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3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4，女，1936年11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昶广平，河北山庄（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5，男，1968年3月1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女，1942年10月18日出生。
上诉人胡×4因与上诉人胡×5、孔×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3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一六年六月一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4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以下简称35号）院前院北房三间归胡×4所有；2、案件受理费由胡×5、孔×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5、孔×一家并未一直在诉争院落内长期居住，其只是代管房屋，其一家系在其后院房屋拆迁后于2010年左右强行搬进诉争院落居住。一审法院对胡×5、孔×一直居住在炮厂房屋的关键事实未能查清。2009年面临拆迁时，胡×4与胡×5、孔×达成一份协议，确认胡×4对诉争房屋具有所有权。另，胡×5在一审提交的建房批示，并未载明具体建房地址，并且该审批手续已在其后院的拆迁中使用。胡×4取得了诉争院落的所有权证书，应当确认具有所有权。
胡×5、孔×针对胡×4的上诉辩称：诉争房屋有原始底档可以证明，胡×4没有参与房屋的新建、翻建，胡×5、孔×翻建房屋具有批示。
胡×5、孔×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胡×4的诉讼请求；2、由胡×4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对于诉争房屋是何时所建，一审法院并未查清。2、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及事实定性方面存在错误。胡×5、孔×与胡×4代理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受欺诈所签，不应与胡×1的证言相结合。
胡×4针对胡×5、孔×的上诉辩称：诉争房屋没有胡×5、孔×的份额，其翻建批示不是本案房屋中的批示，没有具体地址，应是其他院落的批示。
胡×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35号院北房三间归胡×4所有；2、诉讼费由胡×5、孔×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4与胡×5系姑侄关系，胡×5与孔×系母子关系。胡×4于1956年结婚，1966年1月29日，其将户口迁至陕西省咸阳市，户口性质为家庭户。胡×5、孔×户口均在35号。胡×51991年结婚后，一直居住在本案诉争房屋内。1958年，胡×4从王德才处购得35号院土房二间，并取得北京市郊区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四至：“东至×，南至×、西至官道、北至×”。胡×4主张于1966年对原土房两间进行翻建，但没有提交翻建房屋相关证据，胡×5、孔×对此不予认可。
1987年，在孔×夫妇（孔×之夫胡×6已经去世）主持下，在诉争院落内拆除原有西房二间，翻建成现有的北房三间。关于此次翻建的陈述，双方均没有提供书面证据，均系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双方对出资出力建房情况描述和提供证人证言均不同。胡×4描述及提供证人证言情况（本次诉讼，胡×4证人均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本案均以原审中证人出庭笔录作为证据）：
1、为证明建房时胡×4的出资情况，胡×4提供证人蔡×出庭作证：“1985年6月左右，一个姓孙的师傅找我干活，说活在×，之后我跟孙师傅去×看，到了之后孙师傅介绍一个女的，让我叫胡婶，到了×后说弄房子的事，孙师傅还问我是否能干，我说能干，之后给了孙师傅一个纸包，我们回办公室后，孙师傅问我2000元能干吗？我说行，等于是翻建房屋的活”。……审：胡婶是谁？蔡×：叫胡×4。胡×5、孔×对此不予认可。
2、胡×4代理人李×4对建房出资情况描述为：“……胡×4跟着一起到北京，到家后把钱放在鞋盒子里把钱给了胡×6……”。胡×5、孔×不认可胡×4出资2000元建房。
3、胡×4证人胡×2（胡×5之妹）出庭作证称：“翻建北房三间时候，是孔×夫妇盖的，听自己父亲胡×6说，当时胡×4出资2000元”。胡×5、孔×对此不予认可。
4、胡×4证人胡×1（系胡×4之妹）出庭作证称：“翻建北房三间，听自己母亲说胡×4出钱了，但具体数额不清楚”。胡×5、孔×对此不予认可。
胡×5、孔×描述以及提供证据情况：
1、证人许×（1987年曾任石景山区×农工商公司南队队长，有证明）出庭作证称：“1987年建房，因孔×系在院里盖房，不单独占地，其到场看了一下就直接口头批了”。胡×4对此不予认可。
2、证人佟×证明：“盖房是孔×从生产队买砖1万块，然后大队扣孔×工分抵账”。胡×4对此不予认可。
3、证人王×、李×1、李×2、胡×3、刘×、李×3均出庭证明：“1987年建房时，胡×5父亲和孔×对翻建房屋出资出力的情况”。胡×4对此不予认可。
4、1987年10月2日，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人民公社×大队作出批示，单位为：×村，申请人为:孔×，家庭人口为3，现住房间3，现住房面积50平，申请理由为：因没有地方做饭，申请盖厨房，四至为：东至院内、西至院内、南至院内、北至挨北房，面积20平，用于盖厨房。基于该批示，1988年，胡×5、孔×一家在院内修建西房一间（厨房），门道一间。胡×4认为该批示没有门牌号，不能证明在诉争院落内修建，不予认可。
