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103刑初349号
公诉机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某，男，1978年4月28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汉族，初中文化。1996年11月因犯抢劫罪被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1年10月27日刑满释放。2016年4月7日因本案被羁押，同年4月8日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4月14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西安市碑林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韬，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潘峰，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以西碑检刑诉[2016]3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6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楠、刘晓溪依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某及其辩护人杨韬、潘峰到庭参加了诉讼。因调取相关证据，本案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9月，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街道办事处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原某某村，以下简称“某某社区”）在监管单位碑林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城改办”）的组织下，通过招标将其位于碑林区建设西路某某某上西小区门口1-3层13000平方米左右商铺（以下简称“某某某商铺”）租赁给陕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
2013年9月7日，租赁双方及城改办签订了租赁合同。2014年3月，某某某商铺交付某某公司，某某公司接手后将部分商铺用于自营品牌餐饮店，部分对外转租。
2015年4月，某某公司以市场行情下滑、商铺结构不合理，大面积商铺闲置等为由，向城改办和某某社区提出降低房租的请求。城改办要求降价必须社区过半数的股民（原某某村村民）同意，且社区两委会班子全体成员签字方可有效，后某某公司与某某社区多次对降价进行了磋商。在磋商中，时任某某社区委员的被告人余某表示坚决反对，之后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多次私下给余某做工作希望其同意降价，并向余某承诺事后不会亏待他。2015年5月某某社区组织全体股民对是否同意降价进行了投票表决，大多数人都同意降价，被告人余某也在投票的最后一日投了同意票。2015年6月23日，某某公司和某某社区在城改办的监督下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原每月每平方米89.3月租金降低20元至69.3元，某某社区包括余某在内的全部班子成员按要求在补充协议上都签了字，城改办也在协议上盖了章。
协议签订后次日（2016年6月24日）晚上7时左右，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电话将余某约到其在某某某的办公室，见面后赵某送给被告人余某15万元现金感谢其在降价事情上的帮助。当晚，被告人余某在农行慈恩东路支行ATM机上给其母呼某名义的农行卡存入3万元，在建行慈恩东路ATM机上给其建行卡存入6.01万元，剩余5.99万元现金存放在家中，陆续用于日常支出。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西安市碑林区城改办证明及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结果报告单、某某村还建商业房租赁合同及相关书证、银行卡交易查询结果单与消费凭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余某的前科材料、被告人余某的供述及其户籍证明等证据，认为被告人余某的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依法惩处。
庭审中，被告人余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两名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某的犯罪事实与罪名亦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余某在某某村还建商业房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应城改办要求而实施的职务行为，其签字与否并不影响协议的生效与履行；被告人余某系受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胁迫而收受该15万元，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表示愿意退缴赃款，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某某社区在监管单位碑林区城改办的组织下，通过招标将其位于碑林区建设西路的某某某商铺租赁给某某公司。2013年9月7日，租赁双方及城改办签订了租赁合同，被告人余某作为甲方（某某社区）招商小组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捺印。2015年4月，某某公司以市场行情下滑、商铺结构不合理，大面积商铺闲置等为由，向城改办和某某社区提出降低房租的请求。城改办要求降价必须社区过半数的股民（原某某村村民）同意，且社区两委会班子全体成员签字方可有效。后某某公司与某某社区多次对降价进行了磋商，在磋商中，时任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的被告人余某表示坚决反对，之后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多次私下给余某做工作希望其同意降价，并向余某承诺事后不会亏待他。2015年5月某某社区组织全体股民对是否同意降价进行了投票表决，大多数人都同意降价，被告人余某也在投票的最后一日投了同意票。2015年6月23日，某某公司和某某社区在城改办的监督下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原每月每平方米89.3月租金降低20元至69.3元，某某社区包括余某在内的全部班子成员按要求在补充协议上都签了字，城改办也在协议上盖了章。
协议签订后次日（2016年6月24日）19时许，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电话将余某约到其在某某某的办公室，见面后赵某送给被告人余某人民币15万元感谢其在降价事情上的帮助。当晚，被告人余某将所收受15万元中的3万元在本市慈恩东路中国农业银行ATM机上存入其母呼某的农行卡内，将其中6.01万元在本市慈恩东路中国建设银行ATM机上存入其本人的建设银行卡内，剩余5.99万元现金存放在家中，陆续用于日常支出。
另查明，被告人余某于2013年10月27日通过民选程序当选为某某社区第五届居民委员会委员。2013年9月8日某某社区与某某公司签订合同时，被告人余某是以股民代表身份在协议上签字捺印；2015年6月23日签订降低房租的补充协议时，要求全体社区班子成员签字，被告人余某当时是以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
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余某的亲属余某某代其向本院退缴全部非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5万元存案。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并质证的下列证据可证：
1.受案登记表、接处警登记表、举报信。2016年4月8日，公安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接匿名举报称，碑林区文艺路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余某在社区商铺出租过程中收取承租人15万元贿赂。
