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8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松鑫，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贺洪伟，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志波，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第三人：危广炼，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负责人：叶继焙，该社主任。
原审第三人：欧阳新君，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谭广永，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谭协枝，住广州市云区。
原审第三人：谭玉霞，住广州市越秀区。
原审第三人谭协枝、谭玉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科峰，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谭协枝、谭玉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瑞昌，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黄福钿。
委托代理人：徐军，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林松鑫因与被上诉人叶志波、原审第三人危广炼、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欧阳新君、谭协枝、谭玉霞、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叶志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拒不到庭，依法作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9月1日，广州市花都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叶志波、危广炼共同作为乙方签订《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一、甲方提供位于芙蓉大道长岗路口面积约170亩给乙方复绿填土及有偿使用……乙方填埋石场投入资金约4200万元整。二、乙方负责填埋石场及开发使用的一切费用，土填土期约5年，乙方使用期为50年，至2060年9月1日期满。三、石场由乙方付款的期限及分期的金额为：……（3）乙方付给甲方的有偿使用费总金额为人民币310万元整……。叶志波、危广炼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均确认叶志波、危广炼所占合同份额均为50%。2012年叶志波向林松鑫出具欠条2份，分别确认欠林松鑫320万元人民币、626万元港币。2013年2月6日，叶志波因涉嫌诈骗被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3月15日经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逮捕。林松鑫在本案中提交的2014年11月27日《撤诉和解协议书》内容：“经甲（叶志波）、乙双方（林松鑫）协商，就甲方将《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向广东省人民法院撤销对甲方诈骗罪一案的控告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甲乙共同同意甲方将其于2005年9月1日与原广州市花都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签订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本人在总合同中所占的50%股份中其中25%属李源金所有，现时将本人所属25%股份额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用于抵偿甲方2012年6月借到乙方的320万元人民币本金及于2012年11月份欠到乙方的626万元港币本金，以上双方折算合计人民币本金830万元。2、签订本协议同时，乙方应于当天同时签署撤诉申请书，向广东省人民法院撤销对甲方诈骗一案的控告。3、该协议书一式六份，双方及律师各持一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存一份，东边村委会存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当天自动生效，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所涉的一切债权债务的权利义务关系终结，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一切刑事及民事法律责任。”林松鑫在本案起诉时提交的2014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申请书》（复印件），内容如下：“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李源金、危广炼、杨某：本人叶志波因向林松鑫借款人民币捌佰叁拾万元无力偿还，现将《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本人在总合同中所占50%股份份额的权利及义务全部转让给林松鑫作为偿还此笔借款。现特向东边村委会及各股东申请同意本人林松鑫转让本人持有股权。”申请人处有“叶志波”签名及指模，授权律师处签有“何某”的签名及指模、见证人处有四位案外人签名及指模。左上角有手写内容“复印无效2014年12月25日”，在该内容上加盖有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印章。林松鑫于2015年9月25日庭审时当庭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原件中与起诉时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复印件）相比，没有左上角“复印无效”的内容及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印章；在下端空白处多了“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印章及手写内容：“同意叶志波将本人25%股权转让给林松鑫”，该文字下有“李源金”、“危广炼”、“杨某”的签名及指模。林松鑫陈述叶志波将《东边石场治理合同》权利转让给林松鑫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与林松鑫之间没有签订新的合同，而是将原合同中签约人叶志波直接划掉，改为林松鑫。在林松鑫提供变更后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除签约人变更外，在合同左上方有手写内容“复印无效2014年12月25日”，并加盖有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委员会印章。
林松鑫提供的《东边村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另查明，欧阳新君、谭协枝与谭玉霞、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作为叶志波的债权人因叶志波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书[分别为：（2014）穗花法狮民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2014)穗花法民三初字第00523号民事判决书、(2013)穗花法民三初字第0056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确定的债务（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及利息、3500000元及滞纳金、7647679.34元及相应利息），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分别为(2014)穗花法执字第2822号、第3269号、第4625号。在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于2014年12月23日向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送达（2014）穗花法执字第432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协助查封被执行人叶志波所有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经营权的份额。林松鑫、危广炼、杨某、李源金于2015年2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案号为（2015）穗花法执异字第8号]，认为其四人各享有经营权的25%，叶志波不再享有经营权。请求法院停止对《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经营权的份额的查封、评估、拍卖。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在该执行异议案中，林松鑫提交证据中《股权转让申请书》，与在本案起诉时提交的复印件一致；证据《撤诉和解协议书》有两份，一份(也是叶志波在刑事案件中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撤诉和解协议书》)与本案提交的一致，一份与本案中提交的《撤诉和解协议书》内容有所不同，表现在：以叶志波在《东边石场治理合同》所占50%的股份转让给林松鑫以抵偿林松鑫830万元债权；如果叶志波因涉嫌诈骗罪被改判无罪或者缓刑获得人身自由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可以以1200万元回赎该《东边石场治理合同》50%的权利义务股份；危广炼在该协议书上手写内容“同意转让2014.12.23”。其他内容与前述《撤诉和解协议书》及合同打印落款时间（2014年11月27日）相同。
