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刑初字第2013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马×1，女，1988年1月19日出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1月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葛建国，北京赛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公诉刑诉（2015）165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1犯诈骗罪，于2015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秦梁、代理检察员蒋家棣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1及其辩护人葛建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马×1于2014年9月至10月间，谎称有关系可以将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的王×1（被害人王×儿子）等人释放出来，并以走关系需要花钱为由，骗取被害人王×人民币40万元，用于个人挥霍，后被抓获。案发后被告人家属退还了40万元，被害人出具了谅解书。
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提交了被害人陈×、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马×1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马×1诈骗数额巨大，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并处罚金。
被告人马×1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自愿认罪；其辩护人认为本案是经济纠纷，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马×1于2014年9月至10月间，谎称有关系可以将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的王×1（被害人王×儿子）等人释放出来，并以走关系需要花钱为由，在北京市朝阳区炫特区小区7号楼等地骗取被害人王×现金及汇款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马×1于2015年1月4日被抓获归案。案发后被告人退还了被害人王×人民币40万元，被害人对被告人表示谅解。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王×陈述证明：我被骗人民币42万元。分四次转账，三笔5万元人民币，一笔2万元人民币，还有25万元现金。马×1对我说，有关系可以把我儿子弄出来，后来以各种名义向我索要钱，我在河南老家给对方现金转账12万元人民币，包括2014年9月20日左右汇款2万元，9月24日两个5万元；后在北京给对方转账5万元；还去对方住所给的现金20万元，2014年9月27日，我又凑了5万元现金给对方。2014年8月24日，我儿子王×1因为非法拘禁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我知道后于2014年8月25日从河南老家来到了北京。2014年8月25日，我到朝阳区看守所看望王×1。在看守所外面，我第一次见到了王×1同案犯李×的妻子马×1。见面后，马×1就和我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说怎么能让王×1他们从看守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就回了河南老家。2014年9月22日，马×1打电话给我，说她找到人了，可以将王×1和李×先期从看守所里出来。我一听这个事情就立即从河南老家赶到了北京。我到了北京后，于2014年9月22日19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炫特区小区7号楼的一间房间（这个房子据了解是马×1哥哥的）内，就我和马×1两个人，马×1提出她找了人了，可以给王×1、李×办理取保，但是需要人民币70万。先期先给40万，人出来之后再给另外的30万。当时我也没有立即同意，说回去想一想。2014年9月23日，我和马×1在电话里说了这个事情，同意让马×1去办取保的这个事情。2014年9月24日，我在朝阳区一个中国银行取了现金人民币20万元。我立即拿着20万现金在朝阳区炫特区小区7号楼的一个房间内见到了马×1，当时在场的还有马×2（王×1的朋友）、马×3（马×1的哥哥）。我就把这个人民币20万元给了马×1。当时我让她打个收条，但是马×1说办事的钱怎么能打收条，就这样没有打收条。我给了她20万元现金后，当天从老家分两笔5万元给她转了人民币10万元，我在北京找朋友给他转了人民币5万元，后回去又凑了现金5万元。一共给她40万元。另外，我第一次还给她2万元，她讲是请律师的费用。我给她5万元的时候，她哥哥在场。我给她汇款的单据找不到了。后来，马×1告诉我说2014年9月30日前王×1、李×一定可以出来。2014年9月30日，我就到朝阳区看守所门口等着，因为马×1说最迟2014年9月30日可以出来，我在看守所外面等了一天也没有出来。后来我通过正常渠道了解到王×1已经被批准逮捕了，所以当时我就问马×1怎么回事。马×1说没有批准逮捕，还继续让我等，但是王×1一直没有出来。我一看没有什么消息了，王×1也没有如期出来，我就于2014年10月1日回了河南老家。回到老家后，我就打电话给马×1，让她退钱。因为王×1已经批准逮捕了，按照当时说好的，就要退款的。马×1就说等十一之后再说。后来，马×1还说要继续办这个事情，而且还继续要钱。但是给王×1办理取保的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什么消息，马×1也不提退款的事情，而且还要钱办这个事情。我当时就说，就这样吧，能办出来最好。后来2014年11月15日，我得知我儿子王×1被取保了，这时我就从河南老家来到了北京，见到王×1之后，得知马×1并没有在这个取保的事情中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就怀疑是马×1在骗我，然后我就催促马×1退款，但是她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所以我就选择了报警。我问过马×1这钱用于何处，但是对方说不清楚到底用到哪里了，就是说保密不能打听这些。当时马×1没说找谁办这件事，也没说怎么把我儿子弄出来，就说能把人弄出来，前期要40万，办成后再给30万，还说办不好退钱。我给马×1的钱，不是因为她爱人也关进去给她的补偿，就是捞人的钱，要是补偿也等我儿子出来再说。我现在（2015年4月20日）的意见是钱已经退给我了，又是老乡，我不想处理她了。
