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2民初3186号
原告（反诉被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名士1号3号楼单元18层18号房。
法定代表人：郑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啸风（特别授权代理），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女，199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陈重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筱帆（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陈重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浩，男，199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象山桥前村，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92********。
第三人：胡少平，女，197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第三人：彭振林，男，199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啸风（特别授权代理），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盛公司）与被告刘轶凡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丁杰独任审判。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且被告刘轶凡于2017年5月2日提出反诉，故本院依法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丁杰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丁凤玲、余瑛参加的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5月16日、同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郑浩、胡少平、彭振林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郑浩、胡少平、彭振林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于2017年10月3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乐盛公司及第三人郑浩、胡少平、彭振林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胡啸风，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朱筱帆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乐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轶凡继续履行与乐盛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向我公司支付拖欠出资款36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轶凡负担。
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我公司因发展需要与刘轶凡磋商入股投资事宜，刘轶凡在充分考量我公司发展情况后，于同年7月25日与我公司及全体股东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股东郑浩将所持我公司10%的股权以135,000元价格转让给刘轶凡；刘轶凡于受让股权次日，自愿出资300,000元给我公司全体股东用于我公司增资事宜，增资后我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增资后刘轶凡占我公司10%股权）。为此，我公司还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内容为变更股东股权和增加注册资本两项事宜，其中变更股东股权项中言明郑浩将10%股权转让给刘轶凡、股东胡少平及彭振林将自有的3%股权（合计6%）以40,500元价格（合计81,000元）转让给张英。2016年7月26日，郑浩与刘轶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郑浩与刘轶凡之间的股权转让。其后不久刘轶凡即向郑浩支付了13,500元股权转让款。但刘轶凡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投资款项，导致增资事项停滞不前。刘轶凡已具备我公司股东资格。刘轶凡所称我公司没有履行相关合同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轶凡应按约向我公司支付剩余款项365,000元。请求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辩称：一、《投资入股协议书》存在重大瑕疵，其中投资金额的约定与乐盛公司起诉状中主张的金额不符，并与《股东会变更决议》内容不一致，说明双方对于投资金额和方式仍存在争议，未形成一致意思表示，《投资入股协议书》并未生效。同时乐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郑浩隐瞒乐盛公司真实经营状况、伪造虚假财务报表资料，以欺诈方式骗我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该协议应予撤销；二、我向乐盛公司转账135,000元后，乐盛公司拒绝按照《股东会变更决议》等变更我为股东，没有赋予我股东身份及应享有的股东权益，同时郑浩挥霍滥用投资款，其不可能履行协议，不可能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构成根本违约，我投资的目的无法实现。请求驳回乐盛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并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撤销《投资入股协议书》；判令乐盛公司立即向我返还13,500元投资款，同时向我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返还全部投资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产生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乐盛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我与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浩原系同学。2016年初，郑浩称其成立了乐盛公司，并称该公司正在运作的游戏APP项目等有数家风险投资人有意投资，动员我投资参股。我遂向父亲要钱参股，我父亲即要求查看乐盛公司的资产清单和财务报表，但郑浩只提供了一份乐盛公司月度利润表（该份利润表系郑浩伪造）。我父亲考虑到郑浩是我同学，应不会欺骗他们，加之我一直没有工作，郑浩承诺只要投资就让我到公司上班。在郑浩承诺将我的投资用于公司增资扩股的前提下，我父亲同意投资，但要求在协议中加入股权回购条款，约定乐盛公司在特定期限内须无条件回购我所持股权，郑浩同意。但在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时，我父亲没有到场，郑浩以种种借口修改了该回购条款，怂恿我直接签订了涉案《投资入股协议书》。协议签订后，我父亲发现修改后的股权回购条款形同虚设，就怀疑郑浩所言不实，加之我到乐盛公司上班后发现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极差，连基本的员工工资和房租水电都无力承担，且135,000元投资款没有进入公司账户，而是被郑浩等人以发工资等名义瓜分殆尽，剩余部分款项均用于缴纳房租水电等。在此情况下，我及父亲要求郑浩先按《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立即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同时应按约将我的投资款用于公司增资扩股，但郑浩称此款即已支付给他，怎么使用都与我无关。我及父亲认识到乐盛公司所谓的良好发展前景子虚乌有，即使继续投资，郑浩无力也不可能按照《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使用投资款，因此拒绝继续投资。
