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8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饶勇军，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魅力甲壳虫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盛路19号5号楼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陈亚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惠生，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婷婷，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刘志勇（别名刘勇），男，197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现于厦门监狱服刑。
上诉人饶勇军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魅力甲壳虫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壳虫公司）、一审被告刘志勇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饶勇军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并依法改判甲壳虫公司对第一项判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按照法律规定甲壳虫公司作为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甲壳虫公司并没有尽到法定义务，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甲壳虫公司是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应当对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负责”。由此可见，甲壳虫公司作为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提供安全保障义务。二、本案中甲壳虫公司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把“迪斯科舞厅应当配备安全检查设备进行安检”等同于“KTV等娱乐场所无需进行安检”，甲壳虫公司张贴了警示标志就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并认为要求甲壳虫公司及时发现和制止伤害是苛求，这不仅仅是错误、狭隘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有偏袒甲壳虫公司之嫌。甲壳虫公司经营管理娱乐性质较强、危险系数较高的场所，其对危险发生的预防能力和对危险本身的控制能力难道不应高于其他普通商场？饶勇军认为最起码不应仅仅只是张贴警示标志。可以说，在本案中甲壳虫公司连最基本的保障义务都没有尽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刘志勇将匕首带进KTV时安保人员及工作人员无人发现，安检不力；其次，该伤害发生后持续了大致两分钟，在这一过程中甲壳虫公司不仅没有及时地制止伤害，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或平息纠纷的措施，甚至没有发现伤害的发生；最后，在饶勇军受伤后没有对饶勇军实施任何救助，甲壳虫公司工作人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观望、避让，应当拨打110、120急救电话而没有拨打。
甲壳虫公司辩称，本案中，甲壳虫公司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一、甲壳虫公司整个经营场所的安保设置符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首先，甲壳虫公司整个营业场所内都设置了明显的严禁打架斗殴和携带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进入经营场所的标识。除了在大厅、过道、包厢内醒目位置张贴明显标识外，场所内也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配置安保人员和管理人员对整个场所和顾客给予必要的安全保障。保安在营业时间坚守岗位，做好巡查工作，确保场所安全。该事实甲壳虫公司在一审已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刘志勇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包厢门口有巡查的保安和服务人员。其次，法律并未赋予甲壳虫公司对进入场所的消费者进行搜身安检的权力。相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中，虽然饶勇军系被刘志勇持折叠刀捅伤，但是由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没有强制要求KTV与迪斯科舞厅一样进行安全检查，故折叠刀这类容易携带和隐藏的物品被带进KTV场所就无法杜绝。因此，法律不能苛责场所义务人以牺牲多数正常消费者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权来确保危险被完全消除，这显然超出了经营者在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二、本案是突发的，发生之前并无争吵、斗殴的前兆，持续时间不过两三分钟，甲壳虫公司在客观上不可能马上发现。刘志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此前被饶勇军砍伤，二人曾有积怨，案发前是由饶勇军的朋友带入包厢。