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1民终12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渊，山西省投资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路颖，山西瀛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住所地太原市东辑虎营小区5号楼。
负责人韩源，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玉宝，山西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苗江英，山西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渊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3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渊及其委托代理人路颖、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玉宝、苗江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4年6月30日，原告王渊在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开办了牡丹借记卡，卡号为62×××49。2015年9月5日17时13分，原告王渊收到一条中国工商银行客服短信，短信显示原告王渊的该借记卡POS支出（消费）2万元，余额9427.28元。当日19时16分08秒，原告王渊用18335173297号手机向太原“110”报警称，“新民中街（开户行），银行卡被刷2万元”。9月6日，王渊去杏花岭经侦队报警，在民警的指引下，同日9时，王渊去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单位，打印其账户明细清单，并向银行工作人员汇报上述情况，经该支行核实，该笔款系商户编号为306980094985289的POS机交易，用于广发银行信用卡还款（广东），该POS机系广东银联所有。经本院向中国银联山西分公司核实，尾号4149的本案信用卡于2015年9月6日17：13：04在广州市通过多媒体终端（终端号02083289）向广发信用卡还款（广东）2万元，商户代码306980094985800。另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称POS机交易显示的名称、单位，由收单机构自行设置。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9月6日17：13：04，原告王渊的尾号4149借记卡POS支出（消费）2万元，系通过多媒体终端向广发信用卡还款（广东）2万元，同日19：16：08，王渊向110报警，称银行卡被刷2万元，9月7日，王渊前往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经侦大队报警，上述事实有中国银联出具的交易明细、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报警材料佐证，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王渊诉称，其在案发时在太原的家中，有邻居作证，工行太原并州支行不予认可，原告王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事实无法认定；另原告王渊提供交易明细及银联提供交易明细，均显示交易地点系广州市，但基于POS机的可移动性，收单机构（本案中指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在使用POS机时，对交易地点等内容可自行设置，因此该笔交易地点在广州市的事实亦无法认定。综上，该案件是否涉及伪卡交易及是否系盗刷，工行太原并州支行是否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王渊基于上述事实，要求工行太原并州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王渊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渊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没有查明或认定错误。工行太原并州支行提供的编码“306980094985289”，一会儿说是POS机编号，一会儿说是商户编号，该解释与原审判决向银联公司核实到的结果不一致。银联公司提供的情况是：尾号4149的涉案银行卡于2015年9月6月17：13：04在广州市通过多媒体终端（终端号02083289）向广发银行信用卡还款20000元，商户代码306980094985800；本案的收单机构是广发银行广州分行，不是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每张POS单上都有一个商户名称和编号，该编号共有15位，前三位代表收单银行，该代码与个人引用报告中开户银行的代码是一致的。本案的收单银行是广发银行广州分行，其与王渊通过银联的网站查询到的结果一致；原审判决中说，POS机有两种，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本案涉及的交易终端到底是不是移动，在所有的证据中均显示交易地点在广州市的情况下，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又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仅仅靠推断、认为有其他的可能性，不能否定王渊的合法有效证据的结论。民事诉讼中证据采用是“高度盖然性”原则，而不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原则。其次，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原审判决中称：银联的工作人员称POS机交易显示的名称、单位由收单机构自行设置。首先，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规定证据有：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其陈述不符合以上证据的形式；其次定案的证据都是严肃的，有人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一句不知道谁说的，也不会负任何责任的话，如何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该说法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句来路不明的“可自行设置”，原审法院就否认了银联出具的书证“交易地点广州”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原审判决案由定性错误，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王渊起诉的是合同纠纷，要求工行太原并州支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应当证明自己按照法律的规定、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也就是说，工行太原并州支行有义务提供签购单等证明涉案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是王渊本人或授权他人操作的。本案中，王渊已经提供了银行卡账户资金减少的证据、报警记录、交易时人和卡在太原家中的证据，陈述了挂失过程，作为一个普通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全部举证责任，再要求王渊提供更多交易的细节，显然是强人所难，对王渊显失公平。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对POS机收单业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银行及第三方收单机构怠于履行监管职能，甚至放任POS机乱像的发生。作为法院，有责任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让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赚钱的同时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工行太原并州支行赔偿王渊全部损失：存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被上诉人工行太原并州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已经履行了支付存款的义务，不应承担存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责任。涉案银行卡的交易密码由王渊本人掌握，涉案交易系统凭密码交易，根据《中国银行结算帐户管理协议》第14条的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的规定，可认为涉案交易系王渊本人或其授权他人进行的正常交易，涉案交易通过银行卡及正确密码进行，银行按约向持卡人发放了存款，工行太原并州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又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31条2款的规定：储蓄机构受理挂失后，必须立即停止支付该储蓄存款，受理挂失前该储蓄存款已被他人支取的，储蓄机构不负赔偿责任。