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崇民二（商）初字第331号
原告上海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美源。
委托代理人陈刚。
委托代理人ＸＸ平，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秦雷。
委托代理人马之人。
委托代理人陈子龙，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公司）诉被告崇明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怡独任审判，于同年6月3日、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刚、ＸＸ平，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马之人、陈子龙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原、被告合意延长一个月简易程序审理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底，被告邀请原告为上海崇明经营服务总公司（以下简称崇明经营公司）所属的上海顺利山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利大酒店）办理产权转让交易手续，应收交易费53.7万元。产权交易完成后，被告要求原告优惠5%服务费，原告同意。然在2006年3月29日付款过程中，由于原告财务人员的疏忽，误将人民币26，850元写成59.65万元的票据交给了被告。原告发现后与被告交涉，被告在记账凭证中将该款列为暂付款。此后由于被告领导多次更换，历任领导虽口头同意却迟迟未退回。故诉请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59.65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6年4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之利息。
被告辩称，崇明经营公司委托原告办理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手续是事实，但已按约支付交易手续费。因一家经纪公司不能同时代理买卖双方，所以明华公司又让其关联公司上海明志产权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志公司）作为买方的经纪公司，明华公司收取了两笔交易费。嗣后，明华公司按约定将明志公司名下交易费53.7万元及原告同意给予崇明经营公司优惠5.95万元，合计59.65万元返还被告，被告已将该款作为顺利大酒店总产权收益入账，包含在总价款2，580万元中，因此原告不存在误付，被告亦未获不当利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针对被告的辩称，原告否认与明志公司有关联关系，否认收到过两笔交易费。
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上海市产权交易出让委托合同》、产权转让交割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受崇明经营公司委托，办理顺利大酒店产权转让手续，与被告没有法律关系。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崇明经营公司系崇明县政府所属国有企业，有关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中所有款项都是通过被告账户进出，原告对此也是认可的；
2、付款凭证、进账单各一份，证明原告误付被告59.65万元。被告确认收到59.65万元，但认为该款系原告按约返还，不存在误付；
3、2008年1月15日由被告方施锡宝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费用结算清单一份，证明原告一直向被告主张收回误付的53.7万元。被告认可收到此情况说明，但不认可情况说明的内容，其中原告认可的5.95万元与其诉称中按53.7万元的5%计算的优惠款26，850元明显矛盾；否认收到费用结算清单；
4、《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一份，原告认为该表由国资委原工作人员施锡宝所作，是关于交易手续费用的结算，证明原告应国资委要求返还其优惠款5.95万元。被告对资金结算表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其也留有存根；该结算表第1项记录原告已收取两笔交易费即537，000＊2=1，074，000元，经过第2-9项结算后，得出第10项“明华公司应退还国资委的款额59.65万元”。该表是前述《情况说明》中提及的47.75万元、5.95万优惠款的唯一出处；
5、律师函及律师的调查笔录各一份，证明原告委托律师催讨误付款，该款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律师函上陈述的误付原因与证据3《情况说明》中陈述的误付原因不一，说明原告对事实有所隐瞒，付款实乃依约而为，非误付；
