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99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益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盛岩，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黄芳，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有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代理人:林贝金，广东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施幼珍。委托代理人:金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燕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益嘉物流有限公司（下称益嘉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郑有福本人对事发经过的陈述为：2015年2月27日傍晚，郑有福在广州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公司）附近的一家小店里看电视时，外面过来一个人说需要帮忙装货，让郑有福过去帮忙装货。双方约定按照10元/吨计算报酬，然后那个人打了一通电话，接着就过来另一个人领着郑有福等人去装货现场了，装货现场就在娃哈哈公司注册地的仓库。去到装货现场，这个人就开始安排郑有福需要装货的车辆。在郑有福装货数小时之后，由于装货的车身较高、堆叠的货物较高，郑有福站在上面脚底一滑连人带货掉在地上。郑有福受伤后原本打算报警处理，但先前带其到现场装货的人说现场是有人管的，于是作罢。约二十分钟后，益嘉公司就安排了一名叫杨某的经理带郑有福到医院诊治。到医院后，医生表示要住院须交4万元押金，郑有福当时没有钱，杨某电话请示后表示老板也没有钱，然后医生就建议用石膏先行处理，当天拍片及打石膏的费用均是由杨某垫付。处理完后郑有福当天就已回家，医生建议一周后复诊，郑有福六天后就回去复诊了，医生诊治后表示以后定期换药即可。一星期后，郑有福再次联系益嘉公司的工作人员时，他们均表示不认识郑有福，而且以后也不管这个事情了。对于郑有福本人的上述陈述，益嘉公司表示确认，娃哈哈公司则表示并不清楚，并称其是到劳动仲裁才知悉此事，之前益嘉公司亦未曾向其提起。娃哈哈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全国招标方式确定益嘉公司为其公路运输的承运人，益嘉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2014年12月1日，娃哈哈公司作为托运方、益嘉公司作为承运方签订了编号为GZGS20141201-01的《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的有效期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该合同第十条第1款规定：“承运方违约的，应根据本合同及附件《娃哈哈集团货物承运管理规定》、《娃哈哈承运商考核方案》的约定，向托运方承担违约责任”。《娃哈哈集团货物承运管理规定》第一条规定：“1.接到货运任务后，承运方必须在注明的装车时间内持运输送货单或出库单或铁路领货凭证到托运方指定地点（如成某、原辅材料仓库或铁路等）提货，并由承运方负责装货。无托运方通知或允许，不得延后装货。对于因延期装货导致托运方生产、销售等受到损失的，由承运方负全责；2.在装货时，承运方需对承运货物的数量和外包装进行查验。货物外包装箱破损的，承运方有权拒收，但承运方不可拆开检验所承运的货物；货物运到时包装必须完好。货物数量和外包装质量由双方当面点清和确认，交承运方后由承运方负责”；第三条第8款规定：“承运人负责装卸的，每车至少配备2名装卸人员……如只有1名装卸人员，每车次承担违约金50-200元”。娃哈哈公司据此主张，现场的装卸工作是承运方益嘉公司的义务，装卸人员也是由益嘉公司聘请并管理的，因此郑有福受伤与娃哈哈公司无关。益嘉公司确认上述合同及管理规定的真实性，但主张实际操作中双方并非完全按照合同执行。益嘉公司主张在实际的装货过程中，其只负责出车和司机，现场的调配、出货以及所有的装卸工人均是由娃哈哈公司统一协调的。益嘉公司称其每月都需要交1700元装卸管理费给娃哈哈公司，该笔费用系娃哈哈公司用于管理装卸工人的费用，但装卸工人本身是由娃哈哈公司聘请和管理的，益嘉公司为此提交了五张2015年3月18日至2015年7月15日的收据予以证明。该五张收据均盖有娃哈哈公司办公室字样的印章，大致载明：今收到益嘉物流X月搬运管理费、工人房补、打码机墨水、推车维修等费用X元。费用每月均有不同，大致为3000元左右。娃哈哈公司确认上述收据的真实性，但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每月的装卸工人管理费是1700元，而且收据中提到“工人房补”，该项费用是用于物流公司的装卸工人临时休息所收取的费用，也可以证明工人并非是娃哈哈公司的。至于“搬运管理费”，娃哈哈公司表示这是由于发货、在出库单上签字，要核对数量、种类而收取的管理费。为证明郑有福是娃哈哈公司聘请，益嘉公司还提交了2015年装卸工管理规范、娃哈哈装卸工进度表、娃哈哈对物流、装卸队的管理要求、装卸管理要求布告栏、2012年娃哈哈的装货车辆安排管理制度等证据，娃哈哈公司以上述证据无原件或无娃哈哈公司签章为由不予认可。益嘉公司认为郑有福是一名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装卸工，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均未强令郑有福违章从事危险作业，是郑有福因为疏忽大意摔伤，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对其受伤承担50%的责任。娃哈哈公司表示其有要求益嘉公司对装卸工人进行安全培训及考核，而本案发生的装卸现场并不是高危作业，郑有福自身是有过错的，按照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受害人应当承担30%-50%的责任。