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范行初字第00035号
原告高美云，女，1969年9月6日出生，汉族。
被告濮阳县公安局，住所地濮阳县。
法定代表人张祥珍，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翟永辉，濮阳县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邢娅斐，濮阳县公安局民警。
原告高美云不服被告濮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美云，被告濮阳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翟永辉、邢娅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2日，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对原告高美云作出濮县公（五）行罚决字（2015）07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5年8月31日，高美云在北京天安门“9.3”大阅兵重要活动举行之际，在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已停止接访的情况下上访，9月1日携带上访材料准备去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时，被北京警方带离。其行为扰乱了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的正常办公秩序，构成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高美云行政拘留八日。该处罚决定书于9月2日向高美云直接送达。
原告高美云诉称，原告高美云于2015年8月31日先后去北京市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信访反映诉求，并没有冲击、干扰上述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被告于2015年9月2日以扰乱单位秩序作出濮县公（五）行罚决字（2015）07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8日，该决定书认定原告扰乱单位秩序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没有听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请求撤销濮县公（五）行罚决字（2015）07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高美云提供了如下证据：1、全国人大给我出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来访线路；2、国家信访局信访的排号（45号）；3、介绍信；4、苏宏涛录音；5、将兰竹证明；6、与王伟锋通话记录；7、影像学诊断报告单。
被告濮阳县公安局辩称，高美云于2015年8月31日在北京大阅兵重要活动举行之际，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已停止接访，高美云去全国人大反映诉求时，全国人大已明确告诉高美云，其前两个月来过，两次反映同一问题应间隔三个月，显然高美云没有按规定反映诉求。五星乡政府工作人员和该乡苏楼村村干部都已明确告知高美云，大阅兵期间禁止进京上访，且高美云反映的诉求三级法院均作出判决。高美云认为其扰乱单位秩序应由北京市公安部门处罚，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答辩人对高美云的情况熟悉，故更适宜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在作出处罚前答辩人已告知原告的权利和义务，其陈述和申辩已写在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根据《河南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标准》的规定，原告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对其行政拘留8日，于法有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程序方面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行政处罚决定书；4、送达回执；5、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第二组：事实方面的证据。1、对高美云询问笔录；2、王文龙证明；3、王相斌证明；4、李川、王伟锋、苏宏涛证明各一份；5、户籍证明、前科证明；6、高美云进京上访的相关材料；7、濮阳县信访局证明二份。第三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一）项。
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
一、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对原告高美云证据的质证意见：
证据1能够证明9.3大阅兵期间高美云去北京上访，并被久敬庄收留；证据2不能证实是国家信访局编号；证据3是2015年2月10日出具，不是9.3阅兵期间出具的介绍信；证据4在录音时没有对苏宏涛进行告知，录音不全面、不清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证据5没有出证人本人签名；证据6没有通讯公司印章和落款，证据不全面；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
二、原告高美云对被告濮阳县公安局证据的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中证据5异议为，没有告知家属。第二组证据中证据2异议为，该证据是在拘留之后取证，8月30日不是大阅兵期间，大阅兵是9月3日至6日；对证据3异议为，8月31日去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不属于大阅兵期间；对证据4、7内容不真实；证据2、3、4是在拘留之后取证；第三组证据的异议为，对原告不适用该法律条文。对被告其他证据无异议。
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在2015年8月31日到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走访的事实；证据3、7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5、6不符合证据的要件，不予确认。被告濮阳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收集方法及取得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美云多次到国家信访局走访，国家信访局告知其信访为涉法涉诉不予受理。2015年8月31日，高美云携带信访材料到国家信访局走访，国家信访局因其信访为涉法涉诉不予受理；在全国人大已经受理其信访事项，在规定的办理期限内又向全国人大接待窗口走访。2015年9月1日，原告携带信访材料被北京警方发现后送往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濮阳县五星乡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后，将高美云带回。2015年9月2日，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受案登记审批，履行了询问、调查，权利义务告知等法定程序，认定高美云违法行为严重，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等，同日作出濮县公（五）行罚决字（2015）07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高美云行政拘留八日。同日直接送达高美云，将其送至濮阳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并通知了其家属。原告高美云不服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第四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七条规定，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来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或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本案中，高美云明知所访属涉法涉诉信访，国家信访局不予受理，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在全国人大受理其同一信访的规定办理期间，又到全国人大信访；9.3期间系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之敏感时期，不再接待越级上访，仍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信访，其行为显然扰乱了单位秩序。对高美云的询问笔录和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被告认定的事实，故被告濮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故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对其辖区内居民涉嫌违法信访的行为有权管辖，原告诉称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管辖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作出该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办案程序，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美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美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金坤
审判员 曹秀增
审判员 段惠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袁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