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221民初28号
原告：李智勤，男，1968年6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南宁市。
被告：李智生，男，196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南丹县。
第三人：郭永娥，女，1932年2月4日出生，布依族，退休工人，住南丹县。
原告李智勤诉被告李智生、第三人郭永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智勤、被告李智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郭永娥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智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享有南丹县城关镇河东路（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丹房权证南丹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丹国用（2002）字第5030106147号）房产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所有权份额（该房产价值约为3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李智生与原告系亲兄弟关系，第三人郭永娥系原、被告之母。1990年1月8日，原告的父亲李东泉作为受让方与案外人杨士奇签订《房产、土地使用转让协议》、《卖房契约》，以购房款63000元购得本案诉争的房产。筹措购房款时，父母与原告商量并征得原告同意后，父亲李东泉向案外人韦日钧借款30000元用于支付第一笔购房款。事后原告奉父母之命偿还了30000元给案外人韦日钧，父母也因此口头承诺让原告占有房屋权益的一半（入住新房前装修地板、安装前后大铁门亦由原告出资完成）。之后原告与父母一起居住在上述房屋内，后来又邀请李智生夫妇搬来一起居住。1992年，原告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开始定居南宁。1994年，本案诉争的房屋进入办证阶段，由于原告在外工作无力亲自处理办证事宜，即由被告李智生代为处理办证事宜。原告当时认为诉争房屋应当是以父亲名义进行办证的，岂料被告李智生以自己替父母跑腿花费了时间和金钱（支付办证费238.16元）为由，将自己登记为房屋权利人，父母为房屋共有人，即诉争房屋李智生、李东泉、郭永娥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1996年7月4日，被告李智生又提供虚假材料，将诉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其一人名下。1996年冬，父亲李东泉去世。2003年6月，原告因做生意急需资金，要求用诉争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被告李智生虽极不情愿但迫于家庭压力不得不拿出房产证给原告，至此原告才知道诉争房屋被登记到被告李智生一人名下。原告当时虽对房屋产权登记一事心存疑虑，但考虑到母亲尚健在，断然不会否认原告出资参与购买诉争房屋的事实，亦不会否认原告享有房产份额的事实，故对房屋产权登记之事不予理会。2003年7月3日，原告用诉争房屋作为抵押、以被告李智生的名义向中国工商银行南丹县支行贷款145000元（所得款项实际归原告个人使用，亦由原告本人按月偿还贷款），贷款期限三年。2004年9月，李智生夫妇乔迁新居搬离诉争房屋。搬家当日，因被告李智生擅自将原告放置在诉争房屋其个人房间内的床铺、家具搬离，原告表示不满，被告李智生则明确表示诉争房屋属于其个人所有，双方因诉争房屋的权属问题开始产生矛盾。由于被告李智生罔顾事实，将诉争房屋占为己有，原告只能以不还余下银行贷款（约80000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第三人郭永娥见原、被告兄弟因房产一事不和，便从中调解，明确诉争房产是原告和父母亲各出资50%购得这一事实，并做主将自己的份额平分给原、被告，于是原、被告以及母亲郭永娥三人于2004年11月21日中午在南丹被告李智生家祖宗神龛下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母亲郭永娥作为见证人加盖了手指印。备忘录约定房子出租后租金归母亲处分。2004年-2014年房子处于出租状态，其中2011年-2013年的房租是母亲从被告之妻李孟萍处要来给原告的，其余七年资金被告李智生只给了母亲4000元。2014年清明前后，母亲欲从被告之妻李孟萍处要房租给原告，被告李智生拒绝并朝母亲发火，母亲因此生气并搭顺风车到南宁，希望再次调和原、被告之间的兄弟之争。母亲在与原告之妻杨瑶莉谈话时多次承认购买房屋时原告出资30000元，原告之妻杨瑶莉于2014年4月28日将与母亲的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由于被告李智生不愿调解，原告只好于2014年7月28日起诉被告李智生[（2014）丹民初字第519号]，要求按照《谅解备忘录》的约定确认原告是房屋唯一权利人。被告李智生在该确权纠纷案件中承认诉争的房屋是父母出资购买的，购买房屋时其没有任何出资，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并非他一人所有。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母亲郭永娥于2014年9月1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谅解备忘录》无效。南丹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丹民初字第545号民事判决，判决：1.被告李智生与被告李智勤于2004年11月21日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南丹县城关镇河东路房产的份额认定及处分内容无效；2.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谅解备忘录》无效的原因在于处分了父亲李东泉遗留的房产份额，侵犯了其三个女儿的法定继承权。