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7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姚林胜，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剑鸣。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明霞。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林生。
三上诉人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力，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宝申理律所）及上诉人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因仲裁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一（民）初字第20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宝申理律所的法定代表人姚林胜及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4月22日，张剑鸣（甲方）与宝申理律所（乙方）签订合同同日，王明霞（甲方）与宝申理律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甲方就其与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委托乙方律师为代理人，约定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根据标的额（如有反诉请求，则加上反诉请求部分的标的额）比例收费方式（中间比例），协商合计律师费为406，800元。
2013年4月23日，宝申理律所主任B会见了张剑鸣、王明霞的代理人张林生，双方进行了谈话。谈话过程中，张林生介绍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并要求提供法律帮助。B向张林生出示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张林生称：“我听明白了，两个案件总标的达到2，050万元，我希望收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的价款（即合同加补充协议总标的）按《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区间中的最低收费比例来收费，后一部分（即本案诉请最终通过包括但又不限于如和解、调解、仲裁等方式得到的款项如违约金、赔偿金等；减少支出的金额）的律师费按风险收费：该部分按50%计算律师费。具体可写进合同。”。B同意张林生的意见，并向张林生出示了告知书。张林生在上述谈话笔录中亲笔加注“二份合同律师费总价55万元（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按得益率50%收取。”。当日，张剑鸣、王明霞作为合同甲方分别与宝申理律所（合同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各一份，约定聘请宝申理律所代理各自与A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采用部分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部分风险收费。风险收费部分为取得违约金、减少向A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部分，房屋买卖合同总标的额与结案时甲方应付金额的差额部分等按50%支付律师费。B在上述聘请律师合同背面注明：“老张：律师费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总计税后55万元，第二部分见合同风险约定。”。
2013年4月24日，张林生向B账户上汇款30万元。
2013年4月27日，宝申理律所代理张剑鸣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案号为（2013）沪仲案字第0416号。该案中，张剑鸣请求裁决：A公司交付系争房屋、支付以总房款1，180.8万元计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暂计3，188，160元）、支付被损坏、拆除房屋设施及装饰的损失、赔偿律师费460，160元。A公司提起反请求，要求张剑鸣支付购房款6，803，043.90元、支付以总价款1，132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计3，132，810元、赔偿律师费609，472元等。
2013年4月27日，宝申理律所代理王明霞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案号为（2013）沪仲案字第0417号。该案中，王明霞请求裁决：A公司交付系争房屋、支付以总房款957.6万元计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暂计2，585，520元）、支付被损坏、拆除房屋设施及装饰的损失、赔偿律师费406，800元。A公司提起反请求，要求王明霞支付购房款5，516，956.10元、支付以总价款918万元为基数，按日分万之五计算的违约金计2，540，565元、赔偿律师费531，305元等。
上述仲裁案件审理期间，张林生于2013年7月4日给＊＊＊现金20万元，向案外人C账户上汇款20万元。
宝申理律所于2013年7月11日开具了金额为460，160元、交款人为张剑鸣的律师费发票及金额为406，800元、交款人为王明霞的律师费发票，连同双方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张剑鸣、王明霞律师费损失的证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3年8月16日，因上海仲裁委员会要求提供律师费付款依据，张林生以资金紧张为由，表示筹措不到关于2013年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两案的律师费，B遂向张林生账户汇款25万元。之后，张林生向宝申理律所以银行汇款方式分别支付了460，160元、406，800元，注明用途为律师费。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2月1日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0416号裁决书，裁决主文主要内容：A公司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交付房屋，支付张剑鸣逾期交房违约金2，674，240元、赔偿张剑鸣损坏房屋设施及装饰违约金120万元、赔偿律师费230，080元，张剑鸣支付A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84，900元、律师费损失5，000元等。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2月1日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0417号裁决书，裁决主文主要内容：A公司于王明霞付清剩余房款后十日内交付房屋，支付王明霞逾期交房违约金165，565元、赔偿王明霞损坏房屋设施及装饰违约金96万元、赔偿律师费203，400元，王明霞支付A公司剩余购房款50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7，540元、律师费损失143，528元等。
