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10民再5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梁文贵，男，汉族，1973年3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红星，四川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忠秀，女，汉族，1970年11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贵华，男，汉族，1969年9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系陈忠秀的丈夫。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唐前付，男，汉族，1971年6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群，内江市东兴区东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申诉人梁文贵因与被申诉人陈忠秀、唐前付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川10民终50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川检民（行）监﹝2017﹞51000000282号民事抗诉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抗1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忠勇出庭。申诉人梁文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红星，被申诉人陈忠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贵华，被申诉人唐前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桂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认定当事人双方购买的房屋并非同一套房屋缺乏证据证明。就本案实际情况来看，讼争房屋系“并未经政府相关部门开发建设审批”建设，相关建筑资料未向部门备案，项目开发的筹资、销售等均未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游书学也非正规房地产开发商，未建立必要的管理和财务制度，甘春建、高仕秀等人的购房资料表明，对于开发房屋的地址等，游书学都是随意和混乱地表述。加之，购房人欠缺必要的风险意识，导致本案诸多事实缺乏确切的书面证据。在此背景下，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依赖于卖方游书学的陈述及相关证人的证言。在诉讼中，证人袁文已经证实梁文贵在顺河花园0单元买了房，与梁文贵购房协议约定的顺河花园0单元一致，并且能够得到游书学讼争房屋先卖给梁文贵后抵给唐前付的陈述的佐证，故本案能够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购买的是同一套房屋。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购买的并非同一套房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认定梁文贵妨害陈忠秀占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陈忠秀提起的是排除妨害之诉，二审判决也是依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梁文贵妨害陈忠秀的占有，判决梁文贵排除对讼争房屋的妨害。就上述物权法条文规定内容来看，该条规定的是对占有的保护。只有在占有人的不动产被侵占时，占有人才能够提起排除妨害之诉。本案讼争房屋并无产权证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无法认定其法律权属。讼争房屋也不是正规房地产公司开发，不存在常规意义上的商品房交付。陈忠秀也不是从“开发商”游书学处购得，而是从抵扣工程款的唐前付处购买。故陈忠秀主张其是讼争房屋的占有人，必须要举证证明游书学将讼争房屋交付给唐前付或者其本人，但其均未举出相关证据。相反，从游书学的陈述来看，其早在2013年梁文贵购房签订合同后,游书学就将房屋交付给了梁文贵。虽然讼争房屋在游书学与唐前付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被查封，但依据法院的查封裁定及调解书得不出讼争房屋已经交付给唐前付或者陈忠秀的结论。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陈忠秀是讼争房屋的占有人。二审判决在未认定讼争房屋系陈忠秀实际占有的情况下，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认定梁文贵妨害陈忠秀的占有系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存在多处程序违法情形。第一，二审判决超出陈忠秀的诉讼请求。本案陈忠秀诉请的是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但一审判决的是“梁文贵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停止对坐落在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回龙湾村一社文化路顺河花园一单元四层五号住房的侵害，并同时排除妨碍交归陈忠秀”，不仅判决了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还判决了返还原物，超出了陈忠秀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却予以了维持。第二，人民法院应当调取相关证据却未予以调取。本案讼争房屋的“开发商”游书学违规借贷开发，相关事实缺乏确切的书面证据，且项目涉及人数众多，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讼争又是位置固定不动的房屋。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房屋现状等进行现场勘查，对相关事实予以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但二审法院在收到当事人调取证据申请后不答复不调查，仅按照“证据优势更大”原则进行判决，导致本案诸多能够查清的事实没有查清，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第三，人民法院不宜对讼争房屋进行处理。本案虽为排除妨害纠纷，实际上是房屋买卖合同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于未履行相关土地征收、征用手续即占用耕地进行房屋建设引发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及房屋买卖合同民事纠纷，应先由行政机关解决该被侵占耕地的保护问题。在行政机关未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进行处理之前，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审理民事纠纷”之规定，本案人民法院不宜对讼争房屋进行处理。
