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4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典超，男，197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代理人黄艳生，男，1980年1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代理人曾洁香，广东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第七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从化市。
负责人黄国泉。
委托代理人黄露清，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薇，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从化市。
法定代表人黄炽培，该村村长。
委托代理人黄露清，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薇，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黄典超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3）穗从法房初字第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城镇发展需要，国家征用了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第七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城南七社）及案外人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第八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城南八社）、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第九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城南九社）的土地。征地部门按一定比例返还土地给三个经济社，返还的土地登记在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南村委）名下。2010年4月29日城南村委与城南七社、城南八社及城南九社签订《返还土地协议书》，约定将前述位于省道S355线以北、下围西路以南（即原众合力汽车销售部）的土地【证号：从府国用（2010）字第00180号】7.3亩返还给城南七社、城南八社及城南九社，返还面积为：城南七社2.46亩、城南八社1.7亩、城南九社3.14亩，余下0.34亩归城南村委所有，同时，建成楼房后，首层、二层60%归城南村委所有。2011年6月4日，城南七社召开社员大会，根据会议记录议论事项是：七社与黄典超协议的办理事项和七社返还地建楼房投包给黄典超承建的合作事情。当天到会54户，每户到会一人，但会议记录上的签名是会议开始之前签署的，共有220个签名（除到会的54人外，其余均由到会人代为签署），会议总结是会后归纳，并没有公开。当天黄典超与城南七社签订了《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约定城南七社将返还地交由黄典超开发建设，建设资金由黄典超负责。建成的建筑物首层、二层的60%归城南七社所有，其余归黄典超所有。
黄典超与原城南七社社长黄浩祥是亲兄弟关系，会议记录由黄典超负责。黄浩祥、黄典超因犯职务侵占罪，原审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六年。城南七社已就返还地另行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合作方同为城南八社、城南九社的开发商）。
黄典超于2013年3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黄典超与城南七社于2011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有效；二、确认黄典超对位于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新村壹期省道S355线以北，下围西路以南（即原众合力汽车销售部）的2.46亩返还地享有合法使用权；三、城南七社立即将上述返还地交付黄典超使用，城南村委予以配合、协助；四、案件诉讼费由城南七社承担。城南七社在原审答辩称：一、城南七社原社长与黄典超是亲兄弟关系，在对土地投包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没有公开投标。二、黄典超提交的2011年6月4日会议纪要不具有法律效力。黄典超擅自添加未经社员同意的内容，且会议纪要中的签名为同一笔迹，非真实签名，多人对会议内容不知情。2011年6月4日有三份会议纪要，时间地点完全一致，作为会议的记录者，没有必要对同一个会议作三份不同的会议纪要，与常理不符。三、涉案地块的投包，不是在城南村委的见证下完成。四、城南七社原社长未经村民会议擅自将涉案地块发包给本案黄典超，在涉案协议中加盖公章，至今不存在履行问题。五、涉案地块目前已经发包给案外人。因此，请法院驳回黄典超的诉讼请求。
城南村委在原审述称：从1995年以来，土地的投包行为都必须公开投包，在村委的参与下才能完成。黄典超所持有的投包协议城南村委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公开投包，没有村干部参与，请法院驳回黄典超的诉讼请求。
原审诉讼中，黄典超称在2011年4月1日城南七社就返还地的承租与投包合作建设召开社员大会，当天签订租地协议。当天黄典超一次性支付105000元返还地款，按每人300元，转发给社员64200元。
原审庭审中，黄典超与城南七社对于《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否为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不同的看法。黄典超认为2010年4月29日，城南村委将面积为2.46亩的土地返还给城南七社，2011年4月1日和2011年6月4日城南七社就涉案2.46亩返还地出租和投包给黄典超召开社员大会，并形成会议记录。社员在租地协议上签名人数为186人，按押指模54个；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人数220人，按押指模54个，按押的指模代表一户。城南七社收取黄典超返还地款后已转发社员64200元（每人发300元），有214人收取了返还地补偿款。