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23号
原告：唐国昭，住湖北省枣阳市。
委托代理人：陈志斌，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代：梁汝棠，男，197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平西兴仁村麒麟大街北一巷*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221973********。
委托代理人：李凯樱，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婉姗，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国昭诉被告梁汝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耿俊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国昭的委托代理人陈志斌，被告梁汝棠的委托代理人李凯樱、陈婉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1年5月6日从原告处购买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贵丽北四街2号的涉案商铺（已经被注销并过户给被告，简称该商铺，原产权证号：0309007417），合同第四条约定该商铺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被告承担；并于2012年6月5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与（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518号调解书同时签署】，其中第二条约定：被告如无法为原告消除银行不良征信记录时需支付55000元违约金给原告。现原告的个人征信不良记录仍然存在，致使原告无法办理正常贷款且该商铺已被注销并过户给被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商铺过户费用22800元及不能消除原告银行不良记录的违约金55000元，并计付利息暂计2200元（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原告诉请的商铺过户费用22800元并不存在，且产生该笔费用是在被告购买涉讼商铺之前，与被告无关。原告所请求的所谓“商铺过户费用22800元”根本不是办理二手商铺交易过户的费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过22800元的过户费。从证据上反应出来的所谓过户费实际上是指原告向广州市贵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涉讼商铺时产生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费、电源建设费、供水设施建设费、消防设施配套费、雨棚配套费、铺位装修按金、余泥清运费。从原告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录三可以看到，原告需在接受铺位前向广州市贵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付清上述7项费用合计22800元，原告在该附录上也签字予以确认，签署日期为2005年11月28日。但被告是2011年才向原告购买涉讼商铺的，被告是二手买家，无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还是交易习惯，被告均无需承担涉讼商铺在一手买卖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被告和原告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被告需承担上述费用。因此，被告购买涉讼商铺之前的费用与被告无关，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2800元商铺过户费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被告和原告于2011年5月6日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所有的涉讼商铺。该合同第4条约定了“房地产权过户登记及办理房产证的费用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乙方承担”，但该约定对应的办证费用及税费是指涉讼商铺由原告过户给被告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而不包括原告向广州市贵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涉讼商铺所产生的费用。实际上，涉讼商铺从原告过户给被告是由法院裁定强制执行的，全部过户费用都已经由被告承担。
二、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一）原告不存在所谓的“银行不良记录”，根本没有“消除银行不良记录”一说。首先，原告提供的证据《个人信用报告》中并没有列明有“不良记录”。该报告中反应出原告从2006年至2013年均有信用卡、住房贷款、其他贷款等多笔逾期记录，该记录仅仅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客观、中立的原则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汇总、整合，是对原告个人信用活动的客观记录，并不对个人的信用行为进行评判，所以根本不存在“不良记录”一说。所谓的“不良记录”，是银行工作人员根据个人信用报告中的客观记录，对个人信用状况作出的主观判断。其次，原告的多笔信用卡、贷款逾期记录中，只有2006年3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发放的56万元个人商用房贷款与涉讼商铺有关，但该笔贷款已于2012年5月结清，没有发生过逾期90天以上的所谓“不良记录”。至于其余信用卡和贷款的逾期记录，与被告没有半点关系。再次，上述《个人信用报告》显示，2012年12月10日中国民生银行向原告发放了贷记卡；2013年1月4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狮岭支行向原告发放了一笔8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经营性贷款。可见，上述信用卡、贷款等逾期记录并没有给原告带来任何不良影响，原告依然可以如常申办信用卡以及获得银行贷款，上述征信记录没有造成原告任何损失。退一步说，假如原告因为上述征信报告中的逾期记录被银行认定为信用不良而造成其损失，也是由于原告自身多次不按时偿还信用卡欠款及银行贷款造成的，过错在于原告自己，被告没有造成原告产生“银行不良记录”的情形。最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被告无法办理消除原告名下所有银行之不良记录的，被告才需要向其支付55000元。但原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银行不良记录”，其所谓的“不良记录”没有给其造成任何损失，没有影响其信用卡及贷款的申请。也就是说，原告所谓的“银行不良记录”根本不需要消除或者可以理解为已经消除，那么被告己完成己方合同义务，无需再向原告支付55000元。
（二）原告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拒不协助被告办理过户，导致被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和原告于2012年6月5日在花都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作出了（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518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原告须于协议签订之日起45日内协助被告办理涉讼商铺的抵押涂销手续和过户登记手续。但原告并没履行上述义务，于是被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涉讼商铺归被告所有，被告可以到房管部门单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因此，涉讼商铺是通过合法程序转移到被告名下的，被告不存在任何违法或违约行为。相反，原告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其才是违约方，其反咬一口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实在荒唐。