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54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山，男，1970年1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8281970********，汉族，住淮安市楚州区白马湖农场四分场二十一队*组**号。
委托代理人杨云龙，江苏铠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韩飞，男，1983年7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8821983********，汉族，住淮安市楚州区范集镇李许村*组**号。
委托代理人贾健，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山因与被上诉人韩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4）园民初字第01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山和韩飞原系认识10年左右的朋友。2011年12月，高山和韩飞经商议后，共同出资开设了一家餐饮店，为个体工商户性质，字号名称为“苏州工业园区快乐星餐饮店”（以下简称餐饮店），登记经营者为高山。
关于双方合伙开设餐饮店的经过，高山陈述称：2011年6月，双方口头协商，共同开设餐饮店，开始时具体投资数额没有商定。韩飞在2011年6月打款10万元作为出资到我的农业银行卡中。当时我钱不够，就从银行贷款60万元，因为贷款推迟，所以未能开立公共账户。我就打电话征得韩飞同意，设立阶段所有开销以收据和发票为准。2012年1月，韩飞夫妇到餐饮店里核对账目，确认我们双方共同投资80万，我的出资比例是60%、韩飞的出资比例是40%。后来韩飞按照出资比例，共出资32万元，都打到了我的农业银行卡中。该农业银行卡并非完全用于餐饮店的款项收支，也有我个人的其他用途款项从该农业银行卡中收支。我按照出资比例共出资48万元，出资方式是为餐饮店支付装修款、加盟费、房租以及购置家具等，有发票和收据。当时这些发票和收据都得到了韩飞的认可。
针对高山的上述陈述，韩飞称：2011年6月双方商量合伙开店时确实没有确定双方出资总额，到2012年1月左右，高山说他核算出了总投资额为80万元，按照四六开的比例，我应当出资32万元，我就陆续将32万元打给了高山。当时我要求高山开立一个公共账号，高山虽口头同意，但并未开立。当时双方核对了票据，我当时是认可高山说的80万元出资总额的，但后来发现他有飞单等不诚信行为后，我发现高山并未实际出资48万元，他也向我承认过其并未实际出资48万元。
2013年3月26日，高山（甲方）与韩飞（乙方）签订一份《协议》，载明：“今通过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双方在苏州工业园区凤凰城新天地商业街，合作经营的快乐星餐饮店，双方解除合作经营的事项达成如下协议：1.原双方投资捌拾万元，甲方占60%股份，乙方占40%股份，现乙方退出经营，承包给甲方经营，甲方在每月的十日前，逐月支付给乙方人民币￥15000元，自2013年3月31日起支付，如甲方延误支付，乙方有权向甲方追付利息（利息为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2.双方约定在本合同签订之日止，双方以前共同经营饭店期间的所有债务及人员工资等支出和乙方无关，由甲方支付。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该饭店的一切费用（如水电房租等）及安全责任和乙方无关，由甲方负责。3.在甲方没有付清乙方所有投资款和相应的利益前，乙方所相应的股份不变。4.甲方在承包经营期间，不得随意改动、变卖店内设施，如经发现照价赔偿给乙方。5.如需改动需经双方协商同意。6.本协议到2013年12月31日止，此后一年一签。7.以上几点需双方共同遵守，双方不得违约，如双方违约，可友好协商解决，解决无果，可到属地法院申请起诉。”
在签署上述《协议》的次日（即2013年3月27日），高山向韩飞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韩飞人民币拾陆万元（￥：160000）以上借款到2014年12月30日还清。此据”。高山在该《借据》尾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
对于上述《协议》和《借据》的形成过程，韩飞称：由于我绝大多数时间在湖北工作，故餐饮店基本由高山经营、管理。期间，我也回到苏州一起经营了3个月左右，发现高山存在飞单情况，开始时高山还不承认，我就把证据给他看，他说忘记入账。事实上，餐饮店开单是一式三联，如果高山真是忘记入账，那么也只可能忘记其中一联，其他两联肯定存在，但事实上那两联也被抽掉了。此外，我到店里的时候，接到很多员工要工资，但是工资单上显示已发工资给员工，高山一直给我报账说工资已经发掉了。加之高山也承认他并未出资48万元。双方遂对合伙经营产生矛盾。当时，我曾经提出就当作双方未曾合伙，之前我汇给高山的32万元只当是无息借款，退出就算了，我也不主张其他利益，但高山说没钱，就算是借我的，有钱再给我，于是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上述《协议》和《借据》。《借据》上的16万元是双方协商得出的，具体包括三部分款项，一是高山飞单的营业额（从2011年12月开业到2013年3月26日期间），二是高山虚开的工资，三是由于总出资额不足80万元，故按照我出资40%，我原先出资32万元中的多出部分。当时双方协商就按照原定总出资额80万元的20%即16万元补给我，高山便亲笔写了上述《借据》。
