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中法民二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爵源，男，汉族，1949年3月5日出生，住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赵连玉，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易伏祥，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月昌，男，汉族，1959年5月23日出生，住云浮市。
委托代理人：梁家栋，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永明（又名黄明），男，汉族，1962年10月1日出生，现住云浮市云安县。
委托代理人：徐杰兴，广东雄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桂标，广东雄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爵源因与被上诉人李月昌，原审被告黄永明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3）云城法民一初字第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2年4月13日，黄永明书写了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月昌购卖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预付贰拾万元（按二楼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300元计）（包土地使用证费用）。特立此据收款人黄明2002、4、13。”在李月昌举证的上述《收据》的“黄明”签名的上方，有“廖爵源”的签名。庭审中，李月昌陈述，当时约定是购买130平方米的土地，《收据》全部是黄永明书写的，廖爵源在工地回来后，在收据上补签名的；在写《收据》时，黄永明没有出示相关的权利证书，但该土地是廖爵源、黄永明拍卖取得，他们曾带李月昌看过涉案的土地，该土地已交接给了廖爵源、黄永明。黄永明确认《收据》的字迹是黄永明所写，廖爵源是在当天在《收据》上补签名后交给李月昌的；当时李月昌是知道涉案土地是通过拍卖得来的，但黄永明没有出示相关拍卖资料及权利证书给李月昌。廖爵源不认可《收据》上“廖爵源”的签名是其所签，但不申请笔迹鉴定，称廖爵源是在2010年才知道黄永明将土地卖给李月昌。
李月昌提供的2002年4月1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取款（取息）凭条复印件，载明从李月昌的账户取款20万元，取款代理人是黄永明，支付款项的券种处注明“转存”。李月昌提供的2002年4月1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存款凭条复印件，载明存入户名为廖爵源，存入金额为20万元，存入款项的券种处注明“转存”。庭审中，李月昌陈述称，取款、存款的办理人有李月昌的妻子罗木带、黄永明，取款后直接存入了廖爵源的账户。黄永明陈述称，同意李月昌所述的取、存款过程，是黄永明将款项存到廖爵源的账户，因为当时与廖爵源合伙买地，故将资金集中存入廖爵源的账户，再支付拍卖土地款到破产清算组。廖爵源认为李月昌提供的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对2002年4月13日有款项20万元存入廖爵源的账户，认为是廖爵源做生意的款项存入，对李月昌提供的存款凭条中填写的存款情况的字迹，不能当庭确认是否是廖爵源所写，要求庭后十五个工作日答复原审法院，但廖爵源逾期仍没有答复。
2002年2月26日的《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拍卖人为广东省古今拍卖有限公司、云浮市土地交易中心，买受人为廖爵源、黄荣宪；成交的拍卖标的名称为云浮市翠石路1号东方饮料厂工业房地产，成交价2684800元。《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上，载明有拍卖人广东省古今拍卖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买受人廖爵源、黄荣宪的签名确认，委托人东方饮料厂破产清算组的盖章确认，云浮中院的盖章确认。廖爵源、黄荣宪通过拍卖取得的房地产在拍卖前，广东省云浮东方饮料厂清算组委托了广东省云浮市智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云浮东方饮料厂的实物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01年8月20日出具了云资评字（2001）第xx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结论为总评估价值为5924118元，其中涉案土地的评估单价为270元／平方米。
因上述土地廖爵源申请办到其个人名下，办理时并提交了一份黄荣宪的《放弃权利确认书》，对此，黄荣宪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到云浮市国土资源局，主张云浮市翠石路1号东方饮料厂工业房地产是黄荣宪共同拥有，廖爵源不能单独一人办证。因上述土地是云浮中院受理的（2001）云中法民破第3号破产案件中委托拍卖的，就相关争议问题，云浮中院于2010年5月17日向被调查人廖爵源、黄荣宪（黄永明作为黄荣宪的委托代理人）等人作了询问调解笔录。廖爵源在笔录中陈述称，是黄永明以黄荣宪的名义签订拍卖协议书的，黄永明与黄荣宪是兄弟关系，黄永明与廖爵源是多年的朋友，且其是公务员，在2002年初，廖爵源和黄永明日常接触中谈到廖爵源准备投资东方饮料厂这个标的项目，黄永明要求安排一点工作给他做，廖爵源就请其协助管理资金流水及代缴标的拍卖款这两项工财务工作，在此期间黄永明提出让其弟弟黄荣宪也参与，但黄荣宪没有缴过拍卖款，因廖爵源相信黄永明，且黄永明口头保证，廖爵源才同意黄荣宪在确认书中签名；黄荣宪的放弃权利确认书，是由廖爵源书写及签名、打指模的；划款单据因时间久远而没有保留，口头请黄永明做的财务，所以不以廖爵源自己的账户划到银行。黄荣宪在笔录中陈述称，2002年2月26日签订的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黄荣宪没有参加，是黄永明参加，黄荣宪已写委托书给大哥黄永明，是由黄永明签名及盖指模的。黄永明在笔录中陈述称，廖爵源拿拍卖标的给黄永明，认为这块地有利可图，可以在此建楼，地价低，还可以与朋友一起搞地皮，想办法筹集资金买下来，因此黄永明也参与，到处借款；拍卖成交协议书中黄荣宪签名是由黄永明签名及盖指模的；黄永明没有帮廖爵源做财务，也没有领工资，俩人一起把标的买下来，考虑到黄永明是国家公务员而以黄荣宪的名字签名，黄永明已告知黄荣宪是以他的名字签订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以黄永明的名义从信社、农行划出共109万元。
