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93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萝岗区。
法定代表人：何宇锋，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尚君，广东东方昆仑（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盛名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邱明响，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深，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军区联勤部广州流花湖离职干部休养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王祥，职务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强，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平，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棉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张艳琼，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尚君，广东东方昆仑（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以下简称萝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盛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名公司）、广州军区联勤部广州流花湖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干休所）、原审第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棉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红棉支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萝岗支行上诉请求：一、改判盛名公司赔偿萝岗支行租金本金损失8219500元和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计收同期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的标准，从1999年8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该款项之日止)及新场地装修损失2171097.35元；二、干休所对前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将《合同法》实施前成立的租赁期限超过20年的租赁合同认定为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场地转让合同》签订时间是1997年3月21日，《合同书》签订时间是1998年5月，这两份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超过了20年。虽然《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租赁期限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但合同法施行时间是1999年10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和《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尽量使合同有效而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依法应认定本案合同约定的超过20年租赁期限的部分为有效，对合同各方均有拘束力。最高院(2001)民一终字第39号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84916部队与西安方圆大酒店有限公司、西安华隆器械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中（《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1年第3辑）中认定双方当事人于1994年7月3日签订的租金是30年的合同有效。该判决虽不起判例作用，但具有指导意义，可作为地方各级法院在处理类似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时的参考。二、原审法院基于租赁权是相对权而非绝对权，认为租赁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民事权益”，不受《侵权责任法》保护，从而认定干休所不构成侵权，该认定显然错误。干休所强行封锁场地导致萝岗支行和红棉支行不能使用场地营业，干休所的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干休所强行封锁场地，侵犯了萝岗支行的租赁权及相应合法利益，存在违法的侵权行为。干休所将场地出租给盛名公司(原杰祥公司)，租期二十五年，并且一次性收取了二十五年的租金。盛名公司经干休所同意将场地转租，转租没有超过原租期，盛名公司和次承租人萝岗支行都不存在违约及损坏租赁场地的行为，干休所自身拆迁建老干部家属楼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所以，干休所无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盛名公司对干休所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有权不予理会。况且，盛名公司也明确不同意解除合同，红棉支行和萝岗支行在获得合理适当的补偿前也不同意搬迁。所以，干休所在对租赁场地停水停电后强行封锁场地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二）萝岗支行及红棉支行在已交足二十五年租金的情况下，被迫提早八年多迁出场地，另行寻找场地营业，从而造成未履行租赁期间的租金及利息损失和新营业场所的装修损失。本案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存在损害事实。（三）本案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干休所将场地封锁后拆除，导致萝岗支行和红棉支行无法依租赁合同占有场地营业而遭受损失。