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普民四（民）初字第1905号
原告朱宝林，男，194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原告吴秀娟，男，1955年5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原告朱爱莉，女，197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原告陆浩，男，197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原告陆宇轩，男，2009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法定代理人朱爱莉，身份详见上。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吉建明，上海鼎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保根，男，1954年12月11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被告冯茂华，女，195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被告朱爱婷，女，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同上。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钱加阳、张佳芸，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沪太路950号206室。
法定代表人朱伟，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少彦，该公司员工。
原告朱宝林、吴秀娟、朱爱莉、陆浩、陆宇轩与被告朱保根、冯茂华、朱爱婷、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郝晓鹃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秀娟、朱爱莉及原告朱宝林、吴秀娟、朱爱莉、陆浩、陆宇轩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吉建明、被告朱保根、冯茂华、朱爱婷及共同委托代理人钱加阳、张佳芸、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少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宝林、吴秀娟、朱爱莉、陆浩、陆宇轩诉称：朱宝林和吴秀娟系夫妻关系，朱爱莉和陆浩亦系夫妻，陆宇轩是朱爱莉和陆浩所生之子。朱宝林与朱保根系兄弟。系争房屋上海市金沙新村317号下原为朱宝林单位分房，因在分房时朱宝林已经支内，户籍不在系争房屋内，因此在单位调配单上加了朱宝林母亲的名字。母亲去世后，朱保根通过伪造签名的方式将承租人变更为自己，现系争房屋已经列入征收范围内，被告业已和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发生法律效力，按照协议约定，被告选择两套安置房，一套安置在普陀区荣和怡景园武威东路821弄5栋／幢18号2103室，被告已实际入住该房屋；另一套安置在嘉定区星火二期嘉峪关路380弄12栋／幢8号1602室，以及剩余补偿款约50万元人民币。期间，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安置事宜，但被告却置若罔闻，原告考虑到再起诉变更承租人无效已经无实际意义，故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254142.7元归属于原告，其中向基地购买的嘉定区星火二期嘉峪关路380弄12栋／幢8号1602室房屋由五原告购买，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朱保根、冯茂华、朱爱婷辩称：原告均非共同居住人，根据政策规定，同住人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在被征收房屋内具有常住户口，实际居住满1年，同时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原告虽然户籍在系争房屋内，但在他处实际是有其他住房的，而且并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满一年以上，因此并不能享有安置利益。系争房屋的取得是由于朱保根母亲以及家庭人员住房拥挤居住困难所得，受配人为母亲和被告，原告当时户籍已经不在本市，不可能将房屋分配给原告，也不可能将原告作为受配人之一的。双方确认本次征收协议合法有效，同时认可其内容，在该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部门工作人员在对本户情况调查后表示，原告一家不属于安置对象，亦未将原告计入该户，可见，征收部门也已肯定原告并不享有征收利益。若按原告所述，系争房屋仅15.7平方米，完全符合托底安置的情况，那么征收协议将被推翻，而目前在协议已经被确认有效的前提下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2007年2月12日，朱宝林与朱保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按户算不享受征收利益，根据相关政策解答，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户籍入籍公有住房时，或入住被拆迁房屋时，就房屋居住或拆迁补偿作出承诺的，或同住人和承租人就补偿达成协议的，应从其约定，故原告不享有征收补偿利益。