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工利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立权。
委托代理人魏建平，上海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旭红。
委托代理人王学红，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玉达。
上诉人上海工利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利金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一（民）初字第8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邵旭红于2011年9月7日进入工利金公司，后被工利金公司派遣至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公司）从事操作检验工作。工利金公司与邵旭红签有期限自2011年9月7起至2014年9月6日止的劳动合同。2014年7月5日，邵旭红由华德公司退回至工利金公司。2014年7月23日，工利金公司为邵旭红办理退保手续。
邵旭红于2014年7月24日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德公司及工利金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7，270元，仲裁裁决工利金公司支付邵旭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973.78元。工利金公司不服并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不支付邵旭红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6，973.78元。
原审审理中，工利金公司主要提交以下证据：1、案外人李金成照片、出警记录截图、门卫见证书、处罚通知，证明事发经过以及邵旭红系因打架行为，违反员工记录，被华德公司开除。其中，照片上的男子额头处有伤；出警记录载明，2014年7月4日，民警已到现场处理，经了解系员工因琐事发生冲突，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门卫见证书载明，2014年7月4日晚19点50分，门卫接到电话称有两员工发生争吵和打架等；处罚通知载明，李金城无故走至上下件岗位区域碰了下员工邵旭红肩膀后，双方发生打架争执，并致李金城头部受伤。此行为违反了《员工纪律管理制度》中的第4.5条款：斗殴违法、违纪行为，公司讨论决定给予李金城、邵旭红开除处罚。
2、短信记录、2014年7月18日录音、2014年7月22日通知函、员工纪律管理规定、解除合同通知函等，证明邵旭红不服从工利金公司安排，工利金公司才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其中，短信内容为“邵旭红女士，我劳务公司通知你，上海群志光电有限公司招女普工，报道时间2014年7月25日”；录音记录了2014年7月18日邵旭红与工利金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的对话内容——（原）：这是华德的规章制度，你违反了，直接就解除。（被）：那你们这里是不是也把我解除了？（原）：话怎么听不懂啊…（被）：但是我去劳动仲裁的时候，人家说你们这里关键没有跟我解除合同。（原）：现在就解除合同，就跟你解除合同。（被）：她说要何老板解除才算。（原）：我说了也算。工利金公司于仲裁庭审中对上述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当时在气头上，所以说了气话，2014年7月18日，表达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但当日未解除，2014年7月22日才书面解除了劳动合同。2014年7月22日的通知函载明，“因你严重违反用工单位和我派遣公司规章制度被现用工单位退回，我派遣公司…暂时不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继续派遣你到…”；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9日的解除合同通知函载明，“宝山区工会：因邵旭红与同事打架并打伤同事，我公司与邵旭红解除了劳动合同”。
针对上述证据，邵旭红主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认可受伤照片以及处罚通知书的真实性；接警记录截图未加盖公章，故真实性不认可；对于门卫见证书，见证人只是听旁人所言，见证的情况是李金成头部出血，无法证明邵旭红与案外人李金成发生争吵的原因。对第2组证据，对短信和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4年7月22日通知函的真实性不认可，该通知函是工利金公司解除与邵旭红劳动关系后才出具的。华德公司主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工利金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真实性无异议；门卫系委外的安保人员，非公司员工；李金成当时是“触碰”而非“骚扰”。
原审庭审中，就邵旭红与李金成发生冲突的原因，华德公司称，经调查确认李金成未骚扰邵旭红，李金成向公司承认碰过邵旭红肩膀，但并非骚扰；邵旭红称，当时其准备上岗，手中拿着塑料袋（装有一串钥匙、公交卡、空的八宝粥易拉罐等），李金成意图正面袭胸，邵旭红随手一挥，碰到李金成的额头。李金成以前有和其他男同事打赌，如果碰到女同事某部位，就可以赢一包烟。华德公司又称，未有员工反映李金成以往有此类行为，邵旭红当时手上有一串钥匙和一瓶八宝粥，其就打了李金成一下，之后双方发生口角，未再有身体接触。
另，工利金公司主张邵旭红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4，495元，邵旭红及华德公司对此表示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争议焦点有三，其一是双方何时解除劳动合同。工利金公司承认2014年7月18日表达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对当天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并主张“当时在气头上，所以说了气话”，但实际2014年7月22日才书面解除与邵旭红的劳动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具有形成权之性质，意思表示到达邵旭红即产生法律效力，故双方劳动关系应于2014年7月18日解除。现工利金公司主张实际于2014年7月22日才书面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争议焦点二，工利金公司以何种理由解除与邵旭红的劳动合同。本案庭审中，工利金公司称邵旭红系因不接受工作安排，才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然就工利金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显示，工利金公司系因因邵旭红“与同事打架并打伤同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且2014年7月18日录音的相关内容以及工利金公司的起诉状对此亦能佐证，故工利金公司主张其系因邵旭红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争议焦点三，邵旭红伤人之行为能否构成严重违反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本案中，邵旭红主张事发时其拎的塑料袋内装有钥匙、公交卡和空的八宝粥易拉罐等物，案外人李金成意图袭胸，邵旭红随手一挥，才碰伤李金成。而华德公司认可李金成当时确有“触碰”之行为，邵旭红当时手上仅有一串钥匙和一瓶八宝粥，她也只是打了李金成一下，后双方发生口角并未再有肢体冲突，李金成亦向华德公司承认事发时碰过邵旭红肩膀。对于李金成的伤情，工利金公司除照片外未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说明。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各自陈述，原审法院认为，邵旭红之行为虽有不当，但情节轻微，尚不足以达到“打架斗殴”、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之恶劣程度。
原审法院认为，打架斗殴，确系严重损害企业单位用工管理之行为，然应视冲突情节以及主观恶性具体对待。本案中，邵旭红未有打架斗殴之故意，在男同事无故触碰时，邵旭红作为女职工下意识反击，于情理相符，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相关单位应对涉事员工加强管理和教育，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予以处理，现对劳动者简单采取退回、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进行惩处，实有不妥。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工利金公司2014年7月18日以邵旭红“与同事打架并打伤同事”、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26，970元。
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如下：原告上海工利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邵旭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970元。
上诉人工利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邵旭红在华德公司工作时与同事发生打架事件，并造成该名同事头破血流的严重后果，已严重违反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工利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邵旭红在原审中以被骚扰并出于自我保护为由辩解打架起因，显然是为逃避责任的借口。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工利金公司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970元。
被上诉人邵旭红辩称：由于男员工意图袭胸，邵旭红出于本能挥手抵挡，并无其他肢体冲突，亦无违反用工单位规章制度的故意。工利金公司以邵旭红与同事打架并打伤同事，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没有依据的。故不同意工利金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华德公司书面述称：对工利金公司提起的诉讼无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事实予以补充或新的证据予以提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于工利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理由及该解除合同行为是否违法等作了充分而详实的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且在此不再赘述。现工利金公司上诉认为其解除与邵旭红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不同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工利金公司对此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邵旭红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工利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工利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松
审判员 顾继红
审判员 虞恒龄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晓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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