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20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新民路**号。法定代表人：何殿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新章，河南新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号*层。负责人：冷培栋，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金基，北京市国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上海广和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号无锡大厦**楼。法定代表人：郑长地，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钢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及一审被告上海广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信钢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支持信钢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存在信钢公司请求广和公司赔偿损失之诉与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之诉构成的问题。信钢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十分明确，请求广和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共同赔偿信钢公司的资金损失4000万元、利息损失4670583.33元、诉讼费损失125943元等。二审法院故意把信钢公司的完整之诉人为割裂为两个诉，目的就是为了错误认定所谓的信钢公司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之诉是重复诉讼。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本案信钢公司是以合同纠纷起诉的，一、二审法院也是以合同纠纷审理的，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虽然不是《带钢购销协议》的签订人，但是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与广和公司、信钢公司三方签订的《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中的义务也是履行《带钢购销协议》中的结算义务，是履行《带钢购销协议》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本案是两个诉构成的，认定事实错误。（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贴现过程中存在违约、违规行为，应当赔偿给信钢公司造成的损失。通过一、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已经查明：第一，涉案两笔资金4000万元，是广和公司根据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提示，用已经付款并结算的票据申请贴现的，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没有尽到审查责任，违反了《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的约定。第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履行《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中不仅违约，而且严重违规。一是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将贴现资金往来操作为行内账户转账，在流水单上不能反映是贴现款。二是贴现资金的实际付款人是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信钢公司收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都显示广和公司是付款人，在信钢公司账户里显示的付款人也是广和公司。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关于这两笔贴现资金显示错误导致信钢公司记账错误。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致使这两笔贴现资金被广和公司转走，给信钢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广和公司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三）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海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之诉即前诉与本案诉讼存在明显不同，根本构不成重复起诉。1.本案仅为合同之诉，是一个诉，并非二审判决所称信钢公司请求广和公司赔偿损失之诉和信钢公司起诉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之诉两个诉构成。同时，本案并不是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起诉信钢公司案件裁判生效之后起诉的，而是在该案尚未裁判生效之前就已起诉立案。2.本案不是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再次提起的诉讼，而是信钢公司另案提起的民事诉讼。信钢公司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起的诉讼中仅仅是抗辩，并未形成法定有效的起诉，何况上海市两级法院没有对信钢公司之诉进行裁判，也不可能裁判。3.本案和前诉在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方面均不相同。第一，两案当事人不同。本案为信钢公司提起之诉，原告为信钢公司，被告为广和公司及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前诉中，原告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被告为信钢公司，两案原、被告均不相同。第二，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合同，包括信钢公司与广和公司签订的《带钢购销合同》以及信钢公司、广和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而前诉的诉讼标的仅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与信钢公司签订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诉讼标的明显不同。第三，两案诉讼请求不同。上海市两级法院认定4000万元是贴现资金，而非货款。本案信钢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决广和公司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共同赔偿信钢公司4000万元资金及利息、诉讼费用损失，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诉讼请求是判决信钢公司赔偿其拒付票据4000万元及罚息。两案的诉讼请求不仅不同，而且也不发生冲突，不相互否定。因此，信钢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关于构成重复起诉的法律规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出答辩意见称，（一）信钢公司主张本案诉讼不是由两诉构成的再审事由不成立。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诉讼实属两诉构成。信钢公司请求广和公司赔偿损失之诉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但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不是《带钢购销协议》的当事人，信钢公司不能依据《带钢购销协议》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承担赔偿责任。金融票据法律关系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信钢公司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之诉只能在金融票据法律关系中主张，这与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显然是独立的两个诉。2.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不是《带钢购销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根本就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所以成为本案被告，是信钢公司滥用诉权。前诉一审判决作出以后，信钢公司一方面就该案提出上诉，另一方面提起本案诉讼，意图通过本案判决来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4.由于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与请求广和公司赔偿损失不是一个诉，无法在同一个法律关系中进行表述，所以信钢公司在起诉状中只能分别对广和公司、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各自写出不同的要求赔偿的事实和理由，这足以证明本案实际为两诉构成。（二）二审判决认定信钢公司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完全正确。1.信钢公司所谓“构成重复起诉必须是前诉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已经生效而且是前诉原告又再次起诉”的主张，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一事不再理”重复起诉中的后诉，既可以是在前诉诉讼过程中提出，也可以是在前诉裁判生效以后提出。“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表明“一事不再理”重复起诉中的当事人在前诉和后诉中的诉讼地位可以是相反的。2.信钢公司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本案诉讼确由信钢公司请求广和公司赔偿损失之诉与信钢公司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之诉这两诉构成。信钢公司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之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相同，且具有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实质效果。请求驳回信钢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中，信钢公司诉请广和公司赔偿损失，其主要依据为信钢公司与广和公司签订的《带钢购销协议》，系买卖合同纠纷；信钢公司诉请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其主要依据为信钢公司、广和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及广和公司以信钢公司名义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系金融合同纠纷，二者法律关系不同。二审判决认定信钢公司本案的起诉“由信钢公司请求广和公司赔偿损失之诉与请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损失之诉构成”并分别予以评判，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经二审法院查明，2013年12月10日，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依据《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请信钢公司支付被拒付的4000万元及罚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8864号民事判决判令信钢公司支付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本金4000万元，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予以维持。该诉与本案信钢公司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起赔偿资金损失40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构成重复起诉。首先，当事人相同。当事人在两诉中诉讼地位互换、一方当事人相同另一方当事人数量增减并没有使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均不改变诉讼当事人的一致性。其次，诉讼标的相同，且信钢公司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两诉均是基于4000万元贴现款发生的争议，信钢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两诉中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相同，前诉判令信钢公司支付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本金4000万元，本诉信钢公司要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赔偿其资金损失4000万元及利息，信钢公司本案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的判决结果相悖，实质是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二审法院认定信钢公司本案诉请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承担4000万元及利息赔偿责任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法律正确。信钢公司如对前诉作出的生效判决有异议，可以另行寻求法律救济途径。综上，信钢公司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雪梅审 判 员 杨立初审 判 员 梅 芳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媛媛书 记 员 陈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