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24民终1870号上诉人：张淑兰，女，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汪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鸿，吉林天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汪清县东光镇满河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杨光，该村主任。第三人：娄增良，男，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汪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科，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淑兰因与被上诉人汪清县东光镇满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第三人娄增良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汪清县人民法院（2017)吉2424初字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淑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享有承包土地的经营使用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娄增良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张淑兰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这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史学密转让给上诉人的0.6亩土地，是于1997年办理的。上诉人的土地转让是经村委会同意后办理的，并且经原汪清县十里坪乡政府（后并入东光镇）经管站进行的鉴证。流转的0.6亩土地也已经登记在满河村一组的承包土地台账上，以及上诉人的《承包土地合同书》上。登记在上诉人《承包土地合同书》上的事实，已明确证明该土地流转是转让而不是转包，因为转包是不需要登记在受让人的《承包土地合同书》上；其次，原审认定的证人王泽洲的证言相互矛盾及史学密的承包土地台账重要内容存在瑕疵的依据没有明确，即便该事实有问题，也不能否定上诉人与史学密转让土地合法的事实，因为它不是上诉人与史学密土地转让程序及证件材料的瑕疵；再次，“经营权证”上土地面积是0.434公顷，而娄增良所谓的“流转合同”是0.503公顷，两者面积不对，涉案流转合同存在严重瑕疵，且除此瑕疵证据之外，娄增良没有提供出能够证明其取得争议土地承包使用权的任何证据。一审判决采信史学密死亡时间的证据有瑕疵的。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土地转让是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之前的1997年办理的，本法以前办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关系不具有溯及力，原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程序违法。原审于2017年4月27日对本案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在2017年9月1日送达判决书时附带送达了2017年6月20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裁定书未及时送达，不产生中止审理的法律效力，原审判决是审理程序违法。村委会二审中未提出答辩意见。娄增良二审中述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以下是原文）：原告张淑兰与第三人娄增良以及史学密同为满河村村民,史学密系张淑兰丈夫史桂林的三叔。史学密家房后有0.6亩承包地。张淑兰主张该地于1997年由史学密转让其后耕种至今，其持有的自家《承包土地合同书》中记载手写体“史家房后地0.60史学密转给史林”字样（注：史林为史桂林俗称）。娄增良则抗辩认为史学密于2004年2月20日将承包地转让给其本人，娄增良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中有“史学密”签字，并经村委会盖章和东光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盖章鉴证。诉讼中，被告村委会对张、娄之间的争议表示一概不知晓。为佐证各自的合同有效成立，张淑兰提供了史学密承包地台账，上面有“史学密0.6转史桂林（转史林）”字样，但其中“0.6”明显经过涂改，并且变更记录页还有“史家房后0.6娄增良已流转”的记载，只是其被横线划掉；王泽洲系当年村会计，书面证实当年史学密将0.6亩土地转给了史桂林；到庭证人史贵山为史桂林兄弟，到庭证人周垂山自称是史学密生前邻居，其二人主要证实史学密文盲，不会写名字。娄增良提供的史学密家原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土地流转时史学密交付与其；同时提供的王泽洲书面证言中，王泽洲证实史学密在2001年要求去敬老院将土地交回村里，村里同意给娄增良。第二次开庭时，张淑兰的代理人又主张娄增良与其父娄善洪原为满河村二组村民，无权受让史学密的土地。另外，张淑兰还提供了汪清县公安局的公民死亡注销证明，记载史学密于2003年10月11日死亡，2006年12月5日注销户口，以此证实娄增良在2004年签订的合同系伪造。娄增良相应提供了图们恒德殡仪有限公司的火化证明、东光镇政府的介绍信以及村委会和村民的证明，证实史学密于2004年10月21日火化，只是介绍信中将“密”字写成了“秘”。基于此，本院依职权向图们恒德殡仪有限公司调查核实，收集到“史学秘”殡葬收费票据及东光镇政府的介绍信，印证了东光敬老院的“史学秘”于2004年10月21日死亡当天火化；而向汪清县公安局户籍管理窗口取证时，工作人员告知史学密的死亡注销证明档案中无原始依据，并表示该情况不宜出具书面材料。还查明，满河村位于汪清县东光镇辖区内。由于附近修建水库，需整村移民，涉及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等经济利益。一审法院认为（以下是原文）：被告村委会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包方，本应对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争议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但其未置可否。此时，法院主要围绕当事人所举证据的资格及证明力大小，按照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标准作出裁决。一、核心证据中，原告张淑兰未提供单独的流转合同，只有自家的《承包土地合同书》中加入了几个字，并且“转给”未明确转包还是转让；娄增良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业经第三方经管站鉴证，流转方式勾选了转让。二、相关佐证对比分析，王泽洲未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自行矛盾；史学密的承包地台账重要内容存在瑕疵；证人史贵山为张淑兰亲属，证人周垂金的身份不确定，两位证人的证言证明力很小；娄增良提供的史学密家原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农村的交易习惯中，对佐证流转合同的客观性证明力较大。三、涉及史学密死亡时间的重要证据中，公安机关的公民死亡注销证明并非民事案件必须采信的证据，该注销证明中史学密的死亡时间与注销日期相差3年多，公安机关亦无法提供该证明的档案依据；图们恒德殡仪有限公司的原始凭证能够证实东光敬老院的“史学秘”于2004年10月21日死亡当天火化，尽管存在一字之差，但各方当事人未就满河村及东光敬老院还另有“史学秘”一人提出主张，况且村委会证实“史学秘”与史学密为同一人，因此在本案中史学密于2004年10月21日死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即认定娄增良所持流转合同签订时其未死亡。综上，娄增良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张淑兰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张淑兰不仅未能证实娄增良的流转合同系伪造，而且即使否定对方的合同并非必然反证自己的合同成立。张淑兰多年耕种争议土地的事实，亦不能单独证明其接受土地转让的主张。至于张淑兰还主张娄增良为二组村民无权受让史学密土地的诉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不予评判。据此，张淑兰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能得到本院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淑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张淑兰负担。张淑兰在二审期间提出以下证据：2017吉汪证民字第1993号公证书一份和2017年9月21日吉林天友律师事务所对汪清县东光镇满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泽州的调查笔录一份。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评判。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并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淑兰虽上诉主张娄增良所承包的土地面积与史学密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的土地面积不符，但二审中娄增良对土地面积的陈述与一审中的土地台账、流转合同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张淑兰提出的“经营权证”与“流转合同”上记载面积不一致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据此规定，张淑兰虽上诉主张涉案“流转合同”上的签字及手印均不是史学密本人所为，但一、二审中并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且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图们恒德殡仪有限公司的殡葬收费原始票据及东光镇政府的介绍信原件，可以确认史学密于2004年10月21日死亡的事实。综合上记事实，一审判决以娄增良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张淑兰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进而对张淑兰所主张的涉案转让合同系伪造的事实不予认定并无不妥。因双方之间发生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故上诉人张淑兰提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张淑兰提出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书未及时送达，不产生中止审理的法律效力，故一审判决是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因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改判、发回案件的事由，且对判决的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淑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淑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成焕审判员  陈立晖审判员  叶明晶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