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安曲民初字第00262号
原告谈崇山（系谈民之父）。
原告顾玉珍（系谈民之母）。
原告姜加惠（系谈民之妻）。
原告谈正涵（系谈民之女）。
委托代理人陈海俊，江苏维多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同为上述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
被告张余忠。
被告海安鑫星橱柜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海安开发区通榆中路150一2号。
法定代表人金爱进，海安鑫星橱柜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健，江苏海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同为上述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王玮，江苏海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同为上述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青年东路255号5幢。
负责人崔广祝，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树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职员。
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诉被告张余忠、海安鑫星橱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星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陆兴逢独任审判，于2015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加惠、谈正涵及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海俊，被告张余忠及被告张余忠和被告海安鑫星橱柜有限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健，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树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诉称：2015年2月14日15时20分左右，被告张余忠驾驶苏F×××××小型普通客车途经海安县雅周镇周机村四组地段与原告亲属谈民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致谈民当场死亡，车辆受损。该起交通事故经海安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张余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余忠系被告鑫星公司的职员，肇事机动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设了交强险和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本起事故造成四原告如下损失：丧葬费28992.5元、死亡赔偿金954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7166.67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500元，交通费500元，财产损失21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165503.17元。事故发生后，被告张余忠及鑫星公司已赔付36000元，现请求判令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612000元，张余忠及鑫星公司赔偿四原告517503.17元。
被告张余忠辩称：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及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对给死者家属造成的巨大伤痛表示歉意和内疚。张余忠系鑫星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应由鑫星公司负责赔偿。
被告鑫星公司辩称：对本起事故的发生及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被告张余忠是本公司的职员，本起事故是在其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本案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不应适用上海市城镇标准，谈民在上海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收入，应当适用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标准。如果原告坚持要求以上海的标准计算也只能以上海农民标准来赔偿。如果要求按上海城镇标准或者是参照城镇人员处理，那么应当有公司的劳动合同、工资表、在上海的居住证、在上海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税收的证明，如果有这些证明手续才能适用上海的标准。如果按照上海城镇标准单位没有能力承受，目前单位一年除去人工工资等开销，基本上没有什么结余。精神抚慰金按照法律规定，其他损失均由法庭认定。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责任认定以及肇事车辆投设交强险和不计免赔商业三责险50万元均没有异议。原告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应按照城镇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应适用江苏省农村标准。被抚养人居住生活也在农村，所以也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对于未成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该截止到18周岁。
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4日15时20分左右，被告张余忠驾驶苏F×××××号小型普通客车途经白古线海安县雅周镇周机村四组地段由北向南行驶，同时有谈民驾驶电动车亦经该地段由北向南在前方行驶。被告张余忠所驾小型普通客车与谈民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尾部发生碰撞，致谈民当场死亡、两车受损。
同年3月25日，海安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大队）作出海公交认字（2015）第030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余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谈民无责任。
同年2月15日，江苏宁价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谈民所驾爱玛牌电动自行车进行评估，作出宁价公估鉴字2015第04D0235号公估鉴定结论书，确认车辆的实际损失金额为1944元，原告方花去评估费200元。
事故发生后，被告鑫星公司已赔偿四原告36000元。
另查明，死者谈民生于1969年5月13日，与原告姜加惠系夫妻关系，婚生一女即原告谈正涵（现在海安县艺术学校高中三年级就读）。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共生有两子一女：长子谈华，次子谈民，女儿谈爱君。
再查明，被告张余忠系被告鑫星公司职员，其所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设了交强险和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特约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
另查明，2014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7710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520元。
