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烟行终字第7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烟台市迁新房屋修缮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福园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斌元，经理。
委托代理人：乔永良，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牟平分局。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正阳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宗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凌，该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林琳，该局法制科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邹文泰，原烟台市牟平区旅游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曲雯，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穆子敬，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烟台市迁新房屋修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迁新公司）诉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牟平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牟平分局）、第三人邹文泰工商行政登记一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2013）烟牟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一审原告迁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行政争议形成过程如下：2011年6月3日，工商局牟平分局作出烟牟工商许撤字（2011）1号《关于撤销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度假公司）其设立登记申请有冒用他人名义之实，该公司登记系以欺骗手段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撤销旅游度假公司的公司登记，旅游度假公司的营业执照同时作废。迁新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第三人邹文泰原系烟台养马岛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并兼任旅游发展公司负责人。陈涛原系中经置业公司的经理。2005年3月29日，以旅游发展公司为甲方、以中经置业公司为乙方，双方就成立“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事宜达成协议，内容如下：“一、甲方以原公司所属单位资产（以产权证为准）封神宫、西游记宫、摩天轮、射击场作为投资股份，其资产依国家法定的评估机构所评估的净资产为依据，占公司股份的30%。二、乙方以现金、工程、实物作为投资股份（以审核实数为准），总投资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项目的实施所需资金全部由乙方负责，乙方占公司股份的70%……四、公司成立后，在甲方原有场地的基础上，新建‘全国青少年军事教育基地’暨‘国际青少年军事交流中心’，此项目的实施及所需资金皆由乙方负责。积极开展与旅游度假相关的业务。五、本合同签定后一周内，乙方打入10万元人民币到公司指定帐户，作为前期运作费用……”该合同由第三人邹文泰作为甲方代表、陈涛作为乙方代表分别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印章。合同签订后，中经置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旅游发展公司前期运作费用人民币10万元。同年5月12日，陈涛与旅游发展公司经理李某一起到被告工商局牟平分局处注册成立了“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有限公司”即旅游度假公司，在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载明：法定代表人为陈涛，股东为中经置业公司、邹文泰，邹文泰为监事会成员，李某任公司经理，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中经置业公司出资350万，邹文泰出资150万，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并且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的相关材料上均有“陈涛”、“邹文泰”、“李某”等人的签名确认。经查，旅游度假公司注册成立后，作为股东之一的邹文泰并未向该公司出资，旅游度假公司注册时验资手续及资金来源由原中经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涛一手经办，用于验资的450万元资金由烟台世兴经贸公司汇入旅游度假公司账户，11天后又从该账户转入烟台开发区鑫盛投资服务公司。新成立的旅游度假公司登记的股东名称、出资数额与2005年3月29日中经置业公司与旅游发展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的约定均不相符，并且旅游发展公司与中经置业公司均未按此合同约定向该公司出资。旅游度假公司的营业执照由李某于2005年5月13日签收，公司成立后并未实际运营。2005年11月，旅游发展公司向中经置业公司发出通知，停止与中经置业公司的合作合同。因未按期申报年检，中经置业公司和旅游度假公司分别于2006年11月8日和11月20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005年9月9日，陈涛以旅游度假公司名义与本案原告迁新公司签订摩天轮转让协议，将旅游发展公司所有的摩天轮及其所属设备以旅游度假公司的名义转让给原告。合同签订前，陈涛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斌元出示并提供了中经置业公司与旅游发展公司于2005年3月29日签订的共同出资成立旅游度假公司的合同书。协议签订后的当日，原告依约交付给陈涛预付款人民币10万，陈涛向原告开具了加盖有旅游度假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2005年9月16日，旅游发展公司发布公告，公开拍卖其所有的摩天轮及附属设施，并与案外人签订了摩天轮买卖协议。原告发现他人在准备拆除摩天轮，遂与陈涛进行交涉，陈涛以旅游度假公司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书面承诺书，承诺于当月30日正式拆除摩天轮，至期不能拆除，旅游度假公司归还并补偿原告人民币16万元。该承诺书并未加盖旅游度假公司的印章，陈涛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当原告再次派人前去拆除时，发现已有他人在拆除摩天轮，再找陈涛交涉时，陈涛既未按承诺书内容补偿原告16万元人民币也未按合同约定将摩天轮交付原告。