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696号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西岸新圩，注册号440682000043903。法定代表人：胡光晓。委托代理人：黄发林，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永昭，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区玉华，男，1947年2月3日出生，居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告：区玉堂，男，1954年2月3日出生，住址同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卿，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与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郭焕桃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1月2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案件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诉讼中，原告申请对公司财务帐册进行司法审计，后又撤回审计申请。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发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原告公司于1995年12月18日成立，主业为房地产开发，在高明开发有七星山庄等房地产，两被告在公司成立之日至2004年10月23日期间为原告公司仅有两登记股东，该期间被告区玉华为法定代表人，两被告为亲兄弟关系。在1999年至2004年间，两被告称公司欠案外人谭建邦工程款、购车款、借款，于是由两被告操作，以原告所有的15栋七星山庄别墅以物抵债的方式给了案外人谭建邦，并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出具14张金额均为80万元的收据及一张90万元的收据给案外人谭建邦。后来案外人谭建邦就该15栋别墅交易起诉原告，要求原告交付别墅及承担其他违约责任，案外人谭建邦胜诉，现在该批15个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在上述15个案件的诉讼过程及公安部门的问话中，两被告均确认原告公司确欠案外人谭建邦工程款、借款、购车款，但原告公司账册中没有相关的入账登记。关于其中的购车款所指的9辆车，均不登记在原告公司名下，在原告公司资产表也没有表现，分别登记于两被告名下四辆、其他案外人名下5辆，真正所有权人为区玉华，谭建邦及被告区玉华在上述15个案件诉讼过程中对上述事实已确认，并确认该批车辆价款为797万元。原告认为，案外人诉原告公司的别墅交易的15件案已生效，也就是说法律上已认可原告公司曾欠案外人谭建邦1210万元，其中包括工程款、购车款、借款，上述所有款项均由两被告经手、确认，并出具收据给案外人谭建邦。其中购车款所指的9辆车全部由两被告占有，工程款事项上没有工程合同、工程施工、验收、付款等任何文件，借款事项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款项已经到原告公司公帐、由原告公司占有使用。所以原告认为两被告收取案外人的财产全部由两被告占有，依法已构成侵权。故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赔偿原告1210万元及利息790.26万元，两被告对退还侵占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6.55%计，从2004年10月22日计至上述1210万元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连带承担。被告区玉华、区玉堂答辩如下：一、2004年10月23日的股权转让完成之后，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鸿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抵偿给案外人谭建邦的15栋七星山庄别墅（“15栋别墅”），负债中也不包括对谭建邦的1210万元债务。1.吉鸿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18日，两被告是吉鸿公司的发起股东。2004年12月23日，两被告与张元保、王佳讯、李宏三人签订《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吉鸿公司100%的股权以受让方承接该司的资产及负债的形式转让给张元保、王佳讯和李宏，股权转让协议第2.9条明确约定：“吉鸿房地产公司资产及吉鸿房地产公司债权、债务以本协议附件为准，已售出的别墅及其所占土地不在股份转让范围”；第三条约定“各方在确认本协议的股权转让成交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受让方作为吉鸿房地产公司重组的股东，其权益将按本协议自规定和持有股权的比例享有相应的权益和承担吉鸿房地产公司相应的债务。”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附件中，受让方承接的资产及负债都有详细列明。其中，附件四是吉鸿公司债务表，其中并不包含欠付案外人谭建邦1210元的债务；附件八是吉鸿公司已售别墅清单，其中已经包括了抵债给案外人谭建邦的15栋别墅。由此可知，2004年10月吉鸿公司股权转让时，被告已与当时的股权受让人达成一致，对吉鸿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和界定。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吉鸿公司对抵偿给谭建邦的15栋别墅已不享有任何权益，同时，也无需承担1210万元负债。