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彩凤。
委托代理人：张科峰，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春吉，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国华。
原审第三人：袁沃华。
委托代理人：周国就，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谭国好，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彩凤因与被上诉人阮国华、原审第三人袁沃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12月10日，广州市花都区芙蓉镇新民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新民经济社）与阮国华签订《出租土地合同》，约定由新民经济社将位于芙蓉镇新民村古岭门口田的土地36.226亩租给阮国华使用，承租期限从2004年9月1日至2034年8月30日止共三十年。土地的租金为每年每亩2200元，以后每五年在原有基础上递增10%，阮国华必须于每年的9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当年的租金。新民经济社准许阮国华在该土地兴建工业厂房及宿舍并协助阮国华办理土地的报建及水电的报装等手续。合同期满后，阮国华的不动产设施无条件归新民经济社所有。
2011年9月16日，阮国华出具《借据》，向黄彩凤借款198万元，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
2012年8月27日，阮国华向袁沃华借款20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200万元�接转入阮国华的银行账户，其中小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起算日以银行到帐日为准）。阮国华将位于芙蓉镇新民村古岭门口的土地36.226亩使用权及收益权抵押给袁沃华，并办理有出租和收租的授权委托书给袁沃华。借款期限为2012年8月27日至2012年12月27日，按月预交息。当阮国华全部借款及利息结清给袁沃华的情况下，袁沃华必须将有出租和收租的授权委托书交回给阮国华。如阮国华不能按时缴息和不能准时还款的情况下，逾期付息10天的，袁沃华有权行使授权委托书代阮国华收租，及行使将位于芙蓉镇新民村古岭门口的土地36.226亩使用权及收益权转到袁沃华名下，阮国华须无条件配合。
同日，阮国华出具《承诺书》，载明：“袁沃华向阮国华支助200万元，阮国华承诺每月10日前，支付手续费10万元，逾期超过10天则视为违约。袁沃华有权执行双方协议的权利与�容，即将阮国华与新民经济社所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及地上建筑物无条件归于袁沃华名下所有。”新民经济社亦在该《承诺书》上加盖公章。
同日，黄彩凤、阮国华还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阮国华将其与新民经济社于2004年12月10日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的义务和权利转让给袁沃华，袁沃华即同意按上述《出租土地合同》履行。双方认定上述《出租土地合同》的转让，作价200万元，黄彩凤确认在签订该协议时，已收齐了转让款。新民经济社亦在该《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公章。
2012年9月11日、2012年9月12日、2012年9月20日、2013年3月8日，阮国华又分别向黄彩凤借款200万元、160万元、330万元、50万元。综上，黄彩凤一共借给阮国华938万元。
2013年4月9日，因阮国华未依约还款，黄彩凤将阮国华及阮国华作为投资人的广州市花都区久久红塑料五金厂（以下简称久久红厂�诉至原审法院，在原审法院主持下各方当事人于2013年7月12日达成调解协议，久久红厂及阮国华确认欠黄彩凤借款938万元，久久红厂及阮国华承诺于2013年7月30日前向黄彩凤偿还上述全部借款，并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依上述调解协议内容作出了（2013）穗花法狮民初字第22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6月28日，新民经济社召开村社干部、理财小组成员及村民代表大会，同意：阮国华将2004年12月10日与新民经济社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的整体权利、义务转让给袁沃华；2013年8月30日至2034年8月30日，袁沃华除按上述《出租土地合同》交纳租金外，另行每年向该社交纳管理费20万元。如阮国华或袁沃华（含阮国华的债权人）向新民经济社主张权利的，由袁沃华出面解决，一切责任与新民经济社无关。
2013年6月29日，新民经济社与袁沃华签订《协议书》，载明：现袁沃华持有其与承租人阮国华之间的“借款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要求新民经济社协助……根据原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转租，需征得新民经济社同意，由于阮国华本人已无法联系，故新民经济社与袁沃华达成协议，袁沃华确认上述借款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有效，并确保双方签订本协议后，阮国华本人及袁沃华不对新民经济社主张权利，否则本协议自始无效并终止，袁沃华已交的租金不退，并由袁沃华承担全部责任。新民经济社同意阮国华将上述《出租土地合同》整体权利、义务转让给袁沃华。袁沃华对新民经济社于2004年12月10日与黄彩凤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所有条款予以接受。2013年8月30日至2034年8月30日，袁沃华除按上述《出租土地合同》约定交纳租金外，另行每年向该社增加交付租金20万元，增加租金支付时间按原《出租土地合同》约定履行。双方在合同期内的权利义务按上述《出租土地合同》和该协议履行。
2013年7月16日，袁沃华向新民经济社缴纳了涉案土地当年的租金，包括依原《出租土地合同》合同确定的87666元及新增租金20万元，共计287666元。2013年9月27日，新民经济社向承租该地块厂房的租户发出通知，告知租户袁沃华为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人，并应向其缴纳租金。袁沃华已开始向租户收取租金。
2013年7月31日，因黄彩凤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与久久红厂、阮国华签订的上述调解协议，原审法院审查后予以立案受理。在此过程中，黄彩凤与久久红厂、阮国华于2013年8月19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久久红厂、阮国华自愿从2013年6月13日起至2034年8月30日止，以阮国华于2004年12月10日与新民经济社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所租赁的花都区狮岭镇新民村古岭门口的36.226亩土地及阮国华本人投资建设的地上建筑物的租赁经营权及相关财产权利全部转让给黄彩凤以清偿债务；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由黄彩凤代为向村集体支付该地块的租金及相关税费，承继原租地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黄彩凤履行上述义务后，有权向现有的租户收取上述地块及地上建筑物的租金（现有出租厂房收入每年86万元，闲置空地及厂房预计有20万元收入，扣除上交村集体的土地租金及出租房屋的管理费20万元，每年预计收回86万元）来清偿债务。
