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宿中商终字第00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耀修。
委托代理人喻森，泗阳县诚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泗阳县李口镇开源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支干银，该合作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浩，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耀修因与被上诉人泗阳县李口镇开源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开源合作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泗阳县人民法院（2014）泗商初字第0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耀修委托代理人喻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开源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开源合作社一审诉称：开源合作社根据政府要求，于2013年8月24日，与张耀修签订委托养殖协议。约定由开源合作社免费提供81只能繁母羊给张耀修饲养，81只母羊价值为113400元，每只母羊价值平均为1400元。如果出现母羊死亡情况，张耀修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险并报告开源合作社和当地监管技术员，保险赔偿费由开源合作社领养；如未及时报告（报验）或没按照开源合作社要求进行饲料营养配方或未听技术员指导要求操作，造成母羊因疫病死亡，由张耀修自行负责并照价赔偿给开源合作社。张耀修从开源合作社领养了81只母羊，在家饲养。2014年3月，开源合作社到张耀修处，发现其领回的母羊少了34只，张耀修称部分母羊在饲养过程中死亡。但张耀修从未告知开源合作社相关情况，也未及时保险，违反了协议约定。开源合作社于2014年3月13日将尚存的47只母羊收回。现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张耀修赔偿开源合作社因母羊死亡造成的损失47600元；二、张耀修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张耀修一审辩称：一、张耀修实际只领养开源合作社母羊60只。二、开源合作社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未对母羊进行检验，无检验标号，导致张耀修饲养的母羊生病死亡，张耀修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张耀修在领到母羊后，次日便发现母羊有生病或死亡的现象，并及时与开源合作社联系。开源合作社只要求张耀修与兽医毕虎昌联系，由开源合作社指派兽医到现场进行检验治疗，但仍未控制住母羊发病死亡。此后，母羊的一切治疗均由张耀修负责，费用由张耀修负担。后来开源合作社与张耀修开始协商解除协议等事宜。三、包括张耀修在内的所有养殖户不知道开源合作社在合同中所称保险公司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监管技术人员名称及联系方式。四、协议书约定开源合作社免费提供母羊给张耀修饲养，但对饲养期间，发生不可归责于张耀修的原因导致母羊死亡，该损失由谁承担未明确约定。开源合作社与张耀修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是开源合作社提供的格式合同，前三页没有张耀修签字，开源合作社对免除和限制其责任的内容未对张耀修履行告知义务，此合同为一式一份，且在开源合作社手中。
开源合作社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时提供了以下证据：
1、《委托养殖协议书》1份，证明开源合作社免费提供给张耀修饲养的母羊数量、价值及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
2、《委托养殖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1份，证明2013年8月24日，张耀修与孙业祥作为联保小组成员从开源合作社领养山羊，他们两人互相联保，张耀修领养81只母羊，孙业祥领养20只母羊。
3、《收据》1份，证明2014年3月13日，张耀修返还开源合作社47只母羊。
4、视频光盘1张，证明张耀修在饲养过程中未能尽到饲养职责，管理不善。
张耀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第1页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张耀修未在该页签字认可母羊数量、价值。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母羊只数详见发放清单，应以发放清单确定张耀修领养母羊的数量，且约定母羊价值与免费提供母羊相互矛盾，张耀修签订协议时没有价格约定。对证据2第一页张耀修所领养的母羊数量有异议，对第二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3应是开源合作社出具给张耀修，该收据不应该在开源合作社手中，且收据的另注部分与事实不符。证据4不能证明母羊的死亡原因是饲养不当。