另，在上述执行案件中，查明的叶志波的其他财产远远不足以清偿上述原审第三人的债务。林松鑫曾对上述执行案件的执行人员向中共广州市花都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中共广州市花都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了答复并处理。
林松鑫一审诉讼请求：确认林松鑫、叶志波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石场治理合同》的股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叶志波将其在《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经营权抵偿给林松鑫的行为是否有效。首先，林松鑫在不同案件中提交了两份不同《撤诉和解协议书》。两份《撤诉和解协议书》打印的落款时间相同，但内容却有矛盾之处。一份《撤诉和解协议书》（即林松鑫在本案中主张及提交）中，叶志波只享有东边石场25%的经营权，转让该25%的经营权的对价为830万元；另一份《撤诉和解协议书》（即叶志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中，叶志波却享有东边石场50%的经营权，而转让50%的经营权的对价也是830万元，且本案提交的《撤诉和解协议书》中所述的25%的经营权与其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所述的50%的经营权，诉状中陈述的50%的股权矛盾，故林松鑫提交的证据无法确定两份《撤诉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2号）规定，“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它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抵押协议无效。”本案中，叶志波有多个债权人，却将全部财产清偿给一个债权人（即林松鑫），因而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包括对欧阳新君、谭协枝、谭玉霞、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等债权人所负债务]的能力。叶志波的该行为与将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的行为相比，更为严重地侵犯了其他债权人（包括欧阳新君、谭协枝、谭玉霞、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等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处理，认定叶志波将经营权抵偿给林松鑫的行为无效。再次，即使林松鑫在本案中提交的《撤诉和解协议书》真实，从林松鑫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看，其在2015年9月25日庭审时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比起诉时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多了部分内容。从时间先后逻辑看，多的内容只可能是起诉后添加。结合林松鑫在（2015）穗花法执异字第8号案中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与本案起诉时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相同的情形，可以认定为起诉时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才是林松鑫向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换言之，林松鑫提交申请书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与更名后（将叶志波变更为林松鑫）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的时间相对应。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在更名后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上盖章确认的时间也是2014年12月25日。由此可知，林松鑫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的时间（即更名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本案中，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查封叶志波在《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经营权份额，而林松鑫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东边石场治理合同》。故林松鑫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签订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无效。原审法院查封上述经营权份额的依据是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及有关执行的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共广州市花都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纪行为的投诉已作出处理。该处理不能影响上述执行依据的效力，因而也不能否定原审法院查封行为的合法性，林松鑫主张查封无效，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林松鑫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林松鑫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900元，由林松鑫负担。
判后，上诉人林松鑫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中林松鑫、叶志波及危广炼、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均确认在《股份转让申请书》、《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上面签字盖章，确认同意叶志波将其所有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经营权份额转让给林松鑫。一审法院认定“林松鑫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的时间（即更名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为推论，是在没有经过法庭调查询问相关当事人的情况下以对比的方式得出的，与事实不符。林松鑫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的时间（即更名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查封叶志波在《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经营权份额，故林松鑫与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签订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有效。一审法院未查明叶志波财产情况，就作出相关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叶志波有多个债权人，却将全部财产清偿给一个债权人（即林松鑫），因而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参照相关规定，认定叶志波将经营权抵偿给林松鑫的行为无效。而根据古某的控告信、叶志波与梁某的以物抵债协议等可以看出本案所涉及的《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叶志波所有的经营权份额并非叶志波全部的财产，且叶志波也是通过同样的以物抵债的形式在清偿除林松鑫外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林松鑫接受以物抵债形式的清偿债务并没有恶意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林松鑫要求确认与叶志波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石场治理合同》的股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是合法有据的。综上，林松鑫向某提起上诉，请贵院支持林松鑫的上诉请求。请求：1、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237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林松鑫、叶志波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石场治理合同》的股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叶志波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上诉人林松鑫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原审第三人危广炼、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均表示没有意见。