6、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石炳良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将5.95万元误付59.65万元的事实。被告认为情况说明是在石退休若干年后所作，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国资委，且是否误付也是听陈刚所言，石并未确认误付事实；
7、《国资委同顺利山海大酒店受让人（陈发成、陈冬媛）资金结算表》一份，该表第13项记载“陈发成、陈冬媛应付交易费53.7万元”，以此证明原告支付被告钱款为误付，至于该表的来源记不太清，应该是从国资委处取得的。被告认为该表非来源于国资委，不认可其真实性，认为表上无任何单位或个人签章，且原告讲不清楚证据来源，因此不应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提交给被告的发票10页，总额47.77万元，嗣后协商按47.75万元结算被告应该支付的交易费用。原告对此予以认可；
2、顺利大酒店向被告作出的情况说明、审计决定书的部分内容，证明被告代崇明经营总公司应收、已收转让款2，580万元，其中包含原告退还的59.65万元，因此被告没有获利。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已将扣除20%手续费后的交易费分别支付给两个经纪公司，原告向被告误付的59.65万元中所含的53.7万元交易费应由崇明经营公司或国资委向产权受让方追偿；
3、施锡宝的退休通知一份，证明施锡宝在《情况说明》上签字时已经退休。原告认为施锡宝是否退休不影响其对客观事实的证明作用；
4、国资委的记账凭证、进账单、账页、对账单各一页，证明原告支付的59.65万元系被告应收取之产权收益。原告对此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根据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发表的举、质证意见，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先确认下列事实：
崇明经营公司系崇明县人民政府所属国有企业。顺利大酒店原系崇明经营公司投资，因经营亏损等原因，欲出售全部股权，遂委托明华公司在联交所挂牌交易。案外人陈发成、陈冬媛有意受让顺利大酒店产权。2005年12月29日，崇明经营公司与陈发成、陈冬媛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将顺利大酒店100%股权以2，580万元价格转让给陈发成、陈冬媛。合同还约定：双方交易手续费由出让方代为支付，双方另行结算，在受让方所递交的竞买保证金中扣减，保证金余额委托联交所划至出让方账户。明华公司作为出让方的产权经纪组织、明志公司作为受让方的产权经纪组织分别在上述交易合同上盖章。2006年1月10日的联交所《产权转让交割单》载明：交易手续费出让方支付53.7万元，受让方支付53.7万元。
明华公司同意就交易手续费给予委托方一定的优惠。同年3月29日明华公司以支票支付国资委59.65万元。国资委收取该款时，在进账单上注明“顺利大酒店产权收益”，同时在记账凭证“会计科目”记载为“暂付款、顺利大酒店”。次日，国资委将该款作为“顺利大酒店收益明华汇入”一并记入财务账本。
嗣后，明华公司认为59.65万元支付有误，遂多次与国资委沟通要求返还。2008年1月15日，明华公司向国资委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认为顺利大酒店股权转让中，明华公司应收交易费53.7万元，根据约定，明华公司给予一定折扣优惠，故实际结算总价为47.75万元，该费用已在受让方支付的保证金中扣除（53.7万元），扣除53.7万元与实际结算额47.75万元的差额5.95万元应由明华公司汇还崇明经营公司（崇明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代收）。由于明华公司财务上的疏忽，将5.95万元错汇59.65万元，要求将差额53.7万元再汇还明华公司。上述《情况说明》由施锡宝于2010年3月15日在下方注明“情况属实”并签名，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刚亦在上署名。
2014年4月14日，明华公司委托其代理人ＸＸ平律师再次致函国资委，称国资委要求优惠5%服务费，明华公司表示同意，但在2006年3月29日付款过程中，由于财务人员的疏忽，误将26，850元填写成59.65万元。明华公司发现错误及时追索，要求国资委接函后十日内退还。嗣后，明华公司因催款未果而诉讼来院。
有关原告诉状及律师函中陈述的误付事实与2008年1月15日《情况说明》陈述的误付事实之间的矛盾，经本院询问，原告表示以《情况说明》陈述的将5.95万元错汇成59.65万元为准。本院另就《情况说明》上要求被告返还差额53.7万元，而律师函及诉请要求返还59.65万元之间的差异询问原告，原告称，59.65万元包含了53.7万元和优惠的5.95万元，原告与被告之间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要求优惠5.95万元违反法律规定，故在起诉时要求被告一并返还。
原、被告对下列事实意见不一，有待进一步查证：一、明华公司与明志公司是否关联公司，明华公司是否收取了两笔交易费；二、受让方与明志公司之间的产权交易委托关系是否真实；三、优惠款5.95万元以及明华公司主张的59.65万元的出处；四、受让方支付国资委转让款的情况。本院就上述争议事实所作调查取证及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向联交所调取了2006年1月26日的支付凭证复印件一份，支付凭证显示联交所在扣除其应收的交易费后，于该日向明华公司、明志公司分别支付42.96万元。原、被告对此证据均无异议；