2013年8月30日，黄彩凤向客户名称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新民经济联合社”的账户以“阮国华土地租金”的名义汇入87666.92元。
诉讼中，黄彩凤提交了“模具1、模具2、附加设备、钢材、待发产品清单”各一份，内容为对物品名称、数量、金额的�列，黄彩凤主张清单中的物品均留在涉案土地上且价值巨大；黄彩凤另提交了字条六张（信件3份，委托书1份），信件及委托书落款均为“阮国华”、信件抬头分别为“甘村长”、“黄书记”、“新民村共产党员”，委托书抬头为“花都区人民法院”，主要内容为阮国华授权黄彩凤处理《出租土地合同》相关事宜，及否认袁沃华获得此种授权。黄彩凤另提交了租金情况调查表，以证明涉案权利义务价值巨大，但该表为黄彩凤自行制作，无任何签名或盖章。袁沃华于诉讼中对此不予确认。
诉讼中，黄彩凤申请原审法院到现场查勘，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并拍摄了照片。现场可见涉案的部分土地已建筑厂房，部分土地仍为空地，已建筑的厂房内工厂、商户等租户正在正常经营。原审法院另向新民经济社了解情况，该社出具《情况说明》，对上述已查明与新�经济社有关的事实，除对黄彩凤是否已向新民经济社缴纳租金不发表意见以外，其他事实均予以确认。
上诉人黄彩凤原审诉讼请求：1、撤销2012年8月27日阮国华向袁沃华转让阮国华与广州市花都区芙蓉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及广州市花都区芙蓉镇新民经济联合社于2004年12月10日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所列权利义务行为及相关承诺书、转让协议；2、诉讼费由阮国华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2012年8月27日，阮国华向袁沃华借款20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书》的事实，在本案诉讼中已经由黄彩凤举证、袁沃华确认。阮国华虽表示不记得签订过上述文书，但对上述文书的真实性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袁沃华已提供银行流水账单等证据证明已按《借款协议书》提供借款给阮国华，加之新民经济社已经根据上述《借款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书》等同意将上述《出租土地合同》的整体权利、义务转让给袁沃华，相关的合同已经得到履行，亦佐证了上述文书的真实性。因此，原审法院确认阮国华与袁沃华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债权人在债务人有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行使撤销权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被保全债权的存在，且原则上被保全债权的�立时期应在诈害行为之前；二是有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在有偿行为场合需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三是受让人知道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四是该行为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同时，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阮国华多次向黄彩凤借款，在2011年9月16日与2012年9月11日后的借款行为之间，阮国华于2012年8月27日实施了转让财产的行为，而黄彩凤所诉请撤销的正是2012年8月27日这一转让财产的行为，故本案中需对被保全债权与诈害行为的成立时间先后及相应法律后果加以特别审查和论述。
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的目的，在于保全责任财产，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状态，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对于每一笔具体的被保全债权而言，所谓“责任财产”，应当指该债权成立时尚存的责任财产。成立前既已处分的财产，一般�应列入该债权的责任财产范围，除非在处分该财产时，后续债权必然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非常高。本案中，阮国华先于2011年9月16日向黄彩凤借款198万元，后于2012年8月27日将涉案的《出租土地合同》的有关义务和权利转让给袁沃华，故黄彩凤可在198万元的债权范围内对上述行为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并无疑问。但阮国华在2012年9月11日、2012年9月12日、2012年9月20日、2013年3月8日又分别向黄彩凤借款200万元、160万元、330万元、50万元共740万元，这些借款行为均发生于涉案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之后。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成立于涉案转让行为之后的借款行为必将发生或非常可能发生，故不能认定阮国华系为了逃避成立在后的债权而转让财产。由于在上述740万元借款行为发生之时，阮国华已经出让了《出租土地合同》的合同权利，故涉案合同权利并非上述740万元借款�生时阮国华所拥有的责任财产，黄彩凤无权以740万元债权主张撤销2012年8月27日阮国华转让涉案财产的行为，而仅能就发生于涉案合同权利义务转让行为之前的198万元债权主张涉案行为的撤销权。
关于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javascript：SLC（21651，0）﹥第七十四条﹤javascript：SLC（21651，74）﹥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本案中，转让的标的是2004年12月10日，新民经济社与阮国华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中阮国华所有的权利义务，主要的权利是出租涉案36.226亩土地上兴建的厂房并收取租金，主要的义务是向新民经济社缴纳租金。该权利、义务的价值如何，黄彩凤于诉讼中主要提交了租金情况调查表作为证据。该表格为黄彩凤自行制作，并未有任何人签名、盖章，且袁沃华不予确认，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黄彩凤申请原审法院到现场查勘，查勘情况亦不能充分证明涉案土地出租权的价值。在负有相应举证责任的情况下，黄彩凤对涉案土地的价值并未充分举证，应由黄彩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阮国华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向袁沃华转让财产。
