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7行初19号
原告：詹大胜，男，195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刚，贵州顺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贵州顺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余庆县关兴镇人民政府。地址：余庆县关兴镇街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0887。
法定代表人：徐锋，系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地址：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
法定代表人：王飞，系该县县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俞布仁，系该县副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习洋溢，系余庆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余永仙，女，1933年2月12日出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
第三人：刘明书，男，1962年4月出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
第三人：张明强，男，1952年1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
原告詹大胜与被告余庆县关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关兴镇政府）、余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庆县政府）、第三人余永仙、刘明书、张明强林地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詹大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刚、赵军、关兴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余庆县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俞布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习洋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余永仙、刘明书、张明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詹大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关兴镇政府作出的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请依法撤销。同时，请贵院对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并予以撤销；2.恳请贵院依法确认争执地“下涝田后坎”的林地使用权归詹大胜户享有；3.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关兴镇政府、余庆县政府承担。事实及理由：争执地“下涝田后坎”，四至边界上岩贤，下燕沟，左出水洞，右刘明书。该地在1982年由当时的九老村委会江南生产队分配给詹大胜户耕管，并颁发了余林自字第46503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且余庆县《自留山林及零星树木登记表》也记载为詹大胜户享有，詹大胜户自分得该林地后一直管理至今。1997年詹大胜户与刘明书因林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该案经九老村委会作出处理意见后，关兴镇政府1998年7月29日再次根据调查了解，作出关府处（1998）2号文件，明确双方林地边界以“张明瑞责任田（巴叶田）右田角对卡门左岩贤边界处拉直为界，界线左面属于詹大胜管理使用，右面属于刘明书管理使用”。在该案的处理过程中，余永仙之夫詹大权还给詹大胜出面证实，证明自己1982年自留山证上的下涝田一幅是错填，是划分给詹大胜，并一直由詹大胜在经营管理的事实。该案经过处理后一直相安无事。然而时隔13年后的2011年，余永仙突然提出“下涝田后坎”的权属要求，为此，詹大胜开始了六年之久、反反复复的行政确权、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马拉松式的维权之路，该案给詹大胜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均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仅如此，余永仙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怂恿刘明书推翻1998年关兴镇政府作出的关府处（1998）2号文件，勾结与本案无关的张明强加入本案纷争，企图以多欺少瓜分詹大胜“下涝田后坎”林地。本案经关兴镇政府历年来多次进行确权，然而关兴镇政府在处理本案时至始至终偏袒于第三人，罔顾事实真相，枉法裁判。关兴镇政府2017年6月21日作出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詹大胜不服申请余庆县政府行政复议，余庆县政府维持了关兴镇政府的处理决定。詹大胜认为，关兴镇政府和余庆县政府处理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依法应当撤销。