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11民终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春桃（系死者胡迪康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可仁（系死者胡迪康长子）。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少芳（系死者胡迪康次子）。以上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明，湖南湘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联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祁利（系上诉人曾联合之妻）。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峰，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红旗。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波英。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龙，湖南齐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承玉。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曾联合、张祁利、丁红旗、邓波英因与被上诉人邓承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121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明，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峰、上诉人丁红旗、邓波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龙，被上诉人邓承玉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的上诉请求：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死者与在搬运时被车上的板材滑落压断颈椎致死，所以作为接受劳务者的被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夫妇应当预见到装有板材的车辆超高在卸板材时存在安全隐患（且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因被上诉人（雇主）曾联合、张祁利夫妇没有随车监督和卸板材时进行管理指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二、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且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是对死者家属的抚慰，不适用按责分摊；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此案的发生由于被上诉人（雇主）曾联合、张祁利夫妇在装板材时超高留有安全隐患（且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在卸板材时被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夫妇也未到现场管理、指挥，所以被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夫妇有重大过错。曾联合、张祁利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1、一审认定死者胡迪康是在卸板材时被板材压伤颈部跌倒的证据不足，2、一审认定死者胡迪康系因颈椎受伤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的事实依据不足；二、一审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是板材的销售方，而丁红旗、邓波英系材料的购买人，压在死者身上的板材的所有权属于两方当事人，事实上死者摔倒时的板材所有权已属原审被告丁红旗、邓波英所有，其为死者劳务的接受方，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予赔偿缺乏理由；二、本案中死者如何摔倒的明显依据不足，但无论如何其本身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事实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其有重大过错是可以明确的。丁红旗、邓波英的上诉请求：一、死者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务关系。伟业板材店经营房屋装修材料，为顾客送货上门是其服务的延伸，目的是提高服务质量，吸引顾客，增加销售。死者受伤时正在车上第一次卸货，受伤地点就在车旁，板材还在车上没落地，这属于板材店的送货服务范围；二、上诉人没有过错，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所以该案应由经营者承担责任，上诉人作为消费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曾联合、张祁利辩称，一、答辩人安排装运板材到客户小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为方便顾客，根据交易习惯，将顾客购买的板材装车并送至客户小区的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二、被答辩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对死者与答辩人存在劳务关系及答辩人存在过错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作为一起个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依法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事实上被答辩人未提供证据证实答辩人与死者存在劳务关系，也无证据证实死者倒地的原因和过程，更无证据证实答辩人对死者倒地负有过错，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当；三、死者系农村户口，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损失错误，死者系农村户口的事实毫无争论，一审判决仅凭一份答辩人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便认定其在县城居住达一年，并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有悖于法律规定。上诉人丁红旗、邓波英辩称：板材已经卖给了上诉人，板材还在板材运送过程中，交付前的一切风险由板材老板曾联合承担。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家属因受伤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454,085元（品除原告负担的30%的责任）；2、本案诉讼法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丁红旗、邓波英在祁阳县城乐活美域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2016年6月26日上午委托被告邓承玉到被告曾联合、张祁利夫妇经营的伟业板材店购买装饰材料，交易谈妥后，被告曾联合打电话给廖得军叫其开车（四轮货车）来送货，胡迪康与谢安民在店里等候搬货上车。当时被告曾联合与廖得军、胡迪康、谢安民等人商定：从店里搬货上车到乐活美域卸货的搬运费由被告曾联合支付30元，从乐活美域小区搬到套房内的搬运费由被告邓承玉支付380元，在征得被告邓承玉同意后，廖得军、胡迪康、谢安民等三人从仓库将材料搬上车，送到小区后，三人开始搬些小五金之类的装饰材料，搬了两三趟后，开始搬板材，胡迪康在卸货时被板材压伤颈部跌倒在地，伤后在祁阳县人民医院及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7月1日死亡。当日，经永州浯溪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作出尸体检验报告书，分析推断认定：死者胡迪ＸＸ前在装卸板材作业中意外受伤，其“颈4、5骨折脱位、颈脊髓损伤并高位截瘫”，致急性呼吸肌麻痹，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一审另查明，死者胡迪康，又名胡健康，男，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祁阳县浯溪镇陶家岭村6组，生前在县城从事搬运工作多年。