因此城南七社将涉案2.46亩返还地投包给黄典超，已超过了村民人数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双方于2011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典超提交了《返还土地协议书》、《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城南七社于2011年4月1日开具的收到返还地款105000元的收据及城南七社社员收取返还地款的签收名单、2011年6月4日会议记录、穗从检刑诉（2012）0814号起诉书、26份城南七社社员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从化市街口街城南村第七经济社位于众合力地块租地协议》（以下简称《租地协议》）、《确权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城南七社认为，涉案2.46亩返还地属于城南七社没有异议，但2011年6月4日的会议纪要不具有法律效力，会议的真实内容与黄典超所提交的会议纪要不符，而且会议纪要上的签名多人笔迹一致，代签名现象严重，会议结论也没有向村民公示。从黄典超提交的26份村民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可以看出，有9户户主反映会议记录与讨论结果不一致，有14户户主反映的是承租，1户表示不清楚，由此可见，村民对2011年6月4日的会议纪要内容并不清楚。而且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显示，会议纪要中的签名只是签到，只表示参加了会议，并不代表知道会议结论，村民均表示在会后没有看过会议结论，也没有按法律法规向村民公示，会议内容是黄典超利用担任记录员的身份擅自添加上去的。而且，在2011年6月4日同一时间出现三份内容不同的会议纪要，与常理不符，证明黄典超所提供的会议纪要是不真实的。同时，在2011年10月前城南七社的常住户口不止60户，最少也不低于66户，除去被人冒签名、代签名的户主，黄典超提交的会议记录中的签名数未达到法律规定的签名数。至于确权书，是黄典超伪造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城南七社不予认可。因此，黄典超提交的2011年6月4日的会议纪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不是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2011年6月4日的另外两份会议纪要、1996年12月3日的投包合同和会议纪要、刑事判决书、15份证人证言、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也可以证实。
对于《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有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问题。黄典超认为，黄典超与城南七社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侵害城南七社及社员利益。第一，城南七社将集体用地对外公开招投是经集体讨论同意的，其形式是公开投包，每个社员均有同等机会。第二，从协议内容看，《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的第二条对合作分成的利益作了明确约定：首层、二层的60%归甲方城南七社所有，首层、二层的40%及第三层以上归乙方黄典超所有，以上分成比例与城南七社以往发包地的做法一样，与城南村委其他社所约定的分成比例也是一致的，因此，不存在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
城南七社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原社长没有公开公正处理集体重大事项，而是指定了承租人和投包人。关于租金，涉案地块不低于1600多平方，租金才2500元，以明显低价承租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而且按照协议，应投资的是4000多万元，黄典超主张投资的款项占总投资的比例不到一个百分点，却要求社员给予30%的违约金，明显损害了城南七社社员的利益。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典超与城南七社于2011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否有效？上述协议是否为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有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首先，《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否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根据黄典超与城南七社的举证、质证和诉辩，黄典超与城南七社对《返还土地协议书》、26份城南七社社员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原审法院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根据2010年4月29日的《返还土地协议书》，城南村委将新村壹期位于省道S355线以北、下围西路以南（原众合力汽车销售部）的土地面积约7.64亩，返还给本村城南七社、城南八社、城南九社作集体建设用地，其中返还城南七社用地2.46亩。黄典超提交的26份公安机关笔录，是从化市公安局的民警分别于2012年9月至12月间，对城南七社社员黄锡泉、黄国洪、黄景文、黄演修、黄灼根（2次笔录）、黄锐辉、黄日炫、黄康华、黄焕池、李燕银、黄钜标、黄榕权、黄见明、黄钜添、黄见音、黄志能、黄杰荣、黄锐文、黄志敏、黄徐坚、黄志添、黄锐添、黄耀明、黄耀渠、黄钜谦等25人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中对与本案有关的2011年6月4日的会议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询问。根据以上26份笔录，对签名表述为“参加会议的都需要签名”或“参加会议要签名”的村民有黄锡泉、黄国洪、黄景文等23人，对剩下的黄锐辉和黄钜标2人，公安机关对黄锐辉未询问此问题，黄钜标回答签名“表示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以上所讲的几个结论”。对形成的会议结论表示是在签名之后黄典超开完会后自己填上去的、没有看过会议总结或“签名的时候是在一张白纸上签名，什么内容都不知道的”、会议记录只打印了首页、会议总结与讨论结果不一致的村民有黄景文、黄日旋、黄康华等21位村民，剩下被询问的村民黄锡泉和黄演修表示有告知会议结论或看过会议结论，清楚会议结论。公安机关对黄锐辉未询问此问题，黄国洪对会议结论有无告知的问题未予正面回答。