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民终7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冠县红旗路。
法定代表人：吴开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明，聊城高新三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俊生，男，1942年5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冠县。
上诉人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侯俊生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5）冠民重字第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侯俊生2005年7月在上诉人公司任副总经理，2006年5月29日，因侯俊生错误指挥，给他人造成很大损失，事发不久，侯俊生脱离公司。侯俊生称2006年3月26日经吴开吉委托向金某借款，纯属自行捏造，一审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原告经手向金某出具以下借据”，“随后由娄来刚计入账目”，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等恶意串通相互转写的白条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保留追诉其敲诈勒索的权利。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从未让上诉人为其去找娄来刚，上诉人也没有权利阻止刘桂芝出庭作证。原审法院认定省法院书记员将开庭笔录中的6误写成9，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所称的该笔借款经核实根本不存在。一审对于被上诉人本人书写的向金某借款2万元的借条，仅凭被上诉人自己陈述即认定该款系上诉人所借，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侯俊生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状通篇全是颠倒是非、栽赃陷害之词，毫无事实根据。
上诉人粗暴地指挥锯断光缆，却试图将责任加在被上诉人身上。被上诉人当时是上诉人公司的副总经理，并负责为公司借贷。娄来刚、刘桂芝均是本案的涉事人员,要求他们出庭是被上诉人的权利，令他们出庭是上诉人的职责和法律义务，否则上诉人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侯俊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自2006年3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开吉﹚在冠县城区施工时，自2005年7月起，聘用原告侯俊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顾问。另外娄来刚是公司出纳，会计是李汝献，工程师张超英兼副总，技术员李培民，办公室主任刘桂芝，自2005年10月起，吴开吉就常驻聊城不来被告冠县办公处，原告在七、八年的时间内一直主持被告在冠县的一切事务。2006年3月26日，被告由原告经手向金某借现金20000元用于被告经营，并由原告经手向金某出具以下借据：“今借到金某现金贰万元整﹙20000﹚月息以三分计算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经手人侯俊生二00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后来，金某找吴开吉在借据上补签字，但一直未见到吴开吉未能在借据上加盖公章和法人签字。2007年10月17日，在冠县人民法院审理（2017）冠民二初字第133号一案﹙原告王某与被告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及侯俊生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中，被告曾让原告以被告副经理的身份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诉讼。后来，金某索要上述款项，因见不到吴开吉，就要求原告以担保人的身份偿还。2008年5月10日，原告无奈偿还了金某20000元借款本金并按月息3分给付其利息15000元，金某即将上述借据交付原告，并在借据上注明“因我急需用款，此借据的本息已由侯俊生给我结清，由侯俊生持该借据与公司结算金某08.5.10号”。2012年10月9日，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阳谷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冠县分公司弱电管道买卖纠纷上诉一案中，被告曾将上述借据、（2007）冠民二初字第133号一案的民事调解书及另外一部分相关借款借据，一起以证据的形式当庭出示。2008年10月16日，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被告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开吉），增加了注册资本，扩大了经营范围。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偿还上述款项，吴开吉均以种种理由推脱不付。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所举借款借据、李某、李培民、李汝献、金某、王某等证人证言、（2007）冠民二初字第133号一案的调解书，本院调取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被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阳谷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冠县分公司弱电管道买卖纠纷上诉一案的庭审笔录，本院庭审笔录在卷为凭，已经庭审质证。
庭审中原告称，2008年以前我借的钱均直接交给娄来刚，娄来刚出具借据，债权人找吴开吉签字盖章，吴开吉不再的时候，娄来刚出具借据，由债权人拿着借据等吴开吉来公司后签字盖章。金某的钱和其他不同，当时金某拿钱来时，娄来刚不在，借据是我写的，收到钱转给了刘桂芝，刘桂芝转给了娄来刚，后期原告和娄来刚对过账，娄来刚已收到金某的款项。吴开吉委托娄来刚作为公司现金出纳，吴开吉和娄来刚均有资金往来个人记录。原告要求被告让娄来刚出庭对质作证。但被告称自2009年以后娄来刚一直找不到。本院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让刘桂芝出庭和原告对质作证，但被告未能让刘桂芝出庭作证。
原告侯俊生针对诉称内容举出以下证据：1.“今借到金某现金贰万元整（20000）月息以三分计算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经手人侯俊生二00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注明“因我急需用款，此借据的本息已由侯俊生给我结清，由侯俊生持该借据与公司结算金某08.5.10号”；2.冠县法院于2007年10月17日出具的（2007）冠民二初字第133号一案民事调解书（原告王某与被告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侯俊生担保借款合同纠纷），调解书中的被告信息显示侯俊生为被告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及副经理；3.证人李某（原告同学身份证号）有关“2008年5月8号，原告在证人手中借款35000元，月利息3分。原告说借款是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所借，用途是还金某老师的债务”。的当庭证人证言；4.证人王某（身份证号）有关“2011年，原告让证人拉着原告及原告妻子王素梅到聊城，接了吴开吉到山东省高级法院打官司作证。