上述判决认为，关于被告李智勤在购房时是否出资，是否享有房产份额的问题，因被告李智勤已经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而关于继承父亲遗产份额的问题，亦应当另案起诉，故上述问题不在本案中处理。原告认为，诉争房屋是原告出资30000元，父母出资33000元共同购买所得，原告与父亲李东泉、母亲郭永娥应是诉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母亲多次说原告确有出资30000元购买诉争房屋，而《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二条亦明确确认诉争房产的出资情况，（2014）丹民初字第545号民事判决虽然确认《谅解备忘录》中关于诉争房产的份额认定及处分内容无效，但是该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约定的效力，故《谅解备忘录》中关于诉争房产的出资方面的内容仍然有效，《谅解备忘录》可以证实原告确有出资购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司法解释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与真实权利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综上，本案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总额为63000元，原告出资30000元，应当享有诉争房产47.6%的所有权份额。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智生辩称，一、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被告本人与父母共有，证据确凿、理由充分。首先，被告本人自1986年从部队退役后便被组织安排到南丹县五一矿工作，并和父母一起居住，一直照顾父母的日常起居。1989年初，被告调到南丹县林业局工作，父亲知道原告要到南宁发展，便决定与母亲选择跟被告生活，因此要求被告在县城寻购住房。1989年底，被告经朋友介绍了解到诉争房屋的原房主杨士奇要卖房，便由父亲出面与杨士奇商量房屋买卖相关事宜。1990年1月8日，由被告起草并书写《房产、土地转让协议》、《购房契约》各一份，父亲和杨士奇共同在协议、契约上签字。购房后，被告本人出资对房屋进行翻新装修，并于1992年初随父母入住诉争房屋。其次，购买诉争房屋之时，原告正准备到南宁发展而到处筹资，根本就没有出资购房，而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是父母全额支付的，被告本人负责办理相关的转让手续并承担办证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以及出资翻新装修，整个过程并没有向外人借款，何来原告代还购房借款一说？况且原告未能提供其还款的人证、物证。最后，原告所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原告之妻杨瑶莉并没有明确就诉争房产的份额问题向母亲求证，母亲也没有明确确认原告出资三万元的事实。综上，诉争房屋是被告本人与父母亲共同出资购买的，房地产所有权应归被告本人和第三人郭永娥共有，原告诉称购买诉争房屋时其出资30000元并要求确认其占有诉争房屋47.6%的产权份额，其主张毫无依据。二、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属于被告和第三人共有是合法的，原告不享有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份额。首先，在办理房地产权属证照时，被告已经就办证之事知会过原告，但原告并未提出作为诉争房屋共有人的要求，父亲亦认为原告到南宁发展父母也给了一定的资金帮助，因此不同意将原告列为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次，原告认为诉争房屋是被告于1996年7月4日通过向有关部门提供虚假材料而将产权变更登记到被告一人名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96年7月，××入膏肓，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与母亲商量后，父母决定将诉争房产中属于父母的份额赠送给被告。1996年7月4日，父亲在母亲的搀扶下，两人一起到县房地产管理所立下《放弃房产权声明》，将诉争房产变更登记到被告一人名下。被告事后才知道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一事，父亲要被告不要多管此事，今后好好照顾母亲即可，并告诉被告称“如你弟（指原告）需要用来贷款应急也方便了”。因此，诉争房产的产权是父母自行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的，登记在被告名下也是合法合情的。最后，《谅解备忘录》已在（2014）丹民初字第545号和（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85号判决中进行认定，并经（2015）桂民申字第1793号裁定书裁定，故被告不再就此答辩。综上所述，诉争房地产所有权归被告所有，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郭永娥提出书面陈述意见，其陈述意见与被告李智生的答辩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第三人郭永娥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李智勤提供证据4、5用于证明被告李智生在（2014）丹民初字第519号案中曾自认对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没有参与出资的事实，提供证据5、6用于证明原告已撤回（2014）丹民初字第519号案之诉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原告李智勤是否参与出资购买诉争房屋并取得诉争房屋相应份额的问题，至于被告李智生是否出资以及被告李智生作为诉争房屋登记所有人是否合法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的范畴，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应仅作参考；2.