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70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顺芳，女，汉族，1971年10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广先，江苏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中银惠龙大厦1幢32楼。
主要负责人：杨少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慧斌，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祥，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东环路1580号万宝商业广场2幢8楼。
主要负责人：胡东明，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默迪，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顺芳因与被上诉人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5)园商初字第02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顺芳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广先、被上诉人信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祥及被上诉人幸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默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顺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信达公司、幸福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苏州宇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扬公司）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以及苏州市吴中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只是原则性约定，宇扬公司向信达公司、幸福公司为王顺芳投保的投保单具体约定了保险理赔金额，且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在理赔过程中也基本按两份保险单分别理赔，并非按三方协议的约定进行理赔，故两份保险系重复保险。2、《三方合作协议》的理赔约定和信达公司、幸福公司的理赔方式不一致，表明《三方合作协议》不是本案保险理赔依据。若按《三方合作协议》处理，明显损害被保险人利益，故《三方合作协议》是三方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约定，应当认定该协议关于保险理赔约定部分为无效，具体理赔应以保单为准。3、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之间的《补充协议》也属于三方串通或幸福公司单方强制签订的、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
信达公司辩称：1、《三方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先由信达公司赔付，剩余部分由幸福公司赔付，故幸福公司与信达公司是共同保险关系。2、《补充协议》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并不存在三方串通的情形，且三方协议只是约定了最高赔偿限额，并未侵害王顺芳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幸福公司辩称：同意信达公司的答辩意见。关于王顺芳提出的幸福公司应赔偿6万元的主张，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工伤十级××最高只需赔偿4万元，幸福公司已经履行完毕。
王顺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信达公司应赔付5万元的伤残赔偿保险金，幸福公司应赔付6万元伤残赔偿保险金；2、误工费2050元由幸福公司赔付；3、信达公司和幸福公司赔偿医疗费用647.36元；4、诉讼费用由信达公司、幸福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顺芳系宇扬公司员工。
2014年8月27日，王顺芳在工作中被物体击伤，经胥口卫生院于2014年8月27日诊断为右足外伤，系工伤，后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十级。2015年1月26日王顺芳与宇扬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
2013年10月21日，宇扬公司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苏州市吴中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签订《三方合作协议》为王顺芳等人投保，《三方合作协议》的附件约定了幸福公司与信达公司的保险方案，在幸福公司承保的工伤保险计算标准部分明确载明“实际赔付金额为减去信达财产承担保额后金额进行赔偿”。
后基于《三方合作协议》，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分别与宇扬公司签订保险合同。2014年8月7日宇扬公司为王顺芳向信达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版、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12版，保险期间自2014年8月1日0时至2014年8月31日24时止。2014年8月5日宇扬公司为王顺芳向幸福公司投保幸福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2013），幸福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幸福附加团体住院津贴医疗保险/一般住院日额保险金等险种。
另查明，王顺芳、信达公司、幸福公司确认王顺芳因工伤治疗，花费医疗费647.36元。
2015年8月25日，幸福公司向王顺芳赔付保险金40558.06元，幸福公司确认其中4万元为幸福公司应当承担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另558.06元为除去自费药的医疗费用。
上述事实有王顺芳提交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三方协议、投保单、投保单及特别约定、补充协议病历卡、医疗费发票、××休假证明复印件，信达公司、幸福公司提供的保险金支付转账凭证及当事人的陈述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宇扬公司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间的三方协议、保险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予遵守。王顺芳作为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有权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
关于本案是否系重复保险，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三方合作协议》在幸福公司承保的工伤保险计算标准部分明确载明“实际赔付金额为减去信达财产承担保额后金额进行赔偿”，表明关于工伤保险部分信达公司、幸福公司系共同承担保险责任；其次宇扬公司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分别签订保险合同，也是基于《三方合作协议》，为履行保险责任所必需的出单；再次，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宇扬公司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分别订立保险合同时已明确告知信达公司、幸福公司系重复投保，故本案非重复保险。
