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110民初3847号
原告河北达舜泵业有限公司，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峡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东升，总经理。
被告桑维英，女，1964年7月1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被告李萍，女，1989年6月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告李连伟，男，1993年1月19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爱霞、王欢，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河北达舜泵业有限公司与桑维英、李萍、李连伟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东升，被告李连伟及被告桑维英、李萍、李连伟的委托代理人李爱霞、王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河北达舜泵业有限公司发包，由张利军承揽了外协铸造泵件业务。按约定由张利军加工合格产品后，以每吨1000元来料加工费支付给张利军。张利军按每吨850元来料加工费转包给李玉路，由李玉路自行聘用有关人员进行生产，原告与李玉路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权利和义务，管理与被管理管理关系。只是张利军按发包方要求的种类、时间、数量送来合格产品后，原告给张利军予以结算，不能因为李玉路给原告生产产品就存在劳动关系。李玉路突发疾病后，张利军支取其部分来料加工费并借原告款为李玉路垫付了抢救费用。因为李玉路的医保在衡水老家，其弟李玉华提出为了方便在老家报销此次抢救的医疗费，要求出具在异地突发疾病的证明，张利军为在快速报销医疗费用后，偿还其在公司的借款，要求公司出具了证明。虽然在我公司场地进行工作，但不能证明是我公司的职工。综上，我公司与李玉路无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石中法（2014）83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符合第二项规定的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客观事项条件和以上陈述理由相符，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与李玉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辩称，一、李玉路工作地点在达舜泵业厂区内，接受原告的组织和管理，李玉路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存在人格上经济上的从属性。理由如下：1、李玉路记工本所记录的内容丝毫没有提到张利军，相反明确记载刘总（刘东升）及周厂长经常给他们开会，明确提出了一些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对李玉路行使着管理权，而李玉路完全是在服从公司的安排。如“铸造全体会议，刘总欢迎新员工，刘总提出“要求质量、爱护设备、完成任务”卫生区划分、分清原因、安全第一。”及提高产品质量、严格工艺流程、低耗、原料合理利用、注意节约、虚心接受不同意见、提高技术水平等。李玉路和原告显明不是平等主体关系，而是上下级管理关系，这明显是劳动关系的特征，与平等主体之间的承揽人完全自主独立的承揽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2、李玉路记录的内容清晰地说明李玉路管理的员工都是按上班天数记取工资报酬，而非按吨数计报酬，这与原告诉状中所称张利军按吨数计费转包的说法明显不一致。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东升给李玉路等人入了综合意外伤害险和医疗险，刘东升系职务行为，完全代表公司。4、李玉路突发疾病后，刘东升的外甥代原告垫付了部分医疗费。支付该笔费用系原告的法定义务而非借款。5、李玉路突发疾病后，刘东升与李玉路的亲属协商赔偿事宜，刘东升多次亲口承认李玉路在原告处上班，系原告员工（有录音），从来未提及所谓的“承揽”关系存在，所谓的“承揽”是原告事后杜撰的。6、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主要看隶属关系，而非计酬方式，法律并没有禁止劳动关系不能以工作量计取报酬。即使计件取酬也不影响劳动关系的确认。7、但凡承揽都是“包工头”给工人开工资，而本案中李玉路和大家一起记工领工资，没有任何特殊性，这怎么可能是承揽关系。二、原告提交的关于张利军所作的证据虚假，不能因为李玉路去世了不能说话、不能抗辩就肆意伪造证据。三、关于原告提交的冯庆良等5人《证明》，暂不论他们是否出庭，单从一式五份的形式和内容上看，明显与普通的证人证言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均系附加拖欠五人工资为条件相要挟，绝非真实意思表示，由于证人受到了切身利益的影响，该证据不应采信。四、原告称所出具的《证明》系为了帮助李玉路报销医疗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退一步讲，报销只需要说明异地突发疾病，并没有要求原告具体说明李玉路在原告处工作，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系原告主动说明，这是不争的事实。综上，李玉路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恳请人民法院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民做主，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日原告与张利军签订了《承揽来料加工合同》，期限2年。承揽内容为铸造泵件。铸造泵件每吨1000元（净毛坯件生产量）。张利军系原告的车间主任。