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旭光杯业经销处。住所：长春市宽城区。
经营者：李云奇，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代理人：邹平，吉林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宝昌，吉林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杰青，男，197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代理人：董方，吉林华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旭光杯业经销处（以下简称旭光杯业经销处）因与被上诉人吕杰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3民初1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旭光杯业经销处的经营者李云奇及其委托代理人邹平、黄宝昌，被上诉人吕杰青的委托代理人董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杰青在原审时诉称：2011年至2013年间，旭光杯业经销处从吕杰青处购买保温杯，直至2015年4月26日双方对账，旭光杯业经销处承认共计收到吕杰青货物488316元，但旭光杯业经销处至今仍拖欠吕杰青货款259132元未付，吕杰青多次向旭光杯业经销处索要，旭光杯业经销处不予给付。为维护吕杰青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旭光杯业经销处给付吕杰青货款259132元及利息。
旭光杯业经销处在原审时辩称：欠条上的数额是吕杰青自己写的，我没有拿那么多货物，都是吕杰青自己写的，我们对完账了，我只欠吕杰青260**元，我不认可欠480000多元，流水账不能证明吕杰青给我480000多元的货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吕杰青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15年4月26日旭光杯业经销处经营者出具的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李云奇欠2.6万元，2011年-2013年收到吕杰清货488316元，已付清了”吕杰青据此证明旭光杯业经销处在吕杰青处购买货物总价值488316元，旭光杯业经销处实际欠款260000元，由于笔误写成26000元；同时吕杰青提供由旭光杯业经销处书写的双方供货清单三份，证明双方发生交易金额人民币488316元；另外，吕杰青提供中国农业银行2011年、2014年对账单及长春农村商业银行2011年1月至2013年6月存款明细账，证明旭光杯业经销处实际支付货款210000元。另查明，吕杰青在庭审期间自认旭光杯业经销处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8500元，同时自认旭光杯业经销处替其垫付运费10684元。旭光杯业经销处对吕杰青提供的上述证据及证明问题均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吕杰青与旭光杯业经销处自2011年经协商达成买卖合同，由旭光杯业经销处经销吕杰青供应的水杯。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有效。但旭光杯业经销处在收到吕杰青的货物后，未能及时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违背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现吕杰青请求旭光杯业经销处给付其货款及利息的主张应予支持。虽旭光杯业经销处否认吕杰青的主张，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现吕杰青提供旭光杯业经销处亲笔书写的双方发生的交易明细及旭光杯业经销处出具的欠据，足以认定双方发生货款金额为488316元，同时，吕杰青提供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旭光杯业经销处实际付款210000元，结合吕杰青庭审自认的旭光杯业经销处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8500元及旭光杯业经销处替其垫付运费10684元，足以认定旭光杯业经销处拖欠吕杰青货款259132元的事实。虽旭光杯业经销处否认吕杰青的主张，但拒绝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旭光杯业经销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吕杰清货款259132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4月27日始至判决生效时止）。案件受理费5190元，由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旭光杯业经销处负担。
原审法院宣判后，旭光杯业经销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货款2.6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259132元系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作期间，曾对此对账，截至2015年4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对账，上诉人已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432998元。此外，上诉人曾为被上诉人垫付了部分运费，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拿了一些货物，此两项合计28580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26738元，故于当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2.6万元的欠条。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后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确认，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对欠付货款金额的约定。如被上诉人认为存在错误或误解，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依法行使撤销权。而存在错误或误解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为由判决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