原告提供证据10、11用于证明被告李智生于1996年7月4日用虚假材料变更房产的产权登记，将产权变更登记为李智生一人所有，而被告李智生亦提供同样的证据（证据14），并认为变更登记是父母的意愿。本院认为，《放弃房产权声明》（原告证据10，被告证据14）原系原告李智勤应父亲要求于1994年代笔书写后交给父亲李东泉的，但当时落款处并没有签字或者盖印章，后房管部门根据盖有李东泉、郭永娥印章的上述声明，将诉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到被告李智生一人名下。因各方当事人曾明确表示虽然诉争房产登记在李智生一人名下，但该房产实际上并不属于被告李智生一人所有，且诉争房屋的登记状态并不影响原告李智勤主张自己系实际共有人的权利，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仅作参考；3.原告提供证据14（谅解备忘录）用于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备忘录中就诉争房屋的出资情况进行了确认，被告李智生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针对《谅解备忘录》的效力问题，已经另案审理且法律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对该证据的认定应当遵照生效法律文书执行；4、原告李智勤提供录音光盘及录音材料文字实录各两份并提供结婚证及其妻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5、16、17、18、23、24），用于证明第三人郭永娥在与原告、原告之妻杨瑶莉谈话时多次谈到原告出资30000元购买诉争房屋之事。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属于视听资料，第一份录音资料中谈话人并未明确谈到诉争房屋，第二份录音资料中谈话人虽然谈到诉争房屋，但是第三人郭永娥对原告李智勤提出的其是否向案外人韦日钧偿还了诉争房屋的30000购房款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正面回答，故本院认为该两份视听资料存在疑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定；5.被告提供证据1、2、3用于证明父亲李东泉向房屋出让方支付全部转让款，原告李智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述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诉争房屋是以李东泉的名义购买，但属于家庭出资。本院认为，原告李智勤主张其出资的途径是事后替父亲向案外人韦日钧偿还购房时所借的30000元购房款，而不是直接向房屋转让人支付款项，诉争房屋的转让款实际上是由李东泉直接支付给转让人杨士奇的，故对被告李智生的上述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6.原告李智勤对被告李智生提供的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李智生仅支付了814元办证费就将诉争房屋登记为李智生所有，父母作为共有人不合情理，且后来李智生提供虚假材料将房屋产权登记到其一人名下。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李智勤主张自己系诉争房屋的实际共有人，并提起本案诉讼，在当事人对诉争房屋的登记状态提出异议而法院未作出生效裁决前，对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应仅做参考，故本院对被告的证据12、13仅作参考；7.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6，本院认为，被告李智生是否自始居住在诉争房屋内与本院审理原告是否出资及占有诉争房屋份额一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8.被告提供证据20、21用于证明被告李智生之前有用诉争房屋作为抵押物以自己名义向农业银行贷款，实际用款人为原告李智勤的事实，本院认为，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内容看，并不能直接反映所贷得的款项系原告李智勤所用，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郭永娥与先夫李东泉共生育有五个子女（三女二子），原、被告与第三人系母子关系。1990年1月8日，李东泉与案外人杨世奇签订了一份房产、土地权使用转让协议书，约定由案外人杨世奇将位于南丹县城关镇河东路的一栋三层楼房作价35000元转让给李东泉，同日，李东泉与杨世奇又签订了一份卖房协议，双方在协议中将上述房屋的价格变更为63000元，双方还就付款方式进行约定。案外人杨世奇在收取购房款时共向李东泉出具了四张收条，其中1991年1月8日收到40000元，1991年2月6日收到3000元，1991年3月31日收到10000元，1991年5月28日收到10000元，收条显示购房款总额为63000元。上述房屋在补办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过程中均是以被告李智生的名义进行办理的。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上述房屋登记为李智生、李东泉、郭永娥三人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1994年，原、被告之父李东泉要求原告李智勤代为书写一份《放弃房产权声明》，但当时落款处并没有声明人签字或者盖有印章。后房管部门根据盖有李东泉、郭永娥印章的上述声明（落款时间为1996年7月4日），将诉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到被告李智生一人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丹房权证南丹字第××号）。李东泉于1996年冬去世，其去世时没有留有遗嘱，其遗产份额亦未在继承人中进行分配。