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0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贵溪市建设路436号。
法定代表人：林铁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莹，湖北邦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荣宏。
委托代理人：吴宪安，荆门市掇刀区掇刀石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信钢伟业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夜明珠路56号。
法定代表人：刘云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荆门市漳河新区响岭路（楚天城一号楼）。
法定代表人：鲜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运明，该公司职员。
原审被告：彭万清。
原审被告：周运兵。
上诉人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荣宏、被上诉人宜昌信钢伟业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钢伟业公司）、被上诉人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通公司），原审被告彭万清、原审被告周运兵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4）鄂东宝漳民初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4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四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莹，被上诉人杜荣宏的委托代理人吴宪安、被上诉人信钢伟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华、被上诉人汉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运明、原审被告彭万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运兵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7月6日下午5时许，信钢伟业公司荆门负责人杨明打电话给彭万清的吊车打理人郑于权，让其安排吊车和人员到四冶公司在荆门的施工地即荆门市汉通楚天城23号楼吊卸钢材，郑于权接到通知后，安排了彭万清雇请的吊车司机周运兵将吊车开到现场，并通过搬运工班长邓长云通知搬运工杜荣宏和王兵到达现场帮助扎捆钢材。由于将钢材吊卸至二楼，操作难度较大，周运兵不愿意吊卸，后杨明经与郑于权、周运兵及四冶公司相关人员沟通协商，口头约定将钢材吊卸至楚天城23号楼二楼，吊卸报酬由平常的10元／吨调整为15元／吨，由施工方四冶公司支付。周运兵驾驶的吊车在起吊钢材的过程中不慎将在装载钢材汽车的侧边挡板上等待作业的杜荣宏的裤腿挂住，致使其从车上摔倒至地上。杜荣宏受伤后被送至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33天，支出医疗费141049.82元，其中40286.11元由医保支付。经荆门今宋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伤残等级为二级，后期治疗费12000元，赔偿指数为90%，护理等级为完全依赖护理，护理人员一人。杜荣宏的父亲孙海龙（1944年5月15日出生）、母亲杜祖香（1947年6月6日出生），二人均为农业户口，育有杜荣宏、杜荣升、孙齐、孙荣华四子。杜荣宏生育一子杜永晨（生于1999年8月4日），农业户口。
同时查明，信钢伟业公司与汉通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书》，约定由信钢伟业公司负责将钢材运至汉通公司的施工现场即荆门汉通楚天城，相关运杂费由信钢伟业公司承担，货到现场后卸车事宜由汉通公司自行承担。
另查明，信钢伟业公司作为钢材供应商将钢材运送至荆门汉通楚天城建设工地，供应给建筑施工方四冶公司后，由其项目负责人杨明填制一式三联的出库单交由建筑施工方（钢材需方）项目负责人林宝安签字确认，以便于事后结算。根据行业习惯，吊卸费一般由建筑施工方负担，吊卸工作完成后，建筑施工方未当场支付吊卸费的，由钢材供应商先行垫付，然后连同钢材货款在工程发包方（开发商）与建筑施工方结算工程款时一并予以抵扣。2013年7月6日，彭万清为四冶公司吊卸40.92吨钢材至指定位置，后其妻张梅和吊车打理人郑于权经杨明协调到四冶公司领取了610元吊装费。本案侵权事故发生时，周运兵尚未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
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290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15750元，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23693元，建筑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8766元。
因杜荣宏与彭万清、周运兵、信钢伟业公司、四冶公司、汉通公司未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遂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彭万清、周运兵、信钢伟业公司、四冶公司共同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22617.12元，汉通公司承担受益人的补偿责任，并由彭万清、周运兵、信钢伟业公司、四冶公司共同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原判认为，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在合理划分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之前，必须厘清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杜荣宏受彭万清雇请，为其从事钢筋搬运捆扎工作，由彭万清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形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法律关系。周运兵受彭万清雇请，为其从事吊车吊卸作业，由彭万清向其支付报酬，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致杜荣宏受伤，双方之间形成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法律关系。彭万清通过信钢伟业公司荆门负责人杨明联系并与四冶公司口头约定，由彭万清按照四冶公司的指示将钢材吊卸到指定位置，工作成果完成后，四冶公司向彭万清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信钢伟业公司荆门负责人杨明电话协调彭万清和四冶公司由彭万清将钢材吊卸至四冶公司建设工地即楚天城23号楼二楼，吊卸报酬由四冶公司支付，杨明只起了介绍和联络作用，未从中收取报酬，信钢伟业公司与四冶公司之间形成义务帮工责任纠纷法律关系。信钢伟业公司与汉通公司对钢材供需签订了书面购销合同，对交货时间、地点、运输方式、运输费用、卸货事宜等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纠纷法律关系。
