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娟，女。
委托代理人：梁健强，广东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文，男。
委托代理人：苏锦浓、区健辉，均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群转，女。
委托代理人：苏锦浓、区健辉，均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祖腾，男。
委托代理人：梁粹宇，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丽娟因与被上诉人李超文、赵群转，原审第三人黄祖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4）江新法民二初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浚维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8日，注册资金为30000元，2011年10月24日的公司章程确定公司股东为黄祖腾、李超文、欧明照，持股比例分别为35%、35%和30%，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2014年3月1日，李超文向刘丽娟出具一份《协议书》：李超文愿意以150000元出售浚维公司股权（股权份额以工商登记为准）给刘丽娟，本协议已经其他股东认可，刘丽娟应将转让款分三十期支付，于每月5号将5000元汇入李超文指定银行账号。同日，欧明照、黄祖腾各出具一份《证明》，表示因刘丽娟购买李超文的股权而放弃优先购买权。3月6日，刘丽娟通过网银转账5000元予李超文账户。
2014年3月17日，李超文与黄祖腾签订《协议书》，约定：目前浚维公司持股比例为李超文35%、黄祖腾35%、欧明照30%，但实际持股比例为赵国富45%、李超文45%、黄祖腾10%。李超文同意将其持有的45%股权转让给黄祖腾的委托人刘丽娟，即李超文退股；黄祖腾同意支付转让款180000元，协议生效后当日一次性付给李超文；在担任股东期间，李超文妻子赵群转的卡号为6259074494771298的信用卡一直以来提供给浚维公司资金周转之用，截止2014年2月26日，该信用卡已透支238472.75元，黄祖腾及浚维公司应在2014年3月30日前向李超文偿还上述透支款项及所产生的利息。浚维公司也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当日，黄祖腾的网银账户向李超文账户支付了277000元，其中包括了18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李超文在同日出具《收据》一份，注明“今收到刘丽娟购买李超文股份款180000元”。3月18日，李超文向刘丽娟出具一份单方签名的《补充协议》：“因刘丽娟购买李超文有关浚维公司的股权事宜，2014年3月1日，双方已经签订了协议书。现刘丽娟再支付3万元给李超文，即刘丽娟以180000元人民币购买李超文有关浚维公司的全部股权，购买股权金额180000元于签订本协议3日内支付给李超文。李超文于2014年4月3日协助刘丽娟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手续”。
2014年3月28日，李超文与黄祖腾签订《江门市蓬江区浚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李超文将持有浚维公司35%的股权共10500元的出资额，以10500元转让给黄祖腾。李超文之后向江门市蓬江区地方税务局申报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同日，浚维公司召开股东会，黄祖腾、欧明照、李超文以股东身份出席会议，刘丽娟则以新股东身份参加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如下：1、免去李超文公司监事的职务、同意选举刘丽娟为公司监事；2、同意欧明照将持有浚维公司的10%股权共0.3万元的出资额，以0.3万元转让给刘丽娟，并批准欧明照与刘丽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同意欧明照将持有浚维公司的20%股权共0.6万元的出资额，以0.6万元转让给黄祖腾，并批准欧明照与黄祖腾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同意李超文将持有浚维公司的35%股权共1.05万元的出资额，以1.05万元转让给黄祖腾，并批准李超文与黄祖腾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3、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重新制定公司新章程。四人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并盖上浚维公司印章。
