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通中民终字第01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亚安。委托代理人袁斌、周明明，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宗秀。委托代理人邓光明，江苏琴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亚安因与被上诉人韩宗秀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一）2012年6月4日，韩宗秀通过其银行卡（账号为62×××98），向案外人龚海霞账户中（账号：62×××11，开户行：农行上海六里支行）汇入人民币728000元。原审庭审中，韩宗秀陈述案外人龚海霞的账户系根据徐亚安指定。2012年10月18日，徐亚安向韩宗秀出具《欠条》1份，内容为：“今借到韩宗秀人民币330000元，不计息，在2014年10月18日前还清。（注：愈期不还按月息1%结息）。今欠人徐亚安××”。（二）对欠条的形成原因，韩宗秀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案外人丛昌进系如东县地税局工作人员，因税务业务，韩宗秀与丛昌进相识。2012年5月31日，丛昌进介绍徐亚安、周桂萍与韩宗秀相识。同年6月1日至3日，丛昌进、徐亚安、周桂萍分别多次打电话告知韩宗秀，有一个投资项目，回报很高，达到月8%，根据徐亚安及丛昌进的指示，韩宗秀于6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将728000元汇入徐亚安指定的龚海霞账户。6月5日，韩宗秀要求徐亚安等人出具书面手续，但一直未出具，直至同年10月18日，经韩宗秀丈夫与徐亚安、丛昌进、周桂萍协商，徐亚安给付现金170000元，并当场出具一份借款330000元的借条，其余部分韩宗秀放弃。徐亚安在庭审中陈述，因MIG的投资，韩宗秀与丛昌进纠缠不清，而丛昌进是公务员，其与丛昌进是朋友，为了帮丛昌进解围，所以出具了欠条。根据双方的以上陈述，因徐亚安认可确由其本人向韩宗秀出具了欠条，但其出具欠条的原因是帮朋友丛昌进解围，为查证该节事实，原审法院要求徐亚安通知丛昌进到庭接受双方质询，并告知了其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在该院第二次庭审中，徐亚安并未通知丛昌进到庭，也未能对其陈述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三）原审庭审中，徐亚安认可其做MIG理财产品，是与该公司的马宏亮联系。（四）因徐亚安否认龚海霞账户系由其提供，韩宗秀提供了一份书写有龚海霞及其账号的便条，并在庭审中陈述该便条系由徐亚安的妻子周桂萍所写，徐亚安陈述认识周桂萍，但与周桂萍没有什么关系。为查清该节事实，原审法院依据韩宗秀的申请至农行上海六里支行调取了尾号8××××1银行卡的开户资料，该银行卡开户资料显示的开户人为龚海霞。后原审法院据此向龚海霞就韩宗秀汇至其卡中讼争款项的相关事实作了调查。龚海霞陈述：①其不认识韩宗秀和徐亚安。②马宏亮带其在农行六里支行用其的身份证办理过农行卡，后来卡就交给马宏亮了2014年10月30日，韩宗秀持徐亚安所出具的欠条以徐亚安向其借款为由提起诉讼。后徐亚安答辩时提出案涉款项的纠纷系由向MIG公司投资引起，而通过韩宗秀在庭审中对案涉款项纠纷形成的陈述来看，讼争款项最初确实并非在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基础上形成。原审第二次庭审中，韩宗秀将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变更为民间委托理财关系，并陈述基础事实为：双方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委托理财关系于2012年10月18日结束，双方经核算，徐亚安尚欠委托代理款项33万元，同日，徐亚安向韩宗秀出具了欠条，据此诉请徐亚安归还委托代理款33万元，自2014年10月18日后按代理款项的月息1%计算利息。徐亚安补充答辩认为，其与韩宗秀间不存在委托关系，韩宗秀未出具委托书，也未有任何款项打到其账户。原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中，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规则”，即一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显示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占优势时，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证据对待证事实所具有的证明力。第一，关于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首先，从双方在原审庭审中对欠条形成原因的陈述来看，双方对案涉款项形成的基础系由MIG的投资引起不存争议。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双方所述的MIG的投资项目最初系由徐亚安、丛昌进等人运作，庭审中，徐亚安亦认可其做MIG理财产品。第三，韩宗秀提供了汇款至龚海霞银行卡的交易凭证，证明其款项的交付情况，而韩宗秀汇款的银行卡实际是由马洪亮持有并使用。该节事实与徐亚安所述，“其做MIG理财产品，并与该公司马洪亮联系”的事实高度一致。根据以上三点以及徐亚安所出具欠条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的事实，法院有理由认定，双方之间讼争款项的基础性质应为委托理财关系。第二，关于徐亚安是否应当承担案涉债务的问题。首先，根据徐亚安在原审庭审中“出具欠条是帮从昌进解围”的陈述，可以看出，出具欠条系徐亚安自愿帮案外人承担案涉债务，并非系受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而出具欠条，且自2012年10月18日出具欠条至今，徐亚安也从未要求撤销该欠条或者寻求其他救济途径以否认该笔债权债务关系，应当认为向韩宗秀出具欠条系徐亚安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韩宗秀提供的欠条系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一般而言，徐亚安向韩宗秀出具欠条，在欠条中写明“借到”款项并注明了还款期限、逾期利息的情形下，应当认为徐亚安认可结欠韩宗秀该笔债务。