干休所的侵权行为与萝岗支行的损失之间存在明显直接的因果关系。（四）干休所强行封锁场地并拆迁，存在明显的过错。三、干休所侵权给萝岗支行造成办公新址装修费用损失达2171097.35元，萝岗支行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没有认定这些损失，认定事实错误。红棉支行因干休所强制收回场地而被迫搬走后，红棉支行的上级单位广州银行即将新装修的原准备用作南油大厦支行经营场地的东风西路142号首层的场地给红棉支行使用。萝岗支行在起诉时提供了相应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建设监理合同》、《装饰工程设计合同》等作为证据。这些合同中均注明工程地址为东风西路142号首层，而现在红棉支行的住所地正是东风西路142号首层。本案约定租赁期限到2022年3月20日才到期，如果不是干休所强制收回导致红棉支行搬迁，那么就不会存在新址装修问题，就不会发生新址装修损失。所以这一损失当然属于干休所侵权导致的直接实际损失。应由干休所赔偿。四、盛名公司与干休所的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干休所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中的终局责任人，干休所对萝岗支行的损失应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干休所将场地封锁，导致萝岗支行和红棉支行无法依租赁合同占有场地营业而遭受损失。萝岗支行遭受损失是由于盛名公司和干休所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导致的，即分别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负履行同一内容债务的责任，彼此之间并无连带关系，但其中之一履行债务后，另一方的债务也因债权的满足而归于消灭。由于盛名公司无法提供场地是由于干休所将场地封锁所致，干休所显然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中的终局责任人，所以干休所应对萝岗支行的损失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五、法院若不在本案判决干休所承担赔偿责任，盛名公司在向萝岗支行赔偿或返还后势必通过诉讼对干休所追偿，在盛名公司不赔偿也不追偿的情况下，萝岗支行依法可以针对干休所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这样将徒增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诉讼资源。为此，法院应判决干休所承担本案最终的赔偿责任。六、虽然萝岗支行索赔金额超出干休所出租场地的收益，但是干休所将从拆迁改造中获得巨额经济收益，干休所有足够的财力对萝岗支行进行赔偿，且足额赔偿也不会对干休所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不会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另外，萝岗支行庭后补充书面意见认为：即使认定干休所不构成侵权，因干休所作为合同当事人在《场地转让合同》和《合同书》上均有签名盖章，干休所对合同租期及盛名公司履行合同构成承诺和保证，现由于干休所的原因导致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干休所违反了承诺和保证，也应对萝岗支行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萝岗支行上诉认为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盛名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萝岗支行的上诉请求；本案侵权责任是因干休所导致的，应由干休所承担。盛名公司虽没有上诉，但具体意见与提交的上诉状意见一致。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违约而非侵权错误。本案中干休所无权解除合同、收回涉案场地，但其强行围闭及拆除涉案场地的行为，依法属于侵权行为。干休所作为侵权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萝岗支行起诉主张也是侵权，原审认定违约是错误的。二、本案为侵权纠纷，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处理本案纠纷。三、一审判决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萝岗支行与盛名公司签订的涉案场地租赁合同于1997年3月21日签订，当时法律并不禁止租期不可超过25年。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合同法》对此不具有约束力。四、萝岗支行自称其于2013年12月31日迁出涉案场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对此作出认定，证据不足。五、盛名公司得到干休所强制收回涉案场地的消息后即积极主动与干休所交涉，并多次联合萝岗支行共同与干休所进行三方会谈。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盛名公司怠于与干休所交涉是错误的。综上，盛名公司认为本案纠纷系干休所恶意侵犯萝岗支行和盛名公司涉案场地合法使用权所致，干休所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上诉人干休所二审答辩称：一、萝岗支行提出租赁期限25年有效的问题。双方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明显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禁止性规定，理应无效。《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据此，涉案合同超出20年租赁期限的部分无效。二、萝岗支行上诉认为由于干休所强制封锁场地导致其不能使用场地是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缺乏依据。干休所同意一审的认定意见，萝岗支行与盛名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盛名公司与干休所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萝岗支行与干休所并无租赁合同关系，其要求干休所承担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三、萝岗支行要求干休所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问题，因涉案纠纷是租赁合同纠纷，三者之间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法理特征。