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述称：系争房屋的承租人为朱保根，居住面积15.7平方米，建筑面积25.9050平方米，房屋的价格补偿为1159155.08元，各类补贴569320元，另有3万元的装修补偿款。被告已经购买两套房屋，分别确认了房屋的权利人，但没有包括原告。上述两套房屋中一套已经入住，另一套的预计交房日为2015年12月31日。该户现剩余210780元，加上冲点奖28万元，被法院冻结了其中的24万元。第三人对该户家庭内部的征收利益分割无权干涉，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发表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宝林与原告吴秀娟系夫妻关系，原告朱爱莉系他们的女儿。朱爱莉与原告陆浩系夫妻关系，原告陆宇轩系他们的儿子。朱宝林与被告朱保根系兄弟关系。朱保根与被告冯茂华系夫妻关系，被告朱爱婷是他们的女儿。上述原、被告户籍均登记于系争房屋上海市曹杨路金沙新村317号底层统底。其中朱爱莉户籍于2000年3月26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建设东路50-9号楼二单元302室迁入，朱宝林于2008年5月、吴秀娟于2010年7月亦均自上述户籍地迁入系争房屋。
1973年10月23日，朱宝林作为支内职工向其所在工作单位上海探矿机械厂递交《迫切要求解决我家住房问题报告》，称家庭原住房仅8平方米，破旧漏损，家中有母亲和弟妹，弟妹已经长大，居住非常困难，自己则响应国家号召支内工作，请求组织解决住房困难。1975年1月31日，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管理局签发《住房调配报批单》，载明户主为周桂仙（朱宝林和朱保根的母亲），中山桥菜场职工，家庭主要成员为朱宝林，上海探矿机械厂（支内）职工。原住房光复西路复兴村44号，8.3平方米。在处理意见一栏中表明：“该户全家4人，1人支内，还有1个儿子和女儿均已成年，租借私房，又较破漏，朱宝林单位多次来人要求及早帮助解决，以使支内职工能安心抓革命促生产。根据该情况，经地区三结合小组讨论拟同意上报。……”同年2月3日，该部门向周桂仙发出房屋使用通知书，将系争房屋分配给周桂仙家庭，使用面积16平方米。房屋分配时，朱宝林户籍已迁出至支内工作单位，故户籍未登记在系争房屋内。系争房屋承租人登记为周桂仙。
2004年2月2日，周桂仙死亡。朱保根提出更换户主申请，之后承租人变更为朱保根，就上述情况，原告提交了书面《更换户主申请》，内容为“金沙新村317号下原租赁户主周桂仙已于04年2月过世，现要求将户主更改为其儿子朱保根并同意按政策回沪亲属居住使用权。”第二份《更户申请》，内容为“金沙新村317号下原租赁户名周桂仙于04年2月过世，我儿媳冯茂华、孙女朱爱婷同意户主变更为朱保根并同意按政策回沪民居住使用权。”第三份《更户申请》，内容为“金沙新村317号下原租赁户名周桂仙于04年2月过世孙女朱爱莉同意将户主更改为朱保根。”每份申请书下方申请人一栏内均显示有朱保根、冯茂华、朱爱婷、朱爱莉的签名和印鉴。审理中，朱爱莉否认在上述申请书上签过名，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嗣后因为出于对征收协议的认可，认为对承租人变更提出异议失去法律意义，遂又向本院申请撤回笔迹鉴定申请。经本院释明，朱爱莉坚持不再提起笔迹鉴定申请，同时，原告也表示就承租人变更事宜不再提出诉讼主张，对承租人与征收协议均予以认可，但要求法院处理本案时，考虑到变更承租人时的操作不当之处。
2007年3月18日，朱宝林与朱保根签订协议书，约定：1、户主朱保根，同意哥哥朱宝林及其女儿朱爱莉二人户口迁进普陀区曹杨路金沙新村317号楼下；2、遇国家动拆迁时，二人只享受应有的二份权利（按人头算）；3、如按户算就不能享受；4、不能享受动拆迁中的补偿款及其它一切福利；5、当动拆迁只能选一种分配方法时（分房、现款）应按户主的分配方法处理。朱保根与朱宝林在协议尾部签名。审理中，原告称该协议系朱保根书写，迫于要将户籍迁移回沪的压力，无奈而同意签署；被告则认为该协议就是因为户籍迁入可能产生其他的影响问题，经与朱宝林协商后而签署，是朱宝林的真实意思表示，朱宝林也是代表了其余原告的意思表示。
2014年7月13日，朱保根为乙方与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决定范围，房屋性质为公房，居住面积15.7平方米，换算面积25.9050平方米，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计为1159155.08元，其中房屋评估价格为690368.25元、价格补贴207110.48元、套型面积补贴为399750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房屋装潢补偿为3万元。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提供下列房屋：1、普陀区荣和怡景园武威东路821弄5栋／幢18号2103室，实测建筑面积48.22平方米，总价743552.40元；2、嘉定区星火二期嘉峪关路380弄12栋／幢8号1602室，暂测建筑面积59.51平方米，总价804142.71元；房屋价格合计1547695.11元，差价为388540.03元则由乙方支付。各种补贴包括搬迁奖励费4万元、建筑面积奖励费129525元、签约奖励费207240元、协议生效奖励费129525元、搬家补助费16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1530元、临时安置费3300＊3计9900元、无证建筑面积补贴5万元，九项共计569320元。本协议生效后，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合同另就搬离原址、款项支付、违约责任等等作出约定，合同订立后，系争房屋按约交付第三人拆除，在剩余征收补偿款210780元和冲点奖励费28万元中，有24万元被法院依法冻结，其余款项由朱保根领取。
