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余商初字第1519号
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代表人：胡松连。
委托�理人：夏海啸、陈琦。
被告：杭州龙喜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钧。
被告：杭州中禹展示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禹浩。
被告：杭州小番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红伟。
委托代理人：徐炜。
被告：何禹浩。
被告：高秀。
被告：沈富钧。
被告：何鹏飞。
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为与被告杭州龙喜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喜公司）、杭州中禹展示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禹公司）、杭州小番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7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岳玉婷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夏海啸、被告�番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龙喜公司、中禹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起诉称：2013年9月18日，龙喜公司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编号为SX181××××0023的《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向龙喜公司提供敞口额度为人民币1500000元的授信，期限为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9日。同日，龙喜公司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181××××0023（SB）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向龙喜公司提供借款1500000元用于支付货款，借款期限为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5月8日，按季结息。2013年9月26日，中禹公司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了ZDBSX181××××0023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9月23日，小番薯公司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了ZDBSX181××××002301�《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9月26日，何禹浩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了ZDBSX181××××0023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9月27日，高秀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了ZDBSX181××××0023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9月18日，沈富钧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了ZDBSX181××××0023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9月26日，何鹏飞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签订了ZDBSX181××××0023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均自愿为龙喜公司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并就担保期限、担保范围等进行了约定。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截至2014年7月7日，龙喜公司未依约支付自2013年12月21日起的利息且未偿还2014年5月8日的到期本金及相应的罚息、复利，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亦未尽担保责任，构成违约，为此，上海银行余杭支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龙喜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0元、利息78337.67元（暂计至2014年7月7日，自2014年7月8日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的罚息、复利另计）；二、龙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保全费5000元）；三、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对上述第一、二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借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于2013年9月29日向龙喜公司发放贷款1500000元的事实。
2、编号为SX181××××0023号《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9月18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龙喜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给予龙喜公司综合授信敞口额度1500000元的事实。
3、编号为181××××0023（SB）号《流动资�借款合同》一份，用以证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龙喜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就相关事项协商一致的事实。
4、编号为ZDBSX181××××0023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中禹公司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5、编号为ZDBSX181××××0023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小番薯公司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6、编号为ZDBSX181××××0023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何禹浩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7、编号为ZDBSX181××××0023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高秀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8、编号为ZDBSX181××××0023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沈富钧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提供�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9、编号为ZDBSX181××××0023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何鹏飞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10、利息清单一份，用以证明截止2014年7月7日龙喜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500000元、利息78337.67元的事实。
11、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股东会决议各一份，用以证明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为龙喜公司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申请融资事宜提供担保的事实。
12、龙喜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用以证明龙喜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向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事实。
被告小番薯公司答辩称，对上海银行余杭支行起诉陈述的事实无异议，但本案所涉主债权发生于小番薯公司担保的债权发生期间之外，应免除小番薯公司的担保责任。
被告小番薯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对原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均无异议。
被告龙喜公司、中禹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对原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的证据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
原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13年9月18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作为授信人与龙喜公司作为受信人签订编号为SX181××××0023的《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受信人在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9日期间可向授信人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为1500000元等值人民币；在综合授信合同期限内，应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每笔业务发生日不得迟于2014年9月8日，每笔业务的最终到期日可超过上述期限。
同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作为贷款人与龙喜公司作为借款人签�编号为181××××0023（SB）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15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18日起至2014年5月8日止；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执行浮动利率，贷款月利率为6.75‰（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月利率5‰上浮35%）、年利率为8.1%（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年利率6%上浮35%），逾期罚息利率为上述贷款利率的150%，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调整，贷款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变化按本合同约定的浮动幅度按季调整贷款利率，该调整不视为对本合同的变更，不再另行通知借款人；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公历20日，付息日为结息日的次日，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按本合同利率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本合同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对贷款逾期或挤占挪用期间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合同罚息利率按月计收复利；本合同由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分别系编号为ZDBSX181××××002302、ZDBSX181××××002301、ZDBSX181××××002305、ZDBSX181××××002306、ZDBSX181××××002303、ZDBSX181××××00230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还与沈富钧签订编号为ZDBSX181××××00230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沈富钧担保的主债权为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龙喜公司自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9日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综合授信、贷款、项目融资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只要授信业务发生日在上述债权发生期间内，而不论到期日是否超出债权发生截止日均为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1500000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本金、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债权实现费用等，担保的范围若超出规定的最高主债权限额的，保证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3年9月23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小番薯公司签订编号为ZDBSX181××××0023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2013年9月26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中禹公司签订编号为ZDBSX181××××0023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与何禹浩签订编号为ZDBSX181××××00230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与何鹏飞签订编号为ZDBSX181××××00230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2013年9月27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高秀签订编号为ZDBSX181××××002306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该五份合同除小番薯公司所担保的债权发生期间自2013年9月23日至2014年5月8日、中禹�司、何禹浩、何鹏飞所担保的债权发生期间自2013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9日、高秀所担保的债权发生期间自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9日外，其余内容与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沈富钧签订的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致。
上述协议签订后，2013年9月29日，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向龙喜公司发放贷款1500000元。借款到期后，龙喜公司未按约返还本金，也未按约支付自2013年12月21日起的利息，截至2014年7月7日，龙喜公司已结欠利息78337.67元，各担保人也未履行相应的保证责任，故上海银行余杭支行起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本院认为：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龙喜公司之间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合法有效。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已向龙喜公司履行发放贷款义务，龙喜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返还所欠借款本金、支付借款利息的民事责任。中禹公司、小番薯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龙喜公司的债务分别在约定的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小番薯公司抗辩本案所涉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龙喜公司之间的主债权发生于小番薯公司所担保的债权发生期间之外，故小番薯公司应免除担保责任，但根据上海银行余杭支行与小番薯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条“债权发生期间自2013年9月26日起至2014年9月9日止。只要授信业务发生日是在上述债权发生期间内，而不论到期日是否超出债权发生截止日均为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的约定，认定上海银行余杭支行对龙喜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否属于小番薯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应以借款实际发生的时间为准，现本案上�银行余杭支行对龙喜公司所发放的贷款发生于双方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故小番薯公司理应对案涉债权在约定的最高限额内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因此小番薯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海银行余杭支行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龙喜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余杭支行借款本金1500000元。
二、被告杭州龙喜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利息78337.67元（暂计至2014年7月7日，此后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含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另计）。
三、被告杭州中禹展示架有限公司、杭州小番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借款本金最高限额15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复利）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9005元，减半收取9502.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502.50元，由被告杭州龙喜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杭州中禹展示架�限公司、杭州小番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何禹浩、高秀、沈富钧、何鹏飞负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9005元。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书面通知预交。
代理审判员 岳玉婷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徐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