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衡民二终字第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越达自动化焊接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中牟县芦医庙乡九龙工贸园。
法定代表人：张玉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有付，河南佐达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景县龙华南工业区。
委托代理人：刘彦尊，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州越达自动化焊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达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2012）景民二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越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有付、被上诉人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彦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越达公司诉称，2010年11月12日，越达公司与洁绿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总价款52.2万元。合同生效后，越达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洁绿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截止2011年1月4日，洁绿公司仍欠33.54万元货款未给付。要求洁绿公司给付货款33.5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6万元。
原审被告洁绿公司辩称，对越达公司的诉请有异议，其诉讼请求与我公司实欠越达公司的货款差异较大。我公司于2010年11月12日与越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我公司于2010年以承兑汇票付款10万，2011年1月以承兑汇票付款40万元，现欠越达公司2.2万元。越达公司出售的产品有质量问题。越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给货，致使我公司无法正常使用，我公司与越达公司交涉要求退货，越达公司推脱，我公司保留反诉的权利，要求换货。
原审查明，2010年11月20日，越达公司与洁绿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合同标的52.2万元，20102月20日、2011年1月2日洁绿公司给付越达公司承兑汇票三张，金额合计50万元，另查明越达公司于2009年114日至2010年12月12日给洁绿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16月张，总金额169.14万元。
原审认为，越达公司与洁绿公司于2010年11月12日所订立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越达公司按约向洁绿公司提供了产品，洁绿公司应全部支付货款，现洁绿公司仅支付50万元，剩余2.2万元及利息洁绿公司应当给付越达公司。关于越达公司称洁绿公司支付的15万元系涉案货款，洁绿公司否认，称系以前业务货款，越达公司也无证据予以证实，故对此主张，不予采信。越达公司虽提交了169.14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双方发生业务情况，其没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越达公司要求洁绿公司给付货款33.54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洁绿公司辩称，越达公司所供货物有质量问题，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判决：一、洁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越达公司货款2.2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2月2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二、驳回越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越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越达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首先，越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总共为221.34万元的业务往来，越达公司自认了洁绿公司已付货款187.8万元，而原审法院还要越达公司提交证据，对越达公司自认的货款不予认定，这明显是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从而导致了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其次，在原审判决中，无论是越达公司或洁绿公司提交的证据，只要对洁绿公司有利，原审法院都会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可见原审法院是在偏袒洁绿公司；另外，越达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明对50万元承兑汇票付款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且越达公司曾问洁绿公司是如何证明2010年12月20日和2011年1月2日支付的50万元货款系付的201O年11月12日所签合同的货款，洁绿公司没有给出合理的答复，同样的问题原审判决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全部支持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洁绿公司答辩称，根据越达公司在一审中的起诉及举证，原审判决认定洁绿公司尚欠越达公司货款2.2万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合议庭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洁绿公司应否给付越达公司货款33.5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越达公司称，洁绿公司尚欠越达公司货款33.54万元。双方当事人一共签订了五份合同，第一份合同是2009年9月30日签订的，标的64万元；第二份合同2009年10月14日签订的，标的63.8万元；第三份合同是2009年11月4日签订的，标的是33万元；第四份合同是口头合同，是2009年12月18日，合同标的是8.34万元；第五份合同是2010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标的是52.2万元；五份合同总标的221.34万元。前四份合同洁绿公司已全部履行完毕，货款已经全部支付，我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开具的正式发票。第五份合同因为款项未全部支付，我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没有开具。洁绿公司共付款187.8万元，尚欠我公司货款33.54万元。
为证明己方主张，上诉人越达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五份合同，包括一份口头合同，用以证明越达公司和洁绿公司共发生业务221.34万元，其中一、二、三、四份合同，洁绿公司已经全部付款；
证据2、增值税发票16张，发票总金额是169.14万元，用以证明双方发生业务关系以后，越达公司向洁绿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且此增值税发票经一审法院查账，此发票已经抵扣。合同和发票结合，证明双方就前四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证据3、三份书面证明，形成于发生诉讼以前，双方自行调解过程中，用以证明双方合同履行情况。除了8.34万元是口头合同外，其余的款项在协议中数额是相互一致的；
证据4、与五份合同对应的出库单及货运合同。
