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未行初字第00083号
原告刘瑞林，女，汉族，西安市二府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职员。
委托代理人孙西芳，女，无业，住西安市新城区公社巷**号楼*层*号。
被告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市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严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定民，男，该局工资福利处处长，住该局家属院。
委托代理人周海波，男，该局法规处主任科员，住该局家属院。
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住所地：西安市凤城八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尊敬，局长。
委托代理人辛晓莉，女，该局组织人事处副处长，住该局家属院。
委托代理人程梅，陕西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西安市二府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二府庄路**号。
法定代表人熊蠡，所长。
原告刘瑞林不服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西安市人社局）2012年10月12日作出的审批原告退休的行政行为，于2013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10月29日受理后，于2013年11月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西安市民政局及西安市二府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二府庄军干所）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瑞林及委托代理人孙西芳，被告西安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杨定民、周海波，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辛晓莉、程梅，第三人二府庄军干所的法定代表人熊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安市民政局于2012年10月12日对刘瑞林作出“符合退休条件，同意退休”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被告西安市人社局于2013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1、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2、人事部《关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国人部发（2004）63号）；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女干部退休、工勤人员辞职辞退和退役士兵安置等有关问题的复函》（人社厅函（2008）419号）；4、西安市人事局《关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的通知》；5、西安市人事局《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女干部退休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市人发（2009）35号）。上述依据证明目的为：1、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退休管理是在各主管局按照干部退休权限负责，刘瑞林的退休行为应该是民政局办理；2、女工人在干部岗位上退休的政策规定。
原告刘瑞林诉称，其于1981年12月参加工作，1998年11月调入二府庄军干所，1999年元月即在单位人事、劳资岗位工作至2012年11月。2004年取得政工师职称。2009年经西安市民政局审批为管理九级。其在人事、劳资岗位连续工作14年，按照国家事业单位人事制度规定，该岗位类别是管理岗位。2011年4月，二府庄军干所通知其办理退休，其认为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规定该岗位女同志应该55岁退休，其尚未达到退休年龄，其多次找被告、第三人沟通无果。2012年12月10日，二府庄军干所通知其按照被告的审批决定强令其退出工作岗位。其曾于2013年2月向西安市人事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撤销被告及第三人强令其退休的决定。2013年3月21日，西安市人事仲裁委员会出具人仲字通（2013）3号《不予受理决定书》。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于2012年10月12日审批原告退休的行政行为，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1、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审批表；2、2012年西安市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改革性补贴审批总表；3、调整绩效工资标准；4、退休证。证明目的：1、刘瑞林于2012年12月被退休；2、被退休时是在技术岗位。第二组：事业单位岗位聘用结果审核表。证明目的：在2009年单位初次实行聘任制时，刘瑞林的岗位为干部岗位，该岗位的退休年龄为女干部55周岁，刘瑞林应在55周岁退休。第三组：先进个人登记表。证明目的：早在1999年刘瑞林在劳资（干部）岗位工作，按劳发（1999）309号文第75条规定，刘瑞林应按该岗位法定的55岁退休年龄执行。第四组：西安市人事局35号文件。证明目的：按照文件的规定，刘瑞林应该按所工作的岗位，55岁退休年龄退休。
被告西安市人社局辩称，1、其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西安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1978年104号文件办理正常退休审批的管理职能，由各主管局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负责。二府庄军干所的主管机关是市民政局，因此，原告的退休管理在市民政局，原告将其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其按照国家有关事业单位实行聘任制的政策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具体的聘任办法，刘瑞林是否符合相关政策，应结合市民政局所审核的相关资料进行认定。
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述称，一、刘瑞林的基本情况。刘瑞林1981年12月经过招工进入陕西省第三印染厂工作，身份为工人。1998年11月调入二府庄军干所，在单位负责劳资工作。从调入时至2005年3月，先后按照工勤人员的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兑现工资。2004年11月获得西安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中级评审委员会颁发的政工师任职资格。2005年3月被二府庄军干所聘任为政工师，聘期为2005年4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2007年3月原市人事局根据省人事厅通知，在事业单位叫停了该职称的评聘，对已兑现工资的只保留待遇。2009年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全面展开，刘瑞林被聘在二府庄军干所管理九级岗位上，但其工资仍按专业技术中级兑现，因专业技术中级工作待遇要高于管理九级。2011年2月刘瑞林满50岁，二府庄军干所通知其办理退休手续，该同志不愿意，经一年多的政策解释和思想工作，刘瑞林在2012年同意退休，并办理了退休手续。二、政策讲解。刘瑞林身份为工人，按照国发（1978）104号文件，工人女满50周岁应该退休。