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港商初字第00174号
原告南通华顺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新城小区三组，组织机构代码07469075-9。
法定代表人候步娟。
被告南通万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通市港闸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港路北侧，组织机构代码79088253-7。
法定代表人顾成华。
委托代理人冯薇雅。
委托代理人汤玲玲。
原告南通华顺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诉被告南通万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五建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审理需要，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31日、5月14日、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候步娟、被告万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薇雅、汤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顺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3年8月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约定由原告派遣劳务人员至被告处务工，合作期限自2013年8月23日至2014年10月30日；总人数100人，2013年12月1日前所有劳务人员必须全部到岗。原告先期向被告派遣了部分人员，但2013年11月中旬被告通知原告，称原告劳务人员有涉案嫌疑，暂缓合作。但此时第二批劳务人员已经从四川出发，11月下旬到达被告所在地，被告拒不接收和安置。现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自2013年12月1日起计算10个月，按100人、每人每月100元管理费计算）。
被告万德公司辩称，虽原、被告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但原告根本不具备法定的劳务派遣主体资格，无法也未能依约向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因原告无法进行劳务派遣，其向被告收取管理费用的依据并不存在，在原告未履行任何义务的情况下，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被告不存在违约之情形。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法律相悖，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华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被告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被告的招工简介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合同关系；
2.被告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及附函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以原告所派人员有涉案嫌疑为由暂缓与原告的合作；
3.原告与苏呷神驹签订的协议书、苏呷神驹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苏呷神驹出具的借条和收条共三份，以及原告汇款给苏呷神驹的银行业务回单二份，拟证明原告与派遣劳务人员的工头签订了合同，并垫付了费用；
4.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拟证明原告现已具备劳务派遣资质。
被告万德公司对原告华顺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及被告对招聘人员的要求都非常明确，但原告所派人员大多不符合协议约定以及招聘要求，原告也未能依约提供跟踪服务、教育、协助管理等义务。被告基于公安局出示的函件与原告进行协调并未拒绝履行协议；对证据3，原告与苏呷神驹签订的协议，并非是原告所称的集体劳动合同，该协议只是约定由带工头苏呷神驹召集劳务人员。对收条和借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4，原告于2014年4月15日才向行政机关提出劳务派遣许可申请，准许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而原、被告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8月，原告在履约过程中，其仍未取得劳务派遣资质。
被告万德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被告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被告的招工简介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的合同约定内容；
2.原告的基本信息资料一份，拟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劳务派遣主体资质；
3.职员求职登记表两组，拟证明原告介绍至被告处的务工人员在人数、文化程序、身份资料等方面存在不符合要求的情形；
4.规章制度告知单一组，拟证明被告已对相关务工人员进行了规章教育和告知，但部分人员仍然出现大量违章违纪行为；
5.付款凭证、报告、明细和发票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已按约向原告支付了管理费4320元，明细表与求职表中记载的人员一致；
6.会议纪要和苏呷神驹出具的申明各一份，拟证明后续在被告处的务工人员并未通过原告的安排与介绍，原告也未依约提供任何管理、协调等合同义务，其无权要求支付任何费用。
原告华顺公司对被告万德公司提供的证据未提出异议，认为虽然国务院早有劳务派遣许可的规定，但南通市是2014年才可以领取劳务派遣许可证；原告已安排人员驻厂管理，但原告人员进不了被告厂门，原告派遣的人员被告不要，认为不符合招聘要求，被告种种行为的目的就是企图逃避合同约定的付酬义务。
本院依据原告和被告的申请，至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永兴派出所调取材料，该所向本院提供了2013年10月10日及11月26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以及该所于2013年11月26日与候步娟所作的询问笔录。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认为候步娟所述事实属实，被告认为候步娟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只是单方陈述。
