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灶明，男，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蒙晋伟，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元鹏，男，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赖雪梅，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国凤，女，住江西省景德镇市。
委托代理人：赖雪梅，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灶明因与被上诉人范元鹏、胡国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3）珠斗法民二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12月20日，陈灶明与范敬全签订一份《购车合同》，合同约定将范敬全一辆三菱吉普车转让给陈灶明，车辆定价280000元。合同约定于当晚交付现金3万元，2天后交付5万元支票，适当时候交付大霸王车一辆，尽快付清12万元，以便建洋山山庄。合同签订后，陈灶明交付购车款7万元，双方对收据上书写的时间持争议，陈灶明认为是1999年12月28日，而范元鹏认为是1994年12月28日。此外陈灶明于1994年底交付大霸王车辆一台抵款8万，1995年5月3日交付购车款1万元，范元鹏认可在此后陆续收到陈灶明支付的4万元车款。陈灶明提交了部分收据以证明1997年2月4日交付1000元，1999年2月14日交付5000元，2000年1月3日交付3000元。范元鹏认可收款事实，但是对于款项性质难以确认。陈灶明同时提交了两张范敬全签名的水泥收据，旨在证明双方同意以此抵销部分车款。其中1995年7月21日价值12800元收据上有江西景德镇市一建珠海西区公司范敬全签名。1995年9月23日水泥收据价值18980元。对此范元鹏认为收据上虽然有范敬全署名，但是其父亲仅是代表景德镇市一建珠海西区公司收取水泥，与购车款无关。
另查明，大霸王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曾调换为农夫车，陈灶明单方称农夫车价值更高，双方曾达成折抵车款12万的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范敬全与陈灶明签订的购车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陈灶明只支付了部分购车款，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已经损害了范敬全的合法权益，范敬全已死亡，其法定继承人范元鹏、胡国凤享有继承范敬权遗产的权利，范元鹏、胡国凤诉讼请求陈灶明支付剩余购车款，理由充分，证据充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陈灶明提供的1995年以后的收据五张，因没有注明是购车款，范元鹏、胡国凤也不予认可为购车款的收据，原审法院认为该五张收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可，范元鹏、胡国凤在诉讼中自认陈灶明自1995年5月以后支付了4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陈灶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范元鹏、胡国凤购车款80000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元，由陈灶明负担。
原审被告陈灶明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全部付清了购车款。我方提交的收款收据都是已故范敬全书写和收取的款项，但被上诉人违背诚信原则，对上述收据一概不认，这与事实不符。
1.原审合同对购车合同的事实没有审查清楚。在合同中已经明确了前两期付款的方式和事实，即签订合同当天上诉人已经支付了3万元现金，两天后又以支票形式支付了5万元，并且购车合同第一条特别强调适当时候交付大霸王一台，尽快付人民币12万，这样的行文措辞已经确认在签订合同时我方支付了8万元。紧接着我方于1995年5月3日支付第三笔款1万元，此后又以水泥抵销了部分款项，再往后的钱很零散，主要是因为范手头拮据，常从我方拿钱，但是都没有任何核算，直至诉讼时，我方才发现，实际支付的款项已经超出了购车款28万元。如果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候没有交付定金和支票的话，这么多年来范敬全却在生前不予追讨，完全不合逻辑。上诉人在2000年后支付了3000元现金后，多次电话要求对账，但是其却没有对账。
2.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但是法院却支持了其诉请，不合常理。
3.原审法院程序错误。在原审中法院未核实原告的身份，即确认其为范敬全的法定继承人，这一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容易导致错列当事人，犯了程序错误。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范元鹏、胡国凤答辩称：
