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0民终8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能祥。委托代理人石永富，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国栋，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海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侍艾荣，系姚海鹏之妻。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红霞，江苏新浪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欢，系许能祥之子。上诉人许能祥因与被上诉人姚海朋、侍艾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的(2015)扬开民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2月5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能祥起诉称：扬州市扬子津东路29号（扬子新苑）204幢104室系拆迁许能祥与许欢共有的位于扬州市开发区施桥镇孙集村砖桥组房屋后的安置房。2014年5月12日，许欢通过伪造许能祥的授权委托书到扬州市开发区益民拆迁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将拆迁房屋交换证明上的受益人改为许欢一人，又于次日到房管部门将讼争房屋登记到许欢名下。许能祥得知许欢欲处分讼争房屋时，曾于2014年5月24日多次致电姚海朋、侍艾荣，告知他们许欢是无权处分，但姚海朋、侍艾荣谎称没有购买，并于2014年5月26日和许欢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许能祥也曾到村委会核实是否办理过拆分手续，村委会答复没有，直到房屋被登记在姚海朋、侍艾荣名下才得知真相。姚海朋、侍艾荣明知讼争房屋为许欢无权处分之物，隐瞒购买事实并低价购买，主观上明显具有恶意，客观上有串通行为且未支付对价，故请求法院判令：姚海朋、侍艾荣涂销该房屋上的抵押，并协助将房屋、土地产权恢复至许能祥和许欢名下。后经原审法院释明，许能祥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许欢与姚海朋、侍艾荣签订的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姚海朋、侍艾荣共同辩称：许欢于2014年5月12日到拆迁公司将房屋交换证明上的受益人变更为其一人，2014年5月13日到房管部门将讼争房屋登记到其一人名下，在此期间，姚海朋、侍艾荣与许欢不认识。2014年5月20日，姚海朋、侍艾荣找到房屋中介打算买房时，看到诉争房屋在出售，于是在中介人员带领下实地查看房屋后缴纳了定金。2014年5月26日，许欢出示了所有权人为其一人的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因此，姚海朋、侍艾荣才决定和许欢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并支付对价。因此，房地产买卖契约是成立的，不存在不当得利及恶意取得的说法。许欢辩称：讼争房屋的房产证确实登记的是许欢的名字，房屋是通过中介出售的，约定出售价是40万元，许欢实际取得39.2万元。许欢和姚海朋没有恶意串通。一审经审理查明：2007年9月19日，许欢、许能祥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扬州市开发区施桥镇孙集村砖桥组的房屋予以拆除，安置房为扬州市扬子新苑204幢104室。2014年5月13日，许欢持相关材料将上述房屋登记在其一人名下。2014年5月20日，许欢出具委托书，委托房产中介梁文玲出售上述房屋，委托事项包含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办理房屋权证、土地证的过户手续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代收取房款，办理其他与房产交易相关的手续等；委托期限自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7月19日。双方对该委托在扬州市广陵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4年5月26日，许欢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姚海朋、侍艾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许欢将上述房屋出售给姚海朋、侍艾荣，成交价46万元，梁文玲作为受托人代许欢在该协议上签名。协议签订后，姚海朋通过首付加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了购房款，并由税务部门开具了售房款46万元的发票。2014年6月6日，讼争房屋登记到姚海朋、侍艾荣名下。2014年10月，许能祥通过手机与姚海朋取得联系，许能祥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其多次强调曾于2014年5月24日致电姚海朋不要购买本案讼争房屋，房屋是两个人的，姚海朋则在电话中回应称购房时房屋已经登记在许欢名下，房产证不会有假，看房时房屋也无其他人居住。