2015年6月19日李玉路开始入职原告单位上班，在张利军负责的车间工作。2016年8月5日5时许李玉路突发疾病，次日去世。在河北省人民医院抢救期间，张利军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原告认可张利军支付的医疗费是从公司支取的，并称该款项是张利军借用公司的，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李玉路在铸造车间工作期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东升曾为李玉路投保了综合意外伤害险和医疗险，原告承认投保的事实，但称投保费用是由原告支付的，后从李玉路工资中扣除，亦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李玉路的记工本显示，2015年6月19日李玉路等人入职的当天，刘总（刘东升）在铸造全体会议上发表欢迎新员工，并要求提高产品质量、爱护设备、完成任务、加强安全意识等内容的讲话。同年7月6日召开会议，刘总进行卫生区划分，强调了安全第一、提前计划等。2016年3月4日原告的周厂长（周国伟）进行了06年规划、铸造、定职管理的部署，并对产品工艺、配料、设备维修、负责落实提出了要求。同年3月11日刘总对产品品质、各项工作、生产计划、设备维修、模型使用，工区分放及卫生提出要求。4月13日刘总和周厂长又召开会议，内容与前述基本一致。2016年8月7日，原告出具《证明》，证实李玉路在我公司工作期间于2016年8月5日5时左右突发疾病，120送至河北省人民医院就诊。李玉路去世后，其侄子李连发曾与刘东升进行过电话协商，谈话（有录音）内容中刘东升承认李玉路在原告单位上班。李玉路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认为，李玉路是在铸造车间承揽给张利军后，由张利军自行聘用的人员，张利军又将铸造车间承揽给了李玉路并由其组织人员生产、管理，张利军每吨给李玉路850元的报酬。原告提交了张利军、高朋宇、韩培峰、常庆东、韩希海、冯庆良的证明用以证实原告与李玉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但上述人员均未出庭作证。此外，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形式上看均为原告统一格式化后再由证人签字。
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证人证言、承揽来料加工合同、户口本、被保险人清单、录音光盘、李玉路的记工本、病危通知书、住院病案、死亡注销证明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按他方的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他方，他方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酬金的合同。具有以下特征：1、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2、承揽合同的标的物具有特定性。3、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4、承揽合同具有一定人身性质。结合本案事实，李玉路等人自入职原告铸造车间后，原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刘东升及周厂长多次在车间全体会议上部署工作计划、强调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设备维修、卫生区域划分、强调单位的规章制度、货物的分放等，其行为表明铸造车间与原告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根本不具备承揽人工作的独立性。另外，承揽人必须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成果并不得擅自将工作交给第三人完成。李玉路等人没有自己的设备，其设备完全是使用铸造车间的设备，仅依靠自身技术和劳力完成原告下达的生产任务获取报酬。张利军系原告的车间主任，本身与原告之间不是平等主体。综上，原告与张利军之间不是承揽关系，其属性应当是企业内部承包。证据证明李玉路等人入职铸造车间的当天刘东升代表原告出席铸造车间全体会议，明确表明了“欢迎新员工”的态度，其后刘东升给李玉路等人投保了保险。原告在出具的证明中承认李玉路是原告的职工。李玉路去世后刘东升在与其侄子通话时再次表明李玉路是原告的职工，尽管李玉路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书，但是以上证据足以表明李玉路与原告之间已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主要看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而非计酬方式及报酬的发放方式，计酬方式及报酬的发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即可以按天计酬、按月计酬，也可以按计件或其他方式计酬，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确认。原告提交的张利军、高朋宇、韩培峰、常庆东、韩希海、冯庆良的证明用以证实原告已将铸造车间承揽给张利军，张利军又将该车间承揽给李玉路，其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原告与李玉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由于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且证明是经过原告统一格式化再由证人签字，故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李玉路生前与原告河北达舜泵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董秀忠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