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27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坤雄，男，1975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莲，河南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吴勇，女，1961年12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恒源，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坤雄因与原被上诉人顾晓辉（现已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40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移送上诉期间，顾晓辉于2016年9月12日死亡，本院依法追加顾晓辉之法定继承人吴勇参加诉讼。上诉人张坤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莲、被上诉人吴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恒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坤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顾晓辉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张坤雄未向顾晓辉借款。顾晓辉于2011年1月20日、2011年3月21日打入张坤雄账户的两笔款项是顾晓辉对北京红青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青年公司）的股东出资款。张坤雄原为红堂映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堂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红堂公司的原始股东为张坤雄、施××、贾×、鲍××、沈×，红堂公司成立后经营业绩良好一直盈利，公司其他部门员工及顾晓辉提出入股红堂公司，2011年2月20日张坤雄、顾晓辉及其他九人经会议协商成立红青年公司并将红堂公司全部资产3117.8万元转为红青年公司所有，同时约定了红青年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以及各个股东的出资份额。由于顾晓辉家住江苏省××市，离北京较远且顾晓辉自己也有公司需要管理，故让其女儿顾××为其显名股东。顾晓辉作为实际出资人应出资300余万元，占公司10.8%股权，因当时红青年公司尚未注册，无公司账户，故顾晓辉将出资款打入发起人张坤雄的账户，顾晓辉出资199.99935万元，尚欠100余万元。2011年9月红青年公司办理注册登记，为简化办理手续以及合理避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为10万元。红青年公司成立后，经营业绩比预计差，一直未分派红利，顾晓辉拒绝继续出资，各股东之间发生矛盾，2013年8月顾晓辉要求撤资并联名其他股东罢免了张坤雄的执行董事身份，张坤雄对红青年公司失去控制，离职并办理了交接手续，顾晓辉实际控制了红青年公司。一审法院认定顾晓辉不是红青年公司股东，不存在投资关系与事实不符。2.顾晓辉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证据不足。张坤雄从2011年至今，从未向顾晓辉以任何方式借款，也未向其出具任何形式的借条和借款协议，200万元对任何普通家庭均系一大笔款项，出借人均会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据或签订借款协议，顾晓辉将近200万元转账于张坤雄后，张坤雄立即转到时任红青年公司出纳的沈×账户中，顾晓辉只是通过张坤雄的银行卡转了投资款而已，而顾晓辉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起诉张坤雄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审中顾晓辉提交的与张坤雄的短信往来记录只能证明顾晓辉要求分派红利不成，最终要求撤资的事实，不能证明张坤雄向其借款。3.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保全张坤雄的财产并未作出保全裁定书，也未通知张坤雄。
吴勇辩称，顾晓辉与张坤雄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坤雄称涉案款项为顾晓辉对红青年公司的投资款，但顾晓辉非该公司股东，亦不存在股权代持行为，顾晓辉与红青年公司之间不存在投资关系，张坤雄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
顾晓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张坤雄归还顾晓辉借款1999993.5元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0日，顾晓辉向张坤雄名下×××的中国银行账号汇款899993.5元。2011年3月21日，顾晓辉向张坤雄名下前述账号再次转款人民币1100000元。
2011年1月24日，张坤雄向账号为×××的案外人账户分别转款725129元及人民币120000元。2011年3月25日，张坤雄再次向账号为×××的案外人账户分别转款360000元及740000元。张坤雄主张该四笔转账均为向案外人沈×所转，沈×系红青年公司的财务暨股东。顾晓辉认为转款给第三人与本案无关，款项并未直接打入红青年公司账户。
2015年10月22日，红青年公司分别出具《情况说明》及《入资证明》。其中《情况说明》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公司目前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为张坤雄；顾××为该公司股东之一，其认缴的资金为1.08万元，所占股份为10.8%。顾晓辉非该公司股东（含隐名股东），未认购该公司股权，公司也从未收到顾晓辉任何直接或经第三人间接对该公司的投资款项。《入资证明》显示：红青年公司收到顾××（身份证号：×××）入资款人民币10800元。张坤雄认为上述两份材料恰能证明张坤雄对红青年公司失去控制，顾晓辉才是红青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审庭审中，顾晓辉提交其与张坤雄的短信往来记录，其中2013年8月12日的记录为：坤雄：我厂因资金问题很难支撑下去，前几天与你说过，望在最近时间内帮我解决，那怕一部分也可以，好让我运作下去，你那里毕竟经营二年多了，生意蛮好，赢利又很好。红利又没有分，应该说资金不是个大问题。张坤雄回复：收到，我们现在也很艰难！我和财务商量一下。2014年12月29日，顾晓辉发给张坤雄的短信表示：因我不愿把事影响扩大，再说我们又有多年的情分，所以，我只要我自己的钱就可以了，但如果还是那样拖欠下去，那么我也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2015年1月5日张坤雄回复：希望您根据实际情况出方案，要求我如何承担。张坤雄对短信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短信记录恰能证明顾晓辉所说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分红，张坤雄答复财务艰难，得跟财务商量，可看出是公司款项而非张坤雄个人借款。顾晓辉另提交顾××之书面证明，欲证明顾××虽是其女儿，但顾晓辉并未参与红青年公司经营，也没有任何身份，与顾××之间没有对红青年公司隐名股东代持股权的关系。张坤雄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表示证人未出庭作证，而且顾××与顾晓辉之间是父女关系，对顾××的证言不应采纳，且顾××的证言未证实顾晓辉与张坤雄之间存在任何借款关系。