路上，王素梅对吴开吉说有一个20000元借款没有吴开吉签字，吴开吉说账上都有记录，不要紧。当时没有说20000元借款是借谁的。原告将王某的（2007）冠民二初字第133号调解书及金某的借据交到山东省高级法院当证据用”。的当庭证人证言；5.证人金某（身份证号）有关“2006年3月26日，原告说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用款，找证人要借20000元。证人将钱拿到原告公司办公的地方。当时原告妻子王素梅在公司坐着。原告让公司里一个女的收下的20000元，由原告为证人打了借条，并让证人先回去，过几天再来找吴开吉签字，证人后来去了多次找吴开吉签字，没有找到吴开吉，一直到了2008年，证人急用钱就找原告把钱要回来，本金及利息共计35000元，证人就把借条给了原告，并在借条上签了证人的名字”。的当庭证人证言；6.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被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阳谷分公司、冠县分公司弱电管道买卖纠纷上诉案，于2012年10月9日开庭的笔录，笔录中显示“被告称工程投资曾借了高息贷款，并将（2007）冠民二初字第133号调解书、2009年3月26日借侯俊生2万元借据（利息3分）、2006年5月15日借王素梅6万元借据（利息3分）、2006年4月27日借王素梅2万元借据（利息3分）、2006年3月26日借王素梅17000元借据（利息3分）、2006年3月25日借王素梅16000元借据（利息3分）作为证据当庭出示。”原告称：“开庭笔录显示的2009年3月26日借侯俊生2万元借据（利息3分）即是被告由原告经手借金某的那笔2万元，‘2009’是‘二00六’的误写，因为借据上的‘六’写的与数字‘9’相近，被书记员误看为‘9’，而将‘二00六’误记录为‘2009’。”7.冠县法院(2015)冠民重初3号判决及被告对该判决的上诉状，证明被告承认原告在2005年以后，被告授权为公司筹借工程资金，因此原告为债权人书写借据是职务行为，具有被告同等的法律力；8.冠县法院（2014）冠商初1号判决书及被告对判决的上诉状，证明被告在诉讼中出现过错是事实，被告将王某写成李清奎是严重过错，在省高院庭审中将2006年误读为2009年，字迹相似，则更具有客观性。被告辩驳：“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面没有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不能说明2万元借款是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所借，不能排除原告伪造上述借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调解书只能说明原告以被告副总经理的身份参与了调解案件，不能说明原告在2006年3月份是被告的副总经理。对证据3有异议，李某与原告是同学关系，所作证言前后矛盾。对证据4有异议，王某所作证言内容不客观，被告至今没有将欠王某的钱给付王某。对证据5没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所作解释只是自己认为。对证据7称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判决书无法证明本案所涉的2万元是被告所借，也无法证明原告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对证据8称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被告没有举出反驳证据。综上，原告针对诉称内容所举的证据已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能说明原告所诉内容。被告虽对原告所举部分证据有异议，但未举出反驳证据支持其反驳理由。况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让被告的职工娄来刚和刘桂芝出庭和原告对质作证，但被告不能让其出庭作证。依照举证规则之规定，本院认定原告所诉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据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由作为被告副总经理的原告经手借金某2万元的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在被告未偿还金某2万元借款本金及约定利息月息三分的情况下，金某要求原告代被告承担了偿还金某本息合计35000元的责任，并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上述债权转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在取得上述转让本息35000元债权后，即有权要求被告清偿该35000元的权利，并应自2008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给付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侯俊生款35000元及利息（自2008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给付日止），待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侯俊生称其在担任上诉人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聊城市吉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期间，于2006年3月26日向案外人金某借款2万元用以公司经营，其并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据；侯俊生又称金某后来催要上述借款时，其又以个人资金偿还了借款本息。但在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借款人发生的几起诉讼案件中，所涉借据均加盖有公司的公章或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开吉的签字。对于本案借据，侯俊生称其所出具的借据也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侯俊生并非当时的财务负责人，仅有其签字的借据并非正规的公司内部财务凭证。在侯俊生之妻王素梅与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公司向王素梅出具的借据中，有一张即为2006年3月26日17000元的借据，该借据既有公司的公章，又有吴开吉的签字。同一天的借据，同样由侯俊生经手，王素梅的借据既有公章又有签字，金某的借据却没有，此不符合生活常理。
在省法院所审理的一案件中，侯俊生称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可的2009年3月26日的一张借据即为本案借据，侯俊生又称省法院书记员当时记录有误，将2006年记为2009年。侯俊生此主张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侯俊生持其本人出具的借据认定侯俊生的追偿权成立，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侯俊生可在证据充足后，另行主张权利。山东吉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5）冠民重字第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侯俊生的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侯俊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久 强
审判员 石鑫审判员郭召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 书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