2013年12月13日，张林生向B账户上汇款20万元。
嗣后，张剑鸣、王明霞向本院申请执行。
2014年1月2日，A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请求本院不予执行上述两仲裁裁决书。
2014年5月26日，A公司分别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要求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的（2013）沪仲案字第0416号、第0417号两案的仲裁裁决。
2014年6月7日，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找到宝申理律所，希望仍由B律师代理，双方商定律师费计算方式为：“与仲裁案一起计算，即仲裁、‘撤裁’申请执行合并计算，合计为再支付138万元。具体的，以双方聘请律师合同中的约定为准。”。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分别在上述律师会见谈话笔录上签字确认。当日，张剑鸣、王明霞（甲方）与宝申理律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甲方与A公司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聘请宝申理律所提供法律帮助，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有关律师服务收费规定，经乙方介绍，甲方选择风险收费：即甲方在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中取得的（即被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违约金部分按50%支付律师费；补偿协议中减少向A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部分按50%支付律师费等，上述费用（截止2014年6月7日，扣除已经支付部分，若法院维持仲裁裁决，甲方只需要再支付138万元）均在法院维持仲裁裁决／或取得相关有效文书后一个月内付清；另之前所有相关本案聘请律师合同不再履行。（甲乙双方均同意张林生承担本合同付款义务）；合同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应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宝申理律所代理张剑鸣、王明霞出庭应诉。本院于2014年7月16日分别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撤字第27号、第2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A公司的申请。
2014年7月28日，本院分别出具（2014）沪一中执字第45号、第4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A公司不予执行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9月向上海市松江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将争议房屋解除查封后，分别过户到张剑鸣、王明霞名下。
嗣后，宝申理律所向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催要律师费无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支付律师费138万元及以该138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19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日的违约金；此后，宝申理律所自愿撤回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则提起反诉要求宝申理律所返还所支付的90万元律师费。
原审审理过程中，张林生表示：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的时候，B说只要证据属实，房子就能要回来，还有可能多要很多钱。并说如果能多弄回来钱，双方一人一半，B就给其做了风险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谈话笔录上的字是其签的，内容也是其写的，但是B把律师费、诉讼费、其他费用都算在其头上，还向其要一半的钱。其认为律师费应该算50多万元，打官司获得的好处是160万元，可以分给B一半，算起来同意总共支付135万元的律师费。
原审庭审中，张林生称张剑鸣系其女儿，王明霞系其妻子。
原审法院认为：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22日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只是为了在仲裁裁决中获得相应利益，当作张剑鸣、王明霞律师费损失的证据来使用的。双方于次日签订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了律师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按照标的额计算55万元律师费。关于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主张的2013年4月22日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是双方真实表示、且已履行完毕的意见，明显与张林生在庭审中关于“多得的钱大家各一半”的陈述不符，退一步讲即使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被次日的《聘请律师合同》所变更。张林生在2013年8月16日按照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上载明的律师费数额向宝申理律所汇款也并非为履行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而是因上海仲裁委员会需要相关已实际支付律师费的凭证而为。
宝申理律所向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告知了政府指导价，双方签订的作为证据使用的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上的律师费就是根据政府指导价中间价的收费标准来确定，在4月23日签订正式《聘请律师合同》时，宝申理律所也告知了政府指导价。当时案件尚未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也尚未立案受理，案件处理结果尚不知道，双方也未进行结算并确定具体的数额，但只要不超过，就合法有效。从生效仲裁裁决书载明内容来看，两个案件争议房屋价值都在1，000万元上下，加上违约金、设施和装饰等损失，申请仲裁的标的额都大于1，000万元，加上A公司也提出了反请求申请，标的额分别也在1，000万元左右，可谓标的巨大、双方争议巨大，案件疑难复杂，故只要宝申理律所收取的律师费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5倍，就符合上海市有关规定。
