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1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法定代表人：董仲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微微，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杰，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姜雪丹，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得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百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9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立得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今百竹公司原部分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立得成公司支付给福建南平金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锋公司）的40万元应当在立得成公司所欠货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判令立得成公司向今百竹公司支付利息的做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姜宁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姜宁出面与立得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间已持续了十几年，立得成公司向金锋公司付款是基于对交易习惯的信赖。立得成公司与姜宁之间存在十几年的购销业务，一直以来都是姜宁在向立得成公司提供所需货物，实践中立得成公司均是认可姜宁。事实上，今百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等从未与立得成公司有任何的往来，即便在货款支付上也是根据姜宁的指示进行的。今百竹公司自始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交易一直相安无事。退一步来说，即便认定今百竹公司与立得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姜宁的行为明显属于职务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立得成公司是基于对姜宁的信任向金锋公司汇款。况且，今百竹公司对立得成公司之前向金锋公司支付的30万元也是认可的。一审法院认为因今百竹公司对该款没有确认从而认定支付行为无效的说法明显错误。一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原30万元的支付系在今百竹公司的认可情况下所履行；另一方面，立得成公司之所以支付30万元，与支付40万元的情形完全相同，均系按照姜宁的要求而为之。现相同情形却做出完全不同判断结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审法院回避了表见代理这一客观事实。立得成公司在2016年7月份将30万元汇给金锋公司后，虽然今百竹公司起诉了金锋公司和姜宁，但并未及时通知立得成公司停止向金锋公司继续汇款。立得成公司基于对姜宁的信任继续支付了第二笔和第三笔款项。正如今百竹公司一审所声称，姜宁与今百竹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母女这一特殊的血缘关系，姜宁系今百竹公司的派出销售产品的业务员，因今百竹公司家庭内部纠纷导致姜宁和今百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关系恶化，才进一步导致姜宁要求立得成公司将货款汇给金锋公司的情形出现。立得成公司在向金锋公司汇款时对此毫无所知，今百竹公司更没有给予任何警示，立得成公司就有理由对姜宁的付款指示继续信任。立得成公司在此过程中已经尽了审慎的义务，对此并不存在过错，姜宁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况且，今百竹公司的行为前后矛盾。
二、立得成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当向今百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今百竹公司也自始从未向立得成公司提出付款要求。虽然立得成公司向今百竹公司出具了对账凭证（但其原因也正如在原审时所陈述的，原因在于立得成公司单位财务人员对客观事实并不知晓所致），但此后今百竹公司从未向立得成公司提出任何请求，而立得成公司也仅是在法院送达相关文书时才知晓其中缘由以及今百竹公司和姜宁之间的矛盾。因此，今百竹公司要求立得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更不应从出具对账凭证第二天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三、涉案交易的产品因质量缺陷而存在大量库存（初步统计金额为295,220元），今百竹公司应当办理退货抵扣货款。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置理的做法明显错误且有有意偏袒今百竹公司之嫌。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进行判决，损害了立得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进行改判。
今百竹公司辩称，立得成公司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立得成公司有关表见代理的主张不成立。姜宁是今百竹公司的销售业务员，代表今百竹公司营销“针织布”。立得成公司之前均是向今百竹公司付款，立得成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书面说明中也表明有9笔货款是向今百竹公司支付的，说明立得成公司是知道今百竹公司是收款单位。立得成公司上诉状中也说明姜宁与今百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母女这一特别的法律关系，姜宁系今百竹公司派出销售的业务员。据此，立得成公司是知道该情况的。所以，立得成公司与今百竹公司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按照交易习惯，应当向今百竹公司支付货款。
二、今百竹公司没有授权姜宁通知立得成公司将货款支付给金锋公司，也没有授权金锋公司接受货款。而对于3笔货款的支付情况，今百竹公司最初是毫不知情的。对于第1笔款30万元，今百竹公司是在催收货款中发现，并责令姜宁将款项返还给今百竹公司。因姜宁拒不还款，今百竹公司以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由于公安部门没有立案，并建议今百竹公司走民事程序，今百竹公司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姜宁和金锋公司返还30万元的货款。另外2笔货款合计40万元，今百竹公司是在本案一审中根据立得成公司提交的证据才发现的。今百公司未任何授权，不能视为今百竹公司同意或放任姜宁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姜宁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三、今百竹公司与金锋公司同样没有任何的业务来往，且不知晓该公司的存在。2016年5月之后，姜宁离开今百竹公司并成立了金锋公司，经营与今百竹公司相同的业务，将今百竹公司原来的客户拉向自己的金锋公司，侵害今百竹公司的公司利益。故此，今百竹公司不可能让金锋公司代收货款。
四、今百竹公司收取利息有法定依据，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立得成公司应在收货之后一个月内支付货款。今百竹公司最后一次送货是2016年4月22日，且双方也对截止2016年5月31日的货款进行了对账。双方对货款的金额双方均没有异议，只是没有核对运费。一审中，双方对运费的次数、金额进行了核对，对运费也没有任何异议。立得成公司没有按时支付双方对账确认的货款，应当承担今百竹公司的利息损失。
五、今百竹公司提供的货物完全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本案诉讼前，立得成公司没有就质量问题向今百竹公司提过任何异议。在本案起诉之后，立得成才提及质量问题，但没有任何证据佐证，所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质量问题。
综上，今百竹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立得成公司的上诉请求。