2014年4月17日，刘丽娟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其为浚维公司的合法股东，浚维公司和李超文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刘丽娟撤回该案而向原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因李超文转让其股权而引起的纠纷，故为股权转让纠纷。李超文先后与刘丽娟、黄祖腾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均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手续。虽然李超文辩称实际是与黄祖腾交易，但也承认其向刘丽娟所出具的转让股权给刘丽娟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以及黄祖腾、欧明照放弃优先权而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由此可见，李超文向刘丽娟出具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双方当初的合同关系是成立的。李超文辩称刘丽娟不是股权转让关系的主体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李超文与刘丽娟间股权转让关系应否解除的问题。李超文后来又向黄祖腾转让其股权，并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证明其已改变了向刘丽娟转让股权的初意；而刘丽娟参与了李超文与黄祖腾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程，没有提出异议，又参与了股东会并在决议上签名。可见，刘丽娟与李超文均已形成合意解除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因此，刘丽娟诉请解除与李超文的股权转让关系，原审法院可予支持。
对于刘丽娟有否交付180000元予李超文问题。从现有证据分析，刘丽娟于2014年3月6日向李超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00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此外，刘丽娟提供李超文出具的《收据》以证实李超文已收取其支付的股权款180000元，但在李超文出具收据的第二天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收据》所证明内容互相矛盾，如刘丽娟确已付清款项的情况下，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再约定增加转让价格及付款时间显然不合常理，刘丽娟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其他证据进行补强；况且，李超文在签补充协议的前一天又与黄祖腾另行签订了转让协议，该协议与补充协议又存在冲突。李超文现否认收到刘丽娟此款，认为只是收到黄祖腾支付的转让款，为了与黄祖腾所签协议相对应才在收据上写收到刘丽娟的款。李超文的辩称与黄祖腾庭审中表示“签订协议当天即以汇款形式支付给李超文277000元，这277000元包括了购买李超文45%的股权的180000元，具体付款交接事宜由刘丽娟与赵群转负责”的陈述较为相符，虽然黄祖腾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一份《更正说明》改口称该277000元是协议约定的借款，但其解释并不充分。从一般的习惯常理分析，刘丽娟、黄祖腾均参与浚维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彼此之间经常见面联系，且黄祖腾还书写过一份因刘丽娟购买李超文股权而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明》，所以，不论李超文是将股权转让给刘丽娟还是黄祖腾，刘丽娟和黄祖腾均是知情。刘丽娟称在2014年3月17日交付现金给李超文，黄祖腾也是在同一日通过网银转账给李超文，且黄祖腾更声称是由刘丽娟负责付款事宜。由此可见，他们在同一日为同一标的而各自付款也是有失常理。综上所述，李超文出具收据的款项为黄祖腾支付的277000元中的一部分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明显高于刘丽娟另向李超文支付18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鉴于李超文已收取刘丽娟5000元的转让款，李超文应予退回；其余数额因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所涉债务是发生在李超文、赵群转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属夫妻共同债务，赵群转对李超文应返还的5000元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丽娟与李超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二、李超文、赵群转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丽娟偿还股权转让款5000元；三、驳回刘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合共3420元，由刘丽娟负担3317元，李超文、赵群转共同负担103元。
