合伙人并未进行退出合伙的清算，故仅凭2008年3月22日的计算表不能认定是否退股。但这份计算表并非证明柴庆伦接受权利义务变更的唯一证据，结合柴庆伦在2009、2010、2011年签署的合作生产协议书，均可以证明柴庆伦接受了参加合作生产的条件，并一直延续至涉案船舶转让前。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自2009年起柴庆伦通过书面协议确认与孙常维进行合作生产，至2013年初结余88241元生产押金及5000元修理费押金尚未领取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柴庆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29元，由柴庆伦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陈 蔚
代理审判员 霍 彤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