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初字第09950号
原告北京万顺吉通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村委会西500米。
法定代表人多美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小燕，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素玲，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涛，男，1973年8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伟，北京市京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2号院8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永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云祥，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胡乃琪，女，1989年3月7日出生，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第三人张世起，男，1973年5月9日出生。
原告北京万顺吉通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吉通公司）与被告余涛、第三人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六建公司）、第三人张世起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崔璐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顺吉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小燕、赵素玲，被告余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伟，第三人北京六建公司委托代理人胡乃琪、李云祥及第三人张世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顺吉通公司诉称：我公司与余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争议是错误的。首先，大兴仲裁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为北京六建公司出具的与我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并在合同中写有“仅用于余涛工伤有关事宜材料”字样的合同复印件，该证据不能证明余涛系我公司员工。我公司与北京六建公司之间的合同，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加工定做合同关系，不能证明余涛是否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另一个方面，对于北京六建公司载明的“仅用于余涛工伤有关事宜材料”字样，如果其公司想要证明余涛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工伤关系，属于证人证言，北京六建公司出具该文件的人员应署名，并需要出庭作证，而且我公司与北京六建公司仅存在合同关系，其公司也不具备认定我公司与余涛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资质及能力，因此该份证据的采纳存在错误。其次，大兴仲裁委以余涛的住院资料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据，我公司认为，病例本身以及余涛的受伤地不能证明余涛与我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北京六建公司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医疗大楼工程不仅存在钢结构工程，还有其他例如土建等其他工程，无论余涛是否在该工地受伤都无法证明余涛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再次，针对张世起在仲裁时作出的证人证言，在仲裁庭审中我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张世起作伪证，张世起称其为我公司的员工，并在我公司工作多年，工资为每月7800元，由其招聘余涛作为我公司职员，但是我公司出具的张世起与我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证明，张世起与我公司之间只存在承揽关系，并对每个承揽项目进行结算，双方并无劳动关系，更不可能由其代我公司招聘余涛，所以张世起并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其所谓的招聘的余涛更不可能是我公司的员工。最后，余涛提供的录音证据中也没有任何一句内容能体现余涛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大兴仲裁委用余涛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工程中受伤，我公司作为承揽人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由，认为余涛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理由和逻辑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按照上述逻辑六建公司也是承包人，六建公司与余涛也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我公司与余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不服大兴仲裁委作出的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825号裁决书，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余涛与我公司自2014年7月27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余涛辩称：我不同意万顺吉通公司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结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第三人北京六建公司辩称：万顺吉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提交的证据与我公司没有关系，我公司与万顺吉通公司和张世起之间的劳动争议没有任何关系。首先，从万顺吉通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张世起结算单、追加第三人申请书、支款申请书与支出凭证、银行交易记录均与我公司无关；其次，从万顺吉通公司的诉讼主张来看，系确认仲裁无效，确认其公司与余涛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涉及到我公司；再次，万顺吉通公司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中提到的我公司出具的“仅用于余涛工伤有关事宜材料”，系余涛在我公司与万顺吉通公司所签合同的项目中严重受伤之后，为向其老板追回工资、医疗费，提起仲裁时向我公司寻找，我公司为便利其救济，基于人道主义提供，此合同已在庭审过程中提供原件，万顺吉通公司在庭审中也无异议。因此，我公司已经尽了万顺吉通公司提出的提交合同原件的义务，万顺吉通公司申请我公司为第三人是不正确的。