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32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男，1952年11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亚普，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2，男，1956年3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3，男，1963年10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74年10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张×之委托代理人）李×4，男，1973年1月30日出生。
李×4之委托代理人王大治，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1、李×2、李×3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7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亚普、上诉人李×2、上诉人李×3，被上诉人李×4（亦系张×之委托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大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李×1、李×2、李×3诉至原审法院称：李×1、李×2、李×3、李×4系兄弟关系，父亲李×5（于1977年去世）和母亲顿×（于2002年12月11日去世）共育有五子，长子李×1、次子李×2、三子李×6、四子李×3和五子李×4。李×1、李×2、李×3、李×4父亲李×5与母亲顿×于1968年在北京市××区××镇××村××路北七条5号院（以下简称5号院）建造北房五间。1992年，宅基地登记于户主顿×名下。1992年，经母亲顿×同意，长子李×1出资将原有五间北房翻建，同时为母亲建造三间西厢房。1985年，四子李×3为母亲建造东厢房3间。1998年，兄弟五人将原有东厢房进行翻建。2010年5号院拆迁，李×4与拆迁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五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该院落宅基地面积410.6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397平方米，所得拆迁补偿款共2367982元；同时使用拆迁补偿款购买安置房五套。5号院的北房五间（180.42平方米），西厢房三间（20平方米）及东厢房三间（55平方米）以及上述房屋所占的宅基地所取得的拆迁利益系母亲顿×的遗产，已由五个儿子依法继承，五个儿子共有。现李×1、李×2、李×3请求判决：李×4、张×给付李×1、李×2、李×3拆迁补偿款520750.85元；北京市××区××家园三里4号楼1单元302号、北京市××区××家园五里5号楼1单元归李×1、李×2、李×3共有；案件受理费由李×4、张×承担。
李×4、张×共同辩称：李×1、李×2、李×3所述家庭关系与事实相符。位于北京市××区××镇××村路北一条5号院早期有北房5间系李×1、李×2、李×3、李×4父母所建。1992年李×4与母亲顿×将该房屋重新翻建为5间，共114平方米，同时在西侧建造厕所1个、洗澡间1个和门楼1个，属于棚房。建造房屋时，李×4、张×的四个哥哥均已结婚单过，未出资。1996年李×4登记结婚。1998年李×4与妻子张×共同在院内建了西厢房三间；2003年又新建南房3间、将西边棚子3间拆除重建了西厢房三间、在北房五间及东厢房三间上加盖二层楼房，同时封闭前廊、院落封顶、北房5间重新装修。新建房屋为李×4与其妻张×共有。1992年建房时，母亲顿×就曾承诺房屋建好后归李×4所有，故批准的建房人为李×4，且在1993年正式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1997年核发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时，分别将宅基地使用人登记在李×4名下。李×4依据母亲所立遗嘱有权继承××区××镇××村路北七条5号院属于母亲的遗产份额。李×4现持有母亲顿×更正遗嘱一份，该遗嘱确定：顿×去世后，北房5间及院内所有物品由李×4继承所有，且该更正遗嘱订立，已征得李×1同意，有李×1签字为证。据此，除李×4外，其他兄弟无权继承属于其母顿×的遗产份额。李×1曾于2012年3月起诉李×4要求遗嘱继承诉争院落的拆迁房屋和拆迁款，后经法院审理，驳回李×1的诉讼请求，且在该诉讼中李×1的陈述与本次陈述事实有不符之处。因此，李×1、李×2、李×3与诉争院落房产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1、李×2、李×3与李×4系兄弟关系，其父亲李×5和其母亲顿×共育有五子，长子李×1、次子李×2、三子李×6、四子李×3、五子李×4。李×5于1977年去世，顿×于2002年12月11日去世。李×4与张×系夫妻关系。
双方诉争的5号院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李×4名下，该院落现已被拆迁，拆迁前，李×4与张×一直在5号院居住。2010年6月18日，李×4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针对于5号院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院落宅基地面积410.6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397平方米，李×4得拆迁补偿款2129782元，其中，区位补偿价76224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417161元；2010年6月26日，双方另签订补充协议，李×4选购安置楼房5套。5号院拆迁时有北房5间、西厢房3间、东厢房3间、南房3间，中间院子封顶，北房5间和东厢房3间上加盖有彩钢板结构的二层房屋。其中，北房系于1992年在原有北房5间的基础上翻建，原有的北房5间系李×5和顿×的房屋。顿×于1996年2月20日立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顿×，现年63岁，丈夫李×5于1977年11月病逝，留下旧房五间，92年3月份由大儿子李×1出资，我本人同意，在拆迁五间旧房的地基上翻建起现在的新房五间，院、房内一切物品均为大儿子李×1出资置办，我去世后，现在的五间房产归大儿子李×1所有，李×1有权支配院子、房间及其中的所有物品，其余四个儿子无权干涉，今留下此遗嘱，待本人去世后生效；此遗嘱一式二份，本人顿×保存一份，交儿子李×1保存一份。李×1于2012年3月21日以遗嘱继承纠纷为由将李×4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4返还拆迁安置房和拆迁款，价值2800000元。法院出具（2012）大民初字第3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1的诉讼请求。对于被拆迁的北房，李×1在（2012）大民初字第3616号案件中主张其于1992年出资所翻建。