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问题。周运兵在为彭万清提供吊卸钢材这一具有高度危险作业性质的劳务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和观察周围环境，查看有无致人伤害的安全隐患，但其未尽到谨慎提醒和注意义务，而导致杜荣宏受伤，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因此，周运兵应对杜荣宏的损害后果与彭万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周运兵是受彭万清雇请从事雇佣活动，彭万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周运兵追偿。杜荣宏在为彭万清提供劳务活动中，主要任务是将钢筋捆扎好后，交由周运兵用吊车吊卸到指定位置，其也应当充分观察周边环境，发现危险时，应尽量远离和避让，但其未尽到这一注意义务，其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杜荣宏因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故其自身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酌定彭万清承担50%的赔偿责任，杜荣宏自行承担20%的责任。彭万清与四冶公司之间形成承揽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四冶公司作为定作人，虽然不是与彭万清直接约定承揽事宜，而是通过信钢伟业公司荆门负责人杨明联系后，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且事后四冶公司依约向彭万清等支付了报酬，四冶公司作为定作人，在选任彭万清、周运兵等承揽人时，应当充分审查其有无施工资质，但其未尽到该义务，在选任上存在一定过失，因此四冶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酌定为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杜荣宏要求四冶公司与彭万清对其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信钢伟业公司和汉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损害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过错，四者缺一不可。本案中，信钢伟业公司与汉通公司虽然书面约定货到需方现场后卸车事宜由汉通公司自行承担，但本案实际情况是，吊卸钢材事宜是由信钢伟业公司荆门负责人杨明义务代为四冶公司联系，汉通公司根本不参与钢材运输、吊卸等事宜，吊装费事后由吊车车主彭万清妻子张梅到四冶财务上直接领取，汉通公司和信钢伟业公司均未向彭万清支付吊装费，也未收取吊卸钢材的任何报酬。信钢伟业公司和汉通公司与杜荣宏的损害事实缺少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过错三个构成要件，故信钢伟业公司和汉通公司不应对杜荣宏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公平责任原则，其适用范围应当是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并且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等三个归责原则调整的那一部分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本案中，杜荣宏的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已经受过错责任原则调整，其再要求汉通公司作为受益人按公平责任原则对其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关于彭万清提出的四冶公司要求其将钢材吊卸至楚天城23号楼二楼，增加了作业难度，延长了工作时间，且没有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的抗辩理由。原审认为，在吊卸钢材前，虽然周运兵因周围环境复杂、难度大等原因不同意，但后经杨明与郑于权、周运兵及四冶公司相关人员沟通，双方达成了一致，即卸货价格由10元／吨调整为15元／吨，视为双方对作业难度的增加和变更予以了认可，且事后按15元／吨的价格进行了结算，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定作人四冶公司当时也安排了相关人员在二楼对吊卸作业进行指挥，故对其上述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彭万清所有的吊车是否应该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的问题。根据我国工商管理条例相关精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因此彭万清在其经营吊车业务时，应当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虽然是2014年1月1日起实施，规定“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应适用该法，但早在2009年国务院公布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2010年7月1日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公布施行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中，均有关于起重机械的规定，前者详细规定了特种设备在使用时需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且需按照技术规范定期检验；后者规定了特种作业人员在上岗前必须接受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本案中，彭万清在从事吊车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向相关单位登记、接受检验，吊车作业人员周运兵应当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件方可从事吊车经营活动，但彭万清实际并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也未向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周运兵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批准时间为事故发生后的2013年8月30日，即事后取得，故四冶公司作为定作人在选任时，存在选任不当的过失。
关于杜荣宏第二次住院的医药费58679.76元，其中医保支付的40286.11元应否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扣减的问题。医疗保险支付项目和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下的医疗费均属于基于可补偿性损失产生的费用，对于基于可补偿性损失产生的费用应当坚持民法责任的“补偿性”原则，目的是弥补已经存在的损失，恢复已经遭受损害的社会关系，同时避免加重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负担，还可以避免在同一权益上因赔偿而获利。因此，杜荣宏对自己认可的已经在医保中赔付的40286.11元医疗费用应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扣减。