其后，在云浮中院的主持下，廖爵源（甲方）与黄荣宪（乙方）达成《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02年6月26日共同签订的《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标的物位于云浮市翠石路一号，以下简称“该标的”。达成协议：1、乙方对该标的权利收益由甲方一次性支付530万元。……3、甲方将上述第一条约定的金额通过两笔款项划入……在乙方名下帐户收到上述金额后，乙方签订并递交到云浮中院处理该标的的放弃权利确认书视为即时生效。4、乙方签订并递交到云浮中院处理该标的放弃权利确认书生效后，甲方全权拥有该标的的所有权及处分权。5、甲方负责支付刘月计、李月昌、游军雄、邓建明的所有欠款共57万，乙方负责钟泽建、……的所有欠款共73万元及其利息。就此事项双方各自解决及承担经济责任。……。上述《协议书》，廖爵源在甲方处签名确认，黄荣宪在乙方处签名确认，黄永明在乙方代理人处签名确认。2010年6月23日，黄荣宪出具了《放弃权利确认书》到云浮中院，载明愿意放弃对与廖爵源协议拍卖所得的位于云浮市翠石路一号东方饮料厂工业房地产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云浮中院及东方饮料厂清算组可将该房地产转户至廖爵源一人名下。上述《放弃权利确认书》，黄荣宪在弃权人处签名确认，黄永明在代理人处签名确认。
为此，2010年9月2日，廖爵源取得了云府国用（2010）第0041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座落为云浮市翠石路，面积为6717.57平方米，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其后，廖爵源将上述土地于2010年9月17日转让给云浮市新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取得了云府国用（2011）第0002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李月昌单方委托云浮科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云浮市新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云浮市翠石路一宗面积为6717.57平方米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云浮科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估价报告编号：云科土评字（2013）第xx号），载明评估结果为：评估土地面积6717.57平方米，评估土地单价为14300元／平方米，评估土地总地价为96061250元（取整到十位）。该次评估，云浮科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费发票两张，共款4000元。
本案审理期间，原审法院委托广东金兰德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位于云浮市翠石路一宗面积为6717.57平方米的工业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广东金兰德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评估土地面积为6717.57平方米，评估地面单价为4500元／平方米，评估土地总价为30229065元。该次评估，收取了评估费23092元。
廖爵源以本案涉及黄永明的犯罪事实，提交了其儿子廖南和向云浮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的《报警回执》（回执号：102416xx，时间为2013年10月24日），要求本案中止诉讼。但是，廖爵源至今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该案是否立案的相关材料，而黄永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3年10月30日的《云浮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云公不立字（2013）030xx号）复印件，该通知书告知廖南和，云浮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被控告人黄永明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决定不予立案。为此，原审法院去函云浮市公安局了解上述《云浮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复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云浮市公安局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复函》，载明：“我局于2013年10月30日向控告人廖南和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云公不立字（2013）030xx号），贵院提供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云公不立字（2013）030xx号）复印件与我局出具的原件内容一致。”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李月昌提供的2002年4月13日的《收据》上，载明有廖爵源的签名，虽然廖爵源认为该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廖爵源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该辩解理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此，确认《收据》上廖爵源的签名是廖爵源所书写。从黄永明书写、廖爵源签名的《收据》来看，注明收到20万元的用途是李月昌购卖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单价每平方米2300元的预付款。可见，李月昌与黄永明、廖爵源就购买土地事宜已达成了一致意见。
虽然李月昌提供的付款20万元时办理的取、存款依据均是复印件，从李月昌提供的取款记录来看，李月昌从其账户中取出20万元后是“转存”的，李月昌提供的同日廖爵源的账户有20万元存入的存款凭证，亦载明是以“转存”的方式存入的，与《收据》的金额、时间相互印证，黄永明亦予以认可。虽然廖爵源称李月昌提供2002年4月13日的存款凭证中的20万元是廖爵源做生意存入的款项，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讲法，对该存款凭证中书写的字迹亦不能确认是其本人所写，按照常理来看，如果是廖爵源自行存款20万元到自己的账户，由他人取得存款凭证复印件的可能性不大，故该辩解理据不足，不予采信。况且，廖爵源在《收据》上签名确认，在2010年间，廖爵源、黄荣宪、黄永明因处理拍卖所得的云浮市翠石路1号的土地时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廖爵源负责支付李月昌等人的欠款共57万，可见，廖爵源是清楚知道与李月昌有涉及该土地的欠款。为此，本案的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原审法院确认李月昌已支付了购地款20万元给黄永明、廖爵源。
