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津01刑终257号
原公诉机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崔××，于天津市。2013年11月11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11月13日被解除取保候审,2015年6月30日继续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刘××，于天津市。2013年11月11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11月13日被解除取保候审，2015年6月30日继续取保候审。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崔××、刘××、刘世德犯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5）北刑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刘世德于2016年1月22日因病死亡。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2日裁定对被告人刘世德终止审理。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崔××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并审查相关证据，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系红桥区房地产总公司下属单位，与其上级单位均系事业单位。被告人崔××任站长、被告人刘××任副站长，刘世德（已死亡）先与崔××相识，后经崔××介绍与刘××相识。1982年经天津市红桥区政府和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现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联合授权，红桥区××北路房管站具有对房屋产籍管理权限，对外可以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2010年8月6日，刘世德以15.8万元向案外人购得解放军第254医院西院界内临元纬路三间私建平房（共计50余平方米）。刘世德多次要求、怂恿崔××为其出具该房屋的公有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1月1日，崔××、刘××在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房管站辖区、托管主体及托管范围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由崔××指派、授意刘××实地勘测并丈量房屋，在未核实房屋来源及权属和权证、未报上级审批、未经集体研究决定的情况下，将刘世德购买的他人未办理规划建设审批手续、无门牌号的个人私建平房办理了“托管”，并收取托管费用，2013年3月1日向刘世德出具了《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在产别中违规注明“托管产”。2013年9月18日，崔××还参与刘世德以人民币55万元的价格转卖该房屋，同年9月27日，崔××又再次擅自为后续买主朱××违规办理了“托管”手续并出具《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2013年10月12日，朱××在改建上述房屋时与解放军第254医院院方发生纠纷，致使案发。三被告人被先后查获归案。
2011年至2013年间，崔××还与刘世德共谋，违反规定、超越职权，与刘世德等人办理了其他四处房屋的“托管”手续并签订了《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案发后，上述签订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均已被注销并办理声明手续。刘世德出资以崔××的名义赔偿朱××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犯罪主体相关证据
1、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法人证书，分别证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属于机关法人，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与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系上下级关系，均为事业单位，房管站主要业务为产籍管理。
2、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红桥区房管工作体制问题的规定》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区房产公司、区修建公司规格级别的通知》及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出具业务范围和地界范围说明，分别证明区房地产管理局是区房地产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区房地产公司是公房经营管理的事业单位，并将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屋经营管理的部分职能分设到房产总公司。另，证明红桥区××北路房管站的管辖区域和地界范围。
3、干部任免呈报表、任免职通知、聘期说明、站长和副站长岗位职责，分别证明经红桥区房产总公司经理办公会2010年2月8日研究，决定聘任崔××为红桥区××北路房管站站长、刘××为副站长，聘期二年，二被告人聘请二年后依照公司惯例尚未履行续聘手续，但视为续聘，继续履行相关职责。另，证明站长和副站长岗位职责内容等情况。
4、户籍信息表，分别证明被告人崔××、刘××的身份情况。
5、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分别证明2013年10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发现红桥区××北路房管站为河北区元纬路的非法建筑发放《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后该房屋被转卖。2013年11月11日，在咸阳××路房管站将崔××、刘××抓获归案。
二、涉案“元纬路60号”房屋来源及产权归属相关书证
1、解放军第254医院出具的“254西院私建平房情况说明”和“关于拆除西院家属院内违章建筑的事宜函”分别证明涉案房屋系未经医院批准的个人违章建筑。2013年10月间，朱××改建涉案房屋时与医院方发生纠纷，经解放军第254医院查证朱××出具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发证单位为红桥区××北路房管站、性质为托管产，后到房管站查看托管档案显示：该房是郑义民于1998年自建，并于2010年8月与刘世德签订买卖协议，2013年3月刘世德仅凭此协议在咸阳××路房管站取得托管合同。同年9月27日房管站将托管合同过户到朱××名下，登记房屋地址为元纬路58、60、62号，河北区规划局无该房屋报建手续，解放军第254医院也未出具相关房屋托管、拆改建等手续证明。解放军第254医院后将涉案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2、天津市规划局河北分局出具的复函，证明元纬路60号未办理规划建设审批手续，并经核查地名档案，无元纬路60号门牌号。
3、解放军第254医院提供的天津市测绘院出具的该医院地界规划图，证明涉案“元纬路60号”房屋在解放军第254医院地界管辖范围内。
4、解放军第254医院要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致歉、改正申请及红桥区××北路房管站致歉书，证明红桥区××北路房管站站长崔××对涉案房屋违规托管并办理了房屋租赁合同的事实予以承认并致歉，且积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与刘世德、朱××等人办理托管手续及签订租赁合同相关书证
1、房屋托管承诺书二份、买卖合同一份、《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一份、《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三份，分别证明郑义民将自建平房卖给刘世德，刘世德先后与咸阳××路房管站签订了上述房屋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产别均为托管产的情况。
