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四终字第1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惠景三街44号三层15轴至19轴交1/C轴至G轴。
法定代表人吴奕民。
委托代理人刘敏，广东信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尉玉，男，汉族，1983年2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上诉人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士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尉玉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4）佛城法湾民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尉玉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4年2月27日解除；二、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尉玉2014年1月份工资差额200元；三、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尉玉2014年2月份工资1954.63元；四、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尉玉未结提成1180元；五、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尉玉赔偿金2991.97元；六、驳回原告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免收诉讼费。”
信士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内容和上诉请求是：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认定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2月27日错误，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月24日。本案中，信士达公司已向原审提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通知书》复印件，并当庭出示原件，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信士达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上述证据足以说明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于2013年12月2日建立劳动关系，更何况，李尉玉所提交的《社保参保缴费证明》也可以反证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确实于2013年12月形成劳动关系。原审却采信李尉玉的口头陈述，其认定的双方于2013年9月25日形成劳动关系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原审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理由只是李尉玉提交了考勤卡照片、放假通知照片。但信士达公司认为此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信士达公司认为，原审据以作出此认定的考勤卡照片为通用考勤卡，任何人于任何时间在任何一家文具店都可以买到，该考勤卡上除了李尉玉自己的签名，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显示其来自于信士达公司，而李尉玉随时可以到文具店买一张这样的考勤卡签名后伪造打卡记录，再自行拍照。而且，李尉玉所提交的放假通知照片中，放假通知完全没有信士达公司的盖章，不能作为信士达公司放假证据。再则，信士达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其盖章的与国务院放假通知中一致的放假通知，原审却置之不理，反而认可没有加盖信士达公司公章的李尉玉伪造的证据。原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因此，原审认定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2月27日错误，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月24日。
2.原审认为信士达公司应当向李尉玉支付2014年1月份工资差额200元、2月份工资1954.63元错误。如前所述，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月24日，信士达公司已于2013年12月、2014年1月向李尉玉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信士达公司根本不存在拖欠李尉玉2014年1月份部分工资的问题，且合同约定月收入为2200元是在上满班的情况下才发的，多发部分是要在下个月扣减的。原审罔顾信士达公司多发给李尉玉240元（2000-2200*24/30）的事实，反而认定信士达公司应当向李尉玉支付1月份工资差额200元，这是毫无依据的。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于2014年1月24日解除劳动关系后，李尉玉并未向信士达公司提供任何劳动，不应再支付工资。
3.原审认为信士达公司应当向李尉玉支付未结的业务提成1180元显属错误。李尉玉提交的业务费用报销表，一张为打印件没有任何签名盖章，一张是模糊不清的复印件，只有李尉玉的签名，以及所谓的“杜燕玲”的签名字样。如果是计提不良资产清收奖励工资，根据信士达公司的《不良资产清收奖励办法》第四条“接手的项目恢复正常，能按期还本付息，项目管理人员按风险金的50%奖励，并按追回利息的10%提成”，李尉玉所说的“按2%计提”没有依据。如果是报销业务费用，根据信士达公司的《财务管理办法》第四章第八条：“凡是开支费用，按财务部门要求粘贴整理单据，必须有正式发票，经手人签字后，经总裁或其授权人批准后方能报销付款。业务人员报销费用必须由部门负责人签字才能报销。”单据未见附件的发票，也没有任何有权审批的人员签名，显然是弄虚作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规定，李尉玉在庭审中提供的此业务费用报销表的复印件，在信士达公司要求其提供原件核对的情况下，仍拒绝提供原件，原审不应采信。
