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37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1，男，1949年8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女，1950年4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女，1976年6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2（华×3之父，兼华×3法定代理人），1973年5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3，女，2005年6月10日出生。
上述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马跃，北京市高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4（兼张×、曲×、华×5、华×6、华×7、乔×1、乔×2、乔×3、乔×4、乔×5、华×8、华×9、华×10、陈×1、陈×2、兰×1、兰×2、李×、华×11委托代理人），女，1955年1月5日出生。
华×4委托代理人李永辉，北京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华×4委托代理人李海波，北京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女，1935年11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女，1953年10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5，女，1979年1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6，女，1990年10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7，男，1962年9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1，男，1950年1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2，男，1954年3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3，女，1958年2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4，男，1959年11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5，男，1962年7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8，女，1933年3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9，女，1935年12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10，女，1942年11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1，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2，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1，男，1965年7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2，男，1970年5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男，1948年1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11，女，1947年3月3日出生。
原审原告华×12，男，1957年6月27日出生。
原审原告华×13，女，1954年4月7日出生。
原审原告邸×，女，1946年1月27日出生。
原审原告华×14，女，1973年5月13日出生。
原审原告华×15，女，1975年4月17日出生。
原审原告华×16，男，1940年9月26日出生。
上述六原审原告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委托代理人方莉敏，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1、华×2、程×、赵×、华×3因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4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4向原审法院诉称，华×4与华×1系堂兄妹关系，华×4系华×17之女，华×1系华×18之子。华×17与华×18系华×19与华×20之子，系同胞兄弟。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2号、×3号、×4号、×5号宅院及房屋系华×19（1979年11月19日去世），华×20（1994年4月去世）夫妻的祖业产。解放前夕，华×19、华×20夫妻为两个儿子华×17及华×18明确分家，其中北京市海淀区×街×2号、×3号、×4号、×5号宅院及房屋分给华×18，现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宅院及房屋分给华×17，并约定由华×17负责华×19、华×20的生养死葬，华×18对父母生不养，死不葬。该分家协议已经由华×18及华×17兄弟实际履行。华×18一家根据分家协议实际取得了现海淀区×街×2号、×3号、×4号、×5号宅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华×18的子孙并于2010年获得海淀区×街×2号、×3号、×4号、×5号宅院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华×19及华×20跟随华×17在分得的×街×1号宅院生活，由华×17及其家人照顾直至去世。1998年华×17去世，按照法律规定，华×17的财产应当由其继承人即华×4继承，即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宅院及房屋应当归属华×4所有。现诉争宅院及房屋已经拆迁，根据拆迁政策，华×4依法应当获得拆迁补偿，但拆迁补偿利益被华×1独占，侵害了华×4的合法权益。另，华×1声称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院及房屋系其购买所得，但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所谓的买卖协议无效。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宅院及房屋的拆迁款人民币2482964.2元；2、请求法院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宅院及房屋因拆迁而置换的拆迁安置房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张×、曲×、华×5、华×6、华×7、乔×1、乔×2、乔×3、乔×4、乔×5、华×8、华×9、华×10、陈×1、陈×2、兰×1、兰×2、李×、华×11向原审法院诉称，认可华×4陈述的事实，同意华×4的诉讼请求，如果法院判决继承分割，我方要求继承对应的份额，并赠与华×4。
