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1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项羽腾，农民。委托代理人：魏慧，宁海县天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华芬，农民。委托代理人：蔡文宗，宁海县天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宗，宁海县跃龙街道宁通货物快运站业主。委托代理人：高建刚，宁海县天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祥秋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梅林街道岙胡村。法定代表人：胡根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冯刚，浙江法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项羽腾、周华芬、周宗为与被上诉人宁波祥秋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秋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4）甬宁商初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宁海县跃龙街道宁通货物快运站（以下简称宁通快运站）系个体工商户，登记业主为周宗，登记的经营地址为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西路105号。项羽腾、周华芬在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西路139号以宁通快运站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2013年8月4日，义乌市稠城澎湃文体用品商行（以下简称澎湃商行）通知祥秋公司在同年8月6日前向其交付t15089（233）型、t15009（243）型的封箱器各115箱（合计230箱，每箱24个封箱器）。次日，祥秋公司将前述封箱器全部交付给项羽腾、周华芬承运。因项羽腾、周华芬扣留上述货物引发纠纷，祥秋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项羽腾、周华芬赔偿原告损失61028元，被告周宗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5月22日，祥秋公司撤回起诉。2014年7月7日，经原审法院现场勘验并清点，尚有t15089（233）型封箱器38箱，t15009（243）型封箱器30箱被项羽腾、周华芬扣留在宁海县东南精密铸钢厂。另查明，祥秋公司交由项羽腾、周华芬承运的t15089（233）型封箱器实际销售价格为10.30元／个，t15009（243）型的封箱器实际销售价格为10元／个。原审诉讼过程中，祥秋公司申请司法鉴定，经宁波天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估价，t15089（233）型、t15009（243）型封箱器在2013年8月6日的市场销售价格分别为10.50元／个，10元／个。尚存的38箱t15089（233）型封箱器和30箱t15009（243）型封箱器，由于系特定贴牌定作产品，继续销售需更换包装盒，每个封箱器产生包装损失2元，共计产生包装损失3264元。祥秋公司于2014年6月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项羽腾、周华芬系以宁通快运站名义对外承接货运业务。2013年8月5日，祥秋公司将一批货物交由项羽腾、周华芬运输，并要求2013年8月6日上午9时送至澎湃商行，祥秋公司员工方小芬填写了物料出门证、送货单各一份。但项羽腾、周华芬无故扣押祥秋公司货物，拒绝向澎湃商行交货。同年8月12日，澎湃商行向祥秋公司发出索赔函，通知终止祥秋公司与其之间的购货合同，并要求祥秋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该购货合同所涉货物系定牌生产，因项羽腾、周华芬的原因致使祥秋公司无法向澎湃商行履行交货义务，项羽腾、周华芬应当赔偿祥秋公司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项羽腾、周华芬以宁通快运站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周宗系宁通快运站业主，周宗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一、项羽腾、周华芬赔偿祥秋公司经济损失61028元［包括t15009（243）型封箱器115箱合计2760个的损失27600元，t15089（233）型封箱器115箱合计2760个的损失28428元，原告赔偿澎湃商行的损失5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5月29日起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周宗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诉讼过程中，祥秋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请为：项羽腾、周华芬立即返还祥秋公司残存的68箱封箱器（t15009（243）型30箱，t15089（233）型38箱），赔偿祥秋公司经济损失53264元（162箱封箱器按评估价格算损失45000元，尚存68箱封箱器的包装损失3264元，祥秋公司赔付澎湃商行的损失5000元，合计53264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以5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3年9月1日起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项羽腾在原审中答辩称：项羽腾与周华芬系母子关系，项羽腾仅在周华芬处帮工，对有关货物运输的事实并不知情。