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二中法民再终字第00013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元珍，女，193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第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郎平，组长。
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林木种子站。
法定代表人崔炳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洪卫，重庆法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元珍与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甘宁三组）、重庆市万州区林木种子站（以下简称林木种子站）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22日作出（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043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胡元珍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4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1040号裁定，驳回胡元珍的再审申请。胡元珍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渝检民抗（2014）29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3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再指字第000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邹绍云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赵自辉、何玉华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案件的审理，于2014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杨友学、潘霞出席法庭。申诉人胡元珍，原审被告林木种子站的委托代理人王洪卫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甘宁三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胡元珍是甘宁三组的村民。胡元珍一家有两口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胡元珍家、于1998年7月1日承包了甘宁三组发包的土地2.25亩，承包期限均为30年。2001年12月26日，甲方甘宁三组、甘宁四组与乙方林木种子站签订《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甲方经全体村民一致同意将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三组、四组上房榜河坝已发包给村民的耕地180亩（甘宁三组62亩、甘宁四组118亩）转包给乙方，用于从事林业苗圃建设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的建设项目。转包期限20年，从2002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转包租金每年按田每亩450公斤稻谷、地每亩250公斤稻谷计算，乙方在每年12月30日前按当时稻谷的市场价向甲方付清第二年转包租金，并由甲方再分发给土地转包户手中。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了字，并加盖了印章，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万州区甘宁村民委员会作为监证方在合同上签章。合同签订后，甲方将转包的土地交给乙方经营苗圃，乙方按照约定将土地转包租金按时支付给了甲方（包括2011年12月支付的2012年度的租金）。
甘宁三组、甘宁四组收到土地转包租金后，按照承包户承包土地面积计算租金，分别发给承包户。胡元珍已领取了各自从2002年度到2009年度的土地租金。2009年9月30日，胡元珍进行了农转非，户口转到重庆市万州区甘宁天宫居委会，并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2010年1月，甘宁三组将包括胡元珍在内的35人每人0.79亩承包土地予以收回，并发包给了新增人口25人（包括新生儿、结婚户口转进人口、回迁户口人员），余下10份土地承包经营权由甘宁三组集体进行了部分发包，收益归集体所有。
另查明，胡元珍原是甘宁四组的村民，在2005年建制调整时合并到甘宁三组。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甘宁三组收回后，胡元珍认为甘宁三组单方收回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不合法，先后找到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委会、万州区甘宁镇人民政府等单位陈述其诉求。万州区甘宁镇人民政府对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进行调解处理未果。
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胡元珍申请对甘宁三组提交的“2009年6月22日甘宁3组社保人员退土地之事”的记录本上，“胡元珍”签名处的指纹进行司法鉴定。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受托予以鉴定，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6月22日，甘宁3组社保人员关于退还土地之事的讨论记录中“胡元珍”签名处所留指印不具备与样本指印作比对检验的条件，故不能认定系胡元珍本人所留。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焦点在于：
一、胡元珍是否自动退还承包土地；
二、胡元珍购买征地社保后是否因获得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
第一，关于胡元珍是否自动退还承包土地的问题。甘宁三组举示了落款时间为2009年6月22日的甘宁3组社保人员退土地之事的书面记录，称胡元珍签名并捺印同意退还林业占用之地，该书面记录上并无何启碧签字。庭审中，经询问甘宁三组方证人曾忠贵（原甘宁三组组长），曾忠贵证实记录本上胡元珍的签名系曾忠贵所写，另对签名上所按指印进行司法鉴定后亦不能证实是胡元珍本人所按指印。胡元珍对签名同意退还土地一事予以否认。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胡元珍系自动退还承包土地。甘宁三组辩称该组调整承包土地是经胡元珍同意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胡元珍购买征地社保后是否因获得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的问题。认定此问题应当从以下情形予以判定：1、已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2、与用人单位订立固定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已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关系的；3、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从业人员，已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关系的。就本案而言，胡元珍并不属于上述情形，因此不能认定其获得了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从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综上，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胡元珍原是甘宁四组后体制调整变更为甘宁三组的村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承包的土地是耕地，其承包期限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均为30年，其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在承包期内胡元珍的户口虽然转为城镇，但不是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而是落户在甘宁镇天宫居委会。甘宁三组对承包土地进行所谓调整，事实上是单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承包土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一）款“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二十四条“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和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胡元珍要求确认甘宁三组单方解除承包合同，收回承包土地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胡元珍是土地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有获得流转收益的权利，胡元珍要求甘宁三组给付2010年度到2012年度土地流转租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甘宁四组与林木种子站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是经全体村民同意后签订，该合同已经履行10年，没有村民提出异议，包括胡元珍在内的村民在流转土地租金发放名册上签名并领取了2002年至2009年的应得租金，也证明胡元珍对原甘宁四组与林木种子站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认可的，该合同约定林木种子站于上年12月30日只向其承包土地所在的村民小组支付下一年度土地租金，况且，林木种子站将2002年度至2012年度的土地租金已全部按时支付，故对胡元珍要求林木种子站将2012年以后的土地租金直接向胡元珍支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一、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第三村民小组收回胡元珍0.7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无效；二、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第三村民小组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胡元珍2010年度土地流转租金625.68元、2011年度土地流转租金853.2元、2012年度土地流转租金995.40元，合计2474.28元；三、司法鉴定费1000元由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第三村民小组承担。四、驳回胡元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元，由被告甘宁三组负担。