王渊的涉案是在2015年9月5日17时13分收到短信通知，并在同年9月6日报警，随后挂失，根据该规定，银行对王渊挂失前已支取的款项不负赔偿责任，又根据我行的客户须知第三条的规定，客户需妥善保管帐户介质、密码、印鉴、有效身份证件及有关业务凭证等，自行承担因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凭密办理业务，均视为开户人本人行为。根据该规定，王渊是凭密码办理的信用卡还款业务，应视为上诉人本人的行为，我行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2、涉案银行卡是被盗刷无法认定，在司法机关作出认定之前，不能认定银行卡被盗刷。首先，银行卡被盗刷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须经公安机关侦查、待侦查终结后经审判机关判决予以确定，而该案件未经上述有权机关的认定，王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银行卡被非法复制，也不能证明涉案交易不是其授权他人进行交易，故不能认定涉案交易为银行卡被盗刷。其次，涉案交易发生后，王渊报警时虽出示了银行卡，但其所出示的银行卡是否是真卡无法确定。第三，涉案银行卡内资金所有人为王渊，涉案交易属于银行卡被盗刷交易，受害人应为王渊，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本案应驳回王渊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关于王渊引用最高法院商事会议的意见明确指明在伪卡交易下适用。该意见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伪卡交易，本案是否是伪卡交易不能确定，要等有关司法机关确认后，才能确定。其次，我行是发卡行已提供了涉案刷卡行为发生的对帐单、签购单等有关单证，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最后，监控录像是收单机构应当提供的证据材料，根据原审法院调查，收单机构是中国银行广东公司，应由其提供监控录像等有关证据。综上所述，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已经履行了支付存款的义务，涉案交易是通过银行卡及正确密码进行，银行按约向持卡人发放了存款。涉案银行卡是否被盗刷无法认定，在司法机关作出认定之前，不应认定银行卡被盗刷。王渊作为银行卡及密码的保管人，应当承担保管不善造成的风险损失，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且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2014年6月30日，上诉人王渊与被上诉人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办理了牡丹借记卡，卡号为62×××49，以此双方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在王渊与工行太原并州支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关系的情况下，工行太原并州支行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储户王渊存款的安全，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既要保障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也要保障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或保障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适用。基于上述合同义务和责任，在POS机刷卡消费的合同交易方式情况下，银行免去了对本人身份信息的审查义务，只要输入储户的信息和密码，机器将视为是储户本人进行交易，即使该信息和密码是盗取的也无从识别；从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考虑，在经济上银行通过交易获取收益，同时对该交易方式下潜在的风险及危险的发生也应负有防范和制止的义务；另外银行作为经营者对自己的服务设施、设备的性能和服务场所的安全情况相比储户更加了解，也应更加具备强大的力量和更为专业的知识，更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危险的发生，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其理应承担举证证明其无过错的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5年9月5日王渊的工行牡丹卡在17：13分通过POS机消费2万元，同日19：16分王渊向太原市杏花岭分局经侦大队报警称，自己的工行牡丹卡被盗刷人民币2万元，当时还有邻居证明王渊及其妻子等家人在家，并目睹了卡及报案的经过。经核实该款是从广东利用POS机刷卡消费，用于偿还广发银行信用卡的还款业务。在案发的两小时内，王渊不可能完成太原到广东的空间转移，同时王渊发现其牡丹卡被盗刷后，在合理期限内及时进行报警处理，表明作为储户已经尽到了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现无证据证明王渊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工行太原并州支行的利益，故可以认定王渊持有的牡丹卡，其本人并未上述时间段内广东POS机上刷卡消费，而是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的复制卡片进行刷卡消费，由此说明该牡丹卡不具有唯一的可识别性，故本院认为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采取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不论当事人违约的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不是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可能免责的事由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应当赔偿王渊造成的经济损失本金2万元及从2015年9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给付利息。上诉人王渊的上诉请求，事实清楚，理由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工行太原并州支行辩称意见认为，工行太原并州支行已经履行了支付存款的义务，涉案交易是通过银行卡及正确密码进行，银行按约向持卡人发放了存款。涉案银行卡是否被盗刷无法认定，在司法机关作出认定之前，不应认定银行卡被盗刷。王渊作为银行卡及密码的保管人，应当承担保管不善造成的风险损失。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收单机构应当根据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交易的真实场景，按照相关银行卡清算机构和发卡银行的业务规则和管理要求，正确选用交易类型，准确标识交易信息并完整发送，确保交易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追溯性。工行太原并州支行作为经营存、贷款等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采取技术手段防范借记卡被复制和伪造，只有持有真卡的交易者使用密码办理的各类交易才能视为客户本人的行为，持伪卡进行的交易，即使密码相符也不能视为客户本人之行为。因此，工行太原并州支行的辩解，既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也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持其辩解主张，本案属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其与刑事案件的侦破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机关对该案是否为盗取的侦破并不影响工行太原并州支行的责任承担。故工行太原并州支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324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王渊存款本金2万元，并以2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给付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诉讼费45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并州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涛
审判员 孙广金
审判员 郝文晋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米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