虽然2002年2月26日的《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黄荣宪的签名是黄永明代签的，但黄荣宪确认是委托黄永明办理拍卖事宜，对黄永明的行为予以认可，且《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买受人是黄荣宪、廖爵源，故云浮市翠石路1号东方饮料厂工业房地产是由黄荣宪与廖爵源共同拍卖取得。由于廖爵源、黄永明出具《收据》载明转让的土地为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拍卖的标的物位于云浮市翠石路一号，故确认本案争议涉及的土地就是拍卖标的物涉及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由于出具《收据》给李月昌的是廖爵源、黄永明，不能证实廖爵源、黄永明是受黄荣宪的委托转让土地的，故本案涉及的土地转让的出卖人是廖爵源、黄永明，买受人是李月昌，该土地转让合同关系是双方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确立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黄荣宪不是本案涉及的土地转让的出卖人，无需追加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
但是，上述拍卖取得的土地，廖爵源于2010年9月14日才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才依法成为该土地的使用权人，即在2002年4月13日，廖爵源、黄永明出具《收据》给李月昌时，并未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廖爵源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即转让给他人，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故廖爵源、黄永明现已无法将土地过户给李月昌，即不能履行土地转让合同的法定交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为此，李月昌主张解除其与廖爵源、黄永明的土地买卖关系，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廖爵源、黄永明收取了李月昌的购地款20万元，未能履行交付义务，廖爵源、黄永明依法应当将购地款20万元返还给李月昌。至于在2010年间，廖爵源、黄荣宪、黄永明因处理拍卖所得的云浮市翠石路1号的土地时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廖爵源负责支付李月昌等人的欠款共57万元，是廖爵源、黄荣宪、黄永明之间的约定，对李月昌不产生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廖爵源、黄永明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就收取李月昌的土地转让预付款，其后亦没有履行合同的交付义务，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李月昌要求廖爵源、黄永明承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从2002年4月13日起）的违约责任，另外赔偿李月昌土地差价损失1043520元。李月昌主张廖爵源、黄永明赔偿土地差价损失1043520元，是根据云浮科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的评估结果计算所得，但是，该《土地估价报告》以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作评估的，而廖爵源、黄永明转让给李月昌的土地时的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故该《土地估价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因李月昌、廖爵源、黄永明之间就买卖关系所书立的《收据》，并未明确约定转让土地的位置、四至等内容，故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整宗土地以工业用地的性质的价格进行评估，以确定土地差价损失，合理合法。根据原审法院委托广东金兰德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土地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评估地面单价为4500元／平方米。从黄永明书写、廖爵源签名的《收据》来看，注明收到20万元的用途是李月昌购卖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单价每平方米2300元的预付款。由于廖爵源、黄永明只是收取了李月昌20万元的土地转让款，且《收据》没有约定购买土地的面积，故廖爵源、黄永明只需要对解除价值20万元土地转让合同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综合本案证据，李月昌损失应作如下认定，根据《收据》的约定计算，20万元可以购买土地86.96平方米（20万元÷2300元／平方米），廖爵源、黄永明将土地以2300元／平方米出卖给李月昌，明显高于当时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270元／平方米的实际价值，且廖爵源在2010年9月取得土地使用证时，用地性质仍然是工业用地，故应以现工业用地评估的土地单价4500元／平方米，减去当时拍卖评估的工业用地单价270元／平方米确定土地差价为宜，即造成的差价损失为367840.8元［（4500元／平方米-270元／平方米）×86.96平方米］。李月昌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与廖爵源、黄永明的违约行为、合同解除没有必然的联系，廖爵源、黄永明未将土地过户到李月昌名下，未履行买卖合同的义务，导致合同解除是廖爵源、黄永明单方违约行为造成的，故应由廖爵源、黄永明承担全部违约责任，即由廖爵源、黄永明赔偿367840.8元给李月昌。李月昌要求廖爵源、黄永明承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从2002年4月13日起）的违约责任，因土地转让款已转化为土地价值，并由廖爵源、黄永明承担了土地价值上涨的损失，故李月昌的该部分请求属于重复主张，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李月昌主张由廖爵源、黄永明支付李月昌委托云浮科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土地评估费，因该评估费是李月昌为其诉讼利益所支出的费用，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廖爵源以本案涉及黄永明的犯罪事实，提交了其儿子廖南和于2013年10月24日向云浮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警的《报警回执》，申请本案中止诉讼。因云浮市公安局已于2013年10月30日向控告人廖南和出具了《云浮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其黄永明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决定不予立案。故本案无需中止诉讼。