今百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立得成公司支付货款929,461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暂计18,600元（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6月22日起计至付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今百竹公司、立得成公司双方并无签订购销合同。立得成公司只认可与涉案姜宁（个人）有长期的购销业务往来，姜宁多年来有向立得成公司提供“针织布”产品，因而否认与今百竹公司有直接业务往来。从今百竹公司提供日期为2016年6月21日《对账单》传真看，内容是立得成公司确认欠货款1,229,461元，且立得成公司在该传真件上有手写“其中再减我方先付的运费”并盖方章（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对账章）。立得成公司对该《对账单》的手写内容“其中再减我方先付的运费）和盖方章（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对账章）无异议，但认为是公司新来财务不熟悉业务，所以才在《对账单》上盖对账章，且涉案业务运费是立得成公司已先行支付。
今百竹公司有经营“针织布”产品业务，而姜宁曾在今百竹公司任职为业务员，其是今百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兰荣的女儿，因而与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其于2016年5月离职。涉案姜宁离职前，今百竹公司以工资形式向姜宁支付工资款共100,000元。在本案起诉之后，今百竹公司于2016年12月将原法定代表人王兰荣变更为现法定代表人姜雪丹。
又查明，立得成公司提交的付款凭据，解释入账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11月3日向金锋公司所付二笔款项共40万元，是按涉案姜宁的要求支付该公司的。除此，立得成公司还按姜宁的要求，在这日期之前又将款汇向金锋公司共30万元款项，合共汇款70万元，但均无今百竹公司的书面授权。对此，今百竹公司认为立得成公司按照姜宁要求向金锋公司所付的30万元款项是今百竹公司的货款，是未经授权的付款，该笔款项已向珠海公安部门报案，将另案起诉相关人员侵占该30万元，并已将立得成公司的欠款总额1,229,461元剔除该30万元数额后，今百竹公司主张立得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共929,461元。
对于立得成公司先行垫付的运费（2月21日、3月4日、3月7日、3月12日运费均为2400元、4月15日2100元、4月22日2700元）一共六笔，共14,400元，今百竹公司无异议，认可可在立得成公司的欠货款中扣除，但对2016年1月9日2400元是重复计算，因该费用已在《对账单》制作前扣除。
另，今百竹公司补充提交证据（2015年银行转账9张、2016年立得成公司向今百竹公司转账汇票2张、增值税发票20张、银行流水单）等,均证明今百竹公司与立得成公司存在购销货物的业务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今百竹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涉案姜宁是在今百竹公司领取工资的员工及派出销售产品的业务员。因此，今百竹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中，今百竹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均能证明今百竹公司与立得成公司存在事实的购销业务关系。故今百竹公司、立得成公司因购销而产生的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依据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恪守履行。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货物的支付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评判：首先，今百竹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立得成公司确认欠今百竹公司货款1,229,461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立得成公司是未经今百竹公司授权就将货款支付30万元给金锋公司，但由于今百竹公司确认剔除该款即不列入本案向立得成公司追究偿，是通过另案起诉或其他方式主张权益。因而本案今百竹公司主张扣除立得成公司垫付的运费14,400元后，应支付剩余货款共915,061元，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立得成公司辩解如果涉案姜宁系今百竹公司的业务员，其要求立得成公司于2016年9月18日、11月3日向金锋公司所付二笔款项共40万元，涉案姜宁应是职务行为所致，构成表见代理，应由今百竹公司承担该法律责任。但是，立得成公司并无取得今百竹公司的授权，且也不符合交易习惯情况下，就将货款40万元支付给无业务关系的金锋公司，立得成公司的辩解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且，今百竹公司并无过错，该付款责任应由立得成公司自行承担。再次，立得成公司认为今百竹公司销售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这只有立得成公司的陈述，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货物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立得成公司的该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至于立得成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今百竹公司和立得成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在《对账单》确认欠款，在合理的时间内，立得成公司仍无付款给今百竹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由于双方并未约定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今百竹公司要求欠款利息（以欠款915,061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6月22日起计至付清时止），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立得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今百竹公司支付货款915,061元；二、立得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今百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欠款915,06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6月22日起计至付清时止）。一审受理费664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11,640元，由立得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立得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2016）粤0402民初9765号案的开庭传票；二、（2017）珠香法民登字第3-4号《通知书》；三、姜宁于2017年3月6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四、姜宁诉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撤销（2016）粤0402民初9766号民事判决一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清单及部分证据；五、姜宁与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及部分证据。拟证明：一、姜宁实际上并非是今百竹公司的员工，而是今百竹公司真正的股东；二、立得成公司与姜宁存在着10多年的交易关系，即立得成公司认可的是姜宁，而非今百竹公司；三、姜宁在今百竹公司是营业总监，负责向客户提供应收账款和应收账户；四、今百竹所提供的证据，和姜宁提供的证据相互一致，今百竹公司在另案中所提交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姜宁是公司的实际股东。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25日，今百竹公司向立得成公司发出《对账单》，要求立得成公司对截止2016年5月31日的未付货款金额进行核对确认，但未要求付款，亦未载明付款时间。
