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2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焕。
委托代理人：廖飞军，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英。
委托代理人：林淡雯，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梅娜，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梁江铭，男，汉族，1968年8月31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东湖一街**号*栋***号，身份证号码：4403011968********。
上诉人杨焕因与被上诉人黄健英、原审第三人梁江铭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3月30日，黄健英和梁江铭在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黄健英主张其与梁江铭的婚姻关系仍在存续期间。
黄健英、杨焕在原审庭审中确认：杨焕和梁江铭于2002年上半年建立了恋爱关系，杨焕主张其在与梁江铭同居3、4年之后才知道黄健英和梁江铭存在婚姻关系。
2006年4月21日，深圳市鸿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卖方，梁江铭作为买方，双方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约定卖方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安中心区N5区的西城上筑花园3栋X座x房转让给买方，购房价款为人民币925，845元，签订合同之日起1日内支付首期款即20%的购房款人民币185，845元，余款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60日内向银行贷款支付。当日深圳市鸿荣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梁江铭出具发票，表明收到梁江铭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85，845元。
2007年5月30日，经核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安中心区N5区的西城上筑花园3栋X座x房登记在梁江铭名下，房地产证“他项权利摘要及附记”中载明“该业主于2006年4月21日向深圳市鸿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房”，登记价为人民币925，845元。
2013年8月13日，梁江铭作为甲方，杨焕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上述协议书载明：杨焕和梁江铭于2002年10月同居至今，期间共同生育儿子梁某凯（2012年9月26日生），现因世事变迁及性格不合，双方在律师见证下自愿分手。杨焕和梁江铭在上述协议书中对非婚生子的抚养和监护、同居期间财产的分割以及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对于同居期间财产的分割部分约定如下“因双方在同居期间�关财产混同在一起，具体金额不便详细结算，双方以大概估算的方式分割共同财产，确认在本协议签订之日30天内，将甲方名下的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西城上筑3栋x室房产过户、转交给乙方所有，乙方不需支付任何对价。至此，双方间的财产及债权债务便全部分割完毕”。
2013年11月20日，梁江铭作为甲方，杨焕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解除同居关系的补充协议》，对孩子姓名的确认、财产继承权的保障等进行了约定。
2014年1月9日，梁江铭作为卖方，杨焕作为买方，双方签订深（宝）房现买字（2014）第372号《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卖方将其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N5区西城上筑花园3栋第22层X座x号房屋转让给买方，房产登记建筑面积为111.79平方米，转让成交价为人民币2，134，966元；买方于2014年2月8日将上述房款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三方监管帐户；卖方应当于收到全部房款两天内将房产交付买方。杨焕主张其与梁江铭并不存在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是通过与梁江铭签订的《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取得涉案房产，杨焕与梁江铭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是为了方便办理过户手续，杨焕未另行向梁江铭支付合同约定的购房款，黄健英确认杨焕是通过《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无偿取得涉案房产。
2014年1月22日，经核准登记梁江铭将上述涉案房产登记过户至杨焕名下，房产证号为5xx**。
黄健英主张杨焕并非善意取得涉案房产，梁江铭将涉案房产过户给杨焕的转让行为侵害了黄健英的合法权益，故现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杨焕与梁江铭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且杨焕应当向黄健英返还涉案房产并将涉案房产恢复登记至梁江铭名下。
原审另查，1、黄健�主张梁江铭购房涉案房产时，首期款是黄健英以无卡存款的方式存入梁江铭账户的，贷款亦是由黄健英和梁江铭共同偿还的，属于黄健英和梁江铭的夫妻共同财产；杨焕主张涉案房产为杨焕和梁江铭同居期间投资经商取得的财产，杨焕仅提交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其该主张，杨焕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的期间为2007年2月27日至2011年10月28日，该银行交易明细中载明的杨焕向梁江铭转账的款项仅有两笔：2007年6月16日杨焕向梁江铭转账人民币470，000元、2010年8月25日杨焕向梁江铭转账人民币350，000元。
