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9029民初1236号原告：海南科海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楼。法定代表人：杨正奇，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语，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子超，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供销合作社。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区域。法定代表人：黄有才，主任。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新兴路大众巷。法定代表人：肖飞龙，主任。以上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国标，海南天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保亭闽保南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供销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文育，董事长。原告海南科海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海公司）诉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响水供销社）、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保亭供销联社）、第三人保亭闽保南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保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科海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子超，被告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的委托代理人王国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闽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向本院申请对《售房协议书》的笔迹进行鉴定，本院依法通过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因鉴定笔迹的书写人凌绪凯已故，被告保亭供销联社无法提供凌绪凯更多的笔迹样本，检验工作无法进行。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退回鉴定委托，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本院下达《终结对外委托通知书》，终止对外委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科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科海公司与被告响水供销社于1988年11月16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决1988年11月16日原告科海公司购买的被告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房屋及用地归原告科海所有和使用，并排除被告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对原告科海公司应有的房产所有权使用权妨碍；3、判令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响水供销社共同连带赔偿原告科海公司因合法物业权利被侵占用与第三人闽保公司合作而导致原告科海公司无法正常使用该物业10年之久的经济损失补偿360000元（即：从2006年3月10日起至2016年3月10日止的月计租金损失3000元）；4、判令第三人闽保公司限期将堆放在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处的机械设备撤离现场，以便原告科海公司正常使用该土地和房屋；5、被告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建省办特区。为发展特色经济，我公司选择投资农副土畜特色产业。1988年10月22日，经保亭县工商局核准登记注册海南科海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与被告响水供销社协商，1988年11月16日，双方在响水供销社办公室签订《售房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响水供销社）同意将原五金大楼(混凝钢筋结构)、宿舍及围墙（土木石结构），四至是前面以大楼台阶为界，后面以围墙为界出售给乙方（科海公司），总售价人民币捌万元（80000元）。甲方出售该大楼及宿舍、围墙给乙方后，所有权及使用权全部归乙方所有。协议签订后，我公司于1988年11月18日将购房款80000元一次性缴付被告响水供销社。被告响水供销社当日向我公司出具《现金收款凭单》。《现金收款凭单》上盖有被告响水供销社的公章和收款人黄玉春的签名。我公司购买该房产、地产后，立即投资对该房产和地产进行改造，加高加固四周围墙和修建围墙大门。将原来的五金门市改造为车间生产线。在当地政府和银行部门项目贷款支持下，我公司利用所购房产场地，结合自己的专业技术，在保亭县响水镇创建生产了公司品牌名酒---金岳玉液产品推往市场。被告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及场地是我公司创业的原发基地。后期，我公司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扩大产品生产规模，将项目迁移到陵水县发展，成立”金岳玉液酒厂”。但是，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五金大楼及场地的物业还一直作为公司的仓库用于存放机器设备、生产原料、成品及半成品等物资。我公司一直将其作为公司的生产场地，连续居住使用近二十年时间，无任何单位与个人对我公司购买的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五金大楼及场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提出过异议。2006年3月10日，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利用我公司经理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机，以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上级主管权属单位权利，超越被告响水供销社作为一级独立法人企业享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力，擅自利用行政职权将被告响水供销社二十年前早已出售给我公司使用至今的五金大楼和场地与第三人闽保公司合作创办企业，签订合作创办植物提取南药加工企业。被告保亭供销联社与第三人闽保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自2007年4月1日起，被告保亭供销联社享有合作企业5%的利润。