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荔民初字第212号
原告罗文秀，女，壮族，农民。
原告江发芬，女，壮族，农民。
原告（反诉被告）江罗强，男，农民。
原告江罗军，男，壮族，农民。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玉明、凌春，广西丰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莫佩芝，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莫玉松，荔浦县花篢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罗文秀、江发芬、江罗强、江罗军诉被告莫佩芝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欧仕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罗强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玉明，被告莫佩芝及其委托代理人莫玉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文秀、江发芬、江罗强、江罗军共同诉称，被告雇请原告亲人及同村王某乙、王某甲砍伐位于下车屯上村河边的竹子，每根竹子工钱2元（含放排费用）。从2015年11月1日起，6天后砍完。2015年11月7日，原告亲人江玉生及王某乙、王某甲将砍下的竹子扎成竹排从砍伐的地方顺河放到下村桥头。在放竹排过程中，意外发生翻排，竹排将原告亲人江玉生压在水底导致溺水身亡。为了妥善处理后事，事故发生当晚被告与原告江罗强签订了协议。但事后被告没有履行协议，未给付原告分文。被告雇请原告亲人江玉生砍伐竹子，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作为雇主没有为受雇人提供安全保障，导致原告亲人死亡，对此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死亡赔偿金136170元、丧葬费23424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合计199594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1、户口本、村委证明各一份，证实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协议书一份，证实原告亲属与被告存在雇佣关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3、证人王某乙、王某甲的证言，证实两位证人听江玉生说有老板收竹子，与江玉生一起砍伐竹子，拉到下车屯桥边能通车的地方交付给被告，每根3.5元。若砍伐的是他人的竹子，则给付他人1.5元，2元则作为砍伐的报酬，他人的竹子来源是证人自己找村上人。
被告莫佩芝辩称，原告诉称不是事实，其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其亲人江玉生与被告形成雇佣关系不是事实，事实是被告一直从事竹木收购，与出卖人之间是买卖关系，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没有雇佣任何人砍伐竹子，因为被告本身没有种植竹子，也没有承包竹林进行砍伐。2015年被告一直收购竹子，与出卖人约定好价钱、质量后，只要出卖人将竹子运送到能够通车的地方被告即进行收购。原告亲人江玉生在村里遇到被告时得知被告收购竹子，便提出自己有竹子砍伐卖给被告，被告说明规格后，同意以每根3.5元的价格收购，条件是出卖人将竹子运到能够通车的地方。协商后江玉生邀请同村的王某乙、王某甲（被告并不认识二人，也无业务往来）砍伐竹子，砍伐后将竹子扎成竹排顺河放到下村桥头。江玉生在放排过程中意外翻排溺水死亡。故被告与江玉生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对其死亡，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莫佩芝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有：证人黄某甲、罗某、黄某乙、覃某的证言，证实被告近来一直从事竹木收购工作，而不是雇佣他人砍伐竹子。
反诉原告莫佩芝反诉称，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江罗强所签的协议是事发当晚9点，反诉原告遭反诉被告家族人和村民围攻，反诉原告为确保人身安全、心理极度恐慌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脱身，被他人采用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违背真实意思所签订的。从协议内容上看，明显没有协商的余地、带有胁迫的手段。且签订协议后至今未履行，亦证实了该协议不是反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江罗强于2015年1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反诉原告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反诉被告江罗强口头辩称，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是在派出所工作人员、村委干部在场由韦某执笔当场书写，并非事先写好，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反诉原告未履行协议，恰证实其违约，并不能证实协议无效或可撤销。
反诉被告江罗强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证据有：证人韦某的证言，证实原告江罗强与被告所签订的协议是韦某书写的，当时派出所人员在不远处路边。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对原告申请的证人王某乙、王某甲的证言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申请的证人黄某丙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余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反诉原告对反诉被告申请的证人韦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协议书并不是在派出所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也只有2个人签名，而证人认为有3个人签名。
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申请的证人王某乙、王某甲的证言以及被告申请的证人罗某、黄某乙、覃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虽认为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事发后东昌派出所已出警，若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被告完全可以向民警提出。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申请的证人黄某丙的证言，因其在签订协议时说被告穷没有钱，出庭作证时又回答不知道被告是穷是富，其言语前后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反诉被告申请的证人韦某的证言，虽其认为协议书上有3个人签名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但原、被告均承认了在协议书上签字，故对证人书写协议，由原、被告在协议上签字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罗文秀与江玉生（已故）系夫妻关系，江玉生系原告江发芬、江罗强、江罗军父亲。被告近年来以收购竹子转卖谋生。2015年11月前，被告在荔浦县东昌镇收购竹子期间遇到江玉生，后者得知被告收购竹子，遂提出自己有竹子。经协商，被告同意以3.5元每根的价格收购江玉生所砍伐的竹子，条件是出卖人将竹子拉到东昌镇环河村下车屯大桥边（能够通行货车）。同时告知江玉生，若自己的竹子不够，砍伐他人的竹子，行规是给竹子所有人1.5元一根，砍伐人收取2元。后江玉生找到同村村民王某乙、王某甲二人，三人自2015年11月1日起砍伐竹子，扎成竹排顺河放到下车屯桥边卖给被告，直至2015年11月7日江玉生放竹排意外溺水死亡止。期间，王某甲砍伐的全部是自己的竹子，王某乙共砍伐了约260根竹子，其中约120根是他人的，而江玉生因此前已将自己的竹子砍完，此次砍伐的全部是他人的竹子，王某乙及江玉生砍伐的他人的竹子均系二人向村民自行寻找货源，被告并未在下车屯承包竹林。2015年11月7日，原、被告发现江玉生发生溺水事故后报警，荔浦县公安局东昌派出所民警出警后认为属意外事故，故并未对原、被告及村民制作笔录及其他调查。当日晚21时许，由下车屯村干部韦某书写，原告江罗强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次日给付原告江罗强人民币30000元丧葬费，其余事由通过司法或法院调解解决。事后被告并未如期履行协议。
本院认为，本诉中，雇佣关系是指雇用人与雇工约定，雇工利用雇用人提供的条件，在雇工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技能为雇用人提供劳务，并由雇用人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江玉生及王某乙、王某甲无论是砍伐自己或他人的竹子，均由砍伐人自主决定，砍伐人砍完自己的竹子后，自己寻找竹子货源，经他人同意后砍伐。该过程被告并不干预，被告只是与江玉生对竹子的规格、价格及交货地点进行了约定，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与江玉生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虽原告江罗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上有“雇”字的表述，但并不能因此改变被告与江玉生之间事实上发生的法律关系。故四原告诉请被告依雇佣关系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99594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反诉部分，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之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反诉原告诉请撤销与反诉被告江罗强于2015年1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虽其认为是在受到反诉被告家人及村民的胁迫下签订，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协议是原、被告经协商后自愿签订，反诉原告虽认为不是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但民警是否在场，协议是否履行，均不影响协议的生效。反诉原告对于江玉生溺水死亡事故虽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出于人道主义援助，承诺支付原告丧葬费，亦合乎情理。故反诉原告诉请撤销其签订的协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罗文秀、江发芬、江罗强、江罗军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莫佩芝的反诉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4292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146元，由原告罗文秀、江发芬、江罗强、江罗军共同负担；反诉诉讼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反诉原告莫佩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292元（对反诉判决不服的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欧仕强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韦世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