2、杨焕主张黄健英知悉并同意梁江铭以协议的方式将涉案房产分割给杨焕，杨焕仅提交了短信证明其该主张，其中2014年2月10日杨焕给黄健英发送的短信内容为“协议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但黄健英未对该短信做出任何回应，且杨焕认为黄健英持有《解除同�关系协议书》原件也可以说明黄健英对此知悉并同意；黄健英主张其于2014年12月居住人万某被强行赶走时，才知道涉案房产过户的事宜，黄健英质问梁江铭时，梁江铭将《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原件提供给了黄健英。
3、黄健英主张涉案房产购买后一直由梁江铭的弟弟和弟媳妇万某一家居住使用，杨焕于2014年12月将万某赶走；杨焕主张涉案房产购买后由杨焕和梁江铭一直居住使用，后由梁江铭出租，出租给谁杨焕并不清楚，杨焕已经于2015年1月将涉案房产收回。
黄健英一审诉讼请求为：1、杨焕与梁江铭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杨焕返还黄健英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创业一路西城上筑花园3栋X座x的房屋并配合黄健英将该房屋恢复登记到梁江铭名下；3、杨焕赔偿黄健英损失赔偿费人民币100，000元；4、诉讼费、保全费由杨焕承担。黄健英在�审后撤回了其第3项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我国不动产物权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方可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则不发生效力。同时，该法律还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本案中，杨焕主张涉案房产为杨焕和梁江铭同居期间投资经商取得的财产，杨焕仅提交了2007年2月27日至2011年10月28日期间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其该主张，该银行交易明细中载明的杨焕向梁江铭转账的款项仅有两笔：2007年6月16日杨焕向梁江铭转账人民币470，000元、2010年8月25日杨焕向梁江铭转账人民币350，000元，上述转账时间与梁江铭交付涉案房屋首期款等相关款项的时间并不相一致，原审法院认为在涉案房产登记权利人仅为梁江铭的情况下，杨焕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焕为涉案房产的共有人或权利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审法院对杨焕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涉案房产为黄健英和梁江铭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在无证据证明涉案房产属于梁江铭所有的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为黄健英和梁江铭的夫妻共同财产。
杨焕主张黄健英知悉并同意梁江铭以协议的方式将涉案房产分割给杨焕，杨焕仅提交了短信证明其该主张，但杨焕提交的短信中并无黄健英知悉协议内容以及对协议内容明确同意的内容，黄健英持有《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原件也并不足以说明黄健英对此知悉并同意，在杨焕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该主张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审法院对杨焕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杨焕和梁江铭在《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第二条中约定将涉案房产分割给杨焕所有，即梁江铭在未经黄健英同意的情况下，将属于黄健英和梁江铭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涉案房产作为杨焕和梁江铭之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梁江铭的上述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虽然涉案房产已经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但杨焕既未支付合理对价，且杨焕是在明知或应当明知黄健英和梁江铭存在婚姻关系，且涉案房产为黄健英和梁江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取得涉案房产，故原审法院认为杨焕并非善意取得涉案房产的善意取得人。杨焕和梁江铭签订的《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第二条中关于分割涉案房产的约定损害了黄健英作为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该约定应属于无效约定，杨焕和梁江铭为办理过户登记而签订的深（宝）房现买字（2014）第372号《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亦属于无效合同。综上，上述合同和部分协议约定无效后，杨焕应当向黄健英和梁江铭返还涉案房产，且杨焕应当协助办理将涉案房产恢复登记至梁江铭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另，杨焕和梁江铭签订的《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第二条中关于分割涉案房产的约定无效后，杨焕和梁江铭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杨焕和梁江铭于2014年1月9日签订的深（宝）房现买字（2014）第372号《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二、杨焕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办理将位于深圳市宝�区新安街道宝安中心区N5区的西城上筑花园3栋X座x房（房产证号为5xx**）恢复登记至梁江铭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三、杨焕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黄健英和梁江铭返还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安中心区N5区的西城上筑花园3栋X座x房。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杨焕负担，受理费黄健英已预交。
