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811民初142号
原告（反诉被告）：苏加波，男，197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湛江市麻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渊，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简称大安公司），住所地：湛江市麻章镇金康路。
法定代表人：彭正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霞，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苏加波与被告大安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大安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提起反诉，本院2016年5月18日予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彦渊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艳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加波起诉称，原告现经营的粤Ｇ×××××号客车购置于2002年（私人出资），该车的线路经营权是霞山至太平，在2000年之前（被告成立之前）已经取得，属于个体户经营性质。该车辆是由原经营车辆更新而来（即前车到期报废后购置的新车）。后来，在湛江市麻章区交通局的指示下，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名下进行经营（部分车辆在2005年前挂靠在湛江市顺达汽车联运公司，2005年后才统一挂靠在被告名下）。在挂靠经营期间，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所需的一切费用及风险均由原告独自承担（包括被告的营业税均由原告承担），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管理费600元（每个月600元是近几年的管理费标准）。
2015年12月24日，被告以市政府要求报废黄标车为由，强行要求原告停止运营，后经了解，要求原告提前报废黄标车纯粹是被告的私下行为，与政府部门无关。为此，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位车主要求被告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尽快恢复原告车辆的正常运营，但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至今未通知原告恢复正常营运，截至2016年2月29日，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为6万多元。
对于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原告返还相关证件，原、被告从2002年至2015年期间签订了几份合同，但被告只提交了2015年签订的合同，本案的所有合同都是当时被告称为了配合政府的检查而签订的，双方是挂靠关系。被告在2006年前和原告的前任车主签订合同，在2006年之后的合同也都承认客车属原告所有，经营权是被告所有。本案中，2006年之前是没有经营权的，本案被告欺骗原告称签订合同是为了配合应付政府检查，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占有车辆所有权的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06年1月13日，另外一个车主周福彬与被告当天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承包合同，另一份是协议书，该协议书写明根据法律规定禁止客车挂靠经营，故需要签订股份协议，同一天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之后所有的合同都引用了承包合同的版本。被告当时称形式上是入股，但实际上是挂靠关系，因此原告签订了合同。
综上，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对依法取得的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及相关经营权享有完全物权，原、被告之间只是一种挂靠合同关系，原告是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被告是涉案车辆的名义车主。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已将车辆经营权、所有权等转移给被告，被告擅自要求原告停止运营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确认粤Ｇ×××××号客车的所有权及相应的经营权属于原告所有；2、确认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挂靠合同）关系无效；3、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有关证书变更（过户）手续（“有关证书”是指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即诉请将该三个证书从被告名下变更到原告将来挂靠的公司名下，而不是要求将上述三个证件变更到原告个人名下）；4、被告赔偿停运期间的经营损失给原告（该部分损失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实际损失赔偿至涉案车辆恢复正常经营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2月29日的损失为6万元）。
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证据2、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被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证据3、《挂靠合同》，证据4、收据，证据5、《机动车行驶证》，证据3-5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挂靠合同关系，被告只是涉案车辆名义车主的事实，在签订合同时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是案外人，原告在2014年从案外人处以几十万元购买；证据6、《通知》，证明被告为了不当利益侵犯原告的合法经营权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事实，原告车辆没有到报废时间，被告要求原告报废是为了原告在购买新车时被告可以得到相应的利益，收取回扣；证据7、证明材料（两份），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于2016年6月28日提交的证据：证据1、《2015年收入情况表》，证明原告经营的粤Ｇ×××××号客车2015年总收入为36万元，月平均收入为3万元的事实；证据2、《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证明（1）被告在2006年6月19日前没有班车客运资质的事实，（2）被告在2006年6月19日前后与涉案车辆所有权人签订的经营合同都是无效的，（3）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是跟随着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处，并非被告的财产；证据3、《经营合同》（该合同的签订人为周福彬和被告）（以车主周福彬的情况为例），证据4《收据》，证据3、4证明（1）原、被告之间是挂靠合同关系，实际上被告只是涉案车辆名义车主的事实，（2）原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并没有转移给被告，即被告并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原属于原告的相应财产权；证据5、《协议书》，证明原告于2014年9月1日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及相应路线经营权的事实，涉案车辆是从案外人谢永武处购买；证据6、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涉案车辆的强制报废时间是2017年10月17日，涉案车辆经审验合格，被告禁止原告车辆正常运营的行为是违法的。当庭提交的证据：证据1、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证据2、广东省车辆通行费（年费）专用票据，证据1、2证明涉案车辆不属于被告所有。
