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5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负责人＊＊＊，行长。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上诉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阳钢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8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杨、郑勤伟，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魏君超、陈志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9日，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与信阳钢铁公司、案外人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编号为“深发沪陆代贴字第＊＊＊号”的《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信阳钢铁公司与A公司采用商业汇票方式结算货款，信阳钢铁公司为商业汇票的贴现申请人，A公司为信阳钢铁公司指定办理票据贴现手续的代理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为信阳钢铁公司指定办理票据贴现的银行。为节约票据异地交付和背书的往返成本，提高资金到账速度，信阳钢铁公司委托A公司代理信阳钢铁公司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汇票贴现并办理相关手续，具体代理权限包括：在代理期限内A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贴现业务合同，在贴现业务申请书、贴现凭证上签章，并在汇票上进行贴现转让背书签章；A公司在汇票票面及贴现凭证上签章时须注明其与信阳钢铁公司的代理关系。合作协议还约定，信阳钢铁公司授权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贴现金额划入开户行为“深发展上海陆家嘴支行”、账号为“＊＊＊505”的指定收款账号。2012年10月24日，A公司代理信阳钢铁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编号为“深发沪陆贴字第＊＊＊号”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由信阳钢铁公司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根据该合同所附“承兑汇票贴现清单”及出票日为2012年10月23日的《商业承兑汇票》记载，用以申请贴现的汇票出票人及承兑人均为A公司，汇票号码为＊＊＊3，汇票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以下币种同），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4月23日。该合同在落款处由A公司盖章，并写明了“代理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签章”。上述合同签订后，2012年10月24日信阳钢铁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开立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陆家嘴支行的账号为＊＊＊505的账户进账3，000万元。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经A公司代理信阳钢铁公司背书而取得了贴现汇票，后该汇票经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再次背书，直至最后一手持票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取得后，因该汇票到期付款人存款不足遭退票而向其直接前手即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追索，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遂支付票款3，000万元。2012年11月14日，A公司代理信阳钢铁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编号为“深发沪陆贴字第＊＊＊号”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由信阳钢铁公司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根据该合同所附“承兑汇票贴现清单”及出票日为2012年11月13日的《商业承兑汇票》记载，用以申请贴现的汇票出票人及承兑人均为A公司，汇票号码为＊＊＊2，汇票金额为2，0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5月13日。该合同在落款处由A公司盖章，并写明了“代理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签章”。上述合同签订后，2012年11月15日信阳钢铁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开立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陆家嘴支行的账号为＊＊＊505的账户进账2，000万元。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经A公司代理信阳钢铁公司背书而取得了贴现汇票，后该汇票经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再次背书，直至最后一手持票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取得后，因该汇票到期托收未果而向其直接前手即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追索，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遂支付票款2，000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信阳钢铁公司承担A公司代理权限内行为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承担A公司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以相关汇票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办理贴现的法律后果。《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第九条约定，经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办理贴现的汇票，如在汇票到期时被拒绝付款，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对信阳钢铁公司拥有票据追索权，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也有权直接依据该合同要求信阳钢铁公司支付：（1）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2）汇票金额自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六个月期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加收50%计算的罚息；（3）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行使该等权利所付出的费用。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为上述两张汇票共垫款5，000万元，故该行依据《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和《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信阳钢铁公司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被拒付的汇票金额5，000万元，罚息1，344，000元，合计51，344，000元（计算至2013年8月26日）及自2013年8月27日起至本息清偿日止按人民银行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的罚息；2、信阳钢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依据《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和《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主张该行和信阳钢铁公司之间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具有合同和事实依据，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与信阳钢铁公司因汇票贴现实现了借款目的，故原审法院确认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涉案《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由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信阳钢铁公司及A公司共同签署，各方均加盖了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章，符合该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信阳钢铁公司辩称其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但根据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其系由“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更名而来，其作为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未发生变更，故原审法院对信阳钢铁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信阳钢铁公司又辩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系欺诈而使其违背真实意愿签署该合同，但该公司对此未提供任何依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信阳钢铁公司的该项辩称亦不予采纳。综上，《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和《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当属有效，缔约各方理应恪守。