上诉人刘丽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涉案《收据》足以证明刘丽娟已经向李超文、赵群转足额支付股权款180000元，与《补充协议》不存在互相矛盾。该《收据》载明“今收到刘丽娟购买李超文股份款180000元”，有李超文和赵群转的签名确认。赵群转曾任公司财务，应当知道《收据》内容及签字后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且该《收据》的字体、书写方式和颜色均与赵群转的签名一致。故该《收据》是由赵群转出具后再由李超文签名确认。李超文、赵群转称股权购买关系的实际相对人为黄祖腾，《收据》的出具是为了区分黄祖腾所支付的277000元款项中含有股权款180000元。那么为何《收据》付款人仅写明刘丽娟而不是黄祖腾、款项仅写明为“股权款180000元”而不是“总金额277000元，含股权款180000元”。对此，李超文、赵群转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目的就是掩盖其另外收取刘丽娟股权款的事实。《补充协议》仅有李超文的签名和手印，应认定是由李超文出具给刘丽娟的，故《补充协议》中所谓与《收据》相矛盾的内容是由李超文单方提出的。而刘丽娟接受该《补充协议》是因李超文保证于2014年4月3日协助其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李超文并没有履行该约定。《补充协议》中要求“3日内支付”的目的是要求刘丽娟支付股权款人民币180000元，即使《收据》出具在《补充协议》的一天，也不能因此就说明《收据》与《补充协议》的内容相矛盾。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由此作出的所谓“从一般习惯常理分析”不合常理。欧明照的《调查笔录》显示，欧明照于2014年3月17日看见刘丽娟向李超文、赵群转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股权款。而原审判决却把该部分内容省去，取而代之的是欧明照不清楚刘丽娟与李超文、赵群转之间的款项支付情况，原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李超文、赵群转提供的陈锦基《笔录》第三页，明确表示其听到李超文承认收取赵国富（刘丽娟的丈夫）的全部股权款的事实。由此可见，李超文对于收取刘丽娟股权款是确认的。对于以上由李超文、赵群转提供的有利于刘丽娟的疑点，刘丽娟于一审庭审中均提出，但原审法院并为未接纳，也未对此进行调查。
刘丽娟为法院能更清楚地调查本案，特意追加黄祖腾参加诉讼。黄祖腾于2014年9月10日第二次开庭中因紧张而作出错误回答，但于庭后作出《更正说明》，明确其支付的款项277000元仅为借款。而原审判决竟然以解释不充分为由，并错误的结合李超文、赵群转的陈述最终否认黄祖腾的更正，同样是对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两次庭审，黄祖腾均明确表示看见刘丽娟向李超文、赵群转支付现金人民币180000元，这明显与第二次庭审中黄祖腾作出的错误回答相矛盾。对此，原审法院并未针对该矛盾继续对黄祖腾进行调查询问，庭后也没有作出更深入的调查。原审判决于认定事实上遗漏了对刘丽娟十分重要的要点，对刘丽娟十分不公平。原审法院仅凭人黄祖腾唯一一次错误的回答，就此“从一般习惯常理分析”为由作出推理认定，仅凭法官个人意志，没有事实法律和依据。综上，原审判决的推理错漏百出不合逻辑。刘丽娟与黄祖腾认识且二人于同一日付款的事实与二人不可能为同一标的分开付款的结果不存在必然联系；黄祖腾依据2014年3月17日《协议书》所支付277000元为公司借款，与刘丽娟所购买股权有明显区别，黄祖腾不负有支付股权款的义务，原审判决推理中的“为同一标的”明显脱离实际。
三、李超文、赵群转对其主张收到的款项277000元包含股权款180000元，没有提出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其主张应不予支持。虽然李超文、赵群转曾于一审中提交《短信截屏信息》，但该信息是由李超文、赵群转一方所书写的，应认定为个人陈述，刘丽娟和黄祖腾对此不予认可。且其提交的《证据目录》显示，上述信息证明内容仅为催促黄祖腾还款，与其提出的主张没有半点关系。原审判决明显违背相关法律的规定，偏袒李超文、赵群转。
四、本案一审审理期限已超过《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2014年6月17日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于2014年9月17日审结，但本案判决日期为2014年10月23日，并且2014年9月10日第二次庭审时，原审法官在调解阶段建议给双方一个月时间调解，刘丽娟的代理人已当庭明确表示不需要调解，但法院并未理会，强加调解意愿，并要求代理人于庭审笔录中签字。即使加上调解的时间，最迟结案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因法律没有规定因当事人提出调解就可以延长审理时限，而原审法院也没通知当事人作出延长审理的决定，原审法院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限。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其作出的“一般的习惯常理分析”明显歪曲事实，据此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遂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改判李超文与赵群转共同向刘丽娟偿还股权转让款180000元；2、由李超文、赵群转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超文、赵群转口头答辩称：一、本案的股权转让发生在李超文与刘丽娟、黄祖腾以及案外人赵国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刘丽娟是赵国富的妻子，而黄祖腾与赵国富是表兄弟关系；刘丽娟在公司担任会计并代表赵国富行使股权。因这三方在公司管理方面与李超文发生了争议，李超文决定退股并将股权转让给他们。开始三方要求将股权转让到刘丽娟名下，故出现2014年3月1日《协议书》；后又要求转到黄祖腾名下，故有2014年3月28日的《协议书》；中间实际履行的是2014年3月17日《协议书》。因一审庭审中黄祖腾称该股权是转让给刘丽娟的，其授意刘丽娟操作其网银，转账277000元，该277000元包括了18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一审庭审中刘丽娟的代理人不断干扰黄祖腾作证，经李超文多次要求，最后将他们座位分开。如真如刘丽娟所述，其支付180000元现金作为股权转让款给了李超文，而当天又通过黄祖腾重复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明显不符合实际，不可能存在重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