2004年至今，吉鸿公司的股权虽多次发生变动，但该司的资产负债范围及后来历任股东的权益范围，均应受限于2004年10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确定的范围。2.虽然在案外人谭建邦诉吉鸿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系列案的生效判决书中，南海法院、佛山市中院均认为在条件具备时吉鸿公司应对案外人谭建邦履行交房及确权的合同义务，但此种交房及确权义务是2004年10月23日股权转让前的吉鸿公司以房抵债行为的一种后续附随义务，案外人要求吉鸿公司履行前述交房及确权义务并不构成对现时吉鸿公司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二、2004年10月23日股权转让之前，被告有权对吉鸿公司资产、负债进行处置，与本案中的原告无关。两被告曾经是吉鸿公司的发起人及创始股东，在2004年10月23日之前，两被告拥有吉鸿公司100%的股权（各占50%），且区玉华是吉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被告创设吉鸿公司时，共投入现金3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后又将价值4729万元的土地使用权投入吉鸿公司增资至5029万元。截至2003年底，吉鸿公司总资产高达31835万元，形成了六万多平方的建筑物资产，并已建成并出售及处分了部分住宅及别墅。两被告处置公司资产的行为虽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并未对债权人或其他权益人造成损害，两被告获得并实际占有、使用登记在吉鸿公司名下的若干套别墅、部分汽车等财产的行为可视为两被告从公司取得的投资回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在法律形式上本案中的吉鸿公司由两被告于1995年设立的吉鸿公司延续而来，但由于在2004年股权转让时两被告已对吉鸿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剥离，本案中的吉鸿公司并不享有其主张的财产权益，因此，它也无权对2004年股权重组之前的股东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恶意诉讼，其目的是企图抵消其应支付给两被告的补偿款。2012年11月5日，两被告因吉鸿公司拒不支付七星山庄七星路38号A、B、C座物业的补偿款1600万元及利息，遂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2）佛南法樵民初字第198号。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百般拖延，并以其股东名义提起确认前述补偿协议无效之诉（案号：2012佛南法樵民初字第８号；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795号），曾经导致两被告追索补偿款的案件中止审理。在南海法院及佛山市中院驳回原告股东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后，原告又提起本案诉讼，妄图以其在本案中的诉请抵消被告的索赔请求。原告的缠诉行为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增加了两被告的诉讼负担，是极其不符合商业道德的行为，两被告对此极为不满。即使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诉讼也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谭建邦起诉原告的诉讼案件的判决是在2009年作出的，故原告已经在2009年已经知道本案的相关情况，如果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在两年内提取诉讼，但至今已经达四年，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发生，故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认为，吉鸿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对于两被告的答辩，原告回应称：1.对诉讼时效。原告对两被告有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收取了案外人的款项不交回给原告；二是两被告将原本属于原告公司的九辆汽车占位己有至今，故本案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相关负责人在近几年中是有打电话给被告的，但时间间隔久调取困难需时间长，故现在无法提供。在今年年初，原告启动了与广州恒大地产公司进行项目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合作单位广州恒大地产有限公司对原告相关项目的审计和查阅发现两被告这方面的行为严重，证据确凿，故原告才提起本案的诉讼。2.两被告始终混淆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概念、权利义务等关系，本案是以原告名义对两被告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非以股东的名义提起诉讼，被告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从原告拿走财产占为己有就是违反和侵权的行为，原告有权向被告要求承担侵权行为的责任。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1.原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各1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复印件共16页，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购房款收据复印件一张、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收据复印件一张（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来源于2008南民三初字第268号案卷材料），证明两被告在2004年10月22日收取案外人谭建邦80万元，将原告公司房屋一套抵债。