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9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波，女，195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晟、吴雷，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戈言平，女，197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钟威，浙江新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波为与被上诉人戈言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16日，戈言平转账给郭波20万元。次日，郭波出具借条一份给戈言平，载明：今借戈言平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其后，戈言平陆续向郭波转账支付款项，自2012年5月16日至2014年12月1日，戈言平共计转账给郭波462.5万元，计息标准为月息一分或一分五。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16日，郭波转账给戈言平共计3463000元。戈言平自认，郭波以现金存款方式另行支付给其28500元，以上合计3491500元。前述款项包含归还的本金270万元，其余791500元为郭波支付的利息。此后郭波未支付款项给戈言平。截止2016年7月20日，尚余借款本金190万元、利息31.15万元未付。欠付的借款本金为：2012年5月16日的20万元、2013年7月22日的60万元（实际打款597000元，3000元作为2013年5月6日借款20万元的一个月利息）、2013年9月2日的40万元、2013年9月16日的20万元、2013年10月25日的30万元、2013年12月6日的10万元、2014年9月19日的10万元（实际打款9.9万元，1000元作为2013年12月6日借款10万元的一个月利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戈言平、郭波就案涉款项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本案中，郭波对案涉款项属于借款无异议，仅认为与戈言平存在借贷关系的系案外人干某。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本案中，根据郭波出具的借条所载，郭波于2012年5月17日向戈言平借款20万元，对该款项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至于其他款项，戈言平虽未提供证明借贷合意的直接证据，但借款本金系直接交付给郭波，利息亦由郭波直接支付给戈言平。郭波辩称实际借款人系干某，其应当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如前述证据认证所述，郭波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转账凭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戈言平通过郭波出借款项给干某。故对郭波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结合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利息支付等事实，对戈言平主张双方就案涉款项成立借贷关系予以支持。现双方对尚欠的借款本金数额无异议，故对戈言平要求郭波归还借款本金19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双方确认计息标准为月息一分或一分五，仅2012年5月31日的30万元、2012年10月7日的5万元、2014年9月19日的10万元的利息主张不一，戈言平主张为月息一分，即月息1%，郭波主张月息为一分五，即月息1.5%。现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当时对借款利息的约定，故按戈言平主张的月息1%计。该利息约定未超过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经计算，截止2016年7月20日，尚欠利息311500元。此后的利息按约定的利率另行计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判决：郭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戈言平借款本金1900000元并支付利息311500元（暂计至2016年7月20日）；2016年7月21日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1700000元按月利率1.5%另行计付，其中200000元按月利率1%另行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2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46元，由郭波负担。
宣判后，郭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庭审中，戈言平仅出具唯一一张用于证明其与郭波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借条，庭审后郭波亦针对该份借条向法庭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但因一审法院对该份说明理解发生错误，以至于对该借条所对应的借款认定亦发生错误。案涉190万元款项组成如下：2012年有4笔，分别为5月16日20万元、5月18日10万元、5月31日30万元、9月11日30万元；2013年有5笔，分别为5月6日20万元、9月16日20万元、10月25日30万元、11月20万元及12月6日10万元。一审中，戈言平出具的借条日期为2012年5月17日，借款金额为20万元。针对该份借条，郭波出具情况说明予以说明：该份借条中的20万系指郭波于2012年5月18日的10万元和2013年12月6日的10万元，借第二笔10万元时因郭波第一笔10万元尚未归还，故戈言平要求郭波出具借条，并按照戈言平要求将日期倒签回第一笔10万元借款发生的时间，故该借条虽然签署日期是2012年5月17日，但实际书写日期是第二笔10万元出借的时间，即2013年12月6日。但在（2016）浙0106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16行记载“当时2013年的10万元借款尚未发生，其陈述前后矛盾，综上，对其倒签借条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可知，一审法院对郭波出具的情况说明理解错误，导致郭波的主张未被采纳，而采信了戈言平的说法，将借条中的20万认定未2012年5月16日的20万。但从全案来看，戈言平的说法亦系漏洞百出、自相矛盾：1、双方自2010年甚至更早时间起，截至本案案涉最后一笔款项止，存在着多笔资金往来，有且只有2012年5月17日的借条一份。根据双方之间长期的、多笔的资金往来，可认定双方间已形成固有的资金来往习惯，即如果是借款性质的款项会出具借条；如果不是借款性质的款项，则双方之间亦无相应借条。