针对上诉人林松鑫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原审第三人欧阳新君抗辩认为，原审判决在实体上，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程序上，应当依法驳回林松鑫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的第26条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诉讼案件受理与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4条规定：”争议财产已经在执行过程中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案外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主张权利，不得另行提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执行异议诉讼终结后，案外人、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另行提起普通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的涉案标的物，于2014年12月23日被花都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林松鑫于2015年1月26日，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2015年5月4日，上述法院依法作出裁定，驳回林松鑫的执行异议。2015年7月2日，林松鑫又另行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叶志波签订的《石场治理合同》的股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林松鑫的诉求，实质上是确权之诉。本案的确权之诉是在法院查封涉案标的物后提起的，因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林松鑫的起诉。
针对上诉人林松鑫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原审第三人谭协枝、谭玉霞、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均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林松鑫举证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证据二、土地租赁合同；证据三、控告信。用以证明其与叶志波的股权转让在2014年12月16日得到东边村委会的同意，叶志波还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针对林松鑫举证的证据，危广炼、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东边村经济联合社均表示没有意见。谭协枝、谭玉霞认为证据一将承包权进行转让的话，应当是按照第一次发包的程序去做，根据证据的内容显示协议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表决，这样的协议无效的。对于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三控告信有无提交上去林松鑫无法证明。欧阳新君表示同意谭协枝、谭玉霞的意见。同时表示会议记录的时间是2014年2月30日对是否同意转让行为进行表决，这个与林松鑫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关于土地租赁合同，叶志波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有一套别墅已经拍卖了，拍卖了400多万，另外一间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叶志波的债务已经达到了2千多万，所以叶志波的财产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控告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广州市合兴大酒店有限公司表示同意欧阳新君和谭协枝、谭玉霞的意见。
本院认为，林松鑫请求确认与叶志波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石场治理合同》的股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叶志波将《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股权份额以抵债的方式转让给林松鑫是否依法成立并有效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第一、林松鑫为证明其取得叶志波在《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股权份额的依据，在原审期间举证了两份不同的《撤诉和解协议书》。上述两份《撤诉和解协议书》的不同之处对受让股权份额的约定不同，一份约定受让的是50%的股权，一份约定的受让的是25%的股权。在约定的受让份额为25%股权的《撤诉和解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叶志波50%的股权中的25%股权属于李源金所有，与李源金另案主张对叶志波50%的股权中的25%股权享有权利的事实相吻合，可以相互佐证，同时，林松鑫虽然在原审起诉时曾主张的受让的股权份额为50%，而其上诉时认可村委会、李源金、危广炼、杨某提交的《股权转让申请书》，上述《股权转让申请书》确认林松鑫受让的股权份额为25%，因此林松鑫的诉讼请求涵盖了其实际受让的部分股权，可以认定受让股权份额为25%的《撤诉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林松鑫实际受让的股权份额为25%。
第二、林松鑫举证了叶志波与危广炼在2004年12月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用以证明叶志波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因此可以认定涉案争议的25%的股权并不是叶志波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叶志波并没有将其全部财产抵偿给林松鑫用以清偿债务。
第三、《撤诉和解协议书》是在林松鑫与叶志波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下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也交给相关法院备案，因此不存在林松鑫与叶志波串通恶意转移资产逃避执行的可能性。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叶志波用其股权进行抵债，股权虽然与经营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直接等同于经营权。《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也没有就转让股份是否需要发包方同意做出明确约定，因此，参照上述规定，林松鑫与叶志波用其股权进行抵债属于其他流转方式，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从村委会提交的证明可以佐证林松鑫在2014年12月16日已经向村委会提交了《股权转让申请书》，明确告知受让了叶志波的股权份额,同时也将《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叶志波的名字涂去，林松鑫在合同上也签名并加盖指印，村委会也在重新修改的部分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虽然备案不是《撤诉和解协议书》生效的法定要件，但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林松鑫已经完成了备案手续。至于股权转让，属于权利的再次流转，对于备案的程序，法律并没有规定村委会需要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的同意。因此，村委会是否开会表决通过同意林松鑫受让叶志波的股权及村委会在原审法院向村委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开会表决通过同意林松鑫受让叶志波的股权，均不会对林松鑫受让叶志波股权的程序的合法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林松鑫受让叶志波股权的程序也是合法的。
第五、《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约定的是“有偿的回填复绿及有偿使用”，从上述约定来看，《东边石场治理合同》指向的石场并不是直接进行地土地承包，还包括有偿的回填复绿。同时叶志波用其股权进行抵债，股权虽然与经营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直接等同于经营权，因此林松鑫与叶志波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等同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
第六、原审法院做出的(2O15)穗花法执异字第8—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林松鑫的执行异议。但上述裁定书只是作出形式要件的审查，以林松鑫不是《东边石场治理合同》的签约主体为由作出裁决，并未对股权转让作出实体审查，因此本案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作出实质性的审查并不与上述裁定相冲突。
综上所述，叶志波以抵债的方式转让《东边石场治理合同》中的股权份额给林松鑫，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股权转让合法有效。林松鑫的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0123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林松鑫与被上诉人叶志波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石场治理合同》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被上诉人叶志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葛卫东
审判员 宁建文
审判员 谢江武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郭一鸣
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