为此，原告于2005年10月9日起诉至芝罘区法院，要求旅游度假公司退还预付款并赔偿经济损失。同年10月28日，芝罘区法院判决旅游度假公司返还原告预付款10万元并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判决生效后，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旅游度假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2006年11月22日，芝罘区法院裁定本次案件程序终结执行。2010年4月27日，芝罘区法院裁定追加旅游度假公司的股东中经置业公司和本案第三人邹文泰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第三人提出异议，芝罘区法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对旅游度假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的“邹文泰”的签名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邹文泰”的签名系第三人所写。
2010年12月20日，第三人到被告处投诉称，旅游度假公司的成立系他人冒用其名义申办的，其从未以个人名义与任何个人和法人出资设立旅游度假公司，要求撤销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被告受理投诉后，依法对原旅游度假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第三人未到被告处申办过该公司登记。在行政程序中，被告委托衡信鉴定中心对旅游度假公司设立登记档案材料中的《关于推举（或聘任）经理的决定》、《关于选举监事会成员的决定》、《关于选举董事长（执行董事）的决议》、《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及《公司章程》等有“邹文泰”签名的五份材料进行笔迹鉴定，衡信鉴定中心于2011年5月5日作出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五项有“邹文泰”签名的登记材料均非第三人本人书写，其中前三份的材料中的“邹文泰”的签名系李某书写，《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及《公司章程》既非第三人书写，亦非李某书写。李某亦出具证明承认前三份材料为其所签，第三人没有参与过旅游度假公司的设立登记。被告经调查认为，旅游度假公司登记申请人系通过冒用他人名义、采取欺骗手段取得的工商登记，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撤销。2011年5月13日，被告依法作出《撤销许可告知书》，告知旅游度假公司和中经置业公司拟撤销旅游度假公司的公司登记、事实和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依法通过《今晨6点》予以公告送达。两公司未在规定时间行使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2011年6月3日，被告作出《处理决定》，并依法公告送达当事人。原告对此行政处理决定不服，于2011年11月11日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烟台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4月1日作出烟政复决字（2011）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法院。2008年6月26日，陈涛被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刑事拘留，并于2010年6月30日被芝罘区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职务侵占罪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迁新公司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起诉符合起诉条件，被告主体适格。关于对被告作出《处理决定》事实依据的审查。本院重点是审查第三人邹文泰对变更旅游度假公司注册登记材料的过程是否知情，其被登记为旅游度假公司的股东是否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也是判定被告作出《处理决定》是否合法的重要事实依据。首先，必须理清旅游度假公司设立登记的过程。2005年3月29日，旅游发展公司、中经置业公司双方就成立“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事宜达成协议。协议内容表明合作成立旅游度假公司的双方是甲方旅游发展公司和乙方中经置业公司，而非第三人个人与中经置业公司合作成立旅游度假公司。甲方的出资也是以公司所属单位资产（以产权证为准）封神宫、西游记宫、摩天轮、射击场作为投资股份。合同中，第三人是以甲方代表的身份签字的，加盖的也是公司的印章。合同签订后，乙方中经置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的前期运作费用10万元也是支付给了甲方旅游发展公司。已经生效的芝罘区法院（2010）烟芝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中也认为：“虽然养马岛度假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名称、出资形式、出资数额与2005年3月29日中经公司与养马岛发展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中的约定不符，但公诉机关当庭提供的证人邹文泰、李某的证言、被告人陈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2005年3月29日中经公司与养马岛发展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以及2005年11月8日养马岛发展公司向中经公司的出具的信函等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养马岛度假公司就是为了履行2005年3月29日中经公司与养马岛发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而注册成立的。……”（详见该判决书第23-24页）因此，可以认定旅游度假公司的发起成立，第三人不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至于注册登记材料中改变《合作协议》内容及第三人被登记为股东的问题，是本案中应重点审查的焦点。2005年5月12日，陈涛与旅游发展公司经理李某一起到被告工商局牟平分局处注册成立了“养马岛旅游度假公司”，在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载明：法定代表人为陈涛，股东为中经置业公司、邹文泰，邹文泰为监事会成员，李某任公司经理，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中经置业公司出资350万，邹文泰出资150万，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并且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的相关材料上均有“陈涛”、“邹文泰”、“李某”等人的签名。