2.抓获经过。公安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显示，2016年4月7日，该所民警在本市雁南四路芙蓉小区西门内将被告人余某抓获。后经讯问，被告人余某对其收受他人15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显示2013年9月，某某社区在监管单位碑林区城改办的组织下，通过招标将其位于碑林区建设西路的某某某商铺租赁给某某公司，被告人余某作为甲方（某某社区）招商小组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捺印；2015年6月23日，某某公司和某某社区在城改办的监督下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原每月每平方米89.3月租金降低20元至69.3元，某某社区包括余某在内的全部班子成员在补充协议上都签了字，城改办也在协议上盖了章。
4.赵某证言。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述称，2013年9月，其所在的某某公司通过招标将某某社区位于碑林区建设西路的某某某商铺承租，后在城改办的监督下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被告人余某当时作为某某社区业主代表参与了合同条款的商谈和签字，二人因此事而结识。到了2015年，由于整体经济滑坡严重，商铺大面积空置等原因，某某公司向城改办和某某社区提出了降低租金的请求，后经过城改办和社区委员们商谈初步确定将房租每月每平方米降低20元，为广泛征求广大社区业主的意见，某某社区在城改办的监督下组织全体业主进行了投票表决，89%的业主同意降价。按照城改办的要求，只要过半数业主同意就可以签订降低租金的补充协议，但必须全体社区班子成员再补充合同上签字。征求意见后，其他社区班子成员都表示同意，只有余某坚决不同意。后其在私下找余某协商，余某提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准备换个车也没钱，起便表示愿意给余某15万元，只要余某不在阻拦降价的事情，余某表示了同意。2015年6月23日，某某公司和某某社区在城改办的监督下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原每月每平方米89.3月租金降低20元至69.3元，某某社区包括余某在内的全部班子成员在补充协议上都签了字，城改办也在协议上盖了章。6月24日晚上7点，余某到某某某其办公室内，二人见面后其将事先准备好的15万元交给了余某，余某收下后闲聊了几分钟就走了。
5.唐某某、窦某某、余某某、郭某、梁某某、亓某证言。某某社区干部唐某某、窦某某、余某某、郭某、梁某某及城改办工作人员亓某均述称，2013年9月，某某社区在碑林区城改办的组织下，通过招标将位于碑林区建设西路的某某某商铺租赁给某某公司。2013年9月7日，租赁双方及城改办签订了租赁合同，被告人余某当时作为某某社区股民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捺印。2015年4月，某某公司以市场行情下滑、商铺结构不合理，大面积商铺闲置等为由，向城改办和某某社区提出降低房租的请求。城改办要求降价必须社区过半数的股民同意，且社区两委会班子全体成员签字方可有效。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作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的余某坚决表示反对，但是到合同签订前又突然同意签字了。2015年5月某某社区组织全体股民对是否同意降价进行投票表决时，大多数人都同意降价，被告人余某也在投票的最后一日投了同意票。2015年6月23日，包括余某在内的某某社区全体班子成员到碑林区城改办与某某公司签订了关于降低房租的补充协议，余某作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也在协议上签了字。五名某某社区干部还表示，在某某某商铺降低租金问题的谈判与协议签订过程中，并未受到过来自某某公司方面的威胁或恐吓。
6.西安市碑林区城改办证明及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结果报告单。证实被告人余某于2013年10月27日通过民选程序当选为某某社区第五届居民委员会委员。2013年9月8日某某社区与某某公司签订合同时，被告人余某是以股民代表身份在协议上签字捺印；2015年6月23日签订降低房租的补充协议时，要求全体社区班子成员签字，被告人余某当时是以居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
7.银行卡交易查询结果单与消费凭证。证实被告人余某将所收受15万元中的3万元存入其母呼某某的农业银行卡内，将其中6.01万元存入其本人的建设银行卡内，及将所收受赃款用于个人消费等用途。
8.被告人余某的前科材料。证实被告人余某曾因犯抢劫罪于1996年11月被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1年10月27日刑满释放。
9.被告人余某的供述与自书材料。被告人余某归案后，对其在某某社区与某某公司就某某某商铺降低租金问题上利用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之便收受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15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
10.被告人余某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余某在案发时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及其他身份信息。
11.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报告。经西安市碑林区司法局依法调查评估，认为被告人余某有固定收入及固定居所，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以上证据，均经查证属实，且互相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某身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某所犯罪名成立。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余某在某某村还建商业房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应城改办要求而实施的职务行为，其签字与否并不影响协议的生效与履行的辩护意见，经查，按照城改办要求，降低某某某商铺租金的协议须由包括被告人余某在内的全体社区班子成员签字方可生效，且被告人余某身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钱财的行为，已经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余某系受某某公司董事长赵某胁迫而收受该15万元的辩护意见，被告人余某及辩护人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事实，且社区班子成员唐某某、窦某某、余某某、郭某、梁某某均表示，在某某某商铺降低租金问题的谈判与协议签订过程中，并未受到过来自某某公司方面的威胁或恐吓，故该辩护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亦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余某能退缴所收受赃款，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余某的亲属余某某已代其向本院退缴全部赃款15万元存案，该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依法予以采纳。二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余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依法亦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余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又六个月（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赃款人民币15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宋 博
人民陪审员 周延伟
人民陪审员 冯万长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安新
判后释法
被告人余某：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你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本院已经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现将本案所依据法律条文向你们释明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201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