梁文贵申诉称，请求：一、撤销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0民终509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忠秀的诉讼请求；二、所有诉讼费用由陈忠秀、唐前付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顺河花园0单元和1单元是不同的单元，原审判决对此未查清楚。2、顺河花园所在的街道无规划手续，没有正式名称。开发商游书学分别用过大桥路、高山路、文化路，到目前也无准确名称。3、顺河镇只有一个顺河花园，即本案讼争房屋所在楼盘。梁文贵提供的《售房协议书》清楚写明商品房的名称为“顺河花园”。二、陈忠秀的购房价格和首付款不符合情理。游书学与唐前付约定的价格为249600元，而唐前付与陈忠秀约定的该房价格为176200元，价差73400元，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价，且陈忠秀首付才10万元，不到唐前付约定抵偿价格的50%，极不正常，而梁文贵给游书学的首付为20万元，从购房合理性上看，属于真实购房的意思表示。三、唐前付与游书学的购房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其行为无效。1、法院的调解笔录与民事调解书内容不一致，民事调解书未载明抵偿的内容，说明双方改变了约定。2、购房协议书、调解笔录与民事调解书前后矛盾，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唐前付与游书学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在前，唐前付起诉游书学支付工程款在后，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已不认可此前的《售房协议书》，或进行了重新约定，《售房协议书》已被调解协议所覆盖。3、法院查封财产清单中涉及1单元4层5号，而如果唐前付与游书学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有效，法院就没有必要在查封该套房屋，而事实上，法院是在双方签订协议后，2015年5月21日才查封的1单元4层5号房屋。3、民事调解书没有确认抵偿事宜，抵偿无效。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并没有载明用房屋抵偿债务，而是明确游书学应当在2014年6月19日前支付工程款，说明购房协议和调解笔录均未得到法院最终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可。本案一审中，唐前付对陈忠秀所举的民事调解书无异议，说明抵偿无效，唐前付不同意用房屋抵偿，仍要求支付工程款。4、唐前付、游书学于2014年4月13日签订《售房协议书》时，游书学已被羁押于看守所，双方可能存在恶意串通，故该协议无效。四、调解笔录和查封财产清单上的房屋根本不存在。调解笔录上写明游书学愿意用来抵偿债务的房号是：2层6号、3层5号、4层6号、5层6号、7层5号、7层6号，所有房屋均在1单元，东兴区人民法院查封财产清单上标明的房号也是这些房号，这些房号很明显不存在。游书学和唐前付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指向的1单元4层5号也不存在。这些都是游书学和唐前付为了欺骗法院，或游书学为了转移财产所为。1单元每一层只有4套房屋，每一层单独编号还是上下楼层连续编号，都不可能出现两个5号（3层5号、4层5号）。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即使唐前付所抵偿的房屋与梁文贵的房屋系同一套，唐前付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也不得对抗梁文贵作为买受人并支付了大部分款项后所享有的权利。六、游书学未向梁文贵出具20万元购房款的收据，不影响梁文贵、游书学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法有效。
唐前付辩称，1、梁文贵与游书学的购房协议不真实、不合法，该份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0月8日，而在当时根本没有顺河花园一单元房屋的存在，经查明该房屋是在2013年11月15日动工修建的，所以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其合同应当是另有指向或者合同是不真实的；2、2013年10月及之前，有证据证明游书学在顺河镇修房若干，游书学存在非法集资的行为，而且上当的人数若干。也许本案梁文贵也是被骗的，合同只是形式，是游书学为了骗取梁文贵钱财而编造的，显然不合法；3、游书学与梁文贵签订购房协议时，梁文贵称已支付20万购房款，游书学未出具收款收据，不符合常理，也不真实；4、二审法院已查明梁文贵购买的房屋系大桥另一面的房屋，与陈忠秀不是同一套房屋，梁文贵称游书学卖给他的系本案讼争房屋，是游书学将地址书写错误，与查明事实不符。5、陈忠秀善意取得了本案讼争房屋，陈忠秀在装修过程中，梁文贵擅自更换门锁，侵犯了陈忠秀的管理使用权。综上，二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梁文贵的申诉请求。
陈忠秀辩称，同意唐前付的答辩意见。
本院再审认为，因出现新的证据，导致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川10民终509号民事判决及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16）川1011民初239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王 璐
审判员 李小勇
审判员 娄伟光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邹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