对于上述《协议》和《借据》的形成过程，高山陈述称：2012年6月，韩飞的老婆在店里参与经营的时候，就因为管理，和我发生冲突。后来韩飞也感觉我经营有问题，又重新审核了所有账目，当时由韩飞的妻子签字认可后，装修账目不能长期保留，就销毁了。2013年3月，韩飞当时在餐饮店负责收银，有一天韩飞请假先走了，其走后有两桌酒水没有上账。因为当时是老客人，说没带够钱，我说第二天再给。韩飞问我这个情况，我承认了这个事情。韩飞便以此为借口，说我多次以飞单形式贪污。3月26日，韩飞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协议》强迫我签字，同时，还要求必须按照他的计算方法（注：即韩飞上面说的计算方法）写下一张16万元的《借据》。韩飞当时语言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让社会上其他人跟我谈，让我滚蛋，对我家人也不利。然后我被逼无奈才签字。之后我被迫按照《协议》每月向韩飞支付了15000元，共计支付了8个多月，后来我曾于2013年12月向派出所反映，但派出所未受理。
2014年5月12日，高山（甲方）和张小林（乙方）签订《快乐星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快乐星餐饮店产权，经营权等全部转让给乙方，现协议如下：1，全部转让费21.6万（一次性付清）2，转让前经营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负责转让后的所有费用（水、电、气、人员工资、房租、物业费等）3，﹤商铺租赁合同﹥由乙方继续履行权利和义务，享有法人资格，合同期间和到期后所有权利和责任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4，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熟悉餐厅经营管理5，此协议从2014年5月12日起执行”。当日，高山和张小林分别在该协议尾部甲方、乙方处签名。同年5月18日，韩飞在该协议尾部甲方处高山的签名下方补签名。同时，高山书写《借条》一张，载明：“今借韩飞人民币￥18000元（壹万捌仟元整）”。后张小林共支付转让款21.6万元，其中，高山拿到71000元、韩飞拿到145000元。
针对上述《转让协议》和《借条》，韩飞陈述称：2014年5月，高山提出餐饮店无法继续经营，提出转让，我表示同意，后由高山直接与张小林商定转让事宜，并在2014年5月12日签订了《转让协议》。5月18日，张小林将145000元支付给了高山，高山又给了我，经我与高山结算，除去之前《借据》中的16万元，高山还欠我18900元，具体计算方法是145000元减去40%的转让款即86400元（216000元×40%），再减去高山欠付的每月15000元承包款即67500元（2014年1月到5月中旬），加之2013年度承包费还欠1万元，故算出欠款18900元（145000元-86400元-67500元-10000元）。当时高山说900元就不要了，凑个整数，我表示同意。当时，高山说第二天将该18000元给我，遂出具了《借条》，但高山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转让协议》上的签名是我补签的，是我从高山处拿到145000元才签字的。当时，我、高山和张小林在场，正是因为高山根据结算给我出具了18000元的借条，我才同意在《转让协议》上补签名。我从高山手上拿到145000元后，我写了145000元的收条。
针对上述《转让协议》和《借条》，高山陈述：签《转让协议》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韩飞，他说可以来拿钱。5月18日，韩飞说如果我要转让的话，必须把全部转让款216000元钱给他，如果不同意，他就不同意转让。《借条》是其本人写的，但当时是被逼无奈。我担心如果不能顺利转让，每个月还得给韩飞15000元承包费。所以，我为了能够顺利转让，被逼无奈才写的《借条》。该《借条》18900元的金额是按照韩飞上面所说的计算方法算出的。
高山提交2012年12月到2014年4月的记账单，主张餐饮店转让前的账目情况。韩飞称2012年12月、2013年1月和2月的账目有其签字认可，其他月份的账目均为高山单方记载，其不予认可。
高山提交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主张从2013年4月到2014年1月，高山每月按照《协议》约定向韩飞支付15000元，共计支付了140000元，其中125000元是通过银行卡支付，15000元是现金支付。韩飞认可收到了通过银行卡支付的125000元，否认收到过现金15000元。
以上事实，由高山提交的《协议》、《转让协议》、记账单、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韩飞提交的《借据》、《借条》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原告高山的诉讼请求为：依法对苏州工业园区快乐星餐饮店进行清算（22万元），并由韩飞承担诉讼费。
原审反诉原告韩飞的反诉请求为：高山立即归还178000元，并由高山承担反诉费。
原审法院认为：高山与韩飞之间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法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协议》、《借据》、《借条》的效力和法律性质。
关于《协议》、《借据》、《借条》的效力。高山称均系被迫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法院认为，高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采取审慎态度对待个人签名，其无证据证明签订《协议》、《借据》、《借条》系受欺诈或胁迫，且高山在《协议》签订后还一直按照《协议》约定按月向韩飞支付了15000元的承包费达8个月以上。据此，法院依法认定《协议》、《借据》、《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关于《协议》、《借据》、《借条》的法律性质。《借据》形成于双方签订《协议》之时，《借条》形成于双方与案外人签订《转让协议》之时，韩飞陈述《借据》、《借条》上金额系基于对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出资、盈余、债务等进行结算而得出，高山虽承认金额确实是按照韩飞陈述的计算方法而算出，但坚称系被迫出具《借据》、《借条》。法院认为，综合《协议》、《借据》、《借条》的内容，结合《借据》、《借条》的形成时间等因素，应将《借据》视为双方对《协议》签订之前的合伙内部出资、盈余、债务的阶段性结算，应将《借条》视为双方在转让餐饮店时即双方合伙终止时的最终结算。