房产中介陈兵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许欢委托我卖房时讼争房屋并未办理确权，我就告知许欢相关办理流程及需要的材料，在许欢补齐材料后我就带许欢前往拆迁管理部门办理了确权手续，当时许欢还带了其父亲许能祥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因姚海朋需要买房，2014年5月19日，我就带姚海朋去看了两套房屋，其中一套是本案讼争房屋，该房无人居住。姚海朋看中许欢的房屋后，当天就去梁文玲处签了买卖合同，许欢并不在场，买卖合同是姚海朋与梁文玲签的，合同签订时姚海朋交了2万元定金给梁文玲。许欢和姚海朋见面是在2014年5月26日办理过户的时候。房产中介梁文玲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当时和许欢谈的是我和陈兵以42万元的价格将本案讼争房屋拿下来，所以2014年5月19日的买卖合同是我和姚海朋签的，后来许欢将房价提高到46万元，我们觉得利润不大，就又在许欢收到全款后将2014年5月19日买卖合同的卖方由梁文玲改为许欢，字是许欢签的。2014年5月26日办理过户时，是我和姚海朋办理的，许欢也在旁边。46万元已经给了许欢。梁文玲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4年5月19日的买卖合同、房管部门的首付款进账单等证据。许欢在庭审中陈述卖房的原因是在外差钱，和姚海朋初次接触是在整个房屋买卖交易基本结束时。另查，姚海朋曾于2014年9月23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许能祥、许方才搬离本案讼争房屋，该案因本案的受理现被裁定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受法律保护。姚海朋、侍艾荣在与许欢授权的代理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讼争房屋已登记在许欢一人名下，姚海朋、侍艾荣已尽到作为购房人的必要审查义务，并支付了交易对价。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许欢卖房、姚海朋及侍艾荣买房经由房产中介操作，买卖双方并未有实质接触。许能祥仅依据姚海朋、侍艾荣于2014年9月23日起诉后的电话录音及2014年5月24日的通话记录来证明姚海朋、侍艾荣主观上有恶意、客观上与许欢有串通行为，理由不充分。况且，姚海朋在录音中也强调是基于对房产证的信赖而买房。一审法院认为，许能祥主张姚海朋、侍艾荣与许欢在房产交易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无事实和证据印证，买卖双方亦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其它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许能祥要求确认姚海朋、侍艾荣与许欢就本案讼争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许欢办理确权时所依据的授权委托书是否系伪造，不影响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退一步讲，即便该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但许能祥不能举证证明姚海朋、侍艾荣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晓这一事实，姚海朋、侍艾荣也是善意第三人。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能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原告许能祥负担。许能祥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判令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为：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关键性证据即2014年5月24日的通话记录和2014年9月23日的通话录音，原审未就此进行认定，没有在判决书中明确通话记录和通话录音。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此前并不认识，在得知其要买房后，才于2014年5月24日多次通过电话阻止其买房。姚海鹏夫妇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反而隐瞒购房的事实谎称没有购房进而完成购房，显然不符合常理。一审在未阐述通话录音具体内容情况下概括的认为这一证据证明力不足，没有说服力，更未尊重客观事实。其次，一审未对许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真伪进行核实。而该授权委托书系许欢伪造。上诉人没有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侵害了上诉人的物权。原审认定姚海鹏夫妇为善意实属错误。再次，一审认为姚海鹏夫妇是信赖房产登记证进而信赖许欢是房产所有人是错误的。上诉人已经多次告诫姚海鹏夫妇不要买房，但姚海鹏夫妇恶意隐瞒购房的事实，其内心已经知道讼争房屋是共有房屋，于此情形下形成的信赖不能构成善意。最后，一审认为姚海鹏夫妇与许欢未有实质性接触进而不存在恶意串通也是错误的。许欢与姚海鹏夫妇有过接触，况且房屋中介梁文玲是许欢的受托人，其与姚海鹏夫妇的接触应当视为许欢与他们的接触。更何况，恶意串通并不是非要双方一定要有意思的联络和实质的接触，在行为上的放任同样构成串通。姚海鹏夫妇内心确信许欢无权处分房屋还与许欢订立合同并配合许欢完成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是典型的串通行为。