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港商初字第00541号原告好盈（南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永兴大道388号，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945642969。法定代表人王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鲁春明、邹锋，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38号606B室。法定代表人吴晓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嗣光、垄豪，上海镇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好盈（南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盈公司”）诉被告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好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鲁春明、邹锋，被告绿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嗣光、垄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好盈公司诉称：2015年1月9日，原、被告协商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10000吨±10%的混合芳烃，单价为4825元/吨，被告于2015年2月28日前付清货款，双方为此签订了《油品采购合同》。2015年1月17日和22日，原告共计将9994.462吨的混合芳烃交付给被告。被告依约应支付48223279.15元货款，但被告仅于2015年3月6日支付13027500元，尚欠35195779.15元未付。经多次催要未果，现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5195779.15元，以及该款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原告好盈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顺丰速运邮寄凭证及查询单、《油品采购合同》两份、货权转移证明两份、《采购合同通用文本》两份，拟证明原、被告先通过传真方式订立合同、随后履行合同，在2015年11月17日被告基于其管理需要向原告交付了加盖公章的合同及货权转移证明的事实；2.点价委托函传真件、点价结算表各一份及销售成本核算表两份，拟证明案涉合同价格确定的事实；3.货权转移证明四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素有通过对货权转移证明加盖公章的方式确认货权转移的事实；4.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顺风速递快递单，拟证明原告已将总金额为48223279.1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给被告的事实；5.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被告已付货款13027500元的事实；6.催款函两份及相应EMS邮寄凭证寄件人联两份、签收回执及查询单各一份，律师函及相应EMS邮寄凭证寄件人联、查询单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货款的事实；7.QQ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员工杜燕与被告职员赵尚庭、李建芬就案涉合同的订立、履行及催款等内容进行了交流，以及其主张成立的事实；8.航次租船合同四份、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散装货物船运发货证明两份、岸罐计量报告两份、入库单两份、洋浦恒和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其与洋浦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就案涉货物签订了租船合同，洋浦公司安排龙达盛及沪油18轮在东莞百安油库起运案涉货物，并在舟山油库卸货，其已付清运输费用的事实；9.舟山纳海油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纳海公司”）、浙江纳海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纳海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为纳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被告绿地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油品采购合同》未实际履行，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绿地公司为证明其在2015年1月17日和22日未收到原告主张的混合芳烃，向本院提交了纳海油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出具的证明。被告绿地公司对原告好盈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顺丰速运邮寄凭证及查询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双方存在长期业务往来，不能证明该邮件所寄文件即是原告所述资料。对《油品采购合同》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的签订时间不是2015年1月9日，实际生成时间是2015年3、4月份，是在原告主张的交货时间之后形成的。其未在货权转移证明上加盖公章，且货权转移证明上记载的交货地点、时间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应提交货运单证以证明证据1中的采购合同已经履行。两份《采购合同通用文本》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但认可双方是通过货权转移证明的方式最终确认合同的实际履行；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均是针对之前的业务往来；对证据6认为需提交被告的签收记录；对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赵尚庭及李建芬为其员工，且能够代表其发表针对案涉合同的意见；对证据8，航次租船合同未有洋浦公司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发票上记载的运量与案涉合同不相一致。