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潮中法民一终字第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厂，住所地潮州市湘桥区。负责人：贝树庆，副经理。委托代理人：麦炜烁，潮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锦莉，潮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静云，女，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代理人：陈建生，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潮州市万润实业公司，住所地潮州市湘桥区枫春路工业区抽纱公司服装制品厂A栋（生产楼）一层东北侧。负责人：贝树庆，副经理。上诉人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厂（以下简称抽纱服装厂）因与被上诉人谢静云、原审被告潮州市万润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5）潮湘法民一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万润公司系案外人潮州市抽纱公司下属企业，万润公司辖属企业有抽纱服装厂及案外人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万润公司与抽纱服装厂、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均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均是陈培龙（2014年5月23日被发现死亡），单位管理层人员包括副经理、业务组长、会计、出纳均系同一人，属三块招牌，一套人马。谢静云系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郭仁智系夫妻关系。自2010年至2013年，陈培龙多次以抽纱服装厂名义、通过郭仁智经手向谢静云及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借款。其中：2010年10月30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0年10月30日字2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0年12月5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及“现金付讫”印章，写明“收款日期：2010年12月5日字3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0年12月31日借款人民币3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及“现金付讫”印章，写明“收款日期：2010年12月31日字5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叁拾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1月20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及“现金付讫”印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1月20日字7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1月27日借款人民币1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及“现金付讫”印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1月27日字10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拾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4月18日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万润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现金付讫”印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4月18日字14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5月17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5月17日字18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9月2日借款人民币5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9月2日字6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伍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9月6日借款人民币1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9月6日字1号缴款事由：借到得得珠绣时装有限公司转帐汇款壹拾万元制单：陈”；2011年11月15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11月15日字9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1年11月29日借款人民币15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1年11月29日字10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拾伍万元正制单：陈”；2012年1月19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2年1月19日字1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2年6月6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2年6月6日字2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2012年11月29日借款人民币11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2年11月29日字1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正制单：陈”；2013年2月1日借款人民币20万元，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写明“收款日期：2013年2月1日字1号缴款事由：收借到谢静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制单：陈”。对上述立据借款，万润公司与抽纱服装厂确认收到上述2011年9月6日由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汇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人民币10万元并已记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财务账目中，并确认谢静云提供的证明该笔借款的中国银行进账单即为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对该笔款项记账的原始凭证，且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收入都用于三家公司共同的开支。该笔款项也与谢静云主张的其余立据借款一样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确认谢静云提供的该份收款凭据上除了制单栏上的“陈”字样与其他收款凭证据不一样外，余字迹应是一致的，应该是同一人所写。2011年11月，陈培龙将登记所有权人为抽纱服装厂、房屋座落为潮州市枫春路工业区抽纱公司服装制品厂A幢（生产楼）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列：粤房字第32422**号）一本交谢静云，并由谢静云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写明：“兹收到抽纱公司服装制品厂房产证一本，特此据。谢静云20**年11月13日。”