另外，干休所提前解除与盛名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必然的，是干休所在落实执行中央军委的相关决定，这类似于政府行为的不可抗力事由，不是违约行为。干休所亦一再表示同意退回盛名公司剩余租期内的租金。退一步而言，即使干休所解约行为构成违约，合同相对方亦是盛名公司而非萝岗支行，违约责任的金额亦应按合同约定及给盛名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来估算，而非萝岗支行所主张的巨额赔偿。四、萝岗支行上诉请求新址装修费用损失的问题，因该装修费用、监理费用不属于其不能使用涉案场地导致的损失范畴，没有合同依据亦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萝岗支行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红棉支行二审陈述称：同意上诉人萝岗支行的上诉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3月21日，广州市杰祥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杰祥公司）与广州军区后勤部广州流花湖离职干部休养所（甲方）签订《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场地地址为流花路109号一层下面商场及二楼，建筑总面积约1150平方（以图纸面积为准）；转让期限为贰拾伍年，从1997年3月21日起至2022年3月21日止；本合同约定的场地转让金额共计530万元，由乙方分二次付清，其中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天内（1997年3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万元，1997年5月10日前再支付余款520万元；转让期届满或合同解除、终止后，乙方应在七天内将该场地退回给甲方，乙方在使用期间装修的墙、窗及其镶嵌在墙体内的附属物无偿移交给甲方；转让期间乙方欲将场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等。
同日，广州城市合作银行红棉支行（乙方）与杰祥公司（甲方）、干休所（丙方）再签订《场地转让合同》，约定：场地位于广州市流花路109号大西南酒店一、二楼，面积约1150平方米，租期为25年，自1997年3月21日起至2022年3月20日止；甲方从丙方租来场地后，进行了装修，配置了中央空调、电话机及其他设施一并移交乙方使用；整个场地在25年的租赁期间内全部租金共2500万元，由乙方在1997年9月前分多次支付给甲方，由于该场地是甲方从丙方租来的，甲方除支付场地租金、搬迁费外，对场地作了必要的装修，经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将上述费用在2500万元之内全部承担，但甲方应提供上述费用的全部原始发票；乙方承认甲方和丙方所签订的“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享有杰祥公司的权利和义务，为方便执行，乙方和丙方另订立一份使用协议等。该合同签订后，广州城市合作银行红棉支行共向杰祥公司支付了租金1800万元。
1998年5月，广州城市合作银行红棉支行（甲方）、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商支行（乙方、以下简称汇商支行）、杰祥公司（丙方）与广州军区后勤部流花湖干休所（丁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经甲方、丙方和丁方同意，乙方自愿成为甲、丙、丁三方于1997年3月21日所共同签订的《场地转让合同》中的场地承租方，享受原合同对承租人所规定的全部权益，承担原合同所约定的全部租金和有关费用共2500万元，并保证严格履行原合同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条款，原《场地转让合同》的承租方——甲方（红棉支行）不再享受原合同所规定的所有权益，不承担原合同所约定应付给丙方的任何租金与费用；自1998年4月1日起，甲方向乙方承租1000㎡场地，每月应支付乙方场地租金80000元；甲方在本合同中向乙方承租的场地位于广州市流花路109号大西南酒店一、二楼，面积约1000㎡（以实地测量为准），乙方自愿承担原合同1150㎡中150㎡（丙方现在的办公用地）的场租和其他有关费用，本场地租期为24年，自1998年4月1日起至2022年3月20日止；整个场地24年租期的全部租金是2304万元，由甲方于1998年4月1日起每月15日之前将月租80000元以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乙方，乙方同时向甲方开出租金收款发票；凡1998年4月1日以前红棉支行签订的合同及各项费用（除经验收的固定资产外）、应补交的各项税款、各种不合规发票等，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等。
该合同签订后因租金余款700万元未支付，杰祥公司以汇商支行为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9年作出（1999）穗中法房初字第89号民事调解书，三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一、汇商支行分两期支付欠租700万元给杰祥公司，第一期在1999年8月5日前支付350万元，第二期在1999年8月20日前支付另350万元等。同年8月9日，经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汇商支行将其应支付的700万元支付予南海市船舶燃料供应公司。
原审另查明：2000年4月26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杰祥公司名称变更盛名公司现名。
2003年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作出《关于广州市商业银行汇商支行迁址更名的批复》，同意广州市商业银行汇商支行迁至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荔红路144、146号营业，并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萝岗支行（以下统称为萝岗支行）。2009年11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作出《关于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辖下分支机构更名的批复》，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棉支行名称变更为红棉支行现名，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名称变更萝岗支行现名。