综上所述，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的土地买卖关系。二、廖爵源、黄永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购地款项20万元，并赔偿损失367840.8元给李月昌。三、驳回李月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廖爵源、黄永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7288元，由李月昌负担7075元，廖爵源、黄永明负担10213元。评估费23092元，由廖爵源、黄永明负担。
上诉人廖爵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判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许多重要事实没有查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
1、一审判决对于黄永明是本案的当事人还是“黄荣宪”是本案的当事人这个问题没有查清。涉案的《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上虽然写有“黄荣宪”这三个字，但这三个字是黄永明自己写上去的。至于“黄荣宪”这个人是谁，上诉人并不认识，上诉人只是听黄永明说“黄荣宪”是其弟弟。可见，无论涉案《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上的这个“黄荣宪”是不是黄永明的弟弟，其都与本案无关，本案真正的当事人是黄永明。然而，一审法院却认定“……黄荣宪确认是委托黄永明办理拍卖事宜，对黄永明的行为予以认可”，进而依此认定“……东方饮料厂工业房地产是由黄荣宪与廖爵源共同拍卖取得”（见原审判决书第12页），这完全是罔顾事实。既然黄永明只是黄荣宪委托的代理人，那么，一审法院为何不根据法律规定，追加被代理人黄荣宪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申请追加黄荣宪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判决被代理人黄荣宪对代理人黄永明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却要判决作为代理人的黄永明承担还款和赔偿损失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显然，一审法院在认定黄永明是本案的当事人还是黄荣宪是本案的当事人这个问题上混乱不堪。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那么，本案就遗漏了黄荣宪这个重要的当事人，依法应当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将黄永明单方面写给被上诉人的《收据》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是完全错误的认定。
尽管黄永明写给被上诉人的《收据》中载有“今收到李月昌购买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预付贰拾万元（按二楼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300元计）（包括土地使用证费用），特立此据”。但该《收据》主要功能仍然是证明收款事实，即证明黄永明收到被上诉人土地转让款20万元。该《收据》并不具有土地转让合同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不能将该《收据》视为上诉人或黄永明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
理由是：首先，一份合同（或协议）体现的是合同当事人对某件事情达成的合意。而涉案《收据》只是黄永明单方面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只代表了黄永明的意思表示，并非上诉人或者黄永明与被上诉人双方的合意。其二，该《收据》中已同时载明，黄永明收取被上诉人的这20万元只是土地转让预付款。至于被上诉人后续还要支付多少土地转让款，被上诉人若没有按时支付土地转让款应该承担何种责任，以及黄永明应该在何时将土地交付给被上诉人，若黄永明没有按时交付土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等等一系列涉及土地转让的合同根本性、关键性条款，该收据都没有体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收据为合同是错误的。其三，涉案《收据》中的这个“翠石街1号十八米街”到底在哪里？有无地理坐标？是否就在上诉人购买的原东方饮料厂的用地范围之内？这些问题，一审法院并未予以查清。到目前为止，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这个“翠石街十八米街1号”在何处。其四，涉案《收据》括号内注明的“按二楼面积计算”单价即每平方米2300元，那么，一楼每平方米的单价是多少钱，无可能转让一块土地使用权只转让了二楼的面积，却不转让一楼的面积，这无法解释。
可见，一审法院将黄永明写给被上诉人这张《收据》认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这是完全错误的认定。
3、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涉案《收据》上有关“廖爵源”的签名是否真实。
涉案《收据》中虽有“廖爵源”即上诉人的签名，但上诉人记忆中从未签署过该份收据，故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质证时，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鉴于上诉人对该《收据》中“廖爵源”的签名不认可，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和最高法院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就应当告知被上诉人是否申请法院对该签名的真伪进行笔迹鉴定。若被上诉人申请鉴定，则同时告知上诉人予以配合。若被上诉人不申请鉴定，则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若被上诉人申请鉴定而上诉人不予配合，则判决上诉人承担不予配合的法律责任。而一审法院明知上诉人愿意配合鉴定的情况下，却以上诉人未申请鉴定该证据为由，强行将该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让上诉人去证明被上诉人这份证据是否真实、合法。
