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戴坚，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钦州市钦北区。
委托代理人：黄意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庾佩华，女，198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何家毅，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丰志鹏，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志坚，男，198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韦戴坚与被上诉人庾佩华、罗志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狮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庾佩华系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日光五金商行（下称“日光商行”）的个人经营者，注册经营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皮革皮具城三期南广场XX号。罗志坚系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炜祥五金店（下称“炜祥五金店”）的个人经营者，注册经营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皮革皮具城三期南广场12-13号。
韦戴坚主张其与庾佩华存在业务往来，由其根据庾佩华的要求送货至庾佩华经营的日光商行档口，并由该档口的人员签收，双方并未签订买卖合同。韦戴坚主张其在2012年8月9日至10月30日共向日光商行送货价值34462元，并提供了涉案30张送货单据为证。上诉送货单据均注明收货单位为“日光”，其中收货人签名为“李生”的送货单据有20张，金额合计19665元（其中编号为2725367至2725380的14张送货单据原件所在的三联送货单据本的封面盖有“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日光五金商行”的公章，金额合计为15358.9元）；收货人签名为“罗生”的送货单据有7张，金额合计9300元；收货人签名为“庾欣华”的送货单据有2张，金额合计1611元；收货人签名为“黄”的送货单据有1张，金额3886元。韦戴坚主张上述公章是其向日光商行催收货款时，日光商行的人员加盖的，表明日光商行对整本送货单的确认；庾佩华确认该公章是日光商行的公章，但主张是其授权韦戴坚加工货物，韦戴坚自己加盖的公章，并不代表日光商行确认整本送货单的效力。庾佩华主张上述30张送货单据没有其本人或日光商行的印章，属韦戴坚单方制作，并主张日光商行在2012年7月起就没有实际经营，双方没有发生买卖关系。韦戴坚另主张罗志坚与庾佩华共同经营日光商行，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庾佩华对此予以否认，主张日光商行与罗志坚经营的炜祥五金店是两个独立的工商登记主体。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韦戴坚主张其在2012年8月9日至10月30日共向日光商行送货价值34462元，并提供了涉案30张送货单据为证。其中收货人签名为“李生”的编号为2725367至2725380的14张送货单据，由于其原件所在的三联送货单据本的封面盖有“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日光五金商行”的公章，且庾佩华对此难以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对韦戴坚的相关主张予以采信，对上诉14张送货单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韦戴坚履行了供货义务，庾佩华理应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故韦戴坚据此主张庾佩华支付货款15358.9元的请求，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而涉案另外16张送货单据，由于均没有庾佩华的签名或日光商行的盖章，相关收货人签名仅为“李生”、“罗生”、“庾欣华”和“黄”，无法明确收货人的主体信息，或无法明确其与庾佩华、日光商行的关系，且双方又未签订相关的买卖合同，而庾佩华对此也不予确认，故韦戴坚的主张缺乏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韦戴坚据此主张庾佩华支付其他货款19103.1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问题，由于庾佩华至今未履行相关付款义务，其迟延支付货款的行为已造成韦戴坚孳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韦戴坚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收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合理，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上述已支持的货款15358.9元为准。
至于韦戴坚主张罗志坚与庾佩华共同经营日光商行，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韦戴坚对此并未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庾佩华对此予以否认，故韦戴坚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韦戴坚的上诉主张和请求不予支持。
罗志坚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庾佩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韦戴坚支付货款15358.9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5358.9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2月6日起计至上述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韦戴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1.56元，由韦戴坚承担366.72元，庾佩华承担294.84元。
判后，韦戴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庾佩华登记的“日光商行”为个体户，注册经营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城三期南广场13号。罗志坚登记的“炜祥五金店”为个体户，注册经营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城三期南广场12-13号。实际上，两间商铺是打通联体经营，且对外的招牌是写着“日光（炜祥）五金”的字样，典型的两套牌子一套人马。（二）从多年连续的一本本三联送货单可以看出：庾佩华与罗志坚在2012年1月至4月间，是以收货单位“炜祥”名义对外签收货物，在同一本送货单中，收货人中有庾佩华、罗志坚、庾欣华、李生的亲笔签名。在2012年5月至9月间，是以收货单位“日光”名义对外签收货物，在同一本送货单中，收货人也是庾佩华、罗志坚、庾欣华、李生。（三）韦戴坚及另案的黄锋燕都可互相印证罗志坚对外以“炜祥”、“日光”的名义签收了大量货物，并在收货人上签署“罗生”，该单据上“罗生”的签名绝对是罗志坚本人亲笔所签。（四）庾佩华与罗志坚共同在同一地址上注册并经营，再基于庾佩华与庾欣华的姐妹关系，庾欣华与罗志坚的夫妻关系，都可相互印证在同时有庾佩华、庾欣华、罗生签名的同一本、同一收货单位的送货单中，收货人“罗生”就是罗志坚。