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法定代表人杨贵森，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阳东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阳市惠阳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云中，北京市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海荣。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正武。
委托代理人黄继红，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稷公司）、惠阳东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阳东联公司）与被上诉人徐正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民二初字第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深圳中稷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黄某，被告惠阳东联公司系其股东，持股60％，惠阳东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杨贵森。2009年12月14日，深圳中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黄某变更为杨贵森，黄某在该次商事登记信息变更前后均为公司总经理。原告主张，2007年11月28日，被告深圳中稷公司向原告借款700000元，原告通过现金交付方式将700000元出借给了深圳中稷公司。同日，深圳中稷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据》，借款期限为四年，从2007年11月28日起至2011年11月28日止，借款利息为月息2.4％，48个月合计利息为806400元。原告提交的《借据》上盖有借款人被告深圳中稷公司的公章及担保方被告惠阳东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担保方处还注明了“同意给予经济担保”。被告深圳中稷公司向原告开出金额为1506400元的《华夏银行支票》（以下简称支票，支票号：00506284），付款行为华夏银行深圳竹子林支行，支票上盖有被告深圳中稷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黄某的私章，但支票上没有出票日期。被告在借款到期后未依约还款付息，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借款无果，故诉至法院并提出以上诉讼请求。
庭审中，两被告对于《借据》上两个印章及支票上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印章系被告深圳中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与原监事黄某甲等人串通加盖形成，对于黄某的私章被告无法确认。据此，两被告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1、《借据》下方手写内容为“同意给予经济担保”及“2007年11月28日”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华夏银行支票中所有手写文字和数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根据被告的请求，法院依法摇珠选定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5月19日向原审法院发来《退案说明》，退案理由是根据现有条件未能筛选与《借据》及支票条件一致的染料签字笔字迹样本及印文样本进行供检，无法作出鉴定结论。被告为证明其答辩理由，还提交了其于2013年11月13日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递交的举报信，举报黄某、徐正武涉嫌伪造证据罪、诈骗犯罪请求审查立案，但是否已经立案，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举报信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该举报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另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6日作出（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了以下事实：被告深圳中稷公司成立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已将包括公章在内的所有印章、材料移交给深圳中稷公司的大股东被告惠阳东联公司保管，且在深圳中稷公司2009年12月24日申请刻制新印章前，深圳中稷公司的旧印章仍为深圳中稷公司持有。
原告徐正武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4％计至被告付清款项止，截至2013年8月5日，利息为1125600元），以上合计1825600元；2、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借据》及支票是否真实，《借据》中的债权债务是否实际存在。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借据》真实，《借据》中的债权债务实际存在。理由如下：两被告确认了《借据》及支票上公章的真实性，虽然两被告主张《借据》上盖的公章系被告深圳中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与原监事黄某甲等人串通，擅自使用公司公章加盖，对此被告深圳中稷公司提交了（2012）深中法劳终字第1373号民事判决书、（2011）深中法民六终字第3361号民事判决书等以及举报黄某、徐正武涉嫌伪造证据罪、诈骗犯罪的材料来证明，但上述材料均为被告单方声明、举报，无法证明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在《借据》及支票上加盖公章的事实。此外，根据现有条件，鉴定机构无法对《借据》及支票上字迹及印文的形成时间作出鉴定结论，且依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终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不存在被告深圳中稷公司主张黄某与黄某甲等人串通，擅自使用深圳中稷公司的印章形成涉案《借据》及支票的事实。至于两被告提出的《借据》形式还是其记载的内容均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支票也不符合财务制度和支票管理规定。法院认为，《借据》、支票的不规范不等于不真实，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对《借据》及支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原告与被告深圳中稷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涉案《借据》及支票真实，《借据》确认的债权债务实际存在，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深圳中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有合法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深圳中稷公司按照月息2.4％标准支付利息，法院认为，从借款之日即2007年11月28日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多次调整，而按照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约定利息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为此，从借款之日即2007年11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高于约定的2.4%则按照2.4%的标准计付，如果低于约定的2.4%的标准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被告惠阳东联公司作为担保人，应当对被告深圳中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70000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700000元为本金，从借款之日即2007年11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高于约定的每月2.4%的标准，则按照2.4%的标准计付，如果低于约定的每月2.4%的标准，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二、被告惠阳东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对被告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惠阳东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追偿；三、驳回原告徐正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2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23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阳东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深圳中稷公司、惠阳东联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将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形式要件混同为实质要件。我国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须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款合同、借条、借据等；实质要件即借贷款项的实际交付履行。这是本案应当查清也必须要查清的焦点。但原审判决通篇仅对本案借贷关系的形式要件——借据进行了认定，而对实质要件，即借贷款项——70万元大额现金的实际交付情况，却只字未提。