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新民初字第4995号
原告:王明玉，女，197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迅，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雷家祥，男，197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告：永利东方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街**号。
负责人：雷家祥。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慧，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利东方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景园**号*层*号。
法定代表人：张超。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慧，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雷丽萍，女，198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乔瑞，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清翠，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永柏，男，197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旺苍县。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王明玉与被告雷家祥、永利东方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下称永利成都分公司）、永利东方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永利公司）、雷丽萍、杨永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明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讯，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永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慧，被告雷丽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乔瑞、何清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雷家祥、杨永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五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并从2013年10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给原告。事实和理由：其通过被告雷丽萍与被告雷家祥认识，从2010年10月起，被告雷家祥和其担任负责人的永利成都分公司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40万元，一直没有归还。2012年8月27日，被告雷丽萍、杨永柏通过债务加入就该40万元借款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约定年利率24%，并约定在2013年2月26日归还该40万元借款给原告。被告并未按时归还上述40万元借款，但直至2013年9月，原告均按月收到8000元利息，从2012年8月27日之后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主要情况是：2012年9月28日6400元、2012年10月31日8000元、2012年11月30日8000元、2012年12月31日8000元、2013年2月2日8000元、2013年4月11日9463元（多出的1463元为雷丽萍13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6月13日9950元（多出的1950元为雷丽萍13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7月8日9950元（多出的1950元为雷丽萍13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8月9日9000元（多出的1000元为雷丽萍13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10月12日10900元（多出的2900元为雷丽萍13万元借款的7月欠息950元和8月利息1950元）、2014年1月27日10000元（多出的2000元为雷丽萍13万元借款的利息）、2015年1月16日雷丽萍还款83000元，其中3000元是40万元借款的利息。此后，被告未归还本金，也未支付利息。
被告雷家祥、杨永柏未予答辩。
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永利公司辩称，案涉款项不是借给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不是债务人。分公司未得到公司书面授权，不能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涉案协议与分公司及公司无关，即便加盖了分公司印章也与事实及法律依据不符，不是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协议不产生证据效力，无法证明原告主张。还款也并非分公司偿还，分公司有自己的独立账户，通过个人账户为公司处理账目，不符合财务要求。原告要求分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按照原告陈述，2012年8月27日的《借款协议》系被告雷丽萍、杨永柏重新出具，则借款主体此后皆为借款协议上列明的主体，与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永利公司无关，其已不是涉案借款主体，不应承担责任。第二笔5万元、第三笔9万元、第四笔16万元借款已过诉讼时效。
被告雷丽萍辩称，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款项40万分了4笔打入雷家祥账上，最后一笔款项打款时间为2012年8月29日，但原告与雷丽萍、杨永出具的借款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前后矛盾，而且借款协议上显示是2012年8月27日向原告借款现金40万元整。因此，原告与雷丽萍无借款事实，雷丽萍并非实际借款人。雷勇是雷家祥的侄儿，是雷丽萍的弟弟，雷家祥是分公司实际负责人，所借款项也是用于公司经营周转。雷丽萍从2006年7月至2015年4月在永利成都分公司担任出纳，开设的银行账户交由公司使用，公司其他财务人员都有将个人账户用于公司对外付款的情况，经由雷丽萍账户还款是按照雷家祥或分公司要求，是职务行为，代表公司。2013年4月11日经由雷丽萍账户还款9463元中8000元是代公司偿还的4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5年1月16日还款83000元偿还的是雷丽萍向王明玉的13万元借款，与本案无关。第二笔5万元、第三笔9万元、第四笔16万元借款已过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7日,被告雷家祥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称：“兹有雷家祥于2010年10月27日借王明玉现金10万元，借期为三年，于2013年10月26日到期。利息为每月2500元（月利率2.5%），每个月定时支付该月利息。借款到期后雷家祥将本金10万元还给王明玉。若到期不还，王明玉有权向永利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追诉，也可以追诉雷家祥所有的相关个人财产，维护自己相关权益。”同日，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No1933152），称：“收到王明玉借款（2010年10月26日-2013年10月25日），金额8万元。”2010年10月28日，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No1933154），称：“收到王明玉借款（2010年10月27日-2013年10月26日），金额2万元。”被告雷丽萍在上述两张“收据”下方“出纳”处签名。
