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二终字第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景平。委托代理人崔晓筝，天津全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3-1756号。法定代表人崔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许宁，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阮建新，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景平与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3年4月24日受理后，于2014年2月24日作出（2013）滨塘民初字第2131号民事判决，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4）二中民二终字第11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4）滨塘民初字第359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上诉人马景平、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景平的委托代理人崔晓筝，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阮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马景平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系朋友关系。2009年初，崔树忠在澳门游玩时向马景平提出借款，后马景平与崔树忠在澳门金沙酒店会面，马景平将400余万元港币交付给崔树忠，当时卧龙公司行政人员安志英在场。2009年7月8日，卧龙公司时任会计王××在公司办公室将盖有卧龙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交付给马景平，《收据》载明：“今收到马景平交来款人民币肆佰万元。”后经鉴定，《收据》中盖有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银行预留样本中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另，卧龙公司财务专用章曾于2008年3月25日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至今卧龙未领取。2009年7月21日，卧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因病去世。此后，马景平本人或委托他人多次到卧龙公司索要欠款，庭审中马景平认可卧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凯曾于2010年偿还借款30万元人民币，于2011年底还款60万元港币。另查明，卧龙公司原行政人员安志英出庭作证证实，在澳门金沙酒店，其在场看到原告马景平将400余万元港币借给崔树忠。另卧龙公司原会计王××出庭作证证实，2009年5月，其根据崔树忠的要求整理公司欠款清单，清单中包括所欠马景平的借款400万元，崔树忠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后王××按照崔树忠的嘱咐向马景平出具了《收据》。同时，王××亦证实《收据》载明的400万元款项卧龙公司并未收到，该款被崔树忠花销。在卧龙房公司应付款清单中还包括案外人王玉华、邵晓东等债权人的债权，王玉华、邵晓东通过诉讼其债权均得以确认并受到法律保护。再查，卧龙公司于1997年6月10日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崔树忠及其子崔凯，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于2012年5月更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因卧龙公司未再向马景平偿还借款，经催要未果，马景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卧龙公司向马景平归还借款人民币321.4万元；2、卧龙公司支付借款利息1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卧龙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审法院对马景平与卧龙公司双方所举证据的分析认定，马景平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可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其证明效力优于卧龙公司提供的证据，可证实卧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在澳门金沙酒店向马景平借款400余万元港币，但马景平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该笔借款崔树忠带回国内，并用于公司经营。虽证人王××证实崔树忠生前曾确认欠付马景平借款40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并将马景平的债权列入卧龙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清单中，但证人王××同时证实马景平主张的款项卧龙房地产公司并未实际收到，该款被崔树忠花销。综合考虑崔树忠是在澳门游玩过程中向马景平借款，马景平出借款项为现金，以及借款交付地点金沙酒店设有博彩场所等因素，马景平主张的借款难以认定为卧龙公司债务，虽崔树忠为卧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向马景平借款的行为不能视为职务行为，故原审法院对马景平要求卧龙公司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景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马景平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马景平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判令卧龙公司归还借款321.4万元及利息15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卧龙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却认为涉诉借款难以认定为卧龙公司债务，该认定于法无据，借款是否入公司账，不是判断债务性质的充分必要条件，且卧龙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没有区分，涉诉借款既是法定代表人行为，又经过公司“应付款清单”确认，应为公司债务。一审法院既然认定马景平提出证据效力优于卧龙公司提供证据，应按照民事审判证据优势原则进行裁判，根据卧龙公司答辩意见及马景平提供的证据，不应驳回马景平的诉讼请求，应撤销原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卧龙公司提出上诉，对原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中关于卧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向马景平借款400余万元的事实认定；诉讼费由马景平负担。其答辩及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马景平与崔树忠系朋友关系，2009年初，崔树忠在澳门游玩时向马景平提出借款，以及交付借款和开具《收据》以及多次索要欠款，生前曾确认欠付马景平借款并列入卧龙公司应付款清单中”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撤销崔树忠向马景平借款400余万元港币等事实认定。马景平答辩认为卧龙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欠款事实存在，请求驳回卧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马景平在本案中主张2009年初，卧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树忠在澳门游玩时向马景平提出借款，马景平在澳门金沙酒店将400余万元港币交付给崔树忠。时任卧龙公司行政人员的安志英出庭作证证实，其在场看到马景平将400余万元港币借给崔树忠。另，时任卧龙公司会计的证人王××出庭作证证实，2009年5月，其根据崔树忠的要求整理公司欠款清单，清单中包括所欠马景平的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崔树忠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后王××按照崔树忠的嘱咐向马景平出具了《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到马景平交来款人民币肆佰万元。”后经鉴定，《收据》中盖有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银行预留样本中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另，卧龙公司财务专用章曾于2008年3月25日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至今卧龙未领取。马景平提交的上述欠款清单系复印件，王××庭审中表示清单原件在卧龙公司，该欠款清单中还包括案外人王玉华、邵晓东等债权人的债权，其中王玉华一案对于欠款清单予以确认，但该案《收据》开具时间为2005年7月22日，系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印章之前；邵晓东一案调解结案，并未对涉及该诉讼的证据进行认证，上述两笔债权均得以确认并受到法律保护。另，王××证实涉诉《收据》载明的400万元款项卧龙公司并未收到，该款被崔树忠花销。关于借款的来源，马景平陈述其家里有100万元港币，其余300万系找朋友拆借，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查，2009年初崔树忠与安志英共赴澳门，2009年5月19日崔树忠因肺癌进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中心病区治疗，2009年5月24日确诊，2009年6月18日出院，涉诉《收据》出具时间显示2009年7月8日。2009年7月21日，崔树忠因病去世。此后，马景平主张本人或委托他人多次到卧龙公司索要欠款，并出具证人证言欲证明卧龙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崔凯曾于2010年偿还借款30万元人民币，于2011年底还款60万元港币。再查，卧龙公司于1997年6月10日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崔树忠及其子崔凯，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于2012年5月更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马景平诉请卧龙公司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应该提供其与卧龙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以及借款实际履行的相关证据，现本院综合涉诉借贷的金额、款项交付情况以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认为马景平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卧龙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涉诉借款是否系崔树忠个人借款与本案无关，马景平可以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马景平上诉案件受理费44512元，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上诉人马景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翟均勇代理审判员  常 静代理审判员  兰 岚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伟杰速 录 员  贾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