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29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珍。委托代理人：胡伯星，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嫦娥。委托代理人：邓志琴，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ＸＸ龙，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淑珍、刘嫦娥因生命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受害人彭某甲，生于1980年7月23日，其生前为广州惠丰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职工，居住于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205号604房。刘嫦娥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显示刘嫦娥为该房屋所有人。彭某甲自2009年7月起租住刘嫦娥的上述房屋，彭某甲、刘嫦娥双方于2011年6月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租期为2011年7月2日至2013年7月2日、月租金每月1100元。合同中未载明房屋交付时房屋内的配套设施情况。合同到期后，受害人继续承租上述房屋直至事故发生，期间每月租金涨至1300元。2015年3月9日，彭某甲被发现死于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205号604房出租屋浴室内。根据民警、法医的推断，彭某甲死亡时间约为3月6日（被发现之日三天前）。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于2015年3月9日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5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确认彭某甲死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张淑珍主张刘嫦娥的出租屋不符合出租条件，该房屋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未申报和缴纳出租屋综合税，也未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不符合居住和出租条件。且该房屋没有通风设施，刘嫦娥提供使用的热水器不符合安全标准。上述情况导致彭某甲在出租屋的浴室洗澡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刘嫦娥未保障出租屋的安全性，存在过错，应对彭某甲的意外死亡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张淑珍提供了如下证据拟证明其主张：1.《长兴街房屋租赁违规违法行为整改通知书》、《长兴街关于申报、催缴出租屋综合税通知》、《长兴街关于催办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通知》；2.《死亡医学证明书》、《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显示死者的死因系一氧化碳中毒）；3.照片和录像（拟证明涉案出租屋没有通风设施以及热水器不符合安全标准）；4.《房屋租赁合同》及彭某甲生前与刘嫦娥关于交房租等费用的手机短信往来（拟证明彭某甲与刘嫦娥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对张淑珍提供的上述证据，刘嫦娥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房屋不具备出租条件，张淑珍所主张的出租屋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未申报和缴纳出租屋综合税、未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的情况，与本案中彭某甲的死亡无关；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无异议，但认为租赁合同中没有注明有热水器及其他设施设备；刘嫦娥主张出租屋内的热水器、煤气罐并非由刘嫦娥提供，而是彭某甲承租房屋后自己安装。另外，由于彭某甲承租后更换了房屋门锁，所以刘嫦娥在房屋出租后便在没有进入该房屋，对热水器的情况不知情。因此，刘嫦娥不存在过错，彭某甲的死亡与刘嫦娥并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刘嫦娥提交了如下证据拟证明其主张：1.《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涉案出租房是刘嫦娥房产）；2.《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刘嫦娥与彭某甲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合同中没有约定房屋内附带提供热水器、煤气罐）；3.《工商银行存折复印件》、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显示彭某甲支付租金等费用的记录）；4.邓某、刘某的书面证词（证明出租房屋内没有附带热水器、煤气罐）。对于刘嫦娥提供的上述证据，张淑珍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刘嫦娥主张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认为合同中关于出租屋的配套设施没有任何约定，没有说明有哪些设备没有哪些设备，因此不能证明热水器不是刘嫦娥提供的；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对邓某、刘某二人与刘嫦娥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于2015年5月22日前往涉案出租房进行现场勘察。经勘察确认：房屋结构为一房一厅、一厕一厨，厕所和厨房相邻。热水器为万和牌全自动燃气热水器，机身标签显示制造日期为1995年9月，并载明“热水器必须安装在浴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热水器安装在厕所内且没有安装排气烟斗。