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13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中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工业示范园区。
法定代表人：吴海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伯令，该公司业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宁，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宁波鼎得丰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丰收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程傲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静芳，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宁波中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宁波鼎得丰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得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3月13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31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中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伯令、黄加宁，被申请人鼎得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静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10日，鼎得丰公司因与中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鼎得丰公司起诉称，鼎得丰公司与中瑞公司为买卖化纤制女式有填料无袖上衣，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2014年3月27日，中瑞公司确认收到鼎得丰公司货物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货款754645元。2014年3月21日，中瑞公司支付120000元，尚欠634645元至今未付。请求判令：中瑞公司支付鼎得丰公司货款63464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时中瑞公司答辩称：鼎得丰公司与中瑞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鼎得丰公司与创利（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利公司）预先约定买卖关系，中瑞公司受创利公司的委托，作为外贸出口的代理人办理鼎得丰公司生产的服装出口代理业务，对服装的工艺和质量要求、价款、交货时间等均由鼎得丰公司与创利公司直接联系洽谈，中瑞公司并不知情。鼎得丰公司与中瑞公司签订的所谓《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为了办理出口退税需要，在形式上签订的买卖合同，由鼎得丰公司向中瑞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瑞公司办理出口代理手续后，按照规定予以退税。中瑞公司收到创利公司的货款后，再转付给鼎得丰公司。鼎得丰公司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明确约定：“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付款。综上，请求驳回鼎得丰公司的诉讼请求。
象山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1月26日，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一份，约定：中瑞公司作为创利公司的代理人，对外代表创利公司签订出口所涉合同，办理报关、收款、结汇、索赔等对外贸易业务，代为办理信保融资。之后，鼎得丰公司生产涉案标的物化纤制女式有填料无袖上衣，于2013年8月28日以中瑞公司名义报关出口。其间以鼎得丰公司为供方、中瑞公司为需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R13C069FX、ZR13C070FX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两份，载明：“产品质量以确认样为准，供方对质量负责期限为交货后12个月内；结算方式及期限，出货后30天内结清，收到增值税发票，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等内容。2014年3月27日，鼎得丰公司向中瑞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577500元、177145元的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由中瑞公司员工黄伯令代表中瑞公司在增值税专用发票收签单上签收。中瑞公司于收到鼎得丰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当天支付鼎得丰公司货款120000元。
象山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鼎得丰公司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发票收签单和收账通知，虽然在形式上系买卖关系，但上述证据也可以作为出口代理的证据。中瑞公司提供的《代理出口协议》以及尹伟业的证言，印证了中瑞公司为创利公司代理出口事务的事实，应予认定。按照商务惯例，鼎得丰公司生产服装，应当由买方或定作方预先提供的工艺单或样品以及品质检验等要求，鼎得丰公司在诉讼中不能提供上述相关事实证据，而中瑞公司提供了与创利公司联系代理业务的有关电子邮件往来以及创利公司与鼎得丰公司联系服装生产的工艺、检验、出口等依据。中瑞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虽然不能证明全部内容真实，但印证了鼎得丰公司预先已经与创利公司联系服装生产的事实以及提供工艺单和质量检验等服装生产的相关过程，结合鼎得丰公司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产品质量以确认样为准，供方对质量负责期限为交货后12个月内；结算方式及期限：出货后30天内结清，收到增值税发票，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等内容以及其他证据和事实，应当认定鼎得丰公司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中瑞公司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海运费发票，是为办理出口代理和退税所为。中瑞公司受创利公司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鼎得丰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鼎得丰公司在中瑞公司签订合同时知道创利公司与中瑞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故该合同直接约束创利公司与鼎得丰公司。综上，鼎得丰公司应向创利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中瑞公司。因鼎得丰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坚持以买卖关系起诉中瑞公司，且明确表示不愿追加创利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鼎得丰公司主张其与中瑞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鼎得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46元，由鼎得丰公司负担。