一审庭审中，张坤雄提交《红堂映画固定资产描述》，载明总固定资产为3117.8万元，股东签字包括顾××，另提交《关于在上海注册公司的股东确认书》，其上签字人包括顾××，同时提交红青年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其中投资人包括顾××，张坤雄欲以上述证据证明顾晓辉系借其女儿顾××之名对红青年公司进行投资。顾晓辉表示对该证据不予质证，顾××虽系顾晓辉女儿，但与顾晓辉是不同主体。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顾晓辉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张坤雄抗辩称转账系顾晓辉对红青年公司的投资款，张坤雄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张坤雄提交之证据中股东签字均为顾××，而非顾晓辉，就其主张的顾晓辉系红青年公司隐名股东一节，其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相反顾晓辉提交红青年公司出具之《情况说明》及《入资证明》证明顾晓辉与红青年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投资关系。故对于张坤雄抗辩称顾晓辉向张坤雄所转1999993.5元系对红青年公司的股东出资款之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债务应当清偿。双方未对债务清偿时间进行约定，顾晓辉现向张坤雄主张无不当之处，对于债务本金该院予以支持。就顾晓辉主张之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因双方对借期内利息及借款期限均未有明确约定，故该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坤雄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顾晓辉借款1999993.35元；二、驳回顾晓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张坤雄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红堂公司于2009年11月为时任出纳的案外人沈×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办理个人银行卡，卡号为×××，该银行卡中的资金用于红堂公司经营，与沈×个人无关，涉案款项均转入了该账户之中；证据2.《关于组建北京红堂欣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顾××的实际认缴出资额是300万元，而非1.08万元，后因为北京红堂欣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注册成立，暂时并入了红堂公司作为一个部门；证据3.《关于组建红堂恒利（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红堂公司、红堂欣锐这个部门以及案外人金××拟成立红堂恒利（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约定了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及持股比例，但该公司最终未成立，后并入红堂公司。吴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张坤雄申请，证人沈×与证人臧××出庭作证。证人沈×陈述称，其为红堂公司及红青年公司的股东及出纳，顾晓辉也是公司股东，顾××只是代持股份，张坤雄将顾晓辉的200万元投资款转入了银行卡后，沈×用于公司经营，顾××参与公司经营较多，顾晓辉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证人臧××陈述称，其与公司的股东贾×系夫妻，认为顾××是公司的股东，一直是顾××参与公司经营，顾晓辉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勇针对张坤雄提交的新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3份书证均为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与证明目的，红堂公司与红青年公司并非同一主体，且红堂欣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红堂恒利（北京）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均未成立，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2名证人的证言均不属于新证据，证言相互矛盾，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张坤雄提交的3份新的证据均为复印件，2名证人的证言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本院无法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亦不采信。
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顾晓辉于2016年9月12日死亡，吴勇提交启东市公安局出具的《户籍信息证明》1份，载明：“经查询原始户籍资料证实顾××系顾晓辉（公民身份号码×××，顾晓辉本人以及其父母均因死亡注销户口登记）与吴勇（公民身份号码×××）夫妇的独生女”；吴勇亦提交顾××出具的《公证书》1份，证明顾晓辉生前未立遗嘱，顾××自愿放弃对涉案债权的继承权利。经询，张坤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亦同意追加吴勇作为本案被上诉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坤雄与顾晓辉就涉案款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坤雄认可其收到顾晓辉通过转账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999993.35元，本院予以确认。顾晓辉提交银行转账记录及与张坤雄的短信记录，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张坤雄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涉案款项系顾晓辉向红青年公司的投资款及顾××系代持顾晓辉的股权，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顾晓辉对红青年公司的投资款及红青年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且张坤雄提交的红青年公司相关协议、股东确认书中的股东均为顾××，张坤雄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顾××与顾晓辉系股权代持关系，结合红青年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10万元，一审法院未采信张坤雄的该项主张，认定顾晓辉与张坤雄就涉案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张坤雄对顾晓辉在一审中提交的红青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入资证明》不予认可并主张其自2013年8月后未参与红青年公司经营管理，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
另，张坤雄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作出的保全裁定书未向其送达，属程序违法，本院认为，该问题不影响本案作出正确裁判，不足以导致一审判决被撤销，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坤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顾晓辉在本案上诉期间死亡，本案当事人发生变化，顾晓辉的诉讼权利义务二审中由吴勇继承，顾晓辉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吴勇有效，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408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坤雄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吴勇借款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三元三角五分；
二、变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408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吴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张坤雄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坤
审判员 宋 晖
审判员 龚勇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汤和云
书记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