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11011号
原告：朱磊，男，198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原告：厉祖周，男，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世海，台州市白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惠敏，台州市白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建林，男，197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朱磊、厉祖周（以下简称两原告）与被告王建林（以下简称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国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磊及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世海、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起诉称：浙江省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和两原告通过被告向杭州浙锚预应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锚公司）购买钢绞线，各方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了《S325（82省道）延伸线黄岩北洋至宁溪2标工程材料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大成公司向浙锚公司购买钢绞线数量20T，本合同的货物数量为暂定数量，具体以双方最终结算的数量为准。交货地点：黄岩区宁溪镇白鹤岭下村。浙锚公司的联系人和委托代理人都是被告。合同签订之后，大成公司先全额支付货款，浙锚公司收到货款之后按订货数量进行发货。浙锚公司在大成公司付款前必须提供符合国家现行税法规定的合法有效等额税务发票，否则大成公司有权暂停付款。”合同签订后，大成公司因被告的要求将款项汇入其账户。大成公司在合同签订后通过自己公司的员工厉祖周账户于2016年5月25日汇给被告45000元、通过自己公司的员工朱磊账户于2016年5月25日汇给被告30000元，共计汇给被告75000元。事后，浙锚公司向大成公司交货了钢绞线。
双方于2016年7月25日结算，总货款为72364.05元。浙锚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了发票但要求大成公司将货款72364.05元汇入浙锚公司中国银行富阳支行账户，否则发票不开给大成公司，大成公司无奈只得将72364.05元货款于2016年11月11日汇给浙锚公司的中国银行富阳支行账户。但被告多收了大成公司和两原告的货款75000元，因此大成公司和两原告要求被告及浙锚公司返还之前已预付多收的货款75000元。2017年5月9日，浙锚公司与大成公司达成协议，将其中的35346.6元返还给原告厉祖周，余下的39653.4元由两原告向被告追讨，但被告拒不返还。为此，两原告诉来本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返还两原告39653.4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两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S325（82省道）延伸线黄岩北洋至宁溪2标工程材料采购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大成公司及两原告通过被告向浙锚公司购买钢绞线，被告系浙锚公司的联系人和委托代理人的事实；
2．厉祖周的银行汇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厉祖周在合同签订后通过自己的账户于2016年5月25日汇给被告45000元的事实；
3．朱磊的银行汇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朱磊在合同签订后通过自己的账户于2016年5月25日汇给被告30000元的事实；
4．发票一份及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大成公司为开具发票又支付浙锚公司货款72364.05元，故浙锚公司和被告多收了两原告及大成公司货款75000元的事实；
5．协议书一份及银行明细清单一份，用以证明浙锚公司与大成公司于2017年5月9日达成协议，浙锚公司将其中的35346.6元返还给厉祖周，余下的39653.4元由两原告向被告追讨的事实。
被告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被告与两原告存在钢绞线的买卖关系是事实，但双方的买卖关系已履行完毕，被告并未欠两原告的钱，两原告支付的货款，被告已用于向浙锚公司买货。大成公司与浙锚公司的合同及协议，被告并未签字，其也不知情。浙锚公司支付给被告的钱与两原告无关，是浙锚公司支付给被告的业务费。
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4、5，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的异议成立，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3，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两原告向被告购买钢绞线，并于2016年5月25日通过原告厉祖周的账户支付被告货款45000元、通过原告朱磊的账户支付货款30000元，被告向浙锚公司购买上述货物后于2016年5月28日交付两原告。
因两原告购买的货物系用于大成公司的工程，大成公司和浙锚公司又签订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的采购合同，合同中将被告作为浙锚公司的联系人。大成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向浙锚公司支付了72364.05元，浙锚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因浙锚公司既收取了被告的货款73326元，又收取了大成公司的货款72364.05元，故浙锚公司与大成公司于2017年5月9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中大成公司为甲方、浙锚公司为乙方，并将被告列为丙方，协议约定：浙锚公司需将被告支付的73326元货款退回大成公司；经三方协商确定，由浙锚公司向大成公司退回35346.6元、向被告退款37979.4元，再由被告将该款退给大成公司，浙锚公司将退款凭证提供给大成公司，由大成公司通过两原告向被告追讨，大成公司承诺不再向浙锚公司主张该款。浙锚公司在向大成公司退回35346.6元后，浙锚公司与大成公司货款两清，再无其他任何纠纷。但被告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2016年12月14日，浙锚公司将37979.4元汇入被告的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所涉货物的买卖关系是大成公司与浙锚公司间发生的，还是两原告与被告间发生的。两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系两原告及大成公司通过被告向浙锚公司购买的货物，但在庭审中又主张系两原告与被告间发生的买卖关系，后又改为大成公司与浙锚公司间发生的买卖关系。关于买卖关系两原告在本案中共出现三次前后不一的陈述，足以证实原告在本案中的陈述缺乏真实性。虽然两原告提供了大成公司与浙锚公司间的买卖合同，但根据两原告的陈述，其目的是为了让浙锚公司向大成公司开具发票，其向浙锚公司付款亦是此目的。被告并非浙锚公司的员工，两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是代表浙锚公司与两原告发生的买卖关系。如确如两原告所陈述的系通过被告向浙锚公司购买的货物，但被告已将货款支付给浙锚公司，浙锚公司无理由再向大成公司索要货款，故可以认定被告并非代表浙锚公司收取的货款。故本院认定系两原告与被告间发生的买卖关系，现两原告已支付了货款，被告也履行了交付义务，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两原告再向被告主张返还货款无法律依据。
虽然大成公司与浙锚公司签订了协议，由两原告向被告催要多支付的货款，浙锚公司也将款项交付了被告，但该协议并未经被告同意，对被告无约束力。本案中实际只发生了一笔买卖关系，但浙锚公司不仅收取了被告的款项，又向大成公司收取了货款，其真正购成不当得利的应为浙锚公司，但浙锚公司仅返了两原告一半的货款，又将另一半货款交付给被告，由两原告向被告进行催讨，其行为实质意义上是由被告来代为支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且被告主张上述款项系浙锚公司应支付给被告的业务费并非不当得利，被告亦未有代为支付的义务，故两原告主张被告收取浙锚公司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磊、厉祖周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96元，由原告朱磊、厉祖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国仕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无
书记员 沈 方
?PAGE\\\\*ArabicDash?-6-?
?PAGE\\\\*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