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行终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首市乾州新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李诗兴，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何川，系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梁荣礼，系吉首市国土资源局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吴永红。
上诉人杨光维因与被上诉人吉首市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首市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湘西中院）（2015）州行初字第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湘西中院查明：2010年，原告和第三人因乾州古城改建就争议地权属发生争议。2013年10月31日，吉首市人民法院受理第三人诉原告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作出（2013）吉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缺席判决原告停止对第三人房屋进行侵害，并对已毁坏的房屋恢复原状。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因原告未预缴诉讼费用，该案按自动撤诉处理。原告寻求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申请调解、确权未果。2013年10月11日，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对原告申请确权事宜审查后作出决定不予受理。2015年4月16日，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对原告申请撤销1992年张祖英及第三人房屋所有权证作出答复，以原告没有法定理由和依据未支持原告申请。该答复称原告家从1991年11月20日申请其房屋初始登记至2015年3月30日，均未反映过与第三人母亲张祖英房屋存在土地纠纷问题。该答复对房屋实地查勘情况为乾州东门路79号房屋（原告家房屋）与乾州东门路81号房屋（第三人家房屋）是隔壁邻居，系南北相邻关系，两栋房屋现状与当时申请办理房屋权证现状一样，两栋房屋没有共墙，房屋地基也没有连接一体。2015年5月26日，湘西州国土资源局对原告土地权属确权信访事项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原告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2014年6月23日，经申请、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审批后，被告吉首市政府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14）第4-25-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宗地图上，争议地位于原告和龙某用地中间，呈东北-
西南向并列，宗地间有间隔，界址清晰。在地籍调查过程中，被告向原告和龙某发出“土地登记权属调查邻宗地指界通知书”，两人拒绝签字，地籍调查表只有第三人指界签名。另，庭审中原告方提出被告通知邻宗地指界时间先于原告申请时间，被告能作出合理说明。
原告称，1953年原告家世居乾州东门路79号房产（包含争议地）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及存档皆因火灾烧毁；1969年至1979年全家下放农村，张祖英在争议地上修建平房，1979年原告家返城后要求退还土地，张祖英答应暂时居住日后返还，后一直未返还土地。原告前述关于1953年享有争议地权属的凭证及主张返还土地的相关事实，均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区乾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祖文（即龙某）等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记载基地四至“东杨华卿园”。原告杨光维称其为杨华卿之子，原告认为该权证东至界限可以证明争议地属原告家。第三人称，因第三人家土地被收回，其母于1971年从居委会处取得争议地并建房。第三人关于最初取得争议地的相关事实亦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1992年5月29日，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给张祖英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吉房权字第××号），房屋座落乾州办事处东门路83号，建筑面积79.5平方米。同年，张祖英将房屋赠与第三人，第三人缴纳税费后于11月9日办理了变更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吉房权字第××号），因重编门牌号房屋座落变为乾州办事处东门路81号。
湘西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土地登记行为是否合法，主要表现在权属来源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权属来源。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土地证的权属依据是第三人持有的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涉土地是本案的争议地。原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主要依据是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区乾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祖文（即龙某）等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东至界限的记载和龙某的证人证言。原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应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其一，原告不能提交直接证明争议地权属来源的依据即其主张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也没证据佐证不可抗力致该证和档案损毁。其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所称下放返城后向第三人主张返还土地的事实。其三，原告提交的间接证据即龙某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看不出争议地具体位置、面积，东至界限也不足以确定争议地的权属归属。其四，证人龙某出庭作证时称不知道第三人登记的土地与其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关系，也不清楚第三人建房的事实，只是听别人说隔壁空坪是杨华卿家的，故，龙某的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争议地归属原告。其四，原告和第三人相邻的房屋先后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在房屋颁证时及之后20余年的时间里，均未反映出原告与第三人房屋所涉土地存在纠纷。故被告依据第三人历史性用地建房并颁证的事实，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给第三人颁发被诉土地证，权属来源清楚，证据确凿。