2013年9月30日，谢静云与陈培龙对包括上述立据借款在内的借款进行结算后，由谢静云打印《确认承诺书》一份交由陈培龙，该《确认承诺书》写明：“我厂自2010年10月30日至2013年4月8日共16次分别向谢静云借款，因资金周转困难至今一直未能付还本金和利息，因出借人谢静云多次向我厂追讨欠款，根据原先我厂的承诺，现特确认并承诺如下：一、截至出具本确认书之日，我厂向谢静云借款本金合共￥2750000.00元；二、借款利息按月1%，自各笔借款出借之日起分别计至2013年9月30日止的利息合共为￥654323.00元；三、至2013年9月30日，我厂结欠谢静云本息共￥3404323元；四、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付还全部款项之日止，以本金￥2750000.00元按月1%计息付还谢静云；五、我厂承诺对上述全部本息在2014年12月30日前全部付还谢静云。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厂2013年9月30日。”《确认承诺书》除落款处加盖抽纱服装厂印章，还有万润公司公章并有“陈培龙”签名字样。抽纱服装厂、万润公司确认上述公章及“陈培龙”签名字样均系真实的，但认为与谢静云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提交的所谓借款凭证不是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的真实意思表示，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也未收到其提出的任何一笔款项。对此，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提供两家单位自2006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及潮州盛德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4月7日出具的潮盛德（2015）内专字第013号《专项审计报告》为据。潮盛德（2015）内专字第013号《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是：根据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的账面记录，经审计，尚未发现上述期间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与谢静云、郭仁智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况。对于上述款项来源，谢静云主张来源于其经营的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及丈夫郭仁智自己的存款，对此，谢静云提供2010年至2011年中国银行支票存根共九份（金额共人民币293.50万元）、户名为郭仁智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共四份（金额共人民币52万元）以及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收到郭仁智调剂款的收款收据一份（金额人民币64万元）为据。上述中国银行支票存根共九份收款人写明“珠绣”或“得信珠绣”，其中两份共人民币76万元用途注明“工资”。2014年5月23日，陈培龙在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一旅馆被发现已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服农药割脉自杀。此后，郭仁智向万润公司反映陈培龙在2010年至2013年间的上述借款事宜，万润公司遂于2014年5月28日向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递交报案书，认为公司房产证被人私自向外担保套取巨款，要求对原法定代表人陈培龙是否与他人涉嫌经济诈骗立案侦查。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报案后，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副经理贝树庆称：自2005年4月至今，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的公章均由其保管，由其锁在办公室抽屉里，锁匙一直放其身上，其他人没有取得该锁匙的可能，且没有发生过失窃或被撬过的情况。对公安机关出示的上述2013年9月30日《确认承诺书》，承认公章是真实的，陈培龙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但称其没有在该《确认承诺书》盖过公章。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会计蔡晓敏称：2009年6月至今，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的财务专用章均由其保管，由其锁在办公室抽屉里，锁匙只由其保管，其他人没有锁匙可以拿到财务专用章。对公安机关出示的谢静云提供的万润公司收款凭证，承认上面所盖的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是真实的，但称其没有在该收款凭证上盖过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培龙没能拿到财务专用章，也没叫其盖过收款凭证的借条，对盖有万润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的借款凭证上印章的加盖行为表示不清楚。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社会私人借款，只知道2011年9月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郭仁智借给单位人民币10万元作为单位周转金，是汇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户中。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三家单位只剩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及万润公司银行账户，对外经营是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名义，其他二家单位已无经营。陈培龙有时自己刷卡来支付工资或向厂在职职工借款来应付，陈培龙如在社会上借款应该是无入账。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出纳厂琳生称：陈培龙有借钱给单位发工资，其私下有记数，但实际公司没有与陈培龙履行什么手续，没有写欠条给陈培龙。公司现欠郭仁智人民币10万元，是在2011年9月公司向郭仁智借到10万元的周转金，该款是从银行那里划账进入公司的。知悉陈培龙死亡后，谢静云曾于2014年6月23日就本案讼争事项向原审法院起诉，后于2014年7月31日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1日作出（2014）潮湘法民一初字第3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谢静云撤回起诉。2015年1月27日，谢静云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两被告共同付还原告谢静云借款人民币3404323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以月息1%计至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为412500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借款事实能否认定；二、本案借款是陈培龙的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谢静云主张抽纱服装厂、万润公司分十六次（其中十五次为现金交付、一次为转账）向其借款，对此，谢静云提供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的万润公司格式收款凭据共十四份、加盖万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万润公司格式收款凭据一份及以抽纱服装厂作为借款确认人、加盖抽纱服装厂万润公司公章并由两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培龙签名的《确认承诺书》作为款项交付凭证。抽纱服装厂、万润公司对上述收款凭据及《确认承诺书》上的印章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万润公司与抽纱服装厂确认收到上述2011年9月6日由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汇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人民币10万元并已记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财务账目中，并确认谢静云提供的证明该笔借款的中国银行进账单即为该笔款项记账的原始凭证。