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保民四终字第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耀文。委托代理人肖元康，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住所地蠡县北漳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卢丙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高建军，河北燕赵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强，河北燕赵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耀文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4）蠡民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胡耀文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元康，被上诉人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1年7月12日，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毛纺公司）与胡耀文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胡耀文在陕西销售“上海三利毛纺有限公司”所属品牌产品，为毛纺公司在陕西的总经销权利人。同时还约定，毛纺公司给予胡耀文第一次提货的货款支持，作为胡耀文资金周转使用。胡耀文第一次货款周转资金在2012年春节前付给毛纺公司30万元，4月1日前全部结清，如不能结算，加月息1%付甲方，延期一个月递增一个百分点，依次递增。协议签订后至2011年11月16日，胡耀文共提走毛纺公司价值1195750.93元的毛纺产品，胡耀文给付毛纺公司货款402000元。毛纺公司向胡耀文索要货款未果，经双方协商，胡耀文在2012年9月11日、2012年9月19日两次退回尚未售出的毛线一部。毛纺公司的工作人员王红松给货运司机写了两份收到条，分别为：“今收到冀F×××××车西安胡耀文毛线返货471件”；“今收到冀F×××××车西安胡耀文毛线返货477件”。该两份收条上均记明了毛线件数，而未记载每件大包装内的小包装的型号、数量和价款。毛纺公司提供的退货清单载明退回948件，价值为438307元。胡耀文提交的出库单载明退货共计949件，价值777617.6元加上运费共793750.93元。毛纺公司主张该货物是质押，胡耀文称是退货，2013年8月21日，毛纺公司业务员给胡耀文发出一则手机信息：“……我在公司受批评，这样吧抓紧退货把库房腾给双鹿让位我理解”。胡耀文提交了由季绒线送检，咸阳市纤维检验所在2013年8月2日、8月5日和7日出具的五份检验报告，五份报告中均记载“上海三利毛纺有限公司”生产的毛纺产品的检验结果与标识标注不符；胡耀文提交照片一组、现存问题产品清单一份，反诉主张毛纺公司退回200000元货款，回收其全部问题产品，并支付仓库使用费130000元、仓库物业费15000元、库管人员劳务费25200元及200000元货款的利息23000元，共计393200元。毛纺公司均不予认可。毛纺公司称退回的货物现在库房存放，大包装有的已打开，胡耀文称无法确认是否为当时的退货。因双方对所退货物不能确认，故对退回的货物，无法做价格及质量鉴定。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销售合同）、毛纺公司提供的胡耀文购货计划清单、销售单、货款汇款账单、经办业务员情况说明、退回货物的照片、数量及价款清单、贷款利率表。胡耀文提供的协议书、汇款凭证、毛线退货出库单及毛纺公司收到货的收条、双方手机信息、毛纺公司业务员手机费发票、检验报告、红豆公司房租交费收据、陕西启迪科技公司交款收据、胡耀文库房人员工资表、以及法庭审理笔录等在卷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与胡耀文在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毛纺公司销售给被告的毛纺产品总价款为1195750.93元，胡耀文已经给付毛纺公司402000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胡耀文运回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的毛纺产品，是质押还是退货问题，根据毛纺公司方工作人员王红松收货后书写的两张收条，均写明“西安胡耀文毛线返货”字样，且胡耀文提供的2012年8月21日毛纺公司业务员的手机短信内容显示退货腾库字样，故应当认定为退货行为，毛纺公司主张是质押的理由不成立，对毛纺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胡耀文退回毛纺公司产品的数量及价值多少，毛纺公司工作人员王红松签收的返货收条，一份471件，一份477件，共计948件，均未记明重量和价款。毛纺公司主张退货数量948件，价值438307元。胡耀文提供的出库单计明退货数量949件，价值777617.6元加上运费共计793750.93元。毛纺公司认为胡耀文出库单上记载的价款是胡耀文单方统计，不予认可，只承认胡耀文运回的货物价值为438307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胡耀文抗辩称已退给毛纺公司价值793750.93元的货物，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按毛纺公司方认可的退货价款予以认定。据此，胡耀文抗辩称已退回毛纺公司价值793750.93元的货物，不欠毛纺公司货款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胡耀文辩称毛纺公司所提供货物为不合格产品，虽提供了五份检验报告，但送检人为季绒线在诉讼中单方委托，没有双方共同封存样品送检，不能证明送检样品系毛纺公司的货物，毛纺公司对胡耀文的送检样品不予认可并无不妥。