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阳中法行终字第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江市星河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小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战良，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文茜，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法定代表人：关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宜胜，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阮建荣，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阳江市星河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广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以下简称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3）阳城法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星河广告公司系从事户外广告牌制作发布的广告公司。2012年6月13日，阳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向原告发放阳东县东厂设（2012）字001号《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同意星河广告公司在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设置规格为14M×5M、16M×4M，载体形式为楼顶广告牌、墙体广告牌，广告设置期限为2012年6月13日至2013年6月12日。2013年5月30日，阳江城管局拆除星河广告公司位于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的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
2013年2月18日，阳江城管局向星河广告公司发出（2013）520258号《整改通知书》，该整改通知书标明的广告设置位置为“东风四路”，“钟露”在该整改通知书上签名确认，并制作笔录，检查情况为“2013年2月18日，阳江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巡查至工业大道1号时，发现星河广告公司涉嫌没有及时拆除脱色、陈旧的户外广告而影响市容观瞻”，阳江城管局聘请的阳江市盛天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黄磅、张炯当在该检查笔录见证人一栏上签名。阳江城管局分别于2013年2月21日、2月24日、2月27日向星河广告公司发出阳城行罚听字（2013）520258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阳城行罚告字（2013）520258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阳城行罚决字（2013）5202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阳江城管局又分别于2013年3月14日、3月22日向星河广告公司作出阳城行罚催字（2013）520258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和阳城行罚公字（2013）520258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书》，阳江城管局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阳城行罚强字（2013）520258号《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书》，上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书》、《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书》均为留置送达，黄磅、张炯当均在送达回证上见证人一栏上处签名。
星河广告公司认为其依法拥有在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设置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的权利，并经阳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了合法的审批手续，阳江城管局拆除该两个广告牌的行为没有任何合法依据，且阳江城管局亦未就拆除广告牌向星河广告公司告知强行拆除的事实、理由、依据，没有告知星河广告公司应该享有的权利，剥夺了星河广告公司的陈述、申辩权。而强制拆除该两个广告牌后，造成了星河广告公司上述两广告牌的灭失，造成星河广告公司的损失，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所设置的广告牌（位于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阳江城管局赔偿星河广告公司经济损失234334.3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阳江城管局承担。
阳江城管局在星河广告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于2013年5月31日委托阳江市阳光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原告诉称赔偿的广告牌进行价值评估，评估总价值为24580元，星河广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诉讼中，根据星河广告公司于2013年9月13日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诉争的该两个广告牌被拆除前的价值（即2013年5月31日至2013年6月12日期间的使用价值）及残余价值进行评估（星河广告公司用去评估费2000元）。2013年10月17日，该评估公司作出评估报告：1、三面翻广告牌及墙体广告牌使用价值为2600元；2、三面翻广告牌及墙体广告牌的净值为6571元。
另，阳江城管局主张星河广告公司安装设置讼争的两个广告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依法应予以拆除。阳江城管局正当的执法行为不存在行政赔偿理由，且拆除完毕后，已吩咐施工队妥善处理拆卸下来的角铁等材料，并交由星河广告公司自行处理，星河广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阳江城管局未能举证证实。
以上事实有星河广告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广告位置租赁合同书》、《阳东县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14米×5米三面翻广告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实景图、结构图、照片、《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损失明细表》、《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16米×4米墙体广告牌损失明细表》、DVD光碟视频资料、广告位置租赁合同、广告牌位租赁合同书、现场照片、营业执照、身份证、证明、视听资料文字整理（CD）和被告提供的《关于成立阳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成立阳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迎检工作任务分解表》、《阳江市区与阳东县东城镇、雅韶镇、红丰镇一体化实施方案》、《关于开展查处违章户外广告工作的函》、立案审批表、整改通知书、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四至图和摄像、行政处罚听证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行政处罚决定公告书、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书及其送达回证、行政处罚意见审批表、集体讨论笔录、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拆除广告牌材料归还证明、拆除户外广告结算单、《印发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阳府办[2010]41号）、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网页上的公告栏处于2013年3月22日进行公告的“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阳城行罚公字（2013）520258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阳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委托的广告牌材料评估报告书及庭审记录为证，原审法院综合分析予以认定。
