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鄂01行终1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霍小兰，女，住武汉市江夏区，系死者李书高之妻。
上诉人（一审原告）易又新，女，住武汉市江夏区，系死者李书高之母。
上诉人（一审原告）徐诗钊，男，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系死者李书高之子。
上列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熊银平，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易玲，女，住武汉市硚口区，系易又新之儿媳。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树藩大街457号。
负责人李中文，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军华，男，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勇、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胡滔，男，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
委托代理人李婷，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诉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以下简称“蔡甸交警大队”）、第三人胡滔道路交通行政管理一案，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不服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4行初1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于2016年9月2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称，2015年10月13日8时左右，胡滔驾驶鄂Ａ×××××号小轿车与李书高驾驶的无号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相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蔡甸交警大队出警，经调查、勘查和技术鉴定，于同年11月20日，以“事故车辆通过交叉路口的信号灯情况，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无法作出事故认定”为由，作出武公交蔡证字[2015]第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蔡甸交警大队的上述“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行政行为存在以下问题：一、程序违法。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蔡甸交警大队未对肇事司机做调查笔录，事发两天后才做笔录，且做笔录的交警身份竟然是北京的警察。蔡甸交警大队未穷尽调查取证手段，没有对肇事司机作血检、尿检，以排除酒驾毒驾的可能，没有尽心尽力进行现场勘查，搜集必要的痕迹物证。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蔡甸交警大队制作的“现场示意图”，能够证明“三轮车撞飞十余米、受害人撞飞二十余米”。事发路段限速不应超过60码，如果肇事车辆没有严重超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鉴定结论证明，肇事车辆的左前大灯处撞了三轮车的中部脚踏处，证明三轮车先到达事故撞击点并先取得路权。上述事实能够证明胡滔的事故责任，但蔡甸交警大队却不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蔡甸交警大队作出的武公交蔡证字[2015]第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胡滔通过路口未按照操作规范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行为，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可能存在的饮酒驾驶、服用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及带病驾驶、疲劳驾驶等情形，蔡甸交警大队既没有认真调查取证，也没有适用该条款；蔡甸交警大队以“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无法作出事故认定”，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判决确认蔡甸交警大队对胡滔与李书高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本案诉讼费用由蔡甸交警大队承担。
蔡甸交警大队一审辩称，涉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是一系列行政政为，该大队哪一项行政行为违法，补救措施是要求赔偿还是其他，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该大队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武公交蔡证字[2015]第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25日（起诉状落款时间）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就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已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尚在二审程序中，原告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诉讼。在处理原告家属道路交通事故中，该大队相关行政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驳回起诉。关于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情况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未明确规定，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有明确的补充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并不矛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胡滔一审述称，尊重蔡甸交警大队的答辩意见，该大队的处理结果没有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的规定，蔡甸交警大队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蔡甸交警大队因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无法作出事故认定，而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也视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包括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的起诉。
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对象与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的诉讼请求并不一致，理由牵强，法律依据错误，与前次案件的处理相互矛盾。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第一次起诉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为蔡甸交警大队能积极作为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故意消极作为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案一审作出了判决，该案二审也未裁定驳回起诉。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此次起诉系针对蔡甸交警大队处理胡滔与李书高交通事故的行政行为，不仅仅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一审法院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属于行政行为、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错位。本案现有证据足以定责，蔡甸交警大队未能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还原事实真相、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其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并依法作出判决。
被上诉人蔡甸交警大队二审辩称，对方上诉理由归结于该大队应该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是该大队无法查清事故成因，依据相关规定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方两次诉讼均要求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属于重复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一审第三人胡滔二审述称，对事故后果表示遗憾，对蔡甸交警大队的处理结果表示尊重。一审裁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3日8时左右，胡滔驾驶鄂Ａ×××××号小轿车与李书高驾驶的无号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李书高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11月20日，蔡甸交警大队作出武公交蔡证字[2015]第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2016年2月18日，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在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胡滔负事故的全责（至少主责）的情况下，蔡甸交警大队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不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受案法院确认蔡甸交警大队未对胡滔、李书高道路交通事故一案制作事故认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蔡甸交警大队立即制作上述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事故认定书。该案一审审理期间，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又调整了诉讼请求，即确认蔡甸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属行政不作为，并判令蔡甸交警大队立即履行法定职责，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6年5月9日，该案一审判决驳回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的诉讼请求。2016年9月19日，本院作出（2016）鄂01行终445号行政判决，驳回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即所谓“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行政行为”，包括蔡甸交警大队出具武公交蔡证字[2015]第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调查、勘查和技术鉴定等方面的行为。经审查，蔡甸交警大队对交通事故如何调查、勘查及鉴定，属于行政执法中的过程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视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因此，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效力有异议、认为事实不成立的，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前次起诉主要针对蔡甸交警大队未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请求受案法院撤销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此次起诉仍然主要针对蔡甸交警大队未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诉讼请求部分所谓“采取补救措施”，是指履行查清事故成因的法定职责、认定事故责任，与前次起诉并无实质区别。在前案二审尚未宣判的情况下，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变换措辞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对蔡甸交警大队不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属于重复起诉。
综上，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此次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霍小兰、徐诗钊、易又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罗东辉
审判员 俞 震
审判员 周伶俐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吕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