2011年1月8日,被告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称：“兹有雷家祥于2011年1月8日借王明玉现金5万元，借期为一年，于2012年1月8日到期。利息为每月1250元（月利率2.5%），每个月定时支付该月利息。借款到期后雷家祥将本金5万元还给王明玉。若到期不还，王明玉有权向永利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追诉，也可以追诉雷家祥所有的相关个人财产，维护自己相关权益。”同日，原告向被告雷家祥转款5万元。2011年1月9日，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No0011449），称：“今收到王明玉现金（借款）5万元。”被告雷丽萍在该“收据”下方“会计”、“经手人”处签名。2012年1月8日,被告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称：“兹有雷家祥于2012年1月8日借王明玉现金5万元，借期为半年，于2012年7月7日到期。利息为每月1250元，每个月定时支付该月利息。借款到期后雷家祥将本金5万元还给王明玉。若到期不还，王明玉有权向永利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追诉，也可以追诉雷家祥所有的相关个人财产，维护自己相关权益。”
2011年12月22日,被告雷家祥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称：“兹有雷家祥于2011年12月22日借王明玉现金9万元，借期为半年，于2012年6月21日到期。利息为每月2250元（月利率2.5%），每个月定时支付该月利息。借款到期后雷家祥将本金9万元还给王明玉。若到期不还，王明玉有权向永利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追诉，也可以追诉雷家祥所有的相关个人财产，维护自己相关权益。”同日，原告向被告雷家祥转款9万元。
2012年8月29日，原告分两次向被告雷家祥合计转款16万元。
另查明，一、原告举示的书写于2012年8月27日、借款人为雷丽萍、杨永柏的《借款协议》载明：“兹有雷丽萍/杨永柏于2012年8月27日借王明玉现金40万元，借期半年，于2013年2月26日到期。利息每月8000元，每月30日前支付当月利息。”但原告并未向被告雷丽萍、杨永柏实际提供借款40万元。
2013年3月8日，雷丽萍向王明玉借款13万元，约定利息每月1950元（利率1.5%/月）。原告与被告雷丽萍确认该笔借款已结清。
二、王明玉以雷丽萍、杨永柏未偿还上述2012年8月27日《借款协议》所载40万元借款为由诉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立案，案号为（2015）青羊民初字第606号。2015年2月6日，王明玉以所涉40万元借款是转到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处为由，申请追加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作为该案第三人。之后，王明玉申请撤诉。
三、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12日，系被告永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成立之时任命雷家祥为负责人，2008年6月12日将其免职，任命雷勇为负责人，2015年4月13日免去雷勇的负责人一职，重新任命雷家祥为负责人。
四、2013年4月11日，雷丽萍向原告还款9463元，其中8000元偿还的是涉案40万元借款的利息。雷丽萍与雷家祥具有亲属关系。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借款协议》、《收据》、转款凭证、中国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清单、永利公司任命书、永利公司免职书等证据材料在案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就本案争议焦点，依次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向被告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提供资金四次，合计金额40万元。为便于论述，本院按照发生时间先后，就每笔款项是否为借款以及其借款人如何确定逐一认定。1、关于第一笔10万元的问题。根据雷家祥于2010年10月27日出具的《借款协议》以及永利成都分公司以分公司名义出具的“收据”中的记载“收到王明玉借款”，能够认定该10万元系借款，且被告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系共同借款人。2、关于第二笔5万元的问题。就该笔款项共有两份《借款协议》，书写于2012年1月8日的《借款协议》是对书写于2011年1月8日《借款协议》的展期。被告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共同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借款协议》，是当然的借款人；且原告举证证明其已实际提供借款。因此，原告与被告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就该5万元成立借款关系。公司作为有别于自然人的民事主体，通常以加盖公章对外宣示其意思。原告王明玉作为善意相对人，能够对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在《借款协议》“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并表示“若到期不还，王明玉有权向永利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追诉”的行为产生合理信赖。因此，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永利公司认为即便加盖了分公司印章也不能认定公司是借款人的的辩解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第三笔9万元的问题。该《借款协议》系雷家祥以个人名义出具，款项也是转至雷家祥个人账户，雷家祥是该笔借款的借款人。雷家祥在此期间不是永利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其无权代表永利成都分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雷家祥有权代表分公司表示“若到期不还，王明玉有权向永利公司成都分公司进行追诉”。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系该9万元借款共同借款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第四笔16万元的问题。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原告向被告雷家祥转款16万元的凭证，能够认定原告与被告雷家祥就该16万元成立借款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为该笔借款共同借款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在第一笔10万元、第二笔5万元借款中系共同借款人，其从分公司不能作为保证人的角度主张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论述，本院不予认可。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系被告永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应由被告永利公司承担。
