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熊廷弼路28号。
法定代表人祝玉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云平，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北华街35号。
法定代表人胡正全，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三洪，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建华，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还原，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俊，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因其诉武汉市江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江夏区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夏行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安集团的委托代理人云平，被上诉人江夏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三洪、黄建华，第三人张还原及其委托代理人夏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还原自2008年起与建安集团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6月22日早晨7时5分，张还原与建安集团法定代表人祝玉林通电话，祝玉林告知张还原公司会计毛某某父亲去世，通知项目经理及相关人员参加葬礼。根据祝玉林的电话通知，张还原即用手机与公司项目经理等10余人打电话，通知参加毛某某父亲葬礼。次日凌晨5时57分始，张还原又用手机催促参加葬礼人员到公司门口集合，集中去参加葬礼。当日上午，根据农村当地习俗，张还原又陪同公司领导及员工护送骨灰到湖泗街道办事处老家下葬。礼成张还原乘坐公司项目经理刘某私家车返回，6月23日13时30分左右车行至纸贺公路丰收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张还原受伤，江夏区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刘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张还原不负责任。张还原经医院治疗诊断为：脊髓损伤，双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大小便功能障碍。经伤残等级鉴定为一级伤残。2014年3月26日，张还原填报《工伤认定申请表》，其后委托代理人调查取证和准备资料，向江夏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4年4月14日江夏区人社局向张还原发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4月18日向建安集团发送《举证通知书》，经审查审批，江夏区人社局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还原于2013年6月23日所受伤害属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所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建安集团对该决定书不服，于2014年8月29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江夏区人社局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的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判令张还原不构成工伤。
原审法院认为：一、张还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外出期间，组织公司职工参加员工亲属葬礼，是关心职工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激发工作热情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之一，是正确履行副总经理职责，具有合理性。返程时，张还原乘坐公司刘某私家车沿“纸贺公路”返还，行至纸坊街丰收段时发生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张还原不负责任。从湖泗返回纸坊有2条线路选择，即“107国道”和“纸贺公路”，张还原返程路线当属合理线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应当认定为“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活动受到伤害”。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自2014年4月18日江夏区人社局向建安集团发送举证通知书始，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建安集团并未提供张还原不是工伤的证据。故建安集团诉称张还原不属工伤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二、江夏区人社局自接受张还原咨询后，先后进行发放工伤认定申请表，一次性告知补齐申报材料，接受申请，作出受理申请决定，告知建安集团举证权利义务，依职权调查取证，经过行政审查审批，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依法送达等行政程序，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法定程序。张还原在2014年3月26日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后准备申报资料，又委托律师调查取证，分别于4月4日和4月11日向证人调查取证，制作调查笔录，江夏区人社局4月14日向张还原送达《受理工伤认定申请通知书》，在4月18日向建安集团送达举证通知书中也载明4月14日张还原提出申请，因此可以推定张还原申请日期应该是4月11日之后，江夏区人社局作出申请决定并未超期。关于江夏区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进行行政审批，该表是根据上级机关统一格式制作的填充式行政文书，是江夏区人社局行政程序书面表现形式，证实江夏区人社局履行受理申请、进行行政审查审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三、《工伤保险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既有实体规范，也有程序规范。而《工伤认定办法》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部门规章，江夏区人社局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时选择适用上位法并无不当。江夏区人社局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引用法律条文有误应予以纠正，《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应为第十四条第六项。建安集团诉请判令张还原不属于工伤的诉讼请求属行政职权，不属行政诉讼范围，经法院释明，建安集团在宣告判决前撤回该项请求，并不侵犯江夏区人社局及张还原合法权益，亦不损害公共利益，依法照准。综上所述，江夏区人社局系《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行政机关，具有承办工伤保险事务，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江夏区人社局根据张还原申请，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判决维持江夏区人社局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建安集团负担。
上诉人建安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江夏区人社局不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江夏区人社局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应当认定江夏区人社局不具有法定职权。江夏区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既未严格按照该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在诉讼中又未将该办法作为法律依照提交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令江夏区人社局行政行为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张还原自2013年4月22日早晨受上诉人指派从事公务活动，并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认定“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活动受到伤害”。张还原即使符合该规定，也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认定工伤。而江夏区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是“上下班途中受到伤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明知江夏区人社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情形，仍然判决维持，枉法裁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正。