原审法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为按照正常习惯，合同为多页的，双方当事人一般在合同最后落款处签名或盖章，很少在每页签名或盖章。证据1共计4页，证据2共计2页，每页之间前后内容完整连贯，张耀修在最后一页签名捺印，应当是对《委托养殖协议书》和《委托养殖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的全部内容的认可。证据1、2的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可以证明开源合作社将81只价值113400元的母羊委托张耀修养殖，且双方对养殖方式、责任与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张耀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共退还开源合作社47只母羊，故对此予以确认；证据4能反映母羊的饲养环境，但母羊的死亡原因，应经过专业技术人员鉴定确认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故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张耀修为支持其答辩主张，申请证人郑某、孙某同出庭作证。证明其和其他养殖户在领羊时，只是在合同上签字，不知道合同上的数字，且各养殖户手里没有合同，不知道合同内容。领羊后次日开始，所有养殖户领养的母羊均出现大面积病情并相继死亡。在发现母羊生病及死亡后，养殖户及时与开源合作社联系。
开源合作社的质证意见：证人的证言不能够印证张耀修的证明内容和观点。首先两位证人都从开源合作社领养母羊，且所领养的母羊也出现大面积死亡现象，他们与开源合作社之间有利害关系，故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从证人证明的内容来看，能证明开源合作社发放母羊时，养殖户进行了签字，同时证明开源合作社向养殖户提供了技术员毕虎昌，同时也证明证人的饲料开始是从开源合作社购买，应当知道开源合作社的工作住所和场地。
原审法院认证意见：证人证言能证明证人也从开源合作社领养了母羊，并有生病、死亡现象，开源合作社告知其与兽医毕虎昌联系治疗。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24日，开源合作社为甲方，张耀修为乙方，签订了《委托养殖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提供能繁母羊委托给乙方饲养，其中母羊为81只，合计人民币113400元（详见发放清单）。由甲方免费提供上述母羊委托给乙方饲养。乙方在饲养期间从第一年起，在每只能繁母羊产出仔羊并饲养三个月后，即无偿交付一只仔羊给甲方，以后在每年当年内乙方每只领养母羊都应向甲方交回一只仔羊，共计三年。三年中，在乙方完成交仔羊义务后，甲方所提供给乙方的母羊即无偿归乙方所有。甲方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养殖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回访，如乙方在圈舍、饲养环境、饲料配制等方面（不）能够达到甲方规定要求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并权收回所提供的全部母羊。在甲方提供健康能繁母羊之日起7日内，如出现死亡的，乙方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向当地技术监管员报告，经当地技术监管员和甲方兽医共同签订确认，如不属于乙方饲养和管理不当造成，由甲方负责为乙方补充，否则出现的死亡损失由乙方承担并照价赔偿给甲方。在甲方提供健康能繁母羊之日起7日后，如出现疫病情况，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和当地监管技术员。医治药品由甲方提供，费用由乙方负责。如出现母羊死亡情况，乙方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险并报告甲方和当地监管技术员，保险赔偿费由甲方领养。如未及时报告（报验）或因饲养和管理不善造成母羊因疫、病死亡的，由乙方自行负责并照价赔偿给甲方。
同日，张耀修、案外人孙业祥与开源合作社签订《委托养殖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张耀修领养母羊数量为81只，孙业祥领养母羊数量为20只。协议签订后，开源合作社将母羊发放给张耀修，没制作发放清单。2014年3月13日，张耀修退还开源合作社母羊47只。
原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向兽医毕虎昌调查取证，毕虎昌陈述：开源合作社只委托他负责临河镇胡庄村养殖户所领养的羊的防疫和治疗。张耀修领养了80多只羊，羊开始生病时，张耀修没有找他给羊治疗，出现大量羊生病、死亡后，才找他去给羊治疗。开源合作社张队长和杨队长也通知他去给张耀修家的羊治疗，如果开源合作社不通知，我是不会去的。张耀修领养的羊，2013年9月9日至9月底死亡9只，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1月17日死亡12只，此后，张耀修没有告诉他羊的死亡情况，他也没有记录。张耀修领养的羊的死亡原因主要是饲养不当。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开源合作社交付给张耀修的母羊数量是81只还是60只；二、开源合作社对合同条款内容是否向张耀修履行了告知和解释义务，开源合作社是否将合同中约定的保险公司以及监管技术人员的名称告知张耀修；三、张耀修在母羊死亡后是否及时向开源合作社告知；四、张耀修养殖的母羊死亡后，给开源合作社造成了损失，该损失应由谁承担。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开源合作社提供的《委托养殖协议书》和《委托养殖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上均明确载明张耀修领养的母羊为81只，此可以证明张耀修领养的母羊是81只。张耀修陈述签订协议时，内容为空白。作为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张耀修，应当知道数量、金额、权利义务等是协议的必要、重要内容，这些约定对于协议的履行至关重要。按照常理，其不可能在空白协议上签名。