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西陵民初字第01748号
原告杨正芳，女，1952年2月9日出生，住枝江市。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建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高开哲（系杨正芳之长女），1975年10月24日出生，住枝江市。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建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高开瑾（系杨正芳之次女），1977年6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建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峡大学人民医院），住所地宜昌市湖堤街*号。
法定代表人崔向军，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涛，该医院职工。（特别授权）
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诉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下称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提出司法鉴定申请，2016年1月6日，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同年4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同年5月9日，由审判员汪邦国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田国进、刘建华及原告高开哲、高开瑾，被告一医院的委托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诉称，2014年4月9日，原告亲属高某某因“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等疾病入住被告一医院住院治疗。4月18日，被告对患者高某某行“头臂干-
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治疗，手术方案为在患者体内植入3根人工血管，缓解下肢供血不足；术后患者高某某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于4月20日转入ICU重症监护室治疗，随后又出现“肠梗阻”症状，被告于4月26日对患者高某某行“肠粘连松懈术＋小肠减压术”手术治疗。同年5月20日，患者高某某出院，被告出具的《出院记录》记载：入院诊断为“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4、肝囊肿”。出院诊断为“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4、肠梗阻；5、急性肾功能衰竭；6、肝囊肿”。出院医嘱为：“1、院外继续口服药物治疗（西洛他唑、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2、适度锻炼下肢，半年后回院复查；3、不适随诊”等内容。高某某出院后，一直按医嘱在家口服药物治疗。同年9月上旬，高某某出现疑似药物过敏的症状，到被告处就诊，被告未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只是要求患者停服西洛他唑，只口服阿司匹林和阿托伐他汀两种药物治疗。同年10月22日患者高某某因“右腿腹股沟区人工血管接连处出现包块、右下肢疼痛未减轻、膝盖麻”等症状，再次到被告处就诊，被告仍未进对患者行相关检查及复查，只是给患者开具口服华法林及扩血管药物在家治疗。同年12月1日患者高某某因“右腿腹股沟区包块脓液渗出，并伴有少量血液”症状，第三次到被告处就诊，被告给患者行彩超检查示：“符合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声像、右侧股浅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弥漫性狭窄）、左侧股浅动脉重度狭窄（狭窄率大于60%）、双侧足背动脉流速缓慢、右侧腹股沟区脓肿形成”。同年12月3日患者高某某被被告收人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右侧腹股沟区伤口脓肿形成；2头臂干-
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3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4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该院分别对患者于2014年12月10日行“右腹股沟脓肿切开清创探查＋人工血管取出术＋VSD术”治疗，于12月25日行“胸部及右腹股沟窦道切开清创探查术＋VSD术”治疗，于2015年1月7日及2015年2月3日先后两次在局麻下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清创＋VSD术”治疗，于同年3月3日行“体外循环下胸部人工血管取出术＋胸部溃疡清创术”治疗。同年3月15日，患者高某某术后因病情加重转入被告ICU科治疗，被告于3月17日对患者行“胸部及右腹股沟溃疡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等治疗，患者于3月18日约7：30分突发大出血，病情恶化，救治无效于10：25死亡。死亡诊断为：“1、人工血管植入术后感染、感染性休克并失血性休克；2、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3、胸部及右侧腹股沟溃疡；4、头臂干-
右股-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5、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6、胸腔积液心包积液”。
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医疗过错：一、被告对患者高某某行“头臂干-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未按医疗规范对患者植入的人工血管是否有血流（即手术是否成功）进行检查，凭主观判断手术成功准许患者出院在家治疗，直至2014年12月24日才对患者做腹部血管检查，发现“右侧股浅动脉浅面人工血管未见血流”。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对患者植入人工血管手术是失败的（植入的人工血管未血流）。二、被告对患者高某某行“头臂干-
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术前，未向患者告知和提供植入的人工血管质量是否合格的相关材料，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及对植入产品的选择权，原告根据本案实情有理由怀疑该植入的人工血管存在质量问题。三、被告对患者高某某行“头臂干-