经审核，杜荣宏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下：医疗费100763.71元（141049.82-40286.11元）；后期治疗费12000元；残疾赔偿金412308元（22906元／年×20年×90%）；护理费485414.39元［（23693元／年÷365天×178天）＋（23693元／年×20年）］，杜荣宏主张485413.98元，予以支持；误工费，因杜荣宏在事故发生前主要在建筑工地从事搬运等工作，其主张按照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妥，予以支持，对误工时间各方均无异议，亦予以支持，为18905.06元（38766元÷365天×178天）；营养费，虽然杜荣宏提交的出院记录、出院诊断证明均无医嘱要求加强营养，但考虑到杜荣宏的伤情较为严重，且其并未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各方当事人亦均无异议，予以支持，为3560元（20元／天×178天）；被扶养人生活费42390元［（6280元×9年÷4人×90%）＋（6280元×13年÷4人×90%）＋（6280元×4年÷2人×90%）］；鉴定费22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30000元。以上共计1107620.75元，按照责任比例，彭万清、周运兵应连带赔偿553810.38元（1107620.75元×50%）；四冶公司应当赔偿332286.22元（1107620.75元×30%），剩余部分由杜荣宏自行承担。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彭万清、周运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杜荣宏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53810.38元；二、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杜荣宏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32286.22元；三、驳回杜荣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5元，由杜荣宏负担1177元，由彭万清、周运兵共同负担2943元，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65元。
宣判后，上诉人四冶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原判认定其公司为定作人存在错误，首先，原判认定四冶公司是定作人的证据是信钢伟业公司项目负责人杨明的陈述，而杨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依据；其次，卸货事宜由信钢伟业公司负责，然后凭借出货单到汉通公司结总账，由信钢伟业公司付款给承揽人，我公司与钢材卸载毫无关系；再次，聘请吊装人员的是信钢伟业公司项目负责人杨明，具有选任过失的人也应是信钢伟业公司；最后，适用行业交易习惯的前提必须是在没有约定或其他证据无法证明的情况下，而本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故原判“根据行业交易习惯，吊装费一般由建造施工方承担”的推论错误。2、原判程序违法，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发现认定的法律性质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一致时，应释明，并重新给予各方当事人举证期限。本案中，杜荣宏在起诉状中仅要求我公司承担擅自变更工作地点、增加工作难度的责任，而原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为定作人，变更了杜荣宏的诉讼请求，应重新给予我公司举证期限，但原审法院在我公司有申请的情况下，依然未给予，属程序违法。3、原判适用法律不当，原判在没有证据证明我公司为定作人，存在选任、指示或定作过失的情况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定我公司承担30%责任，存在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四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判决四冶公司不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杜荣宏答辩称，1、其在原审中要求四冶公司承担过错责任，至于四冶公司承担何种责任，其并未明确表明；2、吊装费用610元由四冶公司给付，四冶公司为定作人，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3、四冶公司请求不承担诉讼费用不能单独作为上诉请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信钢伟业公司答辩称，1、四冶公司未将信钢伟业公司列为被上诉人，要求信钢伟业公司承担责任不合法；2、原审认定四冶公司为定作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彭万清认为信钢伟业公司应该承担责任，因彭万清并非上诉人，其答辩理由应不能采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汉通公司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对汉通公司的判决，另，汉通公司虽与信钢伟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吊装费用由汉通公司支付，但实际是由信钢伟业公司支付。
原审被告彭万清答辩称，1、四冶公司是楚天城项目部的施工方，其利用其主导地位，强行更改了供货方与吊车方的合同约定，强令吊车方违规操作，导致了事故的发生；2、四冶公司负有施工现场管理和安保义务，其未尽到义务，应承担责任；3、由信钢伟业公司联系、安排吊车，汉通公司支付钢材吊装费，双方之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因我方没有吊车资质，信钢伟业公司与汉通公司应就选任过失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法院结合事实作出合理合法的判决。
原审被告周运兵未进行答辩。
四冶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1、D组团钢材统计表三张；2、对账函一张，拟证明吊装费由汉通公司给付信钢伟业公司。
杜荣宏质证称，此组证据并非新证据，且从上看不出2013年7月6日出事当次吊装费由汉通公司给付信钢伟业公司，吊装费一般按习惯是10元每吨，此次15元每吨，10元由汉通公司承担，5元垂直运输费用由四冶公司承担，四冶公司是定作人。
信钢伟业公司质证称，此组证据并非新证据，如果该组证据是真实的，恰好能够证明吊装费由汉通公司支付，与信钢伟业公司无关。
汉通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汉通公司只负责支付吊装费给信钢伟业公司，所有执行都由信钢伟业公司负责。
彭万清质证称，同杜荣宏意见一致。
周运兵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核认为，因证据上显示的钢材数量、到货日期与吊装费并非一一对应，单凭此组证据无法证明2013年7月6日出事当次吊装费由汉通公司给付信钢伟业公司，故该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中的事实争议焦点为：出事当次吊装费由谁支付。
原判认定出事当次吊装费由四冶公司支付，认定这一事实的依据是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对郑于权、张梅、杨明所做的笔录及汉通公司的出库单。因郑于权、张梅与彭万清，杨明与信钢伟业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其笔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出库单上显示的钢材数量与吊装费也并非一一对应，除2013年7月6日出事当次出库单上显示有钢材无吊装费外，2013年1月5日的出库单上也是如此，所以，仅有这两份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出事当次吊装费由四冶公司支付。相反地，出库单上显示的情况与彭万清在庭审中陈述的吊装费有时由其直接在汉通公司领取，有时由信钢伟业公司代为支付一致。且，在原审中，信钢伟业公司提交了信钢伟业公司与汉通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此购销合同的证明效力明显要高于上述两份证据，合同中明确约定“货到需方现场后的卸货事宜由需方自行承担”，而汉通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吊装费由其支付。故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出事当次吊装费例外地由四冶公司支付的情况下，宜根据合同约定，推定出事当次吊装费由汉通公司支付。
