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30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付才，男，汉族，1976年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委托代理人邹克强，广东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荣福，男，汉族，1969年8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委托代理人李志玲，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付才因与被上诉人廖荣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4）佛明法更民一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上半年，何付才与包括廖荣福在内的14户村民签订了一份《租地合同》，约定14户村民将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社区塘口村（以下简称塘口村）的土地转包给何付才，共计约23亩，其中廖荣福有1.95亩，签约时土地的状况为耕地。该《租地合同》约定了租金为每年每亩300元，承包期限为20年，但未约定土地交付使用的时间。签约之时，合同的落款时间留白。签约后至今，廖荣福未交付上述土地给何付才。2011年10月间，高明区更合镇政府出资将该《租地合同》项下的土地改造成为鱼塘；改造后，廖荣福开始在1.95亩鱼塘中饲养鱼。
在原审庭审中，何付才自认：在上述《租地合同》的落款时间处“2013年3月1日”是其自行填写，该《租地合同》的签订时间不是在2013年3月1日。
2014年1月8日，何付才要求廖荣福交付上述鱼塘，廖荣福不允，何付才遂强行挖开廖荣福的鱼塘塘基，造成廖荣福的财产损失。
2014年1月30日，何付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廖荣福继续履行《租地合同》；2.廖荣福赔偿何付才工程停工机器停工及退场费16500元；3.廖荣福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何付才与包括廖荣福在内的14户村民所签订的《租地合同》能否履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认定该《租地合同》的签订时间。廖荣福抗辩签订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原审法院向签约的其他四户村民询问的结果亦是2011年上半年，结合何付才庭审自认该《租地合同》上的落款时间是其自行填写上去的、实际签订时间不是2013年3月1日，原审法院认定该《租地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在2011年上半年，该《租地合同》项下的土地的状况为耕地，经过2011年10月间政府的出资改造，该《租地合同》项下的土地的状况转变为鱼塘。
政府出资改造，使得合同标的物从耕地变为鱼塘，合同标的物的价值获得大幅提升，此是政府给予包括廖荣福在内的14户村民的一种福利。何付才与包括廖荣福在内的14户村民在2011年上半年签约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耕地的转承包，现何付才擅自在该《租地合同》的落款时间填写上“2013年3月1日”，从而使得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鱼塘的转承包，在合同的价款、承包期限未作变更情况下，政府给予廖荣福等14户村民上述福利未得到体现，如签订双方继续按该《租地合同》的条款履行，廖荣福等14户村民的利益受损，对廖荣福等14户村民不公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该《租地合同》应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现何付才请求廖荣福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何付才请求廖荣福赔偿工程停工、退场费，于事实、于法律均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何付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3元，由何付才负担。
上诉人何付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上半年错误。2012年1月4日（农历为2011年12月），塘口村荒地推鱼塘的工程正在施工过程中（工期2011年12月22日到2012年2月22日），何付才与包括廖荣福在内的17户村民签订了一份《租地合同》，约定17户村民将塘口村的正在整改的土地转包给何付才，共计约28亩，其中廖荣福有1.95亩。后因梅泽军、黄亿凡、黄宗宣三户反悔，要求自己耕种，何付才错误认为这份部分合意解除（撤销）的合同有人反悔已经全部无效，故将此合同原件撕毁。2013年3月1日前一周左右及当天，何付才又与包括廖荣福在内的余下14户村民重新签订了同一份《租地合同》，约定14户村民将各自在塘口村的鱼塘份额转包给何付才经营，共计约23亩，其中廖荣福有1.95亩。廖荣福在接受更合派出所民警询问时亦明确承认“到了2013年3月1日，何付才便给了1年的鱼塘的土地租金给我并双方签订合同承包鱼塘的土地”。2012年1月4日签订合同时土地状况不是耕地，而是无法耕种的荒地，已经荒废了9年以上，正在开始由荒地改造成鱼塘。2013年3月1签订合同时土地只是经过了前期初步整顿，挖出了鱼塘的雏形，但还没有达到适合规模耕种的状态，派出所拍摄的照片亦可证明。原审法院所调查的四人都分别签署了2012年1月4日及2013年3月1日的合同，而两份合同条款、格式相同，被调查人针对调查法官先入为主的提问，估计就两次签订合同没多想就回答错了提问。2.原审判决认定廖荣福未交付土地给何付才错误，而事实是廖荣福已在2012年以前就交付给了何付才，因为何付才在2011年11月已经交纳了10000元押金给出租方代表刘洪华。