二、一审判决严重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判决结果对上诉人极其不公。
1、一审法院将黄永明违法乱纪的行为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首先，既然一审法院认定黄永明只是黄荣宪的代理人，并且“由于出具《收据》给李月昌的是廖爵源、黄永明，不能证实是受黄荣宪的委托转让土地的，故本案涉及的土地转让的出卖人是廖爵源、黄永明……”（见原审判决书13页），那么，黄永明未经上诉人和黄荣宪授权而售卖上诉人和黄荣宪的财产是否合法有效？其二，黄永明在获悉上诉人准备投资竞买原东方饮料厂的土地之时，便以给上诉人税收优惠为条件，要求上诉人让他以“黄荣宪”的名义参与竞买。可黄永明当时已是云安县南盛镇税务所干部，中共党员，属于国家公务员。而《公务员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都明确要求国家公务员、党的领导干部不能经商。（对于黄永明利用手中职权强占上诉人权益和虚构事实诈骗群众钱财的违法违纪行为，上诉人已经举报到云浮市纪委和广东省纪委，有关部门正在对黄永明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然而，一审法院却将黄永明这种违法乱纪行为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错误。
2、被上诉人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一审法院却强制判决上诉人承担退款和赔偿损失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黄永明写给被上诉人的《收据》具备了“土地转让合同”的实质内容，那么，鉴于该份“合同”形成于12年前，被上诉人在这12年当中，完全有能力、有时间行使自己的合同权利，可见，即使黄永明写给被上诉人的《收据》具有土地转让合同的实质内容，那么，由于被上诉人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没有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中断或延迟诉讼时效的合法事由，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的诉请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根本无权强制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该笔款项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3、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
再退一步讲，即使黄永明写给被上诉人的《收据》具有“土地转让合同”的实质内容，那么，也由于被上诉人只是“预付”了一部分土地转让款，本身存在未全额付款的违约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明知黄永明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却怠于采取补救措施来防止损失扩大，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被上诉人也无权要求上诉人以及黄永明赔偿其经济损失。然而，一审法院却无视《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明确规定，丝毫不考虑被上诉人本身存在违约事实和放任损失扩大的主观过错，将12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被上诉人所谓的预期利益损失全部判令由上诉人承担。何况，一审判决也引用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既然如此，一审法院应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令被上诉人对放任损失扩大部分自行承担责任。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错误。因为《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才施行，而本案的转让行为发生在2002年4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适用《物权法》。2、即使能适用《物权法》，但一审判决适用的第十五条与第九、十四条相矛盾。因为本案的土地转让行为，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根据《物权法》第九、第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但一审判决认定该行为有效，显然与法律不符。
综上，一审判决对于本案重大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严重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迳行改判。
上诉人廖爵源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李月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针对上诉人提及的当事人的问题，作为李月昌一方当时签订土地买卖合同时，出卖方是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收据上的内容权利义务非常清楚，作为案件当事人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是清楚的。至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内部存在什么协议，我方是不需要理会的，也不能对抗李月昌。2、上诉人认为黄永明单方出具收据，这是片面的理解和表述，该收据上清楚地有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签名。一审法院曾征询上诉人是否需要进行笔迹鉴定，上诉人认为不需要。因此一审法院按照买卖双方签订的具有合同性质的收据判决是对事实的尊重。至于有一些合同小细节的问题，是因为合同的起草方式不同，法律没有规定如上诉人所述的情况才构成合同要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3、上诉人签名真假的问题，上诉人放弃笔迹鉴定的申请，就可认定为是上诉人本人的签名。4、对方内部存在什么问题，与我方无关。