上诉人杨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健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黄健英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以合同法处理情感家事纠纷有失妥当，有偏袒黄健英和先入为主之嫌。黄健英以物权纠纷为案由，主张涉讼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双方提供的证据和事实表明，本案属典型的婚姻家事纠纷，其案由应定为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这种与人身有紧密联系的法律事务，不能简单适用平等主体间的合同法和物权法所有权特别规定条款。黄健英仅以配偶身份不足对抗外人，他人无从知晓其夫妻私人财产和人身关系状况，其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牵扯他人应有所限制。原审引用《物权法》第106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受让人非善意取得之规定，确认买卖合同无效，有待商榷。在本案，涉案房产全部登记在梁江铭名下，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二条和第三十七条规定，产权登记人即梁江铭属房地产权利人，并非《物权法》第106条的无处分权人。原审的审理方向应该是婚外异性同居分手协议的效力认定，而非平等主体间的物权关系。2015年2月6日，杨焕接到原审法庭打来电话询问为何不来开庭，杨焕回复未收到应诉材料，不知在何处开庭时，法庭就切断电话，不再与杨焕联系。2月10日，杨焕出售涉�房产时，发现房子被法院查封，该案已经开庭审理并闭庭。经委托律师前往详情，该案于3月25日开庭审理，但梁江铭未到庭，相关事实和证据尚待查清，而原审却于3月27日匆忙下达判决书，黄健英于4月10日之前就知晓其胜诉结果，而杨焕于4月28日才收到邮寄的判决书。更让人费解的是，黄健英诉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将房屋恢复登记到梁江铭名下；赔偿损失10万元等，其合同约定成交价为213.4余万元，财产案件应交受理费达1.78余万元，没有减免诉讼费的情形下，原审受理费仅收1150元。原审庭前，黄健英曾出示过受理费收据图片，因其金额远低于法定收费标准，杨焕误以为系其造假讹诈，便将本案房产出售给他人，并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造成了杨焕额外的经济损失。这些不正常现象，表明黄健英有利用其社会地位影响案件之嫌。
二、杨焕属感情受害者，主动解除同居析产出于善意之目的，解除同居协议书宜认定有效。婚外同居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当属无效。但婚外同居与签订解除同居的分手协议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其协议不应一律认定无效。且本案，杨焕因感情受骗，系不知情而与梁江铭同居生子的，杨焕为受害者。涉讼房屋分割给杨焕是基于以下合情、合理的因素：1、房屋是双方同居期间共同经商所得购置；2、在同居生活的11年间，杨焕全身心地投入劳力和100余万元的资本金，用于共同经营数码电子产品的批发销售，积累了不少财富，但双方没有结算过，财产完全混同在一起，已无法确切结算；3、考虑杨焕孩子未成年，将来不能参与黄健英名下财产的继承分配，将涉案房屋分割给杨焕母子，使孩子生活成长有所保障。本案房产并不是黄健英夫妇无偿赠与，更不是以维持不当男女关系为目的，而是杨焕主�解除婚外同居关系，使各方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的要求之下，杨焕取回同居期间属于自己的财产，应当给予正面评价。
三、黄健英对解除同居析产协议内容是明知的，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在本案，《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于2013年8月13日签订，2014年1月22日将涉讼房产过户至杨焕名下，同居析产协议己履行完毕11个多月后，黄健英才向法院主张权利。杨焕为证明其获得房产的正当性，已向法庭提交了手机短信等证据。而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房屋转让只需产权证书上登记的权利就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不需要配偶的同意就可出售过户给他人。黄健英是老深圳市居民，在深圳拥有多处房产，有多次房屋买卖交易的经历，有多年的商业经验，证明其对本案的解除同居协议和讼争房产仅登记梁江铭名下的利害关系应当是明知的。综上，杨焕完成了其拥有讼争房产的举证责任，黄健英仅以配偶身份和2014年12月才获得协议书原件的辩解不足以否定上述事实。原审举证责任认定错误，黄健英对其诉讼请求负举证责任，其当庭认可所持有《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原件来源于梁江铭，也认可房产以买卖方式过户是履行该协议书的结果。然而，黄健英仅要求确认形式上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实际履行的《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没有诉求，根据不诉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对当事人仍有约束力。