2013年9月6日，星河广告公司及阳江城管局双方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庭外和解，申请延长两个月审理时间，原审法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后双方无法达成庭外和解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星河广告公司经阳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了合法的审批手续，依法享有在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设置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的权利。阳江城管局向星河广告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书》、《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书》，在向星河广告公司送达时均为留置送达，且送达回证上见证人一栏上处签名的“黄磅、张炯当”均系阳江城管局聘请的阳江市盛天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而非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第八十六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阳江城管局将相关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讼争的两个广告牌相关法律文书在送达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因此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讼争的两个广告牌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故星河广告公司主张确认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所设置的广告牌（位于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予以支持。
由于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讼争的两个广告牌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给星河广告公司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阳江城管局应对星河广告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阳江城管局主张其拆除广告牌后，已吩咐施工队妥善处理拆卸下来的角铁等材料，并交由星河广告公司自行处理，星河广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阳江城管局未能举证证实，故对阳江城管局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的规定，原审法院根据星河广告公司申请，依法委托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诉争的该两个广告牌被拆除前的价值（即2013年5月31日至2013年6月12日期间的使用价值）及残余价值进行评估，评估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该两个广告牌的行为给星河广告公司造成了9171元的损失，星河广告公司为此用去评估费2000元，两部分款项合计11171元，应由阳江城管局承担。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所设置的广告牌（位于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限阳江城管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1171元给星河广告公司；案件受理费50元，由阳江城管局负担。
上诉人星河广告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两个广告牌均办理了合法的审批手续，依法享有两个广告牌的权利。被上诉人在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的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原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两个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应当对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二、原审判决依据的评估报告书明显错误，应当重新评估。1、原审法院对依据不充分、不完整的证据材料而作出的评估报告书未进行严格审查，就直接认定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书的法律效力，是违反对评估报告书严格审查的法律要求的。故本案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书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原审法院依据的评估报告书作出的判决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评估报告书结论是否准确、合法、有效，直接关系到本案能否公正处理。2、评估报告书中重置两个广告牌成本的单价是错误的。评估报告书中广告牌重置成本的构成表所显示，序号1-4的角钢分别是L5×5角钢，L6×6角钢，L30×30角钢，L40×40角钢，单价均为4.18元/公斤，这显然是有违常理的。角钢的价格因其规格和厚度的不同而不同，即使是同一规格同一厚度，国标与非国标其价格都有所不同。更何况是不同规格、厚度的四种角钢，价格肯定是存在差异的。但评估机构却统一按单价4.18元/公斤进行评估，直接导致了待估资产重置成本与上诉人所投入的成本相差甚远，因此其所确定的待估资产重置成本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3、评估报告书以行政部门对两个广告牌的批准使用年限为1年，从而认定广告牌使用年限为1年，不可能继续使用，这与广告行业中广告牌的普遍使用年限相悖，且不具有科学合理性，直接导致评估结果丧失公平、合理性。评估报告书中因广告牌已被拆除，而以年限法成新率作为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是根据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和尚可使用年限和测算出待估资产的年限成新率，待估资产的尚可使用年限直接影响了待估资产的评估价值。评估报告书中仅根据行政部门对两个广告牌的许可设置年限为2012年6月13日至2013年6月12日，而广告牌于2013年5月31日被拆除，就因此判断其使用期限仅尚存13天，综合成新率仅为4%是与事实不相符的。行政部门的许可设置年限到期后，可再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许可；或者可将该广告牌再循环利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仅用1年后就不能再使用。因此，评估报告书中以行政部门对两个广告牌的批准使用年限为1年，就判定两个广告牌的尚可使用期限仅剩余13天是不合理的。三、上诉人与第三方签订了《广告牌位租赁合同书》，为其发布广告，费用分别为108000元/年和125000元/年。而合同期限未到，两个广告牌就被被上诉人违法拆除，导致上诉人需退回第三方未发放广告的广告费用，分别为16800元和31812元，合计48612元，该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可见，上诉人因广告牌被拆除的损失远远超出一审法院判决的9171元损失。事实上，上诉人在阳江市本地重置两个广告牌的费用也远远不止9171元，至少需要所请求的234334.34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在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而被上诉人又无法返还上诉人财产的情况下，应当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而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金与上诉人的损失相差甚远，无法弥补上诉人的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2013）阳城法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34334.34元。
被上诉人阳江城管局答辩称：一、被上诉人所作具体行政行为主体适格。根据阳府办〔2010〕41号《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及粤府函[2012]22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阳江市市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阳江市负责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广告设置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被上诉人根据《阳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迎初检工作任务分解表》、阳发办（2011）6号《阳江市区与阳东县东城镇、雅韶镇、红丰镇一体化实施方案》及市创园办阳创园办（2013）67号《关于开展查处违章户外广告工作的函》等文件要求，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依法开展户外广告牌的拆除工作。二、被上诉人所作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2013年2月18日，被上诉人的执法人员巡查至工业大道1号时，发现上诉人设置的户外广告牌不符合设置标准，有脱色、陈旧的痕迹，严重影响市容观瞻。执法人员随即向上诉人发出整改通知书，通知其尽快派人前往被上诉人下属的行政执法支队接受调查。因该公司代表人不在，文书送达为留置送达。同时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检查、制作笔录，绘制现场四至图并进行摄像。2013年2月21日和2月24日，被上诉人依法向上诉人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拥有听证、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上诉人均不予理睬。2013年2月27日，被上诉人正式向其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7日内对其设置的户外广告自行拆除，并承担拆除费用。