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玉红民二初字第320号
原告杨翠丽，女，汉族。
原告梁松伟，男，汉族。
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业永坤，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袁竹山，云南汇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任福伟，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英，云南法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沈翠芬，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田志平，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任春明，男，汉族。
原告杨翠丽、梁松伟与被告任福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了沈翠芬、任春明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翠丽和梁松伟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业永坤和袁竹山、被告任福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英、被告沈翠芬及其委托代理人田志平、被告任春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翠丽、梁松伟诉称，2013年3月20日，被告任福伟持缅甸某某自治区财政局所发的开采权人登记为沈翠芬的煤矿开采许可证复印件、缅甸某某自治区财政局所发的负责人为沈翠芬的某某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沈翠芬与任春明的《合伙企业合作协议》各一份，到二原告家商谈合伙投资在缅甸开矿的事务，并订立口头合伙合同，由二原告投资25万元人民币开采缅甸煤矿，与任福伟二人同享任春明、沈翠芬合伙合同的利润，二原告的儿子梁某某由被告任福伟带至采矿地点，每月由任福伟付梁某某工资3000元。2013年4月10日，任福伟依双方合同约定将梁某某带至缅甸，二原告在任福伟的催促下自2013年4月15日起至5月24日共分四次向任福伟的指定的银行账号汇款20万元，并于4月15日至5月24日期间向任福伟交付现金5万元。2013年5月31日，任福伟再次到玉溪红塔区与原告梁松伟补签2013年3月20日书面合同。2013年6月4日，任福伟携任春明2013年5月31日与任福伟签订的合伙权利转让协议一份再次找到二原告，要求增加投资。二原告以杨翠丽为代表与任福伟再次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任福伟以人民币方式出资50万元，杨翠丽以人民币方式出资50万元，入股某某矿业有限公司，平均分配盈余，平均承担风险。在此前提下二原告再次向任福伟汇款付现共计17万元，全部投入共计42万元。2013年8月初，任福伟以煤矿已经挖到煤，但矿洞倒塌，需要二原告再增加合伙投入30万元人民币，不然只能散伙。二原告因财力已竭，无力投入，再加之遇见沈翠芬本人，沈说其根本未与任福伟存在合伙关系，因而二原告未按任福伟的要求再投入30万元，任福伟即由缅甸返回，拒绝与二原告进行清单，也不向梁某某支付工资，不退二原告的合伙投入。请求人民法院：一、依法撤销原告杨翠丽、梁松伟与被告任福伟2013年5月31日及2013年6月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判决被告任福伟退还杨翠丽、梁松伟的合伙资金42万元。
被告任福伟辩称，2013年3月，在缅甸某某自治区某某乡某某村与沈翠芬合伙经营某某煤矿的合伙人任春明找到同村的任福伟协商参与投资煤矿事宜，经与沈翠芬商议，任春明带任福伟等人到缅甸开着沈翠芬租的桑塔纳到矿山考察后回到玉溪，沈翠芬与任春明商谈签订4月1日的《合伙企业合作协议》时任福伟也在场，三方口头约定矿山交由任福伟经营，2013年5月，为规范其转让合伙权利的行为，任春明在2014年4月与沈翠芬、任福伟口头约定的基础上，将其合伙权利、义务转让给任福伟，并签订《转让协议》，作为合伙人的沈翠芬也派其朋友的儿子罗某某协助任福伟经营、管理煤矿，直至煤矿打出原煤，期间沈翠芬都不定期到矿山查看，罗某某一直在矿山协调经营过程中的外部事务。作为投资矿山经营的杨翠丽和梁松伟是2013年3月任福伟到华宁结算工程款时认识的，当时两人知道任福伟要到缅甸经营煤矿，主动派其儿子梁某某去缅甸考察，梁某某告知其父母煤矿经营条件不错，杨翠丽、梁松伟又自己去考察后，就要求共同经营，在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前，主动打款给任福伟经营煤矿，签订协议后，几方一直共同经营煤矿直到煤矿出煤。在煤矿的经营过程中，杨翠丽、梁松伟未按合伙协议约定投资50万元，仅投入34万元，投资至今不到位，作为合伙人其未按约定履行投资义务，导致矿山不能正常经营，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而任福伟从接管矿山、签订《合伙协议》至今，一直按约定投资管理矿山，共打矿洞进尺约350米，支出各种费用94万余元，未投资到位的部分都是任福伟支付的，杨翠丽、梁松伟应将该款返还给任福伟。综上，本案原告杨翠丽、梁松伟与任福伟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没有法律规定的应撤销的情形，其要求返还投入的42万元更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任福伟多付的费用，杨翠丽、梁松伟应返还。因此，被告任福伟认为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杨翠丽、梁松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任福伟的全部答辩请求。