关于受让人是否知道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本案中，袁沃华系基于其向阮国华出借款项200万元这一事实而获得《出租土地合同》的有关权利、义务，并非无偿取得；而如上所述，并无证据表明该价格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故无法认定受让人即本案袁沃华在受让时知道该行为有害于债权。
关于阮国华的行为是否损害黄彩凤的债权。如上所述，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黄彩凤仅能在198万元债权的范围内主张行使撤销权。阮国华因向袁沃华借款200万元而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即阮国华在此过程中获得了200万元的对价。该对价高于黄彩凤主张的198万元债权，故转让涉案权利义务的行为并不会对黄彩凤的198万元债权造成损害。
至于黄彩凤认为袁沃华侵害了涉案土地上属于阮国华的动产财产所有权，由于本案中转让的是《出租土地合同》中阮国华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并未包括地上的动产，故动产的价值不应计入本案责任财产的范围。如果阮国华认为袁沃华或案外人侵害了其上述动产的财产权，应当另案起诉，并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从本案的事实及各方举证情况来看，黄彩凤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权利义务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且该转让行为并未对发生于转让行为之前的债权造成损害，故黄彩凤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未满足法律规定的要件，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阮国华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彩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彩凤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彩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错误。黄彩凤于2013年4月7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对阮国华及其投资的久久红厂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交纳了保全费，提供了可供保全的财产线索，原审人民法院于次日作出（2013）穗花法立保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及久久红厂740万元的财产，裁定书送达到新民经济社，并在本案所涉土地的地上建筑物上张贴了裁定（当时袁沃华即在现场以非法的手段维权，应当知道原审法院查封事宜）。黄彩凤一直以法律手段维权，并于2013年4月9日向原审法院依法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以（2013）穗花法狮民初字第220号立案审理，于2013年7月12日与阮国华达成调解协议。而袁沃华在明知人民法院已经对涉案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却私下与新民经济社的少数领导串通于2013年6月29日达成《协议书》将涉案的财产及权利义务转让袁沃华。1、对于袁沃华与阮国华的交易过程及关系，原审没有查清。从本案的事实来看，袁沃华仅于2013年8月27日转过190万元给阮国华及案外人钟守强，原审审理过程中袁沃华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8月27日另行支付过阮国华200万元的转让款，实质上在2012年8月27日当天阮国华与袁沃华仅发生借贷关系，没有发生过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行为，且在阮国华未离开广州市花都区之前（即2013年4月前）本案所涉土地一直由黄彩凤经营，从没有发生过转让行为，且从阮国华与袁沃华的借款协议也不难看出：所谓的转让行为不过是借款的保证方式，实际上是流押。2、对于本案所涉财产及其权利义务的转让时间及性质认定错误。本案所涉财产及权利义务的转让实际时间应当是2013年6月29日，而不是原审认定的2012年8月27日，从袁沃华与阮国华的借款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借款时间及违约责任，该协议�没有约定转让行为。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袁沃华事后书写，不是阮国华书写的，阮国华在借款时就签好了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但是没有写时间。袁沃华与新民经济社签订转让协议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黄彩凤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且原审法院早在两个月前就对涉案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因而所谓的转让实际上也是袁沃华与新民经济联合社恶意串通一起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3、原审混淆了民间借贷与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的关系。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阮国华与袁沃华在2012年8月27日仅发生了借款关系，授权委托书与转让协议书仅仅是借款的担保方式，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支付对价，当时并没有实际履行，后来在新民经济社的串通下达成协议，实质上是不法行为，也不是合意行为。同时阮国华的地上建筑物有15429平方米，光此项就值三千万，怎么可能用�百万就能买得到。4、原审法院对黄彩凤申请的现场查勘敷衍了事，明显有不当行为。黄彩凤申请人民法院去现场查勘，就是要原审法院看一下涉案现场的建筑物的规模。而原审法院仅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去现场照几张相就算查勘了。本案中阮国华与袁沃华之间存在借款事实，故双方签有借款协议书，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借款金额袁沃华没有证据证明是200万元，而是小于190万元。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只是对涉案的土地收益权及使用权的抵押，这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转让协议书、承诺书则与借款协议明显是矛盾的。