但对于本案法律责任的承担，应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依法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信阳钢铁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A公司代理贴现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第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贴现行为是否存在疏漏且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主张依据《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的约定要求信阳钢铁公司履行汇票遭拒付后的付款义务，信阳钢铁公司辩称其从未授权A公司签订贴现合同，A公司属于越权代理，信阳钢铁公司也不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对此原审法院分述如下：
（一）A公司的代理贴现行为是否有效。就合作协议的订约目的而言，各方是为节约票据异地交付和背书的往返成本，提高资金到账速度而签订该协议。基于该等目的，信阳钢铁公司委托A公司代其办理贴现手续，并明确赋予了A公司代理权限，而且，合作协议并未要求A公司在代理每一笔具体贴现业务时再次取得信阳钢铁公司的授权。故而，A公司在代理期限内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依约在相关合同、汇票、凭证上注明了其与信阳钢铁公司的代理关系，该等代理行为未超越信阳钢铁公司的授权范围，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信阳钢铁公司以不知情为由，主张A公司越权代理，对于该项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信阳钢铁公司应否承担A公司代理贴现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合作协议约定，信阳钢铁公司应承担A公司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以相关汇票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办理贴现的法律后果。信阳钢铁公司辩称，合作协议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未就签约对信阳钢铁公司进行风险提示，且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贴现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故信阳钢铁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虽系格式条款，但该协议并未涉及免除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责任或加重信阳钢铁公司责任的条款，也不涉及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对条款的说明义务，协议条款对信阳钢铁公司是具有约束力的，故对信阳钢铁公司的该项辩称，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在合作协议的授权范围内，A公司作为信阳钢铁公司的代理人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信阳钢铁公司承担。现涉案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依贴现合同第九条的约定，要求信阳钢铁公司支付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相应的逾期利息，具有法律及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信阳钢铁公司具体应负担的金额，将在下节予以分析。
对于争议焦点二，信阳钢铁公司辩称其未收到过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贴现款，且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未对贴现申请材料及出票人资金状况进行审查，属于违规贴现，故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原审法院分述如下：
（一）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是否依约支付了贴现款。根据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票据单笔传票／清单，显示2012年10月24日、2012年11月15日信阳钢铁公司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处开立的＊＊＊505账户分别有3000万元、2000万元的进账。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称该款即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贴现款，因为内部账户转账故无显示票据贴现，信阳钢铁公司称该款为A公司支付的货款，对为贴现款无从得知。但从两份票据单笔传票／清单上分别所注明的票据号码＊＊＊3、＊＊＊2与商业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专用凭证注明的商业承兑汇票号码相一致，信阳钢铁公司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处开立的＊＊＊505账户显示两笔款项的到账时间和金额与两份票据单笔传票／清单也相一致，且账上注明为“票据系统”。此外信阳钢铁公司也确认实际收到款项，且信阳钢铁公司确认的与A公司的往来账款日期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进账日期也是一致的。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为另外付款的情况下，信阳钢铁公司所收取的款项可以认定为本案所涉的票据贴现款。
（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贴现行为是否存在疏漏而需承担一定的责任。信阳钢铁公司辩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违规操作，存在重大过失，导致信阳钢铁公司以为收取的是A公司的正常货款，对贴现款不知情从而发生了损失。经审理，可以认定虽然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了贴现款，但是该行在办理贴现过程中的操作存在欠缺，将贴现资金往来操作为行内账户转账，流水单上不能清晰体现为贴现款，在信阳钢铁公司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也只显示付款人是A公司。信阳钢铁公司主张，由于收到款项无法体现为贴现款，导致其在A公司申请贴现同期要求退款的情况下，仍给予A公司高达5800万元的退款从而产生损失。原审法院认为，信阳钢铁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货款往来与本案贴现款没有必然的联系，同理信阳钢铁公司向A公司予以退款造成了损失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操作疏漏不具有关联性，故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不应对信阳钢铁公司主张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信阳钢铁公司辩称，涉案汇票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使用了已经付款并结算的增值税发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未加审查便进行了贴现，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交了据以贴现的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符合贴现审查的有关规定，且贴现申请材料应视为信阳钢铁公司委托A公司所提供，故对信阳钢铁公司的辩称不予采信。鉴于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应根据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合同约定了汇票被拒付时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有权向信阳钢铁公司追偿汇票金额及逾期利息，但合同一方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损失。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对外理应尽到审慎义务，但操作中却存在疏漏以致引发纠纷。为了保障金融秩序，规范市场运作，原审法院认定信阳钢铁公司应当就贴现汇票的本金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和信阳钢铁公司理应分担引发纠纷需缴纳的诉讼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信阳钢铁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本金5，000万元；二、驳回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8，5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03，520元（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预付），由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负担151，760元，信阳钢铁公司负担151，760元，信阳钢铁公司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