庭审中，李×4提交遗嘱更正一份，内容为：我叫顿×，现年64岁，曾于1996年2月20日立遗嘱一份，写明在我去世后××一队的五间房产及院内一切物品的所有权归长子李×1所有，现由长子李×1在红星区××小区购得楼房两居室，我因身体原因已由原××乡××队住处搬至××小区楼房居住，征得长子李×1同意，现将××一队的住房五间及院内所有物品留给第五子李×4继承所有，在我去世后，任何人无权干涉，如此次遗嘱与上次所立遗嘱有所抵触，以此份遗嘱为准，以遗嘱一式两份，本人保留一份，交第五子李×4保留一份，以遗嘱在我去世后生效。口述人：顿×（名字上按有手印），代笔人：孙×1，见证人：孙×，遗嘱更正签订日期为1997年2月15日。上述遗嘱更正有李×1本人签名及捺印，并有李×1书写的”同意，我本人死了以后，李×4才能有权处理此房子”。上述遗嘱更正上有”情况属实”字样，并加盖大兴县××乡××队村民委员会的章。
庭审中，证人孙×1出庭为李×1、李×2、李×3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1997年代书遗嘱是证人孙×2，遗嘱内容是李×4口述的，顿×没有说遗嘱内容，书写遗嘱时只有李×4和顿×在场，证人孙×1也没有看到顿×按手印。李×4和张×称认可证人身×，立遗嘱时孙×在场。
李×1、李×2、李×3提交孙×的书面证言，内容为：”本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出庭作证。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给我大姨顿×的遗嘱中做过证明人”。李×4、张×称不认可真实性，因为证人未到庭。庭审中，李×1主张其于1992年新建西厢房三间、于1992年出资建设北房五间；李×3主张其于1985年新建东厢房三间；李×1、李×3、李×2主张三人于1998年共同翻建东厢房，其中李×1出资27000元，但均没有提供建房及出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李×1主张其于1992年新建西厢房三间、于1992年出资建设北房五间，李×3主张其于1985年新建东厢房三间，李×1、李×3、李×2主张三人于1998年共同翻建东厢房，其中李×1出资27000元，但均没有提供建房及出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李×1、李×3、李×2的主张均不予采信。同时，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结合本案证据，顿×于1996年2月20日所立遗嘱已经（2012）大民初字第361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效，李×4提交的遗嘱更正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且该代书遗嘱上有李×1签名捺印及其书写的”同意，我本人死了以后，李×4才能有权处理此房子”的字样，故法院采信李×4关于顿×去世后，5号院内北房5间及院内所有物品由李×4继承所有的主张。现李×1、李×2、李×3起诉要求李×4、张×给付拆迁补偿款520750.85元，要求确认北京市××区××家园三里4号楼1单元302号、北京市××区××家园五里5号楼1单元归李×1、李×3、李×2共有，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月判决：驳回李×1、李×2、李×3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1、李×2、李×3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其原审时的诉请，其上诉理由为：《遗嘱更正》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应属无效，故相关遗产应当依据法定继承的原则予以分割。李×4、张×均同意原判并答辩称：《遗嘱更正》合法有效，且诉争5号院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李×4名下，5号院的拆迁利益应归李×4和张×所有，故不同意李×1、李×2、李×3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审理中，李×1、李×2、李×3提交了孙×的经过公证的书面证言，内容为：”本人由于身体原因，住院治疗，不能出庭作证。在我记忆中没有给我大姨顿×的遗嘱中做过证明人”。李×4、张×认可公证证言的真实性，但称其仍属于证人证言，并非一定有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2012）大民初字第3616号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证明、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庭审笔录、司法鉴定文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诉争5号院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就本案纠纷涉及的两份遗嘱而言，顿×于1996年2月20日所立遗嘱已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2）大民初字第361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效，本院不持异议。关于李×4提交的《遗嘱更正》的效力问题，依据《遗嘱更正》上列明的代书人孙×1的证言，该遗嘱内容并非顿×口述，而系李×4口述，且订立遗嘱时另一名见证人孙×并不在现场；而孙×出具的经过公证的书面证言，亦确认其并没有给前述遗嘱作过证明人。据此，前述《遗嘱更正》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应属无效。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李×1主张其于1992年新建西厢房三间、于1992年出资建设北房五间，李×3主张其于1985年新建东厢房三间，李×1、李×3、李×2主张三人于1998年共同翻建东厢房，其中李×1出资27000元，但均没有提供建房及出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李×1、李×3、李×2的主张均不予采信。鉴于诉争5号院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李×4名下，该院落被拆迁前由李×4与张×居住且该院落被拆迁时的被拆迁人为李×4，故相应的拆迁利益亦应归属李×4和张×所有。综上，原判虽对《遗嘱更正》的效力认定存在不当之处，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2792元，由李×1、李×2、李×3共同负担（已交纳6396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2792元，由李×1、李×2、李×3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亮
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
代理审判员 朱洪范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韩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