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44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汉族，1982年10月10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牛庆军，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女，汉族，1991年1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代理人：欧阳文勇，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袁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3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曾是恋人关系，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柜台存入等形式共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61500元，转账详情如下：2012年2月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人民币14000元；2012年2月8日，原告通过银行柜台向被告的银行账户存入人民币8000元；2012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人民币35000元；2012年3月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人民币4000元；2012年8月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人民币500元。此外，原告通过其他方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12000元，交付情况如下：2012年2月份，原告通过双方同事“陈艳荣”转交给被告人民币3000元；2012年4月22日，被告让原告通过转账的方式借给“闫克兆”人民币3000元；2013年3月19日，被告让原告通过转账的形式借给“廖军儒”人民币1000元；2012年10月3日，原告向被告现金交付人民币5000元。2015年7月25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催告函，要求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69000元。2015年8月10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向法院起诉被告，后来原告自动撤回起诉。
原告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原告人民币73500元及利息3858.75元（从2015年8月1日开始，按一至五年中长期贷款年利率5.25%计算至偿还完毕上述借款之日止，暂计算为2016年7月31日）；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曾于2012年-2013年向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柜台存入、现金交付等方式交付人民币73500元，其中，原告先后五次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柜台存入等形式共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61500元，且原告又先后四次通过间接转账或现金交付等方式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12000元。2015年7月25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催告函，要求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69000元。2015年8月10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起诉被告，后来原告自动撤回起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先后四次通过间接转账或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告交付的人民币12000元，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无其它书面证据证明其确实先后四次通过间接转账或现金交付等方式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12000元。而对于原告先后五次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柜台存入等形式共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61500元的事实，被告予以认可，但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表明，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的最后一笔是2012年8月4日，而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催告函的时间为2015年7月25日，且原告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归还借款的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因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时效中断的事由，故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意见，予以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7元，由原告王某承担。
王某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73500元及利息3858.75元（从2015年8月1日开始，按一至五年中长期贷款年利率5.25%计算至返还完毕上述款项之日止，此处暂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2、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应为2015年3月，而非原审认定的2012年8月4日。
案涉款项起初有合法事实基础，并非一开始就是不当得利，只是在案涉款项的合法基础丧失后才转变为不当得利，证据表明，上诉人于2013年3月19日还应被上诉人需求，借给被上诉人1000元，双方关系良好。原审判决未能注意到这一点，认为诉讼时效起始于2012年8月4日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在于：第一、上诉人之所以向被上诉人提供资金支持，逻辑基础在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好感，希望通过满足被上诉人的资金需求来增进双方的感情，进而最终实现结婚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双方感情终结之前、上诉人情感目的落空之前，被上诉人得到的上诉人提供的资金都不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最后一笔转款时间2012年8月4日（事实上该笔转款并非最后一笔资金往来）为不当得利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错误的。第二、案涉款项的合法事实基础的丧失取决于双方感情的终结，而感情的终结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裁判者对人性及情感表现出相当的洞察和智慧。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资金来往证据来看，2013年3月19日，上诉人还应被上诉人的需求，借给被上诉人1000元，该事实表明双方感情良好，感情并未终结。假定2013年3月20日双方感情终结，涉案款项转化为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开始计算，那么，结合双方于2015年3月19日的短信记录可知，上诉人不仅在2015年3月19日主张过权利，在此之前就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不仅没有超期，且因此而中断。事实上，双方感情彻底终结是在2013年年底，这也是案涉款项转化为不当得利的时点，而上诉人早于2015年3月用短信固定权利主张的证据，更于2015年7月20日向被上诉人发出催告函，且于同年8月10日第一次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显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三、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本案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侵害其权利之日起算，即从2015年3月起算。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精神意在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而非旨在消灭权利人的权利，因此，本案不当得利的起算点应从2015年3月起算。第四、原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没有任何证据。本案属于一般民事纠纷，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依法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据此，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原告权益超过诉讼时效，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被上诉人就本案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因此，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上诉人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毫无证据，应予立即纠正。
被上诉人袁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丧失诉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先后四次通过间接转账或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上诉人交付人民币12000元，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指一方没有合法依据获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其在与被上诉人恋爱关系期间向被上诉人转帐或交付现金数万元，现因双方感情破裂分手，致使被上诉人取得不当得利，故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该笔款项。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被上诉人是否有合法依据取得案涉款项。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涉案款项发生在双方恋爱关系期间，上诉人系基于增进双方感情、获得双方青睐的目的给付被上诉人涉案款项。可见，无论该款是上诉人另案起诉的借贷关系还是被上诉人主张的赠与，上诉人的转款系基于一定法律关系的行为，即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支付案涉款项时对案涉款项的基础关系、目的以及用途是了解的，并非错付。同时，在上诉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自动撤诉以及被上诉人否认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仅根据上诉人在本案中对付款过程的描述、转款凭证，本院难以认定被上诉人存在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的情形。综上，上诉人作为财产变动的控制方，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对于上诉人主张返还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3.97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建华
审 判 员 沈 炬
代理审判员 易 静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黄光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