理由如下：詹大胜提交的余林自第46503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所记载的“下涝田后坎”与《自留山林及零星树木登记表》、《詹大权口述证实》，以及刘明志、詹林出具的证实，相互佐证，充分证明了争议林地“下涝田后坎”权属归詹大胜享有的事实，而关兴镇政府却以46503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记载的第三幅山林系由2000年左右由刘明志私自填写的为由予以否定，明显是在歪曲事实；关兴镇政府既然否定了余永仙提供的第46505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其显然不能享有争执地的权属，关兴镇将争议林地一分为二，毫无事实依据；关兴镇政府在处理边界争议时认定错误，詹大胜的“下涝田后坎”林地与刘明书的林地边界，早在1998年就已经有了定论，张明强的林地与争执地之间，一直以来就是以堰沟为界，张明强提交的2001001号村民责任山林证，系张明强的亲戚为其私自填发，不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而关兴镇政府在明确本案权属时，既将争执地的林地所有权明确给关兴镇关兴村江南组所有，又将争执地林地所有权明确给詹大胜和第三人所有，关兴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但适用法律错误，还自相矛盾。故詹大胜特提起诉讼，请求在撤销二被告错误处理决定的同时，依法确认争执地“下涝田后坎”的林地使用权归詹大胜享有，以维护合法权益。
关兴镇政府辩称：在受理余永仙的申请后，走访调查了当地群众，到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并邀请了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予以勘验，通知双方当事人实地指界，经过反复给当事人做调解工作，但均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综合材料及实际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了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书符合当地实际，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余庆县政府辩称：1、我府作出的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在受理复议申请后，依法向詹大胜、关兴镇政府、第三人送达了相关材料，并在复议过程中，审查了关兴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了（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詹大胜的理由不成立。对关兴镇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审查，关兴镇政府对事实的认定有调查笔录、现场勘验图、《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的佐证，故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詹大胜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余永仙、刘明书、张明强未出庭自述。
关兴镇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余永仙申请书，证明2015年3月20日，余永仙向关兴镇政府申请对“下涝田山林”确权。经质证，詹大胜认为2015年的决定已经被县政府撤销了。
第二组证据：张启诗调查笔录、2015年3月30日刘明志、余永仙、康明志、丁科银、张明强调查笔录，证明争执地权属归余永仙享有。经质证，詹大胜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与事实不符，不具有真实性；在调查笔录中调查人有六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执法资格不清楚，不具备合法性；对刘明志的调查笔录，1998年其所提供的证词与该份调查笔录互相矛盾。
第三组证据：詹林、詹大鹏、娄芳美、詹大刚、詹德才调查笔录，证明争执地是由詹大胜家在管理。经质证，詹大胜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部分内容有意见，詹大鹏调查笔录与1998年提供的证词相矛盾。
第四组证据：2015年4月2日刘明志调查笔录，证明土地下户时，下涝田是分给詹大权一家的，没有证实该幅山林错划给詹大权，证实材料上是其本人签的字，但是在詹大胜的错误引导下签的字，还证明詹林写詹大权口述证实其没有在场的事实。经质证，詹大胜认为刘明志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五组证据：1、余发漯调查笔录，证明其不知道该幅山林的情况，写证实是詹大胜要求的，具体边界都不清楚；2、詹林调查笔录，证明写口述的情况，有余永仙、詹大权、詹大胜夫妇、詹林在场，詹大权的山林证在詹大胜手里，两家都有证，证上都有这幅山林；3、詹大胜调查笔录，证明下涝田是詹大胜的，四至界限为：面朝山林，左至出水洞、右至卡门老路直下、下至巴叶田角直上对卡门，上至岩悬，下至堰沟。证人都是詹大胜叫来证实的，证明该幅山林是詹大胜家的，山林证上的第三幅是刘明志后来补填上去的。对詹大权的山林证在其处保管不予认可；4、张明英调查笔录，证明证实材料上的签名都是证人喊签的；5、刘明志调查笔录，证明原划山林证实材料、余林自字第46503号上的地名、亩分、日期均不是其所填写的。经质证，詹大胜认为余发漯调查笔录与1998年的证实材料相互矛盾，不客观不真实；对詹林的调查笔录符合案件的真实性；詹大胜、张明英的调查笔录不具备证据的三性；刘明志的调查笔录所述不真实。
第六组证据：1、2015年6月11日张明强调查笔录，证明双鼻孔（争议地）是张明强家的，四至界限为：面朝山林，上至下涝田面坎直过，下至变压器公路，左至双鼻孔大沟直上底下涝田田角，右至巴叶田左角直上底斜大路刘明书、詹大权边界。有林权证2001001号责任山林证予以证实；2、2015年6月11日张明香调查笔录，证明有余庆县政府第47569号林权证予以证实；3、2015年6月12日王明康调查笔录，证明张明强所持2001001号证系王明康填写，且是在詹大胜与张明强协商好后填写的事实。经质证，詹大胜认为张明强的调查笔录所述的边界不客观真实，只能证明争执地是詹大胜家的而不是詹大权家的；张明香的证言不能证明任何问题；王明康的证言不具备真实性及合法性。
