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浔行初字第55号
原告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8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张汉辉，队长。
原告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9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潘德桂，队长。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祥翰，桂平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潘汉胜，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生贵，桂平市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邓林光，主任。
委托代理人谭鹏展，桂平市蒙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8生产队（以下简称马皮8队）、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9生产队（以下简称马皮9队）不服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的浔政决字（2014）4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4号决定”），于2014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同年11月13日向被告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皮8队的诉讼代表人张汉辉、马皮9队的诉讼代表人潘德桂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祥翰，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生贵，第三人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马皮村委）的法定代表人邓林光及其委托代理人谭鹏展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申请证人李某甲，黄某，李某乙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4号决定”，认定争议的“灯盏岭”自“四固定”以来都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并由该集体经营管理。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马皮大队从各生产队抽人组成专业队到该山岭上开荒种植西瓜、木薯、甘蔗等经济作物，并砍伐岭上树木建大队电影院和办公室。1993年l0月19日又将该山岭承包给陈培生种植龙眼树至今，从来没有任何生产队或个人提出异议。据此，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批转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四）项的规定作出“4号决定”，决定双方争议的“灯盏岭”面积196.1亩土地所有权属第三人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申请书、队长身份证明，证明马皮8、9队向马皮乡政府申请确权处理；2、立案呈报表，证明马皮乡政府依法立案受理并通知双方；3、答辩书，证明马皮村委收到政府立案通知后答辩；4、调解处理意见书，证明该案经马皮乡政府调解未果后作出的处理意见供被告参考；5、“4号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将争议山岭确归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6、现场勘验笔录、争议平面图，证明争议地的四至界址、面积和地上附着物情况；7、第1328号《公证书》、《承包灯盏岭合同》，证明争议岭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经营管理和收益；8、调查赵国良、赵家荣、杨桂阳、李某甲、张汉辉、邓其邦、江新旭、黄寿源、赵小清、黄桂其、黄福钊、黄金能、黄桂杰、ＸＸ清的笔录，证明争议岭土改以来一直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没有分给任何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队从各队抽人组成专业队到该岭开荒种西瓜、木薯、甘蔗等作物，并砍伐山上树木建大队电影院和大队办公室，1993年10月将该岭承包给陈培生经营，从来没有过纠纷；9、三次调解笔录，证明争议地的四至界址、面积和地上附着物情况与现场勘验一致；10、两次队长、村民代表大会记录，证明争议岭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11、承包金收据，证明争议岭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
原告马皮8、9队诉称，一、“4号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4号决定”认定争议岭从土改以来一直都是第三人所有，没有划分到任何生产队，这与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不相符。争议的灯盏岭在解放前是原8队（大岭张屋）和9队（马岭潘屋）前辈所有管理使用，1952年土改时仍旧两原告的村民所有使用，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亦按当时政策规定土地权属下放归两原告所有管理使用，1969年期间原告砍伐争议岭上的木杈卖给当时石咀公社加荷大队的石灰窖作燃料，同时两原告之间的村民也曾因砍木杈界线问题发生过争斗事件。1976年第三人组织专业队在争议岭上种过西瓜等经济作物。到1978年左右专业队解散，两原告还组织村民到争议岭砍树，后第三人把争议岭部份土地租给6、7队部分村民种甘蔗。之后两原告发现后曾派代表张德新、张汉辉、潘镇南等人前后于1982年、1984年、1986年直到1995年及1996年几次向第三人当时的村支书张有东提出把争议岭归还两原告未果后，于2010年向桂平市马皮乡人民政府申请调解。被告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佐证“4号决定”从土改、高级社、三包四固定三个土地权属改革时期争议岭权属归第三人，被告仅凭调查赵国良、ＸＸ清等14人的调查笔录来认定上述事实是明显证据不足。因为上述被调查人除李某甲外，其余的赵国良等13人不论从当时年龄、职务上都不能证实土改、高级社、三包四固定各个时期争议岭归第三人所有，相反被调查人李某甲的笔录却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佐证争议岭从土改至三包四固定直至1976年都是两原告所有和管理的事实，但被告却不以此证据来认定这一事实，明显错误的，因为李某甲不论从年龄、职务上都相当符合历史客观事实和当时各个时期的政策规定因此争议岭从土改至1976年都是原告所有和管理。2、“4号决定”认定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争议岭是第三人种植西瓜等经济作物，也是认定错误的。其实是第三人从1976年开始组织专业队在争议岭种西瓜，到1978年专业队解散后，争议岭的部分土地租给本村6、7队部分村民自己种甘蔗，并不是第三人在争议岭种过甘蔗的事实，但“4号决定”却把第三人的专业队种西瓜和6、7队部分村民种甘蔗的事实混为一谈，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4号决定”认定从1993年开始争议岭从来没有过纠纷，也是认定事实不清的，其实从1978年左右专业队解散后，两原告都一直向第三人当时任村支书的张有东提出归还争议岭的事实，只不过没有经政府部门调解处理，但不能以此来否定争议岭有纠纷的事实。被告仅凭调查除李某甲、张汉辉外的赵国良等12人的笔录来认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这12人既不是同原告一队，更不是村干部，争议岭的纷争与他们无关，这12人不知道纠纷是事实，但不能以此来认定争议岭没有纠纷，相反李某甲、张汉辉的笔录却证实纷争的事实存在，故“4号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4、“4号决定”依据2010年12月的《马皮村队长会议》和2013年12月26日的《马皮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认定争议岭属第三人所有，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首先这些队长和村民代表，从年龄上对历史事实不清楚，从职务上既不是土改、高级社、三包四固定的工作队员，更不是1984年林业三定时期的工作队员。