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惠民初字第3702号
原告戴高峰，男，197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厦门加星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表人戴高峰，总经理。
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戴东，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国忠，男，197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被告福建惠安县建盛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安县。
法定代表人王淑忠，总经理。
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康碧信、康志强，福建义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日本JF石材有限公司驻厦门代表处，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戴高峰、厦门加星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加星公司）与被告王国忠、福建惠安县建盛石业有限公司（简称建盛公司）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30日立案受理后，通知日本JF石材有限公司驻厦门代表处（简称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3日、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戴东，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康碧信、康志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巳审理终结。
原告戴高峰、加星公司诉称，2013年11月14日，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向原告加星公司发出《货款安排通知单》，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指定的收款账户为被告王国忠的建行账户（卡号：6227001832780099063），扣除转账手续费25元，实际应转账9975元。原告加星公司出纳使用原告戴高峰的建行账户（卡号：4340621930297043）进行网银转账，由于在转账过程中输错数字，误将99975元转账至被告王国忠的账户，原告戴高峰与被告王国忠取得联系并说明情况，当时被告王国忠同意返还，原告戴高峰遂于2013年11月17日通过另一建行账户（卡号：6227074750631888）另行向被告王国忠转账10000元，不料被告王国忠收到上述款项后，却以日本JF公司尚欠其货款为由，拒绝返还误转的99975元，仅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12月31日向原告戴高峰的建行账户（卡号：4340621930297043）退回10000元、1697元，多收取88303元（99975元＋10000元-10000元-1697元-9975元），经两原告多次催讨，被告王国忠仍拒绝还款。被告王国忠多收取88303元，已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并应赔偿利息损失。由于被告王国忠系代被告建盛公司收取货款，故两被告应对应返还款项本息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被告建盛公司、王国忠连带返还原告加星公司、戴高峰不当得利8830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88303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返还不当得利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王国忠、建盛石业公司辩称，自2009年12月至2013年6月，被告建盛公司为日本JF公司供应墓碑石材制品，第三人JF厦门代表处委托原告加星公司代为收取货物、支付货款。原告加星公司使用原告戴高峰的账户向被告建盛公司付款，被告建盛公司通过被告王国忠的账户收取货款。对讼争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原告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经与日本JF公司核对，自2013年1月10日起至2013年6月5日止，日本JF公司结欠被告建盛公司货款98303元，日本JF公司的负责人松田武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建盛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已委托原告加星公司支付货款98303元。至于第三人JF公司厦门代表处是否向原告加星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并不影响原告加星公司付款行为的有效性。诉争款项是原告加星公司代第三人JF公司厦门代表处支付的货款，是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产生，有合法根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从被告建盛公司退还多支付的货款11697元的行为来看，被告建盛公司只是收取应收货款98303元，主观上并无获得不当得利的意图，应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述称，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加盖该代表处印章的《货款按排通知单》及《证明》确实由该代表处出具，2013年11月14日，该代表处仅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付款10000元，该笔款项是该代表处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货款，之后，该代表处未再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付款。《证明》是该代表处根据客观事实出具交原告持有。被告建盛公司提供的两份电子邮件确系松田武发出，但内容是被告建盛公司拟写。由于松田武对中文并不熟悉，并不能完全明白邮件内容的真实含义，在被告建盛公司的一再要求下，按被告建盛公司拟写的内容发给被告建盛公司，邮件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戴高峰系原告加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王国忠系被告建盛公司的职员。2013年11月14日，原告戴高峰的个人账户向被告王国忠的个人账户转账10万元，扣除手续费25元，实际到账金额99975元。2013年11月17日，原告戴高峰的个人账户再次向被告王国忠的个人账户转账10000元。2013年12月2日、12月31日，被告王国忠分别向原告戴高峰的个人账户转账10000元、1697元，共计11697元。2014年3月27日，原告戴高峰向被告王国忠提起诉讼，后于2014年6月13日撤回起诉。审理中，原告加星公司确认讼争款项的所有权归原告戴高峰，两被告确认被告王国忠收取款项的行为系履行被告建盛公司的职务行为，且被告王国忠收取款项后，已转交给了被告建盛公司。
以上事实，有两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个人网上银行交易凭证2份、（2014）惠民初字第2124号民事裁定书及生效通知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从原告戴高峰个人账户汇出的款项是否构成两被告的不当得利，如构成不当得利，应由谁承担返还责任。
