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2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丰台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幸福街2号。
法定代表人：陈华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颖，女，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市场管理部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祥，北京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雪，女，1983年1月4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琦，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丰台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彩票中心）因与上诉人王晓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1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后，于2018年4月24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于2018年7月4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彩票中心法定代表人陈华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颖、徐荣祥，上诉人王晓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彩票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晓雪向彩票中心支付福利彩票销售款1067690.57元；2.改判王晓雪以1067690.57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彩票中心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晓雪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一、对彩票销售站的销售额度进行限制是彩票中心的合同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王晓雪超限额销售已经获得相应的利益，一审判决免除王晓雪部分付款义务，属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
（一）王晓雪对即开票信用额度，清楚且认可，且因此获得了相应的高额经济收益。
1.丰台区14704400（王晓雪）销售站，在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销售站，从其往期库存量的变化可以看出，自2015年4月以来，已享受信用额度一年有余。即开票库存量为50万元和30万元的情况之前就屡有出现，且游戏品种也在频繁变化之中，说明销售站对于其信用额度值的概念及数额非常清楚且认可。同时，这也是其每个结算周期内即开票销量居高不下的核心保障。
2.2016年4月19日至5月16日期间，共经历四个结算周期，14704400（王晓雪）销售站累计彩票销量3701322元，不计其他制度奖励，仅所得彩票代销费用就高达259092.54元。此笔费用根据销售站彩票销售情况，实时扣划至机主14704400（王晓雪）的银行卡内。此结算期间，该销售站均按照规定应交款数额足额缴纳。由此可见：由于超额销售所产生的即开票代销费用，均会即时划入终端机绑定的机主银行卡内，根据王晓雪以往所得高额代销费时顺其自然的反应，也能说明其对于自身终端机的即开票信用额度不但清楚和认可，而且也接受了由此带来的高额代销费利益。
（二）王晓雪对销售限额提高的情况，完全清楚和认可，且因此获得了相应的高额经济收益。
1.根据彩票中心提供的往期结算报表可以看出，14704400（王晓雪）销售站在部分结算周期内，已发生过销量超过60万元限制的情况，且当期结算并未发生任何问题。由此，每个结算周期内，机主王晓雪也可因高销量获得可观的高额代销费用。
2.因为代销费用是即时划入终端机绑定的机主银行卡内，且每个结算周期的交款日，终端机打出的结算报表中，彩票销量明显可见，故机主王晓雪对于自身终端机的销售限额情况是清楚并认可的。
（三）无论是即开票信用额度还是销售限额，首先均是彩票中心的权利条款，由彩票中心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控。其次，根据往期14704400（王晓雪）销售站产生的高销量和所得的高额代销费也可以明确看出，其一直在享受由此带来的高额利润且持续时间长久，不存在所谓的“不合理”现象。
二、一审判决将彩票中心的权利条款按义务条款认定，而将王晓雪的义务条款当作权利条款认定，由此认定彩票中心未对王晓雪的销售额进行限制具有过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