其次这些队长、村民代表认为争议岭属第三人所有，只是自己个人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对土地权属的认定只有政府职能部门，而不是听由其他人的个人意见来认定。再者个人发表的意见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明显违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同时这些队长、村民代表只知道1976年以后的部份情况。因此，“4号决定”以上述两份队长、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来认定争议岭属第三人所有，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5、“4号决定”以第三人与陈培生签订的《承包合同》和承包金《收据》来认定第三人对争议岭有管理和收益的事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虽然第三人从1993年开始对争议岭进行管理收益，但第三人的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是在纠纷开始后实施强占的行为，而不是在纠纷以前实施管理收益。因为争议岭从1978年至1996年原告一直向第三人当时任支书的张有东主张归还争议岭的事实。从第三人与陈培生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条款中“若承包山岭土地（争议岭）发生权属纠纷的，由甲方（第三人）承担。”不难看出第三人在发包争议岭给陈培生时，已经知道存在了纠纷的事实。故第三人对争议岭管理和收益的事实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同时“4号决定”没有查明争议岭在1976年以前是谁管理收益的事实。事实上1976年以前一直都是原告所有和合法的管理收益。第三人从1976年以后采用强占的方法进行管理争议岭是非法的行为，依法不应当认定为对争议岭管理的事实依据。因此“4号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4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4号决定”既然认定争议岭从土改一直以来都是第三人所有，那么应当依据（1980）135号文第三点第（二）项的规定进行确权。即“关于证据问题……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但“4号决定”却以该文的第三点第（四）项“要从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有利于团结，生产管理的原则”的规定确权。适用该文第三点第（四）项的前提是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都无法查实的情况下才适用，其实本案争议岭的权属从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以来一直都是原告所有的，但“4号决定”却滥用法律来偏袒第三人，同时“4号决定”认定争议岭从土改以来一直是第三人所有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经不起历史检验。可见“4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明显错误。三、“4号决定”程序违法。被告在调查调解结束后，作出确权之前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只有办案人员自己决定。即“4号决定”作出前没有经被告的职能主管部门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属程序违法。综上所述，“4号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撤销。故原告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4号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原告诉讼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8号复议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4号决定”经复议程序；3、“4号决定”，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4、李某甲的《关于马皮街农会土改遗留问题意见》，证明争议岭从土改以来一直都是原告所有的经营管理；5、潘义朝证言、李某甲的《申述》、《马皮村灯盏岭所有权属马皮村八九队》、《关于灯盏岭近几十年的要求》、《关于灯盏岭权属纠纷形成》，证明争议岭从土改以来一直都是原告所有。1978年专业队解散后争议岭部份土地6、7队部分村民种甘蔗；6、被告调查李某甲、张汉辉笔录，证明争议岭从土改以来都是原告共有没有分割，60-80年代原告村民砍木杈卖和砍伐过树木。7、李某甲、黄某、赵伟华、李某乙、李华新的证词，证明争议岭从土改至今都是原告所有，1976年以前争议岭是原告管理收益，1978年专业队解散后，被第三人临时占用管理，原告从1982年至1996年后一直至今向第三人主张归还争议岭；8、申请证人李某甲，黄某，李某乙出庭陈述的证言。
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辩称，一、“4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争议的山岭叫“灯盏岭”，座落在马皮村范围内，四至界线清楚。在土改时是没收地主的山岭，属马皮农会集体所有。“四固定”以来也属马皮大队管理使用，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马皮大队从各生产队抽人组成专业队到该山岭上开荒种植西瓜、木薯、甘蔗等经济作物，并砍伐岭上树木建大队电影院和办公室。“林业三定”时也没有划分给任何生产队，属马皮大队集体所有。1993年10月19日第三人将该山岭承包给陈培生种植龙眼树至今，从来没有任何生产队或个人提出异议，以上事实，有（93）浔证字第1328号《公证书》及《承包灯盏岭合同》、《收据》、《马皮村队长会议》、《马皮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等证据证实，还有赵国良、赵家荣、杨桂阳、李某甲、张汉辉、邓其帮、江新旭、黄寿源、赵小清、黄桂其、黄福钊、黄金能、黄桂杰、ＸＸ清等知情人予以证实。2010年9月1日原告向马皮乡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调处，才引起争议。二、“4号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双方争议灯盏岭权属案，经马皮乡政府立案，调查调解未果，作出处理意见报被告作确权处理。被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将该案转交林业局调处办调处，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经集休讨论后，作出了林业局调解处理意见书报被告。经被告审查，鉴于该争议岭自土改、“四固定”、“林业三定”以来都属第三人农民集体所有，并进行经营管理和收益。而原告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没有相关的管理事实佐证，被告根据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确认争议岭属第三人农民集体所有是适当的。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批转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情况报告》第三点第（四）项的规定作出了“4号决定”。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维持“4号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马皮村委述称，“4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4号决定”。