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7民终2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马波，男，汉族，1972年3月出生，高中文化，农民。委托代理人孙俊林，甘肃民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爱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吉龙，男，汉族，1981年5月出生，系该公司经理助理。委托代理人李杰，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马波与被上诉人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高民初字第2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波及委托代理人孙俊林，被上诉人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吉龙、李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4日，原被告签订《向日葵杂交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提供向日葵TK-2亲本种子并派员指导，原告落实110亩并按要求种植、生产、提交合格的种子。后原告落实种植面积186.5亩，被告提供了18650元的亲本种子和30000元预付款并派员指导田间生产管理。2014年10月27日，原告将收获的570件种子拉运至被告公司，双方按合同封存了种子样品。后被告告知原告种子经鉴定不合格，其未筛选的570件种子自行处理，双方为此发生争议。证据的分析与认定：1、原被告分别提交双方签订的《向日葵杂交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一份，原告预证明已经完成了合同义务，被告应当依照约定付款；被告欲证明种子交付要按通知割盘、收获、脱粒，并加工、精选、晾晒、包衣晾晒，检验合格后付款。双方提交的合同一致，均对合同无异议，予以认定。但该合同不能证明原告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预证明的事实有合同第五条内容加以证实。2、原告提交的被告公司技术员杨晓明出具的收条一份，司机张之涛、贺登军共同出具的收条一份，欲证明原告交给被告制种向日葵570件，每件40公斤的事实。被告对杨晓明出具的收条无异议，对张之涛、贺登军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每件40公斤的内容表述提出异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内容即原告交付被告制种向日葵570件，具体产量以精选数量为准的事实予以认定。3、被告提交的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甘州区非主要农作物种子企业备案表，预证明被告具有向日葵种子经营合法资格，原告无异议。予以认定。4、被告提交的鉴定报告、在海南拍照的种子种植株苗照片、封存的种子样品照片，欲证明原告的制种向日葵为不合格种子，原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被告未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加以证实，不予认定。但原告拒绝就质量问题按合同约定向张掖市种子管理稽查站进行技术质量鉴定仲裁，也不要求另选第三方机构对种子重新鉴定，因此不能认定原告的种子为合格产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向日葵杂交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未提交“采收通知单”证明其按照合同要求对制种向日葵割盘、收获、脱粒，也未按约定加工、精选、晾晒、包衣晾晒后计重，不能认定原告交付了符合约定的向日葵种子。原告仅以自行收获、脱粒交给被告的向日葵毛重要求给付种子款，不符合合同约定，亦缺乏事实和证据，不具备合同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30元，减半收取2615元，由原告马波承担。本院预收原告的受理费5230元，退还其2615元。宣判后，一审原告马波不服提起上诉称：1、一审对双方当事人诉争定性不当，确定案由为种子生产合同纠纷不当，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无此案由，请二审予以纠正；2、一审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争议应系种植回收合同纠纷，此类纠纷责任的确认，应由制种企业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种植农户承担。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即种植农户承担不符合《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采收通知书，不能认定上诉人交付了合格种子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请，显属判决错误。鉴于上述理由，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同二审查明的无异，应予认定。同时二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组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送交被上诉人葵花种子精选后包装放置的实物照片16张；另一组是上诉人马波于2014年9月14日同被上诉人隆丰公司工作人员张吉龙的手机通话录音，录音主要内容：马波要求公司尽快给付部分种子款，张吉龙要求马波尽快晾晒好种子，按规定交付给公司种子，以此证据欲证明公司同意收货，未提出质量问题。2016年4月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公司人员妥财的手机通话录音，录音主要内容：核实收割葵花是公司决定还是自行做了安排及精选问题。妥财陈述收割葵花种子是公司同意收割，收获的时候质检部的杨晓明都在场，种子精选时统一拉到公司精选，包衣后打成小包装，不是种植农户个人精选。以此欲证明是公司同意收获种子并由公司精选。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录音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但对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诉人交付的种子经种植鉴定为不合格种子，依合同约定应拒付种子款，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给付种子款的诉请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经审查认为两组证据同涉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另查明，上诉人交付被上诉人葵花种子精选后的数量为11954.9公斤。其中两次精选后超大粒数量为929.2公斤，对该部分葵花种子，马波同意由其自行转商处理，不再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给付该部分种子款的责任。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5月4日签订的向日葵杂交种预约生产合同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且系双方自愿签订，系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马波按被上诉人提供的亲本及认可的种植面积种植了葵花杂交种，收获后交付给了被上诉人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由此确认上诉人马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种植义务。本案在一、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马波交付的葵花种子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被上诉人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是否依合同约定的价款全额给付种子款。就本案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而言，应定性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对农作物的制种通常的做法是制种企业确定制种的技术规程并派技术人员指导种植生产及管理，对种子质量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确认，双方有异议应自行协商确认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鉴定部门进行鉴定确认。本案中被上诉人（制种企业）主张上诉人种植的葵花种子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所种植的两批葵花种子经其公司检验人员在海南种植鉴定，种子纯度为92.68%、82.66%，达不到合同约定的98%的要求，认为是不合格种子，应拒付种子款。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种植鉴定结论不能成立，一是单方面进行鉴定不当；二是鉴定结果从未向其送达，被上诉人对其主张质量不合格的请求再未提供证据印证。被上诉人在一、二审审理中始终未提出依合同约定委托相关部门鉴定，故应认定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种植交付的种子不合格的请求无充足证据证实，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同时合同中约定种植户要严格按照被上诉人制定的种植技术规程要求种植，服从被上诉人的技术指导和管理要求，但在诉讼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有违反种植技术规程的情形，故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诉人种植的葵花种子不合格及不合格的原因问题，上诉人主张的种子款被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和交付精选后的数量计价如数给付。一审以未按合同约定交付合格种子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案由定性不当的问题，二审认为一审判决中将案由表述为“种子生产合同纠纷”，而对双方争议实际上按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的原则定性处理，只是表述不当，应将案由纠正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鉴此，为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高民初字第2081号民事判决，即判决驳回原告马波的诉讼请求；二、改判：被上诉人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马波向日葵种子款149812.6元[(11954.9㎏-929.2㎏)×18元/㎏-18650元-30000元=149812.6元]，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一审案件受理费26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30元，共计7845，均由被上诉人高台县隆丰种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力   珍审判员 安凤梅审判员胡宏睿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尹   建   兵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