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43民终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国荣，男，1966年12月9日出生，住新疆阿勒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玉，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建，男，1980年11月7日出生，住新疆布尔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裕丰，新疆克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图亚·巴勒生，新疆克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尚达，男，1986年9月30日出生，住新疆布尔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明，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国荣、杨明建因与被上诉人杨尚达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布尔津县人民法院（2016）新4321民初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尚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玉、上诉人杨明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米裕丰、图亚·巴勒生、被上诉人杨尚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国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梁国荣不承担责任；3、改判杨尚达、杨明建存在合伙关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形式上梁国荣与杨明建签订雇佣合同，但实际是杨尚达向梁国荣支付工资，虽然杨尚达否认发工资的事实，但证人梁某证实发工资的确系杨尚达，证人岳某等人的工资也是杨尚达发放，且杨尚达已经垫付医疗费95000元，牵引车驾驶员由杨明建雇佣，购买打瓜机的钱系杨尚达表姐游志华转账提供，不存在杨尚达承包土地，杨明建无偿提供劳动力的情形，因此梁国荣与杨明建、杨尚达之间的雇佣关系成立；二、梁国荣无过错，不应分担责任。梁国荣处于弱势地位，梁国荣在劳动期间没有自主权，完全受杨明建与杨尚达控制指挥和监督，其二人也没有对梁国荣进行过安全教育，雇主关系中，雇主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梁国荣超负荷劳动，反映能力、灵活度大打折扣，其不可能控制存在的危险；三、关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举证责任问题，虽然法律规定的八中特殊侵权纠纷中没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立法上的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实践中应当掌握立法精神及原理，因此雇员只要能证明与雇主的雇佣关系存在及损害后果发生在雇佣期间，则应由雇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雇员梁国荣没有过错，雇主又不能证明梁国荣有过错，因此雇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杨明建、杨尚达相互推诿，但通过庭审调查看，梁国荣为杨明建、杨尚达提供服务时受伤，杨明建、杨尚达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二人违法改装打瓜机，随意调动站机人员，随意延长劳动时间，造成梁国荣损害，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杨明建辩称，一、杨明建与杨尚达均已明确表示二人不存在合伙关系；二、杨明建与梁国荣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提供劳务一方为梁国荣，接受劳务一方为杨尚达，仅是因为提供劳务的梁国荣、梁某不认识杨尚达才与杨明建签订劳务合同。权利义务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法律概念，杨尚达没有理由只享有合同权利而不履行合同义务，不能因一份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否定梁国荣与杨尚达之间存在的事实劳务合同关系；三、梁国荣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梁国荣在劳动过程中多次从机器上来回跳跃，至自己于危险状态，杨明建多次劝阻并在机器上加装一个防护栏，该加装行为并不针对机器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因此不属于非法改装，梁国荣的受伤与加装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杨尚达辩称，一、梁国荣认为其与杨尚达、杨明建存在雇佣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梁国荣与杨明建存在劳务关系，劳务关系与雇佣关系并无区别，本案是侵权之诉，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梁国荣上诉提出与杨尚达、杨明建存在雇佣关系没有意义；二、梁国荣主张雇主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梁国荣对损害发生负有一定责任，这一点的答辩意见与杨明建的意见一致；四、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梁国荣与杨明建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与杨尚达无关，梁国荣要求杨尚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明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杨明建不承担赔偿责任并由杨尚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原审法院在证据认证部分确认，945亩地系杨尚达从赵红新处承包，同时又确认杨明建雇佣梁国荣种植该土地。杨明建不可能雇人种植与自己无关的土地。其次、原审法院认定签订劳务合同的是杨明建，但梁国荣及证人梁某、阿某均证明劳务费由杨尚达支付，同时杨尚达收取了全部劳务成果，这表明劳务合同签订主体与合同实际履行主体不一致，原审法院在没有确认合同实际履行主体的情况下，直接划分责任的处理方式，显然让杨尚达成为了单纯获利合同的主体。