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21221号
原告蔡×，女，1940年2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薛姣姣，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帆，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1，男，1968年2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邹×1之妻），1969年2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建成，北京李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女，1965年3月18日出生。
被告邹×2，男，1961年12月28日出生。
原告蔡×（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邹×1（以下简称姓名）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追加了邹×2、邹×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蔡×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帆、薛姣姣，邹×1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李建成，邹×，邹×2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诉称：我和邹×3系夫妻关系，邹×2、邹×1和邹×是我的子女。2010年3月，因我和邹×3所有的北京市朝阳区×乡×村88号面临拆迁，次子邹×1为占有拆迁补偿款及回迁房，与我、邹×3、邹×2和邹×签订了《赡养协议书》，约定今后邹×1对我和邹×3尽主要赡养义务，我二人的医疗护理主要由邹×1负责，我们将×乡×村88号院内北房三间赠与被告所有。协议签订后，我、邹×3与邹×1一家共同居住于北京市朝阳区×家园×号楼2单元6层601号，但邹×1及儿媳徐×并没有照顾我们，反而要求我操持家务，大队每月补给我的生活费850元，均被邹×1领走，且不给我零花钱。2012年2月，邹×1指派徐×为我们在×乡三岔河村租了一间民房，月租金二百元，向房东支付了一个月房租之后，就将我们二人丢在出租房里不闻不问，因为农房中没有暖气，导致我们生活困难。邹×3因为中风半身不遂，邹×1也未照顾，都是我去照顾，而我也身患多种疾病。我认为邹×1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赡养协议书》的约定，未履行主要赡养义务，且赠与的房产并未过户，故我诉至法院要求撤销2010年3月16日的赡养协议书。
邹×1辩称：第一、蔡×要求撤销的合同并非赠与合同。因蔡×并未证明协议书中列明的×村87号三间房属其与邹×3的财产，我提交的宅基地审批表及罚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签订协议书之时我已经依法将整个87号院的房屋进行了拆除重建，故院内所有房屋在签订赡养协议书之时已经属于我所有；从签订协议的背景、过程、内容、目的以及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协议并非赠与合同。第二、协议即使属于赠与合同，也不是附条件的赠与。从协议所使用的词语来看，并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是赠与条件的内容。第三、即使按照原告主张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合同，蔡×要求撤销合同的诉求也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协议书约定，“主要赡养义务”是指医疗护理主要由邹×1负责，医疗费在20万元以内的部分由邹×1单独承担。在庭审中，邹×1已经提交了相应的医疗费票据，可以证明其已履行了主要义务。蔡×主张的其他义务均属于对协议书的扩大解释。蔡×主张邹×1不赡养二位老人也不属实，协议签订后至蔡×起诉时有两年的时间，蔡×与邹×1一家共同生活，如果蔡×夫妇真受到邹×1夫妇的虐待，蔡×夫妇不会忍耐这么久。第四、蔡×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撤销权除斥期间。综上，不同意蔡×的诉讼请求。
邹×2辩称：邹×1确实未尽到照顾父母、赡养父母的主要义务，我同意撤销赡养协议书。
邹×辩称：邹×1确实未尽到照顾父母、赡养父母的主要义务，邹×3和蔡×生病了不给看，我和邹×2也出过医疗费，本案诉讼期间邹×3去世，邹×1也未出丧葬费。我同意撤销赡养协议书。