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社会工作局2014年1月6日《会议记录》记载：“廖荣福反映，何付才2012年没有交纳鱼塘租金，并口头上答应其在鱼塘塘基上建猪舍养猪，在鱼塘里养鱼”，此亦说明廖荣福承认在2012年前已经把土地交付给何付才，作为2012年没有收到租金的对价，廖荣福依据2012年的口头协议暂时使用鱼塘养鱼。实际上，根据塘口村经济社安排及相关村民同意，23亩地直接由经济社交付给了何付才。3.原审判决认定“签订合同之时，合同的落款时间留白”不准确，没有查明留白最多才几天的事实。所有签名村民都是在2013年3月1日当天或前一周内签名的，包括廖荣福。在2013年3月1日前一周内，何付才分别找到14户人家确定租地意向，到2013年3月1日全部确认签名后于当天向所有人支付了租金并让收租者签名确认，何付才在此时才补上合同时间2013年3月1日合情、合理、合法。4.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10月间，更合镇出资将《租地合同》项下的土地改造成鱼塘；改造后，廖荣福开始在1.95亩鱼塘中饲养鱼”错误，事实上，鱼塘改造至今没有完成，更合镇出资补助首期（首次）改造鱼塘的开工时间是2011年12月22日到2012年2月20日，由于各种原因2012年7月26日该工程才完成验收。首期工程投入只有14.3万元（政府补助，分摊到50亩，每亩2860元），而后期何付才又招商近13万修路，亲自投入塘基建设15.8万（分摊到18亩，每亩8778元）。而在政府、经济社、施工方就工程验收纠纷期间，廖荣福没有和任何人协商，不顾村集体、镇政府的统一安排，在2011年收取了租地押金（定金），在2012年1月4日签订了租地合同后，擅自在2012年5月进场霸占了一块面积约4亩的水面养鱼，后来还说进场养鱼是和何付才有口头约定。塘口经济社没有向廖荣福交付过涉案鱼塘（1.95亩或4亩）。5.合同上“2013年3月1日”的落款日期系何付才自行填上，但何付才当庭说的“事后补上”不是说2011年的事后，而是2013年2月下旬到2013年3月1日当天的事后。因为何付才本人的名字是在2013年3月1日前几天就签上了，而2013年3月1日何付才才补填日期，自然说日期是自己事后（签字后若干天）补上去的。6.何付才是要求廖荣福撤离非法占有状态，而非一审判决所谓的何付才“要求”廖荣福“交付鱼塘”。何付才不是2014年1月8日才开始要求其离场，因为麦兆权工程队已经进场多日，何付才在工程队进场后就开始加紧催促廖荣福清场了，甚至在2013年12月底何付才因此到信访等部门投诉其不离场、不履行合同。而事实上，本案后来确经多部门处理调解过。7.一审判决对廖荣福于2013年3月1日收取租金的事宜未作认定，遗漏事实。8.一审法院对合同签订、履行的各个时间点认定错误，对合同签订的背景及2014年1月8日前多方的交涉冲突没有深入分析，导致错误认定了涉案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事实上涉案合同已经不具有变更、撤销的法定事由、期限。
二、一审判决“认定《租地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与何付才、廖荣福及法院调查的证人的陈述都不一致。1.一审判决认定的时间和廖荣福先前在派出所笔录说2013年3月1日签订合同的自认相矛盾。2.法院向其他村民调查时问合同签订时间“是何时签订的？2011年还是2013年”，回答均是“2011年”，但没有一个“2011年上半年”。3.何付才“2013年3月1日”是后补，其想表达的意思是自己及大部分签字人员签字在几天内完成后，其在2013年3月1日发放租金的时候补上去的，而不是说2011年签名2013年补日期。
三、一审法院证据处理错误。1.一审判决没有正确认定涉案《租地合同》实质上是一份附前期巨大建设条件的租地合同，附条件转承包价格300元每亩每年合情、合理，该合同没有可变更，可撤销的事实基础。从塘口村及更合镇三峡移民办公室对于发展移民经济的政策、安排，结合涉案地块的历史及现实的状况来看，合同承租方（转承包人）在承包期内耕养鱼塘需要一条约1公里3-4米宽的简易公路，需要夯实加宽，整改鱼塘的塘基，需要开挖、搬运、处理土方及耕种前的肥田，需要自费接通水电及布置、修建鱼塘管理、耕种的电气设备、建筑设施。在完成相关投入后，鱼塘才算适合规模种养标准，才可能升值到500-800元每亩的市场价值。而从经济社的整改文件及居委、镇一级的整改文件可知，首期20年的承包者即何付才需要承担很大部分的无偿建设、养护和升级的义务，故300元每年每亩合情、合理。2.一审法院对四户村民的调查材料直接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是错误的。因为，本案调查对象是由廖荣福带到法庭做笔录的，法庭询问采取了诱导式的询问，且证人未出庭，而被调查人员刘洪奎、刘洪华是堂兄弟，刘洪华与代表ＸＸ卫签字的刘洪玉是亲兄妹，故三份笔录也就是一份笔录的效力。而被调查人员袁绪春曾对何付才说，其本人没有去法庭接受过调查。此外，在何付才已对塘基进行改造后，鱼塘已升值，被调查人员已经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证人证言应谨慎采用。2.2014年7月21日下午，在一审书记员向何付才及代理人出示2014年7月18日的调查笔录并要求发表意见后，何付才即时马上回家找出了2012年1月4日签订的《租地合同》复印件交给原审法官看，要求法官作为证据收下而法官拒绝收下，而法庭应该就该新证据结合调查笔录开庭审理质证，但法庭在出现反证的情况下没收下反证做进一步的调查的，显然处理不公。3.一审法院以何付才未在庭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为由，拒绝何付才已到庭的证人麦兆权出庭作证，而廖荣福在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出证的情况下于2014年7月18日带人到法庭作调查，一审法院却接受，显然该处理不公平。