2、收条、招商银行客户回单、个人存取款凭条、托管协议一份、《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三份、天津直管公房租金缴款凭证，分别证明刘世德将涉案房屋转卖给朱××，后朱××与咸阳××路房管站签订托管协议，并取得该房屋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同时缴纳租金的情况。
3、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分别与刘世德等人签订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和托管协议及咸阳××路房管站出具的接管房屋明细及自己往来结算票据，分别证明被告人崔××为刘世德等人先后违规办理四处不同地点房屋的“托管”手续并签订了《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后收取托管费用的情况。
四、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无权签订元纬路60号《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相关书证
1、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出具的会议纪要及领导班子、代表的参会说明，分别证明结合相关证言表明该会议纪要系事后伪造、补签。
2、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向市房产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咸阳××路房管站对涉案房屋托管未向上级报备。
3、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津证办发（2012）17号文件转发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加强我市单位产住宅房屋管理意见》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租赁合同填写说明，分别证明涉案房屋不在红桥区辖区且不属于单位产住宅房屋，故涉案房屋不属于托管的范围，涉案人员刘世德不具有将房屋进行托管的主体资格。
4、天津市房产总公司出具说明，证明托管房屋不属于公有非住宅房屋产别。房屋托管是房屋所有权人和受委托管理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属于民事行为。
5、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负责民用公房的产业管理和经营管理”职权中包括与承租人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6、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说明，证明房管站作为专业的房屋经营管理单位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单位委托，对其托管的房屋进行租赁、修缮、管理，房管站与承租人签订公有房屋租赁合同，并在租赁合同产别中注明为托管产；区咸阳××路房管站隶属于红桥区房产总公司，负责公产房屋的修缮和经营管理。
五、言词证据
1、被害人朱××的陈述，证明朱××于2013年8月知悉河北区元纬路60号-1、2、3对外出售，后经查看房本及到相关部门了解，得知该房是由红桥区××北路房管站托管的公有非住宅房屋，房主为刘世德，房本是真实、可办理过户的，遂与对方以人民币55万元的价格交易成功，并在红桥区××北路房管站崔站长(崔××)办公室内办理了过户手续、领取房本、签订托管协议、缴纳房租等。同年10月上旬，朱××因装修该房屋与解放军第254医院发生纠纷，继而得知该房手续属违法办理，后崔××通过中间人补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8万元，现已将房本退还。
2、证××（系咸阳××路房管站内勤）的证言，证明崔××是咸阳××路房管站站长，其直属领导是副站长刘××，房管站负责公产房的置换和过户，并制作房本，“房本”即指红色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绿色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上半年，刘××两次让其给刘世德办理了元纬路60号房屋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编号尾号为7999）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编号尾号为1827-1829），该房是托管房。另证实，没有文件明确规定托管产办理房本需要何种手续和材料，且听刘××说过为刘世德办理的合同是崔站长交办的。
3、证人安××（系咸阳××路房管站内勤）的证言，证明2013年9月，崔站长让其将元纬路60号原户主刘世德的房本收回，为新户主朱××重新打印了该房屋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和托管协议，并收取了一年的房租人民币2300元。另证实，档案里并没有相关会议纪要。
4、证人邓××、马二×、戴××、侯××、连××、王××的证言，证明对元纬路60号房屋进行托管的会议纪要系经被告人崔××要求后补的，并非真实会议纪要。
5、证人黄××、陈××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崔××办理其他托管房屋情况。
6、证人韩××（系天津市房产总公司产业经营部部长）的证言，证明产业经营部负责市内六区直管公产房的经营管理，崔××从未向其本人咨询过对河北区元纬路60号房屋进行托管的问题，该托管未向区公司上报，未在市公司备案，托管一般需要单位移交申请、提供单位有效房地产权属证、管房单位在房管局登记备案等条件。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崔××、刘××对上述部分证据提出异议：
被告人崔××、刘××对解放军第254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据均表示异议。二被告人均认为涉案房屋不是解放军第254医院的军产，被告人崔××、刘××辩称未看过致歉书。
被告人崔××、刘××对会议纪要内容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17号文件证明效力均提出异议。被告人崔××、刘××认为会议纪要虽系后补，但房管站领导班子确实说过此事，并向书记进行汇报，但领导班子研究的事实存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7号文件适用于单位产托管，未对私产托管进行限制，托管系民事行为，对本案无证明作用。
被告人崔××、刘××认为证人韩××称未就托管事宜进行咨询的内容不实。
被告人崔××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
1、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职工书证材料，证明多名职工请求对被告人崔××从轻处罚。
2、朱××出具的收条三张、证明一份，证明朱××收到由刘世德出资通过崔××转交的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08万元。
3、物证照片证明，涉案房屋拆除后的照片，该房屋原址在解放军第254医院围墙外。
4、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收支情况明细表证明，被告人崔××将房管站扭亏为盈。
被告人刘××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物证照片复印件证明，在实践中存在跨区托管的情况。
2、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联席会议决议证明，房管站接管、联建各区房屋（包括住宅和非住宅）。
3、判决书二份证明，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曾与其他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产生纠纷，后依照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判决的情况。
4、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职工书证材料，咸阳××路房管站多名职工请求对被告人刘××从轻处罚。
