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8民终2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萍，女，汉族，1957年1月7日出生，住太原市迎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欣，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济市鑫源铁合金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永济市振兴西街。
法定代表人：王策，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峰，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桂萍因与被上诉人永济市鑫源铁合金铸造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济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桂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欣，被上诉人永济市鑫源铁合金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铸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桂萍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货物损失1389100元。
事实及理由
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纠正并改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仓库租赁合同》（实为保管合同）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以委托人未提供委托手续为由认定合同未成立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本案中，上诉人因当时身在太原，无法及时赶回永济处理此事，于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委托其侄子王为红、外甥秦百昌办理该批货物的保管事宜，于是王为红才与被上诉人签署了《仓库租赁合同》，明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于2015年11月15日由秦百昌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00元预付款（保管费）。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仓库租赁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
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保管的货物数量，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以上诉人未提供货物情况说明及清单为由认定无法确定损失，明显与事实不符。
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递交了永济泰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运输合同及清单、录音光盘及整理的文字、仓库货物视频资料及评估报告，这些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该批货物由运输公司按照运输合同及清单运输至被上诉人处，并由被上诉人予以保管，上诉人并在仓库内录像、照相，证实了货物的存放数量及地点，评估中心根据货物数量作出了货物的具体价值，原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无法认定货物损失明显错误。
三、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不存在重大过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合同为无偿的保管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将货物交由被上诉人保管，支付了相应的保管费用，原审法院以秦百昌的收据无法认定为该案诉争货物缴纳的费用为由认定保管为无偿保管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明显违背常理，仓库保管企业怎会无偿让他人使用自己经营的仓库?而且还要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签署合同却不收费?
根据《合同法》第373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如不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司法机关依法查扣，否则其必须承担保管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司法机关查扣的凭证，以他人拉货时，已经报案来规避其应承担的责任，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遇此情况时应及时通知上诉人，其并未通知上诉人，将货物准许他人拉走就存在重大过错。
四、最关键的一点，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了判决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改判。
原审法院以《合同法》374条之规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因为该批货物并非毁损、灭失了，而是由他人拉走了。应根据《合同法》第367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379条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第371条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373条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当履行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审理该起案件中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二审法院应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货物损失1389100元。
鑫源铸造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二审应当驳回上诉。一、本案就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从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来看，双方订立的就是租赁合同，况且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上的收款事由也写的租库房收款，一审法院也将本案立为租赁合同纠纷。关于签订合同的基本事实，在一审中已经查明；二、上诉人认为本案是一起保管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中租赁物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四、既然是合同，那么所有涉及的诉争对象都应当是合法的，本案中诉争的对象明显并不合法。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的上诉请求。
王桂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仓库租赁合同》（实为保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1800平方米的库房，被告负责提供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治安防范的大环境，如遇火灾、偷盗、损坏等造成的损失，由被告负责依据损失情况进行赔偿；被告派看守人员，保留库房院落大门钥匙。合同生效后，原告将612余吨罐头存放于被告的库房内，由被告负责对库房内的货物进行保管，并预付被告库房保管费用人民币贰仟元整。然，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保管义务，于2015年11月21日，擅自将原告库存的货物许可他人运走。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已给员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3891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6日，原告经人介绍在被告仓库存放了一批罐头，2015年11月份，王卫红与被告的负责人王生生签订了一份“仓库租赁合同”，王卫红在合同上签了“王桂萍”字样，时间写的“2015年10月16日”。合同中未约定存放货物的性质、数量、批号等，原、被告之间没有存放货物的清单。2015年11月4日，秦百昌等人与王中虎等人在被告仓库因拉货物发生打斗事件，已被立为刑事案件，2015年11月20日被告仓库再次发生强行拉货的事件，被告的负责人王生生知道后报警，后货物被王中虎等人强行拉走。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货物损失13891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2015年10月16日“仓库租赁合同”，2016年1月13日永济市城北派出所出警说明、被告提供的2016年1月20日永济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出警说明予以证实。
