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11民终8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大东流村集祥美地1幢3单元2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87598013997。
法定代表人：刘启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宇，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男，198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强，山西晋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保良，江西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裕新，男，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
原审被告：冯建国，男，1964年4月1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原审被告：李永华，男，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
上诉人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李明因与被上诉人徐裕新、以及原审被告冯建国、李永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8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为：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8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裕新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李明是涉案《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欠条签字的当事人，根据李明代理人在本案一审开庭时的陈述、（2016）赣1128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书等相关证据的证实，以及涉案协议及欠条的签订、出具过程来看，李明应是承担债务的主体，并非上诉人。1、一审庭审中，李明代理人当庭承认：涉案协议及欠条的签订过程中，上诉人旭瑞公司并不知情，也未参与其中。与徐裕新签订协议并向其出具欠条的当事人均是李明，协议及欠条的署名人也是李明;2、涉案协议及欠条上虽然加盖有旭瑞公司的公章，但根据（2016）赣1128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该枚印章系李明私刻后加盖，并非旭瑞公司授予，该加盖行为不能认定为旭瑞公司的授权或追认;3、李明一审中也提交了向徐裕新的转账凭证，结合徐裕新提交的转账给李明的凭证，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是其二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如存在欠款，也应由李明承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管本案是合伙纠纷还是借款纠纷，李明在协议及欠条上加盖伪造印章的行为对徐裕新均不构成合理信赖。1、本案中，虽然李明与徐裕新签订的协议上、李明出具的欠条上都加盖了旭瑞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系李明伪造，且李明并非旭瑞公司员工。旭瑞公司从未授权李明从事任何事务，也未与李明存在挂靠关系，其无权代表旭瑞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或借款。因此，徐裕新没有足够事实或理由相信被上诉人李明具有代理权，李明也不具备足以使徐裕新相信其有权代理旭瑞公司向外签订合同或借款的权利外观，李明使用伪造印章的行为对徐裕新构不成合理信赖;2、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郭艳军借用旭瑞公司资质投标并与中铁十七局签订采购合同，中铁十七局又将款项打给旭瑞公司，推断旭瑞公司对李明使用伪造的行为是知情的”，显然逻辑错误。旭瑞公司同意案外人郭艳军使用公司资质，是真实的，但上诉人不认识李明，也不清楚郭艳军与李明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不能推断旭瑞公司对李明使用伪造的行为知情。十七局与旭瑞公司的业务往来都是由郭艳军办理，与李明无关，十七局也出具了笔录证实不认识李明，与李明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故从整个合作过程看，上诉人及十七局均与李明无关，李明与徐裕新之间的借款合作关系应由李明个人承担。三、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但合伙协议的主体为徐裕新与李明，如前所述，协议上的印章系李明伪造，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徐裕新与李明签订的合同效力不能及于旭瑞公司，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
李明上诉请求为：1、请求上饶中院依法撤销鄱阳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8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李明偿还被上诉人徐裕新本息39699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徐裕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明与徐裕新之间的关系实为借贷关系：2014年10月，李永华邀请了徐裕新、周四勇入股，共同参与经营向中铁十七局供应沙石业务，并于2014年11月10日与徐裕新、周四勇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徐裕新、周四勇作为乙方，须自筹资金200万元用于购买砂石、沙土、渣石等物资，资金由乙方徐裕新及周四勇自行管理；合作方式是将合格沙石运往中铁十七局，然后徐裕新凭沙石、渣石提供方提供的货物收据，每月18日在中铁17局九景××铁路项目部领取物资购买款（按照甲方与中铁17局九景××铁路项目部约定的销售价领取），中铁十七局将货款直接打入徐裕新指定的账号，徐裕新首先在货款中扣除己经支付的货款，并按照每立方5元提取利润分配款，剩余利润再交付给甲方李永华。李永华与徐裕新等合作了约十几天后，李明作为合伙人，在协议上也补签了姓名，等于也成了合伙人之一。2015年2月左右，距徐裕新等与李明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不到3个月，徐裕新等因每月无力完成采购沙石计划，在徐裕新的极力主张下，徐裕新与李明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了《补充协议》(李永华未参与)，改由李明负责采购砂石，资金由徐裕新等人借贷给李明，徐裕新与李明双方口头约定自2014年11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起按月息6分进行结算（《补充协议》为规避法律将违法高利率写成“利润”）。自此，徐裕新等人既未组织车辆向中铁十七局运过沙石料，也没有实质履行过《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与李明等之间的《合作协议》，因徐裕新实际不参与经营，按照《合作协议》第9条的约定无疾而终、效力自始终止。徐裕新等与李明等的关系于2014年11月18日起由合伙关系实际自动转为民间借贷关系。