被告沈翠芬辩称，本案沈翠芬和任福伟、任春明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任春明与沈翠芬之间也不存在合伙关系，任福伟将其自己认为的合伙权利义务转让给二原告，与沈翠芬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任春明辩称，任春明不认识二原告，至于任福伟与二原告的纠纷任春明也不清楚，任春明和任福伟于2013年3月份经人介绍到缅甸看煤矿，回来以后就与沈翠芬多次协商签订了协议书，2013年4月4日任春明打了第一笔款给任福伟，2013年5月31日任春明与任福伟协议退出合作，由任福伟自己经营，本案不应该牵连任春明。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①缅甸某某自治区财政局所发的开采权人登记为沈翠芬的煤矿开采许可证复印件、②缅甸某某自治区财政局所发的负责人为沈翠芬的某某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沈翠芬与任春明为合伙人的企业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2013年3月20日，被告任福伟持上述文书找二原告协商合伙投资在缅甸开矿的事务，并订立口头合伙合同，由二原告投资25万元人民币与任福伟合伙开采位于缅甸的煤矿。
二、2013年5月31日，被告任福伟与原告梁松伟签订的合伙合同。证明：双方约定各出资25万元共同投入沈翠芬与任春明在缅甸某某地区的煤矿开采，因任春明占合伙份额的35%，原告投入25万元人民币后与被告任福伟各占任春明合伙份额的25%，即沈翠芬与任春明合伙合同17.5%的一半8.75%。
三、2013年6月4日，被告任福伟向二原告提交的任春明与任福伟双方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合伙投资转让协议复印件、原告杨翠丽与任福伟签订的合伙合同。证明：2013年6月4日，任福伟携任春明2013年5月31日与任福伟签订的合伙权利转让协议再次找到二原告，要求增加投资，二原告以杨翠丽为代表与任福伟再次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任福伟、杨翠丽均以人民币方式出资50万元，入股某某矿业有限公司，平均分配盈余，平均承担风险。
四、原告向任福伟银行卡存款回单15份、云南红塔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向任福伟出具的任福伟银行卡明细账复印件。证明：被告任福伟以合伙为名收取了二原告合伙款42万元后，无任何正当理由撤离采矿现场，应当归还原告的全部投资。
经质证，被告任福伟认为证据一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说明的内容，实际上是二原告之子及二原告先后去缅甸考察回来后，认为煤矿经营条件不错，而要求向任福伟投资的。证据二的协议是存在的，但最终达成的协议是证据三的协议。对证据四，只认可14张客户回单，只认可收到二原告支付的款项34万元。被告沈翠芬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提出其从未提供过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给任福伟。对证据二不知情，没有任何一方与其说过要加入合伙。对证据三、四不知情，不做评论。被告任春明认可证据一。对证据二、三、四表示都没有见过，不清楚。
被告任福伟为证据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任福伟的身份。
二、①《合伙企业合作协议》、②《转让协议》、③《营业执照》。证明：被告任春明与沈翠芬签订合伙协议进入合伙后，任春明将其合伙人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任福伟，沈翠芬也同意任福伟合伙，并将矿山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任福伟。
三、《合伙合作协议》、《合伙合同》。证明：被告任福伟与原告梁松伟、杨翠丽签订协议，各出资50万元，共同经营管理缅甸的煤矿，该协议合伙有效。
四、云南红塔农村合作银行历史分户明细账。证明：二原告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仅出资34万元，煤矿出煤后，因大雨冲塌矿洞后，二原告拒绝补足剩余出资，导致经营搁置。
五、银行客户存款回单。证明：沈翠芬派罗某某协助任福伟管理、经营矿山，罗某某负责矿山的外部事务。
六、经营某某煤矿支出清单。证明：挖矿洞打进尺支出544370元；原材料、修路、建房、伙食、差旅费等支出348207元；付罗亚年买炸药费用30500元。共计923077元。