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向原审法院诉称，如果法院判决继承分割，我方要求继承对应的份额，并赠与华×1。
华×1、赵×、程×、华×2、华×3向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华×19去世后，华×20随女儿华×11居住，在1991年6月6日，华×20将诉争宅院的五间南房和院墙以1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华×18，并由华×1负责办理。当时院落内有5间南房，对应的是现在×街×1号宅院。1994年华×20去世后华×1陆续对院内房屋进行翻建、新建，都是华×1及子女进行出资建造的，翻建后院内三排房屋，一排三层楼房两排二层房屋。2010年因×地区新农村改造拆迁，2010年8月1日，华×1与北京市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现诉争院落已经拆除。根据×村拆迁政策，被拆迁院落是农村宅院，一直由我方居住生活，房屋也是我方新建的，根据×村搬迁腾退方案，原告方不是诉争院落的被腾退人，不是在册人口，原告方没有权利要求分割拆迁补偿利益。不同意对涉诉院落及其拆迁利益进行析产分配。所有利益都是五被告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19，有两任妻子。华×19与第一任妻子（去世较早，姓名不详），生育二子，长子华×18，次子华×17。后第一任妻子去世，华×19与华×20再婚，共生育七个女儿，长女华×21，次女华×8，三女华×9，四女华×10，五女华×22，六女华×23，七女华×11。华×19于1979年11月19日去世，华×20于1994年4月去世。
华×18与华×24系夫妻，共生育子女五人，长子华×16、次子华×25、三子华×1、四子华×12、长女华×13。华×18于1997年3月去世，华×24于1999年10月去世。华×25（已去世）与邸×系夫妻，生育子女二人，长女华×14、次女华×15。华×1与赵×系夫妻，生育一子华×2，一女华×26，华×2与程×系夫妻，华×3系华×2与程×之女。
华×17（1926年11月1日出生，1998年去世），有两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华刘氏，生育一子（夭折），二人1950年离婚。后华×17与张×1952年再婚，生育子女三人，长子华×27（1999年去世），次子华×7，长女华×4。华×27与曲×系夫妻，生育一女华×5，并收养一女华×6，办理了收养手续。
华×21（1998年去世）与乔×6（大约1989年去世）系夫妻，生育子女五人，长子乔×1，次子乔×2、三子乔×4，四子乔×5，长女乔×3。
华×22（1993年去世）与陈×系夫妻，生育子女三人，长子陈×1，次子陈×2，长女陈×3。
华×23（2013年去世）与李×系夫妻，生育两子，分别是兰×1、兰×2。
逝者生前均无书面或口头遗嘱。
华×19与华×20系北京市海淀区×村（原河北省昌平县×区×村）村民，在×村×街有地基一段，面积一亩七分一厘，房产共计14间，种类为土房。其中，南房5间系华×19与华×20夫妻出资出力所建。上述宅院房屋由华×19全家共同居住。
1948年左右，诉争院落分成两个宅院居住使用。其中，一个宅院归华×18。另外一个宅院（即本案诉争的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院，以下简称×1号院，院中包含14间土房）归华×17，并约定华×17负责华×19与华×20生养死葬。之后，华×18居住使用所分宅院。×1号院由华×19、华×20居住。华×17结婚并居住于×1号院，华×8、华×9、华×10、华×22、华×23、华×11先后结婚搬出。
《1950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草契》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上述宅院及14间房屋被确认在下列人员名下：华×19、华×20、华×18、华×24、华×17、华刘氏、华×8、华×9、华×10、华×22、华×23、华×11、华×16、华×27、华×25、华×1。
1950年代初，华×17到河北新城县（现河北省高碑店市）参加工作，后华×17与华刘氏离婚。华×17与华刘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在×1号院建房。华×17于1951年底与张×再婚。后华×17户籍迁往河北省高碑店市并转为居民户籍。张×的户籍在河北省高碑店市，是非农业户籍。华×17的子女华×27、华×7、华×4，刚出生的时候都跟随父母在河北省居住生活，户籍均在河北省，均是非农业户籍。1958年华×4户籍迁至诉争宅院（当时门牌号为×街×号），由非农转为农业户籍，在诉争院落跟随华×20居住生活。1976年9月，华×4户籍因上学迁出，后户籍迁至清河，华×4及其孩子也搬出诉争院落居住。期间，×1号院原有14间土房，除南房5间外，均自然坍塌灭失。
1991年6月6日，就×1号院，华×11以华×20的名义，华×1以华×18的名义签订协议。协议载明：经协商，原祖产南房五间及院墙等，华×18付现金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此房产等归华×18所有，款项缴清时起签字生效，收款代理华×11，付款代理华×1。
华×1另提交《赠书》一份，内容为：家中祖产南房五间，考虑到其兄华×18家中人口众多，经老母同意，将南房五间及院墙等地上附着物，赠与华×18。从此以上财产归华×18所有，与他人无涉。赠与人华×29（签章），赠与代理人华×30，收受代理人华×1。上述协议盖有×村委会公章，并写明“同意华×20（华×29之妻）五间南屋及院宅赠与华×18”，书写时间为1991年6月18日。华×29人名章由华×20加盖。就该《赠书》，华×1等五被告解释称，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因担心农村房屋不能买卖，故办理上述赠与手续，以方便后续盖房。
1991年7月，华×1在诉争院落以华×20名义申请建房获批。《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显示，原有南房5间，因原房系解放前老房，雨季漏水、屋内潮湿，居住危险，儿子、儿媳、孙子在外工作节假日回家无法安身，批准建北房5间，面积157.5平方米。后华×1据此在院中建房，华×18、华×24与华×1一家在院内居住生活。华×1、赵×、华×2、程×、华×3户籍先后迁入×1号院。
