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09622号
原告：高�山，男，1956年9月14日出生。
原告：高秋子，女，1985年8月14日出生。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马克，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金山，男，1949年8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桂英，女，1946年2月19日出生，北京市第一师范附小退休教师。
被告：高霞，女，1978年1月27日出生。
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诉被告高金山、高霞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刘钧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银山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克与被告高金山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桂英，被告高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诉称：原告高银山、被告高金山之母孟淑兰承租北京市崇文区下堂子胡同×号房屋1间。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被告高金山、高霞与孟淑兰的户籍均在该址。2001年7月12日，上述五人委托高桂英与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除孟淑兰承租的房屋，并安置两居室楼房一套，安置人口为承租人孟淑兰，之子高金山、之子高银山、孙女高霞、高秋子。2003年7月28日，高桂英代表上述五人与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约定孟淑兰购买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二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一套。当时，孟淑兰与原告高银山、被告高金山口头约定，房屋产权登记在孟淑兰名下，但原告高银山、高秋子对该房屋有居住、使用的权利。2003年8月，被告高金山正式入住，并一直与孟淑兰居住该房屋。2014年1月27日，孟淑兰去世。此后，原告高银山与被告高金山就该房屋的居住、使用问题进行协商，被告高金山拒绝承认原告高银山、高秋子对该房屋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故二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二原告对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二区×号楼×单元×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高金山辩称：孟淑兰承租北京市崇文区下堂子胡同×号院房屋1间。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被告高金山、高霞与孟淑兰的户籍均在此。被告高金山、高霞与孟淑兰在此居住，原告高银山、高秋子未在此居住。2001年，下堂子胡同×号院所在地区进行拆迁，孟淑兰与被告高金山协商，确定由被告高金山出资购买安置房屋。因原告高银山、高秋子的户籍在该处，原告高银山之妻要求由被告高金山给付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补偿50000元。当时，被告高金山在家庭成员均在场的情况下已将该50000元给付二原告。之后，被告高金山出资110000元购买了安置住房。因二原告在本市另有住房，其要求对涉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没有依据。现被�高金山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高霞辩称：同意被告高金山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银山与高秋子系父女关系，被告高金山与高霞系父女关系。原告高银山与被告高金山系兄弟关系。
原告高银山、被告高金山之母孟淑兰承租北京市崇文区下堂子胡同×号院房屋1间。原告高银山、高秋子与被告高金山、高霞及孟淑兰的户籍均在该址。被告高金山、高霞与孟淑兰在此居住，原告高银山、高秋子未在此居住。
2001年，下堂子胡同×号院所在地区被列入拆迁建设范围。同年7月12日，孟淑兰（被安置人、乙方）与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危改单位、甲方）签订《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住址北京市崇文区下堂子胡同×号，在危改区内承租住房1间，使用面积17.1平方米，建筑面积22.74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5人，安置人口5人，�别是承租人孟淑兰、之子高金山、之子高银山、孙女高霞、高秋子；甲方安置乙方二居室1套，建筑面积80.75平方米；乙方自愿购买崇文区东花市南里×号楼×门×号二居室1套，建筑面积（暂定）80.75平方米。上述协议签订后，孟淑兰从承租的房屋搬出。
