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0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法定代表人：许爱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运年，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栋珉，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泽兴，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3513。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波，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3532。
委托代理人：向忠锋，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绍良，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顺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泽兴、刘志波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沙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泽兴、刘志波因本案于2014年11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顺发公司向陈泽兴、刘志波赔偿损失1521158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泽兴、刘志波称其于2014年5月30日起开始在顺发公司购买涉案的“止血鱼安”苯扎溴铵溶液用于鱼塘鱼类病害防治，陆续分了多次共购买了281瓶（其中有单据的161瓶），共支付的货款为1288元，未付货款960元。陈泽兴、刘志波在其承包的两处鱼塘中使用上述“止血鱼安”苯扎溴铵溶液后，导致200多亩鱼塘的罗非鱼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死亡。2014年7月16日，陈泽兴、刘志波向东莞市农业局电话投诉上述事宜。2014年7月18日，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执法人员到顺发公司进行检查，并抽取了被投诉兽药样品进行检验。2014年7月29日，广东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表明：根据标示生产单位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兽药产品核对函，称所抽检品不属于该公司生产的产品，该品应按假兽药处理。
2014年8月1日，东莞市农业局执法人员会同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执法人员再次到顺发公司调查取证，发现顺发公司共购进上述“止血鱼安”苯扎溴铵溶液150瓶，进货价3.5元/瓶，其中抽样4瓶，销售125瓶，销售价4元/瓶，损耗2瓶。库存19瓶，违法经营货值600元。2014年8月18日，东莞市农业局作出沙农（兽药）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顺发公司停止经营假兽药，没收库存假兽药19瓶，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罚款，即1200元；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一个月内改正未按规定实施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顺发公司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服，并于2014年8月21日交纳了罚款1200元。
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受厚街镇农林水务局关于组织渔业专家鉴定鱼的死亡原因的委托，在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赴原发地进行实地察看后，该站于2014年8月8日作出了《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及《东莞市罗非鱼鱼塘养殖参考》，对死亡原因分析认为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养殖的罗非鱼死亡原因之一是使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造成。对该鱼塘单位亩产损失价值为罗非鱼单位产值为6075元/亩。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也受厚街镇农林水务局委托进行鉴定，也于2014年8月8日作出了《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对死亡原因分析认为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养殖的罗非鱼死亡原因是使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造成。
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收到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关于协调处理水产养殖户投诉假渔药案件的请示》后，于2014年8月18日组织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采访，对死亡原因及罗非鱼存塘估值提供参考意见如下：一、死亡原因分析：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以及现场调查情况，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专家组认为使用假冒伪劣药物耽误了治疗时机，是造成罗非鱼死亡的原因之一。二、单位面积存塘罗非鱼价值评估：我市主养罗非鱼的鱼塘平均亩放规格为5-7cm的罗非鱼苗2250尾，养殖成活率约90%。该养殖场于2013年11月投放奥尼罗非种苗，放养规格为11朝，至发生事故时已养殖7个月，规格约350-400g/尾。故当时鱼塘单位面积罗非鱼存塘估值如下：1.罗非鱼单位面积（每亩）存塘量为1518.75斤/亩；2.罗非鱼单位面积（每亩）存塘估值为6075元/亩。
