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17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飞。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勇。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江苏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玲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门经济开发区海门港区大港路北、金阳公司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锦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宁，江苏中远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通州区博铭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姜灶工业园区西区399号。
法定代表人：张浩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杨春飞、夏勇、顾玲玲与被上诉人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南通市通州区博铭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门市人民法院曾于2015年2月6日作出（2014）门商初字第00321号民事判决，杨春飞、顾玲玲不服并提出上诉后，本院以（2015）通中商终字第020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海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门商初字第00395号民事判决，杨春飞、夏勇、顾玲玲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春飞、夏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上诉人顾玲玲，被上诉人荣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锦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宁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博铭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春飞、夏勇、顾玲玲上诉请求：撤销海门市人民法院（2015）门商初字第0039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与荣泰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是博铭公司而非杨春飞。杨春飞签订合同系受博铭公司委托。博铭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浩杰出具的委托书证明其对委托杨春飞进行了追认。博铭公司给付定金、货款，荣泰公司向博铭公司送货、开具发票，足以证明杨春飞事先进行了披露，荣泰公司明知买受人是博铭公司。原审认定博铭公司付款系代为履行与事实不符。2.荣泰公司实际送货数量超出合同30多万元，显然并非履行与杨春飞签订的合同。杨春飞、夏勇没有收到任何货物，所涉货物均由荣泰公司自行送至博铭公司入库。博铭公司入库单与荣泰公司送货单价格不同，也表明合同实际主体并非杨春飞。3.原审认定夏勇系债务加入适用法律错误。夏勇没有作出过债务加入的承诺，各方也没有任何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认定夏勇债务加入没有事实依据。夏勇系博铭公司采购员，其行为应由博铭公司承担法律后果，且荣泰公司并未要求夏勇个人承担责任。4.博铭公司的账册记载了其与荣泰公司的业务往来，原审却称帐册中没有涉及荣泰公司的凭证，当事人申请证人到庭原审亦不予理睬，其审理程序违法。
荣泰公司辩称：1.荣泰公司认为与杨春飞订立了买卖协议，合同的相对人就是杨春飞。荣泰公司从未和博铭公司发生过买卖行为。原审认定交易关系是在杨春飞和荣泰公司之间达成是准确的。2.杨春飞声称其没有收到任何货物，但是杨春飞和其父亲签署了收货单，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博铭公司对杨春飞提出的委托书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委托书是诉讼后出具的。3.夏勇在欠款凭证上面的签字系其对债务的确认。夏勇在本案中的地位因博铭公司否认其履行职务且相关证据显示其与杨春飞并非直接代表博铭公司与荣泰公司进行往来。因此其确认欠款的行为应自行承担责任。4.原审程序没有不当之处。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博铭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荣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杨春飞、夏勇、顾玲玲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及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春飞与顾玲玲系夫妻关系；徐志兰系金泰布艺的业主，其与顾雪冲系夫妻关系。2014年3月18日，荣泰公司作为供方，金泰布艺作为需方订立《购销合同》一份，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产品名称为磨毛布，规格分别为240cm75g、240cm85g，数量分别为5万米和16万米，单价分别为3.75元（含税）、4.4元（含税），货款金额分别为187500元、704000元，付款方式为定金10万，货送清两个月内付清余款。交货时间及地点：供方仓库。金泰布艺未加盖印章，杨春飞在需方委托代表（理）人栏签名，荣泰公司在供方栏加盖公章。
