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兴行初字第22号
原告兴安县漠川乡艳林村委会第四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陈祯明，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尹美玉，兴安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阳明，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郭元成，兴安县林业局山林调处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文锋，兴安县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兴安县漠川乡桥头村委第十八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王以富，该社社长。
原告兴安县漠川乡艳林村委会第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不服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4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9月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兴安县漠川乡桥头村委第十八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回香担任审判长，助理审判员杨安刚、人民陪审员唐仁权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蒋新玲担任法庭记录，于2014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负责人陈祯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尹美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郭元成、蒋文锋，第三人的负责人王以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针对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与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争执的天门坳李二屋场山林权属纠纷，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地名叫天门坳李二屋场（原告称天鹅氹），面积约45亩。其四至界限（以座为示）：上凭天门坳山顶（又称天鹅氹）横至两边，上与第三人山场交界；左凭干漕，沿干漕下至犁头嘴，左面与第三人山场相交；左路凭菁漕，沿菁漕下至犁头嘴为界，右面与第三人山场交界。下凭左右两边界线的汇合处犁头嘴为四时八节，下面界线与第三人山场交界。解放前，争执山场属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陈先德向文运凤所契买的私有山场，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在此山管护收益时，均向原告缴纳租金。解放后一直到土改时期争议山场仍归第三人管护收益，但没有向原告缴纳租金。第三人管业争议山场直至1962年四固定、大包干时期。1961年大李家岭迁入艳林大队，所以1962年四固定、大包干时期第三人属艳林大队的一个经济实体，当时艳林大队已将该山划归第三人耕作造林，山林权属固定为第三人所有。当时，原告属艳林大队第四生产队。1966年，第三人划归漠川乡桥头大队，属漠川乡桥头大队第18生产队，争议山场随人带山与其他土地山林一并带入该队。1970年6月5日，漠川长洲与艳林双方派代表重新划定山界，即从蚂蚱界大埼到照天龙，到滑石板为界，外面属长洲管业；里面属艳林管业。1975年艳林四队与桥头一至四队，关于处理插花在榜上大队十队（苦竹园上岔）杉树山场时，漠川法庭组织当事人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内第三条载明：原协合乡范围内的山场，双方重申：按分长州（包括蒋家堰）艳林时决议执行。即在艳林范围里的山场归艳林大队管业，在原蒋家堰大队范围的山场归现桥头大队有关生产队管业。但白果树一项属人归队，插花经营。另备注载明：艳林四队在大李家岭卖杉树给陈登良（已故）的山场、杉树按协议第三条办理。艳林四队在大李家岭卖杉树给陈登良的山场、杉树范围就是现诉争山场天门坳李二屋场。1976年，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与桥头大队蒋家堰1至4队发生纠纷，经漠川公社处理，现诉争山场权属归第三人所有。之后，争执山场一直由第三人管业。2007年5月1日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到争议山场内砍树炼山，第三人出面制止，提出异议从而引发纠纷。该纠纷第三人曾以民事纠纷起诉至兴安县人民法院，县法院于2007年9月28日下发民事裁定书驳回起诉，裁定由有关职能部门处理。据此兴安县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山场解放前属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的陈先德（陈祖贵的父亲）向文运凤所契买的山场。解放后至1962年仍属原告所有。1962年四固定、大包干时期原告与第三人同属艳林大队管辖，当时艳林大队已将该山划归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在耕作造林，山林权属固定为第三人所有。而原告属艳林大队第四队，不属同一个经济组织。1966年第三人划归漠川乡桥头大队管辖，属漠川乡桥头大队第18生产队，争议山场随人带山与其他土地山林一并带入该队。1970年6月5日，漠川长洲与艳林双方派代表重新划定山界，即从蚂蚱界大埼到照天龙，到滑石板为界，外面属长洲管业；里面属艳林管业。争议山场天门坳李二屋场位于该界线的外面，属长洲管业。1976年，第三人与桥头蒋家堰1至4队发生纠纷，1978年经漠川公社处理，漠川公社以漠革山决字（78）第2号处理决定将现争山场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原告艳林第四生产队提供的解放前买契，只能证明争议山场解放前属原告私山。解放后，争议山场已发生权属变更。原告提供的艳林大队1971年7月23日山场划分决议属内部自定决议。