黄健英夫妇现处于婚姻存续状态，共同经营家族企业，其对外处理夫妻共同利害关系的法律行为应视主体混同，丈夫签订《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后，交由妻子持有保管的客观事实，对确信处分涉案房产是其夫妻共同所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黄健英辩称是2014年12月才获得协议原�等案情，属提出新的事实主张，应负举证责任，而黄健英没有提供证据实其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四、黄健英夫妻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杨焕分割涉案房产并非必然损害黄健英的财产权益，该财产不是无偿索取，而是属析产所得。法庭完全否认同居者的财产权，不符合常理人情，当事人同居生活11年之久，并生育儿子，共同生活期间确实积累了一定的财产。同时，黄健英夫妻在深圳有四五套商品住宅楼，在福田区深南大道金润大厦15层和20层有二处写字楼，夫妻名下有二三家商业公司，均住豪宅开名车，讼争房产相比其夫妻财产可以忽略不计。若黄健英坚持认为梁江铭侵犯了财产权，法律有相应的救济制度，黄健英可以梁江铭转移大额夫妻共同财产，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弥补其相应损失。综上所述，黄健英夫妻将讼争房产分割给杨焕之后，又虚构事实索回房屋的行径，严重违背事实和良心，违反民事活动的诚实信任原则，梁江铭财色和孩子尽得，黄健英放任其配偶玩弄多名女性，欺骗杨焕感情多年，原审仍判决其夫妇不需承担任何责任，不支付任何对价的后果，连杨焕同居期间的合法财产权也被剥夺，这与现代司法所追求的法律价值观不符。故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杨焕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健英答辩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健英同意一审判决结果。该案并非杨焕所称婚姻家事纠纷，也不涉及子女抚养等涉及人身关系的内容。而是杨焕与梁江铭在未经黄健英同意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损害答辩人利益的《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转移属于黄健英与梁江铭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作出返还房产的判决并无不妥。二、杨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杨焕并非善意的感情受害者，而是破坏合法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其签订《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等意在侵占黄健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且该协议书中相关的约定未经黄健英同意，因此关于《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中侵害黄健英权利的部分应属无效，同时依据该协议而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亦属无效，依法应予撤销并将相关权利义务恢复初始状态，即恢复涉及房屋的初始登记，以维护法律权威以及黄健英的合法权益。
原审第三人梁江铭未答辩。
经二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黄健英起诉主张涉案合�无效，请求杨焕返还涉案房屋并恢复登记，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本案应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杨焕上诉认为本案应为婚姻家事纠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同。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除夫妻间对财产归属有特别约定的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为法定共同共有。涉案房产原登记在第三人梁江铭个人名下，但系其与黄健英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为梁江铭个人财产，故该房产应认定为梁江铭与黄健英的共有财产，原审该认定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杨焕上诉主张涉案房产系其与梁江铭同居期间共同经商所购，属于同居析产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物权法》97条的规定，共有财产的处分应经所有共同共有人的同意，杨焕因涉案《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取得涉案房产，但杨焕没有证据证明与梁江铭签订上述协议，对涉案房产进行处分得到了黄健英的同意。而且由于杨焕作为梁江铭与黄健英婚姻第三者的特殊身份，其应明知或应当知道黄健英是涉案房产的共有人，不能认定受让房产时为善意，不能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取得涉案房产。因此，杨焕与梁江铭对涉案房产的处分损害了黄健英作为共有人的权益，《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书》第二条及涉案《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杨焕无权取得涉案房产，应将涉案房产返还给黄健英和梁江铭，并协助将涉案房产恢复登记至梁江铭名下。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亦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杨焕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本院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杨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潮声
审 判 员 聂 效
助理 审 判员 王丹妮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兼） 李全慧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