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反复提出，被上诉人的所谓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履行。原审判决本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者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对于以骗取财物、逃废债务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根本无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客观上庇护纵容了被上诉人以骗取钱财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办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上诉人惠阳东联公司对被上诉人的虚假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反担保法规定。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即便认可本案借贷关系的形式要件《借据》具有真实性，其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1年ll月29日，被上诉人在l8个月之后才起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亦满足其要求，判决上诉人惠阳东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显然严重违反了我国《担保法》的上述规定。
被上诉人徐正武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借据，证明此70万元借款是现金，另外还开具了一份银行支票，在借据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在华夏银行支票和借据上已充分证明了这笔借款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对方所说是虚假的一份《借款合同》。除了两份借条之外，原审法院查明法院2014年6月4日的判决确认了以下事实：被告深圳中稷公司成立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已将包括公章在内的所有印章材料都移送给了深圳中稷公司的大股东惠阳东联公司保管，且在深圳中稷公司2009年12月24日申请刻制新印章前仍为深圳中稷公司持有并且使用。这些在另案都有充分的证据能够体现出来，并不是像上诉人所称这是一个适用法律错误的借款合同，上诉人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本案借款的由来，徐正武称，该笔70万元款项系其现金交付与惠阳东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贵森，《借据》上的公章也是杨贵森盖的，当时在场的还有黄某甲、黄某。徐正武之前作电子零件贸易，家里都存有现金，其之所以愿意借钱给上诉人，是通过老乡殷某介绍。至于《借据》上“同意给予经济担保”的手写字体，徐正武称不知道谁写的，因为在场有三个人。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称《借据》和支票都应是2010年1月之后形成。
在本院已经审结的（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中，本院查明并确认，惠阳东联公司于2006年7月8日出具一份《收条》，写明该公司收到了深圳中稷公司交来的公司行政公章、财务章、公安局备案的黄某私章、公安局刻章卡等，并注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声明，以上材料由控股公司经收并统一保管”。
2009年12月10日，上诉人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园岭派出所举报黄某、黄某甲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公安机关立案调查。2013年2月1日，深圳市福田公安分局作出深公福撤案字（2013）00020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内容为该局办理的黄某涉嫌职务侵占罪，因福田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宜追究黄某刑事责任，决定撤销该案。该判决确认2009年10月30日盖有深圳中稷公司公章的《欠条》真实有效。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上诉人徐正武主张的70万元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二是惠阳东联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徐正武主张的70万元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需从借款的凭据和资金的交付两方面进行分析认定。
1、从《借据》这一借款的债权凭证来看，该《借据》上盖有深圳中稷公司、惠阳东联公司的公章，上诉人深圳中稷公司、惠阳东联公司对这两个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只是认为该公章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黄某私自加盖。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是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的两种方式，既然公章是真实的，《借据》落款日期2007年11月28日时黄某尚是深圳中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上诉人的说法成立，对善意第三人而言，黄某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即代表了深圳中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借据》对深圳中稷公司、惠阳东联公司具有合同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称该《借据》系黄某与徐正武串通，于2010年1月之后伪造形成的，对此，上诉人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审查本案证据，上诉人举报黄某涉嫌职务侵占的案件已被公安机关撤销，上诉人申请对《借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请求，亦因无比对资料无法鉴定，故上诉人无法提交证据证明该《借据》系黄某与徐正武串通伪造形成。
反观另一方面，本院已经审结的（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查明了惠阳东联公司于2006年7月8日出具一份《收条》，写明该公司收到了深圳中稷公司交来的公司行政公章、财务章、公安局备案的黄某私章、公安局刻章卡等，并注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声明，以上材料由控股公司经收并统一保管”，由此可以推论，惠阳东联公司于2006年7月之后即控制了深圳中稷公司的公章，现其主张在2010年1月之后黄某控制了公章并伪造文件，与本院另案查明的这一事实相悖。并且黄某并非惠阳东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据》上加盖了惠阳东联公司的公章，上诉人不能作合理说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借据》应为两上诉人与徐正武之间订立的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2、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民间借贷的款项交付形式较多，对款项是否交付，应综合案件情况，综合推断。徐正武主张为现金交付，其陈述并无明显疑点。同时，其还提交了一张《华夏银行支票》，该支票在《借据》上亦有记载，应系与《借据》差不多的时间即2007年11月左右形成，该支票表明深圳中稷公司愿意归还款项的意愿，可推断出深圳中稷公司实际收到款项的可能性极大。
综合以上情况，《借据》上盖有两上诉人深圳中稷公司、惠阳东联公司的真实公章，深圳中稷公司又曾向徐正武出具过愿意还款的支票，本案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盖然性极大，加之两上诉人无法提交证据表明借款系伪造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深圳中稷公司应还本付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惠阳东联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借据》中没有写明惠阳东联公司进行担保的形式，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在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超过6个月的，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本案没有约定担保期间，主债务届满之日为2011年11月28日，徐正武提起本案诉讼之日为2013年8月8日，远超过6个月的除斥期间，故惠阳东联公司的担保责任可依法免除。原审法院未查明这一事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深圳中稷公司返还款项，并无不当，但认定惠阳东联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民二初字第5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民二初字第5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徐正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2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2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230元，均由上诉人深圳市中稷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杰 晖
审 判 员 李 小 丽
代理审判员 唐 国 林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何明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