综上，高山请求对餐饮店进行清算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而韩飞要求高山按照《借据》、《借条》支付相应款项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韩飞178000元。二、驳回高山的本诉请求。
高山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高山实际履行了出资60%的义务，韩飞并无证据证明高山虚开工资，韩飞所称的“飞单”是高山当时忘记入账，且并无证据证明高山有其他“飞单”。16万元的借据是高山在韩飞表示退出合伙体的情况下双方协商韩飞将其32万元出资款算作借给高山的，先由高山还一半，由此高山出具了16万元的借据，其余的款项双方没有约定。而事后韩飞领取转让款行为表明了韩飞在《协议》签订后并未退出合伙，两者相矛盾。另外，《借据》、《借条》的形成都是高山在受韩飞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并非真实意思表示。2、合伙最终是亏损的，涉案协议中，韩飞采取“保底固定分成”的方式不符合合伙的基本特征，应认定无效。
被上诉人韩飞答辩认为：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同原审一致。
二审中，高山称双方签订《协议》后的第二天韩飞表示退出合伙并将之前出资的32万元当做无息借款借给高山，在此基础上高山出具了16万元的借据，剩余的16万元每月有钱就还给韩飞，所以高山认为出具了借据后双方的协议就作废了。同时，高山表示在出具16万元借据的过程中，韩飞存在胁迫行为，但也有协商的意思。对此，韩飞称在高山应投资款项未到位等情况下双方就协议签订前的合伙体经营进行阶段性结算，经协商后高山同意拿出16万元给韩飞并就之后的合伙体经营方式重新进行了约定，从而签订了涉案协议。签订协议的当天高山同意第二天即2013年6月27日拿出16万元，但到了第二天高山表示拿不出16万元，就出具了16万元的借据，韩飞从未退出合伙，也从未对高山进行胁迫。
本院认为：高山与韩飞在2011年确立的合伙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在合伙过程中，双方于2013年3月26日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协议签订后二人合伙投资的餐饮店由高山一人经营，韩飞不参与经营，每月获得固定分红。高山称该协议系受韩飞胁迫所签订，并表示该协议约定的保底分红的模式不符合合伙的特征。韩飞称该协议系双方协商后签订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载明餐饮店由高山一人经营，每月固定支付15000元给韩飞，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均在协议尾部签名，应当认定《协议》就餐饮店的经营及利润分配重新作了约定，该协议合法有效，高山称“保底固定分成”的方式不符合合伙的基本特征、应认定协议无效的观点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另，高山称协议签订时其受韩飞胁迫，但韩飞予以否认，高山亦未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3月27日高山出具给韩飞的16万元借据，高山称该借据是韩飞在同意退出合伙的情况下将出资款32万元借给高山，高山才出具该16万元借据并表示剩余16万元有钱再还，借据出具后2013年3月26日的《协议》作废。而韩飞称其并未退出合伙，16万元的借据是经双方协商后高山就其应投资款项未到位等原因出具的。本院认为双方在2013年3月26日的协议中约定了新的合伙关系，高山对其出具借条后协议作废的陈述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其在协议签订后的8个月内每月也支付给韩飞15000元，该金额与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所约定的金额一致，应认定高山履行了该协议的付款义务，高山所出具16万元借据的真实意思系其同意对合伙体在协议签订前的阶段性结算。对于高山所称其出具该借条时韩飞亦有胁迫行为存在的陈述，因韩飞予以否认，且高山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2014年5月12日，高山与张小林签订转让协议将餐饮店转让，在该转让协议中高山、韩飞、张小林均签字确认，应认定为该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定。在转让过程中，高山出具了一张18000元的借条，对于该借条高山称借条确系其所书写，但其是受韩飞胁迫，对此韩飞予以否认并称该份借条是在双方就餐饮店转让后进行结算，最终确认高山还应当支付韩飞18900元，去掉零头折算后得出18000元的借条，由高山出具给韩飞的。本院认为，高山承认该份借条是餐饮店转让后由其书写出具的，对其称受韩飞胁迫的陈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高山在本案原审中亦认可该借条的金额是按照韩飞所说的计算方法算出的，故应认定该借条系双方对合伙的最终结算。据此，高山应当按照其出具给韩飞的借据、借条的金额共计178000元支付给韩飞。
综上，高山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30元，由上诉人高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稚群
审 判 员 叶 刚
代理审判员 赵 俊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韩泽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