经审理查明：蔡×与邹×3系夫妻关系，邹×2、邹×1、邹×系蔡×与邹×3之子女。2010年3月16日，蔡×、邹×3、邹×1、邹×及邹×2签订了《赡养协议书》，内容为：“父亲邹×全、母亲蔡×、长子邹×2、次子邹×1、女儿邹×红经协商，就今后父亲邹×全、母亲蔡×赡养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父亲邹×全、母亲蔡×珍同意将×乡×村88号院内北房三间赠与次子邹×1所有。2、次子邹×1同意今后由其对父母尽主要赡养义务，父母今后医疗护理主要由次子邹×1负责，医疗费20万元以内由次子邹×1负担，超过20万元部分由子女三人平摊。长子邹×2与女儿邹×红逢年过节应去探视父母，给予精神抚慰。3、各方均应遵照此协议执行，保持家庭和睦，勿起纷争。4、本协议一式五份，各方均执一份，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理中，各方均确认协议书中“邹×全”、“蔡×”即邹×3和蔡×，邹×红即为邹×。邹×3、蔡×于协议签订后的2010年6月起与邹×1一家共同居住于北京市朝阳区×家园224楼2单元601号房屋中。2012年2月，邹×3、蔡×离开上述居所，搬至朝阳区×乡三岔河村一间平房内居住。就搬走的原因，蔡×解释称因邹×1一家嫌弃二人脏，不仅不照顾二人，还让蔡×操持家务。邹×1解释称因租住在6层，二人上下楼不方便，经蔡×两人要求，其为蔡×承租了一处平房。邹×1爱人徐×代为交纳了2012年2月至5月的租金共计800元。
邹×3患有脑血栓和糖尿病，言语及行动不便。蔡×患有脑血栓，行动比较不便。朝阳区×乡七棵树村委会每月给邹×3和蔡×共计约1700元的补助。在共同居住期间，上述补助及相应的存折由邹×1爱人徐×保管并支配。2012年5月28日，蔡×到朝阳区×乡七棵树村委会就赡养和存折返还等问题要求调解，该村委会于2012年6月6日组织蔡×和徐×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内容为徐×同意继续履行赡养协议，同时将蔡×、邹×3老年费存折各两个及户口本、身份证返还蔡×，蔡×和邹×3今后自己单独生活。协议签订后，邹×1将蔡×及邹×3的存折等个人物品返还给了蔡×。
2012年8月20日，蔡×和邹×3作为原告将邹×1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赡养协议书》，本院判决后邹×1上诉，在上诉审理中，邹×3因病于2013年2月6日死亡。
邹×1称赡养协议书中约定的北房三间于协议签订之时已经不存在，院内的房屋均系其2000年3月10日经过审批后翻建，故不认为属于赠与，对此，向本院提交了《×乡建房审批表》，显示申请时间为2000年3月10日，申请人为邹×1，现有住房为北房三间，申请建北房五间、东西南房四间，申请建房的原因为因家里老少三代，住房非常紧张，原老房只有三间，所以申请盖房，院内建筑，现有宅基地面积东西长18.5米，南北长29.95米，家庭人口为5人，包括邹×1、邹×1之妻、邹×1之子、邹×1之父及邹×1之母。×乡七棵树村委会及×乡人民政府在审查后确认同意院内建房，但要求不影响四邻及交通、排水等公共设施。双方均对该文件真实性表示认可，但蔡×坚称至拆迁以前三间老房还在。为证明院内房屋系其建造，邹×1还向本院提交了2000年4月10日其向北京市朝阳区×乡七棵树农工商公司交纳违章处罚款的收据，显示邹×1交纳罚款3636.45元，邹×1解释称因为翻建房屋时超出审批的规模，所以被罚款，蔡×及邹×、邹×2对该收据真实性未提出质疑，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邹×1还提交了落款时间为1998年2月24日的申请书，内容为：“今有本村社员邹×全之子邹×1在自家门前就墙搭建几间棚子使用（因经济条件不足），现不能建新房，但我们二人保证以后盖新房给二老一间自由居住，为此与邹×2协定，特此为证”，该文件上还有邹×2及其爱人王凤英的签名。蔡×及邹×、邹×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未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蔡×以邹×1未尽到赡养义务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对此，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在×乡三岔河村租住时照片一组，证明其居住条件差，邹×1未尽到赡养义务；2、证人张×的证言，内容为证人是邹×的好友，曾经去×乡三岔河村蔡×租住的房屋里看过，发现居住条件简陋，没有暖气，村里人都说蔡×这俩老人没人照顾；3、邹×3医疗费票据一组，称因邹×1不照顾父母，邹×和邹×2出钱给老人看病；4、邹×3病危通知书，亲属监护人签字显示为邹×；5、邹×3丧葬相关费用票据一组，称邹×3的丧葬事宜均系邹×和邹×2出资办理。邹×1对上述证据1、2、3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5表示认可，但称因为邹×3去世时其他人未通知自己，自己不知道所以未参加。邹×、邹×2对上述证据均表示认可。