吕杰青答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总货款488316元，尚欠答辩人259132元货款未给付，被答辩人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并不是付款凭证，答辩人收到的货款仍以一审中的转账凭证为主。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已经承认了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确实是488316元，且在一审中也承认了证据三的三张清单是其手写出具的，现答辩人作为出卖人的举证义务即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货物交付义务已经履行、货款数额多少，而买受人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方可减少给付数额，所以尚欠货款多少是买受人的证明责任，但取款凭证不能认定为给付货款，所以仍应以一审确定的给付款项认定最终的尚欠货款数额。2.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歪曲理解了撤销权这一概念，答辩人并不是本案中行使撤销权的主体。第一，一审中“欠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欠条，只是被答辩人单方出具一张便条，答辩人并没有认可，并且也没有书写过一个字，之所以一审中将其作为证据使用只是想间接证明总货款488316元，并且与证据三的明细相呼应，既然被答辩人已经承认了总货款的数额，那么这份证据就没有证明效力了，因为被答辩人故意书写错误的2.6万元我方并不认可，应以实际付款凭证为主。第二，这张便条本身前后逻辑存在矛盾，上面写“欠2.6万”，而最后一句写“已付清了”，所以此张便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这张便条是被答辩人自己书写，是他的意思表示，如果存在错误或瑕疵意思表示，行使撤销权的主体也应是作出意思表示的一方即被答辩人。由于这张便条并不形成合同，答辩人也无权行使撤销权去更正被答辩人的笔误。三、被答辩人两审中说辞矛盾，请法院以一审查清的事实为依据。综上，不应以被答辩人单方出具的存在笔误的便条来掩盖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并申请证人徐某某出庭作证：
证据一，吉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个人储蓄凭证10张。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信用社卡转账人民币174998元，其中，两笔共计15000元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明细中记载不一致，一笔是2012年6月20日5000元凭证，但该笔转账在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有体现；还有一笔2011年7月29日的10000元。
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2张，银行流水账1张。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农业银行的账户汇入货款5万元。
证据三，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储蓄取款凭证6张，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农行存款明细账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取款后支付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将货款存入农行账户，此项总计13万元。
证据四，个人保管账8页。证明：上诉人代付运费10926元，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拿货17654元。
上述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的金额为26738元。我方已经给付被上诉人432998元，运费10926元，窜货17654元。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2011年7月29日的10000元是一审中我们遗漏的，我们认可收到了。2012年6月20日5000元不认可收到。对于其他9张，被上诉人均予以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这6张是个人的取款凭证，卡是陈冬的，个人的取款凭证并不是支付凭证，这6笔款项被上诉人均未收到，上诉人的取款凭证不能证明我方收到了该6笔款项。且该6笔与我们一审中的两张银行卡的流水及转账凭证不吻合、不能印证，取款系上诉人的个人行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两份账本是对方个人书写形成的、账本书写不清晰，且有多处修改，无法确定是否有添加，账本记录的文字均没有被上诉人本人的签字，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述的运费费用及我们拿走的钱数的具体金额。我方对该证据不认可。具体：1.账本存在多处矛盾之处，有虚假的嫌疑，且根据账本的记载，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看不出代付运费和拿货的价格，也不能证明已付款多少钱，账本的第三页时间是2011年10月19日，第四页就直接接上8月1日，第五页连接的是11月，而第四页的11月1日付款2万元夹在了8月11日和8月1日之间，可以看出，该账目非常混乱；2.上诉人称每次付款无论付款方式如何均有记录的习惯，在账本上显示的却都是2012年开始频频记录，2011年却很少记录，如2011年5月4日的1万元、6月25日的2万元、7月29日的1万元均未能体现在账本上；3.运费的记载共计10笔，总价为9419元，而非上诉人主张的10926元；4.账本与一审上诉人自认书写的3页明细存在90%以上的矛盾，根本对不上，存在多处矛盾显而易见；5.账本上记载的我方拿货的事实不属实，总数也与上诉人陈述的不符。
证据五，证人徐某某的证言。李某在2012年年前给吕杰青现金5万元。李云奇曾经是我的老板，当时在2012年年前，在吕杰青背个包来到李云奇经营的店中索要货款，我在旁边旁观了过程，事情发生在几年前，我记得吕杰青在桌子旁边，双方进行了付账，李云奇给了吕杰青5万元钱。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我与吕杰青开玩笑，你给我鸽子的话（吕杰青养鸽子），我就给你钱，你不给我鸽子我就不给你钱。因为钱比较多，我记得很清楚。后来吕杰青就走了。
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陈述属实，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有异议，1.证人作某甲的员工，证明效力较低。2.证人陈述的事实在2012年年前，距今5年之久，证人的记忆可能有误，不可信。3.证言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关于鸽子，证人作某乙，没有决定给不给钱的权利；证人说看到给了5万元，但是在同一个屋子里却对二人对账的聊天却都不清楚。证人证言不应该被采信。5万元没有收条，以及说我方拿货也没有我方认可的凭据。该证人与上诉人经营者李云奇有亲属关系，系李云奇的亲妹夫，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