原审再查明，2013年8月28日，干休所向杰祥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写明：为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和履行土地转让协议，本所决定解除与贵公司于1997年3月21日签订的《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所于今年三月份公布土地转让信息时已通知贵公司及使用单位，做好搬迁前的准备工作，请贵公司于2013年11月30日前将租赁场地腾空退还本所，本所将于场地收回后十个工作内退还已收取的合同未履行部分之租金。
同年10月16日，红棉支行通过广东大钧律师事务所向杰祥公司发出《律师函》，称：2013年3月15日，干休所向其送达了《关于协商搬迁事宜（函）》，要求其尽快协商解决搬迁事宜，红棉支行经与干休所多次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杰祥公司亦未提出任何合理的补偿方案。因此，红棉支行认为杰祥公司负有保障其租赁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红棉支行营业场所被拆迁导致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杰祥公司严重违约。杰祥公司应退还租金833.33万元及其利息965.86万元，并赔偿红棉支行新址装修费270万元、利润损失275.89万元及搬迁费3万元等。该函件同时抄送给干休所。同月28日，干休所向红棉支行发出《说明函》，称：其系基于不可抗力解除与杰祥公司之间的《场地转让合同》，红棉支行经营场地的承租权是从杰祥公司取得，红棉支行关于干休所应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观点于法无据等。
同年11月18日，盛名公司通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向红棉支行发出《律师函》，称：由于干休所未明确答复赔偿盛名公司，故不能明确答复红棉支行提出的搬迁赔偿数额等。
12月23日，干休所向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出《知会函》，要求该行在12月27日前明确搬迁日期，逾期该所将不再主动与其联系等。此后，干休所将涉案场地围蔽，萝岗支行称于2013年12月31日起已实际退出涉案场地，当天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已封闭场地，但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对此，干休所称其于2014年3月10日因施工需要及考虑到安全因素才围闭场地。
另外，红棉支行曾在本案诉前作为原告，以本案萝岗支行作为第三人起诉盛名公司、干休所，诉请法院判令：一、盛名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向红棉支行赔偿装修费用2118143.76元、装修新址的监理费用52953.59元和原租赁合同未履行期间的租金821.95万元及利息964.48万元（按5年以上贷款利率分段计算）；二、干休所对红棉支行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案经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11日作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0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该案红棉支行的起诉。
此后，萝岗支行于2015年5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盛名公司赔偿萝岗支行经济损失1851.25万元（包括租金本金损失及租金利息损失、新场地装修损失2171097.35元（即装修费2118143.76元、装修新址监理费用52953.59元），租金按每月83333.3元计算，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起算时间以诉状所附表格为准）；2.干休所对萝岗支行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诉讼中，红棉支行为证明其因迁出涉案房屋而另址办公，遭受了新址装修的损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3年10月11日，由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美术有限公司签订的《装饰工程设计合同》及由该美术公司出具的收款发票一份，其中合同及发票中载明的工程名称均为广州银行南油大厦支行装修工程，付款单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同日，广州银行与广东省美术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及由该装修工程出具的收款发票三份，其中合同及发票中载明的工程项目名称为广州银行南油大厦网点装修工程，付款单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同日，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国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以及由该监理公司出具的收款发票一份，其中合同及发票中载明的工程项目名称为广州银行南油大厦支行装修（改造）工程，付款单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上述证据，萝岗支行解释称该新营业地址的装修准备用作南油大厦支行经营，但实际交由萝岗支行使用，而广州银行作为一级法人单位，支付装修款项由其统一进行。盛名公司对于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并认为该证据显示装修设计工程委托方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萝岗支行或者红棉支行，装饰工程设计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与萝岗支行及红棉支行有关，是广州银行为发展需要新设立的点。干休所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上述费用不属于萝岗支行的损失范畴，且不能证明这些费用为涉案场地的费用。