1975年桥头与原告达成的“75协议”，明确了插花山的处理情况。因此，1971年7月23日的划山决议对争议山场所有权不具约束力。2007年，原告在争议山场砍伐林木，兴安县森林公安于2008年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该处罚证明原告的行为属滥伐林木行为，不能证明山林权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四）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如下：双方争议的天门坳李二屋场（原告称天鹅氹）山场所有权包括林木、林地确权归第三人漠川乡桥头村委大李家岭自然村第18经济合作社管业所有。其四至界限（以座山示）：上凭天门坳山项（又称天鹅氹）横至两边为界；左凭干漕，沿干漕下至犁头嘴；右凭菁漕，沿菁漕下至犁头嘴为界。下凭左、右两边界限的汇合处犁头嘴为界。面积约45亩。根据本决定制作的《漠川桥头大李家岭自然村第18经济合作社与漠川艳林村委会胖竹菁第4经济合作社争执天门坳李二屋场（天鹅氹）山林权属确权地形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1、2012年7月23日《山场林木确权申请书》。
2、2008年6月20日《漠川乡人民政府行政处理意见书》。
3、2012年8月10日《山场林木确权答辩书》。
4、现场勘查笔录、调解笔录。
5、调查张荣贵、文朝连、肖如余、曾祥福、陈英豪、陈翠荣、王义副、陈桢明、陈祯林、秦昌有、王义富、蒋忠明、陈光亮、赵代兴、刘祖德的调查笔录。
6、2013年8月22日的《座谈笔录》。
7、秦昌有、艳林村委会的证明。
8、1971年7月23日《艳林大队山场划分决议》。
9、《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款收据》、兴安县漠川乡林业站证明、《广西壮族自治区估价结论书》。
10、民国买契、1978年11月19日漠革山决字（78）第二号《漠川公社革命委员会关于桥头大队一至四队与十八队争执两杉树山场的处理决定》。
11、1977年9月兴安县榜上人民法庭调查联系函、陈英豪等5人的询问笔录、秦昌有的摘抄记录、77年艳林与长洲分山协议、1975年插花山处理协议。
12、（2007）兴民初字第346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诉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处理决定错误。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山场在解放前是艳林四社原陈先德家买得的山，解放后，该山场经过一九六二年四固定和大包干时期到一九七一年整个漠川划分山场的协议都明文归属艳林四社所有，有“71”协议作凭，自解放前到解放后历经了大半个世纪都是原告使用管业，责任制时原告集体将此山场发包给陈祯林、陈祯礼等9户人管业经营至今。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错将已归桥头十八社陈祖贵的山场与艳林第四社原陈先德的山场混淆，实际上陈先德的山是插花在桥头十八社，大李家岭（文家屋后李二屋场）上凭项，下凭力头嘴干槽，左凭干槽，左凭浸，四至界线分明，面积约四十亩，而陈祖贵的山场在“78”二号处理决定示意图所示为大李家岭屋后（李二屋场）上没有明显的顶，左边不是槽右边也不是浸，下面的力头嘴有田、有水还有白果树，“78”2号处理决定图形示意图绘制清楚，与原告插花在大李家岭文家屋后（李二屋场）山场的地名、地点、地形、面貌完全不同。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没有深入二座山场实地勘察，错误地将陈先德的山视为陈祖贵的山，与事实不符。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提供的证据如下：
1、1978年11月19日漠革山决字（78）第二号《漠川公社革命委员会关于桥头大队一至四队与十八队争执两杉树山场的处理决定》。
2、2007年6月27日兴安县漠川乡林业站证明、2007年6月4日艳林村委会的证明。
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辩称：一、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70年代初，艳林大队形成的“71协议”，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归原告所有。据参与71协议的老干部证实，艳林各队山场界线由各队自行书写报大队后，由大队统一书写。对于插花山，特别是争议山场的权属在当时并未核实清楚，权属不明。2、“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场固定归第三人所有。有原“四固定”时期艳林大队老干部陈英豪、蔡昌义、蔡立志、蔡昌发、陈锡玉等证人证词予以证实。3、漠川公社于1978年作出的漠革山决字（78）第二号处理决定，载明的“天门坳李二屋场”与争议山场属同一山场。争议山场于1978年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并未提出异议。4、原告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管业行为，被告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1、陈先德与陈祖贵为父子关系。争议山场自陈先德于解放前契买后，其儿子陈祖贵在该处并无其它插花山场。2、关于漠革山决字（78）第二号处理决定所载明的山场，被告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所载明的山场范围与争议山场相符。原告无法证明陈祖贵与陈先德的山场不是一处山场。被告该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综上，被告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正确合理，请求法院维持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被告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地名叫天门坳李二屋场（原告称天鹅氹），面积约45亩。其四至界限（以座为示）：上凭天门坳山顶（又称天鹅氹）横至两边，上与第三人山场交界；左凭干漕，沿干漕下至犁头嘴，左面与第三人山场相交；左路凭菁漕，沿菁漕下至犁头嘴为界，右面与第三人山场交界。下凭左右两边界线的汇合处犁头嘴为四时八节，下面界线与第三人山场交界。