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培良。
委托代理人：ＸＸ。
委托代理人：钟孝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琪。
委托代理人：赵永。
原审被告：象山县海达针纺印染厂。
法定代表人：何琪。
委托代理人：章国锋。
上诉人周培良为与被上诉人何琪、原审被告象山县海达针纺印染厂（以下简称海达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3）甬象商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海达厂于1994年9月从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中周培良持股13.5714%，何琪持股17.1429%，象山县爵溪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经营公司）持股14.2857%，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针纺织品漂染加工、制造。海达厂企业章程规定，海达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由爵溪镇集体股和厂内部职工股组成，镇集体股120股，为240000元，约占海达厂股份总额的14.29%，职工股720股，为1440000元，约占海达厂股份总额的85.71%；海达厂的股份由股权证来确认，为记名式普通股股权证，海达厂只承认已登记的股东为股权证的所有人，拒绝其他一切争议；股东股份可以转让，并可以赠与和继承，股东股份的转让和赠与必须经董事会的同意方可实施，但在海达厂认购后的三年内不得转让和赠与（死亡者的股份除外），股份自海达厂清算之日起亦不得转让；股息按年息15%支付，计入成本，税金列支，海达厂缴纳所得后的利润，40%作为企业发展基金，40%作为股东分红，20%作为职工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作为新增资产计入股东名下，视同股金，作为增股，以后年度不计股息，但参与分红等。2001年12月19日，何琪与资产经营公司签订《象山县海达针纺印染厂股权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资产经营公司愿意将合法持有的海达厂（含宁波海达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中的股权和债权全部出让，何琪愿意受让上述股权和债权，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经12月6日街道全体党政成员会议讨论通过；股权交割在协议生效后30天内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双方在办理必要的股权交割法律手续时应提供有关法律文件，以协助对方妥善办好必要的工商变更，企业董事会关于股权转让的会议决议应报工商部门备案；何琪完成股权转让后，将全额拥有资产经营公司在海达厂的全部股权和债权，同时应承担资产经营公司原在海达厂的权利、义务，资产经营公司在海达厂的权利、义务随转让的完成而自动消失，原企业所形成债权债务由新股东继承等。协议签订后，双方迄今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3年3月8日，周培良与何琪签订《君子协议》一份，约定何琪现任海达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周培良现任海达厂副总经理，在公司分工上，何琪主要对外、对上，周培良主要主管公司内部，行使总经理的职能，对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原属象山县爵溪镇镇政府的海达厂240000元股权已在2001年12月转让至何琪名下，由何琪控股，认购的资金全部由何琪来支付，上述股权分成三份，由周培良和何琪各得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主要分配给中层骨干，无论企业盈亏，风险共担，利益同享，按比例分摊（其中周培良享有的三分之一与公司并存，服务于公司终身，到公司闭息时，可以享有公司240000元股权中的三分之一含量的实有资产分配）；公司在正常运作过程中如出现持股者呼吁退股或解体的情况时，所引起的波动由周培良负全责，并做好持股者的工作，使公司进入到正常工作等。2010年4月22日，经海达厂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追补（从1994年到2009年）红利分配的不足部分，将结算累计额按股权比例如数分期（或扩股）追补到各股东投资户。2010年8月9日、11月24日，海达厂以“海联公司”的名义分别按每股2元、3元发放股利。2011年8月16日，海达厂召开2011年第三次董事会，通过企业红利追补分配方案，根据章程规定的红利分配原则，把历年拖欠的11元红利在年内分两次分配完毕并分析、讨论和统一了企业当前面临严峻形势和今后发展前景的认识。2011年8月16日、2012年7月26日、10月29日，海达厂又以“海联公司”的名义分别按每股5元、3元、3元发放股利。2011年12月13日，宁波能通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通公司）经工商登记设立，周培良担任执行董事一职，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针织品漂染、印花加工；针织品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原审庭审中何琪确认，《君子协议》签订后至2010年之前，都是由其向海达厂领取从资产经营公司受让的股权分红，再由其妻子将其中三分之一给予周培良，但2010年之后，其未再将该部分分红款给予周培良。
