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二初字第1318号
原告：天津市药材集团太海医药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东方红路6号。
组织机构代码：74139057-9
负责人：张建筑，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超，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鑫，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国药渤海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五道16号B-8号楼-1-502。
组织机构代码：23967596-6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志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市药材集团太海医药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与被告天津国药渤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臧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委托代理人马超、刘鑫与被告渤海医药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诉称：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买方，被告是卖方，买卖合同标的物是药品。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货物的交付时间，原告多次电话催促被告履行交货义务，被告一再推脱。故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向原告交付氨酚咖匹林片（规格为10T*20，数量为20000盒）、（兴）吲哒帕胺片（规格为15T*2*10盒，数量为6000盒）、（兴）白加黑感冒片（规格为15T，数量为11200盒）、地奥心血康胶囊（规格为0.1g*20/s，数量为12000盒）、（兴）莲花清瘟胶囊（规格为24粒，数量为1600盒）、布洛芬缓释胶囊（规格为300mg*20/s，数量为30000盒）、降压0号（复方降压平）片（规格为10T，数量为30000盒），以上药品总价为1906579.98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渤海医药公司辩称：一、在2011年3月至5月，被告按照向原告开具的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药品和数量履行了全部的交货义务，原告委托的张永等人已经从被告处提货。张永持有原告的营业执照与被告联系业务并收取了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给付银行汇票和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部分货款，且原告已经将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可以证明张永有权代表原告提货，被告已经履行了全部的交货义务；二、被告交货的相关事实已经过法院查明并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基于本案的买卖合同，因原告拖欠货款，被告于2011年起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青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被告的诉讼请求。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2）一中园终字第012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津高民审字第027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本案原告的再审申请。三级法院经过审理，均涉及到了交货问题，且确认了被告已经交付全部货物的事实。原告主张货物实际由案外人凯华医药公司收取，应当向案外人凯华医药公司另行主张权利，与被告无关。综上被告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且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本院于2011年11月24日受理原告渤海医药公司（系本案被告）诉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系本案原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2）青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系本案原告）给付原告渤海医药公司（系本案被告）货款3348800元。该判决书载明：“……原告渤海医药公司诉称：原告自2011年3月向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销售药品，由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到原告处自行提货，之后2个月内支付货款。合作初期，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尚能付款，但从2011年4月30日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支票因无密码等原因无法兑现，导致原告未能取得自2011年3月30日至2011年5月9日期间6笔货款共计3348800元。原告为此多次催要货款，但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至今未付。由于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并非独立法人，其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太海医药公司承担。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348800元，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及太海医药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至5月期间，原告提供给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增值税发票12张，金额为6964904.96元，发票均载明购货单位为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销货单位为原告，并载明药品名称、规格、数量及金额。上述发票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已在税务机关抵扣税款。原告认为自2011年3月3日至2011年5月13日，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职员‘张永’从原告处提取药品价值6964904.96元。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出只是接收原告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未向原告购买药品，‘张永’非其公司职员，而是天津市凯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华医药公司）所雇佣的司机。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供下列证据：1、证人证言一份，提出该证言由凯华医药公司市场部经理王斌出具，内容为本案中原告销售的药品由凯华医药公司购买，与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无关。该证言未经核实，证人亦未出庭作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2、凯华医药公司销售单复印件8张，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认为向原告购买药品的是凯华医药公司。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查，2011年3月10日至2011年5月25日原告收到货款2209725.98元，其中收到通过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账户支付的货款1509725.98元，另有承兑汇票两张，共计70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共计支付货款2209725.98元，尚欠货款4755178.98元，本次诉讼仅主张3348800元，剩余货款保留追偿的权利。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供记载凯华医药公司向其付款记录的银行对账单，提出1509725.98元货款是其代凯华医药公司支付的，对于700000元承兑汇票不知情。原告则认为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与凯华医药公司之间款项往来与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无关……。本院认为，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合同双方无书面协议，应从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客观事实来判别合同的相对人即合同主体。在本案中，原告提供其向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12张，发票上均载明购货单位为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销货单位为原告。同时，在发生业务期间，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共向原告支付货款2209725.98元，另需指出，原告所出具12张增值税发票，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已全部抵扣。以上客观事实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之间客观上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所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尚欠原告货款4755178.98元，其向本院主张其中3348800元系其自愿行为，对其要求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给付货款3348800元，本院应予支持。