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02民初1118号
原告:向勇，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闫松涛、甘泽远，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月红，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代理人：沈在林、朱旋，浙江群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向勇因与被告卢月红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4日、2016年7月21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闫松涛、甘泽远、被告委托代理人沈在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勇起诉称：2015年10月份，原告同被告协商购买嘉兴市循环经济研究院（被告卢月红为该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为表示诚意，原告分3次将200万元汇入被告的帐户。然而原告汇款后，被告却迟迟未同原�签订合同及履行相关义务，并且也拒不退还相关款项。要求判令：一、被告返还原告款项2000000元，并赔偿损失2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卢月红答辩称：原告因受让冯文明投资设立的民办企业单位“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于2015年10月28日委托常莎出面与冯文明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冯文明的收款卡号为本案被告卢月红的交通银行卡62×××04。2015年10月29日原告向勇及常莎向冯文明出具了《股份转让协议证明》,在该证明中原告向勇表示愿意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转让款,2015年11月2日原告向勇按《股份转让协议》的承诺向冯文明指定的收款卡支付了200万元.因此,本案讼争的款项系原告支付给冯文明的“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的股份转让款，并非原告向被告购买嘉兴市循环经济研究院的转让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求。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港澳通行证、香港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经质证,被告认为没有异议。
2.嘉兴市循环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循环研究院)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系该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原告与其协商购买研究院，并将款项汇入被告的帐户。
经质证,被告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
3.农业银行交易明细3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分三次转帐支付200万元，该款项是购买循环研究院的股份款。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款项的支付没有异议。对原告证明的款项的性质被告有异议。是原告代常莎支付的购买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以下简称清洁中心)的，且上面的款项用途是原告单方注明的。
4.招商银行汇款业务回单2份，证明原告分两次汇款�冯文明购买清洁中心的股份费用合计100万元。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100万元支付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100万元是用于支付2015年6月30日所签订的关于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的转让款。
5.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清洁中心的负责人是冯文明，同时也证明原告汇款给冯文明的100万元是购买清洁中心的。
经质证,被告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转帐协议的约定，该中心的负责人应变更为常莎，但是常莎没有去变更。
6.常莎证言公证书1份、家属死亡证明1份、苗某证言公证书1份，证明购买循环研究院谈判的事实及汇款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认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证人作证必须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因此到庭作证是证人作证的法定形式，任何其他形式的所谓证人证言都不能作为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人证言的公证不符合法定的形式，不具有证据的形式功能。对常莎的证人身份有异议，常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认为常莎的证明力有缺陷。对常莎所陈述的情况说明，仅证明了被告与原告、苗某谈起过循环研究院的转让事宜，但是不能说明是否已达成转让事宜。对苗某的说明书的证据形式与常莎的质证意见一致。苗某的说明书仅仅可以证明苗某与被告有过面谈，但面谈的内容是什么无法证明。苗某没有直接向被告支付过任何的款项，苗某将款项转帐给原告，转帐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都是苗某与原告之间的事情，是苗某与原告之间的约定，不能作用于被告。故被告认为上述两份公证证言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
7.光盘1份，该录音证明1.原告、苗某、被告在2015年10月27日，在被告的办公室商谈了购买循环研究院的事实，被告为了达到出卖的目的，与原告大谈其循环研究院有政府的背景，可以代行部分政府职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2.苗某的证言与该录音相吻合。3.常莎的证言也和该录音吻合。4.苗某的汇款凭证和该录音资料相互印证。5.原告的汇款凭证也和该录音材料相互印证。综上，原告认为原告汇款200万元就是为了购买循环研究院。
