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民二终字第9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静，女，198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
委托代理人韩祎，吉林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忠岩（王天静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所长春市南关区自强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兴义，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巍，吉林中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阳，该院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骨伤医院，住所长春市北京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秀玉，该医院医务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李晶，吉林开晟律师事务律师。
上诉人王天静、上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3）宽民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天静的委托代理人李忠岩、韩祎，上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巍、夏阳，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周秀玉、李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王天静原审诉称:原告王天静于2011年5月26日入住被告长春骨伤医院，临床诊断左股骨远端骨软骨瘤，5月28日行左股骨远端骨软骨瘤切除术。术后被告感觉左膝疼痛感加重并伴左下肢肿胀痛，于2012年9月28日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行左股骨远端瘤段切除假体置换术。经2012年11月27日与被告长春骨伤医院共同委托长春市医学会对原告与被告的医疗事故纠纷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本病例医疗事故争议属于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2012年12月25日原告委托吉林公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其鉴定意见是：1、王天静护理期限应以三个月为宜；2、王天静的误工期限可评为120日。现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6446.82元、住院伙食费1550元、陪护费59162.60元、误工费28168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生活补助费87681元、残疾用具费3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594008.42元×75%=445506.32元。
原审被告长春骨伤医院原审辩称：针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1、同意承担原告在吉林中日联谊医院的医疗费76448.82元，其他门诊费用应有相关证明。2、原告在我单位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是治疗原发病期间发生的，依法由原告自行承担。3、原告主张的鉴定意见仅适用2013年9月28日假体转换术后的护理期限，不适用以后假体置换需要的护理期限，以及还未发生的护理费，原告的护理期限应自2013年9月28日起算三个月，护理人数应按一人进行计算。4、原告的误工期限应自2013年9月28日假体转换术后计算120天，其他误工期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保护。5、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没有证据，不应保护。6、原告为农村户口，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收入计算，骨旁骨肉瘤患者生存年限一般为三至五年，因此，原告残疾赔偿金不应按最长期限二十年计算，应按年计算给付。7、依据大众司法鉴定所意见，原告人工膝关节每十年更换一次，残疾用具费应待实际发生后另诉。8、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予调整。9、第三人吉大二院参与了被告在诉讼中申请的司法鉴定过程，并在听证会进行了陈述，故根据《医学事故技术鉴定书》，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第三人吉大二院应在原告的病理诊断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王天静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承担主要责任，我方应承担乙方主要责任70%中的次要责任，即21%为宜。
原审第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原审述称：第三人的医务人员对本案原告的医疗不存在过错，均符合医疗常规。第三人依据被告提出的病理申请，得出的不确定病理诊断，即按病理分类标准属二类病理诊断，本案原告所谓的损害后果与第三人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三人对津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持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申请重新鉴定，故第三人认为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
本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1年5月26日，原告王天静经被告长春骨伤医院门诊诊断左股骨远端后侧骨软骨瘤收治住院治疗。同年5月28日行左股骨远端骨软骨瘤切除术。5月30日被告长春骨伤医院依据与第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签订的关于委托第三人在被告手术过程中的快速病理和病理检查出具诊断的协议，将原告的病理切片送至第三人处进行诊断。6月1日第三人出具关于原告王天静的病理诊断报告单称“（左股骨）形态符合骨软骨瘤，请结合临床及X线”。被告依据该病理结论，准许原告8天后出院。2012年9月19日，原告因感觉左膝疼痛感加重，就诊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并被诊断为左股骨远端肿瘤、骨旁骨肉瘤收治住院。9月25日，北京积水潭医院根据第三人病理科会诊切片，出具《组织病理学会诊参考意见》称，“较宽的骨小梁之间有纤维组织填充，细胞稀疏，没有明显的间变。如果临床-
影像学证据支持，病理符合骨旁骨肉瘤BrodersI级”。原告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期间，行左股骨远端瘤段切除假体置换术，住院23天，扣除农村合作医疗报销部分，共支付医疗费76446.82元。另认定，原、被告于2012年11月20日共同委托长春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鉴定原告在被告处的治疗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其后，经原告自行委托，2013年1月5日吉林公正司法鉴定意见中心出具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的护理期限应以三个月为宜；误工期限可评为120日。诉讼中，经原告申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王天静人工“特制”膝关节每十年更换一次，每次费用约捌万元人民币。又经被告申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第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病理科在原告王天静的左股骨肿瘤病理诊断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王天静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2、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书的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中，第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应承担的过错比例为主要责任。