根据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审核后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3年原告在互联网上发布招工信息，四川彝族人苏呷神驹电话联系原告询问是否招工，因被告在原告处发布有招工信息，在征得被告同意后，三方达成招工意向。2013年8月28日，原、被告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根据被告的招聘要求派遣劳务人员至被告处务工，总人数100人，2013年11月1日前安排50人，2013年12月1日前所有务工人员必须全部到岗，否则本协议失效；合作期限自2013年8月23日至2014年10月30日；原告应对派遣人员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对不符合招聘条件、不能胜任工作等情况的人员，被告有权退回原告；2013年11月1日前的管理费按60元／人／月计算，之后按100元／人／月计算；劳务人员每满50人，原告派驻管理员一名，协助被告对劳务人员进行管理，管理人员工资2000元／人／月由被告支付；每月20日前被告将劳务人员上月工资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由原告转发劳务人员；协议期内如一方发生变更或需提前终止协议的，应当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当日，原告与苏呷神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苏呷神驹招集人员至原告处务工，其它约定基本和原、被告签订的劳务派派遣协议相同。
2013年8月24日至2013年9月7日期间，共有53人（原告称52人）至被告处务工。上述人员均在被告处填写了求职登记表，于2013年9月3日至同年11月6日期间陆续离职。被告将2013年8月和9月的务工人员工资7305.50元和119312.23元（包含驻厂管理人员2个月工资4000元）支付给原告，原告又将上述工资支付给苏呷神驹，由其发放给务工人员，苏呷神驹从工人工资中抽取提成。另外，原、被告按务工人员工作满月方计算管理费的原则进行结算，9月、10月的管理费为4320元，被告已于2013年11月27日将上述款项支付原告，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发票。2013年10月之后的工资，由被告直接支付给苏呷神驹。
2013年11月11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候步娟发送电子邮件并附函一份，称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2013年10月10日23时30分左右，在被告厂区门口发生的员工群殴事件中，原告输送人员有涉案嫌疑，暂缓与原告的合作，待案情了解结束并处理完毕，另议合作事宜；与原告前期合作事宜，按合约处理结清。
2013年11月26日，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永兴派出所接到报警，报警人称在被告处有几十个人在闹事。该所后经了解，系候步娟（原告法定代表人）和钱俞青（被告人事课工作人员）因劳务派遣合同发生纠纷。候步娟在派出所进行询问谈话时陈述：被告委托原告招100个四川彝族工人。8月底苏工头（即苏呷神驹）带了50个左右彝族工人在被告处工作了2个月，10月底这些彝族工人回家过年（彝族节日），约好过年后带100个彝族工人来干活，但因10月被告工厂发生了少数民族群殴事件，被告董事会决定暂停与原告的劳务合同，并告诉原告彝族工人暂时不要来上班，等待被告通知。原告将此消息告诉了苏工头，苏工头要求必须做完合同，否则要求原告贴补损失。现在有20个四川彝族工人在被告处讨说法，苏工头说还有80个四川彝族工人明天晚上到南通向被告讨要说法。
根据被告提供的资料，自2013年12月2日至同月11日期间，被告陆续接受84名四川彝族工人上班，上述人员自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1月8日期陆续离职，工作满一个月的工人有40人。原告陈述对上述情况不清楚。
2014年1月28日，苏呷神驹向被告出具声明一份，称其与原告签订的关于派遣员工到被告务工的劳务派遣协议已于2014年1月8日终止，且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已口头达成一致意见，已派遣人员所有善后事宜均由其负责处理，若因此与原告发生任何争议均由其承担。
2014年3月6日，被告与5名彝族带工头在港闸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下，就未录用的45名彝族人员的处理方案及已录用仍在职的45名彝族工人的后续管理费用事宜进行协商，商定对未录用的45人于2014年3月7日撤离被告处，被告处于人道主义支付车费及生活补助等费用10万元，对已录用仍在职的45名彝族工人重新签订用工协议。
另查明，原告成立于2013年7月，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劳务派遣。2014年4月15日，原告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申请。该局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准予自核准之日起三年内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行政许可。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性质如何认定，是劳务派遣，还是劳务中介
本院认为，所谓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用人单位）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派遣符合用工单位条件的人员到用工单位工作；所谓劳务中介，是指劳务中介组织向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劳务信息服务，并收取一定的劳务中介费用。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劳务派遣中，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而在劳务中介中，劳动者与劳务中介组织是居间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本案而言，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劳务派遣协议还是劳务中介合同，主要取决于原、被告约定的务工人员是否与原告建立了劳动关系从原、被告签订的所谓劳务派遣协议的全文来看，既没有约定务工人员是与原告还是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所规定的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的派遣岗位、派遣期限、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等内容进行约定，单从该协议，本院无法确认务工人员是否与原告建立了劳动关系，故无法对该协议的性质作出认定，还需要结合原、被告签订该协议的动机及合同的履行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和判断。