在此情形下，如徐亚安否认双方存在该笔债权债务，其应当举证证明该欠条出具的原因，但徐亚安对此并未能提供证据，在法庭释明其需对所辩称的欠条形成原因进行举证后，徐亚安仍未能对此提供任何证据，故对其为案外人丛昌进解围出具欠条的辩称，不予采信。鉴于以上两点，原审法院认为，徐亚安应当按照其出具的欠条履行归还韩宗秀款项的义务。综合以上两点，原审法院认为，韩宗秀所提供的欠条、汇款凭证具有较强证明力，并且与双方在庭审中所述欠条形成原因以及徐亚安自认做MIG理财产品，并与该公司马洪亮进行联系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从优势证据规则的角度，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对韩宗秀投资款项的结算，因徐亚安已向韩宗秀出具欠条，同意由其承担该笔债务及逾期利息，且在原审庭审中，徐亚安对欠条中约定的逾期利息月息1%也并不持异议，故对韩宗秀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徐亚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韩宗秀偿还结欠款项人民币33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本金人民币33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50元,由徐亚安负担。宣判后，上诉人徐亚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却未查明该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合法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履行、变更、消灭等基本事实。该委托理财合同如何订立，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是谁、由谁具体负责实施理财行为等均未查清。一审未能查明委托理财合同的具体内容和效力，一审中多次出现的“MIG”究竟是什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作出认定。对于委托理财合同，按照交易习惯，一般会约定委托期限，在委托期限届满后再进行结算。案涉欠条与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明显不符，一审法院对于委托理财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合法，对于结算的具体内容和是否真实合法等均未予查明。按照一审的认定，韩宗秀的所谓投资款应当是投给马洪亮经营的MIG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只能是MIG公司，故应由MIG公司向韩宗秀返还投资款。二、即使从一审判决的内容分析，案件处理结果同丛昌进、周桂萍、MIG公司及马洪亮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通知上述人员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龚海霞出借银行账户，应按照民诉法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将龚海霞追加为被告。三、根据多地司法机关的认定，所谓MIG理财的实质是网络传销、非法集资，韩宗秀等人是众多受害者之一，因案涉传销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号复函，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应驳回韩宗秀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等主管部门处理。综上，一审法院存在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未依法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等问题，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韩宗秀的诉讼请求，由韩宗秀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韩宗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1、韩宗秀与徐亚安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委托理财关系于2012年10月18日结束，经结算，徐亚安尚欠韩宗秀33万元并向韩宗秀出具欠条，同意由其承担该笔债务和逾期利息；2、双方对案涉款项形成的基础系由MIG投资引起并无异议，徐亚安也认可其做MIG理财产品，该项目最初由徐亚安、丛昌进等人运作，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为民间委托理财关系；3、根据徐亚安所谓帮助丛昌进解围的陈述可以看出其出具欠条并非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且此后其从未要求撤销该欠条或者寻求其他救济途径以否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在一审法院要求其举证后，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故其出具欠条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承担案涉债务。二、韩宗秀所提供的欠条、汇款凭证具有较强证明力，且与双方就欠条原因形成的陈述及徐亚安自认做MIG理财产品，其与马洪亮进行联系的事实能够互相印证，徐亚安出具欠条说明其自愿同意承担债务及逾期利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运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徐亚安在原审中自认做MIG理财产品，并与该公司马洪亮进行联系的事实，审理中，徐亚安又否认其做MIG理财产品，认为系其前妻周桂萍所做，与其无关。此外，双方确认2014年6月4日由徐亚安开车送韩宗秀去办理汇款手续。