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21民初1938号
原告：徐州佳合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丰县河滨北路8号。
法定代表人：谢殿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运，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波，江苏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翠英，女，196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彪，丰县凤城中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丹，女，199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丰县。
被告：李宁，男，199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丰县。
被告：王淑兰，女，194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丰县。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翠英，女，农民，住丰县梁寨镇大张口*组***号。
原告徐州佳合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合公司）与被告马翠英、李丹、李宁、王淑兰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6月2日、2016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佳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运、孙景波，被告马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彪、被告李丹、李宁以及被告王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翠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佳合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与四被告近亲属李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15日，原告与四被告近亲属李峰（已死亡）签订货运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李峰为原告运输毛鸭，承担车辆的一切运营费用，原告按照运输里程及货物数量进行运费结算，具体详见货运协议。协议签订后，李峰向原告提供运输业务，原告向李峰结算运费。2013年8月1日双方又签订货运协议一份，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与2011年签订的货运协议基本一致。之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直按照货运协议的约定确定。原告与李峰签订的明显不是劳动合同，也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是典型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不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也是劳务关系，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为此特提起诉讼。
四被告共同辩称：四被告近亲属李峰在2010年9月看到原告的招工广告后报名带车进厂，为带车求职。试用期至2011年7月15日。原告与李峰签订了货运协议一份。根据货运协议条款可以看出，李峰的作息时间、工作类别是随时听从原告的安排，随车辆不定时的工作。车辆的运营管理、停放位置均是由原告实际支配，车厢是受原告的要求设计改装的，原告不准李峰私自拖运他人的货物，李峰亦依据协议向原告交纳了押金二万元。2015年11月25日1点57分，李峰接到原告毛鸭部通知晚上正常上班，不得请假，李峰正常上班时在车间内意外死亡。根据事实及法律依据足以证实李峰与原告之间为劳动关系，请法院依法确定原告与被告近亲属李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其与李峰分别在2011年7月15日、2013年8月1日签订的货运协议二份，拟证明原告与李峰之间签订的为货运协议，双方之间系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对原告与李峰在2011年7月15日签订的货运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2013年8月1日签订的货运协议因没有李峰的捺印，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虽然对原告与李峰在2013年8月1日签订的货运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该份协议中有李峰的签名确认，且被告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货运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两份货运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李峰的职业、收入证明表，拟证明李峰在向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原告承认李峰为其单位职工，并向银行出具证明。原告认为，出具该份证明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仅是协助李峰办理贷款。原告没有向李峰发放过工资，李峰月工资收入也不是8000元，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处“杨过强”也不是原告人事部门负责人。本院认为，原告虽然并不认可人事部门负责人杨国强的签字，但该份证明表中证明内容部分加盖有原告佳合公司的公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3.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转账支票复印件、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运费计算明细复印件、毛鸭承运人的说明复印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观点有异议，以上证据能否证明原告的观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案情在下文中详细论述。4.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李峰在原告佳合公司的上岗证复印件、李峰生前持有的原告佳合公司食堂饭票、原告为李峰交纳的通讯费发票复印件、通过佳合公司毛鸭部工作群发送的上班通知的截图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观点有异议，故本院对佳合公司毛鸭部向被告近亲属李峰发送上班通知的事实予以确认。5.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日期为2015年9月10日，收款事项为“毛鸭运输车押金”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李峰的银行存折复印件、江苏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账户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银行操作失误将运费款记载为“代发工资”。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近亲属李峰签署的货运协议的终止时间为2014年7月31日，而李峰在2015年9月10日仍然向原告缴纳毛鸭运输车押金，结合被告提供李峰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上班通知可以看出，虽然原告与被告近亲属李峰签订的货运协议已到期，但双方仍按照原协议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包括缴纳毛鸭运输车押金，李峰通过毛鸭部工作群接收上班通知，按月领取报酬。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受害人李峰在2011年7月15日与原告佳合公司签订了货运协议，约定李峰用其自有车辆为原告佳合公司运输毛鸭，货运协议部分内容为“托运方（甲方）：徐州佳合食品有限公司承运方（乙方）：李峰二、出车时间及费用……2、正常月份，每月甲方保证用车不低于24天。若低于24天，每少一天则给予乙方每天补助100元；……三、双方权利与义务2、乙方须遵守出车时间，保证听从甲方的调度安排及时到达指定地点。……4、乙方须遵守甲方的用车管理制度，服从甲方毛鸭部的统一管理。……8、协议期内，甲方不用车时乙方必须将车辆停放在甲方指定位置，乙方不得将车辆转租他人或挪作他用，否则视同违约；9、乙方须缴纳押金10000元，甲方收取此款项后应当为乙方开具收据，在双方解除或终止合同后一个月内无息退还给乙方……”货运协议到期后，原告与李峰在2013年8月1日继续签订了货运协议，内容与上述货运协议的内容基本相同，协议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其后原告佳合公司与李峰未再签订货运协议，但李峰一直按照原协议的约定，用其自有车辆为原告佳合公司运输毛鸭。李峰在为原告佳合公司运输毛鸭期间，原告佳合公司通过丰县农村商业银行按月向原告支付报酬。原告为李峰办理了载有工号、姓名、部门的上岗证，还为李峰发放内部使用的菜票。2015年6月3日，在李峰向丰县农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期间，原告佳合公司向丰县农村商业银行出具借款人职业、收入证明，证明内容为“该同志系我单位正式职工，月工资收入为8000元，本单位对以上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2015年11月25日下午，李峰通过原告佳合公司毛鸭部工作群消息接到晚上正常上班的通知，当天下午李峰在原告佳合公司车间内意外死亡。