2002年，事业单位开始试行人员聘用制，国人部发（2004）63号文件及人社厅函（2008）419号文件指出：“对于由工勤岗位受聘到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的人员，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聘用满10年（本意见下发前已被聘用的，可连续计算）且在所聘岗位退休（退职）的，可按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并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刘瑞林不符合聘用满10年，不能按55岁办理退休。市人发（2009）35号文件明确要求三个条件：1、该单位制定了聘任办法，报经主管局审批；2、由工勤岗位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满10年；3、办理了聘任手续。只有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才算是被聘用。二府庄军干所2009年12月制定了聘任办法，并报主管局审批，此时刘瑞林才被聘任在管理岗位上，从2009年12月算起，连续满10年，到2011年2月刘瑞林已满50岁，不能按聘用制女干部年龄退休。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提供以下证据及依据：证据一：编号1-4，证据名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工资审批表；陕西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西安市事业单位技术工人岗位考核晋升工资审批表；西安市事业单位技术工人岗位考核晋升工资审批表。证明目的：1、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1年12月，调入西安市二府庄军干所的时间为1998年11月；2、原告1998年11月17日至2003年4月为工人身份，领取工人工资。证据二：编号5-8，证据名称：西安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西安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套改通知单；西安市民政局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文件；原告政工师证书。证明目的：1、原告取得并被聘任为政工师的时间为2005年4月1日；2、原告政工师聘用期为2005年4月1日—2008年4月31日止，再未续聘；3、原告政工师职称（技术职称）也未满10年，不符合市人发（2009）35号文件女职工55岁退休条件；4、原告至2011年5月已满50周岁；5、原告工资标准是按照技术职称标准未按管理九级发放，已属照顾。证据三：西安市事业单位聘用结果审核表。证明目的：1、原告2009年被聘为管理岗位9级；2、原告被聘在管理岗位至今未满10年。证据四：西安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减人通知单；西安市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审批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审批表；西安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档案表。证明目的：1、对原告的退休审批程序符合规定，程序合法；2、对原告退休的审批手续完备。
第三人二府庄军干所的陈述意见及证据、依据同西安市民政局。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虽然是现行实施的，但不适用本案当事人，因本文件适用的是工人身份，且在工勤岗位上退休的人的年龄规定，刘瑞林是在干部岗位上。关于老弱病残干部的文件与本案无关。证据2：事业单位聘用制度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受聘干部岗位的原工勤人员按照该岗位规定的条件退休。证据3：能够证明刘瑞林符合女干部退休的条件。证据4：该文件第三条明确了工勤岗位聘用到干部岗位的人员按照干部岗位退休，刘瑞林符合此条件。证据5：质证意见同证据3。
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以下异议：被告是最终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刘瑞林退休行为最终应当由被告审批，目前惯例是主管局在做，但审核的权限尚有疑点。
第三人二府庄军干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西安市民政局的质证意见。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第一组：刘瑞林不是被退休，是退休。退休年龄应该至2011年2月，办理退休的时间为2012年10月，该文件仅对退休待遇进行计算，不能证明所在岗位。第二组：单位从2009年才开始实行事业单位聘用制，实行岗位设置，实行聘用制之后才有管理岗位的说法。第三组：（1999）309号文件是针对企业的，不针对事业单位，与本案无关。1999年从事的是劳资工作但不是管理岗位，这是两个概念。第四组：该文件有三方面含义，一是单位制定具体的聘用办法；二是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实行聘用制；三是在管理岗位上满十年才符合女干部55岁退休的条件，二府庄军干所自2009年才开始实行聘用制，以前全市均未实行。
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组：不能反映刘瑞林从工人身份于2009年聘用到管理岗位的客观事实，仅说明其工资待遇和实际工作岗位不符，刘瑞林是管理九级，是技术10级的工资。第二组：仅证明2009年被聘到管理岗位，不能证明该管理岗位应该55岁退休，二者没有因果关系；还证明刘瑞林在管理岗位上不满10年，不能享受女干部55岁退休的待遇。第三组：该证据仅证明刘瑞林1999年被评为先进个人，从事劳资工作，不能说明刘瑞林是35号文件所规定的管理岗位。第四组：刘瑞林在管理岗位上不满10年，不适用该文件聘任制女干部55岁退休的规定。
第三人二府庄军干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西安市民政局质证意见。
原告对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组：该表仅反映刘瑞林1998年至2003年享受的工资待遇与其工作岗位不相符，在管理岗位工作，领工勤岗位工资。第二组：工资套改及政工师职称的评定与聘任是由大政策环境驱使，个人无法掌控。刘瑞林自1998年至2012年被退休一直都在人事劳资岗位工作；聘任制是2009年才开始实施并形成制度的，2009年之前刘瑞林以工人身份在干部岗位工作与单位形成事实上的聘任关系，是否履行和完善聘任手续并不是认定聘任关系的唯一标准。按照现行岗位管理制度，该岗位女同志退休年龄应为55岁，刘瑞林未达到退休年龄被退休是违反制度规定的。第三组：首先2009年用人单位才初次实行聘任制，按照35号文件，刘瑞林1998年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单位初次实行聘任制时又办理了聘任手续的情况符合文件规定，应当按照所在岗位的法定年龄退休。其次，按照被告的退休审核表，刘瑞林的退休金是按所在专业技术岗位工资计算的，民政局既以岗位管理制度计算退休金，又以身份管理制度来给刘瑞林办理退休手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与35号文件不符。第四组证据：审批原告退休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认为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与其无关，日常管理在民政局，证据四恰恰说明刘瑞林的退休应该是民政局审批，其未对刘瑞林的退休进行审批。