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现场勘验笔录。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一、下列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被告提供的：1、申请书、队长身份证明，证明马皮8、9队向马皮乡政府申请确权处理；2、立案呈报表，证明马皮乡政府依法立案受理；3、答辩书，证明马皮村委的答辩意见；4、调解处理意见书，证明该案经马皮乡政府调解未果后作出处理意见；5、“4号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6、现场勘验笔录、争议平面图，证明争议地的四至界址、面积和地上附着物情况；7、第1328号《公证书》、《承包灯盏岭合同》、承包金收据，证明争议岭1993年10月由第三人发包给陈培生，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经营管理和收益；8、调查赵国良、赵家荣、杨桂阳、李某甲、邓其邦、江新旭、黄寿源、赵小清、黄桂其、黄福钊、黄金能、黄桂杰、ＸＸ清的笔录，证明争议岭土改以来一直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没有分给任何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队从各队抽人组成专业队到该岭开荒种西瓜、木薯、甘蔗等作物，并砍伐山上树木建大队电影院和办公室。1993年10月将该岭承包给陈培生经营，从来没有过纠纷；9、三次调解笔录，证明争议地的四至界址、面积和地上附着物情况与现场勘验一致以及经过调解程序；10、两次队长、村民代表大会记录，证明争议岭属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二）原告提供的：1、原告诉讼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4号决定”和“28号复议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4号决定”经复议予以维持，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3、李某甲的《关于马皮街农会土改遗留问题意见》、被告调查李某甲笔录、证人李某甲出庭陈述的证言，证明争议岭在土改时没有分配给任何农户，属马皮农会集体管理，后由马皮村委会管理一直至今；4、证人李某乙出庭陈述的证言，证明争议岭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由马皮乡马皮村农民集体经营管理；（三）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争议山岭的名称、四至范围、面积及现状。二、原告提供的以下证据，因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或缺乏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潘义朝证言、李某甲的《申述》、《马皮村灯盏岭所有权属马皮村八九队》、《关于灯盏岭近几十年的要求》、《关于灯盏岭权属纠纷形成》，调查张汉辉笔录，李某甲、黄某、赵伟华、李某乙、李华新的证词及证人黄某出庭陈述的证言。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答辩，本院确认本案的事实为：本案争议的山岭名叫“灯盏岭”，座落在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范围内，四至范围：东面以马皮水库水渠流向加荷村、水秀村方向的水渠边为界；南面与雅岭村第12队山岭、马皮村第1、4、5、9队山岭以勒城为界；西面与马皮村第5队山岭以勒城为界；北面与马皮村第8队耕地边以勒城为界。面积为196.1亩。该山岭在土改时是没收地主的山岭，属马皮农会集体所有，没有分配给任何农户。自“四固定”以来争议岭也由马皮大队管理使用。“林业三定”时该山岭没有划分给任何生产队。1993年l0月19日原马皮乡马皮村公所又将该山岭承包给陈培生种植龙眼树至今，从来没有任何生产队或个人提出异议。2010年9月1日原告向马皮乡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调处，而引起纠纷。经桂平市马皮乡人民政府立案、调查、调解未果后，提出处理意见报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处理，被告经调查及调解未果后，根据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批转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四）项的规定，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4号决定”，将双方争议的“灯盏岭”面积196.1亩土地所有权确归第三人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农民集体所有。原告马皮8、9队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28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被告作出的“4号决定”。原告马皮8、9队仍不服，于2014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4号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被告作出“4号决定”，是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调处本案的法定职权。本案双方争议的“灯盏岭”土地所有权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时期均无书面权属定论。但争议岭在土改时属马皮农会集体所有，没有分配给任何农户，自“四固定”以来争议岭也是由马皮大队管理使用，“林业三定”时也没有划分给任何生产队。特别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灯盏岭”土地就一直由马皮乡马皮村农民集体经营管理至2010年纠纷发生。被告基于上述事实认定，从历史和管理现状出发，按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管理的原则，根据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批转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部分第（四）项规定作出“4号决定”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原告诉称本案争议岭的权属从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以来一直都是原告所有，且在1976年以前一直都是原告所有和管理收益以及第三人从1976年以后管理争议岭是强占的非法行为，但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还认为“4号决定”作出前没有经被告的职能主管部门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属程序违法。但从被告提供卷宗的证据材料看，有桂平市林业局的集体讨论会议笔录以及《调解处理意见书》、被告的办案程序说明等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作出“4号决定”符合调处程序规定。故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4号决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8生产队、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9生产队请求撤销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的浔政决字（2014）4号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8生产队、桂平市马皮乡马皮村第9生产队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营业部，帐号：45×××93，逾期不交也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甘培乾
审 判 员 朱伯德
人民陪审员 李达球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