徐裕新索要的预期“利润”符合典型霸道的保底条款特征，有失公平公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11月12日《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相关规定，不应得到支持。二、李明之所以于2015年5月13日向徐裕新出具300万元欠条，缘于徐裕新于2015年5月10日汇了20万款和于2015年5月12日汇了40万款至李明账号（徐裕新5月13日还承诺14日再支付35万元），加上2014年12月底前徐裕新自称已投资的200万款（实际200ＸＸ面包含很多高额利息〕，减掉李明已累计支付的503,500元，故李明在徐裕新的要求下，出具了300万的欠条给徐裕新(300万欠条里面包含依据200万本金、6分月息计算得出553,500元高额利息，徐裕新说照顾李明只要了300万的整数)，徐裕新诉状中提及的300万欠条来源就是这样的。三、一审法院判决涉嫌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最终查明徐裕新与李明关系系借贷关系，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徐裕新以合伙协议纠纷立案案由不符。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规定，向徐裕新行使释明权，告知徐裕新变更诉讼请求后另行起诉，为李明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以保护李明的诉讼权利、定讼止争。可一审法院非但没有按程序规定要求徐裕新撤诉或依法驳回，而是以审代诉直接判决旭瑞公司与李明共同返还徐裕新借款本息365.6万元；且利息计算方面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违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关于“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硬性规定。
徐裕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冯建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同意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对于假章我方是不知情的。
李永华未答辩。
徐裕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判令被告偿还原告365.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徐裕新经朋友介绍认识李永华，李永华再介绍李明给原告认识。2014年11月1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甲方李永华达成《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负责与中铁十七局九景××铁路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签订砂石、渣石等采购协议，并确保项目部及时收购、及时结账；乙方负责筹集200万元现金用于购买砂石、渣石等，资金由乙方自己管理；砂石、渣石等提供方运送项目部，由项目部开出收据给提供方，乙方按收据支付购买款，并收回该收据；乙方凭收据每月18日在项目部领取购买款，乙方在贷款中扣除已付货款，并按照伍元每立方米直接收取利润分配款，剩余利润交付甲方，该项目盈亏与乙方无关。甲方确保乙方每月利润至少达到15万元，每月少于15万元部分由甲方给予补偿；甲方确保项目部开工后的每月18日全额支付砂石、渣石购买款，如项目部拖欠该款项，甲方负责协调并按照该款的千分之五每日支付利息；甲方与项目部等单位之间的纠纷与乙方没有任何关系，如因甲方以及项目部的原因造成乙方损失，由甲方赔偿，法定代表人与委托代理人均负有赔偿等责任。2014年11月18日，原告作为乙方与甲方李永华达成《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除增加“合同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起至九景××铁路竣工时，如乙方自行退出，则合同中止，甲方负责协调项目部按时与乙方结清所有货款与约定的利润”外基本与前份协议内容相同，李永华、李明在甲方代表人处签名，并盖有旭瑞公司印章。在履行过程中，李永华、徐裕新从吴国武那里买的碎石，送到项目部后领有票据，然后李明拿着票据以旭瑞的名义和项目部结算，结算款转给旭瑞公司，旭瑞公司再转给李明的合作人郭艳军。李永华参加合作一段时间后退出。
2015年5月13日，徐裕新作为甲方与乙方李明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被告合伙供应中铁十七局九景衢3标段砂石，甲方2014年11月13日已出资200万元用于乙方为项目部提供物资，2015年5月13日在此基础上追加100万元；乙方按2014年11月18日约定按每月4.5万方沙石量计算利润；乙方必须把与项目部签订的合作协议原件或复印件提供给甲方；乙方必须出具委托函经项目部承诺投资成本及收益由项目部直接支付给甲方，如无法协调甲方可以单独终止合作；乙方必须协调项目部确保按原定协议每月结账两次，支付甲方300万元投资本金与利润；如乙方违约或难以支付甲方投资款项与利润，则由乙方委托人李明负责赔偿，如李明无力支付，则由项目部从乙方的货款中支付，乙方出具委托书；合同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起至九景××铁路竣工时，如乙方无故终止合作，则一周内退还甲方300万元并赔偿12个月利润，甲方可随时撤出投资，乙方无条件在一周内支付甲方投资款和利润，否则按总金额的千分之五每日支付赔偿。2015年5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李明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徐裕新人民币300万元，今欠人李明，并加盖旭瑞公司印章；2016年1月15日，李明出具欠原告65.6万的欠条。
原告徐裕新支付吴国武款项情况：2014年11月5日315830元、2014年11月19日207298元、2014年11月20日153730元。原告徐裕新支付李永华款项情况：2014年11月13日5万元、2014年11月17日5万元，2014年11月19日259730元、2014年11月21日286020元。2014年徐裕新支付李明款项情况：11月13日10万元，11月18日现金2.8万元，11月27日5万元，11月28日5万元，12月9日5万元，12月10日5万元，12月11日15万元。2015年徐裕新支付李明款项情况：5月10日20万元，5月12日40万元，5月14日35万元，5月17日7万元，5月25日5万元，7月25日4万元，8月1日20万元，8月3日10万元，8月20日20万元，9月21日20万元，11月29日5万元，12月8日20万元。
李明支付徐裕新款项情况：2015年1月17日5万元、23500元，2月16日12万元，2月17日6万元，5月5日25万元，5月22日7万元，5月28日5.1万元，6月9日10万元，7月14日12万元，7月17日14万元，7月28日4.1万元，8月19日37万元，9月9日21万元，9月29日20万元，10月30日10万元，11月2日40万元，12月7日10万元。2016年1月13日20万元，1月14日10万元。
2016年3月28日徐裕新向本院申请诉前保全，本院作出（2016）赣1128财保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或查封被申请人旭瑞公司、李明名下财产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在执行过程中，中铁十七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对协助执行提出异议，认为旭瑞公司与项目部有材料供应往来，现欠旭瑞公司材料保证金480192.76元，待材料使用后工程没有质量问题才予以支付。故旭瑞公司不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并承诺该款待质保期过后冻结期内由法院处置。2016年4月14日，本院受理原告徐裕新诉被告旭瑞公司、冯建国、李明、李永华、第三人中铁十七局九景衢JQJXZQ-3标项目经理部合伙协议纠纷一案，2016年6月21日，被告人李明在民事案件开庭审理中，当庭陈述其私刻旭瑞公司印章的行为，并在得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在现场等待民警到来。被告人随民警到达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了其私刻旭瑞公司印章的行为。
