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东莞市鑫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清湖头长富路8号。
法定代表人：蔡文珍。
委托代理人：梁巧玲，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春艳，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盛宏光电（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34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林志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文永强，贵州大娄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鑫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聚公司）与被上诉人盛宏光电（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3）东三法民二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盛宏公司一审诉称：鑫聚公司是盛宏公司的客户，一直向盛宏公司购买聚光片产品。2012年7月至2012年8月，盛宏公司累计为鑫聚公司供应了价值354882.8元的聚光片产品。但鑫聚公司一直拒绝支付货款。盛宏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鑫聚公司立即向盛宏公司支付货款354882.8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鑫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过程中，盛宏公司述称其对货款的统计有误，鑫聚公司有一笔退货，故盛宏公司诉讼请求第一项货款金额变更为346028元。
盛宏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对账单、采购合约、出货单、采购退货单、增值税发票。
针对盛宏公司的起诉，鑫聚公司辩称：盛宏公司起诉的金额不正确，在盛宏公司起诉的金额中，盛宏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有部分签名并非鑫聚公司工作人员，鑫聚公司已于2012年9月7日支付了157000元，扣除两次退货以及应由盛宏公司承担的税款，鑫聚公司确认尚欠的货款与盛宏公司主张的数额不一致，同时盛宏公司送货有迟延的情况，应当向鑫聚公司支付迟延交货的违约金。
鑫聚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增值税专用发票、退料单。
鑫聚公司一审反诉称：鑫聚公司向盛宏公司购买聚光片产品，但盛宏公司一直迟延交货，给鑫聚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带来了很大损失。根据合同约定，盛宏公司应当向鑫聚公司支付延期交货违约金37597.12元。鑫聚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盛宏公司进行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盛宏公司立即向鑫聚公司支付违约金126766.0088元；2.盛宏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鑫聚公司为支持其反诉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采购合约》。
针对鑫聚公司的反诉，盛宏公司一审辩称：鑫聚公司向盛宏公司传真的《采购合约》是鑫聚公司单方制作，属于要约，未经盛宏公司承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鑫聚公司向盛宏公司发出的该要约失效。鑫聚公司在《采购合约》中约定盛宏公司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函确认，否则即视为默认采购合约，若有延误交货期，逾期一天扣除该批货款1%。但该约定仅是鑫聚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格式条款，明显加重盛宏公司的责任，排除了鑫聚公司的主要权利，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第二款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该格式条款属无效条款。
盛宏公司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支持其反诉答辩主张。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鑫聚公司制作《采购合约》，列明产品说明、数量、含税单价、交货日期等内容。《采购合约》均载明的含税单价为12.56元／pcs，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含17%增值税”，“采购合约确认”为“⑴接到我司的采购合约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函确认，否则即视为对方默认采购合约；⑵供方若有延误交货期，逾期一天扣除该批货款1%（交期以合格产品交期时间为准）。”为“鑫聚公司的相关人员在被授权代表的负责人、制表人、批核人签名处签名后传真给盛宏公司。盛宏公司收到《采购合约》后，并未在确认人签名处签名或者加盖公章，也没有回传给鑫聚公司。盛宏公司主张双方并未依照《采购合约》约定的交货期履行合同，是通过电话确定交货期，但同意按照鑫聚公司制作的《采购合约》中载明的单价计算。
