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6民终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正荣，女，197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华，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琴，女，196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太军，安徽华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建安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徐东，该公证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安徽众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正荣与被上诉人余琴、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简称国信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的(2018)皖0603民初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正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华、被上诉人余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太军、被上诉人国信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正荣上诉称：余琴对余学海与余正荣之间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明知的。在余学海去世后，余正荣与余琴一起去了银行、保险公司，并将遗赠抚养协议出示给了银行、保险公司；且余正荣已持遗赠抚养协议将余学海生前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余琴至今并未向余正荣索要上述房产，足以证明余琴知晓遗赠抚养协议的存在，原判认定余琴对协议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在余正荣持有合法有效遗赠抚养协议的前提下，余琴隐瞒上述事实致使公证处以不存在遗赠抚养协议为由作出法定继承公证，为不真实的事项出具了公证书，公证处存在过错，且公证过程中亦存在违反公证程序的事项，应对余正荣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琴、国信公证处承担。
余琴辩称：余琴不存在违法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余琴没有对余正荣权益造成侵害，双方不存在侵权关系。其申请到国信公证处并非错误公证，对余正荣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
国信公证处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余正荣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余正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琴与国信公证处共同向余正荣支付银行存款本金13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至款清之日止，其中10万元自2017年8月25日起计息，3万元自2017年12月7日起计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送达费、调查费、律师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学海与刘德英系夫妻关系，余学海于2017年8月12日死亡，刘德英早于2002年死亡。其二人生育子女四人：余晓玲、余小平、余琴、刘伟伟，刘伟伟先于余学海于2014年1月15日死亡，刘伟伟育有一子何涛。
余学海死亡时遗留存款两笔：一笔10万元定期三年存款，到期日2017年8月25日；一笔3万元定期三年存款，到期日2017年12月7日。2017年8月25日，余琴向国信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国信公证处受理后，通过向余学海生前所在社区相城社区、东山街道办事处调查确认其父母先于余学海死亡，向刘德英同事张士美询问了余学海的父母、配偶及生育子女情况，以及查阅余学海及刘伟伟的档案材料，刘伟伟的居民死亡推断书、刘德英的火化证明，确认继承人为余晓玲、余小平、余琴、何涛，并对该四人进行询问，该四人均确认余学海生前未立遗嘱及未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余晓玲、余小平、何涛均表示放弃继承，后国信公证处出具了（2017）皖淮国公证字第7955号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余学海名下上述存款均由其女儿余琴继承。后余琴持该公证书将案涉两笔存款取走。现余正荣以案涉款项余学海已经与其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明确表示赠与其，而余琴隐瞒该事实申请继承公证及国信公证处为不真实事项作出公证的行为显系侵犯其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上述事实，有余正荣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东区支行、淮北农村商业银行马庄支行存单、火化证明、（2017）皖淮国公证字第7955号《公证书》，以及国信公证处提供的（2017）皖淮国公证字第7955号公证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余正荣以余琴隐瞒余学海生前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而申请案涉法定继承公证为由主张余琴在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此其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从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反映余学海与余正荣签订过遗赠扶养协议以及余琴办理公证事项的过程，关于余琴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余学海与余正荣签订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的事实目前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余琴作为被继承人余学海法律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余学海是否设立遗嘱及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均不知情的前提下，据此申请法定继承事项公证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余正荣要求余琴承担公证损害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市国信公证处的责任承担问题。余正荣主张国信公证处为不真实事项进行公证存在过错，其主要理由为国信公证处在余学海与其已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前提下仍为余琴办理法定继承公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即案涉余正荣与余学海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属于公证处在办理余琴申请法定继承事项公证过程中审查、核实义务的范围之内。遗赠扶养协议的受赠人为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意自然人或组织，其存在的广泛性以及遗赠扶养协议签订的私密性，决定了公证机构难以通过相关途径得知该遗赠扶养协议的存在，将该不确定的信息纳入公证机构的审查、核实义务的实质范围之内，不具有合理性。经查，在余琴申请办理公证过程中，国信公证处在其余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表示放弃的过程中，国信公证处亦进行了程序上的询问，应当认定国信公证处在办理案涉过程中尽到相应地审查、核实义务。
余正荣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余琴隐瞒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以及国信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审查、核实义务，故余正荣要求余琴、国信公证处共同承担公证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如余正荣认为其作为受遗赠人享有的继承权理应优先于余琴的法定继承权，其可以另行诉讼解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正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6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633.50元，由余正荣负担。