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中“邹文泰”的签名，经被告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不是第三人本人书写，原告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事实也予以认可。由此可以看出，注册登记时，具体经办人陈涛和李某改变了成立旅游度假公司基础材料《合作协议》中的相关内容。被告调查原注册登记经办人李某的证明材料能够证明，注册登记时第三人不在场，第三人的部分签名是其代签，是陈涛一手办理的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具体如何办理的其不知情，其也未向第三人汇报。因合作项目已搁浅，第三人也未再过问。在第三人未被追加为民事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之前的2008年7月4日，公安机关在侦查陈涛涉嫌诈骗一案对第三人进行了询问，在询问笔录中，第三人的陈述均表明，其对设立旅游度假公司的认知是建立在履行2005年3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之上的，对李某代其在公司注册登记材料中签名的认知也是在《合作协议》框架内设立旅游度假公司的意思范围内，没有证据证明改变注册登记材料内容第三人是知情的，更没有证据证明以个人身份成为旅游度假公司的股东系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实际上，旅游度假公司注册成立后，作为“股东”的第三人并未向该公司出资，也未参与经营，旅游度假公司注册资金150万元亦非第三人出资，第三人不存在抽逃资金之说。从2005年11月旅游发展公司向中经置业公司发出通知，停止与中经置业公司合作合同的行为看，此时第三人对旅游度假公司的合作方的认知仍然是旅游发展公司与中经置业公司，而非其个人。在本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的笔录中，原告也表示：“当时公司设立登记时之所以将邹文泰设为股东，是因为旅游发展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已不能作为股东，所以在进行设立登记时邹文泰才以个人作为股东，并且李某办理公司登记的所有事宜都是要经过邹文泰审查的。”由此可以看出，注册登记时，没有按合作协议的要求进行登记是因为发起成立旅游度假公司的旅游发展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但是从整个办理注册登记的过程看，第三人自始并未参与，经办人也未向其汇报，因旅游度假公司从成立起就未实际运营，第三人也未再过问。故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对改变注册登记材料内容和自己成为设立公司的股东是知情和自愿的。原告称旅游度假公司的注册登记就是在第三人的亲自安排下办理的，整个登记过程第三人一清二楚，不存在冒用其名义的事实，但该意见只是原告单方主张，由于原告未参与旅游度假公司的设立登记，对其主张需要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故被告在接到投诉后，依据所调查的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事实依据充分。
关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与芝罘区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关系问题。原告与旅游度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芝罘区法院于2005年10月28日作出一审生效判决，判决被告旅游度假公司返还原告预付款人民币10万元。该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因旅游度假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芝罘区法院裁定终结执行。2010年4月27日，芝罘区法院以（2006）芝执恢字1840号执行裁定追加本案第三人邹文泰为被执行人，裁定旅游度假公司股东中经公司、邹文泰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为此，第三人向芝罘区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芝罘区法院经听证认为，被执行人旅游度假公司系中经置业公司和第三人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2005年4月14日，烟台世兴经贸公司分两笔向旅游度假公司账户内注入资金350万元、150万元，同年4月25日，上述款项又从该账户转入烟台开发区鑫盛投资服务公司，两出资人显然构成抽逃注册资本。2011年4月27日，芝罘区法院以此驳回了第三人的异议。上述两份生效裁判文书本案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均不知情。本院认为，芝罘区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是2005年10月28日作出的，追加被执行人裁定和驳回异议裁定分别于2010年4月27日、2011年4月27日作出，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间是2011年6月3日，从时间上看，人民法院生效裁决认定本案第三人为旅游度假公司股东的时间在前，而被告作出撤销公司登记的时间在后。但被告在作出工商行政处理决定时，对于该两份生效法律文书的存在并不知情，且被告也依法履行了事先告知义务，法定期间内未收到任何异议。以事实为依据处理案件是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应当共同遵循的一项原则。芝罘区法院追加本案第三人邹文泰为被执行人的依据是工商登记材料中有第三人的签名，并经鉴定为第三人所写，故认定第三人为旅游度假公司的股东，并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被告受理投诉后，在完备履行程序后，依据调查的事实，认定第三人确系被他人冒名被注册为公司股东，并且第三人在旅游度假公司成立时并无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依法作出撤销旅游度假公司设立登记的处理决定。因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对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目的正当性的审查。本院认为，《行政许可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目的，也是具有行政许可职能的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旅游度假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了虚假信息，被告在作出旅游度假公司设立登记的过程中是存在失察之责的。被告受理当事人的投诉，立案调查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既是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也是对公民权利保护，符合有错必纠的办事原则。