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8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玲，女，1934年2月21日出生，朝外燕都刺绣厂退休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苏宝阳，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咏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雁，女，1962年9月3日出生，自由职业。
委托代理人郝萍，北京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玉玲因与被上诉人石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37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9日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峙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王天水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玉玲的委托代理人苏宝阳、蒋咏俊，被上诉人石雁的委托代理人郝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玉玲在一审中起诉称：1992年，李玉玲出资注册成立了北京市朝阳区艺华阁刺绣工艺品厂（以下简称艺华阁）并担任该厂负责人，该厂性质为私营独资企业，石雁在该厂担任会计一职。1996年期间，因艺华阁原租用地朝阳区高井村93号遇政府拆迁，被迫与出租人解除了原厂房租赁合同。同年，经人介绍得知位于上庄乡的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以下简称西郊公司）有办公用房出售，遂委托石雁与西郊公司办理购房手续及签订购房合同，而石雁在李玉玲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与西郊公司签订了买房合同。2011年，现位于上庄的厂房所在地又遇拆迁，石雁即以自己个人名义与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且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200万元整，安置房屋6套，目前均无房屋产权证，具体位置为西区30号楼1－1－101、1－1－104、1－3－301、2－1－102、2－9－901、2－9－903。李玉玲得知石雁非法处分李玉玲合法财产并获利后即找到石雁理论，石雁承认该拆迁厂房为李玉玲出资购买，并于2011年10月18日向李玉玲返还了部分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李玉玲认为石雁非法处置李玉玲财产且获得的不正当利益理应全部返还李玉玲，特请求法院判令石雁向李玉玲返还不当得利10014628元（包括人民币100万元和房屋6套估算价值9014628元）。
石雁在一审中答辩称：我方不认可李玉玲所述事实和理由，不同意李玉玲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财产不是不当得利，而是石雁的合法财产。本案石雁享有涉诉6套房屋的使用权有合法根据，李玉玲主张的财产是石雁作为合法所有人应予保护的。涉诉房产是石雁因生活需求经他人介绍找房、看房、买房，李玉玲从未委托过石雁，不存在委托关系，房产的购买及增建均为石雁的个人行为。李玉玲所指原厂房拆迁时间与实际不符，实际时间为2000年。艺华阁的注册地址从未发生过变更，也证明上庄乡房屋与艺华阁没有任何关系。艺华阁2006年已经注销，2010年上庄乡房屋拆迁为石雁个人行为。2010年9月26日石雁个人与有关部门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是对石雁权益的肯定，也是对石雁身份的确认，涉诉6套安置房和拆迁款归石雁个人所有。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艺华阁于1992年7月24日成立，为私营独资企业，于2006年申请注销。李玉玲曾系该厂负责人，石雁曾系该厂会计。
1996年，石雁作为乙方，案外人西郊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合同书》，约定西郊公司因发展需要，经与石雁友好协商，就卖断该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转让前院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六十年）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审理中，李玉玲提供了1份《合同书》复印件，石雁提供了1份《合同书》原件，该两份证据存在两处区别：（1）李玉玲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第一句载明：“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因发展需要，经与石雁代表友好协商”，而石雁提供的《合同书》原件第一句载明：“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因发展需要，经与石雁同志友好协商”；（2）李玉玲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文末甲方西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宝坤签名下时间为“96.9”，石雁提供的《合同书》原件文末甲方西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宝坤签名下时间为“96.10.6”。除上述两处区别外，双方提供的两份《合同书》内容一致。该合同内容包括：卖断厂房方位为西郊公司前院，卖断金额为39万元整，付款方式为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在《合同书》上，手写有“叁拾玖万元已全付清”字样，并盖有西郊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刘宝坤签名。李玉玲、石雁均对对方提供的《合同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1996年10月6日，西郊公司开具了房款28万元的发票一张和房款11万元的收据一张，付款人均载明为石雁。
