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19行终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亮，男，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公民身份号码：×××4092。
法定代理人：吕维兵，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吕亚恩，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公安局，住所地：东莞市，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杨东来，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艺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住所地：东莞市，组织机构代码证号：G1915061-1。
诉讼代表人：唐伟东，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露锋。
委托代理人：樊国亮。
上诉人吕亮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清溪大队（以下简称“东莞交警支队清溪大队”）公安行政处理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行初字第1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30日，吕亮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东莞××支队××大队作出的东公交清认定字（2011）第A009（F）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和放车行为违法；2、东莞市公安局、东莞××支队××大队赔偿吕亮损失540549.7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市公安局、东莞××支队××大队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5月20日6时30分许，张向朋驾驶登记车主为东莞市宝盈妇幼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盈公司”）的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车厢里载何海春、吕亮等人），途经东莞市××镇铁××香××路段时，车厢里的乘客何海春、吕亮从车上掉到地上，由此造成何海春经抢救无效死亡、吕亮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东莞××支队××大队扣押了粤S×××××号车。张向朋向东莞××支队××大队陈述其为该车辆实际支配人，东莞××支队××大队经过调查和询问相关证人，于2011年6月9日作出东公交清认定字（2011）第A009（F）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于同年6月22日将该《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给吕亮父亲吕维兵。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的所有人为宝盈公司，车辆实际支配人为张向朋，车辆保险公司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东莞公司”），认定张向朋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何海春、吕亮不负事故责任。吕亮经多家医院治疗至今，医院诊断为：1.特重型颅脑损伤术后；2.植物状态；3.肺部感染；4.右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术后；5.气管切开术后；6.颅骨修补术后；7.继发性癫痫。医院建议出院后继续康复治疗。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评定，吕亮为三级、八级、十级伤残，大部分护理依赖。
吕亮向原审法院起诉张向朋、宝盈公司、平安财险东莞公司等主体，原审法院2012年6月12日立案受理，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2）东三法民三初字第8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向朋是粤S×××××号货车的实际支配人，判决张向朋赔偿吕亮534549.70元，驳回吕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吕亮不服上诉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亮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8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吕亮的再审申请。吕亮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执行，原审法院以（2014）东三法执字第2805号立案执行。经查询，没有发现张向朋在东莞范围内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其户籍地法院未回复财产调查情况，并查明东莞××支队××大队已经在2011年10月14日放行粤S×××××号车辆，该车于2013年9月16日办理转移登记。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以邮寄《执行告知书》的方式将该车辆转移登记的方式告知吕亮，吕亮于2014年12月26日收到邮件。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于2011年12月7日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吕亮在2011年5月20日的交通事故属于工伤（用人单位为华蓥送变电公司）。经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经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吕亮与华蓥送变电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华蓥送变电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赔偿义务。
2012年6月24日，吕亮代理人吕维兵在《财产保全申请书》上签名，要求查封肇事车辆。本案无证据证明吕亮该申请书已经向相关国家机关提交。
吕亮没有向东莞市公安局、东莞××支队××大队申请国家赔偿，于2015年9月30日直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东莞××支队××大队作为东莞市清溪镇的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有权对辖区内的交通事故进行查处。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诉讼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在假定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前提下，吕亮起诉东莞××支队××大队是否超过法定期限。下面予以分析。关于焦点一。吕亮请求赔偿的基础理由是主张东莞××支队××大队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车辆实际支配人为张向朋，并认为东莞××支队××大队对肇事车辆放行不合法。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东莞××支队××大队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审判职权，其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使用。《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内容在民事上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在交通事故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后由法院审判，由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决定是否采纳，相关事实和民事责任由人民法院认定和裁判。因此，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车辆实际支配人为张向朋，吕亮对此不认同，应当在民事诉讼中提出，不应当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处理。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扣押肇事车辆，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并非为了保障受害者的民事索赔权利。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吕亮无责任，在文书送达给吕亮后，为了收集证据而扣押肇事车辆的目的已经实现，在东莞××支队××大队处理交通事故的角度来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不再存在为了收集证据而继续扣押车辆的法定理由，此时吕亮不再是扣押肇事车辆的行政管理的利害关系人。本案吕亮从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和民事判决无法执行的角度认为放车不合法，不是基于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吕亮提供的财产保全申请书属于民事诉讼的处理范围，如吕亮有向法院提出，应属于法院职权范围。综合上述分析，吕亮关于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放车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符合2014年11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焦点二。首先，东莞××支队××大队于2011年6月9日作出东公交清认定字（2011）第A009（F）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于2011年6月22日将该《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给吕维兵。由于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因此，如吕亮不服，最迟也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两年内起诉，即在2013年6月22日前起诉。其次，肇事车辆被扣押是为了收集证据，依照法律规定，不可能长期扣押，证据收集完毕后，吕亮应当知道该车辆将在法定的期限内退还给车辆所有人，如吕亮希望查封车辆，应当及时以民事诉讼方式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2011年6月22日该《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给吕维兵，此时为了收集证据而扣押肇事车辆的目的已经实现，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肇事车辆将很快被放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如吕亮对放车行为不服，应当最迟在2011年6月22日之后的两年内起诉。吕亮在2015年9月30日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最长两年的法定期限，且吕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正当理由，其起诉东莞××支队××大队不符合法律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同理，吕亮关于赔偿的诉讼请求也超出法定起诉期限。由于吕亮的起诉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对是否应当赔偿不进行实体审查。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2014年11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吕亮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吕亮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对东莞××支队××大队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确认；2、东莞××支队××大队因行政过错造成吕亮获赔不到的534549.70元进行赔偿。主要理由有：1、交警是维护道路交通，行使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肇事案件的执法者，对在事故中受伤、死亡或者致残者得到赔偿有着不可推御的责任，东莞××支队××大队放车和解封该车档案是其行政行为的违法事实，从而导致吕亮拿不到任何赔偿费。2、东莞××支队××大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车辆是张向朋所购，仅凭张向朋与赖新财的问话笔录就认定车辆实际支配人是张向朋是错误的。3、吕亮是对东莞××支队××大队的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却认为超过最长两年的法定期限不予受理，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才不予受理。
被上诉人东莞××支队××大队辩称：吕亮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吕亮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
另查明，二审法庭调查时，东莞××支队××大队、吕亮确认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的检验报告是于2011年6月3日作出，并于同日送达给吕亮的法定代理人吕维兵。
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的规定，东莞××支队××大队于2011年6月9日作出的东公交清认定字（2011）第A009（F）号《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相关争议的证据，如当事人有充分证据，亦可以在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民事诉讼中推翻该事故认定书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该事故认定并不是对处理并认定事故当事人民事责任具有拘束力的行政行为，吕亮对东莞××支队××大队作出的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实际支配人的认定不服提起诉讼，并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被上诉人东莞××支队××大队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的规定，从而扣押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的。参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据此，由于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扣押车辆是为了收集证据而非保全财产，在相关车辆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后，交警部门应当及时退还车辆给车辆所有人。东莞××支队××大队、吕亮确认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车辆检验报告于2011年6月3日作出，东莞××支队××大队并于同日向吕亮法定代理人吕维兵送达该机动车检验报告，于2011年6月22日向吕亮的法定代理人吕维兵送达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载明以机动车检验报告等证据认定本案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那么，吕亮应当知道粤S×××××号轻型厢式货车在检验鉴定结论作出后即将退还给车辆所有人的事实，而吕亮于2015年9月30日对放车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前述2年的起诉期限。
综上两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吕亮的起诉裁定予以驳回，并对其赔偿的请求不予审查，并无不当。吕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孙立凡
审 判 员 张志强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