经质证，二原告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中《合伙企业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是沈翠芬和任春明之间的合伙协议，任福伟没有权利拿这份协议与他人合作；该组证据中的《转让协议》是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也有一份《转让协议》，但经任春明对那份《转让协议》质证后认为与其无关，那么就说明原告提交的那份《转让协议》是任福伟伪造的；对营业执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明不了案件事实。对证据四，认为被告任福伟的证明目的不成立。对证据五，认为没有经过合伙人的共同监督，不能证明是支付在合伙事务中的费用。对证据六，认为没有二原告的签字确认，不予认可。被告沈翠芬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任福伟没有在合伙协议上签过字，沈翠芬也没有认可过任福伟是合伙人。对证据三，认为只是任福伟与原告之间的意思表示，与沈翠芬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四，表示不清楚任福伟与二原告之间的事宜。对证据五，认为不能仅凭客户存款回单就证实任福伟和沈翠芬有合伙关系，罗某某是矿山上的管理人员，但不是协助任福伟管理、经营矿山，更不能证明沈翠芬和任福伟有合伙关系。对证据六不认可，认为某某煤矿是属于沈翠芬的，沈翠芬都没有支出费用，任福伟怎么可能支出费用，也不清楚这些费用从何而来。被告任春明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四、五、六不认可，表示没有见过，不清楚情况。
被告沈翠芬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①沈翠芬身份证复印件、②营业执照（名称：某某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翠芬）、③缅甸某某自治区财政局煤矿开采许可证（开采单位：某某矿业有限公司。开采区域：缅甸某某区某某乡某某村某某煤矿以原老矿洞为中心方园1000米。开采权人：沈翠芬。有效期限：2012年9月6日至2016年9月6日）。证明：被告沈翠芬的身份状况，以及原告诉状中所提到的开采证及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情况。
二、合伙企业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被告沈翠芬与任春明之间的合伙关系并未成立，同时沈翠芬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任春明、任福伟、沈翠芬之间并不存在像任福伟所说的合伙关系。
经质证，二原告对证据一无异议，同时，认为该证据证明任福伟提供给二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是伪造的，任福伟在与二原告签订合伙合同时有欺诈行为。认为证据二说明任春明是没有合伙人资格的，之后任福伟与二原告签订的合伙合同是欺诈行为。被告任福伟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份营业执照是2013年6月份才换发的，任福伟提供的是2012年的。对证据二中《合伙企业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任春明的转让协议，任福伟不可能参与到煤矿经营，对《补充协议》有异议，提出自己没有见过该份协议，认为该协议内容违背了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任春明对两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任春明未向法庭举证。
上述证据经本院依法审查，综合评判如下：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①②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的复印件，虽然三被告均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因原告未提供与该两份证据对应的认证或证明手续，故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③系被告沈翠芬与任春明之间订立的协议，因订立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系原告梁松伟与被告任福伟之间订立的协议，因被告任福伟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其中，任春明与任福伟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合伙投资转让协议，因协议当事人之一的任春明否认其真实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杨翠丽与任福伟签订的合伙合同，因被告任福伟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四，本院对明细账中与被告任福伟认可的客户回单对应的款项，予以确认；对原告标注过但没有客户回单相对应的款项，因被告任福伟不认可，原告也未提供能与之印证的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对原告的该部分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任福伟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证据一及证据二中①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中③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的复印件，虽然二原告及被告沈翠芬、任春明均认可其真实性，但因被告任福伟未提供与该证据对应的认证或证明手续，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三系被告任福伟与二原告之间订立的协议，因二原告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四只能证明被告任福伟的该银行账户在数据查询明细账所载时间内的资金交易时间及金额。