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利用他人合法财产获取本不该属于该企业应该获取的权益，导致我公司至今仍然无法使用属于自己的物业，我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被告响水供销社在将其房产、地产出售给我公司，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已经正式移交给我公司行使二十年之后，无视我公司财产合法取得的权益，放任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对双方签订的《售房协议书》践踏和默许被告保亭县供销联社对我公司的合法财产侵害，被告响水供销社和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已经构成对我公司合法财产权益的共同侵害，应对我公司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第三人闽保公司在2006年3月10日与被告保亭供销联社签订合作创办植物南药提取加工企业之前，未了解双方合作创办企业的房屋、土地权属，盲目签订合作协议。在确认合作办厂的房产、地产已于1988年11月份出售给我公司使用后，主动终止与被告保亭供销联社的合作，承认我公司拥有该房产、地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我公司不认为第三人闽保公司人对我公司财产构成侵权，故不主张其对我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第三人闽保公司堆放在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处的设备、配件应该限期搬走，以便我公司重新规划使用宗地和房产。综上，1988年期间，被告响水供销社作为一级企业法人，其自愿与我公司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自双方签订《售房协议书》和交付购房全款后，已完全履行完毕。该协议书在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合法撤销之前，双方的买卖行为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否定协议书的合法性、历史性和真实性。被告保亭供销联社自以为是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上级主管权属单位，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顾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私自否定售房协议的法律效力，并继续与被告响水供销社共同对我公司财产实施侵权行为，给我公司造成严重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和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四）返还财产......（六）赔偿损失的规定，两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我公司财产权益的侵害，依法应对我公司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响水供销社辩称，一、我社依法享有响水供销合作社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涉案响水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等财产权利的合法所有权人，涉案房产至今未交付。1980年，经报建新建五金大楼，1982年新建职工宿舍一幢并修建围墙等设施，自上述涉案房产设立之日，我社一直占有、使用、收益，我社从未转让、出售涉案房产，无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向我社提出房产权利。近30年来，我社对涉案房产独立占有、使用、受益，并对该项房产实施有效支配、控制和保护。1987年，我社与原告科海公司开展蚯蚓养殖联营业务，我社提供饮食店、收购站的房屋和仓库，用于蚯蚓养殖加工提取蚯蚓液，灌装蚯蚓液调酒初产品生产。由于原告科海公司的原因，1989年联营业务中断。1990年，原告科海公司的蚯蚓加工设施设备及从外地拉来的其他设备，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扣押。当年，原告科海公司的联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响水供销合作社。联营期间，原告科海公司为扩大影响，曾自称蚯蚓初产加工是响水加工厂或者响水酒厂。其实是极其简陋的蚯蚓初加工场地，不及使用仓库的一半面积，是既没有酒厂模样，也没有酒厂挂牌开张，以及没有记载工商行政许可申请的一个简单作坊而已。原告科海公司再次起诉，企图以”入屋”为由侵占集体财产，其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争议方法不可取。原告科海公司的蚯蚓加工留下的痕迹，只能证明加工蚯蚓本身的事实，强制执行扣押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执行扣押事实本身。响水加工厂仅证明联营的部分事实，不能证明交付的事实；二、原告科海公司提交的《售楼协议书》、《现金收款凭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经职工辨别，《售楼协议书》上的署名，不是凌绪凯本人签字，《现金收款凭单》上的签字不是黄玉春本人书写，黄玉春本人没有收过8万元现金的售楼款。《售楼协议书》、《现金收款凭单》有盗用、冒用我社印章嫌疑；三、《售楼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未经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第四十条：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依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售楼协议书》既未向集体会议提出，亦未经集体会议讨论、表决通过，也未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及县人民政府批准。《售楼协议书》违反不得转让和必须报经批准的强制性规定，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售楼协议书》是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原告科海公司自2013年首次提起诉讼开始，一直以来未以正当理由向保亭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所以，《售楼协议书》依法应认定无效；四、《售楼协议书》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合法财产，应属无效。1988年，我社没有组织召开出卖涉案房产的职工代表会议，没有组织召开股东资产社务会议和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出卖涉案房产，没有以集体单位名义向上级主管部门保亭供销联社提交出卖涉案房产报批申请。1988年，我社没有以本集体单位名义向县人民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提交出卖涉案房产的许可申请，1988年至1993年期间，我社五金大楼一直以来正常营业，从未交付任何企业或其他个人占有使用。未经供销社集体会议决定，违反管理规定未报经主管部门审批。杨正奇、郑纪山等人假借联营事由，在我社合作关系人凌绪凯病逝后，认为死无对证，觉得有机可趁，相互勾连，企图恶意串通侵占涉案房产，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其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订立的《售楼协议书》无效。