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安中民三终字第000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昌礼，男，汉族，1958年3月1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世芳，女，汉族，1957年9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吉贵，男，汉族，1981年6月5日出生。
原审被告贺余纲，男，汉族，1984年5月27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贺昌礼，男，被告贺余纲父亲。
法定代理人程世芳，女，被告贺余纲母亲。
上诉人贺昌礼、程世芳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2013）白民初字第00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贺昌礼、程世芳，被上诉人张吉贵，原审被告贺余纲的法定代理人贺昌礼、程世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贺余纲系白河县构扒镇高庄村人，自2005年开始出现言行紊乱，于2009年、2010年期间两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2013年10月15日16时许，贺余纲到白河县卡子镇五一村，将在五一村公路边小地名“鹰嘴石”处放牛的张绪才用砍柴刀、铁齿锯等工具杀死，并将被害人张绪才尸体分解抛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贺余纲送往十堰市茅箭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贺余纲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同年l2月16日，贺余纲被依法强制医疗。贺昌礼于案发后支付张吉贵相关赔偿30000元。另认定，被害人张绪才系张吉贵祖父，张绪才生前与张吉贵共同生活。张绪才系农村户口，实际出生于1934农历年7月。贺昌礼、程世芳于2012年4月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约定：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幢赠与贺余纲所有（该房现登记在贺昌礼名下，未过户登记给贺余纲），贺昌礼对该房第三层有居住权，程世芳对该房第二层有居住权。贺昌礼、程世芳离婚时对贺余纲的监护问题无约定。现贺昌礼、程世芳、贺余纲共同居住在上述房屋内，均无固定生活来源，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原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贺余纲早在2009年、2010年期间两次住院治疗，被确诊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是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被监护人治疗和监管。虽然贺余纲父母贺昌礼、程世芳已离婚，但双方对贺余纲的监护事宜无特别约定，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二人仍是贺余纲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应承担监护职责。贺余纲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将被害人张绪才杀害，贺昌礼、程世芳作为共同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管理义务，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现贺余纲有其父母赠与的一套房产，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贺余纲尚未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现也无证据证实贺余纲还有其他财产或者收入，贺余纲造成他人的损害，依法应当由其监护人贺昌礼、程世芳赔偿。张吉贵主张贺昌礼、程世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贺昌礼辩解贺余纲受到被害人张绪才的刺激，导致精神病复发而杀人，张绪才在被害过程中有过错，应减轻赔偿责任。因贺昌礼未提供证据支持其辩解，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被害人张绪才实际出生年月确定问题，一般情况下，认定当事人的实际年龄应以户籍登记为依据，但在一方当事人对对方登记年龄的客观、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时，应当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调查核实后加以确定。张吉贵提交的被害人张绪才户籍登记卡显示张绪才系1944年7月1日出生，而证人闵洪光、陈自清、石笃富证言及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调查刘应龙、刘克兵、柯美侠、马太国、柯祥贵证言均证明被害人张绪才实际出生于1934年。综合分析上述证据来源及证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上列证据除贺昌礼、程世芳申请证人闵洪光出庭作证及申请原审法院调查证人陈自清、石笃富证言之外，其他证人证言均来自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案卷的调查笔录，各证据关联印证；且本案的证人或为被害人张绪才邻居，或为张绪才亲戚，其证言中反映的张绪才年龄更具客观真实性，相应证据来源合法，经综合审查，认定张绪才实际出生于l934年农历7月。
张吉贵的各项经济损失依法确认为：l、因被害人张绪才的年龄经依法确认为79岁，故死亡赔偿金应为28815元（5763元×5年）；2、丧葬费2216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张吉贵主张的交通费l535元，贺昌礼、程世芳不予认可飞机票支出，考虑因亲属突然被害，张吉贵急于赶回处理后事，搭乘飞机没有明显超出合理开支范围，故对其主张的交通费l535元予以确认。4、张吉贵主张其夫妇二人及两位亲戚的误工费5313元，鉴于白河农村办理丧葬的事实情况，误工时间酌情确认7天，误工人数为4人，误工费标准按2012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121元／天，故误工费应为3388元（121元／天×7天×4人次）；5、张吉贵主张寻尸费用8200元，贺昌礼、程世芳不予认可，认为张吉贵提供的寻尸费收据中的收款人均为其亲戚，其真实性存疑。原审审查认为，张吉贵主张的寻尸费用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对张吉贵主张的寻尸费用不予支持。张吉贵主张精神抚慰金l0000元，贺昌礼、程世芳认为自己家庭困难，不应支持精神抚慰金，张吉贵亲属被杀确实造成其精神损害，结合当地经济水平、贺昌礼、程世芳的赔偿给付能力等因素，酌情支持2000元。上列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7903元由贺昌礼、程世芳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贺昌礼、程世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张吉贵各经济损失共计57903元（贺昌礼已支付的30000元应从赔偿总额中扣减）。二、驳回原告张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1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06元，由原告张吉贵负担240元，被告贺昌礼、程世芳共同负担266元。
宣判后，贺昌礼、程世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1、贺余纲在去婆婆家的路上遭到被上诉人祖父张绪才手拿刀锯，带着烈性犬和牛阻拦在马路中间，并恶言骂人，是造成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其监护人自然不承担责任。2、被上诉人饲养国家明文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也是本案纠纷的诱因。被上诉人作为其祖父张绪才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造成上诉人儿子精神病加重，应当承担因监护不当造成的侵权责任。3、上诉人儿子受到精神损害后，基本失去了赡养父母的能力和义务，且现在已花费了相当数目的医疗费、交通费等，后期治疗和抚养更无从谈起。对于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应承担。
被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爷爷平时为人处世挺好，在这个事件中没有过错。贺余纲拿红牛饮料喂牛喝，被上诉人爷爷阻止，并没有拿砍柴刀拦路，拿柴刀是为了砍柴。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爷爷有过错，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的少，但考虑到上诉人的实际情况，没有上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贺余纲患有精神分裂症，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将被害人张绪才杀害，其父母贺昌礼、程世芳作为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贺昌礼、程世芳已离婚，但双方对贺余纲的监护事宜无特别约定，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二人仍是贺余纲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应承担监护职责。故原审判决贺昌礼、程世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贺昌礼、程世芳上诉认为贺余纲受到被害人张绪才的刺激，导致精神病复发而杀人，张绪才在被害过程中有过错，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其监护人自然不承担责任，因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故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上诉人虽然提供了为贺余纲治疗花费的医疗费及交通费等票据，但贺余纲早在2009年、2010年期间两次住院治疗，被确诊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且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因给贺余纲看病所遭受损失系死者张绪才造成，故对其相应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元，由上诉人贺昌礼、程世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峰
审 判 员 何 波
代理审判员 王 佩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奥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