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27民初937号
原告：林健，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被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景宁县供电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复兴西路19号。
法定代表人：严伟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华盛，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博业职业介绍中心，住所地：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建设路**号。
法定代表人：柳凌，系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彬，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复兴西路38号。
法定代表人：黄琦，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栋，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健与被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景宁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景宁供电公司）、景宁畲族自治县博业职业介绍中心（以下简称景宁博业中心）、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宁正好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健、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华盛、被告景宁博业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彬、被告景宁正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由于原告及其母亲均未签博业职业介绍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的解除文件，原告要求被告出具解除协议及相关证明，并申请鉴定，鉴定费用由被告支付。二、原告要求景宁县人民法院依法调查并确认原告的2013年12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是被违法解除的。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经景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审查，作出了景劳人仲案字[2017]第0005号裁决书。原告认为，仲裁裁决第二项、第三项认定事实错误，对实质性的证据故意回避，并有徇私舞弊的情节。理由如下：一、劳动仲裁开庭时，被告景宁博业中心委托代理人明明在仲裁庭内，劳动仲裁委却宣布景宁博业中心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二、原告提供的录音材料真实反映了景宁供电公司在强迫和欺诈原告自愿解除博业代理关系以及原告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劳动仲裁委却不予确认采纳。三、原告的劳动仲裁争议申请的请求事项是“依法确认非本人同意和签字的自愿解除景宁县博业职业介绍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书无效且非法的，并依法予以撤销。”在裁决书上却被更改为“依法确认代理协议的解除和劳动合同（与正好公司签订）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四、本案中原告母亲因为也是景宁供电公司职工，被景宁供电公司施加压力并在原告不同意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奈代签了《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和《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而并没有在解除博业代理协议上签字，同时原告也没有签字解除协议的情况下，居然原告的劳动关系由博业代理被解除，而且根本没有补偿金。五、原告认为劳动仲裁委在裁决中混淆概念。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是指中介服务机构（代理方）受用工单位或个人（委托方）委托，在一定期限内为委托方代管档案、代办招工手续、代缴社会保险等劳动保障事务的行为，其核心是代理方为委托方在劳动保障事务方面提供社会化的管理和服务。在劳动保障事务代理中，中介机构（代理方）与劳动者个人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两者只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属民事法律调整。虽然劳务派遣与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实施过程与作用极为相似，也容易混淆，但两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合同关系主体不同。在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与员工的劳动关系与传统的标�劳动关系没有区别；在劳动保障事务代理中，劳动合同关系主体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变成“中介服务机构—劳动者”。其次，中介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公司）承担的责任不同。在劳动保障代理中，中介服务机构仅仅是个服务商的角色，完成用工单位委托的服务项目；在劳务派遣中，人力资源公司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扮演雇主的角色，承担部分雇主的责任。本案中景宁博业中心根本不具备劳务派遣的资质，也不是其经营范围，而劳动仲裁委把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却认定是劳务派遣，已经是混淆是非了。并且原告从2006年4月30日起，在景宁供电公司供电所从事景宁县大均乡8个变压器台区的包括抄电表、收电费、台区电表安装维护、线路抢修及维护、用电设备及用户的资料归档、电站抄表、采集器维护以及参加供电所组织的高压线路维护等用电管理工作，根本不符合劳务派遣的三性原则：我国《劳动合同法》第66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其中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性”原则。2、所谓临时性工作岗位，主要是指用工单位非经常性发生的或具有季节性、短期性、很强的时效性的用工岗位。辅助性，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为企业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指用工单位的正式员工因特殊原因在一定期间内无法工作时的岗位。总而言之，劳务派遣不得发生在用工单位正常的、持续性的劳动岗位上。如果被告再辩称是劳动派遣，就构成了欺诈侵害劳动者权益以及被告违法经营的事实，也是被告以合同的形式来掩盖非法目的的实施。
2017年8月7日，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原告要求被告景宁博业中心依法履行2013年12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二、原告要求景宁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因被告违法解除2013年12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是无效的；三、原告要求景宁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非本人同意和签字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