因上诉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未能自行拆除违法的广告牌，被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3月14日和3月22日根据《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催告和公告，但上诉人依然置之不理，既不陈述、申辩，也不自行拆除。为此，被上诉人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书，并组织执法人员对违法的广告牌进行拆除。因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的违法广告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只是在文书送达方面，因该公司不予理睬而采用留置送达，况且被上诉人不是未告知上诉人权利义务，而是上诉人内部未能及时处置造成的。在上诉人不按期限自行拆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并无不当，不存在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三、原审判决依据的评估报告书是依上诉人的申请由法院指定由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和鉴定人员作出，程序合法，依据正确，且不存在重新评估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前，曾于2013年5月31日委托阳江市阳光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上诉人诉称赔偿的广告牌进行价值评估，评估总价值为24580元。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随后向法院提出价值评估的请求，原审法院已委托评估公司评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原审法院委托评估的公司资格符合规定，评估公司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足，原审中法院已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所以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四、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234334.34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广告客户签订的《广告牌位租赁合同书》中明确商定“户外广告均属临时性建筑，如因政府行为和城市规划或建设需要，应及时无条件拆除，则甲方应退回乙方未发布时间的广告费用”。上诉人与广告客户之间签订广告牌位租赁合同，因合同提前到期而需要上诉人退还给客户未发布时间的广告费用，是上诉人在经营业务中没有获得的收入，没有赚到的钱，不属于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另外，广告牌的批准使用年限是实际使用年限，被拆广告牌的使用年限是一年，续期须重新行政审批，更不能超期使用，评估报告书的结果公平、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时提供的证据：1、《广告牌位租赁合同书》，拟证明上诉人与泰基地产签订广告发布合同，每年广告费用是108000元，广告发布位置是被拆除的三面翻广告；2、关于阳东县工业大道广告位提前被拆除的《退款协议》，拟证明上诉人因广告牌被拆除，而未到合同期限，退回广告费16800元；3、收据（泰基2013年8月16日），拟证明上诉人退回泰基地产广告费5000元；4、收据（泰基2013年12月12日），拟证明上诉人退回泰基地产广告费5000元；5、《广告牌位租赁合同书》，拟证明上诉人与新晟刀具签订广告发布合同，每年广告费用是125000元，广告发布位置是被拆除的墙体广告牌；6、《退款协议书》，拟证明上诉人因广告牌被拆，未到合同期限，退回广告费31250元；7、收款收据（新晟2013年7月29日），拟证明上诉人退回新晟刀具广告费20000元；8、收款收据（新晟2013年9月4日），拟证明上诉人退回新晟刀具广告费11812元。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8份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已在2013年6月份提起行政诉讼，在一审法院审理时没有提供，到二审时才提供，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这些证据不能作为新的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另外，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只是对于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对于间接损失不予赔偿。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六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道路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和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以及《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各城市人民政府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分工管理辖区内的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的规定，阳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9年1月8日阳机编[2009]3号《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阳江城管局的行政职责，阳江城管局负责阳江市城市管理总体规划区内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另外，阳江市人民政府阳府办〔2010〕41号《阳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及粤府函[2012]22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阳江市市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规定，阳江城管局作为阳江市负责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牌强制拆除的职权。
由于星河广告公司在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1号设置14米×5米楼顶三面翻广告牌和16米×4米墙体广告牌是经阳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批准许可的，设置期限为2012年6月13日至2013年6月12日。而阳江城管局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设置的上述广告牌的时间是2013年5月30日，是在职能部门批准许可设置的期限内。因此，阳江城管局在2013年5月30日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设置的上述广告牌不当。另外，阳江城管局虽然在本案执法当中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书》、《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书》等法律文书，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向星河广告公司依法送达。虽然其提供的《送达回证》“见证人”一栏有黄磅、张炯当的签名，但黄磅、张炯当不是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人。阳江城管局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第八十六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的规定，因此，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设置的上述户外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原审判决认定正确。阳江城管局主张强制拆除涉案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鉴于阳江城管局强制拆除星河广告公司设置的上述户外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星河广告公司认为该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给其公司造成损失，从而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阳江城管局应对星河广告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星河广告公司涉案广告牌被违法拆除损失数额的认定问题。原审法院已根据星河广告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广告牌被拆除前的价值（即2013年5月31日至2013年6月12日期间的使用价值）及残余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总价为9171元，应由阳江城管局赔偿。另外，星河广告公司为此用去评估费2000元，应由阳江城管局负担。星河广告公司主张评估公司违法评估，认为损失数额远超评估价值，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其主张重新评估，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形。对其在二审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星河广告公司的损失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德印
审 判 员 黄光汉
代理审判员 黄英燕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