原、被告以及第三人曾明确表示虽然房屋所有权进行了变更登记，但是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并非李智生一人所有。2004年11月21日，原告李智勤与被告李智生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1、对河东路房产的权属份额进行认定；2、对用房屋作抵押贷款的145000元借款的偿还进行约定。2014年8月14日，原告李智勤以诉争房屋应属其所有为由，将李智生及李智生之妻覃孟萍列为被告，母亲郭永娥列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2014）丹民初字第519号案件]，在审理上述案件过程中，第三人郭永娥认为李智生、李智勤二人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二人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无效。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丹民初字第545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智生与李智勤于2004年11月21日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南丹县城关镇河东路房产的份额认定及处分内容无效，驳回郭永娥的其余诉讼请求。李智勤不服上述判决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4月22日作出（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智勤对上述二审判决亦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5）桂民申字第179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李智勤的再审申请。2016年11月20日，李智勤申请撤回（2014）丹民初字第519号案的起诉并获准。原告李智勤主张父亲李东泉在购买诉争房屋交付第一笔40000元购房款时，因资金不足向案外人韦日钧（原系五一矿职工，现住五二小区）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与原告李智勤商量约定由李智勤偿还上述款项给案外人韦日钧，同时承诺原告占有诉争房屋一半的份额。原告李智勤认为其出资30000元应当占有诉争房屋47.6%的所有权份额，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而引起本案。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李智勤主张其享有诉争房屋47.6%的所有权份额，提供的相应证据为2014年4月28日原告之妻杨瑶莉与第三人郭永娥的谈话录音一组、2014年4月26日原告与第三人郭永娥的谈话录音一组以及《谅解备忘录》一份。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属于视听资料，第一组录音资料中谈话人并未明确谈到诉争房屋，第二组录音资料中谈话人虽然谈到诉争房屋，但是第三人郭永娥对原告李智勤提出的其是否向案外人韦日钧偿还了诉争房屋的30000购房款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正面回答，故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视听资料存在疑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主张认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二条明确确认了诉争房产的出资情况，（2014）丹民初字第545号民事判决虽然确认《谅解备忘录》中关于诉争房产的份额认定及处分内容无效，但是该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约定的效力，即《谅解备忘录》中关于诉争房产的出资方面的内容仍然有效，故《谅解备忘录》可以作为录音证据的佐证。本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房屋的购房款为63000元以及原、被告之父李东泉分四次向房屋出让人杨士奇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原告李智勤主张其出资的途径是事后替父亲向案外人韦日钧偿还购房时所借的30000元购房款，而《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约定诉争房屋是李智勤与母亲各出资50%从他人手中购得，上述约定显然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自己主张的份额并不相符。另外，《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二条约定李智勤出资购房的事实为亲友所共知，包括原、被告的母亲及三个姐姐等，但是原告李智勤在本案中并未向本院提供其三个姐姐知晓其出资参与购买诉争房屋的相关证据，亦未申请知晓其参与出资并享有诉争房屋份额事宜的相关证人（如韦日钧）出庭作证，故原告李智勤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
综上所述，在原告李智勤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出资30000元参与购买诉争房屋并应取得相应份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李智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智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13元，由原告李智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韦晓静
审 判 员 吴函芮
人民陪审员 黄必壮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叶香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