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7954号
原告董光民，男，住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许陪頲，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谷亚权，校长。
委托代理人马杰，男，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谷亚权，男，户籍地北京市，现住上海市。
原告董光民与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驭升公司”）、谷亚权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原告申请追加谷亚权为被告，本院依法通知谷亚权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光民的委托代理人许陪頲、被告驭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杰、被告谷亚权并作为驭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于同年12月3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光民诉称：2013年6月，原告之子董衍男就读高三年级面临高考。原告为提高董衍男的学习成绩，经朋友介绍来到驭升公司咨询培训事宜。在驭升公司负责人承诺保证董衍男的高考四门成绩总分可以达到本科分数线、否则无条件退款的情况下，原告为董衍男报读了四门培训课程。为此，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培训费人民币544，600元。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原告发现董衍男的成绩并无提高，最终高考成绩也未达到驭升公司承诺的分数线。后经了解，驭升公司并无从事教育培训业务的资质，无办学许可证，故不可能达到与其收费相对应的服务质量。并且，驭升公司收取学费的账户系其法定代表人谷亚权的个人银行账户，其滥用有限公司的独立人格将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混同。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驭升公司之间的教育培训协议无效；2、驭升公司返还原告培训费544，600元，谷亚权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谷亚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原告与驭升公司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驭升公司虽无办学许可证，但其常年向社会提供教育培训服务，每年培训人数众多，亦有专门的师资力量及教学场所，故其具备提供教学服务的条件，其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不导致涉案合同无效。其次，驭升公司已经履行其合同项下的义务。董衍男在驭升公司培训时间很长，所收取的培训费544，600元均是按照课时计算所得。再次，学员考试成绩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两被告从未向原告承诺过董衍男经过培训高考四门成绩总分可以达到本科分数线。并且，董衍男曾经因参加艺考而中断学习，且其曾与家人关系紧张，对其学习成绩也将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对于原告要求谷亚权与驭升公司承担连带退款责任，谷亚权虽坚持认为两被告不负有任何退款义务，但同意就本案驭升公司可能负有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审理查明，被告驭升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8日，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包括教育信息咨询（不得从事教育培训、中介、家教），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等。谷亚权系驭升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3年6月，原告之子董衍男开始就读高三年级。原告为提高董衍男学习成绩与驭升公司订立教育培训合同。同年6月26日，驭升公司向原告开具《学费清单》，载明董衍男报读数学、英语、语文、历史四门“一对一VIP”课程，课时为每科目各140小时，单价为数学500元／小时、英语400元／小时、语文245元／小时、历史245元／小时，上述课程全部费用合计194，600元，原告于当日支付了该笔费用。此后，董衍男在驭升公司租赁的教学场地接受课程培训服务。
上述课程完成后，原告于2014年2月10日继续为董衍男报读数学、英语、语文三门课程，课时为数学和英语各240小时、语文480小时，单价为数学500元／小时、英语400元／小时、语文260元／小时，上述费用合计340，800元。为支付上述培训费用之目的，原告于2014年2月12日向谷亚权名下银行账户汇入200，000元；于同年3月23日向谷亚权名下银行账户汇入120，000元；于同年3月27日通过银行卡刷卡方式向谷亚权名下银行账户支付30，000元，合计支付350，000元。截至2014年6月5日，董衍男持续在驭升公司的教学场所接受培训服务。驭升公司按照原告实际支付的培训费350，000元提供了相应课时的培训。后董衍男参加当年高考，其成绩总分220分。
另查明，驭升公司自成立后专门开展初中及高中阶段的课程辅导培训服务，培训方式为驭升公司聘任教师在其租赁的培训场所开展面授教学。自成立之日至今，驭升公司未取得办学许可证，收费标准由其与学员家长协商确定，未向物价部门备案。
上述事实，有2013年6月26日学生学费清单、2014年2月10日学生学费清单、兴业银行卡消费存根、原告名下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原告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审理中，因原、被告意见不一致，致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原告与驭升公司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以及原告支付544，600元培训费等事实均无异议。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的教育培训合同是否有效？2、两被告是否负有退还培训费之义务？
关于涉案教育培训合同的效力，原告主张涉案合同无效，其理由是被告未取得办学资格，不具备从事教育培训业务的资质。两被告则辩称驭升公司曾申领办学许可证未获得批准，但其无办学许可证并不影响涉案合同之效力。本院认为，驭升公司实际上是以专门培训机构的形式对外开展民办非学历教育业务，而其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系教育信息咨询且明确注明“不得从事教育培训、中介、家教”，故其与原告签订教育培训合同并提供教学服务的行为已超出其经营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因此，驭升公司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是否有效，其实质性判断标准是教育培训服务是否属于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业务。
对此，《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亦对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立做出了具体规定。驭升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民办非学历教育的机构，理应按照法律规定提出设立申请，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获得办学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相应的教育培训业务。审批机关的上述行为系行政许可行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系国家限制经营的行业，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办学机构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该目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民办教育机构的开办者、师资、教学场所、资产、日常管理以及行政监管等均提出了具体要求。然而，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以教育信息咨询的名义对外开设培训机构，显然规避了法律、行政法规对于民办教育机构设立条件的要求，并游离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外。基于此，本院认为，驭升公司在明知其无从事教育培训业务资质也未向审批机关申请并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外签订涉案合同并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涉案合同应属无效。对于原告要求确认涉案教育培训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两被告的相应辩称，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两被告是否负有退还培训费之义务。原告主张两被告曾向其承诺保证董衍男的高考四门成绩总分可以达到本科分数线，否则无条件退款，但原告对其主张的双方存在该种约定未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驭升公司因违法从事教育培训活动，取得了涉案合同项下的培训费共计544，600元。因驭升公司已向董衍男实际提供了教育培训服务，业已提供的服务无法恢复原状，应予以折价补偿。至于折价金额，本院认为，驭升公司系未经批准擅自开展教育培训服务，故其不应从违法行为中获取额外利益。本院根据驭升公司自身的资质条件及其付出的合理办学成本，酌情考虑相应教育培训服务的合理市场价格，按照合同价款的40%折算服务价款，即217，840元，驭升公司应将其余培训费326，760元退还给原告。原告同时要求被告谷亚权对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谷亚权亦同意就本案中驭升公司应承担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董光民与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订立的教育培训合同无效；
二、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董光民人民币326，760元，被告谷亚权就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有的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243元，由原告董光民负担人民币1，297.20元，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谷亚权负担人民币1，945.80。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46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623元，由原告董光民负担人民币1，849.20元，被告上海驭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谷亚权负担人民币2，773.8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季 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二条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
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
审批机关对不批准正式设立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登记，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即时予以办理。
第六十五条本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本法所称的校长包括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