合同签订后，荣泰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至2014年8月14日期间共17次（其中5月27日一天两次）按合同约定供应了规格为240cm＊75g、240cm＊85g、240cm＊90g的磨毛布。其中送货单中记载的货款金额分别为：3月28日79204元、4月3日818元、4月8日132161元、4月12日90477元、4月18日91457元、4月21日11678元、4月28日89302元、4月30日137408元、5月5日63342元、5月21日123921元、5月27日151373元、5月27日519元、6月4日10760元、6月13日142328元、6月18日1034元、6月22日12286元、8月14日25093元。上述货款合计1163161元。三种规格磨毛布的送货单、交货单中签收人包括杨春飞、夏勇、杨裕冲、王二永、刘连龙等人。
2014年3月25日，荣泰公司收取定金10万元。荣泰公司于同年3月28日、4月3日、4月8日交付合计金额为212183元的货物。扣除已支付的10万元定金，夏勇于4月8日向荣泰公司出具金额为112182元的“欠款凭证”。
除此之外，对应前述送货单，杨春飞分别于2014年4月12日、5月21日、5月27日向荣泰公司出具90477元、123921元、519元的“欠款凭证”；夏勇分别于2014年4月18日、4月21日、4月28日、4月30日、5月7日、5月27日、6月4日、6月13日、6月18日、6月22日向荣泰公司出具91456元、11678元、89302元、137408元、63342元、151373元、10760元、142328元、1034元、12286元的“欠款凭证”。上述金额合计1038066元。
2014年8月14日，杨春飞在荣泰公司处提取金额为25093元的货物，其仅在提货单中签字，未向荣泰公司出具相应的“欠款凭证”。
嗣后，荣泰公司开具了以博铭公司为购货单位，金额为6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
荣泰公司自认除于2014年3月25日收到定金10万元外，还于4月28日，5月22日，6月13日，8月3日，8月14日分别收到货款5万元、10万元、12万元、8万元、2万元，合计47万元。其中，45万元系博铭公司转账、2万元系杨春飞交付的现金。因余款未付，现请求法院判令杨春飞、顾玲玲、夏勇支付货款69316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4年10月15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原审认为，案涉购销合同需方落款为“杨春飞”，供方落款为“南通荣泰纺织公司”。虽需方单位名称显示为“金泰布艺”，但事后亦未对此进行追认，故金泰布艺非本案合同相对方，故准许荣泰公司撤回对徐志兰、顾雪冲的起诉。
与荣泰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系杨春飞而非博铭公司，理由有四：首先，杨春飞、夏勇辩称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受博铭公司委托，但自认博铭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系诉讼后补签，且无其他证据证实杨春飞、夏勇对委托行为事先进行过披露或荣泰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实际买受人为博铭公司，加之博铭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对该行为不予追认。基于上述分析，无论“张浩杰”签名的真实性与否，均不产生案涉购销合同系杨春飞代理博铭公司的法律效力。退一步讲，若合同确系博铭公司委托杨春飞签订，杨春飞也应以被代理人博铭公司的名义而非以其个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故对杨春飞、夏勇的上述辩称，原审不予采信。其次，杨春飞、夏勇辩称案涉货物已由荣泰公司发往博铭公司并入库，以此印证博铭公司方为实际买受方。原审认为，《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交货地点为供方仓库。故买方提货后，货物被运往何处与卖方无涉。另外，对比《购销合同》与博铭公司入库单，即使博铭公司入库的货物即为案涉合同货物，但两者在单价上均有较大出入，显属不同的合同内容。对杨春飞、夏勇上述辩称，同样不予采信。再次，关于博铭公司向荣泰公司支付45万元的性质，杨春飞、夏勇据此辩称该行为系博铭公司作为买方支付的货款。就本案而言，合同订立方为杨春飞和荣泰公司，现既无证据证明博铭公司与杨春飞、荣泰公司之间有债务转移的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荣泰公司同意博铭公司成为债务受让人。故博铭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债务转移，而是一种代为履行的行为。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订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享有和承担，博铭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应视为代为履行付款义务。至于博铭公司代为履行的原因关系与本案纠纷系不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最后，关于荣泰公司向博铭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性质。原审认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规定，增值税发票的出票和抵扣应以真实的交易行为为基础，但这仅是法律、法规对该类发票管理的应然状态所进行的规定。在现实商业活动中，存在大量不规范交易、不注重规范交易凭证的制作和交付的实际问题，故不能简单的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对象认定为合同相对人，而仍应以交易主体之间签订合同的事实为基本依据。