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而不是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上诉请求。姚海鹏夫妇答辩称：我方经由中介购买许欢名下房产，且中介已经取得许欢特别授权，全权负责出售证案涉房产，而且也出示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权证载明的所有人系许欢，而非上诉人。我方没有理由怀疑案涉房产有他人份额，且我方已经依法缴纳了房款及税收，是合法购买，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许欢在一审中亦自认当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上诉人一直纠缠于诉讼中，拒不交付案涉房屋，导致我方至今仍按月还贷且无法入住。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姚海鹏夫妇与许欢于2014年5月26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因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许能祥之利益而无效。本院认为，该房地产买卖契约并不因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许能祥之利益而无效。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于本案中，即是对于姚海鹏夫妇与许欢之间恶意串通这一事实存在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是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第一，从许能祥提供的所谓关键性证据分析。该证据即是指2014年5月24日的通话记录和2014年9月23日的通话录音。首先，从该证据来源来看，许能祥在历次庭审中仅提供该通话录音的复制件，而未能提供原始的存储于相应介质内的原始文件，其证明力即应削弱。其次，从该证据形成时间来看，许能祥在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庭审中自述该证据是2014年10月26日录音，并在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庭审中进一步予以确认，而在其递交给本院的上诉状中，又陈述该录音为2014年9月23日，其说法前后不一，该证据之证明力即应进一步削弱。最后，从该证据的内容来看。2014年5月24日的通话内容主要是许能祥告诉姚海鹏夫妇不要购买案涉房屋，房屋是两个人的。后期一份通话中有姚海鹏陈述：“就是说某些方面不是我不说，是你家儿子求我叫我不要说……你不是卖你祖宗的房子嘛……你家儿子教不要说的”等。从姚海鹏的陈述中可以推知姚海鹏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可能知道案涉房产还有其它利益主体。之所以说是可能而不是应当的原因在于，姚海鹏与许能祥从不相识，姚海鹏骤然于2014年5月24日接到其时远在宁波的陌生人许能祥的阻止电话，无从判断其陈述之真假，且彼时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许欢，姚海鹏自然更确信许欢为真实权利人。即便如此，姚海鹏的可能知道亦不足以证明其与许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第二，关于恶意串通这一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至少存在以下几点合理怀疑。首先，姚海鹏夫妇与许欢没有恶意串通的准备时间。姚海鹏在原审2014年11月11日庭审中自述于房管局办证时才见到许欢；许欢在原审法院2015年8月31日庭审中自述于2014年6月份才见到姚海鹏；结合房产中介陈兵、梁文玲的陈述，可以认定姚海鹏夫妇与许欢最早应是签订买卖契约时才初次见面的。至于上诉人所谓梁文玲系许欢的受托人，姚海鹏夫妇与梁文玲的接触即应视为与许欢的接触，因其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观点，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姚海鹏夫妇没有恶意串通的动机。姚海鹏夫妇与许能祥、许欢父子素不相识，此前亦无任何债务纠纷。姚海鹏夫妇均系淮安市人，居住于东花园蔬菜批发市场，以符合一般市场价格的46万元购买位于扬子津东路29号（扬子新苑）103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用以改善居住。其购房之动机明显，而其恶意串通之动机，本院实难认定。最后，许欢本人亦否认存在恶意串通。许欢系许能祥之子，依常理论，父子利益应系一体，但许欢在原审2015年10月26日庭审辩论阶段中直接陈述“我没有和姚海鹏恶意串通，我没有别的意见”，直至二审庭审时，许欢在被问到是否受到欺骗时，仅陈述“我也不知道，当时头懵掉了”，并未提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合前述，许能祥提供的证据难以使本院排除对姚海鹏夫妇与许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许能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上诉人许能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宦广堂代理审判员  胡永康代理审判员  郝佳佳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李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