二审对原审查明的2013年7月6日出事当次吊装费由四冶公司支付的事实不予认可外，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
本案二审中的法律争议焦点为：1、原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2、原审对本案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的判定是否正确；3、原审对本案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正确。
对于四冶公司提出的原审程序违法问题，经审查，因在原审中，不存在四冶公司所说的认定法律性质与原告诉讼请求不一致的情形，亦不存在其它应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或释明的情形，故对原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责任主体，原审以周运兵为雇员，彭万清为雇主，以四冶公司为定作人，判定周运兵应对杜荣宏承担雇员责任，彭万清应对杜荣宏承担雇主责任，四冶公司应对杜荣宏承担定作人责任。对于周运兵、彭万清这两个责任主体，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在此不再赘述。各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定作人是谁的问题上。一般而言，接受承揽人按照其要求完成的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的一方为定作人。本案中，彭万清系承揽人，所以，要查明定作人是谁，就是要查清彭万清与谁之间形成承揽关系。根据信钢伟业公司与汉通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钢材到现场后的吊装事宜由汉通公司自行承担，但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是由信钢伟业公司代汉通公司联系吊装方，汉通公司支付吊装费，这一行为使得汉通公司与信钢伟业公司之间就钢材吊卸事宜形成了委托关系。因受托人是处理委托人的事务，故其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应由委托人承担，即，信钢伟业公司联系彭万清方进行钢材吊卸，后因现场施工方四冶公司的需求，与彭万清方口头协议约定将钢材吊卸至楚天城23号楼二楼，报酬由10元／吨调整至15元／吨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直接归属于汉通公司，汉通公司与彭万清之间形成承揽关系，汉通公司系定作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汉通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选任了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彭万清方为承揽人，因吊车司机周运兵的不当操作，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汉通公司在定作选任上存在明显过失，符合定作人承担定作责任的构成要件，故汉通公司应对杜荣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九条“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及第四十四条“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之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具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责任。本案中，四冶公司作为现场施工单位，是安全管理责任人，负有现场安全防范及管理之义务，但四冶公司在彭万清方钢材吊卸的过程中，即未进行安全防范，也未派人在现场进行监督管理，其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四冶公司应对杜荣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责任比例，原审酌定由彭万清、周运兵连带承担50%的责任，杜荣宏自行承担20%的责任，因各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可。对另30%责任，因汉通公司作为定作人，在定作选任上存在明显过失，其应对杜荣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四冶公司作为安全管理责任人，对施工现场亦未尽到安全防范和管理的义务，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四冶公司也应对杜荣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在综合考量了汉通公司及四冶公司对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后，本院酌定由汉通公司承担10%的责任，四冶公司承担20%的责任。即由汉通公司赔偿杜荣宏110762.07元（1107620.75×10%），四冶公司赔偿杜荣宏221524.15元（1107620.75×20%）。
另，四冶公司在上诉状中将信钢伟业公司、汉通公司列为原审被告，因四冶公司对共同诉讼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承担有意见而又未将其列为被上诉人，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确定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之规定，将信钢伟业公司、汉通公司列为被上诉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合议庭合议，判决如下：
一、维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4）鄂东宝漳民初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彭万清、周运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杜荣宏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53810.38元”，“驳回杜荣宏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4）鄂东宝漳民初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杜荣宏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32286.22元”；
三、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赔偿杜荣宏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21524.15元；
四、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赔偿杜荣宏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0762.07元；
五、驳回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上列判决义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885元，由杜荣宏负担1177元，彭万清、周运兵共同负担2943元，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85元，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负担3943元，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9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华
审 判 员 李伟
代理审判员 李丹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