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01行初98号原告周红英，女，汉族，1975年3月3日出生，现住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李刚，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惠民路3号。法定代表人金承涛，区长。委托代理人赵纳佳，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毛洪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红英认为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城区政府）未履行房屋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于2017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9日受理并向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红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刚，被告上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纳佳、毛洪辉到庭参加诉讼。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至2018年9月9日。原告周红英起诉称，原告系俞惠康前妻，双方于2008年5月29日结婚，于2012年协议离婚，双方共同育有一子俞晨鑫。原告、俞惠康、俞晨鑫的户籍都在杭州市上城区东宝路一弄47号，该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原告与俞惠康离婚后，未对杭州市上城区东宝路一弄47号房屋进行分割，故该房屋拆迁时实际有两个家庭户，即原告家庭和俞惠康、俞晨鑫家庭，该房屋是两个家庭的共同财产。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原告系杭州市上城区东宝路一弄4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系该家庭常住户口，据此，原告应被认定为安置人口。但2016年5月18日，俞惠康与被告设立的事业单位——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望江指挥部）背着原告就该房屋恶意串通签订了编号为C041号《杭州市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未把原告作为安置人口。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于2016年11月4日向望江指挥部提起拆迁补偿安置申请，但该指挥部一直未作出任何处理和答复。故请求确认被告未对原告的补偿申请作出处理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判决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作出处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周红英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补偿申请书、申请材料及邮寄凭证，申请材料包括原告户籍证明、原告与俞惠康的结婚证和离婚证，望江指挥部与俞惠康签订的《杭州市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设立的望江指挥部提出了申请。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上城区政府答辩称，一、望江指挥部属于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并非被告的内设机构。另，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并非负责案涉地块补偿安置工作的主体，故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二、原告不具有其所称的安置资格，望江指挥部未进行回复并无不当。原告与俞惠康于1997年12月登记结婚，于2001年经法院调解离婚，此后原告的户口迁出至上城区茶亭弄3幢2单元101室。2008年双方登记结婚（复婚），原告户口又迁回涉案房屋；2012年双方再次协议离婚。1、涉案房屋建造于1985年，并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属于俞惠康婚前财产。2012年原告与俞惠康第二次离婚时，《离婚协议书》中确认双方无共同住房，故原告在离婚时并未分得房产，其在起诉状中所称对涉案房屋有所有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2、2012年原告与俞惠康离婚后，已并非该户家庭成员，其户口仅因尚未迁出而留在俞惠康户中，但与之已无任何亲属关系。综上，原告既非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又非俞惠康户家庭常住成员，不具备相应的安置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被告上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望江指挥部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三定方案，拟证明望江指挥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原告与俞惠康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拟证明双方已经离婚且离婚协议确认双方无共同住房。3.民事调解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拟证明涉案房屋建造年代为1985年，属俞惠康婚前财产，原告不具有合法财产权。4.承诺书、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与俞惠康已无任何亲属关系。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上城区政府提供的法律依据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主要条文为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三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申请系向望江指挥部提出，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也不具备安置资格。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指挥部系由上城区政府设立，故相关法律责任应由作为设立机关的被告承担；证据2-4，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6日，周红英向望江指挥部邮寄《补偿申请书》及周红英户籍证明、编号婺C041号《杭州市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周红英与俞惠康的结婚证和离婚证等申请资料；申请“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周红英拆迁补偿安置”。望江指挥部收到该申请后未进行回复，周红英遂以上城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周红英与俞惠康于1997年10月23日登记结婚，于2001年5月14日经法院调解离婚，此后，周红英的户籍迁至杭州市××城区茶亭××单元××室。2008年5月29日，周红英与俞惠康再次登记结婚，其户口迁入涉案的杭州市上城区东宝路1弄47号房屋（至该房屋被拆除）；2012年10月17日双方再次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无共同住房。2016年5月18日，俞惠康与望江指挥部签订编号婺C041号《杭州市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就杭州市上城区东宝路1弄47号房屋的补偿安置事项作出约定，其中约定的安置人口为俞晨鑫。再查明，望江指挥部系上城区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作为婺C041号《杭州市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所涉征地房屋补偿实施项目的补偿人。本院认为，原告周红英系因认为被告上城区政府所设立的望江指挥部未履行法定职责而提起本案诉讼，其在《补偿申请书》中所载明的申请事项为“要求望江指挥部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其拆迁补偿安置”。庭审中，原告周红英进一步明确，其申请履行职责的内容是要求望江指挥部作为涉案征地房屋补偿项目的补偿人，就其安置问题组织协商并在协商不成的情形下报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出补偿决定；其申请履行职责的法律依据是《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十二条。关于原告周红英要求望江指挥部“组织协商”的履职申请内容。协商是双方自愿的行为，“组织协商”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法定职责内容。关于原告周红英要求望江指挥部“报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出补偿决定”的履职申请内容。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补偿人与被补偿人在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征地房屋补偿协议的，由补偿人提出申请，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调解。经调解仍不能达成协议的，报请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作出补偿决定”。据此，在补偿人与被补偿人不能达成征地房屋补偿协议的情形下，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通过市国土局资源管理部门作出补偿决定而确定。基于补偿人与被补偿人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补偿决定程序既可由补偿人经申请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调解未果后报请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而启动，亦可由被补偿人在征地房屋补偿协议未达成的情形下直接向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而启动。补偿人未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不会导致补偿决定程序的终结。相应地，补偿人作出该程序性申请行为所基于的申请职责也就并非一项可单独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职责内容。故原告因认为补偿人未履行该申请职责而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同时，基于上述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原告在无法与补偿人达成协议的情形下，可直接向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以启动补偿决定程序，在此情形下，其起诉要求补偿人履行“报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出补偿决定”之职责，亦无必要。另，根据上述《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经法规授权可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以启动补偿决定程序的主体是补偿人，当事人如认为补偿人未履行该申请职责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以作为法规授权组织的补偿人为被告。本案中，望江指挥部系涉案征地房屋补偿实施项目的补偿人，原告周红英提交前述履职申请的对象亦是该指挥部，故原告提起本案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应当以望江指挥部作为被告，现原告将上城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亦属错误。综上，原告周红英提起本案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红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 方审判员 王银江审判员 唐莹祺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郑 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