2、证人马×2证言证明：我的好朋友王×12014年8月份因非法拘禁被抓。王×托马×1帮忙把王×1弄出来这件事我也知道。先开始说好2014年9月30日，王×1会被放出来。可是到了日子，没有出来，我就找马×1问情况。对方开始说事没有办好，王×给的钱都送给办事人了，钱过几天才能退回来，她现在又找了一个新关系，可以办这件事，让我先拿20万元垫上，等人退钱再给我。于是我在2014年10月5日在老家郏县南环路转盘附近给对方现金人民币20万元。我给对方现金时有马×1、马×3在场。马×1没有说找谁办这件事，也没说怎么把王×1弄出来。当时王×因为办事给马×1钱一事我知道，我还给她20万元人民币，我是在老家给她20万元，我问过她，她承认。她说为捞人办事已经花了。她找王×要钱也是讲托人走关系办事用。王×给了她人民币20万元我在场。王×给她其他钱时我不在，但后来我知道一共给了她40万元。马×1不说找什么人来办此事。马×1说我的钱她给花在办事上了，不退钱给我。我现在（2015年4月20日）的意见是都是老乡，就算了，我不要求处理她了。
3、证人冯×证言证明：我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干部。我不认识一个叫马×1的河南女人，不认识叫马×4、李×的人。2014年9月左右，没有人找我帮助办理捞王×1和李×的事，我都没听到过王×1、李×的名字。2014年9月我没有收过一个叫马×1（别名叫马×4）给的现金30万元人民币，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4、马×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该账户交易情况。其中2014年9月16日转入人民币2万元；2014年9月24日现存两个5万元、网银转入5万元。后该账户陆续取现、消费等，截止2014年12月31日查询时余额88.84元。
5、王×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该账户交易情况。2014年9月24日取现20万元；2014年9月27日取现5万元。
6、收条二张证明：王×于2015年1月10日出具：收到马×1家属退还人民币40万元现金；马×2于2015年1月21日出具：收到马×1家属退还人民币20万元现金。
7、王×于2015年1月12日出具的《谅解书》一份证明：内容为：王×1和李×因非法拘禁一案于2014年8月24日被朝阳分局刑事拘留，因救人心切我给李×爱人马×162万元帮忙救人。后因马×1儿子生病急需用钱故未将款项用于找人，在民警抓获马×1时，我们正在商量退款的事情，现马×1家属将该款全×退还，考虑我未受到任何损失，不要求追究马×1刑事责任，特此谅解。
8、马×2于2015年1月21日出具的《谅解协议》一份证明：内容为：关于马×1诈骗我20万现金的事，当初马×1说当时可以办理王×1及李×取保的事，我将现金给马×1后，随后朝阳公安分局将马×1抓获，现马×1家属将我之前给她的现金如数退还给我，我对此事不予追究马×1刑事责任。
9、河南省郏县薛店镇薛南村村委会出具的书证证明：李×与马×1于2008年结婚，现生育三个孩子。大儿子2009年9月出生，二女儿2011年4月出生，三儿子2013年9月出生，经济特困难，都需要马×1照顾。
10、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记录证明：2014年12月11日被害人王×到朝阳区六里屯派出所报警称：其儿子王×1于2014年8月24日因非法拘禁被刑事拘留，后其于2014年8月底在朝阳区看守所外结识王×1同案犯李×的妻子马×1。马×1称可以找人办理王×1等人的取保事宜。后于2014年9月24日，其在朝阳区炫特区小区7号楼一房间内，将现金人民币20万元给了马×1。后2014年11月15日王×1被朝阳区检察院取保。现对方在河南老家，一直称让其等，其怀疑被骗。
11、抓获经过证明：被害人报警后，公安机关于2015年1月4日18时许，在河南省郏县薛店镇马×1家中将马×1抓获。
12、被告人的身份材料，证明被告人马×1的身份情况。
13、被告人马×1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
第一种供述与辩解称：我小名“马×4”。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2014年8月24号23点左右，我知道王×1以及我老公李×在北京被警察抓走了。25号我去给我老公请律师，26号我才知道他们因为非法拘禁被抓了。我到看守所的时候碰到王×1的父亲王×。当时我们都在想办法捞人。9月20号左右，我和王×说我找了一个高检的人叫冯×（音译），可以帮助办理捞王×1和李×的事，人家说要70万才能办理这件事情。我和王×说先给30万元，办成后再给剩下的40万元。我收了王×42万，收了马×220万元，共62万元。其中2万元交了律师费用。王×给了我一部分现金，是在朝阳区炫特区给我的，当时还有马×2、我哥哥马×3在场，还有一部分转账；马×2是在郏县老家给我的20万现金。王×给我的40万我给了高检那个叫冯×的人30万，剩下的10万也跑事花完了；马×2给我的20万一部分给我孩子看病用了，一部分还账了，还有大约8万左右我自己留下了。马×2给我20万是因为他和我老公还有王×1都是一个公司的，我老公是因为他才去的王×1的公司。我把钱给了冯×后，他和我说人在30号左右就能出来，我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王×。9月30日那天我和王×一起在看守所等着接他们出来，但等到18时左右人也没出来。我们就知道已经批捕了。后冯×说因为那边家属闹得厉害所以要再等等。我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冯×。那个朋友的情况我不能说。我没有冯的联系方式，都是通过我朋友联系的。我就知道冯是高检的。关于冯×是怎么答应可以办理取保的事情，具体的我不知道，都是朋友帮忙弄的。