厨房和厕所间有一扇门，门上有一扇小窗，门的左上方也有一扇通气窗。厨房的窗户通向室外，勘察时该窗户为开启状态。厨房内有三个煤气瓶。另，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张淑珍代理人补充确认，厨房的窗户是民警在发现死者的当天打开的，事发时厨房的窗户是关闭的。另查明，死者彭某甲生前未婚，其父亲早于其死亡，张淑珍与死者系母子关系。原审庭审中，张淑珍称其已退休，现按月领取退休金。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因过错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对于彭某甲的死亡，刘嫦娥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责任承担的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涉案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根据派出所调查的事实，彭某甲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没有开启与厕所相通的厨房的窗户，致使室内通风状况不良，导致其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彭某甲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燃气热水器的安装不符合规定，使用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应当知晓正确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方法，即必须处于通风状态，但是其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却紧闭窗户，使热水器燃烧不充分而致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因此，彭某甲对自己的死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其死亡后果与其没有正确、安全使用燃气热水器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刘嫦娥作为房屋所有人以及房屋租赁关系中的出租人，应保障其提供给承租人的住宿场所及配套设备的安全。刘嫦娥称热水器是彭某甲入住后自己安装，并非刘嫦娥提供，并主张《房屋租赁合同》未写明交房时房屋内已安装热水器，邓某、刘某的书面证言也证明房屋在出租时没有安装热水器。原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合同》虽然未载明房屋内配套设备情况，但是也无法证实房屋内无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属于日常居住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按照房屋租赁的通常惯例，租赁的房屋中应包含上述设施。结合热水器生产日期为1995年9月、彭某甲承租开始时间为2009年7月的事实，依常理推断，热水器也应当是在房屋出租时已经安装。刘嫦娥提交的邓某、刘某书面证言，因证人与刘嫦娥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对二人的证言不予采信。综上，对刘嫦娥关于热水器并非其安装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刘嫦娥错误安装燃气热水器，不符合安全规定，至事发时止，热水器的使用期限长达20年，早已超过安全期限。刘嫦娥作为出租人，对承租人使用出租房屋的安全性负有安全监督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和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故刘嫦娥对受害人彭某甲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故对于受害人死亡这一事实，死者彭某甲自身承担70%责任，刘嫦娥承担30%责任。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张淑珍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651974元（32598.7元/年×20年）；2.丧葬费29672.5元（59345元/年÷12个月×6个月）；3.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由于原审庭审中张淑珍确认其已退休并按月领取退休金，张淑珍并非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也不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应获得赔偿的被扶养人情形，因此张淑珍要求刘嫦娥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交通费，根据张淑珍提供的其与彭某乙（张淑珍之女、死者彭某甲之妹）的交通费凭证，确认金额为3699.5元；5.关于住宿费，张淑珍提供的住宿费凭证载明住宿费为2782元，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6.关于误工费，因张淑珍未提供处理事故亲属（彭某乙，河南省洛阳市城镇户口）的收入状况，原审法院酌情按照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标准（59345元/年）计算误工14天的误工费为2308元（59345元/年÷12个月÷30天×14天）；7.关于停尸费、尸检费，已经包含在第2项丧葬费中，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因此张淑珍的物质性损失合计690436元，按责任分担，刘嫦娥应赔偿张淑珍207130.8元（690436元×30%）。关于张淑珍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此次事故造成受害人彭某甲死亡，考虑到亲人的死亡确会给张淑珍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结合责任比例认定，刘嫦娥还应赔偿张淑珍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酌定数额为2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刘嫦娥赔偿张淑珍物质性损失207130.8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刘嫦娥赔偿张淑珍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驳回张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230元，由张淑珍负担11150元，刘嫦娥负担3080元。