本案中，乐盛公司的三股东虽称郑浩向我转让股份是附条件的，即我需无偿向全体第三人赠与股权扩充的权益，但《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入股协议中》未明确约定《投资入股协议中》的履行作为郑浩向我转让股权的附加条件。《投资入股协议中》中约定全体第三人无条件、无偿获得我出资的300,000元及相应权益，而我对于该部分出资无法获得任何相应权益，本质上系赠与，在我未履行赠与之前有权撤销。请求支持我的反诉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乐盛公司反诉答辩称：一、本案首先发生的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尔后才应是出资法律关系。刘轶凡与我公司属于出资法律关系，反诉与本诉不具牵连性。刘轶凡应另案主张135,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才符合程序法要求；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我公司无任何欺诈行为。刘轶凡及其父是深度考察我公司后才签订的前述协议。刘轶凡自认其是从2016年6月底开始在我公司处就职。从股东郑浩与刘轶凡父亲的短信记录可知双方磋商的时间至少是在2016年6月26日之前。刘轶凡父亲于2016年8月5日向郑浩支付135,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从洽谈到转款整整一月有余，刘轶凡又在我公司处就职，如若公司经营状况恶劣，刘轶凡不可能毫无察觉，更不可能与我公司签订协议并向郑浩支付股权转让款。其次、《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入股协议》时间倒签不影响两份协议的效力。即使倒签合同其实是对口头约定的确认，只要倒签合同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就不能因合同时间倒签而认定一方具有欺诈行为。就本案而言，协议倒签日期并没有改变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和履约的事实，双方应遵照合同约定履行。我公司在《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后，积极筹备增资事宜，但因刘轶凡迟迟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投资款项，导致增资事项停滞不前。再次，刘轶凡也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我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刘轶凡所付款项既然是股权转让款理应由郑浩自行支配，况且《投资入股协议书》中未约定135,000元用于增资扩股，而用于增资扩股的365,000元刘轶凡并未向我公司支付，因此刘轶凡所称我公司违反约定使用增资款项无事实依据；三、刘轶凡已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取得乐盛公司股东资格，未变更工商登记是刘轶凡原因造成的，我公司已多次催促刘轶凡配合变更，且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刘轶凡的股东资格确认。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四、刘轶凡辩称我公司没有履行相关合同义务，没有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刘轶凡的反诉请求。
第三人郑浩、胡少平、彭振林共同述称：首先，《投资入股协议》中约定：“丙方在收购郑浩股份的次日，自愿出资30万元按新的股份比例无偿分配给甲方全体股东，并由甲方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对甲方进行增资。增资后，甲方的注册资金达到200万元。”该约定属于股权转让的原因行为，有限公司具有极强的人和性，之所以其他股东同意郑浩与刘轶凡之间发生股权转让，很大程度上是因刘轶凡自愿出资300,000元进行增资分配。因此，不能割裂的看待上述约定，而应当将该约定放入整个《投资入股协议》之中进行理解，即“名为赠与，实为买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该300,000元增资不包括张英、刘轶凡的股份，刘轶凡还需另出资65,000元，是扣掉刘轶凡10%比例后由郑浩、胡少平、彭振林按照各自的比例再进行的分配。其次、《投资入股协议》第三条所约定分配的是股权而非300,000元增资款项。刘轶凡出资的300,000元并非直接以现金的方式交付其他股东，而是直接由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按照不同的比例向各股东分配股权。我们同意乐盛公司的诉讼主张及陈述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5日，乐盛公司（作为甲方）与郑浩、胡少平、彭振林（共同作为乙方）、刘轶凡（作为丙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丙方已充分了解甲方的经营情况，认同甲方公司及甲方开发运营的“YOKA游咖”游戏社交软件的市场前景，愿意投资入股甲方。协议约定：由丙方作为投资人，出资20万元占甲公司10%股份，不直接参与项目的日常管理；丙方在收购乙方郑浩股份的次日，自愿出资30万元按新的股份比例无偿分配给甲方全体股东，并由甲方全体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对甲方进行增资。增资后，甲方的注册资金达到200万元；丙方受让股权后，按照《公司法》和甲方章程的规定享受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丙方已查阅、了解甲方的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完全认同接收甲方目前的财务情况，同意不对本协议签订之前的甲方每项财务开支提出任何异议。该协议书并在“回购协议”一节约定：丙方承诺投资入股锁定期限为一年，锁定期后在甲方及丙方友好协商且双方均同意进行股份回购的情况下，甲方对丙方的股份以出资额50万元+50万元×12%年息×N（N为年数）或甲方公司估值的10%作为回购价格进行回购，届时由双方共同确认回购方式。该《投资入股协议书》还约定：在签署协议后打款并在十五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本协议在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同日，乐盛公司形成了《股东会变更决议》、《章程》。《股东会变更决议》所载决议事项为：（一）变更股东股权：股东彭振林将其在本公司的3%股权4.05万元出资转让给张英；股东胡少平将其在本公司的3%股权4.05万元出资转让给张英；股东郑浩将其在本公司的10%股权13.5万元出资转让给刘轶凡；变更后为：股东郑浩出资额74.25万，占股55%；股东胡少平出资额22.95万，占股17%；股东彭振林出资额16.2万，占股12%；股东张英出资额8.1万，占股6%；股东刘轶凡出资额13.5万，占股10%；（二）、增加注册资本：变更后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各股东出资额如下：股东郑浩出资额112万，占股56%；股东胡少平出资额32万，占股16%；股东彭振林出资额24万，占股12%；股东张英出资额12万，占股6%；股东刘轶凡出资额20万，占股10%。对于《股东会变更决议》所载决议事项，乐盛公司亦同时形成了《章程》一份。《章程》中列明公司股东为郑浩（占56%）、胡少平（占16%）、彭振林（占12%）、张英（占6%）、刘轶凡（占10%）。郑浩、彭振林、胡少平以及刘轶凡均在《股东会变更决议》、《章程》尾部签名落款。