我社是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以自有房产使用于企业开展合作经营活动，我社的行为合法，依法不需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科海公司提出房产争议，请求返还涉案房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五、我社不存在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我社是依法注册登记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我社的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是集体财产，未经我社集体会议决定，并报经上级联社主管部门审批，任何人不得赠与、平调和买卖。前任法定代表人凌绪凯因单位与原告科海公司联营饲养蚯蚓，与杨正奇、郑纪山等人关系密切，曾经共谋筹措资金以求发展联营经济。2010年凌绪凯病逝，人死不能对证，原告科海公司认为有机可趁，遂于2013年3月16日及2015年12月28日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向保亭县人民法院状告保亭供销联社、响水供销社给付之诉，尔后，均向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六、2016年9月19日，原告科海公司再次以相同理由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返还响水镇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与赔偿损失的本案诉讼。原告科海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诉讼行为表明：其视法律如同儿戏，不惜消耗国家诉讼资源，恶意逃避诉讼时效问题，怀有法外开恩的侥幸心理，盲目追求不当利益。本案原告科海公司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提起返还响水镇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与赔偿损失的诉讼，是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对于合并诉讼，不能简单孤立看待，单一的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没有权利保护利益的单一确认之诉，得到的判决不具有执行性，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由于缺少确认利益，该诉应当被视为不合法而被驳回。单一的确认之诉，并不能消除原告科海公司执意追求的权利受到目前不安定的威胁，原告科海公司的真正目的是得到给付，这一诉求在起诉时就可以提出，而且提出给付之诉是原告科海公司达到目的更简便和更便宜的途径。所以，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之合并起诉的诉讼，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于履行期已届至仍未履行的合同，当事人仅要求确认有效而不请求履行的，该诉因缺少诉的利益，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效起算点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科海公司据以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产生于《售楼协议书》、《现金收款凭单》的1988年11月16日、1988年11月18日，至原告科海公司第一次起诉时已经超过二十多年。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科海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第一百三十七条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告科海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护我社合法权益。被告保亭供销联社辩称，一、我联社是保亭县各乡镇基层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社。主要政策依据：1987年4月23日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1、要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当前要进一步明确供销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真正体现社员是供销合作社的主人......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后，必须从全局出发，积极承担、保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同时，在供销合作社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前提下，各地要切实保障其独立自主经营的权力。任何部门不得平调、转移和侵占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包括公积金和各种专用基金，不得随意安排、抽调人员，不得限制其经营活动和改变隶属关系。各级供销合作社都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国家纳税的制度。......5、健全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供销合作社作为民间群众经济组织，必须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制定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给其成员以管理权。各级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同级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有关业务经营、财务管理、盈余分配、人事调整等重大问题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国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政策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效力，是当时全国供销社系统的制度和体制设立的依据。二、我联社是全县供销企业和基础供销合作社的主管机关。在海南省供销合作社和保亭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依照国家法律、政策和联合社章程负责指导全县供销企业、基层供销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各级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同级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有关业务经营、财务管理、盈余分配、人事调整等重大问题，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的规定，响水供销社的房屋买卖等财务管理，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并按国家政策法令报请上级联社审批。五金大楼及其周边宿舍地产一直以来都由响水供销社使用和管理。原告科海公司从来都没有向响水供销社或我联社披露任何房屋买卖事实，也从来没有向响水供销社主张过买房的财产权利。原告科海公司诉称的交房纯属虚假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科海公司所述的在响水供销社进行生产经营，是指双方联营合作利用响水供销社饮食店及收购站和仓库进行饲养蚯蚓项目的生产经营。其诉称利用所买房屋进行生产经营纯属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原告科海公司因债务纠纷，被法院查封其产品，原告科海公司留置在仓库的空玻璃瓶，谈不上所谓的买房并进行生产经营。