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菏商终字第3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县宇泰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单县黄岗镇经济开发区康宁医院南100米。
法定代表人：郝保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新强，山东荣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兴华。
委托代理人：施国森，北京狄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建民。
委托代理人：刘世学，山东荣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谷瑞青。
原审第三人：吴世平。
原审第三人：王为臣。
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施国森，北京狄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单县宇泰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兴华，原审被告张建民，原审第三人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5）单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宇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新强，被上诉人朱兴华的委托代理人施国森，原审被告张建民的委托代理人刘世学，原审第三人吴世平、王为臣及三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施国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兴华一审诉称，2013年11月，朱兴华了解宇泰公司收购玉米的消息后，与宇泰公司经理范某商谈好价格，并联系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等人向宇泰公司交售玉米。因宇泰公司只认识朱兴华，谷瑞青等人就以朱兴华的名义交售玉米。宇泰公司向部分售粮人支付了售粮款，现仍欠朱兴华1613810.24元拒不给付，因为张建民称朱兴华的父亲朱福运拖欠其163万元。张建民与宇泰公司恶意串通用朱兴华的粮食款抵扣所谓的朱福运欠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张建民和宇泰公司给付粮食款1613810.24元。重审过程中，朱兴华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张建民和宇泰公司给付朱兴华及第三人粮食销售款1446810.24元及自起诉之日至2015年4月27日止的利息损失120000元。
宇泰公司一审辩称，朱兴华所述不是事实，宇泰公司从未与朱兴华发生过买卖关系，也未与第三人发生过业务往来，宇泰公司不欠朱兴华及第三人任何款项。2013年以后宇泰公司曾与朱兴华的父亲朱福运发生过业务往来，并且向朱福运支付巨额款项。朱兴华及第三人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朱兴华及第三人陈述张建民和宇泰公司串通更是不存在的事实，因此请求驳回朱兴华及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张建民一审辩称，张建民不是宇泰公司人员，也未与朱兴华及第三人发生粮食买卖关系，张建民不欠朱兴华及第三人任何款项，张建民也没有向朱兴华支付过任何粮食款，张建民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朱兴华称张建民和宇泰公司恶意串通不是事实，要求驳回朱兴华及第三人对张建民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谷瑞青述称，2013年12月11日，谷瑞青去宇泰公司卖玉米时，宇泰公司经理范某告知外面的玉米不收，只收朱兴华的。谷瑞青通过吴世平介绍以朱兴华的名义交售玉米，至2012年12月18日共交售玉米225933公斤，总价款506089.92元，要求张建民和宇泰公司支付该款。
原审第三人吴世平述称，2013年12月11日，吴世平从单县终兴镇李勇处购买玉米向宇泰公司销售，宇泰公司经理范某称每市斤单价1.10元，写朱兴华的名字可以按单价1.12元计算。吴世平找到朱兴华，以朱兴华的名义交售玉米49154公斤，总价款110104.96元，要求张建民和宇泰公司支付该款。
原审第三人王为臣述称，2013年12月19日和26日，王为臣为了每市斤多卖0.02元，两次以朱兴华的名义向宇泰公司交售玉米79721公斤，总价款178575.04元，要求张建民和宇泰公司支付该款。
朱兴华认可原审第三人的主张，并称其起诉金额包含三位第三人主张的数额。
朱兴华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单县公安局黄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对朱兴华、张建民的询问笔录。
该证明主要内容为：2014年2月14日接朱兴华报警后，黄岗派出所赶到宇泰公司。经了解朱兴华在2013年秋收后向宇泰公司销售玉米，有1613810.24元欠款未付，朱兴华要带领客户吴世平、谷瑞青等人将玉米拉走。张建民称朱兴华的父亲朱福运欠其160余万元，双方发生争吵。出警民警告知双方通过法院进行诉讼处理。
