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2民终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崇阳县港口乡游家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秦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晓菲（又名“沈娜”），女，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崇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旗，湖北顺风律师�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兰生大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峨山路613号11幢B525室。
法定代表人：汪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口煤矿）因与被上诉人沈晓菲、原审被告上海兰生大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3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安口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被上诉人沈晓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旗、原审被告兰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堂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长安口煤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本案借贷关系不成立，上诉人不�担还款义务。事实和理由：1.沈晓菲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收款收据中沈娜与沈晓菲系同一人，即沈晓菲不能证明其合法拥有沈娜的债权，收据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档案显示长安口煤矿注册日期为2009年11月18日，证明该借款为长安口煤矿成立前的借款，收款收据的真实性让人怀疑；2.上诉人没有收到该笔借款，被上诉人除了收据外，没有出示相关借款来源、借款能力及相关支付凭证的证据证明已支付该笔借款；3.收据上的公章与上诉人所持有的公章有差异，公章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收据在没有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贷关系成立；4.本借款发生在2009年9月30日，上诉人曾在2012年7月19日进行一次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前8名股东承担，受让人葛雷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足以支付之前全部债务，本案借款应当已结清。
沈晓菲辩�，1.本借款发生在2009年9月，至2011年3月长安口煤矿曾有过一次股权转让,2012年7月是第二次股权转让，上诉人（实为兰生公司）并不知道借款发生的事实,后因股权的多次转让,长安口煤矿的公章有差异属正常,但借据上的公章系真实的,上诉人曾作为原告起诉他人时也使用该公章;2.其向法院提供的借款收据,已证实了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收据中沈娜就是其小名，因家人及乡亲都称呼小名，故汪七远在收据中也就写上小名沈娜，且该收据一直由其持有，本案借款数额不大,无需提供证据证明是否有出借能力及支付方式；3.2012年长安口煤矿处于关停状态,股权转让时被上诉人并不知道,亦无法主张权利,现因长安口煤矿已被国家明令关闭并有补偿款,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兰生公司没有答辩。
沈晓菲向�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长安口煤矿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兰生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9年9月30日，长安口煤矿出具收据向沈晓菲借款10万元，并约定月利率15‰，担保人汪七远。2012年7月19日，葛雷以其母亲代春玲的名义经过协议方式以1000万元的价格购买长安口煤矿100％的股权，长安口煤矿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代春玲为股东。2016年5月9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葛雷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发还受害单位”为由，裁定：“将代春玲（葛雷母亲）在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过户给上海兰生大宇有限公司。”2016年7月14日，兰生公司经过法院执行的方式取得长安口煤矿100％的股权，成为长安口煤矿一人股东。兰生公司成为长安口煤矿一人股东前至今，长安口煤矿一直处于关停状态，兰生公司尚未参与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沈晓菲主张向长安口煤矿交付10万元现金后，长安口煤矿向其出具了借款收据，并加盖了公司公章，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向法庭提交了借款收据予以证明。长安口煤矿则辩驳双方没有发生过借贷关系，经办人和担保人均不是煤矿的人员，但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应认定沈晓菲与长安口煤矿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沈晓菲主张兰生公司对长安口煤矿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兰生公司则辩驳股权是来源于刑事案件的执行，在接受股权之前长安口煤矿已经关停没有生产，现在仍是关停状态，其与长安口煤矿财产相互独立，并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兰生公司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要求，辩驳的事实也符合客观事实，其辩驳理由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定，兰生公司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沈晓菲要求长安口煤矿偿还借款本息，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要求兰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沈晓菲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9年9月30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沈晓菲要求上海兰生大宇有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150元，由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长安口煤矿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据一、长安口煤矿工商登记注册相关材料，证明长安口煤矿工商登记注册时间为2009年11月18日，借款时长安口煤矿未成立；证据二、崇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童卫农诉长安口煤矿民间借贷案（另案）的庭审笔录，笔录中有汪进良陈述长安口煤矿不是借款人。沈晓菲为了反驳，亦向本院补充提供了二份证据：证据一、2011年3月19日长安口煤矿的转让协议，证实汪七远、付卫国当时为长安口煤矿的股东；证据二、2008年间长安口煤矿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煤炭生产许可证（2007年9月10日至2014年9月9日）、安全生产许可证（2008年8月20日至2011年8月20日）、采矿许可证（2008年1月24日至2009年1月24日），证实长安口煤矿在借款发生前已存在。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07年长安口煤矿在相关证照上的公司名称均为“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但在工商管理部门查询的登记资料上2009年11月前公司名称为“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性质属全民所有制。2009年间，长安口煤矿由五股东汪七远、汪进良、汪红军、陆名秀（工商未登记）、付卫国经营，在经营期间由汪七远经手向沈晓菲借款10万元，但收款收据上书写的是沈晓菲的小名“沈娜”，经查实沈晓菲与“沈娜”系同一人。长安口煤矿于2011年3月19日转让给罗嗣春、汪东军、卢军三名股东经营，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2011年5月16日在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至2012年7月19日增加至八名经营股东汪东军、沈华刚、罗嗣春、王国良、龚鹏程、徐同德、梅和洲、李萍，并由八名股东将长安口煤矿转让给葛雷，葛雷以其母亲代春玲名义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汪七远等股东在经营长安口煤矿期间，以长安口煤矿名义向沈晓菲借款10万元，由长安口煤矿出具收据，收据注明收款方式为借款，约定月息1.5%,并盖有长安口煤矿公章，长安口煤矿虽对借款关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借款关系的不成立，长安口煤矿在汪七远等股东经营期间使用的公司印章名称与现名称一致，加盖在借款收据上的公章在2009年前就已开始使用，只是与长安口煤矿现在刻制的公章有不同之处，但不能否认借款收据上公章的真实性，故应认定沈晓菲与长安口煤矿间的借贷关系成立，长安口煤矿应当偿还该借款。长安口煤矿上诉提出没有收到沈晓菲的借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长安口煤矿虽经多次转让，且在转让协议中均约定了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前股东承担，但该约定系转让各方的内部约定，对外部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亦无证据证实长安口煤矿或股东已偿还该借款本息，长安口煤矿可在对外承担责任后，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义务人追偿。因案涉借款收据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沈晓菲可随时主张权利，长安口煤矿在代理意见中提到讼争案件已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本院不采信。
综上，长安口煤矿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崇阳县长安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 泽
审判员 胡应文
审判员 孙 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张顺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