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1民终22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勇，男，汉族，1976年5月3日生，四川人，自由职业，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欣，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梅，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罗衙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六居民小组。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罗衙社区137号
负责人：杨春，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莉，云南曲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唐勇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罗衙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六居民小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5）官民一初字第2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勇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0年2月4日签订的《租地合同书》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书漏洞百出，错别字连篇。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罗衙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六居民小组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唐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因原告在承租土地上建盖厂房而取得的赔偿款108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2010年1月6日，原告唐勇与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罗衙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六居民小组签订了《租地协议》，协议中载明被告将靠村西侧低置土地6.14亩于2009年12月15日经小组干部和党员代表会议讨论，同意租给原告建临时租房及做厂房使用。对土地面积、四至界限、租金支付方式、土地递增费租用、每亩单价均作了约定。约定了租期起始日为2010年1月1日起，租用年限为20年。条款约定：在租用期间如遇国家征用或村镇规划占用房屋拆迁补偿场地建设费用归原告（乙方）所有。土地补偿费归被告（甲方）所有。第七条约定“租期满后，乙方租用土地上的不动产归甲方所有，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租用权”。合同签订后，被告村组领导签字并加盖了公章。原告于2010年1月28日向被告支付了按照每亩9000元计算的因租金共计55260元。在原告着手建盖厂房时，被告部分成员声称其全体成员对原告租用土地一事完全不知，租金过低要求重新签署合同。2010年2月3日，原告唐勇按照每亩2万元的租价向被告补交了85682元的一年租金并安排自己的员工马增朝代表自己与被告于同年2月4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书》，将土地租期变更为三年，土地面积变更为7.072亩土地租用单价变更为每亩2万元，原合同中约定的“房屋拆迁补偿场地建设费归原告所有”一条变更为“三年租期届满后厂房归被告所有”。次日，原告作为玉溪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补偿协议》，约定临时借地20.492亩堆放废土一年，原告并于当日向被告支付了复耕费、补偿费368856元。三年合同到期后，原、被告支付、收取约定相对应的租金。2012年10月19日，原告又与被告就原来原告租赁的地块续签了租期为15年的《合同书》，约定了每三年1个递增并在合同第三条约定“在合同期内，如国家征用城中村改造，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厂房归集体所有指：砖混结构平房一排及洗菜塘彩钢瓦、加油站旁彩钢瓦房”。第四条约定“乙方在合同期内，投资建设所建的房屋或者彩钢瓦，如国家征用或者城中村改造，拆迁房屋补偿属乙方所有”。原告在原有基础上又进行了翻建和扩建。但签订合同后的第二年也即2014年因国家建设征用。被告依据相关部门要求于2014年11月16日发出《拆迁通告》。其中第四条有关注意事项中表明：被拆迁范围内房屋产权纠纷由被拆迁户与家庭成员及出租户自行协商。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12月9日和2015年1月15日原告租用地块上的建筑物等拆迁内容与官渡街道文化生态新城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签署了《补偿协议书》。2015年1月8号，原被告签署《终止租赁协议》，载明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所有内容从2014年11月30日终止。原被告各自均已向拆迁指挥部领取了补偿金。现原告认为被告领取的厂房赔偿款补偿中共计108万元系自己建盖，应当由自己领取，现在已原告领取，应当返还为由诉至法院。审理中，被告认可原告在租赁土地上所建的厂房确实全系原告投资，原告也全部付清了租期应付的租金。在国家征用时，原告并未提出异议。而依据双方的两份《合同书》，已经明确该部分的拆迁补偿由被告领取。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则认为最初的合同期限是20年，并约定如遇赔偿则由自己获得补偿。与被告签署后两份《合同书》是被告村民所逼，且当时自己已经有很大投入，不得已才签的。自己短期200多万的投入并未收回，当初建盖时因为自己就是从事建筑行业，虽然后来评估为108万元，实际因为材料、管理费、税费、人工工资等原因，真实的建设费用为81万元。被告能否在法院协商中给予适当补偿。被告则坚持按照合同办事并称补偿款已经向村民发放，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法院调解无果。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指当事人为实现一定目的、追求经济利益，在符合法律规定、不损害他人权益，遵从相关原则而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照章各自全面、适当履行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原被告自愿达成合意，由原告租用被告土地，被告收取租金。原被告于2010年1月6日签订的《租地协议》上已经表明，被告经过村组代表及党员讨论，对租赁内容作了详尽约定。应当认为该份协议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下，原告已经实际投入建设，因为村民的反对，双方于2010年2月4日另行签订了《合同书》，对租期、租金单价，特别是厂房等建筑物的补偿另行进行了确定。针对被告认为第一份合同已经因为第二份合同而废止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可以变更，但应具备承续性。故应当视为原、被告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第一份《租地协议》同样合法、有效。原告声称被村民逼迫且内容显失公平才签署了《合同书》，但其并未提出解除该《合同书》或诉至法院进行调整。且按照合同重新约定的面积、单价支付了租金。应当认为原告系全面接受了《合同书》约定的内容。三年期满后，原被告再次就租用土地签署了租期15年的《合同书》，再次约定明确由原告已经建盖的砖混机构平房一排及洗菜塘彩钢瓦、加油站旁彩钢瓦房的赔偿、补偿由被告领取收益。原、被告之间的第三份《合同书》同样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合法有效。在履行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原被告均预见的因国家建设而遇到的征用、拆迁。原被告均与相关部门签订了协议并领取了补偿费。以上行为双方均是按照协议进行的。双方的行为表明均认可协议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均已履行完毕，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判决：驳回原告唐勇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过程，上诉人补充在第一份《租地协议》签订之后，在其建盖好厂房搬入机器设备时，有村民堵门。之后是由于村民断水断电上诉人才被迫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合同书》。在拆迁时，上诉人已经向“拆迁办”提出过异议，但“拆迁办”说不管，才引发本案诉讼。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补充，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因上诉人未能提交新的证据证实其提出的补充事实，故本院不予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2月4日所签订的《合同书》是否有效？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返还赔偿款108万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提出其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2月4日签订的《合同书》并非出自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请求确认该《合同书》无效。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该主张成立。同时，上诉人亦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撤销该合同。故，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所主张的厂房拆迁赔偿款，已经在双方当事人签订的2010年2月4日、2010年10月19日的《合同书》明确厂房归集体（即被上诉人）所有。而在双方当事人领取拆迁补偿款时亦按照前述合同及与拆迁指挥部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的约定领取相应的款项。因此，现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厂房赔偿拆迁的赔偿款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之处。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0元由上诉人唐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昕光
审判员 陆有林
审判员 汪 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马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