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315号
原告王现兰。
原告卢秋云，无业。
原告薛晓东，无业。
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黎琼楼，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仲衡，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晓强，该局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晓磊，该局法制办民警。
原告王现兰、卢秋云、薛晓东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公安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受理后，于2015年12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现兰及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黎琼楼、张仲衡，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晓强、李晓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于2013年12月4日晚在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设置警戒带实施警戒的行政强制行为。
原告王现兰、卢秋云、薛晓东诉称，2013年12月4日晚，薛勇乘坐张洪利驾驶的汽车沿滨海新区康泰大道由西向东行至高新二路交口时，与郑伟的车尾部相撞，薛勇被甩出车外，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认定，张洪利负全责，其他人员无责。但道路事故现场视频影像资料揭示的真相是：沿康泰大道中央双黄线北侧有车辆远光灯开启（可推断车辆头东尾西停放），直射正西方向，南侧隐约可见一条细长带子，以东无反光锥等警示标志，车道信号灯为闪光警告信号灯。因此，被告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一是在道路上设置禁止通行的警戒带，应有专业警察及交警执行或参与执行，而现场并未有交警执勤；二是警戒带与交通信号灯所指示的行为相互矛盾，既然在该路段设置一条警戒带（表示禁止通行），为何在该路段又设置黄灯闪烁（表示谨慎通行）；三是未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警车头东尾西停放，远光灯直射，无法看清是否设有警戒带，而肇事车辆正好由东向西行驶；四是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视频资料来看，被告并无工作人员在现场履行职责，指挥交通。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道路交通行政管理行为违法。
三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1、三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一-2、《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
证据二-1、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薛勇尸体检验报告》；
证据二-2、《天津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证据二-3、《死亡火化证证书》；
证据三-1、天津市公安局南疆治安分局交通队（以下简称南疆交通队）对郑伟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2、南疆交通队对张振东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3、南疆交通队对郭中华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4、南疆交通队对谢月聆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5、南疆交通队对唐忠琼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6、南疆交通队对翁瑞阳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7、南疆交通队对张洪利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8、南疆交通队对张洪利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四、滨海新区公安局特警支队值班民警郑璐、彭硕于2013年12月16日出具的《滨海新区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赴渤龙湖经济区执行外围封控警戒任务的情况说明》；
证据五、视频资料及截图；
证据三至五证明：1.被告的交通管制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2.被告停放的巡逻车头东尾西，警灯双闪对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视线必定有影响；3.交警虽未对警戒带的设置关联性进行检测，但实际上警戒带设置违法；4.被告存在诸多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
证据六、南疆交通队作出的津疆公交认字（2013）第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书中交警并没有考虑特警执勤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联性；
