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浙06行终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黄岩区天元路***号。法定代表人葛海才。委托代理人常传领，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俞静尧，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镇中路*号。法定代表人王银苗，镇长。上诉人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因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城建行政强制违法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4行初1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起诉称，原告是依法注册成立并具有广告经营资质的广告公司，变更前是台州市博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曾与杭州明创广告有限公司、杭州夸父广告有限公司签订《高速公路高立柱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受让本案涉及的户外广告设施，又与上虞区道墟镇联浦村签订《用地合同》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涉案的8块户外广告设施分别位于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5块）和联浦村（3块），原告对上述户外广告设施一直合法经营，上述广告牌被被告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被告既不具有自行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也没有实施强制拆除所必需的合法有效依据，更没有遵循行政强制有关法定程序，其实体和程序均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所有的户外广告设施行为违法。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拆除原告设置在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和联浦村共8块户外广告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31日，台州市博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向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岩分局办理名称登记，变更为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原告通过受让、自建的方式在位于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联浦村、沽渚村经营8块户外两面体高炮广告牌业务，其中联浦村共计3块、沽渚村共计5块，自建的1块广告牌位于联浦村。2014年9月25日，被告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向原告作出绍虞道责改通字[2014]第46、47、48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认定经现场检查发现原告位于联浦村3块户外广告设施未经审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责令原告于2014年10月6日前自行拆除，逾期拆除的，将依法组织强制拆除。2014年9月2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绍虞道责改通字[2014]第54、55、56、57、58号，认定原告位于沽渚村两面体户外广告设施未经审批，亦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责令原告于2014年10月6日前自行拆除，逾期拆除的，将依法组织强制拆除。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广告牌自拆协议》，要求原告在2014年10月9日之前拆除联浦村3块广告牌，由被告核实验收合格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拆除含材料费用9,500元/块×3块，共计28,500元。2015年1月20日，被告通过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墟支行向原告转账支付拆3块广告牌费用28,500元。2014年10月8日，原告公司工作人员王亚奇与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村委签订委托书一份，内容载明原告在沽渚村的5块广告牌委托该村村委拆除。2014年10月11日，王亚奇出具收到沽渚村村委广告补偿款5,000元收条一份。2015年1月25日，王亚奇出具收到5块广告牌拆除费用60,000元收条一份。2016年5月20日，该院向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村委负责人及上虞区道墟镇东桑村村民代表调查了解，王亚奇代表原告委托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村民委员会拆除涉案5块广告牌，拆除后残值处理费用共计60,000元现金交由王亚奇，相关委托书、收条、收据原件均在沽渚村村委存档。另查明，原告未就被告作出的8份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提起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是否存在强制拆除案涉8块广告牌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从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分析，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存在，且庭审中无法明确案涉广告牌的具体位置、广告牌审批事项、广告牌被强制拆除时间、2014年9月26日《广告牌自拆协议》中原告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等事项，亦未在庭审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就上述事项向法院书面说明。从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分析，被告提供了其中3块广告牌与原告达成的自拆协议以及有关拆除费用支付凭证、案外人与原告工作人员达成的委托拆除书面凭证，未体现被告对案涉8块广告牌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本案原告诉请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原告诉称中提到的其所有的8块广告牌系合法取得且合法经营，原告亦未就被告作出的有关行政决定提起过救济途径，且存在多个行政行为，本案中不予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起诉。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上诉称：一、涉案8块广告牌系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上诉人是依法登记并享有经营户外广告业务资格的广告公司。涉案8块广告牌系上诉人通过受让、自建方式取得，拆除前一直由上诉人合法所有、依法经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一审庭审后三日内提交的说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都能证明涉案8块广告牌的具体位置、权属、拆除时间等客观事实。二、上诉人没有拆除涉案8块广告牌，被上诉人实施强拆的事实不容否认。1.行政强制拆除包括行政机关自行拆除、委托他人强制拆除和行政相对人因行政强制被迫主动自行拆除三种，第三种情形更需要法律保护，相对人主动服从，不能反受其害，何况行政强制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三种情形不是行政强制。第三种情形更能减少行政执法成本。2.上诉人并非自愿签订《广告牌自拆协议》，也没有实施拆除协议涉及的3块广告牌的行为。被上诉人基于上级机关的行政强制催告，具体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并要求上诉人必须自行拆除广告牌，上诉人签订《广告牌自拆协议》，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具体行政强拆行为的一种形式或结果，不能因此否定被上诉人的行政强制行为已经实施的客观事实，协议也不能改变该3块广告牌因被上诉人的强制而拆除的本质。上诉人以为被上诉人的要求就是必须服从的命令，否则涉案广告牌就要被强拆且材料也会被没收。3.涉案的另5块广告牌也是因被上诉人行政强制而拆除。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由“王亚奇”出具的1份委托书和2份收条，无法定的证据效力，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王亚奇”无权处置上诉人的广告牌，上诉人也没有收到收条中的65,000元。故，该三份证据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涉案另5块广告牌的行为性质，委托书所及的委托拆除也是因被上诉人的强制才委托他人拆除，与被上诉人自行强制拆除的本质无二。三、涉案8块广告牌被拆除，源于被上诉人统一的行政强制行为。本案当事人同一，涉案8块广告牌也是由被上诉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统一拆除的，所以上诉人诉称的被上诉人对涉案8块广告牌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具有唯一性，不存在多个行政行为。虽然有多份《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但均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且上诉人并未对多个《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的违法性提起行政诉讼。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强拆涉案8块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事实根据。本案中，上诉人浙江博通广告有限公司以被上诉人上虞区道墟镇人民政府对其设置于上虞区道墟镇的8块广告牌实施了强制拆除为由，要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然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曾于2014年9月26日就拆除涉案设置于联浦村的3块广告牌签订《广告牌自拆协议》，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协议约定的相应款项，而涉案设置于沽渚村的5块广告牌系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拆除。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广告牌自拆协议》后，又对协议所涉的3块广告牌实施了强制拆除，或曾委托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村民委员会拆除涉案另5块广告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诉称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不存在，并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 建代理审判员  傅芝兰代理审判员  郭海斌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