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胡耀文在2011年7月份收到第一批货后，应当对标的物进行检验，但胡耀文作为买受人未及时送检，直到毛纺公司提起诉讼时，才在2013年8月初送检，已经超过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自标的物收到之日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和质量符合约定”的有关规定，故胡耀文现在提出毛纺公司所提供货物质量不合格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胡耀文反诉称，要求毛纺公司退还20万元货款，回收剩余不合格产品的意见。对此，胡耀文提供的检验报告不能证明送检样品是毛纺公司的货物，也就不能证明毛纺公司的货物不合格，且胡耀文提交的照片及现存问题产品清单为胡耀文单方提供，且毛纺公司否认，故胡耀文要求毛纺公司退回货款并收回剩余不合格产品，支付20万元货款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胡耀文要求毛纺公司支付胡耀文仓库使用费130000元，仓库物业费15000元，库管人员劳务费25200元的请求。上述费用系胡耀文自己经营生意所产生的费用，且所提供的票据均不能证明系胡耀文支付的款项，票据也不是合法有效的票据。库管人员工资表，系胡耀文自己打印，工资领取人也未到庭证实，故对胡耀文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胡耀文反诉要求毛纺公司支付20万元货款的利息问题，胡耀文购买毛纺公司的货物，并支付货款一部，现在要求毛纺公司支付已付货款的利息，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胡耀文购买毛纺公司价值1195750.93元毛纺产品，已付给毛纺公司货款402000元，退给毛纺公司价值438307元的货物，现尚欠毛纺公司355443.93元货款未付，对毛纺公司要求胡耀文给付货款793750.93元，并支付利息228429.34元的请求，不予支持。胡耀文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给付毛纺公司货款，即负有违约责任，应当限期给付毛纺公司货款，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毛纺公司的损失即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应按合同约定的最后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限被告胡耀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货款355443.93元。二、限被告胡耀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本判决第一项货款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4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胡耀文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0元，财产保全费2365元，共计16365元，由被告胡耀文负担10100元，由原告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负担6265元；反诉费3599元，由被告胡耀文负担”。判后，胡耀文不服上诉称，1、被上诉人销售伪劣产品是本案的根本，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详尽审查，导致错误裁判。本案历经两次一审，都认定被上诉人拉回产品系履行退货义务，并且上诉人已经举证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退货。但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退货，另一方面又回避涉案产品的质量问题。若非质量问题，为何退货？就涉案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上诉人早在产品进入西安市场不久，即向被上诉人进行了主张，并拒绝继续支付合同价款。后双方电话达成一致：就未付款部分由被上诉人回收，做退货处理。并且，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相应的问题产品回收。一审中，上诉人不仅提供了被上诉人承认产品质量问题的证据，同时还提交了产品的检验报告。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反以送检产品不代表全部产品，送检样品非双方封存且非共同委托检验，送检人非胡耀文本人，不能证明送检产品系被上诉人生产等众多荒唐理由不予采信。即便上诉人陈述：送检人为胡耀文配偶，检验报告对于产品的生产厂家、品牌记载完整，被上诉人不认可检验报告可以重新检验，上诉人处尚有大宗被上诉人产品可供检验。但两次一审，法官对这一系列事实置若罔闻，并援引”自标的物收到之日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和质量符合规定”，这完全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其实，被上诉人对于产品的质量问题已经承认，其在一审中抵赖产品的包装标识是应上诉人要求制作，因此标识与货物实际不符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但是，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主张，这就等于被上诉人间接承认产品标识与实际不符。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法官对此故意忽略。