我公司在本案涉案工程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及医疗大楼工程的项目中与万顺吉通公司签订了《钢构件加工定作合同》，属于合法的分包关系，涉案钢构件工程应由万顺吉通公司负责。2014年7月1日我公司与万顺吉通公司签订了上述合同，约定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及医疗大楼工程的项目中的30吨钢结构由万顺吉通公司负责，而至于万顺吉通公司是否又将涉案钢结构交予他人负责，或者与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负责安装等事宜，我公司对此不知情，且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上看，我公司与余涛、张世起之间均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我公司和万顺吉通公司与余涛之间的劳动争议没有任何关系，请求法院驳回万顺吉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世起辩称：我是涉案工程的工地班长，乔建喜是万顺吉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叫我找几个人干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及医疗大楼工程的钢梁安装的活，工程时间长的按季度发工资，工程时间短的按月发工资，是临时找的人。我找余涛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出事了。
经审理查明：余涛主张其于2014年7月27日入职万顺吉通公司，任职吊装工，2014年7月28日其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及医疗大楼工程工地一层吊装钢梁时受伤。2015年1月4日，余涛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万顺吉通公司自2014年7月27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6月11日，大兴仲裁委做出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825号裁决书，裁决：余涛与万顺吉通公司自2014年7月27日至2015年4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本院。
庭审中万顺吉通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工程结算单、收条、证明、支出凭证，证明张世起不是其公司员工，其公司与张世起是承揽关系，余涛称是张世起招聘其入职的，因此余涛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余涛对该证据中工程结算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称工程结算单都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涉案工程，对收条、证明、支出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也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称其公司并非结算主体，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其中一张日期为9月12日的支款申请书中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张世起认为其和万顺吉通公司之间不是承揽关系，其是工地的负责班长，短期没有项目的话工资照发，两到三个月没有项目的话就不发工资，其是根据万顺吉通公司的要求雇佣人来干活，万顺吉通公司为这些工地的工作人员发放工资，都是其公司发工资；
余涛提交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其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称其公司并非其中当事人，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2、住院病案、诊断证明，证明余涛与万顺吉通公司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证据上载明余涛的工作单位是万顺吉通公司，以及其受工伤的情况。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证据中载明的余涛的工作单位名称不是其公司名称，且是余涛单方面填写的，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称其公司对余涛受伤住院一事知情，但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称该住院病案上的余涛的工作单位是乔长永所说，乔长永是涉案工程的施工队长；
3、钢构件加工定作合同复印件，证明余涛的工作地、受伤地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及医疗大楼工程工地，且该工程是由万顺吉通公司承包的，余涛正是因为安装钢结构的活才受伤的。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该证据不能证明余涛是在涉案工程工地工作、受伤的，其公司认可与北京六建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工程，但不认可余涛受伤的工程系该工程，导致余涛受伤的工程需进一步核实认定，且即便余涛在该工程受伤，也无法证明余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称该合同系其公司与万顺吉通公司于2014年签订的，由于余涛在涉案工程中受伤，其公司基于人道主义供余涛仲裁、起诉之用，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4、住院费收费票据，证明余涛受伤后是张世起代表万顺吉通公司为其结算的部分医疗费用。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称不能确定，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不是其公司员工，余涛在仲裁庭审时主张金桂萍是北京六建公司的员工，不排除余涛是北京六建公司员工的可能性；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称其公司对余涛受伤住院一事知情，但其公司与余涛之间并无劳动关系，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5、录音光盘及整理材料，证明余涛与万顺吉通公司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余涛是在万顺吉通公司承包的工程中受伤，该录音是余涛在仲裁阶段的委托代理人张尚芬与万顺吉通公司经理张连强的通话录音。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公司认可张连强是其公司员工，但其公司认为，从录音内容来看，张尚芬作为专业律师，虚构余涛姐姐的假身份，采用诱导方式询问，且录音中没有任何内容能够体现余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另外，该证据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应依法予以排除；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称其公司并非其中当事人，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6、仲裁庭审记录、结算单，证明余涛提交的录音的有效性，以及余涛与万顺吉通公司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庭审记录显示张世起在仲裁庭审阶段出庭作证，结算单系万顺吉通公司在仲裁期间提交的，其上有张连强的签字，显示张连强是其公司的负责人。