鼎得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提起上诉。
鼎得丰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地将鼎得丰公司与中瑞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认定为代理出口关系，中瑞公司以买方之名接受鼎得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得了相应的利益，理应承担其作为买方应当承担的付款义务。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针对鼎得丰公司的上诉，中瑞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除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中瑞公司对鼎得丰公司开具的金额为577500元和177145元的两份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了抵扣退税手续。中瑞公司于2015年2月3日支付鼎得丰公司30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综合中瑞公司提供的其与创利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鼎得丰公司与创利公司联系服装生产的邮件及传真、创利公司宁波办事处负责人尹伟业的证言等证据，应认定鼎得丰公司与创利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瑞公司为创利公司的出口代理商。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存在出口代理关系，但鼎得丰公司生产的价值754645元货物均以中瑞公司名义出口，中瑞公司已将部分款项支付给鼎得丰公司，中瑞公司也接收了鼎得丰公司开具的两份总金额为754645元的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就已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了抵扣退税手续，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其交易行为隐含着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中瑞公司和创利公司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二者的行为上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当事人和创利公司的相关行为，反映了出口代理贸易实践中的不规范做法。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全案事实，中瑞公司应与创利公司共同偿付尚欠货款。鉴于创利公司未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中瑞公司在向鼎得丰公司承担相应给付义务后，其和创利公司可能产生的民事权益争议，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因原审审理过程中，中瑞公司于2015年2月3日支付鼎得丰公司30000元，故尚需偿付鼎得丰公司货款604645元，并赔偿鼎得丰公司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中瑞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象山县人民法院（2014）甬象商初字第1060号民事判决；二、中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鼎得丰公司货款604645元，并赔偿鼎得丰以634645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2015年2月2日止、以604645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鼎得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生效后，中瑞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中瑞公司有新的证据证明鼎得丰公司应当支付给涉案面料供应商货款239685.2元，应付款已由创利公司代为付清。其中鼎得丰公司应付绍兴市八匹马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匹马公司）的面料款130634元，应付成都圣一制衣有限公司的（以下简化圣一公司）面料款109051.2元，合计239685.2元，鼎得丰公司已无需支付，故中瑞公司应支付给鼎得丰公司的货款扣减上述面料款239685.2元后实际为364959.8元。对于鼎得丰公司应付或拖欠上述两笔面料款的事实，在中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九录音光盘得到印证，面料供应商八匹马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开具给鼎得丰公司的二份增值税发票，税票金额130634元得到佐证。2、应付鼎得丰公司货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工矿产品供销合同》第9条明确约定结算条件为“出货后30天内结清，收到增值税发票，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但至今中瑞公司并未收到创利公司的足额外汇，应认定中瑞公司向鼎得丰公司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中瑞公司作为出口代理商，靠代理费谋求利润，不可能垫付出口产品的巨额成本，更何况中瑞公司在收到创利公司的部分货款后就及时转付给鼎得丰公司。3、二审法院认定鼎得丰公司与创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瑞公司为创利公司的出口代理商，中瑞公司应与创利公司共同偿付尚欠货款，鉴于创利公司未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中瑞公司在向鼎得丰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后，其和创利公司可能产生的民事权益争议，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二审法院这一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中瑞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鼎得丰公司是完全明知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之间的出口代理关系，中瑞公司是创利公司的出口代理商，鼎得丰公司也亲自参加了与创利公司之间的商谈和电子邮件往来。一审认定本案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出口代理关系，据此驳回鼎得丰公司的诉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认定本案系代理出口合同关系，却要中瑞公司承担共同付款义务，而引用的法律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一款。