在本案中，上诉人、原审被告都需要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5、诉讼时效问题，正如原审法院查明一样，上诉人在2010年9月14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被上诉人一直催促上诉人办理，到后来被上诉人才查到上诉人已经于2011年底、2012年初出卖给了第三人，这时被上诉人才知道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所以被上诉人在2013年提起了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6、关于损失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协调了双方的利益。当时上诉人在拍卖市场获得土地是270元每平方米，而被上诉人则是以23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向上诉人购买土地，并在合同约定办证是由上诉人负担，按照商住用地的评估，被上诉人损失了100多万元。7、适用法律的问题。因为案件尚未审理，所以可以按照新的法律，根据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也并不矛盾。作为出卖方的上诉人是取得了所有权，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月昌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被告述称：1、黄永明认为二审法院应当驳回李月昌对原审被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在2010年间，上诉人与黄永明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约定，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四人共57万元的债务，由上诉人偿还。所以被上诉人诉求的本案的欠款应由上诉人偿还。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以及黄永明共同承担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查明收据上的上诉人签名以及黄永明的签名是属实的。3、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黄永明违法乱纪以及以职权强占上诉人的利益以及欺骗群众的钱财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是对黄永明的诬陷。4、其他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原审被告黄永明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除“其后，廖爵源将上述土地于2010年9月17日转让给云浮市新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一审判决不同外，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
2013年7月4日，李月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的土地买卖关系。2、廖爵源、黄永明返还购地皮款项20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从2002年4月13日起，直至返还全部款项为止，暂计至2013年6月26日为144038.32元）给李月昌。3、廖爵源、黄永明赔偿李月昌土地差价损失1043520元。4、廖爵源、黄永明对上述第一、二项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评估费由廖爵源、黄永明负担。
再查明：廖爵源将土地转让给云浮市新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审诉讼中，廖爵源对李月昌提供的《收据》中“廖爵源”的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廖爵源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
二审诉讼中，黄永明、廖爵源明确表示不能交付土地给李月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之间是否存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焦点二是廖爵源是否应赔偿损失给李月昌；焦点三是李月昌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焦点四是一审判决是否遗漏了当事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是否存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李月昌提供了收款人为廖爵源、黄明的《收据》，拟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月昌购买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预付贰拾万元（按二楼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300元计）（包土地使用证费用）。从该收据的内容可见，李月昌向廖爵源、黄明（又名黄永明）购买位于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并向廖爵源、黄永明支付了20万元。虽然廖爵源对该收据上的其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且明确表示不作笔迹鉴定，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本院对廖爵源该主张不予采纳。廖爵源认为应由李月昌对该签名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院对廖爵源该主张不予支持。廖爵源以该收据没有载明购地的具体面积、违约责任、何时交地等详细的条款为由，认为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虽然上述收据的形式与法律规定的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不一致，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合同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一般包括的条款才成立，故本院对廖爵源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本院确认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之间存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关系。