对返还给城南七社的2.46亩土地，是出租给黄典超还是投包给黄典超，村民分歧较大：其中黄锡泉、黄景文、黄演修、黄康华、黄杰荣、黄锐文、黄徐坚、黄志添、黄耀渠等9人表示投包给黄典超，黄国洪、黄日旋、黄焕池、李燕银、黄钜标、黄榕权、黄见明、黄钜添、黄见音、黄志能、黄志敏、黄锐添、黄耀明、黄钜谦等14位村民表示出租给黄典超，剩下黄灼根在2012年9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出租给黄典超，在2012年10月29日表示给黄典超合作开发，公安机关对黄锐辉未询问此问题。几乎全部村民表示开会时有帮家人代签名。从以上询问笔录可以得出，首先25名被询问的村民中有23人表示参加了会议就要签名，有21人表示签名时没有会议结论或会议结论与讨论结果不一致，由此得出2011年6月4日会议纪要上的签名并非村民在看过会议结论后，对会议结论表示同意认可的签名，而是开会时表示签到的签名。而且根据黄典超提交的2011年6月4日的《七社社员大会会议记录》，村民的签名均在“签到”一栏，均在“会议结论”之前，而“会议结论”另外附页。因此，虽然黄典超提交的2011年6月4日的《七社社员大会会议记录》上的签名有220人，有54户按押指模，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对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人数的规定，但事实上会议记录的签名是在会议开始前签署的，属于签到性质，从公安的询问笔录中14位村民表示涉案土地出租给黄典超，9位村民表示涉案土地投包给黄典超，尽管村民在会议中得出的结论不一致，但是均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从而再次佐证签名属签到性质。同时，到会人员代其他家庭成员签名是否得到授权也不清楚。更关键的是会议讨论后有否进行表决，与会社员对讨论事项的意见如何，即是否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不清楚。据此，黄典超不能证明会议结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的规定，不能反映社员的真实意思。黄典超以会议签到来证明城南七社多数社员同意经济社与黄典超合作开发返还地的结论，依据不足。所以，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并非是城南七社多数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有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问题。虽然黄典超与城南七社签订了《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的规定，城南七社召开社员会议后，对涉及返还给城南七社集体所有土地的处理结果并未及时向城南七社社员公布，与黄典超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也未对社员予以公示。形成会议记录的过程和签订合同的过程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对公示的规定。
再者，根据2010年4月29日城南村委与城南七社、城南八社及城南九社签订的《返还土地协议书》的第一点：“甲方返还乙方（城南七社土地面积为2.46亩，八社土地面积为1.7亩，九社土地面积为3.14亩），以上合计土地面积为7.3亩。剩余0.34亩土地归属于甲方所有，同时建成楼房后按首、二层应值面积60%给回甲方，双方不得争议。”城南村委与城南七社、城南八社及城南九社就利益分配做了约定，虽然返还地7.6亩四至清楚，但分别返还给城南七社、城南八社及城南九社的返还地是登记在城南村委名下，双方只是确定了返还的面积，并未作具体的分割，而且其中有0.34亩属于城南村委。因此，返还地的利用宜在充分照顾各权利人的前提下共同开发，且土地开发办理有关建设手续，也需要城南村委的协作，城南七社的土地投包行为宜得到城南村委的认可。
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城南七社处分集体享有的返还地应当严格遵守前述规定以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的规定。城南七社与黄典超在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前，虽然召开了社员大会，但与会社员对讨论事项有否进行表决，意见如何（赞成、反对、弃权）并不清晰，而且会议讨论的事项是合作开发返还地还是出租返还地也不清晰，无法证明城南七社与黄典超合作开发返还地的决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以及会议符合法定的要求。社员的签名仅属会议签到的性质。所以，可以认定签订协议书并非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城南七社召开社员会议后，对会议的结果以及与黄典超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也未对社员公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城南七社与黄典超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黄典超要求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予以驳回。由于黄典超与城南七社签订的合同无效，黄典超基于合同有效而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
据此，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黄典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黄典超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典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严重违反证据认定规则。（1）、黄典超提交的证据之间是相互关联，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审查，片面地割裂证据之间的联系，选择性采纳证据，对黄典超提交的《租地协议》、《收款收据》、《确权书》等不作审查、采纳与否的判定，导致错判；（2）、一审法院对黄典超提供的26份询问笔录中部分社员认可会议结论没有支持，反而采信没有通过笔迹鉴定否认签名真实性社员的说法，违背书证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据认证规则。此外，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或村民之间代签名在农村是普遍的习惯和做法，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作任何审查就全盘否定背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案原则。二、认定事实错误。（1）、黄典投包的地块形式上是先租赁后承包。