庭审时，经第三人申请，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王某某、赵某出庭并接受了质询。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长春骨伤医院对原告王天静的诊疗行为，经长春市医学会鉴定，已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的鉴定结论，故被告和第三人应对原告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比例以70%为宜。根据同样的病理切片，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均作出了正确的病理诊断，但第三人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作出了有误的病理诊断，被告依据该病理诊断进行临床治疗，致原告被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第三人应与被告按鉴定结论确定的原因力大小对原告承担按份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在主要责任中承担30%的赔偿责任，第三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医疗费76446.82元，被告无异议，并同意承担，依法应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包含有在被告处治疗原发病期间部分，该部分应予以剔除，住院伙食补助应为1150元（23天×50元/天）。原告依据鉴定结论计算的护理费有误，应保护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期间和出院后三个月的护理费9930.82元（住院23天扣除节假日后为17天×120.74元/天+3个月×2626.08元/月）。原告系农村户口，无固定工作，其主张的误工费计算有误，应为7042元（4个月×1760.50元/月）。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过高，应按实际发生计算，即463.5元。本案的三级丁等医疗事故按卫生部相关规定，对应为九级伤残，赔偿指数20%，故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应为34392.68元（8598.17元/年×20年×20%）。原告主张的残疾用具费及更换残疾用具费的护理费、误工费，因更换周期较长，被告和第三人不同意一次性支付，原告可待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被告和第三人的过错致原告构成九级伤残，对其精神造成一定痛苦，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保护15000元为宜，被告和第三人应按赔偿比例予以分担。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500元、长春市医学会鉴定费3000元及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2000元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原告诉讼中委托关于后续治疗费的鉴定结论，即残疾辅助器具费未予采纳，故关于该项鉴定费150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被告在诉讼中支出的代理费11800元，应由被告和第三人按责任比例负担。第三人在庭审后，提出对诉讼中三方共同委托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因鉴定人已出庭接受质询，对相关医疗专业问题已作出详细解释，且鉴定程序不存在违法问题，故第三人的该项请求不予准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春骨伤医院赔偿原告王天静26674.42元（其中医疗费76446.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护理费9930.82元、误工费7042元、交通费463.5元、残疾赔偿金34392.68元、鉴定费5000元、律师代理费10500元，合计144925.82元×70%×30%+精神损害赔偿金15000元×30%-鉴定费11800元×70%）；二、第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赔偿原告王天静89773.65元（其中医疗费76446.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护理费9930.82元、误工费7042元、交通费463.5元、残疾赔偿金34392.68元、鉴定费5000元、律师代理费10500元，合计144925.82元×70%×70%+精神损害赔偿金15000元×70%+鉴定费11800元×70%）；三、驳回原告王天静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80元，由被告长春骨伤医院负担623元、第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负担1452元、原告王天静自行负担5905元。
宣判后，王天静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王天静上诉请求为：原审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为：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残疾生活补助费计算错误。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首先，一审法院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上诉人的户籍所在地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是错误的，应当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来计算。其次，对于赔偿年限，一审法院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20年计算，依照本条例，赔偿年限应按照30年（原告1983年出生）计算赔偿数额。2、后续治疗费以及相关的误工费以及护理费，在一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申请人关于后续治疗费具体数额以及更换周期申请司法鉴定机构予以鉴定，法院同意鉴定且依法委托了相关机构进行鉴定，申请人也交纳了鉴定费用，受委托的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也做出了吉大司鉴所［2013]法临鉴字第17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被鉴定人王天静人工“特制”膝关节每十年更换一次，每次费用约捌万元人民币。因申请人为1983年出生，还很年轻，因被上诉人的误诊误治导致上诉人行左股骨远端瘤段切除假体置换术，如没有误诊误治，上诉人根本无须进行假体置换术，好在没有远端转移，疾病得到了彻底根治，所以，假体更换的后续治疗的费用是必然产生的，应当依鉴定结论以及法律规定判决，一审法院在后续治疗费具体数额以及更换周期明确的前提下，简单的认为后续治疗中因辅助器具更换周期过长，而判决后续治疗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增加了上诉人的诉累，也违背了诉讼的主旨。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一审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审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王天静的上诉请求，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二审答辩称：一、未最终确定被上诉人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因果关系的前提下，赔偿与被上诉人无关。二、针对上诉人上诉理由答辩：1、适用法律，原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正确；2、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因辅助器具更换周期较长，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正确；3、上诉人上诉称如果没有误诊误治，上诉人无需假体置换术的观点是错误的。