该笔款项也与谢静云主张的其余立据借款一样由陈培龙提供万润公司制发的格式收款凭据并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虽然该笔汇款是通过谢静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汇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账户，但该笔汇款已包括在由抽纱服装厂作为借款确认人、同时加盖万润公司印章的《确认承诺书》认欠的谢静云借款总额中，应认定为该债权的转移及债务的承担经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一致确认，结合谢静云提供的2010年至2011年中国银行支票存根共九份（金额共人民币293.50万元）、户名为郭仁智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共四份（金额共人民币52万元）印证其款项支付能力，而抽纱服装厂、万润公司对上述借款凭据中印章加盖行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其对该借款真实性所提异议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上述借款事实可予确认，但因上述各笔借款是以抽纱服装厂名义所借，后经借贷双方确认的借款《确认承诺书》也以抽纱服装厂作为借款确认人，故应认定抽纱服装厂系借款人。谢静云提供的加盖万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一单借款人民币20万元也已包括在上述《确认承诺书》由抽纱服装厂认欠谢静云的借款总额中，万润公司在《确认承诺书》上的印章加盖行为不足以证明万润公司是借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谢静云主张万润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述借款是陈培龙的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对此，应从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认定标准进行衡量。职务行为，是指根据法律等的规定，经选举、委任或聘用而担任一定的职务的人，按照一定权限所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总称。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职务行为，必须符合二个要件，第一、必须是并且正在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二、法定代表人在进行民事行为时，必须是以法人的名义进行。本案中，陈培龙是抽纱服装厂、万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向谢静云借款是以抽纱服装厂的名义进行的，有关的《确认承诺书》是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法人印章，故该行为是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且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交付行为完成合同即生效，所有权就已经发生转移，作为抽纱服装厂法定代表人的陈培龙将款用于何处是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这种行为的后果也不应由债权人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现谢静云请求抽纱服装厂付还借款，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述借款期限，双方在《确定承诺书》中作了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现谢静云请求的抽纱服装厂付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750000元，该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抽纱服装厂在《确认承诺书》中对利息及利息计算方法作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经对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应时间段贷款基准利率，谢静云与抽纱服装厂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不超过法定限度，现谢静云请求抽纱服装厂付还计至2013年9月10日的利息人民币654323元，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月1%另计的利息，该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原告谢静云借款人民币2750000元及计至2013年9月30日的利息人民币654323元，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1%另计；二、驳回原告谢静云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4034元，由被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厂负担。宣判后，原审被告抽纱服装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借款，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依法尚未成立，不受法律保护。（一）上诉人无需如此巨额的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指出，上诉人是因为生产经营需要所以向其借款，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上诉人提交的工商登记和财务报表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自2005年后就不再开展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存在仅限于清理原来的债权债务，而且企业本身也有租金收入，根本不需要如此频繁地拆借如此大量的资金来维持企业。根据原审法院依据职权调取的“陈培龙遗书”：陈培龙有说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上诉人及万润公司等的支出与收入情况，及每年大概需要的资金量，两相对比，也可以看出，上诉人根本无需要借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并且，对借款原因，被上诉人在两次起诉时所描述的并不一致，在提出民事诉讼这样严肃的行为中，被上诉人都无法一致地陈述出借原因。作出如此巨额的借款，出借人竟然无法清楚说明出借原因，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这更进一步印证被上诉人主张给付款项的陈述是虚假的。所以，被上诉人提出的本案有关借款原因是子虚乌有、不能成立的。（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出借行为极端异常，且也未做合理解释。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款凭证：被上诉人宣称的与陈培龙之间的借款行为，频繁程度惊人。平均一个多月就要借一次，一次20万左右。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良好的流动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而被上诉人竟然每一个多月就从公司中提取10至40万不等的现金来借给两家已经倒闭企业。况且被上诉人负责经营的企业在被告经营场所附近，其丈夫郭仁智作为万润公司下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对上诉人的境况非常清楚。如此违背常理，被上诉人却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被上诉人的丈夫郭仁智是万润公司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属于万润公司的高管人员之一，被上诉人夫妇也曾在上诉人处租房办工厂，对上诉人的经营情况是非常了解的。被上诉人夫妇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即使要将资金借给他人，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企业作为债务人，更有甚者，被上诉人夫妇还选择了风险最大方式进行，不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不经过银行转账，不约定利息，两百多万元全部先辗转从银行提出现金后再交给现已自杀的陈培龙。