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8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丽霞，女，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立明，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嘉荣，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浩，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惠明，女，196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勇，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丽霞、曹立明因与被上诉人何惠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9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丽霞、曹立明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为吴丽霞、曹立明共同向何惠明清偿借款本金542000元；2.何惠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吴丽霞、曹立明先后于2014年6月5日、2014年7月5日、2014年8月7日、2014年10月5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21日六次向何惠明转账支付180000元为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双方签订的借条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何惠明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却未提供录音之类的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180000元是借款利息显然不合常理。借条是吴丽霞、曹立明按照何惠明的要求于2015年5月7日后补的。目的是追认吴丽霞、曹立明曾于2014年5月7日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与2014年6月5日至2014年12月21日之间转账的180000元还款毫无关系。有银行流水的还款足以证明还款事实，补签借条时无法立即计算还款金额，完全符合常理。确认借款100万元后，还确认了借款期限的期间，符合交易习惯。三、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前后矛盾。原审法院不支持何惠明主张的借款利息，却认定180000元属于吴丽霞、曹立明自愿向何惠明支付的利息。
被上诉人何惠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吴丽霞、曹立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双方都是生意人，发生借款不可能不约定利息，也不可能从他人处借款再转借给吴丽霞、曹立明。本案中有支付利息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约定利息的情况。何惠明原本也要提出上诉，原审法院认定存在约定利息的情况，吴丽霞、曹立明确认100万元的借款金额，那么将278000元当作本金扣减是不合理的。
被上诉人何惠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吴丽霞、曹立明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69万元（利息从2015年9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付）。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丽霞、曹立明是夫妻关系，2015年5月7日，吴丽霞、曹立明共同向何惠明出具一份《借条》，《借条》内容为“付款方：何惠明：今有曹立明（372524197109090210）吴丽霞（372524197409150043）向何惠明借款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借款期限为：4个月，从2014年5月7日到2014年9月7日。借款人：曹立明、吴丽霞日期：2015年5月7日”。由于何惠明认为吴丽霞、曹立明至今仍未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故成讼。诉讼期间，何惠明表示，涉讼借款100万元实际是吴丽霞、曹立明于2014年5月7日向何惠明所借（其中97万元是何惠明通过银行账户向吴丽霞转账支付，余下3万元则是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吴丽霞），双方当事人在借款时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也没有约定具体的借款期限，但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吴丽霞、曹立明在借款后也曾按月利息3万元的标准向何惠明支付过部分借款利息）；后因吴丽霞、曹立明未能向何惠明清偿上述借款，在何惠明的催促下吴丽霞、曹立明才于2015年5月7日就上述借款补充出具了涉讼《借条》，该《借条》明确了涉讼借款的金额为100万元以及借款期限为4个月，双方当事人另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仍按月息3%计算。对此，吴丽霞、曹立明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表示，吴丽霞、曹立明（夫妻关系）与何惠明是多年的朋友，2014年5月7日，吴丽霞、曹立明向何惠明借款100万元，双方并没有为此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仅有商定何惠明若有需要可随时向吴丽霞、曹立明主张还款，因何惠明没有明确其出借情况，吴丽霞、曹立明当时就要求何惠明在2014年5月7日至同年9月7日期间出借款项，后何惠明在2014年5月7日至同年9月7日期间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吴丽霞、曹立明转账支付了100万元；及至2015年，在他人提醒下吴丽霞、曹立明才于2015年5月7日补充向何惠明出具了涉讼《借条》以明确双方间上述借款的事实，故根本不存在所谓借款利息为月息3%的口头约定；借款后，吴丽霞、曹立明曾陆续分期向何惠明还款共60万元（现有证据就可证实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吴丽霞、曹立明已向何惠明还款458000元，只是其余还款情况尚找不到证据而已）；由于借贷双方并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故吴丽霞、曹立明上述向何惠明归还的款项应属于归还借款本金。另，吴丽霞、曹立明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曾先后反言表示，其只确认在2014年5月7日收到何惠明转账支付的97万元而并没有收到何惠明另行向其支付的3万元（即吴丽霞、曹立明仅共向何惠明借款97万元），以及何惠明与吴丽霞、曹立明间存在投资入股关系，何惠明于2014年5月7日向吴丽霞、曹立明转账的97万元属于投资入股款，因投资失利，吴丽霞、曹立明才以出具涉讼《借条》的方式向何惠明补偿100万元；对此，何惠明予以否认，吴丽霞、曹立明在举证期限内也未能举证证实其上述主张。