当日，郑浩（作为转让方）与刘轶凡（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载明：根据股东会议，转让方与受让方就乐盛公司股权转让达成如下协议，即转让方愿意将在乐盛公司的10%股权以13.5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愿意接受转让方在乐盛公司的10%股权。股权于2016年7月25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
2016年8月5日，刘轶凡向郑浩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35,000元。其后，乐盛公司未办理刘轶凡、张英为公司股东的股东变更登记，未向刘轶凡分红。自2016年7月25日后，刘轶凡未参加乐盛公司的股东会议，也未参与乐盛公司管理。现乐盛公司股东仍登记为郑浩（认缴出资额87.75万元、持股比例为65%）、胡少平（认缴出资额27万元、持股比例为20%）、彭振林（认缴出资额20.25万元、持股比例为15%）。
另查明：刘轶凡自认其曾自2016年6月底至9月间在乐盛公司工作。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经庭审质证的乐盛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刘轶凡身份信息登记查询卡；《投资入股协议书》、郑浩与乐盛公司及刘轶凡父亲的短信聊天记录、《劳动合同》、《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变更决议》；乐盛公司与刘轶凡签订的《劳动合同》；郑浩银行交易明细；郑浩与刘轶凡父亲的邮件、微信、短信来往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投资入股协议书》应系乐盛公司、郑浩、胡少平、刘轶凡签订协议时真实意思表示，但从《投资入股协议书》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刘轶凡受让郑浩所持乐盛公司部分股权及刘轶凡对乐盛公司的股东郑浩、胡少平、彭振林的增资资金赠予以及相关回购条款，《投资入股协议书》并对赠予时间约定为：《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约定“丙方（刘轶凡）在收购乙方郑浩股份的次日，自愿出资30万元按新的股份比例无偿分配给甲方全体股东，并由甲方全体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对甲方进行增资。”即增资资金赠予的前提是刘轶凡完成对郑浩名下股权的收购。故此，刘轶凡依其与郑浩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确定股权转让款为135,000元）支付了相应股权转让款。而乐盛公司在刘轶凡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并未为刘轶凡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且乐盛公司等亦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轶凡具有相应的股东身份并享有股东权益。乐盛公司的股东郑浩、胡少平、彭振林及刘轶凡虽签订了《股东会变更决议》及《章程》，《股东会变更决议》及《章程》记载了刘轶凡的股东地位、股权比例，但因案外人张英的中止加入，《股东会变更决议》及《章程》的履行基础发生重大变动，《股东会变更决议》及《章程》执行不能。况且，股东变更登记虽为示权登记，登记本身不产生权利义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对于股东初始登记及股权变动明确规定“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本院对刘轶凡所述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应系刘轶凡完成股权收购的主要标志的观点予以采纳。乐盛公司等在刘轶凡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未完成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未履行《投资入股协议书》的主要合同义务，刘轶凡有权拒绝履行《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其余合同义务，故本院对乐盛公司要求刘轶凡支付365,000元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刘轶凡要求撤销《投资入股协议书》并要求乐盛公司退还135,000元投资款且偿付利息的反诉主张，因《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约定“在签署协议后打款并在十五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而乐盛公司等并未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现乐盛公司工商登记所载股东仍为郑浩、胡少平、彭振林三人，《投资入股协议书》实际上未履行，且涉案股权转让的价款为135,000元，而按《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对乐盛公司三股东增资资金的赠予即为300,000元，刘轶凡赠予的增资款显著高于股权转让款，而签署日期为同一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及《章程》显示拟受让胡少平、彭振林合计6%股权的张英并无向乐盛公司全体股东增资赠予的约定，张英受让胡少平、彭振林股权价格与刘轶凡受让郑浩股权价格并无显著差异，对此，乐盛公司等不能说明合理理由，《投资入股协议书》对刘轶凡而言应有违公平原则，且刘轶凡的撤销主张系在《投资入股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故本院对刘轶凡要求撤销《投资入股协议书》的反诉主张予以支持。
刘轶凡所付股权转让款系依《股权转让协议》支付，此款系刘轶凡所付乐盛公司的股东郑浩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轶凡宜向郑浩另行主张，故本院对刘轶凡要求乐盛公司退还股款并偿付利息的反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原告（反诉被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郑浩、胡少平、彭振林与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于2016年7月25日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6,775元，邮寄费20元，共计6,79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387.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因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已将反诉案件受理费预交本院，故原告（反诉被告）武汉乐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所负担的反诉案件受理费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刘轶凡。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 杰
人民陪审员 丁凤玲
人民陪审员 余 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