2016年12月15日,本院作出（2016）赣1128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7月份，旭瑞公司中标中铁十七局集团九景××铁路JQJXZQ－3X标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中铁十七局）的碎石地材采购项目。被告人李明雇佣他人非法制作了一枚旭瑞公司的印章，由其合伙人郭艳军持该印章与中铁十七局签订了地材采购合同。之后合同按约履行，中铁十七局并依合同约定将款项打给旭瑞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资金需要，被告人李明先后与李永华、徐裕新等人合作。2014年11月18日，被告人李明持其私刻的旭瑞公司印章与徐裕新签订补充协议。2015年5月13日，被告人李明伪造了一份其与中铁十七局签订的地材采购合同，并在该份合同上加盖其私刻的旭瑞公司印章，再次与徐裕新签订合作协议。
2016年7月8日，经上饶市公安局文检技术鉴定，送检的被告人李明与徐裕新签订的合同、合作协议，及提供给徐裕新的中标的地材采购合同中所盖的“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印文与“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真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并以被告人李明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拘役五个月。
其后原告徐裕新仍坚持对被告李明进行刑事控告，导致本案中止时间过长，故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先行裁定驳回其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1、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应否承担合同义务:2014年11月10日，原告与李永华达成的合作协议，2014年11月18日，原告与李明、李永华签订《合作协议》及2015年5月13日与李明达成的补充协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之间形成合伙法律关系，被告李明主张为联营法律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其中2014年11月18日的《合作协议》及2015年5月13日的补充协议均盖有旭瑞公司印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李明伪造，但郭艳军借用旭瑞公司资质投标在先，后郭艳军又持该印章与中铁十七局签订地材采购合同，中铁十七局也依合同约定将材料款项打给旭瑞公司，李明两次使用该枚公章与徐裕新签订协议，由此可以推定旭瑞公司对于李明使用该枚公章是知情的，徐裕新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其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故旭瑞公司应依合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冯建国作为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要求其担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明具体经手与徐裕新达成合作协议，依合同约定应与旭瑞公司共同承担合同义务。李永华在2015年5月13日李明与徐裕新达成补充协议并结算后已事实上退出合作，不应再承担合同义务。2、被告应承担的金额：2015年5月13日徐裕新与李明达成补充协议，李明向出具原告300万元的欠条，原告主张该欠条构成为，至2015年5月13日徐裕新付李明133万元，加上支付给吴国武67.6858万元，加上支付给李永华64.575万元，共计265.2608万元，再加上5月14日支付给李明的34万元，总计299.2608万元，之前李明于2015年1月17日支付的5万元、23500元，2月16日12万元作为利润进行结算得出的，结合李永华及李明在相关案件中陈述李永华已退出合伙，李永华陈述吴国武是供应商，供应砂石给李明及旭瑞公司，李永华收的三笔款转给吴国武，但送货单据在原告手上，交给李明去结账。综上，李明出具给徐裕新的300万元来源清楚，可以认定。之后，徐裕新并未实际参加管理，且补充协议中确有保底条款，应认定双方之间由合伙转化为借贷，本金应为300万元，之后徐裕新转给李明的款为借款本金，鉴于原告计算的利润已超出法律支持的最高利息，李明的还款应按法定已付最高利率年利率36%计算，先息后本。以此计算，至李明最后一笔转款日2016年1月14日，尚欠本金268.5681万元，之后未支付的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8年元月已超过365.6万元，故原告的诉求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李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裕新借款本息365.6万元。二、驳回原告徐裕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48元，由旭瑞公司、李明负担。
二审中，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两组新证据：一、公告信；拟证明李明与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在没有委托函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徐裕新签订了合作协议确保资金安全与利润，李明提供的合同系伪造，中标合同的公章是李明私自盖的。二、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李明并非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中铁十七局与上诉人之间的业务都是由郭艳军负责。郭艳军借用上诉人的资质中标后，才与李明有业务上的联系，李明私刻上诉人公章，以上诉人名义对外融资，上诉人并不知情。以上证据徐裕新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李明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冯建国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另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申请郭艳军出庭作证，拟证明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与郭艳军之间存在账户借用关系，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与李明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以及郭艳军是在中标后才与李明形成买卖关系的。本院认为，本案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郭艳军的证言不足以推翻或认定某项法律关系。且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完全可以在一审程序中申请郭艳军出庭作证，现二审程序中提出且未说明正当理由，属于滥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证据的权利，本院不予准许。