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供了录音及文字记录，内容应以录音为准，而不是文字记录为准，被告认为录音与文字记录有差距。原告的录音来源不合法。原告录音未征得对方的同意，且是在被告的办公室。录音的内容涉及了被告大量的商业秘密，原告在录音时未征得被告的同意就录音，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录音在形式上、来源上均是不合法的。录音是不完整的，只是录了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当晚的会谈是7、8点开始到12点左右，中间有3、4个小时，而录音仅仅只有1个小�左右，说明原告只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当晚双方的重点是关于清洁中心转让事项，因冯文明及常莎之间对清洁中心的转让事项已谈妥，原告为了筹集资金，就将苗某叫了来，来了之后让被告向苗某介绍关于清洁中心的相关内容和相关的资质材料，这个情况介绍完之后，双方才进行工作上的交流，录音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谈双方的各自工作，而没有实质上的关于原告所主张涉及循环研究院的事项。被告认为录音的证明效力与其他的证据相比较弱，录音要发挥证明力应与其他的证据相结合。单凭这一份录音无法反映出谈话者的真实意思。原告在整理录音时存在两个重大错误，故意将其翻译成了其他的内容。从整个录音内容看，也没有直接听明白任何直接的有关关于循环研究院转让的内容，所有的讲话都是模糊的。被告认为无论从录音的证据形式及来源，或者证据的完�性、证明内容等，都存在重大的问题，该份录音无法证明双方有关循环研究院的相关内容。
8.原告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该录音系中途录音。
经质证,被告认为该情况说明是原告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应到庭接受法庭及被告的质询，原告未到庭，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说明也陈述了录音是不完整的，说明原告是有选择性的录音。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双方未签字）、股权转让协议说明1份，证明原告委托常莎与冯文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常莎出面受让冯文明的股权，原告是实际的受让人，冯文明指定的帐户是被告的帐户，冯文明与原告、常莎签署了股权转让证明，原告愿意代替常莎支付给冯文明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故股权转让协议是冯文明与原告于2015年10月28日达成的，冯文明在协议上签字之后，该协议由原告拿回去给常莎签字，但是在原告拿回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至今未将该协议拿回给冯文明。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自己也承认原告是香港居民，故让常莎出面，说明被告本身也知道香港居民是不能购买非民办企业，故被告的陈述已构成了自认。股份转让协议系复印件，且原告也从未提及过常莎代理其购买清洁中心的事情，即使这股份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购买人是常莎而不是原告。股份转让协议中写明购买款是200万元，但是常莎和原告汇款给被告的是300万元，不符合本案的事实。且转帐协议上写的是清洁中心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购买的是循环研究院，且甲方是冯文明而不是被告，原告是汇款给被告而不是冯文明，原告认为这是两个买卖协议。被告提供的复印件，根据最高院的规定复印件不能作为证�使用。被告企图用清洁中心来混淆循环研究院，被告有伪造证据的嫌疑，原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转帐协议是真实的，原告也只承诺支付200万元，但是实际上原告支付给被告及冯文明的费用一共是30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这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会在另外的案件中申请对该组证据进行笔迹鉴定。
2.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清单1份，证明原告按照2015年10月2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说明，向冯文明指定的收款帐户即被告的帐户支付了转让款2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最后一条已写明转让款的指定帐户是被告的帐户，股份转让协议证明也证明了原告代常莎支付200万元。
经质证，原告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不当得利原告的200万元。如果被告认为这是购买清洁中心的，为何合同中约定是200万元而原告打了300万元，被告是在混淆清洁中心和循环研究院。
3.清洁中心移交手续1份，证明冯文明委托被告与常莎转让清洁中心,办理了移交手续，移交后常莎实际接管、控制、拥有了清洁中心。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是清洁中心的移交手续，而本案涉及的是循环研究院，两者没有关联性。且移交手续没有完整性，无法判断其客观真实性。在接手人处签字的是常莎，是另外一个清洁中心的购买方，上面没有原告的签字，故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说明，上面标注的是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但是清洁中心的交接手续是2015年8月3日，也就是手续还未办但交接已完成，在逻辑上有矛盾。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上面没有原告的签字，此证据是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
4.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1份、常莎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在标的移交给常莎后，常莎委托冯文明代为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但是主管部门要求其本人前往办理，但是常莎本人始终没有去办理，故现在清洁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仍为冯文明。
经质证，原告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该组证据上没有原告的签字。该组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即使该登记表是真实的，登记申请人是常莎，该证据也应该是常莎提供，说明被告的证据来源不合法。
5.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1份，证明常莎于2015年10月开始以清洁中心为单位参加社保，正式将其社保关系入职清洁中心。
经质证，原告认为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证明本案购买清洁中心的是常莎，说明购买清洁中心与购买循环研究院是两个事情，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6.清洁中心工资发放表1份，证明从2015年11月开始冯文明不再是清�中心的人员，而常莎已为该单位的负责人。