另查，陈泽兴与刘志波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了一份《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厚街镇厚街村及沙田镇杨公洲两处鱼塘，其厚街镇的鱼塘面积为120亩，沙田镇的鱼塘为80亩；双方各占50%的份额。陈泽兴于2011年1月1日与案外人王球签订了一份《鱼塘租赁合同》，由王球将位于东莞市厚街镇的120亩鱼塘出租给陈泽兴，租赁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每年租金为120000元。刘志波又分别于2014年1月1日从案外人陈灿培处租赁位于沙田镇杨公洲的66亩鱼塘及于2014年1月13日另一案外人处租赁鱼塘15亩。
顺发公司主张陈泽兴向其购买的止血鱼安是由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而东莞市农业局没收的止血鱼安则系由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上述两种止血鱼安均系由经销商罗张锁销售给顺发公司，故要求原审法院追加上述生产商及经销商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顺发公司同时向原审法院申请鉴定上述两种止血鱼安是否分别为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以及对罗非鱼死因进行科学鉴定，以确定陈泽兴、刘志波使用止血鱼安是否属于对症下药。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陈泽兴、刘志波提供的提货单、检验报告、沙农（兽药）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回复沙田水产养殖户投诉假渔药案件的参考意见、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东莞市罗非鱼鱼塘养殖参考、关于厚街镇厚街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光盘、证据登记保全清单、合伙经营协议、鱼塘租赁合同（厚街）、鱼塘租赁合同书（沙田）、补充协议、确认书、鱼塘转租协议，顺发公司提供的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GMP证书、产品介绍、送货单、收款收据、快递单、产品包装、相片，原审法院依法向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及东莞市农业局调取的本案的相关资料、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及东莞市农业局的复函以及原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产品责任纠纷，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一、刘志波是否本案的适格原告；二、陈泽兴、刘志波所养殖的鱼的死亡与顺发公司销售的药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陈泽兴、刘志波诉请的损失是否合法。
关于焦点一，虽然涉案的兽药是陈泽兴从顺发公司购买，但从陈泽兴、刘志波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鱼塘租赁合同（厚街）、鱼塘租赁合同书（沙田）、补充协议、确认书、鱼塘转租协议等证据显示，陈泽兴、刘志波是合伙承租厚街及沙田两处鱼塘，涉案的权益关系到陈泽兴、刘志波的合伙权益，刘志波有权作为本案的原告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确认刘志波为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焦点二，从厚街镇农林水务局委托的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所分别作出的《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显示，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养殖的罗非鱼死亡原因之一是使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造成，以及从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收到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的请示后，于2014年8月18日组织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采访而作出的死亡原因分析也认为使用假冒伪劣药物耽误了治疗时机，是造成罗非鱼死亡的原因之一。可见陈泽兴、刘志波所养殖的鱼的死亡与顺发公司销售的假冒伪劣药物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顺发公司依法应对陈泽兴、刘志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顺发公司主张要求追加生产商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及经销商罗张锁为共同被告，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可见，顺发公司主张的生产商及经销商并非必要的被告，其要求追加上述生产商及经销商作为共同被告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陈泽兴、刘志波的损失包含两部分，包括购买假冒伪劣药品的损失及200亩罗非鱼的损失。对于购买假冒伪劣药品的损失，陈泽兴、刘志波提交的提货单显示已支付的货款共1288元，未付货款960元，对于陈泽兴、刘志波未支付的货款并非其损失，原审法院对未付款部分不予支持，即顺发公司应向陈泽兴、刘志波赔偿的兽药损失为1288元。
对于200亩罗非鱼的损失，参照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所作出的《东莞市罗非鱼鱼塘养殖参考》中评估对该鱼塘单位面积亩产损失价值为罗非鱼单位产值为6075元/亩以及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对鱼塘单位面积罗非鱼存塘估值为罗非鱼单位面积（每亩）存塘估值为6075元/亩的认定，即损失为6075元/亩×200亩＝1215000元。
从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所以及从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所作出的罗非鱼死亡原因分析均认定陈泽兴、刘志波使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是造成涉案鱼塘的罗非鱼死亡的原因之一，现顺发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案涉罗非鱼死因进行科学鉴定，以确定陈泽兴、刘志波使用止血鱼安是否属于对症下药。因该两鱼塘的罗非鱼已清理完毕，已无鉴定的可能，原审法院对该申请不予支持。至于顺发公司提出对涉案的两种止血鱼安是否分别为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鉴定申请，因顺发公司对东莞市农业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异议，且该申请属于其与生产商、经销商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联性，原审法院对该申请也不予支持。