关于荣泰公司有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在送货单、交货单中的签字人员有杨春飞、夏勇、杨裕冲、王二永及刘连龙等人。杨春飞陈述其签收的货物均送到博铭公司，对其他人签收的货物不知情；夏勇陈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连同加单的货物均送到博铭公司。结合杨春飞、夏勇的陈述以及相应的送货单、交货单，不难看出包括王二永、刘连龙、杨裕冲等人签收的货物，杨春飞、夏勇已全部收到并运至博铭公司入库。如前所述，在买方提货后，货物已处于买方控制之下，运往博铭公司系其权利处分与卖方无涉。加之，二人就案涉货款共计向荣泰公司出具14份合计1038066元的“欠款凭证”。综上，应认定荣泰公司已据实履行全部供货义务。至于杨春飞、夏勇与博铭公司就入库货物是否存在其他买卖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当事人可另行诉讼。
关于支付荣泰公司货款的责任主体。在荣泰公司已据实履行合同义务的前提下，“欠款凭证”即为责任承担主体的最终依据。诉讼中，杨春飞作为合同相对人仅认可其签字的“欠款凭证”，不认可夏勇签字系代其所签。基于此前提，夏勇在“欠款凭证”中签字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视为债务加入。故支付货款的责任主体应为杨春飞、夏勇。王二永、刘连龙、杨裕冲等人虽在提货单、交货单中签字，但三人提货后均按照杨春飞或夏勇的指令将所提货物运至博铭公司，且均未在相应的“欠款凭证”中签字，故三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双方发生货款的总金额应为14张“借款凭证”中记载的1038066元、抵扣2014年4月8日及之前货款的定金10万元、杨春飞欠付2014年8月14日货款的25093元，三项相加得1163159元。关于杨春飞、夏勇支付荣泰公司货款的具体金额，应以二人各自在“欠款凭证”中确定的金额承担还款责任。博铭公司代为履行的45万元应按照“优先抵充先期债务”的原则予以抵充，即发生在前的债务优先抵充；杨春飞于2014年8月14日已支付的2万元应在其承担的还款金额内扣减。故夏勇应向荣泰公司支付货款563628元，杨春飞应向荣泰公司支付货款129533元，上述货款合计693161元。
杨春飞、夏勇收到货物后理应及时支付货款，其逾期不付，依法应承担逾期付款的民事责任。综上，荣泰公司的诉请合法有据，应予支持。顾玲玲作为杨春飞的妻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杨春飞经营所负的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顾玲玲经原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春飞、顾玲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荣泰公司货款129533元及利息（以129533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夏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荣泰公司货款563628元及利息（以563628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杨春飞、夏勇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博铭公司的入库单四张，证明其他公司的货物入库都是夏勇签字，最后都是博铭公司支付货款的。2、证人姚某、张某的证言，证明夏勇是博铭公司职工，并且博铭公司就与荣泰公司的业务往来制作了财务账册。3、工商信息登记表，证明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和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
荣泰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入库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博铭公司否认和荣泰公司发生过业务，不管夏勇是不是博铭公司的员工，荣泰公司是不同意和博铭公司发生业务的。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两家荣泰公司是关联企业，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不会就本案主张任何权利，该证据和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二审开庭后，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案涉业务归属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不会就本案所涉业务主张权利。杨春飞、夏勇对该情况说明表示不需要开庭质证，提供书面质证意见认为：该说明系荣泰公司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明力；事实上案涉发生于博铭公司与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之间，两家荣泰公司不是同一主体，相互转移债务可能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或国家税收利益。