2002年，胡×5一家拆除厨房和门道，在诉争北房三间南边，翻建东房(一大间、一小间)、西房(厨房)和客厅。2009年，胡×5一家将诉争院落整体加盖，形成现有规模。胡×5、孔×主张，胡×4已经于1985年将诉争房屋赠与胡×5之父胡×6，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证人王×证言为证。胡×4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赠与事实亦不予认可。
2009年11月16日，孔×、胡×5与胡×4之儿媳席×、李×4达成协议书，其中载明：胡×4在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院有房产一处，现经委托人席桂英、李×4跟孔×协商调解，给胡×4二居室楼房一处（70多平方米）。注明：孔×提出，楼房永住没有非议，如楼房出售，给孔×壹拾万元老房产保管费。胡×4将该协议作为胡×4对三间北房所有权的证据，胡×5、孔×对其签字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是受欺诈所签。
2012年，胡×2将孔×、胡×5、胡殿生诉至法院，要求法定继承，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履行承诺支付胡×4胡×2拆迁款50万元及两居住房一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3年1月8日，本院作出(2012)石民初字第3559号民事调解书，达成如下协议：“一、孔×于二○一三年四月五日前一次性给付胡×2二十三万元；二、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院全部拆迁款及拆迁安置房全归胡殿生所有；三、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后院全部拆迁款及拆迁安置房全归孔×所有；四、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前院如拆迁，胡×2、胡殿生、孔×不向胡×5主张拆迁利益，胡×2、胡殿生、孔×放弃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前院拆迁利益；五、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胡×2负担；六、双方无其它争议”。
另查，35号院原为集体土地性质，2009年6月，因国家征地，该处土地性质变为国有土地。35号院分为前院（南院）和后院（北院），后院（北院）已经拆迁完毕，被拆迁人为孔×和胡×5，与本案诉争房屋不是一处。
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诉争院落的来源为胡×41958年从王德才处购买，当时为两间西房，系土坯房结构，胡×4虽主张1966年对房屋进行翻建，因证据不足，故对胡×4主张1966年翻建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胡×5、孔×主张胡×4于1985年将涉诉房屋赠与胡×5之父胡×6，现胡×4不予认可。从胡×5、孔×2009年11月16日与胡×4儿媳席×、李×4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赠与行为亦没有实际发生，故法院对胡×5、孔×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涉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问题：依照北京市国土资源局2007年6月21日颁发的京国土籍（2007）416号《关于50年代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否可以作为土地确权登记依据的意见》（以下简称《土地确权意见》），涉诉房屋院落由胡×4购买取得，在我国50年代，《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当时私有土地及房屋的法律凭证。从1956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农业合作社，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有，胡×4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注明的土地已全部转为集体所有。1985年3月起实施的《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了本办法公布实施前，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村民的各种私有的地照或土地证自然失效。而1995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也规定了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因此，个人持有的原50年代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已自然失去效力。故胡×4持有的50年代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自然失效。
