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榆民二初字第00379号
原告徐某。
原告高某。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高某某。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
委托代理人李某。
原告徐某、高某与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长鹏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某、高某的委托代理人高某某，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某、高某诉称：2012年4月26日，原告徐某为其所有的长城牌轻型普通货车，车牌号为陕K152**，在被告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2012年9月29日，原告高某购买了原告徐某所有的陕K152**车，并将该车辆的车牌号变更为陕K855**。2012年9月30日19时许，驾驶员栗某驾驶陕K855**车行驶在省道204线29KM＋950M处时，与前方同向栗某某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尾随相撞，造成栗某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神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栗某、高某共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栗某某无责任。经交警部门调解，原告与受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向栗某某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人民币590000元，原告履行了协议。为此，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未果，依法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人民币3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并且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的事实。
2、栗某、高某驾驶证各1份、高某体检回执单1份、徐某、高某行驶证各1份、机动车辆登记信息1份，用以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及驾驶员具有合法驾驶资格、肇事车辆具有行驶资格的事实。
3、神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交通事故损坏赔偿调解书2份、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2份，用以证明栗某、高某共同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栗某某、高奋忠无责任，栗某、高某一次性赔偿栗某某家属丧葬费等各项损失人民币590000元，高某一次性赔偿高奋忠车辆损坏修理费人民币2000元，高某车辆损坏修理费、施救费由其自行承担的事实。
4、死亡注销证明1份、户籍证明信1份、居住证明1份，租房协议4份，雇佣协议1份，用以证明第三者栗某某当场死亡及死者栗某某与妻子孙香兰、长子李伟、长女李宇星的亲属关系，死者栗某某一家在发生本次事故前已经在神木县孙家岔镇居住10多年并且栗某某被雇佣为驾驶员，有稳定的收入，故栗某某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以城镇标准赔付的事实。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辩称：原告的车辆在被告处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该案系酒后且肇事逃逸，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重要提示，不属于保险责任，且被保险人徐某将保险车辆过户给高某时，未在保险公司进行变更登记，被告无法对保险标的物的危险程度进行核实，无法确定是否继续履行保险合同的义务，根据保险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一份，用以证明本案酒后驾车逃逸不属于保险责任。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所允许的驾驶员系酒后驾驶，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调解程序被告并没有参加，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同时该事故认定书明确记载系酒后肇事逃逸，属于违法行为，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4的租房协议、居住证明、雇佣协议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证人没有当庭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害人的户籍性质为农村户籍，其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在投保时被告未对该条款向原告履行明确解释说明义务，该条款不能对原告有约束力。
本院对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无异议且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着保险合同关系，对本案有证明力，依法予以确认；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驾驶员系合法驾驶员的事实，对本案有证明力，依法予以确认；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栗某、高某共同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栗某某、高奋忠无责任及栗某、高某一次性赔偿栗某某家属丧葬费等各项损失的事实，对本案有证明力，依法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有异议，经审查，栗某某的户籍虽登记在农村，但从2002年3月以来一直在神木县孙家岔镇居住且有固定收入，可以认为其居住在城镇并以城镇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应以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赔偿。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栗某饮酒后驾驶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能证明所驾驶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查明以下事实：
2012年4月26日，原告徐某（被保险人）与被告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1份，约定：投保车辆为陕K855**车，责任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同时，签订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约定：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200000元，为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为2012年4月27日零时至2013年4月26日24时止。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六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2012年9月30日19时许，栗某饮酒后驾驶陕K855**号轻型普通货车由北向南行至省道204线29KM＋950M处时，与前方同向栗某某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尾随相撞，结果造成栗某某在现场死亡，肇事后栗某在驾车逃逸过程中又与高奋忠驾驶的陕K492**小轿车尾随相撞，致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后栗某继续驾车逃逸，被高奋忠驾车拦截后栗某又弃车逃逸，而栗某车乘员高某（酒后驾驶）则驾驶陕K855**号轻型普通货车逃逸。高某于次日凌晨投案自首；栗某于次日下午投案自首。2012年10月12日，神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神公交认字（2012）第47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栗某、高某共同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栗某某、高奋忠无责任。2012年10月29日，在神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为一、由栗某、高某方一次性赔偿栗某某家属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人民币590000元。2012年10月30日，原告向栗某某家属履行了协议。2012年11月2日，在神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为一、由高某方一次性赔偿高奋忠车辆损坏修理费计人民币2000元，高某方车辆损坏修理费、施救费由其自行承担。高某向高奋忠履行了2000元。原告持相关理赔材料向被告提出赔偿未果，原告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原告徐某投保的车辆于2012年4月27日注册登记，车号为陕K152**，后原告徐某将该车转让于原告高某，于2012年9月29日变更注册登记，车号为陕K855**，原告高某系陕K855**车的实际车主。栗某某，生于1977年3月3日，死亡于2012年9月30日，生前户籍登记地神木县孙家岔镇庙沟村，2002年3月2日起在神木县孙家岔镇孙家岔村居住，雇佣司机，月工资6000元；其有长子李伟，生于2000年2月13日，次子李宇星，生于2010年8月27日，均系农村居民。按照陕西省2012年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栗某某的死亡赔偿金为18245元×20年=364900元，丧葬费按2012年度陕西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9043元÷12个月×6个月=19521.5元。被抚养人李伟，赔偿6年；李宇星，赔偿16年。赔偿标准是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2012年陕西省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5115元。李伟每年的生活费5115元÷2人=2557.5元；李宇星每年的生活费5115元÷2人=2557.5元。累计为5115元未超过上述标准，李伟的抚养费为2557.5元×6年=15345元；李宇星的抚养费为2557.5元×16年=4092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440686.50元。
本院认为：原告徐某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形式合法，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依法均应确认为有效合同。原告依约向被告履行了交纳保险费的义务，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110000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200000元内进行理赔，且原告购买了不计免赔特约险，被告不能履行赔偿义务已构成违约。但被告辩称：该案驾驶员系酒后且肇事逃逸，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重要提示，不属于保险责任，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原告徐某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符合格式条款订立的特征，应属格式条款。其中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六条第（五）项、第（六）项的约定是被告的免除责任的格式条款。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从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仅向本院提供双方签订的保险条款，不能提供对该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解释说明义务的相关证据，应视为其未对被保险人、投保人履行对免责条款明确解释说明的义务，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被告辩称：被保险人徐某将保险车辆过户给原告高某时，未在保险公司进行变更登记，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原告高某承继原告徐某车辆的权利和义务，且原告徐某履行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故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被告辩称：被害人的户籍性质为农村户籍，其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经审查，栗某某的户籍虽登记在农村，但其从2002年3月2日起以来一直在神木县孙家岔镇居住，为雇佣司机，可以认为其居住在城镇，并以在城镇相对稳定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其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以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人民币310000元未超出保险限额的范围且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由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一次性赔偿原告徐某、高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金人民币110000元。
二、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由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一次性赔偿原告徐某、高某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人民币20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70元，由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长鹏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