张耀修辩称只领养了60只母羊，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养殖协议书》虽系开源合作社提供的格式条款，但合同约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条款内容明确，只要具备一般文化的人均能清楚理解，开源合作社无需履行告知条款内容的义务，张耀修在合同上签字，应是对合同条款的确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出现母羊死亡情况，张耀修应及时向保险保险公司和当地监管技术员报告，对于保险公司名称，开源合作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合作社所有的母羊进行投保的事实，所以对张耀修关于开源合作社没有告知保险公司名称的陈述，予以采信。开源合作社陈述在张耀修所在的临河镇胡庄村，开源合作社已委托当地兽医毕虎昌负责母羊的防疫、治疗以及和开源合作社的沟通。张耀修申请出庭的证人，也证实开源合作社已告知养殖户，当羊出现出现生病、死亡时与毕虎昌联系。故认定开源合作社已经将监管技术人员的名称告知了张耀修。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张耀修在母羊出现生病、死亡之初，没有告知开源合作社或者开源合作社委托的监管技术人员毕虎昌，对2013年9月9日至2014年1月17日期间生病、死亡21只的情况及时告知了开源合作社工作人员以及其委托的监管技术人员毕虎昌。根据对毕虎昌的调查，可以证明张耀修领养的羊开始生病时，没有找毕虎昌治疗，之后出现大量羊生病、死亡时，才找毕虎昌治疗，开源合作社的张队长和杨队长也通知毕虎昌去给张耀修领养的羊看病。2013年9月9日至2014年1月17日死亡21只，之后，张耀修未告诉羊死亡的情况。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开源合作社将81只价值113400元的母羊委托张耀修养殖，张耀于2014年3月13日返还给开源合作社47只，对其余的34只无法返还，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共计造成损失47600元。对于该损失，张耀修对其中13只母羊的损失18200元应当向开源合作社予以赔偿，其余21只母羊的损失29400元应当由开源合作社自行承担。理由为：一、根据合同约定，开源合作社向张耀修提供母羊7日内，如果母羊死亡，张耀修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向当地技术监管员报告，经当地技术监管员和甲方兽医共同签订确认，如果不属于乙方饲养和管理不当造成的，由甲方负责为乙方补充，否则出现的死亡损失由乙方承担并照价赔偿给甲方，但是张耀修对有母羊在7日内死亡和死亡后向技术监管员报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张耀修无法返还开源合作社委托且养殖的34只母羊，毕虎昌证明张耀修对其中21只母羊生病、死亡的情况及时向开源合作社进行了报告。对其余13只母羊是死亡还是其他原因不能返还，没有向开源合作社报告。根据合同约定，开源合作社向张耀修提供母羊7日后，如果母羊死亡，对未及时报告的损失，由张耀修照价赔偿给开源合作社。对张耀修已经向开源合作社报告的21只母羊的损失，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在因饲养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才应由张耀修照价赔偿给开源合作社。而开源合作社作为专业的养殖合作社以及提供合同一方，在张耀修向其报告母羊死亡的情况下，未委托相关人员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死亡原因系张耀修饲养和管理不善，故对该部分损失应当由其开源合作社承担。综上，开源合作社与张耀修之间签订的《委托养殖协议书》真实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自己的权利义务。张耀修对因其未能按约履行协议造成开源合作社的损失18200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张耀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开源合作社18200元。驳回开源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0元，由开源合作社负担735元，张耀修负担255元。
上诉人张耀修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开源合作社提供的母羊没有检疫耳号，不健康，未按约履行提供健康母羊的义务；二、技术监管员和兽医不是同一概念，开源合作社没有告知技术监管员的联系方式，故张耀修无法报告羊的死亡情况，因此张耀修对养的死亡不应承担责任；三、张耀修领养母羊是60只，不是81只，且每只羊的价格为1400元过高；四、开源合作社提供的委托养殖协议书是格式合同，应当履行告知义务。
被上诉人开源合作社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庭后提供代理词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的母羊在发放前在养殖场都经过检疫检疫，且注射防疫药物，观察一周后，才向养殖户发放；二、在养殖户领羊时已告知了兽医毕虎昌和养殖场的监管人员的信息；三、上诉人领养的羊是80只，且母羊价格是经双方确认的。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过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故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提供的母羊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二、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告知了技术监管员，张耀修对羊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三、张耀修领养母羊的数量是多少，每只羊的价格是否过高；四、因《委托养殖协议书》是格式合同，开源合作社是否应当履行告知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母羊符合合同约定。