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3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女，201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沈某，系其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女，198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梅军、严华，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福泉，男，196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根南,女,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铭，男，198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新、徐广科，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永财，男，193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何玉珍,女，194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何某、沈某因与被上诉人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原审被告何永财、何玉珍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7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何永财、何玉珍系祖孙三代关系。其中何晓铭系何福泉、沈根南共同生育的独生子女。2012年3月27日，何福泉（乙方）作为户主，代表在册××、××、××、××、××与杭州××经济开发区（甲方）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一份，其中第五条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部分约定：甲方以统一建造的高层公寓安置乙方，安置地点为朱家角农居点高层公寓区块；经审核乙方安置人口为4+1+1人，可安置面积480㎡。乙方购置价格及面积为：甲方确定的高层优惠价为1200元/㎡，乙方按时签约并能按时腾空房屋的，甲方同意高层在上述优惠价的基础上下降200元/㎡，即以优惠购买价1000元/㎡购入建筑面积480㎡（其中包含按时签约增购120㎡，按时腾空房屋再增购60㎡）。以上合计乙方安置的建筑面积高层480㎡（其中优惠价480㎡），除成本价增购部分面积购房款在交房时结算外，乙方需支付购房款人民币480000元。在拆迁协议后所附的符合安置政策人员名单中，何晓铭一栏备注为独子。同日，何福泉户向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交纳安置房购房款480000元。2012年7月18日，何晓铭、何福泉作为乙方，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事务部作为甲方，共同签订《补充安置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放弃优惠购买价面积120㎡，甲方退回购房预付款120000元，奖励2500元/㎡，计300000元，收回购房款利息3900元。2013年12月19日，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何永财、何玉珍经原审法院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一、何福泉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征地拆迁事务部于2012年3月27日签订的拆迁协议第五条第二款项下安置建筑面积中80㎡权利由何玉珍享有；二、何福泉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征地拆迁事务部于2012年3月27日签订的拆迁协议第五条第二款项下安置建筑面积中何永财享有的80㎡权利由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享有。××××年××月××日，沈某与何晓铭登记结婚，于2014年1月12日共同生育何某，沈某在结婚后将户籍迁至何福泉户，何某出生后落户于何福泉户。沈某与何晓铭于2015年11月3日经原审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何某随沈某生活。2014年3月13日，何晓铭以何福泉一户于2014年1月12日出生一人，即何某为由，申请新增安置面积。同日，沈某以结婚迁入何福泉一户为由，申请新增安置面积80㎡，并承诺若其在户籍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已享受过拆迁面积的，一经查实，何福泉户将统一取消新增的安置面积。2014年3月26日，何某、何福泉作为乙方，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与征收补偿事务部作为甲方，共同签订《补充安置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放弃优惠购买价面积80㎡，甲方奖励3100元/㎡，计248000元。一审庭审中，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表示协议中何某、何福泉的签名和捺印系何晓铭代签代捺的。2014年4月30日，何玉珍作为乙方，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与征收补偿事务部作为甲方，共同签订《补充安置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放弃优惠购买价面积80㎡，甲方退回购房预付款80000元，奖励2500元/㎡（奖励款600元/㎡在分房时结算），计200000元。2014年5月19日，何福泉作为户主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中心签订《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农居高层公寓房屋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明确何福泉户的安置房为康庭和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21.75㎡）、×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25.05㎡）、×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63.06㎡），总面积为409.86㎡，房屋总价为416815元。同日，何福泉户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征地拆迁与征收补偿事务部共同出具《港北村高层安置房回迁资金结算表》一份（以下简称资金结算表），资金结算表中进一步明确何福泉户安置总面积640㎡，享受政策面积360㎡，总房款416815元，已收房款360000元，房款利息1181元，过渡费19100元，放弃面积已结账120㎡，本次放弃优惠面积160㎡，放弃购房奖励中120㎡的单价为300元/㎡，计36000元，本期放弃购房奖励的160㎡的单价3100元/㎡，计496000元，优惠放弃共计532000元，本次退（补）资金495466元。何某、沈某出示的《余杭区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安置表》载明，安置人口包括本案双方共七人，其中沈根南的备注栏中标明“货币40㎡”,何晓铭、何玉珍以及何某的备注栏中均标明“货币80㎡”。2016年6月1日何某、沈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因拆迁所获得的安置面积为640㎡的安置房，暂计640000元，归还何某、沈某安置房240㎡，若房屋面积不足，不足部分按现金折价（按每平方米5000元计算），暂确认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南康庭和苑×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室归何某、沈某所有；2.诉讼费由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何永财、何玉珍承担。一审庭审中，何某、沈某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分割因拆迁所获得的安置面积为640㎡的安置房，暂计640000元，归还其安置房240㎡，若房屋面积不足，不足部分按现金折价（按每平方米4300元计算），暂确认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南康庭和苑×幢×单元×室及×幢×单元×室归何某、沈某所有。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三套安置房已交付，其中康庭和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21.75㎡）现用于堆放杂物，×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25.05㎡）以及×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63.06㎡）在使用中；何晓铭、何福泉、沈根南表示回购款已由其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因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而取得财产的性质属家庭共有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基于享受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得的80㎡安置面积权利由谁享有问题。