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5民初981号
原告：尹炜春，女，194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胡玥，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拱墅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972号10幢14层1401室。
法定代表人：齐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舒木，刘沛雨，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燕，女，197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樊志超，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方华,男,197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尹炜春为与被告杭州拱墅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6年2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金林独任审判。审理中，延长举证、庭外和解期间各一个月（该期间不计入审限）。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刘燕、方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分别于2016年6月6日、8月12日通知刘燕、方华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016年6月30日，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本案于2016年3月29日、7月28日、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炜春委托代理人胡玥，被告万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沛雨，第三人刘燕委托代理人樊志超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方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尹炜春诉称：因刘燕欲购买万达商业中心3-230号商铺，原告于2014年12月1日，为其向被告万达公司垫付人民币41898元。因刘燕迟迟不肯归还上述垫付款项，原告将刘燕起诉至人民法院，但是人民法院以刘燕否认原告的垫付行为并且出示了相关证据为由，驳回原告诉请。故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被告收款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无奈只得向被告主张，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41898元；2、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从2014年12月2日开始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日利息为人民币6.89元，暂计至2016年1月18日为2844.47元，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达公司辩称：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必须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一方获得利益；第二，使他方受损；第三，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但从本案事实中来看，被告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一、被告收款具备合法依据。2014年12月1日，被告收到客户刘燕购买万达商业中心3-230号商铺的首付款41898元，该笔款项系由尾号3773的中国银行账户支付，当时刷卡人为原告儿子方华。当时原告儿子已经明确该笔款项用途，并在POS机回单上签署上“刘燕”的名字进行确认。该pos机刷卡回单与被告提供的刘燕购房款付款明细，可以看出，该笔款项已入账刘燕购房首付款。被告认为，被告与刘燕所签《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未禁止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付款。根据交易习惯，商品房买卖中发生由第三人代为付款的行为并不少见，且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原告在之前诉讼及本案起诉中一直认可该笔款项系替刘燕垫付，其儿子在刷卡交易时亦认可该笔款项系支付刘燕所购房屋的首付款。刘燕在之前诉讼中表示已付清全部首付款，并否认其所付购房款中包括案涉款项，但其并未提交付款明细。根据被告提供的刘燕购房付款明细，结合之前诉讼中认定的发票证据，可以确认刘燕购房首付款中包含案涉41898元款项，说明刘燕在之前诉讼中所作陈述不符合事实。虽然刘燕在之前诉讼中否认委托原告垫款，但根据上述付款明细及刘燕签收购房发票的行为，说明刘燕在41898元款项交易时，确实存在委托他人代付的意思表示。后经被告与客户刘燕沟通，得知刘燕事后已将该笔款项及相关费用与原告之子方华结清。刘燕向方华结清款项的行为亦能证明其认可该笔款项系委托他人付至被告公司。退一步来讲，即使刘燕未委托他人代付该笔购房款，原告主张的返还请求权也不应被法院支持。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子方华知晓其银行卡密码，并使用该卡进行交易，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认可持卡人对该账户财产享有支配权。其子方华同样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刘燕确实未委托方华或原告垫付该笔款项，被告在向刷卡人明示该笔款项用途的情况下，刷卡人仍然愿意为刘燕垫付购房款，则被告有权接受该笔款项。原告及其子方华明知没有债务而代为清偿，属于“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如给付人明知无清偿义务时,则不得请求返还”的情形。综上，被告的收款行为具备合法依据。至于刘燕、方华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被告无关。二、被告并未因收到41898元购房款取得利益。被告在收到万达商业中心3-230号商铺的全部购房款后，为买受人刘燕开具了不动产发票，现房屋已经交付完毕。被告虽然收到了原告�户支出的41898元款项，但随着房屋的交付，意味着虽然被告财产价值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价值本身并没有增加。可见，被告没有因此获得利益。综上，被告收取款项的行为具备合法依据，且并未获利，被告没有义务返还案涉款项。