2011年9月26日，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作为甲方，石雁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业公司与石雁于199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书》，约定乙方使用北京市西郊农场所有的西郊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相关土地。现由于北京市政府保障房项目的规划，乙方所使用房屋土地被列为开发范围之内，现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受北京市西郊农场委托，经与乙方友好协商，双方就解除原先签订的《合同书》达成如下约定：一、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业公司与石雁于199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书》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即行终止。二、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愿意补偿乙方人民币2000000元以及房屋陆套，补偿款总价5357489元，房屋具体状况如下：位于上庄家园N28N34定向安置房6套，折合人民币3357489元。……四、其他1、甲方在以下房屋对乙方进行安置，地址上庄家园N28N34定向安置房，西区30号楼1单元1层101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81㎡；西区30号楼1单元1层104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22㎡；西区30号楼1单元3层301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81㎡；西区30号楼2单元1层102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94㎡；西区30号楼2单元9层901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21㎡；西区30号楼2单元9层903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94㎡。居室共计六套，建筑面积共计459.33㎡……六、本协议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011年9月26日，石雁写有一张字条，上载明：“石雁愿配合吴×就将海淀区上庄家园N28N34定向安置房30号楼1单元104号76.22㎡，30号楼1单元101号76.81㎡，30号楼1单元301号76.81㎡共计叁套房过户手续。补偿款到帐后，转到吴×帐户上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就此承诺。”2011年10月18日，石雁向李玉玲的丈夫吴×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一审审理中，石雁提供了证人李×证言，欲以证明石雁书写承诺的原因系受胁迫以及石雁提供的《合同书》与西郊农场的《合同书》一致。证人李×出庭作证称：“2011年8、9月份，我们是拆迁公司，上庄家园拆迁，石雁去谈接洽的事情，石雁提供的房屋手续与西郊农场给我们提供的手续相符合，所以我们对石雁进行了拆迁补偿。2013年10月29日我出具的书面证明是我本人写的。”李玉玲对证人李×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一审审理中，李玉玲提供了证人吴×证言及录音证据4份，欲以证明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系受艺华阁委托代理艺华阁，且39万元的房款系艺华阁支付。其中，吴×出庭作证称：“上庄乡的房子是我买的，刘宝坤带我看的房，刘宝坤是经理，我出的钱，看房给了4万定金，第三天去银行取钱35万给了刘宝坤，没有发票和收条。”石雁对吴×的证言不予认可，称吴×表达不清楚，没有作证能力；对录音证据中石雁与李玉玲之女吴兰英、吴兰春之间的录音，石雁与吴×、吴兰英、吴兰春之间的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两份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经该院对录音证据进行核实，未在录音中发现有石雁明确承认其系代理艺华阁购买厂房、购房款来源于艺华阁的相关内容。
另查一，李玉玲提供了证人牛×、王×、马×证言，证人孙×、张×、段×、郭×的书面证言以及艺华阁日常经营票据三张，欲以证明西郊公司前院为艺华阁厂房。其中，牛×出庭作证称：“我是1982年认识李玉玲，我是她的刺绣加工点，从朝外到高井再到上庄，我一直做加工点。他们1996年可能是搬家以后，我也去给上庄艺华阁刺绣厂院子维修过。”王×出庭作证称：“我一开始跟吴×和李玉玲学刺绣，后来我做艺华阁刺绣厂外包，从1990年做到2007年。”马×出庭作证称：“我是艺华阁刺绣外加工的工人，与艺华阁刺绣厂合作二十多年。”石雁对证人牛×、王×、马×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人孙×、张×、段×、郭×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可，称其并未出庭，对经营票据中牛×所签票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余两张票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石雁称其购买西郊公司前院后用于生活，并允许艺华阁在此办公，因为石雁之母李学香系艺华阁出资人。为此，石雁提供了吴×写给李学香的收条和借条欲以证明。李玉玲对石雁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另查二，石雁提供了证人董×证言和1999年3月30日《申请》原件、1998年5月4日《申请报告》复印件、1998年9月12日《申请报告》复印件、1999年2月24日《房产证明》复印件、1999年11月10日《证明》复印件，欲以证明石雁看房、买房的过程，以及石雁作为房屋使用权人对西郊公司前院提出了增建申请并进行了增建。李玉玲对证人董×证言不予认可，称证人未出庭作证；对3份申请及2份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依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围绕着涉案的上庄家园的6套房屋及拆迁安置款，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和取得6套拆迁安置房屋及200万拆迁安置款的行为，是石雁对艺华阁的代理行为，还是石雁的本人行为。要明确上述问题，需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判断：一是艺华阁与石雁之间是否存在代理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玉玲主张石雁是代理艺华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应由李玉玲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玉玲仅提供了《合同书》复印件和录音证据，未能提供艺华阁与石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相应证明，石雁亦不认可与艺华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李玉玲所提交的《合同书》中虽有关于“石雁代表”的表述，但由于其提交的《合同书》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与石雁提交的《合同书》原件中关于“石雁同志”的表述不一致，故对李玉玲提交的《合同书》复印中上述内容，该院不予采信；李玉玲提供的录音证据中，经该院审核并未发现有石雁明确承认其系代理艺华阁购买厂房的内容，故李玉玲依据录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石雁与艺华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据此，对于李玉玲主张石雁与艺华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主张，该院不予认可。