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38号
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剧院路358-396号宏程国际大厦602室。
法定代表人倪曙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云飞、周晓，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培汉，男，196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詹建华，男，198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詹伟玉，女，197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詹天喜，男�194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詹伟建，男，197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以上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卫民，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何培汉、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吴云飞、周晓，被告何培汉、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委托代理人李卫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何培汉于2014年7月28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原告委托案外人杨方彬与被告何培汉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10月27日，月息15‰，利息按月支付，逾期支付加收50%罚息。原告与被告何培汉签订《动产质押合同》，与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签订《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两份协议约定被告何培汉以其合法持有的珍珠质押给原告，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案外人杨方彬将款项支付给被告何培汉，依法履行借款义务，但被告未按约定还款、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何培汉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利息及罚息人民币233712元，合计人民币1233712元（计算公式附后，利息及罚息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确认原告对质押物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何培汉、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答辩称，一、根据原告提供的材料，被告何培汉借款是向杨方彬借款的，而不是向原告借款的，借款协议是与杨方彬签订的，款项也是从杨方彬账户汇入的，所以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被告何培汉与杨方彬之间，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予以驳回。二、被告的质押合同是与原告签订的，与杨方彬的借款无关。被告与原告签订质押合同，是因为原告一直允诺配套借款给被告何培汉，才签订了质押合同，但原告未依约发放借款，主债权始终未成立，从债权也就不能成立，故原告要求行使质押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相反，原告扣留质押物却未借款的行为已造成被告何培汉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虽然主张是其委托杨方彬签订借�合同并提供委托书，但是本次借款合同是杨方彬个人签订的，如果杨方彬仅是受托人或者代理人的身份，应该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且自己只能以代理人的身份来签署合同，也就是说合同应该是原、被告作为合同双方而不是像本案中那样的合同双方是被告何培汉和杨方彬。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告知被告何培汉杨方彬是代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相关规定，即使如原告所称杨方彬与原告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因为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并不知情杨方彬与原告之间的代理关系，该合同不能约束原、被告。四、原告提供的委托书所记载的内容，委托书确立的代理关系应当是杨方彬受出借人委托而不是原告，尽管杨方彬本人是受原告的转委托，但其受托的权利来源最终是出借人而非原告，最终的法律后果应该由出借人来承担。五、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本案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那么原告发放借款的事实也构成非法放贷。原告本身没有金融经营许可资格，不能从事放贷业务，但从原告在法院起诉的几个案件及原告、杨方彬在诸暨市山下湖镇从事类似操作达四千万余元远超其注册资金看，原告事实上从外界吸收资金再向不特定公众发放贷款，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故原告涉嫌违法从事经营贷款业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涉嫌犯罪。借款合同应当为无效，担保合同亦为无效。代理人也注意到从原告的经营执照及自我介绍看，原告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平台吸收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故被告请求法院查明原告的资金来源及其非法经营行为，并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侦查。综上所述，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或者移送本案至公安机关侦查。六、2014年10月之前利息已经全部付清。
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证据：1、《个人借款合同》，证明被告何培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及双方权利义务；2、贷款申请表，证明被告何培汉知晓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为原告；3、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证明被告何培汉知晓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为原告，并将珍珠质押给原告；另证明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对被告1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4、动产质押合同，证明被告1将珍珠质押给原告的事实；5、汇款凭证，证明原告已经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6、委托书，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杨方彬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被告何培汉、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向法院提供证据：7、原告公司的基本情况1份，证明原告为投资咨询业务，无放贷资质，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资金来源就是融资；8、公证书1份，系对原告网站内容的公证，原告提供居间服务；9、诸暨市山下湖派出所对杨方彬的询问笔录1份，系杨方彬在诸暨市山下湖催讨借款时涉嫌寻衅滋事做的笔录，证明借款关系是被告与杨方彬之间发生的，而不是与原告发生的。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具体同答辩意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原告提供证据均具有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7并无异议，证据8系原告网站信息，具有真实性，证据9为公安机关笔录，具有真实性，对被告提供证据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