证据五，二原告及被告沈翠芬所提异议成立，对被告任福伟的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该组证据的所有单据均无二原告的签字确认，而二原告对该组证据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被告任福伟欲证明经营煤矿支出923077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任福伟主张的该项金额本院参照庭审过程中原告杨翠丽认可的金额333600元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沈翠芬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证据一中的①予以确认，②③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虽然二原告及被告任福伟、任春明均认可其真实性，但因被告沈翠芬未提供与该2份证据对应的认证或证明手续，故对该2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系被告沈翠芬与任春明之间订立的协议，因被告任春明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二原告系夫妻关系。
被告任春明与任福伟得知被告沈翠芬在缅甸经营煤矿，便共同前往实地进行考察后，决定共同参与经营，二人口头约定：与沈翠芬之间的合同以任春明的名义签订，实际由任春明与任福伟各占一半的份额。2013年4月1日，被告沈翠芬与任春明签订了一份《合伙企业合作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因甲方（指沈翠芬）现经营的位于缅甸某某地区的煤矿已没有资金继续投入，故乙方（指任春明）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并参与共同管理，使煤矿尽快产生经济效益。”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的职责分别为：“甲方负责提供现有合法采煤所需手续，负责协调当地相关部门和煤矿周边的所有关系；乙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尽快投入生产，要自己投入资金在煤矿新打两门洞，直到挖到煤体并采出壹仟吨煤为止，并负责煤矿工作房屋、工人居住房屋的建设，投入伍万元内的资金负责煤矿外出主道的修、补、填、建工作，确保道路安全畅通。”第四条约定股份分配及债务承担内容为：“甲方以办理证照、修路等前期投入方式占股份65%；乙方以投资打洞至煤体，建盖工作房、居住房、修补道路等投资方式占股份35%，在乙方投资进入矿山前，该矿山的一切债务由甲方自行承担。”协议签订后，被告任春明及任福伟即投入资金入驻煤矿开始经营。同年5月6日，被告沈翠芬与任春明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的合伙资格为附条件的方式”，该《补充协议》将2013年4月1日的《合伙企业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乙方采出壹仟吨煤的时间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同时，明确了乙方投入的伍万元资金的用途及房屋建设的面积、结构等。另外，该《补充协议》还约定：“如乙方不能于2013年7月31日以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则自动退出合伙不再参与共同经营，所投资金损失自行承担。”同年5月下旬，被告任春明向任福伟表示其要退出煤矿的经营，二人经协商约定：“甲方（指任春明）将2013年4月1日与沈翠芬合伙经营的位于缅甸某某地区的煤矿所有合作条款转让给乙方（指任福伟），自此合同签字生效后，乙方以后所有的经营债权债权及矿山安全等一切都与甲方无关。”二人就以上约定内容于5月31日签订了《转让协议》，任春明退出了经营。同一天，任福伟与原告梁松伟签订《合伙企业合作协议》约定：“因甲方（指任福伟）经营的位于缅甸某某地区的煤矿需要资金投入，故乙方（指梁松伟）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人民币25万元，并参与共同管理，使煤矿尽快产生经济效益；甲方负责提供现有合法采煤所需手续（某某矿业有限公司）及协调当地相关部门和煤矿周边的所有关系。甲乙双方各以投资人民币25万元占股份的8.75%；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风险同担，利润同享。”在任春明还未与任福伟签订《转让协议》之前，二原告经指派其儿子与任福伟一同前往采煤地点考察之后，便与任福伟口头达成合作意向，同年4月15日至5月24日期间原告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分次向被告任福伟在云南红塔农村合作银行的账号汇款20万元。