盛宏公司收到鑫聚公司传真的《采购合约》后，向鑫聚公司供应了聚光片等货物。为此，盛宏公司提交了10份出货单拟证实双方交易的货款金额。出货单上载明客户名称为鑫聚公司，还载明出货日期、产品编号、订单编号、数量等内容，客户签收处有黄克东、陈军茂、李某某等人的签名，盛宏公司未能指出李某某的全名。鑫聚公司对黄克东签名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陈军茂、李某某签名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不确认，并否认鑫聚公司有陈军茂、李某某这两名员工。根据出货单上载明的货物数量，结合《采购合约》上约定的单价12.56元／pcs，原审法院核算出黄克东签名的出货单货款金额总计257517.68元，陈军茂签名的出货单货款金额合计37680元，李某某签名的出货单货款金额合计62800元，三项合计357997.68元。
盛宏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三份对账单拟证实鑫聚公司拖欠盛宏公司货款。其中，2012年7月、9月对账单仅是盛宏公司单方制作，并无鑫聚公司签名确认，鑫聚公司亦否认其真实性。2012年8月份对账单载明尚需支付货款为192092.64元，落款有“杜's”、“杜小明2012.9.3”等字样的签名，盛宏公司主张该对账单是鑫聚公司员工杜小明签名确认后回传给盛宏公司，盛宏公司提供的是传真件原件，鑫聚公司则主张鑫聚公司提供的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盛宏公司还主张该对账单中包含了李某某签名的出货单涉及的货款。
双方确认鑫聚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盛宏公司退货价值3114.88元。鑫聚公司还主张其于2012年11月8日向盛宏公司退货价值8854.8元，并提交一份《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拟证实其主张。《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载明所退货物为聚光片，数量为705pcs，总价是8854.8元，落款的仓管签名处有陈军茂的签名，供应商签名处有曾虹虹的签名，退料主管处有韩琴的签名，退料人签名处打印了“邹某红”的字样。鑫聚公司陈述《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是其制作，但《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落款载明的四人均为盛宏公司员工。盛宏公司确认《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的真实性，但主张落款的四人仅有曾虹虹为盛宏公司的员工，其余三人均为鑫聚公司的员工。
为查明陈军茂、李某某、韩琴、邹某红、杜小明等人的身份，原审法院责令双方向原审法院提交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的购买社保人员名册、员工名册、员工工资支付台账。为此，盛宏公司提交了招用人员备案花名册（复印件）、2012年7月至2012年10月购买社保职工名册（原件）、支付员工工资的账户流水（原件）。招用人员备案花名册、购买社保职工名册、账户流水分别加盖了惠州仲恺开发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业务章。招用人员备案花名册、购买社保职工名册、账户流水均没有陈军茂、韩琴、邹某红的名字，但有曾虹虹的名字及几名李姓人员的名字。鑫聚公司提交了2012年7月、8月参保明细、工资发放表，但未提交人员名册，其中参保明细、工资发放表均是鑫聚公司单方制作，参保明细仅加盖了鑫聚公司的公章，无相关主管部门的盖章，工资发放表列明员工、实发工资等内容，但无相关员工的签名。鑫聚公司述称其员工工资是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发放，但无需员工进行签收。鑫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申请，主张因东莞市塘厦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不同意对鑫聚公司2012年7月份、8月份参保清单加盖公章，故请求原审法院进行核查，原审法院遂向东莞市塘厦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了鑫聚公司2012年7月至10月购买社保人员名册。鑫聚公司提交的参保明细、工资发放表、原审法院调取的鑫聚公司购买社保人员名册均没有陈军茂、韩琴、邹某红的名字，也没有黄克东的名字，但有杜小明及几名李姓人员的名字。
鑫聚公司还主张其已经支付盛宏公司起诉请求的货款中的157000元，并提交了编号为19732381、19732382的两张增值税发票，证实其主张。盛宏公司确认两张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但主张鑫聚公司尚未支付两张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款。
对于付款时间，盛宏公司主张双方并未约定具体支付时间，鑫聚公司则主张双方约定月结30天。
根据盛宏公司提交的2012年5月、6月的《采购合约》、出货单、增值税发票、支票等显示，双方交易过程中既存在鑫聚公司先交付支票、盛宏公司后开出增值税发票的情形，也存在盛宏公司先开出增值税发票、鑫聚公司后交付支票的情形。
