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16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金娣，女，1956年7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金鸿（系史金娣的哥哥），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根娣，女，1952年3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系史根娣的儿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斌，男，1976年2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志强，男，1984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金鸿（系倪志强的舅舅），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平，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82年3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敬，上海鼎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女，2002年7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系郭某的母亲），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系郭某的外婆），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敬，上海鼎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因与被上诉人朱某、郭某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30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金娣、倪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金鸿，上诉人郭斌（同时兼上诉人史根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平，被上诉人朱某，被上诉人郭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以及朱某、郭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某、郭某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某、郭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动迁单位回复函本身内容相互矛盾且与动迁实施口径及动迁政策相悖，也与当时的实际动迁事实不符，应当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将该回复函作为证据采用，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宅XX号私房（以下简称97号房屋）的动迁政策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房屋所有人给予安置补偿，故排除了朱某、郭某作为安置对象。根据97号房屋的安置协议，被拆迁人为史金娣，则被拆迁人为史金娣一人，朱某、郭某不是被拆迁对象，不享有动迁利益。而根据动迁口径，动迁安置以货币化安置为主，户口在此次动迁中不予考虑，这也排除了朱某、郭某享有动迁安置利益。动迁单位回复函所谓“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友情操作的说法，是与安置政策、安置协议中“数砖头”的原则是冲突的，则该回复函的效力应低于安置政策及安置协议。动迁单位在过了十多年后再违反动迁政策推翻原来与产权人达成的动迁协议，应当认为回复函无效。动迁单位所谓“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友情操作情况实际根本不存在。二、原审有关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羽山路房屋）的受配人为史根娣、郭斌、朱某、郭某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三、原审认定258,619元归属也为错误。四、原审法院对动迁利益按照现在的房价进行认定而不是以当时房价进行认定也属事实认定不清。五、史根娣不应对动迁利益承担连带责任。六、朱某、郭某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朱某、郭某辩称，不同意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无误，要求维持原判。本案中的动迁单位回复函内容清楚，不违反相关规定，是有效的，也与动迁档案的记载情况一致。另案的生效判决也认定朱某、郭某是被安置人员，有权分割动迁利益。一审认定羽山路房屋的受配人为史根娣、郭斌、朱某、郭某也是正确的。朱某、郭某的原审诉请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朱某、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史金娣赔偿朱某、郭某动迁利益1,820,200元（按羽山路房屋的现值380万元的47.89%计算），史根娣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审理中，朱某、郭某变更请求，要求赔偿羽山路房屋市值480万元的47.89%。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朱某与郭斌原系夫妻，郭某系两人的婚生女儿。朱某与郭斌于2002年登记结婚，于2014年3月20日经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调解。史根娣系郭斌的母亲，史金娣系史根娣的妹妹，倪志强是史金娣的儿子。
被拆迁的97号房屋系史金娣于1994年购得，建筑面积26.80平方米。2003年3月24日,史金娣就该房屋的拆迁事宜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价值标准房屋调换）。协议约定：拆迁人应补偿史金娣货币补偿款65,526元；安置史金娣羽山路房屋和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博兴路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14.20平方米，总价342,445元；安置房与货币补偿款差价276,919元，史金娣应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即2003年3月31日前支付给拆迁人；拆迁人应发放奖励费8,000元、速迁费8,000元、过渡费1,800元、搬家补助费500元；双方价款相抵，史金娣尚需支付258,619元。
与上述拆迁协议对应的房屋拆迁费用发放单载明，被拆房屋的家庭成员为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朱某、郭某6人，发放的费用除前述协议确定的费用外，还发放一笔“其他258,619元”。
与上述拆迁协议对应的房屋拆迁结算单上列明，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为史金娣，常住人口为6人，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65,526元，调换房屋为XX房XX路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14.20平方米，单价分别为3,300元和2,800元，总价342,445元，甲方应向乙方收取276,919元；拆迁补偿费为奖励费、速迁费16,000元（8,000+8,000）、过渡费600X3=1,800元、搬场费500元、一次性补偿费258,619元，合计276,919元。
2003年3月26日,拆迁单位开出的羽山路房屋的住房配售单上载明原住房家庭成员为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朱某、郭某6人，羽山路房屋的受配人员为史根娣、郭斌、朱某、郭某4人，建筑面积68.83平方米。房屋分配后，羽山路房屋由朱某、郭某、史根娣、郭斌4人居住使用，4人的户口于2005年2月28日从被拆房屋处迁入羽山路房屋处。
2004年3月14日,羽山路房屋和博兴路房屋均登记在史金娣个人名下，均由郭斌作为史金娣的代理人办理。2004年10月24日，史金娣、史根娣就羽山路房屋和博兴路房屋各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史根娣分别以19万元和33万元购买XX房XX路房屋，并于同日递交房地产登记申请书两份。之后该2套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史根娣名下。