证据七-1、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塘刑初字第13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证据七-2、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刑终字第29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一、被告设置警戒带的行为是依法履行职务行为。2013年12月3日9时41分，群众报警称中国水电十三局驻津汉支线滨海高新区施工现场挖出一枚旧炸弹。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随即指令被告南疆治安分局派民警到场先期处置。当日15时许，市应急办等多部门制定处置方案，要求安排警力进行24小时现场警戒。经专家鉴别，该炸弹威力半径500米，后经专家再次评估，确定其爆炸半径约800米，警戒范围由500米扩大至800米。据此，被告会同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以发现弹体地点800米为半径，在康泰大道、海油大道、京津高速联络线等道路上共设置了六个警戒点位，对事发现场周边道路进行封控，其中在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处设一个警戒点位，由被告特警支队负责。二、被告设置警戒带的行为与交通信号灯指示不矛盾。《公安机关警戒带使用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警戒带，是指公安机关按照规定装备，用于依法履行职责在特定场所设置禁止进入范围的专用标志物。”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使用警戒带，应当以既有利于履行职责，又有利于公民、单位的正常活动为原则。夜间使用警戒带应当配置警示灯或照明灯。使用警戒带的情形消失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和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闪光警告信号灯为持续闪烁的黄灯，提示车辆、行人通行时注意瞭望，确认安全后通过。”事发时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处红绿灯呈黄灯持续闪烁状态，为闪光警告信号灯，提示车辆、行人通行时注意瞭望，确认安全后通过，被告设置警戒带后同时打开汽车近光灯、警灯和双闪对过往车辆进行警示。因此，被告设置警戒带与事故现场交通信号灯所指示的行为并不矛盾。三、被告在警戒点位道路上设置警戒带的行为合法。根据《公安机关警戒带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夜间使用警戒带应当配置警示灯或照明灯。当晚，被告特警支队将一辆警车头西尾东停放在康泰大道双黄线北侧车道上，将警戒带一端系在路灯杆上，另一端系在警车倒车镜上，车身与警戒带呈九十度直角，打开汽车近光灯、警灯和双闪对过往车辆进行警示，对过往车辆的行驶不构成影响。当时道路两侧路灯均正常开启，光线良好，警戒带清晰可见。综上，被告设置警戒带的行为是依法履行职务的合法行为，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
证据二、被告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办（2013）105号《滨海新区公安局关于我区发现一枚旧炸弹的情况报告》；
证据三、天津市市长、副市长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的批示；
证据四、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的津滨公办（2013）108号《关于对津汉支线工地发现一枚未爆航空炸弹开展后续工作的情况报告》；
证据五、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关于滨海高新区发现航空炸弹应急处置的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12月4日20时30分，经炸弹专家评估炸弹爆炸半径为800米，安全警戒由500米扩大至800米；
证据六、警戒范围图，证明被告对事发周边道路设置了警戒点位，其中在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设置的警戒点位由被告特警支队负责；
证据七、南疆交通队制作的《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
证据八、南疆交通队制作的《查获经过》；
证据九、津AFY0**小型汽车车辆信息；
证据十、南疆交通队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
证据十一、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津通（2013）尸检字第14100-01号《薛勇尸体检验报告》；
证据十二、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于出具的津通（2013）痕检字第14100-02号《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证明涉案交通事故是由张洪利超速驾驶、无视被告设置的警戒带所致，与被告设置的警戒带无关；
证据十三、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津通（2013）车鉴字第14100-03号《交通事故车辆车速鉴定》，鉴定结果为事发时的车辆时速为78.77公里／小时；
证据十四、南疆交通队作出的津疆公交认字（2013）第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涉案交通事故是由张洪利超速驾驶、无视被告设置的警戒带所致，与被告设置的警戒带无关；
证据十五、事故现场道路限速40公里标识牌的照片；
证据十六-1、南疆交通队对张洪利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十六-2、南疆交通队对张洪利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十七、南疆交通队对郑伟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十八、南疆交通队对张振东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十九、南疆交通队对唐忠琼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十、南疆交通队对郭中华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十八至二十证明被告设置的警戒带旁有民警执勤，在维护秩序。
证据二十一、南疆交通队对谢月聆做的《询问笔录》，证明案发现场有特警执勤并在事发后对伤员进行了救助，履行了人民警察救人于危难的职责；
证据二十二、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塘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张洪利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
证据二十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塘刑初字第13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公安机关设置警戒带的行为合法，交通事故由张洪利负全责；