（一）从签订合同条款之目的、该合同条款的设置形式、该合同条款与前后条款的关联、与该合同条款相关联条款的具体约定内容，以及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对彩票销售站的销售额度进行限制是彩票中心的权利，彩票中心在一定条件之下未行使合同赋予的该项权利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合同约定，而且也没有损害王晓雪的任何合同权利。王晓雪在销售额未被限制的情况之下，进行彩票销售活动所发生的销售款，应按照约定的条件向彩票中心履行付款义务。
（二）合同规定销售限额是彩票中心为保护自身权益，视各销售站的押金数额及信用情况自行掌握的权利条款。根据法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因此，在代理销售商押金不足的情况下，彩票中心可以要求增加押金，也可以不要求增加押金；可以对其销售额进行限制，也不对其销售额进行限制。
（三）根据全市各福利彩票销售站的实际销售情况，市福彩中心对个别优秀彩票销售站采取特殊政策。每年对全市30个左右优秀销售站放开销售限额，实行人工监控，如发现异常情况随时进行处理，进行限制。王晓雪经营管理的丰台区14704400（王晓雪）福利彩票销售站就属于被放开销售限额，实行人工监控的销售站。彩票中心不对王晓雪销售站的销售数额的进行限制的行为，视为在一定条件下暂时放弃对王晓雪销售额进行限制的权利。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合同约定。
（四）王晓雪管理经营的丰台区14704400（王晓雪）福利彩票销售站，在2016年5月17日至5月23日结算周期彩票销售额没有受到限制，从法律上说，并不损害王晓雪的任何合同权利。其相当于彩票中心在没有收取王晓雪足额预付款或押金的情况下，先行付货的行为。是在对王晓雪过往良好的合同履行记录进行信用评价之后作出的权利让步行为。就履行合同而言，彩票中心并无过错，也没有损害王晓雪的任何合同权利。
（五）增加抵押金数额而获得提高销售限额，是销售商的义务条款，并非权利条款。因此，不能由此判断如果销售商不增加押金数额，发行单位就必须对其销售额进行限制。更不能由此得出如果发行单位在销售商押金不足的情况下不行使限制对方销售额的权利，对于销售商超过合同销售限额的货款失去部分受偿权利的结论。
三、一审判决的结果，致使彩票中心失去高额的合法收益，而王晓雪因此却获得高额不当收益。
（一）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合同双方是彩票中心和王晓雪。另一方面，突破了“收货付款”的交易原则。王晓雪称其聘用的销售员巩海英没有将本案争议的销售款交付给王晓雪，但是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法庭调取的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涉及该销售款的问题。
（二）一审判决致使彩票中心失去了高额的合法收益，而作为相对方的销售网点相应的获得了不应当得到的高额的额外收益。此外，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王晓雪的抗辩，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四、与本案案情相同的顺义区福利彩票五个案件中，三个案件已经执行完毕，所欠全部款项均返还至顺义区彩票中心。另两案件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终审判决支持了顺义区福利彩票中心全部诉讼请求。由于与本案销售站案件性质一致，事实基本相同，判决存在明显差异不合理，本案应参考顺义区五个销售站的案件，判决支持彩票中心全部诉讼请求。
五、福利彩票的发行，是国家政策特许的一种销售行为，福利彩票是具有国家属性的公益彩票，由销售站代销后筹得的款项按一定比例上缴国库彩票公益金。涉案销售站欠彩票销售款1067690.57元，该款项中包含彩票公益金297964.4元，该笔款项的缺失造成国家利益损失。此外，欠付销售款中50%-65%的比例是返奖奖金，目前由彩票中心垫付，如若款项缺失将损害彩民利益。
六、按照双方签订的《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第十四条第3项约定，销售站应先足额缴纳彩票销售款才能获得相应的彩票代销费。王晓雪14704400销售站自2016年5月17日案发一周起至今，违背双方协议的约定，未按协议规定结算任何彩票款，却已经实际获利享受相应的彩票代销费。王晓雪所销售彩票金额的彩票代销费为102999.63元，因彩票结算款采用彩票代销费直接抵扣的形式，故结算报表缴款项中已将代销费扣减，彩票中心诉讼请求金额中不包含代销费，王晓雪享受代销费却不上交结算款的行为有悖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
王晓雪辩称：不同意彩票中心的上诉请求。第一，彩票中心与王晓雪之间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委托代理的委托期限已经届满，合同已经终止，双方自2016年1月1日起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王晓雪从2010年开始与彩票中心形成代理关系，期限一年。合同期满后，双方另行签署了授权协议，根据该合同第五条，双方可以无条件不再续约，如果续约，需双方同意，因此对于2015年的委托合同，终止期限系2015年12月31日，2016年新的合同签订日期是2016年1月1日，事实上，王晓雪与彩票中心没有签订2016年相关协议。