再次、劳务合同中约定劳务的内容为”种地”，而事故发生时梁国荣从事的劳务是”脱籽”，种地是对土地的耕种，脱籽是种地后对农产品的加工，原审法院将种地扩大解释，直接导致扩大了劳务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范围。最后、杨尚达与杨明建2014年10月25日达成杨尚达不予使用杨明建农机的协议，本案事故发生在2014年11月4日，此时杨尚达对于机器的使用未经过杨明建准许，属于擅自使用，原审法院将擅自使用他人农机致人损害的事实认定为劳务侵权不妥；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劳务合同的实际相对人为杨尚达，杨明建仅是杨尚达的间接代理人，该事实均由梁国荣及证人证言证实，但原审法院忽略该事实，将杨尚达置身事外，使其成为单纯获利的合同主体，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间接代理人杨明建为代理人杨尚达所签署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杨尚达承担。
梁国荣辩称，一、梁国荣虽然与杨明建签订劳务合同，但工资由杨尚达发放，杨明建与杨尚达共同安排劳务的具体内容，收获的产品也由他们占有，杨明建与杨尚达应当是合伙关系，二人是共同的雇主；二、梁国荣在本案中没有过错，理由在梁国荣的上诉状中已阐明。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梁国荣的上诉请求。
杨尚达辩称，一、杨明建认为劳务合同的签订人与实际履行人不一致，但没有证据证明杨尚达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本案中，杨尚达与杨明建口头约定将杨尚达承包土地的部分劳务分包给杨明建，费用秋后结算，对于工资的支付问题，证人梁某就是劳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明效力很低，即便杨尚达支付梁国荣、梁某等人的部分生活费用，这也只是垫付，不能确认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因为上述款项秋收后在与杨明建结算时要扣除，但因发生了本案的事故，至今未结算。种地收益归杨尚达不影响杨明建与梁国荣之间的劳务关系；二、杨明建认为其是杨尚达的间接代理人不能成立。杨明建与梁国荣、梁某签订劳务合同，也实际履行了劳务合同，发生事故时的机器是杨明建的，干的活也是杨明建安排的，杨尚达给梁国荣垫付医疗费的收条上也注明，该款是杨尚达代杨明建垫付的，因此杨明建不仅是合同的签订者也是合同的实际履行着；三、杨尚达与赵红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与杨明建和梁国荣之间的劳务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四、杨明建认为合同的内同仅是种地，但该种地是广义的种地，合同内容也约定劳务内容包括秋收，因此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杨明建认为其与杨尚达达成不再使用农机的协议，有派出所证明，但通过实际调查，派出所的证明被否定了，不存在杨尚达擅自使用杨明建农机的行为；六、杨尚达是一审被告，杨明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要求我方承担诉讼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是要求梁国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梁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明建、杨尚达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2225元、误工费16556元、交通费、住宿费360元、护理费12416元、营养费2250元、伤残补助费330696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27600元、义肢保养费16380元、工资22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鉴定费3200元，合计763683元；2、杨明建、杨尚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6日，杨尚达与赵红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赵红新将位于杜来提乡农业开发区的945亩土地承包给杨尚达耕种，期限为一年，即自2014年2月15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止，价款为302400元。2014年4月7日，杨明建与梁国荣及证人梁某签订《劳务合同》，约定杨明建雇佣梁某耕种土地提供劳务，劳务时间至秋收。杨明建提供工具，梁国荣要服从安排，梁国荣及证人的食宿由杨明建负责，劳务费为72000元。2014年10月25日，杨明建与杨尚达双方因农作物种子等费用发生经济纠纷，派出所民警李红强出警，后双方达成协议，杨明建为杨尚达赊购的种子款由案外人游智慧承担。2014年11月4日，梁国荣在杨尚达承包土地上负责瓠瓜（又名葫芦瓜）瓜籽分离工作，在瓜籽分离机牵引车行驶过程中不慎颠入瓜籽分离机受伤。梁国荣被送往布尔津县人民医院紧急救治，2014年11月5日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1月24日出院，经诊断：右侧小腿撕脱伤、右侧股骨骨干骨折、右侧开放性胫骨骨干骨折、轻度贫血。同日，被送往乌鲁木齐新市区北京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后又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校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2月2日出院。杨尚达垫付医疗费89188.50元，生活住宿费用16250元。根据梁国荣申请对其伤残等级、护理期限、误工期限、营养期限进行鉴定，意见为：损伤属五级伤残，误工期限以120日为宜，补充营养期限以90日为宜，护理期限以90日为宜（以上三期包括医疗期及功能恢复期）。梁国荣因伤已截肢，需要安装义肢，经英中耐（兰州）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出具假肢安装诊断证明，梁国荣需每4年更换一次假肢，假肢价格5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在劳务的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梁国荣受雇于杨明建，并与杨明建签订劳务合同，且已实际履行，双方形成了雇佣关系。由于杨明建未能向梁国荣提供有效安全保障措施，其主观存在过错，依法应对梁国荣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梁国荣在工作过程中，忽视自身的安全，对造成自身的人身损害也有一定的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确定由杨明建承担70%的责任，梁国荣自行承担30%的责任。