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25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欢欢，女，1986年5月28日出生，住襄州区张湾办事处。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启，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追日路*号汉北科技孵化园*楼。
负责人：阮俊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欢欢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91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启，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欢欢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撤销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承保范围内赔偿上诉人损失74306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驾驶员张仁强“离开”现场的行为属于交通事故中的“逃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仁强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是因为围观人员太多，担心被殴打，在安排随车的妻子留下照顾伤者后离开；客观上张仁强事后主动到交警队接受调查，积极赔偿死者家属、伤者的各种损失，得到了死者家属、伤者的谅解，事故双方当事人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且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于张仁强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行为也未认定为交通事故逃逸。2.本案保险人未对投保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上的签名不是上诉人所签，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根据举证责任分担原则，对免责条款是否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
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1.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晚上7点30分，肇事司机离开现场后于第二天上午才向交警大队投案，司机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以及交警部门无法查明肇事司机是否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赔情形，原审法院认定肇事司机逃逸有理有据；2.肇事逃逸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情形，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即可，本案中，保险公司已经对免责条款加大加黑，也在保险单上提请投保人阅读本条款，已经尽到提示义务，且根据法律规定，即使投保人没有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亲自签字，由其他人代签，只要投保人已经缴纳保费，视为对代签行为的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欢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种损失188999.8元（医疗费4061.9元、护理费511.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营养费120元、误工费2880元、死亡赔偿金11844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财产损失8526元、安葬费2366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6日，原告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1Z3**号小轿车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约定交强险保险金额为122000元（含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9月7日零时起至2016年9月6日二十四时止。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089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3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
司机（保险金额为1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保险金额为1座×1万元／座）、不计免赔率（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率（乘客）、不计免赔率（车上人员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率（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9月24日零时起至2016年9月23日二十四时止。保单明示告知栏载明“1、请详细阅读所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中国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在“责任免除”中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系黑体字）。
2016年4月8日19时30分许，张仁强驾驶鄂F1Z3**“东风标致”牌小型轿车，由襄阳东津新区王河街方向往东津新区打伙村方向行驶，行至襄阳东津新区打伙村2组路段时，与行人李广英、王红发生碰撞，致李广英死亡、王红受伤，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张仁强离开现场，于2016年4月9日向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投案。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襄州（交）认字（2016）第B0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认定：张仁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广英、王红无责任。当日，经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组织调解，张仁强与王红及李广英家属达成调解：一、张仁强自愿赔偿李广英安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费用合计壹拾陆万叁仟元整（163000元）；二、张仁强自愿赔偿王红医疗费（凭发票为准），另赔偿王红住院伙补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共计捌仟元整（8000元）；三、张仁强自负鄂F1Z3**轿车修理费；四、本协议各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后生效，一次性协议，概不再议。
事故发生后，王红被送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6天，于2016年4月14日出院，出院诊断：1、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2、轻型颅脑损伤、脑震荡；3、腰椎内固定物存留。出院医嘱：1、继续行护脑、活血化瘀等支持对症治疗；2、有后遗头晕、头疼、全身多处长期麻木疼痛、活动受限等可能；3、多次体检、拍片等复查以确认是否有线性骨折、隐匿性骨折等，明确多部位损伤情况；4、休息一月，不适随诊。花费医疗费4061.9元。
2016年4月11日，东津伙牌镇智多星艺术幼儿园出具证明：兹有东津镇打伙村二组村民王红，女，44岁，在我幼儿园担任教师，工资待遇2400元／月。特此证明。
2016年4月14日，方国雨（张仁强妻子）通过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向李广英家属支付理赔款163000元、向王红支付理赔款8000元。
2016年5月13日，东津伙牌镇智多星艺术幼儿园出具证明：兹有我幼儿园教师王红，女，系襄阳市东津镇打伙村二组，因2016年4月8日交通事故受伤，自2016年4月9日至5月14日需接受康复治疗，向我园请假，根据我园管理制度，王红康复治疗时间为36天，停发工资2880元。特此证明。
2016年5月30日，方国雨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我叫方国雨，女，住襄阳市东津镇郑湾村二组，身份证号420621197303051001。2016年4月8日17点30分发生在东津镇打伙村的交通事故，当时驾驶员是我丈夫，后来因这次交通事故，我丈夫被关在看守所，在解决交通事故的时候，因我家是农村人，没有钱赔偿，后杨欢欢就拿出了一十七万六千元，由我代签的赔偿协议，该款是杨欢欢出的等。