经审查核实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有：1、医疗费共计59,406元；2、法医鉴定费605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元/天×5天＝250元；4、误工费42,494÷365×5＝582元；5、护理费42,494÷365×5＝582元；6、丧葬费53,889÷12×6＝26,945元；7、死亡赔偿金28,838×18＝519,084元；8、精神抚慰金酌情考虑20,000元,共计627,454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受害人胡迪康与哪方形成劳务关系。胡迪康从事搬运工作多年，事发当天，为被告曾联合、张祁利搬运板材上车、卸车，在卸货时被板材压伤颈部跌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认定为被告曾联合、张祁利提供了劳务，被告曾联合、张祁利以只付车费给廖得军为由，认为与其没有形成劳务关系，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同时，胡迪康受伤前，正在搬货上楼，开始搬了两三趟小五金之类的装饰材料，后在搬卸板材时受伤，因搬货上楼的搬运费由买主支付，故胡迪康也与被告丁红旗、邓波英形成了劳务关系，被告丁红旗、邓波英以搬运费380元，这个价格是店主谈的，所以该380元实质是购买材料价格的一部分，况且事故发生时，死者正从车上卸板材，因站立不稳，板材从车上滑下将其压伤，仍属于为店主提供劳务的过程为由，认为与其没有形成劳务关系，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二、死亡赔偿金按何种标准计算。胡迪康虽是农村户口，但在县城长期从事搬运工作，且租房在城里居住，有租房合同及社区证明，相互印证，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三、各方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胡迪康，从事搬运工作，本次意外受伤并无明显过错，被告曾联合、张祁利作为卖主，被告丁红旗、邓波英作为买主，也不存在明显过错。故法院认为各方均无明显过错，本案应按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四、被告邓承玉是否承担责任。被告丁红旗、邓波英委托被告邓承玉购买装修材料，被告邓承玉作为被委托人，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公民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次事故造成各项损失，法院经综合考虑，兼顾公平原则，酌定由被告曾联合、张祁利分担10％的赔偿责任即62,745元（627,454元×10％），被告丁红旗、邓波英分担20％的赔偿责任125,491元（627,454元×20％）。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判决：一、被告曾联合、张祁利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赔偿款62,745元；二、被告丁红旗、邓波英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赔偿款125,491元；三、驳回原告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要求被告邓承玉承担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900元，财产保全费1650元，共计9550元由原告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承担6685元，被告曾联合、张祁利承担955元，被告丁红旗、邓波英承担191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向法庭提交一份唐三元的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死者胡迪康的经常居住地并不是在县城，应该适用农村标准计算胡迪康的死亡赔偿金。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等人质证认为：这份调查笔录不是真实的，唐三元也没有依法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丁红旗一方质证认为这份证据是真实的。本院认证认为：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又无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予以佐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划分；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现评析如下：一、上诉人丁红旗、邓波英与受害人胡迪康形成雇佣关系。受二上诉人的委托，邓波英之父邓承玉在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处购买板材，板材的运输、搬运共分两个阶段，一是运输阶段，由板材出卖人曾联合叫来司机廖得军，由廖得军负责将板材运送至丁红旗、邓波英的住房楼下，这一阶段的运费30元由曾联合支付给廖得军。二是搬运阶段，由胡迪康等三人负责将板材从车上搬运至丁红旗、邓波英三楼住房，这一阶段的搬运费380元，已由邓承玉向三人支付。审查雇佣关系的双方，劳务费由哪方支付是确定雇主的主要因素，接受劳务费的一方为雇员，支付劳务费的一方为雇主，因此，本案中丁红旗、邓波英与胡迪康等三人形成雇佣关系。作为雇主，丁红旗、邓波英对雇员胡迪康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曾联合、张祁利作为货物出卖方，虽然没有与胡迪康形成雇佣关系，但他们为邓承玉介绍胡迪康等三人向丁红旗、邓波英提供劳务，促成双方雇佣关系的成立，可适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审判实践的惯常做法，丁红旗、邓波英对胡迪康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受害人胡迪康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操作不当，疏于自身安全保护，可以减轻丁红旗、邓波英的赔偿责任，曾联合、张祁利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据此，本院认定，丁红旗、邓波英对损害后果承担60%的赔偿责任，曾联合、张祁利对损害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二、死者胡迪康身前虽系农村户口，但长期以来在城镇从事搬运活动，这一事实有张祁利、曾联合的陈述予以证实，有胡迪康与李和平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龙山社区居委会证明予以佐证，可以认定胡迪康身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城镇，应当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胡迪康的死亡赔偿金。综上所述，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关于本案责任划分不当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121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的一、三项；二、变更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121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由上诉人丁红旗、邓波英在收到本判决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损失376,472.4元；三、驳回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诉讼费用9550元，由上诉人丁红旗、邓波英承担6685元，由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1910元，由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承担9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上诉人丁红旗、邓波英承担5530元，由上诉人曾联合、张祁利1580元，由上诉人文春桃、胡可仁、胡少芳承担7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向东审 判 员  罗 晖代理审判员  陈 楠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红英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