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2民初2057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73949261-3）。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祖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胜文，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美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59305257-7）。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曲院风荷**幢。
法定代表人：钟玉珠，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上海民兴纸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58524017-2）。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林群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一平，上海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鸣丰纸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59041699-6）。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陈菊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一平，上海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为与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发公司）、上海民兴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兴公司）、上海鸣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龚媛媛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需以公告方式向被告腾发公司送达诉讼材料，本案于2016年5月3日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对被告实施了财产保全。本案分别于2016年7月26日、同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永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胜文，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唐一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腾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审理期间，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但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永利公司起诉称:原告与三被告素有业务往来。2012年7月1日，三被告向原告出具《互保协议》一份，约定：原告为三被告的主债权人，为确保原告应收货款的安全，三被告同意为对方相互担保，对同原告交易中所产生的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15年4月3日，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腾发公司向原告购买白板纸，具体规格、价格、重量以实际发货为准，结算方式为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延迟付款的按延迟支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于2015年4月至同年10月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纸板合计价款2114963.71元。被告腾发公司收货后仅向原告支付价款200000元，余款至今未付。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亦未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为此，请求判令：一、被告腾发公司支付原告价款1914963.7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腾发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73000元；三、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被告腾发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被告腾发公司未答辩。
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答辩称：原告未提供有效的送货凭证证明其按约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相应货物，且原告提供的发货清单与其开具给被告腾发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相对应，故原告所主张欠款依据不足。至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涉案《互保协议》系三被告于2012年签订，仅对三被告具有法律效力，而原告所主张价款系基于其与被告腾发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销售合同》所产生，涉案《互保协议》依法需经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同意，才能对两被告产生法律约束力。现原告未与民兴公司、鸣丰公司签订新的担保协议，原告无权依据涉案《互保协议》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永利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互保协议》一份，用以证明被告腾发公司、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同意互为对方在原告处的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事实；
2.《销售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买卖标的物、交货方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约定的事实；
3.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十二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纸板合计价款2114963.71元，并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4.收货确认书三份（传真件），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12月又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纸板合计价款400965.18元的事实；
5.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和《追索函》各四份，用以证明被告腾发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8日、同年7月18日、同年8月12日、同年10月13日向原告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四份（票面金额均为500000元，合计2000000元），原告均予以贴现，但因被告腾发公司在上述汇票到期后未向银行付款，银行向原告追索汇票款的事实；
6.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打印件），用以证明被告腾发公司通过其实际控制人钟初涛于2015年12月4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陈祖伟支付价款200000元的事实；
7.（2016）浙0205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腾发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因该汇票到期后被告腾发公司未向银行付款，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该笔汇票款的事实；
8.供货清单七份（原告自行制作）和送货单二十二份，用以证明原告按约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
被告腾发公司、民兴公司、鸣丰公司未提交书面证据。
原告提交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被告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被告腾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明确约定附带正式合同一份，原告提交的证据不完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各自的主张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系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签订，两被告未参与，不清楚该合同的签订情况及具体内容，且该合同明确约定如需提供担保，需另订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作为该合同的附件，原告应提供担保合同。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原件，无明显瑕疵，且能证明本案事实，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各自的主张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涉案发票并非两被告开具，无法核实开票情况，且开具发票并不等于交付货物，原告应提供相应的送货凭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发票均系原件，无明显瑕疵，故本院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各自的主张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提交证据并非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该组证据显示原告的发货时间为2015年12月底，而原告所提交发票的开具时间截止于2015年10月14日，由此可见原告开具发票时并未实际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货物。因原告庭后确认上述收货确认书与本案所诉价款无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商业承兑汇票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未提交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追索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收货确认书表明其与被告腾发公司在2015年12月仍有业务往来，无法确认追索函与原告所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应关系。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系复印件，但与追索函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各自的主张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认为原告未提交银行转账凭证的原件，转账凭证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退一步讲，即便该笔转账真实，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钟初涛系被告腾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未提交该笔汇款对应的欠款依据，故不能认定该笔款项系支付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欠款，亦不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腾发公司发货的事实。因原告在庭审后提交了相应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与网上银行转账凭证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钟初涛于2015年12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200000元给原告法定代表人陈祖伟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各自的主张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表明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之间存在票据关系，与两被告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各自的主张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8，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供货清单系原告自行制作，且与原告开具给被告腾发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相互对应，而送货单仅有司机签名，未经被告腾发公司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了相应货物。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2015年4月之后的送货单与涉案《销售合同》能相互印证，且原告在送货后向被告腾发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腾发公司亦开具了相应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价款，故本院对原告在涉案《销售合同》签订后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过货物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认定下列事实：
