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3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朝元，男，195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跃，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东和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石浦镇打鼓峙造船基地。
法定代表人：村上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宁波市民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施朝元因与被上诉人宁波东和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225民初5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施朝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请，一、二审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船舶648-2集装箱轮系被上诉人建造，实际投资人为上诉人、李红蓥、王兴岳按份共有，该船舶出卖给凯航公司。上诉人与另二位投资人与被上诉人在2011年9月2日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以被上诉人与凯航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并以被上诉人银行账户作为货款的唯一接收账户。在《船舶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收取凯航公司船款842万元，同时书面指令凯航公司将其余船款汇入王兴岳个人账户。被上诉人指令凯航公司付款性质，从“开户资料”指令内容很清楚印证是委托王兴岳收款，但原审法院却认定为兼有消灭上诉人等三人所负债务，从而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没有过错，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属错误判决；2.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已查明涉案船舶系上诉人、李红蓥、王兴岳合伙共有，故李红蓥、王兴岳即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依照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依法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而原审法院未予追加，属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东和公司辩称：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约定，我方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施朝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因其违约行为造成原告的投资款损失1158061.31元；2.被告支付原告投资款利息损失138967.36元（自2014年10月11日起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算至2016年8月11日止），以后另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0年2月3日，原告和李红蓥作为转让方、日鲜株式会社和华烜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在转让前的股权比例为原告和李红蓥各占50%，原告各向日鲜株式会社及华烜公司出售15.5%及12%，李红蓥向日鲜株式会社出售27.5%，成交后各方在被告处的股权比例为日鲜株式会社43%、原告22.5%、李红蓥22.5%、华烜公司12%；不管转让方之前投资多少，各方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基于公司基本情况的披露，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方的声明和保证，除去生产经营收入和经营性财产，公司的总资产出让价为1.45亿，各方进一步同意以总出让价减去公司债务和担保披露清单披露的6000万元债务计算，最终被告的股权净价为8500万元；转让方的转让股权的权利义务由受让方继承，各方同意被告如果承担了多于披露的6000万元的债务和责任，转让方应赔偿受让方因此所受的全部损失，为此，转让方以其在被告的股权及其收益对受让方可能承担的上述损失予以担保；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
2011年9月2日，原告、李红蓥、王兴岳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作为实际投资人曾于2011年9月2日以甲方名义与海运总公司、华青公司签署了《648-2集装箱船建造合同》，为海运总公司、华青公司建造648-2轮，并在实际中以自有及向其他投资人筹集的资金自行建造船舶，截至目前已基本建造完毕；乙方以甲方名义于2011年4月26日与海运总公司、华青公司达成的《退还建造款和解除建造合同补协议》，根据该和解协议，《建造合同》解除，乙方应向委托人返还部分预付建造款；乙方自行与买家凯航公司达成船舶的买卖意向，准备与其签署《船舶买卖合同》；双方确认尽管《建造合同》、《和解协议》及《船舶买卖合同》是由甲方作为合同主体与相关方签署，但甲方在该合同和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应由乙方实际享有和承担，即与船舶有关的资产及债权债务均归乙方所有，以甲方名义收取的任何与船舶有关的投资款和建造款等所有款项都已投入船舶建造，并形成船舶资产，如果因此与相关方产生任何法律争议，应由乙方自行承担运费予以解决并承担最后法律后果；甲方充分理解乙方为履行《和解协议》而与意向买家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的需要，因此同意配合乙方的要求在《船舶买卖合同》上盖章，但甲方有权审阅合约内容以确保甲方不会因此而承担重大法律风险，合约