原告诉称被告雷丽萍、杨永柏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对其要求被告雷丽萍、杨永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此，被告永利成都分公司、永利公司认为2012年8月27日雷丽萍、杨永柏出具《借款协议》导致借款主体变更为雷丽萍、杨永柏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借款尚欠借款本息如何确定的问题。尚欠借款本息的认定，有赖于被告雷家祥、永利公司还款情况的确定。对于本案借款的还款情况，应由作为债务人的被告雷家祥、永利公司举证证明。因被告雷家祥、永利公司未就此举证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此情况下，本院以原告自认的还款情况（被告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已付至2013年9月30日）为依据，认定涉案借款尚欠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10月1日起算），被告永利公司对其中第一笔10万元、第二笔5万元，合计15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告与被告雷家祥就第四笔借款未书面约定利息，关于该笔借款有无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双方之前发生的三笔借款来看，均是有息借款，且借款利率一致，借款约定利息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其次，从原告自认的还款情况来看，在2012年8月后均是以4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且其解释具有合理性；被告雷丽萍亦认可发生于2013年4月11日的还款9463元中有8000元是代为偿还的40万元借款的利息，雷丽萍作为事件本身的亲历者，其该说法具有可信性。再次，被告雷家祥未对此提出相反证据。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雷家祥就第四笔16万元借款实际约定了利息，利率应参照双方之前的借款予以确定。关于尚欠借款利息的利率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主张为年利率24%。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受理时间在2015年9月1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利率的上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原告主张的利率标准能否采纳，须判断年利率24%是否超过涉案四笔借款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至于期限档次，应以约定的借款期限为准；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的，从交付款项时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计算。循此方法，第一笔借款发生于2010年10月27日，借款期限三年，其利率上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从2010年10月20日实施的一年至三年（含三年）贷款基准利率5.6%/年的四倍，即22.4%/年；原告主张24%/年，超出法定上限，本院不予采纳。第二笔借款发生于2011年1月8日，借款期限一年半，其利率上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从2010年10月26日实施的一年至三年（含三年）贷款基准利率5.85%/年的四倍，即23.4%/年；原告主张24%/年，超出法定上限，本院不予采纳。第三笔借款发生于2011年12月22日，借款期限半年，其利率上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从2011年7月7日实施的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6.1%/年的四倍，即24.4%/年；原告主张24%/年，未超出法定上限，本院予以采纳。第四笔借款发生于2012年8月29日，未约定借款期限，从交付款项时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计算，为两年多，其利率上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从2012年7月6日实施的一年至三年（含三年）贷款基准利率6.15%/年的四倍，即24.6%/年；原告主张24%/年，未超出法定上限，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循上所述，第三笔9万元、第四笔16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是被告雷家祥，被告永利公司、雷丽萍不是该两笔借款的债务人或当事人，其关于该两笔借款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产生诉讼时效抗辩效力，本院不予审查。关于第二笔借款5万元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该笔借款还款期限为2012年7月7日，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日起计算，在两年后即2014年7月7日截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被告雷家祥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内，于2013年4月11日经由雷丽萍账户向原告支付利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诉讼时效从该日起重新计算，在两年后即2015年4月11日截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七项的规定，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告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内，就涉案借款以雷丽萍、杨永柏为被告于2014年12月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并于2015年2月6日申请追加雷家祥、永利成都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行为导致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故诉讼时效从该日起重新计算，在两年后即2017年2月6日截止，截至本案起诉时（2015年7月16日），尚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被告永利成都公司、永利公司认为原告就该笔5万元借款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七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雷家祥、永利东方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明玉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为：以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2.4%从2013年10月1日始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3.4%从2013年10月1日始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二、被告雷家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明玉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为：以借款本金2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3年10月1日始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王明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雷家祥负担，被告永利东方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对其中2737.5元承担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存江
人民陪审员 钟 明
人民陪审员 刘祚久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