郑有福则认为其自身并无过错，如果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认为其存在过错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郑有福提交、各方确认真实性的广州地区医疗机构门（急）诊病历显示，郑有福于2015年2月27日受伤当天23:00前往增城市永宁街永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病历内容载明：“‘跌致右腕疼痛2小时’；查体：生命体征正常，神情，头颅、心肺及腹部查体无明显异常，右腕桡侧轻度肿胀，压痛，轻度掌侧成角畸形。手部感觉和血运正常；初步诊断：右桡骨远端骨折；处理：1.手法复位石膏外固定；2.拟外固定4周；3.定期复查DR；4.在医师指导下功能锻炼；5.接骨七厘片1盒，用法：5粒2次/日；6.大活络1盒，用法：4粒3次/日；7.布洛芬4粒，用法1粒2次/日；8.随诊”。郑有福分别于2015年3月4日、4月2日到医院复诊，两次复诊的医院分别为增城市永宁街永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广州文明微创医院。郑有福主张其医疗费包含门诊医疗费及药费两项，其中门诊医疗费实际合计1000元左右，约850元由他人垫付，郑有福本人支付150元；药费是500元，全部由郑有福自行支付，因此郑有福合计支付医疗费650元。对于医疗费支出，郑有福表示无法提供相应的发票，由他人垫付的医疗费票据则在益嘉公司处。益嘉公司则表示其员工杨某垫付的金额为955.5元，但医疗费票据的原件已经丢失。由于郑有福没有提交任何有关医疗费的票据，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对于郑有福主张的其本人支出的医疗费部分均不确认。2015年4月9日，郑有福前往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2015年6月16日，该鉴定中心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15]临鉴字第3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郑有福右上肢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郑有福为此次鉴定支付的鉴定费为1500元。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对于鉴定费及郑有福被评定为十级伤残的事实没有异议，只是主张郑有福是农村户口，在计算残疾赔偿金及其他伤残待遇时应当按照2013年的农村标准进行计算。郑有福为农业家庭户口，为证明其受伤时已在广州居住满一年，提交了广州市流动人员/居住证信息登记表、银行流水信息等证据进行证明。盖有永和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永岗服务站印章的信息登记表显示，郑有福来本市日期为2012年4月9日。郑有福在广州开户的尾号为3521的工商银行账户显示，该账号在2013年1月10日至2014年12月21日期间几乎每月都有数笔交易记录，内容涉及ATM取款、工资、网转、转入、跨行费等。郑有福称其平时做一些搬运的活儿，没有固定的单位，但是基本上每天都有工作，每天的收入300元左右，但没有提交证据进行证明，其主张的误工时间从2015年2月17日计算至定残日2015年6月16日，共四个月。郑有福主张受伤后没有聘请护工，而是由其工友进行护理。关于交通费，郑有福主张的金额为104元，主要来源于其往返医院的交通支出。尽管郑有福未提交任何票据，但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表示没有异议。郑有福主张的被扶养人有其儿子及父母共三人。郑有福提交的户口本显示，郑有福的儿子郑某甲的出生日期为1998年10月31日，郑有福父亲郑某乙的出生日期为1953年12月28日，郑有福母亲吴某的出生日期为1954年3月6日，上述三人户口本上登记的职业均为粮农。郑有福提交、各方确认真实性的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显示，除郑某甲登记的职业为学生外，郑有福本人、郑有福父母郑某乙、吴某的职业均为农民。其中郑某甲、郑某乙的生产经营性收入一栏载明：“种植4亩土地全年收4000元月收334元”。郑有福提交的（2004）宛官民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郑有福与其前妻乔某红被该判决离婚，婚生儿子郑某丙由郑有福抚养，抚养费自理，双方均未就该判决上诉。郑有福主张郑某丙与郑某甲是同一个人，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对此予以确认。郑有福提交的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乡曾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郑有福兄弟二人，长兄郑某丁，弟弟郑友军。益嘉公司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娃哈哈公司则认为该证明未提及郑有福是否有其他姐妹，并认为村委会没有出具该证明的权限。另查明：郑有福的曾用名为郑某戊，2013年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8601元，2013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98.7元，201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4105.6元。