签署完毕后，乙方应切实履行合约义务，以保证甲方不会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乙方充分理解甲方作为所有合约主体所承担的潜在法律风险，因此同意在《船舶买卖合同》中明确以甲方银行账户作为货款的唯一接收账户，并同意甲方在该货款中足额留存乙方履行和解协议而应承担的还款金额，以确保《和解协议》的顺利履行；甲方银行账户所收取到的船舶货款，在乙方实际履行完毕《船舶买卖合同》、《和解协议》以及与甲方结算完毕相关设施设备使用费后，余额部分应及时支付给乙方，不得无故扣留，因船舶建造和买卖而应向税务或其他政府部门承担的任何税费，均应由乙方承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同日，被告作为甲方与凯航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船舶及属具的买卖价共计3620万元，扣减乙方自行订购部分680万元，船价应付2940万元；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另附打印的《开户资料》一份，载明被告的开户行、账号信息。后被告在该份《开户资料》后手写“根据甲乙双方于2011.9.2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请乙方（买方）按该账号支付”并备注王兴岳的账号信息、联系方式给凯航公司要求其直接将款项汇至王兴岳处。2011年9月6日，原告出具给被告《委托书》一份，载明：“兹有东和船厂原股东享受和承担的648-2船未完工项目，现决定近日开工建造，为尽快完成项目、落实管理职责，经考虑，决定委托王兴岳为该船工程的总负责。请厂方及有关部门认可及支持。”
2012年5月3日，原告作为转让方，李红蓥、日鲜株式会社、华烜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方22.5%的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为1672.50万元；公司应偿付转让方借款587.50万元；2010版《协议》所述“除去生产经营收入和经营性资产”现明确约定为与648-1,648-2,21400T，11000T船有关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民间借款，生产成本，融资成本，财务费用，销售收入，各类税收，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及相关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均由转让方和李红蓥承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
2016年7月25日，海信事务所为了协助原告评价648-2船建造成本的正确性根据执行其与原告的商定程序针对648-2船的建造成本出具了《海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一份，合计648-2船建造成本为44959391.31元，并表明“上述已执行的商定程序并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我们不对上述648-2船建造成本发表审计或审阅意见。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执行审计或审阅，我们可能得出其他应报告的结果。本报告仅供施朝元先生用于第一段所述目的，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本被告仅与上述特定财务数据有关。您所提供的上述资料均为复印件，因无宁波东和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相关会计资料，我们无法确认648-2船建造成本的完整性。同时，我们亦无法就648-2船应承担的管理费用进行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原告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在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或过错。
对于争议焦点1，原告认为被告并未与其进行结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算。被告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付款指令传真件，时间为2012年11月份，原告当时即已知道其权利已受侵害，故本案原告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该院认为，虽然付款指令传真件上显示时间为2012年11月21日14：59，但现在并未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可以佐证原告在当时即已收到了该份传真件，结合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制作该份付款指令时亦并未告知过原告及李红蓥，故难以认定原告在彼时即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现根据原告自认其系于2014年10月向凯航公司主张权利时始才得知余款已按付款指令要求汇至王兴岳个人账户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其于2016年8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对于被告之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2，原告认为《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被告的银行账户作为货款的唯一接收账户，现被告指令将涉案船舶相关款项汇入王兴岳的个人账户应系违约，另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应定性为款项的代理关系，王兴岳接受款项系基于被告委托收款的事实产生，故王兴岳收款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认为《协议书》的约定系为了保障被告利益不受损害的需要，《协议书》中同时约定被告收款后在支付了原告等三人应付的相关款项后余款仍应归原告等三人所有，被告指示将涉案船舶款项汇入王兴岳的个人账户系基于被告自身的利益已受到充分保证而为减少汇款环节作出的权利处分，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存在过错，《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被告将余款汇至三人中的何人，被告可以向任意一人汇款，鉴于原告全权委托王兴岳为船舶工程的总负责，故由其收取款项更具合理性，另被告认为对于王兴岳收取款项的定性系其指令凯航公司向王兴岳汇款并非系基于王兴岳作为其受托收款的身份而系其直接履行向原告等三人的给付义务，故王兴岳收取款项的行为系代表原告等三人，而非如原告所言代理被告收款。