1998年开始，院内房屋均系华×1出资出力所建。其中，1998年，新建东房4间；2002年左右，新建南房6间；2003年，在1991年所建房屋基础上加建一层；2004年，在南房北侧加建两米宽的走廊；同年，在1991年所建北房北侧，新建5间北房和1间门道；2007年，拆除院内东房4间、南房6间，翻建成三层楼房一栋，拆除2004年所建的北房5间及门道1间，建成两层楼房一栋。上述建房均无审批手续。
2010年，华×4起诉华×11、华×1，要求确认1991年6月6日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经审理，（2010）海民初字第1876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1）一中民终字第00454号民事判决书以华×11、华×1未取得华×20、华×18关于买卖行为的书面授权或提供证据证明其代理行为获得追认，所涉房产系家庭共有财产，权属尚存争议，上述房屋买卖协议侵犯了包括华×17在内的其他房产共有人的权利为由，判决支持华×4的诉讼请求。案件审理中，对华×4关于相应房屋在分家时分给华×17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未予采信。该诉讼未对合同无效后果进行处理。
同年，华×4提起继承纠纷之诉，主张对×1号宅院及房屋进行析产，要求继承相应份额。后撤诉。
×村腾退搬迁改造前，×1号院在册人员为华×1、赵×、华×2、程×、华×3。2010年8月1日，依据《×村宅基地腾退搬迁改造方案》及实施细则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华×1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在册人口为华×1、赵×、华×2、程×、华×3。该协议载明，×1号院有效宅基地面积624.81平米，应评估补偿的房屋建筑面积541.58平米。按照有效宅基地面积1：1置换×新城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624.81平米，有效房屋重置成新价为912327元，补助奖励款共计1548137.2元、周转费22500元，补助、补偿、奖励总计2482964.2元。另，就宅基地置换定向安置房的办法，《×村宅基地腾退搬迁改造方案》实施细则写明：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被腾退人置换成套定向安置房后，所剩余面积不足置换最小成套住房的建筑面积，给予每平方米12000元的货币补偿。
2010年8月14日，就×1号院，华×1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置换购房协议书，华×1按照有效宅基地面积1：1比例可置换×新城定向安置房建筑面积624.81平方米，可享受置换、购买×新城定向安置房总建筑面积634.81平方米，华×1转出宅基地面积28.99平方米，实际置换购买×新城定向安置房总计8套，分别为：（1）×号楼2单元302号，设计建筑面积123.04平方米；（2）×1号楼2单元1501号，设计建筑面积78.64平方米；（3）×1号楼2单元1502号，设计建筑面积78.64平方米；（4）×1号楼3单元1501号，设计建筑面积78.64平方米；（5）×2号楼4单元1101号，设计建筑面积54.54平方米；（6）×2号楼4单元1202号，设计建筑面积54.54平方米；（7）×2号楼4单元1301号，设计建筑面积54.54平方米；（8）×3号楼3单元1601号，设计建筑面积82.7平方米；上述8套房屋设计建筑面积合计605.28平方米；因华×1置换购房总设计建筑面积中大于有效宅基地面积10平方米，华×1向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36000元（10平方米×3600元），华×1获得装修补助费181584元。本案置换房屋已经交付华×1，但尚未办理房屋产权手续。
庭审中，就1948年分家一节，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华×1、赵×、程×、华×2、华×3主张1948年对于院落的分配仅系区分居住，非分家。华×4等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提交2010年继承纠纷一案庭审笔录、（2010）海民初字第18765号案件诉讼中华×11等人书面证言等主张华×11、华×9、华×10、华×8、华×23、华×1、华×25、华×13、华×16、华×12等均曾认可诉争院落于1948年通过分家分配给华×17。
华×1等五被告提交×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992年宗地确认表，主张华×11992年起使用×1号院，华×1、华×2系×1号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中，2013年10月29日×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内容为：×1号宅基地使用权自1992年起由我村村民华×1使用（见92年宅基地宗图）直到拆迁，华×1是该院落的被拆迁人（见安置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主张，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予以认可。华×4等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并提交国土资源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主张1992年至1993年期间海淀区农村宅基地确权工作没有实施下去，该期间海淀区制作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只是政府内部文件，并未生效。
就老南房面积，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华×1、赵×、程×、华×2、华×3称中间房屋足丈，两侧房屋最小，大概九尺，进深3.5米左右。其他当事人称不知情。
就1991年建房情况，华×4等主张华×17未出力但出资，新建房屋系华×20主持，但未提交证据。就此次建房施工方式以及新建房屋位置、间数、材质等情况，华×4等先称不清楚，后改称新建房屋系在拆除老南房后原址所建，所建房屋与老南房大小相近。华×1等五被告以及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主张此次建房由华×1主持，由施工队新建，新建房屋位于老南房北侧，共两排合计210平方米，同时称建房时老南房供施工队居住，后于1992年自然坍塌，原址整平种植蔬菜。
