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10民终1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霞，女，197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代理人：卢宏钟，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丽，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汇通支行，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西路266号。负责人：李娟，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易先亮，男，197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员工，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代理人：周茜，女，198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员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李霞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汇通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汇通支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宏钟、王丽，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负责人李娟及委托代理人易先亮、周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霞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268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审关于双方涉案信用卡刷卡消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李霞于2011年即将申领的涉案信用卡交给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静蓉，刘静蓉在隐瞒上诉人的情况下多次刷卡消费，上诉人不知信用卡提额。2.信用卡存在银行和储户的储蓄和借贷两种民事关系，均需双方合意。贷款系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盗刷，系被上诉人内部管理疏漏造成的。上诉人李霞自始至终都无要求贷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贷款合意，贷款合同不成立，上诉人无需履行还款义务。即使上诉人未尽保管信用卡义务，也只应在其所知由其本人提请的1万元额度内承担责任。且因被上诉人对工作人员的监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诉人所受的1万元额度内损失应根据公平原则按双方所负过错大小各自承担。3.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静蓉不存在任何委托代理行为。刘静蓉在整个事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成为上诉人的代理人而造成双方代理的尴尬局面。若盗刷涉案信用卡的个人系与开卡及提额金融机构无关的人员，则因持卡人的持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本案系因刘静蓉作为被上诉人业务经理才能完成提额及盗刷，换成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之外的任何人都完成不了。因此，认定刘静蓉表见代理于法于情于理不通，被上诉人亦应承担疏于监管的后果。工行汇通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霞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判令李霞与工行汇通支行基于信用卡（卡号：42×××32）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不成立；2.判令李霞无须向工行汇通支行履行还款义务；3.判令工行汇通支行消除李霞不良信用记录；4.本案诉讼费由工行汇通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10日原审原告李霞向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申请办理了一张信用额度为1万元的牡丹信用卡（卡号：42×××32）。2012年2月13日，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以原审原告李霞名义将该卡信用额度上调至20万元，原审原告李霞还为该信用卡设置了其本人手机号码为189××××6665短信提示服务。该卡办理后，原审原告李霞将该卡交给了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刘静蓉并让其知晓了该卡交易密码。从2011年12月8日开始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即持该卡消费，截止2015年11月12日该信用卡透支本金189243元，欠利息36210.16元、滞纳金5500元，共计230953.16元。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在持该卡进行消费时，均通过95588短信平台为原审原告李霞提供了消费明细手机短信服务。2014年12月前原审原告李霞即开始找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刘静蓉要求返还信用卡，2014年12月中旬向工行负责人反映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关于信用卡（42×××32）刷卡消费是否形成了借贷法律关系。信用卡在使用过程中，其主体包括持卡人、发卡行、取款行、特约商户及实际取款人或刷卡人。关于他们的法律关系，当持卡人在信用卡账户中存有溢缴款，足以支付取现金额或者消费金额时，双方的法律关系性质应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当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不足以支付取现金额或者消费金额时，双方就该不足以支付的款项部分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若取款人或刷卡人是受持卡人的指示或同意进行取款或刷卡消费，双方构成委托代理关系。本案中，所争议的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是否依法设立，在于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持涉案信用卡刷卡消费行为是否构成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刘静蓉虽没有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并不影响其委托代理行为的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审原告李霞于2011年12月7日领取涉案信用卡，即将该卡交给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刘静蓉，并让其知晓该信用卡密码，2011年12月8日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即持该卡到沙市区天星润滑油总汇刷卡消费9900元，原审原告未提出异议。2012年2月13日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将该卡信用额度调整到20万元。嗣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频繁在外刷卡消费，时间长达三年多，原审原告在收到95588发送的短信提示后均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视为原审原告李霞对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刷卡消费及将调整信用卡额度至20万元行为的认可。基于此，认定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持涉案信用卡刷卡消费行为构成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关于信用卡（42×××32）刷卡消费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综上所述，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的工作人员持原审原告李霞的信用卡在外进行刷卡消费，因为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已经构成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原审原告李霞是委托人，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的工作人员是受托人。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工作人员持原审原告李霞的信用卡刷卡消费的行为，依法应由原审原告李霞承担，据此原审原告李霞与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关于信用卡（42×××32）刷卡消费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故原审原告李霞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原审原、被告因信用卡（42×××32）刷卡消费所产生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请求不予支持。在上述原审原、被告借贷法律关系中，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是债权人、原审原告李霞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审原告李霞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无需向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履行还款义务并消除其信用不良记录的请求不予支持。