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5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玄，男，汉族，1966年1月1日生，住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赛建，江苏伯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吴国祥，该公司董事长。
管理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段玄因与被上诉人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阀门厂）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1民初6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段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其一审已充分举证证明其2001年1月至2015年7月14日期间与阀门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014年起其所在的销售部门业务很少，几无业务可做，但其和其他销售人员一样仍到单位上班。2015年4月12日抚顺项目送货单的真实性法院应当进一步查实。一审既已查明其与阀门厂2001年1月至2014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即应由阀门厂就该期间其工作及薪资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而非以阀门厂原法定代表人吴国祥存在个人账户收支钱款行为，让其承担不利后果。2001年1月至2015年7月14日期间，阀门厂均未逐年与其及部门其他人员结清工资，生活所需只能通过工资预付，双方之间未最终结算。根据2015年7月15日的解除劳动合同书载明内容，结合一审判决提及丁红梅等128人申请仲裁要求阀门厂支付2014、2015年工资，至少可以证明阀门厂拖欠了2014、2015年职工工资，职工发生群体性诉讼，与2015年7月15日相距不久。一审推断阀门厂已于2014年4月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其对解除一事明知，并非至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明显不当。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2015年7月15日前其已知晓被解除的事实，否则应依法确认解除送达的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从该日起计算时效。其在2016年7月14日向海安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提出申请并主张相应权利完全合法，构成仲裁时效中断。综上，一审认定其与阀门厂劳动关系于2014年4月解除，阀门厂不欠其工资，以及认定其诉请超过仲裁时效错误。
阀门厂辩称，根据段玄提供的补开解除劳动合同书，其中标明解除合同日期为2014年4月，说明段玄与阀门厂之间此时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上诉人对此明知，故段玄近三年之后才提出劳动报酬等主张明显超过了仲裁时效。段玄主张2001年至2015年期间的工资亦不具有合理性，事实上阀门厂不存在欠发段玄工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段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阀门厂支付其2001年1月至2015年7月14日期间的工资286267.25元［1640.5元/月×（14年×12个月＋6.5个月）］；2.阀门厂支付其经济补偿金57417.5元（1640.5元/月×35个月）；3判决阀门厂为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营海安阀门厂始建于1958年，2001年改制为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段玄曾为海安阀门厂职工。
2015年7月15日，阀门厂补开了书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载明：“段玄，男，年龄50，工种营销，系阀门厂劳动合同制工人，与阀门厂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现因公司裁员，从即日起解除（终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2015年7月15日（补开），备注2014年4月解除合同”。
2016年7月14日，段玄向海安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请求阀门厂支付欠付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并补交社会保险。调解中心收到上述申请后分别于2016年7月18日、7月19日、7月21日、7月25日电话通知阀门厂，但均无人接听。2016年7月27日，调解中心将无法通知阀门厂的事实情况告知段玄的代理人，段玄代理人表示申请仲裁。
2016年8月15日，段玄向仲裁委申请仲裁。8月25日，段玄提交书面申请，表示不希望仲裁委继续审理，请求仲裁委出具手续，段玄选择向人民法院起诉。当天，仲裁委出具书面逾期未受理确认书，载明，段玄于2016年8月15日提交书面仲裁申请，仲裁委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受理决定，现予以确认；因段玄不同意仲裁委作出受理决定，故段玄可在15日内向法院起诉。
2016年9月2日，段玄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阀门厂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2016年9月28日，段玄撤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裁定准许。
2016年9月26日，海安县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书面证明。证明阀门厂为段玄缴纳了1996年1月至2014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
2017年9月25日，段玄再次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阀门厂支付其工资286267.25元、经济补偿金57417.5元，并为其补缴各项社会保险。仲裁委以阀门厂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段玄的请求不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为由，出具了海劳人仲不字［2017］第7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2017年10月9日，段玄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承担给付工资、经济补偿金以及补缴社会保险的责任。立案受理后，经一审法院释明，段玄于2017年10月13日将被告由管理人变更为阀门厂。
另查明：2015年9月21日，林加金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阀门厂支付其经营业务费44万元；2001年改制时“职工经济补偿金”4200元及15年的利息共2万元；2001年经营业务费用分成本金2851.70元及利息共1万元；集资款10万元，代垫款15.862836万元（包含编号为0031246的10万元），工资2万元；编号为0031246的10万元的利息3.84万元（按月息8‰计算至现在）；2013、2014年林加金应得的销售提成10.92万元。2015年12月8日，一审法院判决阀门厂给付林加金劳动报酬11624.2元并归还林加金借款100000元，驳回林加金的其他诉讼请求。林加金不服上诉于南通中院。