对发货证明、入库单、洋浦公司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岸罐计量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没有异议，但认为舟山纳海公司并非为其实际控制。原告好盈公司对被告绿地公司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单位出具证明应当具备的条件，且舟山纳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被告，该份证明相当于被告的自述。根据原、被告的举、质证，本院经过综合分析、审查判断，认证如下：首先，就案涉合同的订立。原告提交了证据1中的顺丰速运邮寄凭证及查询单、《油品采购合同》两份、《采购合同通用文本》两份以及证据2、7，并陈述双方在2015年1月已就除货物单价之外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只是未签订书面合同，在原告根据被告的点价委托将混合芳烃的单价按照2015年3月布伦特期货价格进行锁价，并经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货物单价（低于期货价格）后，双方于2015年3月以传真方式补签了案涉合同，被告职员赵尚庭在2015年11月7日将盖有被告合同专用章的合同邮寄给原告；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采购合同通用文本》与本案无关，油品采购合同的实际生成时间为2015年3、4月。鉴于《采购合同通用文本》为原件且盖有被告合同专用章，被告对证据1中其它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QQ所有者杜燕当庭对聊天内容进行了演示，原告亦将QQ聊天内容整理成书面文字，故本院对上述证据1中的证据及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依法予以确认，并根据双方的陈述确认案涉油品采购合同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5年3月；在原告整理的聊天记录第28页中“绿地赵”应杜燕的要求发送的姓名及手机号码与证据1中顺丰速运邮寄凭证记载的内容一致，故本院确认QQ聊天记录中的“绿地赵”即为赵尚庭；被告虽未确认赵尚庭为其职员，但其对顺丰速运邮寄凭证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其仅对原告主张的邮寄文件予以否认，故本院确认赵尚庭为被告职员；同时聊天记录第24页下半部分与第25页上部分中的聊天内容亦可印证案涉合同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5年3月，故本院确认证据7中赵尚庭与杜燕的聊天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点价委托函系传真件、其它证据仅加盖有原告的公章，显然仅从该组证据并不能判断合同单价的形成过程，但纵观原告整理的杜燕与赵尚庭的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的第1、3、4、5、12、14、16、20、21、22、24、28页中，杜燕与赵尚庭就合同的形成过程有详细的聊天内容，且点价委托函中记载的点价金额、落款时间等内容与聊天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同时，聊天内容中涉及的合同原件邮寄时间与证据1中的邮寄凭证记载相一致，故本院确认原告就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属实，原告持有的两份加盖有被告合同专用章的合同系被告职员赵尚庭于2015年11月7日寄送给原告。其次，就案涉合同的履行。原告为证明案涉合同已实际履行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中的货权转移证明及证据3、4、5、7、8，被告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4、5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被告虽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但其对双方通过在货权转移证明上加盖公章以确认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方式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证据1中的货权转移证明，被告认为货权转移证明上的公章并非其加盖，但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依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原告认为货权转移证明系赵尚庭在2015年11月7日邮寄给其，被告虽否认，但并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确认案涉货权转移证明系赵尚庭在2015年11月7日邮寄给原告；证据7在前文已经认证，在此不再赘述；证据8中的四份航次租船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符合传真件的特性；四份合同中虽有两份合同（共四页，右下角编号分别为000018、000019和000021、000022，）未有洋浦公司的红色印鉴，但洋浦公司在另外两份合同中其黑色签章的右侧加盖了红色公章，并在该两份合同上加盖了骑缝章，且加盖洋浦公司红色公章的合同与未加盖红色公章的合同系两两对应，故本院对该四份合同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发货证明、岸罐计量报告、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入库单上加盖有洋浦公司、上海强辉海运有限公司沪油18轮、大连龙达盛海运有限公司的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洋浦公司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为证明其已履行案涉合同，但仅凭该证明并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故原告的主张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判断。被告绿地公司为证明案涉合同未实际履行提交了舟山纳海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营业执照，原告对舟山纳海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舟山纳海公司出具的证明盖有该公司的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明未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其形式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同时，原告提交的、经被告质证无异议的舟山纳海公司及浙江纳海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舟山纳海公司的独资股东为浙江纳海公司，而浙江纳海公司的两名股东分别为本案被告和陆国伟，因此舟山纳海公司与被告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其为被告出具证明的证明效力较低；此外，被告亦无其它证据对该抗辩予以佐证，故案涉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本院仍将根据原告的举证予以综合判断。