阮国华与袁沃华在2012年8月27日仅发生了民间借贷关系，是以涉案土地的租赁权及使用权作抵押，当天并没有发生转让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问题。在人民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后才有这种行为，并且袁沃华借给阮国华的款项�多于190万元，并且存在明显的流押行为，这也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即使从涉案标的物的价格来看，也明显远低于市场价值。且黄彩凤的债权数额也远高于袁沃华，黄彩凤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的，而袁沃华是通过不当手段来维权的，故无论从法律的基本原则还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讲，黄彩凤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黄彩凤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阮国华未到庭答辩。
原审第三人袁沃华述称，不同意黄彩凤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了《转让协议书》应为阮国华与袁沃华签订，阮国华在协议书中确认已收齐200万元的转让款，新民经济社与袁沃华签订的《协议书》中，确认了袁沃华对新民经济社于2004年12月10日与阮国华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所有条款予以接受外，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黄彩凤在�审中申请对涉案《借款协议书》、《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中阮国华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对《转让协议书》落款日期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又撤回该申请。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彩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要求撤销被上诉人阮国华与原审第三人袁沃华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而签订的相关承诺书、转让协议。因此，本案首先需要审查阮国华与袁沃华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行为是否损害了黄彩凤的利益。对于阮国华与袁沃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的时间，黄彩凤认为签约日期“2012年8月27日”处本来是空白，是在黄彩凤提起另案诉讼后（2013年4月份），袁沃华才倒签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但黄彩凤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黄彩凤上诉主张《转让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是新民经济社与袁沃华签订《协议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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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9日，该主张与《转让协议书》记载时间2012年8月27日相悖，本院不予采信。依据《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2012年8月27日”，本院认定黄彩凤向阮国华出借的款项仅有一笔（2011年9月16日的198万元）发生在阮国华与袁沃华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之前。对于其后黄彩凤向阮国华出借的款项，在阮国华向袁沃华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时，尚未发生。因此，审查《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行为是否损害黄彩凤的利益，仅需审查转让行为发生时，是否损害了黄彩凤已经对阮国华享有的债权198万元。黄彩凤要求审查该转让行为是否损害其938万元债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阮国华作价200万元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且阮国华在2012年8月27日签订协议时已经获取对价200万元，该200万元足以偿付黄彩凤的借款198万元，黄彩凤主张该转让行为损害其利益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即使阮国华的转让行为属于低价转让，该行为也是阮国华的权利处分行为，并未损害黄彩凤的利益，因此，法院也无必要对涉案土地进行实地勘察以估算转让项目价值，黄彩凤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黄彩凤主张阮国华向袁沃华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只是借款的担保方式，该主张与《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阮国华在原审抗辩称《借款协议书》、《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均没有将《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进行转让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阮国华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材料中其签名是虚假的，也没有证据证实其是在受到胁迫等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下签署了上述材料。因此，本院不采信阮国华关于《借款协议书》、《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没有承诺转让《出租土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抗辩。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黄彩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彩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国平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振华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