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1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咸锋。
委托代理人李日弟，海南富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兰，系上诉人王咸锋母亲。
委托代理人王行金，系上诉人王桂兰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先民（曾用名王先心）。
原审被告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
法定代表人王咸华，该经济社负责人。
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3）屯民初字第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7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咸锋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日弟、上诉人王桂兰的委托代理人王行金、被上诉人王先民、原审被告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法定代表人王咸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王先民和被告王咸锋、王桂兰均系被告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以下简称第五经济社）村民。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地位于第五经济社，名为“新坡园”，面积0.6亩，其四至为：东与王李心地交界，南与王行禄地交界，西至路，北与王李心地交界。1975年，原告王先民的父亲王行清取得该地的经营权并对该地进行耕作。1988年，被告王咸锋在未与对方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开始耕种上述“新坡园”土地。1992年，被告第五经济社按国家政策对土地进行发包，原告王先民和被告王桂兰分别于当年5月30日和6月20日与该经济社签订《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其中，原告王先民继续承包了上述0.6亩“新坡园”土地。之后，被告第五经济社在未召开村民大会形成新的土地承包调整方案的情况下，又与被告王桂兰就上述0.6亩“新坡园”土地达成承包协议，并将该0.6亩“新坡园”补登记于被告王桂兰1992年6月20日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承包合同书》中。2013年7月，被告王咸锋在该地上建造了一间面积为50平方米的瓦木结构房屋，原告王先民与被告王咸锋协商无果，遂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王咸锋停止侵害，并归还其侵占的0.6亩自留地的使用权给原告；2.判令被告王咸锋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6880元。另查明，被告王咸锋与被告第五经济社法定代表人王咸华均系被告王桂兰的儿子。被告王咸锋在“新坡园”土地上建造房屋未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也未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被告第五经济社自1992年以来未对该经济社的土地发包进行过重新调整。
以上事实，有原告王先民提供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1992年5月30日）；被告王咸锋、王桂兰提供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1992年6月20日）；原审法院制作的勘查笔录、调查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本案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当事人均对本案争议土地1975年由被告第五经济社分配给原告方耕种没有异议，原告方于1975年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该地于1988年被被告王咸锋耕种。原告王先民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之诉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我国法律规定，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本案争议土地，由原告方在1975年取得相应的承包经营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原告一直在该村生活，其并未自愿将该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未对该土地进行流转，也不存在丧失该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因此原告仍然享有该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被告王桂兰与被告第五经济社就本案争议土地重新达成了土地承包协议，并将本案争议土地补登记于被告王桂兰1992年6月20日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但被告第五经济社未征得承包人即原告王先民的同意，该发包行为侵犯了原告王先民合法的土地承包权，故被告王桂兰与被告第五经济社之间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原告王先民要求返还争议土地的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被告王桂兰认为其与被告第五经济社就本案争议土地订立了承包合同，据此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故不予支持。被告王咸锋占用原告王先民的承包地建造房屋，该行为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同时也侵害了原告王先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原告王先民要求被告王咸锋停止侵害其承包经营权并返还其“新坡园”0.6亩承包地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被告王咸锋、王桂兰辩称其所耕种的本案争议土地是1982年经生产队调整给王咸锋的奶奶邱玉球，邱玉球过世后留给王桂兰的，但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1982年的调地行为已经成功，且被告第五经济社提交的《第五生产队农户承包合同表》记录并不完整、明确，故对被告王咸锋、王桂兰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王咸锋认为原告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涉嫌伪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王咸锋提出原告王先民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原告王先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侵害，该侵害行为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不存在因诉讼时效期间经过而消灭，故被告王咸锋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王先民起诉要求被告王咸锋赔偿其损失26880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故对原告王先民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咸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王先民位于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的“新坡园”0.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三十日内归还原告王先民该承包地；二、驳回原告王先民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2元，由原告王先民负担人民币472元，被告王咸锋负担人民币50元。