但该80万元没有交付原告公司，两被告侵占了原告公司该80万元。3.购房款收据复印件两张（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分别来自2008南民三初字第438、439号案卷材料），证明两被告2002年11月18日收取案外人谭建邦160万元，将原告公司房屋一套抵债。但该160万元没有交付原告公司，两被告侵占了原告公司该160万元。4.购房款收据复印件一张、律师见证文件复印件一组（含股权转让协议书、八个附件）、原告公司与谭建邦交易汽车一览表复印件一份、汽车行驶证复印件四份、小轿车易别墅协议复印件一份及补充协议复印件三份（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来源2008南民三初字第440号案卷材料），证明（1）两被告于2000年11月11日收取谭建邦90万元没有交付给公司，侵占了原告公司90万元；（2）属原告公司的9辆汽车（价值796万元）被两被告占有。具体情况如原告公司与谭建邦交易汽车一览表所示；（3）由两被告操作，部分购车款已用原告公司房产抵偿，导致原告公司损失了相应的房产。5.购房款收据复印件一张（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来源2008南民三初字第441号案卷材料），证明被告在2002年11月18日收取案外人谭建邦80万元，但该80万元没有交付原告公司，两被告侵占了原告公司该80万元。6.交易汽车一览表复印件一份、交易汽车行驶证复印件四份、小轿车别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复印件三份、按揭登记费发票复印件一份、购房收据复印件一张、借款收据复印件一张、借款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据材料收据复印件一张（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来源2008南民三初字第442号案卷材料），证明属原告公司财产的9辆汽车（价值796万元）被两被告占有，同时造成原告公司损失了房屋一套。7.购房款收据复印件4张（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分别来源于2008南民三初字第443、444、445、446号案卷材料），证明两被告收取了谭建邦320万元但没有交付给原告公司，私自占有，侵占了公司320万元。8.购房款收据复印件一份、交易汽车一览表复印件一份、交易汽车行驶证复印件四份、小轿车别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复印件三份、购房收据复印件一张、借款收据复印件一张、进帐单复印件一张、信用社借款收据复印件一张、借款申请书复印件一份、材料收据复印件一张、机动车登记查询资料复印件4张、行驶证复印件5张、材料收据复印件一张（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来源2008南民三初字第447号案卷材料），证明两被告收取了谭建邦80万元没交给原告倾情私自占有，侵犯了原告公司80万元的财产权，涉案的9辆价值796万元的汽车属原告公司的财产，被两被告侵占。９.购房款收据复印件四张（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分别来源于2008南民三初字第448、449、450、451号案卷材料），证明两被告收取了谭建邦320万元没交给原告私自占有，侵犯了原告公司320万元的财产。10.公安询问笔录复印件5份（均加盖本件复印自南海区人民法院档案，来源于2008南民三初字第268号案），证明两被告确已收取案外人前述的款项共1210万元。11.原告作为被执行人的53件案件的生效判决书及执行文件复印件，证明原告至今仍有67422706.73元到期债务不能给付，大部分债务是在两被告侵占公司财产期间发生的。两被告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原告本身和股东的权益，及损害了公司众多债权人的权益，该侵权行为导致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实现。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原告的证据是来自于已经生效的诉讼案件的卷宗和被告在该部分诉讼案件的证据，故两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10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1-10的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的证据中一类是单据收据和当事人的口供证据不能证明两被告收了案外人谭建邦的1210万元款项，因为法院在已经生效的案件中已经查明原告与案外人就十五套房产的基础关系是因为两者在多年来形成的交易关系的结合，孤立看收据是为了用于确权时使用的凭证不是收现金的凭证，故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是不相符的，包括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中的负债表中记载了原告在2004年转让股权时还欠案外人17万元借款未还。