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融行初字第46号
原告王爱英，女，195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福清市人，文盲，农民，住福清市。
委托代理人何洪青，系原告长子，男，1978年6月5日出生，汉族，福清市人，初中文化，务工，住福清市。
被告福清市公安局，地址福清市。
法定代表人潘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磊，福清市公安局民警。
原告王爱英不服被告福清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5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5月20日受理后，于2015年5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翁荣钦担任审判长、助理审判员王春燕、人民陪审员倪时钦参加评议，于2015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爱英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洪青，被告福清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何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被告福清市公安局于2015年3月4日对原告王爱英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王爱英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15年5月28日，被告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1号《补正决定书》，将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第四行“现查明”部分中“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更正为“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扰乱了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训诫。”；第二十行中“福清市公安局或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更正为“福州市公安局或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原告王爱英诉称：2015年2-3月间，原告到北京上访，上访期间，遵纪守法，合法表达自己的诉求，根本没有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没有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违法行为。但被告却跟踪到北京，并雇佣黑保安将原告押送回福清，并于2015年3月4日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名义对原告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被告强行扣留了原告的身份证、手表、提包（内含诺基亚手机1部，价值9元的信封20张，现金220多元，信访资料1份，衣服，日常用品等）。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行政处罚，给原告的身心造成巨大打击和伤害，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撤销福清市公安局2015年3月4日作出的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判令被告依法赔偿原告王爱英被违法拘留10日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2006.9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00.69×10日的所得数字）；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元；五、判令被告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道歉并在福州晚报、海峡都市报、福州日报等媒体公开道歉；六、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名誉损失费4万元；七、判令被告将之前原告所被强行扣留的财物，均应立即归还原告。
原告王爱英于2015年5月12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B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B2、行政处罚决定书，福清市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告于2015年3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原告10天，于2015年3月14日释放原告，说明被告违法对原告进行处罚。
原告于2015年7月10日当庭提交的证据有：B3、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天公（2015）第274号-回《登记回执》、天公（2015）第229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及邮寄单，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实施违法行为；B4、林明峰在严梅英、庄瑞发、翁爱珠案件中分别作的三份询问笔录，证明林明峰捏造事实，陷害上京走访人；B5、证人严梅英、庄瑞发、翁爱珠的证言，证明林明峰作伪证。
被告福清市公安局未依法递交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被告有权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于2015年2－3月间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被告接到报案后及时调查，收集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3月3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等事实。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被告也未扣留原告的任何物品。综上，被诉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福清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5日（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一）程序证据：A1、受案材料（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明被告接到报案后依法受理案件并进行告知；A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履行向原告进行告知的义务；A3、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前依程序经过审批（集体研究决定）；A4、行政处罚决定书、家属拘留通知书、回执，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
（二）事实证据：A5、王爱英陈述与辩解、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原告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3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实施非正常上访，被告已对原告进行权利义务告知；A6、陈章寿询问笔录、权利义务告知书，林明峰询问笔录、辨认笔录、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原告实施违法行为的经过，以及被告已经对陈章寿、林明峰进行了权利义务告知；A7、训诫书，证明原告在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的事实；A8、抓获经过，证明原告到案过程；A9、江镜镇公函，即《关于申请依法处理进京非正常访人员王爱英的函》，证明原告在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的经过；A10、户籍信息，证明原告及证人的身份信息；A11、补正决定书及回执，证明被告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修正并送达原告。
（三）法律依据：A1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说明被告有权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据A1、A2、A5、A6、A8、A9与证据A4《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地点不相符，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书证，被告应当提供原告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相关证据。证据A3被告应当提供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的非正常上访人三次在案记录及对原告作出三次《训诫书》的证据；江镜派出所的经办民警在制作笔录时，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原告拒绝签字表明是在正当防卫；被告凭空捏造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无法提供规范性文件及北京警方的现场认证、录音录像等证据，实属陷害原告。证据A4原告拒绝签字表明是在正当防卫，被告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前没有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未履行告知义务，福清市拘留所《收拘回执》和《解除拘留证明书》的编号空白。证据A7《训诫书》是北京政府及警方对有意无意越界无扰乱公共秩序者的告诫，其本身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行为；原告在北京若存在非正常上访，应由北京警方管辖，移交地方警方，须有移交公文。原告向北京天安门地区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于2015年4月27日收到该局作出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明确告知原告“经查，你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北京警方《告知书》证明了原告在北京上访是正常的行为；北京警方并未开具《训诫书》给原告，被告提供的《训诫书》来源不合法，被告提供的《训诫书》复印件上有公章却没有日期、训诫人姓名时间，原告认为该《训诫书》是假的或者是伪造的。证据A10无异议。证据A11被告于2015年6月8日晚19时许至21时许将《补正决定书》送至原告的住处，距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过3个月4天，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