5、1964年天津市房管局《关于公产院内和公地上违章建筑处理暂行办法》及1988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工作中对违章建筑处理的原则意见》，证明违章建筑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可发给产权证件。
关于被告人崔××、刘××对公诉机关提交证据持有异议的辩解，经查：（1）解放军第254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能够确认涉案房屋的性质系私建，关于该房屋是否系军产则属于权属确认问题，与本案定罪无关；（2）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已明确证实对涉案房屋托管的会议纪要及相关材料系伪造、补签，被告人崔××、刘××亦对此情节予以确认，不能作为集体研究决定对涉案房屋进行托管的证据采信；（3）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17号文件系政府文件对托管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和证明效力。（4）证人韩××的证言显示被告人崔××、刘××未就房屋托管事宜对其进行咨询，并证实相关的托管规定，且二被告人亦未就此内容提供证据支持己方观点。被告人崔××、刘××所提相关异议均不影响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故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崔××、刘××提交的证据，经查：（1）跨区托管房屋照片系网上搜索所得，并无所述房屋托管的其他证据佐证，其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2）联席会议决议仅证实房管站的跨区接管、联建房屋问题，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3）其他案件的判决书和相关文件均不能作为可以违规为涉案房屋办理公有房屋租赁合同的依据，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崔××、刘××提供的其他证据，酌情采纳。
关于被告人崔××、刘××辩解其二人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崔××、刘××身为天津市红桥区××北路房管站的站长、副站长，具有“负责民用公房的产业管理和经营管理”职权，其中包括与本辖区内单位产住宅房屋的产权单位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职权来源于上述63号文件的授权。二被告人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房管站辖区和托管范围、托管主体不符合相关文件规定，仍违规办理相关手续，因此，二被告人主观上有滥用职权的故意，客观上超越和滥用职权，违规违纪为个人私建平房进行托管并收取托管费用，随后出具《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在产别中违规注明“托管产”，最终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损失数额已达到渎职犯罪的追诉标准。故被告人崔××、刘××的行为均已具备滥用职权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被告人刘××受领导指派，积极参与对涉案房屋的测量，在明知涉案房屋权属不明、无任何权证、不符合托管规定的情况下，未尽职责提出反对意见，仍部署房管站内勤打印租赁合同，具体协助完成房管站内部一系列相关手续，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但鉴于其对出具上述租赁合同并未有最终决定权，起次要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故被告人崔××、刘××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另，符合规定的房屋托管系房屋所有权人和受委托管理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但对明知不属于托管范围、托管主体不合格的房屋进行违规托管，利用职权并借用托管房屋名义出具《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则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二被告人均系在司法机关掌握犯罪线索后被查获归案，缺乏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构成自首。被告人崔××关于其无主观的故意和恶意的辩解意见，被告人刘××关于主观上不明知的辩解意见，均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崔××、刘××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在刘世德指使下滥用职权，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崔××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刘××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已于案发后足额补偿，可对被告人崔××、刘××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以滥用职权罪判处被告人崔××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被告人刘××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崔××不服，以原判事实不清，涉案房屋非军产，托管行为属于民事行为，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
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判决相一致。
关于上诉人崔××所提原判事实不清，涉案房屋非军产，托管行为属于民事行为，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崔××及原审被告人刘××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托管范围，托管主体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仍滥用职权违规为涉案房屋办理托管手续的事实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法人证书，干部任免呈报表、任免职通知、聘期说明、站长和副站长岗位职责，解放军第254医院出具的“254西院私建平房情况说明”和“关于拆除西院家属院内违章建筑的事宜函”，天津市规划局河北分局出具的复函，咸阳××路房管站分别与刘世德等人签订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和托管协议及咸阳××路房管站出具的接管房屋明细及自己往来结算票据，咸阳××路房管站出具的会议纪要及领导班子、代表的参会说明，咸阳××路房管站向市房产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害人朱××的陈述，证××、安××、黄××、陈××、韩××等人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上诉人崔××及原审被告人刘××的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故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崔××、原审被告人刘××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房管站辖区和托管范围、托管主体不符合相关文件规定，仍违规办理相关手续，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崔××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建军
审 判 员 邓俊岭
代理审判员 张春耀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余 薇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