4.原审认为信士达公司应当向李尉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2991.97元错误。如前所述，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此后李尉玉再未向信士达公司提供任何劳动，那么信士达公司无需也没有任何义务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信士达公司已于2014年1月24日以现金形式向李尉玉支付1836元，该金额远高于李尉玉应得的1100元经济补偿金（2200元/月×0.5个月），原审计算的2991.97元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
如上所述，信士达公司不存在任何拖欠李尉玉工资、业务提成、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并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审却以《劳动合同法》第47、8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由，判决信士达公司向李尉玉支付相关款项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法裁判。
二、李尉玉没有任何工作业绩。
1.李尉玉在职两个月期间，其考勤卡很多是空白，业绩更是空白，没打卡或打了卡没有请示就外出。《劳动合同法》中的“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的前提下，由其所在单位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尽管李尉玉多次违反劳动纪律，没有任何工作业绩，但信士达公司还是依照《劳动合同》按时足额给李尉玉发放工资，支付薪酬超过佛山市最低工资标准1310元/月。
2.李尉玉培训后仍无法胜任工作。信士达公司在李尉玉入职一个多月后，经营业绩一直为“0”的情况下，于2014年1月3日向其发出警告信，要求其“立即改善工作态度，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工作技能，尽快实现“0”的突破。为了探讨调换部门的可能性，在李尉玉的要求下，信士达公司同意委托李尉玉参与代理张治栋及周忙姐夫妇的追偿权纠纷案。该授权委托书是在2014年1月6日签署的，当时已向法院递交了《劳动合同》，用于证明与李尉玉的劳动关系。信士达公司也按期支付了李尉玉的工资。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委派李尉玉代理是合法的。由于授权期限是截至2015年1月6日，故在此期间的判决或裁定，无论受托人出庭与否，都会列出其名字。李尉玉离职后是否按期出庭，都与本案无关，因为他只是单位派出学习而已。鉴于李尉玉工作能力不强，信士达公司依据《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第四条第3款“一年内收到两封警告信者，将自动淘汰”，于2014年1月22日向李尉玉发出辞退通知书，并于2014年1月24日以现金的方式向其发放经济补偿金1836元，李尉玉签收并出具了相关《收据》（NO0587010）。
3.2014年1月25日起，李尉玉不再回公司上班，《劳动合同》中止。2月7-8日，李尉玉以追讨欠薪为名，找信士达公司吵闹，以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2月10日，信士达公司为了息事宁人，被迫向李尉玉多发2000元的补偿金。扣除因单位社保经办人请假而延迟停保，以致需要多扣的个人应缴社保245.37元后，通过银行转账1754.63元，加上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金456.81元，信士达公司向李尉玉实际多付2211.44元，李尉玉应尽快返还。
综上，信士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信士达公司无须向李尉玉支付原审判决所列明的款项；2.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4500元全部由李尉玉承担。
被上诉人李尉玉答辩称：与原审答辩意见一致。
上诉人信士达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拟证明李尉玉在劳动仲裁时提交的业务费用报销表中“杜燕玲”的签名是伪造的，杜燕玲确认该报销表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的签名。
李尉玉对信士达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确认，称不能确认该情况说明系杜燕玲本人出具。
被上诉人李尉玉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信士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其实系杜燕玲出具的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于杜燕玲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李尉玉在原审庭审中提交了杜燕玲签名的业务费用报销表原件以供核对，原审庭审中信士达公司核对了该证据原件并发表了质证意见。二审期间信士达公司对该业务费用报销表的真实性不确认，但在本院释明并指定可申请笔迹鉴定的期间内，未向本院提出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及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如何确定；2.信士达公司是否拖欠李尉玉工资及提成；3.信士达公司是否需向李尉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一、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信士达公司主张李尉玉于2013年12月2日入职，于2014年1月24日离职，并提交了信士达公司与李尉玉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李尉玉的参保缴费证明拟证明其主张。李尉玉主张其于2013年9月25日入职，于2014年2月28日离职，李尉玉提交了2013年11月5日信士达公司向其支付款项3000元的转账凭证及其于2014年2月14日以职员身份代表信士达公司出庭应诉的开庭笔录拟证明其主张。