2、向农业银行上海市崇明县支行调取了明志公司银行对账单及凭证明细一份，该证据显示明志公司于2006年1月28日支付明华公司42.96万元。原告认为此款与交易费无关；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
3、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崇明分局调取了明华公司、明志公司的部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两公司不存在人员、资产上的关联。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
4、向明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所作调查笔录。张卫称，顺利大酒店转让的经纪业务是明华公司接手的，因为出让方和受让方各需一家产权经纪公司，所以明华公司的陈刚借了本公司的公章办理的相关手续，讲好明志公司不收交易费的，所以收到联交所42.96万元后，明华公司的人就过来把钱取走了。本公司不认识产权受让方，也没有开过发票，因此，这笔业务及交易费与本公司无关。原告认为张卫讲的不一定真实，即使属实，明华公司的做法也不违法，说明产权交易是要支付两笔费用。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
5、向谢志德所作调查笔录。谢称其与陈发成、陈冬媛同为顺利大酒店股东，也是产权交易中受让方的经办人。顺利大酒店因连续亏损，县政府要出让酒店产权，在联交所挂牌拍卖，两次均流拍。国资委是委托陈刚办理挂牌手续的，受让方不认识明志公司，也没有委托任何经纪事务，当时讲好受让方只需支付交易总额2，580万元，没有任何其他费用支出。因此至今没有任何人或公司向受让方主张过交易费。原告认为谢志德为避免支付交易费作出了有利于产权受让方的证言，其陈述的内容不是事实。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
6、向施锡宝所作调查笔录。施锡宝称，其原系国资委综合管理科科长，于2009年11月退休。顺利大酒店产权转让时作为国资委工作人员参与了相关改制工作。产权交易中明华公司、明志公司的业务都是由陈刚和国资委联系的，事后，陈刚几次讲过要不到交易费，故推测这两家公司都是陈刚负责的。《情况说明》上“施锡宝”签名属实，但当时本人已经退休，只是对《情况说明》第一段事实的确认，第二段的内容没有看就签字了。在本院问及《情况说明》上47.75万元的出处时，施锡宝称，陈刚同意对交易费给予一定优惠，故在资产转让之后，其和陈刚一起对账、核算，形成《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该表写清楚了47.75万元以及5.95万元的计算过程。
原告认为给予国资委一定优惠属实，具体优惠多少施锡宝也讲不清楚，但施锡宝认可《情况说明》上的签名，故《情况说明》上的内容都是事实。被告对施锡宝的陈述无异议。
原告就本案事实另补充如下意见：1、产权交易的受让方和转让方都应支付53.7万元交易费，根据交易合同约定，“双方交易手续费由出让方代为支付，双方另行结算，在受让方所递交的竞买保证金中扣减。”因此，本案关键是被告有无收到受让方支付的53.7万元。现在被告的账上虽然是平的，但包含了原告支付的59.65万元，被告应向原告返还59.65万元，然后按约定向受让方追偿53.7万元交易费，这样被告的账也是平的。2、即使将明志公司支付的42.96万元算进去，原告总共收到85.92万元，现在要返还被告59.65万元，是不合理的。3、原告和被告之间没有法律和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受款即为不当得利。
根据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发表的质证意见，结合双方陈述，本院再查明下列事实：
在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中，明志公司未与受让方陈发成、陈冬媛发生真实的委托合同业务。为满足出让方与受让方各需一家经纪公司的产权交易市场规则，明华公司借用明志公司公章，将明志公司列为产权受让方的执业经纪人，在产权交易合同上加盖明志公司公章。产权交易成功后，联交所于2006年1月26日从受让方交纳的260万元保证金中扣除该所应收取的交易手续费后，分别向明华公司、明志公司银行账户转入42.96万元。明志公司收款后于1月28日将该款全部支付明华公司。
顺利大酒店的产权收益全部进入国资委国资收益账户。明华公司与国资委协商后，同意就交易费给予一定优惠。时任国资委综合管理科科长的施锡宝与明华公司的股东暨原告代理人陈刚进行了协商，施锡宝对各项交易费核算后，制作《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一份，就明华公司已收、应收、应退国资委的款项列明细共10项，第1项“明华公司已收国资委款1，074，000元（双方交易手续费537，000＊2）”，第2-9项为国资委和山海公司（时顺利大酒店的投资人之一——本院注）内部按股权比例分担的交易费，第1项减去第2-9项，得出第10项“明华公司应退还国资委款额59.65万元”。除此之外，该结算表的下方另有下列手写内容“2＋3＋4＋5＋6＋7＋8＋9=47.75，53.7-47.75=5.95（优惠部分退还）”。原告取得结算表后，由其财务人员开具金额为59.65万元的支票交付国资委。