原告法定代表人候步娟2013年11月26日在接受永兴派出所询问时陈述：2013年原告在互联网上发布招工信息，四川彝族人苏呷神驹电话联系原告询问是否招工，因被告在我们劳务中介（即原告）发布了招工信息，在征得被告同意后，三方达成招工意向并签订了协议，签订协议的内容为被告委托原告帮助招100个彝族工人。根据候步娟的上述陈述，并结合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被告招工信息来看，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的动机就是通过原告对外进行招工，并不存在由原告向被告进行劳务派遣的意思表示。
在原、被告签订协议后，苏呷神驹带领的彝族务工人员在被告处填写了求职登记表，并由被告的用人部门和人事部门对务工人员进行审批和岗位分配。原告认为其派遣的务工人员首先由被告进行审核是否符合用工条件，再由原告与录用的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开始陈述其与苏呷神驹签订的协议就是集体劳动合同，后又称其与务工人员签订有试用期为两个月的劳动合同，但未能向本院提供。而原告与苏呷神驹签订的协议，主要约定由苏呷神驹帮原告招集劳务人员，并不存在任何有关建立劳动合同的约定。事实上，原告连其所称的派遣人员名单都未能向本院提供，甚至连第一期的务工人数也不能精确陈述，所有务工人员名单和人数均是由被告提供的，更不要谈与务工人员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再从原告法定代表人候步娟在庭审过程中关于“苏呷神驹从工人工资中抽取提成”的陈述，结合原告提供的苏呷神驹出具的收条来看，原告将被告转发的工资，都是交给苏呷神驹的，并不是原告亲自发放至每一个务工人员手中，更说明原告并未与其所称的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
从原、被告签订协议的动机、协议的内容及协议的履行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根本不具有劳务派遣的特征，而是符合劳务中介的特点。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协议，名为劳务派遣协议，实为劳务中介合同，也即合同法上的居间合同。就本案的处理，应当适用居间合同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根据该条规定，原告作为居间人，被告作为委托人，都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于2013年11月11日向原告致函，要求中止合同的履行。被告在中止了与原告的合同履行后，直至原告诉讼时，也没有恢复合同的履行。而根据苏呷神驹2014年1月28日出具给被告的声明，说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已经终止履行。故而，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协议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中止合同履行是以原告派遣人员有涉案嫌疑为由，虽然被告向原告致函时，持有公安机关致被告的工作函，但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派人员确实已经涉案；即便原告所派人员涉案，根据原、被告的合同约定，被告只能将涉案人员不予录用。而根据原、被告的合同约定，若一方需变更或提前终止协议的，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被告通知原告暂缓合作，并没有给予原告相应的时间。因此，虽然法律赋予被告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终止合同履行的行为却可归责于被告，因被告终止合同的履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被告应当予以赔偿。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不能等同于当事人故意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宜对赔偿损失作扩大解释，责任范围仅限于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包括对方的预期利益。因原告主张的10万元损失系2013年11月1日之后10个月的管理费，属可期待利益损失范畴，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10万元损失之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原告应当在2013年12月1日前组织100名务工人员全部到岗，否则协议失效。原告是否有能力在2013年12月1日前为被告组织100名合格工人，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根据2013年11月26日候步娟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当日苏呷神驹带领了20多人至南通，虽然候步娟同时陈述还有80多人即将至南通，但实际情况与候步娟的陈述有明显出入。根据被告提供的录用人员资料显示，自2013年12月2日至同月11日期间，苏呷神驹也只安排了84名四川彝族工人至被告处上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院认为原告没有能力在2013年12月1日前为被告招收100名合格工人。即使协议没有中止履行，因原告不能按期组织100名合格工人，其行为也构成违约，原告主张的2013年11月1日之后的10万元损失也不是可期待取得的利益。据此，原告主张10万元损失的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南通华顺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万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
二、驳回原告南通华顺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南通万德科技有限公司赔偿10万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南通华顺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
审 判 长 陈五建
审 判 员 朱启平
代理审判员 虞忠红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苏 冉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第五十九条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