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7民终1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伟良，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源，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志英，女，196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坤，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伟良因与被上诉人潘志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4民初1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伟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潘志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志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潘志英非2002年2月11日的《借据》上所载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赋予吕伟良是错误的。1、在一审庭审中，吕伟良已明确否认潘志英为2002年2月11日的《借据》的对象，该对象应为潘志英的丈夫温永康，而且该借据所载的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吕伟良出具《借据》的目的只是应温永康的要求，以《借据》的形式确认50000元的赌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针对法院是否受理该类案件，并非在实体处理上当然支持债权凭证持有人就是债权人。因此，在债务人明确否认并指出实际债权人的情况下，债权凭证持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债权人，故该举证责任在于潘志英。二、吕伟良出具涉案的两份《借据》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贷行为的实际发生，双方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吕伟良收到潘志英所出借的两笔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吕伟良作为有一定阅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据的后果，若吕伟良没有实际收到潘志英所出借的款项，则必然不会向潘志英出具涉案的两份借据”为由认定双方的借款事实，是不符合逻辑的。吕伟良认为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借据》约定的内容是否有真实履行。本案中，若吕伟良有收到潘志英按借据提供的实际借款，无论是现金交付还是银行转账，必然会有收据或转账记录。吕伟良从未收过潘志英提供的借款，也没有向潘志英出具收据，且潘志英也未提供任何收据或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吕伟良之所以书写《借据》，是因为2002年足球世界杯举行期间，吕伟良在应潘志英及其丈夫温永康的要求下，才将拖欠潘志英的赌债分两次以借据的形式进行确认，实际上是以合法的形式企图掩盖非法的目的。《借据》所载的借款内容实际上并未发生，故潘志英和温永康未要求吕伟良出具收据。综上，吕伟良才会在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据的后果而又未实际收到潘志英所出借的款项的情况下，向潘志英出借涉案的借据。此外，涉案的两笔借款是发生在2002年的，但潘志英直到2017年才向吕伟良提起诉讼，期间历经15年从未向吕伟良提出任何的追讨，这种情况不合常理，亦可以佐证吕伟良当时出具的两份《借据》的行为并非是向潘志英借款，借款行为并未真实发生。三、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将本属潘志英的举证责任归于吕伟良，在潘志英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有无实际交付、有无能力交付及如何交付的情况下，草率认定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据此判决吕伟良承担偿还责任是错误的。1、如前所述，《借据》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吕伟良与潘志英及其丈夫温永康就欠赌债以借据形式进行确认的。从民间借贷的行为来看，借据只是双方就借款金额、还款期限、利息等内容进行约定的凭证，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借贷行为的实际发生，必须有实际按照借据所约定的内容交付借款的行为，并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一审法院以“2002年8月22日的《借据》上载明出借人是潘志英，借款人是吕伟良，吕伟良订明借到潘志英80000元”的内容，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潘志英已向吕伟良实际交付了借款80000元，上述认定是与事实不符的。2、一审法院仅凭“潘志英当时是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的经营者”，就必然认为潘志英具有以现金出借130000元给吕伟良的经济能力，显然有误。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查潘志英是否是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的经营者、有无登记、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当时的经营状况、潘志英的个人财产情况（包括借款当时的现金、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情况），也没有要求潘志英提交上述内容证明其有能力以现金出借130000元给吕伟良。130000元在2002年并非小数目，现金交付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在2002年2月11日借款50000元还未偿还的情况下，又于2002年8月22日提供借款80000元，是不符合常理的。事实上，吕伟良在2002年已是鹤山市旅游公司的总经理，收入颇丰，有一定的银行存款，名下拥有两套房产、一套商铺，而且其任职的鹤山市旅游公司是国有企业，并非自己经营生意，根本无需向潘志英借款。签订的《借据》只是为了双方确认赌债数额，且吕伟良已全部偿还，只是当时潘志英说原件不见了就没有将相应的借据退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正。
潘志英辩称：1、从吕伟良在一审庭审和上诉状中所述内容可以判断，吕伟良的目的是为了抵赖。事实上，吕伟良借了13万元，至今未偿还；2、一审认定的事实是2002年前后年间，潘志英承包经营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吕伟良承包经营鹤山市北湖中旅行社，两个部门同属北湖的国营单位，两人是同事。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的盈利较好，吕伟良常有借款周转，潘志英出于相熟关系亦乐于帮助；3、在2002年间，即十六年前，民间个人的商业交易、借贷用现金支付是当时近乎唯一的方式，只有单位的资金往来才使用银行汇票、支票、汇兑等通过银行支付的形式，当时的小金库、保险柜在各单位普遍存在，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经营的都是现金结算，每天都有大量的现金收入，现金交付借款是情理之中；4、两份《借据》都是吕伟良在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餐厅内拿到借款后，现场使用餐厅的纸张（其中一张是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点菜单）来写的，均是吕伟良亲笔书写签名的。作为旅行社总经理的吕伟良应该具备较高的智商和更为理性的较强的行为能力，非常清楚亲笔出具借据的意义，不可能没收到借款就签署借据；5、潘志英在一审诉状中提到“……之后吕伟良因某些原因陷入困境，其家庭经济困难，潘志英出于对同事的同情和体谅，一直未有向其追偿借款。……”，这里的“原因”就是当时吕伟良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司法机关刑事追诉，坐牢了。作为要好同事的潘志英非常同情和心痛，为了保留吕伟良的面子，故在一审中未将此原因说出来。