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5民终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女，1969年6月10日生，壮族，住元阳县。委托代理人李刚，云南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元阳县城南郊天生桥。法定代表人：陈贤轰，职务：副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刘艳清，女，1976年9月8日生，汉族，住元阳县。原审第三人陈贤轰，男，1972年12月12日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现住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原审第三人李云书，男，1967年8月1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刘艳清、李云书之委托代理人张跃、唐兰，云南云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艳因与被上诉人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原审第三人刘艳清、陈贤轰、李云书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元阳县人民法院（2015）元民一初字第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刚，被上诉人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原审第三人陈贤轰，原审第三人刘艳清、李云书及刘艳清、李云书的委托代理人张跃、唐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元阳县淀粉厂系国有企业，1989年从元阳县茶厂中析置出来，元阳县大理石厂1996年11月12日经批准从元阳县淀粉厂中分立出来。元阳县淀粉厂因经营不善于1996年12月2日向元阳县经济贸易委员会申请破产，元阳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3月5日予以批准同意。元阳县大理石厂又因经营不善，经批准于1998年4月1日重新并入元阳县淀粉厂一并参与破产。元阳县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24日立案受理了元阳县淀粉厂破产案件，案号为（1998）元经破字第1号。元阳县人民政府在1997年6月10日作出的《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元阳县淀粉厂破产财产处置和职工安置预案》中，认为由清算组对企业财产进行认真清理并评估后以变卖的方式进行处置，因我县不属国家确定的111个试点城市，故淀粉厂破产后职工不得享受安置费用，按规定由县政府采取介绍就业、组织调动、生产自救等多种途径进行分流和安置。元阳县大理石厂全体职工为自我安置，准备成立公司，便共同以现金出资33.8万元。1999年6月18日，元阳县淀粉厂全体职工推举的代表李智华、王涛、钱文忠签署并向元阳县淀粉厂破产清算组提交了《关于集资购买元阳县淀粉厂破产财产的申请》，申请将元阳县淀粉厂的破产财产变卖给该厂职工；李智华、王涛、钱文忠代表该厂职工于1999年10月25日与元阳县淀粉厂破产清算组签订了《元阳县淀粉厂破产财产变卖协议书》，约定以1149076.92元的价格购买该厂全部财产。元阳县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9年11月12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元阳县大理石厂交来的破产经费22.5万元。元阳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11月21日作出（1998）元经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终结破产程序。2000年2月11日，全体职工通过了《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其中第十五条约定：“出资人以货币自愿认缴出资额33.8万元，公司按工龄计算到1999年12月31日止，安置股金17.35万元，共计51.15万元（详见股东名册和出资登记表）”，并将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出资登记表交元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经元阳县审计事务所对被告的投入资本进行验资，于2000年2月21日出具验资证明和验资报告，证明被告实收资本为33.8万元。元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0年3月8日向被告颁发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登记为33.8万元。被告200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总资产期初数为1144251元。被告公司成立后，因效益不好，部分职工提出退股，被告遂退股1.2万元，红河大成会计师事务所于2003年3月10日作出的年检核资表显示被告的实收资本为32.6万元，2003年3月14日，元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据此向被告变更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32.6万元。被告在此后的经营过程中，因效益不好，职工陆续要求退股，便先后将各自所持现金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刘艳清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截至2012年11月13日，刘艳清已持有工商登记的100%的股权。2012年11月15日，第三人刘艳清、陈贤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刘艳清将其所持有的被告公司的32.6万元的股权以32.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贤轰，但工商变更登记时登记为陈贤轰出资3.26万元，李云书出资29.34万元。经被告股东会2014年3月26日股东会决议，决定增资267.4万元，增资后陈贤轰出资30万元，李云书出资27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300万元；被告依据该决议变更了工商登记。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安置股是否实际出资及成立的问题，属公司设立问题，应适用当时的公司法进行审查。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现依照该法条来审查本案被告成立时的出资形式。第一，是以货币出资33.8万元，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认可，予以确认。第二，原告所主张的安置股，是根据原××县大理石厂的工龄进行计算所得，元阳县人民政府在1997年6月10日作出的《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元阳县淀粉厂破产财产处置和职工安置预案》中已明确表示原告等全体职工不享受政府安置待遇，故可排除政府出钱使职工先取得安置费，再以安置费的货币形式对安置股出资之可能。第三，原告主张安置股系以实物出资，但本案中虽有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证据证明有安置股，却无任何会议记录、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用购得的原××县大理石厂的资产中超过22.5万元的溢价部分对安置股进行出资。故可排除实物和土地使用权为安置股出资之可能。第四，原××县大理石厂已经破产，所有债权债务均已通过元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1998）元经破字第1号破产案件清理完毕，最终注销了该厂；而被告是新成立的公司，两者是完全独立的法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关系，故以原××县大理石厂的工龄为依据计算安置股到新的被告中作为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依照原告提交的股东名册计算，现金股和安置股合计51.17万元，其中安置股合计17.35万元，所占比例为33.92%（17.35万元÷51.15万元×100%），已超过20%的法定比例，亦未依法进行评估，出资形式不合法，故亦可排除以非专业技术为安置股出资之可能。综上，依法认定被告成立时合法有效的出资仅有货币出资33.8万元，与当时的验资报告和工商登记一致。同时，2000年2月11日的公司章程虽有“公司按工龄计算到1999年12月31日止，安置股金17.35万元，”的约定，但如前第四方面所述，原告等职工在原××县大理石厂的工龄与被告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关系，而此时被告尚未成立，所有人均不存在工龄。据此，依法认定该约定为无效约定，相应的股东名册关于安置股的记载亦归于无效，当然也就不能成为原告持有安置股的依据，现原告以货币出资的股权已全部出让，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仍是被告股东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当然也就不存在安置股比例的计算问题。