被告景宁供电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强迫和欺诈原告解除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自称案涉《劳动合同书》并非其本人所签，称其也没有解除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之间的协议，那就根本不存在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强迫和欺诈其解除劳动关系一说。其次，本案涉及的电力系统对劳务派遣用工形式进行改革，系在2013年7月1日《劳动合同法》修订实施和2014年3月1日《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实施，要求企业对劳务派遣关系进行规范调整的大背景下，全国自上而下对整个电力系统的劳务派遣用工进行改革规范。电力系统改革后，改变此前的劳务派遣用工关系，工龄延续，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相比之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这对包括原告在内的被派遣劳动者来说，更加保障和提高了原告的劳动权益。本次改革自上而下大规模进行，被告景宁供电公司计划在2015年10月底前确定被派遣劳动者是否接受改革。在2015年10月下旬，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召集被派遣劳动者专门对本次改革的相关政策和情况进行说明，并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应在2015年10月28日12时前反馈最终决定是否愿意接受改革政策。由此可见，是否接受改革完全出自被派遣劳动者本人的意愿。而从原告提供的录音材料可以看出，在2015年10月底，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亲自到原告培训的新安江，征询原告本人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强迫和欺诈。本案原告系与其母亲同住，基于其母亲的特殊身份，由其母亲将劳动合同带回家与原告进行沟通后确定是否接受政策改革合乎情理。而原告母亲带回的劳动合同上的签名系林健，而非其母亲自己，对于被告景宁供电公司来说，其对原告母亲代签这一情况系不知情的，没有过错。而原告与其母亲同住，生活非常密切，其母亲不可能不与原告沟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该劳动合同的签订无论是否代签都必然是与原告沟通后的结果。而由原告母亲将劳动合同带回家，也印证了被告景宁供电公司从未欺诈和胁迫原告及其母亲。从原告提供的录音材料证实，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已经充分告知原告改革的相关政策和情况，原告也明确知晓被告改革的完成的时间系在2015年10月底。原告在培训回来后，在明知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已将其所在岗位外包给被告景宁正好公司，且同办公室的同事均已与景宁正好公�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仍在原岗位上工作至2017年2月，并领取景宁正好公司的工资，社保也由景宁正好公司交纳，原告显然以其实际行为对该劳动合同进行确认，与景宁正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据此，被告景宁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是征询被派遣劳动者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接受改革，原告主张的欺诈和胁迫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68、69规定的欺诈和胁迫的情形不符。而案涉《劳动合同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得到原告实际行为的确认，应为有效。二、原告主张确认被告违法解除2013年12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是无效的，与事实不符。原告未与被告办理解除2013年12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的相关文书，也就不存在原告所谓�违法解除与被告博业职业中心代理协议。而从原告提供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中的本人意愿明确载明，如被景宁正好公司录用，需要原告同意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代理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与景宁正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据此，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系被景宁正好公司录用，而且需要原告自行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解除劳动关系。而本案中，如原告坚持认为劳动合同无效且得到支持，那么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即不存在，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未办理过劳动合同解除的手续，双方可恢复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履行。三、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之间所签订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实为劳务派遣，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与原告相同用工性质的另一被派遣劳动者此前也同样主张案涉用工形式不属于劳务派遣关系，该案已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并由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2017）浙11民终228号〕查明并认定，案涉用工性质实际属于劳务派遣，被告景宁供电公司为用工单位，被告景宁博业中心为用人单位。原告诉称否认劳务派遣关系显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景宁博业中心辩称，一、原告就解除与景宁博业中心的劳动合同、与景宁正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否已经作出的问题。在仲裁程序中，申请人（即本案原告）称景宁正好公司招聘报名表及与景宁正好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并非其本人所签，而是由其母亲代签。对此，景宁供电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出即便是林健母亲以林健的名义签订合同，必然是母子协商的结果。根据母子亲情关�、林健工作区域、实际履行情况，认为是原告自己的意思表示。对此，仲裁庭认为答辩理由不成立，裁决书确认两项行为无效。现原告再次要求确认两项行为无效，是对仲裁裁决结果的重复确认，显然不符合不服仲裁可提诉讼的基本程序规定。该两项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2013年12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合同主体是景宁博业中心与原告。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法律制度，景宁博业中心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孵化成可用的劳动者后，派往用工计划下的用工单位。景宁博业中心与用工单位签有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可以说，劳动者是单位与单位之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的标的，而不是主体。当然，在工作期间，如果约定的工资、福利、工作内容、劳动保护等内容发生的争议的，景宁供电公司可能成为诉讼主体，但就是否继续派�，那是景宁博业中心与景宁供电公司的协商和决定范围，原告不合适直接面对景宁供电公司提出主张。基于景宁供电公司系统性用工制度改革的形势，景宁博业中心予以理解。景宁博业中心出于形势变化、个人利益保护，建议原告作出适当的安排。当然，原告一定要继续履行其与景宁博业中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景宁博业中心将尽所能，在本县用工市场寻找合作机会，为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寻找工作，直至协议期满。在此期间，如果找不到工作岗位，也请原告谅解。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原告不愿意与景宁正好公司建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仲裁裁决书裁决景宁博业中心履行协议书，景宁博业中心表示理解、接受。在此情形下，原告要求景宁供电公司履行原告与景宁博业中心的协议书，其理由是不成立的。综合上述观点，提请法院依法�正处理。