同时在2016年1月1日，王晓雪向彩票中心书面明确表示不再继续经营彩票站，所以根据福利彩票发行彩票中心制定的规定第31条，2016年1月1日，王晓雪向彩票中心提交的书面文件符合该条的规定，涉案彩票销售站未进行负责人变更、银行卡号变更，是彩票中心的责任。而2016年经营人巩海英与彩票中心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在2016年度，巩海英是彩票站的供销商，与王晓雪没有任何转委托关系，而是彩票中心重新与巩海英形成了代销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第三，一审法院认定王晓雪取得了代销利益，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王晓雪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王晓雪不持有用于支付彩票销售款项的银行卡账号。本案涉及巩海英刑事犯罪案件，在2016年6月20日，王晓雪为查明本案事实，前往银行挂失补办后查明银行卡流水。第四，关于交易限额，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关系，而彩票是国家设立的特殊的商品，国家设置了福利彩票管理条例，北京市设置了规定，关于缴纳押金、设置限额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并非彩票中心说的合同权利条款，是国家为规范彩票销售行为制定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该严格遵守。第五，关于彩票中心说的应当支付106万余元彩票款主张，未支付的是即开型彩票，是巩海英预定的，这种电话订票的方式，违反了彩票管理调理的规定，变相违反了不得赊销的强制性规定，让即开型彩票的销售变为赌博行为，是违反行政、刑事法律的行为，不应当予以保护。同时涉案的106万余元，有明确证据显示，并未在王晓雪的投注机上开售，所有彩票的销售方式均是强制开售。第六，本案涉及的福利彩票并非普通的商品，代销人在完成委托代理销售合同中，给彩票中心造成的损失如果存在，也应当以彩票中心实际遭受的损失大小为准，不能以票面金额为准。最后，彩票中心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合理合法的销售彩票，监管彩票代销人员，不得突破法律规定，进行赊销彩票，造成本案发生彩票款项流失的责任在彩票中心。第七，彩票中心称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有两个案件已经进行终审判决，但两判决基本事实与本案不同，另案法院依据合同法关于转委托应经委托人同意的规定进行裁判。而本案王晓雪和巩海英关于彩票站负责人更换是经彩票中心同意的，彩票中心将2016年1月1日王晓雪、巩海英共同向彩票中心出具的委托书作为本案证据提交，表明彩票中心对巩海英实际经营14704400销售站的事实是知情且认可的。所以本案于彩票中心提交供法院参考的案件事实不一致。第八，关于彩票中心所述相关彩票公益金包括返奖奖金情况，相关返奖奖金比例和数额彩票中心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返奖数据完全由彩票中心掌握，本案涉及彩票销售委托代理，无论是王晓雪造成的相应损失还是巩海英造成的本案损失，彩票遭受损失均不能按照票面金额计算，应当按照彩票发行成本计算。第九，首先本案证据不能证明王晓雪已经取得了未缴纳的彩票款的对应的代销费，其次王晓雪于庭前提供的关于涉案彩票站用于结算的银行卡的相关情况说明也表明，涉案银行卡并非王晓雪掌握控制使用，该彩票款和代销费是巩海英实际控制和使用，王晓雪并没有取得相关利益。
王晓雪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驳回彩票中心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彩票中心承担。
事实与理由同上述答辩意见。
彩票中心辩称：不同意王晓雪的上诉请求，王晓雪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彩票中心与王晓雪签订的2016年度《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王晓雪称已经将销售站转委托他人的抗辩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彩票中心与王晓雪存在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清楚。二、王晓雪拖欠彩票中心彩票销售款的事实清楚，其欠款行为已构成违约。王晓雪既是机主，也是实际经营人。三、对彩票销售站的销售额度进行限制是彩票中心的合同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王晓雪关于超限额销售免责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彩票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晓雪向彩票中心支付福利彩票销售款1067690.57元；2.判令王晓雪自2016年6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彩票中心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3.诉讼费用由王晓雪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5日，王晓雪与彩票中心签订《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王晓雪交纳设备风险押金及许可证押金10万元，该协议为一年一签。