朱兴华笔录主要内容为：朱兴华在家收购粮食进行贩卖，平时都是与宇泰公司的范某做生意。农历2013年12月25日前后，朱兴华跟范某结玉米帐的时候，范某才说已经在2013年6月将公司卖掉，其只是在打工。因为还有161万多元卖粮款没有得到，范某让找张建民。因找不到张建民，朱兴华曾找粮食局处理，也没有结果。2014年2月14日，朱兴华带领给其送粮食的农户到宇泰公司要账，张建民过来后说在2012年朱兴华的父亲欠其163万多元。在交粮食的时候，范某说上朱兴华的户，多卖二分钱，有些人就上了朱兴华的户，部分卖粮户的钱范某已经直接给他们了。
张建民笔录的主要内容为：张建民在2008年7月11日注册了宇泰公司，2013年6月4日，范某等人将宇泰公司全部转让给张建民。2014年2月14日上午，张建民接到公司人员电话后赶到宇泰公司，“当时有二三十人在我公司院子里，其中有个叫朱兴华的人带头，他当时就跟我说我欠他161万多元粮食钱，我就跟朱兴华说‘你父亲朱福运在2012年的7月份的时候拉走我九百多万元的粮食，后来还了一部分，还有163万多元到现在没给我清’……因为我收购朱兴华的粮食都是跟朱福运进行结算……所以今天朱兴华来要这161万多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朱福运欠我163万多元钱没给我，我就想先拿这161万多元抵账（我以前多次找他要帐，他都不还钱），所以朱兴华来要钱，我不能给他。”“朱兴华在去年送的粮食款都是通过朱福运进行结算，他父子俩是一家，所以朱兴华来要他去年的粮食款是没有理由的。”
第二组证据：原审法院依朱兴华申请对单县粮食局局长侯亮平的调查笔录、单县纪委纠风办根据朱兴华的反映对侯亮平的谈话记录、侯亮平提交给原审法院的粮食销售清单。
侯亮平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称，有一份朱兴华卖给宇泰公司粮食的清单，是朱兴华的父亲朱福运提供的。该清单系打印件，无签名、签章，清单中包括日期、姓名、车号、数量、单价、金额、仓号等内容，姓名均为朱兴华，日期自11月5日至（次年）1月4日共有84笔交易，总数量3371748（公斤），总金额7522221.68（元）。
单县纪委纠风办对侯亮平的谈话记录显示：春节前，朱兴华等几人到粮食局反映宇泰公司拖欠粮食款，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宇泰公司范某提供了从电脑里打印的收粮清单，清单上没有单位和个人的印章，朱兴华等几人手里的清单和范某提供的清单一样。并称其在法院调查时没有作伪证。
第三组证据：交售粮食的部分白条，共计34张，总重量为1392662.20公斤。
34张白条均是书写在制式单据的背面，制式单据分别为：“入库单”、“中央储备库巨野直属库粮食收购汇总结报单”、“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白条显示内容为：毛：＊＊kg皮：＊＊kg净：＊＊kg扣：＊＊kg实：＊＊kg，落款日期（月、日）。
第四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资料查询（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实2014年1月25日，卡号为62×××72的朱兴华银行卡账户被转存入394000元。
第五组证据：2014年2月10日朱兴华与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达成的协议，协议显示四人在总欠款1613810.24元中的具体数额及债权实现方式等。
第六组证据：通讯公司收据四份。1、2015年3月14日中国移动收据，收据号码：01600784，客户名称：宋成帅，手机用户号码：183××××8800。2、2015年3月14日中国移动菏泽分公司收据，收据号码：01600785，客户名称：陈彦红，用户号码是183××××8855。3、2015年4月6日邮电通信业发票一份，发票号码：00410983，用户名称范某，电话号码是180×××××××0。4、中国移动发票一份，号码：00133278，用户名称是张建民，手机号码是：135××××1188。
第七组证据、1、2013年12月13日打印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一份，姓名范某，卡号是62×××66，欲证明2013年11月6日范某把张建民及宇泰公司打给他的粮食销售款通过该银行卡向朱兴华的账户62×××72支付了167700元的粮食销售款。2、2014年1月25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单县文化路分理处打印的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卡的户名是孟某，卡号是：62×××13，其于2014年1月25日向朱兴华的银行卡转付394000元粮食销售款。证明当时是范某让孟某向朱兴华转40万元，但是孟某只给转了394000元，朱兴华收到此款后，又向范某要其承诺的剩余的6000元，范某在2014年春节前后给了朱兴华6000元现金。
第八组证据：1、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2、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卷宗复印证人范某在菏泽中院二审提交的手机短信照片133页，其中一份载明：“183××××8855：张总您好：车号皖L×××××，朱兴华，实重40729㎏，单价2.24元／㎏，总额91232.96元发送时间：2013／12／111：54”，其他收粮短信内容的格式与此格式一致。上述手机短信照片133页中的第1-2页是朱兴华向范某的手机发送的朱兴华自己的农行卡号和朱福运的银行卡号短信照片，第3-47页是司磅员陈彦红用手机号183××××8855发给范某手机号180×××××××0关于朱兴华销售粮食的详细信息，第48-70页是司磅员宋成帅用手机号183××××8800发给范某手机号180×××××××0关于朱兴华销售粮食的详细信息，第71-133页是范某用他的手机号180×××××××0向张建民的手机号135××××1188转发的其收到的宋成帅、陈彦红发来的关于朱兴华销售粮食的详细信息。这些短信照片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证明朱兴华及原审第三人与宇泰公司、张建明存在事实上的粮食买卖合同关系。
