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43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孝松，男，1971年1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勾建美，北京市傲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勇，男，1962年6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玲娥，女，1962年6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1，男，2009年7月28日出生，学龄前儿童。
法定代理人赵×2（赵×1之父），1989年5月28日出生。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闫贝洁，北京市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玉山，男，1957年6月30日出生。
原审被告吴昌象，男，1986年1月3日出生。
上列二原审被告之委托代理人勾建美，北京市傲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孝松因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4）大民初字第10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李忠勇、周玲娥、赵×1（以下简称李忠勇等三人）诉至原审法院称：李忠勇、周玲娥系李×1之父母，赵×1系李×1之子。李×1于2012年9月来北京玩，居住在刘玉山、谢孝松、吴昌象（以下简称谢孝松等三人）经营管理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队××公寓A408室。2012年9月11日晚，李×1在公寓楼楼顶玩，不慎从两公寓楼之间的空隙处坠楼身亡。此事故经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公安局）处理，认定李×1符合高坠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我方认为，李×1在谢孝松等三人的公寓楼坠楼死亡，系该公寓楼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致使李忠勇和周玲娥中年丧女、赵×1幼年丧母，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现要求谢孝松等三人连带赔偿医疗费843.33元、交通费980元、住宿费900元、丧葬费34758元、死亡赔偿金3667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97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刘玉山辩称：本案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李×1死亡时间为2012年9月11日，距李忠勇等三人起诉的时间已近两年，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我仅为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已将涉案房屋的土地租赁给案外人孙承运、朱昌春，由其二人在该土地上投资兴建公寓，后该二人又将公寓转让给谢孝松，由谢孝松经营，我只收取土地租金，不参与公寓经营。对于李×1的死亡，我不具有主观过错，也未实施侵权行为，李×1的死亡与我无关，故不同意李忠勇等三人的诉讼请求。
谢孝松、吴昌象辩称：本案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李×1死亡时间为2012年9月11日，距李忠勇等三人起诉的时间已近两年，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涉案的××公寓是案外人孙承运、朱昌春从刘玉山处租赁土地后投资兴建的，谢孝松于2011年8月9日经刘玉山同意，与孙承运、朱昌春签订公寓转让的相关协议并交付400万元转让费后，开始经营管理。吴昌象受雇于谢孝松，负责公寓的日常经营管理。李×1在××公寓A栋与B栋的空隙处坠楼，两栋楼均设有防护网，且两栋楼之间设有遮阳板，无论李×1死因如何，我方都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且李×1并不是A408房间的实际承租人。另李×1事发时，吴昌象履行了救助义务，故不同意李忠勇等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谢孝松系××公寓的管理人，该公寓楼顶平台用于公寓租户晾晒衣服，租户可以自由出入该平台；该晾衣平台虽设有防护网，但从李×1坠亡的事实判断，该防护网的坚固程度并不足以确保人身安全，且该平台夜间仍可自由出入，平台上亦无相应的照明设施；此外，公寓楼经营管理中存在不规范之处，李×1作为外来人员，并未进行相应的登记入住手续就在该公寓留宿多日；由此可知，谢孝松作为公寓楼的管理人，其未尽到审慎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李×1死亡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李×1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入住该公寓时未登记核实身份，且在夜间进入晾衣平台，其应当意识到在该平台边沿处玩有坠落的危险，其对于自身的安全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对于坠楼的损害后果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结合案情，酌情确定谢孝松承担40%的赔偿责任。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李忠勇等三人要求依据2013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337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36674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李忠勇等三人要求按照2013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793元）计算丧葬费为34758元，并无不当，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李×1在此事故中死亡，李忠勇、周玲娥遭受丧女之痛，赵×1年幼丧母，必然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中，李×1需抚养的儿子赵×1在李×1死亡时年满4周岁，由李×1和赵×2二人共同抚养，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2013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3553元的标准，计算14年，再减去一半，共计94871元。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之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李×1因此事故造成损失死亡赔偿金461611元。综上，对李忠勇等三人要求谢孝松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等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至于具体赔偿数额，应结合案情、双方过错程度酌情予以确定。
关于李忠勇等三人要求刘玉山、吴昌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刘玉山并非公寓楼的管理人，吴昌象系谢孝松雇用的员工，对于李×1的死亡，二人均无过错，故对此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李忠勇等三人要求谢孝松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189742元的请求，因被扶养人赵×1系由李×1和赵×2共同抚养，故对此请求不予采信。关于刘玉山、谢孝松、吴昌象辩称李忠勇等三人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因李忠勇等三人已于2013年3月起诉后诉讼时效中断，故此主张法院亦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2月判决：一、谢孝松赔偿李忠勇、周玲娥、赵×1死亡赔偿金十八万四千六百四十四元四角、丧葬费一万三千九百零三元、医疗费三百三十二元八角、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住宿费七百三十七元六角、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六千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李忠勇、周玲娥、赵×1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谢孝松不服，以原判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谢孝松对李×1的死亡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对方承担。