针对王天静的上诉请求，长春骨伤医院二审答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本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不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二、王天静人工关节置换时间过长，一审法院认为应在实际发生后另诉正确。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为：一、上诉人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提供的单纯的病理标本所做出一个II类的不确定的病理诊断符合医疗常规，无过错。骨肿瘤的诊断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常常涉及患者肢体的去留，也因为近现代影像学科技的迅猛发展，因此需要多学科共同发挥作用，强调临床、影像和病理三结合原则。在三大诊断要素中，病理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在《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骨和软骨疾病章节中明确指出“病理诊断仅是从组织学角度提供信息给临床医生分析参考，不应视为可以否定其他诊断方法的绝对指标，或是诊断的唯一途径。”需要明确的是，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参与的是被上诉人王天静在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的术后诊断。被上诉人王天静在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的治疗中先后经历了两次诊断：一是在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的术前诊断；二是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的术后诊断。两次诊断分别导致了不同的后果。第一次诊断的后果是：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对被上诉人王天静进行了误治，被上诉人王天静接受了一次治疗原则完全错误的、没有必要的所谓“骨软骨瘤切除术”，延误了治疗。由于被上诉人王天静所患为恶性肿瘤，这种手术方式的切除范围不够，恶性肿瘤细胞仍然存在，起不到对被上诉人王天静原发病的治疗作用。被上诉人王天静术前诊断如果正确的话，马上应该施行的就是“瘤段切除术和膝关节置换术”，这才是治疗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样手术才能保证切除足够范围，才能保留患者的肢体功能，才能只用一次手术即可治疗其原发病。而本次误诊完全是由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造成的，其认为术前，“骨软骨瘤”诊断明确，且无需鉴别诊断，因此第一次误诊造成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承担。第二次诊断的后果是：使被上诉人王天静本应实施的补救手术，即“瘤段切除术和膝关节置换术”再次延迟，直至被上诉人王天静因肿瘤复发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参与的是被上诉人王天静在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的术后诊断，与被上诉人王天静的第一次手术无关。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在诊治中由于工作疏忽遗漏了被上诉人王天静有左膝痛疼的病史，这在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中非常重要。被上诉人王天静在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就诊时仅有一张自带的X-P，而且没有诊断意见，但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未能复查和进一步行CT和核磁检查，失去了最佳影像学检查时机。对病理来说“骨旁骨肉瘤”为罕见疾病，上诉人的病理诊断是考虑为良性的II类病理诊断，其结果有不确定性，对此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有高度注意义务，有责任按照三结合的诊断原则对此不确定性进一步排除。如果实在无法排除，计划凭借个人经验来制定治疗方案也有义务和责任应将此不确定性告知被上诉人王天静，在被上诉人王天静对此诊断风险了解和同意的基础上试行治疗。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长春骨伤医院在临床诊断已预见到有恶性可能，在影像和病理诊断都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坚持诊断原则，进一步综合分析、会诊讨论，轻易放过了其他可能性，直接得出了确定的良性临床诊断，最终导致再次延迟手术时机。二、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系依据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2013]法临鉴字第133号鉴定意见作出的判决，但该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1、长春市医学会作出的长春医鉴定[2012]5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所称的“医方”仅指长春市骨伤医院，因为上诉人并未参加该医疗事故鉴定，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也未涉及上诉人。而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的报告以此为依据认定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中，上诉人应承担的过错比例为主要责任系越权鉴定，其无权对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进行评鉴。2、在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过程中没有组织病理专家对被上诉人王天静的病理切片进行复阅，仅仅依据会诊报告就认为上诉人的病理诊断有误是错误的，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与由中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及现行教科书等医疗文献相违背。3、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未明确说明被上诉人王天静的损害后果是什么。4、在庭审质证中，鉴定人不能正确解答上诉人提出的问题，并承认鉴定人员中没有病理专家，仅仅是咨询过病理人员。骨肿瘤的诊断要坚持三结合原则。在本次鉴定中的结论是基于其个人经验，而非指南或教科书。认为在骨肿瘤的诊断中病理诊断为金标准，临床医生可以单凭病理诊断就决定临床诊断。承认上诉人的病理诊断是II类病理诊断，其结果有不确定性，并且是以个人经验认为依据不确定的II类病理诊断即可对患者实施治疗。因此，上诉人对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有异议，并在庭审质证时即申请重新鉴定上诉人的病理诊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被上诉人王天静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但原审法院对是否准许重新鉴定未给予书面答复，在二审阶段，上诉人再次申请重新鉴定。三、关于赔偿，在未最终确定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均与上诉人无关，同时部分费用不应支持。骨旁骨肉瘤是被上诉人王天静的原发病，不是由于误诊误治造成的，因此与该病相关的费用均应由被上诉人王天静自行负担。另外，被上诉人王天静系因治疗自身原发病而致残，因此相应的残疾赔偿金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请二审法院明查后作出公正裁决。