李明提供两份转账凭证，拟证明李明向李永华转账992200元，向吴武国转账255600元，徐裕新向李永华与吴武国转账在一审视为是李明的转账，那么李明向李永华与吴武国转账应视为向徐裕新的还款。以上证据徐裕新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以及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与其没有关系，公司仅仅是把账户借用给他们。冯建国质证认为证据与其没有关系。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以及李明的上诉，评析如下：
一、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应否为本案的款项承担责任。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上诉称李明出具的欠条上加盖的公司印章系李明伪造，且李明并非公司员工，公司从未授权李明从事任何事务，也未与李明存在挂靠关系，李明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或借款。但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认可其同意案外人郭艳军使用公司资质。郭艳军借用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资质投标，后又持该印章与中铁十七局签订地材采购合同，中铁十七局也依合同约定将材料款项打给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再将款转给案外人郭艳军。由此可见，即便李明以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名义与徐裕新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无权代理，但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在外观上确实中标了中铁十七局的碎石地材采购项目，合同履行过程中，资金的走向也是由中铁十七局九景××铁路项目部支付给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因此，徐裕新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及李明得到了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的授权，故李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承担。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公告信以及两份询问笔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认定。李明私刻印章犯罪行为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对民事责任的认定。
二、本案欠款的数额如何认定。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李明向出具徐裕新出具的300万元欠条的资金构成，现李明上诉提出其与李永华、吴武国之间的汇款应在本案货款中予以扣减。因李永华与李明相对于徐裕新是共同的甲方，李明与李永华之间的资金往来不能视为李明与徐裕新之间的资金往来。李明与吴武国的转账凭证时间发生在2015年1月至8月期间，吴武国的供货收款权利并非只能向徐裕新主张，而徐裕新向吴武国付款是依据其与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李明的《合作协议》。另李明出具300万欠条时间是2015年5月13日，2016年1月15日又出具65.60万元的欠条，因此，李明出具欠条的行为与上诉理由相互矛盾，其二审提供的两份转账凭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认定。
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及程序问题。从2015年5月13日徐裕新与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李明之间的《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分析，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李明确保徐裕新在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按照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徐裕新的投资款和利润。后李明又手写加注：按以每月四万五千立方的沙石量计算利润。可见，该《补充协议》是2014年11月18日《合作协议》的延续，结合本案的资金走向，李明与徐裕新之间的真实意思是，李明向徐裕新融资以顺利供应中铁十七局九景衢3标段沙石，所得利润双方共享。李明在《补充协议》中允诺徐裕新所投入资金安全及按以每月四万五千立方的沙石量计算利润，说明徐裕新在双方的合作中不承担亏损的风险，因此双方是名为合作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为判决本案纠纷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徐裕新以合伙协议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但其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未发生变更、增加、减少，仅是徐裕新对法律关系的认识问题发生偏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是赋予原审原告对诉讼请求权的选择，而徐裕新作为原审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关于周四勇虽然在两份《合作协议》及一份《补充协议》中均印有名字，但在三份协议的落尾处均没有其签名，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周四勇实际上参与了本案纠纷的出资及管理，因此一审程序不存在遗漏当事人情形，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四、本案利息计算是否正确。一审法院以李明最后一笔转款日2016年1月14日，尚欠本金268.5681万元，之后未支付的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8年元月已超过365.6万元，来审查认定本案借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李明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利息认定存在错误，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以及李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779元,由上诉人太原市旭瑞物资有限公司负担36,048元；由上诉人李明负担35,7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旭莉
审判员 姜一珉
审判员 周立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程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