双方皆认可案涉交易的卖方行为是由姜宁具体实施的。今百竹公司主张姜宁系其公司业务员，双方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期间，今百竹公司提交了一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佐证其主张。该清单记载，账号户名为姜雪丹，2016年4月11日向姜宁的银行账户支付10万元，摘要为3、4月工资。今百竹公司称该10万元是今百竹公司一次性向姜宁支付的两年期间的劳动报酬。
立得成公司主张其以及其前身温州市吉大利合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利公司）与姜宁个人素有业务往来。立得成公司或者吉大利公司曾经按姜宁的指示将货款支付给珠海市今达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达乐公司）和今百竹公司，并由相应的收款公司开具发票。今百竹公司认可吉大利公司与立得成公司之间以及今百竹公司与今达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今百竹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姜宁是否为今百竹公司的员工的问题
今百竹公司称姜宁系其公司的业务员，并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为证。该清单记载姜雪丹于2016年4月11日向姜宁支付10万元，摘要为3、4月工资。该清单记载的摘要3、4月工资与今百竹公司主张的一次性支付姜宁2年的工作报酬10万元不相符。而且，该清单只能证明姜雪丹向姜宁支付10万元，其时姜雪丹尚不是今百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凭该清单不足以证明该10万元是今百竹公司向姜宁支付的劳动报酬。综上，今百竹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姜宁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的此节认定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案涉交易的卖方身份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今百竹公司向立得成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立得成公司向今百竹公司支付货款。今百竹公司要求立得成公司就双方之间的交易款项进行对账，立得成公司加盖了对账专用章对未付货款金额进行了确认。立得成公司称《对账单》上的印章是由于工作人员不熟悉业务而误盖，但立得成公司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虽然双方都认可案涉交易具体是由姜宁负责实施，但案涉交易是以今百竹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今百竹公司才是案涉交易的出卖人。立得革公司上诉称其系与姜宁个人进行交易，但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本院不予采纳。立得革公司上诉称其无需向今百竹公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今百竹公司与姜宁之间就案涉交易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审理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审处。立得革公司二审期间就今百竹公司与姜宁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的相关证据与本案的审处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未付货款数额的问题
对于未付货款的数额，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立得革公司向金锋公司支付的货款40万元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立得革公司上诉称其系根据姜宁的指示向金锋公司支付货款。对于2016年7月7日立得革公司向金锋公司支付的30万元，今百竹公司已经向姜宁和金锋公司主张权利。该事实表明，今百竹公司实际认可立得革公司支付给金锋公司的30万元系根据姜宁的指示支付的。对于此后支付的40万元，立得革公司主张亦系根据姜宁的指示支付的概然性较大，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均认可，案涉交易卖方行为由姜宁具体实施。立得革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与今百竹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交易过程中，确实也有变更收款主体的先例。在今百竹公司未通知立得革公司姜宁已无权代表其从事交易的情形下，立得革公司有理由相信姜宁仍有权代表今百竹公司。姜宁指示立得革公司向金锋公司付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立得革公司向金锋公司支付的货款40万元依法对今百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立得革公司上诉请求未付货款金额应当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扣除4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立得革公司上诉所称的产品质量的问题，立得革公司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对其此节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立得革公司应向今百竹公司支付货款余款515,061元（915,061-400,000）。一审法院的此节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四、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
本案中，今百竹公司辩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交货后一个月内付款，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对账单》，只是双方对未付货款的金额进行核对，并未对付款时间进行确认。一审判决立得革公司自对账之次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双方未对对账后的付款时间进行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今百竹公司有权随时要求立得革公司支付货款，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今百竹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立得革公司主张过权利，应当视为提起本案诉讼时方首次要求立得革公司支付货款。根据今百竹公司的起诉时间，本院酌定立得革公司应当自2016年12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上诉人立得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97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15,061元；
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97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515,06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640元，由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负担3640元；保全费5000元，由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900元，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负担3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0元，由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安徽立得成革业有限公司负担72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烽娟
审判员 陈永成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