另，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对上述安置补偿协议及置换购房协议的效力无异议，华×4同意按照安置补偿协议及置换购房协议分配相应利益。陈×、陈×3明确表示放弃对诉争院落的权益，不同意参加诉讼。华×1等五被告明确表示五人之间的份额不要求析清，共同承担权利义务。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建房审批材料、（2010）海民初字第18765号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00454号民事判决书、安置补偿协议书、置换购房协议书、庭审笔录、腾退政策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定：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1950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草契》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将相关宅院及14间房屋确认在16人名下。虽然上述权利凭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院落房屋的历史渊源，但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上述权证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华刘氏系上述权利凭证中列明人员，但其与华×1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在×1号院建房，×1号院相关利益与其无关。因此，不能据此认定×1号院落及房屋的权利人范围。
×1号院原系华×19与华×20祖产。虽双方就1948年是否分家存在争议，但根据查明的1948年院落实际分配及居住的客观情况，考虑当时当地农村的传统习俗，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此前诉讼以及本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1991年7月以华×20名义申请建房时关于建房理由的表述，法院认为，虽然《1950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草契》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将相关宅院及14间房屋确认在16人名下，但不足以否认1948年分家事实的存在。对华×4等关于1948分家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华×17基于分家，应得土房14间。
1991年建房审批手续虽系以华×20名义申请办理，但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当时院内居住生活情况，法院确定×1号院内被腾退拆除的房屋系华×1出资建设。华×4主张华×17为1991年建房出资，但未提交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华×1基于其建房行为对相应房屋享有权利。
华×17去世前，9间老房已经自然灭失，剩余老南房5间在1991年被重建前尚存在，其相关残值应该移转至华×1后建房屋之中，并作为华×17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享有权利。诉讼中，张×、华×7、华×5、华×6明确表示将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华×4，法院不持异议。因此，华×4对×1号院被腾退拆除房屋中原老南房5间份额享有权利。
华×4基于分家事实主张×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利归华×17所有。对此，法院认为，虽1948年华×19与华×20对宅院和房屋进行了分家处理，但随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确立，农民宅基地已划归农民集体所有。华×17及其子女自1950年前往外地，户籍亦迁出×村并转为居民户籍，不再是×1号院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1年×1号院建房亦系以华×20名义申请并获批。因此，对于华×4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华×1等五被告以×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992年宗地确认表，主张华×1、华×2系×1号宅基地使用权人。对此，法院认为，虽华×1实际使用诉争院落，但根据海淀区农村宅基地确权工作的实际情况，上述证据并不足以确认华×1与华×2自1992年获得×1号宅基地使用权。
现×1号已经搬迁腾退，相关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利益已经转化为腾退安置补偿利益。因此，华×4基于继承权、华×1基于建房行为，对×1号内房屋及房屋所占宅基地的腾退安置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华×19与华×20的法定继承人基于继承权对×1号院空地部分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张×、曲×、华×5、华×6、华×7、乔×1、乔×2、乔×3、乔×4、乔×5、华×8、华×9、华×10、陈×1、陈×2、兰×1、兰×2、李×、华×11明确表示其相关利益份额归华×4所有，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明确表示其相关利益份额归华×1所有，华×1等五被告明确表示五人之间的份额不要求析清，共同承担权利义务。陈×、陈×3明确表示放弃对诉争院落的权益，不同意参加诉讼。法院均不持异议，将在华×4与五被告之间对×1号院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有效房屋评估重置成新价，置换购房协议书中所示8套定向安置房屋和针对安置房屋的装修补偿款进行分配。根据双方证据及庭审陈述，综合考虑房屋建设维护投入情况、房屋院落所占面积比例、安置房屋置换补偿规则、各安置房屋面积位置情况、补交购房款情况等因素，法院确认：位于×新城×号楼×单元×号的建筑面积为82.7平方米的安置房屋由华×4居住使用，待产权证下发后归华×4所有；华×4应得房屋评估重置成新价及宅基地货币补偿款272281.16元；其余有效房屋评估重置成新价及安置房屋权益归华×1、赵×、华×2、程×、华×3享有；华×1、赵×、华×2、程×、华×3对华×4负有给付义务，华×3为未成年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履行上述义务。
