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民终2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四维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1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德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颖，该公司销售科长。
委托代理人朱丽瑩，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日拓汽车电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红日南路42-208室。
法定代表人王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志欣，该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天津四维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日拓汽车电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拓电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5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四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颖、朱丽瑩，被上诉人日拓电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志欣、张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诉讼双方系购销关系。日拓电装公司于2014年8月至11月与四维公司业务往来中，尚欠四维公司货款33605.16元未支付。四维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向日拓电装公司发函催款，但日拓电装公司不予理会。四维公司请求一审法院判令：1、日拓电装公司给付尚欠货款33605.16元；2、本案诉讼费由日拓电装公司承担。
日拓电装公司一审辩称，双方属于买卖关系，于2012年1月开始发生业务关系，至2014年的业务，日拓电装公司已经给四维公司结清所有货款，不再欠四维公司货款，故不同意四维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四维公司与日拓电装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日拓电装公司从四维公司购买绝缘胶带等产品。庭审中，四维公司表示，2011年9月至2014年期间，四维公司共向日拓电装公司提供了价值154977.2元货物，日拓电装公司只支付了121372.04元货款。日拓电装公司则表示，双方在2011年并未发生业务，自2012年1月开始发生业务关系，经统计，上述期间日拓电装公司应给付四维公司的货款金额为121389.59元，已经全部给付四维公司。
针对双方争议的2011年是否存在业务关系的问题，四维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显示，2011年9月7日至10月13日期间，四维公司向案外人天津市日拓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拓高科公司”）提供了价值33586.91元的货物，并向日拓高科公司提供了相应价值33586.9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日拓电装公司表示，双方业务往来应以送货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依据。2011年日拓电装公司没有收到四维公司提供的货物。日拓电装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2012年至2014年期间，四维公司向日拓电装公司出具了121390.2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日拓电装公司已向四维公司支付货款总金额为121389.59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双方对存在买卖关系均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四维公司和日拓电装公司提交的书证表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双方存在业务关系，上述期间内发生的业务金额为121389.59元，日拓电装公司已经向四维公司支付货款121389.59元。关于四维公司提出的2011年发生的业务，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四维公司和日拓电装公司2011年存在业务关系，故2011年发生的货款不应由日拓电装公司支付。对此，四维公司可另行主张诉讼权利。现四维公司主张日拓电装公司支付货款33605.16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四维企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元，减半收取320元，由四维公司负担。
上诉人四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日拓电装公司给付货款33605.16元；2、两审诉讼费由日拓电装公司承担。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尽管2011年9月7日至10月13日发生的业务货品明细价值33586.91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和送货明细九张开具的名称是案外人日拓高科公司，但货品不是日拓高科公司使用，实际是日拓电装公司收货并使用，货款应由日拓电装公司给付，所以在2011年12月31日日拓电装公司给付了四维公司货款33586.91元，与2011年发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和送货明细九张单据是相对应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日拓电装公司2011年12月31日给付的33586.91元货款系2012年业务的预付款是错误的。没有一张2012年送货明细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价值与之对应，只有2011年9月7日至10月13日发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和送货明细九张与33586.91元货品明细价值相对应；且实际履行中，日拓电装公司给付四维公司的货款应每季度结算支付，但日拓电装公司均是拖欠近一年给付，故日拓电装公司尚欠货款33605.16元。三、日拓电装公司称与四维公司是2012年发生的业务关系，不成立。日拓电装公司提交的划款凭证是2011年12月31日给付四维公司33586.91元货款，怎能对应2012年的货物。四、四维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具备证据链，能证明至2014年日拓电装公司尚欠四维公司货款33605.16元的事实，一审判决应支持四维公司主张日拓电装公司给付33605.16元货款的请求。
被上诉人日拓电装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四维公司的上诉请求，本公司于2015年2月份已将对四维公司的欠款结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清楚，本院予以确认。诉讼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案经本院调解未果，诉讼当事人各持己见。
本院二审期间调取了日拓电装公司和案外人日拓高科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材料。显示：2000年7月日拓高科公司依法登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原始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王祥和陈琦。此后至今，日拓高科公司的股东结构、出资比例和注册资本几经变更。其间，2008年12月22日起，日拓高科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自然人王祥（占20%，出资300万元）和法人股东日拓电装公司（占80%，出资12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2010年12月21日，自然人股东王祥将其持有的日拓高科公司20%股份（计300万元）转让给法人股东日拓电装公司，日拓电装公司占日拓高科公司100%股份，日拓高科公司变更为日拓电装公司法人独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转股前后，日拓电装公司按其在日拓高科公司中所占股份比例承担有限债权债务；至2012年1月4日，日拓高科公司再次申请股东变更，日拓电装公司（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日拓高科公司100%股份（1500万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威海市泓淋电子有限公司（受让方），2012年12月13日，出让方和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形成董事会议决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上诉人四维公司对上述工商档案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认可，认为与本案存在关联性。2011年9月至10月四维公司向日拓高科公司送货并开票的业务，是在日拓电装公司持有日拓高科公司100%股份期间，日拓电装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向四维公司支付的货款，应视为四维公司交易给日拓高科公司货物，由日拓电装公司结算的货款，不应该是日拓电装公司与四维公司此后业务的预付款。
被上诉人日拓电装公司对上述工商档案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法院调取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日拓电装公司和日拓高科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工商档案资料只能证明日拓高科公司股东的变化，不能证明日拓电装公司替日拓高科公司结算货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四维公司与日拓电装公司2012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供货业务，双方无异议，该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四维公司对已收到日拓电装公司支付的货款共计121389.59元予以认可，此款与双方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业务金额相符，应认定日拓电装公司向四维公司结算完毕相应业务的货款。四维公司诉请主张日拓电装公司尚欠2014年8月至11月的货款33605.16元，证据不足，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关于2011年9月至10月期间，诉讼双方是否存在供货关系问题。从现有证据看，此期间四维公司是向案外人日拓高科公司提供了价值33586.91元的送货并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四维公司不能证明日拓电装公司实际收货并使用的事实。此间，日拓电装公司虽持有日拓高科公司100%股份，但该两公司仍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从法律关系讲，应认定2011年的供货关系并非发生在四维公司与日拓电装公司之间。四维公司亦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向日拓高科公司的供货行为，与日拓电装公司向其付款的行为，两者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的必然关联性，故本案中不能认定日拓电装公司向四维公司付款33586.91元是替日拓高科公司结算货款。四维公司可持相关证据，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四维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元，由上诉人天津四维企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捷
代理审判员 魏晓川
代理审判员 张振超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兴明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