再次，原告为证明其向被告催款提交了证据6，其虽未能提交证据6签收回执的原件，但提交了相应的查询单及签收回执复印件，可以印证原告在相应的时间点向被告邮寄了文件，至于是否即是其所述催款函件，本院无法判断，但该组证据出示与否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影响。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具有长期的油品采购业务往来。2015年3月，双方就1月份已达成而未签署的油品采购合同，以传真方式补签一份编号为PCGEBDBD15010001、签约时间为2015年1月9日的《油品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10000吨±10%的混合芳烃、单价为4825元/吨、交货方式为供方送货、交货期为2015年1月31日前、交货地点为舟山纳海油库、结算方式为需方收到货物后于2015年2月28日前付清货款；交货数量以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为基准，如纳海油库收货数量与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损耗不超过3‰，则以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为准，如损耗超过3‰，则以纳海油库收货数加3‰为结算数量；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有如原告5日内未能交货或所交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并且不能提供被告认可的可行性补救方案，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如被告已经支付货款的，原告应当全额返还（含从被告付款之日起至原告全额返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被告资金被占用期间的资金损失）。2015年11月7日，被告职员赵尚庭将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的采购合同及盖有业务专用章的货权转移证明各两份邮寄给原告，货权转移证明记载了如下内容：根据双方于2015年1月9日签订的油品采购合同（合同编号PCGEBDBD15010001），被告同意将“龙达盛”及“沪油18”自东莞百安油库提取的玖仟玖佰玖拾肆点肆陆贰吨（9994.462T）混合芳烃货权转移给原告；该货权转移经双方盖章后生效，传真或扫描件有效。2015年3月5日，原告以被告为购货单位、以混合芳烃为货物名称开具了总金额为48223279.15元的42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其后签收。次日，被告汇付原告13027500元。另查明，2015年1月9日和13日，原告为自东莞运输混合芳烃至舟山，与洋浦公司各签订一份航次租船合同，落款时间为1月9日的合同约定载货数量为4600吨（超出按实际载货量计算运费）、承运船名为龙达盛、受载日期为2015年1月10日（正负一天）；落款时间为1月13日的合同约定载货数量为5000吨（不足5000吨，按照5000吨结算运费，超出按实际载货量计算运费）、承运船名为沪油18、受载日期为2015年1月14日（正负一天）；同时，两份合同均约定了运费为94元/吨，船舶在装卸两港停泊总时间为96小时，损耗为装货港以出罐量计量为准、卸货港以入罐量为准、损耗货差按国家行业规定的3‰计算。2015年1月12日，东莞市百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百安公司”，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港立沙岛石化基地）出具了一份散装货物船运发货证明，该证明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为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卸货港为浙江舟山、货名为混合芳烃、船名为龙达盛、计划发货数量为4600吨，实际发货数量为4597.077吨，承运人处加盖有名称为“大连龙达盛海运有限公司龙达盛”的公章。次日，东莞百安公司出具一份岸罐计量报告，记载的船名、货名、客户名称与发货证明一致，记载的装货港船数为4592.694吨、岸罐发货数为4597.077吨。2015年1月14日，东莞百安公司再出具一份散装货物船运发货证明，该证明上记载的客户名称、卸货港、货名与1月12日的发货证明一致，记载的船名为沪油18、计划发货数量为5400吨，实际发货数量为5397.385吨，承运人处加盖有名称为“上海强辉海运有限公司沪油18轮”的公章。次日，东莞百安公司出具一份岸罐计量报告，记载的船名、货名、客户名称与1月14日的发货证明一致，记载的装货港船数为5389.601吨、岸罐发货数为5397.385吨。2015年1月23日，洋浦公司作为承运人以好盈公司为实际受票方、收货人和发货人，以货名混合芳烃、单价94元/吨为运输货物信息开具了两份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一份编号为00110347的发票记载的货量为4597.077吨，出发地、经由、到达地为2015年1月10日广东东莞至2015年1月17日舟山，车种车号为龙达盛；另一份编号为00110346的发票记载的货量为5397.385吨，出发地、经由、到达地为2015年1月14日广东东莞至2015年1月20日舟山，车种车号为沪油18。此外，洋浦公司、上海强辉海运有限公司沪油18轮在编号为0000314的入库单上盖章确认纳海公司入库了5381.214吨混合芳烃；洋浦公司、大连龙达盛海运有限公司在编号为0000315的入库单上盖章确认纳海公司入库了4583.76吨的混合芳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有无履行案涉油品采购合同的货物交付义务？本院认为，案涉合同虽系2015年3月补签，但根据油品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原告应在2015年1月31日前向被告履行交付混合芳烃的义务。案涉合同有无实际履行，应就原告提交的证据判断在交货日期前，原告有无将案涉混合芳烃送至合同约定的舟山纳海油库：首先，就油品采购合同与航次租船合同而言，航次租船合同的签订时间与案涉油品合同记载的签约时间具有连续性；航次租船合同约定运输混合芳烃的总量9600吨，在案涉油品采购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浮动范围内；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运输时间在案涉油品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之前；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装港名称虽非东莞百安油库，但亦为广东东莞；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卸港名称虽非舟山纳海油库，但亦为舟山。