现依照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艳负担。原审判决宣判后，王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为：原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安置股的设置、是否实际出资问题属于公司登记设立的问题，应充分尊重公司登记设立时的原始股东的意愿，2000年2月11日的被上诉人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证明了设置安置股及安置股所占股份比例等，是公司登记设立时的原始股东们共同的、真实的意愿。被上诉人虽然是元阳县大理石厂破产后新成立的公司，但公司的股东全部是原××县大理石厂的破产职工。现行法律并不禁止股东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原在元阳县大理石厂的工龄为依据计算出安置股，并将安置股在新成立的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中予以配置。被上诉人初始登记成立时，除33.8万元货币资产外，尚有土地、矿山、房屋等其他固定资产，只是注册登记不实，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原始股东们己经放弃以各个股东在原××县大理石厂的工龄为依据计算出的安置股的情况下，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是任公司每一个股份实际股值的缩水，并不能改变公司登记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和比例。根据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即便本案上诉人的安置股金没有实际缴纳，也只是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是另一法律关系，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安置股东资格的丧失，况且，本案所有股东的安置股金缴纳情况完全一样。2000年3月8日，公司注册资本33.8万元，200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即显示总资产期初数为1144251元，相差806251元。2002年2月25日的验资报告、验资证明载明被上诉人的注册资本为1019653元，相差681653元。而刘艳清仅因收购了上诉人的现金股，便同时享有了公司的全部资产，原审判决显失公平。被上诉人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答辩称，公司是陈贤轰和李云书于2012年从刘艳清手里以现金出资转让而来，并在工商管理处进行了变更，上诉人的上诉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陈贤轰的答辩意见与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刘艳清、李云书陈述称，本案关于安置股的约定无效，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00年3月3日，章程签订时间是2000年2月11日，发起章程是将不存在的公司设立了权利和义务。上诉人所称的安置股并未实际出资，且验资就是33.8万元，不存在安置股缴足的问题。关于资产负债表反应的期初期末相差数，本案是股权确认纠纷，资产问题和土地问题属于公司财产权益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当在本案中进行主张。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在工商管理处不存在登记不实，是按照33.8万元进行登记，与出资金额相符。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过审理，确认原判对相关证据的采信合法有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的安置股是否存在；上诉人要求享有被上诉人股东资格及股权份额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安置股是否存在的问题。首先，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出资设立，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被上诉人于2000年2月11日通过《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00年3月8日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诉人主张其享有的安置股系根据原××县大理石厂的工龄折算所得，但因元阳县人民政府在1997年6月10日作出的《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元阳县淀粉厂破产财产处置和职工安置预案》中已明确表示上诉人等全体职工不享受政府安置待遇，且被上诉人是新成立的公司，两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故以原××县大理石厂的工龄为依据折算安置股到新的被上诉人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中作为股权之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2000年2月11日的《元阳县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五条：“出资人以货币自愿认缴出资额33.8万元，公司按工龄计算到1999年12月31日止，安置股金17.35万元，共计51.15万元”中虽有对安置股的记载，但在元阳县审计事务所2000年2月21日出具的验资证明和验资报告中载明被上诉人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33.8万元，2000年3月8日元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被上诉人颁发的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登记亦为33.8万元。且在一、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货币出资33.8万元。后因部分职工提出退股，被上诉人退股1.2万元，2003年3月14日，元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被上诉人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32.6万元。红河大成会计师事务所于2003年3月10日作出的年检核资表显示被上诉人的实收资本为32.6万元，2003年3月14日，元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据此向被上诉人变更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32.6万元。被上诉人2003年、2005年的公司章程中均记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总额，人民币32.6万元”、“出资人以货币认缴出资额”，经全体股东签字认可，该两份公司章程均无安置股的叙述与记载。现上诉人主张注册登记不实，认为在2002年的验资报告、验资证明载明被上诉人的注册资本为1019653元，但上诉人所称的该验资报告与2000年、2003年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验资报告不符，本院不予认可，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三，股东资格系法律主体取得股东地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能力和条件。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依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注册登记情况、出资证明书以及实际出资情况等方面综合考量。上诉人在公司成立时出资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又将股权转让给刘艳清。其股权转让之后一直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故上诉人认为其在被上诉人公司享有安置股，仍是被上诉人公司股东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判认为上诉人要求确认其系被上诉人股东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安置股按工龄折算的问题，由此驳回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国忠审 判 员  黄 洁代理审判员  邵丽萍二Ｏ二Ｏ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袁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