被告大安公司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是挂靠关系，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故不存在解除的基础。但在法庭调查中，被告又称按照合同约定，双方属于承包合同关系；2、涉案车辆属于国家强制报废的情形，并非被告要求强制报废，因此被告不需赔偿原告的损失；3、涉案车辆属于运营大客车，车辆的性质决定了客车不能变更到其他公司名下，且变更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不能因为证书变更等来抵触政府部门要求报废黄标车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于2016年5月13日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证据1、湛江市麻章区交通运输局《关于做好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通知》，证据2、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继续做好我市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证据3、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证据4、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证据5、湛江市环境保护局、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商务局、湛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湛江市提前淘汰黄标车奖励补贴办法》，第一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车辆因属于省市两级交通运输部门确定的清理和淘汰范围，而被强制要求停止营运并且需报废；第二组证据：证据1、客运车辆承包合同，证明双方承包合同已经明确合同在2015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因上级有关部门调整站点或者运行路线的或国家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规定，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车辆不能营运，造成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于2016年7月20日提交的证据：证据1、业户台帐变更日志；证据2、证号为粤交运管许可湛字440800007676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的证据有：粤Ｇ×××××车辆路线经营许可证和临时代用卡、车辆台帐（粤Ｇ×××××）变更日志。
被告大安公司反诉称，原告与被告就粤Ｇ×××××号客车，于2015年4月24日签订了《客运车辆承包合同》，被告将该车辆承包给原告，约定期限从2015年4月24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在2015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128号)，规定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同时，湛江市环境保护局、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商务局和湛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5年10月10日发出《湛江市提前淘汰黄标车奖励补贴办法》(湛环[2015]432号)，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分别在2015年11月26日发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和2015年12月25日发出《关于继续做好我市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465号），上述文件均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前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
2015年12月24日，被告根据上述文件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原告将承包的车辆及相关证件按照市交通运输局的规定进行交接。2016年1月3日，湛江市麻章区交通运输局直接向被告发出《关于做好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通知》，明确涉案车辆属于达到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范围，并要求从2016年1月1日起，涉案车辆不得从事营运性道路运输活动，同时要求被告将车辆营运牌证缴交到运输局，并将车辆放到指定地方集中停放封存，但原告至今仍未按照省、市两级交通运输部门的规定交接车辆及相关证件。要求涉案车辆报废的行为，并非被告的私自行为，而是相关政府机关的要求。并且，车辆营运证年检电脑程序，因车辆属必须报废的车辆，已被省厅系统设置锁定，根本无法进行年检。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关于车辆承包协议明确规定承包期于2015年12月31日届满，且根据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被告并没有违反合同的情形，相反，原告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没有按照省、市两级交通运输部门和环境部门的要求，按规定交接黄标车进行报废处理，该行为已经严重影响被告的公司运作，构成违约，故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原告立即返还被告有关营运证、客运标志牌、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2、原告立即将粤Ｇ×××××号客车开往报废车辆回收单位湛江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3、原告支付被告违约金5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被告提交的本诉证据同时作为其反诉证据提交。
原告对被告的反诉答辩称，1、对于被告的第一项反诉请求，涉案车辆原属于原告，是原告购买，湛江市整个客车营运市场都是个人买车，以公司的名义运营，入户的所有费用由原告承担，虽然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但这是因为政策要求，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属于原告，故被告要求返还相关证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被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合法，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后，原告多次到麻章区交通局和市交通局，该局都表示原告车辆的报废时间是到2018年，原告的车辆是合法并可正常使用的车辆，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原告的损失，且原告在2014年用几十万元买下了运营权，因此，被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依据；3、被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合法，因为本案是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原告已经履行相关义务，违约方是被告并非原告；4、对于被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因为本案是被告违约，因此诉讼费应由被告承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并确认双方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无效。
原告提交的本诉证据同时作为其反诉证据提交。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4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客运车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被告的粤Ｇ×××××牌号客车，车架识别代码为037108、发动机码为02028100，客运班线从霞山至太平，合同期限从2015年4月24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原告必须在每月27日至次月3日期间，以现金方式向被告缴交承包金600元/月。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的车辆、车辆牌照、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线路标志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等均属甲方（即被告）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车辆及上述牌证、权利进行处置。否则，视为乙方侵占甲方企业财产，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第八条约定，“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对营运车辆报废更新的有关规定，在本合同终止后，乙方必须将与本合同相符的车辆、牌证交回甲方，由甲方统一办理报废更新。如乙方交回的牌证不全，乙方需在十天内自费补办齐全证件并交回甲方或直接向甲方支付赔偿金五仟元。若乙方不按时交回与本合同相符的车辆、牌证，甲方有权没收风险押金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合同第十条第一款约定，“乙方签订本合同后，取得按本合同约定的车辆经营使用权，经营收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自负盈亏。”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因上级有关部门调整站点、运行路线的或因国家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规定、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车辆不能营运，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双方自负。”