以上查明事实，有《采购合约》、出货单、对账单、《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增值税发票、支票、盛宏公司的招用人员备案花名册、购买社保职工名册、账户流水、鑫聚公司的参保明细、工资发放表、购买社保人员名册、原审法院庭审笔录、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鑫聚公司制作《采购合约》具有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采购合约》已传真给盛宏公司，该要约已经生效。盛宏公司收到《采购合约》后并未签名盖章回传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接受该要约约束，即未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鑫聚公司在《采购合约》中载明“接到我司的采购合约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函确认，否则即视为对方默认采购合约”的内容，属于不作为的默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在无法律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有前述约定的情况下，盛宏公司未回函确认《采购合约》，不能视为其作出了承诺的意思表示。故无法根据《采购合约》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但盛宏公司向鑫聚公司送货，鑫聚公司收货并由员工在出货单处签名确认，即双方在事实上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陈军茂、李某某是哪一方的员工；二、鑫聚公司欠付盛宏公司货款金额该如何认定；三、鑫聚公司请求盛宏公司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能否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盛宏公司提交的部分送货单的客户签收处有陈军茂签名，鑫聚公司提交的《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仓管签名处也是陈军茂签名，双方均主张陈军茂是对方的员工。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落款的仓管签名处有陈军茂的签名，供应商签名处有曾虹虹的签名，退料主管处有韩琴的签名，退料人签名处打印了“邹某红”的字样。鑫聚公司确认《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是其制作，同时主张《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落款载明的四人均为盛宏公司员工。盛宏公司确认《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的真实性，但主张落款的四人仅有供应商签名处曾虹虹为盛宏公司的员工，其余三人均为鑫聚公司的员工。首先，从落款的签名主体来看，如果落款签名的四人均为盛宏公司的员工，则供应商签名栏可以涵盖所有签名人员的身份，没有必要再设仓管、退料主管、退料人的签名。其次，从退料主管、退料人的字面含义进行理解，这两项签名主体应该是退料方即鑫聚公司的人员。再次，《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是鑫聚公司制作，如果退料人为盛宏公司即收货方的人员，鑫聚公司制作的退料单直接打印退料人的名字与常理不符。最后，从签名主体来看，盛宏公司关于落款中仅有供应商签名处的曾虹虹为盛宏公司的员工，其余三人均为鑫聚公司的员工的主张较为合理。综合上述四点，盛宏公司前述主张的可信度高于鑫聚公司前述主张的可信度。
第二，原审法院责令双方向原审法院提交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的购买社保人员名册、员工名册、员工工资支付台账。首先，鑫聚公司提交了2012年7月、8月参保明细、工资发放表，但未提交人员名册，也没有向原审法院说明其拒交人员名册的理由。参保明细无相关主管部门的盖章、工资发放表无相关员工的签名，均是鑫聚公司单方制作，其可信度较低。且鑫聚公司述称其员工工资是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发放，但无需员工进行签收，该主张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鑫聚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是鑫聚公司原始的工资支付台账。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的规定，鑫聚公司应当制作并保存工资支付台账，但鑫聚公司拒不提交上述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原审法院推定在送货单上签收的陈军茂是鑫聚公司的员工。其次，鑫聚公司确认黄克东是其员工，但其提交的参保明细、工资发放表及原审法院调查取得的鑫聚公司购买社保人员名册均未显示有黄克东的名字，即鑫聚公司并未依法为全体员工购买社保。且鑫聚公司的工资发放表也没有显示黄克东的名字，也辅证鑫聚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不真实。最后，盛宏公司提交的2012年7月至2012年10月购买社保职工名册、支付员工工资的账户流水分别加盖了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业务章，对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盛宏公司提交的社保职工名册、支付员工工资的账户流水、招用人员备案花名册并未显示有陈军茂、韩琴、邹某红的名字，但显示有曾虹虹的名字，与盛宏公司的主张基本相符。
综合上述两点，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占优的采信规则，原审法院依法采信出货单上签收的陈军茂为鑫聚公司的员工。