二是《合同书》中约定的39万元卖断款究竟系谁支付。李玉玲虽主张该39万元系艺华阁支付，但未提供相应的付款证明。其虽然提供了证人吴×证言和录音证据欲以佐证，但由于吴×系李玉玲丈夫，与李玉玲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吴×证言该院不予采信；而录音证据经该院审核也未发现石雁明确承认房款系艺华阁支付的内容，故对于李玉玲欲以录音证据证明艺华阁支付了39万元的主张，该院不予认可。而石雁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发票和收据，上面的付款人均写明为石雁，李玉玲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该院对石雁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综上，考虑到李玉玲既不能证明艺华阁与石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又无法证明艺华阁支付了《合同书》中约定的39万元的卖断款，而《合同书》中明确列明的合同当事人为石雁，且石雁提供了付款证明，因此，该院认定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系其本人行为，而非代理艺华阁的代理行为。至于石雁从西郊公司取得该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土地使用权后，艺华阁是否使用上述房屋，并不影响对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性质的认定。
由于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系其本人行为，因此石雁基于该《合同书》与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取得2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及涉案的6套拆迁房屋，均系其行使个人权利的行为，与艺华阁无关。李玉玲主张石雁取得拆迁补偿款和涉案6套房屋给李玉玲造成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故，对于李玉玲要求石雁返还不当得利10014628元（包括拆迁补偿款100万元和房屋6套估算价值9014628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至于石雁2011年9月26日所写的承诺是否受到胁迫，由于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而石雁所写的承诺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对于双方关于该承诺的争议不予处理，双方可另案解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玉玲的诉讼请求。
李玉玲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1.石雁提交的《合同书》是虚假的。《合同书》写明“双方应保证其工作人员的一般素质，使双方能够正常办公”，以及附件表明出卖房屋为“办公室”、“传达室”等字样，可以证明西郊公司出售的是厂房，而不是石雁购买的居住用房。2.石雁提交的发票、收据存在问题，同一行为既开发票又开收据不合票据管理规定，西郊公司出售国有资产应该有国有资产界定证明。李玉玲取得的《合同书》复印件系从拆迁部门取得，石雁提交的《合同书》原件与李玉玲取得的《合同书》复印件不一致，可以证明石雁提交的《合同书》不具有可信性。此外石雁提交的《合同书》公章印迹鲜艳，不符合常理，该证据不应采信。3.李玉玲提交的吴×的证言、录音，石雁给李玉玲书写的承诺书以及石雁系艺华阁会计、石雁向李玉玲丈夫吴×返还100万元的事实，可以证明石雁购买西郊公司厂房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涉案拆迁安置房屋的权利应当归属于李玉玲。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石雁向李玉玲返还不当得利款10014628元。
石雁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李玉玲的上诉理由答辩称：1.《合同书》写明“双方应保证其工作人员的一般素质，使双方能够正常办公”，但该条款仅仅是西郊公司的格式条款，不能据此认定合同的相对方是艺华阁。《合同书》附件表明出卖房屋为“办公室”、“传达室”等字样，只能证明西郊公司出售的房屋当时的用途为办公室，亦不能直接认定合同的相对方是艺华阁。2.根据当时的规定，西郊公司只能使用资金往来发票，西郊公司开具28万元发票符合法律规定。石雁个人购买西郊公司厂房，不需要入账，所以石雁接受了西郊公司11万元的收据，没有要求西郊公司更换发票。西郊公司开具收据的行为可以证明石雁是合同的买受人。3.《合同书》一式4份，石雁持有2份。西郊公司在其中1份上加盖了公章，证明石雁已交清房款。因西郊公司经办人刘宝坤签字日期错误，故其重新填写了“1996.10.6”。石雁持有《合同书》原件，李玉玲提交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李玉玲的丈夫吴×2011年起多次带人到石雁家闹事，并以死相逼，石雁考虑到两家多年感情，作出让步写下了过户3套安置房并转款100万元给吴×的承诺。该行为最多可以认定为赠与，不能认定石雁购买西郊公司厂房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涉案拆迁安置房屋的权利应当归属于石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玉玲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李玉玲提交《接受案件回执单》、《立案告知书》，该材料表明：2012年4月5日李玉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举报石雁侵占艺华阁账上资金，并侵吞艺华阁拆迁安置房3套、补偿款100万元；2013年4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石雁涉嫌职务侵占正式立案。李玉玲提交上述材料用以证明石雁侵占本案拆迁安置房屋，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事实。