第七组证据：1、原划山林材料、九老村委会山林纠纷意见、詹大权口述证实、詹林证实、康光乾、詹大刚、詹大志、詹大鹏、詹大常的证实，46503号社员自留山证，自留山林及零星树木登记表，该组证据由詹大胜提供给关兴镇政府；2、现场勘验图纸及2015年6月11日现场勘验笔录，证明詹大权、张明强、刘明书、詹大胜的山林界；3、张明强第2001001号山林证，证明其责任山林的地名及四至界限；4、刘明书第47569号山林证，证明其责任山林的地名及四至界限；5、詹大权第46505号山林证，证明其责任山林的地名及四至界限；6、林地纠纷现场勘验报告及现场勾绘图，证明对现场进行了勘察；7、关府行决字（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将争执地确认给了申请人余永仙；8、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詹大胜对（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不服而提起行政复议的事实；9、关府行决字第（2015）03号决定，证明关兴镇政府以该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对（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予以撤销，并决定重新调查处理；10、余府行复终字第（2015）18号终止行政复议案件决定书，证明詹大胜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程序已经终结。经质证，詹大胜对1号证据无异议；现场勘验图纸及记录不客观，将争执地写成詹大权山林显然是关兴镇政府先入为主，与本案事实不符；对张明强的山林证没有看到原件，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对刘明书山林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詹大权的山林证三性均有异议，提供的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第7到第10号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关兴镇政府在处理本案中有很大的过失。
第八组证据：1、争议林地勘察图，证明关兴镇政府派人到现场勘察的事实；2、关于“下涝田后坎”山林经营权管理继承一事的证实材料，证明在詹大权去世后，争执地由余永仙继承经营管理的事实；3、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关兴镇政府依法对争执地作出了处理的事实；4、送达回证四份，证明向詹大胜、余永仙、江南村民组张明强、张明香送达了决定书的事实；5、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余庆县政府对关兴镇政府作出的（2017）1号决定书予以维持的事实；6、关府处（1998）2号处理决定书和余府行复决字（2013）06号，证明（1998）2号决定书余庆县政府予以撤销的事实。经质证，詹大胜认为争议林地勘察图图纸不清晰，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下涝田后坎”山林经营权管理继承的书面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书写的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由余永仙经营管理。
余庆县政府对关兴镇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均无异议。
余庆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证明案件来源。案件审批表、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程序合法。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程序合法。经质证，詹大胜、关兴镇政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证明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质证，詹大胜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关兴镇政府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程序合法。经质证，詹大胜、关兴镇政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詹大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举出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关府行决（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关兴镇政府以第三人余永仙的申请，作出了第1号处理决定书，原告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余庆县政府维持了关兴镇政府的处理决定的事实。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46503号）、自留山林及零星树木登记表、《詹大权口述证实》及《原划山林》证实材料、詹林《证实》材料、康光乾、余发漯等人《证实》材料，证明：1、原告对争执地“下涝田后坎”享有合法权属，且一直由原告在经营管理的事实；2、1982年填发在第三人户自留山林证中系错误填发的事实。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
第三组证据：九老村对詹大胜和刘明书两家山林纠纷的意见、关府处（1998）2号处理决定书，证明1997年原告与第三人刘明书为争执地发生边界纠纷，当时的九老村委会、关兴镇政府对争执地“下涝田后坎”的权属作出了认定，认定争执地属于原告的事实。虽然意见只是九老村委会的单方意见，关兴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后来被撤销，但这两份证据能够说明两点，一是当时村委会、镇政府的意见是争执地的权属归原告户享有，二是当时原告并没有与第三人余永仙就争执地发生争执，争执地一直由原告户在管理的事实。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
第四组证据：关兴镇政府1997年度关于处理詹大胜、刘明书山林纠纷案的卷宗材料，包括处理决定书、自留山林及零星树木登记表等，有关兴镇政府加盖印章，证明被告认可的事实。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詹大胜的证明目的。