这些行为完全背离一般人的理性，更何况被上诉人夫妇是经营企业多年的企业家。（三）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且无法提供补强证据，也未做合理解释。从收款凭证来看，首先，制单仅说明该单被制作出来，无出纳或经手人签名，根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收到款项的事实；其次，陈字由谁所签无法证明。再次，字号混乱2011年1月20日的凭证编号是7号，而2011年9月2日凭证编号是6号，9月6日的凭证编号是l号，2011年11月15日凭证编号是9号，2012年1月19日和ll月29日的凭证编号都是l号。第四，部分字迹明显是写在印章之上，脱空而盖，明显是在空白凭证上后来写上的，不能排除属于伪造的嫌疑。第五，收款凭证加盖“现金付讫”，自相矛盾。作为收入，不可能是“付讫”。第六，万润公司的收款凭证用的却是服装制品厂的财务印章。对于这些证据瑕疵，被上诉人本人不出庭说明，其代理人仅作出模糊的说明，根本无法作出合理的说明。（四）被上诉人无法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明借款的来源，其提供的银行单据明确是该单位的工资支出，无法证明借款来源。关于借款来源，被上诉人提出银行单据明确注明是工资。被上诉人与其丈夫是经营企业的，从提款的频度来算，这些款项用其自己发放员工工资在时间上吻合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而且，这些单据的时间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时间也是不吻合的，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来源也是虚假的。综上所述，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粤高法（2012）240号）六、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关于证据的认定问题58．“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收条”等，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当事人主张通过现金交付的借贷，应根据交付凭证、借贷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资金来源、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被上诉人关于借款原因不一致、收款凭据的瑕疵、借款来源等问题，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在庭审中，关于交款过程说明也模糊不清，缺乏证据支撑。结合上诉人所提交的反驳证据，应当认为，被上诉人所主张借款事实是不存在的，双方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违背事实的。二、原审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审核认定明显不公，违反了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判决书第4—7页是原审法院对双方的证据审核认定，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原审法院的证据认定存在严重偏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法院应当将心证过程予以公开，并说明理由和结果，这包含了公平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审核认定，但在原审判决书中，我们并未看到法院如法律规定一样的对双方证据的审核认定。原审法院仅简单罗列了被上诉人的部分证据，再指出上诉人某部分的确认，整个中间论证与推理过程皆被省略。在前提根本不周延的情况，就直接认定双方的关系，违反逻辑推理一般原理。对上诉人所提出反驳证据与抗辩事由，完全未予提及，特别是，在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中，上诉人的前法定代表人陈培龙因多年参与地下非法赌球欠下巨额债务自杀一事，予以回避。这反映出原审法院在认定证据的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设若被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是存在的，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全案的根据，我们也能推论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能够合理解释被上诉人证据的瑕疵。众所周知，潮汕地区地下非法赌球泛滥，居民参与度非常高，企业主因其资金实力，是参与者中相当活跃的一个群体。这一点可以由近几年公安破获的案件及网络信息证实。这些非法赌球产生的债务，有许多转化为民问借贷的形式，企图将非法债务合法化。我们观察被上诉人主张的出借行为，能够看到：资金来源不明，资金量巨大，出借行为频繁，间隔时间短，选择风险最大的现金交付，刻意规避我国法律对现金的管理，收款凭证形式不完整，印章脱空而盖，无经手人，制单人不明，选择无任何偿还能力的上诉人作为债务人等等。显然，正常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是不可能出现如此违背常理的情形的。我们结合陈培龙在遗书所写情况，被上诉人与陈培龙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巨额非法债务，双方合谋利用陈培龙的身份，将这些债务变成与上诉人的民间借贷。也就是说，出借行为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收款凭证是被上诉人企图将其与陈培龙之间的非法债务合法化，侵害国有财产。所以，从非法债务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的种种不合理行为就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其说服力显然比原审法院的结论更强。我们认为，原审法院未对全案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核认定，在判决书未公开审核认定的推理与说明，回避关键性问题，恰恰说明，法院显然意识到其判决结论缺乏有效证据支撑，推理无法进行，只能径行下判。因此，该判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三、原审认定事实存在矛盾。原审法院认定“万润公司在《确认承诺书》上的印章加盖行为不足以证明万润公司是借款人。”但是，却在被上诉人借款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以相同的理由确认上诉人为借款人，这样的事实认定，前后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七、“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者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对于以骗取财物、逃废债务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精神。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不能简单以是否有印章予以认定。结合上述所指出的，原审法院回避被上诉人反驳证据所指出的问题，根本不能得出双方已经成立民间借贷合同的结论。四、得得珠绣与得信珠绣是否为同一主体，未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一并判决，程序违法。得得珠绣与得信珠绣是否为同一主体，未有证据证明。即使是同一主体，被上诉人与得得珠绣也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得得珠绣与服装制品二厂的关系与本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得得珠绣也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一并处理其与服装制品二厂的关系，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谢静云答辩称：一、借款事实存在，借款关系成立。1、出借人对借款人的借款原因可以不过问，而被上诉人所称的生产经营所需，也是听上诉人所陈述的，单位对个人借款，个人是比较放心的，借款原因因素对本案无意义的。被上诉人是基于信任和上诉人提出抵押物才放心借款，无非是提供帮助收取点点利息。2、关于借款频繁、没有签订合同等都无法否定借款事实的存在，双方是很要好的朋友，虽然没有合同约定，但是双方有确认书。3、关于收据没有经手人的签名，这些要素都不是收款的必要条件，单据也是上诉人制作的，编号混乱也是上诉人出具的单据，“陈”字是谁书写的证明责任也不在被上诉人，是否先盖章再签字也是上诉人的证明责任，原审上诉人也没有申请鉴定，即使鉴定是也不是被上诉人所为。