石雁认可《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李玉玲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办案民警核实，办案民警答复：公安机关已就石雁涉嫌职务侵占艺华阁财物立案侦查，不涉及本案《合同书》中所载西郊公司厂房及其拆迁安置房屋。李玉玲、石雁对本院核实的情况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营业执照、《合同书》、证人证言、日常经营票据、《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表》、准予注销通知书、《搬迁补偿协议》复印件、石雁所写承诺字条、银行存折复印件、李玉玲家庭成员表、录音、购房款发票和收据、《拆房通知单》、申请报告、《证明》、收条、借条、《接受案件回执单》、《立案告知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996年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是代理艺华阁的行为还是石雁个人行为。
石雁提交的《合同书》原件记载，石雁是《合同书》的一方当事人；石雁提交的西郊公司发票、收据记载，房款28万元的客户名称为石雁、收到石雁房款11万元。上述证据可以得出1996年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中所载西郊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土地（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使用权等权益，应当归属于石雁个人的初步结论。
李玉玲主张石雁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属于代表艺华阁所为的代理行为，李玉玲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李玉玲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第一句载明：“经与石雁代表友好协商”，而石雁提供的《合同书》原件第一句载明：“经与石雁同志友好协商”；李玉玲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文末甲方西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宝坤签名下时间为“96.9”，石雁提供的《合同书》原件文末甲方西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宝坤签名下时间为“96.10.6”。李玉玲主张《合同书》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石雁提交的《合同书》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玉玲不能提供其所述《合同书》原件，故其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李玉玲依据《合同书》复印件否定石雁《合同书》原件的证明效力，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李玉玲主张《合同书》写明“双方应保证其工作人员的一般素质，使双方能够正常办公”以及《合同书》附件标明出卖房屋为“办公室”、“传达室”等字样的事实可以证明西郊公司将诉争房屋出售给艺华阁做厂房使用，而不是出售给石雁用于居住。石雁解释称，《合同书》附件的记录仅表明西郊公司出售房屋的状况，不能认定西郊公司是将房屋出售给艺华阁。本院认为，《合同书》附件为西郊公司前院平面图，该平面图记载的内容应当认定为西郊公司出售时房屋的状况，不能据此得出西郊公司出售房屋给艺华阁的结论。《合同书》中“双方应保证其工作人员的一般素质，使双方能够正常办公”的内容，亦难以直接得出西郊公司将诉争房屋出售给艺华阁的结论。
关于西郊公司出具资金往来发票和收据一节，本院认为，本案中发票、收据的实质意义在于判断《合同书》的付款主体问题。李玉玲关于西郊公司应开具商业发票，处理同一国有资产不能既开发票又开收据的上诉主张，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李玉玲据此主张发票、收据均为虚假，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李玉玲提供的录音中没有石雁承认其代理艺华阁购买诉争房屋的内容，石雁系艺华阁会计的事实亦不能得出石雁系代理艺华阁购买诉争房屋的结论。
综上，李玉玲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属于代表艺华阁的代理行为，李玉玲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确实存在一些疑点问题：一、李玉玲主张系石雁代表艺华阁购买诉争房屋，但1996年支出的39万元购房款，艺华阁既未做账亦未向石雁提出返还票据的要求。二、石雁主张系其个人出自资购买诉争房屋用于居住生活，但允许艺华阁作为办公用房长期使用。三、石雁于2011年诉争房屋拆迁时，承诺将拆迁安置房3套过户给李玉玲丈夫吴×，并实际转让给吴×100万元补偿款。但是，上述疑点不能直接证明石雁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属于代理行为。依照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该疑点不影响本案的最终判断。李玉玲提交的《立案告知书》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就石雁涉嫌职务侵占已经立案侦查，因公安机关明确表示该案不涉及诉争房屋及其拆迁安置房，故该刑事案件亦不影响本案的处理。
因李玉玲不能证明石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系代理艺华阁的行为，故基于《合同书》所取得的权益应当归属于石雁个人享有。石雁与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取得2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及涉案的6套拆迁安置房屋，均系其行使个人权利的行为，与艺华阁无关。李玉玲关于石雁取得拆迁补偿款和涉案6套拆迁安置房屋属于不当得利，并要求石雁返还不当得利款10014628元（包括拆迁补偿款100万元和房屋6套估算价值9014628元）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李玉玲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1888元，由李玉玲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88元，由李玉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峙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熊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