2003年7月28日，孟淑兰（被安置人、乙方）与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危改单位、甲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二区×号楼×号二居室1套，图纸上的建筑面积80.75平方米；经测绘部门实际测定的建筑面积为76.87平方米；甲方应退还乙方购房款12168元。此后，孟淑兰与被告高金山入住上述房屋。
2004年6月28日，孟淑兰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该房屋的现门牌号为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二区×号楼×单元×号。
2014年1月27日，孟淑兰去世。此后，该房屋未办理继承手续。
庭审中，被告提供一份由孟淑兰之女高桂英书写的时间为2012年12月26日、落款处签字为“孟淑兰”的遗嘱。其中有如下内容，“购房（指本案涉诉房屋）前两个儿子自行协商决定：本房归大儿子高金山。但是，要高金山付于高银山伍万元现款。钱已于转过年付清。因此，现住房是由大儿子高金山和儿媳李自刚共同出资购成”，“在征得儿女不争此房的意见后，我决定将该房交由大儿子高金山继承”。同时，被告提供一份书面材料，其上方依次为孟淑兰之女高桂英于2013年7月13日所写“我同意我母亲遗嘱的意见”和孟淑兰之女高秀珍于2013年7月18日所写“我同意母亲的遗嘱内容”的内容，下方为原告高银山于2013年7月17日所写“我同意妈名下财产妈可自由给任何人”的内容。被告提供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因原告高银山、高秋子的户籍在拆迁时位于崇文区下堂子胡同×号，其与原告高银山协商确定涉诉房屋归被告高金山，被告高金山需给付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补偿50000元，该款已付清，孟淑兰对此予以确认，原告高银山已签字认可孟淑兰所写上述事实。对于遗嘱，原告称孟淑兰因没有文化，不会书写，故对“孟淑兰”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该遗嘱落款时间有改动，故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书面材料，原告称在孟淑兰在世时，经家庭成员协商，同意孟淑兰将名下房屋中的15平方米可自行支配给任何人，故原告高银山依高桂英要求书写上述内容；原告高银山同意除房产之外的其他财产均可归被告高金山所有，故在书写时没有特意注明为“房产”；原告高银山书写之时并无高桂英、高秀珍所写的内容。
因原告对遗嘱中的“孟淑兰”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向其释明，是否进行司法鉴定以确定字迹真伪，原告表�不申请进行鉴定。
被告另提供2013年12月所拍摄的其与孟淑兰对话的视频资料，证明孟淑兰确认原告已收到被告高金山给付的50000元。对此，原告称孟淑兰仅称被告高金山将款项支付，而没有说明给付的是何费用、用途及给付何人，而且被告高金山在与孟淑兰的对话中存在诱导口吻，孟淑兰不能表达其真实意思，故不认可该视频资料的证明目的。
孟淑兰之女高秀珍作为被告的证人在庭审中出庭作证，其证明听说孟淑兰让被告高金山购房，被告高金山为此已给付原告高银山50000元；2012年12月，孟淑兰、高桂英、被告高金山在高秀珍家中书写了遗嘱；此后，高秀珍书写过同意该遗嘱内容的书面材料。对此，原告认为高秀珍仅听说被告高金山给付原告高银山50000元，其当时并不在场，故其证言不具证明力。被告对高秀珍的当庭陈述没有异议。
本院询问原告高银山是否因原告高银山、高秋子的户籍在拆迁之房，其与被告高金山曾为此达成由被告高金山支付其二人补偿50000元的事实，原告高银山未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契约、遗嘱、视频资料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高银山、高秋子作为孟淑兰与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所载明的被安置人之一，其对本案涉诉房屋享有拆迁安置权益。二被告现辩称因二原告的户籍在拆迁之房，其已与原告高银山协商确定给付二原告补偿款50000元且该款业已付清，对此事实，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就此提供孟淑兰之女高桂英代书的遗嘱，证明因原告高银山、高秋子的户籍在拆迁时位于崇文区下堂子胡同×号，其与原告高银山协商确定涉诉房屋归被告高金山，被告高金山需给付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补偿50000元，该款已付清，对此孟淑兰签字予以确认。原告对“孟淑兰”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经本院释明，是否进行司法鉴定以确定字迹真伪，原告表示不申请进行鉴定。故原告在没有足以否定该事实的相关证据情况下，应承担不利后果。另，被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和证人当庭陈述，亦与该遗嘱的证明内容相互印证，故根据上述证据，本院确认被告已给付原告50000元，由此原告放弃涉诉房屋相关权益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二原告现主张对涉诉房屋居住、使用，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银山、高秋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高银山、高秋子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刘钧强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田 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