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9民终11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艳，女，1983年6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江文（系被上诉人袁艳丈夫），男，198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江西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朋燕，男，1978年1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瑞平，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小根，男，1984后7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瑜，宜春市赣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袁艳、周江文因与被上诉人杨朋燕、易小根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7）赣0902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江文、袁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赣0902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易小根承担全部责任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杨朋燕、易小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袁艳、周江文不是一审案件的适格被告，不但与杨朋燕不存在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而且与易小根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一、杨朋燕的承运人是易小根，袁艳、周江文夫妇虽然从事宜春往返温州大型卧铺车客运，但根本没有运输过杨朋燕、杨峰，袁艳、周江文夫妇与杨朋燕乘车、受伤没有任何关系。杨朋燕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袁艳、周江文夫妇与杨朋燕及易小根有以上法律关系。二、易小根是杨朋燕之间是拼车关系。易小根原本是想省点钱去乘坐袁艳、周江文经营的卧铺车，但因袁艳、周江文的卧铺车已满员，易小根只得回家用自己所有的赣Ｃ×××××车带家人去温州打工，为赚点油费，就到有客源的宜春张家山转盘汽车城门口去揽客，后发现原本想乘袁艳、周江文经营的卧铺车的杨朋燕、杨峰也因卧铺车满员在附近等別的车，易小根就把他俩一起叫上自己的面的车去温州打工，并支付了相应费用给易小根。袁艳、周江文是从事宜春往返温州卧铺车的股东，宜春往返温州的卧铺车有十多辆，一天有五六个时间点，当时是淡季，有运输能力的袁艳不可能把赚钱的客源送给别人。尽管杨朋燕和易小根都称钱通过袁艳给了易小根，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想把风险转移给袁艳、周江文。一审判决认定黑车非法运营，杨朋燕自身也有过错，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三、易小根与袁艳、周江文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雇佣法律关系一般指雇佣人与雇工约定，雇工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劳务法律关系。结合本案证据和庭审情况看，运输杨朋燕的车的所有人是易小根而不是袁艳、周江文提供的，运输多少人取决于易小根，在运输杨朋燕、杨峰前易小根的车上已经有4个人，可以证明袁艳、周江文根本对易小根运输活动不能进行任何的指示、监督，运输发生的全部费用由易小根承担，利润由易小根支配，这足以证明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是易小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支持袁艳、周江文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杨朋燕辩称：一、袁艳、周江文认为“杨朋燕的承运人是易小根，袁艳、周江文夫妇虽然从事宜春往返温州大型卧铺车客运，但根本没有运输过杨朋燕、杨峰，袁艳、周江文夫妇与杨朋燕乘车、受伤没有任何关系；袁艳、周江文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袁艳、周江文的该观点系错误的，其意图是想混淆客观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杨朋燕、杨峰上车前始终与袁艳联系（详见杨朋燕手机通话记录），在张家山转盘（赣西汽车城大门口处）谈好车费后，杨朋燕与杨峰一起将客运费240元（每人120元）交给了袁艳。上车前，杨朋燕与易小根从未接触过，也不知道袁艳与易小根之间的关系，袁艳也从未向杨朋燕说明其与易小根之间的关系。也即是本案客运合同自协商、达成合意至收取承运费、上车的全过程都是袁艳与杨朋燕的合意行为。所以，杨朋燕与袁艳、周江文之间客运合同关系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因为袁艳、周江文在履行客运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将杨朋燕安全送达目的地，其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袁艳、周江文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二、袁艳、周江文与易小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或合伙关系）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系另案处理的问题。上车前乃至上车时，杨朋燕始终系与袁艳联系，不知道袁艳与易小根之间的关系，杨朋燕、杨峰一直认为袁艳、周江文与易小根系一起的。袁艳收取客运费后如何分配，那是袁艳、周江文与易小根之间的内部关系。所以，本案客运关系的相对方系杨朋燕与袁艳、周江文。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易小根辩称：1.易小根与袁艳、周江文是雇佣关系。因为易小根是承接了袁艳、周江文的运输业务，将两个人送往温州，袁艳、周江文向乘客收取每人120元，但给易小根每人70元，其余50元是袁艳、周江文所有，所以是雇佣关系。2.本次事故车辆侧翻是易小根的过失，但是当时车上的其他人都只是轻微的碰撞伤，可是杨朋燕却多处骨折，经医院检查杨朋燕系全身多发骨发育不良，全身多发骨纤维结构不良等天生性障碍，加上本次事故的碰撞，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属多因一果。3.杨朋燕诉请的各项费用标准过高，对继续治疗费数额、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计算时间有异议，标准过高，易小根垫付的费用应一并进行判决。4.袁艳、周江文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袁艳、周江文既不是居间人，杨朋燕与易小根等人之间也不是拼车关系，袁艳、周江文才是杨朋燕的真正的承运人。被上诉人杨朋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周江文、袁艳、易小根连带赔偿杨朋燕179205.66元；2.案件受理费由周江文、袁艳、易小根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艳与周江文系夫妻关系，一起从事宜春与温州之间往返的客运业务，其通过向旅客发放乘车优惠卡的等方式招揽客源。易小根自有赣Ｃ×××××号小型客车一部。2016年5月27日，易小根其搭乘其姐姐等人去温州，因车上尚有空座，遂通过袁艳介绍搭载乘客，以赚取一定的费用，袁艳从中赚取一定的介绍费。2016年5月27日，杨朋燕和杨峰一起去浙江温州打工。上午9时35分左右，杨朋燕和杨峰来到宜春张家山转盘汽车城门口，按照“乘车优惠卡”载明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袁艳。袁艳到达现场后，和杨朋燕商定宜春到温州车费为120元/人，杨朋燕及杨峰当场各支付给袁艳120元。尔后，袁艳电话通知易小根接上杨朋燕及杨峰，易小根从袁艳收取车费70元/人。易小根驾驶赣Ｃ×××××号车辆于9月50分左右出发，当日13时5分许，车辆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624KM处时，侧翻在高速公路慢车道上，造成杨朋燕、易小根、杨峰受伤。