2015年12月11日，丁红梅等128人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阀门厂支付欠付2014、2015年的工资，上述128人中并无段玄。该案中，当事人提交了欠付劳动者2014年及2015年部分月份工资的明细清单。明细清单中并无段玄，但有管理人员林加金。审理中，段玄称其知晓丁红梅申请仲裁一事，只是因为其当时并不在家，故未一并申请仲裁。
2016年8月22日，南通中院裁定受理阀门厂的破产申请。
2017年1月18日，南通中院裁定撤销林加金案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2017年3月3日，一审法院立案重审此案。重审时，林加金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阀门厂返还其10万借款本金（收据号为0031459）及25个月的利息损失2万元（利息损失分别为2014年5月、10月及2015年4月、2015年6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利息，以每月800元为计算标准，共计25个月）；2.判令阀门厂返还其10万元借款（票据号为0031246）以及该笔借款自2011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利息损失5.28万元（以800元/月为计算标准，共计66个月）；3.判令阀门厂给付其2016年1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24064元（2489.6元/月×9个月）。为查明案件事实，承办法官前往海安县公安局查阅了阀门厂公司财务资料，经核实发现阀门厂法定代表人吴国祥存在用个人账户收支钱款的行为。2017年8月，一审法院判决阀门厂给付林加金2016年1月至9月的劳动报酬11520元，返还林加金借款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利息13341.94元，驳回了林加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皆未上诉。
2017年2月20日，段玄向破产管理人邮寄送达了债权申报申请书，对于案涉诉求中所载事项进行了申报。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段玄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海安县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调取的段玄申请调解的申请书、调解中心的卷宗资料以及丁红梅等人申请仲裁的海劳人仲案字[2016]第2号仲裁卷宗、林加金案判决文书等在案佐证。
一审审理中，段玄称其于1985年凭介绍信到阀门厂工作，刚入职时在办公室工作，1998年调至销售科工作至2015年7月；阀门厂虽于2014年停缴了其社保，但其并不知情；2015年7月15日，其得知阀门厂已将其解除，并要求阀门厂出具了书面解除通知书；段玄自2001年1月以来从未领取过工资，但陆续从阀门厂借支过三、四万元钱，具体数额记不清楚；2014年以后，阀门厂已经没有业务可做，段玄及其他业务人员一样都到厂里，但是没活可干；2015年7月15日收到解除通知书后，段玄未再找过阀门厂，而是选择了申请仲裁（包括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为证明其主张，段玄提供了差旅费报销单、送货单、就餐联系单、产品购销合同等资料，上述资料部分为复印件，部分为原件，涉及的时间范围基本为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仅有一张送货单（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抚州项目，以下简称抚州项目）下方签名为邓志忠，时间为2015年4月12日，收货时间一栏用蓝色圆珠笔手写“2015412段玄”。
阀门厂管理人称，段玄称其在阀门厂工作十余年未领取过工资严重违背常理；阀门厂管理混乱，法定代表人吴国祥涉嫌犯罪被抓，管理人接手破产清单以来，阀门厂管理人员仅交接了一枚公章，故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公章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即使公章真实，补开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不能证明段玄自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解除一事；段玄提交的差旅费报销单、送货单、就餐联系单、产品购销合同等资料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4月12日抚州项目送货单中收货人签字一栏已有邓志忠签字，段玄另在收货时间一栏签字明显有违常理，而且签字还是用圆珠笔所写，即使上述签字属实，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12月，丁红梅等人申请仲裁，段玄是明知的，其并未一并申请仲裁，而是选择在仲裁时效到期的前一天申请，明显与常理不符；段玄首次书写申请书的时间是2015年7月14日，该时间并不能证明段玄提交给调解中心的时间就是7月14日，而且该时间有人为操作的嫌疑。
一审法院认为，段玄向法院提交了其在阀门厂工作期间的送货单、差旅费报销清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资料，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在2014年4月前存在劳动关系。
2014年4月，阀门厂停缴了段玄的社会保险，2015年7月15日，阀门厂补开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段玄称其直至2015年7月15日才知道阀门厂已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一审认为段玄上述所称明显不合事实。首先，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明确载明了“补开”二字，补开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存在多种用途，并不能证明段玄自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解除事宜；其次，段玄并未提供2014年4月以后提供劳动的充分证据。段玄提交的差旅费报销单、送货单、就餐联系单、产品购销合同等资料除抚州项目送货单外，全部为2013年以前产生的资料，并不能证明2014年4月以后，段玄仍为阀门厂提供过劳动。而且，抚州项目的送货单已有送货人签字，段玄在送货时间一栏用蓝色圆珠笔签名明显有事后补签的嫌疑。即使签名属实，仅一个送货单的签名亦不能证明双方在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丁红梅等128人一并于2015年12月11日提起仲裁并提交了欠付工资的清单（清单中并无段玄），段玄亦知晓，其并未一并提起仲裁，并要求支付欠付的工资，亦能间接佐证段玄明知案涉诉求中所主张的权利基础存在行使障碍。综上，一审认为，阀门厂已于2014年4月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段玄对解除一事明知，并非直至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段玄主张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工资待遇及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阀门厂是否欠付段玄2001年至2014年4月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段玄主张其自2001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在阀门厂工作，从未领取一分钱工资，明显违背常理。结合一审法院审理的林加金案以及丁红梅等人申请仲裁的案件可知，阀门厂虽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但欠付的基本上属于2015年以后部分月份的工资，并不存在欠付十余年工资未发的情形。管理人虽未能提交阀门厂已支付段玄上述期间工资的证据材料，但并不能反证段玄所述属实。