双方于2014年6月7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对2013年4月23日的《聘请律师合同》进行结算并对今后代理“撤裁”等事宜具体费用所作的一揽子的约定。宝申理律所代理了两个仲裁裁决案件、两个仲裁反请求案件、两个申请执行案件、两个“撤裁”案件，上述案件依法宝申理律所均可以收取律师费，但4月23日的《聘请律师合同》仅对仲裁裁决案件约定了律师费。宝申理律所分别收取了代理费45万元、460，160元、406，800元。经宝申理律所代理，张剑鸣、王明霞通过裁决顺利拿到了两套房屋，获赔违约金、设施装饰赔偿金、律师费损失合计543万余元，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在2014年6月7日同意再给宝申理律所138万元，是对之前合同进行的结算，并期望宝申理律所继续努力维持已有成果而做出的承诺，合法有效。张剑鸣、王明霞辩称上述合同系张林生酒后所签，不是张林生真实意思，因而无效，缺乏依据，难以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于2014年6月7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现宝申理律所要求按合同约定给付138万元律师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鉴于合同约定，双方均同意由张林生承担付款义务，故宝申理律所应当向张林生索要律师费。
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的反诉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张林生给付宝申理律所律师费1，380，000元；驳回宝申理律所的其余诉讼请求；驳回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778.90元，减半收取计8，889.45元，由宝申理律所负担355.58元，由张林生负担8，533.8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负担。
宝申理律所上诉称，张剑鸣、王明霞是仲裁代理合同的受益方，张林生仅是自愿加入付款，其不能免除张剑鸣及王明霞的付款义务。据此，宝申理律所要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张剑鸣、王明霞对张林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辩称，不发表意见，请法院依法判决。
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上诉称，原审就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22日的聘请律师合同的签订日期认定有误，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于2013年4月23日开始才与律师事务所联系，不可能在此前签订聘用律师合同。风险代理收费标准应当是风险代理部分标的的30%，并非整个案件标的的百分之三十，且超过标准5倍的部分不适用于风险代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处理有误，应予纠正。据此，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宝申理律所全部原审诉请，支持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原审反诉请求。
宝申理律所辩称，不同意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诉请，原审认定事实及处理无误，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剑鸣、王明霞因与A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而委托宝申理律所指派律师为代理人，双方在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考虑到案件疑难复杂及标的较大，已明确约定采用部分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及部分按风险收费的方法；且签约后，张剑鸣及王明霞也陆续向宝申理律所支付了部分律师费。宝申理律所在与张剑鸣、王明霞分别签约并收取部分律师费后，也实际指派律师参与了系争仲裁案的审理，履行了应尽的律师代理义务。基于在系争仲裁案结案后，A公司向法院提交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及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故张剑鸣、王明霞又再次与宝申理律所协商律师代理及收费事宜，双方自愿约定“与仲裁案一起计算，即仲裁、撤裁及申请执行案合并计算，合计为再支付138万元。而此后，宝申理律所继续为张剑鸣、王明霞代理参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案及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案的审理，并已实际胜诉，系争房屋也最终过户到了张剑鸣及王明霞的名下，故张剑鸣、王明霞应按约定向宝申理律所付清全部律师费。宝申理律所代理参与审理的案件标的大，案件复杂，实际包括仲裁委员会审理的仲裁案及法院审理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案及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案等多起案件，且最终结果均为张剑鸣、王明霞胜诉。宝申理律所按实际代理案件的件数和案件标的大小、复杂程度及双方的约定，要求张剑鸣在已付部分律师费的之外，再按约定支付律师费138万元，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张剑鸣、王明霞称“宝申理律所收费过高，违反规定的收费标准”并以此为由要求宝申理律所返还90万元，缺乏依据，不能支持。宝申理律所与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已在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均同意张林生承担本合同付款义务”，故本案系争付款责任已转由张林生向宝申理律所承担；宝申理律所要求张剑鸣、王明霞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也不能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宝申理律所及张剑鸣、王明霞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220元，由上诉人张剑鸣、王明霞负担人民币13，776元，上诉人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3，4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 珏
审 判 员 岑佳欣
代理审判员 潘春霞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 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