对另一类行驶证、合同、公安查证的文件证据，原告曾经向公安部门举报人为两被告与谭建邦合谋侵占公司财产，当时南海区公安机关受理了原告的报警后作出了初步调查，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受理了原告的举报后进行初步调查的笔录，但公安机关最后查明两被告与谭建邦没有合谋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故公安机关对原告的举报不予受理，也向原告出示了不立案的相关材料，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的笔录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1中的53份判决书两被告认为不属于证据，仅是属于材料，但两被告认可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53份判决书反映出的事实和内容与本案无关，不应当成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是为了证明该53份判决所确认的原告享有的债务是由于两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及两被告的侵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利益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两被告早就不是现在原告的股东，现在原告是由另外的股东实际经营及管理，故原告的债务应当由其作为法人独立清偿是根据公司法应有义务，公司的债务由现在的股东承接也是早有文件记载并公示，而且在政府工商局登记备案，故两被告认为上述证据1中的53份材料根本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具有证明力。两被告称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提供，但向法院提供了两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到的两个诉讼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共三份（案号分别是2013佛南法民三初字第8号、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795号；2012佛南法樵民初字第198号），证明两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到的事实在该两件案件的判决书中都已经查明，两被告曾经是原告的始创股东，在2004年转让股权时新股东以承担原告的债务换取公司的资产的方式转让股权的，在转让股权时原告与受让股东对公司的资产是有明确划分的，但原告的资产不是全部都给受让人，受让人受让的原告的资产其中就不包括涉案的汽车和卖给案外人的十五套房产和办公用品等，两被告拿走原告的几套房产是对两被告向原告投资的回报，且法院是确认两被告拿走原告的几套房产的行为是合法的。经庭审质证，原告针对两被告出示的证据材料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认为与本案无关，三份判决书中判决的事项与本案的事实是不同的。经审核，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双方证据均予以确认。就双方举证、质证、辩证的意见及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南海市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5年12月18日登记成立，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区玉华，被告区玉华、被告区玉堂为股东。2004年10月23日，两被告与张元保、王佳讯、李宏签订《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原告的全部资产转让给受让方张元保、王佳讯、李宏，以受让方承接所有债务为对价，并在转让协议的附件中列明了原告的资产和债务。之后，吉鸿公司的股东经多次变更，至2013年12月25日，股东变更为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意长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宝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光晓。2008年4月28日，案外人谭建邦以其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南海市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收购房款收据、《南海市吉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谭建邦交易汽车一览表》等证据材料，向本院起诉本案原告吉鸿公司，要求交付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七星山庄B型17-24、27幢、A型53幢、C2型6、8、17、18幢、C2型34幢（即七星路19号）合共15幢别墅，并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案号分别为（2008）南民三初字第268、438-451号。诉讼期间，吉鸿公司认为该15幢别墅的出售情况存在疑点，怀疑谭建邦、区玉华及公司原销售人员何敏艺联合诈骗公司财产，故指派其副总经理王建良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报案。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分别向王建良、何敏艺（原系吉鸿公司的员工）、区玉华（原系吉鸿公司的股东）、谭建邦做询问笔录。王建良在询问笔录中称，在公司没有转法人之前，我公司与谭建邦有业务往来，这只不过是与他购买过汽车，欠他汽车款17万人民币。我公司于2004年底已经将这笔借款以现金的形式交给区玉华，由区玉华交还给谭建邦，区玉华还拿收据给我公司入账。除了这笔17万元的借款债务，公司与谭建邦没有其他借款债务。我公司从未以别墅向其抵债，也从未收到谭建邦交来的1130万元购房房屋款。何敏艺在询问笔录中称，在吉鸿公司营销部工作过，工作流程分几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以楼抵押工程款或老板购买的其他物品的，当时大部分的工程款都是以楼抵扣工程款或其它物品的，这些都是老板先通知我们，然后客户凭工程结算单过来签订合同。