第九组证据：1、证人范某出庭作证证言：其当时为宇泰公司聘用的收购粮食的负责人，收粮程序为每天收购的车号、人名、数量、款数由司磅员发到其手机上，每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转发给张建民，张建民再安排公司财务给其的1266卡上打钱，根据张建民安排其再逐个去分下去。2013年11月6日其给朱兴华拨付第一批款167700元，后因朱兴华的为外地银行卡，为节省手续费朱兴华提供的朱福运的银行卡，范某随向朱福运的银行卡拨付货款，其对拨付货款的总数额不清楚；2014年1月25日其通过孟某向朱兴华汇款394000元，后其交付给朱兴华现金6000元。证人范某在二审中证明：朱兴华持有的白条不是付款的依据，付款时不收回，其付款的依据是过磅员给其发的信息，对欠款具体数额及付款进度不清楚。2、证人孟某出庭作证证言：2014年1月25日范某通过银行卡转给其40万元，其将其中394000元转给朱兴华。
宇泰公司、张建民对以上证据分别质证提出异议，对于第一组证据认为单县公安局黄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没有出具人签名，形式要件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张建民、朱兴华的笔录内容不真实，朱兴华与黄岗派出所恶意串通，篡改了张建民的意思表示；对于第二组证据认为侯亮平在谈话记录中关于粮食销售清单是范某提供的内容不真实；粮食销售清单是朱福运伪造的；对于第三组证据认为交售粮食的白条没有公司盖章和经办人签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第四组证据认为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资料查询（单）等证据不能证明394000元是范某汇入的；对于第五组证据认为朱兴华等四人达成的协议中确认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对宇泰公司及张建民都没有约束力。对于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对于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对于第八组证据中二审庭审笔录，该笔录来源于中院的两次庭审，这一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于笔录当中证人范某的部分证言及朱兴华、原审第三人的主张及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短信照片，首先对于尾号为8855、8800的所发的部分信息与宇泰公司所留存的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在时间质量价格等相符的部分予以认可入库粮食的质量及价格，但对于不符合的检验检斤单有异议，对于证明朱兴华是粮食售粮户有异议；对于朱兴华主张的范某发给张建民的短信真实性有异议，原二审当中主张范某手机号180×××××××0给张建民135××××3089发短信62张，但经了解张建民没有135××××3089的手机。朱兴华所要证明的其和第三人与宇泰公司、张建民存在买卖关系不能成立。对于第九组证据中证人范某及孟某证言有异议，范某所称朱兴华与宇泰公司有业务关系，开始使用朱兴华的卡，后使用朱福运卡的解释，对于署名朱福运、范某检验检斤单的所做的证明以及宇泰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组成、在收购粮食过程中只有朱兴华送去的粮食没有向其出具检验检斤单等都是不属实的。孟某隐瞒了其汇给朱兴华的款项是朱兴华代朱福运收取的基本事实。
原审第三人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宇泰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宇泰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单县工商局出具的企业变更情况（表）。证实张建民不是宇泰公司股东。
第二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卡卡转账（单）共27张。证实自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2日宇泰公司通过范某银行账户向朱福运6228＊＊＊7715银行卡账户转账5503766元。
第三组证据、1、署名为朱福运的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四联76页，五联72页，证明案涉业务是宇泰公司与朱福运之间形成的，与朱兴华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2、署名为范某的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四联五联各14页，证明宋成帅、陈彦红所发短信署名朱兴华的各车粮食实际的销售者除朱福运外还有范某，同时还能证明范某与朱兴华存在利害关系。3、许某的证人证言一份及署名许某的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五联4页，证明宇泰公司收购粮食时都向售粮户出具第五联，售粮户凭此联领取售粮款。4、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卡卡转账单一份（原件在中院），证明宇泰公司在2013年11月6日向朱兴华转账167700元，因朱福运是实际售粮户，后才把售粮款转给朱福运。