至于出货单上签名的李某某，盛宏公司未能指出其全名，无法核实是否鑫聚公司的员工，对此，应由盛宏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盛宏公司关于李某某是鑫聚公司员工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为证明双方交易货款金额，盛宏公司提交了黄克东、陈军茂、李某某签名的出货单以及三份对账单等证据。首先，鑫聚公司确认黄克东签名的出货单，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货款257517.68元予以确认。其次，鑫聚公司否认陈军茂、李某某签名的出货单之真实性，但如前述争议焦点一所述，原审法院推定陈军茂为鑫聚公司的员工，且鑫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签名并非真实，理应由鑫聚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陈军茂签名的出货单货款金额37680元予以确认。至于李某某签名的出货单，如前所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李某某是鑫聚公司的员工，其签名的出货单不能证实鑫聚公司收取了相应的货款，该部分出货单的货款金额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再次，盛宏公司提交了三份对账单拟证实鑫聚公司拖欠盛宏公司货款。但2012年7月、9月的对账单仅是盛宏公司单方制作，鑫聚公司亦予以否认，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而2012年8月的对账单，虽有“杜小明”字样的签名，但双方对对账单是否传真件原件以及鑫聚公司是否发出该传真件产生争议。由于传真件与复印件的外在表现形式相同，无法从外表判断一份材料是传真件还是复印件，且盛宏公司未能提交电信部门的通讯记录证实传真行为，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鑫聚公司已向盛宏公司传真了该份对账单。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黄克东、陈军茂签名的出货单确认双方交易的货款金额为295197.68元（257517.68元＋37680元）。
第二，双方均确认鑫聚公司收货后，共向盛宏公司退货价值11969.68元（3114.88元＋8854.8元），故该部分货款应予以扣除。
第三，鑫聚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9月7日向盛宏公司支付了货款157000元，并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拟证实其主张。但商事交易中存在先开发票后付款、先付款后开发票，先开部分发票支付相应货款，先付部分货款交付相应发票等不同的商业习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与双方的债权债务结算没有必然的对应性。参照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买受人付款的记账凭证，并非付款凭证。故鑫聚公司该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三点，鑫聚公司应当向盛宏公司支付的货款为295197.68元-11969.68元=283228元。鑫聚公司收取盛宏公司供应的货物后，未能及时支付货款，构成了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此，盛宏公司请求鑫聚公司支付货款2832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2年12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鑫聚公司主张盛宏公司逾期交货，依照《采购合约》的约定，盛宏公司应当向鑫聚公司支付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鑫聚公司向盛宏公司传真的《采购合约》载明盛宏公司迟延交货应当支付违约金，但如前所述，盛宏公司未回函确认《采购合约》，不能视为其作出了承诺的意思表示，故《采购合约》并未对盛宏公司发生拘束力。鑫聚公司亦未另行提交证据证明盛宏公司违反双方的约定逾期交货，理应由鑫聚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鑫聚公司反诉请求盛宏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参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限鑫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盛宏公司支付货款2832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2年12月26日开始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鑫聚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6624元、保全费2294元，由盛宏公司负担受理费1325元、保全费459元，鑫聚公司负担受理费5299元，保全费1835元；反诉受理费1418元，由鑫聚公司负担。