祥秋公司法定代表人自认了其与周华芬联系并洽谈运输合同，并由其直接将运费汇给周华芬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讼争运输合同关系与项羽腾无关，不应由项羽腾承担祥秋公司的损失。请求法院驳回祥秋公司对项羽腾的诉请。周华芬在原审中答辩称：祥秋公司并非涉案适格主体。周华芬系与宁海县古月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月公司）发生运输合同关系，与祥秋公司并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周华芬在本案纠纷发生后才知悉祥秋公司的存在。即便祥秋公司委托周华芬承运货物，因双方未协商好送货时间、地点、运费结算等方面的事宜，承运人亦未签发托运单，运输合同也尚未成立。在合同尚未成立的情形下，承运人仅负有返还货物义务，不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周华芬仅收到古月公司68箱货物，未从祥秋公司收到其他货物。t15089（233）型的封箱器的评估价格高于购货合同约定的价格，如以评估价格计算损失，高于祥秋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祥秋公司的损失计算方法不合理。周华芬系以自己名义经营，并未挂靠在周宗开办的宁通快运站名下对外承接业务，本案与周宗无关。周宗在原审中答辩称：周宗虽系宁通快运站业主，但祥秋公司与项羽腾、周华芬发生运输合同关系，周宗并未明确授权，亦未确认。本案系因项羽腾、周华芬与祥秋公司之间发生纠纷引起，法院应根据案件的主因依法判决，即便项羽腾、周华芬要承担赔偿责任，也与周宗无关，周宗不应担责。周宗的其他答辩意见与周华芬一致。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五点。一、关于运输合同成立与否及托运方主体的问题；二、关于项羽腾、周华芬收到的货物的数量问题；三、关于祥秋公司的损失问题；四、关于项羽腾应否担责的问题；五、关于周宗的责任承担问题。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周华芬辩称托运人系古月公司而非祥秋公司，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相反，根据项羽腾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古月公司2013年3月即已停止经营，故2013年8月古月公司不可能与周华芬发生运输合同关系。结合祥秋公司提供的发货通知，物料出门证以及祥秋公司对封箱器的陈述分析，可以认定祥秋公司即为托运人的事实。依据查明的事实，祥秋公司将货物交付给项羽腾、周华芬承运，项羽腾、周华芬业已接收，故应当认定运输合同成立。周华芬抗辩双方未就具体运输事宜达成一致，祥秋公司和周华芬的运输合同不成立，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祥秋公司认为，其交付项羽腾、周华芬前述两种封箱器各115箱。周华芬辩称其除收到现存的68箱封箱器之外，未收到任何其他封箱器。该院认为，首先，祥秋公司提供的发货通知载明，230箱封箱器的体积为18立方米；其次，项羽腾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陈述其扣留货物的体积为18立方米；再次，从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依据每箱封箱器的外包装体积计算，115箱t15089（233）型封箱器和115箱t15009（243）型箱封箱器的体积接近18立方米，而尚存68箱封箱器的体积则与18立方米相差甚远；基于上述三点分析，祥秋公司已交付项羽腾、周华芬t15089（233）型、t15009（243）型封箱器各115箱的事实成立，该院予以认定。项羽腾、周华芬的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首先，祥秋公司主张按评估报告的估价计算t15089（233）型封箱器的损失，是否合理的问题。该院认为，一者，托运人和承运人对托运物灭失的损失赔偿约定不明的，应按标的物到达地的市场价计算，根据祥秋公司的陈述，该型号封箱器到达义乌市的价格为10.30元／个，故应以该价格计算损失；二者，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得到的利益损失，根据评估报告，交付时t15089（233）型封箱器的市场价10.50元／个，虽高于祥秋公司的销售价（10.30元／个），但祥秋公司全部销售115箱该型号的封箱器的实际可得利益，仍应以祥秋公司的实际销售价格即10.30元／个计算的损失为限，亦即其实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并非依据评估价所计算的损失；故周华芬抗辩按评估价计算t15089（233）型封箱器的损失不合理，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其次，祥秋公司赔偿澎湃商行的5000元损失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该院认为，对于损失的发生情况，祥秋公司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然祥秋公司提供的索赔函及银行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前述事实主张，故该院不予认定。关于焦点四，祥秋公司认为，项羽腾、周华芬均系宁通快运站的实际经营者。项羽腾和周华芬辩称，项羽腾仅系为周华芬帮工。该院认为，项羽腾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系宁通快运站的，在中山西路139号上班，古月公司欠我10000余元运费……我把悦腾公司要我运的这批货扣在义乌……”，由此陈述可见，项羽腾均是以宁通快运站实际经营者的身份对公安机关陈述，并且，项羽腾与周华芬为母子关系，二者以宁通快运站名义共同对外经营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项羽腾与周华芬对其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项羽腾、周华芬辩称二者之间系帮工与被帮工的关系，无任何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五，该院认为，周华芬在接受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询问时，承认其系宁通快运站的门市部经营者，并对宁通快运站的运输许可证号、登记业主及联系方式均能做详细陈述。