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7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东，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5473。
委托代理人陆勇山，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沛炯，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公民身份号码×××109X。
委托代理人梁建星，广东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伟东因与被上诉人严沛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均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李伟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沛炯归还借款本金7344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从2014年3月12日起就借款本金7344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严沛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李伟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计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11元（严沛炯已预交），由严沛炯负担5461元，由李伟东负担1350元。
上诉人李伟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李伟东从未向严沛炯借款500800元，严沛炯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伟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首先，严沛炯主张李伟东向其借款500800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严沛炯应对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虽然严沛炯提交了《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但上述材料记载的款项交易摘要、用途却是“网银转账”和“核心账务处理—支付”，在李伟东辩称其没有向严沛炯借款，且借款达500800元的情况下，上述材料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严沛炯仍须进一步举证。其次，严沛炯无法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据证明李伟东有向其借款的意向以及李伟东与严沛炯存在借款合意，严沛炯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二、《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应认定为双方之间的一般往来款关系，而非借款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交易均是通过银行转账而无现金交易，且双方交易往来频繁而琐碎，按照生活常理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合伙关系”错误，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1.“通过银行转账、交易往来频繁而琐碎”并非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唯一特征，合伙做生意亦存在“通过银行转账、交易往来频繁而琐碎”的现象；2.从《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记载的内容看，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的账户交易更符合“一般往来款”的特征而非“借款”的特征。严沛炯是成年人，也是事业单位的员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双方确系严沛炯主张的借款关系，则在涉案借款数额高达500800元、借款时间长达1年的情况下，严沛炯没有要求李伟东出具借据或借款协议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使严沛炯借款给李伟东时因双方是朋友关系，碍于情面没有当面要求李伟东出具借据或借款协议，严沛炯也可以转账给李伟东时在银行转账单将款项备注为“借款”，但严沛炯并未备注，因此，《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记载的交易应合理推断为“一般往来款”，而非借款。三、原审法院将两份中信银行网上交易明细（交易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和2013年7月22日）作为证据采纳使用，系适用法律错误。该两份交易明细系严沛炯于第一次开庭后、第二次开庭前提交，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原审法院在庭审时仍组织对该两份交易明细进行质证并将其采纳为证据使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严沛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严沛炯负担。
被上诉人严沛炯答辩称：一、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严沛炯在一审期间不能提供借款协议、借条等直接证据证实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严沛炯提交的《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的内容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即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存在多次款项往来，且李伟东于2013年2月20日向严沛炯转账1200元时标注为利息，证明了严沛炯的主张。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正确。二、李伟东主张《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应认定为双方之间的一般往来款关系，而非借款关系，该观点自相矛盾。首先，李伟东在一审期间主张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存在合伙关系，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款项的往来是合伙款项的往来，但李伟东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更不能证明上述明细所反映的款项往来是合伙款项的往来。此外，李伟东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基于何种关系而存在款项往来，原因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次，民间借贷的特征是资金由出借方出借给受款方，严沛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资金出借给李伟东，有《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交易详情》证实，李伟东于2013年2月20日向严沛炯转账1200元时亦标注为利息，该过程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故李伟东主张自相矛盾，完全不符合常理。三、严沛炯在一审期间提交新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李伟东在一审期间提交新的证据，严沛炯根据法律规定要求举证期及补充新的证据。严沛炯补充提交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且影响本案的审理，形成时间为第一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前，没有超过举证期。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伟东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上诉人李伟东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中信银行个人网银查询结果一份，以证明李伟东于2012年10月26日通过尾数为7920的账户向严沛炯尾数为5068的账户汇入44800元。
证据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两份及明细信息打印一份，以证明李伟东于2013年8月15日及2013年8月26日分别通过尾数为1183的账户向严沛炯尾数为5068的账户汇入20000元及6120元。
被上诉人严沛炯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两组证据均已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裁决的依据。而且证据一对应的交易时间在本案起诉的交易时段之前，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中的明细信息打印是复印件，没有原件对照，也没有加盖中国工商银行的印章，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有一份有篡改痕迹；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李伟东向严沛炯还款的事实。
本院对上述两组证据之认证意见详见后文。
被上诉人严沛炯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中除“被告李伟东因缺乏资金，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在出借款项时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及期限，也未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及要求被告出具欠条”、“被告李伟东借款后”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严沛炯转至李伟东账户的500800元是否为李伟东向严沛炯的借款，如果是借款，李伟东是否还欠严沛炯款项未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严沛炯应当对其主张的涉案款项为借款进行举证，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严沛炯提交了其向李伟东转账支付500800元的证据，但其在李伟东否认该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双方对500800元存在借贷合意。由于严沛炯与李伟东之间的款项往来很频繁，严沛炯在二审中亦确认除了其所主张的涉案借款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原审法院在严沛炯没有提供借据或借款合同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涉案款项系借款，明显依据不足。即使李伟东曾在2013年2月20日向严沛炯转账的1200元中备注“3利息”字样，但也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过借贷关系，并不能据此证明严沛炯主张的500800元全部为借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严沛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李伟东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接纳。李伟东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及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均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严沛炯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811元（严沛炯已预交），由严沛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元（李伟东已预交13622元），由严沛炯负担，严沛炯负担部分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予李伟东，李伟东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1986元，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维
审 判 员 吴绮擎
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杜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