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1民终11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信文，男，195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经商，住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方军，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濛洲街道大坑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庆元县濛洲街道大坑村。
法定代表人：吴元忠，系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美珍，福建创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忠文，男，196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庆元县，现住庆元县，系村民代表。
上诉人杨信文与上诉人庆元县濛洲街道大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坑村委会）因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5）丽庆民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信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方军，上诉人大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吴元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美珍、叶忠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大坑村委会集体所有的山场一片，坐落于土名为“荒田坪、丐岗平地”，面积约1000亩，其四至为：东至坑，南至城镇林场防火线与坑，西至坑，北至老寮基岗尾直上岗顶、再从岗顶往平地田岙去百丈际田路至百丈际坑为界。1990年8月25日，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与被告大坑村委会联营对该山场进行造林，联营期限从1990年8月至2022年12月31日止，双方约定按六四分成。2006年9月12日，由于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职能转型，受人力和财力限制，将该山场剩余16年的经营权（60%）转让给被告大坑村委会，转让费为128000元。2006年9月13日，被告大坑村委会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将从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转让取得的上述山场60%经营权以同等价款再转让给原告杨信文，双方签订了山林经营权转让合同，并由原告杨信文以大坑村委会的名义向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交付转让费128000元。2006年10月4日，被告大坑村委会又将该山场其余40%的经营权以52000元的价款转让给原告杨信文经营管理，双方签订了山林经营权转让合同，转让经营期限从2006年10月至2022年12月31日止，原告杨信文于当日付清52000元转让款。此后，原告杨信文对上述山场进行经营管理，并为此支付相关费用。2011年10�19日，大坑村吴必福等96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告杨信文与被告大坑村委会于2006年9月13日、2006年10月4日签订的两份山林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2006年9月13日的转让合同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2006年10月4日的转让合同未达到法定2/3村民代表同意，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于2012年4月16日判决上述两份山林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原告杨信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8月1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上述山场由被告大坑村委会经营管理。
本案在预立案过程中，原告申请要求对上述涉案合同山场价值进行评估（含2012年8月17日的山场价值和合同期满时的山场价值），一审法院委托丽水经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经评估2012年8月时涉案山场林木价值为2413566元，2022年合同期满时涉案山场林木价值为3350198元。另查，原告杨信文平时会从事山林承包经营活动，对村集体山场发包给他人经营需经民主议定程序有所知晓。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和2015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调解，经多次调解无果。
杨信文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65万元及间接经济损失，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350198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山林经营权转让合同被法院判决无效后，原告已将涉案山场交由被告经营管理，被告应返还原告转让款52000元及�告代被告向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交付的转让款128000元。从2006年10月起至2012年8月止，原告对涉案山场进行近六年的经营管理，并为此支付相关费用，现山场已归还被告经营管理，被告应返还原告为管理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结合涉案山场的面积、原告管理的年限及2012年8月时的山场林木评估价值等因素，酌定被告返还原告为管理而支出的相关费用300000元。关于原告损失的问题，原告从2006年起已支付转让款180000元，现该转让款并未返还，确实给原告造成利息的损失。利息损失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128000元从2006年9月13日起计算至2016年7月22日止为83144.89元，原告知晓其承包被告山场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仍签订山林经营权（60%）转让合同，存在明显过错，应由其承担50%的责任，故由被告赔偿原告128000元利息损失的50%即41572.44元；另52000元�2006年10月4日起计算至2016年7月22日止利息为33570.13元，原告签订该山林经营权（40%）转让合同时，对村民代表决议未尽到审查义务，应由其承担20%的责任，故由被告赔偿原告52000元利息损失的80%即26856.1元。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48428.54元。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3350198元（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的收益），由于本案系合同无效后的赔偿，与合同有效的违约赔偿范围不同，不包括预期的收益，因此，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大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杨信文各项损失人民币548428.54元。二、驳回原告杨信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602元，由原告承担24317.7元，被告承担9284.3元。