上诉人所提现金付讫章事实是被上诉人自己盖的，只是说明被上诉人将款项出借后自己注明出借了现金，原审被上诉人有解释。上诉人是三个招牌一套人马，财务人员也相同，所以印章混用也正常。借款过程，被上诉人已经在原审当庭明确解释，不模糊也合理。4、款项的来源不是认定借款事实的主要或必要证据。在取款单据中注明工资也只是个别，并非全部的单据，按照常识，提款时单据所注明的用途，不一定是实际用途，所以上诉人所提出的不一致及时间上的不吻合，不可以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不影响借款事实的认定，上诉人也无提出相应的相反证据。二、一审认定采信证据恰当，符合法律规定。1、一审认定是全面客观的，对于不影响定性的非主要证据不予评析是正常的。至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与赌球有任何关系，上诉人的上诉不是靠证据说话，而是推测、猜测，有悖民诉法的要求。若被上诉人与陈培龙是合谋，应该报案，是涉及刑事的问题。2、我们不清楚上诉人指的是什么问题。3、关于第三点，我们认为是笔误，被上诉人是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借款项多数来自公司。认为事实的认定应该依靠证据，追求法律真实。4、在收款单据上写清“收借到”，说明了已经收到款项，所以借款事实存在。其次上诉人提供房产证给被上诉人，说明上诉人确实已经收到款项。若上诉人根本没有收到款项，但却把房产证给被上诉人这才是不合情理。即使上诉人将款项用于个人，那么也是上诉人内部的事情，出借人的权益仍然应该保护。原审被告万润公司述称：没有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二次起诉均称“两被告因资金困难，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多次向原告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06年度至2014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体现，该厂在上述年度应付账款为342287.28元（上诉人称该项目为应付工资及福利费）、应付福利费为50313.75元、其它应付款为180余万元（上诉人称该项目为应付还职工集资款）；而万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06年度至2014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则体现，该公司在上述年度短期借款为30000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确认被上诉人持有的2011年9月6日收款凭证中的转账汇款人应为“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分析，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二）原审判决上诉人付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75万元及利息是否正确。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自2010年10月30日至2013年4月8日分十六次共向其借款人民币275万元，被上诉人对此提供了2010年至2011年中国银行支票存根共九份（金额共人民币293.50万元）、户名为郭仁智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共四份（金额共人民币52万元），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有经济能力出借上述款项；被上诉人另提供的加盖抽纱服装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凭据十四份、加盖万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凭据一份及以抽纱服装厂作为借款确认人、加盖抽纱服装厂及万润公司公章并由两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培龙签名的《确认承诺书》，拟证明被上诉人已将款项255万元、20万元分别交付给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万润公司并得到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万润公司盖章确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万润公司对上述证据上所盖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中立于2011年9月6日的收款凭据没有异议并确认该借款人民币10万元已记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财务账目中，作为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的共同开支；上诉人及万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保管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上述公章、财务专用章被其锁在办公室抽屉里，锁匙只由其保管，其他人没有锁匙可以拿到印章；上诉人及万润公司会计另称：对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培龙向社会私人借款一事，只知道2011年9月潮州市得信珠绣时装有限公司郭仁智借给单位人民币10万元作为单位周转金，是汇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户中，万润公司、抽纱服装厂及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三家单位只剩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及万润公司银行账户，对外经营是以潮州市抽纱服装制品二厂名义，其他二家单位已无经营；陈培龙有时自己刷卡来支付工资或向厂在职职工借款来应付，陈培龙如在社会上借款应该是无入账。从以上各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可见，上诉人及万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培龙确曾以单位名义向谢静云借款275万元；借款后的《确认承诺书》上虽加盖抽纱服装厂及万润公司的公章，但从内容看，三方确认上述款项实际系抽纱服装厂所借、应由抽纱服装厂承担清偿借款本息的责任，被上诉人及万润公司对原审法院上述认定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及万润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专项审计报告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及万润公司对所借款项没有登记入账，并不能否定其收到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关于原审判决上诉人付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75万元及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抽纱服装厂确认向被上诉人谢静云借款275万元，双方约定利息按月1%计算，全部本息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上述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不超过法定限度，应予保护，上诉人没有依约还款，已构成违约。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判令上诉人付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人民币275万元及自借款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月1%另计的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可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应予驳回。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人民币34034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芳审 判 员 李  照  雄代理审判员 陈  俊  强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冯泽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