第三人二府庄军干所对西安市民政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四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不能确认，该四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系干部身份，不能确定原告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被告提供的依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依据不能证明退休管理是在各主管局按照干部退休权限负责，刘瑞林的退休应该是西安市民政局审批的观点。依据2、3、4、5均证明女工人在干部岗位上退休的政策规定，应予确认。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本案的事实，应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瑞林1981年12月经过招工进入陕西省第三印染厂工作，身份为工人。1998年11月调入二府庄军干所，在单位负责劳资工作。从调入时至2005年3月，先后按照工勤人员的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兑现工资。2004年11月获得由西安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中级评审委员会颁发的政工师任职资格，2005年3月经主管局同意，被二府庄军干所聘任为政工师，聘用期限自2005年4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但二府庄军干所未设置政工师岗位。2007年3月原市人事局根据原省人事厅电话通知，在事业单位叫停了该职称的评聘，对已兑现工资的只保留待遇。2009年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全面展开，二府庄军干所制定了聘任办法，报经主管局西安市民政局审批，刘瑞林被聘任在二府庄军干所管理九级岗位上，其工资仍按专业技术中级兑现（专业技术中级工资待遇高于管理九级）。2011年2月刘瑞林满50周岁，二府庄军干所通知其办理退休手续，其不愿意。经过一年多的政策解释和思想工作，2012年10月，二府庄军干所以“该同志已年满50周岁，同意退休”为由为刘瑞林申报退休，并注明在职工资发放到2011年5月，主管部门西安市民政局签署了“符合退休条件，同意退休”的意见，被告在退休审批表上未加盖公章。二府庄军干所填写西安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减人通知单，主管部门西安市民政局审核后在减人通知单上加盖公章，报被告工资福利和离退休处，被告在减人通知单上加盖工资基金管理部门印章。被告下属事业单位西安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在刘瑞林的西安市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审批表中签署“同意从2012年12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意见，并加盖西安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审批专用章。后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告应当按照50周岁还是55周岁审批退休？即是按工人身份还是按干部身份审批退休？《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二部分主要职责第六项规定：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福利、津补贴管理工作，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政策。第三部分内设机构第十二项规定：工资福利与离退休处，落实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福利与离退休的法规政策，拟订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落实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非因公伤残、死亡待遇政策和给付标准；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负责退休干部异地安置政策的落实工作。根据以上规定，被告负有审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的工作职责，被告所述由各主管局按照人事权限办理正常退休审批的管理职能，并无法律依据，其向本院提交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与本案无关，不适用于本案。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西安市民政局之间系委托与被委托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告虽未在退休审批表上签署意见，但其委托西安市民政局审核原告是否符合退休条件，西安市民政局在退休审批表上签署了“符合退休条件，同意退休”的意见，故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的”。该规定针对的是工人。本案中，原告刘瑞林从1981年12月经招工进入企业，身份为工人，调入二府庄军干所工作后，虽然一直在单位负责劳资工作，但原告的工人身份始终未改变。经二府庄军干所申报，西安市民政局作出的退休审批行为，符合国发（1978）104号文件的规定，其审批退休行为并无不当。关于原告能否按所在岗位办理退休，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的，通过聘用制度转换事业单位的用人机制，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的精神，按照《关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国人部发（2004）63号）第五条：“受聘人员原则上按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对由工勤岗位受聘到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的人员，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聘用满10年（本意见下发前已被聘用的，可连续计算）且在所聘岗位退休（退职）的，可按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并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西安市人事局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女干部退休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市人发（2009）35号）文件指出：“我市按照国家有关事业单位实行聘任制的政策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具体的聘用办法，并报经主管部门批准试行聘任制的事业单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由工勤岗位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满10年，并办理了聘任手续的聘用制女干部，可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女干部退休、工勤人员辞职退职和退役士兵安置等有关问题的复函》（人社厅函（2008）419号）中‘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女干部退休有关政策问题’的答复意见执行”。该文件有三个前提条件：1、该单位制定了具体的聘任办法，报经主管局审批；2、由工勤岗位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满10年；3、办理了聘任手续。二府庄军干所2009年制定了聘任办法，并报西安市民政局审批，后原告才被聘在管理岗位上。从2009年起算，到2019年原告才可能按管理岗位退休，而到2011年2月原告已满50周岁，至2011年2月原告在管理岗位工作未满10年，故原告不能按照聘用制女干部年龄办理退休。综上，西安市民政局受西安市人社局委托对原告作出的退休审批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原告要求撤销之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瑞林要求撤销被告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2年10月12日作出的审批原告刘瑞林退休的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 辉
人民陪审员 黄福全
人民陪审员 邓志斌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徐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