周培良于2013年4月2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周培良系海达厂的股东，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周培良在海达厂持有228000元的原始出资额即13.5714%的股权。2001年12月，为适应海达厂企业发展和改制的需要，海达厂的原法人股东资产经营公司与何琪签订《象山县海达针纺印染厂股权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原始出资额240000元即14.2857%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何琪。2003年3月8日，周培良与何琪签订《君子协议》一份，约定由何琪将从资产经营公司受让而来的14.2857%的股权一分为三，其中何琪持有三分之一，周培良持有三分之一，海达厂的中层干部持有三分之一，亦即各为4.7619%，并按该比例共享企业利润，共担企业风险，但未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0年前，周培良一直按照实际持有的18.3333%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利（包括股权分红）、承担股东义务，并参与海达厂的实际经营管理。但自2010年至周培良起诉之日，何琪及海达厂一直未向周培良分配其所持有的4.7619%股权部分的分红款，该部分款项由何琪实际侵占。在此期间，周培良多次要求何琪及海达厂公开海达厂的全部账目、净资产和收益，并分配红利，均遭各种理由搪塞和拖延。故请求判令：一、确认周培良在海达厂合计持有18.3333%的股权；二、海达厂全面公开账目并依法进行财务审计；三、何琪、海达厂共同向周培良分配其所持有的4.7619%股权相对应的2010年至2012年的股权分红款1152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00000元，合计1252000元。原审庭审中，周培良自愿撤回第一、二项诉讼请求。
何琪、海达厂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首先，依据周培良的诉讼请求及其陈述的理由和所提供的证据，周培良主张所谓的股权分红款全部由何琪所侵占，故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应为侵权关系，适格的被告应该是何琪，海达厂不应该作为共同被告；其次，海达厂原系象山县爵溪镇投资设立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于1994年9月13日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今未再变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对象为依照该法于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海达厂并不适用；再次，按照海达厂企业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只有登记的股东才是唯一的股东，本案讼争的股权是何琪一个人所受让，何琪与周培良签订的《君子协议》未经海达厂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层骨干的同意，也未实际履行，应系无效，周培良无权取得三分之一股权的分红，海达厂按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进行分红，并未侵占或者扣押周培良应得的分红款，周培良已按其持有的股权分得相应红利，而何琪按实际持有股权分红系合法取得自己的财产。综上，请求驳回周培良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培良向何琪、海达厂主张股权分红款的依据系其与何琪所签订的《君子协议》，该协议中载明的权利义务内容具有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案件案由宜定为赠与合同纠纷。鉴于《君子协议》系周培良与何琪签订的协议而非与海达厂所签订的三方协议，故其请求权的指向对象仅能为何琪而不能同时为海达厂。对于周培良针对何琪的诉请，首先，海达厂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只要不存在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具有企业自治性的规则，对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等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依据该章程规定，股东股份的转让和赠与必须经董事会的同意方可实施，周培良与何琪签订的《君子协议》同样需受海达厂章程的约束，故该协议的效力应以董事会的同意为前提；其次，假使在《君子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作为受赠人的周培良受赠何琪受让的资产经营公司股权的三分之一的同时负有与公司并存及服务于公司终身的义务，但周培良却在2011年与海达厂有相似经营范围的能通公司担任执行董事一职，显然有悖于何琪赠与其股权的初衷，而即使周培良不存在上述行为，除去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否则，作为赠与人的何琪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也可以撤销赠与。综上，在何琪撤销赠与的前提下，周培良要求何琪履行《君子协议》，于法无据，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周培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68元，由周培良负担。
周培良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周培良诉请所依据的《君子协议》，其法律性质并非是赠与合同。从本案所讼争的基础股权取得过程来看，何琪在受让资产经营公司股权时，既未通知海达厂的其他股东，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又未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对价，且绝大部分对价是从海达厂账户划付的，因此其该股权的合法性存在瑕疵，其并不具有对该部分股权的完全处分权，且由于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限制，该股权至今尚未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登记于资产经营公司名下，因此该股权也不是何琪名下的股权。本案中何琪根据《君子协议》所处分的股权，实质上并不完全是其财产，不具有构成赠与合同的事实基础，故原审判决认定周培良与何琪之间所签订的《君子协议》系赠与合同，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君子协议》的效力不属于效力待定的情形。周培良与何琪签订该《君子协议》之时，双方对该部分股权归属及所对应的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实际上是民事上的无权处分行为。