一、《购车合同》只是买卖双方的约定，并非是实际履行收据。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家属范敬全在1994年12月20日晚签订的《购车合同》，只是双方对上诉人如何支付购车款进行的一种约定，并非是实际履行的凭证，是否已实际履行约定，应以卖方交付车辆、买方支付款项来确定，上诉人与范敬全之后实际履行该合同时，实际已经对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分期支付的数额等都进行了变更，上诉人并没有按约定的方式履行，上诉人是否已支付购车款应以实际履行的凭证即范敬全向上诉人出具的已收到其购车款的收据为准。
2.1994年12月20日晚，上诉人并没有支付3万元现金的购车款，而是在1994年12月28日支付了7万元的购车款，如12月20日晚已收其3万元现金的话，按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范敬全定会出具收据，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可知范敬全连收到上诉人1000元都会出具收据，如收了其3万元更加会出具收据，且从常理推断也知道，如用现金方式支付款项的，在支付完现金之后，一定会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条等凭证来固定已付款的行为。
3.在《购车合同》中，双方约定两天后即12月22日上诉人要支付5万元的支票，可以确定是，12月20日当晚是绝对没有交付支票的，至于12月22日上诉人是否履行了约定，要看上诉人是否给了支票，如上诉人认为已支付，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其最起码要出示范敬全出具的收到5万元的支票的收据，本案中，上诉人除了在1994年12月28日支付了7万元购车款之外（与签订《购车合同》的日期相近，符合常理），还在1995年5月3日支付1万元购车款，每次范敬全都出具了收据，并明确是购车款。
二、上诉人自己都已承认尚欠购车款的事实。
上诉人心中很清楚尚欠范敬全购车款，当被上诉人范元鹏2012年8月19日第一次和上诉人陈灶明见面沟通时，上诉人明确承认还欠购车款的事实，只是当后来知道范敬全已身故后，便想赖帐，拿出双方其他生意往来的收条来充数，想否定欠款的事实。
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
范敬全曾多次向上诉人催要购车款，上诉人以经济困难推脱，上诉人在录音中也多次承认范敬全有向其催款的事实，范敬全2000年至2001年在珠海西区做工程，不存在是范敬全一直不与上诉人对帐而导致双方无法对帐的情况，并且其在2012年8月19日被上诉人向其催要时，其也认可尚欠款事实，所以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本案不存在时效的问题。
四、上诉人与范敬全系多年的生意伙伴，范敬全系国营企业分支机构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与上诉人不仅有个人间经济往来，还有公司与个人间经济往来。上诉人提供的1995年5月3日以后的收据并没有注明购车款，系其他款项，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收据收条可证明其中两张水泥收据为景德镇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与上诉人的贸易行为。退一步讲，即便是购车款，上诉人也尚余8万元未支付。
五、原审程序正确，被上诉人的身份及公证书等原告资格在原审中已作为诉讼材料提交。
双方在二审中皆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灶明是否欠付购车款问题。陈灶明上诉认为其全额付款中包含了没有收据的现金及支票共计8万元，且该8万元已经在《购车合同》条款中得以确认。对此，本院认为陈灶明的解释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购车合同》条款的表述系当晚付现金3万元，2天后付支票5万元，从文义上来看这仅是双方对陈灶明将来如何支付购车款的一种约定，并非对以往事实的确认，不能作为实际履行的凭证。陈灶明应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交付现金和支票的义务。其次，从双方后续的付款行为来看，无论金额大小，范敬全皆出具收据给陈灶明，如陈灶明已支付款项却未要求出具收据，不大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再次，陈灶明确认仍欠款的事实是在未知悉范敬全去世的情形下所作出，较为可信。如按照陈灶明的解释，用于实际抵账车辆更换为农夫车后价值为12万，购车合同确认付款8万元及抵债水泥款3万余元和数份收据8.9万元，全部款项加起后已经达到32万余元，存在超付现象，这与上诉人坚称存在欠款自相矛盾。
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时效问题。本案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公证文书，证明范敬全的法定继承人为胡国凤和范元鹏，本案不存在原告资格不当问题。《购车合同》并未约定付款期限，范敬全可随时主张其债权，另一方面陈灶明也多次承认范敬全有向其催款的事实，因此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陈灶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 洁
代理审判员 马翠平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陈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