至于×1号院安置补偿协议书所示搬家补助费、空调移机费、电话移机费、有线电视撤装费、停产停业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支持工程配合奖、二层拆除补助费、提前腾地奖、自行周转费，均系对被腾退人实际居住影响而产生的补偿，应由华×1、赵×、华×2、程×、华×3享有。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海淀区×街×1号院各项补偿、补助、奖励款共计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八元二角，其中，二十七万二千二百八十一元一角六分归华×4所有，由华×1、赵×、华×2、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华×4给付，余款二百三十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七元零四分归华×1、赵×、华×2、程×、华×3共同所有；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的房屋由华×4居住使用，华×1、赵×、华×2、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4交付上述房屋；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新城×区×号楼×单元×零×号、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北京市海淀区×新城×1区×号楼×单元×号的七套房屋由华×1、赵×、华×2、程×、华×3共同居住使用。
判决后，华×1、华×2、程×、赵×、华×3不服，以一审法院认为华×17基于1948年分家应得土房14间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华×4基于继承权对×1号院内房屋及房屋所占宅基地的腾退安置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华×19与华×20的法定继承人基于继承权对×1号院空地部分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于祖产房屋五间的面积未做认定，却判决上诉人将面积82.7平方米的一套房屋交给被上诉人所有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华×4应得房屋评估重置成新价及宅基地货币补偿款272281.16元缺乏事实依据为由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依法分割拆迁安置房屋的诉讼请求。
华×4、张×、曲×、华×5、华×6、华×7、乔×1、乔×2、乔×3、乔×4、乔×5、华×8、华×9、华×10、陈×1、陈×2、兰×1、兰×2、李×、华×11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华×12、华×13、邸×、华×14、华×15、华×16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二审诉讼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并对所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一审法院就诉争的×1号院，依据该院落的建设演变过程及当事人的居住使用情况确定各当事人在×1号院中的权利份额并无不当。现×1号院已拆迁，就其拆迁利益应予以分割。就华×1、华×2、程×、赵×、华×3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华×17基于1948年分家应得土房14间属认定事实错误一节，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1948年院落实际分配及居住的客观情况，考虑当时当地农村的传统习俗，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此前诉讼以及本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1991年7月以华×20名义申请建房时关于建房理由的表述，认定1948年分家情况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华×1、华×2、程×、赵×、华×3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华×4基于继承权对×1号院内房屋及房屋所占宅基地的腾退安置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节，基于1948年分家的情况，华×17取得×1号院内相应的财产权利，华×4作为华×17的继承人依法享有对华×17遗产的继承权，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华×1、华×2、程×、赵×、华×3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华×19与华×20的法定继承人基于继承权对×1号院空地部分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节，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华×1、华×2、程×、赵×、华×3上诉称一审法院对于祖产房屋五间的面积未做认定，却判决上诉人将面积82.7平方米的一套房屋交给华×4所有缺乏事实依据一节，根据查明的事实，华×4享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华×1、华×2、程×、赵×、华×3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华×4应得房屋评估重置成新价及宅基地货币补偿款272281.16元缺乏事实依据一节，华×4就诉争院落依据拆迁政策享有相应款项的继承权，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作出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二元，由华×4负担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已交纳）；由华×1、赵×、华×2、程×、华×3负担六千六百六十六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二元，由华×1、赵×、华×2、程×、华×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旭云
审 判 员 赵文哲
代理审判员 刘福春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