2016年4月18日，襄阳鹏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鄂F1Z3**号车维修费发票8526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欢欢在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1Z3**号小轿车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及不计免赔率，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签发了保单，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保险期内，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李广英死亡、王红受伤，投保车辆受损，属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事项。原告杨欢欢要求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限额内进行理赔。本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理赔，故原告杨欢欢要求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予以理赔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2016年4月8日19时30分许，张仁强驾驶投保车辆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后离开现场，于2016年4月9日向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投案。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提出杨欢欢肇事逃逸，其在车辆损失险及商业三者险拒赔的抗辩，有保单明示告知第1条证明其履行了提示义务，并提交了署名杨欢欢的投保单加以印证。原告杨欢欢虽否认投保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但没有证据反驳保单明示告知第1条的提示，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将交通事故逃逸这一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并在保单明示告知和保险条款以黑体字的形式予以提示，履行了提示义务，该保险条款依法产生效力；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该项抗辩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杨欢欢主张王红的医疗费4061.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营养费120元，符合相关规定，且不超过交强险1万元的医疗费用保险限额，故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杨欢欢主张王红的护理费511.9元、误工费2880元及李广英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11844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安葬费23660元等费用，超过了交强险11万元的死亡伤残理赔范围的保险限额，故本院支持11万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欢欢支付保险理赔款114693.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杨欢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0元，由原告杨欢欢负担1580元，被告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负担25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肇事司机是否存在“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车辆逃离现场”的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以及对该免责条款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义务等两个方面。关于第一项争议，肇事司机张仁强在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后未留在事故现场等候处理，而是有意离开了事故现场，于第二天上午才向交警部门投案，该行为违法，其害怕被打离开现场的理由不正当亦不合理，且客观上导致了被上诉人无法查明是否存在其他保险免赔情形的后果。虽然交警部门未作出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但民事审判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采用的是优势证据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基于肇事司机无正当理由离开现场这一客观事实，在本案中就可以认定为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车辆逃离现场”的免责情形。上诉人关于该节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二项争议，对该免责条款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义务。上诉人杨欢欢主张投保单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对该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对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中该公司并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申请对投保单上的笔迹进行鉴定，故可以认定为投保单上杨欢欢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在保险合同订立前或订立时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原审认为保单明示告知第1条以及保险条款以黑体字的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系对保单这一保险合同文本所能承载内容的不正确理解。保单是双方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文本，要确定保险人是否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需要审查该义务的履行是否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前或订立时，而非保险合同订立后。从上诉人陈述的本案保险合同的缔约过程来看，投保人缴纳保费，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后出具保单，再由保险公司业务员将保单送交投保人，在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时该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投保人收到保单已经是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对此，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上诉人陈述的缔约过程不实，该公司在缔约前或缔约时已经通过业务人员当面告知或电话回访等任何方式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故上诉人杨欢欢关于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未尽到对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上诉理由成立，双方争议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车辆逃离现场这一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应当按照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和车辆损失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请求赔偿车辆损失8526元，该车辆损失实际发生，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应予赔偿。上诉人请求赔偿交通事故第三者损失180473.8元，但其仅赔付交通事故死者和伤者175061.9元，故对其诉讼请求超出实际支付数额的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91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杨欢欢支付保险赔偿款183587.9元。
三、驳回杨欢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80元，由杨欢欢负担28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8元，由杨欢欢负担158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1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桂荣
审判员 陈 博
审判员 张 杨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邹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