经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直属五支队第一大队民警现场勘查，作出赣公交认字【2016】第0105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易小根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杨朋燕受伤后，当即被送往就近的抚州市东乡县人民医院治疗，经治疗于2016年7月24日出院。后经江西宜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作出江西YC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0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杨朋燕损伤程度为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为壹万陆仟元；误工期270天、护理期180天、营养期180天。杨朋燕受伤后，因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遂诉至法院。杨朋燕系农业居民户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周江文、袁艳、易小根与杨朋燕之间是否形成客运合同关系，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杨朋燕损失如何计算。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周江文、袁艳、易小根用涉案车辆运输旅客系黑车（私车跑客运）非法运营，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当事人达成口头约定坐上易小根车辆后双方即构成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袁艳、周江文负责招揽旅客，易小根负责运输，各有分工，双方按一定的比例取得报酬，二者之间属于合作关系，且均属于客运合同相对人，均应承担合同义务。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的规定，周江文、袁艳、易小根作为承运人在其运输旅客的过程中产生了交通事故并造成杨朋燕（即旅客）受伤损失，周江文、袁艳、易小根应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对杨朋燕人身损害的经济损失认证如下：1．杨朋燕治疗期间花费医疗费113436.20元，有发票证实，该院予以确认（经核实，易小根支付医疗费50882元，其他费用3000元）。2.经鉴定机构重新鉴定评定为十级伤残，依法予以支持，赔偿指数依法按10%计算；误工期270天、护理期180天、营养补助期180天，后续治疗费16000元，符合实际情况，予以认定。3.杨朋燕是农村户口，杨朋燕主张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周江文、袁艳、易小根无异议，予以认定。4.杨朋燕住院治疗天数58天，有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证实，该院予以确认。5.杨朋燕主张营养费依法应按50元/天略高，应以30元/天计算；住院伙食费按50元/天的标准计算，符合规定，予以支持。6.交通费1009元、辅助器具费376元、鉴定费1900元凭票据支持。7.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已经支持了残疾赔偿金，不予以支持。综上，杨朋燕各项损失认定为：（1）医疗费：医疗费113436.20元，有发票证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核实，易小根支付医疗费50882元，其他费用3000元）；（2）伤残赔偿金：12138元/年×20年×10%=24276元；（3）误工费：24648元÷360天×270天=18486元；（4）营养费：30元/天×180天=5400元；（5）护理费：100元/天×180天=1800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58天=2900元；（7）后续治疗费16000元。（8）其他：交通费1009元、辅助器具费376元、鉴定费1900元，合计3285元。以上各项合计201783.2元。综上，扣除易小根其已支付的53882元，周江文、袁艳、易小根尚应支付147901.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限易小根、袁艳、周江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杨朋燕赔偿款147901.2元。如果未按判决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4元，由易小根、袁艳、周江文负担3205.52元，由杨朋燕负担678.4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袁艳、周江文提供的证人彭某,4、易某,4的证言以及周江文的银行流水清单，因两位的证人与周江文合伙、退伙的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2.对袁艳、周江文提供的周江文与易小根的电话录音，因易小根在电话录音中也称“你老婆要我带两个人去”、“是你要求我带得去的”，且袁艳与易小根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本案的公里旅客运输合同没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在本案中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定易小根从袁艳收取车费70元/人没有证据证实，但可以认定易小根从袁艳处收取了车费。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并另查明：从宜春张家山转盘坐客车到温州的市场价就是120元/人左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艳、周江文是否应向杨朋燕承担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事故发生前一天，杨朋燕就与袁艳电话联系，提出第二天上午坐袁艳经营的宜春到温州的客车去温州。第二天杨朋燕也是和袁艳联系，并按照袁艳的要求到宜春市张家山转盘等车，且将120元车费交付给了袁艳。袁艳将车费的一部分交给易小根，由易小根实际承运杨朋燕。故袁艳、易小根是杨朋燕的共同承运人，应共同承担将易小根安全运输至温州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袁艳、易小根共同承担杨朋燕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袁艳和易小根之间系何关系以及应如何分担责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虽然乘车优惠卡上有周江文的电话，但在本次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中，周江文根本未参与其中，其不应对杨朋燕的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周江文承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袁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周江文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7）赣0902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二、限上诉人袁艳、被上诉人易小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上诉人杨朋燕支付赔偿款147901.2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杨朋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6元，合计7090元，由易小根、袁艳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巢澍望审 判 员 袁飞云审 判 员 杨耀星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代书记员 赖梦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