原告提供了“仓库租赁合同”和2015年11月15日的收据，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实为保管的租赁合同，被告质证称并未与原告签订合同，而是2015年11月4日仓库出事后，负责人王生生与一个叫“什么红”的人在2015年11月14日、15日左右补签的，所以合同是无效的；该批货物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王策的同学找他帮忙，没有收取费用，原告提供的收据是秦百昌自己到财务交的，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告称王卫红是其侄子，秦百昌是其外甥，受其委托王为红签订的合同秦百昌交的租赁费用。
原告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提供了2015年11月22日原告与王生生的录音资料，2015年11月23日原告与永济市城北派出所郭辉的录音资料，原告2015年11月1日至11月15日的通话单，拟证明2015年11月20日发生强拉货物事件时，被告存在过错，没有及时通知原告。被告辩称2015年11月20日晚上，被告负责人王生生知道有人在仓库强行拉货时立即报警，并前往仓库，但到厂门口后被人限制了人身自由，后重新返回到仓库时，民警已经到场。放货的人没有联系方式，中间人也联系不上，后在拉货人向民警说明情况并提供了个人具体信息后，王生生就走了。所以被告没有过错，是该批货物存在非法性。
原告为证明其损失提供了运输合同单、泰峰货物汽车运输明细、货物照片、运天价评字〔2015〕第121号运城市空港天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关于612吨成品光瓶罐头的评估报告计评估费发票。被告质证称对其运输合同及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如果是我们保管，应该向我们提供货物明细，但原告并未提供；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被评估的货物是原告方单方提供，评估货物的来源无法核实；我们是租赁合同，只提供租赁物，不负责保管，照片与我们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的“仓库租赁合同”，签订合同日期不是2015年10月16日，签订合同也非原告本人所为，原告对此无异议，称是委托其侄子王为红签订的，但未提供任何委托手续，被告不认可与原告本人签订合同，故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书面仓库租赁合同存在瑕疵，并未成立。2015年11月15日交款单位为“秦百昌”的预付款，因为交款人是秦百昌，原、被告均陈述秦百昌在被告仓库也存放了货物，故无法认定该收据是原告为该案诉争货物交纳的费用。但从实际情况看，2015年10月16日左右原告通过他人介绍在被告的仓库存放了一批货物，原、被告存在实际的保管合同关系。关于该批货物的数量、质量，原告称是612吨罐头，是王中虎从原告处借款290万元，质押给原告250吨罐头，后王中虎生意倒闭，通知原告将罐头拉走，原告安排其侄子王为红、外甥秦百昌将货物放置到被告仓库。被告称不知情，原告未给被告提供任何货物情况说明及清单。庭审中，原告虽提供了货物的运输合同及清单和评估报告，但仍未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货物的实际数量，故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原告在被告处存放的货物是612吨罐头，即原告的损失无法确定。2015年11月4日、2015年11月20日，被告仓库发生强行拉货的事件。2015年11月20日晚，被告负责人王生生知道有人强行拉货后立即报警，并到达仓库，但被限制人身自由，永济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出警，拉货人向民警说明“该批货物系其私人货物，并提供了该货物的批文货号，因经济纠纷不知道谁将货物放置被告处”，民警询问王生生该货物的货主，但联系不上，让其孙子王策联系中间人也未果，后民警详细登记了双方的身份信息，告知不准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后王中虎将货物拉走。租赁合同履行中，发生第三人强行拉货的情形下被告及时报案并积极处理，不存在保管不善的情形，故原告的货物被第三人强行拉走并非被告重大过失导致，且原告也陈述称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综上，判决:驳回原告王桂萍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分别提供了证人证言。本院组织双方对对方分别提供的证人证言进行了法庭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案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从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合同看，虽然抬头写的“仓库租赁合同”，部分条款内容中亦有租赁、租金字样，但该合同中第四条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明该合同实为“保管”的性质，尤其是该条第一、二款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的保管义务和责任。一审法院亦在判决中认定了该合同实为“保管合同”的事实。故本案所涉纠纷应为“保管合同”纠纷；二、上诉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问题。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当时签订合同缴纳保管费的两个当事人即“王卫红”和“秦百昌”，其二人分别当庭证明了受上诉人王桂萍委托签订合同及缴纳保管费的事实，被上诉人并不否认其二人身份及所为以上行为的真实性，但却否认其二人作为上诉人代理人的资格，现事件的当事人出庭亲自证明自己受王桂萍委托的事实，足以证明王桂萍具备真正权利人的身份资格，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为权利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证人杨立泽，欲证明涉案合同是因为王生生因为某种原因补签的，故而应为无效。本院以为，保管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同，从标的物交付之日起合同即生效，至于合同是否补签并不影响其效力，被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依据不足；三、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重大过错的问题。根据一审中永济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向法院提供的出警说明及被上诉人公司实际负责人王生生向法庭的陈述可以看出，首先王生生并不否认有人在其厂库房存货及与王卫红签订合同的事实，其次，王生生在派出所出警人员到场后，20分钟后才到现场，并且在公安人员询问存货人的详细信息（姓名及联系方式等）时表示均不知情，而且在公安人员在现场的情况下任由他人（王中虎）将货物拉走。这些事实表明被上诉人负责人王生生显然没有尽职履行自己的保管义务，导致上诉人所寄存的货物被他人强行拉走，其过错事实是非常清楚而且明显的。
本院认为：从以上本院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本案所涉纠纷本质上为“保管合同纠纷”，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并签订了相应书面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被上诉人的重大过失导致上诉人的货物被他人强行拉走，造成上诉人巨大损失，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委托他人签订合同及缴纳保管费用，系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其权利主体资格无任何瑕疵，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民事赔偿。关于损失的数额，上诉人提供了系列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足以证明其损失事实客观存在。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以上证据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诉人主张的损失应当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王桂萍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永济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永济市永济市鑫源铁合金铸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王桂萍货物损失13891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00元，共计32900元，由被上诉人永济市鑫源铁合金铸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明
审判员 王玉林
审判员 张朝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曲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