本案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场地由红棉支行实际使用。萝岗支行及干休所均确认萝岗支行于2013年12月31日退出涉案场地的经营，并由干休所于2014年3月10日起对涉案场地进行围蔽。萝岗支行确认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为侵权之诉。理由是：由于干休所的侵权所致，但盛名公司也没有阻止干休所的强拆行为，也存在侵权。因此，萝岗支行认为盛名公司、干休所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盛名公司与干休所于1997年3月21日签订的《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盛名公司、干休所与红棉支行签订的《场地转让合同》以及1998年5月，萝岗支行、盛名公司、干休所与红棉支行共同签订《合同书》的约定，干休所作为出租人将其所有位于流花路109号一层下面商场及二楼，建筑总面积约1150平方（以图纸面积为准）的房屋以25年租期为限出租予盛名公司，盛名公司、干休所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盛名公司承租涉案的场地后再将该场地转租予红棉支行，后经四方同意该场地转租予萝岗支行使用，因而在萝岗支行与盛名公司之间因转租行为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萝岗支行实系涉案场地的次承租人。因此，萝岗支行基于与盛名公司、干休所、红棉支行签订的《协议书》，承租使用涉案场地，其依法享有的对涉案场地的占有、使用权益属基于合同关系而取得的相对权，并非绝对权。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表述的民事权益主要系指绝对权，并不包括本案基于租赁合同关系而形成的相对权。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按照约定办理。”表面上，本案纠纷系由干休所收回涉案场地的行为所致，究其实质，本案纠纷实因干休所提前收回涉案场地，致使盛名公司不能继续对萝岗支行履行其转租涉案场地予萝岗支行使用引起的。因此，萝岗支行得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系基于盛名公司合同部分不履行而非因干休所的收回场地而引致的侵权请求权。萝岗支行坚持以盛名公司、干休所构成侵权而提起本案诉讼，显属不当。根据《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无论系因侵权抑或债务部分不履行引致的法律效果均包括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考虑到萝岗支行提起的本案诉求，亦属合同部分不履行而可得作出处理的范畴，为免当事人讼累，原审法院即于本案中作出处理。
前述在各方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的《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场地转让合同》、《合同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无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因依约履行各自负担的合同义务。惟因上述合同中约定的盛名公司租赁期限以及盛名公司转租予萝岗支行的租赁期限均为25年，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的规定，盛名公司、干休所以及盛名公司与萝岗支行间就涉案场地的租赁期限应届至2017年3月20日止。对于超过20年最长租赁期限的部分应属自始无效，盛名公司应将其收取萝岗支行支付的该部分租金退还予萝岗支行。至于萝岗支行称《合同法》施行时间是在1999年10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租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因各方形成租赁合同关系时的法律规定并未就订立租赁合同的最长期限作出限制性规范，因而《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对于涉案合同具有溯及适用的法律效力，萝岗支行该项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如上分析，因涉案场地上设定的租赁合同关系届至2017年3月20日届满，各方当事人均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依约履行，不得无故解除或以其他理由终止租赁合同关系。考察前述《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盛名公司、干休所既未约定可得提前解除合同的事由，亦未就提前解除合同事先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干休所仅以其根据上级单位的要求需提前收回涉案场地进行改造为由于2013年8月28日向盛名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该合同解除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因此，干休所不能以其已发出通知，盛名公司既未在限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亦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仲裁机构提请裁决为由，而认为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已解除，并有权收回涉案的场地。
根据前述《解除合同通知书》记载内容可见，干休所早在3月份即曾通知盛名公司做好搬迁的准备工作，盛名公司作为承租人，其将涉案场地转租予萝岗支行使用。其作为涉案的租赁合同关系中起到转承出租人与次承租人关系的作用，但盛名公司于接获萝岗支行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收回涉案场地自用的意思表示后，即未及时提出异议，亦未就合同是否应予继续履行或解除与干休所进行交涉，亦未积极配合萝岗支行与干休所进行交涉，致使萝岗支行迫于形势需要于2013年12月31日迁出涉案场地。虽然盛名公司对于萝岗支行实际迁出的时间提出异议，认为萝岗支行实际迁出时间应为2014年7月7日，但萝岗支行作为涉案场地的实际使用人对于其迁出时间与干休所作为场地出租人接收场地的时间一致，故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萝岗支行系于2013年12月31日迁出涉案场地。因此，自该日起，萝岗支行与盛名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即因客观不能而无法继续履行，盛名公司应向萝岗支行承担合同部分不履行的法律责任，根据萝岗支行提起的本案诉请，盛名公司应将其收取的该期间的租金予以退回。