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出原告所销售药品由凯华医药公司购买以及该公司刘俊宇、王斌存在私刻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印章诈骗原告行为的主张，其所提供的凯华医药公司销售单、书面证言、银行对账单等证据，其中凯华医药公司销售单为复印件，无法判别所载内容与原告之间存在关联性；书面证言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明力，故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后，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一中园终字第01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认为，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从其账户向渤海医药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已将渤海医药公司向其出具的12张增值税发票全部抵扣，上述增值税发票上载明购货单位为太海医药一分公司、销货单位为渤海医药公司，上述事实证实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太海医药公司、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虽主张与渤海医药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在2011年3月至5月间数次向渤海医药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及数次接收渤海医药公司向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没有向渤海医药公司披露‘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虽存在上述付款及接收增值税发票行为但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渤海医药公司所售药品是由凯华医药公司购买而非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购买’的情节，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渤海医药公司明知向其购买涉案货物的不是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而是凯华医药公司，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从其账户向渤海医药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及接收渤海医药公司向其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足以使渤海医药公司产生信赖利益认为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为买卖合同的买方，渤海医药公司对此并无过错。综上，太海医药公司、太海医药一分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后，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2013）津高民申字第02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再审人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载明：“……本院认为，太海一分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理应知晓以公司账户支付货款、抵扣增值税发票应以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为前提。太海一分公司从其帐号以货款的名义向渤海医药支付了部分货款，并收取了渤海医药开具的销货单位为渤海医药，购货单位为太海一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12张。太海一分公司现主张其非药品的实际买受人，但由于太海一分公司与渤海医药事先并无代他人支付货款的约定，太海一分公司在数次支付货款和抵扣全部增值税发票时也均没有向渤海医药提出任何异议。太海一分公司实际上是以其行为表示参与了凯华公司与渤海医药之间的药品交易过程，并实施了买卖关系中付款和抵扣增值税发票这两种最符合买受人特征的基础交易行为。太海一分公司数次支付相应货款和抵扣全部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当认定是对渤海医药前期数次供货行为的认可。渤海医药基于信赖利益提供了与太海一分公司接收的增值税数额相符的全部药品。然太海一分公司在渤海医药主张欠付货款时，才主张太海一分公司非实际的买受人，拒绝支付剩余价款。由于太海一分公司实施的具备买受人行为特征的数次支付相应款项的行为和增值税发票抵扣行为，致使买卖关系的相对方-
渤海医药有理由相信太海一分公司是买卖关系中买受人的关联方，原审据此判决太海医药、太海一分公司向渤海医药支付货款并无不妥。关于太海医药、太海一分公司的权力救济问题，太海医药、太海一分公司可另行向实际收货人主张权利。基于上述原因，太海医药、太海一分公司在再审审查中新提交的证明其非涉案药品实际买受人的证据，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实质影响，故不属于再审审查的新证据……”。
庭审中，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以证明原、被告买卖合同的金额及买卖合同标的药品的明细。四张发票载明的购货单位均为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销货单位均为被告渤海医药公司，发票号分别为02045164、02045165、02400018、02400064，开票日期分别为2011年3月3日、2011年3月3日、2011年4月21日、2011年4月28日，四张发票票面总金额为1906579.98元。四张发票载明的货物药品明细为：（兴）吲哒帕胺片（寿比山）（规格为15T*2*10盒，数量为6000盒）、氨酚咖匹林片（规格为10T*20，数量为20000盒）、地奥心血康胶囊（规格为0.1g*20/s，数量为12000盒）、（兴）白加黑感冒片（美息伪麻片）（规格为15T，数量为11200盒）、（兴）莲花清瘟胶囊（规格为24粒，数量为1600盒）、布洛芬缓释胶囊（芬必得）（规格为300mg*20/s，数量为30000盒）、降压0号（复方降压平）片（规格为10T，数量为30000盒）。庭审中，被告渤海医药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书证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院于2011年11月24日受理的原告渤海医药公司（系本案被告）诉被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系本案原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渤海医药公司向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主张部分未付货款的事实依据为其庭审中提交的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证据。该案在一、二审和再审审查中，法院并非仅对渤海医药公司主张的3348800元药品标的物作出认定，而是根据全部12张增值税发票所载明的药品供货情况作出了整体认定并支持了渤海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诉讼请求主张要求被告交付的标的物亦是上述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4张发票所载明的药品，同时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也是根据上述生效的裁判主张其与被告渤海医药公司具有买卖关系。故上述已经生效的一、二审民事判决及再审民事裁定可以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
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在上述一、二审和再审审查案件中均主张其与渤海医药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且表示原告销售的药品均由凯华医药公司购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一中园终字第01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太海医药一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渤海医药公司明知向其购买涉案货物的不是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而是凯华医药公司，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从其账户向渤海医药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及接收渤海医药公司向其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足以使渤海医药公司产生信赖利益认为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为买卖合同的买方，渤海医药公司对此并无过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津高民申字第0279号《民事裁定书》亦认定“太海一分公司数次支付相应货款和抵扣全部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当认定是对渤海医药前期数次供货行为的认可。渤海医药基于信赖利益提供了与太海一分公司接收的增值税发票数额相符的全部药品……关于太海医药、太海一分公司的权力救济问题，太海医药、太海一分公司可另行向实际收货人主张权利”。上述判决书及裁定书已经就渤海医药公司的供货事实作出了认定，渤海医药公司提供了与太海医药公司接受的12张增值税发票数额相符的全部药品。另，原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上述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太海医药一分公司表示其未收到药品货物，但该过错不在渤海医药公司，太海医药一分公司可另行向实际收货人主张权利。故，对于原告太海医药一分公司主张被告向其交付上述所列药品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277元，全部由原告天津市药材集团太海医药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臧坤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