庭审中，为证明四原告亲属谈民从学校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瓦工工作，且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应参照上海市的城镇居民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原告提供证据如下：
1、雅周镇周机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谈民常年在上海承包装潢工程。
2、姓名为“谈明”的瓦工证、姓名为“谈明”的南通市七建公司上海工程处工作证。上面均附有谈民的照片，证明谈民系瓦工。
3、谈民本人生前记录的工作日记，从2014年1月到2015年1月的工作日记，上面明确记载了谈民在上海工作，承接工程的情况。
4、2007年12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谈民在上海市的临时居住证。
5、谈民本人于2008年12月24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丰庄储蓄所开户的活期存折以及本案原告姜加惠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安县张垛支行活期存折及相关的信息记录。证明2014年年度谈民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在上海汇给原告姜加惠的帐户金额为10余万元。同时这份存折也反映了2013年度汇款的情况也有金额不菲的转帐记录，证明谈民在上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6、2014年7月31日谈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嘉定区徐行支行存款凭单以及2015年1月17日谈民在上海徐汇区罗香路营业所存款凭单。
7、原告提供四份照片（谈民去世后原告亲属去其在上海市的居住地永靖路119号106室拿遗物时找到的照片）。
8、2015年2月4日谈民从上海回海安的客车发票。
被告张余忠及被告鑫星公司质证意见为：1、关于村委会的证明我们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身就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2、瓦工证、七建的工作证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证明被告出事前1年之前在上海市工作，证件上面的名字与死者名字不一致，与本案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3、工作日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死者在上海属于流动人员，工作地点不一定在城区，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固定的工作，不能参照上海市城镇人员来计算死亡赔偿金。4、临时居住证是2007年签发的已经过期，就算有临时居住证也不能证明谈民是上海市城镇人员或者按照城镇人员去处理。5、其他证据意见同上面基本一致，不能证明谈民是上海市城镇人员，城镇人员的标准是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固定工作。
庭审中，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还申请证人张某甲、张某乙出庭作证。
证人张某甲（男，居民身份证号码××，住海安县曲塘镇花庄村六组20号，系上海境拓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工程总监）陈述：上海境拓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合伙开办的，法定代表人登记的是合伙人的名字。我在上海宝山做装修工程，谈民是做瓦工的，我是2012年下半年经人介绍认识谈民的，一直合作。去年在谈民我这里时间也比较长，我和谈民之间没有合同，我单单把瓦工这一项包给他，我们接的房子全部是别墅群，有的在城区有的在郊区，哪里有活就在哪里干。谈民是去年正月15去的，年底腊月20左右回来的。谈民在上海基本上很少有没有事干的时候。2014年过完年谈民就到我那里做了一个花桥的别墅，他在我那里做是以承包性质为主的，他在做花桥别墅的时候中间穿插的也在其他地方在做，花桥别墅陆陆续续做了两三个月；接下来大概是在六、七月份在嘉定徐行镇做了一个复式，做了大概一个半月左右；九月份的时候是在杨浦那里做的，大约在十月份左右工程结束的。在八月份左右我还介绍他去帮一个朋友薛小兵在浦东做了一个别墅。谈民其他在什么地方接活我不是很清楚，在我这里做了大概四、五个月有4万元多元。但是在这四、五个月里他还在做其他工程。谈民应该是工地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我给谈民的工程都是他一个人在指定时间做完。谈民回来之前没有和我做，好象是在浦东做的。农历2014年年底腊月20左右，谈民回来之前到我那里，我和他把所有的帐全部结了，最后结帐是24000元。我还带他到薛小兵那里去结帐，薛小兵工程没有结到款，写了一个欠条说回来给。谈民人比较老实、也肯干，我还说今年到我这边来我把大部分工程都给他做。
证人张某甲提供自己的记账本显示：“谭瓦工付2000元付10000元4.16在花桥去年结清付5000元5.13在嘉定付10000元7.30在我家付1000元9／30在开鲁路付5000元10／26在开鲁路今年付32000元E区24000元嘉定12000元开鲁路5400元＋100元宝。4×300=1200元大学路榆林路3800元147#500元46900元47000元剩15000元”。
谈民的记账本上显示：“2015年往来张某甲3.11下午付2000元（花桥）4.16晚付10000元（还去年）5.13日晚付5000元（徐行）7.30日晚付10000元（张某甲家）9.30上午付10000元开鲁路10.26中午付5000元开鲁路合计42000元-10000元=32000元花桥E区24800元徐行12000元开鲁路64005660合计48800付32000余16800”。“2015年会计花桥147#=500元四平路药房=2天宝。=2天4×330=1320元大学路榆林路铺地砖32＋64=96×40=3840合计5660元”
上述记录可以看出，谈民所记账目去除零头后与证人张某甲所提供的记账相互印证。另谈民工作日记记载的花园E区、嘉定徐行等工作情况与证人张某甲所陈述亦能相互印证。
证人吉某（男，居民身份证号码××，住海安县海安镇光华村三组5号）陈述：我1995年就认识谈民了，谈民五六年之前在我那里做的，当时我是在上海做装修，他包的我的活干的瓦工，现在谈民不在我那里做了，我现在做水管。谈民这些年一直在上海做瓦工，谈民从海安去的话全部从我这里走，生活用品之类的也放在我那里。一开始和我住在上海徐汇区潘家塘，潘家塘那边住的是民房，后来这地方拆迁了，就搬到闵行区春申1558号行南新村。谈民去年回来之前，生活用品扔在嘉定那里，具体什么地方我不是很清楚，我不是经常去。谈民在上海收入一天400元左右，一年差不多1到20万元左右。谈民有活就住工地，没有活就住我那里，去年他在我那里只住了20多天。2013年我办了一个居住证，居住证六个月检一次，这个证可办可不办，办一次使用期是六个月，可以凭居住证去续签。
被告张余忠及被告鑫星公司质证意见为：证人张某甲的意见有点倾向于原告，这个也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谈民在上海工作满一年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不能适用上海城镇的标准；证人吉某讲的话不真实。
被告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张余忠及被告鑫星公司。