租赁及投包的事项在《租地协议》中有所体现，上述协议经社员大会讨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社员或户主代表签名才形成，后城南七社收取了黄典超投包款105000元并发放给社员。可见，城南七社社员是清楚涉案土地出租、投包给黄典超，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城南七社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信城南七社个别社员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虚假陈述，明显错误；（2）、2011年6月4日《七社社员大会会议记录》在社员签到前面，清楚列明“讨论事项：1、七社与黄典超协议的办理事项。2、七社返还地建楼房投包给黄典超承建的合作事情。”从会议标题可知，涉案地块是投包给黄典超，会议讨论并记录的会议纪要只是对之前所签订的租地协议中涉及投包地建设后分成比例的再次明确，不是投包给谁的问题，因租地协议已明确黄典超对涉案土地拥有承包权，且绝大部分社员已实际收取了黄典超交来投包款的行为本身就已确认了黄典超的承包人的身份资格。三、一审驳回黄典超诉讼请求判决理由不成立。（1）、《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是城南七社社员真实意思，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损害城南七社社员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公示的时间、方式等具体的规定，一般理解，只要广为告知即为公示，哪怕形式是以口头告知。就本案而言，不但召开了社员大会，社员在协议上签了名，甚至领取了黄典超交付的投包款，这比形式上的公示更有说服力；（2）、涉案土地属于城南七社所有，城南七社依法享有处分权，即使涉案土地适宜和城南八社、城南九社的土地共同开发，也不能成为城南七社投包涉案土地要得到城南村委的认可，甚至成为认定《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无效的理由和依据。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黄典超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城南七社承担。
被上诉人城南七社答辩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黄典超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涉案土地投包、租赁没有办法看出先后之分，2011年6月4日会议纪要的签名只是签到的性质，不代表确认会议内容，且会议内容和时间均没有公示，违反法律规定。
原审第三人城南村委述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黄典超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同城南七社。
经查，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的效力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而村民会议的召开、讨论及作出决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主议事规则。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在《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签订之前城南七社召开了社员大会，会议上有到会的社员或社员代表签到的记录，但对于作出同意签订上述协议决定的总结内容并无显示有社员签名确认。即使事后有个别社员认可签订该协议决定的总结内容，该同意签订该协议的社员还是未超过半数成员，且该决议内容也没有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公示，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涉案协议的签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因此，原审法院以该协议并非城南七社社员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认定无效，并据此作出驳回黄典超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黄典超认为有部分社员认可会议结论，而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其诉请导致错判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典超提出《租地协议》、《收款收据》、《确权书》是否可证明城南七社社员同意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的问题。首先，根据《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可知《租地协议》签署于2011年4月1日，虽然该租地协议提及建楼事宜，但在2011年6月4日的《七社社员大会会议记录》中又针对建楼事项进行讨论，故本院认为城南七社在签署《租地协议》时并未对建楼事项达成一致决定，而黄典超提供的2011年6月4日《收款收据》载明的是返还地款，并无涉及合作开发建设涉案土地的内容，因此，黄典超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城南七社社员同意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城南七社社员在《确权书》中确认2011年期间城南七社召开的会议及一致决定，指的是社员见证及认可的决定，而同意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的决定总结内容没有社员签名确认，即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并非属于城南七社社员在《确权书》中见证和认定的决定，因此，黄典超以《确权书》来证明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书》的决定得到城南七社社员认可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典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黄典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怡
代理审判员 余盾
代理审判员 张艳
二〇一四年六月××日
书 记 员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