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7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谷延超，男，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慧，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兰，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谷延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8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谷延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谷延超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对于谷延超提出的重要事实情节未予认定或认定错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持卡人谷延超的违约责任被严重扩大，谷延超提交的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信用卡账单显示了持卡人谷延超按授信额度所需承担的最大违约责任，而案发期间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信用卡账单中体现的违约责任远远超出了前者，一审法院对于此事实未予认定。第二，一审法院对于中国银行存在的欺诈行为未予认定，持卡人违约责任被严重扩大属于用卡风险事项，中国银行对于这类潜在风险没有做出任何警示提醒，也没有及时的制止和修正，给谷延超造成了经济损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属于不作为形式的欺诈行为。中国银行在信用卡账单中没有显示美元账户详细余额的行为，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对账单中应列出账户的可用额度，案件发生期间涉诉尾号9177双币信用卡的美金可用额度一直在发生变化，所以中国银行在账单中未显示美金账户详细情况的做法，属于隐瞒事实情节的欺诈行为。一审起诉之前每月信用卡账单结尾都有关于“外币账单自动购汇还款”功能的描述，但对于涉诉尾号9177双币信用卡并不适用，属于引人误解的宣传内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同属于欺诈行为。第三，中国银行侵犯了谷延超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财产权。补充证据中的微信公众号可用额度查询显示了在存在美金存款的情况下的额度情况，本案所涉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的账单远远超出了上述证据显示的可用额度，属于强制记账的行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中国银行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该认定涉诉尾号9177信用卡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中国银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侵权责任，更改信用卡相关设置并公开道歉。
中国银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谷延超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谷延超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没有任何依据。（一）谷延超明知信用卡消费明细及应还款项情况，未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领用合约》）的约定按期还款。中国银行向谷延超收取利息、滞纳金和还款违约金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谷延超主张的违约责任被严重扩大的情况。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卡银行应当提供对账服务……对账服务的具体形式由发卡银行和持卡人自行约定”。根据《领用合约》第四条第24款，“甲方如对交易有异议，须在账单日起30天内向乙方查对，否则视为对账单准确无误，甲方认可全部交易。……对已提出异议的交易，在查证认定责任前，甲方仍应按期偿还对账单所列应还款额……”。其中，关于“甲方如对交易有异议，须在账单日起30天内向乙方查对，否则视为对账单准确无误，甲方认可全部交易”，中国银行在《领用合约》中用黑色字体标粗提示客户。并且，《领用合约》第三条第18款对透支利息及还款违约金（2017年1月1日前为滞纳金）的收取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谷延超在申请信用卡时确认接受《领用条约》，应接受相关条款约束，但其并未按照相关约定按期还款。中国银行除发送对账单外，多次以短信或电话方式提醒谷延超还款，但谷延超屡次拖延，怠于履行合同义务，严重违反合同约定，谷延超所欠利息、还款违约金多因其拖延履行还款义务而造成。中国银行向谷延超收取利息、滞纳金和还款违约金的行为严格按照《领用合约》的相关约定进行，属于按照合同约定行使相关权利。（二）中国银行每月向谷延超发送信用卡对账单，明确展示了谷延超信用额度、可用余额等，谷延超关于中国银行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并不成立。对于谷延超信用卡发生的消费、转账、利息、费用等交易账项，中国银行按照《领用合约》第23条的约定于每月账单日（19日）形成对账单并向谷延超预留邮箱进行发送，对账单中就账户类型、欠款情况、信用额度、可用额度、账单日期、到期还款日、交易明细等明确向谷延超予以展示，谷延超充分知悉上述情况，中国银行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三）在谷延超账户余额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对账单中将会明确显示账户余额状况。在账户余额未发生任何变动时，该余额情况将不会单独显示，中国银行不存在隐瞒账户信息的情况。谷延超主动开通了单一人民币结算功能，对于美元消费，交易款项、计收利息及相关费用将记入人民币账户，无法从美元账户中实现扣款。除2016年8月产生美元退款、2017年2月美元账户产生利息外，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谷延超美元账户余额实际未发生任何变动。鉴此，2016年8月及2017年2月，对账单中明确展示了美元账户余额情况。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2017年3月至6月期间，因美元余额未有变动，未予另行展示。并且，在美元账户有盈余款项期间，谷延超的美元余额始终存在于其账户中，中国银行不存在任何隐瞒或挪用的情况。