第五组证据：收条，证明被告在2015年行政确权过程中将原告的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原件收去，准备用于鉴定的事实，但被告最终没有进行鉴定。该事实已充分说明原告所持有的山林证系合法有效的。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与本案无关。
第六组证据：刘明书的自留山证，证明被告认定争执地南以巴叶田左田角对直岩悬为界没有事实依据。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第七组证据：关兴镇政府关府行决字（2012）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关府行决字（2015）第03号关于撤销（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证明由于被告关兴镇政府长期以来不作为，乱作为，给原告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造成了巨大损失，造成本案至今未能了结。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关兴镇政府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余永仙、刘明书、张明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关兴镇政府提供的第一、七、八组证据，余庆县政府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詹大胜提供的第一、三、四、五、六、七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关兴镇政府提供的第二、三、四、五、六组证据，詹大胜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本院将综合其余证据，作为参考依据使用。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提供的证据分析，本院确认下列事实：
詹大胜与詹大权（已故）、刘明书、张明强均系余庆县关兴镇江南村民组村民，余永仙与詹大权原系夫妻关系。1997年，詹大胜与刘明书曾就“下涝田后坎”山林的边界争议问题发生纠纷，九老村委会于1997年11月29日作出《九老村对詹大胜和刘明书两家山林纠纷的意见》，分别对两家的边界进行了划分，其中詹大胜的边界系依据詹大权的山林证进行明确。1998年7月29日，关兴镇政府下发关府处（1998）2号《关于对九老村江南组刘明书与詹大胜山林边界纠纷的处理决定》，对詹大胜与刘明书的边界问题再次进行了明确，并在处理决定中载明：詹大胜这幅山林，当时错填在詹大权山林证上，后经詹大权、詹大胜协商，经九老村委会认定：“下涝田后坎”这幅山林为詹大胜管理使用。刘明书于2013年3月14日向余庆县政府申请撤销关府处（1998）2号《关于对九老村江南组刘明书与詹大胜山林边界纠纷的处理决定》。2013年，余庆县政府下发余府行复决字[2013]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关兴镇政府未查清詹大胜为什么以詹大权“下涝田后坎”山林主张权利的事实，加之送达的程序不合法，故撤销了关府处（1998）2号《关于对九老村江南组刘明书与詹大胜山林边界纠纷的处理决定》。2015年3月20日，余永仙认为“下涝田后坎”应属其所有，故向关兴镇政府申请进行确权，关兴镇政府经过调查后于2015年9月6日作出关府行决字（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地（东“下涝田后坎”到张明强山林斜路边界，南出水洞到下涝田田后坎，西岩悬，北以巴叶田左角对直斜路到岩悬）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余永仙。处理决定作出后，詹大胜不服，于2015年11月4日向余庆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2月9日，关兴镇政府作出关府行决字（2015）03号《关于撤销（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因发现原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撤销了2015年9月6日作出的关府行决字（2015）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明确该纠纷将重新调查处理。2017年6月21日，关兴镇政府作出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余永仙提供的余林自字第46505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系复印件加之证中记载填发的是2幅山林，实际填发的是3幅山林，虽然证中记载的第3幅山林地名为“下涝田后坎”的山林四至包含了余永仙所主张的林地，但该证存在瑕疵，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不能够作为处理该争议的依据，故不予采信。第三人江南村民及部分群众的证人证言虽然证明其申请人主张林地属于余永仙所有，但无书证予以佐证。詹大胜提供的余林自字第46503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证中记载的填发的是1幅山林，实际填发的是3幅山林，虽然证中记载的第3幅地名为“下涝田后坎”的山林四至包含詹大胜所主张的部分林地，但该记载是后面私自补填的，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不能够作为处理该争议的依据，故不予采信。詹大胜提供的《自留山（包括房前屋后）另星树木登记表》虽然能证明部分林地属于詹大胜所有，但该证据的来源为詹大胜提供，其不能说明来源，而且无单位组织印章，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不能够作为处理该争议的依据，故不予采信。詹大胜提供的关兴镇政府作出的（1998）2号决定书，已经被依法撤销，故在本案中不予采用。詹大胜提供的《九老村对詹大胜和刘明书两家山林纠纷的意见》系詹大胜与刘明书之间发生争议而产生的与余永仙无关联，加之原九老村不能对林地进行处理决定，不能作为处理该争议的依据，故不予采信。詹大胜提供的《詹大权口述证实》不能够证明是詹大权所说，加之不是林权凭证，不能作为处理该争议的证据，故不予采信。