第二种供述与辩解称：2014年8月24日晚上11点左右，我给李×打电话打不通，我就给马×2打电话，后来他告诉我说李×和王×1被公安局抓了。2014年8月25日中午1点多，我见到了马×2、王×1的父亲王×、王×1的弟弟，我们几个人商量一起先请个律师。2014年8月26日上午9点多，我们四个人还有王×1公司的几个人一起来到朝阳区看守所门口找律师。我们请的律师会见了李×后告诉我们他是涉嫌非法拘禁。我们几个就一起商量说看看找找人。我跟王×说我去找找老家在北京高检的冯×，然后我就让老家亲戚问。老家亲戚第二天就来信告诉我说冯×不管。我就跟王×说冯不管，后来王×跟我说让我再找找关系。过了几天，王×在朝阳区炫特区给了我20万人民币现金，让我去给高检冯×疏通一下关系，后来我过了几天托人跟冯×联系，但是人家都不管。我就跟王×说人家不收这钱。这时我孩子正好生病了，我就跟王×说先用着这钱。之后就因为孩子生病我就陆续跟王×要钱，王×给过我一些钱，具体拿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关于马×2的钱是2014年10月1日以后，我在老家找到马×2问我老公是什么事，并跟他说孩子生病了。然后马×2就说孩子有病就找他，他不会不管的，后来因为说什么事就吵起来了，当时也没给我钱。我从马×2那儿拿过钱，他把律师费给了王×，后来王×把他们俩的律师费一起打给我的，总共是2万元人民币。我一开始拿的王×的20万是去疏通关系用的，后来因为我孩子生病了，我就拿着钱给我孩子看病去了。我没有给王×退过钱。
第三种供述与辩解称：我大约拿了王×30万元人民币。我没有拿过马×2的钱。我最多一次拿了王×20万元人民币。这20万元是让我去给高检冯×疏通一下关系用的钱。我没找到冯×，也没有给冯×钱。拿了钱以后我跟人说了，但是当时就说办不了，我就没拿这钱办理取保的事，后来因为孩子生病，我就把钱花了。我跟王×说过拿钱给孩子看病用了。这些钱没都给孩子看病，我给孩子看病花了7、8万左右，具体记不清了，剩下的钱我存银行了一部分，具体存了多少记不清了。银行的钱我取出来了，钱在我老家自己住地放着。后来王×又给我钱也是我家孩子看病用钱给的。我拿着王×的钱还没有花完，还找王×以孩子的名义要钱的原因我忘了。
以上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其证据资格均予以确认。除被告人供述外的上述其他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均具有关联性，能够互相印证，对这些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供述中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其余供述缺乏证据印证，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辩护人当庭提交了马×1书写的关于事情经过的书面材料用于证明涉案40万元当时是王×给其用于给李×办理取保的钱，并非是给王×1办理取保的钱，对此，本院认为该材料为被告人自己的辩解，并无证据佐证，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矛盾，故不予采信；辩护人提交了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一张，证明王×给马×12万元用于请律师一事，另提交了河南省郏县薛店镇薛南村委会出具的马×1平时表现良好的书面材料，还提交了马×1怀孕（怀孕时间约在9月初左右）的诊断材料，用于证明马×1怀孕的情况，对上述书面材料，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的犯罪事实缺乏相关性，对此均不予采纳；辩护人还提交了马×1小儿子李佳毅2014年10月份在医院就诊的医疗单据、诊断材料等书证，用于证明涉案款中的一部分用于给孩子治病了，对此，本院认为，医疗单据仅有几千元，无法确定与涉案款项的关系，且该证据与犯罪事实缺乏相关性，故对此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马×1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夸大办事能力,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1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对被告人之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无罪之意见，本院认为，本案被害人在侦查机关的多次陈×稳定，关于被骗钱款金额、给钱次数、被骗经过及细节与证人证言、银行交易记录等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被告人马×1虚构事实、夸大办事能力，以能够帮助“捞人”为事由诈骗被害人人民币40万元的事实。从被告人的行为过程来看，被告人自己没有能力办理承诺的“捞人一事”，但是为了获取被害人钱款，承诺被害人能够办理并收取费用。事后也并未实际办理，所称中间人冯×也不予认可。被告人在向被害人的承诺未实现后，仍向被害人允诺能够继续办理，拖延被害人，至案发前，亦未退还被害人任何款项。从被告人整个犯罪过程看，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主观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之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鉴于被告人马×1自愿认罪，退赔被害人全×经济损失且得到被害人谅解，综合考虑其行为起因、手段、后果等因素，故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综上，本院根据被告人马×1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社会危害性和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马×1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1个月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崔光同
人民陪审员 闫月琴
人民陪审员 席久义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