二、谷延超主张《领用合约》无效无任何依据。谷延超于2012年9月28日通过中国银行网络申请渠道申请办理长城环球通银卡。在办理卡片时，谷延超自愿勾选了“本人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法律文件”，并自愿勾选开通单一人民币结算功能，于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支行领取信用卡时抄写“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同（协议）的各项规则”，中国银行与谷延超均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领用合约》，该合约经谷延超在信用卡申请表上签字后自中国银行批准申请之日起生效，不存在任何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谷延超主张应将上述《领用合约》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主张并不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中中国银行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也未违反与谷延超订立的《领用合约》的相关约定，中国银行收取相关款项仅为正常业务操作，且相关利息、滞纳金、还款违约金均为谷延超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产生，中国银行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谷延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银行退还违约金、滞纳金、利息共计人民币4827．98元（从2016年8月份至2017年5月份）；2．中国银行支付三倍赔偿金14483．94元（以第一项诉讼请求数额为基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3．中国银行更改信用卡关于以人民币结算、没有自动结汇的功能（美金不能自动结算成人民币）相关设置；4．中国银行在中国银行官方网站、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北京卫视北京新闻栏目发布公开致歉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谷延超持有一张卡号为×××的中国银行双币信用卡。该信用卡的额度为人民币5000元，外币额度840美元，每月账单日为17号，每月到期还款日为6号。在办理卡片时，谷延超勾选了“本人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并于申请界面中“您在国外交易是否统一以人民币记账和还款”一栏选择“是”。在签收信用卡卡片时，谷延超抄写“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同（协议）的各项规定”，并签名确认。
二、《领用合约》（2015年版）和（2017年版）均约定以下内容：甲方为申请人或持卡人，乙方为中国银行；乙方将依据甲方资信状况、用卡情况和外部风险环境的变化对甲方信用卡及账户进行动态管理（包括授信额度动态调整、冻结账户等），并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告知甲方；如甲方申请开通人民币单一结算功能，则甲方在除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相关信用卡组织／机构及其会员联网的POS机、ATM或存取款一体机等交易渠道成功进行交易的，乙方以外币授权该交易，并将交易款项、计收利息及相关费用按乙方入账当日乙方公布的外汇卖出牌价（如遇法定节假日则按前一工作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记入信用卡人民币账户。甲方同意承担因此可能产生的汇兑风险、损失和相关机构收取的跨境交易货币兑换手续费。开通上述功能的信用卡不接受外币存入或转移交易（退货、退税交易除外）。甲方如对交易有异议的，须在账单日起30天内向乙方查对，否则视为对账单准确无误，甲方认可全部交易。
三、涉诉信用卡2016年8月份的账单中记账的利息为123．75元、滞纳金为24．6元；9月份的利息为214．27元；11月份的利息为173．44元；12月份的滞纳金为402．9元、利息为300．47元。2017年2月份的账单中利息为367．92元、违约金为374．95元；3月份的利息为196．21元、违约金为642．45元；4月份的利息为220．08元、违约金为760．81元；5月份的利息为216．28元、违约金为809．85元。上述利息、违约金和滞纳金合计4827．98元。
四、涉诉信用卡2016年7月份的账单显示美元账户中存入金额1000美元，美元账户余额为1000美元；2017年1月份的账单显示美元账户存入金额0．22美元，美元账户余额为1000．22美元。
五、涉诉信用卡2016年7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89．24元；美元账户信用额度为840美元，可用额度为1840美元。2016年8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7500元，可用额度为0元。2017年1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7500元，可用额度为0元；美元账户的信用额度为1252美元，可用额度为2252．22美元。2017年2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对于中国银行在2016年8月份至2017年5月份期间对谷延超收取违约金、滞纳金、利息共计人民币4827．98元的行为是否合法。