庭审中，吴丽霞、曹立明明确承认其至今仅向何惠明还款458000元，尚欠何惠明542000元未还。为证实该主张，吴丽霞、曹立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通过银行账户向何惠明转账支付款项的转账凭证、银行账号明细及对账单等资料。据吴丽霞、曹立明的上述证据显示，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先后25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出账户为吴丽霞、曹立明及其女儿曹天琦的银行账户）向何惠明支付款项共计458000元，其中在2014年6月5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4年7月5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4年8月7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4年10月5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4年11月12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4年12月21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5年5月28日向何惠明转账50000元、在2015年6月25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5年6月26日向何惠明转账10000元、在2015年7月17日向何惠明转账10000元、在2015年7月30日向何惠明转账20000元、在2015年7月31日向何惠明转账20000元、在2015年8月25日向何惠明转账10000元、在2015年9月9日向何惠明转账10000元、在2015年9月22日向何惠明转账20000元、在2015年10月15日向何惠明转账5000元、在2015年10月31日向何惠明转账10000元、在2015年11月6日向何惠明转账20000元、在2015年12月2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元、在2015年12月9日向何惠明转账5000元、在2015年12月25日向何惠明转账5000元、在2016年1月8日向何惠明转账5000元、在2016年1月21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在2016年3月22日向何惠明转账10000元、在2016年4月22日向何惠明转账5000元。何惠明对吴丽霞、曹立明的上述转账凭证、银行账号明细及对账单等资料均无异议，并确认何惠明在2014年5月7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确实已收取吴丽霞、曹立明支付的上述款项共458000元，但何惠明同时坚称，吴丽霞、曹立明于2014年5月7日向何惠明借款100万元时双方已有借款利息为月息3%的口头约定，吴丽霞、曹立明当时承诺在每月7日就会向何惠明支付借款利息，吴丽霞、曹立明在借款初期也依约向何惠明支付过部分月份每月3万元的借款利息（即吴丽霞、曹立明证据中显示的其先后于2014年6月5日、同年7月5日、同年8月7日、同年10月5日、同年11月12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等情况），只是后期才存在拖欠借款利息的情况，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向何惠明转账支付的共458000元款项应属于吴丽霞、曹立明对2014年5月7日至2015年8月份期间共计16个月期间借款利息的支付（其中前15个月支付的借款利息为3万元/月，第16个月支付的借款利息为8000元）而非归还借款本金，由此，吴丽霞、曹立明仍应向何惠明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从2015年9月5日起按月利率3%的标准向何惠明支付借款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何惠明与吴丽霞、曹立明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依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确立的，吴丽霞、曹立明更于2015年5月7日向何惠明出具涉讼《借条》以明确其向何惠明借款100万元以及借款期限为2014年5月7日到2014年9月7日等具体借贷情况，而吴丽霞、曹立明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也确认上述借款事实的存在，且吴丽霞、曹立明更主张其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先后25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何惠明支付的共458000元款项是其向何惠明归还之部分借款本金，可见，现有证据已足以认定何惠明与吴丽霞、曹立明间的上述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虽然吴丽霞、曹立明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先后反言表示，其仅共向何惠明借款97万元以及吴丽霞、曹立明出具涉讼《借条》只是对何惠明先期投资入股失利的补偿，但由于何惠明对此予以否认，而吴丽霞、曹立明在举证期限内也未能举证证实其上述主张，故原审法院对吴丽霞、曹立明的上述反言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就涉讼借款是否有约定借款利息以及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向何惠明支付的共458000元之款项性质等问题。虽然何惠明坚称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5月7日向何惠明借款100万元时借贷双方已有借款利息为月息3%的口头约定，并以吴丽霞、曹立明于2014年6月5日、同年7月5日、同年8月7日、同年10月5日、同年11月12日向何惠明转账30000元等情形属于吴丽霞、曹立明依约向何惠明支付每月3万元借款利息为由，主张借贷双方当事人对涉讼借款有约定借款利息以及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向何惠明转账支付的共458000元款项应属于吴丽霞、曹立明对2014年5月7日至2015年8月份期间共计16个月借款利息的支付而非归还借款本金；但由于吴丽霞、曹立明对此予以否认，而事实上，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向何惠明转账支付的25笔款项中也仅有2014年6月5日、7月5日、8月7日、10月5日、11月12日、12月21日、2015年6月25日、2016年1月21日等8笔款项之金额符合何惠明所述的“每月借款利息3万元”这一特征，且何惠明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借贷双方对借款利息的具体约定情况；结合涉讼《借条》本就是在涉讼100万元款项之借款期限届满后逾半年的2015年5月7日才补充出具，该《借条》在明确原有借款金额（100万元）及借款期限（从2014年5月7日到2014年9月7日）等的基础上，也并没有对借款利息情况进行确认，而何惠明