经质证，原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7.财务报销凭证5页（发票1份、报销单3份、增值税发票1份），证明常莎在2015年11月和12月行使实际管理权的情况。
经质证，原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既然本案按照被告的观点，常莎与被告有矛盾，但被告却可以收集到清洁中心的证据，说明现在这个清洁中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
8.转让协议1份、补充协议1份，证明了冯文明与潘海龙、原告、常莎就清洁中心的转让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及10月16日签订的2份转让协议，就转让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根据上述转让协议向冯文明支付了转让款100万元。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两份证据明确表明购买清洁中心，款项应当汇给冯文明建设银行的帐号，并没有说汇到被告的帐户，说明本案争�的汇到被告的200万元是购买循环研究院的，而不是购买清洁中心，因此原告认为这两份证据反而支持了原告的观点。原告认为这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清洁中心的转让协议，但侧面印证了原告的观点。
9.转让协议1份，证明潘海龙、原告、常莎三方之间因转让清洁中心产生纠纷，向冯文明提出终止转让事项。
经质证，原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10.结婚证1份，证明被告与冯文明系夫妻关系，冯文明指定被告接收清洁中心的转让款符合情理。
经质证，原告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1.被告并没有向法庭出示冯文明委托被告代收款项的依据。2.签署协议时，原告也不知道被告与冯文明系夫妻关系。如被告和冯文明系夫妻也不可能在一方需要退还100万元的情况下，而向另一方再支付200万元，清洁中心�同签订的价款仅为200万元。原告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不可能向被告打款300万元即原告故意多给被告100万元，这有违常人的思维。
11.工资发放证明4页、证明1页，证明截至2015年8月被告在清洁中心负责全面工作，2015年8月后，清洁中心由常莎主持全面工作。
经质证，原告认为：1、如被告不清楚具体在工资发放证明上盖章的人是谁，就无法确定证据来源的合法性。2、退一步说，该证据是真实的，恰恰说明目前清洁中心的控制权在被告手里。如原告控制了清洁中心是不会给被告提供证据的。3、从证据的关联性上，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循环研究院的事宜，该证据无法支持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清洁中心的时间只有2015年的3个月的时间，被告未提供3个月之后的时候，因现在清洁中心在被告的控制之中。
12.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经信资源（2015）214号文件1份，证明被告为2015-2016年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机构推荐名单中清洁中心的联系人，转让之前实际负责该中心的日常工作。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前面2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3-14页的真实性有异议，后面没有加盖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公章。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13.二O一五年度清洁生产审核咨询合同书5份，证明2015年8月前被告在清洁中心负责工作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签订合同、提供咨询等。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被告原来提交的清洁中心的转让协议相互矛盾。清洁中心的转让协议明确表明，所有资料一并交接给常莎，现被告又说该组证据是从被告处取得的，是被告自己保留了一份。但该解释又和合同书中第9条相互矛盾，合同第9条明确写明，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按照被告代理人的观点，就出现了三份合同，即甲方、被告、常莎，因此其不具有真实性。从被告提供的合同原件上可以看出是在复印件上重新加盖的公章，原告认为是被告现在控制了公章，就存在被告为了诉讼伪造合同的嫌疑。
14.丽中环境工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复印件1份、丽中环境工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经费支出清单6页，证明原告在与冯文明协商受让清洁中心时为表明受让诚意和实力，向冯文明提供了上述资料，证明原告及常莎系丽中环境工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每年有大量的研发费用支出，完全有实力受让清洁中心。常莎拟向嘉兴市民政局提交的清洁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表，其人事和推荐单位也是丽中环境工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经�证，原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15.报销凭证，证明清洁中心自2015年8月3日办理移交手续之后，常莎就实际接受管理了该单位，其本人经办的汽油费、餐费等都由其本人签字并在清洁中心报销。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证据都是复印件上加盖的公章，该公章现在为被告实际控制，且被告出示的所有证据都是在2015年的8月至11月的证据。现在已经是2016年了，被告为了证明常莎实际控制清洁中心应该提供2016年证据。该组证据从反面证明了清洁中心现由被告控制，常莎已无控制权，因为被告代理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多次盖清洁中心的公章，恰恰证明了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所有的提交的常莎报销凭证上的时间，均在2015年8月至11月份，被告无法提供2016年的凭证，且被告可以随时盖上清洁中心的公章，清洁中心到底是否转让由此可见一斑。
本院根据被告的申请，准许证人俞某出庭作证。
证人俞某在庭审中陈述：具体是哪天记不清楚了，只知道是一个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当时原告及常莎也来了，28日的文件冯文明是事先签好的，在常莎签字之后，原告发现文件上少了一条，当时文件就没有交给我，常莎说要自己交给冯文明。