本院认为，经过上述内容的比较，可以认定航次租船合同是原告为履行其与被告的油品采购合同而和洋浦公司签订。其次，就航次租船合同与散装货物船运发货证明、岸罐计量报告、入库单、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言，因岸罐计量报告记载内容与相对应的发货证明一致，且均加盖有东莞百安公司的发货专用章，故本院主要就发货证明与其它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1、东莞百安公司的计划发货量10000吨（5400吨+4600吨）和实际发货量9994.462吨（5397.385吨+4597.077吨），虽超出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载货总量9600吨（5000吨+4600吨），但航次租船合同亦约定按实结算，且东莞百安公司的发货量亦在合理范围内；2、编号为00110347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记载的出发日期2015年1月10日，虽与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的发货证明上记载的日期不一致，但该日期与2015年1月9日形成的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受载日期一致，且该发票上记载的车种车号、到达地、出发地与发货证明上记载的船名、卸货港及东莞百安公司的所在地均一致，与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船名、卸货港、装货港亦相一致；就编号为00110346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记载的车种车号、出发地、到达地及出发时间与发货证明、航次租船合同的内容均一致；洋浦公司开具的该两份增值税发票均是以实际发货数量为货物运输信息，与航次租船合同约定按实际载货量结算的约定亦相符；3、洋浦公司、上海强辉海运有限公司沪油18轮、大连龙达盛海运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的入库单虽非原件，但入库单所载油品重量与发货证明记载的实际发货数量比较，未超过3‰的损耗范围，符合航次租船合同关于损耗的约定；4、入库单上所载油品重量与杜燕和赵尚庭的QQ聊天记录第9页下方和第10页上方中赵尚庭关于沪油18和龙达盛入库量的回复亦相一致。综上，尽管发货证明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为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但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述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两份航次租船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洋浦公司已自东莞百安公司将实际发货量为9994.462吨的混合芳烃运送至舟山纳海公司暨舟山纳海油库。再次，就货权转移证明与42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言，案涉油品采购合同约定交货数量以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为基准，如纳海油库收货数量与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损耗不超过3‰，则以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为准。货权转移证明上记载的合同签订时间、编号、发货地与案涉油品采购合同一致，船名与航次租船合同一致，混合芳烃的数量与散装货物船运发货证明上记载的实际发货总量9994.462吨一致，实际发货量9994.462吨亦在双方油品采购合同约定的10000±10%吨范围内，根据前文分析纳海油库实际收货数量与东莞百安油库发货数量损耗未超过3‰，因此按照油品采购合同约定的4825元/吨的单价，以实际发货数量9994.462吨计算货款总额应为48223279.15元，该金额与42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相一致。虽然被告认为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原告为履行双方之间的其它合同而向其开具的，但其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已将案涉油品采购合同约定的混合芳烃交付被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了混合芳烃，被告应当按约支付货款48223279.15元。原告认为被告在2015年3月6日汇付的13027500元即是案涉合同已付货款，被告虽提出异议但并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确认被告欠付原告的货款为35195779.15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请求，本院认为，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应在2015年2月28日前付清货款，该时间虽在案涉书面合同的实际签署时间之前，但双方在此之前除货物单价之外均已达成协议，且货物已实际交付，故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时间履行货款给付义务。被告在2015年3月6日汇付原告13027500元后，未再给付剩余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货款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原告以其逾期交货情形下应赔偿被告已付货款利息损失的标准来计算被告应向其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好盈（南通）实业有限公司货款35195779.1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091.32元，由被告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8091.32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审 判 长  陈五建代理审判员  王志敏人民陪审员  马 骏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书 记 员  许 训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