刘志勇进入包厢后二人无任何肢体冲突也无争吵，饶勇军在被伤害前没有任何征兆，而且很隐蔽，同时饶勇军也没有任何喊叫。甚至与饶勇军一起在包厢内的朋友还在喝酒唱歌，都没有发现其被刺伤。在刘志勇实施伤害并离开包厢后，饶勇军不断用纸巾堵塞伤口，甲壳虫公司及同在包厢唱歌和喝酒的其他人才发现异常。甲壳虫公司作为场所的管理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是对安全风险的发生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由于案发在包厢内，加上案发时没有任何争吵声和打斗声，持续时间也不过两三分钟。因此客观上甲壳虫公司不可能发现和制止该犯罪行为。三、案发后，甲壳虫公司及时报警并将饶勇军送医，处置妥当，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甲壳虫公司员工因包厢大量使用纸巾发现饶勇军被刺伤后，现场经理周亚楠和店长肖维立即指挥保安和服务员进行紧急处置。在报110和120后，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工作人员搀扶着饶勇军到一楼，然后请求并协调摩的司机载饶勇军到长庚医院抢救，因摩的无法载上公司的人员，公司立即协调音乐之声新阳店的罗功玉骑摩托车和肖维跟着到长庚医院以便协助抢救。因此，从整个案发过程和处置的情况，甲壳虫公司没有任何的过错，已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综上，饶勇军的伤害是由刘志勇实施故意行为导致的，赔偿责任应由刘志勇承担。甲壳虫公司在饶勇军受伤和送医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尽到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饶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甲壳虫公司、刘志勇赔偿饶勇军医药费34574.14元、交通费8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元、营养费5000元、护理费4720元、误工费35836.32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416332.5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公式为（30867元/年*1年*40%÷2）+[30867元/年*（20-7）年*40%]÷4】、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2600元，共计522832.96元；2、由甲壳虫公司、刘志勇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刘志勇因琐事与饶勇军结怨。2016年5月3日凌晨1时许，刘志勇发现饶勇军在甲壳虫公司经营的厦门市海沧区悦实广场三楼的音乐之声KTVA02包厢，遂持匕首捅了饶勇军一刀。饶勇军受伤之后被送往厦门长庚医院急诊，其后于当日6时前后转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称中山医院）就诊，住院治疗至2016年6月1日出院，共住院29天。期间进行了“清创缝合+左肾切除术”、“腹部切口清创缝合术”的手术。出院诊断为：1、左肾刀刺伤；2、糖尿病；3、胆囊结石。出院医嘱：3个月内勿剧烈活动，1个月后复查，内分泌科、肝胆外科随诊相关疾病，以及不适随诊等。饶勇军因前述治疗共计支付医疗费用32151.64元。2016年11月29日，刘志勇因前述故意伤害以及另被查明的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被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前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刘志勇现在厦门监狱服刑。
案件审理过程中，饶勇军申请就其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用、出院后护理期限以及误工期限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闽历思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124号），鉴定意见为：饶勇军的损伤，评定为七级伤残；建议饶勇军的误工期限为损伤后120日、出院后的护理期限为30日；饶勇军目前暂无必然产生的后续治疗费用，若后续仍需行相关病情的治疗，以实际产生的治疗费用为准。为此，饶勇军支付鉴定费2600元。此外，饶勇军于鉴定期间到中山医院进行了ECT肾动态显像检查，支出医疗费613元。
甲壳虫公司庭审举证照片若干，拟证明其严格按照娱乐场所管理规定设立警示标识。相应照片的内容为“严禁打架斗殴，禁止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场所”、“严禁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及携带违禁物品进入场所”等警示标识。就此，饶勇军质证认为，因无原件，真实性无法认可；即使有原件，也无法确认是何时贴的。刘志勇质证确认甲壳虫公司场所有相应的警示标志，是贴在墙上，其见过相应照片，对真实性无异议。
甲壳虫公司还申请肖维、罗功玉、周亚楠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证人肖某陈述：不认识饶勇军、刘志勇；其系甲壳虫公司员工，自2015年8月开始在甲壳虫公司上班，现在音乐之声悦实店当店长。其知道2016年5月3日音乐之声A02包厢发生的事故，“当时我刚好走到音乐之声A02包厢，看到A02包厢门打开着，有客人在里面唱歌，受害人手里端着一杯酒，旁边的朋友也问我们要纸巾，且纸巾量很大，觉得不对，就进去问才知道客人被捅了”；“有报110、120，怕120不及时，就让主管和保安按着受害人的伤口送到楼下，让受害人坐着摩的，受害人的朋友陪着一起去长庚医院”；其与另一同事罗功玉也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后没有帮忙办理住院手续，当时也一直在那等。当晚包厢门打开时没有看到刘志勇，之前包厢“任何异常都没有，没有吵架声，受害人的朋友当时也不知道”。场所没有安检门，但有贴包括禁止携带管制刀具入场等内容的提示语。公司有组织培训应对此类事件的应急措施。案发当晚有保安值班，发现事故后，有让保安抬着受害人连同受害人的朋友叫摩的将受害人送医。场所进出口有安保人员，安保没有发现刘志勇携着匕首进去，但是公司场所有提醒客人。饶勇军被匕首刺伤过程中，安保人员没有出现，但包厢门外都有服务员、保安站岗。报案人员是谁记不清楚，是场所工作人员报警的。