朱某与郭斌为羽山路房屋的分割发生争议。2014年4月3日，朱某、郭某向法院起诉史根娣、郭斌，以共有为由，要求对羽山路房屋析产，后因获知羽山路房屋是经过买卖才登记在史根娣名下而撤回起诉。2014年7月，朱某、郭某向法院起诉史金娣、史根娣，要求确认两人之间关于羽山路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获法院支持，后二审发回重审。法院经重审判决驳回朱某、郭某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朱某、郭某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同时说明房屋动迁后的所得补偿利益如果涉及多人共有份额的问题，朱某、郭某可以另行提起分割动迁利益的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地块的动迁实施口径为：“根据新政策，动迁安置以货币化安置为主，户口在此次动迁中不予考虑。”“被拆迁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则安置与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
一审审理中，法院发函拆迁实施单位了解本案拆迁安置情况，拆迁实施单位回复称，史金娣户实行“价值标准房屋交换”进行动迁安置，针对旧改地块，动迁安置根据被拆迁人的实际情况，按“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进行友情操作，计算房屋货币补偿款时，不涉及人口因素，史金娣户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为65,526元，按价值仅可安置一室一厅房屋1套（建筑面积约45平方米，安置价约126,000元），但考虑到该户户籍在册6人，且人员结构复杂，遵循保证居民“分得开、住得下”的原则，照顾安置该户2套房屋，建筑面积114.2平方米，并免除差价款258,619元。
在朱某诉郭斌纠纷一案审理中，在法庭询问“婚后是否购买过房屋？居住问题如何解决？”时，朱某、郭斌均答“婚后未取得过房屋，婚后未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过房屋贷款。原、被告各自自行解决居住。”调解书第四条明确双方各自自行解决居住。
当事人均不申请评估涉案房屋的价值。法院经询价，羽山路房屋目前的价值约48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朱某、郭某是否享有动迁利益。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以被拆房屋的产权人为史金娣、本次动迁是按同等价值调换、动迁口径不考虑户口为由主张除产权人之外的户籍人员不享有动迁利益。法院认为，虽然涉案动迁的口径规定“动迁安置以货币化安置为主，户口在此次动迁中不予考虑。”“被拆迁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则安置与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但在动迁实际操作中，拆迁单位并没有完全遵循该口径操作，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变通。从本次动迁的档案记载和实际安置的情况来看，安置的结果与户籍在册人数密切相关，拆迁实施单位对此亦予以证实。如果完全按动迁口径而不考虑在册户籍人数，那么按同等价值产权调换的安置方案，只能安置45平方米的房屋且需要支付差价约6万元。正因为在册人数有6人且分属两个大家庭，拆迁实施单位按照“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最终安置了2套房屋分别给两个家庭居住使用，即史金娣、倪志强母子一家，史根娣、郭斌、朱某、郭某一家，同时免除了27万余元的差价款。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称史根娣等人迁入户口时与史金娣签订有协议无证据证明，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以朱某和郭斌在案件审理中明确无共有房产为由认为朱某、郭某不享有权利亦缺乏依据，法院均不予采信。
2、朱某、郭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XX房XX路房屋是涉案动迁利益的载体和最终体现。拆迁后，朱某、郭某一直与史根娣、郭斌共同居住在羽山路房屋。在此期间，当事人之间并未为房屋的居住使用而发生矛盾。郭斌与朱某因无法共同居住而出现矛盾。朱某、郭某就羽山路房屋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所称朱某、郭某的诉讼已经过时效之说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3、动迁利益的分配应按何时的价值计算。如前所述，XX路房屋和XX路房屋是涉案动迁利益的载体和最终体现，故动迁利益分割的计算时点应当以分割时的房屋价值为准。
4、史根娣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拆迁安置的2套房屋的产权原登记在史金娣的名下，后以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转移登记至史根娣的名下。无论是史金娣还是史根娣，均应当知道朱某、郭某是本次动迁的安置人员，享有动迁利益，现2套房屋的产权均登记在史根娣名下，应当由史根娣负责给付朱某、郭某动迁利益。由于史金娣以买卖的方式将产权转移给史根娣，形式上获取了售房款，其应当对史根娣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史金娣、史根娣之间是否真正交付了售房款、最终的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应当由两人之间内部解决。
5、朱某、郭某的动迁利益应如何计算。实践中，动迁利益的分配较为复杂，需要综合予以考虑衡量。首先，动迁单位发放的动迁补偿款中，除了一笔“其他258,619元”外，其余的有名项目均与户口因素无关，即使动迁时被拆房屋处没有任何户口，产权人史金娣也能够取得动迁协议中确定的有名补偿项目。其次，在拆迁操作实践中，由于拆迁单位提供的最小面积房屋的价值超过被拆房屋的货币补偿款，拆迁单位通常会免除房屋差价款，本案拆迁单位的回复函也说明了这一点。再次，2套安置房屋的原产权人登记为史金娣，从朱某、郭某之前针对羽山路房屋的诉讼来看，法院也确认了史金娣将产权转让给史根娣的效力。因此，动迁利益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法院确定朱某、郭某的动迁利益按折合羽山路房屋40%的价值计算，计192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史根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朱某、郭某192万元；二、被告史金娣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93.60元，由原告朱某、郭某负担4,157元，由被告史根娣、史金娣负担21,036.6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由被告史根娣、史金娣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为原审法院认定的几个焦点。对于朱某、郭某是否享有动迁利益的问题，97号房屋拆迁时的房屋拆迁结算单、羽山路房屋的配售单及房屋拆迁费用发放单中均记载朱某、郭某为安置对象，享有安置利益，与动迁单位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向法院的回复函中所称“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进行友情操作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认为朱某、郭某不是安置对象、不享有动迁利益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采纳动迁单位的回复函的内容是正确的，不存在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所称的回复函无效的情形。至于朱某、郭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动迁利益分配应按何时的价值计算、史金娣、史根娣是否均应当担责以及朱某、郭某的动迁利益如何计算的问题，一审法院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已有较详尽的阐述，本院均予以认同，故在此不再赘述。因此，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最终确定的朱某、郭某应得的动迁利益192万元的数额，并认可一审法院确定的史金娣、史根娣在本案中的担责方式。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称原审有关羽山路房屋的受配人为史根娣、郭斌、朱某、郭某的认定是错误的及原审认定258,619元归属错误均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的其余上诉理由也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一审判决无误，应予维持。上诉人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80元，由上诉人史金娣、史根娣、郭斌、倪志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懿欣
代理审判员 潘俊秀
审 判 员 翟从海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 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