应当指出的是本案虽然驳回了原审原告李霞的诉讼请求，但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擅自以原审原告李霞的名义将其信用卡额度调整到20万元，存在管理漏洞，应予整改纠正，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应由原审被告工行汇通支行承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李霞负担；鉴定费2000元,由工行汇通支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霞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西区派出所2015年4月30日、5月5日分别对刷卡商户甘行华、鲁若云所作询问笔录复印件两份，拟证明涉案信用卡系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静蓉持有进行套现，由于被上诉人原因进行的虚假信用额度调整导致刘静蓉能够进行套现。证据二，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西区派出所对李霞所作询问笔录和《群众报警专用签》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李霞就涉案信用卡与刘静蓉起纠纷于2015年1月22日和11月13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一审提交的证据三2012年2月13日涉案信用卡调整额度《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因该申请书申请人签名栏上载明“本人声明以上填写内容完全属实，知悉并同意服务业务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条款（见背面），并对此负责”，但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未提交该申请书的“服务业务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条款”，本院二审要求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提交“服务业务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条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且仅有被询问人的签字无公安部门盖章，内容未明确指向刷卡人系刘静蓉，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前，内容均是上诉人李霞个人陈述不能与其之前所述形成佐证，且后续公安机关并未刑事立案。上诉人李霞对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该额度申请书是一份补充合同，系虚假合同，其中“李霞”非上诉人本人签名，该合同在形式上已经区别可以代办的事项和不能代办的事项，调整信用额度属不能代办事项，被上诉人对该虚假合同的形成存在过错，该合同承办人写的刘静蓉，刘静蓉与李霞很熟悉，不可能存在他人冒用李霞签名，被上诉人未对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存在重大过错。本院认为，上诉人李霞提交的证据一、二形成于一审庭审前，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提交的“服务业务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条款”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二审查明事实除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1年10月10日，上诉人李霞申办涉案信用卡，签署《牡丹卡申请表》，未勾选“您的服务要求”第5条“短信提醒（余额变动提醒，如未勾选项视同开通且起点金额为0，手机号码取自您填写的资料）”。2011年12月7日，上诉人李霞领取并启用涉案信用卡，签署《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业务申请书（卡片启用凭条）》，未勾选“短信服务”。2012年2月13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申请人签名”栏伪造李霞签名，申请将涉案信用卡信用额度由1万元人民币调整为29万元人民币，经审批同意调整为20万元人民币，经办员系刘静蓉。该业务申请书尾部载明：“2.表中可以代办业务以‘★’或‘☆’标注”。该业务申请表“调整信用额度”栏无‘★’或‘☆’标注。该表“服务业务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第一条载明：“代办人应根据银行要求提供身份证件等，不得在申请人处签名”。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霞与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因涉案信用卡产生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李霞为向被上诉人工行汇通支行申办牡丹信用卡，分别于2011年10月10日、12月7日填写了被上诉人提供的《牡丹卡申请表》及《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业务申请书（卡片启用凭条）》，被上诉人为其办理了信用额度人民币1万元的信用卡并将卡交付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信用卡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李霞领取并启用信用卡后即将卡交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静蓉，并告知其密码。上诉人上述行为表明其同意他人使用其信用卡及承担额度人民币1万元以内的还款义务。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刘静蓉占有上诉人李霞的信用卡后，将涉案信用卡的信用额度由1万元人民币提额至20万元人民币，但用于办理调整信用额度的《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的“申请人签名”处签名并非上诉人李霞所签；且，据被上诉人《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的规定，调整信用额度须由客户本人到银行柜台办理，不得由他人代办，上诉人李霞未申请提额，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擅自提额违反《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规定的内容，存在明显过错；另，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手机发送短信提醒，属银行信用卡服务内容，上诉人收到短信后是否提出异议，均不能免除被上诉人办理提额时的审查义务，均不产生上诉人同意提额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并未达成提额合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双方未订立信用额度为人民币20万元的信用卡合同，仅信用额度为人民币1万元的信用卡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李霞与持涉案信用卡刷卡人之间是否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霞同意涉案信用卡调额至20万元人民币及上诉人李霞同意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至20万元人民币以内的额度刷卡消费，属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涉案信用卡刷卡消费后，基于信用额度为人民币1万元的信用卡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上诉人应按约定向被上诉人履行1万元人民币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滞纳金的还款义务。故上诉人主张双方因涉案信用卡所产生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即超出1万元人民币本金及相应利息、滞纳金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因涉案信用卡产生的1万元人民币本金及相应利息、滞纳金的借贷关系成立，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其无需向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消除其信用不良记录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即被上诉人应消除其超出1万元人民币本金及相应利息、滞纳金的信用不良记录，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余部分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268号民事判决；二、李霞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汇通支行因信用卡（卡号：42×××32）所产生的超出1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滞纳金的借贷关系不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汇通支行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消除李霞相应的信用不良记录；三、驳回李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鉴定费2000元，共计2500元，由李霞负担2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汇通支行负担24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李霞负担187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汇通支行负担41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坚松审判员  熊 艳审判员  曾凡玉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黄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