朱兴华及原审第三人对宇泰公司所举上述证据质证如下：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宇泰公司所举第三组证据中的检验检斤单是宇泰公司、张建民伪造的，其理由为1、在原一审及原二审第一次开庭期间，宇泰公司、张建民未出示该检验检斤单，这些检验检斤单是宇泰公司、张建民在二审第一次开庭后伪造的，2、该检验检斤单只是宇泰公司、张建民的单方行为，并没有销售粮食一方或者送货司机的签字认可，同时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他把五联单或四联单其中的一联交给了送货司机，所以该检验检斤单不是真实的，3、检斤单的第3页，单据的编号都是连号，13号、14号、15号均为连号，与常理不符，因为当时销售粮食的人非常多，实际销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足以证明是造假。4、朱福运所有的检验检斤单都是一个人所开，事实上是由不同的司磅员来开，宇泰公司、张建民向法院提交的这些单据都是一个人的笔迹，也可以得出结论是伪造的不真实的。关于范某的检验检斤单，向其进行了问询，范某说都是假造的。关于山东省分行卡卡转账，予以认可，朱兴华收到167700元是事实，但是现在宇泰公司、张建民向法院提交的是假的，因为其提交的证据是范某向朱兴华打的167700元，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对于许某的证言，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证言未经证人出庭作证不予认可，对许某的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真实性不认可，即使是真实的，只能证实他自己有，也不能证明宇泰公司、张建民给朱兴华或者朱福运开具检验检斤单。
原审第三人谷瑞青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交售粮食的白条5张，总重量为225933公斤。五张白条均是书写在制式单据“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的背面，白条显示内容为：毛：＊＊kg皮：＊＊kg净：＊＊kg扣：＊＊kg实：＊＊kg，落款日期（月、日）。
2、交售玉米时使用的车辆的机动车行车证2份，车牌号分别为鲁R×××××和鲁H×××××。
原审第三人吴世平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粮食销售清单一份。同朱兴华提交的证据2。
2、交售玉米时使用的车辆鲁H×××××机动车行驶证。证明与清单中记载的车号一致。
原审第三人王为臣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交售粮食的白条2张，总重量为79721公斤。两张白条均是书写在制式单据“宇泰公司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的背面，白条显示内容为：毛：＊＊kg皮：＊＊kg净：＊＊kg扣：＊＊kg实：＊＊kg，落款日期（月、日）。
2、交售玉米时使用的车辆皖L×××××机动车行驶证。证明与清单中记载的车号一致。
朱兴华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无异议。宇泰公司、张建民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机动车行车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交售粮食的白条、粮食销售清单亦提出异议，异议理由如前其对朱兴华所提交白条的质证意见。
一审庭审时，朱兴华主张其请求支付货款数额的依据是：根据宇泰公司提供的“销售清单”载明总数减去已经支付的款项后剩余的款项。
原审法院对双方举证据分析认为，朱兴华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属于通信公司发票，宇泰公司、张建民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采信；其提交的第八组证据中的从菏泽中院卷宗复印证人范某在菏泽中院原二审提交的手机短信照片133张，与证人范某手机储存的短信一致，属于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电子数据的一种形式，宇泰公司、张建民对此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有力的证据予以抗辩，故对上述133张手机短信照片的证据效力予以采信；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范某、孟某证言与上述手机短信及其提交的第四、七组证据银行卡明细对账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对其证据效力，均予以采信；根据已采信的证人范某证言及手机短信照片133张，单县纪委纠风办的谈话记录与“粮食销售清单”、朱兴华及第三人提交的“白条”及黄岗派出所对张建民询问笔录等相印证，故对单县纪委纠风办的谈话记录与“粮食销售清单”、朱兴华及第三人提交的“白条”及黄岗派出所对张建民询问笔录“粮食销售清单”的证据效力，予以采信。朱兴华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没有宇泰公司的认可，故该协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
