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3民终5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应达，男，汉族，1967年10月3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燕，女，汉族，1969年12月25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应超，男，汉族，1969年4月26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魏成芸，云南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禄翠蓉，女，汉族，1941年7月19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
委托代理人：马良红，云南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因与被上诉人禄翠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6）云0302民初3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魏成芸、被上诉人禄翠蓉及其委托代理人马良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应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母子关系，也是合同关系中的共同甲方，且上诉人是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表明本案中的合伙关系事实上包含了两个合伙关系，一是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作为共同甲方与李应超、王海燕三方合伙关系，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关系的存在，加之上诉人作为合伙事业的法定代表人，若要解除本案中的合伙关系，必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之后，再与王海燕、李应超协商，并经二人同意方能解除合伙合同。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只要被上诉人退还合伙乙方、丙方的合伙出资并加算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上诉人愿意配合被上诉人解除合伙合同关系。上诉人作这样的答辩是考虑到被上诉人是自己的母亲，本案既然起诉至法院，想通过人民法院调解方式解决本案的纠纷。一审法院却以此为由判决解除被上诉人与三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这是对上诉人意思表达的错误理解，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判决解除本案中的合同关系。这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因为本条所说的权利义务终止是指合同履行完毕后或者经合同各当事方协议终止合同的情况，本案中如果合同各当事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或者说被上诉人不能满足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条件和要求，法庭没有依据判决解除本案中的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本案不存在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是本案中的合伙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完整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支付了应付的合伙资金，认真参与医院的经营管理，从来没做过对医院不利的事情，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当然不存在任何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二、本案中不存在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事由。本案合同各当事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过在何种条件下，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三、本案中只有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方可解除合同。四、被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的立案标准是，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是判决解除其与三被告所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将“中山门诊部”交还原告自己经营。这样的诉讼请求，有如请求判决强迫买卖一样荒唐可笑，人民法院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支持这样的诉请。即便本案确实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事宜，被上诉人只需通知各合伙人，协商处理好各种后续事宜即可解决，不必起诉到人民法院，浪费司法资源。
王海燕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审法院认为在庭审中三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从而判决解除被上诉人与三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这是对上诉人意思表达的错误理解。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只要被上诉人退还我的个人投资并加算银行贷款利息，便同意解除合伙合同。上诉人作这样的答辩是想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处理，通过各方当事人协商，经人民法院以调解协议的方式解决本案的纠纷。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判决解除本案中的合同关系。这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因为本条所说的权利义务终止是指合同履行完毕后或者经合同各当事方协议终止合同的情况，本案中如果合同各当事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或者说被上诉人不能满足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条件和要求，法庭没有依据判决解除本案中的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本案不存在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是本案中的合伙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完整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支付了应付的合伙资金，认真参与医院的经营管理，从来没做过对医院不利的事情，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当然不存在任何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二、本案中不存在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事由。本案合同各当事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过在何种条件下，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三、本案中只有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方可解除合同。四、被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的立案标准是，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是判决解除其与三被告所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将“中山门诊部”交还原告自己经营。这样的诉讼请求，有如请求判决强迫买卖一样荒唐可笑，人民法院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支持这样的诉请。即便本案确实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事宜，被上诉人只需通知各合伙人，协商处理好各种后续事宜即可解决，不必起诉到人民法院，浪费司法资源。
李应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只要被上诉人退还我的个人投资并加算银行贷款利息，便同意解除合伙合同。上诉人作这样的答辩是想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处理，通过各方当事人协商，经人民法院以调解协议的方式解决本案的纠纷。一审法院却以此为由判决解除被上诉人与三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这是对上诉人意思表达的错误理解，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判决解除本案中的合同关系。这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因为本条所说的权利义务终止是指合同履行完毕后或者经合同各当事方协议终止合同的情况，本案中如果合同各当事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或者说被上诉人不能满足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条件和要求，法庭没有依据判决解除本案中的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本案不存在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是本案中的合伙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完整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支付了应付的合伙资金，认真参与医院的经营管理，从来没做过对医院不利的事情，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当然不存在任何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二、本案中不存在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事由。本案合同各当事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过在何种条件下，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三、本案中只有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方可解除合同。四、被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的立案标准是，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是判决解除其与三被告所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将“中山门诊部”交还原告自己经营。这样的诉讼请求，有如请求判决强迫买卖一样荒唐可笑，人民法院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支持这样的诉请。即便本案确实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事宜，被上诉人只需通知各合伙人，协商处理好各种后续事宜即可解决，不必起诉到人民法院，浪费司法资源。
