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5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俊衡，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黄爱珍，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陈孝安，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婕，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爱军，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委托代理人：陈亮，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泰峰，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职员。
上诉人严俊衡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周爱军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花都区成利织造厂（以下简称成利织造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上诉人严俊衡，该企业于2006年7月12日成立，2014年12月29日注销。原审第三人周爱军曾为成利织造厂的员工。2014年1月6日8时18分左右，原审第三人驾驶无号牌摩托车在花都区三东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大阳摩托车公司路段时，碰撞同向行驶的曾某驾驶的大客车，造成原审第三人受伤。该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认定曾某没有安全驾驶，负该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审第三人没有靠右侧行驶，负该事故次要责任。2014年1月6日当日，原审第三人被送往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并于2014年3月14日出院，经西医诊断为“1.骨盆多发骨折，2、多处擦裂伤”。2014年1月10日，成利织造厂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原审第三人自2013年1月开始在该厂从事机修岗位工作，工资每月5800元，现原审第三人于2014年1月6日被恒通公司公交车撞伤，现该厂已停发原审第三人全部工资，希恒通公司及保险公司赔偿其全部损失。2014年10月23日，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认为其在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故，应认定为工伤，并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病历、居住证明、路线图、成利织造厂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其中，居住证明为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月2日出具，证明原审第三人自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期间居住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二村祥凤二队新庄路边巷16号。2014年10月27日，被上诉人向成利织造厂通过EMS快递邮寄举证通知书。2014年10月31日，成利织造厂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原审第三人于2013年9月3日入职从事机修岗位工作，于2013年12月交辞工报告，2014年1月6日上午原审第三人侄子打电话说原审第三人出了交通事故，后原审第三人出院后希望出证明在该厂已干满一年，让其可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理赔，工资写高一点；因原审第三人在该厂上班时在员工宿舍住，外面没有租房，不存在上下班途中，不能认定为工伤，且该厂提供员工早餐、中餐、晚餐、夜宵，原审第三人是出去办私事，跟工作没有关联，该厂就出具了证明，证明原审第三人上了一年班，金额也写大了。2014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询问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称其在成利织造厂工作，在织布车间担任机修工，2014年1月6日，原审第三人在厂里上班，早上8点左右下班后回其租住的杨屋，当其骑电动车到三东大道大阳摩托车公司附近路段时，被后面的大巴车撞倒，时间大约为上午8：15左右，之后原审第三人被送到医院；成利织造厂分两班上班，白班是早7：30-19：30，晚班是19：30到次日早7：30，除了十几分钟用工时间，不安排休息，事故当日第三日晚班下班后到公司宿舍洗了个澡才出发离开；虽然成利织造厂安排了宿舍在303，但因宿舍条件不太好，比较吵，其很少住，只有上白班后住，上夜班几乎不在那里住，事故当日其下班后没回宿舍，而是返回自己租的房子。2014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再次询问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称其租住的房屋在花都区狮岭镇杨二村祥凤二队新庄路边巷16号，实际房东不清楚是谁，其是从老乡张弘手上租的房子，只有口头协议，租房时间从2013年1月到2014年1月，其没有和公司的人说在外租房。同日，被上诉人到杨二村祥凤二队新庄路边巷16号四层询问张某，张某称其是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弘何手袋厂的经营者，其向杨瑞繁租了花都区杨二村祥凤二队新庄路边巷16号的房子，租了三、四层，张某与原审第三人是老乡，其将房子租给原审第三人，自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租金150元每个月，原审第三人上夜班时晚上不在这住，不上班时基本在出租屋住。2014年12月，成利织造厂出具《关于周爱军申请工伤认定一案的意见》，认为原审第三人2013年9月入职该厂，该厂配备了单人宿舍（A栋303房），并配备了空调、热水，饭堂提供一日三餐和宵夜。原审第三人在职期间工厂安排其白班和夜班交替，事故当日原审第三人上晚班，其在7：20下班后吃完早餐，即返回宿舍以外出办事为由向隔壁宿舍的同时颜某借了电动车，并在其去办事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厂认为原审第三人主张其在杨二村向其老乡另外租了一间出租屋不符合常理，原因为原审第三人父母、妻儿均在老家，其每月收入2600元，其主张的租房距离工厂至少2公里，没有公交车直达，其自己没有交通工具等；且原审第三人称向其老乡转租一间出租屋，但没有书面协议，没有交租的收据，也没有到出租屋管理中心登记，经该厂了解，村委出具证明并未核实情况，而是出于同情弱者的考虑；同时原审第三人在厂宿舍的电费与其他员工相差无几，等等，因此该厂主张原审第三人的事故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成利织造厂还向被上诉人提供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通话录音记录、2013年9月-12月工资发放单，宿舍员工电费表、员工出具的证明等。其中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为2014年12月2日作出，证明原审第三人的老乡向该村村民租住杨二村二队的出租屋作为厂房，原审第三人本人没有租住，原审第三人以其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民事索赔为由，多次请求本村委为其出具居住证明，基于其没有在上述提供地址居住，无法提供居住证明。诉讼中，原审第三人确认事故当日其向同事颜某借车的事实。