关于程序。原告主张被告给第三人颁证程序违法，主要表现在没有相邻人指界签字。《城镇地籍调查规程》3．2．6．7规定，违约缺席指界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下述办法处理：a．如一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线以另一方所指界线确定；b．如双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线由调查员依现状界址及地方习惯确定；c．将确界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达违约缺席者，如有异议，必须在15日内提出重新划界申请，并负担重新划界的全部费用，逾期不申请，a、b两条确界自动生效。在地籍调查过程中，被告分别向争议地的相邻人原告和龙某发出“土地登记权属调查邻宗地指界通知书”，并在二人缺席指界的情况下书面告知确界结果和救济权利，两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未按规定提出异议申请。故被告让第三人一方在地籍调查表指界签名并确定宗地界线，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另，对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被告通知指界时间早于原告申请时间，被告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相应材料予以说明，原告的该程序异议不能成立。
另，被告答辩称原告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被诉土地证系被告于2014年6月23日给第三人颁发，原告于2015年5月29日提起诉讼，未超过2年。故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作出的土地登记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光维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光维负担。
杨光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事实被忽略。涉案土地使用权并非第三人家所有，是第三人的母亲张祖英于1971年向乾州镇党委打报告要求归还其旧房屋的地基建房，故而被安置于此基地处建房。上诉人一家1971年正被下放，因而1953年所分配的东门路81号地基，被东门街道居委会管理和使用。但上诉人一家对于东门路81号地基的所有权不能因此而丧失。这一事实可以说是纠纷产生的根源。原审判决中忽略了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以至于对案件事实的审理不够清晰，争议地权属的认定不够正确。二、证据的处理不适当。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均予以采信。对上诉人提出的证据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不能提交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也没有证据佐证不可抗力致该证和档案毁损，龙某土地房产所有证看不出争议地具体位置、面积、东至界限，也不足以确定争议地的归属。但本案上诉人不能提交1953年产权证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管理不善致使当事人存留于档案馆中的档案被烧毁，而上诉人在原审中以龙某等邻居产权证的四邻界限间接证明了争议地归属于上诉人家所有。故原审法院采信证据有偏袒之嫌。三、对权属来源认定不正确。地基不属于第三人家，第三人家在明知地基不属于自己家的情况下，在此地基修建房子，并向相关部门申请产权证，有意利用“地随房走”的法律原则，侵占上诉人家的地基，属恶意侵占行为。上诉人一家因可怜第三人一家，让其借用地基，原审判决以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一家下放回城后向第三主张返还土地的事实，有失公允。原审法院称：原告与第三人相邻的房屋先后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在房屋颁证时及之后的20余年的时间里，均未反映出原告和第三人房屋所涉土地存在纠纷。那是因为上诉人一家对第三人的好意施惠，且不知道自己的好意施惠被利用了，也不知道第三人办了房产证，而非一审认定的“两处房产无纠纷、和平相处”。四、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行职责，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依据本案事实，该争议地基实属上诉人所有，第三人是恶意侵占。上诉人根据法律相关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错误颁给第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2014]第4-25-2号，被上诉人不经审查，包庇错误的行政行为，没有依法进行听证便不予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程序不合法，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责令被上诉人撤销其为第三人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
吉首市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992年5月29日，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给张祖英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吉房权字第××号）。同年，张祖英将房屋赠与第三人，第三人缴纳税费后于同年11月9日办理了变更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吉房权字第××号），因重编门牌号房屋座落变为乾州办事处东门路81号。2014年6月23日，经申请、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审批后，吉首市政府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14）第4-25-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二、土地权属清楚，颁证程序合法。该宗地为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系张祖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占地建房，八十年代改建。1992年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并转让给其子吴永红。2014年5月，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受理吴永红的土地登记申请后，对宗地进行地籍调查：邻宗地为龙某、杨光维两户。给龙某、杨光维两户送达《土地登记权属调查邻宗地指界通知书》后，告知其权利与义务。龙某、杨光维拒绝签字，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和相关的权属证明材料。经现场勘界，界址四至清楚。吉首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登记办法》的规定，给吴永红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14]第4-25-2号）。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述称：一、一审法院法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90年代初，为规范房地产管理，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乾州办事处、乾州东门路居委会一家一户上门登记，普及发证。