本案既然是代理合同关系，就应当引用《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瑞公司是创利公司的出口代理人，鼎得丰公司与创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鼎得丰公司只能向创利公司主张权利。4、一审法院认定鼎得丰公司应向创利公司主张权利，且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建议鼎得丰公司追加创利公司为第三人，但鼎得丰公司在一审坚持以买卖关系起诉中瑞公司，鼎得丰公司应当对不愿追加创利公司为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5、二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二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是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而没有引用实体法。6、二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鼎得丰公司依据买卖合同关系起诉中瑞公司是错误的，二审法院依法应当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中瑞公司认为二审判决明显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不当，其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驳回鼎得丰公司的诉讼请求。
再审中，鼎得丰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中瑞公司提供的证据并非新证据，有关代为支付货款也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跟本案也不存在关联性。即使鼎得丰公司与八匹马公司、成都圣一制衣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也是另外的合同关系，无需列到本案中合并审查，鼎得丰公司没有请任何第三人代为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也侵犯了鼎得丰公司对有关买卖关系的抗辩权，第三人的行为是一种越权、无权处分行为，鼎得丰公司不予追认。2、二审法院没有依据《工矿产品供销合同》来判决，其判决依据是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因此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应当共同偿付所欠货款。双方在《工矿产品供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出货后30天内结清”已到，至于“收到增值税发票”并不是付款的要件，“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是不确定性的条件，对鼎得丰公司没有约束力。在鼎得丰公司开具给中瑞公司增值税发票前，中瑞公司已经在支付12万元货款，之后又支付3万元，用实际行为履行了付款义务，也自认了“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对鼎得丰公司没有约束力。3、二审法院认定中瑞公司与鼎得丰公司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但以买方名义接受鼎得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获得相应抵扣利益，二者存在共同利益关系，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当。创利公司于中瑞公司的纠纷可另案解决，本案也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再审中，中瑞公司提供了以下新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材料：1、八匹马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司于2014年7月16日收到创利公司尹伟业先生的个人汇款8万元，对应于我司开给鼎得丰公司发票号NO12442012和NO12442013项下的部分货款，该款项系因向鼎得丰公司多次催讨未果，才向尹伟业追讨所得,因面料和辅料是尹伟业介绍供货给鼎得丰公司的,汇款人尹伟业，收款人林惠,该收款对应于2013年7/8月间，创利公司向鼎得丰公司采购，再通过中瑞公司代理出口的化纤制女式无袖上衣的面料辅料款。该《证明》上加盖有八匹马公司的公章和署名为林惠的签名。2、八匹马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为：因面料是创利公司介绍向鼎得丰公司多次催讨无果，现创利公司代鼎得丰公司付面料余款50634元。3、2014年3月25日由八匹马公司开具给鼎得丰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票面金额分别为65318.4元和65315.6元，合计130634元。4、2013年7月8日、7月10日、7月18日收货单位栏内填写的“宁波鼎得丰制衣”的送货单四张，2013年8月6日、8月13日收货单位栏内填写的“慈溪市东方服饰”的送货单两张。5、八匹马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该组证据证明鼎得丰公司应付给面料商八匹马公司的面料款130634元已由创利公司付清，鼎得丰公司无需支付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1、创利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司于2013年9月30日从香港电汇18933美元到圣一公司，此票款用途:代宁波鼎得丰支付向成都圣一采购的面料款人民币109051.2元，余下货款暂存圣一公司，用于支付其他货款。2、银行汇款凭证一份，汇款金额18933美元。3、2014年7月16日圣一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书》一份，内容为：债务人鼎得丰公司尚欠我司面料款109051.2元，现我司同意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瑞公司，后者也同意接受。4、2013年6月25日的送货单两份。5、圣一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该组证据证明鼎得丰公司应付给面料商圣一公司的面料款109051.2元已由创利公司付清，鼎得丰公司无需支付的事实。同时从创利公司代鼎得丰公司支付面料款这一事实，能证明涉案货物的买方是创利公司而不是中瑞公司。