余正荣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如下：
1、余正荣与程权通话录音资料一份，拟证明余学海去世后，余正荣就告知余学海的家人余学海生前给余正荣写了有关财产给余正荣的资料，余琴等人办理继承公证时对此明知；
2、余正荣与余保成通话录音资料，拟证明余正荣对余学海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余正荣委托余保成办理余学海死葬事宜支出相关费用；
3、余正荣与吴经理的通话录音，拟证明余学海生前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投保了一份保险，2017年8月份保险到期，余正荣持保险单及遗赠抚养协议去办理取款手续，余琴也去办理取款手续，该公司客户部经理吴经理2017年8月份就把余正荣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告知余琴，并告知双方通过诉讼解决。录音的形成是在2018年5月份；
4、房地产管理局收费审批表，拟证明2017年9月20日余琴持余学海房地产权证、遗赠抚养协议办理了受赠房地产之一的过户手续，且占有、管理全部受赠房地产，持有保险单、银行存档等凭证，积极行使受赠权利。该证据是在2017年9月办理的；
5、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拟证明2018年1月份，余琴与余正荣受赠财产之一的纺建小区8栋201室房屋泼漆损毁，余正荣报警，并提供遗赠抚养协议，公安机关告知部分处理，余正荣占有、管理全部受赠房地产，持有保险单、银行存单等凭证，积极行使受赠权利；
6、公证处的复查申请书；拟证明已对公证书提出异议。
余琴质证认为：对证据1，录音是余琴的外甥女和牛姨，且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且上面并没有提到遗赠协议写的什么，该录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举证的目的达不到三性，录音并不能听清说的什么；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吴经理是谁，该通话并不能证明遗赠协议交给了余琴，该录音的内容不真实，录音是在2018年5月形成。余琴不知道该抚养协议，是在诉讼中才知道该协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余正荣凭遗赠协议办理过户协议，侵害了余琴的利益。余琴已经对该房屋进行了诉前保全，通过诉讼解决，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是违规的，遗赠抚养协议要经过相关部门确认，余正荣持有相关凭证，不能证明其目的。该房屋的信息仍在余学海的名下；对证据5，2018年1月确实到该处收取房子，有报警记录，但是没有提供遗赠抚养协议；对证据6，同公证处的意见。
国信公证处质证认为：对证据1，录音资料上，余学海的子女不知道遗赠协议，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不具有合法性，对真实性有异议，该录音时间是2018年3月12日，余正荣已经对本案提起诉讼，而开庭时间是2018年3月14日，该录音材料的时间是虚假的，且纸质材料和录音说话并不一样；对证据3，内容和形式均不真实，提供录音应当提供纸质的，提供电信局的通话记录，吴经理身份不明，是不是保险公司的客户经理，是否是取出遗赠保险的办理人，吴经理有无权利代表保险公司对遗赠协议对公证处的公正书作出评价，该通话是在2018年5月，是在一审开庭后，且是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余正荣和吴经理的通话是案后，为特定的目的录制的，其指摘录对其有利的内容，保险公司让双方通过诉讼解决遗赠的问题，不能确定遗赠协议是在发生过之后给余琴看的，还是之后看的，并不能到达其证明的目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4，具有虚假和不合法性，余正荣要求办理过户，房管局的审批表的原件为什么在余正荣手里，该审批表应该存档，办理的项目是交易，持遗赠抚养协议，房屋过户的话是变更不应该是交易，没有确权的协议办理过户，房管局出具的手续是违法的；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接警时间是在2018年1月，在这时间上，上诉人已经提起诉讼，2017年12月就已经向一审法院递交材料了。时间和出警记录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6，该复查书没有公证处的回执，该复查书不真实，该复查书是在2017年12月份。
合议庭认证认为：证据1，录音材料并非余正荣与余琴之间的通话，且并未提及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通话人身份信息不明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2，通话人身份信息不明确，录音内容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通话人身份信息不明确，且未出庭作证，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对证据4，评估收费审批表，仅载明房屋价值与评估费数额，不能达到余正荣的证明目的；证据5，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仅载明余正荣报警，不能达到余正荣的举证目的；证据6，无公证处的回执，无法证明余正荣已向公证处申请复查；综上，本院对余正荣二审前所举证据均不予认可。
余琴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如下：
证明两份，拟证明安葬余学海的费用均是由余琴和余保成支付的；余正荣与余学海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一事，余保成没有告知余琴。
余正荣质证认为：丧葬费用是由余正荣委托余保成办理并支付的。对第二份证明办理余学海的事宜时，拿出过遗赠协议，当时余琴都应当在，当时余琴等人就知道遗赠协议。
国信公证处质证认为：没有异议。
合议庭认证认为：余保成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对余琴所举证据不予认可。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证据均坚持一审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同一审。
本案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学海生前是否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余琴是否知情；公证处应否承担本案损害责任。
余正荣主张余学海生前与其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但未提供相应的公证记录，亦未在签订时要求余学海的其余家人作见证，虽上诉称余琴对余学海生前与余正荣之间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明知的，但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余学海去世后，在对余学海生前是否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不知情的情况下，余琴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向公证处申请遗产法定继承公证符合公证法的相关规定。余正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余正荣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判认定余琴不应承担公证损害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经查，国信公证处受理余琴的公证申请后，余琴提交身份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存款证明、死亡证明、放弃继承声明保证书等法定继承材料，国信公证处向余琴告知了遗赠抚养协议、遗嘱的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确认被继承人生前无遗赠抚养协议、遗嘱存在的情况下提示余琴如提供虚假材料应承担相应责任，并根据上述问话内容制作了询问记录。国信公证处审核所需资料后，向其余放弃继承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进行问话核实，并到当地社区及街道办核实亲属情况，才出具了余琴法定继承的公证书。从上述办理公证的过程看，国信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国信公证处在出具上述公证书的过程中已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既无过失，更无过错，其行为不构成侵权，无需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赔偿责任。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余正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67元，由上诉人余正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海峰
审 判 员 化启武
审 判 员 周梦漪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董蓓丽
书 记 员 潘 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