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1民初2266号
原告：司继东，男，195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善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司继东与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司继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窦善丽，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提供从2015年9月1日信托计划开始募集到2018年4月1日，全部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2亿元的银行流水明细；2.要求被告提供反映信托财产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状况财务记录和托管指令，财务记录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托管指令是指运用信托资产进行投资支付相关费用，在信托募集期和信托运行期发生的被告向托管银行发出的资金划拨和收益划拨指令，资金划拨指的是整个信托项目2亿元的划出对象指令，收益指令是整个信托项目向全体投资人分配收益的指令；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被告募集发行“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用于受让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钢铁集团）持有的天津市天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权受益权，信托计划存续期限12个月，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同年9月6日，原告通过推介人介绍，购买了该信托计划，并向被告支付了300万元投资款。信托合同载明原告投资300万元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9.2%，信托期限为12个月。2016年3月开始，信托收益未能如期兑付。2016年9月7日信托计划到期，被告一再单方宣布延期，信托计划依旧没有进入清算程序，原告的本金仍未能收回。同时原告得知被告还成立了一个“国民信托·天津钢铁集团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融资方同为天津钢铁集团，担保人为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且被告已于2016年1月29日宣布延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一再拖延，未要求融资方和担保方提前回购，未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2016年9月7日，信托计划到期。被告除一再单方宣布延期外，没有任何进展。在与融资方相同的信托计划已经出现延期对付的情况下，被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违反了受托人有效管理的义务。原告作为委托人，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了解投资损失产生的原因，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1.原告要求被告提交整个信托计划信托专户流水、财务凭证、财务报表、划款指令等文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违反信托合同约定。信托法及合同均约定，原告只有权查询与其委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户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原告在本信托计划中认购了300万元的信托资金，故其仅能要求被告提供其认购的300万元信托资金及对该信托资金运用产生的收益（如有）等相应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户和文件。整个信托财产运用收支情况，被告已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每季度在被告的网站上进行披露，原告可自行查询，且原告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可自行查阅。2.被告作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负有对其他众多委托人信息保密的义务，若被告将其他委托人资料交给原告，则明显违反受托人职责，将会被告其他委托人追究管理失职的违约责任。3.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提交整个信托文件的原因是要了解其投资损失如何产生。目前该信托计划仍在存续阶段，被告仍在通过各种途径将信托财产变现并取得一定效果，包括原告所认购的信托资金在内的信托财产并不确定损失。且依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并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京0101民初11431、11432、11433号民事判决书书中认定的事实，原告所投资金目前尚未完全变现的原因是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和担保方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违约，未及时支付股权收益回购价款，与信托专户流水、信托财务凭证、银行划扣指令无因果关系。4.本案不具有可诉性，被告严格按照信托法向原告履行了义务，同意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原告提供了与原告信托财产相关的材料，包括2015年9月21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21张、编号为NT托字×××号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受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议》1份、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1张、被告向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张、《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1份、《保证合同》1份。原告所称的给银行的划拨指令，因原件已提交银行，被告没有留存，无法提交，但提交了2亿元的转账凭证，足以证明被告已完成了资金划拨义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9月6日，原告向被告国民信托公司汇款300万元，用于购买被告发布的信托产品。
2015年9月10日，原告（委托人）与被告（受托人）签订《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下称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与《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下称说明书）、《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下称风险申明书）等文件一并构成了双方的合同条款，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风险申明书内容为，告知委托人和受益人，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信托计划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形式。受托人虽已披露风险，但仍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委托人应当仔细阅读相关文件，谨慎决策，委托人在风险申明书中签字，表明理解文件内容，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原告在上述风险说明书中签字确认，并抄写声明：本人已阅读并完全接受认购风险申明及信托计划说明书条款，愿意承担本产品投资风险和损失。
说明书中内容为，公布了信托计划的名称及主要内容。注明本信托计划的资金用于受让天津钢铁集团持有的天钢贸易公司的100%股权收益权。天津钢铁集团将转让价款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按照约定价款回购收益权，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说明书同时进行了风险提示。
信托合同内容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根据文件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进行集中管理，运用和处分，并以本信托的管理运用收益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受益人获取投资收益。合同约定认购金额在300万元（含）至600万元的委托人，本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9.2%。同时合同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受益人可能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但不代表实际年化收益率。
信托合同同时载明，本次信托总规模为2亿元。关于信托期限，合同约定信托计划分期募集，各期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自当期信托计募集完成日期至当日信托计划存续期满12个月之日止。受托人有权宣布本信托计划期限提前终止或者延长。