××，陈泽兴、刘志波在罗非鱼出现死亡后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其本身对涉案的损失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自身承担30%，即顺发公司应赔偿的损失为1215000元×70%＝850500元。两项合计为851788元（1288元＋850500元=851788元）。陈泽兴、刘志波主张超出部分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对超出部分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即顺发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陈泽兴、刘志波损失851788元；二、驳回陈泽兴、刘志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共18490元，由陈泽兴、刘志波共同负担6172元，顺发公司负担12318元。
顺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刘志波为本案适格原告是错误的。刘志波与顺发公司间不存在兽药买卖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志波与陈泽兴间存在共同承包鱼塘关系，刘志波庭后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不能证明刘志波与陈泽兴间存在合伙经营鱼塘关系。首先，陈泽兴、刘志波称双方共同承包了200亩鱼塘，并提交2011年1月1日签署的《鱼塘租赁合同》为证，但是陈泽兴、刘志波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是在2013年12月30日签署，明显不合常理。其次，刘志波提交的《确认书》显示，位于沙田镇的66亩鱼塘是在2014年1月1日通过转租方式取得，另外15亩鱼塘是在2014年1月13日才通过前述《鱼塘转租协议》取得。因此，陈泽兴、刘志波在2013年12月30日签署《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合伙经营以上鱼塘，是明显不合常理。再次，陈泽兴、刘志波约定合伙份额均为50%，但是刘志波在农业局陈述陈泽兴是大股东，刘志波是小股东，这是矛盾的。而且方耀强在农业局回答其是刘志波的工人，明显看出陈泽兴与刘志波不存在合伙经营鱼塘关系。最后，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回复沙田水产养殖户投诉假渔药案件的参考意见》、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及东莞市水产动物防疫检验站《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只提及陈先生厚街120亩鱼塘死鱼的情况，没有提及刘志波及沙田鱼塘的情况。综上，《合伙经营协议》并非真实，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原审认定陈泽兴、刘志波养殖的罗非鱼死亡与顺发公司销售的药物存在因果关系是错误的。首先，顺发公司销售的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止血鱼安并非假药，顺发公司是从经销商处购买，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广东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仅凭山西省鱼虾安水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兽药产生核对函即认定顺发公司销售的止血鱼安为假药，是错误的。虽然顺发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没有提出异议，但并不表示所抽检的样品就是假药。为证明顺发公司销售的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确系由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顺发公司已从该公司经销部另行购买止血鱼安，并要求法院进行对比鉴定，但法院却无理拒绝。其次，本案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陈泽兴、刘志波使用了顺发公司销售的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农业局没收并送检的止血鱼安是在顺发公司仓库取得，而非在陈泽兴、刘志波的鱼塘现场取得，这两份止血鱼安并不能划等号。农业局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报告指出，在案涉鱼塘发现的179个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空瓶，没有证据显示是从顺发公司处购买，而陈泽兴、刘志波提供的提货单（显示161瓶），亦无法证实属于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再次，陈泽兴还通过另外的非法渠道购买并使用了标注为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止血鱼安。陈泽兴在2014年10月23日农业局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其有从其他渠道购买标注为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止血鱼安，但却拒不告知该人身份。陈泽兴还承认其是拿着空瓶去顺发公司处购买止血鱼安。但是，原审却未对陈泽兴通过不能公开的秘密渠道购买的止血鱼安提出质疑，亦未对药物进行真假鉴定。最后，本案并无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罗非鱼的死亡是因使用假药耽误治疗时机造成的。虽然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及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出具的《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均认为罗非鱼死亡原因之一是适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造成，但是两份文件的文字内容几乎一致，且无专业技术人员签名。两份文件内容均未提到曾对漂浮死鱼进行采样化验，××，使用止血鱼安是否属于对症下药。