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文中民三终字第3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育刚，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仕祥，云南省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加文，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侬立勇，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有祥，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金萍，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保贵，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依燃，云南省马关县人，公民身份号码×××，家住马关县。
法定代理人邓保贵，系王依然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依纯，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理人邓保贵，系王依纯母亲。
原审被告邓保华，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原审被告贺茂红，云南省马关县人，家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原审被告袁崇坤，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因与被上诉人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燃、王依纯，原审被告邓保华、贺茂红、袁崇坤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马关县人民法院（2015）马民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5年12月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及其委托代理人侬立勇，被上诉人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原审被告邓保华、贺茂红、袁崇坤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过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是：原告王有祥、卢金萍系死者王恒父母，邓保贵系王恒妻子，王依然、王依纯系王恒、邓保贵之子。2014年6月3日，王恒与被告袁崇坤在袁崇坤家吃饭后（饭间两人饮用少许白酒），相邀被告邓保华、贺茂红、韦仕祥、陈加文、冯育刚等人去达号水库边电鱼。电鱼用的电鱼机系被告贺茂红所有，事发时贺茂红背着电鱼机，王恒拿着捞网。在电鱼过程中王恒被电击倒，六被告将王恒送至马关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王恒死亡。马关县公安局作出尸体检验报告证实，死者王恒符合电击死亡。另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邓保华支付原告家属现金5000元及购买相关丧葬物品720元，被告贺茂红支付1000元，被告袁崇坤支付2000元，被告陈加文、冯育刚、韦仕祥各支付了500元。现五原告以六被告存在过错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六被告连带赔偿因王恒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90586元的70%，即203410.20元。并由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六被告应否承担责任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王恒与被告邓保华、贺茂红、韦仕祥、陈加文、袁崇坤、冯育刚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使用私自组装的电鱼机进行电鱼的危险性以及到水库电鱼的违法性。王恒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电鱼的危险性和违法性，但其在酒后仍然进行电鱼活动，对其死亡的后果，应负主要责任。被告贺茂红系电鱼机的所有者、改装者和使用者，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被告邓保华、韦仕祥、陈加文、袁崇坤、冯育刚与王恒系朋友关系，虽然未直接使用电鱼工具，在知道电鱼行为存在危险及违法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电鱼行为而未进行劝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考虑事情发生的过程、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与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本院确定由王恒自行承担60%的责任，被告贺茂红承担15%的责任，被告邓保华、韦仕祥、陈加文、袁崇坤、冯育刚各承担5%的责任。二、关于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是否合理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确认因王恒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计算如下：1．丧葬费24498元；2．死亡赔偿金2651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王恒父亲王有祥现年60岁，被扶养费人生活费为94880元（4744元／年×20年）；长子王依然现年13岁，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6604元（4744元／年×7年÷2）；长女王依纯现年5岁，被抚养人生活费为30836元（4744元／年×13年÷2）。3．精神抚慰金，因六被告对于王恒的死亡不存在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办丧事误工费，因此项费用已包含在丧葬费中，本院不重复支持。以上费用合计289638元。