为此，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江夏区人社局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上诉人江夏区人社局辩称：《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与《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是一致的，据此规定江夏区人社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既有实体规定，又有程序规定，而且与《工伤认定办法》的程序规定一致。江夏区人社局提供的相关证据能证明行政程序合法，并非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一审法院认为，江夏区人社局系《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行政机关，具有承办工伤保险事务，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江夏区人社局依张还原申请，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上诉人建安集团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张还原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江夏区人社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款，证明江夏区人社局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证据2《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张还原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张还原授权委托书一份，律师营业执照一份、《劳动合同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受理工伤认定申请通知》一份，证明张还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资料齐备，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决定受理张还原申请。证据3《营业执照》一份、张还原自述《事故发生经过》一份、《举证通知书》一份、《回复函》一份、江夏区人社局依职权调查证人证言笔录5份、《送达回证》2份，证明江夏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证据4张还原委托代理人调查笔录3份、张还原提供本人手机通话清单4份、张还原提供录音U盘并据此整理录音书面材料3份、张还原就医病历及诊断结论一套，证明江夏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5《工伤保险条例》复印件一份、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一份，证明江夏区人社局根据查明事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
建安集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证据2《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江夏区人社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张还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刘洪身份资料，证明刘洪是建安集团项目经理。证据2法医鉴定结论、病历，证明张还原所受伤害经伤残等级鉴定为一级伤残。一审法院根据第三人张还原申请，调取证人许某、王某证言，证明张还原电话通知参加葬礼。
经一审质证，江夏区人社局及张还原对建安集团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建安集团对江夏区人社局提供证据1和证据2无异议，认为证据2证实江夏区人社局行政程序违法；对证据3之张还原自述事故发生经过有异议，认为是单方行为，对该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于证据4之调查笔录，通话清单及录音资料，认为是单方行为，采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具有合法性，通话清单不具有证明目的，对该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于证据5无异议，认为江夏区人社局没有提供《工伤认定办法》，江夏区人社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江夏区人社局对建安集团提出异议辩解如下：关于张还原陈述事实经过，属于当事人陈述，是行政诉讼证据之一；对于张还原调取证人证言与本机关调查的证人证言，在主要事实上是一致的；关于录音资料，虽系偷录，但并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录音资料内容与证人证言并不矛盾；对于张还原通话清单，能够印证张还原自述与其他证人证言内容真实性；关于法律依据，江夏区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只需要提供该法律依据。张还原对江夏区人社局提供证据无异议。建安集团对张还原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案件无关联性。江夏区人社局对张还原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对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人证言，江夏区人社局及张还原均不持异议，建安集团认为证人许某系公司离职员工，其证言真实性由法院判定；证人王某并未参加葬礼，其与张还原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但建安集团并没有证据否认证言真实性。
一审法院对上列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均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根据；对于建安集团持异议证据，结合其他证据及江夏区人社局辩解，对于待证事实能够形成证据链，均予以采信，作为定案证据。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庭审质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对郑晚荣的调查笔录、张还原与刘洪电话录音等证据的内容，《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对建安集团《举证告知书》、《认定工伤决定书》等证据载明的申请时间，对郑晚荣调查笔录、对丁全元调查笔录、对王某调查笔录等申请材料的形成时间，本院另查明：2013年6月23日中午，建安集团董事长祝玉林要求张还原下午到公司接待分公司人员。同日13时30分左右张还原乘车行至纸贺公路丰收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受伤。2014年4月14日，张还原及其委托代理人向江夏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并提交了相关材料，江夏区人社局同日受理了张还原的申请。
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江夏区人社局具有作出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职权。建安集团以江夏区人社局不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江夏区人社局未提交《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为由否定江夏区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职权，其理由不成立。虽然2013年6月23日是周日，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不在张还原居住地与单位之间的线路中，但是张还原在湖泗街接到建安集团董事长要求其下午到公司工作的通知，张还原于当日中午从湖泗街前往建安集团属于上班途中的合理路线和时间。张还原在前往公司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建安集团主张张还原不是在上班途中受伤的理由不成立。2014年4月14日，张还原及其委托代理人向江夏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江夏区人社局经审查认定张还原的申请及提交的相关材料符合申请规定，于同日对张还原作出《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于同月18日对建安集团作出《举证告知书》。江夏区人社局根据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的书面意见及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后，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行政程序合法。江夏区人社局引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时有笔误，但不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江夏区人社局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维持江夏区人社局夏人社工险决字（2014）第0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明
审判员 姚建勇
审判员 巩文胜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