被告马翠英与本案受害人李峰为夫妻关系，被告李宁、李丹为李峰的子女，被告王淑兰为李峰的母亲。李峰死亡后，被告马翠英作为其近亲属向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李峰与原告佳合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4月12日，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丰劳人仲案字[2016]第35号仲裁裁决书，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佳合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近亲属李峰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由于劳动者与劳动力的人身不可分离性，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实际上是将人身在一定限度内交付给用人单位，因此劳动关系不仅具有财产关系，还具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具体表现在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等多个方面。
本案中，原告与受害人李峰之间签订有《货运协议》，尽管货运协议在2014年7月31日已到期，但通过原告陈述、被告提供的毛鸭运输车押金收据以及李峰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均可以看出双方仍然按原货运协议实际履行至李峰受害之时。该份货运协议一方面约定由乙方（即李峰）自备车辆承运毛鸭，由甲方（即原告佳合公司）支付相应的费用，具有运输合同关系的一定特点；另一方面也对乙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及保护，如乙方不得将车辆转租或挪作他用，遵守用车管理制度，服从原告佳合公司毛鸭部的统一管理是为对乙方的约束；货运协议同时还对乙方进行相应的保障，如保证用车不低于24天，每少一天给予100元补助，是为对乙方的最低收入保障，具有人、车不可分离性，即对乙方人身的管理性。基于此，本院不应仅从原告提供的货运协议确定原告与李峰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亦或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在《货运协议》的基础上提供了本公司财务记账凭证、转账支票、运费计算明细，以此来证明双方按货运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运费计算明细及转账支票用途一栏均表明原告向李峰支付的为运费而非工资。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佳合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转账支票、运费计算明细均是其公司内部根据财务管理需要所进行的立账，且原告佳合公司作为上述凭证的持有者，其如何记账并不当然对外产生约束力。同时，被告方提供的李峰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原告每月支付给李峰的报酬中，备注一栏均有“代发工资”字样。而在李峰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原告亦向银行出具借款人职业、收入证明，认可李峰为其单位职工。被告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具有客观性，不因被告方本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
原告佳合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李峰身体不便时，雇佣李某驾驶车辆，说明原告与李峰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证人李某出庭表示帮李峰驾驶过车辆运输鸭子。但当证人李某被问及谁介绍其驾驶车辆、谁让其驾驶车辆时，证人均回答“佳合公司的朋友介绍的”、“朋友说的车闲着，然后我就去开车”。证人证言并未直接指向李峰安排其驾驶车辆运输毛鸭，故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从被告方提供的上班通知的手机截图可以看出，该上班通知通告佳合公司毛鸭部工作群发出，从通知的内容来看，要求驾驶员“检查车辆、加好油，不得请假，不得影响公司生产”，李峰作为毛鸭车驾驶员，受原告佳合公司的安排，管理，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
原告提供的毛鸭承运人出具的说明，认为与李峰一样的毛鸭承运人均声称与原告佳合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该份说明的形成时间在李峰发生事故之后，当然不包含李峰本人的声明，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且该说明是案外人对法律性质的认识，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的依据。
通过分析原被告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结合本案案情，虽然原告与李峰签订了货运协议，包含运输合同关系和对被告近亲属李峰管理的内容，但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当中，原告向李峰发放报酬的时候，对外注明的是“代发工资”，同时又为李峰办理了注明工号等内容的上岗证以及提供内部使用的菜票，在李峰办理贷款时，原告明确承认其为本公司职工，上班通知亦要求驾驶员不得请假，这些客观事实与货运协议当中具有管理性质的条款相互印证，货运协议中也约定有必要的最低收入保障，以上可以证明被告近亲属李峰在与原告佳合公司履行货运协议，从事毛鸭运输工作期间，原告对被告近亲属李峰行使的是对劳动者的管理内容，虽然自带车辆而签订了货运协议，但车辆仅是劳动者付出劳动力时的一种生产工具，并不影响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的形成。
关于原告认为即使双方不构成运输合同关系，也应当是劳务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佳合公司系合法企业，李峰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劳动者，二者分别具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原告佳合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禽畜屠宰、销售等，李峰从事的毛鸭运输属于原告佳合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原告认为双方系劳务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徐州佳合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近亲属李峰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二、驳回原告徐州佳合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后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徐州佳合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代理审判员 李 珠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