本案保全费3520元，由刘嫦娥负担。上诉人张淑珍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14号一审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上诉请求：1、请求部分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14号一审民事判决，维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2、请求依法改判，判决刘嫦娥承担60%的主要责任，即向张淑珍赔偿414,261.6元（一审法院认定的物质性损失690436元×60%）。3、请求判决刘嫦娥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100,000.00元。4、请求判决刘嫦娥承担张淑珍支付的部分律师代理费20,000.00元。5、两审诉讼费用均由刘嫦娥负担。上诉理由：一、关于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对于彭某甲因煤气中毒死亡这一事实，死者彭某甲自身承担70%责任，刘嫦娥（一审被告）承担30%责任。张淑珍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不当,张淑珍认为刘嫦娥应承担60%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1)彭某甲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燃气热水器的安装不符合规定；(2)彭某甲应当知晓正确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方法，即必须处于通风状态。一审法院表示，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长兴派出所的现场勘查和调查，彭某甲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没有开启与厕所相通的厨房窗户，致使室内通风状况不良，因此彭某甲对自己的死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张淑珍认为：1、彭某甲并不知晓刘嫦娥（出租人）出租房的燃气热水器安装不符合规定。(1)、根据社会生活习惯、房屋租赁的通常惯例及对出租人的信赖，承租人都会认为租房里的配套设施是符合国家规定及安全居住条件的，否则不应用于出租；(2)、在彭某甲之前，彭某甲租住的“604房”一直有出租人居住或出租，而并未出现过事故或不知晓之前有无出现过事故，故彭某甲认为“604房”里的配套设施是符合国家规定和安全居住条件的，并不知晓燃气热水器安装不符合规定；(3)、刘嫦娥未尽“出租人对承租人使用出租房屋的安全性负有安全监督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和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之义务,理由如下：刘嫦娥安装在“604房”的燃气热水器使用期限长达20年，早已超过安全期限，未予更换或维修保养；对于安装不符合规范、早已过期的燃气热水器，出租人未尽应有的安全使用的提醒义务；彭某甲在该房居住多年，刘嫦娥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缴租金，对其出租房的安全性长期疏于管理；2、彭某甲并不尽然知晓该燃气热水器使用的危险性，也不尽然知道该热水器的安全使用方法或安全使用须知。(1)、刘嫦娥提供冲凉设施，未尽危险告知义务，也未尽安全隐患排查义务；(2)、刘嫦娥未尽“该热水器安全操作使用方法或不当使用的危险等”告知义务；3、刘嫦娥自2010年起至2015年事发，多年拒不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不申报、缴纳出租屋综合税，不符合出租条件。综上三点，张淑珍认为刘嫦娥应综合承担60%的主要责任，综合如下：1、出租房的燃气热水器安装不符合规定，导致本事故必然发生，只是事故发生时间早晚而已；因刘嫦娥安装不符合规定在先的因，导致彭某甲使用中发生危险在后的果，理应由刘嫦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一审法院在认定刘嫦娥责任分担比例时，基本忽略了此因果关系的重要事实。因此刘嫦娥应承担重大过错，由其承担70%的主要责任。2、刘嫦娥安装不规范在先，而又未能尽安全使用须知或提示危险防范的告知义务在后，最终导致彭某甲使用中危险发生；即使彭某甲有使用不当的责任，但已不足以承担本事故70%的主要责任。而一审法院基本是或主要是依赖此使用不当，忽略了刘嫦娥安装不规范的前因，从而判定刘嫦娥分担30%的次要责任、张淑珍承担重大过错分担70%的主要责任；张淑珍认为一审法院判定其使用不当其责任过重，应由张淑珍分担使用不当50%的过错责任为宜。3、刘嫦娥多年拒不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导致危险一直未能消除，不符合出租条件，未尽到安全出租义务；而一审法院在区分责任分担时，完全忽略了刘嫦娥此重大过错。因此刘嫦娥应承担70%的重大过错责任。假如彭某甲未承租此不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将根本不会发生此悲剧；假如刘嫦娥积极履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义务、事后整改消除危险隐患，也不会发生此次悲剧。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一审法院因张淑珍按月领取退休金而认定张淑珍的情形不属于应获得赔偿的被扶养人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1）张淑珍已有60周岁，显然属“丧失劳动能力”；（2）至于“有无其他生活来源”，张淑珍认为不应简单、机械地以“有退休金”就归为有其他生活来源。根据立法本意，应认为生活来源须是确定的、稳定的、切实能保证被扶养人的基本生活，否则应视为无其他生活来源。