判决后，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恶意串通案外人A公司，故意制定格式合同，损害上诉人利益；被上诉人开展的开具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业务行为，不能依法体现“延期付款”及“债权债务关系”，故属于违法业务；案外人A公司越权签订《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的法律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未依据票据法向直接责任人A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而以金融借款合同向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属恶意起诉。据此，上诉人认为，涉案三方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涉案贴现行为属无效行为。本案讼争票据，票据双方就该票据既无真实交易，也无债权债务关系，显属违规出票；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票据及贴现资料给代理人进行贴现，案外人A公司提供虚假资料进行贴现，被上诉人未能依法履行审慎的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付款的行为，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上诉人并未收到被上诉人的任何贴现资金，系争的5，000万元资金不属于被上诉人的贴现资金，原审法院将该笔A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预付款认定为贴现资金，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还存在未依法追加A公司作为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等程序违法情形。故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请求上诉人支付汇票本金5，0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系争贴现款实际就是货款，从合同的角度看，案外人A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支付货款，上诉人对此已予认可，上诉人的法律责任在涉案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案外人A公司代理上诉人办理贴现业务，被上诉人对此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即视为上诉人是知情的；被上诉人支付了系争的贴现款，依据涉案贴现合同向上诉人提出涉诉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完全正确，审理程序并未违反法律程序。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及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7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准予本案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由原企业名称“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系由“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更名而来，并已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对其涉案主体资格，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与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案外人A公司之间于2012年4月9日所签订的《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以及A公司代理信阳钢铁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10月24日签订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和双方于2012年11月14日所签订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均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依法成立，为合法有效的合同，签约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涉案《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信阳钢铁公司与A公司采用商业汇票方式结算货款，信阳钢铁公司为商业汇票的贴现申请人，A公司为信阳钢铁公司指定办理票据贴现手续的代理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为信阳钢铁公司指定办理票据贴现的银行。A公司与信阳钢铁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认为上述合同的签订系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与案外人A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诉人就此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推翻其在《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签约时所确认的合同权利义务。故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认为《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涉案两份《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的签订，是基于《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代理关系，两份《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约定的内容并未超出合作协议的范围，上诉人同样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该两份合同系无效合同，故本院对于上诉人认为《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亦为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同样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依据涉案《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及《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的相关约定，以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违反合同的约定，也未存在违法情形。案外人A公司依据《票据代理贴现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代理人身份，分别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两份《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用以支付该公司与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之间的货款，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依据《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的约定，根据代理人A公司的申请开具了系争的两份《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和2，000万元，该两份《商业承兑汇票》的实际贴现申请人为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并按约将该5，000万元汇入了信阳钢铁公司指定的开立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陆家嘴支行的账号为＊＊＊505、户名为信阳钢铁公司的账户内。上述汇票到期后因付款人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按约为实际贴现申请人信阳钢铁公司垫付了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之款项，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信阳钢铁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24日及同年11月15日在该账户中有3，000万元和2，000万元的进账，该两笔款项即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的涉案贴现款。故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依据涉案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有权向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追讨，信阳钢铁公司理应按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还款责任。至于由此造成案外人A公司拖欠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货款的违约行为，上诉人当另行向案外人主张。鉴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办理贴现过程中的操作存在欠缺，将贴现资金往来操作为行内账户转账，流水单上不能清晰体现为贴现款，在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也只显示付款人是案外人A公司等疏漏行为，由此引发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对外理应尽到审慎义务，为了保障金融秩序，规范市场运作，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信阳钢铁公司仅应就贴现汇票的本金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双方当事人理应分担引发纠纷需缴纳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相关事实认定正确，审理程序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处理结果亦无不当。
上诉人信阳钢铁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难以采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1，800元，由上诉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聪
审 判 员 贾沁鸥
代理审判员 范德鸿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黄海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