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术后，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患者术后即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及“肠梗阻”并发症。四、被告在2014年9月上旬要求患者“停止口服西洛他唑（用于改善慢性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引起的慢性溃疡等），只口服阿司匹林和阿托伐他汀两种药物治疗”的医疗措施不当，是此后导致患者出现手术部位感染溃疡的直接原因。五、被告在2014年10月22日患者高某某因“右腿腹股沟区人工血管接连处出现包块”等症状到被告处就诊时，未进对患者行相关检查及治疗，未对患者的“包块”引起足够重视，是导致患者感染加重致病情恶化死亡的另一直接原因。高某某身前所患疾病中并无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自身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无过错。患者在被告处行人工血管转流术后，出现手术部位感染，最终病情恶化导致死亡，其死亡结果完全是因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引起的，被告应对患者的死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相关医务人员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被告仅承担次要责任的意见欠妥，现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3660元（47320元／年÷12月×6月）、死亡赔偿金541020元（27051元／年×20年）、医疗费85092.94元（50501.98元＋34590.96元）、护理费12540.5元［（41＋106天）×31138元／年÷365天］、受害人住院治疗期间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5000元、交通费（鉴定）1107元、住宿费（鉴定）704元、鉴定费85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等共计损失707624.44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一医院辩称，一、诊疗经过如下：患者高某某于2014年4月9日因“行走后双下肢疼痛约4年余”来院就诊。门诊以“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收住院。初步诊断：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4、肝囊肿。入院后完善相关各项检查，扩管，控制血压，控制血小板，行手术评估。经术前准备及术前风险告知后于2014年4月18日在全麻下行头臂干-
右股-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19日考虑患者伤口渗血较多，予输血治疗，伤口腹带加压止血，辅助静脉营养，抗感染、祛痰、扩管等对症支持治疗。
4月26日患者因“肠梗阻”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肠粘连，行肠粘连松解术＋小肠减压术。术后诊断：1、粘连性肠梗阻；2、严重脓毒症、多器官障碍综合征（肾脏呼吸循环消化凝血功能）；3、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头臂干-
右股-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4、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5、肝囊肿；6、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7、消化道出血。
4月28日患者胸腔B超提示双侧胸腔积液，双侧已定位，征得家属同意后行双侧胸腔穿刺术。
5月2日患者发热，腹水培养为屎肠球菌，停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予替考拉宁抗感染治疗，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情况，患者霉菌性肠炎，加用氟康唑抗真菌治疗，肠道已排气排便，适当进食流质。
2014年5月20日患者术后恢复可，伤口已拆线出院。出院诊断：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4、肠梗阻；5、急性肾功能衰竭；6、肝囊肿。
患者高某某于2014年12月3日因“行走后右下肢疼痛1月”来院就诊，门诊以“头臂干-右股-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收住入院。
12月6日，会诊后转入烧伤整形科，转入后患者间断低热。诊断：1、右侧腹股沟区伤口脓肿形成；2、头臂干-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3、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4、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
12月10日，患者在静脉麻醉下行右腹股沟脓肿切开清创探查＋人工血管取出术＋VSD术。术中探查发现头臂干-
右股人工血管下段充满脓液。与患者家属沟通后，其同意取出头臂干-右股人工血管腹段。
12月24日，胸部、腹部、右腹股沟、右股部CT结果示：1、慢性支气管疾患，肺气肿，右肺中叶肺大泡，双上肺陈旧性结核灶；2、肝多发小囊肿；3、剑突后方、肝右缘及右腹股沟至右下肢管状影，考虑为人工血管留置；4、右腹股沟区人工血管管端旁见小团状软组织密度影。腹部、右腹股沟及右股部彩超示：1、右侧腹壁肌层深面人工隧道内实性低回声：脓肿？2、右侧股浅动脉浅面人工血管未见血流。根据检查结果考虑感染来源为人工血管或腹壁肌层深面人工隧道，需行手术探查，若证实人工血管感染，须取出，术后继续采用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技术，控制感染，促进伤口愈合。
12月25日，患者在全麻下行胸部及右腹股沟窦道切开清创探查术＋VSD术。
2015年1月7日，患者在局麻下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清创＋VSD术。
2015年2月3日，患者在局麻下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清创＋VSD术。
2月11日，患者近两日间断发热，最高达39.1℃，咳嗽及咳痰较前频繁。胸腹部X片结果示：2、考虑双上肺陈旧性结核；2、腹腔内肠道积气明显。
2月16日，患者在局麻下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清创＋VSD术。
请呼吸内科会诊诊断为：1、急性上呼吸道感染；2、人工血管感染？，其建议：1、复查肺部CT，C-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原；2、继续目前抗感染治疗；3、加强营养支持治疗。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肺部CT暂缓检查。
3月3日，患者在全麻下行体外循环下胸部人工血管取出术＋胸部溃疡清创术。术中病人突发恶性心律失常，室颤，行药物治疗后效果不佳，立即切开心包行胸内心脏按压，同时紧急建立体外循环。术后转入ICU病房监护治疗。
3月11日，转入烧伤整形科，患者精神、食欲一般，夜间间断入睡，大小便正常，诉胸部伤口下部随呼吸疼痛，咳嗽、咳痰，痰液粘稠，呈淡黄色，
3月13日，患者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术。12：30患者出现呼吸急促，可闻及哮鸣音，给予多索茶碱200mg，缓慢静滴后，呼吸急促症状缓解。
3月17日，行胸部及右腹股沟溃疡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术。
3月18日晨，患者突然出现纵膈引流管引流出血性积液约1100ml，意识障碍，血压测不出，心率最低至50次／分。与家属充分沟通病情。患者家属签字停用一切药物后，至10：25后心率为零，宣布临床死亡出院。死亡原因：人工血管植入术后感染感染性休克并失血性休克。
二、关于患者高某某诊治情况的说明