根据该习惯，应将双方间往来款项性质加以区分，由此可知，无论2012年5月17日的这份借条系指2012年5月16日的20万元，或是2012年5月18日的10万元和2013年12月6日的10万元，戈言平和郭波之间有且仅有在20万元款项间存在着借贷合意，也只有这20万元的款项系借款性质，而其余款项均非借款。否则，在双方如此密集、多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往来中，仅一笔20万元款项出具借条的做法显然与双方其余资金往来惯有的习惯相悖。2、戈言平在一审庭审中否认仅有一笔借款存在借条，其陈述为：“2013年3月28日以前都是有借条的，但是款项已经还清，借条就撕掉了或是还给被告了”。结合本案，戈言平主张2013年3月之前款项为借款的有四笔，如果2013年3月以前凡是性质为借款的款项均存在借条，则郭波应出具四份借条。但就本案证据来看，戈言平有且只有2012年5月17日20万元款项的一份借条，故戈言平的说法恰好佐证了双方之间有固有的资金往来习惯，即借款性质的款项出具借条，无借条的款项系非借款。另，戈言平又在一审庭审中声称此后款项无借条系因“郭波不高兴，就没让郭波继续写”，此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出具借条的往来习惯，不会突然停止或者改变这种习惯。若2012年5月16日20万元、5月18日10万元、5月31日30万元均为借款，为何每笔款项发生时间相隔如此近？为何郭波不继续出具借条？诸多疑点更加能说明这些没有借条的款项并非借款。3、按照戈言平对本案唯一借条形成的说法，其是为了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及防范风险，因此才对于其单方说法中主张的2012年5月16日那笔20万元款项要求郭波出具借条。由此可见，戈言平对风险控制的法律意识较强。在具有如此严谨风控意识的情况下，却对于此后发生的多笔金额远大于20万元的款项不要求郭波出具借条，显然于理不合。本案案涉款项中的170万元实际系戈言平通过郭波居间，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出借给案外人干某，且郭波在收到戈言平所汇的相应款项后即日转汇至案外人干某的银行账户，故（2016）浙0106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书》对于案外人干某借款本金数额与戈言平支付给郭波的款项金额相差甚大的认定系错误的。2012年5月16日，戈言平汇款20万元至郭波，同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2012年5月30日，戈言平汇款30万元至郭波，同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2012年9月11日，戈言平汇款30万元至郭波，同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2013年5月6日，戈言平汇款20万元至郭波，同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2013年9月16日，戈言平汇款20万元至郭波，次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2013年10月25日，戈言平汇款30万元至郭波，次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并以自己名义单独出借6万元给干某；2013年11月20日，戈言平汇款20万元至郭波，次日郭波如数转汇至实际借款人干某。通过上述方式可知，戈言平将借给本案实际借款人(即案外人干某)的7笔款项转账至郭波账户后，郭波通过居间的方式已按期将所有戈言平对干某的借款均如数转账至实际借款人干某账户中。郭波转账给干某的金额之所以大于戈言平出借给干某的170万元，是因为其中有一笔款项包含有郭波自己与干某6万元的往来款项。因此才会发生上述7笔金额中有且只有一笔数额不能完全对上的情况。但根据普通的自然人之间交易习惯，不能期待郭波必须将戈言平出借的30万元和以自己名义出借的6万元分开汇款给案外人，这是有悖于常人逻辑的。且案外人干某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中亦承认戈言平系通过郭波居间出借170万元给自己的事实。因此（2016）浙0106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第3行“干某陈述的借款本金数额与原告转账支付给被告的借款本金金额差距较大”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过程中，郭波提供三份证人证言作为证明戈言平与案外人干某才系借贷双方的证据，相应证人亦出庭证实该事实，但一审法院对于证人证言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认定错误，不予采纳的做法有失偏颇。（2016）浙0106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19行记载“证人陈某、金某未直接参与原、被告以及干某的借贷过程，其二人与被告、干某的款项往来关系亦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干某之间的关系性质”，但根据证人证言可知，戈言平曾与证人陈某、金某一起向案外人干某主张过债权，甚至戈言平曾向证人金某表露过自己对于实际债务人（借款人）干某无力偿还借款的心寒心情。种种事实恰好表明，戈言平与郭波、干某三方之间的居间款项往来关系和证人金某与郭波、干某三方之间的居间往来款项关系是一致的、相同的。即均为通过郭波居间后出借款项给干某，才会发生多次戈言平与证人陈某、金某及郭波一起向干某追偿债务的事实。且该事实在（2016）浙0106民初6652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17行“被告提交的干某、陈某、金某的调查笔录及三人的证人证言，结合原告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曾向案外人干某催要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定，故由此可知，戈言平对于自己出借对象系干某的事实系明知的。只因干某丧失偿还借款能力，故利用郭波法律意识的淡薄与缺失，欲将其坐实为借款人身份，替干某偿还债务。而一审法院亦存在对该节事实的认定错误。综上，虽然本案案涉有190万元款项均系从戈言平账户汇款至郭波账户，但戈言平仅就其中20万元完成了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剩余款项仍缺乏借贷合意的证据，一审法院将190万元款项全部认定为系郭波与戈言平之间的借款于法无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退一万步说，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将本案案涉款项认定为系郭波与戈言平之间借款，一审法院支持戈言平利息主张的判决亦系于法无据，郭波已支付的款项，若无证据能证明系款项利息的部分应从本金中予以扣除。首先，戈言平一审中提交的用于证明郭波与其有利息约定的微信记录因无原始载体予以核对，已被一审法院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案涉款项利息的计算依据。