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是关于合同撤销、变更之诉的规定，但合同可变更或撤销需要有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才适用，而纵观本案事实，本案不存在合同撤销、变更的事实基础，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一个转承包关系，应主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至四十三条调整。
综上，上诉人何付才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廖荣福履行签订的《租地合同》；3.判令廖荣福赔偿工程护工造成的机器停工及退场费16500元；4.判令廖荣福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廖荣福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何付才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塘口村土地整改方案一份，拟证明土地只有分配份额，没有分到村民，打算整体发包，就转包给了何付才，并对土地发展作出了规定。
证据2.2012年1月4日《租地合同》一份，拟证明17户村民与何付才签订了土地转让承包合同，面积是28亩。
证据3.更合镇社会工作局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2014年1月8日村委会、村民小组、更合镇社会工作局就案涉鱼塘纠纷问题进行调解及何付才、廖荣福有关事实的自认。
证据4.协议书、验收证明、结算表各一份，来源于高明区更合镇社会工作局，拟证明2011年12月22日至2012年2月20日塘口村将鱼塘整理出来，所有村民都知道将鱼塘承包给一个人大户经营。
证据5.麦兆权工程队的证言、麦兆权与何付才之间签订的合同及收据各一份，拟证明何付才实际承包土地之后，与麦兆权签订了鱼塘整理工程合同。
证据6.（2014）渝山证字第2380号公证文书一份，因本村村民杜先才常年在外，无法到庭作证而提交其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廖荣福、何付才之间签订的两份合同都是真实的，廖荣福将鱼塘转包给了何付才。
在二审诉讼中，何付才申请证人翟小平、侯义俊出庭作证，拟证明2012年1月4日签订的合同是村民经过开会，17户村民将涉案地发包给何付才，2013年鱼塘初步成形，村里已经挖好鱼塘，何付才交了租金，村里就叫14户村民重新签名签订一份合同，是以鱼塘的价格发包的，价格合理，且是村民真实意思表示；唐荣福非法占有鱼塘。证人翟小平作证称，何付才是其妻子的远亲，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包括其在内的17户村民与何付才于2012年1月4日签订了《租地合同》，当时是荒地，出租给何付才做鱼塘，签完合同之后就开始挖鱼塘了，是以鱼塘的价格发包给何付才的；每户村民所分得土地的位置、面积是确定的，大家在发包之前都知道要整改成鱼塘；2013年3月1日，其与何付才再次签订《租地合同》。证人侯义俊作证称廖荣福是其侄子侯柱连的岳父，其与何付才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其与何付才共签过两次合同，第一次签的是2012年1月4日的合同，第二次是2013年3月1日的合同，第二次的合同上确实是有时间的；第一次是廖荣福收的租金，第二次廖荣福没有收租金；因其土地与侯柱连、廖荣福的地在一起，所以就让廖荣福去收租金；签合同时是以鱼塘发包给何付才的。
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廖荣福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7.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居委会塘口经济合作社2014年11月5日《证明》（负责人李书成签名）及李书成向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村民ＸＸ卫、刘洪华、刘洪奎、乔兴连、袁绪春出具的《证明书》及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付才所谓的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是没有签订的，只有在2011年上半年签订过合同，但该合同后来作废了。
被上诉人廖荣福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在证据2上加盖印章的单位即高明区更合镇塘口经济合作社是不存在的；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无关，记载的内容没有涉及本案纠纷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系政府将涉案土地整改成鱼塘的发包合同，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人麦兆权应当出庭作证，而何付才与麦兆权之间的合同是何付才与第三人麦兆权签订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人证言内容有异议，杜先才与何付才有亲属关系，杜先才的妻子是何付才的侄女，应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应采信。翟小平、候义俊的证人证言不可采信，何付才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1年签订的合同后来作废，这与两位证人陈述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不相符；何付才庭审中陈述2013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是没有签时间的，时间是补上去的，这与两位证人所说的当时签有时间是矛盾的；侯义俊陈述证人证言是何付才打印好让其签名的，但内容与何付才一审庭审中陈述有出入，故证人证言均不可信。