关于信托利益的计算方法，合同约定各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核算日为自该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利益起算日起每个自然季度末月21日。受托人于信托利益核算日后15个工作日内，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如果信托计划某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届满，信托财产专户中的现金类信托财产扣除费用后不足以向受益人分配的，受托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处置和变现，信托期限相应延长，直至已经足额向受益人分配利益或者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终止。
信托合同亦约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委托人有权查询、抄录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但委托人不得利用其获得的信息谋取不当利益，不得将其获得的信息对外散发而可能导致对信托计划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受托人应遵守信托文件中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受托人必须开设信托财产专户对信托财产进行单独管理；受托人必须保存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受托人必须依据信托文件中的规定，于信托计划终止时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因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披露的除外。
2015年9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书》，确认原告认购金额300万元，确认信托单位300万份。
另查，2015年8月26日，天津钢铁集团作为甲方，被告国民信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就被告拟设立本案涉案信托计划，将信托资金购买甲方依法持有的标的收益权进行确认。同日，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前述回购协议中天津钢铁集团需要履行的所有义务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同年，8月27日，合同各方办理了上述回购协议及保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2015）京方圆经证字第26082号、26083号公证书。
再查，2015年9月7日、9月8日，被告分别向天津钢铁集团转账支付1.365亿元、0.635亿元。信托计划到期后，因天津钢铁集团及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未能按期兑付原告本金及部分收益，被告宣布信托计划延期。2015年9月30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被告分21笔向原告支付本金及收益共计1114101.37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向原告提供了2015年9月21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21张、编号为NT托字×××号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受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议》1份、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1张、被告向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张、《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1份、《保证合同》1份。
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资料，原告表示仅为部分内容，被告还应提供被告募集2亿元的流水凭证、整个信托计划全部2亿元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托管指令，原告可在被告网站上查阅被告每季度出具的信托资产报告，但该报告仅体现了收支情况的总额，没有具体到每个投资人分配的金额。
上述事实，有《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书、付款凭证、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21张、编号为NT托字×××号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受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议》1份、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1张、被告向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张、《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1份、《保证合同》1份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信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信托合同亦约定了原告作为委托人的查阅权，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系其行使委托人知情权的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提供全部信托计划的银行流水凭证、财务记录及托管指令。
首先，法律规定的委托人的查阅权的范围仅限于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但对于信托账目及其他文件的具体指向并未作出明确解释。对此原告认为查阅的范围应当包括银行流水凭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托管指令。本院认为委托人知情权的目的在于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具体到信托项目上主要体现为信托资金管理报告或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原告提交的向项目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已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网银交易电子回单以及原告可在被告网站上自行查阅的信托项目管理报告，可以反映被告作为受托人对原告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及收支的情况，已能满足原告作为委托人的知情权。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应提交向银行付款的托管指令，因托管指令已提交至银行，被告并未留存原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保管了托管指令的原件，且被告提交的向融资方转账2亿元的网银交易电子回单足以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向融资方放款的义务。
其次，关于原告称被告应提交全部信托项目募集资金的银行流水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托管指令，不限于原告投资的300万元信托资金的意见。本案中，原告投资的信托资金为300万元，但被告整个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为2亿元，必然包括了其他委托人投资的金额。信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被告作为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因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披露的除外。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受托人在向委托人披露信息时可以披露其他委托人的资金募集及收益分配情况，对于其他委托人的资金募集及收益分配也不属于合同约定因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披露的事项。
最后，信托计划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收益系因天津钢铁集团及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与被告签订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与《保证合同》。被告根据信托计划的履行情况决定延期，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此，被告已通过网站公布相关信息，原告可自行查阅。原告通过本案诉讼要求了解资金损失原因的诉讼目的亦已实现。
综上，原告的知情权已经得到满足，原告要求被告再行提交全部信托项目的银行流水、财务记录及托管指令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司继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司继东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莹荧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杨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