事实上，从农业局和珠江水产研究所的报告中，均明确指出，即使陈泽兴、刘志波确实使用国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使用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是导致罗非鱼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与陈泽兴、刘志波的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三、原审认定陈泽兴、刘志波的罗非鱼损失为1215000元无理，且没有合法、有效证据证明。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及东莞市水产动物防疫检疫站的文件，只提到厚街120亩鱼塘但未提及沙田80亩罗非鱼的死亡及损失情况，陈泽兴、刘志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沙田80亩鱼塘的罗非鱼死亡及损失情况。原审认定存在200亩鱼塘死鱼损失没有依据。同是对死鱼规格的描述，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参考意见与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参考意见存在较大差异，参考意见随意性极大。而且作出参考意见的部门均是在事后，甚至在对鱼塘死鱼大部分已情理干净并做好无害化处理后才到现场查看，其评估纯属凭空想象。四、原审判决顺发公司对陈泽兴、刘志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产品侵权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构成要件是产品的缺陷与受害者的损害事实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受害人需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农业局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报告所述，案涉鱼塘现场发现的179个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空瓶，没有证据显示是从顺发公司处购买的，而陈泽兴、刘志波提供的提货单，亦无法证实是否属于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更为重要的是，该情况报告指出，即使陈泽兴、刘志波确实使用过案涉止血鱼安，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使用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是导致罗非鱼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因罗非鱼已清理完毕，已无鉴定可能，陈泽兴、刘志波根本无法举证证明案涉批次的止血鱼安与其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陈泽兴、刘志波无法举证证明其存在损失，更无证据证明其损失与顺发公司销售的药物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审判决顺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故顺发公司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陈泽兴、刘志波的诉讼请求。
陈泽兴、刘志波答辩称：一、陈泽兴、刘志波原审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承包协议等证据，并结合农业局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陈泽兴与刘志波是合伙关系，刘志波是适格原告。二、根据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出具的《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可证明罗非鱼由于使用了假药，耽误治疗时机而导致鱼的死亡，该证据已经达到民事案件的高度盖然性标准。顺发公司认为罗非鱼的死亡与其销售药物不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相关部门根据行业规范对陈泽兴、刘志波的罗非鱼进行估值，其结论合法有理。综上，原审认定认识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顺发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法院分别发函向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东莞市农业局调取沙田镇、厚街镇水产养殖户投诉假渔药案件进行调查的相关资料，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回复称，其于2014年8月8日及8月18日分别受厚街镇农林水务局和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委托协调处理水产养殖户投诉假渔药案件，专门组织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赴厚街镇和沙田镇两原发地进行实地查看，由于受委托时间与原发时间相距较长，现场已作处理，只能结合两镇街提供和现场了解的情况，参考罗非鱼养殖技术规范和东莞市水产养殖实际，对委托事项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性参考意见。原审法院从东莞市农业局调取的材料显示，由顺发公司负责人宋琼付提交了“止血鱼安”的宣传资料，显示止血鱼安的适应症为：消毒剂，主要用于淡水鱼、海水鱼、甲鱼、鳗鱼等水产养殖水体细菌的灭杀，可广泛用于鳗鱼、鲫鱼、鳊鱼、鲢鱼、鳙鱼、罗非鱼、××。
再查明，厚街镇农林水务局、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分别委托了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对陈泽兴、刘志波鱼塘死鱼原因进行分析，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先后作出《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关于沙田镇养殖户刘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显示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分别对厚街镇的120多亩鱼塘、沙田镇的80多亩鱼塘的罗非鱼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并作出相同的死亡原因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当对顺发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刘志波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陈泽兴、刘志波所养殖的罗非鱼的死亡与顺发公司销售的药物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损失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陈泽兴、刘志波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显示，陈泽兴与刘志波合伙经营厚街及沙田两处鱼塘合计200亩的鱼塘，而对于该200亩鱼塘的取得，陈泽兴、刘志波提交了相关的租赁合同予以佐证。