上诉人何付才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内容是塘口村土地整改方案内容，并不能证明塘口村土地只分配份额，没有分到村民，打算整体发包等，即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何付才拟证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无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会议记录》系第三方整理资料，虽有与会人员签到表，但与会人员并没有在《会议记录》签名确认，廖荣福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也不予采信。因廖荣福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人麦兆权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麦兆权证言及何付才与麦兆权签订的合同及收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5不予采信。证据6即（2014）渝山证字第2380号公证文书仅是通过公证的方式证明杜先才当着公证人员的面在其书面证言上签名，并不能证明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且证人未出庭，故本院对证据6亦不予采信。因证据7反映的内容与本案当事人廖荣福在更合派出所陈述的内容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1月8日，何付才因开挖廖荣福养鱼的鱼塘塘基而引发双方纷争，廖荣福因此而向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更合派出所报警。
2014年1月8日，廖荣福在更合派出所回答民警询问时称：1.当天早上9时许，何付才叫人用钩机将其经营的位于塘口村村背的鱼塘塘基钩开约2米宽的口子，致鱼塘内鱼随水游走。2.其于2012年5月在该鱼塘内养殖了8000条罗非鱼，至塘基被开挖时应还有6000条，每条重约一斤，但现在塘内大约还有2000条，随水游走了4000条，且无法找回，按市场价格每斤3.5元，每条约一斤，损失共21000元。3.何付才在2010年与其口头商量承包该鱼塘的土地，承包期限为20年，但是何付才一直没有给租金，其于2012年便在土地上搞猪舍建设并挖了鱼塘养鱼。2013年3月1日，何付才给其1年的鱼塘的土地的租金并双方签订合同承包鱼塘的土地，随后其要求何付才赔偿猪栏建设的损失，但何付才不愿意赔偿，故其不愿意交付土地给何付才使用。双方的纷争经村委会、政府多方调解均未化解，何付才在今天便毁坏了鱼塘塘基。
2014年1月8日，何付才在更合派出所回答民警询问时称：1.廖荣福养鱼的4亩鱼塘，其中1.95亩是廖荣福的，1.56亩是黄国宗的，0.56亩是侯义俊的，但其于2013年3月1日同廖荣福达成了承包合同，现在廖荣福养鱼的鱼塘属其所有。2.廖荣福在2013年3月1日合同生效前就在上述鱼塘养鱼，合同生效后廖荣福并没有交付鱼塘给何付才，但其收了4亩鱼塘的租金；到了2013年12月30日交租时，廖荣福却不收租金，并说其请了钩机把塘边弄整好，准备建猪舍，若何付才要收回鱼塘，则需赔偿其钩机费共3000元，因何付才没有答应，廖荣福就不同意放水并向何付才交付鱼塘。3.其与廖荣福协商过，也经过村委会及政府的协调，但廖荣福均不同意，其便在2014年1月8日通知廖荣福后，用钩机将其正在养鱼的鱼塘塘基钩了一个约一米宽的口子，把鱼塘的水放了一半，然后警察就来了。
在原审诉讼中，何付才提交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和《交租》表一份，证明其与廖荣福之间签订有承包合同，廖荣福确认其上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租地合同》是2011年上半年签订的，“2013年3月1日”的时间是何付才自行填写上去的。何付才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称，其提交的《租地合同》是2012年签的，2013年交租金，2013年3月1日的落款时间是其填的；在第二次庭审中，何付才称该《租地合同》不是在2013年3月1日签订的，是在2013年3月1日前不久签订的。在二审诉讼中，何付才称该《租地合同》是从2012年农历年底开始签的，最后一户是公历2013年3月1日签的；上面签名的出租方人数较多，因过新年，有些人回老家，时间跨度较大，在所有人签名之后其才填写的时间；在最后一户签完名后，2013年3月1日就发租金。
在二审诉讼中，廖荣福提交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居委会塘口经济合作社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如下：“兹证明我村村民（户主）与何付才签订塘口土地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租期20年，租金每年300元。合同签订后，何付才没有支付租金，也没有使用土地，合同作废。2011年10月，政府出资将塘口土地改成鱼塘。”该《证明》上负责人署名为李书成。
在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分别向刘洪华、刘洪奎、ＸＸ卫、袁绪春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四位被调查人均反映其与何付才之间在2011年有签订《租地合同》。在二审诉讼中，廖荣福提交署有ＸＸ卫、刘洪华、刘洪奎、乔兴连、袁绪春名字的《证明书》一份，该《证明书》内容反映其与何付才签订租地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在2013年未与何付才签订过任何租地合同。
另查明，何付才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上签署有廖荣福、黄宗国、刘洪华、刘洪刚、ＸＸ卫、侯义俊、翟小平、向应东、袁绪春、刘洪奎、杜先才、乔兴连、向德祥、骆明香等的名字，且名字上加盖有手印。