2006年3月10日，经响水供销社的同意，我联社与第三人闽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利用该房地产进行南药生产加工，属于有效盘活企业资产，是保护性开发利用，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是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不构成对他人房产的损害，原告科海公司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售楼协议书》、《现金收款凭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经查：1988年响水镇供销社没有组织召开出卖响水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房产的社员代表会议,也没有组织召开过固定资产的社务会议和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出卖响水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房产议题。1988年响水镇供销社没有以本集体单位名义向保亭县人民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提交出卖响水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房产的申请。1988年至1993年响水五金大楼一直以来正常营业，从未交付过任何企业或者其他个人承包占有使用，也没有房产移交其他单位占有使用。出纳员黄玉春提出《现金收款凭单》上的签字不是本人书写，黄玉春本人没有收过8万元现金的售楼款。门店承包期间，存在阶段性管理混乱状态，容易发生盗用、冒用公家印章的现象。综上，《售楼协议书》、《现金收款凭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四、不具备法律规定生效条件的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成立并非合同一定生效。《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本意，主要突显物权登记对不动产物权合同的影响。该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自合同成立时生效，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两者并不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修建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是国有划拨土地，该大金大楼尚未办理房产证的房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售楼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不得转让”和第四十条”必须报经批准”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本案，自2013年原告科海公司首次提起诉讼开始，一直未以正当理由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所以，《售楼协议书》应当认定无效。五、2015年12月28日，原告科海公司向保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我联社及响水供销社返还响水镇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与赔偿损失。2016年9月19日，原告科海公司又以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要求返还响水镇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与赔偿损失。原告科海公司基于相同理由、相同目的提起的两次诉讼，涉及到给付之诉，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诉讼关系问题：1、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分别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支配权和形成权对应。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之诉。当事人提出确认之诉的目的，不是要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给付义务，而是要求法院明确某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法院对确认之诉进行审理后作出的判决，本身没有给付内容，不具有执行性。确认之诉具有上述独立的法律意义，而在给付之诉中，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只是法院作出裁判的前提，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关系有：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确认之诉可以转化为给付之诉，给付之诉包含确认之诉；2、关于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利益问题。实体法上是以列举无效的情形来作为有效的例外的，即合同有效是常态，主张合同无效者没有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那么合同被认为是有效的，不去起诉无效，相当于在法律上并不否认该合同有效，相当于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在法律上没有争议。主张合同有效者只能消极防守而不能积极的去向法院提出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即使作出了这样的确认合同有效的判决，按现行法律亦是不能直接被执行的。因此，主动要求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并不能带来原告科海公司法律地位上的改变，没有必要性，不具有诉的利益。作为给付前提的确认合同有效本身缺乏诉的利益的，主张合同有效者要起诉就应该是给付之诉，所以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一并请求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诉讼，实质上是给付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只是法院作出给付裁判的前提。2015年12月28日，原告科海公司以返还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与赔偿损失向保亭县人民法院状告我联社、响水供销社。该案是原告科海公司提起的给付之诉，如果胜诉，其判决是给付判决，具有执行力；如果败诉，则其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确认判决，因原告科海公司请求给付的前提是其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如果法院判决原告科海公司败诉，也就是否定了某种相对应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换句话说，确认之诉中的”确认某某存在之诉”可以被理解为”要求给付某某之诉”的相反形态。