证人罗功玉作证陈述：其系音乐之声新阳店经理，不认识饶勇军、刘志勇。其在海沧区的音乐之声新阳店工作，三楼是音乐之声悦实店（甲壳虫公司），其不是甲壳虫公司员工，“我们离得近，有事也会赶到”。其知道2016年5月3日音乐之声悦实店的伤人事件，“那天刚好工作需要，我有过去，到三楼后看到有人受伤，我就跟保安抬着伤者送到摩的上，然后我也开着摩托车跟过去”。其到三楼时，受害人已经受伤，已经被搀出来了，之前的情况不清楚，不清楚是否有人报110、120。其与肖维、周亚楠和保安将伤者送到楼下。其跟着到医院后，有问伤者的朋友钱够不够，伤者的住院手续是由伤者的朋友办理的。其在医院等到警察来做笔录后才走的。其主动帮忙行为是自己去做的，与公司行为无关。此外，罗功玉还陈述：三楼甲壳虫公司场所的电梯、店内都有很多明显禁止携带管制刀具的标示；其到场后，悦实店在营业的时候有专职保安；包厢里没有监控。如包厢里发生打架，会有一些前兆、动静，服务员会第一个到场，其次保安到场，管理人员第三个到场。
证人周某陈述：其不认识饶勇军、刘志勇，其系甲壳虫公司员工，2016年初到甲壳虫公司上班。关于2016年5月3日音乐之声悦实店发生的伤人事故，其当时在大厅。当时时间是晚上十二点，只剩两个包厢有客人，服务员和保安都等在这两个包厢。之所以知道事件发生，是因为客人开门出来，说要纸巾，进去才知道有人受伤。当时是服务员开门进去，其在门口看到有人在唱歌，伤者拿着酒杯站着，另外一个客人捂着伤者的肚子，向工作人员要纸巾。发现后，有赶紧报110，也说要赶紧送医院。不清楚有否报120，110是其同事柴登辉报的，“我叫他去报警”，“我有听到他报警了”。不知道伤者被捅的过程，发现伤者之前，包厢或走廊“没有什么异常，里面还是在唱歌，推门进去时里面还是在唱歌”，推门进去时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现场没有发现伤人者，有一两个保安在门口，其余保安在大厅给客人按电梯。进入甲壳虫公司场所只有提醒没有安检，有警示牌，也有跟客人提示。经营场所的电梯、包厢、走廊有粘贴严禁携带管制刀具的标志，一眼就能看到；公司平时有组织培训应对此类事件，也有派出所过来一起预演。包厢没有监控，保安有定点定位的，只要包厢有动静都会进去观察。不知道刘志勇带匕首进店，安保人员没有发现；事件发生时包厢门是关着的，不清楚事件发生过程。除了送伤者到医院，其都有在，其也跟着一起下楼。罗功玉是新阳店的员工，把伤者从楼上送到楼下的过程中罗功玉是不在的。肖维跟罗功玉联系，说有客人受伤了，让他赶紧开车去医院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就上述证人证言，刘志勇质证均无异议。饶勇军质证认为：肖维、周亚楠是甲壳虫公司的员工，不能作为证人证言；对饶勇军有利的证言均予确认，不利的不予确认。肖维、周亚楠的证言在是否有报120、发生事故时包厢门是否开着、罗功玉是否在现场的证言相互矛盾。因此，肖维、周亚楠的证言均不足以证明甲壳虫公司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反而说明甲壳虫公司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存在失误、安检不力。罗功玉自身明确是个人帮忙行为，不代表公司行为。
饶勇军户籍地址为湖北省枣阳市，与其妻子赵道云（1971年4月27日出生）育有两女一子，女儿饶闪闪、饶佳佳均已成年，儿子饶龙于2000年4月1日出生。此外，案外人饶全安（1949年7月5日出生）系饶勇军父亲，现住湖北省枣阳市。饶全安除饶勇军外另有三个成年子女：饶拥霞、饶勇珍、饶勇强。
饶勇军持有厦门市暂住证，发证日期为2016年8月8日，有效期限至2017年8月8日，该证备注载明饶勇军来厦日期为2009年1月4日。公安部门出具的《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载明，饶勇军于2009年1月4日至2011年1月4日、2015年7月31日至今，均居住于海沧区。期间，饶勇军于2015年6月26日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厦门市海沧区御馨楼足浴店”。就该足浴店，饶勇军于2015年1月20日与案外人王蔚杰签订了承租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路764号房屋作为经营地址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自2015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19日。
就刘志勇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刑侦大队对饶勇军及事发时在场的人员邱于君、汪赵丽、陈真进行了询问，并对刘志勇进行了讯问。
饶勇军在询问中陈述：“……大概到5月3日2时许，我看到'柱子'在包厢外门上的玻璃窗门面看了一下，过了一会，一个外号'阿金'（音译，下同）跟刘勇一起进到我们所在的包厢A02内，……我们三人相邻而坐。'阿金'跟刘勇进到包厢不到两分钟，刘勇就拉着我要我出去，我当时就站起来，'阿金'也一起站起来拉了我一下，这个时候刘勇从身上掏出一把约20cm长的黑色匕首，从我后腰捅了进去。我被捅伤之后，我就让我的朋友陈真报警，'阿金'就跟我的朋友说'谁都不要报警'，刘勇捅完之后还拿着匕首朝我捅来，当时有茶几挡着，所以他没有捅到。我当时有些流血过多，意识有些模糊，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被捅伤的时候大家都在唱歌喝酒，不知道我被人捅伤了。我被捅伤后，我叫我的朋友陈真报警，之后大家才发现我被人捅伤了。”案发时，其没有和刘志勇在包厢内起争执、口角，“他（刘志勇）从进包厢到离开不超过三分钟”。