需要说明的是，阀门厂管理混乱，在林加金起诉阀门厂一案中，承办法官查阅过阀门厂的部分财务资料，发现吴国祥（阀门厂法定代表人）存在着用个人账户收支钱款的情形，因此，即使阀门厂现有财务资料未能体现支付过段玄劳动报酬，亦不能以此论断段玄15年间未领取过劳动报酬。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段玄要求阀门厂支付其2001年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劳动报酬，无事实依据。段玄在2014年已与阀门厂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下，于2016年8月申请仲裁要求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也已超出法定仲裁时效。
退一步讲，即使段玄自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解除劳动关系一事，其于2016年8月25日申请仲裁也已超出法定仲裁时效。段玄称其于2016年7月14日申请了调解，并未超出法定期间。一审法院认为，请求权为相对权，必须向相对人送达才产生请求权的法律效果。申请调解并非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必经程序，权利人在仲裁前申请调解，其意思表示仅传达给调解中心，并未送达至相对方。调解中心只有送达后，请求权的意思表示才传达至相对方，亦才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本案中，段玄于期限届满前一天申请调解，调处中心未能有效送达，故不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段玄一审庭审中亦认可其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5年7月15日）后未再向阀门厂主张过权利，因此，即使段玄于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解除事宜，其于2016年8月25日申请仲裁，要求支付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金也已超出法定仲裁时效。
关于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故对于段玄要求阀门厂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不予理涉。
综上，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段玄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段玄提供证据1.（2016）苏06民终48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01年改制后阀门厂未和经营人员结算经营费用。2.陆元海的证人证言，证明其工作岗位、工作期限以及工作期间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工资发放情况。阀门厂认为，证据1判决书与本案不具关联性，陆元海和阀门厂存在诉讼，系利害关系人，其证人证言不可采信。证据2非新证据。陆元海主张的是2001年至2010年的经营费用，2009年其已退休，无法证明段玄2014年4月以后是否还在阀门厂上班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两份证据均非新证据，且不能达到相应举证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段玄主张的2001年至2015年7月14日期间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能否得到支持？
本案中，阀门厂2014年4月停缴了段玄的社会保险，2015年7月15日向段玄补开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备注载明“2014年4月解除合同”，段玄认可该补开的解除通知并据此向相关行政部门申领了相应时段的失业保险金，故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4月解除的客观事实。段玄主张其与阀门厂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5年7月14日，但其提供的证据所涉时间基本为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仅一张收货单位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抚州项目）的送货单，显示送货时间为2015年4月8日，收货人“邓志忠”，收货时间“2015.4.12段玄”，本院认为，收货时间处填写“段玄”明显突兀，该单位另一份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的送货单，并未在收货时间处填写送货人姓名，两份送货单在填写习惯上不相吻合，且仅凭一份送货单上的圆珠笔签名亦不足证明双方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段玄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5年7月14不能成立，其主张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14日期间的工资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段玄主张2001年至2014年4月前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能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限制，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法律规定上述仲裁时效期间，旨在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非因法定事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期间内不提起仲裁，通过劳动仲裁程序主张其权利的时效即归于消灭，当事人即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段玄2014年4月已与阀门厂解除劳动关系，其于2016年7月14日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2016年8月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阀门厂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明显超出法定仲裁时效。段玄称，其直至2015年7月15日补开解除通知时才知道阀门厂已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其2016年7月14日申请调解在一年时效内。本院认为，2015年7月15日补开的解除劳动合同书上明确记载“补开”及“备注：2014年4月解除合同”字样，可推知段玄要求阀门厂补开该解除劳动合同书前，即对双方2014年4月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业已明知。段玄辩称其对该两处文字均未注意，明显不符常情。另，丁红梅等128人于2015年12月11日提起仲裁并提交了欠付工资的清单，段玄知晓此事却未参与或随即提起仲裁、主张权利，一审因此认为阀门厂已于2014年4月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段玄在2015年7月15日补开解除通知之前即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一事明知、并非直至2015年7月15日才知晓，并无不当。故段玄主张2001年至2014年4月前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段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烨
审判员 钱泊霖
审判员 王吉美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陆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