朱兴华及第三人对宇泰公司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及第三组证据中的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采信。对宇泰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1、2号“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其上没有售粮户的签名，未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3号证据，因证人许某未出庭作证，故对其关联性、真实性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7月11日宇泰公司成立，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0月22日变更登记戚晓娣为法定代表人，诉讼过程中变更登记郝保重为法定代表人。
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月4日，宇泰公司多次收购朱兴华的玉米，双方当时未签订书面合同。朱兴华向宇泰公司交付玉米时，宇泰公司工作人员仅向其出具交付玉米数量的白条，其上没有出具人的签名或盖章。
2013年11月6日范某向朱兴华银行卡支付167700元，于2014年1月25日范某经孟某向朱兴华银行卡支付394000元、后范某又支付给朱兴华现金6000元。自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2日宇泰公司通过范某银行账户向朱福运6228＊＊＊7715银行卡账户转账5503766元。之后，双方因付款事宜发生争议。
2014年春节前，单县粮食局介入调查，宇泰公司人员向单县粮食局提供没有加盖印章的“粮食销售清单”一份。该“粮食销售清单”显示销售人姓名为“朱兴华”。“粮食销售清单”载明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月4日宇泰公司向朱兴华收购3371748公斤，总价款7522221.68元。
另查，宇泰公司的收购付款流程为：宇泰公司的司磅员陈彦红通过其手机号183××××8855或司磅员宋成帅通过其手机号183××××8800将其当天的收购玉米的车号、姓名、实重、单价、总额发送给宇泰公司聘用经理范某的手机号180×××××××0中，后范某用其手机号180×××××××0向张建民的手机号135××××1188转发的其收到的宋成帅、陈彦红发来的关于朱兴华销售粮食的详细信息。之后，宇泰公司的财务人员将货款转入范某的银行卡，由范某将货款再分别支付到售粮户提供的银行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朱兴华和第三人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与宇泰公司、张建民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宇泰公司、张建民是否应向朱兴华及第三人支付粮食销售款1446810.24元及自起诉之日至2015年4月27日止的利息损失120000元。
朱兴华提交手机短信照片133张，与证人范某手机储存的短信一致，属于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电子数据的一种形式，其中载明朱兴华为售粮人，“粮食销售清单”显示的销售人姓名也为“朱兴华”，朱兴华所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范某证言与上述手机短信、“粮食销售清单”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朱兴华与宇泰公司之间的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有效。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单县纪委纠风办的谈话记录及证人范某证言综合分析，能够认定“粮食销售清单”是由宇泰公司人员提供的。该“粮食销售清单”载明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月4日宇泰公司向朱兴华收购3371748公斤，总价款7522221.68元。扣除宇泰公司向朱兴华之父朱福运银行卡账户转账5503766元，再扣除宇泰公司向朱兴华支付的567700元（167700元＋394000元＋6000元＝567700元），宇泰公司应欠朱兴华货款1450755.68元（7522221.68元－5503766元－567700元＝1450755.68元），朱兴华代理人在代理词中自认欠其货款1446110.24元，应予以采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该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宇泰公司应在收到粮食时支付货款，但其至今仅支付部分货款，已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朱兴华要求宇泰公司支付付货款1446110.24元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朱兴华主张利息损失120000元的请求，因按朱兴华主张的自起诉之日至2015年4月2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的利息不足120000元，故对其该请求不予支持，应按其主张的上述期间及利率计算的实际利息为准。
宇泰公司支付的货款，虽然大部分是汇至朱福运的银行卡，但货款的结算方式，可以由合同双方约定，结算方式对合同关系的主体不产生影响，不能据此认定宇泰公司与朱福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宇泰公司辩驳称其与朱福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朱兴华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供的收粮凭证上没有售粮户的签名，未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朱兴华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宇泰公司的辩驳理由，不予采信。