理由如下：一，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母羊必须检疫、必须有检疫耳环。双方当事人在《委托养殖协议书》中对母羊是否检疫、是否有检疫耳环并无明文约定，上诉人主张母羊必须检疫、必须有检疫耳环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依据。被上诉人虽负有交付健康母羊的义务，但由此推理不出，被上诉人必须交付经过检疫且有检疫耳环的母羊的结论。二、因母羊是鲜活商品，当事人已经约定了7日期限。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领羊时或在领羊后7日内，对羊的健康提出异议。应视为被上诉人交付的母羊符合合同约定。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告知了技术监管员的相关信息，且技术监管员就是兽医毕虎昌，理由为：一、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开源合作社只要求张耀修与兽医毕虎昌联系，毕虎昌是受被上诉人委派，由其到现场进行检验治疗。由此可推出上诉人只需向兽医毕虎昌联系即可，无需联系其他人，故兽医毕虎昌就是技术监管员；二、证人郑某原审出庭陈述，当发现羊生病后，立即与被上诉人告知的兽医毕虎昌联系，后来毕虎昌每天都给羊打针。证人孙某同原审庭审中也陈述被上诉人告知他联系毕虎昌。故毕虎昌履行了技术监管员的职责；三、毕虎昌也陈述其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负责胡庄村的养殖户的羊的防疫和治疗，被上诉人称技术监管员就是兽医毕虎昌，故毕虎昌具有技术监管员的职责。上述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告知了技术监管员即兽医毕虎昌。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张耀修领养的母羊数量是81只。理由如下：
1、上诉人诉讼中陈述内容前后矛盾。上诉人原审庭审中陈述“2013年8月24日，上诉人签订合同后，被诉人就将母羊交付给上诉人，是在上诉人村里交付的，上诉人当时没有核对羊数，当时仅签了几个字，签字后就走了，签的合同内容是什么其不知道，也不知道记载是多少只羊”。但上诉人二审中陈述“《委托养殖协议书》和《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是2013年8月24日签的。2013年8月25日即次日上诉人才领到羊，当时只剩下60只”。上诉人陈述领羊的时间前后矛盾，相差一天。陈述羊的数量也前后矛盾，前面陈述领养时不知羊的具体数量，后面陈述领羊时羊只剩下60只
2、上诉人确认已退还被上诉人47只母羊，毕虎昌能证明上诉人领养的羊已有21只死亡，故上诉人领养母羊的数量肯定大于或等于68只，而非上诉人主张的60只。
3、《委托养殖协议书》和《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上均有上诉人的签字和手印，两份证据记载的母羊数量均是81只。且每份证据的纸质相同，页面内容前后连续。上诉人原审庭审中陈述，上诉人签字时，对所签合同的内容不清楚。此应当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上诉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领羊时未对羊的数量进行核实，也未对羊的数量提出异议，应视为被上诉人交付的母羊数量符合合同约定。在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委托养殖协议书》和《联保小组成员联保协议》的客观性的情况下，本院对其客观性予以确认，确认上诉人领养的母羊为81只。
关于上诉人主张每只羊的价值过高问题，本院认为，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应支持，理由为：一、合同中明确约定每只羊的价值，应视为双方的合意；二、上诉人在一审和二审中虽主张每只羊的价值过高，但均未提供证明每只羊价值过高的证据；三、羊的大小、胖瘦、年龄等均影响羊的价值，无统一的标准，无法确认涉案羊的价值是否过高。故应以双方约定的羊的价值为准。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委托养殖协议书》无需履行告知义务。理由为：《委托养殖协议书》虽系开源合作社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并非所有格式合同均需告知。涉案合同约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条款数量较少，无复杂专业术语，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均能理解其内容。故被上诉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不影响上诉人责任的承担。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990元，由上诉人张耀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振亚
代理审判员 吴雪林
代理审判员 陆科丞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金 霏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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