结合前文论证，虽然盛名公司违约的事由系因干休所违约所致，但因干休所与萝岗支行之间并无直接租赁合同关系，萝岗支行主张干休所应于本案负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盛名公司应予退回租金标准的计付问题，虽然盛名公司抗辩称萝岗支行缴付的2500万元租金包括了装修及设备费用在内，但盛名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考虑到涉案场地系由萝岗支行整体承租用作银行业经营，萝岗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服务机构，其所使用的设备从日常经验来看，不可能亦不适宜由盛名公司提供。因此，原审法院对于盛名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萝岗支行以盛名公司收取其25年的租金合计2500万元计得每月租金83333.33元，并据以计算盛名公司应予退还的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的租金为3219500元，结合前述盛名公司应予退还的超过20年租赁期限的租金5000000元，盛名公司实际应予退还的租金总额为8219500元。因萝岗支行于1997年8月12日前已分数笔支付租金合计1800万元，余款700万元于1999年8月10日通过司法执行收取。因此，因利息属法定孳息，盛名公司退还上述款项时，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考虑到萝岗支行支付租金总额均发生在本案纠纷发生以前，而原则上前期支付的租金应首先用于到期的租金支付。萝岗支行主张前述费用的利息均自其最后一笔租金支付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计收同期银行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利息，理据得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萝岗支行诉请要求盛名公司、干休所赔偿的办公新址的装修费用问题。首先，涉案场地萝岗支行承租后即交由红棉支行实际使用，如因涉案场地由干休所收回致使红棉支行另觅场地经营而可能产生的经营费用的额外增加，现萝岗支行并无证据显示萝岗支行曾向红棉支行为给付该部分额外增加的经营费用的相关证据。其次，根据萝岗支行提交证据显示，现萝岗支行称用作红棉支行经营的东风西路142号首层的《装饰工程设计合同》、《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等装饰、装修合同中载明的工程名称为广州银行南油大厦支行装修工程，而萝岗支行用于证明其已付工程款的票证上显示的付款单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项目亦为广州银行南油大厦网点装修工程，虽然萝岗支行称原该新营业地址的装修准备用作南油大厦支行经营，但实际交由萝岗支行使用，而广州银行作为一级法人单位，支付装修款项由其统一进行，但萝岗支行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再次，即使以该装修地址实际系用作红棉支行迁移后用作经营之用，但因红棉支行对于新址房屋的装修系为其将来经营之需用而为，既非盛名公司违约引致的直接损失，亦不属萝岗支行遭受的当然的实际损失。因此，萝岗支行诉请要求盛名公司赔偿的该项费用，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二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广州市盛名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退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3月20日止的租金3219500元及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2022年3月20日止的租金5000000元及该两项款项自1999年8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该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以合计金额8219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计收同期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为标准计付）；二、驳回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的其它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875元，由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负担15583元，广州市盛名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17292元。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无新证据提交亦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另查明，一、盛名公司在上诉期内向本院提交了上诉状，但未在法院通知的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对其上诉，法院未予接纳。二、干休所二审庭审中亦表示愿意向盛名公司退还剩余租期的租金。三、萝岗支行二审明确其诉请的装修损失是指萝岗支行搬离涉案场地到新址装修的费用；对于如何证明实际支付装修款项是2118143.76元的问题，萝岗支行答复称该款项尚未支付完毕，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还需要审核。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效力的认定，合法有据，论理清晰，不作赘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据此，盛名公司虽在上诉期内提交了上诉状，但并未依照规定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法院对其上诉不予接纳，盛名公司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作审查。