再查明：该案起诉之前，郑有福于2015年7月8日以娃哈哈公司为被申请人、益嘉公司为第三人，向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郑有福与娃哈哈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8月31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萝劳某案字[2015]64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郑有福的全部仲裁请求。郑有福收到裁决后并未向法院起诉。以上事实，有户口本、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居住证信息登记表、病历、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度全国公司公路运输招标公告、GZGS20141201-01号《货物运输合同》等书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该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郑有福受伤时，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之间签订的GZGS20141201-01号《货物运输合同》处于约定的有效期内。根据合同的约定，装货属于承运方益嘉公司的义务，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聘请及管理装货工人亦应是益嘉公司的职责所在。在本案中，益嘉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或照片打印件，除2015年1-6月搬运管理费收据外娃哈哈公司均不认可，因此证据效力存疑该院不予采信。对于2015年1-6月搬运管理费收据，从收据的内容仅能看出，娃哈哈公司为益嘉公司货物装运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益嘉公司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并不足以证明装卸工是由娃哈哈公司聘请的。结合郑有福受伤后，益嘉公司在未知会娃哈哈公司的情况下，安排其员工将郑有福送院、垫付医药费的事实，该院认定郑有福是由益嘉公司聘请。对于郑有福与益嘉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益嘉公司安排郑有福从事的工作是临时性的，双方并无订立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及表示，因此二者之间应属雇佣关系。根据郑有福的陈述，其受伤是在其装货装了几个钟后，由于车身较高、码货较高其脚底打滑跌倒所致。益嘉公司在郑有福投入工作前未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装运货物时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条件，且存在安排郑有福长时间连续工作情形，对郑有福的受伤存在明显的过错。益嘉公司认可郑有福是一名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装卸工，但主张其是因为自己疏忽大意摔伤，对此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益嘉公司认为郑有福亦存在过错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对于娃哈哈公司，其并未聘请郑有福从事货物装运工作，对郑有福无须承担培训和教育义务。娃哈哈公司将其公司的货物装卸及运输工作外包，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益嘉公司作为其承运人，对承运人的选任亦无任何过失，故对郑有福要求其与益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于郑有福的各项损失，该院核定如下：1.医疗费。郑有福主张其自行支付的医疗费为650元，但未提交任何票据证明，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亦不认可，故该院对郑有福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2.误工费。事故发生前郑有福主要从事搬运工作，其主张按照2013年广东省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8601元计算其误工费标准合法合理，该院予以认可。对于误工时间，郑有福所受伤害为右桡骨远端骨折，根据公安部《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第10.2.9的规定，桡骨远端骨折的误工损失日为90日，郑有福主张误工时间为4个月时间明显过长。据此该院核定郑有福的误工费为17150.25元（68601元/年÷12个月×3个月）。3.护理费。郑有福受伤后并未住院，其未聘请护工也未举证证明护理人员因护理产生导致的误工损失，故对郑有福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4.交通费。郑有福受伤后需要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客观上确实存在交通费支出，郑有福主张交通费为104元，益嘉公司、娃哈哈公司表示认可，该院予以确认。5.营养费。郑有福伤情不重，无医嘱显示须加强营养，故对郑有福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6.残疾赔偿金。郑有福虽为农业家庭户口，但从郑有福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前其已经在城镇工作居住满一年以上，考虑到人身权的平等保护，该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郑有福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其按照201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作为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基数不超过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该院予以确认，由此计算得出其残疾赔偿金为65197.4元（32598.7元/年×20年×10%）。