根据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显示，涉案车辆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为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2002年10月17日，强制报废期止为2017年10月17日，经车辆管理部门检验有效期至2016年4月。2014年9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谢永武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现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公司营运客车线路霞山—太平；车牌码粤Ｇ×××××的原车主即乙方（即案外人谢永武）已于二零壹肆年玖月壹日转让给甲方（即原告）经营；从转让之日起，今后有关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国家与麻章区大安公司税费与乙方没关，即没有任何责任。”谢永武将该车辆转让给原告经营。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该《协议书》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来源情况。该车辆原挂靠在湛江市顺达汽车联运公司的名下，2015年1月15日，还以该公司的名义购买了年费。被告大安公司2015年1月15日收取了该车辆2015年GPS的服务费960元，2015年2月2日收取了2015年承包费6000元。
2008年4月3日，湛江市交通局向被告颁发了《湛江市旅客运输线路标志牌临时代用卡》（湛运管100509）和线路经营许可证（证号为440800007676），标明起讫站（地）名称为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车号为粤Ｇ×××××，厂牌型号为桂林GL6731，临时代用卡号为湛运管卡100509号，有效期从2008年4月3日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庭审中确认在有效期届满后，经交通主管部门许可，运营许可期限延至2015年12月31日，本院调取的车辆台帐变更日志第三页倒数第二行明确记载。2014年9月30日，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向被告颁发了粤交运管许可湛字4408000076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经营范围为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出租客运，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9月30日。
对于涉案车辆的有关营运证、客运标志牌、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在庭审中，原告承认其确持有道路运输证IC卡、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而营运许可证、客运标志牌、机动车登记证书已由被告收回，但GPS总成是由原告出资购买，不需要交给被告。对于被告是否已收回营运许可证、客运标志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问题，本院限期被告庭审后予以核实并在庭审后七日内答复本院，被告大安公司亦当庭表示庭后核实并予以回复本院，但被告逾期没有回复，也没有举证证实原告持有这些证件。
又查明，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10月10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联合发文作出《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128号），要求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黄标车淘汰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5]11号）要求，积极开展营运黄标车集中清理工作，深入运输企业开展排查，督促企业及时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和2015年12月25日分别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和《关于继续做好我市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465号），强调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2015年12月24日，被告大安公司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的要求，针对原告经营的涉案车辆及其他人经营的相应车辆发出《通知》，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零时前终止营运。2016年1月3日，湛江市麻章区交通运输局向被告大安公司发出《关于做好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确认涉案车辆粤Ｇ×××××客运班车已达到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涉案车辆不得从事营运性道路运输活动。
另，在庭审中，被告称双方属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涉案车辆属其所有，但原告抗辩认为原、被告之间实属挂靠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签订《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是由于被告为应付政府检查，在被告的欺骗下签订的。原告起诉时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解除双方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在诉讼中原告变更该请求为确认《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无效。同时明确了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有关证书”是指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的证件，将该三项证书从被告名下变更到原告将来挂靠的运输公司的名下，而不是变更到原告个人名下。
本院认为，本案属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对于原、被告于2015年4月24日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认定问题。车辆挂靠经营是个体购车人为了从事道路运输业务而将自行购买的机动车辆登记在具有运输经营资格的企业名下，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办理营运手续，挂靠人仅需向被挂靠人缴纳一定管理服务费，由挂靠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经营方式。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每月仅需向被告支付承包金600元，且“经营收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自负盈亏”，按照日常交易习惯，承包金600元/月的承包收益显然过低，不符合签订承包合同的目的，且合同约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该车辆原系挂靠在湛江市顺达汽车联运公司的名下，2014年9月1日，谢永武将该车辆转让给原告经营。2015年1月15日，还以该公司的名义购买了年费。2015年1月15日和2015年2月2日，被告大安公司分别收取了该车辆2015年GPS的服务费960元和2015年承包费6000元。被告仅收取管理费作为其经营收入显然与其将车辆发包给原告经营期待的利益不一致，按照合同约定和综合上述的情况，涉案合同实属挂靠经营合同，双方不存在承包合同的关系，故被告认为本案属承包合同纠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该合同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称该合同是被告为了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在被告的欺骗下签订的，但未能举证证实其受到被告的欺诈，致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受到损害，原告主张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情形，故该合同合法有效。但该合同的履行期限已届满，效力已终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主张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故本院予以驳回。