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串通债务人邹文泰，以行政处理决定撤销旅游度假公司的登记，帮助邹文泰逃避债务之嫌”，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迁新公司要求确认被告工商局牟平分局作出的《关于撤销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迁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芝罘公安分局于2008年7月4日分别对第三人邹文泰和李某所作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了以下事实：（1）与中经置业公司合作的项目始终是由第三人邹文泰和陈涛商谈的。（2）2009年3月29日邹文泰和陈涛分别代表烟台养马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烟台中经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合同书后，过了几天，陈涛来到旅游发展公司对邹文泰和李某讲要办理新公司（即旅游度假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并将旅游发展公司准备出资的相关资产过户到新公司。但邹文泰因为陈涛中经置业公司的资金、设施一直没到位，故而他一直不同意办理。（3）2005年4月15日左右的某一天，陈涛又来到旅游发展公司对邹文泰和李某讲，要与旅游发展公司赶紧成立新公司，好到北京的团中央要成立“全国青少年军事教育基地”授权书和合同，并讲他有一份已做好的由中经置业公司出资350万元，邹文泰个人出资150万元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验资报告，可以中经置业公司和邹文泰个人为股东成立新公司，邹文泰即让李某持其身份证与陈涛到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旅游度假公司，并让李某代其在需股东签字的文件上签字。从旅游度假公司办理工商登记的时间顺序来看：05年的3月29日中经公司与旅游发展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后，时隔5天，4月4日工商局即下达《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了投资人为中经公司（70%）和自然人邹文泰（30%）的旅游度假公司名称，4月14日富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4月15日办理了注册登记。不难看出，第三人和陈涛本来就是要将旅游度假公司办成私营的，而以旅游发展公司名义签订合作合同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邹文泰对旅游度假公司注册登记的过程是清楚的，其被登记为旅游度假公司的股东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设立旅游度假公司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履行2005年3月29日中经公司与旅游发展的合作合同”，上诉人对此不持异议，但这与旅游度假公司的股东是谁并无必然的联系。二、旅游度假公司的另一股东中经置业公司法人代表陈涛是本案的重要证人，被上诉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已明知其处于芝罘公安分局的控制之下，但是却没有履行应尽的调查职责。三、一审判决采信第三人和李某的证言错误，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损害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工商局牟平分局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说理充分、适法正确。一、被上诉人据以做出的撤销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的事实根据即第三人邹文泰名义被冒用，上诉人一直是知晓的，上诉人的诉求及理由，有无理取闹之嫌。上诉人代理人在原审首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当时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之所以将邹文泰设为股东是因为签订了这份合同后才发现邹文泰所在的发展公司已被吊销执照了，已不能作为股东，所以在进行公司设立登记时才把邹文泰个人作为股东”。被上诉人为了验证上诉人的上述说法，通过庭后查看涉案公司登记的原始档案材料记载，发现有两份被涂改过的文书材料，一份是“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发起人）名录”，其中的股东（发起人）名称或姓名一栏，“邹文泰”一行有涂改痕迹，“邹文泰”及后面的号码一串数字是涂改后另加的；另一份是“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中的委托人盖章或签字处，有一枚印章被涂改抹掉。据此，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庭审中的表述，认为该两份文书被涂改的就是上诉人所称的“邹文泰所在的发展公司”。上诉人代理人的该说法是可信的。由此可见，上诉人对于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的经过，第三人邹文泰的名义被冒用，为什么被冒用，谁在冒用掌握的一清二楚。可以说，上诉人的该陈述不仅仅是对被上诉人据以做出撤销登记事实理由的表示认可，而且是对该事实理由的更充分补充。“邹文泰”作为该公司股东，不是公司设立人的初衷，之所以使用“邹文泰”名字，是公司登记经办人在登记时发现原来的股东投资人“发展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不具备继续当股东的资格，因此为了骗取公司登记临时起意，把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不能继续作为股东投资人的“发展公司”改换成自然人邹文泰的。至于说，谁是公司登记经办人，从工商登记的原始档案材料看，既不是第三人邹文泰，也不是上诉人所称的邹文泰的指派人李某，是时任中经置业的法定代表人陈涛，有“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为证。二、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到被上诉人为什么不调查陈涛，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需要查证哪些人，查证哪些内容，应当以案件事实查清为前提，只要案件事实清楚，调查就应当终结。被上诉人之所以作出撤销涉案公司设立登记的处理决定，就是因为事实已经查清，邹文泰名义被冒用事实已经得到印证。被上诉人对包括陈涛在内的其他人不需要再行调查落实。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的应当调查陈涛是被上诉人应尽的职责观点是错误的，至少其对“职责”的概念是模糊的。三、关于《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适用问题。