同年6月4日，二原告以杨翠丽为代表又与被告任福伟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约定：双方合伙入股新兴矿业有限公司在果敢红岩乡养骡子寨的矿业开采；合伙人任福伟以人民币方式出资50万元，杨翠丽以人民币方式出资50万元，平均分配盈余，平均承担风险；如某某公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经营不善等因素导致损失，双方互不承担。6月15日至8月初，二原告又为合伙事宜分次向被告任福伟投入资金131010元。同年8月初，煤洞发生倒塌，被告任福伟要求二原告继续投入资金。与此同时，二原告找到被告沈翠芬了解相关合伙事宜，因沈翠芬表示不认可其与任福伟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原告便停止了向被告任福伟打款。9月份，被告任福伟撤离了煤矿。
另经审理查明，二原告与被告任福伟合伙经营上述煤矿期间，无销售收入。二原告与被告任福伟至今未对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收支情况进行过结算，二原告主张己方通过银行汇款和现金给付的方式向被告任福伟投入资金共计42万元，但被告任福伟只认可34万元，而原告提交的证据能证实的金额为331010元。被告任福伟主张其在经营管理煤矿期间共计支出各种费用94万余元，其提交的各种单据累计金额为923077元，但原告方认可的支出项目累计金额只有333600元。
庭审过程中，二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被告沈翠芬和任春明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参与投资经营缅甸某某煤矿期间，存在着三层合伙关系，即沈翠芬与任春明之间的合伙、任春明与任福伟之间的合伙、二原告与任福伟之间的合伙，因二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需要被告沈翠芬和任春明承担责任，故本案只处理二原告与任福伟之间的合伙关系。被告沈翠芬与任春明在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合伙企业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任春明享有35%的合伙份额，而按照被告任福伟与任春明均认可的二人之间达成的口头合伙协议的约定，任福伟与任春明分别占有该35%份额的一半，即每人占17.5%，只是被告任福伟对于沈翠芬来说是属于隐名合伙人。关于被告任春明与沈翠芬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任福伟表示自己是在看到沈翠芬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副本才知此事。被告任春明主张任福伟在该《补充协议》签订后十多天就知道此事，但无证据证实该主张，因任福伟未参与签订《补充协议》，且该协议的内容中有部分对于任春明一方属于不利条款，但在此后不久，被告任福伟还接收了任春明转让的合伙份额，据此，本院推定任福伟之前不知道有该份《补充协议》的主张成立。被告任福伟出示给二原告的《转让协议》虽然不是任春明与任福伟签订的原始合同，但被告任福伟在打印该份协议时已告知过任春明，并要求其前来签字，且该份协议的主要内容与任春明与任福伟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相符，况且原告与被告任福伟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各方享受合伙份额的比例也未超出任福伟实际所占份额，因此，被告任福伟的行为并不构成编造虚假事实或欺诈。再则，二原告是在指派其儿子跟随任福伟一同前往采煤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后才与之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并且双方还在2013年6月4日的《合伙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某某公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经营不善等因素导致损失，双方互不承担。”由此可见，二原告与被告任福伟签订的两份合伙协议应该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告按协议约定向被告任福伟进行部分投资后，被告任福伟也在煤矿履行了经营管理的职责，后因发生煤洞倒塌，导致二原告与任福伟之间的合伙事宜未能产生盈利，作为合伙人的双方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共同分摊风险和承担损失。
综上所述，本案二原告与被告任福伟签订的两份合伙协议并不存在合同可撤销的事由，对二原告要求“撤销其与被告任福伟签订的两份合伙协议，并由被告任福伟退还合伙资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任福伟的答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翠丽、梁松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原告杨翠丽、梁松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郑文应
审判员 田 惠
审判员 周 青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芮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