针对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上诉请求，王天静二审答辩称：一、该医疗纠纷已经经过长春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并出具了长春医鉴[2012]55号鉴定意见书，结论是该医疗事故属于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在一审的举证期限内，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和长春骨伤医院通过法院委托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的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中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应承担的比例进行司法鉴定，说明吉大二院对长春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无异议，进而没有申请过错、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而只是对主要责任的划分比例进行司法鉴定。二、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完全符合民诉证据规则27条，不应重新鉴定。三、本案没有争议以外的诊断，所有的医疗费都是用于争议疾病的治疗，本案所涉及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都应予以保护。
针对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上诉请求，长春骨伤医院二审答辩称：一、上诉人诊断病理错误，依法应就其错误诊断承担责任。二、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2013]法临鉴字第133号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鉴定意见正确，依法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书及津科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已经确定，吉大二院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在二审庭审中，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陈述，仅凭病理标本可以做出病理诊断，骨肿瘤诊断坚持临床、影像学和病理三原则是临床诊断原则，是临床医生要遵循的，我方只是骨肿瘤三结合中的一个要素，其他两个要素均是由长春骨伤医院掌握的。积水潭医院及中日联谊医院依据二院的病理切片作出的病理诊断均为二类诊断。
本院认为：一、关于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2013]法临鉴字第133号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申请重新鉴定是否应予准许的问题。上诉人以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并提出的具体理由中：1、该鉴定系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委托鉴定事项第1项为鉴定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在王天静的病理诊断中是否存在过错。第5份检材即为长春市医学会（长春医鉴[2012]5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各方当事人对于检材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根据鉴定材料，对委托鉴定事项作出相应鉴定意见并不存在越权鉴定的情况。2、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应当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在进行鉴定的过程中，可以向本机构以外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最终的鉴定意见应当由鉴定人出具并由鉴定人负责。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要求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组织病理专家对王天静的病理切片进行复阅并无相关法律依据。3、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委托事项作出相应的鉴定意见，王天静的损害后果并非委托鉴定事项，鉴定中心对此无需作出相应说明。4、鉴定人在一审出庭时陈述，二类诊断虽不能完全肯定疾病的诊断，但中日联谊医院根据这个病理诊断作了肿瘤瘤块切除和假肢切换，恶性肿瘤是人体细胞的畸变，这种畸变最可靠的诊断还是依靠病理学诊断，虽不是唯一的诊断，来决定手术的范围或者治疗方向。由此可知，鉴定人承认骨肿瘤诊断要坚持三结合原则，病理诊断不是唯一的诊断依据，但是是判断良性或恶性肿瘤的主要依据。积水潭医院及中日联谊医院依据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病理切片作出的病理诊断亦为二类诊断，上述两份病理诊断结论正确。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承认骨肿瘤三结合原则是临床诊断原则，病理诊断作为其中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果出现错误，必然会影响临床医生的判断，正因为骨肿瘤诊断采用三结合原则，所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承担的过错责任是主要责任而非全部责任。综上，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并无证据证明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2013]法临鉴字第133号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依据明显不足的情形。该鉴定通过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各方当事人对检材真实性均无异议，鉴定人具有法医病理鉴定资质。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该鉴定存在其他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原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认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不予准许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二、原审法院对于王天静各项费用的保护是否正确的问题。王天静在长春骨伤医院的治疗属于对原发病的治疗，长春市医学会鉴定长春骨伤医院对王天静的治疗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对应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对于王天静的残疾损害应予赔偿。本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对于本案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审法院适用效力位阶更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排除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无不当。医疗事故之后，王天静就诊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继续进行治疗的费用不属于对原发病的治疗，原审法院对于王天静各项费用保护正确。三、原审法院对于王天静人工关节置换及因此将产生的相关费用未在本案中一并保护，指导王天静另行诉讼解决是否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王天静于2012年9月份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置换膝关节，根据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王天静的膝关节每十年更换一次，鉴于更换周期较长及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原审法院未在本案中一并保护，指导王天静另行诉讼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81.00元由上诉人王天静负担6236.00元，由上诉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负担204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宇
代理审判员 高云燕
代理审判员 肖 瑶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