第三人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主张以朱兴华的名义向宇泰公司交售玉米，并分别自认当时宇泰公司、张建民外面的玉米不收，只收朱兴华的、用朱兴华的户头每斤可以多卖2分钱，说明宇泰公司有与朱兴华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没有与谷瑞青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第三人当时也有以朱兴华的名义向宇泰公司销售玉米的意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谷瑞青等三人以朱兴华名义交售的粮食，朱兴华有向宇泰公司追索货款的权利，谷瑞青等三人无权直接要求宇泰公司支付货款，其有权另行向朱兴华主张权利。朱兴华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没有宇泰公司的认可，不具有其证据效力。因此，第三人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要求宇泰公司支付粮食款的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朱兴华及第三人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主张与张建民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建民与宇泰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要求张建民偿付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单县宇泰仓储有限公司欠朱兴华玉米款1446110.24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4月2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朱兴华对张建民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895元，由朱兴华负担1080元，由单县宇泰仓储有限公司负担17815元。
上诉人宇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交付玉米的白条，没有上诉人的签名或盖章，上诉人宇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朱兴华从未发生玉米购销关系，更不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从未向单县粮食局提供过“粮食销售清单”，所谓的“粮食销售清单”是被上诉人朱兴华的父亲朱福运向单县粮食局提供。张建民根本没有号码为135××××3089手机卡，范某从未向张建民手机发送过收粮信息。二、原审程序违法，证人范某及孟某在原一审开庭过程中参与旁听，后又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宇泰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朱兴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张建民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张建民与被上诉人朱兴华及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对该部分判决内容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的答辩意见同被上诉人朱兴华的答辩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二审时，上诉人宇泰公司提交其从单县公安局刑警队得到的录音证据一份，该证据用以证明：涉案的购销关系建立于宇泰公司与朱福运之间，宇泰公司与朱兴华之间没有任何粮食购销关系，朱兴华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宇泰公司也不欠朱兴华任何款项。被上诉人朱兴华及原审第三人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提出异议称，该份录音光盘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上诉人未提供该证据为单县公安局刑警队所录制的相关证明材料，该光盘录音形成的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对话的人物都无法确认真实性。原审被告张建民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
对于上诉人宇泰公司二审时所提交的录音证据，从形式上来看，上诉人虽称该证据系单县公安局刑警队民警在对朱福运调查时所录制，但并未提交单县公安局出具的相关证明，也未对该证据形成的具体时间、制作人等问题做出明确说明，故该证据形式上存在欠缺。从内容上来看，该份录音证据只是朱福运的个人陈述，且其也未明确陈述案涉粮食的买卖主体，故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