对于涉案车辆的权属认定问题。本案中，虽合同约定了车辆的所有权归被告所有且涉案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但车辆的物权登记适用登记对抗原则，而非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并且，该车辆原系挂靠在湛江市顺达汽车联运公司的名下，2014年9月1日，原车主谢永武将该车辆转让给原告经营。2015年1月15日，该车辆以湛江市顺达汽车联运公司的名义购买了年费。在原告的经营过程中，被告大安公司仅分别收取了该车辆2015年GPS的服务费960元和2015年承包费6000元，原告自负盈亏。对于购买该车辆的出资情况，被告亦未能举证证实。可见，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原告系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不能以登记的车主即被告作为该车辆的物权所有人，故原告主张确认涉案车辆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事实清楚，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涉案车辆的营运线路即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的经营权为其所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运营车辆的营运线路经营权，需具有从事客运资质的企业向交通主管行政部门申请，经交通主管行政部门审核，作出特别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9月30日，湛江市交通运输局给被告颁发了粤交运管许可湛字4408000076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经营范围为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出租客运，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9月30日，证实被告具有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出租客运资质，可以向交通主管行政部门申请客运线路经营许可。2008年4月3日，湛江市交通局给被告颁发了《湛江市旅客运输线路标志牌临时代用卡》（湛运管100509）和线路经营许可证（证号为440800007676），标明起讫站（地）名称为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车号为粤Ｇ×××××，厂牌型号为桂林GL6731，临时代用卡号为湛运管卡100509号，有效期从2008年4月3日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在有效期届满后，经交通主管部门许可，运营许可期限延至2015年12月31日，本院调取的车辆台帐变更日志第三页倒数第二行明确记载。显然，涉案粤Ｇ×××××车辆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的线路经营权系湛江市交通局特别行政许可给被告，故原告主张确认该线路经营权归其所有与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予以驳回。
对于原告主张被告配合原告将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从被告名下变更到原告将来挂靠的运输公司的名下，而不是变更到原告个人名下的问题。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背景是“大气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能源资源消耗持续增加，大气污染防治压力继续加大。”2015年10月10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128号），要求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黄标车淘汰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5]11号）要求，积极开展营运黄标车集中清理工作，深入运输企业开展排查，督促企业及时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涉案车辆粤Ｇ×××××大型普通客车于2002年10月17日注册，虽强制报废期至2017年10月17日，但该车辆属于国务院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不得再从事营运性道路运输活动，应当停止营运。原告主张被告配合原告将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从被告名下变更到原告将来挂靠的运输公司的名下，而不是变更到原告个人名下，继续营运，不符合国家淘汰黄标车的政策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的规定，原告的该主张显然与国家当前的政策相悖，本院予以驳回。
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从2016年1月1日起至恢复正常营运期间的经济损失的问题。合同履行期限于2015年12月31日已届满，合同效力已终止，原告应当停止涉案车辆的营运。2015年12月24日，被告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的要求，针对原告经营的涉案车辆及其他人经营的相应车辆发出《通知》，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零时前终止营运。涉案车辆停止营运是受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地方行政机关和被告贯彻执行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等六部门的相关文件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行为后果，属于不可抗力，非因被告的过错造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第二款）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的规定，被告对涉案车辆的停运后果不须承担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赔偿2016年1月1日之后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对于被告主张原告返还涉案车辆的有关营运证、客运标志牌、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的问题。由于双方属于挂靠经营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对涉案车辆享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营运许可证、客运标志牌、机动车登记证书原告称被告已收回，本院限期被告核实是否已收回并在庭审后七日内回复本院，被告亦当庭表示庭后核实并回复，但被告逾期没有回复，也没有举证证实原告持有这些证件，故应当推定被告已收回该三项牌证。对于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虽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其确持有，合同亦约定被告有权收回这些牌证，但这些牌证应当随车携带。淘汰黄标车，回收涉案车辆及相应附随牌证属于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不需原告将这些证件交给被告，可以由行政机关在处置车辆时一并回收，被告主张收回相关牌证已超出其管理的职责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主张原告立即将粤Ｇ×××××号客车开往报废车辆回收单位湛江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的问题。本案属民事纠纷，调整的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淘汰、回收涉案车辆属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被告主张原告将涉案车辆开往报废车辆回收单位不属民事诉讼范畴，故本院予以驳回。
对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被告违约金5000元的问题。虽合同约定被告有权收回车辆和相关牌证，但原告作为车辆的实际车主，被告系营运车辆的被挂靠方，被告实际负有监督的权利。原告没有依约将车辆和相关牌证交给被告，并没有构成根本性违约，故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权归原告苏加波所有。
二、驳回原告苏加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案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负担。本案反诉费25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法算
审 判 员 钟华翔
人民陪审员 曹凤英
二0一六年二0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文坛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