梁国荣主张杨明建、杨尚达之间系合伙关系，损失应由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梁国荣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明建、杨尚达之间有书面或口头合伙协议，也未能证明二人共享利益等合伙特征，因此梁国荣主张杨明建、杨尚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杨明建主张系间接代理，受杨尚达委托才以自己的名义与梁国荣签订劳务合同，签订合同的后果应由杨尚达承担，但杨明建未能提供杨尚达授权证明及授权范围，对杨明建的辩驳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梁国荣的各项损失如下：（1）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治疗89天，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25元/天，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225元(25元／天×89天)；（2）误工费：误工期限为120天，梁国荣系从事农业人员，未举证证明其固定收入，亦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按照2013年阿勒泰地区从事农、林、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10605元/年，确认梁国荣的误工费为3535元（10605元/年÷12月÷30天×120天）；（3）交通费：梁国荣主张交通费360元，并提供了相关票据，予以确认；（4）护理费：梁国荣需要护理的期限为90天，参照阿勒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阿地人社发[2015]111号《关于发布阿勒泰地区2014年度部分行业、部分工种(岗位)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的通知》发布的护理员岗位月工资2274元标准，确认护理费为6822元（2274元／月÷30天×90天）；（5）营养费：梁国荣补充营养期限为90日，根据梁国荣的病情，确认营养费为2250元（25元／天×90天）；（6）残疾赔偿金：梁国荣的损伤经鉴定为五级伤残，梁国荣经常居住地为北屯垦区，且兵团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58元高于一审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14元。确认伤残赔偿金为330696元(27558元∕年×20年×伤残赔偿指数60%)；（7）残疾辅助器具费：梁国荣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为312000元（52000元×6次）、假肢保养费16380元。因目前法律并未对假肢的更换次数和赔偿期限做出明确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项目的赔偿年限均为20年，故酌定更换假肢的赔偿年限为20年，20年后仍需支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梁国荣可以另行起诉。以梁国荣每4年更换一次假肢，20年需更换5次，故残疾辅助器具费为260000元（52000元×5次），关于假肢保养费用，梁国荣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8）司法鉴定费：梁国荣主张鉴定费为3100元，已提供了相关票据，予以确认。（9）精神损害抚慰金：梁国荣因此次事故受伤致残，不仅给其身体带来了不良后果，而且给其精神造成一定痛苦。根据梁国荣损伤的伤残等级及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以上1至8项合计608988元。根据确定的责任划分比例，杨明建应赔偿梁国荣上述损失426291.6元（608988元×70%），另需要支付梁国荣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436291.6元。因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梁国荣主张工资22000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一并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明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梁国荣各项损失436291.6元；二、驳回原告梁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36.73元，由原告梁国荣负担4902.93元（已交纳6686.8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1783.9元），由被告杨明建负担6533.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本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梁国荣、杨尚达对原审出示的证据没有新的证明目的和新的质证意见。
杨明建对梁国荣一审中出示的北屯阳光社区证明补充如下质证意见，该证明只有公章，没有相关人员签字，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对杨明建上述质证意见的认证意见为，北屯阳光社区出具的证明虽没有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员签字，但结合北屯垦区公安局阿克塔克派出所的证明及梁国荣的居住证足以证明梁国荣长期在北屯市居住并以打工为生的事实，因此对杨明建补充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杨明建、梁国荣及证人梁某（梁国荣堂弟）均表示，三人签订劳务合同时杨尚达在场。梁国荣、梁某在提供劳务期间，听从杨明建及杨尚达二人的指挥从事劳务。
又查明，梁国荣受伤后，杨明建未垫付过费用。杨明建为杨尚达承包土地提供犁地、整地、中耕、打药等服务尚有大量劳务费用双方未结算。