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是双方之间是否签订有合同？二是双方之间的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三是廖荣福是否应赔偿何付才机器设备停工及退场费用16500元？
关于双方之间是否有签订合同的问题。首先，廖荣福确认何付才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及《交租》表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且廖荣福在2013年实际收取租金的标准亦与《租地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相一致，由此可证明双方之间有签订合同，且廖荣福按合同约定标准收取了何付才一年的租金。其次，廖荣福在2014年1月8日回答更合派出所民警询问时称，2013年3月1日，何付才给其1年的鱼塘的土地的租金并双方签订合同承包鱼塘的土地，并在更合派出所民警所制作的相应笔录上签名确认。廖荣福的该陈述是双方之间发生纠纷后第一次就是否存在租地关系在公安机关所作的正式陈述，且廖荣福系以报案人的身份所作陈述，故相较于廖荣福在诉讼中的陈述，廖荣福的此次陈述更为客观真实。同时，就双方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这个问题上，廖荣福与何付才在2014年1月8日在回答更合派出所民警询问时所陈述的内容基本相同，可相互印证。廖荣福辩称其当时在派出所没有说过上述内容，且未看过笔录就签名，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其所作陈述内容及其签名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对其该辩解主张不予采纳。再次，虽何付才在诉讼中承认2013年3月1日的时间系其自行填写，但廖荣福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且在回答更合派出所民警询问时也承认到了2013年3月1日签订了合同，且在2013年接受何付才的履行收取了该年度的租金，《租金》表上的时间亦是2013年3月1日，此事实表明廖荣福在2013年与何付才签订有《租地合同》。最后，就是否签订有合同的问题，证人翟小平、侯义俊的证言内容与何付才、廖荣福在更合派出所陈述的内容基本相符，可予以相互印证。因此，本院对翟小平、侯义俊的证言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签订有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
关于廖荣福与何付才之间的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有何付才与廖荣福的签名确认，且廖荣福在2013年收取了与《租地合同》约定标准相同的租金接受了何付才的履行，故该《租地合同》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该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何付才与廖荣福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驳回何付才请求廖荣福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请，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何付才关于廖荣福应继续履行合同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廖荣福是否应赔偿何付才机器设备停工及退场费用165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虽廖荣福与何付才之间签订有《租地合同》，且廖荣福负有交付鱼塘土地予何付才的义务，但何付才在签订合同时及于2014年1月8日开挖塘基时均已清楚廖荣福在案涉鱼塘内有养鱼，故即便为了合同的履行，何付才亦应通过合理的方式解决合同履行问题并进行施工，但其却强行用钩机开挖案涉鱼塘塘基，并致使廖荣福财产损失，进而引发纷争导致不能就案涉鱼塘施工，机器设备停工及退场，故相应损失应由何付才自行承担，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其相关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何付才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无理部分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导致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4）佛明法更民一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
二、廖荣福继续履行其与何付才之间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1日的《租地合同》；
三、驳回何付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13（何付才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50元（何付才已预交713.00元），均由上诉人何付才负担；何付才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部分，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代理审判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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