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7民终20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小明，男，1967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南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济莲，女，1967年3月23日生，汉族，家庭住址同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延斌，江西泰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金文，男，1990年3月23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南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轩，男，2013年7月8日生，汉族，家庭住址同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栋云，广东华商（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蔡香兰，女，1969年5月6日生，汉族，赣州市南康区人，住南康区。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因与被上诉人李金文、李文轩、蔡香兰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2017）赣0703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调解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小明、严济莲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由被上诉人李金文、李文轩增加给付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款项70000元（即应支付15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应当是判令被上诉人李金文、李文轩给付上诉人款项的法律规定，而根据《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不能得出判决主文第一项的结论。二、原审法院对于死亡赔偿金在本案中的分配方式及分配比例处理不清、不公。1.纵观本案，死亡赔偿金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是死者近亲属共同共有的财产，但原审法院对于死者近亲属的范围作出了错误认定。《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案中很明显被上诉人李金文不属于死者王某的近亲属，因为李金文与王某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不是夫妻。在法律上被上诉人李金文与王某同居期间不存有婚姻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互相之间没有扶助义务。法律上规定获得死亡赔偿金的是死者的近亲属，而被上诉人李金文不是王某的近亲属自然不能参与分配死亡赔偿金。同理，被上诉人蔡香兰也不属于王某的近亲属范围，其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合法的收养关系。2、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的参考依据应考虑各方当事人与死者王某的亲密程度、是否需要死者抚养等实际生活状况因素这无可厚非，但上诉人认为参与分配的首先应当是王某的近亲属，然后在其近亲属范围内的人员中考虑与死者王某的亲密程度、是否需要死者抚养的对象，而不能脱离近亲属这一前提。3、被上诉人蔡香兰亦不是王某生前亲密联系人。王某从小由蔡香兰的婆婆带养，且上诉人一直与王某联系紧密，王某从小也知道上诉人为其亲生父母。王某未满15周岁时就被蔡香兰推向了社会，未完成义务教育，且在王某18岁时就为其张罗婚事。王某在婚后根本不与被上诉人蔡香兰来往，但王某与上诉人却联系更紧密。4、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李金文未提供费用支付证据的情形下可以酌情认定处理王某交通事故费用的支出数额，但原审法院不予明确该项费用不妥，对于除去合理支付费用后剩余的死亡赔偿金没有明确当事人之间的分配比例更加不妥。5、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但是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参照继承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对于上诉人来讲参与分配人数应当视为两人，在分配金额的时候原审法院未考虑此因素。综上所述，恳请二审依法改判。李金文、李文轩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1、上诉人在一审时一再强调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分配死亡赔偿金，原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目的在于驳斥上诉人的观点，即上诉人不应按继续法的规定要求均分死亡赔偿金，而只能依与其与受害人关系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受害人经济依赖程度及其生活状况等因素适当分得原审判决书中第一条中的赔偿金。2、原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显然，原审法院引用该法条的目的在于说明，死亡赔偿金中还包括被抚养人*（李文轩）生活费，这部分应先行扣除。这与原审判决书的第一条中的赔偿金的数额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所以，上诉人片面地认为原审法院引用的法条不能直接得出原判决书主文第一条的结论，从而认为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错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原审法院引用该法俾规定，否认死亡赔偿金幸女遗产分配的原则，同时认为死亡赔偿金中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有力地证明了上诉人只应分得原审判决书第一条中的赔偿金。二、原审法院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方式及分配比例的处理不仅体现出了公平、公正，更体现出了人文精神。1、无论理论还是实务界，基本统一了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其内容是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不同于遗产分配，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应由家庭生活共同体成员共同取得，在分割该笔赔偿金前，应扣除已经实际支付的丧葬费用等，并优先照顾被扶养人的利益，剩余部分的分配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生活来源的因素及与死者共同生活和经济依赖关系适当分割，而不能适用遗产分配原则或者由全体赔偿权利人平均分享、非等额分配。2、原审法院充分考虑到了以下几点：（1)死亡赔偿金是在家庭生活共同体成员之间分配；（2)分配死亡赔偿金时应先扣除已实际支付的各项费用；（3)死亡赔偿金应优先照顾被扶养人的利益，并在照顾没有生活来源和未成年人的基础上合理分配；（4)死亡赔偿金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生活来源的因素及与死者共同生活和经济依赖关系进行分配。3、上诉人只是机械地理解“近亲属”，而忽略了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侧重分配给与受害人共同生活，且受害人死亡会导致生活来源受到严重影响及与受害人具有经济依赖关系的人这一重要前提。受害人虽系死者王某亲生父母，但因出生后王某便被抱养他人，一直由养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几乎与原告一家没有来往，原告也未负担其成长费用，没有对其生活上和其他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除了血缘关系，双方并没有产生亲情。王某户口也是随养父母在一起，不与亲生父亲同姓，特别是在2012年冬王某和本案被告李金文在老家举行结婚仪式时，李金文也是从养母家（当时养父已去世）接王某过门，并且李金文彩礼也是给的养母，王某并没有通知亲生父母，亲生父母自己也没有主动来，本来娶妻嫁女对家长来说是一件大事，足见双方没有联系，在王某心里与亲生父母没有亲情存在。反观被上诉人蔡香兰，辛辛苦苦把受害人养育成人，而没尽分毫养育责任的上诉人反而说养父母不是亲密联系人。反观被上诉人李金文与受害人一起生活四五年之久且共同生育小孩，而只抚养几个月后就把受害人送给别人的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李金文与受害人最亲密的关系。显然是难于让人信服的。4、原审法院正是充分考虑了权利与义务对等、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与受害人的生活紧密程度的实际情况等作出的合理判决。