对此，沈某、何某认为因为何某独生子女的身份才奖励80㎡的安置面积，故该权利应由何某享有；何晓铭、何福泉、沈根南认为80㎡的安置面积是对沈某与何晓铭实行计划生育的奖励，故相应的权利应由二人共同享有。原审法院认为，独生子女奖励政策的最根本依据乃是我国之前实行的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鉴于该政策的义务主体是夫妻，即子女的父母，而非子女，因此相应的权利也应归属父母享有更为公平。因此，何福泉户基于享受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多得的80㎡安置面积权利应由沈某与何晓铭各享有40㎡，即沈某享有的安置面积为120㎡，何某享有的安置面积为80㎡。结合三套安置房的面积、使用情况以及沈某、何某实际应分得的安置房面积，康庭和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121.75㎡）归沈某、何某所有较为合理，且因何某系未成年人，考虑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其应享有的安置面积应予以保留，故康庭和苑×幢×单元×室中80㎡应归何某所有，其余归沈某所有。二是安置房购买和回购的单价问题。对此，沈某、何某认为应当按照安置协议中载明的市场价4300元/㎡计算；而何晓铭、何福泉、沈根南则主张按照政府回购价格（前面回购的120㎡回购单价为3500元/㎡,后面回购的160㎡为3100/㎡）计算。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沈某、何某主张的市场价4300元/㎡系何福泉户与拆迁人签订的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在该户实际分得的安置房面积超过其可以享受的安置面积的情况下按照市场价计算购房款的标准，但该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按此价格计算购房款，现以该标准计算沈某、何某未实际取得房屋的安置面积的折价款并无法律依据。其次，何某、何晓铭、何玉珍虽以个人名义与拆迁人签订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回购事宜，但考虑到拆迁安置时，双方共有的基础尚未消失，实践中以个人作为户代表参与拆迁安置事宜的亦属常见，故将协议书中关于优惠购买价面积的放弃行为由何福泉一户共同承担其后果，更为公平合理。且若以政府回购价计算78.25㎡的折价款，该面积在何福泉户被回购的总面积280㎡中的占比，与沈某、何某实际取得的安置房面积121.75㎡在何福泉户实际取得的安置房面积409.86㎡中的占比相近，故以政府回购价计算78.25㎡的折价款亦更公平合理。现回购款已由何晓铭、何福泉、沈根南领取，沈某、何某应享有的78.25㎡的安置面积相对应的价款231844元[（300000元+33600元+496000元）/280㎡×78.25㎡]应由其归还。再次，因总房款416815元中的360000元于沈某与何晓铭婚前已付，其余部分已于2014年5月19日结算时从回迁资金中扣除，故沈某、何某并未支付过购房款，现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要求扣除沈某、何某应支付的购房款，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扣除沈某、何某应支付的购房款123816元（416815元/409.86㎡×121.75㎡）后，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何永财、何玉珍还应支付沈某、何某108028元。综上所述，对沈某、何某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何永财、何玉珍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杭州市××区××经济开发区××单元××室（建筑面积121.75㎡）的房屋归何某、沈某所有，分别由何某享有80㎡，由沈某享有41.75㎡；二、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何永财、何玉珍应归还沈某、何某折价款231844元，扣除沈某、何某应支付的购房款123816元，还应支付10802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沈某、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减半收取5100元，由沈某、何某负担2550元；由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何永财、何玉珍负担255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何某、沈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享受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取得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权利主体问题。上诉人认为，该80平方米应当由上诉人何某享有。首先，根据一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余杭区农村居民多层公寓安置表明确约定，何某可享受的安置面积为160平方米。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系行政行为，但亦应当有所区分。对于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决定，系由行政机关根据相应的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需尊重和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拆迁人与被上诉人户在实施拆迁补偿安置时，对于房屋安置面积以及被上诉人户中各人可享受的安置面积均作出了合同约定。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履行。此外，对于类似案件均有过相应的判决，确定了享受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取得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权利主体为未成年独生子女本人。二、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何某享有80平方米房屋的收购款，直接从被上诉人应当向沈某支付的拆迁款中予以扣除，明显不当。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向沈某支付房屋折价款，而非向两上诉人支付折价款，且一审法院判决一处房屋由其两人按份共有，但在该按份共有的房屋的购房款的承担上，却判决由沈某个人全部承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关于独生子女的80平方米的问题，一审判决是合情合理的。该80平方米由独生子女的父母享有是符合政策背景、立法精神的。二、关于折价款支付的问题，沈某系何某抚养权的拥有者，由沈某支付相应款项是合情合理的。上诉人认为应由父母共同支付相应折价款是没有依据的。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何永财、何玉珍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原审法院认定因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取得房屋安置面积应由父母共同享有是否正确。根据何某、沈某一审中提供的余杭区农村居民多层公寓安置表反映，何某可享受16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面积。但其中的80平方米系因享受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获得，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因独生子女优惠政策而取得的权益系对独生子女父母何晓铭、沈某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也是对父母的一种生活保障。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80平方米的安置房权利由何晓铭、沈某共同享有正确。上诉人何某、沈某认为该80平方米应当由上诉人何某一人享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某、沈某提出的何某享有80平方米安置房的购房款不应从其应得回购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因该80平方米的购房款已由何福泉、沈根南、何晓铭支付，现何某享有的80平方米的房屋，该购房款也应由其支付，因沈某系何某的监护人，故原审法院判决由沈某实际支付该款，并从其应得的款项中扣除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元，由沈某、何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