一、谷延超与中国银行之间因信用卡申请及使用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的民事合同。谷延超与中国银行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均应当自觉履行相应义务。谷延超自愿以申请人的身份签订中国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并申请、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即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谷延超在享受到中国银行提供的相关金融服务后，应当根据双方的约定按期归还透支本息，并支付相关费用。谷延超逾期还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中国银行依据《领用合约》相关规定有权收取相应的利息、滞纳金、违约金。
二、谷延超主动开通涉诉信用卡的单一人民币结算功能，在交易入账时按照中国银行对外公布的外汇卖出牌价折算为人民币进行入账处理，当谷延超在境外消费时，交易款项、计收利息及相关费用将记入人民币账户。在谷延超的人民币账户存在欠款的情况下，虽然谷延超的美元账户由于美元交易退款而存在盈余款项，但由于谷延超选择开通单一人民币结算功能，中国银行无法对美元账户进行主动扣划来实现对人民币账户的还款行为。谷延超主张在人民币账户有欠款、美元账户有盈余款项的情况下主张对欠款及欠款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不承担还款责任，从而要求中国银行退还违约金、滞纳金、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三、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中国银行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谷延超送达对账单，每期账单对信用卡信用额度和可用额度均有告知。在美元账户有盈余款项的情况下，诉争信用卡的可用额度高于信用额度，但并没有实际提高信用卡的信用额度，另外在美元账户出现余额变化时，对账单中均有相应的提醒和告知，故谷延超认为由于中国银行故意隐瞒美元账户有盈余款项导致其超出授信额度使用信用卡的说法，并不成立。在庭审中，谷延超亦自认由于其自身还款能力的不足造成账单出现逾期，对于出现的逾期后果理应由其本人承担。因此，谷延超要求中国银行在退还4827．98元欠款的基础上再向其支付三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四、纵观本案证据，在谷延超出现逾期欠款并产生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和滞纳金的过程中，中国银行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谷延超要求中国银行更改信用卡关于以人民币结算、没有自动结汇的功能（美金不能自动结算成人民币）相关设置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五、谷延超要求中国银行在中国银行官方网站、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北京卫视北京新闻栏目发布公开致歉信的诉讼请求，因信用卡纠纷实为合同纠纷，该项诉讼请求并非为合同约定之违约行为的法定责任，故该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谷延超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谷延超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三页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记录，显示涉案信用卡在2017年6月23日、2017年7月3日、2017年8月25日、2017年8月28日、2017年8月29日的人民币账户和美元账户的信用额度、总可用额度、可取现额度的变化情况，用以证明：第一，美元账户的可用额度高于人民币的可用额度。在美金账户有存款的情况下，人民币的额度远低于美元的可用额度。人民币的可用额度变成0之后，银行继续记账是不合理的。第二，美元的额度是随时在变化的。中国银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谷延超的证明目的。
本院补充查明，涉诉信用卡2016年7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89．24元；美元账户的信用额度为840美元，可用额度为1840美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4910．76元，美元账户本期余额存款1000美元。2016年8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75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3076．41元。2016年9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75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4689．00元。2016年10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1428．55元。2016年11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75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4001．71元。2016年12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4705．08元。2017年1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7500元，可用额度为0元；美元账户的信用额度为1252美元，可用额度为2252．22美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3634．58元；美元账户本期余额存款1000．22美元。2017年2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4377．45元。2017年3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5216．11元。2017年4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6197．00元。2017年5月份的账单显示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可用额度为0元；人民币账户本期余额欠款17223．13元。上述信用卡账单结尾处“账户信息”载明，自2014年2月22日起，我行将为双币信用卡客户开通“外币账单自动购汇还款”功能，当外币账户产生欠款后，会在还款日前将卡内多余人民币存款按照当日汇率折算后自动购回偿还外币账单，详见官网。2017年6月份的账单显示上期欠款17223．13元，本期存入金额18000元，本期存款776．87元。