两原告认为，两被告多收取从原告戴高峰账户转出的88303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原告戴高峰。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付款10000元，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先后两次汇款共计109975元。之后，被告王国忠退回11697元，扣除应付款9975元，多汇付的款项88303元，构成两被告的不当得利。两被告主张日本JF公司与被告建盛公司的买卖合同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作为两被告占有不当得利的依据。因原告加星公司使用的是原告戴高峰的个人账户，该银行账户并未公司化，原告戴高峰是其个人银行账户款项的所有权人，因操作失误多付讼争款项，应归原告戴高峰个人所有，两被告应向原告戴高峰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两原告相应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即《货款按排通知单》，以此证明2013年11月14日，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被告建盛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为被告王国忠的个人账户。证据2即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出具的证明1份，以此证明原告加星公司收到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的付款通知后，因操作失误将讼争款项汇款给两被告，两被告拒绝还款。两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即《货物安排通知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是伪造的证据，不能证明两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证据2即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两原告误转款项，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出具的证明缺乏客观真实性。
两被告坚持答辩意见，认为原告加星公司与日本JF公司长期存在货运代理关系，代为收货、代为付款。日本JF公司没有参加庭审，无法确认结欠款项数额。两被告相应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即出货清单、订单表，以此证明被告建盛公司长期为日本JF公司供应墓碑石材制品。证据2即发货通知书、网上交易凭证、交易明细清单、企业基本信息，以此证明在被告建盛公司为日本JF公司供应墓碑石材制品期间，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均委托原告加星公司代收货物并支付货款；原告加星公司使用其法定代表人即原告戴高峰的账户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货款。证据3即出货清单、订单表，以此证明日本JF公司尚须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货款98303元。证据4即电子邮件、企业基本信息，以此证明日本JF公司负责人松田武确认，已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货款98303元。两原告质证称：对证据1即出货清单、订单表及证据2中的发货通知书有异议，是被告建盛公司单方出具，且只能证明日本JF公司与被告建盛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中的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戴高峰曾经代第三人日本JF公司厦门代表处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过货款，但不能证明讼争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证据2中的交货通知书体现被告建盛公司的交货对象是日本JF公司，原告加星公司只是货运代理，原告加星公司与两被告不存在买卖关系。对证据3即出货清单、订单表的真实性有异议，是被告建盛公司单方制作，不能证明日本JF公司尚须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98303元，原告加星公司是货运代理，不参与双方的买卖关系，该证据与两原告没有关联。对证据4即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有异议，与第三人发出的《货款安排通知单》不符。
本院经审查认为，其一，第三人日本GF公司厦门代表处已明确陈述，两被告提供的电子邮件是松田武按被告建盛公司拟写的内容发出，松田武并不完全明白邮件的真实含义，邮件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故两被告提供的电子邮件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其二，两被告提供的出货清单、订单表系被告建盛公司单方制作，发货通知书、交易明细清单系被告建盛公司与日本GF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凭据，与本案不具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其三，两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网上交易凭证无异议，予以采信。被告建盛公司与日本GF公司存在业务关系，长期委托原告加星公司代付货款，第三人日本GF公司厦门代表处确认两原告提交的《货款按排通知单》及《证明》的真实性，原告提供的《货款按排通知单》及《证明》予以认定。第三人日本GF公司厦门代表处陈述2013年11月14日是最后一次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付款，此后未再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付款，而原告加星公司此后通过原告戴高峰的账户共向被告王国忠的账户汇款2笔，金额共计109975元，多出第三人日本GF公司厦门代表处通知汇款金额99975元（109975元-10000元），之后，两被告返还11697元，实际多收取的款项为88278元。两被告确认与两原告之间并无其他经济或业务往来，被告建盛公司确认被告王国忠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履行该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已将款项交付给该公司，故被告建盛公司收取从原告戴高蜂的个人帐户多汇出88278元，无法律及合同上的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因原告加星公司认可多汇出款项属原告戴高峰个人所有，故被告建盛公司应向原告戴高峰返还不当得利88278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第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第三人日本GF公司厦门代表处委托原告加星公司向被告建盛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原告加星公司使用原告戴高峰的银行卡多汇付8827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被告建盛公司取得该88278元没有合同或法律上的依据，造成原告戴高峰的损失，构成不当得利。上述款项是从原告戴高峰的账户汇出，原告加星公司确认该款项属原告戴高峰个人所有，故被告建盛公司应将取得的不当得利88278元返还给原告戴高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被告建盛公司在返还原告戴高峰88278元的同时，还应返还该款项产生的孳息即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告戴高峰要求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因被告王国忠收取讼争款项是履行被告建盛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已将款项交付给被告建盛公司，两原告要求被告王国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省建盛石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戴高峰款项88278元及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6月30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厦门加星进出口有限公司、戴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005元，由被告福建省建盛石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秀军
代理审判员 许一鸣
代理审判员 王惠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日
书 记 员 蔡少萍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