第四种情况就是老板直接通知我们，告诉我们客户的名字要我们起草买卖合同，客户来后我们直接与客户签订合同并开具收据给客户，或者是我们起草好买卖合同交给老板区玉华或区玉堂，由他们与客户签订，然后，老板再将合同交回给我们，通知我们什么客户买了什么楼，这些客户都是没有直接交钱给我们或拿银行缴款凭证来让我们开具收据，我们都是按照老板吩咐开具收据给这些客户的。我知道谭建邦是吉鸿公司的客户，有十多间房屋，他是上述所说第四种情况的客户，是老板以房屋抵扣物品或欠款的。经我手没有见过谭建邦拿过银行交款凭证、结算单或欠款单到我营销部办理手续，都是老板通知我们或拿买卖合同给我保管，我才知道谭建邦是那间屋的业主。当时开具收据是老板将一叠已签订好的买卖合同交给我，要我开具收据给客户，收据的日期是按照合同上签订的日期照抄，还有一种情况是老板先列好表格，让我按照表格上的客户、金额及日期开具收据，至于涉案的收据是按合同照抄还是老板事先列好表格，我就记不清了。区玉华在询问笔录中称，吉鸿房地产公司于1998年开始开发西岸七星山庄的房地产项目，主要是以建设别墅为主。谭建邦这15幢别墅主要是以物易别墅的，因为当时吉鸿房地产公司向谭建邦购买了十多台汽车，并且谭建邦也有帮七星山庄做了一些工程，车款及工程款都没有支付给谭建邦。于是，我就与谭建邦协商，以七星山庄的别墅抵车款及工程款。以别墅与谭建邦结算车款、工程款开始有小部分是有签订协议的，后期的就没有了。谭建邦在询问笔录中称与被告区玉华1989年相识，双方保持密切往来，关系很好。区玉华在1996年就在西岸镇开发房地产，成立了“七星山庄”。在区玉华刚开始做“七星山庄”房地产时就先后向谭建邦购进了十多台汽车，但由于区玉华在建“七星山庄”房地产，将钱都投入进去了，购车款无法支付。区玉华还多次向谭建邦借钱购买建筑原材料、支付部分工人工资。由于区玉华将钱全部投入“七星山庄”，在生活上有时会出现困难，谭建邦也会借钱给他，以资助他，上述所有的资金往来，除车卖出给他有收据外，其余平时给钱给区玉华那些我都无收据的。涉案的15幢别墅并非吉鸿公司欠其工程款或谭建邦以现金购买，而是谭建邦出资资助被告区玉华，区玉华无钱还款，用15幢别墅以物抵债。2009年9月25日，前述（2008）南民三初字第268、438-451号案认定谭建邦与吉鸿公司之间买卖别墅的法律关系真实存在，吉鸿公司内部方面，区玉华是原吉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吉鸿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至于区玉华实际如何处分合同对价（即谭建邦以抵付购房款的车辆、借款、工程款、材料款等）是吉鸿公司内部的自身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谭建邦对对价的履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吉鸿公司承担。但因“讼争别墅不符合交付使用的条件、亦未具备提交房产管理部门确权的条件，即原告请求交付讼争别墅及办理产权登记现为事实不能履行”，故判决“驳回原告谭建邦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吉鸿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4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1月12日，案外人谭建邦向本院起诉本案原告吉鸿公司，要求立即办理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七星山庄B型17-24、27幢、A型53幢、C2型6、8、17、18幢（即七星路19号）合共15幢别墅的登记备案手续，并要求支付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案号分别为（2010）南民三初字第213-226号，因“讼争别墅已超过预售许可证期限，且讼争别墅已停建不具备工程验收条件，故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能进行合同备案”，故案件判决“一、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予原告谭建邦；二、驳回原告谭建邦的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10月8日，原告吉鸿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经查，案外人谭建邦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合同签订日期分别为2000年11月12日1份对应A型53幢别墅，2002年6月3日3份分别对应B型23-24、27幢别墅，2002年11月18日6份分别对应B型17-22幢别墅，2004年1月5日2份分别对应C2型17-18幢别墅、2004年10月22日2份分别对应C型6、8幢别墅等，预收购房款收据显示的收款日期与对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日期相同。两被告与张元保、王佳讯、李宏签订的《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四：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表显示，尚欠谭建邦借款本金17万元，无利息，备注：含C1办证费用；附件五：工程款对数清单，无谭建邦信息；附件六：材料款对数清单，无谭建邦信息；附件八：已售别墅清单，包括涉案的15幢别墅。谭建邦持有的《南海市吉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谭建邦交易汽车一览表》显示，实际产权属人为区玉华8辆、区玉棠1辆，入户名称为区玉华、区玉棠、黄锡初、肖传兵、恒昌陶瓷、广东省粤达公司、苏中灿等，合计796元。甲方签名：谭建邦2002年10月20号，乙方签名：区玉华2002年10月20日。