邱于君接受询问时陈述：2016年5月3日1时许，其在悦实广场音乐之声KTV三楼A02包厢内看到饶勇军被'刘勇'拿刀捅进去划了一刀，“'刘勇'捅完一刀后就走了，没有继续要捅勇军。”现场没有发生打架，其不记得有否在现场讲“不要报警”。
汪赵丽在询问中陈述：“2016年5月2日01时许，我跟我男朋友陈真还有大约6、7名朋友在海沧区包厢里玩，这时有一名叫'阿金'的男子带着一名陌生男子进来包厢里……当时音乐很大声，我并没有听到争吵的声音，我就一直站在点歌器旁边点歌，后来我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具体是谁喊的，喊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就回头看了一下，发现'阿金'带来的那名陌生男子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我还看到饶勇军的腰部在流血，然后那名陌生男子又要继续捅饶勇军时，'阿金'就对着那名陌生男子讲了一句话，后那名陌生男子就离开了……”。其当时在包厢里点歌，没有听到争吵的声音，也不知道那名陌生男子是否有与饶勇军发生争吵；“我没有看到那名陌生男子是如何捅伤饶勇军的，但是我回头看的时候，那名陌生男子手里拿着一把匕首，饶勇军的腰部已经在流血了。”现场没有发生打架斗殴，没有其他人员受伤。
陈真在询问中陈述：饶勇军被人捅伤的时候其在包厢外的洗手间上厕所，其从厕所回来才发现饶勇军被人捅伤，其听现场的人讲饶勇军是被当时跟“阿金”一起进到包厢内的那名男子捅伤的。饶勇军见其回到包厢内，让其打电话报警，当时“阿金”让其不要报警，但饶勇军说被刀捅伤比较深，其就报警了。其与几个湖北老乡一起将饶勇军送到长庚医院接受治疗。
刘志勇接受讯问时陈述，其当时到了饶勇军的包厢内，看到饶勇军和十来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娱乐，就冲到饶勇军跟前，什么话都没说，拿起随身携带的匕首就往饶勇军捅，饶勇军看到其赶紧躲闪，其朝饶勇军大腿处捅，刚好饶勇军身子往下坐了一下，其就直接捅到饶勇军的左腹部。“邱于君就赶紧扑上去抱着饶勇军，我就拿着匕首指着饶勇军斥责他……后面跟进包厢的几个朋友上门阻劝我，叫我住手，我就赶紧离开，当时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当时是柱子先告诉我他在音乐之声发现了饶勇军，所以我才去车上拿了刀具之后放在身上的。”其捅饶勇军时，饶勇军没有还手。
本案一审庭审时，刘志勇陈述：2017年5月3日其进入饶勇军所在包厢后没有发生争吵；当时在场起码十个人以上，刺伤饶勇军后也没有引起混乱或大叫；捅伤饶勇军后，有些人发现了，有些没有；事情发生大概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其第一次进KTV消费时没有带刀，其后知道饶勇军在后才车上拿折叠刀；刀放在里面的腰上，衣服盖住了。看到饶勇军后把刀拿出来，捅完饶勇军后，直接拿刀走了，刀藏在身上，出门时保安没有看到。KTV（甲壳虫公司）有保安，也有服务员巡查，其也见过甲壳虫公司举证的照片上的警示标牌。其进KTV没有保安检查。行凶时的包厢的门是自动关的，当时没有服务员在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公民的身体健康受法律保护，刘志勇故意伤害饶勇军，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至于甲壳虫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其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经营场所的管理人在第三人侵权时所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本案而言，在确定甲壳虫公司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时应当考虑其对危险发生的预防能力和对危险本身的控制能力。首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仅规定“迪斯科舞厅应当配备安全检查设备，对进入营业场所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而甲壳虫公司经营的音乐之声悦实店是KTV,并无配备安检设备对进入人员进行安检的法定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甲壳虫公司采取了在营业场所内张贴警示标志、配备保安人员等安全防范设施，该KTV作为一般的经营场所没有配备安检设备，不可能对刘志勇随身隐藏携带的刀具进行检查，不能就此认定甲壳虫公司在此方面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其次，饶勇军受伤害是因与刘志勇有积怨而在包厢内被捅伤。本案伤害事件是偶然、突发的，发生之前并无争吵、斗殴的前兆，持续时间不过两三分钟，甚至与饶勇军同在包厢的朋友都没有发现饶勇军被捅伤，因此，要求甲壳虫公司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制止该突发犯罪行为实属苛求。最后，饶勇军被捅伤后，甲壳虫公司的员工积极参与了对饶勇军的及时送医处理。虽然是由甲壳虫公司的员工报警还是饶勇军的朋友报警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但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已有人报警，而在饶勇军有多个朋友在场的情况下，不能认为是由一方报警则另一方就存在过失。而且，饶勇军已经受伤，报警与否与其损害也没有因果关系。综合上述，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甲壳虫公司未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饶勇军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饶勇军系受到犯罪侵犯，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另行裁定处理。