关于2016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谷延超持有的涉案信用卡人民币账户欠款金额超过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问题，中国银行解释称，谷延超在使用完当月的人民币信用额度后，由于其信用卡的美元账户里还有1000美元存款，且谷延超消费的币种是美元，所以允许谷延超在其美元存款的限额内继续消费。但在结算时，由于谷延超在办理涉案信用卡时申请开通了人民币单一结算功能，所以其以美元进行的交易款项、计收利息及相关费用按入账当日的外汇卖出牌价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记入谷延超的信用卡人民币账户。
关于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仅有2016年7月份账单和2017年1月份账单显示了美元账户的余额问题，中国银行解释称，由于涉案信用卡在2016年7月份发生了一笔1000美元存款，在2017年1月份存入一笔0．22美元的利息，其余月份美元账户没有发生变动，所以仅有2016年7月和2017年1月的账单显示了美元账户余额，其余月份的账单则没有显示美元账户余额。
关于涉案信用卡美元账户存款未能用于偿还谷延超欠款的问题，中国银行解释称，根据我国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银行无权主动将谷延超美元账户的美元存款兑换成人民币，用于抵扣谷延超人民币账户里的欠款。谷延超本人可以申请将其美元账户的美元存款兑换成人民币用于还款，但其并未申请。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谷延超自愿向中国银行申请使用涉案信用卡，并且在申请表上签字确认其已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同（协议）的各项规则。中国银行对谷延超的申请予以批准，并且向其发放了涉案信用卡。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涉案《领用合约》的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领用合约》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谷延超上诉主张涉案《领用合约》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谷延超在2016年7月至2017年5月期间使用涉案信用卡进行消费，未在每期账单的到期还款日偿还全部欠款，其行为构成违约。中国银行向谷延超收取相应的利息、滞纳金和还款违约金，符合《领用合约》的相关约定，并无不当。
谷延超上诉提出，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其持有的涉案信用卡人民币账户欠款金额超过人民币账户的信用额度，属于中国银行的强制记账行为，扩大了其违约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由于涉案信用卡在2016年7月份发生了一笔1000美元存款，因此，在谷延超使用完2016年8月份的人民币信用额度后，中国银行允许谷延超在其美元存款的限额内继续使用美元币种进行消费。另由于谷延超在申请办理涉诉信用卡时开通了单一人民币结算功能，谷延超超出其人民币信用额度后的美元交易在入账时按照中国银行对外公布的外汇卖出牌价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记入其信用卡的人民币账户。在当月的到期还款日，谷延超本人未申请将其美元账户里的存款兑换成人民币用于偿还欠款，中国银行亦无权主动将谷延超的美元存款兑换成人民币实现扣款。因此，在2016年8月份至2017年5月份期间，连续数月，谷延超在涉案信用卡项下的人民币欠款金额超过了其人民币信用额度。上述事实不属于中国银行强制记账的行为，亦未扩大谷延超的违约责任。
谷延超上诉提出，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中国银行在信用卡账单中没有显示美元账户详细余额，属于欺诈行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谷延超持有的涉案信用卡在2016年7月份发生了一笔1000美元存款，在2017年1月份存入一笔0．22美元的利息。中国银行已在涉案信用卡2016年7月份和2017年1月份的账单显示了其美元账户余额的变动情况。因其余月份的美元账户余额未发生变动，故相应的账单中没有显示美元账户余额情况。中国银行已经按期向谷延超发送对账单，提供了《领用合约》中约定的对账服务，谷延超亦表示核对了对账单的内容，故其应当知悉涉案信用卡美元账户余额的变动情况。本院对谷延超提出的中国银行隐瞒其美元账户详细情况，构成欺诈的主张不予采信。
此外，谷延超上诉还提出，涉案信用卡2016年7月份至2017年5月份账单结尾处关于“外币账单自动购汇还款”功能的描述，引人误解，亦属于中国银行的欺诈行为。经审查，上述宣传内容表述清晰，指向明确，且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对谷延超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谷延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3元，由谷延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欣
审 判 员 葛 红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韩 武
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