原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1.原告认为证人的记忆能力有问题，不具有证明的能力，证人说签协议的时间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但经查询，2015年10月28日、29日是星期三、星期四而不是星期六、星期天。原告将2份合同的合同内容拿给证人看，证人也没有看出合同有什么不同，由此可以得出，冯文明给证人的合同，证人也只是知道大概的内容，而不是证明证人陈述的28、29号的合同就是本案说涉的合同。2.证人证明的内容相互矛盾，证人证明的内容是苗某、被告等人谈的是清洁中心和循环经济，但是股份的转让证人说没有听到，与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明股份问题及分期付款问题相互矛盾。3.证人是嘉兴当地人，早年受雇于被告，而且在被告那住了一段时间，无法保证证人作证的客观公正性。4.证人陈述签协议时，常莎就给他发工资，协议还没有转让，怎么给证人发工资？不符合常理。证人所陈述的当天和苗某、被告、原告在一起谈话的事实，与原告所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苗某、常莎的证言相互印证，恰恰证明了原告当天同被告协商收购循环研究院的事实。
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28、29号的协议是通过证人交付给原告及常莎，证人已证明了原告及常莎的签字是本人所签，故协议是真实的，正是基于这个协议，故原告才向被告转帐了200万元，故被告认为证人的证言可以采信。对谈话的内容，因证人是旁人，不需要其做决策，故对谈话的内容不注意也是正常的。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2、3、4、5，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6，属于证人证言，依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二证人均无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7、8，相互证明其录音不完整。因该录音存在疑点，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证据1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复印件,双方未签字,不符合证据的采信要件,本院不予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说明，系原件，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证据3-9、11、13、14、15均系常莎与清洁中心的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证据10、12，原告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人俞某的证言,系转让清洁中心的事，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日,原告通过农行向被告转帐100万元,转帐单上注明“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同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向被告转帐二笔，每笔50万元，转帐单上摘要“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股份部分款”。
2015年7月10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向冯文明转帐50万元，转帐单上摘要“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2015年7月14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向冯文明转帐50万元，转帐单上摘要“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
循环研究院于2014年12月8日由嘉兴市民政局发证，系民办非企业单位，至今法定代表人为卢月红。清洁中心于2014年12月8日由嘉兴市民政局发证，系民办非企业单位，至今法定代表人为冯文明。
卢月红与冯文明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因原告向勇系在大陆地区有居住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系含涉港因素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系因合同引起的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
原、被告之间虽就买卖循环研究院股份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原告在转帐给被告200万元款项时表明买入循环研究院股份部分款,该行为视为一种要约。被告接受原告款项后没有承诺转让循环研究院股份,认为是原告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清洁中心转让款，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循环研究院股份合同关系不成立，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原告款项，被告理应退还原告款项。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原告要求赔偿20万元损失过高，应从原告主张权利2016年3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之日的利息损失。被告辩解原告支付给被告的200万元是原告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清洁中心转让款。因循环研究院与清洁中心系二个不同的主体，原告否认该200万元是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清洁中心转让款,原告是否应该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清洁中心转让款与本案系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月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向勇200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以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400元,由原告负担2218元，由被告负担2218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晓芳
代理审判员 朱 梅
人民陪审员 段菊萍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费一萍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具体交纳数额以《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为准。
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