望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燕述称：一、原告的起诉，有违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而本案原告的起诉事项，符合上述情形：1、当事人相同。虽然原告所列被告为杭州拱墅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但原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的（2015）浙杭商终字第2908号民事案件中，列刘燕为被告（被上诉人），向法院要求追加的第三人为杭州拱墅万达投资有限公司。与今天本案的当事人是一致的。因此，本案三当事人，均为前一案件中的实质当事人。2、本案原告所起诉的标的41898元，已经在（2015）杭富商初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908号民事判决书中进行过审理，二审法院也均是以判决书的形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此为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的诉讼请求，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其实质仍然是原告为刘燕垫付了41898元，而这已经与两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相违背，其目的是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二、原告的起诉，也不应当受到支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原告给付了被告41898元的事实是清楚的，但同时，根据其陈述，其给付在法律上的原因是清楚的：其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审理中，均陈述，是其借给第三人刘燕71898元（本案标的的一部分），无论其陈述是真实还是虚假，但可以说明一点，上述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且，原告向被告给付数额清楚，给付对象明确、具体，其主张自己所为之给付行为无因的说法，不能成立。三、本案的实质是，原告的儿子方华是房产中介，刘燕当时委托原告的儿子方华代为操作为购买房屋的中间人，在方华带刘燕看房过程中，由于支付定金的钱不够，方华为刘燕垫付过一部分钱，但这部分钱，刘燕均已支付给方华（或其指定的第三人）。现在，原告基于取得不当利益的目的，绕开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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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这一线路，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此为法律上的不道德。刘燕也清求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原告的儿子方华，为本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便于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综上所述，刘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方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书面述称：一、本人并未就本案与刘燕之间形成借贷关系。2014年12月初前后，刘燕为向万达公司购买商铺所需款项，向本人提出临时借款请求，因刘燕尚欠本人钱款，且本人无足额流动资金，于是予以拒绝。尔后，刘燕提出是否可以向本人亲属临时拆借，于是经本人联系，刘燕向我母亲尹炜春借款，并经我母亲同意。虽然最后在小票上代刘燕签字的是本人，但本人只是经办人，当时之所以由本人签字，系因万达�司销售人员熟悉本人，应其要求由本人代刘燕签字。但是，本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以本人名义向刘燕出借款项的意思。因为，借款时，刘燕已经向本人借了八万元未归还，且本人也为刘燕代垫了其他费用近三万元。二、刘燕尚欠本人款项，本人保留权利。经本人计算，与购买万达商铺有关的事项，刘燕尚欠本人款项不少于人民币62621元（详见表格，略），对于刘燕欠本人的所有欠款，本人保留追究权利。三、若人民法院判决刘燕向本人返还，本人接受。从本案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刘燕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已经完全否认了我母亲替其代垫款项的事实，并且坚称，所有款项均系其自己支付。并且上述事实已经构成经过生效判决确认。若法院否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进而认可刘燕出尔反尔的表述，认定刘燕系向本人借款，那么，希望法院直接判决刘燕向本人返还款项。本人将收到刘燕款项后转交我母亲。综上所述，希望法院支持尹炜春的诉请，或者根据本人的请求，径直判决刘燕向本人返还款项，避免不必要的讼累。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6日，刘燕与万达公司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刘燕购买万达公司的坐落于本区万达商业中心3幢2单元230室的商业营业用房。《合同》第七条对付款方式进行如下约定：买受人（即本案第三人刘燕）应于本合同签订同时向出卖人（即本案被告万达公司）支付50.20%购房款，计人民币1501898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伍拾万零壹仟捌佰玖拾捌元整，如买受人已经支付认购定金，则该定金转化为本期房价款的组成部分），其余购房款人民币1490000（大写）人民币壹佰肆拾玖万元整向经出卖人认可的贷款银行（以下简称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支付，且买受人�证该按揭贷款于本合同签订后30日内支付至出卖人银行账户。
2014年12月1日，出卖人万达公司收到两笔款项：一笔来自付款账户为62×××75，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付款单位名称为“刘燕”的共计人民币10万元转账；另一笔41898元则来自于卡号为62×××73，发卡银行为中国银行，持卡人姓名为“尹炜春”的信用卡刷卡支付，由方华在银联商务签约单持卡人签名栏目内签字确认，所签的姓名为“刘燕”。
截止2014年12月6日，万达公司共计收到刘燕支付的首付款人民币共计1501898元（其中包括案涉的41898元）。2015年6月22日，万达公司向刘燕开具合计金额为2940133元（扣除面积补差款51765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2015年8月16日，刘燕在《杭州市拱墅万达投资有限公司房屋交接单》上签字确认，万达公司将万达商业中心3幢2单元230室商铺交付于�燕。