2014年12月4日，被上诉人到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村委会办公室询问杨某丙，杨某丙称其为该村委会计，其于2014年1月2日出具关于原审第三人的居住证明，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二村祥凤”，当时是屋主杨某乙的堂嫂卢某宜拿着填好的居住证明过来请求盖章，卢某宜讲述了原审第三人在祥凤住的情况，所以其盖了杨二村的公章；之后2014年12月2日杨二村村委出具的关于原审第三人的证明不是其经办的，不了解情况。当日被上诉人还询问了杨某乙，杨瑞繁称其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二村祥凤二队新庄路边巷16号的房子租给张某，并签订租赁合同，出租时间为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第一次出租时间），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第二次出租时间）。杨某乙向被上诉人出示了租赁合同，该合同于2013年3月14日签订，甲方为杨某乙，乙方为张某，租期自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并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只能作为厂房和办公使用，不能作员工宿舍等。2014年12月5日，被上诉人询问杨某丁，杨妙芝称其在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工作，职务是文书，杨二村2014年12月2日出具的关于原审第三人的证明是其经办的，是杨二村大龙经济社村民杨泰钎要求开具的，证明原审第三人不在杨二村大龙经济社居住，杨二村祥凤经济社和杨二村大龙经济社位置不同。2014年12月5日，被上诉人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4）014278号工伤认定决定，载明：用人单位成利织造厂，受害职工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于2014年1月6日8时18分左右，在公司上晚夜班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经广州市花都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为：“1.骨盆多发骨折及耻骨联合分离；2.多处擦伤”，其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12月8日、2014年12月11日向原审第三人及成利织造厂送达该工伤认定。上诉人不服该工伤认定，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花都府行复（2015）005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穗花人社工伤认（2014）014278号工伤认定决定。上诉人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供员工证明、通话录音记录、工资发放单、杨二村出具的证明等材料。诉讼中，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承租房屋时间早于张某承租房屋，明显不合理。原审第三人主张可能是存在免租期。
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被上诉人为依法设立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所辖范围内的企业职工受到伤害有认定其是否为工伤的职责。关于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的，财产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其他债务。”成利织造厂为个人独资企业，并于2014年12月29日注销，上诉人为投资人，因此，上诉人对于成利织造厂未清偿的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因成利织造厂已注销，上诉人以自己名义起诉符合规定。关于本案的被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规定：“本决定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本案上诉人起诉发生在2015年5月1日前，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的认定应适用未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经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复议维持，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为适格被告。关于原审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与成利织造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成利织造厂于2014年1月10日出具证明，证明原审第三人于2013年1月在该厂工作；之后，成利织造厂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原审第三人于2013年9月3日入职，于2013年12月交辞工报告；成利织造厂又于2014年12月出具《关于周爱军申请工伤认定一案的意见》，认为原审第三人于2013年9月入职，并确认事故当日即2014年1月6日原审第三人确有上班的事实。综合上述材料以及诉讼中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确认至事故当日，原审第三人与成利织造厂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原审第三人的情形是否为工伤。首先，关于两份居住证明。本案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了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该证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日，而原审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4年1月6日，因此该居住证明未能证明原审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之时的居住情况。此外，上诉人亦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经由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2月2日出具的关于原审第三人居住地的证明，载明原审第三人多次请求该村委出具证明，但因原审第三人没有在该村二队居住，没法提供居住证明。经被上诉人调查，出具上述两份证明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均表明是依据村民陈述而作出的证明，鉴于两份证明内容有矛盾之处，且出具证明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均未亲自核实原审第三人居住的实际情况，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份证明均不能直接证明原审第三人的居住情况。其次，关于原审第三人的居住情况。根据被上诉人的调查笔录、租赁合同等证据显示：杨某乙将房屋租给张某，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张某和原审第三人称张某将房屋转租给原审第三人，租住期限自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上诉人虽主张原审第三人有员工宿舍，但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排除原审第三人在外租住的情况。