谭建邦持有的小轿车易别墅协议显示，甲方（南海市吉鸿房地产公司）以南海西岸七星山庄C型（2号）别墅一套，建筑面积281.166平方米，作价人民币七十八万元，换取乙方同等价值全新林肯牌99款小轿车（粤Ｗ×××××）一台；甲乙双方另签售楼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区玉华、谭建邦签字并盖公司章，签约日期：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本院认为，（2008）南民三初字第268、438-451号案判决书认为由于区玉华是原吉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吉鸿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谭建邦与吉鸿公司之间买卖别墅的法律关系真实存在。但是对于吉鸿公司内部方面，区玉华实际处分15幢别墅的行为如何定性，因为不影响谭建邦与吉鸿公司的买卖别墅的法律关系，故未作审查。而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争议焦点及需要查明的事实正在于，如何定性区玉华实际处分15幢别墅的行为，即两被告作为原告股东时，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七星山庄B型17-24、27幢、A型53幢、C2型6、8、17、18幢、C2型34幢（即七星路19号）的合共15幢别墅给付予案外人谭建邦，是否损害了原告公司的利益。被告认为其作为原告公司股东时决定给付谭建邦15幢别墅，是为了抵扣借款、购车款、材料款、工程款等。原告则认为公司账册中无欠谭建邦该款项的记录，且就该15幢别墅开具的收款收据合计1210元也未入公司账，被告向谭建邦购买车辆也未登记在公司名下。故认为两被告作为原告股东时，决定将原告财产即涉案的15幢别墅给付予谭建邦，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双方均认可谭建邦对15幢别墅未实际付款，因此谭建邦获得该15幢别墅是否构成其与原告之间债的抵消，决定了给付谭建邦15幢别墅是否损害原告利益。对此，本院需查明：1.谭建邦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涉案的15幢别墅是否用于抵消谭建邦与原告之债。关于谭建邦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债的关系，原告认为公司账册无记录，故无法确认；被告则认为原告欠谭建邦借款、购车款、材料款、工程款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举证证明原告欠谭建邦借款、购车款、材料款、工程款。根据区玉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吉鸿公司向谭建邦购买汽车，谭建邦也有帮七星山庄做一些工程，车款及工程款都没有支付给谭建邦。谭建邦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区玉华做“七星山庄”房地产，向谭建邦购进汽车，无钱付款，区玉华还多次借钱购买建筑原材料、支付工人工资，区玉华在生活上出现困难，谭建邦也借钱给他，资助他。两人的陈述在内容上大致吻合，但是在法律关系的主体认定上则有不同，区玉华认为是原告欠谭建邦购车款、工程款等，谭建邦的陈述不能明确向其买车及借钱的主体是区玉华或原告。关于购车款方面，根据王建良在公安机关处的询问笔录，原告曾向谭建邦购买汽车，欠汽车款17万元，在转了法人李宏后已还清给谭建邦，这与《股权转让协议书》附件四：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表显示的，尚欠谭建帮借款本金17万元，相吻合。虽然王建良表示不知道借款原因及用途，但汽车款17万元与借款本金17万元在数额及还款时间上相一致，也与借款备注栏“含C1办证费用”相吻合，则被告转让原告的股权时原告尚欠谭建邦17万元购车款。由此推断，向谭建邦购买汽车的主体是原告，因此，原告欠谭建邦购车款属实。关于工程款、材料款、借款等方面，王建良在询问笔录中称除了这笔17万元的借款债务，公司与谭建邦没有其他借款债务。何敏艺的询问笔录也显示，如果别墅用于抵扣工程款、材料款等，买主会拿结算单置换别墅，结算单入公司帐，而谭建邦不属于此类业主。谭建邦陈述其对区玉华还有私人生活上的资助，双方以别墅抵债亦包括区玉华的该部分债务。《股权转让协议》附件：负债表中有对于被告区玉华个人的负债。鉴于以上证据，被告所述的工程款、材料款、借款等可能系区玉华个人向谭建邦借款，后投入公司，入账为公司向区玉华的借款，或以其他方式为区玉华个人使用。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对于原告举证带来的事实可能性，需要被告举证予以排除，否则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被告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材料款、工程款、借款等相关款项的欠款主体是原告。故，对于被告主张的原告欠谭建邦购车款之外的款项部分工程款、材料款、借款等，本院不予认可。关于15幢别墅是否用于抵消原告与谭建邦之债，由于本院认定本案中原告与谭建邦之间只有买卖车辆的债权债务关系，故需查明购车款是否形成15幢别墅的对价。区玉华、谭建邦的询问笔录均显示，15幢别墅抵扣购车款、工程款、借款等。《小轿车易别墅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也佐证了原告与谭建邦之间存在别墅抵扣购车款的合意及行为。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谭建邦之债因原告给付谭建邦15幢别墅而消灭。但由于15幢别墅抵扣的款项包括购车款及其他款项，其他款项无证据证明系公司与谭建邦之债，故15幢别墅并未完全用于抵扣原告与谭建邦之债。关于被告区玉华占有9辆车的行为，原告认为9辆车未登记在原告名下，在公司资产表中也没有体现，真正所有权人为被告区玉华，本院不认可这个观点，理由如下：《南海市吉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谭建邦交易汽车一览表》列的实际产权属人与入户名称不一致，该文件理解为实际产权属人自愿将车辆入户于其他人名下。实际产权属人为区玉华、区玉棠，是原告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乙方签名处是区玉华。由于当时区玉华是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区玉华的名字及其签名可能代表其作为自然人的法律权利及义务，也可能代表原告公司的法律行为。