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常住人口登记卡，海安县公安局雅周派出所户籍信息证明，海安县雅周镇周机村村民委员会及海安县公安局雅周派出所联合出具的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单复印件，机动车保险单复印件，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户口注销证明，海安县艺术学校高中生学籍卡，谈民的瓦工证，南通市七建公司上海工程处工作证，谈民本人生前记录的工作日记，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丰庄储蓄所开户的活期存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安县张垛支行活期存折，上海回海安的客车发票，照片四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嘉定区徐行支行存款凭单，上海徐汇区罗香路营业所存款凭单，江苏省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打印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四原告的亲属谈民在本起事故中死亡，其有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事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财产损失等损失赔偿的权利，但各个项目的赔偿应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其计算标准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应适用何种标准计算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本案中，四原告提供了谈民的工作日记、中国邮政储蓄存折以及证人证言等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已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可以认定谈民生前经常居住、生活在上海市，上海市的赔偿标准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的赔偿标准，故谈民的死亡赔偿金可以参照2014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7710元／年计算为954200元（47710元／年×20年），丧葬费为28992.5元。
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中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由此可以看出，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应以受害人的身份标准而不以被抚养人的身份标准作为计算标准。故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照谈民的身份标准即上海市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本案中谈民的被扶养人为原告顾玉珍（1940年11月2日生）、原告谈崇山（1937年11月3日生）、原告谈正涵（1997年2月8日生）。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未成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该截止到18周岁，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本案原告谈正涵目前虽已年满18周岁，但尚在校接受高中教育，故其仍为谈民的被抚养人。由于谈民生前有数个被扶养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额30520元，故本案中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2080元（谈崇山30520元／年÷3人＋30520元／年×4年÷3人，顾玉珍30520元／年÷3人＋30520元／年×5年÷3人，谈正涵30520元／年×1年÷3人），纳入死亡赔偿金范围中一并赔偿。
由于谈民的突然死亡，作为其亲属的四原告必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料理后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四原告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和交通费。故原告主张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本院酌情支持1400元，交通费酌情支持400元。
四原告的亲属谈民因交通事故死亡，给四原告带来极大的精神损害。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当地生活平均水平等因素，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
对于四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1944元，评估费200元，有评估报告及评估票据佐证，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确认四原告因其亲属谈民在本起事故中死亡造成的损失为：丧葬费28992.5元、死亡赔偿金1076280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22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1400元、交通费400元、财产损失1944元，评估费200元，合计1159216.5元。
本起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认定被告张余忠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谈民无责任。该事故责任认定准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张余忠系被告鑫星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由用人单位即被告鑫星公司承担责任。张余忠所驾涉案肇事机动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设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商业三责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被告保险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四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财产损失等111944元。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为1047272.5元，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鑫星公司赔偿，被告鑫星公司已经垫付的36000元应该予以扣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第六十五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因本起交通事故致谈民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财产损失等合计611944元。
二、被告鑫星公司赔偿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因本起交通事故致谈民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评估费等合计547272.5元。扣减鑫星公司已赔偿的36000元，鑫星公司尚应赔偿四原告511272.5元。
上述两项赔偿义务由被告保险公司、被告鑫星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此款可由被告保险公司、被告鑫星公司汇至本院（户名：海安县人民法院执行款；帐号：32×××74；开户行：建行海安支行）转交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
如赔偿义务人不按照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要求被告张余忠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谈崇山、顾玉珍、姜加惠、谈正涵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48元减半收取3024元，由四原告负担25元，由被告鑫星公司承担2999元（已由四原告代垫，被告鑫星公司在履行上述赔偿义务时一并给付四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048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
代理审判员 陆兴逢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董志伟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一款）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选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