被上诉人洁绿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的2010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无异议，2009年，10月14日和2009年11月4日两份合同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标注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的合同没有双方的红色原始印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的16张增值税发票，该组证据在一审提交时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并且这16份增值税发票都是以前所签合同的增值税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再者，发票本身证明不了洁绿公司已经收到了增值税发票，也证明不了洁绿公司进行了抵扣；证据3中均没有洁绿公司的印章，也没有越达公司的印章，并且是复印件，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的七份出库单，出库单均属于越达公司单方制作，只能证明越达公司出库了，不能证明洁绿公司收到货物了；在七份货运协议中，李伟、刘少卿、李平签字的三份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四份货运协议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该组证据是越达公司单方与他人签订的，洁绿公司不予认可，同时也不能证实洁绿公司收到协议项下的货物。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上诉人洁绿公司称，我公司不应给付越达公司33.54万元。越达公司在一审的诉称是2010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总额为52.2万元。该合同签订后，洁绿公司已用承兑汇票支付该合同货款50万诉人货款2.2万元。越达公司在上诉时又称，2012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合同的价款为52.2万元，在此前双方还发生四笔业务，总价款为169.14万元，五笔业务合计是221.4万，扣除洁绿公司已支付的187.8万元，剩余33.54万元就是洁绿公司欠款的数额，越达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审中，越达公司并未起诉其所称的另外四份合同，我公司认为二审只能在一审所起诉的范围内进行审理；其次，假如二审超出越达公司在一审时的诉称范围进行审理，那么越达公司这一主张成立的前提是，越达公司必须举证证明2010年11月12日签订合同之前，洁绿公司应向越达公司支付货款169.14万元，而越达公司对此仅仅提供了16张增值税发票，其提交的三份合同复印件及口头合同我公司均不予认可，再无其他证据，暂且不论该组增值税发票是否真实；洁绿公司是否收到，仅凭该组发票是不能证明洁绿公司应支付越达公司货款33.54万元，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和第八条的规定，仅凭该增值税发票，证明不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169.14万元的买卖关系，更证明不了越达公司已经交付了洁绿公司相应数目的货物，因此越达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越达公司要求洁绿公司给付其货款33.54万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为证明己方主张被上诉人洁绿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5、总金额50万元的承兑汇票三张，包括2010年10月27日金额1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2010年12月30日金额1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2010年12月30日金额30万承兑汇票一张；用以证明2010年11月12日购销百同签订后，洁绿公司已向越达公司支付货款50万元。
上诉人越达公司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是：对收到以上50万元货款认可，但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0年11月12日签订最后一份合同后，洁绿公司共向越达公司付款65万元，其中有洁绿公司所说的50万元，50万元中的46.34万元是付的以前洁绿公司拖欠越达公司的货款，其中的3.66万付的201O年11月12日所签合同的货款。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关于证据1中签订于2010年11月12日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1中签订于2009年9月30日、2009年10月14日、2009年11月4日的三份合同及2009年12月18日的口头合同，越达公司虽未提交合同原件，但该组证据可以与证据2相互印章，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增值税发票，洁绿公司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提出质疑，但经本院查询，被上诉人洁绿公司已对该组发票进行了认证并抵扣了相应税款，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3、证据4虽有瑕疵，但其能够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且被上诉人洁绿公司未能提交反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上诉人越达公司未对证据5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自2009年起，越达公司与洁绿公司多次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在2009年达成了三份书面合同及一份口头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69.14万元，越达公司为洁绿公司开具了总额为169.14万元的16张增值税发票，洁绿公司收到了上述发票后进行了认证，并抵扣了相应税款。2010年11月12日，越达公司与洁绿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越达公司向洁绿公司出售价值52.2万元的滚轮架，其后，越达公司履行了交付义务。2010年的11月18日，洁绿公司向越达公司转账付款15万元，其后，洁绿公司又分别于2010年12月20日、2011年1月2日给付越达公司承兑汇票三张，金额合计50万元。截至越达公司起诉之日，洁绿公司累计向越达公司付款187.8万元。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0年11月12日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形式合法，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在越达公司履行完买卖标的物的交付义务后，洁绿公司的付款总额超过了合同标的额，对此，越达公司转而主张双方之间共签有五份合同，总交易额为221.34万元，洁绿公司已付款187.8万元，尚欠货款33.54万元。为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自2009年以来所发生的业务往来进行了总体审查。发票记载与实际经营情况或者实际交易情况相符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的首要要求。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购买方接受了销售方记载了货物名称、价格的增值税发票，并提交税收征管机关认证的情况下，该发票可以作为认定实际交易价格的直接证据。本案中，越达公司提交的总额为169.14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与其主张的前四份合同的金额相符，且越达公司向洁绿公司开具的最后一组发票虽然与2010年11月12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同日，但2010年11月12日开具的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为“电动行走电动回转式操作机”及“可调式滚轮架主机”，与当时所签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滚轮架不符，故应认定2010年11月12日开具的发票与当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无关，双方当事人在2010年11月12日之前的交易金额为169.14万元。鉴于洁绿公司认可越达公司在2010年11月12日合同签订后向其交付了全部标的物，故双方当事人在2009年至2010年间的总交易金额为221.34万元。因越达公司认可洁绿公司已向其付款187.8万元，而洁绿公司无证据证明其所付货款高于此数额，故应认定洁绿公司尚有33.54万元的货款未向越达公司支付。越达公司要求洁绿公司支付货款33.54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越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改判。由于上诉人越达公司未能在原审中及时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而被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不属于错误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2012）景民二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
二、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郑州越达自动化焊接设备有限公司货款33.54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2月2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16元由上诉人郑州越达自动化焊接设备有限公司负担3266元，被上诉人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3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被上诉人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圣云
审判员 高永胜
审判员 王江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徐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