关于本案涉及的工伤保险金、误工费、医疗费的赔付标准及赔付方式，一审法院查明相关事实，并认定如下：
1、关于工伤意外××保险金（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2013年10月21日，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五至十级工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及《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计算，以社平工资4305元/月，预期寿命81.56岁计算，实际赔付金额为减去信达公司承担保额后金额进行赔付。该《三方合作协议》附件明确约定具体的赔付标准：（1）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按照统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当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时的年龄之差计算，十级的，每满一年发给0.2个月的双方约定月工资，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经核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为33200.16元【4305×（81.56-43）×0.2】；（2）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以双方约定月工资为基数，按照伤残等级和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时的年龄，分别发给1-36个月的补助金，其中40-50周岁年龄段发生十级伤残应发给3个月的补助金，经核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12915元（4305×3）；（3）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伤残的，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其中十级伤残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7个月的约定工资，即30135元（4305×7）。上述三项总计76250.16元。
另宇扬公司与信达公司在《三方合作协议》中约定，未参加社保的工伤××十级保险金额为5万元，赔付标准为100%，××致残程度鉴定标准》确定。后信达公司出具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单中特别约定“本保单意外伤害责任中只承保工伤意外××的保险责任，其中十级为5万，具体承保方案及特别约定详见附件”。
一审法院认为，该《三方合作协议》关于工伤事故损失的约定参照了《工伤保险条例》及《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相关规定，该损失计算具有一定合理性，且系双方合意，一审法院予以认可。鉴于工伤保险系损害补偿性质的险种，且信达公司、幸福公司系共同承保，故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应共同支付王顺芳保险金76250.16元，其中信达公司以保额5万元为限。
关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赔付责任的分配，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8月5日投保人为王顺芳向幸福公司投保“幸福团体人身险保险”，保险合同约定幸福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额为每人50万元，其中“特别约定”部分载明“十级工伤赔付标准为保险金额乘以12%”。2014年11月25日，投保人宇扬公司又与幸福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为明确工伤××赔付标准，现对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承保的保单“特别约定”中幸福公司实际赔付标准更改如下，实际工伤××赔付标准为4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通过签订《补充协议》达成新的合意，将幸福公司的支付标准变更为4万元，无碍王顺芳权益。鉴于幸福公司已经支付4万元保险金，且信达公司、幸福公司于诉讼过程中一致表示剩余的工伤意外××保险金由信达公司赔付。故一审法院认为，可由信达公司承担剩余的36250.16元。
二、关于医疗费的赔付。当事人对发生医疗费用647.36元的事实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的责任分担问题，双方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有明确约定，且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幸福公司已赔付医疗费用558.06元，且一致表示剩余的89.3元由信达公司承担，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三、关于误工费的赔付。《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由幸福公司赔付，“工伤误工在家休息补贴（每次最高赔付60天，全年最高累计以180天为限）赔付比例为50元/日”。当事人双方对此标准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休假天数，王顺芳仅提交休假单的复印件，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酌定为30天，误工费为1500元，该保险金由幸福公司赔付。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信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王顺芳保险金36250.16元；二、幸福公司应于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王顺芳保险金1500元。案件受理费2555元，由王顺芳负担795元，由信达公司、幸福公司负担1760元。
二审中，王顺芳向本院提交了赵素芬、张银侠、成文强的保险理赔材料和支付凭证，及上述三名员工受伤时间相对应的信达公司当月保单和幸福公司当月保单及保险合同，以及幸福（信达）工伤（××）资料交接单，证明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在赵素芬、张银侠、成文强的理赔过程中系按照保单的约定分别赔偿，未依据《三方合作协议》确定赔偿金额。信达公司、幸福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信达公司以及苏州市吴中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幸福公司承保方案为：保险费用35元/月/人；意外（含工伤）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额为2万元，赔付比例100%；工伤误工住院补贴为50元/天；工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确定）五至十级工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及《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以社平工资4305元/月、逾期寿命81.56岁计算，实际赔付金额为减去信达公司承担保额后金额进行赔付。信达公司承保方案为：保险费用12元/月/人；工伤××十级保险金额为5万元，赔付比例为100%；意外医疗为2万元，赔付比例为含自费药100%。