被告认为，证据B1无异议；证据B2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异议，被告已经补正，对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没有异议；证据B3原告实施违法行为被开具训诫书的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不是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因此治安大队回复没有该政府信息是正常的；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其被查获立案移交的信息，但被告是接到报案后受案，并非接受外地警方的移交，该材料本就不存在。证据B4三份笔录的制作地点均在江阴派出所或江阴边防派出所，可见证人林明峰制作笔录的地点是真实的，三份笔录是按时间制作的，制作时间和制作人没有冲突；笔录的内容上看，林明峰三份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是一致的，其在严梅英和王爱英案件中陈述是乘坐京E997**的中巴车将上京信访人带回，在原告提交的三份林明峰询问笔录中其均陈述是在北京将信访人带回福清的事实，三份笔录均一致，可以认定三份笔录均是真实有效的。证据B5三名证人均是与原告一起进京上访的访友，一同被被告处理，存在利害关系，但证人在庭审时隐瞒其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证言高度一致，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其证言不能采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证据A10无异议，被告对证据B1、B2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证据A1-A9、A11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具有关联性和客观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证据A4与A11相印证，能够证明A4《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的“王爱英……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是笔误，证据A4《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地点与证据A1、A2、A3、A5、A6、A8、A9认定的地点是一致的，原告的质证意见不影响该证据资格的采信。证据A3、A4虽没有原告的签名，但被告民警已在笔录上签注“王爱英拒绝签字及捺指印”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的相关质证意见不能成立。原告对证据A3的异议，不具有否定该证据的效力，不影响该证据资格的采信。证据A4福清市拘留所《收拘回执》和《解除拘留证明书》的编号空白，不影响该证据资格的采信。证据A7能够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3月31日三次非法越级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处以警告处罚，原告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证据A11原告的质证意见不具有否定该证据的效力，不影响该证据资格的采信。证据B2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被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不影响该证据资格的采信。证据B3系由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出具并加盖印章，可以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无法证明原告没有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B4三份笔录制作的时间、地点、制作人没有冲突，林明峰陈述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与严梅英、庄瑞发、翁爱珠在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公安局训诫后遣送回福清的事实，原告的质证意见不成立。证据B5证人严梅英、庄瑞发、翁爱珠与原告均被被告行政处罚，三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小，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A1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依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王爱英作出《训诫书》。
2015年2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王爱英作出《训诫书》。
2015年3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王爱英作出《训诫书》。
2015年3月4日，福清市江镜镇人民政府致函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要求对王爱英的非正常上访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2015年3月4日16时47分，福清市江镜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向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报案，江镜派出所于2015年3月4日16时55分至17时41分对陈章寿制作了询问笔录，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于同日立案。
2015年3月4日，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口头传唤王爱英至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并于2015年3月4日18时00分至21时20分对王爱英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于2015年3月4日19时36分至19时57分对林明峰（福清市江阴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2015年3月4日19时14分，被告向原告发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随后，被告经审批后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王爱英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2014年3月4日21时15分，被告两名民警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违法行为人王爱英拒绝签字及捺指印”。
2015年3月4日23时，被告两民警在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注明“王爱英拒绝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及签名捺印”。
2015年3月4日至3月14日，原告被执行行政拘留。
2015年5月28日，被告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1号《补正决定书》，将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第四行“现查明”部分中“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更正为“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扰乱了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训诫。”；第二十行中“福清市公安局或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更正为“福州市公安局或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015年6月4日21时15分，被告两民警在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1号《补正决定书》送达回证上注明“受送达人拒绝签字”，江镜镇北翁村妇女主任何梅琴在见证人一栏签字。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违法行为虽发生于北京市，但由于违法行为人王爱英居住地在福清市，因此被告福清市公安局对原告王爱英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有权管辖，原告主张被告无地域管辖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福清市公安局具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
纵观本案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在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前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审批等程序，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规定，信访人行使信访权利须遵循法定的形式和程序。被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三次）足以证明原告在明知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情况下，仍到该区域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且属情节较重。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的事先告知程序中，已将原告的违法行为事实、处罚的法律依据及拟处罚的内容进行了告知。虽在被诉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部分和申请复议机关部分出现笔误，确属工作瑕疵，但结合处罚决定书的适用法律，该瑕疵并未影响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违法行为的定性。相关补正决定系被告为弥补上述瑕疵而作出，未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且责罚相当。原告关于其进京是正常上访，被告对其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不当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赔偿的权利。”被告的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侵权，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2006.9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元及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道歉并在福州晚报、海峡都市报、福州日报等媒体公开道歉的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归还被强行扣留的财物，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主张及理由不足以否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原告的赔偿请求亦缺乏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爱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爱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翁荣钦
代理审判员 王春燕
人民陪审员 倪时钦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小亮
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