再查明，杨明建提供的证据，2015年12月7日，布尔津县公安局杜来提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兹有本辖区居民杨明建与布尔津县城镇居民杨尚达，因农作物种子、农积肥及农机耕地费用发生经济纠纷，我所民警李红强于2014年10月25日出警，期间杨尚达舅舅游智慧出面协调此事。双方达成以下口头协议：1、游智慧与李玉玲达成书面欠款协议；2、游智慧与杨明建达成口头协议，杨尚达与杨明建之间费用，由游智慧承担；3、被雇佣人员梁某与梁国荣二人劳动报酬，杨尚达于次日支付；4、杨尚达不予使用杨明建农机车辆。”经原审法院向出警民警调查了解得知，上述情况说明中第一项属实，当时出具了字据。第二项的费用仅指赊购的种子款由游智慧承担，没有其他费用。第三项是杨明建陈述后让出警民警记录上的，被雇佣人的姓名也是杨明建提供的，出警到现场时只知道李玉玲与游智慧达成协议，其余的事情当时没有说；第四项也是杨明建陈述让出警民警记录上的，当时出警在现场仅协商了种子款的事，没有涉及其他事。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明建、杨尚达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梁国荣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3、原审法院确认的赔偿主体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杨尚达提供杨明建与梁国荣、梁某签订的劳务合同，拟证明杨明建与二人存在雇佣关系，同时主张自己将所承包土地的部分劳务分包给杨明建，杨明建雇佣梁国荣、梁某提供劳务，因此杨明建是雇主。杨明建主张梁国荣、梁某实际为杨尚达提供劳务，二人因不认识杨尚达怕不好要工资所以才与杨明建签订了合同，梁国荣、梁某对此表示认同，但梁国荣始终坚持认为杨明建与杨尚达系合伙关系，自己并非单独受雇于杨明建或杨尚达。对于梁国荣、梁某究竟是杨明建与杨尚达的共同雇员还是仅为一方雇员，梁国荣的损害后果是由杨明建或杨尚达单独造成还是共同造成，杨明建及杨尚达均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杨尚达对其主张虽已提供劳务合同证明梁国荣受雇于杨明建，但其对自己将劳务分包给杨明建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杨明建对自己是间接代理杨尚达签订劳务合同亦无证据证明。且本案存在以下诸多矛盾：1、梁国荣、梁某自认已领到的工资由杨尚达发放，但杨尚达予以否认；2、杨尚达对其将劳务分包给杨明建未提供证据，梁国荣、梁某自认提供劳务期间杨明建、杨尚达均安排相关劳务，二人安排的工作均要服从；3、杨明建提供的派出所情况说明经调查，民警对情况说明中的第三、四项予以否认；4、梁国荣、梁某认可与杨明建签订合同是为了保证拿到工资，但在杨尚达在场的情况下却拒绝让其签字，杨明建无证据证明其在合同上签字是受杨尚达的委托，合同上落款时亦未注明自己系保证人或代杨尚达签字，梁国荣坚持主张杨明建、杨尚达系合伙关系；5、造成梁某伤害的打瓜机，杨明建认为是由杨尚达出资，因考虑到农机补贴所以以杨明建的名义购买，打瓜机属于杨尚达，但杨尚达予以否认，认为打瓜机是杨明建自己购买的。目前该打瓜机停放与杨明建家中；6、杨尚达表示，即便支付梁国荣、梁某的工资和生活费，也会在秋收后与杨明建算账时扣除，但双方至今未结算，杨明建为杨尚达土地耕种投入的大量机械费用至今亦未结算。本院认为，梁国荣主张杨明建与杨尚达系合伙关系，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之间存在书面合伙协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之间有符合其他合伙特征的证据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二人存在口头合伙协议，对于合伙关系，杨明建及杨尚达均予以明确否认，因此，梁国荣主张杨明建与杨尚达系合伙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但梁国荣与杨明建签订了劳务合同，在杨尚达承包的土地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系本案基本法律事实，因此，杨明建与梁国荣签订劳务合同的行为与梁国荣为杨尚达提供劳务的行为间接结合产生梁国荣损害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梁国荣在提供劳务期间对站在打瓜机上从事劳务具有一定危险性是明知的，但其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审法院确认梁国荣自行承担30%责任并无不当，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综合认定，杨明建与杨尚达各承担35%的赔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确认的梁国荣各项费用总计608988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杨尚达前期垫付医疗费89188.50元、生活住宿费用16250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费用总计714426.5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按照本院确定的责任比例，梁国荣应自行承担214327.95元（714426.5元×30%），杨明建承担250049.28元（714426.5元×35%）及精神抚慰金5000元，杨尚达承担250049.28元（714426.5元×35%），扣除杨尚达已支付的款项105438.5元，杨尚达还应当赔偿144610.78元及精神抚慰金5000元。梁国荣主张工资22000元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梁国荣可另案主张。本案无证据证明梁国荣单独受雇于杨明建或杨尚达、亦无证据证明梁国荣同时受雇于杨明建、杨尚达，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当，本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健康权纠纷。
综上所述，梁国荣、杨明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布尔津县人民法院（2016）新4321民初41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杨明建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上诉人梁国荣各项损失共计250049.28元及精神抚慰金5000元；
三、被上诉人杨尚达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上诉人梁国荣各项损失共计144610.78元及精神抚慰金5000元；
四、驳回上诉人梁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436.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55.37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5492.1元，由上诉人梁国荣负担6686.83元，上诉人杨明建负担9402.64元，被上诉人杨尚达负担9402.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强 辉
审 判 员 马 维 红
代理审判员 阿丽亚夏依扎提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