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14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洪昌。
委托代理人黄卫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正菊。
委托代理人黄雪平。
原审被告顾勇。
上诉人顾洪昌因与被上诉人袁正菊、原审被告顾勇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4）启久民初字第0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袁正菊、顾洪昌系同组村民。1998年国家二轮承发包期间，袁正菊取得了包括本案讼争的0.85亩土地在内的3.1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讼争土地位置：宋雪文宅后，宋建平承包经营地北侧0.65亩，宋飞冲宅后，宋汉忠承包经营地北侧0.2亩），并取得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4年下半年，讼争土地由顾洪昌耕种。2005年起，袁正菊、顾洪昌所在村的安良村村民委员会在农民负担归户计算表等帐页中，将讼争的0.8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由袁正菊名下转至顾洪昌名下，相应的负担费用也一并转至顾洪昌名下。在农民负担监督卡中，也将讼争的0.85亩土地计入顾洪昌的承包面积中。2013年，袁正菊向顾洪昌表示要求收回0.85亩讼争土地未果成讼。
原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国家通过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经营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确有特殊情形需调整的，需经法定程序经相关人员讨论同意，并报相关人民政府批准。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否调整给顾洪昌，必须理清以下三个问题：1、讼争土地有否经法定程序进行讨论同意并报相关人民政府批准而变更了承包经营权主体？2、2005年起，安良村村民委员会在农民负担归户计算表中将讼争土地的承包面积计入顾洪昌名下，可否作为承包经营权变更的依据？3、本案是否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
对于第一个问题，顾洪昌认为安良村村民委员会对其所在村民小组的责任田作了小调整，其是从安良村村民委员会手中取得了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袁正菊认为其是借给顾洪昌耕种。顾洪昌对于其主张，仅举证了安良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一个证明，证明2004年秋播时节小调整，将袁正菊的责任田划减了0.85亩，顾洪昌的责任田增添了0.85亩。并在村里的相关帐户上作了变更调整。原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需经一定的程序，顾洪昌未能举证其所述小调整的相关记录，也无经批准的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清册，在袁正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也未作扣减，仅安良村村民委员会的一个证明，不足于证实讼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主体已变更。
对于第二个问题，农民负担归户计算表，从其内容来看，是记载农民各项负担的分类帐目，是用于计算农民负担所用，并非用于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情况，其所记载的承包面积只能说明农户目前耕种的土地面积，而不能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归属。
对于第三个问题，土地使用权争议，是指土地使用权权属归属不明而产生的争议。本案中，讼争土地权属归属明确，由袁正菊举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袁正菊。如顾洪昌也能提供对讼争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书或清册，才是土地使用权争议。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袁正菊对讼争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本案不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
综上，本案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袁正菊名下，袁正菊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国家规定的各项权利。顾洪昌辩称通过小调整从安良村村委会员手中取得了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顾洪昌应当退出讼争土地，返还袁正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顾洪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座落于启东市王鲍镇安良村六组宋雪文宅后宋建平承包经营地北侧0.65亩土地及宋飞冲宅后宋汉忠承包经营地北侧0.2亩土地，合计0.8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袁正菊。案件受理费80元，依法减半收取40元，由顾洪昌负担。
宣判后，顾洪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袁正菊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能证明讼争的0.85亩土地是由袁正菊借给顾洪昌耕种的事实，顾洪昌与袁正菊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关系，顾洪昌已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顾洪昌耕种的0.85亩土地是从发包方村委会处取得的，村委会更是书面确认了与顾洪昌之间的承包关系。现确定村委会发包行为是否违法，不能直接针对顾洪昌，更不可能由顾洪昌来承担。2、1998年至2005年间，顾洪昌所在村委会，经本村组农户的提议和同意，结合本村组的实际情况，对土地作了小调整，这在村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要求村委会完全达到法律规定的严格标准是不现实的，村委会没有在袁正菊承包证书上作出修改，只是形式要件存在瑕疵而已，实质上村账册上双方的土地承包面积都已作出了变动更改，袁正菊也实际失去0.85亩土地的控制使用权达10年左右，期间更无任何异议。3、袁正菊一审中提供土地登记表并没有明确显示出讼争的0.85亩土地的范围、地块情况，袁正菊应继续提供证据以证明讼争土地得到了发包方村委会认可的事实。袁正菊没有讼争土地的清册及承包合同，而顾洪昌持有了足够证据，显然本案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现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
被上诉人袁正菊答辩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对农民生存的保障，国家通过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农民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经营期限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如需要调整也应当经过法律程序并报相关人员讨论同意，并报人民政府批准。本案诉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袁正菊，顾洪昌仅提供村委会的证明，而没有举证小调整农村土地的相关记录，也没有经批准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清册，所以不能证实所诉争的土地经营权已变更。因此顾洪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中，顾洪昌提供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日期为2014年5月12日）、启东市农村集体土地二轮承包情况核查清册（日期为2014年5月1日），证明顾洪昌与发包方之间成立承发包关系，发包方再次确认与顾洪昌成立了发包关系。
袁正菊质证意见为，顾洪昌提供的承包合同是虚假的，是在一审法院判决之后补的，该份合同不能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相提并论，按照法律规定，土地经营权应该以承包经营证书为准。土地清册也是虚假的，顾洪昌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供，而且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该村委会没有土地承包清册。
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诉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哪方享有。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为维护其稳定，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和收回都有严格的规定。首先，发包方并未依法收回袁正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本案中，发包方未收到袁正菊提交的书面通知并依法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未在袁正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做相应变更。其次，顾洪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权利人为袁正菊，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顾洪昌主张其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顾洪昌提供的农民负担归户计算表系用于计算农民负担，表上农民负担的调整可能存在多种法律关系，且该表并非记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证书，不能证明案涉土地重新发包的法律事实。二审中顾洪昌提供的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核查清册上的日期均在袁正菊起诉之后，系后补，不能反映案涉土地当时是否进行了调整，且也未提供调整时的相关记录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等证据，不足以证明顾洪昌已通过土地调整从发包方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便诉讼中安良村经济合作社与顾洪昌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有效成立，也只能反映诉讼之后的状况，袁正菊作为最初的承包人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若顾洪昌据安良村经济合作社的发包合同主张承包经营权，应依法另行向政府职能部门申请裁决。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碍难支持。
综上所述，顾洪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顾洪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红晏
代理审判员 曹 璐
代理审判员 刘彩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红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