（五）罗志坚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六）一审法院确认了编号为2725367至2725380的送货单庾佩华需承担付款责任，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是“日光”，收货人是“李生”，因此，法院即确认了收货人“李生”是“日光商行”的员工，那么，该“李生”所签署的其他连续的收货单位为“日光”的送货单，在庾佩华没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亦应予以确认。（七）庾欣华是庾佩华的亲妹妹，并且是罗志坚的老婆。庾欣华在涉案单据2725293、2725294上的签名与其在结婚证上的签名如出一辙。（八）庾欣华不仅在涉案未付款单据上有签名，在之前的很多单据上也有签名，而该些单据中，约有一半的单据的收货单位是“日光商行”，而另一半的单据收货单位是“炜祥五金店”。（九）“罗生”的签名与罗志坚结婚证上的签名“罗志坚”如出一辙。故一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认定不清：1、收货单上签有“罗生”的单据是罗志坚所签，应由罗志坚承担法律责任。2、庾佩华与罗志坚共同经营“日光商行”和“炜祥五金店”。3、“李生、庾欣华、黄”都是庾佩华、罗志坚的员工，其所签收的单据应由庾佩华、罗志坚承担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庾佩华和罗志坚在判决生效之日连带付清所欠货款34462元给韦戴坚；2、庾佩华和罗志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2月5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给韦戴坚；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庾佩华和罗志坚承担。
被上诉人庾佩华答辩称：上诉人韦戴坚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判决韦戴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韦戴坚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罗志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韦戴坚为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庾佩华、罗志坚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补充提供以下证据：1、《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员工庾欣华是庾佩华的妹妹、罗志坚与庾欣华为夫妻；2、《确认书》，拟证明罗志坚确认欠客户黄锋燕（注：系（2014）穗中法民二终第1140号案的上诉人）的货款以及其本人与庾佩华共同经营日光商行、炜祥五金店；3、送货单汇总，拟证明庾佩华与罗志坚以日光商行、炜祥五金店的名义共同经营。4、封面盖有“日光商行”公章、标注为“2012年9月4日至年月日”字样的三联送货单，拟证明庾佩华确认未付给韦戴坚的货款以及确认罗志坚、李生、庾新华、黄是其员工的事实。
被上诉人庾佩华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均已过举证期限，且不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2、即使三联送货单的封面加盖了“日光商行”的公章，也只是确认双方交易货物的名称、数量、规格和金额。并不代表被上诉人庾佩华确认在相关送货单上签收的人员是其员工，也不表示凡有上述人员签收的其他送货单欠款也应由被上诉人庾佩华承责。
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诉人、被上诉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韦戴坚提供的编号为2725281至2725294、2725296至2725297的16张送货单据，合计金额为19103.88元。其单据原件所在的三联送货单封面上盖有“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日光五金商行”的公章，标注的起始时间为“2012年9月4日”。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韦戴坚在一审时共提供了30张送货单，其中14张送货单据原件所在的三联送货单封面上盖有日光商行的公章，且该封面与14张送货单连为一体，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采信了该14张送货单并判令被上诉人庾佩华支付该部分款项，庾佩华对此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上述送货单的真实性及其公章真实性的认可。现上诉人韦戴坚在二审中就另外16张送货单同样提供了一份有日光商行具章的三联送货单据封面，该封面与涉案的其余16份送货单连成一体，形成一本小册子。此份证据与原审法院认定14张送货单的证据在形式上完全一致，且被上诉人庾佩华未能提出相反证据来否定该单据及封面公章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韦戴坚据此要求被上诉人庾佩华支付16张送货单所涉的19103.88元货款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如此，加上一审认定的14张送货单15358.9元货款，被上诉人庾佩华共拖欠上诉人韦戴坚货款金额合计为34462.78元，现上诉人韦戴坚仅要求被上诉人支付34462元及相应利息，是上诉人对其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上诉人罗志坚是否需要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从“日光商行”和“炜祥五金店”的工商登记资料上看，两者的业户地址虽有重叠，但其注册号、经营者等信息均不相同，在法律上属于两个独立的工商实体，其对外债务应分别由各自的经营者承担。其次，从以往送货单的记录来看，日光商行和炜祥五金店分别都有以各自的名义对外交易的记录，本案中韦戴坚仅就日光商行的购货部分提起诉讼，故应由日光商行的经营者庾佩华承担责任。再次，上诉人韦戴坚提供的罗志坚与庾欣华的结婚登记信息，只能证实两人的夫妻关系，并不能证明罗志坚与庾佩华及日光商行之间的关系。因此，上诉人韦戴坚主张被上诉人罗志坚与庾佩华共同经营日光商行、需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因上诉人韦戴坚在二审阶段提交了新证据，致使本案的认定事实发生变化，本院基于二审所查明的事实对本案的处理结果进行调整。上诉人韦戴坚上诉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狮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狮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庾佩华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韦戴坚支付货款34462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34462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2月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61.56元，均由被上诉人庾佩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国平平
审 判 员 田 绘
代理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