审理中，徐亚安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阮某出庭作证证言，证实本案所涉投资发生的全过程，委托理财关系存在于韩宗秀与MIG公司之间，徐亚安并不是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2、案外人周桂萍的银行对账单及证人阮某之子周军的银行对账单，其中周桂萍对账单中2012年10月17日的179040元的收款，就是韩宗秀收到17万元的款项来源，周军对账单中在2012年7月1日左右有支付给韩宗秀的13000元左右的分红款，上述事实与证人阮某证言一致，能够证明所有投资均是支付给马洪亮，理财是发生在韩宗秀与MIG公司之间；3、MIG公司理财产品PPT宣传资料，证明韩宗秀投资的MIG理财产品是以十度资本等名义运作，资料中提到2012年6月18日前投资10万美元就送苹果IPAD平板电脑一台，本案中韩宗秀已拿到平板电脑，进一步佐证委托理财的基础法律关系发生在韩宗秀与MIG公司之间；4、从网络上打印的涉及十度资本公司及MIG理财的一些博客资料、网易博客的资料，以印证MIG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5、金华公安局网站上报道及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述文章可以反映出本案所涉MIG是以认购原始股为由的非法集资活动，所谓十度资本公司、MIG公司是网络传销组织；6、从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到的部分于MIG、十度空间相关的裁判文书，证明在相关文书中对本案所涉MIG理财属于网络传销活动，作为民事案件起诉应驳回起诉。对于上述证据，韩宗秀质证认为，证人阮某证言是虚假的，其没有从阮某及其子周军处收取款项；银行对账单上与韩宗秀无关，韩宗秀不认识周军；对于MIG公司理财产品、博客资料、公安机关网站资料、法律文书等真实性无法确认，韩宗秀曾看过部分宣传资料，资料中的MIG公司与本案所涉公司是否是同一公司无法确认，徐亚安提供的证据所指向的是非法集资或者非法传销，但本案并未涉及刑事犯罪，仅是普通的民事纠纷。根据一审判决以及二审中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以及徐亚安是否应向韩宗秀支付欠条上的款项。关于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界定问题。徐亚安出具的欠条中虽载明借款，但双方对并未实际发生借贷关系并无异议。对于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可以结合以下事实分析：韩宗秀陈述系经丛昌进介绍认识徐亚安、周桂萍等人，并让其参与投资，其根据徐亚安、周桂萍的指示，将钱款汇入龚海霞账户；双方确认韩宗秀汇款是由徐亚安、周桂萍陪同，由徐亚安开车送韩宗秀汇款；在原审过程中，徐亚安陈述其做MIG理财产品，并与马洪亮联系；经原审法院调查，龚海霞的银行卡系由马洪亮持有和使用；因为韩宗秀的投资没有收到预期的收益等因素，韩宗秀与徐亚安等人协商，由徐亚安等人支付50万元，已支付17万元，剩余33万元由徐亚安出具欠条。上述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且徐亚安在本院审理过程，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推翻原先陈述并作出相反陈述，本院更有理由相信其陈述不具有真实性。综上，本院认定韩宗秀系受徐亚安等人的指定将款项汇入他人账户，其目的是获得更高的收益，韩宗秀与徐亚安之间虽没有办理相关的委托手续，但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委托理财关系，其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对投资款项的结算。关于徐亚安是否应向韩宗秀支付欠条上款项的问题。徐亚安主张MIG理财产品属于非法传销，但徐亚安并未举证证明其所谓的韩宗秀所投资的MIG理财产品与有权机关确认犯罪的MIG非法传销属于同一犯罪行为，亦未举证证明韩宗秀所投资的款项已被公安机关认定为犯罪所得，同时也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周桂萍、丛昌进等人积极参与了传销行为而涉嫌或者构成犯罪，故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案件涉嫌传销、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案涉款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韩宗秀因该犯罪行为受到损失，徐亚安基于在先行为自愿与韩宗秀分担损失，承担部分债务，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徐亚安据此要求本院驳回韩宗秀的起诉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徐亚安出具欠条，其陈述系为案外人丛昌进解围，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其亦没有在出具欠条后行使撤销权等合法救济途径，故本院认定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履行按约还款的义务。徐亚安未按约还款，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至于徐亚安认为应追加丛昌进、周桂萍、MIG公司及马洪亮、龚海霞等人作为第三人或者被告参加诉讼，因韩宗秀并未直接与上述人员发生法律关系，故徐亚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徐亚安、丛昌进、周桂萍等人是否存在其他关系，不属本案理涉范围。对于徐亚安要求调取证人阮某之子周军银行账户往来情况的申请，该事实对本案处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院不予调取。综上所述，徐亚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上诉人徐亚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昌东代理审判员  高 雁代理审判员  沈征宇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新珠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的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