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公司认可张连强在石家庄人民医院工程中是负责人，但否认是其公司负责人；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中仲裁庭审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结算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公司并非其中当事人，与其公司无关；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7、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证明万顺吉通公司具备钢结构加工和专业承包的资质。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其公司是否具有承包资质与余涛是否是其公司员工无关，且不能证明其公司是否有具有钢结构承包资质；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北京六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钢构件加工定作合同，证明其公司与万顺吉通公司是合法的合同关系，其公司将项目的钢构件分包给了万顺吉通公司。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公司和北京六建公司之间是承揽关系，不是承包关系，其公司和北京六建公司在涉案项目中仅有该合同内所约定的钢构件加工定作关系；余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称该合同中已经明确载明万顺吉通公司需要对钢结构进行安装，而余涛正是在对钢结构进行安装时受伤的；张世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但称该合同工期不是几天，有一个多月，从2014年7月2日其进入涉案工程施工地点开始对钢结构进行安装。
张世起提交以下证据：1、出库单，证明万顺吉通公司于2014年7月2日进入涉案工程施工地点开始对钢结构进行安装。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公司与北京六建公司的钢结构加工定作合同的工期为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7月8日，这表明该合同的标的很小，仅为一个三十吨的工程，其公司不可能为这么小的工程招聘劳动者；余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称其公司并非结算主体，与其公司无关；
2、银行卡明细对帐单，证明万顺吉通公司针对石家庄人民医院工程给张世起打工资，由其代发给工人，该证据中摘要项目为货款及网银转帐的钱即为万顺吉通公司给张世起打的工资。万顺吉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庭后核实其公司是否为张世起打过这些钱；余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北京六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其公司并非其中当事人，与其公司无关。
上述事实，有工程结算单、收条、证明、支出凭证、住院病案、诊断证明、钢构件加工定作合同复印件、住院费收费票据、录音光盘及整理材料、仲裁庭审记录、结算单、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钢构件加工定作合同、出库单、银行卡明细对帐单、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825号裁决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劳动者对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应承担举证责任。余涛提交的结算单系万顺吉通公司在仲裁期间提交的，万顺吉通公司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余涛主张该结算单上有张连强的签字，证明张连强是万顺吉通公司的负责人，该证据显示甲方系万顺吉通公司，负责人处有“张连强”签字，万顺吉通公司认可张连强是其公司员工，但称不是其公司负责人。余涛提交录音光盘及整理材料证明其与万顺吉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万顺吉通公司不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经本院向万顺吉通公司释明，其公司放弃对该录音真实性的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录音系余涛在仲裁阶段的代理人张尚芬与万顺吉通公司员工张连强的录音，该录音中载明：张尚芬：“您是张连强经理是吧？”张连强：“啊，什么意思？”张尚芬：“您好，我问一下余涛于2014年7月28日在公司干活时，左脚受伤了，他的住院费您单位给花了点，跟您协商一下把工资给点啊。”……张尚芬：“你是说等他鉴定完了再给工资是吗？”张连强：“不是，他不是在我公司，……他是在工地出的事。”张尚芬：“是在。”张连强：“他鉴定个级别，能鉴定个几级到时候咱们一起了了。”张尚芬：“那是解放军区总医院扩建新楼房工程时，在那吊装时受的伤吗？”张连强：“对啊。”……张尚芬：“这个六建公司不是包给您这个单位了么？”张连强：“他发包的，在施工现场他也有责任你知道么。”据此可知，张连强认可其为万顺吉通公司经理，余涛是在北京六建公司发包给万顺吉通公司的工程的施工现场吊装时受的伤。万顺吉通公司与北京六建公司均认可签订了钢构件加工定作合同，该合同显示的项目名称为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及医疗大楼工程，合同内容包括埋件安装。另外，根据张世起提交的、万顺吉通公司认可真实性的出库单显示，2014年7月2日、7月22日与7月25日，万顺吉通公司分三次向“北京六建军区总医院”供货，且万顺吉通公司认可涉案工程的钢结构安装部分是由张世起到施工现场进行安装的，故本院对万顺吉通公司主张的钢结构加工定作合同的工期为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7月8日不予采信。余涛主张其由张世起招聘入职万顺吉通公司，万顺吉通公司虽主张其公司从北京六建公司承接了钢结构加工定作合同后，将其中的钢结构安装部分分包给了张士起，由张士起自行雇佣工人干活，但并无证据证明针对涉案工程，张世起与其公司之间为分包关系。因此，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定余涛与万顺吉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负有举证责任。万顺吉通公司坚持以其公司与余涛不存在劳动关系进行抗辩，未对余涛的在职时间举证证明，且余涛有受伤情形，故本院结合现有证据，采信余涛的相关主张，确认余涛于2014年7月27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与万顺吉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北京万顺吉通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与被告余涛于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原告北京万顺吉通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元，由原告北京万顺吉通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崔 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