证据二十四、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刑终字第29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一审判决；
补充证据一、事发现场视频；
补充证据二、事故现场照片。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十三的关联性、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被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有权设置警戒带，但认为被告没有按程序和规定履行职权；对证据十四的结论有异议，交警部门给被告提交了一份说明，说明事故认定并没有考虑到特警执勤的情况；对证据十五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事发当时就有限速牌；对证据十六至证据二十一，认为可以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张洪利的笔录第二页第五行载明“他们当时将警车逆向停放在路上并且开着大灯”，张洪利的第二份笔录第二页倒数第七行载明“当时我看到逆行车道上停了一辆车”，可以证明特警当时违规开车；郑伟的笔录第二页第九行载明“到一个黄闪灯的路口，有一辆黑色特警的车停在路对面，开着大灯”，说明黄闪灯是可以谨慎通过的，特警车开着大灯，郑伟看到警戒带后突然刹车，后车来不及闪躲导致事故的发生；唐忠琼的笔录第二页中称“车辆突然刹车，大约几秒钟之后我们这辆车被追尾下车后发现路行驶方向的左侧停放有一辆与我们行驶方向相反的警车并亮着大灯”、郭中华的笔录第二页中称“到了个十字路口，我看到对面车道停着辆车，开着大灯突然感觉到我们乘坐的车响了一下，好像挂上了东西，旁边有警察”、谢月聆的笔录中称“我们乘坐的车挂上了两条白色的布带”，说明当时警戒带设置违规；对证据二十二至证据二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生效判决载明原告所诉案件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二审判决并没有追究被告的责任，认为不是民事行为赔偿范围，原告认为被告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对补充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从该份证据可知被告存在警戒带使用不合法等多处违法行为，并导致了事故发生；对补充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证明目的，该照片只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情形，不能否认被告行政执法违法，也不能否认被告执法行为违法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本院对证据一至证据十三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虽对证据十四的结论有异议，对证据十六至证据二十一认为可以证明被告行为违法，但均未否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故对证据十四、证据十六至证据二十一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五，原告认为无法证明事发当时限速牌存在，否认证据的关联性，但经本院核实该限速牌早在2011年康泰大道通车时即已设立，故对原告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二十二至证据二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补充证据一和补充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三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六、证据七无异议，认为证据四中特警把车辆停放方向写反了，是笔误，因为行驶的道路是东西向的，从市里开过来应该是由西向东行驶；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因为原告只截取了一小部分，郑伟笔录中提到“在肿瘤医院拉了四个人到高新区”，根据时间推断可以认定是超速行驶，郭中华、唐忠琼的笔录证明有警察实施救助；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在视频中可以清楚看到当天的视线很好，如果驾驶员能够认真驾驶是可以看到警戒带的，且郑伟车辆的车速为80公里／小时，张洪利的车速为79公里／小时，而两车车距只有50米。本院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六、证据七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五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日，有群众拨打110报警称中国水电十三局驻津汉支线滨海高新区施工现场施工时挖出一枚炸弹，天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被告南疆分局派民警到场先期处理，被告当日将上述情况报告滨海新区政府。当日15时许，市应急办、区应急办、区军事部、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及被告现场制定处置方案，安排警力24小时进行现场警戒。后经专家鉴别，炸弹的的爆炸半径为500米，被告于当晚派警在距离炸弹半径500米的范围内设置警戒区并疏散相关群众。2013年12月4日，专家对炸弹再次进行了评估，确定炸弹爆炸半径为800米，当晚20时30分，市应急办、滨海新区应急办决定由公安部门负责将警戒范围由500米扩大至800米。被告会同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以发现炸点地点800米为半径，在康泰大道、海油大道、京津高速联络线等道路上设置了六个警戒点位，其中在康泰大道和高新二路交口处设置的警戒点位由被告负责。被告在上述警戒点将警车头西尾东停放在康泰大道双黄线北侧车道上，将警戒带一端系在路灯杆上，另一端系在警车的倒车镜上，车身与警戒带呈九十度直角，并打开汽车近光灯、警灯和双闪灯对过往车辆进行警示。