2015年4月17日，尹炜春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刘燕，诉请刘燕归还借款71898元及支付利息损失。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尹炜春未提交债权凭证或能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为由，判决驳回了尹炜春的诉讼请求。之后，尹炜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刘燕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及付款发票九份（合计金额1501898元），以证明：“刘燕已付清合同约定的首期款，尹炜春如果有实际支付款项，与刘燕支付款项无关，刘燕既无委托尹炜春付款，也没有委托万达公司收款”。该证据得到二审法院采信。2015年12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在（2015）浙杭商终字第290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燕确认其支付给万达�司的前述1501898元购房款不包含上诉人尹炜春支付的案涉71898元。
尹炜春对于其在诉刘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诉请的借款本金为71898元，而本案诉请万达公司返还的不当得利则为41898元的问题，尹炜春在本案中陈述，其中的差额3万元，系其于2014年12月4日代刘燕向案外人杭州叭九广告有限公司支付的费用，与万达公司无关，故没有在本案中主张。尹炜春于审理中还表示如果法院认为应当由刘燕赔偿，希望法院直接判决。
另，刘燕与方华之间为朋友关系，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截止目前为止，刘燕与方华之间最后一笔经济往来发生在2015年1月13日。当日，刘燕向方华一次性转账5万元。该笔转账系由刘燕委托其公司员工张丽贤进行，方华则委托其表弟朱志林予以收款。刘燕与本案原告尹炜春并不认识，双方也未曾见过面。
上述事实有经本院质证、认证并采信的证明、信用卡出账单查询、情况说明、（2015）杭富商初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908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房屋交接单、房屋付款明细、房屋付款凭证、付款凭证（刘燕向方华付款）、微信聊天记录、庭审笔录（富阳法院和杭州中院）、公证书及到庭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尹炜春是否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刘燕委托方华还是尹炜春垫付41898元购房款，尹炜春或者是方华的付款行为（尹炜春名下信用卡支出的41898元）是否符合其给付目的以及万达公司收取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即万达公司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构成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
一、关于原告尹炜春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刘燕认为尹炜春于本案�诉请万达公司返还不当得利，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尹炜春诉刘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前案）与本案，虽然两案原告均为尹炜春，但被告不同，前案被告为刘燕，本案被告为万达公司；两案诉讼标也不同，前案标的为71898元，本案标的为41898元；两案诉讼请求也不相同，前案原告诉请刘燕归还借款71898元，本案原告诉请万达公司返还不当得利41898元。两案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诉。因此�尹炜春在本案中诉请万达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并无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关于刘燕委托方华还是尹炜春垫付41898元款项的问题。
刘燕在前案一审、二审中均主张其购房款为自己支付，从来没有委托尹炜春支付过购房款。而在本案中，刘燕则陈述其只是委托方华垫付过购房定金，并没有委托尹炜春支付任何款项，且其向方华的借款已经还清。但就其是否委托方华垫付案涉的41898元款项的问题，刘燕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刘燕在前后两案中陈述并不完全一致。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41898元购房款的确是用尹炜春信用卡支付，刘燕本人也没有向万达公司实际支付过“41898元”金额的购房款。故，在前案中刘燕主张由其本人支付所有的购房款并不符合事实。据此，可以确定的是刘燕于当时委托方华或尹炜春二人中的至少一人垫付了案�的41898元的款项。虽然刘燕对有无委托他人付款（前案金额为71898元，本案金额为41898元）这一问题，在前后两案的陈述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但其对于是否委托尹炜春付款，回答并无二致，即认为其从未委托尹炜春进行付款。而尹炜春于前后两案中自始至终认为是刘燕向其借钱并委托其付款。刘燕在前案中对此予以否认，尹炜春的主张经前案一审、二审均未得到认定和支持。基于此，尹炜春于本案中认为其向万达公司支付的41898元就失去了合法根据，万达公司构成不当得利。然而在本案当中，刘燕又改口承认委托方华付过款。尹炜春认为刘燕出尔反尔，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但是，本院认为，尹炜春在前案中败诉是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燕在前案中如果作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作可能符合客观事实陈述的权利。本案中，刘燕否�委托尹炜春付款，尹炜春也没有证据证明系刘燕委托其向万达公司付款；同样，方华否认受刘燕委托而向万达公司付款，刘燕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方华付款。虽然尹炜春和方华一致认为刘燕系委托尹炜春付款，且也不排除刘燕通过方华进而委托尹炜春付款这种可能，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发生，但基于尹炜春、方华两人为母子身份上的利害关系，且又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难以得到刘燕认可；同样，虽然刘燕主张其委托方华付款，刘燕的确也于事后通过他人向方华指定的收款人汇款5万元，但这又与本案诉争的款项金额不一致，故刘燕委托方华付款并已经还清垫付款的主张，也没有得到尹炜春和方华的认可。由于案涉各方自身权利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且至少有一方对相关事实作了虚假的陈述，故在本案中，难以认定刘燕究竟委托尹炜春、方华�的哪一人向万达公司支付了41898元购房款，但可以认定刘燕委托其中至少一人垫付了41898元的购房款。