审理中，吴秀娟称在外地工作期间，每次回沪探亲就是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回沪后，因系争房屋面积小，无法在内居住，曾经在自己娘家暂住，嗣后借款购房居住。朱爱莉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
另查明，朱宝林、朱爱莉于2001年10月10日与案外人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购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房屋，建筑面积38.79平方米，现产权人登记为朱宝林和朱爱莉。2007年6月26日，朱爱莉、陆浩与案外人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在凌兆路又购得一套建筑面积为49.82平方米的房屋，产权人登记为朱爱莉和陆浩。朱爱莉因为购买该房屋，向银行贷款365000元及公积金贷款12万元。
原告认为，原告户籍按政策回沪迁入系争房屋内，因系争房屋居住面积小，无法在内居住，因此对征收补偿应当有共有权利，遂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支持如其诉请。
本院认为：根据朱保根与案外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系争房屋被依法征收，征收补偿利益应当由房屋的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审理中，原告提出在被征收房屋承租人由周桂仙变更为朱保根的过程中，朱保根擅自签署原告姓名，因其未就承租人变更提起相应主张，经本院释明，不再就此提起主张，因此其所陈述代签名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故作为承租人的朱保根显然对征收补偿利益享有权利。根据规定，在征收决定作出之日，系争房屋内的同住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在房屋内有本市常住户籍、在房屋内居住满一年之上、他处无房或者虽有房屋但居住困难的。原告的户籍虽然登记在系争房屋内，但在朱爱莉户籍迁回上海的次年即2001年，朱宝林和朱爱莉就出资购房，朱宝林夫妇及朱爱莉居住在内，因此除朱宝林外的原告实际在系争房屋内均未居住过；从朱宝林与朱保根签订的书面协议分析，朱宝林确实就户籍迁入系争房屋内涉及动拆迁事宜向朱保根作出过承诺。原告称朱宝林和朱保根所签协议未征得其余原告同意，且迫于回沪需要有户籍迁入之压力而被迫签署的主张，虽然的确存在户籍迁移压力，但正因此，双方为迁入户籍而产生其他法律后果而签订书面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常理。虽然仅朱宝林一人签名，但内容涉及到了朱宝林其余家庭成员，而系争房屋的户籍登记本就是基于朱宝林与朱保根之亲兄弟关系方能作为迁移的前提条件，由朱宝林和朱保根签订协议亦符合情理，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据此，上述原告均不符合系争房屋内同住人的资格，对系争房屋的征收利益不享有共有权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然，从1975年相关部门的系争房屋调配单、房屋使用通知书及朱宝林向工作单位递交的《迫切要求解决我家住房问题报告》等证据分析，均能反映出系争房屋分配时考虑到朱宝林之支内职工的身份，因此就系争房屋来源而言，朱宝林是有一定贡献的，现系争房屋被征收，朱宝林可以享有一定的补偿利益，鉴于朱宝林在外已经有房屋居住，故以金钱方式予以补偿，金额由本院结合上述意见予以酌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对原告朱宝林、吴秀娟、朱爱莉、陆浩、陆宇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被告朱保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宝林征收补偿款人民币30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本案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朱宝林、吴秀娟、朱爱莉、陆浩、陆宇轩均等负担。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4197元，由原告朱宝林、吴秀娟、朱爱莉、陆浩、陆宇轩均等负担人民币8397元，由被告朱保根负担人民币5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晓鹃
审 判 员 曹 彬
人民陪审员 王 俭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沈 南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第一百条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共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有瑕疵的，其他共有人应当分担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