保亭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原告科海公司未享有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的财产权利，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该审判表明，法院否定了原告科海公司据以持有的《售楼协议书》、《现金收款凭单》所主张的没有合同争议享有房产权利的法律关系存在，遂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该裁定生效，产生我联社、响水供销社依法不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效果。若诉讼当事人认为（2016）琼90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不含否定某种相对应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之义，那么依照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条件这一基本属性判断，则确认涉案房屋的权属之诉完完全全是对该案应当释明并加以审理解决的至关重要的包含诉讼请求的前提事项。该案以诉讼请求不当，驳回起诉。如此简单的处理，有违诉讼法的规定。由此观之，（2016）琼90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明显存在审理程序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问题。原告科海公司对于该错误裁定既不上诉，也不申请再审，反而又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给付之诉。受案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有必要对两诉进行对比分析：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且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科海公司再次起诉符合该法条列举的三个法定条件，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当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如认为（2016）琼90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错误，但未被撤销之前仍然发生法律效力，那么诉讼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或者提出申诉。反之，认为（2016）琼90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正确且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告科海公司又重复起诉的，则依法应当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对于生效判决、裁定，原告科海公司又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依法维护我联社的合法民事诉讼权利。第三人闽保公司未出庭陈述。本案原告科海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售房协议书》一份，证明1988年11月16日，被告响水供销社用该社信笺，并由该社派人执笔书写该协议书，由双方单位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该协议书真实，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二、《现金收款凭单》一份，证明被告响水供销社已1988年11月18日收到原告科海公司的购房款8万元，双方买卖房屋关系存在，并且已经履行完毕；证据三、《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三份，证明响水供销社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为响水供销社为100%投资者，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法人。工商登记资料没有任何文字登记资料载明保亭供销联社是响水供销社上级主管权属单位或者出资投资单位；证据四、《财产移交清单》十五份，证明保亭县人民法院在执行原告科海公司与保亭县农行借款纠纷案件，扣押原告科海公司财产给保亭县农行抵偿借款时的财产移交登记。财产移交登记地点明确写明科海响水酒厂，并有当时的保亭县副院长陈雄、执行庭庭长卓显光、保亭县农行行长王文和法院记录人符朝雄签名为证，证明原告科海公司一直以来都在使用所购买房屋和场地；证据五、保亭县人法院（2012）保民初字第300号《民事裁定书》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被告保亭供销联社自称系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上级权属单位，并且证明2006年3月10日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将原告科海公司已经购买的房屋和土地与第三人闽保公司合作创办植物提取加工企业和利润分成比例的情况，该两份判决书证明两被告将原告科海公司的房屋和土地与他人合作创办企业，对原告科海公司合法财产构成侵害的事实。被告响水供销社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证明事项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从协议书的内容和文字记载上看，不能证明是谁执笔书写的事实，双方盖章和法人代表签字也不能证明是双方法人代表签字，乙方科海公司代表人有两位，一位是杨正奇，一位是郑纪山，是三个人签订售楼协议书，甲方代表是凌绪凯。被告响水供销社职工辨认不是凌绪凯的签字。该售楼协议是虚假的，原告科海公司为了筹集资金制作虚假合同；对证据二，原告科海公司的证明目的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科海公司认为合同履行完毕，买方付款，卖方交房，但是该证据没有房屋交付情况，不能证明售楼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被告响水供销社有充分证据证明是虚假的单据。保亭县人民法院（2012）保民初字第300号案件，一审审判法官亲自去找相关人员黄玉春作了询问笔录，他回答从来没有收过原告科海公司8万元的购房款，该单据书写笔迹也不是黄玉春书本人书写；证据三，原告科海公司的目的是想证明被告响水供销社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证据来源合法，但是记载的内容存在错误，机读材料上有一行以上材料仅供参考，应以工商部门档案集体所有制单位属性为准，出现认识偏差，依据材料不完整，作出的判断存在错误；证据四，财产转移清单，第一，被告响水供销社对其证明事项和事实不予认可，该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是与本案无关联，从15份包括扣押令和财产转移清单的当事人是移交单位的代表郑纪山，接收单位的代表是农行行长王文和，证据材料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响水供销社将财产转移给原告科海公司；第二，关于科海响水酒厂是不确定机构，理由是移交地点是响水酒厂，其中一份材料是响水加工厂，第三份又写响水镇响水加工厂，地址不确定，因为财产转移清单在同一地点转移，地点是确定因素，为什么在转移清单中出现几个地点，法院询问了对方也是不确定的态度。它也不是什么酒厂。财产移交是强制措施，地点是响水供销社蚯蚓生产的场地，酒厂实际是一个作坊，没有工商登记，没有向社会挂牌，只是一个初步加工的作坊。不足以证明所谓购买房屋场地交付没有任何关联。该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证据五，两份裁判文书没有认定被告响水供销社对原告科海公司的财产构成侵害，原告科海公司对该裁定书误读和曲解，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但不具有关联性。