7.鉴定费。郑有福进行伤残鉴定，为此支出鉴定费1500元，该费用已实际发生，该院予以支持。8.被扶养人生活费。郑有福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郑有福主张的关于其父母的生活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郑有福儿子郑某甲在郑有福受伤时年龄为16岁3个月，事发时郑有福已经在城镇工作居住满一年，郑有福按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05.6元作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基数不超过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该院予以确认，故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金额具体为4218.48元[24105.6元/年÷12个月×21×10%÷1人]，郑有福仅主张2410.56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该院予以确认。9.精神损害抚慰金。郑有福因伤致残，其身体损伤必然对一定时期内的生活、情绪、交往等产生影响，该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综上，益嘉公司应当向郑有福支付的费用为误工费为17150.25元、交通费104元、残疾赔偿金65197.4元、鉴定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10.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96362.21元。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之规定，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益嘉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有福赔偿误工费为17150.25元、交通费104元、残疾赔偿金65197.4元、鉴定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10.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二、驳回郑有福的其他诉讼请求。益嘉公司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2元，由郑有福承担1042元，益嘉公司承担960元。判后，益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郑有福非益嘉公司聘请的工人。郑有福在仲裁阶段亲口陈述其当时是受娃哈哈公司厂区员工临时招聘及指示进入厂区的，其提交的《广州市流动人员/居住证信息登记表》也载明服务处所为娃哈哈公司。附件《娃哈哈集团货物承运管理规定》第3条明确禁止承运方人员未经允许进入管理方娃哈哈公司厂区，而郑某丁未经许可自由出入厂区，应视为是娃哈哈公司内部员工的便利。二、事故发生过错方在于娃哈哈公司。承运方进入托运方厂区的只有物流司机，主要负责运输，而装卸方面的所有事物均由娃哈哈公司统一监管和调配，如存在装卸工人高强度工作的事实，也应属于娃哈哈公司的过错。事故发生前，娃哈哈公司在未予审核郑有福是否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及是否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就允许郑有福进入厂区施工，可见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而事故发生时装卸场地由于未配置照明灯和升降台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娃哈哈公司作为现场的直接管理方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条件，可见其在安全保护方面也存在明显过错。三、娃哈哈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应为无效条款。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关于免责条款无效情形的规定，娃哈哈公司方提供的格式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编号：GZGS20150601-02）中第4条第2点“承运期间的一切风险、交通事故及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均由承运方承担，与托运方无涉”依法无效，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据此，益嘉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改判由娃哈哈公司承担对郑有福的赔偿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娃哈哈公司和郑有福承担。郑有福答辩称：不同意益嘉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益嘉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娃哈哈公司答辩称：娃哈哈公司与益嘉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及附件《娃哈哈集团货物承运管理规定》明确约定由益嘉公司负责装货，承担装卸风险。