禄翠蓉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三位上诉人选定的被上诉人，从程序上应驳回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的错误上诉。答辩人座不改姓、行不改名，无论是一审起诉状、还是身份证，以及一审判决书，明白无误的姓名是“禄翠蓉”，而三位上诉人一致选定的被上诉人“禄翠荣”，并不是答辩人本人。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且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二审从实体上应给予维持。原判决不存在上诉人上诉状诉称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第一，本案所涉合伙关系中，四位合伙人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多重合伙关系。在本案所涉及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和《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中，虽然列举出甲方、乙方、丙方，但实质内容不但明确了四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中山门诊部”与“中山中医院”的一致意思，而且对各人的出资额作了具体的约定。第二，原判决不存在错误理解当事人意思表达的情形。针对原审原告请求判决解除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和2015年1月7日《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的诉请，苏应达的代理人首先答辩声称“为了医院的发展，我同意原告的请求，愿意配合解除合伙协议，前提是原告处理好解除合同相关事宜，退还被告王海燕、李应超的投资及利息”。紧随其后，王海燕也当庭表示“原告想解除合伙协议，我愿意配合解除，但要求原告退还我的投资并计算银行贷款利息”。李应超也当庭表示“我同意苏应达、王海燕的答辩意见，并同意解除合伙协议，条件是退还我的全部投资并计算银行贷款利息”。由于一审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表示“合伙性质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被解除后，合伙关系终止，由原告与三被告自行依法依规对合伙进行清算，以此确保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所以在法庭辩论阶段一审原告代理人明确提出“针对原告提出解除协议的主张，三被告当庭表示同意，从而产生了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两份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同时三被告的违约行为已经成就了《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五条2项约定解除的条件，以及三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都使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符合了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二款、第九十四条(四)项的规定”，当庭表示合伙协议解除后四人自行清算，在不能清算时另行起诉解决，一审判决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三、在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再论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或法定解除条件成就而解除毫无诉讼价值。虽然一审原告是以三被告违约致使约定解除条件成就，以及因三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单方主张解除合同。但因在庭审中合同相对方一致同意解除合同，又从客观上形成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事实，在此情形下，一审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判决解除合同，无需再就约定解除条件或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无需再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决解除合同，这是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正当之举。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禄翠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原告与三被告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和2015年1月7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将开办于麒麟区翠峰路绅园大厦的曲靖中山门诊部交还原告自行管理经营；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5日，原告禄翠蓉与被告苏应达作为甲方、王海燕作为乙方、李应超作为丙方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为促进中山中医院的发展，更好的为病患提供优质、全面、安全的医疗服务，经协商，共同组建“中山不孕不育嗣育医院”，共同组建及经营管理，包括中山医院的建设、注册申报、启动资金筹备、场地装修、医疗（办公）设备投入、医务人员岗前及在岗培训、招商和自营科室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推广及企划宣传等。医院按原始作价1000万元，资金组成如下：1、原中山医院以有形（原医院全部固定资产，含设备、医疗器械、办公设施、用品等）和无形资产（执照相关）；2、甲方在新医院的前期投入（含已付半年房租46万元及租房保证金2万元等）作价360万元；3、禄翠蓉以医疗技术（指其掌握的全部中医药秘方、配方）及资历影响参股无形资产作价500万元；4、王海燕出资40万元（另由甲方配送60万元）；5、李应超出资100万元（另由甲方配送20万元）。最终：甲方：苏应达以280万元占股权比例为28%;禄翠蓉以500万元占股权比例50%；王海燕以100万元占股权比例10%；李应超以120万元占股权比例12%。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5年1月7日，原告禄翠蓉与被告苏应达作为甲方、王海燕作为乙方、李应超作为丙方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将原合同合作经营主体由“中山不孕不育嗣育医院”改为“中山门诊部”与“中山中医院”。股份调整为：苏应达占10%；禄翠蓉占50%（技术股）＋10%（现金股）；王海燕13%；李应超17%。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禄翠蓉与被告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及《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诉请要求解除上述两份协议，庭审中三被告同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确认。原告诉请要求将开办于麒麟区翠峰路绅园大厦的曲靖中山门诊部交还原告自己经营管理，以及三被告要求退还被告王海燕、李应超的出资资金的主张，应由合伙协议的当事人对合伙事宜进行清算后再作处理，本案均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禄翠蓉与被告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和2015年1月7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二、驳回原告禄翠蓉的其他诉请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免交。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应当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7月23日，上诉人苏应达以中山门诊部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王海燕、李应超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中山门诊部由三方共同投资组建，苏应达占股比例为45%、王海燕占股比例为20%、李应超占股比例为35%。2015年3月10日、4月28日，2016年1月21日、1月29日，三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禄翠蓉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在曲靖日报刊登登报作废公告，公告内容为中山门诊部遗失医疗执业许可证正副本。2016年1月22日，被上诉人禄翠蓉以曲靖中山门诊部名义向曲靖市卫生监督局申明医疗执业许可证没有遗失。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与被上诉人禄翠蓉约定共同投资经营曲靖中山门诊部，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个人合伙法律关系，禄翠蓉占股60%、苏应达占股10%、王海燕占股13%、李应超占股17%，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伙协议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未与占合伙份额最高的主要合伙人，即被上诉人禄翠蓉协商的情形下，私自另行签订合伙协议，欲将被上诉人禄翠蓉排除在中山门诊部的合伙份额之外，况且上诉人还擅自在曲靖日报刊登公告，欲将中山门诊部的医疗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登报作废。即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的上述违约行为已导致被上诉人禄翠蓉合伙经营中山门诊部的合伙目的不能实现，被上诉人禄翠蓉可依法请求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协议；关于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提出应退还其合伙投资款项的诉辩主张，因其在本案中并未提起反诉，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可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应达、王海燕、李应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卫红
审判员 陈志刚
审判员 高体所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何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