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24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袁英，男，198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仕碧，女，195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艳，女，199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灯明，贵州鼎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廷利，男，197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万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东门桥头哈蚂坡（人民北路291号）。
法定代表人：罗万中，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辉，男，195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歆，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龙，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正彬，男，196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上诉人汪袁英、袁仕碧、汪艳、胡廷利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万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达公司）、蒋辉、安正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7）黔0123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袁英、袁仕碧、汪艳、胡廷利、被上诉人万盛达公司、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袁英、袁仕碧、汪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合理。一审认定的《事故调查报告》存在事实错误，其结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对万盛达公司是否为涉案“美丽乡村”立面改造工程的施工承包人这一事实没有查清；《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死者在事故发生时是在为胡廷利修建房屋，而不是从事立面改造工程错误，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所附《停工通知》、《询问笔录》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事实；《事故调查报告》仅凭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认定事发当天吊机开关故障，不能以此认定死者具有重大过错，判决死者承担事故40%的责任不当；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庭审中，万盛达公司与胡廷利曾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但法院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告知证据无法调取，同时也没有另行组织辩论就直接判决，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
针对汪袁英、袁仕碧、汪艳上诉请求，胡廷利辩称，我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我没有让安正彬修建房屋，安正彬与我也没有签订合同，亦没有口头约定，他不是给我修房子，而是在做立面改造工程，我们组长让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针对汪袁英、袁仕碧、汪艳上诉请求，万盛达公司辩称，我公司未承建六屯镇“美丽乡村”立面整治项目工程，我公司也未参与该工程建设，胡廷利将自建房施工承包给安正彬，两人均为个人行为，不属于生产经营单位，请求法院公正判决。
针对汪袁英、袁仕碧、汪艳上诉请求，蒋辉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客观公正，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
针对汪袁英、袁仕碧、汪艳上诉请求，安正彬未到庭参加答辩，亦未向法院提交答辩意见。
胡廷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原审汪袁英、袁仕碧、汪艳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上诉人胡廷利将自己的建房加层工程发包给安正彬与基本事实不符，事实是“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施工方将该工程分包给蒋辉，蒋辉又违法分包给安正彬，死者是受安正彬的招用在进行立面改造工程施工时发生事故，且上诉人与安正彬未签订任何建筑施工合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证据不足，一审采信的《报告》和《批复》的内容均与事实不符；2、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的《事故调查报告》、《谈话笔录》、《照片》等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即便认定上诉人与安正彬达成口头协议认定为合同，也只能认定为加工承揽合同，不能认定为雇佣合同。本案施工当天，上诉人并未在家，未对施工做出指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4、一审采信的证人证言错误。简有明、蒋明德的证言并不能直接证明死者发生事故时是在为上诉人修建房屋，且蒋明德也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采纳。
针对胡廷利的上诉请求，汪袁英、袁仕碧、汪艳辩称，1、胡廷利认为死者是进行立面改造工程发生的事故，与我方主张一致，予以认可；2、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我方认可，具体违法事项以我方上诉意见为准；3、请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判决，如果查明死者是因为私人修建房屋发生事故，那应该由胡廷利与安正彬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胡廷利的上诉请求，万盛达公司辩称，我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承建过涉案工程。
针对胡廷利的上诉请求，蒋辉辩称，1、我方在上诉人所称的立面改造工程中没有承包和分包的事实，是另一个叫张学荣的人叫我去担任管理人员。且一审已经查明死者是在修建房屋过程中发生事故而不是在立面改造工程中；2、一审没有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形，一审庭审后，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已经经过质证，且调查报告只是涉及了本案的事故事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请。
针对胡廷利的上诉请求，安正彬未到庭参加答辩，亦未向法院提交答辩意见。
汪袁英、袁仕碧、汪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三被告及第三人连带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608,684.9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08日，第三人胡廷利将自己自建房的加层工程发包给被告安正彬。被告安正彬安排汪兆云（本案死者）、卢某及杜朝碧三人为第三人胡廷利的房屋加层工程进行施工，约定由第三人胡廷利向安正彬支付工资后，再由被告安正彬支付给汪兆云、卢某及杜朝碧三人。2016年10月09日，被告安正彬及汪兆云、卢某及杜朝碧四人到第三人胡廷利的房屋进行现场施工。由于被告安正彬提供的用于施工的吊机开关出现故障，被告安正彬离开施工地点前去购买吊机开关。被告安正彬离开后，汪兆云等三人将吊机搬至房屋二楼楼顶，准备将砖从地面吊上二楼楼顶，吊机在无任何固定措施的情况下，由汪兆云在二楼楼顶操作吊机按钮，卢某用脚踩住吊机底座，杜朝碧在地面将砖装入砖斗中。在吊第一车砖的过程中，吊机上升至二楼屋檐处时砖斗把手与房檐碰撞至吊机倾斜，致吊机和汪兆云被拉翻从二楼房顶坠落至地面，汪兆云当场死亡。事故发生时，第三人胡廷利未在事故现场，现场除安全帽之外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事故发生后，原告收到被告安正彬支付的赔偿款40,000元。另查明，本案死者汪兆云与其妻子袁仕碧共生育汪袁英、汪艳二人，四人住所地均为贵州省开阳县××川洞村××组。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608,684.90元。具体为：一、死亡赔偿金534,852.40元，原告主张534,852.40元。