调查房屋来源、建房时间、确认户主、确认房屋四邻关系、四至界限，核实面积、绘制图纸、照取照片等，各种情况落实清楚后，1992年5月28日为第三人家核发《房屋所有权证》（吉房权字第××号）。2014年5月，第三人向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办证，市国土局严格按照工作程序，认真复核和审批，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为我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14]第4-25-2号）。二、上诉人杨光维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主要依据龙某家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区乾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主张自己家对争议地的所有权，显然证据不足。建国后，我国土地权属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演变过程，土地私有制转变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争议地的状况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先是小孩玩耍的空坪（龙某证言），后是万溶江公社水管厂的厂房地基，水管厂撤销后，由东门街居委会管理，南北界限上建了土墙，园内种植蔬菜，上诉人的请求与国家政策法规相违背。杨光维家1991年11月20日也领到了房产证，他没有向法庭提交这份证据，显然这是份对他不利的证据。三、上诉人杨光维侵害第三人物权，不履行法院判决证据确凿。从第三人家1971年建房，1980年改建，1990年迁居，到2010年乾州古城改建这40年里，双方家庭互通往来，没有纠纷。乾州古城开发，房屋土地增值，杨光维见第三人家房屋空置已久，又无土地使用证，2010年开始制造事端，阻止乾州古城办对我家进行仿古改造。2013年9月21日，杨光维带人拆毁了我家房屋，经报警后才停止侵害。吉首市人民法院（2013）吉民初字814号民事判决，判令杨光维停止对第三人房屋进行侵害，并对已毁坏的房屋恢复原状，限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至今杨光维仍然百般抵赖，不履行生效的判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请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第三人母亲张祖英于上世纪70年代在涉案土地上建成房屋，并于1980年改建。2014年6月23日，吉首市政府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14）第4-25-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分类属于初始登记。一审期间，上诉人提出吉首市政府通知指界时间早于第三人申请时间，且没有经过相邻人指界，因而程序违法。吉首市政府陈述，地籍档案中载明的2014年5月21日的时间并非第三人申请时间，而是其整理档案的时间，第三人的申请在此之前。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诉土地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问题。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有关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档案载明：第三人母亲张祖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房，1980年改建，1992年办理了所有权人为张祖英的《房屋所有权证》，同年张祖英通过赠与将房屋转让给其子第三人吴永红，并办理了所有权人为吴永红的吉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因此，第三人吴永红的房屋系历史性占地，土地来源合法，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属其家庭所有，一是基于其所述原乾城县人民政府1953年为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但因其家中及存放该证的政府档案馆失火，导致该证及其相关档案被烧毁；二是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区乾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祖文（即龙某）等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东至界限的记载和龙某的证人证言。但其关于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政府相关档案被烧毁的说法无任何证据证实；龙某土地房产所有证也看不出争议地具体位置、面积，东至界限，不能直接证明其家庭1953年拥有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并且，1953年土地改革之后，国家土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被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个人已不能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自第三人母亲上世纪70年代在涉案土地上建房后，杨光维家庭一直没有实际使用该土地，而是由第三人母亲张祖英及第三人使用至今，杨光维和第三人相邻的房屋先后在1991年、1992年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在房屋颁证时及之后20余年的时间里，杨光维家庭均未反映出其与第三人房屋所涉土地存在纠纷。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归其所有，无任何有效证据证实，也与事实不符。
关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吉首市政府收到第三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后，依法经过了受理、地籍调查（含相邻人指界）等相关程序，为第三人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程序合法。杨光维提出被吉首市政府通知指界时间早于第三人申请时间，且没有经过相邻人指界，因而程序违法。吉首市政府陈述，地籍档案中载明的2014年5月21日的时间并非第三人申请时间，而是其整理档案的时间，第三人的申请在此之前，该解释合理，应予采纳；在地籍调查过程中，被上诉人分别向争议地的相邻人原告和龙某发出“土地登记权属调查邻宗地指界通知书”，并在二人缺席指界的情况下书面告知确界结果和救济权利，二人未依法提出出面异议，被告让第三人一方在地籍调查表指界签名并确定宗地界线，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综上，吉首市政府为第三人吴永红颁发吉国用[2014]第4-25-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驳回杨光维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光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刚
代理审判员 袁文报
代理审判员 廖文宇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代理书记员 唐菁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