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杨春飞、夏勇所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从夏勇是博铭公司职工、夏勇签署博铭公司入库单、博铭公司制作过与荣泰公司相关的财务账册均不能推断出案涉交易发生于博铭公司与荣泰公司之间的结论，上述证据对杨春飞、夏勇的主张不具有证明作用，本院不予采信。荣泰公司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且该证据涉及本案主体的认定，其证明力应予确认。同时，荣泰公司提供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确认案涉合同的履行主体为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承诺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不会就案涉交易提出权利主张。该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是案涉交易的当事人，本院亦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并根据二审采信的证据补充认定荣泰公司在履行过程中使用了南通荣泰印染布业有限公司印制的送货单、交货单、欠款凭证等单据，但合同实际履行主体为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
二审中，杨春飞、夏勇陈述，夏勇所在的博铭公司需要布料，因杨春飞此前与荣泰公司有过业务往来，就带夏勇一起到荣泰公司洽谈，因为荣泰公司与博铭公司不熟悉，杨春飞即用金泰布艺的名义代签了合同。其后提货均须先签署欠款凭证，荣泰公司才发货。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付款责任主体应如何认定。案涉《购销合同》的买受人应当认定为杨春飞，付款责任应由杨春飞承担。首先，该《购销合同》由杨春飞签署，且合同未加盖金泰布艺印章，法律后果应由杨春飞个人承担。杨春飞声称其系受博铭公司委托签订合同，姑且不论博铭公司是否对其授权，其不但不能提供证据表明在签订合同时向荣泰公司披露过委托人博铭公司，相反陈述其因博铭公司与荣泰公司不熟悉而由其个人出面签订合同，表明荣泰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没有将博铭公司作为交易相对人，以博铭公司作为买受人显然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故此，上述购销合同应当认定为由杨春飞与荣泰公司签订。其次，荣泰公司向博铭公司的工作人员夏勇交付货物系按杨春飞的指示履行合同。杨春飞陈述其签订案涉合同是由于博铭公司需要购买布料，表明其购买布料的目的在于提供给博铭公司，夏勇根据博铭公司的需求下单、提货均符合杨春飞的交易意图，杨春飞也以签订合同及签署部分欠货凭证、送货单据等行为明确认可夏勇提货并入库于博铭公司的行为。对博铭公司而言，夏勇作为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布料采购行为，但对于荣泰公司而言，其向夏勇交付货物是在履行与杨春飞签订的购销合同，夏勇系杨春飞履行合同的代理人。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夏勇一直作为杨春飞的代理人具体实施下单、提货、签署欠款凭证等履行行为，其超出合同约定的数量提货并交由博铭公司入库，并不违背杨春飞签订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应视为双方对原合同数量的变更。原审认定夏勇签署欠款凭证的行为系债务加入，而本案中并不存在作为加入对象的原有债务，故该项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荣泰公司签订和履行合同从未以博铭公司作为相对人。合同由杨春飞作为相对人签订，提货由杨春飞以及与杨春飞一同来签订合同的夏勇进行，荣泰公司始终没有认同与博铭公司发生过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履行中，荣泰公司向博铭公司开具过增值税发票，博铭公司也支付过部分款项，但交易实践中不乏按买受人指示开具发票及由他人代为支付货款的情形，故相关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合同当事人的依据。博铭公司有未制作与荣泰公司的往来账册亦与本案不具有相关性，即使存在该账册，也仅系博铭公司单方行为，不能证明两公司之间成立合同关系。
此外，顾玲玲没有参与案涉交易，且杨春飞因案涉交易形成的债务并不符合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要件，原审法院仅因顾玲玲系杨春飞妻子而判由其二人共同偿还债务于法无据，顾玲玲虽未就此提出上诉，但二审应就全案进行审理，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顾玲玲对杨春飞的个人债务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案涉购销合同的买受人为杨春飞，夏勇履行合同的行为系经杨春飞许可，是对杨春飞的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应由杨春飞承担。杨春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夏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门市人民法院（2015）门商初字第0039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杨春飞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货款693161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
三、驳回被上诉人南通荣泰纺织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夏勇、顾玲玲的诉讼请求。
如上诉人杨春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731.6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1.61元。以上诉讼费用合计26463.22元，均由上诉人杨春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兴娟
审 判 员 蔡荣花
代理审判员 顾 星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倪佩佳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