当晚，死者薛勇一行六人分别乘坐张洪利、郑伟的车辆从市区欲去往渤龙山庄。当晚11时左右，张洪利驾驶津AFY0**号蓝色威志牌小客车尾随郑伟驾驶的津B200**号蓝色丰田牌小客车沿滨海高新区康泰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与高新二路交口即被告设置的警戒点时，因郑伟驾驶的小客车撞到警戒带上而紧急制动，而张洪利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且由于精神不集中，导致其在未采取任何刹车措施的情况下驾驶的车辆前部与郑伟驾驶的车辆尾部发生碰撞，造成津AFY0**号蓝色威志牌小客车右后排座上的乘车人薛勇从车内穿出前挡风玻璃，经抢救无效死亡，并造成该车乘车人张振东、津B200**号蓝色丰田牌小客车司机郑伟、乘车人谢月聆、唐忠琼、郭中华等五人身体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2013年12月31日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交通事故车辆车速鉴定》（津通（2013）车鉴字第14100-03号），经鉴定津AFY0**号威志牌小客车事发时在碰撞前的平均车速为79公里／小时。后南疆交通队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津疆公交认字（2013）第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洪利负事故全部责任，郑伟、薛勇、翁端阳、张振东、郭中华、谢月聆、唐忠琼无责任。三原告对被告实施警戒的行政强制行为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原告王现兰系死者薛勇之妻，卢秋云系死者薛勇之母，薛晓东系死者薛勇之子。关于张洪利被指控犯交通肇事罪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2014）滨塘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张洪利犯交通肇事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并于同日作出（2014）滨塘刑初字第13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赔偿王现兰、卢秋云、薛晓东因对薛勇实施抢救产生的抢救费2484.50元中的1000元，在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内赔偿因薛勇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592520元中的10000元，共计11000元；判决张洪利赔偿王现兰、卢秋云、薛晓东因对薛勇实施抢救及薛勇死亡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共643087.85元的剩余部分即632087.85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于2013年12月4日晚在康泰大道和高新二路交口实施警戒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否合法。《公安机关警戒带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使用警戒带，应当以既有利于履行职责，又利于公民、单位的正常活动为原则。夜间使用警戒带应当配置警示灯或照明灯。使用警戒带的情形消失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和拆除。”第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职责时，可以根据现场需要经公安机关现场负责人批准，在下列场所使用警戒带：（一）警卫工作需要；（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场所；（三）治安案件的现场；（四）刑事案件的现场；（五）交通事故或交通管制的现场；（六）火灾事故的现场；（七）爆破或危险品实（试）验的现场；（八）重大的文体、商贸等活动的现场；（九）其他需要使用警戒带的场所。”因在被告辖区的中国水电十三局驻津汉支线滨海高新区施工现场发现炸弹的爆炸半径经专家再次鉴定为800米，2013年12月4日20时30分，市应急办、滨海新区应急办决定由公安部门负责将警戒范围由500米扩大至800米。后被告在该弹体800米半径内的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设置了警戒带，并打开汽车近光灯、警灯和双闪灯对过往车辆进行警示，被告实施的警戒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三原告主张根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在道路上设置禁止通行的警戒带，应有专业警察及交警执行或参与执行，而现场并无交警执勤，亦无被告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交通。本院认为，《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并不适用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根据《公安机关警戒带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实施的警戒行为，且被告提交的南疆交通队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调取的现场录像光盘能够证实当天有警察在现场执勤，三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被告设置的警戒带（表示禁止通行）与黄色交通信号灯（表示谨慎通行）所指示的行为相互矛盾，且未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警车远光灯直射导致无法看清是否设有警戒带。被告解释称，事发时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处信号灯呈黄灯持续闪烁状态，为闪光警告信号灯，提示车辆、行人通行时注意瞭望，确认安全后通过，且被告在设置警戒带后打开警车近光灯、警灯和双闪对过往车辆进行警示，二者并不矛盾。本院认为被告的解释成立，故对三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于2013年12月4日晚在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康泰大道与高新二路交口设置警戒带实施警戒的行政强制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现兰、卢秋云、薛晓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现兰、卢秋云、薛晓东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代理审判员 刘清华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腾腾
速 录 员 冯凯莉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