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吴丽霞、曹立明对于其2015年5月7日向何惠明补充出具涉讼《借条》时并没有针对己方已实际就涉讼借款向何惠明支付180000元（即吴丽霞、曹立明先后于2014年6月5日、同年7月5日、同年8月7日、同年10月5日、同年11月12日、同年12月21日六次向何惠明转账支付的共计180000元）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这一不合交易习惯之情形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综合案件全部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对借贷经过的陈述意见，可以认定涉讼《借条》应属于借贷双方在2015年5月7日对涉讼借款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所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除了吴丽霞、曹立明在出具涉讼《借条》前已自愿向何惠明支付的借款利息180000元外，何惠明与吴丽霞、曹立明并没有就涉讼借款的借款利息以及逾期利息作出明确约定，由此，吴丽霞、曹立明在2015年5月7日出具涉讼《借条》后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向何惠明转账支付的共278000元款项也应属于吴丽霞、曹立明就涉讼借款向何惠明清偿的借款本金。鉴于在扣除上述278000元后，吴丽霞、曹立明就涉讼借款至今仍尚欠何惠明借款本金722000元未清偿，而吴丽霞、曹立明的上述行为确已侵害了作为债权人的何惠明之合法权益，故何惠明现要求吴丽霞、曹立明共同偿还借款本金722000元并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之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唯基于前述理由，何惠明与吴丽霞、曹立明并没有就涉讼借款的借款利息以及逾期利息作出明确约定，因此，何惠明要求吴丽霞、曹立明计付的逾期付款利息依法应从2015年5月7日（即借贷双方在对涉讼借款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并重新出具涉讼《借条》这一债权凭证之日）起，根据吴丽霞、曹立明的实际逾期付款情况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宜。至于何惠明以借贷双方对涉讼借款有约定借款利息以及吴丽霞、曹立明在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向何惠明转账支付的共458000元款项属于吴丽霞、曹立明对2014年5月7日至2015年8月份共计16个月期间部分借款利息的支付而非归还借款本金等为由，要求吴丽霞、曹立明清偿超过722000元部分的借款本金及按月利率3%的标准向何惠明支付借款利息等诉讼请求，均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年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吴丽霞、曹立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何惠明清偿借款本金722000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其中，从2015年5月7日起按本金1000000元计算、从2015年5月28日起按本金950000元计算、从2015年6月25日起按本金920000元计算、从2015年6月26日起按本金910000元计算、从2015年7月17日起按本金900000元计算、从2015年7月30日起按本金880000元计算、从2015年7月31日起按本金860000元计算、从2015年8月25日起按本金850000元计算、从2015年9月9日起按本金840000元计算、从2015年9月22日起按本金820000元计算、从2015年10月15日起按本金815000元计算、从2015年10月31日起按本金805000元计算、从2015年11月6日起按本金785000元计算、从2015年12月2日起按本金782000元计算、从2015年12月9日起按本金777000元计算、从2015年12月25日起按本金772000元计算、从2016年1月8日起按本金767000元计算、从2016年1月21日起按本金737000元计算、从2016年3月22日起按本金727000元计算、从2016年4月22日起按本金722000元计算）；二、驳回何惠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010元，由吴丽霞、曹立明共同负担9969元，何惠明负担10041元，并由吴丽霞、曹立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原审法院缴纳9969元。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尽管何惠明仍主张双方存在利息约定，但是由于其并未提出上诉，故对于该意见本院不予处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案涉180000元是否属于偿还借款本金。
针对该争议焦点，吴丽霞、曹立明主张双方针对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且案涉借条属于对之前借款行为的追认，故尽管180000元转账发生于签订借条之前，但是仍然属于偿还借款本金，何惠明对此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条属于双方当事人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该借条表明了曹立明、吴丽霞在2015年5月7日认可尚欠何惠明100万元借款的事实，故吴丽霞、曹立明二人以转账在先的款项主张系针对确认在后的借款的还款，缺乏逻辑依据。其次，吴丽霞、曹立明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人，理应知晓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如果该180000元确实系针对案涉借款的还款，却在双方补签借条时不予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最后，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为无息借款针对的是双方于2015年5月7日结算后出具借条项下的借款，原审法院将吴丽霞、曹立明在该借条出具之前向何惠明支付180000元视为之前借款的利息与上述认定并不矛盾，该180000元属于自然债务，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案涉180000元不属于清偿借款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亦认同。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丽霞、曹立明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吴丽霞、曹立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琦铭
审判员 王泳涌
审判员 汪 婷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徐施阮
杨琳
辛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