张淑珍儿子彭某甲是此事故的受害人，张淑珍目前家庭仅剩张淑珍及其女儿，张淑珍丈夫在1993年早逝，张淑珍一人抚养子女读书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多年清贫无积蓄，家庭经济生活困难。试想一下，随着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逐年提高，一千多元的退休金真能确定地、稳定地保证张淑珍的基本生活吗？张淑珍认为，在法律适用的同时应紧紧围绕立法本意，与时俱进，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适用法律。因此为保证张淑珍的基本生活，应当认为张淑珍属无其他生活来源，应当判决刘嫦娥支付张淑珍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此，请求酌情判决刘嫦娥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100,000.00元。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等其他合理费用。”该款规定中的“等其他合理费用”，说明除了赔偿列明的具体损失外，也概括赔偿其他合理费用，这为律师费最终由赔偿义务人承担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司法实践，律师费属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产生的费用，律师费性质上属于财产损失，可以获得赔偿，参照人身伤害等侵权类案件理应可以请求赔偿义务人承担律师费。而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一审原告（张淑珍）当庭增加要求被告（刘嫦娥）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然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此问题作出判决。因此张淑珍请求二审法院判决刘嫦娥承担张淑珍支付的律师费的一部分：20,000.00元。综上所述，依《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予改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具体事实情况，综合明辨证据，支持张淑珍的诉求，依法公允裁判。上诉人刘嫦娥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张淑珍的所有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淑珍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为刘嫦娥作为出租方，出租屋内使用的热水器属刘嫦娥安装这一推论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刘嫦娥与彭某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并未有显示出租方有附带提供热水器供彭某甲使用。其次，彭某甲死亡的原因已确认是其未正确使用热水器而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刘嫦娥的过错导致的。并且，即使是合格的新的热水器，如果使用者未正确使用也会导致严重后果，故此，原审推断刘嫦娥要对彭某甲的死亡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最重要的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张淑珍主张热水器是刘嫦娥提供的，应举证证明。显然，一审也认定《房屋租赁合同》中未载明房屋内配套设备情况（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6行），故此，不能证明热水器是由出租方提供。故此，责任也不应由刘嫦娥承担。并且作为反证，刘嫦娥也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出租时刘嫦娥未提供热水器。原审认为证人与刘嫦娥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该论断也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证人是知晓案件情况的人员，通常是有一定关系的人才会知晓案件的事实，否则一个毫无关系的人也不会关注案件的事实。故此，证人从某种程度而言，必然是与案件的当事人存在一定的关系。至于该关系是否一定影响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而全盘否定，并没有法律强制规定，否则证人证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同时，刘嫦娥将《房屋租赁合同》的附件即出租时房屋内包含有哪里家具的清单提交给了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长兴派出所，该证据可以证明出租屋内的热水器并不是刘嫦娥提供的。最后，原审认为，热水器属于日常居住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并按照房屋租赁的通常惯例，租赁的房屋中应包含上述设施，并结合热水器生产日期为1995年9月，彭某甲承租开始时间为2009年7月的事实，推断热水器应当是在房屋出租时已经安装。该论断更是毫无任何法律支持，也缺乏社会生活常识。房屋租赁的通常惯例、房屋出租时必需具备哪些家具、家具当中哪些是必备哪些是不必备，这些无法确认，也无法律规定，更无惯例规范。如果以一个家的概念来装修配备，购齐家具至少需几万元。彭某甲2009年租住，当时的租金每月才八九百元，要租几年才能赚回这些家具钱，还不包含房价及折旧，如此核算，没有出租户会亏本出租房屋。并且，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多少外来人口租住房屋，承租的仅是一个空房间，租金也就几百近千元，不包含任何生活设施，如需要都是另行从二手市场购买的。这就是社会现状。以生活条件需求出发个人主观的判断热水器是生活必备品完全脱离生活实际情况。在农村，还有很多家庭没有用上热水器，所以不能说热水器是生活必备器需要配备。二、原审判决刘嫦娥承担30%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诚然，彭某甲的死亡是不幸的，对其家人而言，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情感缺失。对此，刘嫦娥也是深表同情的。