（一）我院认为高某某两次入院诊治过程符合医疗原则与操作规范，履行了告知义务，医院不存在过错责任。我院对高某某2014年两次入院诊断明确，2014年4月因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行人工血管转流术入院，有明确手术指征，无绝对禁忌症，手术风险术前充分告知患者及家属。手术后发生急性肾功能不全和肠梗阻均与患者全身基础疾病多、全身血管状况差、对手术创伤耐受差有关，但通过积极的诊疗处理，于5月20日病情好转出院。2014年12月患者因右侧腹股沟区脓肿及下肢血管闭塞再次入院，诊断明确，医院诊疗过程均符合医疗原则，治疗方案多次与家属进行了沟通。患者因为全身血管条件差，低蛋白血症全身营养状况差，出院半年后发生局部脓肿，经过多次治疗感染控制效果不理想，最终因感染性休克和失血性休克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
（二）对患方提出的人工血管质量、是否停用抗血小板聚集类药物引起感染和溃疡加重致使患者死亡。我院认为关于人工血管内置物有正规来源与合格证明为证，患方也可申请进行质量鉴定；而停用药物与加重感染无关，该类药物不是抗生素类药品，与患者感染的发展应无因果关系。
（三）我院认为患者主要死亡原因为：患者血管条件、全身营养状况差等基础因素，人工血管转流术后，因内源性细菌经血流迁移在局部形成感染灶，随着患者身体状况的变化而逐渐加重。医院虽经过积极救治但最终因感染灶控制不理想，反复感染，侵袭血管导致广泛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感染性休克死亡。我院的诊疗过程符合医疗原则，与家属告知沟通充分，患者的死亡为疾病的转归，与医院的诊疗过程无直接因果有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患者高某某（1951年1月19日出生）系杨正芳之夫，高开哲、高开瑾之父亲。2014年4月9日，患者高某某于因“行走后双下肢疼痛约4年余”到一医院就诊。初步诊断：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4、肝囊肿。入院后完善相关各项检查。同年4月18日，在全麻下行头臂干-
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术后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粘连性肠梗阻等并发症。4月26日进行行肠粘连松解术＋小肠减压术。患者术后恢复可，伤口已拆线，于2014年5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4、肠梗阻；5、急性肾功能衰竭；6、肝囊肿。
同年12月3日，患者高某某于因“行走后右下肢疼痛1月”再次到一医院就诊，诊断：1、右侧腹股沟区伤口脓肿形成；2、头臂干-右股-
右腘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后；3、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4、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12月10日，患者在静脉麻醉下行右腹股沟脓肿切开清创探查＋人工血管取出术＋VSD术。术中探查发现头臂干-
右股人工血管下段充满脓液。与患者家属沟通后，其同意取出头臂干-
右股人工血管腹段。12月25日，患者在全麻下行胸部及右腹股沟窦道切开清创探查术＋VSD术。2015年1月7日、2月3日，患者二次在局麻下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清创＋VSD术。2月16日，患者在局麻下行右腹股沟及胸部溃疡清创＋VSD术。3月3日，患者在全麻下行体外循环下胸部人工血管取出术＋胸部溃疡清创术。术中病人突发恶性心律失常，室颤，行药物治疗后效果不佳，立即切开心包行胸内心脏按压，同时紧急建立体外循环。术后转入ICU病房监护治疗。3月15日，患者病情加重。3月17日，行胸部及右腹股沟溃疡持续封闭式负压引流术。
3月18日晨，患者突然出现纵膈引流管引流出血性积液约1100ml，意识障碍，血压测不出，心率最低至50次／分。与家属充分沟通病情。患者家属签字停用一切药物后，至10：25后心率为零，宣布临床死亡出院。死亡原因：人工血管植入术后感染感染性休克并失血性休克。
高某某二次住院治疗，自费医疗费为50501.98元、34590.96元。住院时间分别为41天、105天。
诉讼中，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提出司法鉴定申请，2016年4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1、一医院对高某某的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2、一医院的过错行为是导致高某某死亡的次要因素。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支付鉴定费8500元（含专家讨论费），交通住宿费1811元。
庭审时，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一医院对医疗费、丧葬费、鉴定费等无异议，对其他均提出异议。经调解，双方不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高某某因“行走后双下肢疼痛约4年余”、“行走后右下肢疼痛1月”先后二次入住一医院治疗属实。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一医院对高某某的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是导致高某某死亡的次要因素。本院酌定一医院承担责任比例为35%。
一医院对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请求的医疗费、丧葬费、鉴定费等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死亡赔偿金541020元（27051元／年×20年），高某某死亡时已满64岁，死亡赔偿金应为432816元（27051元／年×16年）；护理费12455.2元［（41＋105天）×31138元／年÷365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住院治疗期间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5000元，本院酌定2500元。关于交通费（鉴定）1107元、住宿费（鉴定）704元有相应票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精神抚慰金30000元，明显过高，本院酌定3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之丧葬费23660元、死亡赔偿金432816元、医疗费85092.94元、护理费12455.2元、住院治疗期间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2500元、交通费（鉴定）1107元、住宿费（鉴定）704元、鉴定费8500元等共计566835.14元35%部分即198392.3元。
二、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精神抚慰金3000元。
案件受理费3839元，减半收取1919.5元（原告已预交3531元，本院依法还应退1611.5元），由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负担1247.5元，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672元，被告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的部分在履行上述判决时一并转付给原告杨正芳、高开哲、高开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汪邦国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高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