三、关于尹炜春或者是方华的付款行为（尹炜春名下信用卡支出的41898元）是否符合其给付目的以及万达公司收取的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即万达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由此，可以得知，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即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不当得利的产生应当基于错误给付，同时收受方属无因性；或者给付目的未达到而使原有给付原因失去合法根据支持而转变为不当得利。本案中，�审理查明，尹炜春确实通过其银行卡支付了案涉款项，且其支付对象（收款人万达公司）明确无误，故本案纠纷显然不属给付对象错误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除给付人基于给付对象错误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情形外，都应当具有一定的给付原因即存在给付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指给付缺乏原因。本案因给付（信用卡付款）而引发纠纷。在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中，包括“给付目的的自始不存在、给付的目的未达到、给付的目的嗣后不存在”的基本类型。前已述及，刘燕委托了方华和尹炜春中至少一人垫付了案涉款项。尹炜春也于前后两案中自始至终表示刘燕委托其向万达公司付款。如果刘燕是委托尹炜春向万达公司进行付款，则尹炜春的给付目的十分明确，即其先行替刘燕垫付41898元购房款，等事后刘燕归还，形成刘燕、尹炜春、万达公司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刘燕是委托方华向万达公司进行付款，则尹炜春的给付目的也是明确的，即协助儿子方华替刘燕垫付41898元购房款，等事后刘燕归还方华，形成刘燕、方华、万达公司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方华、尹炜春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尹炜春或者说方华的付款行为符合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其给付目的，不属于“给付目的的自始不存在、给付的目的未达到”的情形。而且从日常生活常识判断，万达公司收款时遇到他人垫付情形时，不会不告知谁为付款义务人和付款用途及目的，垫付人也不会不知晓其为谁垫付和垫付款用途及目的。万达公司在尹炜春的信用卡刷卡付款之前，没有向刘燕本人核实方华、尹炜春二人到底是谁受其委托垫付41898元的购房款，也是导致刘燕受托人不明的一个原因，对此，万达公司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并不影响尹炜春或者方华的付款行为符合其给付目的。尹炜春基于前案二审判决对“刘燕确认没有委托尹炜春付款”的事实认定，认为万达公司失去了收取案涉的41898元款项的合法根据。但是，直到万达公司在向刘燕开具不动产发票以及向其交付房屋时，刘燕自始至终没有向万达公司提出针对41898元购房款的异议，说明由尹炜春卡中支出的41898元购房款是受其委托，让他人垫付的，且刘燕对垫付款的金额是知晓的、认可的，即便刘燕在前后两案中对相关事实陈述不一致,刘燕委托他人垫付41898元购房款的事实还是能够得到认定。无论是方华作为实际的垫付人，还是尹炜春作为实际的垫付人，其垫付的41898元之给付的目的嗣后仍然存在。综上，万达公司收取案涉款项是有原因和根据的，万达公司对此并不构成不当得利。而尹炜春一方面自称系受�燕的委托而予以垫付，刘燕系向其借款。另一方面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与刘燕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解除、终止等情形，致使原有给付原因失去双方之间委托关系的支持而转变为万达公司的不当得利。最后，尹炜春仅仅因刘燕否认向其借款和委托其付款，转而以不当得利为其请求权基础，向万达公司主张权利，以此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但这明显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因为，不当得利制度有其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它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为它的构成要件之中。尹炜春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给付目的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为尹炜春（或方华）系主动给付案涉款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困难的风险。而本案中，尹炜春不但没有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给付目的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反而一再陈述当初系受刘燕委托为垫付行为，系刘燕向其借款。故，对于尹炜春主张的万达公司收取41898元购房款无法律上的原因，本院难以采信。对此，尹炜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另，本案纠纷其实是由刘燕与方华之间或者刘燕与尹炜春之间因委托垫付行为在相对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后，因为一方的不诚信行为导致刘燕受托人不明而引发。审理中，方华主张的如果法院认定刘燕系向其借款，希望判令刘燕直接向其返还案涉款项再由其转交尹炜春的问题，以及尹炜春主张如果法院认定应当由刘燕赔偿，希望法院直接判决刘燕向其返还案涉款项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应当由刘燕与方华之间或者刘燕与尹炜春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来得到解决。而且，方华和尹炜春前述主张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主体均与本案不同。故本案对此不作处理。如有纠纷，应另行处理。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尹炜春之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尹炜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0�，由原告尹炜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一式五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金林
人民陪审员 樊晶晶
人民陪审员 胡亦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韩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