二、若按2014年3月1日的《协议书》，刘丽娟应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而后来支付则变成180000元，刘丽娟称是按照口头协议履行，其作为会计不可能不知道股权转让需要书面合同及办理工商登记。事实上，李超文履行股权转让的相对方是赵国富、黄祖腾、刘丽娟，否则不会在2014年3月17日《协议书》约定黄祖腾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3月28日股东会决议，李超文与黄祖腾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刘丽娟也从未提异议，因其清楚只要把该股权转让给三方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
三、本案诉讼前，刘丽娟还提起另一案件针对本案的诉讼，诉求是确认股东资格。该案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几乎一样，其中有黄祖腾的转账记录及3月17日《协议书》原件。这些证据本不应由刘丽娟保存，因若按黄祖腾所述其想买股权，是不会不顾自己权益把这些证据原件给刘丽娟的，这说明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3月28日的《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只是为配合利益共同体办理股权转让才签订的，约定的股权金额10500元非常低，明显不符合实际，并且该合同没有履行过。
综上，涉案股权转让主体是李超文和刘丽娟、黄祖腾、赵国富的利益共同体，不可能重复支付股权转让款，若按黄祖腾所述转账的277000元全部是借款以及工资，那么与3月17日《协议书》的约定当日支付转让款及3月30日前偿还赵群转23万多元的借款是自相矛盾的。黄祖腾当天转账的277000元扣除了180000元股权转让款后，剩下90000元多就是偿还李超文、赵群转借给公司经营的款项。因此，刘丽娟所称已履行合同并且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不属实。
二审审理期间，李超文向本院提交了收款委托书以及对账单复印件，证明刘丽娟与黄祖腾在公司的财产是混同的，其是利益共同体，通常浚维公司的货款都由黄祖腾签字、由刘丽娟收取款项。
针对李超文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刘丽娟认为：这两份证据没有原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
针对李超文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黄祖腾认为：从证据内容看，应是浚维公司委托刘丽娟收款，且刘丽娟是公司会计，其代公司去收款是合理合法的，黄祖腾与刘丽娟不存在财产上的混同，不是利益共同体。
本院对李超文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这两份证据在原审审理时已形成，刘丽娟及黄祖腾对此均不予确认，且这两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实质性关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刘丽娟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结合双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丽娟是否已支付现金180000元股权转让款，李超文、赵群转是否应当返还180000股权转让款。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超文于2014年3月1日出具《协议书》给刘丽娟，约定股权转让款是150000元，而李超文于2014年3月17日出具《收据》注明收到刘丽娟购买股权款180000元。2014年3月17日李超文与黄祖腾签订《协议书》，约定李超文将其股权转让给黄祖腾的委托人刘丽娟；黄祖腾当日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180000元。李超文于次日即2014年3月18日向刘丽娟出具《补充协议》，载明3月1日双方已签订协议，刘丽娟再支付30000元即购买股权金款180000元，于3日内支付给李超文。该《补充协议》载明刘丽娟在签订该协议后3天内支付180000元给李超文，与李超文出具的《收据》已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内容相矛盾。李超文出具给刘丽娟的《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为150000元，李超文出具《收据》为收到股权转让款180000元，在双方达成变更股价意见前出具180000元收据不符合常理。