该院认为，王兴岳的收款行为就其对于被告和凯航公司而言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对于被告而言其系船舶余款的共有人之一，对于凯航公司而言其系代为被告收款，而被告赋予其收款权利正系基于其与原告等三人之间的付款义务，故被告的指令付款行为就其来说兼具消灭凯航公司向被告所负的债务以及被告向原告等三人所负的债务之双重意图。其次，《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同意在《船舶买卖合同》中明确以甲方银行账户作为货款的唯一接收账户，并同意甲方在该货款中足额留存乙方履行和解协议而应承担的还款金额”系基于“乙方充分理解甲方作为所有合约主体所承担的潜在法律风险”，故从其文义来看，双方的此种约定确如被告之抗辩意见主要是为了规避被告可能潜在的风险而使被告得以直接留存其该留存的金额。而就原告主张的被告的银行账户作为货款的唯一接收账户也是为保障原告船款的安全之说法，根据《协议书》中约定“甲方银行账户所收取到的船舶货款，在乙方实际履行完毕《船舶买卖合同》、《和解协议》以及与甲方结算完毕相关设施设备使用费后，余额部分应及时支付给乙方，不得无故扣留”，可见双方并未对如何向原告等三人履行付款义务作出明确细致的约定，原告主张的协议同时旨在保障原告等三人每一个人船款的安全并无从体现。综上，该院认为，对照《协议书》的约定，被告的指令付款行为并不存在着违反约定的情形。综合整个协议条款，本案的关键点并不在于机械地去看待本案的船款是否悉数进过被告的银行账户而在于这些船款的最终去向应系何处，本案的船款系在凯航公司汇至被告账户后再由被告汇至王兴岳个人账户与现实情况的由凯航公司直接汇至王兴岳个人账户并无二致，而如前所述，双方并未进一步约定应及时支付给原告等三人的余款该以怎样的形式向何者进行履行。在此种约定不明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该院认为，虽然原告主张被告对其三人系合伙关系且对各人份额系明知，但被告否认知晓其三人的份额约定，鉴于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原告等三人作为涉案船舶的共有人，在对外关系上，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而从合伙关系上来说，除非有特殊约定，否则对合伙人之一的支付行为其效力亦应及于所有合伙人，至于其三人的份额约定，系其内部之关系，不得以此来对抗被告。另结合被告提供的由原告出具给其的《委托书》，虽仅载明委托王兴岳为船工程的总负责而未授权其领取船舶余款，但综上，被告将船舶余款支付给王兴岳也系符合法律规定，难谓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亦应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根据该院在争议焦点部分的阐述，原告等三人虽与被告在《协议书》中约定将被告的银行账户作为唯一的收款账户，但并未进一步约定后续的付款义务该如何履行，被告在此种情由下将余款汇至王兴岳处，亦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鉴于其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佐证其主张，难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7年8月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施朝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73元，由原告施朝元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其它投资人李红蓥、王兴岳作为乙方于2011年9月2日与被上诉人作为甲方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有效。根据《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双方同意在《船舶买卖合同》中明确以甲方银行账户作为货款的唯一接收账户，并同意甲方在该货款中足额留存乙方履行和解协议而应承担的还款金额，以确保《和解协议》的顺利履行。另根据《协议书》第五条中的约定，甲方银行账户所收取到的船舶货款，在乙方实际履行完毕《船舶买卖合同》、《和解协议》以及与甲方结算完毕相关设施设备使用费后，余额部分应及时支付给乙方，不得无故扣留。据此，双方对如何向上诉人等投资人履行付款义务并未作出明确的约定，况且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委托书》中载明王兴岳为船工程的总负责，被上诉人将船舶余款支付给王兴岳也符合情理，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投资款损失的诉请，因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等三人作为涉案船舶的共同投资人，在对外关系上，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而从合伙关系上来说，除非有特殊约定，否则对合伙人之一的支付行为其效力亦应及于所有合伙人，至于其三人的份额约定，系其内部之关系，不得以此来对抗被上诉人。故上诉人诉称李红蓥、王兴岳系涉案船舶的共同投资人，属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应予追加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73元，由上诉人施朝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惠娜
审 判 员 方资南
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胡 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