被告保亭供销联社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二没有客观性和合法性；证据三，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对原告科海公司证明的事实和事项有异议，证据不完整；证据四、五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是不具有关联性。售房协议书和收款凭单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具有重大虚假合同嫌疑，理由是，原告科海公司从1988年联营后，至1992年撤出时，从未向被告响水供销社或者被告保亭供销联社提出申请，被告保亭供销联社作为主管单位对售楼协议书和收款凭单不知情，被告保亭供销联社有充分理由认为该份是虚假证据材料。第三人闽保公司未到庭质证。本院对原告科海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原告科海公司提交的五份证据的真实予以确认，但证据一、二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凌绪凯未经被告响水供销社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认，擅自将集体所有的五金大楼、宿舍和围墙出售给原告科海公司；证据三机打企业档案有误，工商档案记录响水供销社属集体所有制企业；证据四并不能证明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等已移交原告科海公司；证据五只能证明被告保亭供销联社与第三人闽保公司合作，但未能证明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对原告科海公司构成侵权。本案被告响水供销社围绕其抗辩主张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本人慎重声明》一份，证明黄玉春（出纳员）未收房款的事实；证据二、《询问笔录》二份，证明黄玉春未收到房款的事实；证据三、（2013）保民初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及证据四、（2016）琼9029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共同证明保亭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科海公司诉求的事实，该裁定书认定事实正确，结论意见正确，裁定结果出现笔误，原告科海公司诉请不当应予驳回诉讼请求而不是驳回起诉，因此，被告响水供销社认为15号裁定书证明驳回原告科海公司的诉讼请求的事实；证据五、《工商营业执照》一份，证明被告响水供销社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企业，以工商登记为准，不以机读材料为准；证据六、《企业年检情况表》一份，证明被告响水供销社和保亭供销联社的隶属关系和五金大楼的经营情况；证据七、《年检报告书》三份，证明单位主要经营五金的事实；证据八、《响水社职工大会》，证明2012年8月19日，职工经过集体辨认，不承认该房产有出售的事实。原告科海公司对被告响水供销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与事实相悖，从证据形式上，只能是证人证言，证据效力低。原告科海公司出具的收条和售房协议都有被告响水供销社盖章；证据二询问笔录，形式合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也属于证人证言；证据三和证据四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驳回原告科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不可能，裁定书写明是驳回起诉，被告响水供销社故意曲解裁定书的意思，证据五工商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据六企业年检情况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页没有提到五金大楼，不能证明年检时被告响水供销社一直在经营；证据七年检报告书，存根这一页，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能达到被告响水供销社的期望，形式是独立的，性质属于集体，地址是响水，证明被告响水供销社是可以独立处分财产的法人。五金大楼已移交，不能认定被告响水供销社所说的直到1992年经营的事实；证据八响水供销社职工大会，证据形式不认可，证据本身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于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陈述的证明内容。被告保亭供销联社对被告响水供销社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闽保公司未到庭对被告响水供销社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本院对被告响水供销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二为互相关联、相互对应的一组证据，其真实性，应予以认可，但黄玉春系响水供销社员工，与响水供销社有利害上的关系，其证明内容不予确定；证据三、四、五、六、七、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证明准许原告科海公司申请撤诉，证据四本院裁定驳回原告科海公司的起诉；证据五、六、七，证明响水供销社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无法证明响水供销社经营的截止时间；证据八证明凌绪凯与原告科海公司签订《售房协议书》时未召开全体职工讨论通过大会，全体职工对其房楼情况不知晓。经原、被告的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本院查明本案的事实如下：被告响水供销社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凌绪凯为供销主任（法人代表）。被告保亭供销联社是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上级主管单位。1988年11月16日，被告响水供销社（甲方）与原告科海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售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将原五金大楼（混泥钢筋结构）、宿舍及围墙（土木石结构）出售给乙方，总价是人民币8万元；2、房屋坐落四至是前面以大楼台阶为界，后面以围墙为界；3、甲方出售该大楼及宿舍、围墙给乙方后，所有权及使用权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代表凌绪凯，乙方代表杨正奇、郑纪山。1988年11月18日，被告响水供销社向原告科海公司出具一份收取购房款8万元的《现金收款凭单》，收款人一栏签有”黄玉春”的名字。但时任被告响水供销社出纳员黄玉春表示未收到该笔房款，对”黄玉春”的署名也否认为其本人所签。1988年至1992年期间，原告科海公司在被告响水供销社的饮食店、收购站和仓库养殖蚯蚓并初加工，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在原告科海公司养殖蚯蚓期间，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五金大楼尚在经营五金销售，1993年后，被告响水供销社因经营状态不佳停止营业。2006年3月10日，被告保亭供销联社与第三人闽保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1、共同创办植物提起加工业，保亭供销联社以响水供销社的房屋、土地出资金，闽保南药公司出资100万元；2、利润分成：保亭供销联社分得利润的5%，闽保南药公司分得利润的95%。