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聊民一终字第7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振立，男，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谷县公安局，住所地：阳谷县。
法定代表人：付坤，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会玲，阳谷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孙振立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民初字第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振立、被上诉人阳谷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陈会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孙振立1980年开始在阳谷县公安局自行车管理所担任自行车管理员，期间，原告经聊城地区公安干部学校培训，并颁发了结业证书、岗位培训合格证书。2007年，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解除了双方的用人关系。2013年，原告向阳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阳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确认因“孙振立的仲裁申请超过仲裁时效”，决定不予受理。原告诉来本院，要求被告兑现协议承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6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孙振立自1980年始即在阳谷县公安局从事车管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规定，如其未能享受相应待遇，原告于2007年与被告签订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在六十日内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但原告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仲裁申请，2013年才提出仲裁申请，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阳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阳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在诉讼中亦未能提交其遇到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充分证据，依现有证据应当认定原告的仲裁请求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振立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孙振立不服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故上诉人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阳谷县公安局的劳动关系；3、要求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退休，解决医疗保险、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具体事实如下：
1980年阳谷县公安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成立了自行车管理所，各公社另设自行车管理站，我任车管站车管员。1987年车管员全部为全同民警，在聊城地区公安干校上岗培训三个月，后颁发了结业证、上岗证等。1996年合同民警被取消后，我们仍然肩负着自行车管理工作。30年来，上诉人一人每年完成本辖区7000余辆自行车挂牌、打钢印、年审等工作，年年上缴管理费万余元。同时积极配合派出所打击违法犯罪分子，为稳定社会治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次受到公安局嘉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公安事业。2007年，阳谷县公安局作出“50岁以上车管员离岗”的决定，当时50岁以上的有6人。在我们要求公安局办理退休养老问题时，时任局长宋凤河、政委付坤（现任局长）都说现在不好办，以后有了规定和机会再说吧，并安排公安局纪委书记汤黎明给我们做工作，每人给4000元暂时补偿。我们不同意，要走法律程序，汤书记说“起诉不管用，先签了协议，以后再等规定和机会”，无奈之下我们签了这份霸王协议、上当受骗至今。2007年4月份，我们去劳动局仲裁委要求仲裁，他们不予理睬。2013年打了市长热线之后才予以受理，但又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裁决。随后我们起诉至阳谷县人民法院，法院开始不予立案，直至2015年5月1日推行立案登记制后才立案受理，但后来又以阳谷县公安局“所谓”的辨称为由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我们知道这就是政府部门之间互相串通有意欺诈劳动者，还强词夺理说我们超过仲裁时效。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聊城市公安局聊公转发（2006）887号内部传真电报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凡是现在各级公安机关工作的非正式人员，统称协勤。第二条规定，严格按规定使用协勤人员，并按照劳动法交纳协勤人员的各种保险。二、一审开庭到最后判决，始终未见被告行政负责人到场。三、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完全是以被告一方“所谓”的辩称为依据，对原告的诉讼理由未做调查、分析与任何采纳。四、我们出示的证据，包括公安干校的结业证、培训证、聘用车管员合同、公安局嘉奖证书都是上级公安机关和阳谷县公安局颁发的，能与阳谷县公安局没关系吗。五、物价局印发的收费员证是公安局车管所统一给车管员办理的，不是我们自己去物价局要的，这能与公安局没关系吗？六、离岗协议是公安局领导人亲自签名，如与公安局没关系，为什么给我们签离岗协议，给我们补偿金4000元？七、清退合同民警、巡逻队员与自行车管理员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合同民警之前我们是车管员，有合同民警时我们是车管员兼合同民警，取消合同民警之后我们还是车管员，更不是巡逻队员。八、工资待遇、归谁领导与乡镇政府更无关系，车管员直接受公安局车管所领导，工资由车管所直接发放，这是铁的事实。九、车管员收取的自行车管理费全部交给公安局，没给乡镇一分钱（有交款单为证），自行车管理站是公安局的下级单位，有公安局给车管站统一刻制、配发的公章为证。
尽管有以上事实及理由，但一审法院却不公正判决，难道真像公安局纪委书记汤黎明所说的“法院管不着公安局”？如此执法太“马虎”，如此判决我们不服。
被上诉人阳谷县公安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虽然在派出所帮助维持过社会治安，但上诉人是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聘用的治安联防队员，是经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只是报公安局备案，是否解聘，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决定，阳谷县公安局无权聘用或解聘，只是负责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一审时，答辩人已提交了部分乡镇的收款收据，证明上诉人的工资由乡镇人民政府发放。上诉人虽然持有合同制民警工作证，但1990年以前招聘的合同民警根据公安部指示已全部无条件清退。上世纪80年代初，无法治观念，劳动主要是劳动行政，劳动行政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是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民警是临时工），当时也无劳动合同法律、法规，法不应溯及既往。合同制民警、治安联防队员、巡警从事临时性、辅助性工作，并没有执法权，通过一审庭审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工作变动频繁，是临时性雇佣，一审时对上述事实已经查明。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上诉人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申请仲裁，申请仲裁时已超过了仲裁的时效，阳谷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的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被驳回后，上诉人又向一审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的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一审庭审时已当庭认可离开阳谷县公安局已多年，上诉人当庭既未提供说明有不可抗力原因、也未提供有其他正当理由而未申请仲裁的证据，一两年尚可说得过去，难道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权利被侵犯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振立自1980年起在被上诉人阳谷县公安局辖下派出所开始担任协警，2007年3月，阳谷县公安局与其签订离岗协议，应是其与阳谷县公安局之间工作关系的终止。孙振立如对有关待遇问题有所异议，自工作关系终止之日起其应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但至2013年4月之前、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孙振立一直未申请仲裁，一审法院由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孙振立诉称签订离岗协议后，其于2007年4月即找到阳谷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解决问题，但仲裁委未予受理，其后又找到其他部门进行反映，亦未得到处理。但孙振立并未举出2013年4月之前申请仲裁的充分证据，亦未举出存在不可抗力及其他正当理由的充分证据，故孙振立诉称其仲裁申请未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采纳。孙振立要求阳谷县公安局为其解决相关待遇，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孙振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孙振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久强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杜宏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