蔡香兰未到庭接受询问，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梁小明、严济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32125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金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被告及第三人间相互关系。死者王某出生于1994年3月5日，原告梁小明、严济莲系其亲生父母，出生后不久便由第三人蔡香兰夫妇抱养（但未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长大，直到出嫁。2012年农历12月，被告李金文与王某按农村风俗习惯举行结婚仪式，归门成亲，但因未到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3年7月8日，王某与被告李金文生育儿子李文轩。2、事故发生及赔偿情况。王某随被告李金文在广东省务工，2016年5月31日，王某因交通事故死亡，深圳交管部门认定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2016年9月9日，被告李金文与肇事方深圳市宏宝通投资有限公司及车辆所投保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人身伤亡损失调解协议》，约定了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因王某死亡等各项费用合计550809元，包括之前给付的医疗费用27000元，实际另行支付赔偿款523809元，该笔赔偿款由被告李金文领取。该笔赔偿款实行打包给付，没有明确赔偿项目和各赔偿项目下具体的赔偿金额。在处理事故过程中，被告李金文承担了医疗费用、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丧葬费用等各项支出。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只有遗产才能适用继承法有关继承的规定。从本案来看，王某死亡后，保险公司按双方的协议给付的赔偿款属于大范围意义的死亡赔偿金范畴，因为实行打包赔偿，已无法区分各个赔偿细项的具体金额。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对死亡赔偿金的定性问题，即是否属于王某死亡后的遗产。对此，原告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配，而被告则认为这不属于遗产，应按与死者的亲密程度及生活状况等因素分配。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是死者近亲属共同共有的财产，在受害人死亡时尚未由其所有，不是其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故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范围，从而不适用继承法有关遗产继承的规定。对死亡赔偿金享有请求权的人员应是死者的近亲属，从本案来看，两原告是王某的亲生父母，第三人蔡香兰是王某的养母，被告李文轩是王某的儿子，均具有近亲属身份。对被告李金文是否具有请求权问题，结合本案事实，被告李金文与王某以2012年按本地风俗习惯举行婚礼，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儿子，属于明媒正娶，出庭证人李辉棠、蓝光华证言可以证实这一点，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应当说被告李金文是王某最为亲密、联系最为紧密的人员，也应当具有近亲属身份的请求权。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本案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医疗费用、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丧葬费用等各项实际支出在分配前应当先行扣除。二是死亡赔偿金中还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这部分赔偿款具有专属个人性质，不是共同共有。参与分配的限于共有部分的伤残（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三是应考虑各方当事人与死者王某的亲密程度、是否需要死者抚养等实际生活状况因素，作为分配的参考依据。本案被告李金文在处理王某后事的过程中，承担了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丧葬费用等支出，这是客观事实，但被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支出的具体金额。被告李文轩系王某的儿子，尚处于年幼，人生路还很漫长，其生活和教育费用是一笔大的支出，应予多分配。被告李金文作为与王某最为亲密的人员，也应一并参与分配。原告梁小明、严济莲系王某的亲生父母，第三人蔡香兰作为养母，一个给了生命，一个抚养长大，也理应得到一定的补偿，但不实行平均分配。对王某因死亡获得的死亡赔偿金550809元，扣除实际支出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后，酌情确定两原告和第三人各分配8万元，其余归被告李金文、李文轩所有，但被告李金文应尽心尽力地抚养、教育和保护好被告李文轩直至长大成人。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李金文、李文轩给付原告梁小明、严济莲死亡赔偿金80000元。二、由被告李金文、李文轩给付第三人蔡香兰死亡赔偿金80000元。三、履行期限：限被告李金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19元，减半收取3060元，由被告李金文、李文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某因交通事故死亡，被上诉人李金文、李文轩从赔偿义务人处获得赔偿款523809元，该笔赔偿款的形成及实际取得发生于死者去世之后，不属王某的遗产范围。该笔赔偿款中，除被上诉人李金文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丧葬费用等各项实际支出以及被上诉人李文轩依法应当获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之外，其余款项应属王某近亲属共有的死亡赔偿金。人民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应根据赔偿请求权人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亲密程度，赔偿请求权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对死亡赔偿金的依赖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合理分配。该523809元的赔偿款中一部分属被上诉人李金文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丧葬费用等各项实际支出，而被上诉人李文轩系王某之子，其尚年幼，该523809元的赔偿款大部分应属专属于李文轩所有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对于其余部分死亡赔偿金，李文轩属于生前与王某关系最为密切的幼子，经济上最为依赖该死亡赔偿金，李文轩对该死亡赔偿金也应获得较多份额，故被上诉人李文轩、李金文合计应分得该笔赔偿款中的大部分。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系死者王某的亲生父母，虽未将王某抚养长大，但因其将王某抱养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根据收养法的规定，双方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未消除。因此，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仍有权以王某父母的身份要求分得部分死亡赔偿金。基于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已将王某送养而未履行抚养义务的事实，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并考虑其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亲密程度，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分得王某死亡赔偿金80000元，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要求增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未依法办理收养手续，但死者王某确系从小送养给被上诉人蔡香兰抚养直至成年，双方存在抚养和被抚养关系，感情上已经建立了密切联系，一审认定蔡香兰分得王某死亡赔偿金80000元，被上诉人李金文、李文轩对此也无异议，应予维持。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认为被上诉人蔡香兰应不分或少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梁小明、严济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梁小明、严济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玉玲审 判 员  李 鸿审 判 员  沈象筠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代理书记员  龚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