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8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甲，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委托代理人：陈伟俊，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文英，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乙，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委托代理人：梁思充，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谢某，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上诉人张某甲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3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乙与谢某于1997年1月30日登记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谢某与张某甲发生不正当的情人关系。谢某与张某甲相处期间，未经张某乙同意，于2015年9月27日和2015年12月1日，通过其个人账户两次分别支付5000元及102000元合计107000元给广东广物众益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为张某甲购买一辆大众牌（途观）小型汽车，该车登记在张某甲名下，现由张某甲使用。
2016年4月29日，谢某（甲方）与张某甲（乙方）达成《协议》，载明：“今由于甲乙双方产生感情纠纷，产生经济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一次性偿还甲方贰万伍仟元正，双方不再相互纠缠，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张某乙在该协议上签名，并注明“同意上述协议，已收25000元”。庭审中，张某乙称签订该协议时，不知道谢某为张某甲付款买车的事实，认为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包括107000元购车款，且协议显失公平。张某甲认为签订该协议时张某乙知道购车的事实，协议明确了双方不再有任何纠纷。谢某称张某甲偿还的25000元，是归还以前的50000元借款，签订协议时张某乙不知道购车款的事实。庭审后，谢某提供了借款给张某甲的银行交易明细。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关于谢某给予张某甲的107000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中，谢某与张某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约定共同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张某甲未提供证据证明谢某与张某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故认定谢某与张某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谢某给予张某甲的107000元，应当属于谢某与张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乙是涉案财产共有人，有权提起诉讼。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张某乙在签订协议时是否知道谢某为张某甲支付购车款的事实，三方的纠纷是否经协议解决。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谢某将107000元无偿给予张某甲购买车辆，张某甲实际接收了上述款项并购买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双方已达成了赠与的合意，因此，谢某给予张某甲107000元的行为构成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本案中，谢某将共有财产赠与他人，是一项重要决定，超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没有征得张某乙同意，取得一致意见，损害了张某乙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赠与有暧昧关系的人，有违社会公德，赠与行为应为无效。谢某与张某乙的财产并未分割，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行为应属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无效。因此赠与无效后，张某甲应当全部返还。其次，2016年4月29日的《协议》虽然载明“双方不再相互纠缠，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但并没有明确指明对赠与财产纠纷进行处理，张某乙也不知道赠与事实的存在，因此，应认定该协议不包括处理赠与的财产。另一方面，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谢某赠与财产给张某甲是基于不正当的暧昧关系，感情不是商业行为，有付出不一定有收获，在双方均为成年人的情况下，应当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张某甲取得财产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返还财产对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于2016年9月30日判决：张某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张某乙、谢某107000元。
判后，上诉人张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张某乙对购车行为知情，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中，张某乙及谢某主张《协议》是为了解决6.25万元的借款而签订的。但是上述所谓借款中的5万元，是谢某向张某甲的还款，谢某从未向张某甲出借款项，剩余的1.25万元是谢某支付给张某甲的奖金。因此。张某乙及谢某主张《协议》是为解决6.25万元的借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即使剩余1.25万元确实为借款，但《协议》签订后，张某甲向谢某及张某乙支付了2.5万元，明显超过了张某乙及谢某的所谓应得款项1.25万元。如果张某乙对谢某的赠与行为不知情，《协议》不是为了解决包括购车款在内的经济纠纷，那张某甲作为受害者，又何必向张某乙及谢某支付明显超过应当给予的补偿呢？张某乙主张其对购车行为不知情，但其并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谢某作为张某乙的丈夫，与张某乙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书面材料或出庭发言严重偏离事实，不能单独根据其证据材料即认定张某乙对于购车行为不知情。2.《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处理购车款，《协议》中约定的经济纠纷已经包含了张某乙主张的购车款及其他发生于《协议》签订之前的所有纠纷，张某乙重复主张无法律依据。首先，《协议》的签订是张某甲、张某乙和谢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张某甲已经在协议签订之日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因此，《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其次，张某甲、张某乙和谢某是普通公民，未经过系统的法律培训，其签订的《协议》不可能将发生的每项纠纷都事无巨细地表述出来，虽为解决购车款的赠与行为，只能在办案民警的主持下，概括性将三方之间的所有纠纷一次性解决。只要《协议》中表明是为了消除三方之间的所有经济纠纷，即可视为是三方对购车款的一并处理。《协议》中约定的纠纷范围应为“购车款在内，协议签订之前的所有纠纷”，而张某甲购车行为发生于2015年，是在签订《协议》之前，因此，购车款项也应当属于《协议》的解决范围内的。最后，《协议》的签订是在公安民警的主持下，约定“双方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是对三方之间存在的购车款等纠纷一次性解决，无论是张某乙提出的返还购车款或者谢某提出的所谓借款，都已经在《协议》中处理完毕了，双方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3.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款项属于谢某与张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谢某仍有权处分一半财产，同时张某甲已向谢某、张某乙给付5．5万元，但原审却并未扣除。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原则上夫妻均等分配，一方有权处理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因此，即使涉案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某乙仅能主张其中的一半。且张某甲于2015年11月23日向谢某给付3万元，并于《协议》签订当日向张某乙给付2.5万元，而原审却对张某甲已经返还的5.5万元并未作任何处理。据此，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张某乙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张某乙辩称：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某甲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谢某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张某甲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某甲与谢某、张某乙已就三方之间的感情和经济纠纷，达成了书面协议，张某甲也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偿还义务。张某乙主张该协议约定的经济问题不包含本案所诉的购车款，由于该协议明确约定“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且购车行为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根据上述规定，在张某乙未能举证证实其该项主张的，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某甲上诉主张协议签订前的所有经济纠纷均已处理完毕，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337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1220元、二审受理费2440元，共计3660元，均由张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咏梅
审判员 苗玉红
审判员 钟淑敏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