廖爵源认为黄永明利用手中职权强占其利益，以及虚构事实诈骗其钱财为由，认为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之间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关系无效。因廖爵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上述收据是李月昌、廖爵源、黄永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廖爵源、黄永明的义务是交付土地，因廖爵源于2002年2月26日与他人共同竞得位于云浮市翠石路1号东方饮料厂工业房地产，而其出具给李月昌的《收据》载明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位于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且其与黄荣宪签订的《协议书》亦载明：甲方（廖爵源）负责支付刘月计、李月昌等的所有欠款共57万元，故本院可确认廖爵源、黄永明出让给李月昌的土地使用权正在其竞得的上述土地范围内。李月昌的义务是支付购地款。现黄永明、廖爵源明确表示不能交付土地给李月昌，且廖爵源已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无法再交付，故李月昌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判令解除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合同解除后，廖爵源、黄永明应将已收取的购地款退还给李月昌。一审判决判令廖爵源、黄永明退还20万元给李月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廖爵源是否应赔偿损失给李月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本院已确认一审判决判令解除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正确，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造成李月昌损失，廖爵源、黄永明应当作出赔偿。李月昌认为其于2002年向廖爵源、黄永明购买土地使用权后，廖爵源、黄永明一直未能交付土地，到现在无法交付，因土地升值，造成其损失，故要求廖爵源、黄永明赔偿该部分损失。李月昌提供的《收据》载明，收取20万元的用途是李月昌购买翠石路1号十八米街地皮xx卡位，单价每平方米2300元的预付款。由于廖爵源、黄永明只是收取了李月昌20万元的土地转让款，且《收据》没有约定购买土地的面积，故廖爵源、黄永明只需要对解除价值20万元土地转让合同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根据广东金兰德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的《土地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评估地面单价为4500元／平方米（按工业用地的性质），认定李月昌损失如下：根据《收据》的约定计算，20万元可以购买土地86.96平方米（20万元÷2300元／平方米），廖爵源、黄永明将土地以2300元／平方米出卖给李月昌，明显高于当时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270元／平方米的实际价值，且廖爵源在2010年9月取得土地使用证时，用地性质仍然是工业用地，故应以现工业用地评估的土地单价4500元／平方米，减去当时拍卖评估的工业用地单价270元／平方米确定土地差价为宜，即造成的差价损失为367840.8元［（4500元／平方米-270元／平方米）×86.96平方米］并无不当。廖爵源认为李月昌未全额支付购地款，故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因廖爵源已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致使本案合同已无法履行，故一审判决根据李月昌已支付的价款认定廖爵源、黄永明应承担的责任正确，廖爵源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廖爵源认为李月昌没有及时主张权利，扩大了损失，故其无需承担责任。因廖爵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月昌何时知道合同无法履行，故廖爵源认为李月昌放任损失扩大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判令廖爵源、黄永明赔偿367840.8元给李月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诉讼时效的问题。廖爵源上诉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其出具《收据》之日起即从2002年4月13日起算两年，故李月昌于2013年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02年4月13日，廖爵源、黄永明将土地出让给李月昌，而廖爵源于2010年才将土地登记在其名下，后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在廖爵源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之前，廖爵源还有交付土地的可能，故从廖爵源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后，其已没有交付土地的可能。虽然从此时起，廖爵源已没有交付土地的可能，但其没有证据证明李月昌已知道该消息，而李月昌自认其于2011年9月才知道廖爵源已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故从此时起，李月昌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应在两年内即在2013年9月前主张权利。李月昌于2013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故廖爵源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问题。廖爵源上诉认为原审法院应追加而未追加黄荣宪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因本案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合同的相对人是李月昌与廖爵源、黄永明，黄荣宪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廖爵源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78元，由上诉人廖爵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建勇
代理审判员 尹燕红
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