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浙02行赔终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海王星装饰园林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岳林东路19号。
法定代表人童海啸，男，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奉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宁波市奉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151号。
法定代表人康建方，男，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毛志达，男，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邵辉，男，宁波市奉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强（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嘉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海王星装饰园林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星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原奉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奉化城管局）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6）浙0205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4年10月28日和10月29日，被告奉化城管局分别对原告海王星公司位于甬金高速沿线和沈海高速沿线的5座T型高架广告设施实施了强制拆除。该院于2016年6月2日判决确认被告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6年6月14日，原告海王星公司通过挂号信函方式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恢复5座广告设施原状，赔偿广告发布费经济损失100万元，合理维权费、日常经济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280万元，并要求被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2016年6月30日，原告海王星公司法定代表人致电被告奉化城管局副局长，该副局长在电话中称原告所提赔偿要求太高，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原告于同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起诉后，被告未就原告的赔偿函件作出是否赔偿的处理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奉化城管局实施拆除涉案5座广告设施的行为已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原告据此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具有事实前提。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5座广告设施是否为合法设施，被告是否应就其强制拆除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该院认为，根据《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根据相关部门意见作出户外广告设置许可的权利。该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第九条规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宁波市户外广告设置登记证》（简称《登记证》）。《登记证》应核准户外广告设置的有效期限。期满后需要继续设置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十五日之前向原登记机关办理续设手续，逾期不办理的，登记机关注销其《登记证》。因此，《登记证》是户外广告主或户外广告经营者经职权部门审查后获批设置广告设施的许可凭证，该项设置许可的有效期限在核准时即记载于《登记证》。本案中，原告公司虽于2006年6月就涉案甬金高速广告设施向奉化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了户外广告登记申请，后者予以受理，但其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退回了原告公司的申请，故该涉案广告设施实际未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置。此外，根据原告提交的4份《户外广告登记证》，原告海王星公司设置在同三高速沿线的4座广告设施的期限至2014年7月31日届满，且原告未提供其在期满前申请续期并获批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被告2014年10月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该4座广告设施已不在核准设置的有效期内，故对原告认为其设置的涉案5座广告设施均为合法设施，诉请要求被告恢复原状并就广告发布费损失、维权费用、日常经营损失等进行赔偿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但广告设施被拆除后的材料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理应将拆除后的材料返还给原告，被告未对此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的规定，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后未将材料残值返还给原告，且现该部分材料金额已法估算，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相应的材料赔偿金。对于赔偿金额的确定，应当按照材料价格计算，但因双方均未对此进行举证，该院无法对其价格进行准确计算和评估。该院根据涉案广告设施的占地大小、建造状况等，参考同一设置地区其他主动拆除的广告设施的补偿情况，综合材料折旧率等因素，酌情确定涉案5座广告设施材料的赔偿金额为13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奉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就拆除后5座广告设施残值部分赔偿原告宁波海王星装饰园林广告有限公司130000元，该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2.驳回宁波海王星装饰园林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错误。其五座广告均为合法财产，应予以赔偿。一、五座广告设施地点在过境奉化高速公路两侧30米建筑控制区以外的农民土地上，广告设施设置合法，且得到了所在街道的批准规划部门的许可（四座经规划部门盖章、奉化政府对两座设置专项规划文件的认可），《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不适用于本案。二、目前法律法规仅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广告发布的登记管理职责，未赋予其对广告设施的设置许可权力，原审错把广告发布《登记证》作为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许可。故虽然许可证过期，但广告牌仍是合法建筑。三、十三万元的残值认定过低，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485779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适用《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正确，该条例规定《登记证》是户外广告设置的许可凭证，未取得或到期未续设登记证的户外广告系违法建筑物。二、五座户外广告设施未纳入专项规划中，没有取得其他方面相应的审批手续（如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市容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属于违法构筑物。三、五座广告均系非法构筑物，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金额于法无据，不应予以赔偿。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过程中，各方均未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对原有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一审。经审查，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户外广告，包括广告内容和广告设施两个方面，都有一个期限管理问题，其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在2012年3月31日修正适用前的《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后未办理续设手续的，注销其《登记证》，原设置的户外广告必须限期拆除、清除。根据这一规定工商部门颁发的《登记证》所确定的有效期即为户外广告内容及设施的有效期。而2012年3月31日修正适用的《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项规定，《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后，未办理续设手续的，注销其《登记证》，原设置的户外广告内容必须限期清除，这一规定剥离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权，即工商部门的《登记证》仅管理广告内容的有效期，至于户外广告设施的有效期，则由其他部门根据其他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宁波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应当依法经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批准；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宁波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是本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其所属的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日常监督管理。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职权划分，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该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设置人需要延续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向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该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宁波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均规定：“对本办法（条例）施行前经依法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情形的，可以保留至设置许可期满；期满后申请继续保留的，应当依照本办法（条例）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因此，上述条例（办法）出台后，户外广告内容和设施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户外广告设施何时设立，该户外广告设施的许可期限延续或者重新办理审批手续，都必需经过主管机关审批许可。本案中上诉人一座甬金高速户外广告设施自始至终未完成有效批准，其他四座沈海高速户外广告设施虽然经过批准，但有效期均于2014年7月31日届满，因上诉人未举证已获得有效期延续批准或者重新办理好审批手续，故此后在法律上处于非法状态。上诉人关于《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不适用于本案、五座户外广告设施均为合法并要求赔偿广告发布费、维权费用、日常经营损失及精神损害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原物已经灭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酌情对于被拆除户外广告设施材料的残值确认为合计13万元，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没有注意到2012年3月31日修正适用的《宁波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等导致的户外广告管理体制的变化,但未影响到最终裁决结果,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星光
审 判 员 贾红霞
代理审判员 巩祥勇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沈 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