杨信文、大坑村委会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杨信文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法律理解有误，判决结果不当。1、涉案山场60%的经营权实际上系杨信文从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受让而来，只是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由于政策原因不能直接转让给个人，所以就在程序上借用大坑村委会名义受让该份额，再转让给杨信文。该60%的转让款128000元是直接由杨信文以大坑村委会的名义支付给庆元县城镇管理管理站，该60%经营权实际上并非从大坑村委会处受让而来，当然也就无需有村民代表决议同意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为杨信文对涉案山场60%经营权明知没有村民代表决议通过，与案件事实不符。判决无效后该128000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应当由大坑村委会承担，一审判决由杨信文承担50%利息损失明显不当。2、涉案山场40%的经营权确系从大坑村委会处受让而来，但本案中对该40%经营权的村民代表决议有两份，一份由杨信文持有，一份由大坑村委会持有，其中杨信文持有的村民代表决议通过人数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大坑村委会持有的村民代表决议比法律规定的最低人数相差一人，最后法院是以大坑村委会持有的村民代表决议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确认转让合同无效，但是对于杨信文而言，已经对该40%经营权的转让合同行使了充分的审查注意义务，连符合人数规定的村民代表决议原件也持有一份，转让合同被判决无效的原因是大坑村委会持有的村民代表决议不符合人数规定，对此情况杨信文一无所知，也不排除是大坑村委会事后人为故意导致的结果。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不在杨信文，而在大坑村委会，对该部分转让款52000元的利息损失应当全部由大坑村委会承担，一审判决由杨信文承担20%明显不当。3、退一步说，责任分摊即便合理，在2012年8月17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依法要返还转让款，其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不应再按照责任进行分摊，而应由资金使用方全额承担。二、涉案山场被确认无效时间为2012年8月份，合同到期时间为2022年底，就该两个时间点涉案山场价值经评估为2413566元和3350198元，其中2413566元是杨信文交还给大坑村委会管理时候山场价值，3350198元是合同到期后山场价值，本案中对于杨信文来说，直接损失是2413566元，两者之差936632元才是合同预期收益，一审判决认为合同无效不能包括预期损失，但是却把合同确认无效前的直接损失也等同于预期损失处理，于法不当。本案中若是合同有效赔偿范围会包括预期损失，赔偿金额就应该是3350198元，合同无效要剔除预期损失936632元，只能赔偿2413566元，这样才能体现合同有效与无效的赔偿范围不同。涉案山场转让前管理混乱，且偷盗成风，价值不大，杨信文受让之后进行精心管理，价值大幅度提高，这是杨信文的经营成果。无论合同有效与否，大坑村委会于法于理都不可以享受该经营成果，一审判决无异于让大坑村委会不当获益，对杨信文权益造成了损害。按一审思路理解，因为合同无效，大坑村委会不应该取得18万元转让款，所以用18万元转让款进行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益也应当一并返还，而大坑村委会用杨信文支付的128000元转让款取得了涉案山场60%的经营权，该经营成果却不需要返还，前后矛盾。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坑村委会赔偿各项损失2413566元。
大坑村委会答辩称，一、本案讼争山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属于大坑村�会，该山场由庆元县城镇园林管理站和大坑村委会联营，经过管理站跟县委的批示，出台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只能转让给大坑村委会，方案二是公开投标，上诉人已经知道自己属于不适格对象，所以其找到大坑村委会原来的主任吴登长进行交易，以大坑村委会的名义将60%的经营权转让过来，虽然款项是杨信文交的，但该行为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应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二、上诉人主张涉案山场转让前管理混乱，没有价值，没有事实依据。在山场没有转让时，是存在价值的，上诉人没有进行公开投标，是怕投标的价值超过128000元，所以与原村委进行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三、上诉人认为自己对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虽然在2006年签订合同，但在2006-2011年间没有对山场进行管理，大坑村村民于2010年开始进行集体上访，在县政府和办�处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大坑村委会进行了诉讼。根据一审判决认定原审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是无效的，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其对山场进行了管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要赔偿241多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大坑村委会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杨信文对山场进行了管理并支出了费用，并酌定大坑村委会赔偿杨信文30万元，是不正确的。1、杨信文无法提供其对山场的经营管理而支出费用的事实依据，其提供的对山场投入的经营管理费用记录不具有的客观性和合法性，亦被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杨信文自从承包该山场后，没有对该山场进行任何经营管理，任其自主生长。3、一审对本案的鉴定是对山场价值的鉴定而非对杨信文经营管理所需费用支出的鉴定，对山场价值的鉴定不能作为本案赔偿的依据。二、本案�讼时效已过。双方之间的合同被确认无效的诉讼于2012年8月17日二审终结，杨信文于2015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已经经过二年零九个月，超出《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三、大坑村委会对本案合同被确认无效不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本案是基于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诉讼，合同无效的最主要原因是杨信文与大坑村委会的前任村主任恶意串通，导致无效合同的订立，大坑村委会不存在过错。杨信文明知本案的山场承包合同要经过民主议定程序方能产生效力的情况下，在本案山场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的前提下为了自己的私利依然签订山场承包合同，杨信文存在完全的过错，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五、一审法院既计算杨信文的利息损失，又支持杨信文的经营管理损失，属于重复计算本案的损失，对大坑村委会是不公平的，应予纠正。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的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杨信文的一审诉讼请求。大坑村委会当庭对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予以撤回。
杨信文答辩称：一审认定的2006年10月份之后杨信文对涉案山场进行经营管理并为此支付相应费用是不争的事实。一审判决赔偿经营管理费用30多万元太少，应赔偿的费用是涉案山场被确认无效时的山场价值，是我方的经营成果。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村委会，应当由村委会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赔偿费用并没有存在重复计算。综上，大坑村委会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确定上诉人的损失包括经营管理损失与转让款利息损失，大坑村委会认为二者存在重复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经营管理损失的�定，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评估报告未对合同签订时的木林价值进行评估，以其确定的两个时间点的价值推断转让时的价值与合同转让价相比显属失衡，故一审未采纳该评估意见，而综合涉案山场的面积、管理的年限及2012年8月时的山场林木评估价值等因素，确定杨信文因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的经营管理损失，尚属合理。大坑村委会和杨信文均未提供新证据证明一审确认的额度失当，故对双方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关于转让款利息损失的确定，案涉合同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后，转让款并未返还，利息损失确实存在。一审根据双方过错确定利息损失的分担比例，亦属合理，双方均主张自身在合同被确认无效上不具过错，缺乏依据。综上，大坑村委会和杨信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依据，一审裁判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392.8元，由上诉人杨信文负担26108.5元，由上诉人庆元县濛洲街道大坑村村民委员会负担928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岳平
审 判 员 聂伟杰
代理审判员 张 玲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