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的编号为890001242208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载明：投保单位为宇扬公司；保险期间2014年8月1日零时至2014年9月1日零时；被保险人为包括王顺芳在内的1509名宇扬公司员工；投保险种包括幸福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2013）（保额500000元）、幸福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额2000元、赔付比例100%）；特别约定部分约定幸福公司工伤十级的赔付金额为6万元（按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乘以赔付比例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伤残等级十级的赔付比例为12%）。2014年11月25日，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承保的保险赔付标准作出更改，其中伤残等级十级更改为4万元。
2014年8月7日，信达公司向宇扬公司出具的《信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载明：保险期间自2014年8月1日0时起至2014年8月31日24时止；投保险种为信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版）及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12版）；保单意外伤害责任只承保工伤意外××的保险责任，其中伤残等级十级的最高限额为5万元，具体承保方案及特别约定详见附件；对符合约定的意外医疗费用赔付比例为100%。
本院认为，《三方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团体人身保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信达公司向宇扬公司出具了《信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上述内容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是：一、幸福公司权利义务的确定及其与信达公司承保的意外伤害保险部分的关系；二、幸福公司赔偿金额的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就工伤赔偿而言，《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五至十级工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及《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计算（实际赔付金额为减去信达财产承担保额后金额进行赔付），《团体人身保险合同》则约定工伤××十级赔偿金额为6万元，上述内容存在不一致之处。因《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签订于《三方合作协议》之后，系双方合意对于合同内容的变更，且幸福公司在同属宇扬公司员工的赵素芬、张银侠、成文强保险的赔付过程中未以《三方合作协议》为依据确定保险理赔金额，故就上述不一致部分，应依据《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确定。
关于幸福公司与信达公司承保的意外伤害保险部分的关系。幸福公司认为其与信达公司系共同保险关系，王顺芳则认为系重复保险。对于共同保险的概念，我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大型商业保险和统括保单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2）16号）规定：共同保险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不包括同一保险公司的不同分支机构）使用同一保险合同，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责任、同一保险期限和同一保险金额进行的保险。本案中，《三方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幸福公司于《团体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工伤实际的赔付金额为6万元，信达公司于《三方合作协议》及《信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中约定的赔偿金额为5万元，双方未使用同一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亦不相同，不符合共同保险的特征，幸福公司与信达公司主张两者系共同保险关系缺乏依据。因本案幸福公司、信达公司承保的意外伤害保险系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害填补原则，王顺芳可同时主张。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14年8月25日，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幸福公司工伤保障实际赔付标准作出更改，其中伤残等级十级更改为4万元，但上述协议签订于本案王顺芳事故发生之后，王顺芳于2014年8月27日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即取得对幸福公司的保险金请求权，宇扬公司与幸福公司的上述《补充协议》对王顺芳不生效力。关于王顺芳主张由幸福公司支付的误工费，因《团体人身保险合同》未作约定，本院对于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医疗费647.36元，当事人双方在一审中均认可幸福公司已赔付医疗费用558.06元，且一致认可剩余的89.3元由信达公司承担，幸福公司不再承担，本院亦予以认可。因幸福公司已实际赔付40558.06元，故该公司应承担的赔付金额为20000元【60000+558.06-40558.06】。
综上所述，信达公司应当承担的保险赔付金额为50089.3元【50000+89.3】，幸福公司应当承担的保险赔付金额为20000元。王顺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5)园商初字第02413号民事判决；
二、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顺芳保险金50089.3元；
三、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顺芳保险金2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55元，由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55元，由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劼纯
代理审判员 夏玉琴
代理审判员 杨俊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淼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二十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
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
（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二）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
（三）保险凭证记载的时间不同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为准；
（四）保险凭证存在手写和打印两种方式的，以双方签字、盖章的手写部分的内容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