上诉人鑫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陈军茂并非鑫聚公司员工。鑫聚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2年7月至9月的社保参保明细及工资发放表，从该两份证据上看，均无陈军茂的名字，足以证明陈军茂不是鑫聚公司员工。虽然部分送货单和《鑫聚原材料不良退料单》上有陈军茂的签名，但一审法院也不能仅凭该证据来认定陈军茂系鑫聚公司的员工。在该送货单以及退货单上签名的人也有盛宏公司的员工，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军茂系鑫聚公司员工，则一审法院在认定货款总金额时，应当扣除有陈军茂签名的送货单上的相应金额37680元。2.鑫聚公司已于2012年9月7日向盛宏公司支付了货款157000元，并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证实，此笔款项也应当在总货款中予以扣除，但一审法院并未将其扣除。3.盛宏公司应当向鑫聚公司支付延期交货的违约金126766.0088元。鑫聚公司依据《采购合约》的约定，要求盛宏公司支付违约金是合法合理的。鑫聚公司以传真的方式将《采购合约》送达给盛宏公司，虽然盛宏公司未回函予以确认，但其已以实际行动对《采购合约》作出了承诺。盛宏公司在收到鑫聚公司发出的《采购合约》后，按照合约的内容向鑫聚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货物，此行为足以证明盛宏公司接受了鑫聚公司的要约，并对《采购合约》的内容予以认可，既然如此，盛宏公司则应该严格遵守合约的内容，按期交付货物。现盛宏公司未按期交付货款，则理应向鑫聚公司支付违约金。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盛宏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盛宏公司二审期间答辩称：鑫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与事实不符，应当驳回。1.鑫聚公司要求扣除陈军茂签名的送货单相应金额37680元的理由与事实不符。陈军茂系鑫聚公司的员工已有相应证据证明，鑫聚公司否认这一事实是规避责任的体现。2.鑫聚公司要求扣除157000元的理由与事实不符。盛宏公司在2012年9月7日为鑫聚公司开具了合计为157000元的增值税发票，表明盛宏公司按约定及法律的规定履行了开具发票的义务，鑫聚公司以盛宏公司开具了发票为由而自称已经支付157000元货款的事实是不正确的，盛宏公司并未收到该157000元的货款。3.鑫聚公司传真给盛宏公司的《采购合约》是其单方制作，性质属要约，并未经盛宏公司承诺，根据法律规定，该采购要约均已失效。鑫聚公司在采购合约中规定：“盛宏公司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函确认，否则即视为默认采购合约；若有延误交货期，逾期一天扣除该批货款1%”，该规定是鑫聚公司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属格式条款，明显加重了盛宏公司的责任、排除盛宏公司的权利，应属无效条款。盛宏公司并未就交货期限、违约责任等事宜达成合意，盛宏公司在要约失效后送货行为属新要约，而不是承诺。请依法驳回鑫聚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鑫聚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鑫聚公司应否就陈军茂签收的送货单支付货款；二、鑫聚公司仅凭157000元的增值税发票能否证明已支付相应款项；三、盛宏公司应否按《采购合约》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焦点一。陈军茂在双方确认真实的《鑫聚原材不良退料单》上签名，双方互相指称陈军茂为对方工作人员。经一审法院要求，盛宏公司提供了其社保职工名册、支付员工工资银行账户流水、招用人员备案花名册等证据，证明盛宏公司并无陈军茂此人。而鑫聚公司仅提供了未经员工签名的工资发放表，并未提供《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所规定的工资台账；其提供的参保明细未经行政主管部门盖章确认，属单方制作的证据；而其提供的工资发放表及参保明细均未载有鑫聚公司已确认为员工的黄克东的信息。可见鑫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真实、完整地证明其员工身份。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及优势证据规则，原审法院推定陈军茂是鑫聚公司的员工，并无不当。本院认定陈军茂签名的相应送货单，是代表鑫聚公司的行为，应由鑫聚公司承担相应的货款。
关于焦点二。鑫聚公司持盛宏公司开具的157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称已支付相应款项。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要作用在于买受人抵扣进项税，而非付款的必然凭证。在盛宏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鑫聚公司又没有提交其它可以证明付款事实的证据，原审法院对该付款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鑫聚公司主张盛宏公司未按《采购合约》的期限交付货物，应承担违约责任。因盛宏公司并未对《采购合约》作出确认，本院认同原审法院的分析，认定双方并未按《采购合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驳回鑫聚公司的违约责任赔偿主张。
综上，上诉人鑫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584元，由上诉人东莞市鑫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袁文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
第二条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