2、本案的案由是货款纠纷，或者说本案的发端是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欠付货款。因此，关于是否存在欠付的事实、欠付的具体数额均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但令上诉人不解的是：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证明自己是否欠付货款，欠付多少货款。上诉人为了法院查明事实，提供反证证明被上诉人回收问题产品949件，价值793750.93元。但不能因为上诉人主动提供证据而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欠付货款事实”、“数额”的义务。上诉人提交三组数据高度一致，且在退货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单据证明两次退货949件，价值79万余元。但一审法院仅认定没有明细、单价和总价值的两份单据，对于能够反映实际退货价值的单据故意不认定和采信。再从案件实际出发，退货曾分两次进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退货的形式、数量、价值被上诉人是完全接受和认可的，因为在第二次退货时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异议。第二次退货时，为何没有拉尽上诉人处的问题产品（尚有20万元问题产品）？答案就是双方在装车的过程中计数、核价，装货到第478件正好是被上诉人未支付的货款对应的货物数量。这完全可以说明两次退货的价值就是793750.93元。再进一步说，如果第二次回收货物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钱款，被上诉人有何证据证明？又向法庭提交了那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口述退货价值438307元，就判决上诉人支付所谓的剩余货款355443.93元，这是何等拙劣的判案方法不欠货款就是不欠货款，上诉人对此不需要举证！一审法院竟然以“不欠货款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这很明显违反了民诉法举证的原则和规定。3、既然是伪劣产品，被上诉人就应当履行退货义务，继续回收尚在上诉人处存放的20万元货物；既然是伪劣产品，由此给上诉人造成的一系列包括仓储费、仓储物业费、库管人员工资、押款的银行利息等损失，均应当由被上诉人赔偿。因此，上诉人的反诉主张应当得到支持。要求驳回毛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毛纺公司辩称，一、本案是基于货物买卖合同引起的欠款纠纷，究其根本是被答辩人怠于履行合同付款义务，恶意拖欠，而不是产品质量问题。l、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一审，事实已经十分明确：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供货总金额1195750.93元，被答辩人已支付402000元，剩余货款793750.93元至今没有支付，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看，被答辩人自始就存在违约拖欠货款事实，至2012年5月5日其总共仅付款402000元，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自合作伊始便已严重违约在先，怠于履行合同付款义务。2、被答辩人刻意杜撰答辩人销售伪劣产品，并意图将矛盾焦点和过错转嫁答辩人，意在混淆事实，规避其在先的违约责任。双方合同的签订是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及产品进行实地考察、鉴定后协商而成，答辩人所供货物及包装也是根据被答辩人要求进行定制，该事实在原一审中，证人（该业务的实际经办人）范军良已详尽证实；被答辩人作为资深的毛纺品经销商对产品及质量已充分的认知，且在答辩人完成供货后至本案诉讼前被答辩人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产品质量问题。其在诉讼中提起的产品质量鉴定很显然是为规避违约欠款责任，而刻意寻找的抗辩理由，并且该鉴定在程序、实体方面均不合乎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二、被答辩人蓄意颠倒举证责任，混淆事实，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如被答辩人所说本案案由为货款纠纷，答辩人负有举证证明被答辩人欠款及金额的义务。上已所述，几经庭审双方对签订合同及总货款1195750.93元，被答辩人已支付402000元，剩余货款793750.93元没有支付的事实均已认可。被答辩人反驳称不欠付货款，对不欠付的事实部分被答辩人自身负有举证义务，一审法院也正是要求被答辩人对此进行举证。被答辩人故意分解案件事实，颠倒举证责任，并臆断除去留在被答辩人处的20万货物，返回答辩人的货物价值即为欠付的793750.93元，同理，其没有证据证明留下的货物价值就是20万元，又如何推理返回货物的价值呢？该推断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被答辩人根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不欠货款的主张，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被答辩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本案几经举证、质证，均已证实答辩人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被答辩人请求判令答辩人履行退货义务，返还货款，回收不合格产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要求支付仓储费、仓储物业费等同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毛纺公司于2012年9月11日收到的471件货物，是由胡耀文单方发出，毛纺公司于2012年9月19日收到的477件货物是由胡耀文和毛纺公司业务员范军良于2012年9月18日共同发出。