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初字第31127号
原告王凌云，女，1973年2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广盈（王凌云之夫），男，1966年4月18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爱迪外国语学校，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楼梓庄路8号。
法定代表人刘莉萍，校长。
委托代理人盛建忠，男，1958年9月25日出生，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王凌云（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爱迪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广盈及被告委托代理人盛建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我原系被告员工，担任教师工作。在职期间，被告无故降薪，拖欠工资，并单方与我解除了劳动关系，后我就双方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朝阳仲裁委不予受理，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大部分条款无效，尤其是劳动合同第10条第2项、第29条、第30条无效；2、被告支付我2008年8月19日至2010年8月30日的应得工资95000元及25%的赔偿金23750元，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应得工资26600元及25%的赔偿金6650元，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的应得工资24000元及25%的赔偿金6000元，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30日的应得工资58000元及25%的赔偿金14500元；3、2011年7月15日至2012年6月30日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30400元；4、被告依据欺诈且未公示又不合法的2009年6月版的《员工手册》作出的《开除、解除王凌云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约定不一致，应被认定无效，并赔偿我赔偿金44400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与我单位的纠纷都已经过了两次诉讼，还经过了再审，原告在本案中所提出的上述诉讼请求均经过了审理；另外，在以前的诉讼中，原告是主张没有劳动合同的，其主张也与本案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相矛盾。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8年8月19日入职被告，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至2009年7月14日，最后工作至2012年6月14日。
原告曾于2012年6月15日申请劳动仲裁，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字（2012）第08049号裁决书后，原告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我院，我院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0318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10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因不服上述二审判决，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申请再审，后北京高院作出（2014）高民申字第015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2年12月10日，原告再次提起劳动仲裁，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字（2013）第01622号裁决书后，原告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我院，我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三中院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74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其中，（2014）朝民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教职工报到确认单》显示原告部门为小学部，职务为教师，本人已经领取并签订合同，也已阅读员工手册和相关规定，并确认同意上述所有事项，原告在上面签字确认，并显示双方均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另该判决认为：“解除劳动关系一项，原告自2012年6月15日起即未到学校上班，已经严重违反了学校《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被告在6月20日发出处理决定而原告未予回应后，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虽然被告提供的《员工手册》封皮处标注有‘2009年6月版’字样，但不能据此否认被告作出解除关系的合法依据。被告关于重新印刷的解释较为合理，且从原告自述来看，被告也向员工发放了《员工手册》，故本院对该《员工手册》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其次，原告称6月14日学校才通知其调岗，其不予同意后学校口头予以开除，但是其在4月3日即签署了岗位变动通知，且未就学校口头开除一事举证，故本院对其所述情况，不予采信。在此基础上，其于6月15日即不再上班，亦属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合理合法。”（2014）三中民终字第0745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2009年起，双方签订了编号为BIS080901-1至BIS080901-6的六份《劳动合同变更书》，其中第一份签订日期为2009年，合同期延续至2010年7月15日，合同工资变更为按照《北京市朝阳区爱迪外国语学校薪酬制度》执行；第二份签订日期为2010年7月14日，合同期延长至2011年7月15日，合同工资按照《北京市朝阳区爱迪外国语学校薪酬制度》执行，其他不变；第三份签订日期为2010年10月25日，合同工资变更为从2010年9月1日开始工资总额变更为2800元；第四份签订日期为2011年4月6日，合同期延长至2014年7月15日，合同工资变更为从2011年4月6日开始工资总额（税前）每月增加职务津贴500元，工作岗位变更为教务办公室副主任，其他不变；第五份签订日期为2011年9月6日，合同工资变更为从2011年9月1日起，工资总额（税前）每月增加500元，包含全勤工资200元、副主任津贴1500元，其他不变；第六份签订日期为2012年4月4日，工作岗位变更为自2012年4月4日起，部门变更为集团办公室职员，其他不变。
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所签订的上述六份劳动合同变更书有违反法律规定或欺诈行为，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签订，要求认定无效或部分无效，尤其对于合同工资条款，变更的合同条款内容均无效，且均未载明合同必备条款，给其造成损害，故要求赔偿支付其应得工资收入，并分别支付其相应时间的应得工资收入的25%赔偿费用，具体同其第二项诉讼请求。经查，（2013）朝民初字第0318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对编号为BIS080901-3至BIS080901-6的劳动合同变更书的真实性及其本人签名均认可，该四份劳动合同变更书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另（2014）三中民终字第07453号民事判决书亦显示法院已对劳动合同变更书的效力进行了审理，该判决认为：“针对王凌云主张的工资差额，自2009年起，王凌云与爱迪外国语学校陆续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书》，其中对于工资的变更有明确约定。虽然王凌云强调《劳动合同变更书》存在欺诈、伪造等问题，但没有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从王凌云自述可以看出其工资发放金额自2008年10月起已发生变化，但至2012年6月15日王凌云申请仲裁时，王凌云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王凌云虽称一直就此找爱迪外国语学校解决，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故应视为王凌云对工资数额进行变更的事实予以认可。现王凌云要求补发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2014年7月3日，原告向朝阳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后朝阳仲裁委出具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12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处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京仲委字（2003）13号文件第七条第一项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提起本次诉讼。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2013）朝民初字第03181号民事判决书、（2014）朝民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0398号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7453号民事判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双方均未提交劳动合同，故原告要求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条款无效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针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已有生效判决对劳动合同变更书的效力进行了审理，并认可了其效力，原告再行主张劳动合同变更书无效而要求被告支付应得工资的请求，已违反了一事不再审的原则，且原告所主张的应得工资收入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其要求支付应得工资的25%赔偿费用的请求，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2011年4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书，已将合同期延长至2014年7月15日，且已有生效判决对劳动合同变更书的效力予以确认，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7月15日至2012年6月30日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已有生效判决对被告与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认定，故原告再行要求将被告作出的《开除、解除王凌云劳动合同》认定无效，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审的原则，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凌云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凌云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白星晖
人民陪审员 王桂香
人民陪审员 洪 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