刘明书提供的余林自字第47569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张明强提供的2001001号村民责任山林证，是合法有效的林权凭证，经现场查看其四至包含其分别主张的林地，并且二证相互印证，其主张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七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决定如下：一、争议林地四至东至下堰沟（卡门和出水洞对下堰沟），南至出水洞对直堰沟为下涝田为界，北至巴叶田角右上堰沟至卡门为界，西至岩悬，出水洞到卡门以岩悬为界。林地所有权××村××村民组；二、争议林地四至西至岩悬，南至出水洞到下涝田田后坎，东至“下涝田后坎”到张明强山林斜路边界，北至以巴叶田左角对直斜路到岩悬，其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按照各半的原则进行划分，北面归余永仙所有，南面归詹大胜所有；三、争议林地四至西至岩悬（小岩），南至以巴叶田左田角对直岩悬，东至斜路，北至卡门到斜路，其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刘明书所有；四、争议林地四至西至斜路，南至下涝田田面坎，东至堰沟，北至巴叶田左田角至斜路，其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张明强所有。该处理决定作出后，詹大胜不服，并于2017年8月18日向余庆县人民政府提出了复议申请。2017年11月3日，余庆县政府作出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关兴镇政府有权作出处理。詹大胜与余永仙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关兴镇政府根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之规定，按有利于生产管理和林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原则处理争议地，符合法律规定，故决定维持关兴镇政府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的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作出。被告关兴镇政府在认定争议林地“下涝田后坎”的权属过程中，首先是依据刘明志的陈述，即认定詹大胜所提供的46503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中第3幅山林系刘明志私自填上取的，但刘明志在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2日、2015年4月28日三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及所签名并提供给詹大胜的证实材料，存在自相矛盾，故直接采信证人部分证言不具有说服力；其次，詹林、詹大鹏的调查笔录及詹林提供的证实材料，能客观反映詹大胜管理“下涝田后坎”的事实，但该事实并未得到关兴镇政府的采信；关兴镇政府根据刘明志、余永仙、康明志、丁科银、张明强的调查笔录，认定余永仙享有“下涝田后坎”权属，但康明志、丁科银的证言中并未提及争议林地“下涝田后坎”登记在詹大权名下且由詹大权、余永仙在实际管理；第三，在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将林地的所有权既明确给关兴镇关兴村江南组，又明确给余永仙、詹大胜、刘明书及张明强，违背了法律规定。
即使现有的证据均不足以直接证明林地权属，但争议林地的承包至今已逾三十年，林地争议往往关系林地中的林木的权属，关系实际管理人的重大合法权益，林地的实际管理对林地权属的判断有重要关系，故行政机关应在对实际管理行为均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再适用公平原则处分更具说服力。
综上所述，关兴镇政府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的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存在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余庆县政府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的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也应一并予以撤销。关于詹大胜请求确认争执地“下涝田后坎”林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因林地的权属并非由人民法院进行确定，应由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确权过程中根据其查明的事实进行断定，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余庆县人民政府履行复议程序合法，但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不当。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关兴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的关府行决字[2017]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二、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的余府行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驳回詹大胜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关兴镇人民政府负担。该款詹大胜已预交，限关兴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给詹大胜。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正勇
审 判 员 华 嵩
人民陪审员 谢 兵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朱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