协议签订后，被告保亭供销联社按约定交付房屋，第三人闽保公司也将相关机械设备进厂安装，但由于经营保理不善，自2007年上半年歇业停产至今。2010年，被告响水供销社主任凌绪凯病故。2011年9月22日，黄玉春书写了一份《本人慎重声明》，内容为：保亭县响水供销社一向严格执行企业财务制度，本人从1982年至1991年11月一直担任保亭县响水供销社出纳，据原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混泥钢筋结构）宿舍及围墙（土木石结构）出售一事不属实，本人以人格担保，1988年11月18日确实没有收到海南科海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交来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售楼款8万元，以上所述事项属实，特此声明。2013年1月5日，因保亭供销联社诉闽保公司联营纠纷一案[（2012）保民初字第300号]，本院依法对黄玉春作了询问，黄玉春陈述内容为：1、1982年至1991年期间，黄玉春在响水供销社担任出纳员，凌绪凯担任供销社主任；2、黄玉春对响水供销社出卖五金大楼一事不知晓，同时，黄玉春表示本人没有收到80000元的售房款，《现金收款凭单》不是黄玉春本人出具，落款署名”黄玉春”三个字不是其本人书写；3、对于响水供销社的楼房的维护、修缮及财务开支较大的，都应请示县供销联社批准。同时，因该案本院对响水供销社另一职工符叶作了询问，符叶陈述的内容为：1986年至1991年期间，符叶在响水供销社担任售货员，在符叶工作期间，没有发生过出卖五金大楼的事实。2013年，科海公司诉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3）保民初字第127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科海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2016年，科海公司又诉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返还原物纠纷一案[（2016）琼9029民初15号]，本院以其诉求不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9月20日，原告科海公司向本院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科海公司与被告响水供销社于1988年11月16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法有效；2、原告科海公司购买的被告响水供销社的五金大楼及土地归原告科海公司所有和使用，被告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停止对上述房屋及土地停止侵权限；3、被告响水供销社、保亭供销联社赔偿侵占原告科海公司所有的响水供销大楼及土地10年的经济损失36万元（自2006年3月10日起至2016年3月10日止）；4、第三人闽保公司限期将存放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处的机械撤离，以便原告科海公司对该房屋和土地正常使用；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另查，本案在庭审结束后，原告科海公司递交1990年5月5日本院另案的《调查笔录》一份，调查人为柯成祥、卓显光，记录人为陈宗轰，被调查人为凌绪凯。凌绪凯称：响水供销社五金大楼原系响水供销社所有，1988年经保亭农行响水营业所主任吴军介绍，以8万元出售给科海公司，但科海公司尚欠响水供销社购房款4.6万元，现该房屋的所有权尚未移交杨正奇，合同约定杨正奇应于1988年12月交完房款后，房屋交付杨正奇使用，但杨正奇至今未交完房款。本院认为，被告响水供销社系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响水供销社的财产属于全体职工所有。根据1987年4月23日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下发《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第五条：各级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同级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有关业务经营、财务管理、盈余分配、人事调整等重大问题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被告响水供销社出售五金大楼、宿舍及围墙属重大事项，按规定应召开响水供销社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和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从原告科海公司提交的《现金收款凭单》及《凌绪凯询问笔录》中看出，《现金收款凭单》证明已付购房款8万元，凌绪凯的《询问笔录》证明杨正奇尚欠4.6万（已付3.4万元），《现金收款凭单》与凌绪凯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从而确认凌绪凯作为被告响水供销社的法人代表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认和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与原告科海公司签订了《售房协议书》，并收取了原告科海公司3.4万元的购房款，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企业内部职工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及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凌绪凯以被告响水供销社的名义与原告科海公司签订的《售楼协议书》无效。因此，原告科海公司请求确认1988年11月16日与被告响水供销社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科海公司请求二被告排除妨害及赔偿经济损失是基于合同有效作出，因双方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无效，原告科海公司请求的排除妨害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也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参照1987年4月23日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南科海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会升人民陪审员黄召雄人民陪审员苏梅媛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吴慧香书记员ＸＸ桦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1987年4月23日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第五条健全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供销合作社作为民间群众经济组织，必须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制定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给其成员以管理权。各级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同级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有关业务经营、财务管理、盈余分配、人事调整等重大问题，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