陈泽兴已确认其与刘志波合伙经营案涉鱼塘，故刘志波对于上述200亩鱼塘享有权益，刘志波有权基于案涉鱼塘的损失向侵权人主张权益，其应当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顺发公司对刘志波的原告身份提出异议，但其并无相反证据可推翻陈泽兴、刘志波的证据，本院对顺发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对于陈泽兴、刘志波的鱼塘于2014年7月份出现罗非鱼连续大面积死亡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对于案涉鱼塘出现死鱼的原因，厚街镇农林水务局委托的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分别作出的《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沙田镇虎门港农林水务局委托的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作出的《关于沙田镇养殖户刘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均显示罗非鱼死亡原因之一是使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该证据足以证明陈泽兴、刘志波的鱼塘出现罗非鱼大面积死亡与使用假冒伪劣药物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顺发公司对该关联性予以否认，但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可推翻前述《关于厚街镇厚街村养殖户陈先生鱼塘死鱼原因分析参考意见》，故本院对顺发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
再次，陈泽兴于2014年5月30日从顺发公司处购买了“止血鱼安”药物，而顺发公司所销售的该药物，经东莞市农业局查证属于假药。东莞市农业局对此向顺发公司作出行政处罚，顺发公司对东莞市农业局的行政处罚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服从东莞市农业局的认定。因此，对于东莞市农业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顺发公司否认其销售的药物为假药，但其并未推翻东莞市农业局的行政处罚，故本院对顺发公司的该主张亦不予采纳。鉴于顺发公司销售的案涉药物被认定为假药，陈泽兴从顺发公司处购买上述药物后，案涉鱼塘即因使用假冒伪劣药物而出现大面积死鱼，本院有理由相信案涉鱼塘的损失与顺发公司销售假药间具有因果关系。
最后，尽管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东莞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出具参考意见均认定罗非鱼死亡原因之一是使用假冒伪劣药物延误治疗时间造成，但是，××，而该意见并未认定罗非鱼死亡是由于使用假冒伪劣药物直接导致，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导致罗非鱼死亡的因素。原审认定顺发公司对陈泽兴、刘志波的鱼塘损失负主要责任，有所欠妥，本院认为顺发公司与陈泽兴、刘志波应对鱼塘损失负同等责任为宜。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结合实际情况，本案并不存在查明实际死鱼量的客观条件，故本案应当结合损失亩数和和单位产值来认定损失。首先，关于鱼塘单位亩产损失问题。尽管东莞市海洋渔业局出具的《关于回复沙田水产养殖户投诉假渔药案件的参考意见》与东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出具的《东莞市罗非鱼鱼塘养殖参考》中对罗非鱼单位亩产损失的具体计算存在出入，但两份意见均认为罗非鱼单位亩产为6075元/亩，其应作为计算鱼塘损失的依据。其次，关于损失鱼塘的亩数问题。根据我市相关职能部门的查明情况可知，陈泽兴、刘志波在厚街镇、沙田镇承包的鱼塘均出现罗非鱼大量死亡的情况。陈泽兴、刘志波共承包了200亩的鱼塘，其主张损失鱼塘亩数为200亩，本院予以采信。最后，结合前述认定，原审认定鱼塘损失为6075元/亩×200亩＝121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前述责任认定，顺发公司应当承担鱼塘损失部分计1215000元×50%=607500元。至于原审认定陈泽兴、刘志波购买假药损失1288元，顺发公司并未对此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因此，顺发公司共应向陈泽兴、刘志波赔偿损失合计607500元+1288元=608788元。对于陈泽兴、刘志波超出上述认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顺发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沙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沙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东莞市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陈泽兴、刘志波损失608788元；
三、驳回陈泽兴、刘志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18490元，由陈泽兴、刘志波承担9200元，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承担9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18元，由陈泽兴、刘志波承担3514元，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承担88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黎淑娴
代理审判员 黎棣华
代理审判员 陈锦波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爱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