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8民初6267号
原告：刘某，女，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密云区。
被告：王某某，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密云区。
被告：李某，女，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密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海龙，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与被告王某某、李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被告王某某、被告李某及其诉讼代理人钱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我2013年7月1日到2018年1月31日劳务费165000元；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是二被告的嫂子，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于2013年3月5日生育一子王某，后二人以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为由让我看护照顾，并口头约定每月3000元。2013年7月1日，二被告将王某送到我处，由我一直履行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至今，现已5年有余。我多次找到二被告要求支付劳务费，被告王某某于2016年12月31日、2018年1月31日为我出具欠条两张。现王某仍由我接送照顾，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王某某辩称：原告所述属实，欠条是我出具的。现我同意给付原告劳务费，但我没有钱支付。
被告李某辩称：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是基于亲属关系由原告帮我照看孩子，是帮工性质，原告所主张的是基于市场的标准，而我们口头约定每月给原告1500元的辛苦费。而且我当时的月收入是2000元左右，原告称约定每月3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告给我们看孩子的时间是从2013年7月中旬开始。王某某给原告写欠条时，我已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有理由怀疑这份欠条的产生是为了婚外的债务。另外从2013年到2016年12月期间的我们已经按每月1500元付清，且王某某应系本案第三人，其所出具的欠条并不能阻却民诉法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主张的超过了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某与王某某系亲叔嫂关系；王某某与李某曾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于2013年3月5日生育一子王某。2016年10月，王某某曾起诉至本院要求与李某离婚，因李某认为二人之间尚有夫妻感情，故本院判决驳回了王某某的诉讼请求。2016年12月20日，李某向本院递交诉状，要求与王某某离婚，该案于2017年1月20日立案。该案经审理后于2018年2月6日一审判决，判决李某与王某某二人离婚，并判决二人之子王某由王某某自行抚养。该案中，王某某曾提出二人尚欠刘某劳务费126000元，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该债务涉及他人财产权益，离婚纠纷案件中无法予以认定，故驳回了王某某的该项主张。现刘某持诉称理由及诉讼请求诉于本院。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事实主要包括：一是王某某、李某是否自2013年7月1日起雇佣原告为其照顾子女；二是双方约定的每月应给付费用的具体数额以及是否已经给付。
对于第一个争议事实，刘某主张其系王某某、李某雇佣照顾二人之子，其提交了由王某某书写的欠条两张及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欠条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31日、2018年1月31日，内容分别为“拖欠刘某给王某某、李某夫妻哄孩子（王某）劳务费从2013年7月1日起，每月3000元（叁仟元正）至2016年12月31日总计126000元（壹拾贰万陆仟元正）”、“拖欠刘某给王某某、李某夫妻哄孩子（王某）劳务费从2017年1月1日起，每月3000元（叁仟元整）至2018年1月31日总计39000元（叁万玖仟元整）”，欠条下方均签有王某某及李某的名字；庭审中刘某及王某某均认可欠条中李某的签名系由王某某书写。证人王某系刘某之夫、王某某之兄，其出庭作证称王某某、李某找其父母让刘某给二人哄孩子，并口头约定给付每月3000元。王某某对刘某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李某则认为其与刘某之间是亲属之间的帮工关系，不能等同于劳务合同关系。
对于第二个争议事实，刘某主张其与王某某、李某系口头约定劳务费用为每月3000元，其提交的证据与第一个争议事实相同。王某某对刘某的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李某为反驳刘某主张的事实，其申请了李某某出庭作证，李某某系李某的姑姑。李某某作证称，2013年6月，王某某、李某让其从7月份开始给二人哄孩子，每月给1500元，后告知其换人；王某某对曾找证人哄孩子的事实予以认可，但称系证人表示没有时间，且给付的标准也是每月3000元；刘某则表示证人所述与其无关。李某另提交其工资表一份，显示其在2012年至2013年年底工资每月收入为2126.94元、2213.02元，并在2013年年底工资增长至3561.13元；刘某及王某某均表示不清楚李某的工资情况。李某提交其诉王某某离婚诉讼起诉书及判决书各一份，刘某认为李某提交的该项证据与其无关，王某某认可李某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
另查：经本院询问，李某曾多次称2013年7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期间照看孩子的费用其没有管过，给没有给过不清楚，但认为已经由王某某给付，后在开庭过程中又称系其与王某某一同付清；李某认可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照看孩子的费用其没有支付过。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欠条、（2017）京0118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二被告应予支付费用的具体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为二被告照顾子女的事实，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被告李某提出原告为其照顾子女系“帮工”性质，虽然“帮工”通常是基于亲朋好友、邻里族人等特殊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一种互助互帮行为，但其并不以获取钱物为交换条件，且具有互助性、临时性、一次性消费等特点；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李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确认，本案应系由原告提供照顾二被告子女的劳务活动，由二被告支付其一定劳务报酬，该情形符合劳务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本院确认双方系劳务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需确定原告提供劳务的起始时间，虽然被告李某不认可原告从2013年7月1日开始负责照顾王某，但依据其所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某的陈述分析，可以确定如果二被告将王某交由李某某看顾，则应是从2013年7月1日开始，据此可以推断，原告应系自2013年7月1日开始照顾王某，故对原告主张其提供劳务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7月1日，本院予以采纳；其次对于给付劳务费的标准问题，被告李某提供了其2012年至2013年年底工资月收入的明细，但该收入仅为被告李某一方收入，难以据此认定其给付劳务费的标准为每月1500元，且原告主张每月3000元劳务费的给付标准符合事发时市场价格标准，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劳务费给付标准为每月3000元的主张予以采纳；最后对于二被告是否已经给付原告劳务费的问题，被告李某在本院询问的多次陈述中均称其不清楚被告王某某是否给付过劳务费，虽在开庭陈述时其变更了该项答辩意见，但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支付过劳务费，故对原告主张二被告自2013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过劳务费的诉讼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合法的劳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提供劳务的一方有权要求接受劳务的一方支付相应报酬；综合前述分析，原告主张支付其劳务费16500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关于给付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补充第二款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两份欠条虽产生在二被告离婚诉讼期间，并由被告王某某一人书写，但被告李某不能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欠条所载明的债务系原告与被告王某某串通虚构的债务，且原告所主张的债务系二被告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被告李某亦认可2017年1月1日至原告主张的2018年1月31日期间，其未支付过任何费用；综合本案具体情况，虽被告李某提出异议，但依据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李某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确认二被告应对原告主张的劳务费承担共同给付责任。
关于被告李某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为二被告提供的劳务具有连续性，且被告王某某出具的欠条确认了该债务，依据欠条上载明的时间，原告所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李某答辩称被告王某某应系本案第三人，其所出具的欠条并不能阻却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某某、李某共同给付原告刘某劳务费十六万五千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千八百元，由被告王某某、李某共同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 宁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慧英
书 记 员 郑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