综上所述，原告自行承担60%的责任，即人民币173782.80元（286938元×60%）。被告贺茂红承担15%，即人民币43445.70元（286938元×15%），扣除其支付的1000元，仍应支付42445.70元。被告邓保华承担5%，即人民币14481.90元（286938元×5%），扣除其支付的5720元，仍应支付8761.90元。被告袁崇坤承担5%，即人民币14481.90元（286938元×5%），扣减其支付的2000元，仍应支付12481.90元。被告陈加文承担5%，即人民币14481.90元（286938元×5%），扣减其支付的500元，仍应支付13981.90元。被告韦仕祥承担5%，即人民币14481.90元（286938元×5%），扣减其支付的500元，仍应支付13981.90元。被告冯育刚承担5%（286938元×5%），即人民币14481.90元，扣减其支付的500元，仍应支付13981.9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贺茂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人民币42445.70元。二、由被告邓保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人民币8761.90元。三、由被告袁崇坤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人民币12481.90元。四、由被告陈加文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人民币13981.90元。五、由被告韦仕祥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人民币13981.90元。六、被告冯育刚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人民币13981.90元。七、驳回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50元，原告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然、王依纯承担2600元，被告贺茂红承担650元，被告邓保华、袁崇坤、陈加文、韦仕祥、冯育刚各承担22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马关县人民法院（2015）马民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第四、五、六项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维持第七项“驳回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燃、王依纯其余诉讼请求”的判决。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且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依法应当撤销。一、三上诉人未参与电鱼，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没有考虑上诉人的辩解和当晚的各方面综合因素，仅根据有利害关系的三个被告的笔录，就武断认定三上诉人参与电鱼，并据此判决三上诉人承担责任，这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依法应予撤销。事发当天的事实是：1、没有人邀约上诉人去电鱼，上诉人也没有去电鱼。三上诉人在工厂内值班，没有任何人邀约他们去电鱼，他们是听他人讲死者王恒正在附近的达号水库电鱼，三人就在上班暂时休息的空隙一同去看热闹。因为三上诉人仅是后来去看热闹的，所以他们没有携带任何电鱼的工具，就连最基本的手电筒都没有。到水库边看了两分钟，三人就忙着回去继续上班，刚回到大路上，就听见有人叫电着人了，三上诉人就返回去帮忙救助。2、事发当晚上诉人在上班，不可能丢下工作去电鱼。事发2014年6月3日当晚，三上诉人在达号水库旁边的马关县马白镇福丰选厂上班，不可能丢下工作与他人去电鱼，而只是上班空隙去看热闹，看热闹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三上诉人参与抢救是出于朋友情谊。因为上诉人与死者王恒是朋友，因此，听见有人叫喊电着王恒了，就迅速返回参与救助，后王恒不幸死亡，出于朋友关系，三上诉人每人送了500元钱是人之常情，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总之，三上诉人是在事后去看热闹中遇上王恒被电着，三人积极参与救助，事后接济死者家属，这是值得提倡的。没有人邀约上诉人去电鱼，上诉人更没有参与电鱼，因此，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计算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判决书第十页第二段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诉求适用法律不当、计算认定错误：1、丧葬费24498元，没有将原告方认可已经收到的9500元相应扣减；2、死亡赔偿金265140元。原告诉状中计算的是122820元，一审判决的计算认定金额远超过原告的诉求，明显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而且，无论按农村标准还是按城镇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都不可能是265140元，一审判决计算认定明显错误。3、被抚养人生活费（死者王恒的父亲王有祥）：94880元（4744元／年×20年）。一审判决没有查明王有祥有几个子女，就盲目计算出94880元，明显错误。由于以上的法律适用不当、计算错误，导致得出的总数289638元也是错误的，根据这个错误的总数判决各方承担的具体数额也相应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无论在主体、事实的认定上，还是法律的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并改判。
被上诉人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燃、王依纯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不存在，上诉请求不成立。首先，上诉人都相邀参与了电鱼，由于上诉人的重大过错行为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加之死者是被上诉人王有祥的的独子，给被上诉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这种痛苦是用金钱无法弥补的。上诉人的过错行为与被上诉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上诉人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叙述事发当天的事实的内容全部都是虚构的，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计算正确，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客观存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赔偿项目计算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无误，程序合法。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邓保华陈述意见，由于王恒已经死亡，对于当晚到底是谁提出去电鱼的，恐怕很难查出，袁崇坤提到王恒到厂前曾经打过还是接到电话，通话结束后还对袁崇坤说约好了人要去电鱼，电话是和谁通话的，肯定有人心知肚明。王恒一定要联系好厂内的人才会来的。另外，三位上诉人与死亡人的关系不一般，法院可以调查，其中陈加文还是死者生前的亲家，死者生前刚从福丰选厂辞职，与三位上诉人共事过，辞职后仍经常和上诉人聚会，关系非常好。