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湘行终13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游建波。
委托代理人：孙蒲英，女，196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游建波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云溪镇云中路。
法定代表人：余良勇，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沈炜，该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邓刚，该区司法局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云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47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邓刚，岳阳市云溪区司法局法律援助律师。
上诉人游建波因与被上诉人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云溪区政府）、岳阳市云溪区云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云溪镇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行初91号行政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因岳阳市云溪区临湖公路建设项目需要，游建波位于岳阳市云溪区××新铺村××甲鱼池看守房及设施被纳入了征收范围，但游建波与征拆部门就补偿问题一直未签订协议。2014年11月21日，在游建波不知情的情况下，其看守房及设施被施工方强制拆除，鱼池被掩埋。为此，游建波多次找相关部门上访要求解决问题。2015年1月10日，云溪乡政府与游建波签订《临湖公路红线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支付其看守房等设施损失补偿款76460元。2016年7月6日，游建波向省长信箱信访请求解决征收遗留问题。2016年8月15日，云溪镇政府对其信访事项作出处理意见书，告知游建波的房屋是被临湖公路建设施工方拆除，相关损失已得到相应补偿。游建波对此不服，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云溪区政府和云溪镇政府违法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其因违法拆除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游建波的起诉是否已过起诉期限；2.云溪区政府和云溪镇政府是否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游建波要求云溪区政府和云溪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游建波的房屋是在2014年11月21日被拆除的，当时游建波并不在场。因此，其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内。故游建波于2016年11月1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法定期限。
关于焦点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但原告应当提供被告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本案中，游建波诉称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违法行为并要求赔偿，但因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对实施了拆除游建波房屋的行为的事实均予以否认，故游建波对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实施了拆除其房屋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通过庭审调查，游建波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故对游建波起诉要求确认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强拆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游建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游建波负担。
游建波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云溪乡政府先拆除游建波的甲鱼看守房三间，再进行补偿且补偿部分未足额，非法偷拆、强拆在先，补偿在后。2.游建波提起本案诉讼后请求追加共同实施危害行为的北新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临湖公路项目部、岳阳市云溪区云溪镇新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铺村委会）为原审第三人，但原审法院不予准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3.本案强制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为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而非其答辩所称的修建公路施工方。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游建波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承担。
云溪区政府和云溪镇政府共同答辩称：1.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从未强制拆除游建波的甲鱼看守房及设施，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2.云溪区政府对游建波的甲鱼看守房及设施进行了两次征收补偿，游建波已获得征收补偿款136901元，其损失已得到最大利益化。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原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过程中，游建波申请本院对北新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临湖公路项目部、新铺村委会进行调查取证，以证明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经审查，该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
二审补充查明：2009年5月30日，因随岳高速公路建设，云溪乡政府与游建波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补偿项目包括杂屋、预制板、二四墙、水泥管、抽水泵、护坡、水泥坪及涂料八项，认定杂屋面积26平方米，补偿金额合计60441元。协议约定游建波必须在2009年6月15日前交房腾地，并备注游建波征收红线外的1.5亩青苗及设施归云溪乡政府使用，期限为三年。协议签订后，因高速公路离看守房较远,房屋并未拆除。
2015年1月10日，因临湖公路建设，云溪乡政府又与游建波签订了《临湖公路红线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补偿项目包括杂屋、水泥坪、围墙、护坡、预制板、房屋材料、土地费补差、随岳遗留问题包干处理八项。因2009年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甲鱼看守房并未拆除，且游建波对看守房进行过加建，故本次认定杂屋面积36.29平方米。补偿金额合计76460元，其中随岳遗留问题包干处理三万元,是指2009年协议备注部分的红线外1.5亩青苗及设施为期三年的补偿。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对是否存在被诉行政行为以及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由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等事实的认定，应当达到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在相关事实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规定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游建波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应当负有证明强制拆除行为存在以及该行为是由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作出等基本事实的义务。游建波提交的证据虽然说明存在强制拆除的情形，但并不能证明该强制拆除行为系由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单独或共同作出。亦不能证明北新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临湖公路项目部、新铺村委会单独或共同实施了该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游建波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并判决驳回其要求确认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游建波的该二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游建波提出的对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赔偿12万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游建波提供的强制拆除现场照片及赔偿目录，因缺少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认定因强制拆除而造成其损失的具体情况，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损失12万元的主张。在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后，云溪乡政府与游建波签订的《临湖公路红线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不仅对于加建前的26平方米房屋及附属设施等再次进行了补偿，而且兑现了2009年协议备注部分的承诺，即红线外1.5亩甲鱼池的青苗及设施给予了为期三年的补偿。虽然该协议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后签订，但从实体上未损害甚至加倍保障了游建波的合法权益。游建波在自愿签订该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后，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云溪区政府、云溪镇政府赔偿其各项损失12万元，既缺乏相应证据证明，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即使强制拆除行为对游建波合法权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其先后两次获得的补偿已足以弥补。因此，在游建波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强制拆除造成其损失的具体情况这一前提下，一审判决驳回游建波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游建波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游建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游建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新田
审判员 何建湘
审判员 李俊颖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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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刘柯岑
书记员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