2012年7月1日，三被告签订《互保协议》一份，约定：三被告为原告合作客户，为确保供货方应收货款安全，三被告同意为对方相互担保，对同原告交易中所产生的货款同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协议有效期为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此协议附带正式合同、订货确认书、开票申请各一份。2015年4月3日，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腾发公司向原告购买白纸板，合同期限为2015年4月3日至2016年4月3日；结算方式为以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方式结算货款；延迟付款的按延迟支付额的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货物的实际品种、规格、重量及单价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为准。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货物。原告于2015年4月16日至同年10月14日期间向被告腾发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十二份，金额合计2114963.71元。被告腾发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8日、同年7月18日、同年8月12日、同年10月13日向原告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四份（票面金额均为500000元，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12月8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2月12日、2016年4月13日），合计2000000元。原告收到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后分别于2015年6月9日、同年7月22日、同年8月13日、同年10月14日向银行办理了贴现。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因出票人被告腾发公司余额不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分别于2015年12月9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4月14日向原告发送《追索函》各一份，向原告追索贴现票款1500000元；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于2016年1月19日向原告追索贴现票款500000元。因原告未支付贴现票款，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于2016年4月1日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浙0205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10月20日，永利公司与该行签订一份编号为GS2014-4002号的《授信额度合同》，约定该行向永利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3000万元，有效期至2015年10月19日止，授信品种包括商业汇票贴现额度，若永利公司为商业汇票的贴现申请人，对所贴现的商业汇票承担到期足额付款的连带责任；永利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向该行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一份（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18日，付款人为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50万元）。上述民事判决书判令永利公司返还上述汇票款。
另查明，案外人钟初涛于2015年12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陈祖伟汇款200000元，原告自认该款为被告腾发公司支付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价款。
审理中，原告自认被告腾发公司于2015年7月向其交付了涉案《互保协议》。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
一、原告是否按约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货物。
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4月至10月期间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货物合计价款2114963.71元。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货单以及被告腾发公司的付款凭证。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抗辩称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未经被告腾发公司签字确认，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告已按约交付相应货物。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于2015年4月3日达成了纸板买卖合意，并签订了书面的《销售合同》。之后，原告于2015年4月16日至同年10月14日期间向被告腾发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2114963.7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腾发公司于2015年6月8日至同年10月13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200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用以支付价款。根据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商业承兑汇票的开具情况，再结合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可以认定被告腾发公司在涉案《销售合同》签订后收到了2114963.71元的货物，否则被告腾发公司不会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支付价款。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涉案《互保协议》是否对原告与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
本院认为涉案《互保协议》系三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腾发公司将涉案《互保协议》交付给原告，原告予以接受，可以视为被告腾发公司与原告就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为涉案价款提供担保达成合意。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抗辩称涉案《互保协议》需经两被告同意，并重新签订担保协议，才能对其与原告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涉案《互保协议》明确约定三被告就各自在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与原告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货款互相提供担保，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未要求原告与两被告重新签订担保协议，故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自原告取得涉案《互保协议》之日起即成立连带保证合同关系，该保证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合法有效，对原告与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原告就涉案《销售合同》向被告腾发公司交付货物合计价款2114963.71元。被告腾发公司在收货后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200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但被告腾发公司在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未向银行支付足额汇票款，而现有证据表明原告就其贴现的涉案商业承兑汇票需向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银行已向原告追索相应汇票款，故被告腾发公司并未完成上述2000000元的付款行为，其仍应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原告自认被告腾发公司针对上述欠款于2015年12月4日通过案外人钟初涛向其支付价款200000元，该自认有利于被告腾发公司，而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上述自认予以准许。被告腾发公司应支付原告价款1914963.71元。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腾发公司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3月10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期间并无不当，但计算标准不当，本院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就被告腾发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涉案《互保协议》的约定，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仅就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在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产生的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开具情况，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腾发公司于2015年4月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价款金额合计1114640.11元。涉案《互保协议》未就保证期间进行明确约定，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依法应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承担保证责任。涉案《销售合同》未约定价款履行期限，本院参照被告腾发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商业承兑汇票，以汇票到期日作为涉案价款的履行期限。涉案四份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12月8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2月12日、2016年4月13日，保证期间应分别自上述到期之日起计六个月，最早应于2016年6月8日届满。现被告腾发公司未按约支付价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就2015年4月至2015年7月的价款1114640.11元及相应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7月31日后的价款超出涉案《互保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民兴公司、鸣丰公司作为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被告腾发公司追偿。被告腾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价款1914963.7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914963.71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被告上海民兴纸业有限公司、上海鸣丰纸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1114640.11元及相应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上海民兴纸业有限公司、上海鸣丰纸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原告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269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27692元，由原告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负担2618元，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负担2507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腾发纸张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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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员 龚媛媛
人民陪审员 毛志平
人民陪审员 应丽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