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青01行终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国财，男，回族，1974年1月12日出生，住西宁市城东区东方华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
法定代表人景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党向谦，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海新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建国大街。
法定代表人周明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玉芳，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彬，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国财因房屋拆迁许可一案，不服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16）青0105行初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韩国财，被上诉人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产局)的委托代理人党向谦，原审第三人青海新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玉芳、刘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韩国财系西宁市城东区富强巷502号房屋的住户。2008年第三人新千公司取得“东方华府”建设项目，被告市房产局给新千公司颁发了拆许字（2008)第2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以下简称29号《拆迁许可证》），后于2009年12月3日换发为拆许字（2009)第6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以下简称62号《拆迁许可证》），批准新千公司对西宁市城东区东至建国南路、西至共和南路、南至南绕城路、北至果洛路的范围进行拆迁。韩国财的房屋位于拆迁范围之内。2014年5月20日，新千公司对韩国财的富强巷502号房屋进行了强行拆除。2014年5月23日，韩国财和新千公司就房屋拆迁补偿及侵权赔付事项进行协商，同年5月28日双方签订了（2014-687-1号）、(2014-687-2号、）、(2014-687-3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韩国财位于富强巷502号房屋面积为329.05平方米，对其中257.75平方米的房屋面积给予1:1建还，剩余71.3平方米按4100元／平方米的价格给予货币补偿。协议签订后，韩国财领取了新千公司给付的补偿款332330元。在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载明：“经西宁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2008)29号拆迁许可证批准东方华府项目中，由甲方对乙方进行拆迁……”。2015年5月韩国财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有关事项向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城东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城东区法院判决驳回了韩国财的诉讼请求。韩国财不服提起上诉，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予以维持。
2016年5月韩国财向市房产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获得新千公司的“东方华府”拆迁许可证等资料，于2016年7月4日提起行政诉讼。
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涉案的62号《拆迁许可证》是被告于2009年12月3日从29号《拆迁许可证》换发而来。被告颁发该拆迁许可证已达7年。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该协议书中明确记载了根据29号《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虽然记载的不是62号《拆迁许可证》，但原告从中应当明确知道被告颁发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原告于2016年7月4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韩国财的起诉。本案诉讼费100元退还原告韩国财。
宣判后，韩国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裁定查明的事实不清。1、认为“62号《拆迁许可证》由29号《拆迁许可证》换发”的事实认定依法不成立，涉诉的62号《拆迁许可证》和29号《拆迁许可证》无关。2、上诉人的房屋被新千公司违法强拆，上诉人是新千公司暴力绑架进现居住房的，因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没有搬迁补助费的协议内容。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人延长过渡期限的，应当支付搬迁补助费。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形成另外法律关系的诉讼正在进行中，原裁定对有关事实的认定以偏概全，混淆了视听。3、原裁定对62号《拆迁许可证》产生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认为“虽然记载的不是（2009)62号《拆迁许可证》，但原告从中应当明确知道被告颁发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行为”错误。二、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拆迁许可证有一个特别程序，就是必须公示。本案涉诉的62号《拆迁许可证》从未公示过。上诉人具体知道62号《拆迁许可证》的全部信息是2016年6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受理。
被上诉人市房产局口头答辩称，市房产局在颁发本案诉争拆迁许可证时，新千公司提交的资料符合《西宁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韩国财的起诉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韩国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述称，2014年5月28日，韩国财与新千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明确记载了房屋拆迁依据的是29号《拆迁许可证》（即62号《拆迁许可证》换发前的拆迁依据），其对市房产局作出拆迁许可的行政行为在当时系明知。虽然韩国财在上诉中诉称其被迫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房屋被强制拆除，但是其被迫签订补偿协议的证据不足，且房屋被强拆并不影响其对市房产局作出房屋拆迁许可这一行政行为的知晓，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拆迁许可证，新千公司不可能开展拆迁安置补偿工作，韩国财的上诉理由恰恰能够证明在当时其对拆迁许可证的内容系明知。韩国财于2016年7月4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据此，2015年5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当事人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至2015年5月1日，其起诉期限是否届满。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不再立案受理；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按照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计算。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起诉期限至2015年5月1日是否届满进行审查。至2015年5月1日，当事人起诉期限尚未届满，剩余起诉期限超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的，以六个月为限。本案中，韩国财所诉的62号《拆迁许可证》是市房产局于2009年12月3日从29号《拆迁许可证》换发而来，即使按照韩国财所述，62号《拆迁许可证》和29号《拆迁许可证》无关，那么，市房产局于2009年12月3日向新千公司颁发62号《拆迁许可证》，韩国财于2014年5月28日与新千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就应当知道市房产局向新千公司颁发拆迁许可证的相关事实。因市房产局未告知韩国财诉权和起诉期限，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年起诉期限，至2015年5月1日韩国财所诉的起诉期限尚未届满，剩余起诉期限超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的，以六个月为限。据此，韩国财的起诉期限已于2015年11月1日届满，但其于2016年7月4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韩国财与新千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领取了安置补偿款之后，原属其所有的房屋权属自此转移给了拆迁人新千公司，其与涉案拆迁许可行为不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亦不具有本案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上诉人韩国财的所持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所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相关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应予驳回。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虽不准确，但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金爱萍
审判员 李福才
审判员 祁小芹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闫 玲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