如果实际产权属人区玉华代表的是自然人区玉华个人，则实际产权属人区玉棠亦代表区玉棠个人，乙方签名处应有区玉华、区玉棠两个名字，否则该协议无法律效力。再结合文件抬头，系南海市吉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谭建邦汽车交易，本院认为，乙方签名区玉华代表的是原告公司行为，实际产权属人区玉华、区玉棠代表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亦即原告公司实际拥有车辆所有权。王建良、区玉华、谭建邦在询问笔录中均提到原告公司向谭建邦买车事宜，也可佐证当时9辆车的实际权属人系原告公司。尤其是王建良作为公司员工，认为公司向谭建邦买车，即向谭建邦购买的车辆用于公司事务。即便区玉华、区玉棠有使用9辆车处理非公司事务的行为，由于具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身份，无法彻底区分其每一个行为是否处理公司事务而产生。故本院认定9辆车的真正所有权人为原告公司。虽然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但两被告将9辆车登记在他人名下，并不影响9辆车所有权属于原告的事实。然而，2004年10月23日，两被告与张元保、王佳讯、李宏签订《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转让协议的附件中列明了原告的资产和债务，却并未包括涉案的9辆车。对此，被告认为股权转让时，被告已对原告资产和负债进行剥离，9辆汽车不包括在转让财产中，是被告从原告处拿走的投资回报，两被告至今还对汽车享有实际性的权益。受让人受让的100%股权受让的是原告的部分资产，不是全部资产，当时没转让的资产不是属于公司的资产，是属于原股东即本案两被告或“已经买了的案外人的”。结合被告的举证及庭审中的陈述，被告在转让股权时，其所述的“资产剥离”，未有证据显示是经法定程序进行。虽然被告的行为已与当时受让公司股份的新股东达成协议，被告认为未曾伤害到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利益。被告拿走9辆车，虽然未遭到新股东的反对，但却是在公司亏损状态下取走公司资产，未有相应的资料显示被告履行了分配利润的程序，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的条件。庭审中，两被告亦称转让股权时公司属于亏损状态，但总体资产大于负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年）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配利润的前提条件为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总资产大于负债，并非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充分要件，而公司年度亏损必然导致公司无税后利润可分配。因此，在本案中，被告无任何依据表明其依照公司法程序取得公司利润分红，也没有依据表明公司在股权转让当时符合分配利润的条件。被告在此种情况下拿走公司财产作为投资回报，显然造成了公司财产损失。事实上也确实因为被告拿走9辆车，导致原告对该9辆车的所有权丧失，原告受到资产减少的损害。综上所述，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期间，向案外人谭建邦交付15幢别墅、从原告公司拿走9辆车，构成了损害原告公司利益。尽管被告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但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能否得以支持涉及到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被告转让股权时，15幢别墅显示为已售状态，9辆车未登记在原告名下亦未在公司资产中显示，新股东受让股权时接收了公司财务账册，有充分条件与可能性了解公司状态，但受让股东并未提出公司权利被侵害的异议，并以双方协议的价格受让了原告公司股权，且公司股权在其后继续以此状态进行了多轮的转让、频繁的变更，期间从未有受让股东提出公司权利被侵害的主张，最终股权由目前原告现任股权取得，原告现任股东也取得了经其了解并同意受让后的原告公司的财务账册。尽管原告现任股东称其是在谭建邦起诉后才知悉相关情况，尽管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也区别于股东，但公司的意志必定是通过其法人或股东等代表人行使，其意思表示也必然通过法人或股东等代表人体现，正如原告在本案中的意见也是通过现任股东表达一样，因此，在原告现任股东接手原告公司前，原告同样是通过其股东表述意志，行使权利，事实上，原告也一直有相应受让的股东经营管理，原告不存在表述意志、主张权利受限受阻的情形。本案中，原告也未提出其在被告转让股权后的一系列股权变更过程中，存在影响其提出权利侵害主张的障碍，因此，无论从2004年10月23日两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时或是2009年12月4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谭建邦与原告买卖15幢别墅的法律关系真实存在，原告当时的股东均不存在无法知悉原告权利受侵害的事实，原告的权利通过原告的权东行使，原告股东自始直至本案2014年10月起诉，提出主张，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年）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181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不另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焕桃审 判 员  叶水凤人民陪审员  陈燕华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邓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