虽然《君子协议》的效力在签订之时因何琪的无权处分行为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但该协议的相关条款已实际履行，并且得到了作为权利人的海达厂其他股东的追认，在不存在协议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其合同效力应得到法律的肯定，并应继续履行合同；三、周培良与何琪签订《君子协议》之时虽未经海达厂董事会的同意，但该协议的相关条款已实际履行，并且得到了作为权利人的海达厂其他股东的追认，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范的情况下，根据企业自治原则，不应对该协议的效力一概认定为无效。何琪与海达厂原股东资产经营公司股权转让时同样也应受海达厂企业章程的约束，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也应以董事会同意为前提，但何琪却并未提交相关董事会决议等证据证明其受让股权行为合法有效，同理，本案协议也应认定为有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何琪答辩称：资产经营公司与何琪签订《象山县海达针纺印染厂股权债权转让协议》，资产经营公司转让给何琪个人的。《君子协议》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何琪可以撤销赠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达厂答辩称：海达厂实际股东和董事已经作了多次变更，都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资产经营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后实际股东是何琪，每年分红实际分给何琪个人，对《君子协议》的内容海达厂和其他股东均不知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培良与何琪之间签订的《君子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且双方一直实际履行至2010年，应认定为有效。
关于《君子协议》的法律性质，本院认为，《君子协议》并非赠与合同。理由如下：一、从双方当事人签订《君子协议》的本意来看，在于其约定的“为进一步调动参股者的积极性，保持持股者的心态平衡及理解，有利于股份企业持续发展”，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二、从《君子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所负义务是相互对应的。赠与合同则是单务合同，在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仅由赠与人负有将自己财产给予受赠人的义务，受赠人并不负有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中，赠与人负有将其财产给予受赠人的义务，受赠人按合同约定负担某种义务，但受赠人所负担的义务与赠与人所负义务也并不是相互对应的。《君子协议》第三条约定，何琪控股的240000元股份分成三份，由周培良和何琪各得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主要分配给中层骨干，无论企业盈亏，风险共担，利益同享，按比例分摊（其中周培良享有的三分之一与公司并存，服务于公司终身，到公司闭息时，可以享有公司240000元股额中的三分之一含量的实有资产分配）。《君子协议》第六条则约定，公司在正常运作过程中如出现持股者呼吁退股或解体的情况时，所引起的波动由周培良负全责，并做好持股者的工作，使公司进入到正常运作。因此，《君子协议》中双方所负义务是相互对应的。原审案由确实有误，本案系自然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纠纷，故本案案由宜定为合同纠纷。
关于周培良要求何琪、海达厂支付股权分红款及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认为，《君子协议》系由周培良与何琪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周培良只能向何琪主张支付股权分红款及赔偿利息损失，而不能向海达厂主张。依照《君子协议》第三条约定，周培良应尽责履职，但2011年周培良在与海达厂经营范围有重合的能通公司担任执行董事一职，显然违反了该约定，也违反了双方订立合同的初衷，故何琪有权终止履行该《君子协议》。但何琪在原审中确认其于2010年之后，未再将股权分红款给予周培良，而根据能通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基本情况，能通公司成立日期为2011年12月13日，2010年8月9日、2010年11月24日、2011年8月16日，海达厂以“海联公司”的名义分别按每股2元、3元、5元发放股利，何琪在收取股权分红款时已被扣除个人所得税，故按照240000元股本额的三分之一即80000元计算，何琪应支付周培良的股权分红款分别为128000元、192000元、320000元。至于利息损失，为可从股权分红款分配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周培良在二审中明确计算至原审起诉之日，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3）甬象商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何琪向上诉人周培良支付股权分红款128000元及自2010年8月10日起至2013年4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支付股权分红款192000元及自2010年11月25日起至2013年4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支付股权分红款320000元及自2011年8月17日起至2013年4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三、驳回上诉人周培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068元，由上诉人周培良负担7434元，被上诉人何琪负担86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8元，由上诉人周培良负担7434元，被上诉人何琪负担86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陈超明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林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