并且，项羽腾、周华芬在距离宁通快运站登记的经营地点非常近的地方以宁通快运站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较长时间，却无任何证据表明登记业主即周宗对此提出过异议，故应当推定项羽腾、周华芬的前述行为得到了周宗的默认或同意，周宗应当对项羽腾、周华芬的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综上，祥秋公司将t15089（233）型、t15009（243）型封箱器各115箱交由项羽腾、周华芬承运，但项羽腾、周华芬无正当理由扣留全部封箱器并导致部分灭失，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鉴于祥秋公司要求返还尚存的t15089（233）型封箱器38箱，t15009（243）型封箱器30箱，项羽腾、周华芬均无异议，双方事实已同意终止合同关系，故该院对祥秋公司返还尚存封箱器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祥秋公司的损失诉请，该院认为，尚存的68箱封箱器，按2元／个的包装损失计，能够认定产生损失3264元。灭失的85箱t15009（243）型封箱器，损失为20400元（85箱×24个×10元／个=”20”400元），灭失的77箱t15089（233）型封箱器损失19034.40元（77箱×24个×10.30元／个=”19”034.40元），上述损失合计42698.40元。由于项羽腾、周华芬经祥秋公司催告后仍未履行赔偿义务，故还应承担逾期赔偿的利息损失。鉴于祥秋公司在2013年8月26日即已起诉主张权利，故祥秋公司要求从2013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周宗应当对项羽腾、周华芬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项羽腾、周华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祥秋公司t15009（243）型封箱器30箱，t15089（233）型封箱器38箱，赔偿损失42698.4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以42698.4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3年9月1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周宗对前述款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祥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受理费1”513元，财产保全费670元，合计2183元，由祥秋公司负担334元，由项羽腾、周华芬、周宗负担1849元。司法鉴定费2000元，由项羽腾、周华芬、周宗负担。项羽腾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项羽腾与祥秋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合同过于草率。项羽腾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笔录恰可证明项羽腾只是周华芬的帮工或员工，因为项羽腾在笔录中称“我系宁通快运站的”，从未称自己是老板，由帮工或员工来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原审根据项羽腾与周华芬为母子关系，进一步认定宁通快运站由项羽腾与周华芬共同对外经营更加错误。祥秋公司自己也承认系与周华芬洽谈业务，款项也打入周华芬账户，与祥秋公司发生货物运输关系的最多只能是周华芬。原审基于错误事实作出了错误判决，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项羽腾不承担责任。祥秋公司答辩称：项羽腾提出其只是周华芬的帮工，没有提出证据证明。项羽腾与周华芬是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经营收入用于家庭支配，项羽腾在本案中明显要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项羽腾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周华芬答辩称：同意项羽腾的上诉意见。周宗答辩称：同意项羽腾的上诉意见。周华芬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周华芬系从古月公司拉来涉案货物，这从祥秋公司提供的物料出门证和送货单均是由古月公司的物料出门证和送货单更改过来的可以清楚得知。因此，周华芬系与古月公司发生运输合同关系，由于古月公司拖欠周华芬运输费，周华芬才扣押了涉案货物。即使周华芬与祥秋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双方未就货物的运输费用计算等达成书面协议，周华芬亦未签发托运单，运输合同也并未成立。在此情况下，周华芬仅负有返还货物义务，不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周华芬仅收到古月公司68箱货物，原审根据项羽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货物的体积为18立方米，推定周华芬收到230箱货物也不合理。项羽腾的陈述仅是大概估计，而且当时周华芬的车辆的运载量也不可能承载18立方米的货物。鉴于周华芬与祥秋公司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未成立，周华芬愿意返还扣押的68箱货物，但原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双方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并继而推定货物为230箱，这加重了周华芬的责任，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并依法作出公正判决。