冀F×××××车的司机给胡耀文出具的拉货单载明拉走478件（包）。对于损失的1件（包）双方认可价值为400元至2000元之间。所退货物每件（包）的价值均不相同。在庭审中胡耀文拒绝依据双方认可的货物清单到毛纺公司辨别、验证、清点所退货的数量及价值。毛纺公司业务员给胡耀文发出手机信息：“……我在公司受批评，这样吧抓紧退货把库房腾给双鹿让位我理解”的时间是2012年8月21日。本院认为，胡耀文是否拖欠毛纺公司货款，毛纺公司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是本案的关键所在。首先，在胡耀文是否拖欠毛纺公司货款的问题上，本院认为，1、双方对胡耀文收到价值1195750.93元的货物及胡耀文给付毛纺公司402000元货款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双方所争议的是毛纺公司收到胡耀文两次退货的价值。毛纺公司主张收到948件，经清点核对价值为438307元。胡耀文主张退货949件，出库单记载价值为777617.5元，加上运费为793750.93元。双方对彼此确认的货物价值均不予认可。同时，双方也没有证据证实自己主张的真实性。针对此争议，根据双方主张的所退货物各自认可的价值数额，可以确定双方尚不能确定的货物价值差额为339310.6元（777617.6元-438307元）。3.胡耀文将部分货物退给毛纺公司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协商的结果。双方在退货过程中应当将所退货物价值予以确认，双方未能确认所退货物价值，引发此争议，应共同承担过错责任。为此，双方对尚不能确定的339310.6元的货物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即双方各负担169655.3元（339310.6元×50%）。4、胡耀文在主张退货价值时，将运费一并计算在内，本院不予支持。按其主张的退货价值777617.6元计算，胡耀文还应给付毛纺公司货款16133.33元（1195750.93元-402000元-777617.6元）。5、因胡耀文退货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并不是胡耀文单方强制性退货，鉴于第二次双方共同退货的情形，原审法院让胡耀文单方承担举证和过错责任欠妥，应予纠正。关于损失的1件（包）货物，胡耀文在主张的数额中已经计算在内。毛纺公司在其主张的数额中也已扣除，不再涉及。本院认为，胡耀文再给付毛纺公司185788.63元为宜（169655.3元＋16133.33元）。其次，在产品质量问题上，双方协议签订后至2011年11月16日，胡耀文多批次收到毛纺公司货物。在此期间，双方针对质量问题并未达成共识，也未共同封存样品予以鉴定。胡耀文所提交的5份检验报告是在本案立案后，由胡耀文之妻季绒线单方送检，毛纺公司对其检材及结果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单方送检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驳回其反诉请求并无不妥。综上，原审法院判令胡耀文给付毛纺公司355443.93元欠妥，应予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4）蠡民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四项即“驳回被告胡耀文的反诉请求”；二、变更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4）蠡民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限被告胡耀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货款355443.93元”为“限上诉人胡耀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货款185788.63元”；第二项即“限被告胡耀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本判决第一项货款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4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为“上诉人胡耀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185788.63元货款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4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0元，由胡耀文负担7317.7元，由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负担6682.3元；财产保全费2365元，由胡耀文负担1185.9元，由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负担1170.1元；反诉费3599元，由胡耀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599元，由胡耀文负担9198.9元，由蠡县南北毛纺有限公司负担840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陈恒然审判员郑金梁代理审判员赵明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佟铁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