本案中双方对于2013年12月2月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是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双方之间是否已经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信士达公司确认2013年11月5日是其公司向李尉玉转账支付了3000元款项，但信士达公司主张该款项为通过李尉玉账户支付的汽车修理费，李尉玉不确认信士达公司的该主张并认为该款项系信士达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关于代付汽车修理费的主张，信士达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信士达公司作为款项的支付方，应该就其转账款项的用途承担举证责任，信士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用途，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采信李尉玉的主张，确认该款项为信士达公司向李尉玉支付的工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既然信士达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已经向李尉玉支付了工资，则李尉玉主张的入职时间2013年9月25日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李尉玉的离职时间，信士达公司虽然主张李尉玉于2014年1月24日离职，但其后于同年2月14日，李尉玉以信士达公司员工的身份代表信士达公司出庭应诉，故可以确定至此时李尉玉仍在为信士达公司工作，这与信士达公司关于李尉玉2014年1月24日离职的主张相矛盾，信士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管理的权利，其应当掌握关于劳动者入、离职时间的相关证据并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信士达公司关于李尉玉离职时间的主张和举证与双方实际履行的事实相矛盾，信士达公司未完成关于李尉玉离职时间的举证，在此基础上原审采信李尉玉关于2014年2月28日离职的主张，并依据李尉玉对劳动仲裁结果的服裁事实，确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信士达公司是否拖欠李尉玉工资及提成的问题。如前所述，李尉玉于2014年2月27日离职，信士达公司应当向李尉玉支付2014年2月上班期间的工资；信士达公司2014年1月向李尉玉支付工资共2000元，而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为2200元，工作时间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也即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故可以确定该2200元的工资是每周工作5天的工资，信士达公司主张以30天作为2200元工资的工作天数无理，且信士达公司无证据证明李尉玉2014年1月仅工作至1月24日，故信士达公司应向李尉玉支付2014年1月的整月工资，对不足部分应补足。原审确定信士达公司应向李尉玉支付2014年1月工资差额200元，2014年2月工资1954.63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尉玉主张的业务提成1180元，李尉玉提交了有杜燕玲签名的业务费用报销表证明其主张。信士达公司在仲裁中确认杜燕玲为其公司财务，且签名系杜燕玲本人所签，在原审中信士达公司对该证据原件进行质证时又否认杜燕玲签名的真实性，二审期间信士达公司更否认其已经对原件进行质证的事实，谎称李尉玉仅持有复印件，并出具一份有杜燕玲签名字样的情况说明拟推翻其之前作出的自认，但信士达公司既不申请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询，亦在本院向其释明并指定举证期限的情况下，不申请对该业务费用报销表进行笔迹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业务费用报销表，信士达公司既无证据推翻其之前作出的确认，还在诉讼中表现出不诚信，作出与事实相反的陈述，根据证据规则举证责任的分配及综合评析双方在诉讼中的陈述，本院采信李尉玉的主张，确认信士达公司应向李尉玉支付提成款1180元。原审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信士达公司是否需向李尉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信士达公司和李尉玉均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是因信士达公司以李尉玉业务差及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提出解除。但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没有关于业务差、工作态度不积极可解除劳动合同的约定，信士达公司亦未提交其公司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的证据，同时此种情况亦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可行使过失性辞退权的情形，故信士达公司解除与李尉玉的劳动关系没有双方约定、规章制度和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属违法解除，应向李尉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故计算李尉玉应得赔偿金的工资标准应为李尉玉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准，但李尉玉在信士达公司工作时间为5个月，应以李尉玉该5个月的收入情况确定李尉玉的月平均工资。综合李尉玉关于其工资情况的陈述及其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确定李尉玉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为2991.97元。信士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向李尉玉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836元，但从记录该款项的收据的内容显示，该款项为“奖金（工资）”，并非是经济补偿金的性质，故信士达公司关于其已经向李尉玉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836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信士达公司应当向李尉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91.97元。原审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信士达公司要求李尉玉承担律师费用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庆莉
审 判 员 黄雪鹄
代理审判员 侯 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