而黄祖腾与李超文签订《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恰好是180000元，《协议书》还约定签订之日即2014年3月17日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黄祖腾在当天一次性支付277000元至李超文账户。在一审庭审中黄祖腾称该277000元包括股权转让款180000元，且是刘丽娟负责操作付款事由。虽然黄祖腾在二审中否认277000元包括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的陈述，称该陈述是因紧张而导致的“口误”，该277000元实际是偿还借款。但对于黄祖腾在二审中否认其一审中陈述的理由并不令人信服，且该数额与黄祖腾及浚维公司应偿还透支的信用卡数额230000余元也不符。黄祖腾对于其付款理由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黄祖腾在支付该277000元给李超文后，李超文在当天开具180000元收据给刘丽娟。李超文主张其开具收据给刘丽娟正是因为黄祖腾支付的277000元中包含有180000元股权转让款，这一说法与黄祖腾第一次陈述相吻合。且黄祖腾与李超文签订的《协议书》写明李超文将持有股权转让给黄祖腾的委托人刘丽娟，虽然对于刘丽娟在该协议书中是受让方还是黄祖腾的委托人存在争议，但根据该《协议书》第二点第4条，黄祖腾确认其及浚维公司应于2014年3月30日前偿还230000余元信用卡透支款给赵群转。而刘丽娟在一、二审诉讼中从未确认过其应承担偿还信用卡欠款的义务。结合黄祖腾与李超文签订《协议书》的内容以及李超文出具收据的内容和时间，李超文出具收据给刘丽娟的时间正是在黄祖腾支付277000元款项的当日，而刘丽娟在另案提起诉讼时也称其委托黄祖腾与李超文签订2014年3月17日《协议书》，可以印证刘丽娟对于黄祖腾与李超文签订《协议书》进行股权转让是知情的。收据中写明对象是刘丽娟与《协议书》内容也相符。因此，李超文出具180000元收据给刘丽娟正是为黄祖腾支付277000元这一事实而出具的。刘丽娟主张其在2014年3月17日支付现金180000元股权转让款给李超文，黄祖腾支付的277000元不包括180000元股权转让款。李超文仅承认收到277000元而否认刘丽娟于3月17日支付过现金。刘丽娟在一审中称支付现金180000元时有其本人、李超文、赵群转三人在场；李超文称写收据时有刘丽娟、赵国富、李超文、赵群转在场；而黄祖腾称刘丽娟支付现金给李超文时有欧明照、赵国富、刘丽娟、李超文、赵群转在场，刘丽娟与黄祖腾的说法并不一致。黄祖腾的陈述中并未称其本人也在场，与黄祖腾在其后庭审中称其有亲眼看到刘丽娟交付180000元现金给李超文的说法自相矛盾。而欧明照在调查笔录中虽称其曾看到过李超文、赵群转与刘丽娟在用点钞机数钱，但无法确定是否为2014年3月17日及无法确定交易的具体数额。陈锦基在《询问笔录》中虽称曾听到李超文承认收取赵国富（刘丽娟的丈夫）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但同时又称当天未看到过刘丽娟支付现金给李超文的情况。因此，欧明照和陈锦基的陈述均未能证实该两人于2014年3月17日亲眼看到刘丽娟当天支付180000元现金给李超文的事实。从股权转让情况看，无论李超文转让给黄祖腾还是刘丽娟，刘丽娟和黄祖腾均是知情的，则在同一天黄祖腾和刘丽娟分别支付李超文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而李超文3月18日出具给刘丽娟的《补充协议》与刘丽娟3月17日收到收据的内容是相矛盾的，该协议实际要求刘丽娟支付180000元股权转让款，但是李超文出具180000元收据在先，签订《补充协议》在后。且2014年3月1日的《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不是一次性支付，而是分30期每期支付5000元。据此可以印证李超文出具180000元收据给刘丽娟，并非是依据2014年3月1日的《协议书》，而是基于李超文与黄祖腾于2014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黄祖腾付款情况所出具的。虽刘丽娟主张3月18日的《补充协议》是李超文单方的意思表示，但现也并无证据证实刘丽娟在收到该《补充协议》后对其记载的内容提出过异议。
鉴于刘丽娟对其所主张的事实及所提起的诉求并未达到证明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刘丽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判决对于刘丽娟主张其于2014年3月17日支付现金给李超文这一事实不予确认，本院予以支持。因刘丽娟与李超文合意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双方对于刘丽娟于2014年3月6日向李超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00元这一事实均没有异议，原审判决李超文、赵群转返还5000元转让款给刘丽娟恰当，对于刘丽娟主张应返还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丽娟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3900元，由刘丽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萍辉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代理审判员 刘 蕊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美珊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