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390号
原告：何丽雯，住增城市。
委托代表人：彭燕霞。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州市。
负责人：廖万宪。
委托代理人：单炽锴。
原告何丽雯诉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丽雯的委托代理人彭燕霞，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炽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丽雯诉称：原告系粤A×××××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该车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其中包括车辆损失险150000元及第三者责任险200000元，均附加了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3年9月25日止。
2012年12月2日1时0分，邵某啟驾驶粤A×××××号车载新塘镇东坑二横路与新新公路交汇路段，与郭某甲伟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搭载郭某乙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郭某甲伟、郭某乙受伤的交通事故。2013年1月8日，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穗公交认字（2012）第020121592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邵某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郭某甲伟、郭某乙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原告垫付了伤者郭某甲伟的医疗费71623.2元、伤者郭某乙的医疗费1449.8元和无号牌摩托车的维修费800元，另外赔偿了郭某乙5000元，以及粤A×××××车辆维修费6516元。以上损失共计85389元。现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保险金85389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自2013年7月22日暂计至2014年1月20日为3576.51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辩称：1、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肇事司机离开现场是为了抢救伤者，按照交通事故的一般情况，离开现场抢救伤者，会备注在事故认定书上，但本次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并没有这样记载；2、肇事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后，并没有马上向我公司报案，交警到达现场时，其已不在现场，致使交警无法核定是否存在酒驾、醉驾等情形，交警也没有看到现场驾驶员，可能影响交警对驾驶员的认定。同时，事故认定书中也明确陈述肇事司机因离开现场致使事实无法查清，我公司和交警部门更无法核实驾驶员的真实身份。至于是否存在顶包等情形，更无法得知。尤其是在凌晨这个敏感时段，而且交警部门所开具的证明，也只是表述事故车辆位置没有变动，但驾驶员是明显离开现场的。逃逸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开车逃逸和弃车逃逸。而肇事司机明显属于弃车逃逸甚至顶包等情形。事故中共有两位伤者，一位轻伤、一位重伤。肇事司机在严重超出法院赔偿标准的情况下，直接赔偿轻伤的郭某乙5000元。而郭某乙的医疗费仅1000元，均属于检查费用。显然郭某乙所作出的证人证言存在道德风险；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有保护现场的义务，而本案的肇事司机是一名具备驾驶资质的驾驶员，其知法犯法，怠于行使保护现场的义务，致使事故无法查清。依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均属于商业险的免赔情节；4、庭审前法院向广州市交警大队调查，交警大队的复函合法有效，与增城市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致。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12日，原告何丽雯将其所有的号牌为粤A×××××小汽车（以下简称被保险车辆）在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与商业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单》，上述保险单载明原告投保险种包括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其中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为15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2年9月26日零时起至2013年9月25日二十四时止。保险单所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2012年12月2日1时0分，邵某啟驾驶被保险车辆在增城市新塘镇东坑二横路与新新公路交汇路段，与郭某甲伟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搭载郭某乙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郭某甲伟、郭某乙受伤的交通事故。2013年1月8日，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邵某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郭某甲伟、郭某乙不承担事故责任，并对交通事故证据及形成原因作出分析：邵某啟驾驶粤A×××××轿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
2012年12月3日，邵某啟与伤者郭某乙签订《协议书》，约定由邵某啟负责郭某乙的所有医疗费用直至2013年1月3日，并由邵某啟一次性赔偿伍仟元误工费、营养费、车辆损坏部分等费用给郭某乙，就此结案，以后双方互不追究。并由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证明邵某啟向郭某乙赔偿伍仟元。
2013年1月21日，增城市交警大队三中队出具《证明》，内容为：“于2012年12月2日01时00分，邵某啟驾驶粤A×××××号轿车与郭某甲伟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在新塘镇东坑三横路与新新公路交汇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双方车辆及事故现场未有变动。邵某啟离开现场未及时到中队接受调查。特此证明。”
2013年11月1日，伤者郭某甲伟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邵某啟、何丽雯、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医疗费等赔偿责任。本院作出（2013）穗增法民一初字第2801、2803号判决书，判决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郭某甲伟102464.1元。上述判决书中认定，本案原告何丽雯与涉案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邵某啟系母子关系，且确认了被告在事发后为受害人郭某甲伟垫付了医疗费8000元。
原告提交《赔案信息》打印件一份，载明：粤A×××××车辆报案时间为2012年12月2日10：00，报案人为叶某。粤A×××××车辆定损6516元，粤A×××××摩托车定损800元。并提供增城市力嘉汽车修配有限公司开具的6516元发票及广州市增城元美摩托车配件部的手写800元发票以证明两车实际修复费用。另根据原告提供的邵某啟通话清单显示，2012年12月2日1时23分59秒拨打110号码时长12秒，2012年12月2日1时24分24秒拨打120号码时长2分44秒。
2014年4月8日，原告何丽雯申请本院核实事故发生当时肇事司机邵某啟是否有立即停车及现场有无变动的事实。本院于2014年4月10日致函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核实上述情况，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4年8月11日函复本院，内容如下：“一、经核查该事故的相关证据确认，事发后肇事小轿车和摩托车均停在事故现场，办案民警到达事故现场时，小轿车驾驶人不在现场。二、该事故两车相撞的基本事实清楚，有相关视频证据予以佐证。该事故有部分情况因客观原因现已难以查证，建议你院如有新的证据，按照事实审理。此复。”原、被告均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2014年10月30日，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郭某甲伟进行询问，了解涉案交通事故的有关情况。郭某甲伟陈述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邵某啟并未将他与另一伤者郭某乙送至医院，而直至郭某甲伟出院亦未见邵某啟到医院探望。原告何丽雯认为邵某啟与郭某甲伟存在利害关系，对郭某甲伟陈述的事实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将其所有的号牌为粤A×××××轿车向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险种在内的商业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相应的保险单，故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造成车辆受损以及第三者人身及财产受损，中华财产保险公司应对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向原告履行赔付义务。本案中，被保险车辆驾驶员邵某啟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离开现场是为送伤者郭某甲伟到医院救治。根据涉案交通事故伤者郭某甲伟向本院的陈述，邵某啟在事故发生后并未送其到医院救治。本院认为，邵某啟与郭某甲伟只是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与受伤者，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利害关系，故本院对郭某甲伟的陈述予以采纳。另外，在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增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复函》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两份文件载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即邵某啟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虽有停车，但有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而且怠于履行通知义务，存在过错，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被告以邵某啟在事故发生后逃离事故现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为由，拒绝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由于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2013）穗增法民一初字第2803号案里已经在原告投保的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第三者郭某甲伟赔偿102464.10元，且亦为伤者郭某甲伟垫付医疗费用8000元，而本案原告投保交强险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及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故被告向原告赔偿的医疗费用保险金额应为10000元-8000元=2000元。因此，对于原告主张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4000元的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2000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2000元给原告何丽雯；
二、驳回原告何丽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30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承担100元，原告何丽雯承担19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丽娜
代理审判员 董斯颍
人民陪审员 王荷花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少芸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