《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上诉人认为，依据涉案的公司登记涉及到不特定人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对其撤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因此不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认为，公共利益是法律概念，不是包括上诉人在内的非权威人士所能够有权做出解释的，何况涉案的度假公司的经营类别是商务服务，该公司从2005年5月12日成立到2006年11月20日因为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运营历时一年有余，除了发生涉案的一笔业务外，尚未发现还有其他业务，即使其涉及到了不特定人的利益，该不特定人的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因此，《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不适用本案，被上诉人对于骗取公司登记行为，依据本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规定，做出的撤销决定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邹文泰答辩称：2005年第三人确曾与陈涛分别代表两公司签订过一份成立烟台养马岛旅游度假有限公司的合同书，但此后因陈涛的资金、设备等一直没有到位，所以该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直至2010年第三人被作为被申请执行人进入执行程序才知道有人冒用其名义设立了烟台养马岛度假有限公司。通过第三人2008年7月4日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可以看出，第三人邹文泰始终不知道其个人作为股东设立了度假公司，其所认为的度假公司是建立在定立和履行2005年3月29日合同书的基础之上，是发展公司作为股东与中经公司共同成立度假公司，而第三人对李某在度假公司登记注册材料中的代签行为的认知与理解也始终处于两公司共同设立度假公司的意识范围之内。李某是在替第三人履行其作为发展公司负责人的职责，是代表了发展公司而非其个人。因此，第三人邹文泰对本案所涉度假公司的设立登记，对其个人成为度假公司的股东在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之前毫不知情，度假公司通过提供虚假材料以欺骗手段获得工商登记，符合《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二款的规定，理应予以撤销。工商局牟平分局所作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
二审庭审中，合议庭确定本案的审理重点是：1、被上诉人工商局牟平分局所作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针对上述两个审理重点，上诉人迁新公司及被上诉人工商局牟平分局、一审第三人邹文泰均坚持一审诉辩意见，未有新观点。
上诉人二审中提交了一份2008年7月4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对李某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该证据上诉人一审中未提交。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质证，上诉人未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对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本院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审质证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所作《工商行政处理决定》事实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被上诉人所作《工商行政处理决定》事实依据是否充分的审查，本院认为，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行政程序中调取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诉工商行政处理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旅游度假公司的发起成立，第三人不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注册登记时，没有按合作协议的要求进行登记是因为发起成立旅游度假公司的旅游发展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对改变注册登记材料内容和自己成为设立公司的股东是知情和自愿的。上诉人称旅游度假公司的注册登记过程第三人清楚，不存在冒用其名义的事实，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且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当时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之所以将邹文泰设为股东是因为签订了这份合同后才发现邹文泰所在的发展公司已被吊销执照了，已不能作为股东，所以在进行公司设立登记时才把邹文泰个人作为股东”。故被上诉人在接到投诉后，依据所调查的事实，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依据充分。
关于被上诉人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公司登记进行监督检查，是其法定职责。被上诉人接到第三人的投诉材料后，根据投诉人要求撤销该公司登记的申请，立即展开调查，查阅了原始登记档案，在确认第三人并没有亲自到工商局申办过该公司登记的情况后，依法对原登记档案材料中“邹文泰”的签名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司法鉴定中心确认公司设立登记的档案材料中的“邹文泰”的签名均非其本人书写后，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拟作出撤销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由于旅游度假公司和中经置业公司未按规定进行年检，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导致《撤销许可告知书》无法直接送达，被上诉人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依法进行送达。在未收到任何异议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3日作出了《处理决定》，并再次通过《烟台日报》的《今晨6点》予以公告送达。被上诉人的行政程序合法。
关于被上诉人适用法律的审查。本院认为，《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办理公司登记时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经调查发现，旅游度假公司在办理公司的设立注册登记时，存在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的情形。被上诉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撤销旅游度假公司设立登记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迁新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宁雪
审判员 张爱玲
审判员 杨道力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高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