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终3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忠，男，1953年12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安群，北京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米良，男，1956年4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海涛，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晶，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建忠因与被上诉人米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9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建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安群，被上诉人米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海涛、聂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建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杨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米良承担。事实和理由：米良在一审期间提交协议书以证明涉案款项为购画款，但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昌明确表示天元伟业公司未签订涉案协议书，且协议书中的公章与天元伟业公司工商档案中留存的公章存在肉眼可见的区别，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理会，径行判决，损害了杨建忠的合法权益。米良辩称，杨建忠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本案关键在于王志昌本人，所有钱款流转及一审诉讼均是在王志昌的主导下完成的。杨建忠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米良不认识杨建忠，本案诉讼时才知道涉案款项是杨建忠汇款，之前只知道王志昌总共给了多少钱。一审中，杨建忠及王志昌均放弃对于协议书中的公章进行鉴定。米良及王志昌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涉案款项为购画款，在米良能够证明款项用途的情况下，因杨建忠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且对于认定款项性质的证据不予鉴定，故应当承担败诉的后果。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杨建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米良偿还借款5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米良为北京至高美术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美术馆）之法定代表人，王志昌系天元伟业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杨建忠系王志昌的姐夫，王志昌与米良系朋友关系，杨建忠通过王志昌与米良相识。2013年7月10日，天元伟业公司（乙方）与至高美术馆（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按乙方要求为乙方提供书画作品和设计、装裱、安装；二、甲方为乙方提供作品方案的设计经乙方同意后装裱安装；三、甲方为乙方会议室等部门提供书画作品共计79幅；五、由甲方提供乙方的书画作品总价为800万元整，装裱安装费5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结算价为人民币800万元整，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之日支付订金160万元整，甲方安装完毕经乙方验收无异议后五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余款640万元整。协议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3年8月12日，杨建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米良汇款50万元。2014年至高美术馆向天元伟业公司交付一幅米良所画的内容为长城的画作，该画作挂置于天元伟业公司办公室内。另查，2013年2月21日，天元伟业公司对公章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公章内容为：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1101150073184。经询，杨建忠与米良之间并无书面借款协议、借条、借据等书面借款凭证，米良与王志昌之间亦无书面借款协议、借条、借据等书面借款凭证。一审庭审中，杨建忠要求追加至高美术馆为本案共同被告，其本案借款系用于至高美术馆经营之用，故依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应由至高美术馆与米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米良不予认可，其称杨建忠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是发生在杨建忠与米良个人之间，且协议书是天元伟业公司与至高美术馆的买卖合同与本案不是一个基础法律关系，且杨建忠无法证明该笔所谓的借款是米良以公司名义所借，因此米良不同意追加至高美术馆为本案共同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建忠所交付给米良的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何。对此杨建忠主张为借款，而米良予以否认，称该款项为天元伟业公司支付的购画款，并提交了天元伟业公司与至高美术馆签订的协议书。该院认为，杨建忠以银行转账凭证为依据，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主张米良偿还借款50万元，而米良对此予以否认并提交了协议书作为证据予以佐证，说明了涉案50万元的款项性质，且交付画作的时间亦在协议书签订之后，再结合杨建忠与米良并无直接关系，且双方之间无借款协议、借据等事实，杨建忠虽称其向米良出借款项系通过王志昌，王志昌虽也做了如是陈述，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杨建忠、王志昌对协议书不认可，但并未申请鉴定，不利后果应当由其承担。综合上述情况认定，杨建忠与米良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故杨建忠应当就其与米良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继续举证，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该院认定杨建忠与米良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杨建忠申请追加至高美术馆为本案共同被告一节，因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至高美术馆经营所用，故该院对杨建忠申请追加至高美术馆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米良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调查天元伟业公司在本院涉诉案件中公章的使用情况，本院调取了（2012）一中民终字第8563号案件（以下简称8563号案件）的卷宗材料，天元伟业公司为该案被上诉人，该卷宗中存有天元伟业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应诉手续，其上加盖有天元伟业公司公章。在上述证据的质证过程中，杨建忠申请对协议书中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经向杨建忠、米良询问，双方均同意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的鉴定机构对协议书中加盖的公章与本院调取的8563号案件卷宗材料中天元伟业公司公章是否为同一枚公章进行鉴定。2016年9月29日，确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为本案的鉴定机构。2016年10月31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6）文鉴字第134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34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检材协议书中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形成。杨建忠对于134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米良对134号鉴定意见书表示认可。本院认为，134号鉴定意见书系经合法程序作出，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鉴于鉴定样本取自天元伟业公司于8563号案件向法院提交的应诉手续，由此可以认定该公章曾被天元伟业公司所使用，而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认本案所涉协议书中天元伟业公司的公章与作为鉴定样本的公章相一致，故可确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本院在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天元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昌在本案的一、二审期间均到庭作证，并认可曾与米良协商过购画事宜，但主张并未签订书面协议，亦未购画，协议书中加盖的公章并非天元伟业公司公章。同时，王志昌认可曾收到一副米良的长城画作，但当时双方未明确是否系买卖，该长城画作也与本案款项无关。针对涉案的协议书，杨建忠不予认可，并称其通过王志昌认识米良，王志昌与米良系朋友关系，当时米良急需用钱找王志昌借款，王志昌没有钱便发动其他人借款，未出具借条系出于当时王志昌与米良的互相信任。同时，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公司，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米良陈述称，2013年天元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昌的办公室装修，要买一批画，故签署了协议书，王志昌亦到米良处挑选了部分画作，后王志昌要求将画作调换为一副长城画作，双方确认该长城画作总价款为170万元，涉案款项实际系支付画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尚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建忠系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就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承担举证责任。杨建忠虽然提交了其向米良汇款的相关凭证，但在是否存在借款合意的问题上：其一，米良在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同时提交了协议书，印证了购画合意的存在，并交付了长城画作；其二，杨建忠及其证人王志昌在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均否认存在协议书，但经司法鉴定程序已确认该协议书为真，从而否定了杨建忠相关陈述的真实性；其三，杨建忠与米良并无直接关系，系通过王志昌联系的汇款事宜，且双方之间无借款协议、借据等书面借款凭证。综合以上因素，杨建忠仅依汇款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与米良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杨建忠作为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对于款项的性质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在其未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于杨建忠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并要求米良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建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杨建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 明 宇审判员 黄 占 山审判员 刘 海 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