再查明，原审法院在原一审诉讼期间，对被上诉人朱兴华之父朱福运制作调查笔录一份，朱福运在该份调查笔录中陈述，其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间，从未与宇泰公司和张建民发生过粮食买卖关系，案涉玉米买卖合同关系为朱兴华与宇泰公司之间所发生，朱兴华在向宇泰公司供应玉米时，曾借用朱福运尾号为7715的银行卡使用，朱福运对该银行卡的使用情况不知晓。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宇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朱兴华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从现有在案证据来看，一、上诉人宇泰公司虽辩称其与朱福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宇泰公司向朱福运的银行卡汇款的事实只能证实货款的结算方式，结算方式对合同关系的主体不产生影响，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宇泰公司与朱福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朱福运认可涉案粮食为被上诉人朱兴华向上诉人宇泰公司提供，被上诉人朱兴华曾借用其银行卡与上诉人宇泰公司结算。二、被上诉人朱兴华所提交的粮食销售清单明确记载了售粮户姓名、车号、数量、单价、金额等相关事项，该清单虽无上诉人宇泰公司的公章及相关人员的签字，但上诉人宇泰公司时任公司经理范某出庭证实宇泰公司曾在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月4日期间收购被上诉人朱兴华的粮食，且其所提交的收购粮食短信记录所记载的内容与被上诉人朱兴华所提供的粮食销售清单的内容基本一致。三、单县纪委纠风办对单县粮食局局长侯亮平的谈话记录显示，上诉人宇泰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向其提供过粮食销售清单，该清单与被上诉人朱兴华所提交的涉案粮食销售清单一致。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上诉人宇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朱兴华之间存在粮食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宇泰公司应依据案涉粮食销售清单所记载的内容向被上诉人朱兴华承担给付责任。对于上诉人宇泰公司所提交的粮食入库检验检斤单，因该单据为上诉人宇泰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售粮人员的签字，不能证明其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该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上诉人宇泰公司应在收到粮食时支付货款，但其至今未支付全部货款，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涉案粮食销售清单显示的交易总数量为3371748公斤，总价款为7522221.68元。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月2日上诉人宇泰公司向朱福运银行卡账户转账5503766元，与粮食销售清单中记载的交易日期（自11月5日至（次年）1月4日）相吻合，应认定上述转账系支付的相应粮食款。被上诉人朱兴华自认收到上诉人宇泰公司银行汇款394000元和现金6000元，2013年11月6日收到上诉人宇泰公司向其支付售粮款167700元，被上诉人朱兴华收到上诉人宇泰公司支付粮食款合计为6071466元。综上，上诉人宇泰公司尚欠被上诉人朱兴华货款为1450755.68元（7522221.68元-6071466元）。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朱兴华的自认判决上诉人宇泰公司向被上诉人朱兴华偿付货款1446110.24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主张以被上诉人朱兴华的名义向上诉人宇泰公司交售玉米，并分别自认上诉人宇泰公司外面的玉米不收，只收被上诉人朱兴华的、用被上诉人朱兴华的户头每斤可以多卖2分钱，说明上诉人宇泰公司有与被上诉人朱兴华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没有与谷瑞青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谷瑞青等三人以被上诉人朱兴华名义交售的粮食，被上诉人朱兴华有向上诉人宇泰公司追索货款的权利，谷瑞青等三人无权直接要求上诉人宇泰公司支付货款，其有权向被上诉人朱兴华主张相应权利。故谷瑞青、吴世平、王为臣要求上诉人宇泰公司支付粮食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宇泰公司所提出的所使用手机号码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朱兴华所提交的手机短信照片中并未显示张建民手机号码的后四位，被上诉人朱兴华在原二审时陈述张建民手机号码为135××××3089，重审时经核实补充陈述该手机号码为135××××1188并提交了通讯公司收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宇泰公司所提及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不合法的问题，上诉人宇泰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于上诉人宇泰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815元，由上诉人单县宇泰仓储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庆生
代理审判员 朱晨曦
代理审判员 史春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