另查明，崇明县审计局在对前国资委主任作离任审计时，曾就顺利大酒店整体转让收益2580万元以及国资委国资收益账户相应资金收入等进行审计，确认尚有应收未收转让款72.36万元。2007年7月31日，顺利大酒店对此作出情况说明，确认应付未付国资委转让费72.36万元。诉讼中，被告确认上述应付未付款已于2008年9月3日支付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构成不当得利，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原告是否误付，是否受损，被告是否因此获利。对此，本院分而述之：
一、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误付事实。
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关于误付原因，一说系财务人员将5.95万元误写为59.65万元，另一说法为将26，850元误写成59.65万元。然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将上述票据金额写错的可能性极小，将26，850元误写成59.65万元更无可能。原告此两种说法，有违常识性认知，说明原告所付59.65万元事出有因，但原告未能实事求是说明付款的真实原因，有悖诚信原则。其次，追溯5.95万元、47.75万元以及59.65万元的出处，源于原、被告对资金进行结算形成的《国资委同明华产权经纪有限公司资金结算表》。该表第1项“明华公司已收国资委款1，074，000元（双方交易手续费537，000＊2）”，说明国资委其时已知明华公司实施借用公章、收取两笔交易费之事实。因此，双方之所以进行结算，一则与原告同意给予部分优惠有关，二则与明华公司借用公章后将明志公司列为受让方的产权经纪组织，并由明华公司收取两笔交易费有关。经逐项核算后，最终得出优惠金额5.95万元，以及“明华公司应退还国资委款额59.65万元”的结论。此59.65万元正是原告单方应优惠的交易费5.95万元，加上受让方应付交易费53.7万元的总额。此结算表也是原告曾经确认之金额5.95万元、47.75万元的唯一出处。以上事实表明，明华公司、国资委对于所谓的受让方交易费如何处置事先有约，因此，原告才将59.65万元返还国资委。虽然本案诉讼中，原告未能如实陈述与国资委之间的“事先约定”，但上述事实足以使本院相信原告支付59.65万元系依双方约定而为，并非误付。
二、被告是否不当获利。
本院认为，崇明经营公司是崇明县政府所属国有企业，出售资产后资金进入国资委账户并无不妥，且明华公司作为产权交易的参与者，明知资金由国资委代收，其在《情况说明》上也明确了由崇明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代收，然在本次诉讼中，称与国资委没有合同和法律上的关系，故而国资委受款为不当得利之主张，有悖诚信，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国资委代崇明经营公司收取的应收款总额2，580万元，现国资委及产权受让方均认可2，580万元已经支付完毕，其中包含明华公司支付的59.65万元。上述资金已经审计确认，故国资委收取的59.65万元为产权收益之组成部分，非不当利益。
三、原告是否因此受损。
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会员不得在同一宗产权交易中，同时接受出让方和受让方的委托，或者采取胁迫、欺诈、贿赂、恶意串通等手段进行产权交易”。明华公司借用明志公司公章，在顺利大酒店产权交易过程中实施“双方代理”或“冒名代理”的行为，违反了该项禁止性规定，其行为也有悖商人诚信交易的原则，实不可取。
本院认为，5.95万元系原告同意给予交易费的优惠部分，原告也知道顺利大酒店产权收益款均入国资委账户，因此被告收取5.95万元，有合同依据。另53.7万元本是明志公司向受让方收取的交易费，然明志公司未参与顺利大酒店的产权交易，未与受让方发生真实的委托合同关系，明志公司也表示不应收取交易费。在此情况下，如令被告返还53.7万元，不啻于支持原告在同一宗产权交易中实施的“双方代理”或借用公章“冒名代理”之违法行为。该款本不属原告所得，原告将之支付于国资委，无损失可言。易言之，原告向被告返还53.7万元，或是对其“双方代理”或“冒名代理”不法行为的纠正。
至于原告收到的明华公司转付交易费42.96万元与实际返还国资委53.7万元之间的差额是否构成原告的损失。诚如前文所述，原、被告对明志公司名下交易费53.7万元如何处分事先有约，明华公司将53.7万元与优惠部分5.95万元，合计59.65万元一并支付国资委系依约而为，国资委亦将该款并入总产权收益入账。故42.96万元与53.7万元之间虽有差额，但属明华公司的商业交易行为，即便明华公司实际收益减少，也非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之损失。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不当得利59.65万元，要求返还之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65元，减半收取计4，882.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怡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王彪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