但，同情并不表示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彭某甲的死亡全部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正如张淑珍代理人补充确认的，“厨房的窗户是民警在发现死者的当天打开的，事发时厨房的窗户是关闭的。”说明，如果彭某甲在使用热水器过程当中正确的打开厨房窗户或预留空隙，悲剧也不会发生。现在，悲剧发生了，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在没有保险、没有社会求济措施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刘嫦娥赔偿是不合理的。三、原审判决刘嫦娥承担高达20多万元的赔偿显失公平。死者从2009年入住至今，刘嫦娥收取的租金仅为6、7万元左右，而一审的判决赔偿金额是租金的三倍多，显失公平。事实上，刘嫦娥在本案当中也是一个受害者。由于彭某甲自身的过错导致其在刘嫦娥的房屋内非正常死亡，致使刘嫦娥的房屋现在变成了一个“凶宅”。根据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个“凶宅”将来无论出租或出售，都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其租金或售价，即使是自住，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这对于刘嫦娥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物质及精神损害。而判决仅照顾到死者家属的心情，但没有照顾刘嫦娥的心情。刘嫦娥照顾死者家属的心情并未向其主张任何的赔偿，但也不能接受如此毫无法律依据的高额赔偿。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刘嫦娥的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刘嫦娥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本院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调取刘嫦娥提交的其与彭一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附件。本院于2016年4月8日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调查，并未发现上诉人刘嫦娥要求调取的材料。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涉案热水器由谁安装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涉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二审中，张淑珍主张涉案热水器的排气管道是以嵌入墙壁的形式进行安装，租客不会以此种方式自行安装热水器。根据原审法院的现场勘查情况，本院认为张淑珍的该项主张符合正常人的行为习惯，其主张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刘嫦娥在二审中确认其出租的是空屋，但又陈述存在财产清单可以说明出租屋附带家具的内容，结合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于2015年3月12日对刘嫦娥的询问笔录，刘嫦娥确认把房子租给彭某甲的时候提供了小量家私、饭桌等物品，都与刘嫦娥陈述出租屋基本为空屋的说法不一致。另外，刘嫦娥在二审中陈述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中有相关的财产清单，本院经查询，长兴派出所中也并无相关的材料。由于刘嫦娥的主张不符合正常人的行为习惯，且陈述前后矛盾，陈述不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嫦娥是否需要对彭某甲的死亡承担责任以及责任承担的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第一，涉案热水器的制造日期为1995年9月，而彭某甲从2009年7月份才承租涉案房屋，该热水器的使用年限已有约14年，早已超过安全期限。第二，涉案热水器上标注有“特别忠告，热水器必须安装在浴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的字样，但涉案热水器却安装在室内，所以涉案热水器存在安装不当的情形。刘嫦娥作为出租人，应当向出租人提供安全居住的房屋。结合本案热水器的使用年限和安装情况，以及死者彭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尽到充分注意义务的情形，本院认为刘嫦娥应对彭某甲的死亡承担50%的责任为宜。关于上诉人张淑珍要求部分律师代理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鉴于上诉人张淑珍要求部分律师代理费的主张并没有在原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二审对此请求亦不予调整，上诉人张淑珍可另寻途径解决。关于张淑珍、刘嫦娥的其他上诉理由，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调处，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对彭某甲的死亡责任分担处理欠妥，应予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上诉人刘嫦娥赔偿上诉人张淑珍物质性损失345218元；三、驳回上诉人张淑珍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刘嫦娥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30元，由张淑珍分担9315元，刘嫦娥分担4915元，本案保全费3520元由刘嫦娥负担；张淑珍二审案件受理费6207元，由张淑珍分担3587元，由刘嫦娥分担2620元，刘嫦娥二审案件受理费4707元由刘嫦娥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群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邹群慧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胡国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