依据国土局《土地确权意见》：“虽原50年代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法律规定自然失效，但是其还是国土资源部门进行土地确权登记的参考资料，证明了50年代土地权利归属的状况。在土地确权登记时，原50年代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载该户成员目前仍然在使用该宅基地的，其土地用途和使用状况未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确认其具有宅基地使用权。土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的，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重新核实后确认宅基地使用权”。而胡×4户口于1966年即迁至陕西省咸阳市，户口性质变为城镇，其也不在涉诉房屋居住，而改由胡×5和孔×一家居住使用，故35号前院的宅基地的使用状况已经发生变化，胡×4不应再享有涉诉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
1987年，在将原有西房两间翻建为北房三间过程中，通过胡×5、孔×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胡×5、孔×对翻建房屋出资出力较多。胡×4虽主张在翻建过程中出资2000元，但关于该2000元的给付方式，胡×4证人蔡×与胡×4代理人李×4当庭陈述前后矛盾，因胡×4证人胡×2与本案胡×5、孔×就35号院后院曾经存在法定继承诉讼，曾经存在利益纠纷，故对其证言法院不予采纳，对胡×4主张的出资金额，法院不予认可。
通过胡×4证人胡×1证明胡×4在1987年翻建北房三间的过程中有所出资的证言，结合2009年11月16日双方协议书内容分析，可以认定胡×4在1987年翻建北房三间时应有所出资，但法院认定该次翻建过程中，胡×5、孔×出资出力较多，贡献较大。依据1993年石景山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石景山区关于农民私有房屋翻建、扩建工程的审批管理办法》，农民翻建扩建房屋需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因本案北房三间在翻建时候没有取得合法的审批手续，故法院仅处理房屋居住使用权益，综合本案情况，法院酌定胡×4居住使用靠西一间。孔×虽持有×大队建房批示，但批示载明，所批房屋为20平米的两间西房，未涉及原有三间北房，故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前院（南院）北房三间中西数第一间归胡×4居住使用，西数第二、三间归胡×5、孔×居住使用；二、驳回胡×4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4提交一份存折复印件，证明大队给胡×4发过工分钱，胡×4为大队成员，胡×5、孔×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胡×5、孔×提交许富荣、蔡×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与胡×4儿媳所签协议系被欺诈以及翻建房屋状况，胡×4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胡×41958年从王德才处购得35号土房两间，并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此后，该处房屋经历翻建，建成现有北房三间，针对房屋翻建的过程，胡×4与胡×5、孔×均未能充分举证，因房屋系在拆除胡×4房屋基础上翻建，胡×5、孔×亦未能举证证明胡×4将该房屋赠与胡×6，另结合胡×5、孔×与胡×4儿媳达成的协议书，故本院认定由胡×4、胡×5、孔×共同翻建了35号院内北房三间。一审法院认定胡×5、孔×对翻建出资出力较多、贡献较大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本院不予认可。胡×5、孔×所提交建房批示表为翻建厨房所用，且未标明具体位置，故不应作为认定其翻建北房三间的依据。胡×5、孔×称其与胡×4儿媳所签协议书系受欺诈签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国土局《土地确权意见》的相关规定，胡×4持有的50年代颁发的土地房产证已失效，且其未在诉争房屋中居住，亦非诉争房屋所在地集体组织成员，因宅基地使用权归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另胡×4未取得宅基地的相关审批手续，故胡×4并不具有诉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因诉争房屋的建设行为并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故本院对其产权不予确认，仅对各方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予以分配。综合考虑房屋的历史来源、双方共同翻建房屋的事实及贡献大小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书，本院对一审法院北房三间居住使用的分配做如下变更：由胡×5、孔×居住使用西数第一间，由胡×4居住使用西数第二间、第三间。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30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30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市石景山区35号前院（南院）北房三间中西数第一间归胡×5、孔×居住使用，西数第二、三间归胡×4居住使用；
三、驳回胡×4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4负担20元（已交纳）；由胡×5、孔×各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4负担20元（已交纳）；由胡×5、孔×各负担2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新泉
代理审判员 夏根辉
代理审判员 赵 蕾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叶康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