死亡赔偿金应根据事故发生时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本案中，虽然死者汪兆云的住所地为农村，但根据贵州省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穿洞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结合被告安正彬的陈述及证人卢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确认汪兆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外出务工，并未从事农业产生，未以农村土地的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故对汪兆云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予以计算，根据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42.62元/年计算，汪兆云的死亡赔偿金应为534,852.40元（26,742.62元/年×20年=534,852.40元）。二、丧葬费23,832.50元，原告主张23,832.50元。参照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094元计算，汪兆云的丧葬费应为26,547元（53,094元/年÷12个月×6个月=26,547元），原告仅要求23,832.50元，从其自愿予以支持。三、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原告主张50,000元，法院予以支持。在诉讼过程中，第三人胡廷利主张本案死者汪兆云系从事“立面改造”工程中死亡。庭审中，被告安正彬的陈述汪兆云在事故发生时使用的是第三人胡廷利购买的堆放在其家门口的红砖为胡廷利修建房屋；第三人胡廷利认可堆放在其家门口的红砖系其购买；结合修文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修文县安监局对案外人简有明、蒋德明的询问，其中简有明陈述第三人胡廷利房屋门前的红砖是胡廷利在砖厂给简有明打电话让其拖回来的；蒋德明陈述事故发生时汪兆云等人是在给胡廷利家修建第三层房屋。综合上述证据及陈述，可以确认事故发生时，死者汪兆云系使用的第三人胡廷利购买的红砖给第三人胡廷利修建房屋，故对第三人胡廷利主张的上述事实，法院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死者汪兆云受被告安正彬的安排，为其提供劳务，并由被告安正彬支付工资，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被告安正彬作为接受劳务者，应当为提供劳务者提供足够的安全生产条件及保障措施，监督提供劳务者安全施工，汪兆云在劳务活动中死亡，被告安正彬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及尽到相应的安全监督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汪兆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修建房屋过程中存在的危及人身安全因素应当有足够的认识，但其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明知吊机开关存在缺陷，仍在无任何固定措施稳固吊机的情况下使用吊机进行施工，其自身亦具有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第三人胡廷利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和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将该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安正彬，且有提醒承包人和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注意安全等事项的义务却未尽安全提醒注意义务，因此胡廷利对事故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客观事实、各方过错程度，确定由被告安正彬承担40%、汪兆云自行承担40%、第三人胡廷利承担20%的责任较为适宜。因汪兆云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608,684.90元，由被告安正彬承担40%即243,473.96元，扣除被告安正彬已经支付的40,000元，还需支付203,473.96元；由第三人胡廷利承担20%即121,736.98元。对原告提出判令被告贵州万盛达公司及蒋辉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提出判令被告贵州万盛达公司及蒋辉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正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汪袁英、袁仕碧、汪艳203,473.96元；二、第三人胡廷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汪袁英、袁仕碧、汪艳121,736.98元；三、驳回原告汪袁英、袁仕碧、汪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86元，减半收取4,943元，由被告安正彬负担1,977元、第三人胡廷利负担989元，原告汪袁英、袁仕碧、汪艳负担1,97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汪兆云是在“美丽乡村”立面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还是在为胡廷利修建第三层房屋时坠楼死亡。本案事故发生后，修文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修文县安监局对涉案的当事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询问调查，其中蒋德明陈述汪兆云等人是为胡廷利家修建第三层房屋，且胡廷利与安正彬就修建房屋约定了相关费用，该证人证言与安正彬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印证，且该证人与各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较高，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其中简有明陈述胡廷利房屋门前的红砖系胡廷利委托简有明一起从砖厂拖回来的，而胡廷利在庭审中自认“美丽乡村”立面整治项目系政府整体实施，不需要农户自己出资以及提供材料，且事故现场使用的红砖亦与立面整治项目中使用的青砖（水泥砖）不同，结合发包方修文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六屯镇美丽乡村立面整治工程停工通知》，进一步证明事故发生时并非系“美丽乡村”立面整治项目施工过程中，而是在为胡廷利家修建第三层房屋时发生。上诉人胡廷利、汪袁英、袁仕碧、汪艳主张汪兆云汪兆云是在“美丽乡村”立面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坠楼死亡的，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本案中，胡廷利与安正彬口头约定为胡廷利家修建第三层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胡廷利明知安正彬不具备相关建筑资质仍将房屋修建工程发包给安正彬，且未在施工现场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其对汪兆云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死者汪兆云受安正彬的安排和指示，为其提供劳务，安正彬向汪兆云支付劳动报酬，其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安正彬作为接受劳务者，未能为死者汪兆云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及安全保障措施，未尽到安全监管义务，对汪兆云的死亡存在过错；汪兆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坠楼时身处二楼楼顶，应当预见房屋修建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其自身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未对吊机进行稳固的情况下，仍然冒险操作吊机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原判认定责任比例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事故原因力大小相符，本院予以维持。
另，各方当事人对相关赔偿费用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金额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汪袁英、袁仕碧、汪艳、胡廷利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6元，由胡廷利负担4,943元，由汪袁英、袁仕碧、汪艳负担4,9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 娟
审 判 员 林 明
审 判 员 邱翠雪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一灵
书 记 员 周 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