针对萝岗支行的上诉主张，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场地转让合同》、《合同书》中约定的盛名公司承租涉案场地的租赁期限以及盛名公司转租予萝岗支行的租赁期限25年的有效性问题。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干休所与盛名公司以及盛名公司与萝岗支行之间就涉案场地的租赁期限应截至2017年3月20日止。对于超过20年最长租赁期限的部分应属自始无效，盛名公司应将其收取萝岗支行的该部分租金退还给萝岗支行。萝岗支行上诉认为《合同法》施行时间是1999年10月1日，根据法不溯不及既往原则，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租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因各方形成租赁合同关系时的法律规定并未就订立租赁合同的最长期限作出限制性规范，因而《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对于涉案合同具有溯及适用的法律效力。萝岗支行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二、萝岗支行上诉主张本案系侵权纠纷而非违约纠纷，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而非《合同法》的问题。因根据涉案《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场地转让合同》、《合同书》的约定，盛名公司向干休所承租涉案场地后再将该场地转租予红棉支行，后经四方同意该场地转租予萝岗支行使用，因而在萝岗支行与盛名公司之间因转租行为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萝岗支行实系涉案场地的次承租人。本案纠纷实因干休所提前单方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涉案场地，致使盛名公司不能继续对萝岗支行履行其转租涉案场地予萝岗支行使用而引起的。因此，萝岗支行得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于其与盛名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部分不能履行。原审对此已作详尽论理，本院不再赘述。萝岗支行坚持以盛名公司、干休所构成侵权而提起本案诉讼，实属不当。原审考虑到萝岗支行的本案诉求亦属合同部分不履行而可得作出处理的范畴，为免当事人讼累，在本案中作出处理，并无不妥。
三、萝岗支行诉请盛名公司、干休所向其退还租金及利息的问题。因如前文所述，涉案场地上设定的有效租赁合同期限为20年，超出部分的租赁期限的租金，应予返还。另外，双方租赁合同关系截至2017年3月20日届满，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干休所单方解除合同不当。但因干休所实际将场地收回导致其与盛名公司以及盛名公司与萝岗支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均无法继续履行。萝岗支行、干休所原审均确认萝岗支行于2013年12月31日迁出，盛名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无证据推翻该事实。因此，原审结合萝岗支行的诉请认定盛名公司应向萝岗支行退还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的租金3219500元及超过20年租赁期限的租金5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合法有据。
干休所、盛名公司签订《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期间盛名公司欲将场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必须征得干休所的同意”，而红棉支行与盛名公司签订《场地转让合同》时，干休所作为该合同丙方在合同上亦签字盖章，也即干休所已清楚知道并明确同意盛名公司将涉案场地转租给红棉支行（后又变更为萝岗支行）使用25年，干休所本应保证按期履行合同，但本案纠纷确实因干休所单方原因造成其与盛名公司以及盛名公司与萝岗支行之间的租赁合同在剩余租期内均无法继续履行。并且依照干休所与盛名公司约定的25年租期的租金标准530万元，干休所亦应向盛名公司退还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的租金682731元及超过20年租赁期限的租金1060000元，合计1742731元。虽然盛名公司目前未就此款项提起诉讼，但干休所二审中亦自愿表示同意向盛名公司退还未履行租期内的租金。因此，综合本案具体案情，本院认定干休所在上述应向盛名公司退还租金1742731元的范围内对盛名公司欠付萝岗支行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干休所和盛名公司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由两者另行清理。
四、萝岗支行诉请干休所、盛名公司向其赔偿新址场地装修损失2171097.35元的问题。萝岗支行本案所诉请的红棉支行新址装修费用与本案租赁合同的提前解除不存在关联性，且未实际审核结算，该装修费用并非对方违约所造成亦不属于萝岗支行遭受的当然实际损失。因此，萝岗支行诉请对方予以赔偿，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萝岗支行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原审判决应予以相应变更。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
二、广州军区联勤部广州流花湖离职干部休养所在其应向广州市盛名实业有限公司返还租金1742731元范围内对广州市盛名实业有限公司应向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承担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75元，由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萝岗支行负担112390元、广州军区联勤部广州流花湖离职干部休养所负担204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为群
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
代理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