吕伟良现在的经济状况好转了，听说他的子女家人都移民国外了，而潘志英所借的130000元已过十五年了且并未要求其支付期间的借款利息，故吕伟良应向潘志英偿还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潘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吕伟良归还两笔借款合共130000元给潘志英；2、判令吕伟良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志英原是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的经营者。2002年2月11日，吕伟良向潘志英借款人民币50000元，并立下一份《借据》，订明：“借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元）”。同年8月22日，吕伟良再次向潘志英借款人民币80000元，又立下一份《借据》，订明：“借到潘志英人民币捌万元整（￥50000.00元）”。吕伟良均在上述《借据》上签名确认。借款后，吕伟良没有向潘志英还款，潘志英于2017年8月7日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潘志英、吕伟良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潘志英是否已向吕伟良实际出借借款130000元；3、潘志英起诉时，本案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潘志英主张其与吕伟良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吕伟良于2002年2月11日和2002年8月22日出具的两份《借据》。诉讼中，吕伟良对该两份《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为此，一审法院对该两份《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2002年8月22日的《借据》载明：“借到潘志英人民币捌万元整”，吕伟良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名确认。从该借条载明内容可反映出借人是潘志英，借款人是吕伟良，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另外，2002年2月11日的《借据》载明：“借人民币伍万元整”，吕伟良在《借据》上签名确认。虽然从该《借据》上并没有明确载明吕伟良的借款人身份，但根据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该《借据》由吕伟良出具，应认定吕伟良为借款人。虽然2002年2月11日的《借据》上没有载明款项的出借人，但现该《借据》原件由潘志英持有，吕伟良对潘志英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却未举证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潘志英是2002年2月11日的《借据》上所载款项的实际出借人。综上，涉案两笔借款的出借人均为潘志英，借款人均为吕伟良，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从民间借贷的实践来看，借据作为一项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重要交易凭证，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否则应当认定为借贷依据。吕伟良作为有一定社会阅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据的后果，若吕伟良没有实际收到潘志英所出借的款项，则必然不会向潘志英出具涉案的两份借据。其次，在2002年8月22日的《借据》上，吕伟良订明“借到”潘志英80000元，表明潘志英已向其实际交付了借款80000元；再者，潘志英当时是鹤山市沙坪北湖海鲜酒家的经营者，具有以现金出借130000元给吕伟良的经济能力。综上，结合本案的借贷金额、款项交付方式和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潘志英分别于2002年2月11日和2002年8月22日分别向吕伟良实际出借款项50000元和80000元，合共130000元的事实。诉讼中，吕伟良抗辩认为涉案的130000元是吕伟良向潘志英及其丈夫下注赌球后欠下的赌债，并非借款，该130000元并未实际交付，但吕伟良对其辩解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为此不予采信。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本案吕伟良于2002年2月11日和2002年8月22日出具的两份借据中均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潘志英可在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二十年内随时请求吕伟良返还借款，因此，潘志英于2017年8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另外，诉讼中，吕伟良主张其已还清了涉案的欠款130000元，但潘志英予以否认，吕伟良对此也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为此，吕伟良已还清涉案欠款的主张，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纠纷是吕伟良向潘志英借款后未能及时还款所致，吕伟良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潘志英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吕伟良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志英偿还借款1300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450元，由吕伟良负担。
二审期间，吕伟良提交如下证据：商品房购销合同（编号：005291、005292），证明吕伟良在鹤山市旅游公司任职总经理职务，收入颇丰，早在2000年就在鹤山市购买了两套房产，当时支出151641.60元，其名下还有商铺，有一定的银行存款，吕伟良当时就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根本没必要在2002年先后分两次向潘志英借款，由此可以佐证潘志英诉请的借款完全不合常理、子虚乌有。涉案的两份《借据》纯属是当时吕伟良应潘志英及其丈夫温永康的要求以《借据》的形式确认拖欠其赌债数额，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应为无效，所谓的借款并未真实发生。潘志英对此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吕伟良很有钱，但并不能证明其不需要借钱。潘志英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吕伟良抗辩本案借款130000元没有实际交付而是赌债的依据是否充分。
首先，吕伟良抗辩本案借款130000元是赌债，但其在本案中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曾经存在赌博行为且与涉案的两份《借据》存在关联性，因此，吕伟良对其该抗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吕伟良抗辩本案借款130000元没有实际交付。对此，第一，吕伟良分别于2002年2月11日出具借据确认借款50000元和2002年8月22日出具借据确认借款80000元，合共借款130000元。如果吕伟良在2002年2月11日出具借据后没有收到借款50000元的话，其不可能第二次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再次向潘志英出具借据确认借款80000元，因此，吕伟良抗辩涉案借款没有实际交付不符合常理。结合涉案借款的金额不是特别巨大，不排除存在现金交付的可能性的事实，本院对潘志英主张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予以采信。综上，吕伟良抗辩本案借款130000元没有实际交付而是赌债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故此，一审判决吕伟良向潘志英偿还借款13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吕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吕伟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春梅
审判员 黎景欣
审判员 刘邦中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