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2011年存在交易往来，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应保温杯等货物，双方口头约定运费由上诉人先行垫付，在双方结算时由被上诉人承担。货款由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4月26日，双方对以往的交易进行对账，李云奇为被上诉人书写了四张往来交易的明细，其中的三张明细载明了其购买被上诉人货物的时间、单价、金额，总金额合计488316元。此后，李云奇为被上诉人出具一枚“欠条”，该“欠条”载明“李云奇欠2.6万元，2011年-2013年收到吕杰清货488316元，已付.清了”。该“欠条”出具后，李云奇将其交给被上诉人，并一直由被上诉人持有。
另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主张该“欠条”中记载的“李云奇欠2.6万存在笔误，实际欠款金额应为26万”，依据是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收到上诉人给付的货款210000元，通过现金的方式收到上诉人给付的货款8500元，扣除李云奇为其垫付的运费10684元，剩余应为259132元。在二审审理时，吕杰青陈述上诉人曾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过货款，数额为8500元，但什么时间收到的记不清了。对上诉人为其垫付的运费的金额亦陈述系其单方计算的，没有双方确认的依据。同时，吕杰青亦表明在李云奇为其出具欠据后并未就其所谓的“笔误”问题找过李云奇。
再查明：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吕杰青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账号为×××的存款明细账的记载，自2011年5月4日至2013年4月12日期间，“×××”的账号分11笔曾向前述账户中累计存入174998元。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其中的10笔共计169998元均认可已经收到，仅主张其中2012年6月20日的5000元没有收到。同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向吕杰青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卡号为×××银行卡中存入5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具体金额的问题。被上诉人一审时主张上诉人尚欠其货款260000元，因书写时存在笔误，故欠条中记载为“欠2.6万”。因李云奇于2015年4月26日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上记载的承担给付责任的主体明确，数额清晰，出具该欠条时亦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应认定其合法有效，上诉人应依此欠条记载的内容向被上诉人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该欠条虽为上诉人单方出具，但其系在双方核对账目后做出，且李云奇书写后即交由被上诉人持有并保管，故此欠条应视为系双方对往来交易数额进行结算后的确认。现被上诉人主张该欠条记载的金额与双方之间实际欠付的数额不符，在出具该欠条时存在笔误，应承担举证责任。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评述如下：1.关于银行转账部分。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收到的货款金额为220000元，上诉人于2012年6月20日向其账户内存入的5000元尚未收到。但是根据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存款明细账中已清晰的记载该笔交易情况，故上诉人关于其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的方式共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224998元的主张，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2.因双方均认可上诉人曾以现金的方式向被上诉人给付货款，亦认可从上诉人为其垫付的运费中抵扣其应付的货款，仅对现金及运费的具体数额存在不同意见。在此情形下，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运费及收到现金数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陈述的数额予以确认，显有不当。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欠条”的证明效力要明显高于被上诉人单方陈述的效力。即便依被上诉人原审的主张进行计算，上诉人尚欠的金额也并非26万元，故不存在“将26万元误写为2.6万元”的可能。且在李云奇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后，若欠条存有错误，被上诉人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却并未就欠条的内容向李云奇提出过异议，此与常理不符。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给付26000元的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自出具欠条之次日即2015年4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3民初170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旭光杯业经销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被上诉人吕杰青货款26000元及利息（以2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5年4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三、驳回被上诉人吕杰青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90元，由上诉人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旭光杯业经销处负担4740元，由被上诉人吕杰青负担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97元，均由被上诉人吕杰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 铮
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
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高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