其次，判决书第5页第20行“关于利息，双方确认计息标准为月息一分或一分五”，判决书第6页第3行“现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当时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均可认定系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知，案涉款项不应被计算利息。最后，根据判决书第4页第10行起所述，戈言平自2012年5月16日至2014年12月1日止，共计转账郭波462.5万元；郭波自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16日共计转账戈言平346.3万元，加上戈言平自认郭波以现金方式另行支付2.85万元，合计349.15万元。但判决书认定“前述款项包含归还的本金270万元，利息79.15万元”并无相应证据可证实，故应将349.15万元全部认定为系归还本金。另补充：1、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一审中戈言平主张的款项共计190万元，其仅仅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对剩余的170万元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看，20万元借款双方之间的利息是月息1分，其余的170万元月息是1.5分。2、从款项发生逾期后戈言平的表现看，其曾多次到真实的债务人家中、公共场所要债，如果本案的债务人是郭波，那么戈言平根本不需要向案外人干某主张权利，且从本案戈言平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看，早在2012年5月16日前双方之间发生的多笔资金往来关系，郭波转给戈言平的款项扣除戈言平转给郭波的款项后，仍有近200万元的差额（郭波多转给戈言平），因此单纯从款项折抵看，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真实的债务人是干某，戈言平通过郭波进行投资，其应该对投资的风险是明知的，在款项不能偿还时，企图将中间人郭波认定为债务人有违诚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戈言平的诉讼请求并由戈言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戈言平答辩称：借款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一审中郭波已经自认过，如果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对本金和利息无异议。根据郭波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双方的关系是居间还是借贷。根据居间关系的定义，本案中两个借贷关系，郭波与戈言平有借贷关系，郭波与干某又有借贷关系，两者的本金、利息不一样，郭波就是高利转贷。对郭波在上诉状中第一页中说的190万元组成的陈述有异议，认可一审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针对补充上诉意见：2012年5月16日之前，双方确实有资金往来，但是已经结清了。本案的关键不是是否有借贷合意而是本案究竟是借贷还是居间。一方面郭波主张居间关系，但是一方面又说戈言平委托郭波投资，这是两个法律关系，郭波的陈述自相矛盾。一方面说2012年之前有往来，郭波多打给戈言平款项，一方面又认可双方尚存在190万元的借款本金的事实，两者又是矛盾的。
二审期间，郭波提交下列证据：1、银行清单4页，欲证明郭波与干某之间款项都是通过另一个帐户操作，与本案的帐户无关，证明郭波与干某另有借贷关系，与本案通过郭波作为居间介绍关系无关。2、支付宝转帐凭证一份，欲证明戈言平起诉前郭波还在针对涉案的20万元借款通过支付宝支付利息，其余170万元是居间款项，戈言平在起诉前没有向郭波主张过要支付这170万的利息。戈言平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戈言平对郭波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这个证据只是郭波部分转帐记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2中没有显示时间，对三性均有异议，看不出谁转账，不能达到郭波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认为，戈言平对郭波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所提异议成立，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款项系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借贷关系发生于戈言平和郭波还是戈言平与干某之间。戈言平主张系与郭波发生借贷关系，提交了其与郭波之间借款本息往来凭证，以及郭波针对案涉第一笔款项即2012年5月16日的20万元出具的借条，鉴于双方自认此前已有大量款项往来且关系密切，戈言平关于前期往来均出具借条，待款项结清即撕毁或交还郭波，2013年后因关系较好不再出具借条的陈述应属合理。郭波关于2012年5月17日借条是2012年5月18日及2013年12月6日两笔10万元款项组成，与常理不符，与借条内容相悖，也无证据证实，且在一审庭审中作过矛盾陈述，本院不予采信。郭波上诉认为除其出具借条的20万元外，其余170万元借贷关系发生于戈言平与干某之间，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首先，戈言平的全部款项均是向郭波而非干某交付，郭波主张从戈言平处收到即转给干某的七笔款项，与戈言平向郭波主张的七笔款项间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反而是借条项下20万元，郭波自认收到后即转给了干某，与其关于出具借条的款项系其自己所借，转给干某的款项是干某向戈言平所借的陈述自相矛盾。同时，在郭波要求与其有多年资金往来且款项直接打至其账户的戈言平必须提交其出具的借条方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郭波申请的证人干某已经明确表示借款之前不认识戈言平，收到郭波交付的戈言平款项后也未向戈言平出具借条，故郭波提交的证据，对于戈言平与干某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不具证明力，应承担不利后果，其关于案涉170万元借贷关系发生于戈言平与干某之间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戈言平与郭波共同向干某催款，戈言平关于系郭波告知其已将款借给干某，而干某还不出会导致郭波无法向其还款的理由应属合理，该行为并不影响对本案借贷关系主体的认定。关于戈言平主张的利息，双方均认可有利息约定，只是对于部分借款利息是月息1.5%还是1%存有争议，原审法院按照戈言平主张的月息1%计算并未损害郭波的利益，郭波关于双方对于利息约定不明故不应计算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92元，由郭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文杰
审判员 祖 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