事发当晚王恒到厂后，还给摩托车加过油，加油过程中和谁在一起，说了什么。王恒的死我们都很难过，但是如果当时电话联系不到厂里的人，又或者我们都不去，王恒会一个人去吗？还会出意外吗？另外三位上诉人都说是在上班，事实是韦仕祥当时没上班，陈加文开铲车进原矿，铲满一斗矿最少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冯育刚是厂内的保安。三人都有参与的时间，当晚带去的电筒有两个是保安室的，其中有一个当晚就丢失到现场，可以肯定我们是一起去的，是相互邀约的。在装电鱼机时我、贺茂红、袁崇坤、王恒、陈加文、韦仕祥、冯育刚七人都在现场了，电鱼是我们七人一起去的。电了大约5、6分钟后因为没有鱼，不知是谁提出来这里没有鱼，我们出去到老公路的另外一面水深一点的地方试一下。但是贺茂红、王恒、陈加文三人继续沿河沟往达号小区方向去，我、袁崇坤、韦仕祥、冯育刚四人退回到老公路上，刚到路上两分钟左右，就听到陈加文喊“快点转来”，喊了两次，我们四人赶紧向贺茂红、陈加文、王恒跑去，就看到王恒出事了。三位上诉人的上诉状中说到水库边看了两分钟，三人就忙着回去继续上班不是事实，说事后去看热闹更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王恒的亲家陈加文还和贺茂红、王恒在一起，也是陈加文喊我们过去的。上诉人说不在现场是想撇清关系。关于电鱼致王恒死亡这次事情，我、贺茂红、袁崇坤、陈加文、韦仕祥、冯育刚六人都在场，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此外，死者母亲的赡养费未计算，请法院给予支持。综上，请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被告贺茂红陈述意见，本人不服一审判决，但因为没有资金交纳上诉费，只是本人没有上诉，但其余一审部分被告已经提起上诉，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特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请求改判的理由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一审认定死者王恒对其死亡的后果应负主要责任，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及惯例，其应承担60%至90%，死者王恒是此次电鱼的组织者和邀约者，一审判决选定其应承担责任的最低值60%，而判决被告应承担次要责任的最高值40%，显失公平公正。上诉人上诉称，上诉人未参与电鱼，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纯属想推脱责任。上诉人称，三上诉人利用上班暂时休息的空隙一同去看热闹，到水库边看了两分钟，三上诉人就忙着回去上班，刚刚回到大路上，就听见有人叫电着人了，不是事实。事实是我们先电鱼的地方没鱼，上诉人先上来大路另一方看是否有鱼，而准备到大路的另一方电鱼，这一事实是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和认可的事实。一、本案一审被告不能成为适格的赔偿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必须具有四个构成要件，（1）行为人实施了加害行为；（2）行为人给权利人造成了损害后果；（3）行为人主观上是存在过错；（4）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一审被告对王恒的伤亡不存在侵权关系或损害关系，在对王恒的抢救过程中，无任何过错，一审被告对原告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的规定，由一审被告给予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不适用侵权的民事责任法律法规。也就是说，本案一审被告所承担的仅仅是补偿责任，并非赔偿责任。二、本案死者对自己的伤亡应承担直接责任。本案去电鱼是死者提议并邀约的，虽有多人参与电鱼，但没有任何严格的纪律制度和工作纪律，安全问题一直是各自注意、各自承担、死者参与电鱼已是多次，对电鱼机的功能、使用应非常清楚，死者酒后邀他人电鱼，在电鱼过程中，自己负责持电网下水电鱼，自己没有尽到注意安全的义务，致使残余电流触到自己，造成自己死亡，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其他参与电鱼者最多可以从受益人身份考虑，给予适当经济补偿，而并非应当给予赔偿。一审法院判决给予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各被告补偿责任相当。本案死者是各被告的亲戚或朋友，在电鱼过程中，大家一起娱乐，有的拿渔网、有的背电机、有的指挥观望、有的提鱼桶准备装鱼，所有参与人地位相当，如果电得鱼，不分你我，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从共同利益考虑，在给予死者家属经济补偿时，应一视同仁，平均考虑，不能说电鱼机是谁的，电机是谁背的，就应当多承担补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由我承担15%的责任，其他参与人只承担5%的责任，显失公平公正。四、本案被告给予经济补偿应仅限直接经济损失。“赔偿”与“补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目前，承担补偿责任，到底要补偿多少现有法律没有明确的计算标准，但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就补偿而言，应当是根据实际损失和当事人的给付能力确定，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偿数额，或是根据实际损失确定所分担的责任补偿”。本案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子女抚养费、赡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均不是直接损失，是侵权赔偿范围的内容，不属于补偿范围，只有丧葬费一项在补偿范围，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判决的数额不合格。一审被告对原告根本没有赔偿义务，只存在一定的补偿责任，一审法院按人身损害标准赔偿判决无依据。王恒死后，考虑死者与被告是亲戚或朋友，双方关系一直很好，各被告已支付原告共9500元补偿费，如果原告认为补偿过低，也只能另行协商补偿问题，而不是赔偿问题。即使本案存在赔偿问题，（2015）马民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赔偿被抚养人王依燃7年的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王依燃已经13周岁，依法只应赔偿5年的生活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原审被告袁崇坤陈述意见，上诉人说没有参与电鱼不是事实，只是想推卸责任，上诉人参与的时间至少有半个小时以上，上诉人所说的2分钟不是事实。我们是一起商量后换地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电鱼的。邓保华、冯育刚、韦仕祥和我先往那个方向走的，走了几十米后，就听见陈加文喊了几声出事了，我们就往回赶，赶回去发现王恒就出事了，喊了几声已经不清醒了，当时陈加文和贺茂红在王恒身边。去电鱼之前我有劝告过王恒叫他不要去，但是他没有听，就骑摩托车带着我一起去电鱼了。