可见，原告本身违反《商铺买卖合同》的义务，也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责任，是一个诚信极差的人。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的商铺过户费用22800元并不存在，且该费用是产生在被告购买涉讼商铺之前，与被告无关。原告不存在所谓的“银行不良记录”，不需要消除“银行不良记录”，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55000元。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6日，唐国昭、聂红霞（甲方）与梁汝棠（乙方）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五期B区三街2号商铺（即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贵丽北四街2号商铺）出卖给乙方，约定如下：1、甲方将商铺转让给乙方，该商铺尚未办理房产证，建筑面积以房地产权证为准。乙方已经清楚商铺现状，同意受让。2、上述商铺甲方尚欠银行购房款约32万元，乙方替甲方还清全部上述贷款，还清当天，即视甲方收到乙方相应购房款，上述商铺转让价款为105万元整。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33万元，并将款项以现金的方式支付。首期房款30万元于甲乙双方到甲方所欠贷款银行查清欠款当天交付。剩余房款10万元由乙方于甲方交清2011年7月1日前关于该商铺的所有出租屋租赁税和相关出租税费、管理费当天交付给甲方。3、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尚欠银行贷款及利息由乙方偿还，乙方偿还后视甲方收到相应售房款。4、甲方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房地产权证及房地产权过户登记。房地产权过户登记及办理房产证的费用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乙方承担。5、在乙方支付定金及首期房款后，甲方于2011年7月1日之前将商铺交付乙方。该商铺交接时，由甲方负责结清且负担该商铺租赁或自用产生的一切税费。合同还对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2年1月4日，涉案商铺登记至原告名下。
2012年5月28日，梁汝棠以唐国昭为被告向本院提起（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518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唐国昭协助梁汝棠办理涉案商铺的抵押登记涂销手续和过户至梁汝棠名下的登记手续；2、唐国昭承担本案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唐国昭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45日内协助梁汝棠办理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贵丽北四街2号商铺的抵押涂销手续和过户登记手续；二、唐国昭逾期履行前款义务，应当以该商铺总房款105万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向梁汝棠支付违约金；三、梁汝棠就本案不再主张其他权利；四、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75元，财产保全费3227.42元，由梁汝棠负担。本院于2012年6月5日作出了（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518号民事调解书。
后唐国昭未履行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梁汝棠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涉案房屋已过户至梁汝棠名下。
另查明，2012年6月5日，即签订调解协议当日，唐国昭（甲方）与梁汝棠（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如下：一、乙方须为甲方消除甲方名下所有银行之不良记录，消除不良记录的费用由甲方支付30000元，乙方支付35000元；二、如果乙方无法办理消除甲方名下所有银行之不良记录，乙方须一次性支付55000元给甲方；三、前述两项义务任意一个履行完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甲方需协议乙方到花都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五期B区三街2号商铺的递件过户手续。
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商铺过户费用22800元，原告解释系其向开发商购买涉案商铺时所缴纳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费、电源建设费、供水设施建设费等相关费用，该费用为办理一手房房地产权证过程中所缴交的费用。对此，原告提供2005年11月28日其与开发商广州市贵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及附录一至三拟证明其主张。另外，原告称其向平安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称原告有银行不良信用记录，未通过其贷款审批，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消除甲方名下所有银行之不良记录”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原告提供其《个人信用报告》拟证明其主张，该报告记载了原告的信贷记录、公共记录及信用查询记录等。
本院认为：原告向开发商购买涉案商铺之后，又将该商铺出售给被告，原、被告之间就涉案商铺的买卖属于二手房买卖。双方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约定房地产权过户登记及办理房产证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被告承担。该约定并未明确上述费用包括一手房买卖（即原告向开发商购买）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另外，原、被告双方在2012年6月5日达成的调解协议中亦未涉及一手房买卖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因此无论从日常交易习惯还是从合同内容本身来看，《商铺买卖合同》所约定的过户登记及办理房产证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均应指的是涉案商铺由原告过户至被告名下所产生的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一手房买卖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228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个人征信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为自然人建立的个人信用档案，该系统除了防范金融风险，也促进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个人信用报告仅是对个人信用情况的客观记录。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被告为原告消除原告名下所有银行之不良记录没有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5000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唐国昭要求被告梁汝棠支付过户费用228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唐国昭要求被告梁汝棠支付违约金55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唐国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双方当事人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陈耿俊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孙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