根据一审查明事实，郑有福是益嘉公司聘请的工人，益嘉公司未尽施工安全教育及管理义务，理应承担对郑有福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益嘉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益嘉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穗开萝劳人仲案字〔2015〕643号裁决书。拟证明郑有福在该案中主张其于华侨糖厂工作，与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不一致。2、电子邮件5份。拟证明娃哈哈公司对外来人员进入厂区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装卸工在娃哈哈厂区内受娃哈哈公司指定的装卸队长统一调度。娃哈哈公司对外来人员和车辆进行管理，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招聘装卸工、扩招装卸队伍某支付装卸费等工作均由娃哈哈公司负责。娃哈哈公司曾因招聘的装卸工人不足，调动益嘉公司员工参与加班，且存在高强度、长时间连续工作的情形。3、照片数张。拟证明娃哈哈工厂内装卸地点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主要有灯光昏暗、缺乏升降台等问题。娃哈哈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郑有福所说在华侨糖厂工作的陈述，因其为临时搬运工，与华侨糖厂建立雇佣关系，并无劳动关系，该裁决书无法达到益嘉公司所要证明的目的。对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邮件均为2012年的电子邮件，而事故发生在2015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即使从邮件的内容来看，反而证明了装卸工非娃哈哈公司员工，为外来人员。娃哈哈公司对工厂内的车辆进行管理调度是正常的管理权限范围。对证据3，娃哈哈公司认为照片无法证明是拍摄于娃哈哈厂区内，且照片模糊，拍摄故意设置光线昏暗，无法证明娃哈哈公司厂区内存在安全隐患问题。郑有福质证称：益嘉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郑有福文化程度较低，不清楚“工作单位”、“劳动合同”的法律含义。郑有福居住在华侨糖厂附近，曾在此做过临时搬运工。郑有福在前案仲裁阶段的陈述是表示其在华侨糖厂这个地点工作，而不是指郑有福与华侨糖厂存在劳动关系。益嘉公司对原审核算的郑有福的各项损失及数额无异议，并确认郑有福对其损失无需承担责任。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有福是受益嘉公司还是娃哈哈公司聘请，应由哪方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综合本案证据，本院认定郑有福是受益嘉公司聘请，与益嘉公司之间成立雇佣关系。理由如下：一、益嘉公司的主营项目为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属于其主要业务。娃哈哈公司2015年度全国公路运输招标公告中明确要求：承运方须提供24小时运输服务，包括装卸服务。益嘉公司的投标书中明确表示愿意遵照招标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投标。由此可见，益嘉公司承诺向娃哈哈公司提供的服务当中包含装卸服务。二、娃哈哈公司与益嘉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第九条第2款约定，承运方须严格执行《娃哈哈集团货物承运管理规定》。该管理规定第一条第1款明确规定“由承运方负责装货”。这进一步表明双方约定由益嘉公司负责装货，聘请及管理装货工人应属益嘉公司的职责。三、郑有福陈述其长期从事搬运临时工，均是由各物流公司雇佣其搬运，娃哈哈公司并不负责招聘搬运工。郑有福此次事故是为益嘉物流公司的车装货受伤。在其受伤后，益嘉公司并未知会娃哈哈公司，同时派本公司员工送郑有福去医院治疗。这一事实证明郑有福应是受益嘉公司聘请。四、益嘉公司确认与娃哈哈公司在招投标及合同中约定由承运方负责装货，但主张实际操作中并未按约定执行，益嘉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益嘉公司于一、二审提交的娃哈哈公司对装卸的相关管理规定及往来邮件中涉及装卸工管理安排的内容仅能反映娃哈哈公司对在其厂区范围内的装卸搬运活动进行相应的管理，属于作为托运方正常的管理行为，并不能证明装卸工是由娃哈哈公司聘请，反而可以证明娃哈哈公司作为托运方已尽了相应的管理职责，无选任过失或管理失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郑有福关于其受益嘉公司聘请的陈述更为可信，本院予以采纳。郑有福从事雇佣活动受伤，益嘉公司未为郑有福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条件，且安排郑有福长时间连续工作，存在明显的过错，益嘉公司应对郑有福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益嘉公司要求娃哈哈公司对郑有福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益嘉公司对一审核算的郑有福的各项损失及数额无异议，且认为本案中郑有福自身无需承担责任，故应由益嘉公司承担郑有福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2209元，由广州益嘉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年 亚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张蕾蕾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侯欢欢陈泽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