被告景宁正好公司辩称，被告景宁正好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书》的背景是：系国家层面要求企业对劳务派遣关系进行较大规范的调整改革。2013年7月1日《劳动合同法》修订实施，2014年3月1日《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实施，国家层面要求企业对劳务派遣关系进行调整。电力系统改革，改变此前的劳务派遣用工关系，原被派遣劳动者与被告景宁正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时，原被派遣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工龄延续、工资待遇提升、劳动条件优化。实际上，被告景宁正好公司与原告在内的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进一步保障和提高了劳动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被派遣劳动者的欢迎。二、被告景宁正好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因计划在2015年10月底前确定被派遣劳动者是�接受上述改革调整，2015年10月下旬，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召集被派遣劳动者专门对本次改革调整相关政策、情况以及被告景宁正好公司情况等进行说明，并告知2015年10月28日12时前需要将于与被告景宁正好公司相关信息材料反馈给景宁正好公司。在2015年10月底，原告在新安江培训，被告景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亲自到新安江征询原告本人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强迫和欺诈。在此前后，被告景宁供电公司也有通过被派遣劳动者家属联系、转达改革调整政策、待遇等情况。本案原告与其母亲同住，基于其母亲的特殊身份，被告景宁正好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原告母亲将景宁正好公司《报名表》、劳动合同带回家与原告进行沟通后确定，并最终递交签有“林健”姓名的《招聘报名表》和劳动合同，是林健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原告母亲递交签有“林健”姓名的《招聘报名表》和劳动�同的过程中，被告景宁正好公司从未欺诈和胁迫原告及其母亲，不存在签订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被告景宁供电公司之间属于劳务派遣，景宁供电公司为用工单位，景宁博业中心为用人单位。2016年1月至今，原告在景宁正好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并由被告景宁正好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执意要求认定被告景宁正好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书》无效，实际上也不利于原告工作状态、工作岗位的安排等。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身份证、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专项培训合格证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书、景宁畲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回执、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的单位社会保险人员变动申请表及被告景宁正�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证据录音光盘及整理材料可以反映被告景宁供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就用工制度改革调整相关政策、待遇情况等与原告沟通，并做相关思想工作等事实，以及原告发现非本人签字但劳动关系转到被告景宁正好公司后，向相关部门及人员了解并反映情况、申请仲裁维权等事实，但不足以证明原告受欺诈和胁迫的待证目的。被告景宁供电公司提供的（2017）浙11民终228号民事判决书，仅作为参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签订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书。其中约定：“本劳动保障代理协议有效期伍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协议期满，�甲乙双方无提出异议的则本协议自行延续。”2015年，因用工单位景宁供电公司自上而下的用工制度改革。被告景宁正好公司根据签有原告“林健”名字的劳动合同书以及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等材料，将原告的劳动关系转至被告景宁正好公司。2016年1月起，由被告景宁正好公司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等。事后，原告林健得知后主张，2015年10月13日与被告景宁正好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2015年10月12日招聘报名表上“林健”的签名并不是其本人签，而系其母亲签字。对此，被告景宁正好公司经了解后，不持异议。原告对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不服，要求原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遂申请劳动仲裁，并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未专门与“以原告林健名义”签订解除劳动合同等相关协议，仅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本人报名意愿中表示：“本人自愿应聘到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若被录用，同意与现有用人单位景宁县博业中心解除劳动合同，同意与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景宁博业中心签订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履行。2015年10月12日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上“林健”的签字，以及2013年10月13日与被告景宁正好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上的签名，均非原告本人签署，而是原告母亲以原告“林健”的名义签订。原告母亲事先未得到原告的授权，属无权代理。事后亦未得到�告林健的追认，虽然原告的劳动关系从2016年1月就由原用人单位转至新用人单位，但考虑原告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仅是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且原告得知后及时向有关单位反应情况，并依法申请劳动仲裁。不能视为其事实上的追认。各被告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案涉劳动合同书及招聘报名表中本人报名意愿中的相关表述内容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依法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博业职业介绍中心继续履行2013年12月30日与原告林健签订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协议书。
二、2015年10月13日以原告“林健”名义与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效。
三、2015年10月12日以原告“林健”名义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报名表中本人报名意愿中的相关表述内容无效。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博业职业介绍中心、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好供电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 贵 娟
人民陪审员 商 庆 鹤
人民陪审员 王 晓 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陈 芳 敏
代书 记员 �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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