2014年7月28日，原告杭州融至鼎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培汉签订《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何培汉向原告借款并以其所有的珍珠作为还款质押担保，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自愿承担还款的连带保证责任，明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当日，被告何培汉与案外人杨方彬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月利率15‰，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10月27日止，逾期加收50%罚息，后通过杨方彬账户汇付何培汉人民币100万元。另，被告何培汉将13-17毫米127公斤的有核金色链条珍珠存放于诸暨市华东国际珠宝城1号公寓楼0109-0111处。借款后，被告何培汉支付三个月利息，此后未付。
本院认为，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培汉签订借款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借款关系发生在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公司与被告何培汉之间，该合同中明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但未对借款利率、期限等予以约定。原告认为，杨方彬与被告何培汉签订借款合同且被告何培汉明知实际出借人为原告并同意约定借款利率及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但被告认为借款协议是与杨方彬签订的，款项也是从杨方彬账户汇入的，所以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被告何培汉与杨方彬之间。本案中，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杨方彬与被告何培汉均签订借款合同，原告有权选择任一方主张权利，现原告选择以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法院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受托人杨方彬披露委托人为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即杨方彬出面签订的借款合同同时约束被告何培汉与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经查明，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其为P2P网络服务平台，是P2P融资与网络融资相结合的金融服务网站。但经杨方彬在公安笔录中陈述，被告通过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平台向其个人借款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且该款项是向其他投资者融资获得。本案中，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杨方彬均认可平台公司为对外出借人，杨方彬为公司借款经办人，争议焦点在于本案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借行为是否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
本院认为，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提供融资中介为主营业务的平台，其公司本身介入投资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个人投资者的出资款项的通道账户安排到�司的经营者个人账户，容易出现投资者资金无法区分甚至被挪用，会混淆公司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对外也不利于对个人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即不利于整个P2P融资行业的规范与发展。司法实践中，多数P2P融资平台仅仅是招揽投资者的推广方式，而实际的业务操作流程均不合规且达不到P2P融资平台的资质要求。因此，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与民间借贷的区分问题；二是操作违规的效力认定与归责问题。
本案中，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法院起诉，与出借资金实际提供者可能存在不一致之情形，但此类情形涉及监管层对P2P平台进行规制与管理之范畴。首先，虽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其为P2P公司，但实际从事融资咨询业务是否符合P2P业务规定，同时是否被认定为P2P公司；其次，以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名，也存在冒�P2P公司之情形，实际业务操作及从业资格均不能认定为P2P公司，实际从事业务为民间借贷。故就商事审判而言，法院在查明事实过程中应要求平台类公司说明其资金来源，但客观上资金来源如何，法院系依据举证责任进行证明责任分配。但因平台公司因管理或其他原因导致资金来源不能充分查明之责任后果，不能一味或全部归责或寄望于商事审判，也即行政监管责任与可能涉嫌的刑事责任应区别于商事责任而发挥作用。在三种责任体系不同功用清晰与责任边界可区分前提下才能更好发挥商事审判作用。商事责任应独立于行政（监管）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监管）责任的归责后果不应由司法审判来替代履行，除非经行政授权。行政监管责任系对一定行为的惩罚或资质剥夺，但并不导致行为无效。而刑事责任被确立后的外延边界不能全部覆盖商事行为，有效的商事�为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且受害主体的认定还需要商事责任的预先确定。行政监管责任的违反往往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但这两者与商事审判的适用逻辑是需要行政金融监管细则与刑事适用细则预先界定与规制。在没有明确规制前，商事审判需秉承谨慎原则，且不过多去介入行政金融监管与刑事适用问题。原告的资金来源问题是否导致借贷合同无效，如因监管查明公司存在违规经营之情形，公司可依照相关规定承担行政责任后果。当前，在监管层对P2P公司的监管条件细则尚不明确情况下，资金来源问题不影响本案原告对外借款的合同效力；对于是否涉嫌刑事应当确认无效的问题，如前所述，有效的商事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如因原告募集资金行为涉嫌刑事，与本案为不同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
原告�借资金，从合同形式看，符合民间借贷要求，对于原告自称为P2P融资平台或是否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涉及行政监管问题。目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虽已出台，但尚未有细则对与民间借贷的区分问题及操作违规的责任后果与归责问题进行明确，故本院仍参照民间借贷规范予以适用。现原告向被告主张归还借款，理由正当，且保证人在原告出面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承诺承担保证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也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原告自愿按照年息24%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因被告何培汉已实际支付三个月利息，原告可自2014年10月27日起主张，暂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对质押物，双方签订的质押合同有效，原告主张质押物的优先受偿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培汉应归还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人民币233712元，合计人民币1233712元（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此后按照年息24%计算至本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二、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对上述被告何培汉应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存放于诸暨市华东国际珠宝城1号公寓楼0109-0111处的有核金色链条珍珠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03元，由被告何培汉、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承担。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03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许钟军
审 判 员 陈维专
人民陪审员 徐燕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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