祥秋公司答辩称：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周华芬已经与祥秋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祥秋公司的联系人均是法定代表人胡根仙，周华芬与古月公司的纠纷与胡根仙、祥秋公司均没有关联，周华芬认为涉案货物是古月公司的货物明显与事实不符。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得运输合同，但周华芬已实际承运货物，只是没有最终送达目的地，故运输合同已经成立。扣押货物的实际行为人项羽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货物的体积与祥秋公司主张的一致，如果周华芬仅收到68箱货物则与项羽腾所述明显不一致，在周华芬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时仅拉到68箱货物的情况下，项羽腾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最能反映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华芬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项羽腾答辩称：同意周华芬的上诉意见。周宗答辩称：同意周华芬的上诉意见。周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既然周华芬在接受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询问时，承认其系宁通快运站的门市部实际经营者，本案发生的起因是周华芬、项羽腾与古月公司存在运输款纠纷，原审也将该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而周宗与周华芬、项羽腾、祥秋公司之间的纠纷没有任何关系，周宗与周华芬、项羽腾也不存在担保、合伙、代理、共同侵权等关系，因此，判决周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依据。原审推定周华芬、项羽腾经营运输业务得到了周宗的默认或同意，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理。周华芬、项羽腾拥有独立的客户资源和货运车辆，周宗没有书面许可或明确授权周华芬、项羽腾以宁通快运站名义从事业务，祥秋公司也一直将货运款汇入周华芬个人账户，本案纠纷产生的后果应由祥秋公司、周华芬、项羽腾自己承担。原审认定事实不当，并使与本案无关的周宗承担了责任，请求撤销原审第二项判决。祥秋公司答辩称：周宗与项羽腾、周华芬有亲戚关系，是周华芬货运站的登记业主，周宗对周华芬、项羽腾开设货运站站点毫不知情从常理上说不通。祥秋公司有理由认为周华芬、项羽腾存在非法经营并保留举报非法经营的权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宗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项羽腾答辩称：同意周宗的上诉意见。周华芬答辩称：同意周宗的上诉意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周华芬与项羽腾系母子关系，项羽腾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系宁通快运站的，在中山西路139号上班，古月公司欠我10000余元运费”，其语气均是出于宁通快运站实际经营者的身份，原审据此认定项羽腾、周华芬以宁通快运站名义共同对外经营并无不当。古月公司已于2013年3月停止经营，而祥秋公司持有发货通知、物料出门证和送货单等证据，周华芬辩称货物托运人系古月公司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也可以认定本案所涉货物系祥秋公司交付给项羽腾、周华芬承运。项羽腾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陈述其扣留货物的体积为18立方米，与祥秋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的体积一致，周华芬辩称仅收到68箱，但经原审现场勘验，该68箱货物体积远不足18立方米，原审据此认定涉案货物共计230箱亦无不当。合同可以以口头形式订立，项羽腾、周华芬已接收货物230箱，祥秋公司与项羽腾、周华芬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依法成立，项羽腾、周华芬扣押祥秋公司的货物并导致部分货物灭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周宗系宁通快运站的登记业主，项羽腾、周华芬对外以宁通快运站名义从事运输业务，其经营地点距离宁通快运站登记的经营地点又非常接近，周宗辩称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应当对项羽腾、周华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项羽腾、周华芬、周宗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项羽腾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元，由上诉人项羽腾负担；上诉人周华芬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元，由上诉人周华芬负担；上诉人周宗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元，由上诉人周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海代理审判员  郑益康代理审判员  杨 锴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代书 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