其主张的其他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饶勇军的医疗费共计32764.64元（32151.64元+613元），有相应票据证明，予以认定。2、交通费。饶勇军未能举证相应票据，但考虑饶勇军治疗的实际需要，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饶勇军住院29天并按100元/天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未超过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住院伙食补助费计2900元。4、营养费。饶勇军遭受重伤，加强营养符合常理，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4000元。5、护理费。饶勇军住院29天，根据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其出院后护理期限为30天，故护理费按70元/天计算59天，计4130元。6、误工费，根据鉴定意见，饶勇军的误工期限可认定为伤后120日。因饶勇军未提供其收入证明，结合查明的饶勇军经营足浴店的事实，一审法院参照2015年度厦门市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7944元计算为25625.42元（77944/365天/年*120天）。7、残疾赔偿金。综合考量公安部门的人口基本信息以及饶勇军2015年在海沧租房注册经营足浴店的事实，从盖然性优势角度，可以认定饶勇军在案发前一年的经常居住地为厦门市海沧区。饶勇军伤残等级为七级，应按2016年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254元计算其残疾赔偿金计370032元（46254元/年*20年*0.4）。此外，饶勇军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纳入残疾赔偿金计算，其主张的饶龙抚养年限为1年，饶全安抚养年限为13年，未超过法定标准，予以照准。据此，按照厦门市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0867元计算，其子饶龙的抚养费计算为6173.4元（30867元/年*1年*0.4÷2），其父饶全安的生活费计算为40127.1元（30867元/年*13年*0.4÷4）。此项合计416332.5元（370032元+6173.4元+40127.1元）。8、鉴定费2600元，有相应发票予以证明，予以认定。前述1至8项合计488852.56元。
综上所述，饶勇军的各项损失合计488852.56元，由侵权人刘志勇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甲壳虫公司在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一、刘志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饶勇军各项损失共计488852.56元；二、驳回饶勇军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经审查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饶勇军因与刘志勇结怨被刘志勇在甲壳虫公司经营的KTV包厢用刀捅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饶勇军主张甲壳虫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应充分举证证明甲壳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该未尽义务行为致使其遭受人身损害。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志勇将预备作案所用的匕首藏于身上以隐蔽的方式带入KTV,同时，甲壳虫公司亦无配备安全检查设备，对进入营业场所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法定义务，因此，饶志勇以甲壳虫公司未发现刘志勇携带刀具进入KTV包厢为由主张甲壳虫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依据。从案发过程看，刘志勇以和平的方式进入KTV包厢，刘志勇刺伤饶志勇前双方并未发生打斗，同包厢的人亦未听到双方发生争吵，伤害持续的整个过程不过二三分钟的时间，因此，饶志勇以甲壳虫公司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制止伤害为由主张甲壳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能成立。饶志勇受伤后，甲壳虫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将饶志勇及时送医治疗，尽到了必要的救助义务。现场当时亦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即使不是甲壳虫公司工作人员拨打报警电话，亦不足以认为甲壳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该行为与饶勇军的受伤并无因果关系。综上，饶志勇以甲壳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其遭受人身损害为由，请求判决甲壳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饶勇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544元，由饶勇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承茂
审 判 员 许向毅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庄维旸
代书记员 陈荔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