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34253号
原告可峰，男，1975年9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代理人刘自章，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建权，男，1967年9月9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代理人钱宏伟，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青，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可峰与被告赵建权定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自章、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钱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可峰诉称，2015年5月31日，原告作为买方，被告作为卖方签订买卖意向书，约定原告拟向被告购买浦东新区青桐路XXX弄XXX号的房产（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告支付购房意向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万元，在签订买卖意向书后该意向金转化为定金，于2015年6月6日前补足定金250万元；于2015年9月1日前签订买卖合同，并约定如因国家政策导致原告无购房资格，被告同意解除本协议并退还原告已付定金，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支付定金10万元。因原告名下已有两套房，不符合购房资格，原告当日即就名下其中一套房屋与上海阳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浩公司）签订出售居间协议。但因该房已出租，成交难度极大，而补足定金250万元的期限是6月6日，故原告于2015年6月3日与被告沟通解除合同。但被告拒绝返还定金。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被告返还定金10万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合同约定的“因国家政策导致原告无法购房”这里的国家政策应该是指晚于合同签订后颁布的新政策，而原告的限购情况是在合同签订前就明知的，故不适用此条款；其次，原告解除合同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国家政策，而是6月6日需支付第二笔定金，而原告不能按时支付这笔定金，双方意向书已经明确了2015年9月10日是正式的签约时间，已经考虑到给予原告卖房的时间，原告签约后短短三天内即毁约不合常理。故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31日，原告（买方）与被告（卖方）在阳浩公司的居间下签订《买卖意向书》，约定：买方拟向卖方购买系争房屋，买方特支付购房意向金10万元给居间方作为洽谈诚意；总房价款25，500，000元整；若买方所确认的购房条件卖方全部接受，则本意向书自动转化为定金协议，上述意向金自动转为买方支付给卖方的购房定金并视为卖方委托居间方代为保管，若买方违约，上述定金由卖方没收，若卖方违约，卖方应于本协议解除日内双倍返还定金给买方；双方定于2015年9月10日前签订买卖合同；买方同意居间方于24小时内将该意向金转为定金；买方同意在2015年6月6日前补足定金至人民币250万元整；买、卖双方一致协商同意：若因国家政策导致买方无购房资格，卖方同意解除本协议并退还买方已付房款定金250万元整，买卖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意向书签订当日，原告通过其爱人敬钰晨的账户向中介方工作人员陈和顺支付10万元定金，后中介于2015年6月1日将10万元定金转给被告。
意向书签订当日，原告与阳浩公司另行签订《房地产出售居间协议》，将原告名下另外一套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带租约）委托中介公司阳浩公司出售。
2015年6月3日，原告发短信通知被告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定金。2015年7月9日，被告发短信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定金10万元不予返还。后双方短信往来中继续就是否应返还10万元定金一事发生争议。
庭审中，原告申请阳浩公司中介人员陈和顺出庭作证。证人陈述：2015年5月31日晚，原、被告在阳浩公司签订《买卖意向书》。由于买方名下已经有两套房屋，必须卖掉一套才能再购买系争房屋，故在合同中补充了“因国家政策导致原告无法购房……”这一条款。签约时，已经将原告的情况告知了被告。双方口头协商在原告支付第二笔定金也就是2015年6月6日之前，原告要将名下的一套房屋卖掉。签约当晚，原告委托证人将其名下一套带租约的房屋挂牌出售并签订了居间协议。原告将10万元定金给证人后，证人支付给被告。证人对于此后原、被告之间的解除纠纷不清楚。原告对于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
对于签约当晚磋商的过程，被告表示，原告确实告知被告名下有两套房屋，并承诺会在系争房屋过户前卖出其中一套。所以双方将签订正式买卖合同的时间定在2015年9月10日，给予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原告能尽快卖房。原告表示，双方协商一致，如果原告在一周之内（即2015年6月6日支付第二笔定金之前）将其名下的一套房屋出售，则可以继续履行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庭后，原告另向法院表示，之所以将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定于2015年9月10日，是因为系争房屋于2015年9月初购置满两年，根据上海市购房相关政策，购房满两年再出售可免征营业税。对此，被告表示，虽然系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日期在2013年9月4日，但是双方之所以将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定于2015年9月10日，是为了给予原告充分的时间出售其名下合同，并非出于免征营业税的考虑。
对于为何在2015年6月3日即向被告发出解除通知，原告表示：因为委托中介挂牌出售的原告名下的房屋带租约，所有成交有一定难度，当时面临6月6日要补足250万的定金，如果原告将所有定金都交给被告，9月10日前又无法将名下房屋出售，对于原告来说风险太大，故原告决定解除合同。目前，原告名下这套房屋还在挂牌出售。
庭审中，原告提供两份产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名下已经有两套商品房，对此，被告无异议。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买卖意向书》、转账凭证、房屋产权证、短信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买卖意向书》系原、被告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解除合同有无合同依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签订《买卖意向书》时，原告明知且明确告知被告，原告系限购人群，按照上海购房政策，不具有购房资格，需要卖出一套房屋才能购买被告房屋。在此前提下，原告仍然签署《买卖意向书》并支付10万元定金，原告理应积极出售名下房产，以促成系争房屋的成功交易。但根据原告自述，其解除合同的动机在于“自身意识到另行出售带租约的房产，成交难度较大，而双方意向书又约定了6月6日前需支付250万元定金，如果原告按约支付后又无法成功出售名下房产则可能导致限购，会给原告带来更大风险”。由此可见，原告解除合同并非因为国家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原告对于将来履约能力的不确定性而要求解除合同。另外，关于原告名下房产的出售截止时间，证人虽然给出了解释称“双方约定2015年6月6日前应将原告名下房产出售，否则原告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证人即是本案系争房屋的居间方，又是原告名下房产出售的居间方，故其证言的证明力相对较弱。且即便证人的陈述属实，原告在6月3日即通知解除合同，也有悖其口头约定的截止日期。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可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原告可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 闫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尹俐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