邹×1对蔡×上述主张予以否认，为证明其已尽到赡养义务，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据一张，内容为“徐×给公公婆婆交来房租2012年2月13日200元，3月13日200元，4月13日200元，5月24日200元”，收款人为房东张小燕；2、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2012年6月13日-7月12日房租200元2012年6月11日房东张小燕”；3、医疗费票据一组，患者姓名为邹×3；4、2011年9月、11月及12月邹×3、蔡×医疗费用报销单。蔡×、邹×2、邹×对上述证据1、2、3均表示认可，但认为不足以证明邹×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赡养协议书、存折、照片、证明、建房审批表、医疗费票据、收条、收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在于《赡养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和效力。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诺成性合同，故单纯的赠与合同只需写明赠与财产及受赠人等信息即可，但赠与可以附义务。从名称看，本案协议称为“赡养协议书”，而非简单的赠与协议；从内容看，协议书第一条为赠与，第二条为受赠人的赡养义务，兼有赠与及赡养的内容，结合蔡×和邹×1的母子关系等事实，本院认定本案协议书性质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根据邹×1提交的建房审批表、本院调取的拆迁之前房屋示意图等证据可以认定，作为赠与财产的三间北房于《赡养协议书》签订之时已经被邹×1翻建，邹×1未提交证据证明蔡×和邹×3于其翻建房屋时放弃权利，故翻建行为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翻建后的房屋里应认定有属于蔡×和邹×3的部分。另外，协议本身明确约定邹×3、蔡×同意将×乡×村88号院内北房3间赠与邹×1，可见各方对于赠与之前的三间北房属于邹×3和蔡×这一事实是无异议的。故邹×1以协议签订时不存在属于邹×3与蔡×的赠与财产为由否定《赡养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赡养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
焦点之二在于对“主要赡养义务”的理解及对邹×1是否尽到该义务的认定。根据《赡养协议书》约定，邹×1负有对父母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合同义务。赡养协议书第二条虽于主要赡养义务后列举了医疗护理、医疗费分担等内容，但后续内容仅系对“主要赡养义务”中较为重要部分的单独说明。赡养义务一般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及精神上慰藉等方面，对患有疾病的被赡养人提供医疗护理仅为最基本的赡养义务的一部分。邹×1作为受赠与人，对赠与所附义务的履行情况负有举证责任。比较双方证据，邹×1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负担了邹×3、蔡×的部分医疗费用及住房租金，且相关费用有部分来自蔡×、邹×3二人自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取的养老费。自蔡×、邹×3搬离共同居所后，从照片看，蔡×和邹×3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且二人均身患疾病，邹×1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充分履行了对二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义务。
邹×3于生前即起诉要求撤销赡养协议书，其虽于案件审理中去世，但该情形并不影响蔡×继续本案诉讼。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根据蔡×主张本院认定，其认为邹×1未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事由出现在2012年5月其搬离共同居所之后，蔡×于2012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撤销权行使期间，故本院对邹×1关于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蔡×要求撤销《赡养协议书》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蔡×、邹×3、邹×2、邹×和邹×1于2010年3月16日签订的《赡养协议书》。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被告邹×1负担（原告蔡×已预交，被告邹×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蔡×）。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建斌
审 判 员 蔡 峰
代理审判员 徐永飞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