解放前，争执山场属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陈先德向文运凤所契买的私有山场，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在此山管护收益时，均向原告缴纳租金。解放后一直到土改时期争议山场仍归第三人管护收益，但没有向原告缴纳租金。第三人管业争议山场直至1962年四固定、大包干时期。1961年大李家岭迁入艳林大队，所以1962年四固定、大包干时期第三人属艳林大队的一个经济实体，当时艳林大队已将该山划归第三人耕作造林，山林权属固定为第三人所有。当时，原告属艳林大队第四生产队。1966年，第三人划归漠川乡桥头大队，属漠川乡桥头大队第18生产队，争议山场随人带山与其他土地山林一并带入该队。1970年6月5日，漠川长洲与艳林双方派代表重新划定山界，即从蚂蚱界大埼到照天龙，到滑石板为界，外面属长洲管业；里面属艳林管业。1975年艳林四队与桥头一至四队，关于处理插花在榜上大队十队（苦竹园上岔）杉树山场时，漠川法庭组织当事人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内第三条载明：原协合乡范围内的山场，双方重申：按分长州（包括蒋家堰）艳林时决议执行。即在艳林范围里的山场归艳林大队管业，在原蒋家堰大队范围的山场归现桥头大队有关生产队管业。但白果树一项属人归队，插花经营。另备注载明：艳林四队在大李家岭卖杉树给陈登良（已故）的山场、杉树按协议第三条办理。艳林四队在大李家岭卖杉树给陈登良的山场、杉树范围就是现争山场门坳李二屋场。1976年，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与桥头大队蒋家堰1至4队发生纠纷，经漠川公社处理，现争山场权属归第三人所有。之后，争执山场一直由第三人管业。2007年5月1日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到争议山场内砍树烧山，第三人出面制止，提出异议从而引发纠纷。该纠纷第三人曾以民事纠纷起诉至兴安县人民法院，县法院于2007年9月28日下发民事裁定书驳回起诉，裁定由有关职能部门处理。据此兴安县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山场解放前属原告艳林第四经济合作社的陈先德（陈祖贵的父亲）向文运凤所契买的山场。解放后至1962年仍属原告所有。1962年四固定、大包干时期原告与第三人同属艳林大队管辖，当时艳林大队已将该山划归第三人桥头第十八经济合作社在耕作造林，山林权属固定为第三人所有。而原告属艳林大队第四队，不属同一个经济组织。1966年第三人划归漠川乡桥头大队管辖，属漠川乡桥头大队第18生产队，争议山场随人带山与其他土地山林一并带入该队。1970年6月5日，漠川长洲与艳林双方派代表重新划定山界，即从蚂蚱界大埼到照天龙，到滑石板为界，外面属长洲管业；里面属艳林管业。争议山场天门坳李二屋场位于该界线的外面，属长洲管业。1976年，第三人与桥头蒋家堰1至4队发生纠纷，1978年经漠川公社处理，漠川公社以漠革山决字（78）第2号处理决定将现诉争山场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原告艳林第四生产队提供的解放前买契，只能证明争议山场解放前属原告私山。解放后，争议山场已发生权属变更。原告提供的艳林大队1971年7月23日山场划分决议属内部自定决议。1975年桥头与原告达成的“75协议”，明确了插花山的处理情况。因此，1971年7月23日的划山决议对争议山场所有权已不具约束力。2007年，原告在争议山场砍伐林木，兴安县森林公安于2008年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四）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作出兴政决字（2014）第4号行政决定，将争执山场所有权确为第三所有。原告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4年7月23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4）14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第三人均对争执山场的四至界限，及其位于第三人山场范围内无异议。原告所在的原艳林大队与第三人所在的原桥头大队的山场以1970年6月5日和1975年协议确定的大山埼倒水为界进行划分，根据上述协议，艳林范围内的山场归艳林管业，桥头范围内的山场归桥头管业，现争执的山场按照上述协议办理。争执山场在大界限的外面，不在艳林山场界限范围内。后桥头大队内部对插花山发生争执，桥头一至四队与第三人桥头十八队经调处作出（78）决定，为便于管业，将现争执的李二屋场山场确权归第三人所有。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已形成一条证据链，并以（78）决定作为主要依据，认定原告、第三人争议的山场与（78）决定中提到了陈祖贵的山场为同一处山场，并已进行过处理，据此作出的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山场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认为漠革山决字（78）第二号《漠川公社革命委员会关于桥头大队一至四队与十八队争执两杉树山场的处理决定》处理的是陈祖贵的山场，而非被告在处理决定中认定的陈祖贵父亲陈先德的山场。但其未能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原告在第三人所有的山场范围内原有两处插花山，也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存在有陈祖贵的山场。据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原告请求撤销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处理决定的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兴安县人民政府2013年7月20日作出的兴政行决字（2013）第4号《兴安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案收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者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桂林市农行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朱回香
代理审判员 杨安刚
人民陪审员 唐仁权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