一审宣判后，重庆市甘宁镇甘宁村第三村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有误，2009年6月，国家实行占地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甘宁三组共有22个名额，在分配社保名额时，经社员大会研究决定，分配到社保名额的成员，将自动取消在原组的成员资格，并且同意退出相应的承包土地，而且必须是林业种子站租用范围的，2010年初将所有享受社保的土地，收回另行发包，由于农村的客观条件所限，提供的记录材料形式不严格，上诉人提出退还土地违反诚信原则；2.本案不应单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还应适用民法原则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胡元珍答辩，我们没有签字自愿退土地，买社保退土地没有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林木种子站答辩，林木种子站与甘宁三组直接签的合同，土地租金不是直接支付给各承包户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0008号案件中，本院向万州凉风社保所的调查证实，甘宁三组的部分承包地被修建学校食堂所占，政府从其他名额中调剂了部分社保名额给甘宁三组。
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规定了“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虽然国家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但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可以适当调整。甘宁三组的部分承包地被修建学校食堂所占，政府从其他名额中调剂了部分社保名额给甘宁三组，甘宁三组2009年6月份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分配社保名额，决定买社保的人退林木种子站租用的河坝承包地，竞价后第一批买社保的人交2万、第二批买社保的人交1万给甘宁三组，然后由社员平均分配。胡元珍虽然陈述不是自愿退土地，且否认在2009年6月甘宁三组社员大会社保人员退土地的书面记录上签字，胡元珍另对签名上所按指印进行司法鉴定后亦不能证实是胡元珍本人所按指印，但是对竞价买社保、退河坝地这一客观事实不否认。2009年9月30日，胡元珍四人进行了农转非，户口转在重庆市万州区甘宁天宫居委会，并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且从2010年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事实上履行了甘宁三组民主议定的买社保退土地事项。由于农村的客观情况，社员大会的书面记录形式不完善，并不影响民主议定的法律效果，故甘宁三组2010年收回胡元珍0.79亩土地承包地经营权的行为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成立。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三案判决主要内容为：一、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2）万法民初字第03865号民事判决，驳回胡元珍的诉讼请求；二、司法鉴定费1000元由胡元珍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合计180元，由被上诉人胡元珍负担。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三案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主要理由：1.甘宁三组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而本案，胡元珍的户口虽然转为城镇，但并未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而是落户在甘宁天宫居委会，不符合前述规定的收回承包地的条件，也不符合其他应当调整或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件。2.甘宁三组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而本案中，甘宁三组提交的2009年6月22日的书面记录用以证明该次土地调整已经这民主议定程序，但该份证据不应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形成时间在缴纳社保名额竞标费后，不可能在缴钱后再来开会讨论决定买社必须退出土地并进行竞标。其次，甘宁三组证人曾忠贵证实记录本上的签名是曾忠贵所写，但该记录并无何启碧签名或捺印，其他当事人的签名经司法鉴定亦不能认定为本人所留。第三，此书面记录中除本三案所涉当事人外，其余均证实2009年6月22日当天不在生产队，均证明当天的会议签名及手印不实。3.甘宁三组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履行法定的报批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调整承包土地须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人民政府在2011年3月21日出具的《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人民政府关于甘宁3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处理意见》中明确甘宁三组的此次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没有书面报经甘宁镇人民政府和万州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程序上不合法。
申诉人胡元珍称，我们没有签字盖章，没有自愿退土地。
原审被告林木种子站陈述，我们是承租土地方，该付的租金已经支付，最多列为第三人，至于他们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我们不清楚。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和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我方不予答辩。
申诉人胡元珍未向本院出示证据。
被申诉人甘宁三组未向本院出示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甘宁三组“收回”胡元珍0.79亩河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否有效。
理由如下：
1.胡元珍、夏永和及郎宇俭、何启碧系自愿退还河坝地的承包经营权，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一）项规定：“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
本院通过实地调查核实，甘宁三组的部分承包地被修建学校食堂占用，政府调济了部分社保名额给甘宁三组。甘宁三组在确定具体占地社保名额时，召开了社员大会，并决定通过竞价的方式来确定，取到占地社保资格的社员应当交回林木种子站租用的河坝承包地。胡元珍在庭审中承认该社保性质为占地社保，也不否认是通过竞价取得占地社保名额。在知道社保性质为占地社保的情况下，通过竞价获取了社保资格，视为胡元珍是同意放弃河坝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属于法律规定的承包方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之情形，符合法律规定。
2.甘宁三组调整河坝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未履行法定的报批程序，不影响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的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
农村承包土地进行调整的，必须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而甘宁三组就河坝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已经召开了村民大会，会议形成了决定，召开村民大会的实质就是在履行民主议定程序。鉴于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民主议定程序的存在形式允许灵活和多样化，此次会议的书面记录形式虽不完善，但不能因此否定这一客观事实。
关于甘宁三组调整土地后未履行法定报批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获得的基础在于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也并未对村民、集体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不能以未经法定的报批程序来否定土地调整的效力。
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绍云
代理审判员 赵自辉
代理审判员 何玉华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小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