经询问，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相邀被告邓保华、贺茂红、韦仕祥、陈加文、冯育刚等人去达号水库边电鱼。”错误，事实是王恒、邓保华、贺茂红、袁崇坤四人一起去的，没有邀约冯育刚、陈加文、韦仕祥。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王有祥、卢金萍、邓保贵、王依燃、王依纯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
原审被告邓保华、贺茂红、袁崇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三上诉人在二审阶段提交《证明》二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6月份工资表》二页，用以证明本案事发的当天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在上班，并没有参与电鱼。
经质证，五被上诉人对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考勤是虚假的，考勤打着也可以出去的。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三人当时是参与电鱼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观点。
原审被告邓保华、贺茂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工资是按月发的，不能反映出勤的情况，工资表上同样有我们的名字，但是当时我们是没有上班的。
原审被告袁崇坤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异议，提出上诉人说的上不上班我不知道，但是电鱼的时候我们7个人都是在场的。
本院认为，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且证据证明的仅是三上诉人的工资收入，不能证明事发当日三人不在现场，依法不予采信。
五被上诉人、三原审被告在二审阶段未提交新证据。
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被上诉人王有祥、卢金萍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早已病故，死者王恒是其唯一的儿子。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是否应当对王恒的死亡承担责任？2、一审判决对因王恒死亡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计算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是否应当对王恒的死亡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邓保华、韦仕祥、贺茂红、袁崇坤于事发后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认定事发时在场的人有王恒、邓保华、贺茂红、袁崇坤、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七人。其中韦仕祥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在出厂区的路上我遇到陈加文、冯育刚、邓保贵，陈加文问我去不去麻鱼，我就表示出不大想去的意思，后面陈加文就说去玩一下，然后我骑着我的摩托车载着陈加文、冯育刚去到达号水库……”以上陈述，结合事发时三上诉人均在现场的客观情况，能够认定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是事发当天电鱼的参与者。三上诉人提出其未参与电鱼，仅是在后来去看热闹的主张。该主张与上诉人韦仕祥在公安机关自己做出的陈述相矛盾，且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三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电鱼行为的危险性。但三上诉人仍参与电鱼而未对死者王恒进行劝阻，对王恒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对王恒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结合本案客观实际，确定由死者王恒自行承担60%的责任，由贺茂红承担15%的责任，由邓保华、袁崇坤、韦仕祥、陈加文、冯育刚各承担5%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一审判决对因王恒死亡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后，邓保华支付死者家属现金5000元及购买相关丧葬物品720元，贺茂红支付1000元，袁崇坤支付2000元，陈加文、冯育刚、韦仕祥各支付500元。一审判决已将以上先行支付的费用在各个赔偿义务人应当支付的费用当中予以扣除。故三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计算丧葬费24498元未将被上诉人方认可已经收到的9500元予以扣减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一审判决将被抚养人王有祥的生活费94880元、王依燃的生活费16604、王依纯的生活费30836，共计142320元计入死亡赔偿金，计算出死者王恒的死亡赔偿金为265140元（122820元＋14232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三上诉人提出死亡赔偿金计算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三，经查明，被上诉人王有祥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早已病故，只剩有王恒一个儿子。故一审判决计算王有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4880元（4744元／年×20年）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三上诉人提出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因王恒的死亡遭受的经济损失共计289638元。三上诉人各自应承担14481.90元（289638元×5%），扣减三人各支付的500元，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各自仍应支付13981.90元给五被上诉人。原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9元，由上诉人冯育刚、韦仕祥、陈加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唐 丽
审 判 员 韦祖庆
代理审判员 张 祺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正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