鼎得丰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首先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明上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对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其次该公司从来没有向我们催要过货款，是否向我们发过货也在核实；最后，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尹伟业与林惠之间的个人汇款，有可能他们之间有借贷关系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代表是在代付货款，鼎得丰公司从未安排尹伟业代付货款，这显然是无权代理，鼎得丰公司不予认可。对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收条为单位出具，但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其次创利公司介绍就要承担代付货款责任不真实，经向林惠核实，并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现金，该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创利公司无权代表鼎得丰公司代为支付相关款项，鼎得丰公司与八匹马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另行解决。对二份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鼎得丰公司确实抵扣了相关发票，但与本案无关联性，鼎得丰公司与八匹马公司的买卖关系可自行通过结算解决，并不需要与本案一并处理。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是八匹马公司单方制作，没有相关收货单位人员的签字，有签字的也没有证明签字人为哪家公司员工。对第二组证据材料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鼎得丰公司与圣一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创利公司于圣一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一共货值多少以及支付多少货款，还有暂存多少货款鼎得丰公司均不清楚，创利公司与圣一公司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债权转让书》的真实性有异议，鼎得丰公司与圣一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欠付圣一公司货款，圣一公司将债权转让给中瑞公司，鼎得丰公司并不清楚，如果存在，鼎得丰公司也未收到过债权转让书，对鼎得丰公司不产生任何效力。《债权转让书》与前述《情况说明》相互矛盾，《情况说明》显示2013年9月30日从香港电汇18933美元到圣一公司，当时已将面料款109051元付清，债权债务已结算完毕，但《债权转让书》又将原来已经结算过的面料款再转让给中瑞公司，这是不真实的。对送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圣一公司单方制作，即使鼎得丰公司与圣一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双方也可以另行处理。
对中瑞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合议庭在再审审查时的认证意见：中瑞公司提供的上述“新证据”材料中，《证明》、《情况说明》从证据形式上属于单位出具的证人证言，仅加盖了单位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言形成的时间虽发生在二审判决后，但证言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则发生在2014年7月或2013年9月，实际是中瑞公司为本案再审的需要而形成的，该项证据材料中瑞公司完全可以在一、二审时提供，对于其他“新证据”材料，在一、二审诉讼前既已存在，但中瑞公司未向一二审法院提供，中瑞公司不能说明该证据材料不属于其怠于或恶意不提供的情形，不符合再审新证据的要件。从与案件的关联性讲，中瑞公司举证的目的是创利公司已为鼎得丰公司向面料供应商代付了面料款，鼎得丰公司已无需再向面料供应商付款。但基于面料供应商与鼎得丰公司之间系另一买卖合同关系，中瑞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创利公司代付面料款是受鼎得丰公司的委托，事后也未得到鼎得丰公司的追认，创利公司的代付款行为缺乏依据，鼎得丰公司与面料供应商的纠纷可以通过结算等其他适当方式解决，因此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缺乏足够的关联性，鼎得丰公司的质证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
对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再审查明：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第二条第4项约定：若由中瑞公司同创利公司指定的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则由创利公司承担采购合同中买方所有的义务、责任及所应承担的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瑞公司应否向鼎得丰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结合鼎得丰公司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创利公司与鼎得丰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邮件等证据材料，可以对相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及法律关系作如下表述：鼎得丰公司是供货商，中瑞公司是出口代理商，创利公司是中间商，中瑞公司与创利公司之间存在间接代理合同关系。本案中，《购销合同》中约定“产品质量以确认样为准”，但鼎得丰公司不能提供购买方提供的确认样；中瑞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等证据材料显示鼎得丰公司与创利公司就产品工艺和质量检验等事宜有过沟通联系；《购销合同》关于结算方式约定“出货后30天内结清，收到增值税发票，收到香港创利足额外汇”，可以证明鼎得丰公司在与中瑞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知道创利公司与中瑞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并且认可以收到创利公司的足额外汇作为结算条件。综合相关事实，在相关证据未显示《购销合同》仅约束中瑞公司和鼎得丰公司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购销合同》直接约束创利公司和鼎得丰公司。鼎得丰公司可根据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向创利公司主张其相应权利。一审法院基于鼎得丰公司主张与中瑞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不足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具有相应依据。二审法院改判由中瑞公司向鼎得丰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也注意到，鼎得丰公司再审时提供了本院于2009年发布的一篇指导案例作为其抗辩意见的依据，但经审查，该案例与本案的案情并不完全相同：该指导案例中，生产商与代理商之间并未订立书面的合同，且中间商系自然人，不具有办理出口退税条件，必须依赖于代理商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故认为中间商与代理商之间存在共同经营的特征，代理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上述指导案例并不适用于本案。
综上，申请再审人中瑞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792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4）甬象商初字第106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9846元，由宁波鼎得丰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汤玲丽
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
代理审判员 张晓磊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