上诉人抗辩称原审第三人主张的承租时间早于张某的承租时间，以及租赁合同约定张某承租房屋用作厂房和办公，不能作员工宿舍等事宜；而原审第三人亦主张可能是存在免租期等因素。本案成利织造厂与原审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以及诉讼程序中均提供了相关证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在用人单位的证据不能否定原审第三人主张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采信原审第三人的主张并无不当。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在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认定为工伤，符合规定。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4）014278号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适当，上诉人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严俊衡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严俊衡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判决结果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一、一审法院否决了被上诉人做出工伤决定之时所依据的证据，却仍认定被上诉人做出的工伤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这完全是自相矛盾。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认定第三人的受伤属于工伤，所依据的就是第三人提交的由杨二村委会于2014年1月2日出具的《居住证明》，而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存在问题，因此其认为该份《居住证明》不能作为证明第三人认定工伤的依据，据此可以得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合法性这一原则的结论。但一审却从举证责任方面去阐述，认为用人单位对其主张的不属于工伤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忽视了劳动者首先对于某成工伤应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本案的第三人在与原告电话通话时，其自己确认是居住在原告安排的宿舍内，即原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此时如果第三人主张其在外有租赁房屋居住，其应当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是有失偏颇，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被上诉人根据第三人所提交的无法被采信的《居住证明》前往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杨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二村委）进行调查，分别调查了以下几个证人：1、根据杨某丙的陈述，其出具该份证明的情形是：“是屋主杨某乙的堂嫂卢某宜拿着已经填好的居住证明过来请求盖章。”那么，卢某宜不是房屋所有权人，也不是合法出租人，不能证明周爱军在其主张的房屋租住的事实。2、杨某乙的证言证明了三点：他只是把房屋租给了张某，并没有租给第三人周爱军，也不知道周爱军租住他房屋的事实；其陈述的租给张某的时间（租赁合同的起止时间是2013年4月1日）与《居住证明》上面记载的开始的时间即2013年1月1日并不吻合，更加证明《居住证明》的记载内容为虚假的；若《居住证明》上面记载内容为真，第三人周爱军真的在杨某乙的房屋里面租住了长达一年的时间，杨某乙不可能不知晓。被上诉人于庭审结束后，于2015年6月26日擅自再次向杨某乙调查取证，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证明了三点：被上诉人在作出工伤认定时，所依据的证据并不充分且错漏百出；被上诉人完全不理会《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未经法庭允许，擅自向证人调查取证，这是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擅自违法调查取证后要求再次开庭质证，理由是上诉人提出了新的理由，这完全是被上诉人对自己做出的错误认定后亡羊补牢的做法。3、对张某的调查笔录。张某确认第三人周爱军向他租住房屋，租赁时间从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租金为150元每月。但是，张某的证言是不能被采纳的，理由有如下：张某与周爱军是老乡关系，因此，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是不能采信的；张某陈述的租住事宜，却没有任何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收据等证实。那么，被上诉人根据第三人所提交的《居住证明》而向三个证人进行的调查取证，只有张某一人直接陈述第三人周爱军有在外租房，而张某的证言是孤证，且其与周爱军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根本无法作为认定第三人周爱军有在外租房的事实。二、上诉人已经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三人的受伤并非工伤。第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第三人周爱军在接受被上诉人的询问时，均证实周爱军是住在上诉人提供的厂内宿舍的，且宿舍只有周爱军一个人居住，并配备有空调等设施；第二、第三人周爱军发生交通事故时是早上8点18分，上诉人提交的其他员工的证言以及周爱军自己的陈述，均证实当天是周爱军上完12个小时的晚班下班后，回宿舍洗完澡后，借了同事的电动车出去。而周爱军认为是去其租住的房屋，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周爱军并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其外出去其认为的租住地点，距离有四公里左右，而两点间是没有公交车的，周爱军已经连续上了12个小时的晚班，并且其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如果需要休息，不可能舍近求远。故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花法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4）014278号《工伤认定书》，依法认定周爱军受伤不是工伤；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周爱军述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案中，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和被上诉人的调查可以证明原审第三人上晚夜班后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导致受伤，其情形符合上述规定，应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严俊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毅
代理审判员 唐 勇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周芷诺
刘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