理由如下：1、谢孝松作为涉案公寓的经营者，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判谢孝松承担40%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公寓四楼平台设置的护栏高度为1.20米，符合《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护栏不低于1.05米的要求，且李×1身高仅1.46米，故护栏起到了人身安全保障作用。3、从大兴公安局尸检鉴定所见，李×1手腕可见皮肤挫伤、擦伤等，说明李×1极有可能是自行翻越护栏从遮阳板跳下去才更接近事实真相，因为护栏并没有破损。4、原判以未在公寓楼顶平台设置照明设备及租户可以自由出入为由认定谢孝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上述理由与李×1死亡无因果关系。5、原审法院以未为李×1办理入住登记手续、管理不规范为由认定谢孝松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6、原判的医疗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计算错误，部分费用不应得到支持。李忠勇、周玲娥、赵×1均同意原判。刘玉山，吴昌象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李忠勇与周玲娥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李×1（1989年6月23日出生，户籍地为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显胜乡铁楼村东台队12号）。李×1与案外人赵×2生育一子赵×1（2009年7月28日出生）。2012年9月，李×1来北京找同村老乡沈宏亮玩。当时，沈宏亮与同乡好友刘博博租住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队南四条一号××公寓A408房间，李×1来京后便与二人共同居住在该房间内。2012年9月11日21时许，李×1来到公寓楼A栋四楼楼顶，不慎自A栋与B栋之间的遮阳板处坠落。
事发后，李×1被急救送往北京市大兴区红星医院急诊治疗，共支出医疗费832.03元，后李×1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此事故由大兴公安局德茂派出所进行了处理，组织人员保护现场并走访相关人员调查取证，并由大兴公安局治安支队依法委托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李×1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经鉴定，李×1尸表检见头皮挫裂创伤、肢体多处皮肤擦伤及挫伤，口、鼻腔及右侧外耳道可见出血，经毒物检验，在其心血中未检出乙醇，尸体尸斑程暗红色，双侧球睑结膜未见出血点，结合案情及现场情况，李×1符合高坠死亡，据此，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2年9月18日作出京大公司鉴（病理）字（2012）第207号鉴定文书。2012年9月19日，大兴公安局作出京公治亡查字（2012）第167号《关于李×1死亡的调查结论》，李×1符合高坠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并向李×1之父李忠勇送达死亡证明。
另查，2000年11月22日，刘玉山与原北京市大兴县旧宫镇南街第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由刘玉山租赁该村土地5亩，约定租赁期限为30年，自2001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月1日止。2010年11月1日，刘玉山、刘家全二人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孙承运、朱昌春二人签订租赁合同，刘玉山将其租赁的5亩土地中的2亩（旧宫镇三村路南四条一号院）转租给孙承运和朱昌春用于建造4层商住房，租赁期至2030年1月1日。之后，孙承运、朱昌春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在该租赁的土地上建造了两栋公寓楼。2011年8月19日，经刘玉山、刘家全同意，孙承运、朱昌春又将其租赁的土地及建设的公寓楼转让给谢孝松，双方约定孙承运、朱昌春与刘玉山、刘家全所签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场地、房屋、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给谢孝松。现××公寓由谢孝松经营管理，吴昌象系谢孝松的雇员，负责公寓楼的日常经营管理。
××公寓A栋楼顶平台系为租户提供的晾晒衣服的场所，该楼顶平台四周设有高度为110厘米的铁丝网。该栋公寓楼楼顶与B栋公寓楼之间用塑料遮阳板连接。
另李×1生前有一子赵×1，系李×1与赵×2非婚生子，二人均有抚养赵×1之义务。
经核定，李×1因此事故身亡所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832元、丧葬费34758元、死亡赔偿金3667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487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900元、交通费944元。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谢孝松除坚持上诉主张外，另称李×1高坠死亡事发时间系2012年9月11日晚，且送至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但医疗费单据显示时间为2012年9月14日，故832元医疗费因时间与本案不符，故不应支持。另外关于900元住宿费，因李忠勇等三人未提供正规发票且无姓名，故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应支持。最后原判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谢孝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公寓的四楼平台并非专门为租户设置的晾晒衣物的场所，但也没有禁止通行标志。平台四周护栏的高度为1.2米。李忠勇等三人不同意谢孝松的上诉主张。认为1、××公寓属于违建，故《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相关规定不适用。2、护栏高度仅1.1米，对于李×1不能起到保护作用。3、公安机关虽鉴定李×1身体有擦伤，但不能等同上诉人谢孝松的主观臆断，认为李×1自行翻越护栏。4、事发当日李×1被送往医院抢救，并于当晚死亡，医疗费票据显示的时间只能说明医院系统出现错误。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有户口本、医疗费票据、出生医学证明、交通费票据、派出所证明、鉴定结论书、现场照片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谢孝松作为××公寓的管理人，其虽否认公寓四楼屋顶平台系为租户提供晾晒衣物的场所，但认可租户可自行出入，且不禁行。该平台虽设有防护网，但从李×1坠亡的事实判断，其护网的防护程度不足以确保人身安全。另外，在××公寓A栋与B栋楼顶平台之间用塑料遮阳板连接，且在此处并未设立禁止踩踏等危险警示标识，易使人产生误解，加之屋顶夜间未设置照明设施，两栋楼连接处的材质及坚固程度令人无法判断。原审法院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谢孝松未尽到审慎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正确的。考虑到李×1自身的过错，原审法院依法确定谢孝松应承担40%的责任比例适当，本院应予维持。认定刘玉山、吴昌象二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亦属正确。关于赔偿范围和数额的确定，原审法院根据李忠勇等三人的诉求，依据本案的相关证据和实际情况，确定和酌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谢孝松坚持上诉请求，因未能提供新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799元，由李忠勇、周玲娥、赵×1负担2100元（已交纳），谢孝松负担269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5435元，由谢孝松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艾 明
代理审判员 王 磊
代理审判员 管元梓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钱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