2016年1月1日，彩票中心与王晓雪续签订《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主要约定内容为：授权方（甲方）彩票中心，被授权方（乙方）王晓雪，销售站编号14704400，地址丰台区石榴庄南里9号楼彩票专卖店，销售站类型普通／快乐8／PK拾／快3／即开型／自助式、普通+快3／快乐8+快3/PK拾+快3，销售站通信方式：ADSL，代销费比例：普通游戏7.1%，快速游戏（快乐8、快3）基础代销费0／6.6%+浮动（0-1%）。PK拾游戏7.6%（均含耗材补贴），即开票7%。以市福彩中心系统数据为准。兑奖佣金为实际兑付中奖彩票奖金的1%。第五条，授权协议书到期后，甲乙双方都可以无条件不再续约，如续约则需双方同意，并且乙方要符合甲方销售站年度审核制度的要求。第十二条，乙方在甲方批准设立销售站后须按规定缴纳投注设备及风险押金，续签授权协议书的，原投注设备及风险押金继续有效，自动转为新的授权协议书的投注设备及风险押金，不再履行退款和交款手续。第十五条，乙方每天应根据投注机报表所提供的应交款数额如数交付到指定银行卡或在卡内预存入超过扣划额的资金，凡因未能及时交款而造成的停机，由乙方自行负责（每周交款日交款不能晚于当日16时）。第二十四条，缴纳投注设备及风险押金5万元的销售站，彩票周销售额度为4万元（含即开票开售），即开票周领用额度为3万元；缴纳投注设备及风险押金10万元的销售站，彩票周销售额度为8万元（含即开票开售），即开票周领用额度为5万元。第二十五条，乙方在领用即开票后应在1-3周内开售，三周后未开售，由主机系统自动开售，并在结算报表记录应交款项。因特殊需要超额度配送的，超出部分应在配送人员监督下当场开售。第二十七条，为确保销售安全，甲方对乙方销售进行额度管理，超过额度乙方应缴纳提高额度款，并在投注机上做相应操作。乙方如需提高基础额度，应提前向甲方预交销售风险金。协议书签订当日，王晓雪向彩票中心出具《委托书》，内容为：我是14704400机主王晓雪（身份证×××），由于家庭原因，不能经营该投注站，现委托巩海英（身份证×××）具体经营管理14704400投注站的一切事宜，本人愿意承担该投注站的一切责任与后果。同日，王晓雪、巩海英向彩票中心提交申请书，内容为：我是14704400机主，王晓雪（身份证×××）现申请本机即开票额度提高至每月30万元并申请每ＸＸ制开售。
该院另查，2017年5月，巩海英因诈骗罪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0年。彩票中心于2016年5月25日对14704400销售站进行停机。同时彩票中心自述2016年5月31日、6月6日、6月13日销售额系王晓雪于2016年5月18日至23日订购的即开票30万元，依据相关规定，21天后强制开售。
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6月13日，14704400销售站应向彩票中心交付的福利彩票销售款为1067690.57元（截至2016年5月24日销售金额为793461.82元、5月31日销售金额为798361.33元、6月6日销售金额为788690.57元、6月14日销售金额为1067690.57元）。上述款项王晓雪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可以委托单位、个人代理销售彩票。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与接受委托的彩票代销者签订彩票代销合同。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代销合同示范文本分别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第十六条规定：“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为彩票代销者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本案中，依据王晓雪与巩海英的委托书、即开额度提高的申请书及巩海英案发前每周按结算程序对福利彩票款进行结算，并将全部销售款项存入王晓雪指定的银行账户内行为，王晓雪也取得相应的代销款利益，故该院认为2016年签订的《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的合同双方应为彩票中心与王晓雪；王晓雪对涉诉彩票站每周福利彩票的销售情况是明知的。综上，彩票中心要求王晓雪支付彩票销售款截至2016年5月24日销售金额为793461.82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彩票中心与王晓雪双方签订的《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第二十七条约定，彩票中心应对王晓雪彩票销售额度负有管理义务，王晓雪如需提高基础额度，应提前向彩票中心预交销售风险金，本案中，王晓雪在并未预交销售风险金前提下，彩票中心仍提高王晓雪销售额度，为此，彩票中心存在一定的疏于管理错误，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彩票中心要求王晓雪给付截至2016年6月13日欠款1067690.5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王晓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市丰台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彩票销售款793461.82元；二、驳回北京市丰台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王晓雪向本院提交一份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凭证，用以证明王晓雪和巩海英手中分别有一张卡，彩票中心备案的卡在巩海英手中，王晓雪并未实际持有涉案投注站用于缴纳彩票款的银行卡。王晓雪为查询卡相关的交易明细，挂失重新办理了卡片，关联后查询了明细。彩票中心认可该份业务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银行卡挂失需本人亲自办理，王晓雪在一审时能提交而未予提交，此外，此卡与备案的卡是完全关联的。
本院认为：根据彩票中心及王晓雪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1.王晓雪是否应对彩票中心的彩票销售款承担给付义务；2.若王晓雪承担给付义务，则其应承担的彩票销售款的具体金额。
对于王晓雪是否应对彩票中心的彩票销售款承担给付义务一节，王晓雪于2016年1月1日向彩票中心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委托人王晓雪，被委托人巩海英，同时载明其是涉案彩票站点的机主，因其家庭原因，不能经营该投注站，委托巩海英具体经营该投注站，王晓雪愿意承担该投注站的一切责任与后果。故从该委托书的内容可以看出王晓雪依旧是该投注站的机主。王晓雪称该委托书是彩票中心让其书写，但王晓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委托书载明内容的含义。虽王晓雪称其与彩票中心2016年的《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站授权协议书》并非其本人签字，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此外，王晓雪称该银行卡实际由巩海英掌握，其并未参与经营，但现有证据显示，王晓雪是该彩票站的机主，开票代销费也是划扣至王晓雪的账户，故本院认定王晓雪应对彩票中心的彩票销售款承担给付义务。故王晓雪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王晓雪应向彩票中心给付彩票销售款金额一节，根据2016年1月1日，王晓雪与巩海英共同向彩票中心的申请书显示，王晓雪申请该彩票站即开票额度提高至每周30万元，并申请每ＸＸ制开售。王晓雪称若提高开票额度，需缴纳相应保证金。彩票中心未收取王晓雪的保证金构成违约。彩票中心主张针对王晓雪申请提高即开票额度，其未向王晓雪收取相应保证金的原因系该销售站为优秀站点，信誉良好，为了奖励王晓雪，彩票中心愿意承担不交纳相应保证金的风险，不需要王晓雪再补交保证金。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提高即开票额度，需要补交相应的保证金，该保证金系为了确保销售安全，预交的销售风险金，该销售安全系保证彩票中心的销售安全，确保彩票中心能够对即开型彩票相应的资金额度进行实时监管，未交纳相应的保证金并未加重王晓雪的义务，同时会减轻王晓雪交纳保证金的负担，故基于王晓雪申请提高即开票额度，彩票中心未让王晓雪补交相应保证金的做法不存在疏于管理的错误，彩票中心亦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彩票中心承担相应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王晓雪应对截至2016年6月14日的全部销售金额1067690.57元承担给付义务。彩票中心关于王晓雪应给付彩票销售款金额1067690.57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彩票中心要求王晓雪支付迟延履行利息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王晓雪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因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规定，亦不能证明涉案相关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1538号民事判决；
二、王晓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市丰台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彩票销售款1067690.57元；
三、驳回北京市丰台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09元，由王晓雪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148元，由王晓雪负担（王晓雪已交纳11735元，剩余54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婧雪
审 判 员 葛 红
审 判 员 曹 欣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 宇
书 记 员 梁艺爽
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