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王先民对本案争议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1.被上诉人王先民对本案争议土地不具有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王先民所持《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系其篡改伪造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主要理由：第一，被上诉人王先民提交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主页糊涂不清，漆黑一团，根本看不出订立合同的主体是谁；第二，全社村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均是1992年6月20日，唯独被上诉人王先民的签订时间为1992年5月30日；第三，全社村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甲方部分都加盖了第五经济社原社长（原生产队队长）王行日的私人印章，唯独被上诉人王先民的没有；第四，全社村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含其中的承包合同表、自留地（山）证都是用钢笔书写的，而被上诉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的自留地（山）证部分却是用圆珠笔书写的，且不够工整，说明其中的“新坡园”是被上诉人王先民自己后来添加的；第五，司法员来村进行调解时，被上诉人王先民所拿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封皮是蓝色的，可全社村民持有的封皮都是红色的，但到了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王先民的封皮却变成了红色的。2.被上诉人王先民从未对本案争议土地进行过承包经营。本案争议土地是村集体土地，一直由集体耕作。1975年生产队才将该地“承包”给被上诉人王先民之父王行清耕作，王行清耕作该地至1982年。之后，经当地生产队的队长、队委及上诉人王咸锋的奶奶邱玉球、王赛英、王行清三户共同磋商，对三户的土地进行了调换，上诉人家拿出“什坡园”土地换得了本案争议土地。从换地至今，本案争议土地一直由上诉人家耕作。1984年，工作组下乡搞土地承包，制作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表”，本案争议土地登记在上诉人王咸锋的奶奶邱玉球名下，由上诉人奶奶耕作。后上诉人王咸锋的奶奶邱玉球年老丧失劳动力，跟随上诉人王咸锋一家生活，该地才由上诉人王咸锋继续承包经营至今。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土地由被上诉人王先民在1975年取得相应的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上诉人方承认被上诉人王先民的父亲王行清使用过该地，但并不承认被上诉人承包过该土地。王行清的承包并不等于被上诉人王先民的承包。原审判决将王行清的承包经营行为视同为被上诉人王先民的承包经营行为是错误的。二、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具有合法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自1982年经生产队调整给上诉人家庭承包经营后，一直由上诉人家庭耕作经营至今，从1984年工作组所制作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表”即可印证上诉人家庭早就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于时间长久和当时的条件所限，原有的生产队承包土地材料难以保存，但仅存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表”却体现了当时承包的客观事实。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待三十年前的材料保存而以不完整、不明确去否认当时的客观事实太苛刻，否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表”所记载的客观事实是错误的。根据当时的事实，经济社如将争议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王先民，就不存在又发包给上诉人王桂兰的情况。因为经济社从来就没有将争议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王先民，所以也就不存在未经承包人王先民同意又发包的情形。经济社与上诉人王桂兰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正因为有效，所以三十一年来，整个经济社没有人提出异议。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方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为非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规定，用益物权也属于侵害的民事权益范畴，既然是民事权益，就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应该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正确，其判决不顾客观事实，故意袒护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驳回被上诉人王先民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王先民负担。
被上诉人王先民辩称，一、上诉人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新坡园”是上诉人自己填写的。上诉人还伪造了“1984年农业责任承包表”，已经涉嫌伪造证据，该非法伪造的证据是假的，也是无效的。上诉人王桂兰在1992年6月签订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并没有“新坡园”。2013年8月26日，原审法院到经济社查证时，问上诉人王桂兰合同书上的“新坡园”是不是签发承包合同书时就已经填写，上诉人称是原生产队队长同意后自己填写的，并称自己是什么时候填写的已经忘记了。退一步讲，既使经集体调整将“新坡园”给王桂兰承包，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其《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没有“新坡园”，本该申请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给予修正，为什么一审法院受理此案后上诉人擅自添写？特别是上诉人胞弟王咸华借工作之便，谎称帮原经济社社长王行日办理农村救助申请，拿到王行日的印章后盖在“新坡园”字样旁边。一审法院对王行日的调查笔录可证实该事实，这就更加印证了上诉人的合同书是无效的。另外，上诉人一审提供的“1984年农业生产责任承包表”内容不详，而且农户姓名是用黑水写的字，园地名称是用圆珠笔蓝水写的。更值得怀疑的是，1992年经济社给村民办理《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是依照生产队1982年呈送给政府的当时土地承包情况的存档进行登记的。上诉人提供的“1984年农业生产责任承包表”既然将“新坡园”登记在其名字下，为什么在1992年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没有详细记录？这既不符合规则，又缺乏依据。二、上诉人王咸锋没有事实与理由否认被上诉人是家庭主体承包人。被上诉人1957年出生，1977年结婚，1992年已35岁（当年父亲75岁），被上诉人在1992年做为家庭主体资格承包人是正当的，是毋庸置疑的。三、上诉人王咸锋主张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被上诉人从1982年已承包新坡园0.6亩土地，一直耕作至1987年。1988年，上诉人以“祖宗地”为由强占经营该地。1992年，政府为了完善土地承包，依照1982年经集体（生产队）统一讨论的分配土地的情况，对自留地进行登记发证，因此，被上诉人于1992年5月30日和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签订了《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并凭该合同书于1992年7月接回本案争议土地耕作。1993年6月，上诉人方借着家人众多，再次对争议土地进行强势占有耕作。可见，从1988年至2013年间，24年来，上诉人方对争议土地是间断性占地而非连续性经营，实际仅19年，所以被上诉人的起诉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另，被上诉人于2008年曾申请屯昌县土地执法部门出面解决纠纷，国土局来访记录有被上诉人方的申诉书可查证。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1982年6月生产队将本案争议土地调整给王桂兰承包，二审又讲1982年由上诉人奶奶邱玉球、王赛英、王行清（被上诉人父亲）三户协商进行土地调换，前后陈述矛盾，可见上诉人方捏造的答辩理由与陈述内容缺乏可信度与真实性。上诉人方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土地曾经转包给了上诉人王桂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示邱玉球、王赛英、王行清协商调换土地的凭据。上诉人方一直确认经营争议土地的时间不止24年，事实表明上诉人方已经构成故意性侵权与非法性强占。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审定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害和经济损失，做出相应的赔偿。五、上诉人方未报主管部门审批，于2013年7月7日在争议土地上建造房屋，被上诉人阻止无效，还受到上诉人家人手持扁担石头驱赶围攻。屯昌县土地执法部门随后在2013年7月10日向上诉人方发出停建通知书，上诉人无视政府部门的警告，继续建房，其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特别是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期间还继续动用挖土机在争议土地上（其所建房屋后方）大推大挖，意欲再建房，完全暴露出了上诉人的傲慢，说明上诉人自认为法院也奈何不了他，所以敢于以身试法。综上，一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土地承包权是正确的，也是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未作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提交了如下证据：1.书面证明（证据一）。拟证明1982年经过调整，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就在使用“新坡园”；2.王赞心的证明书（证据二）。拟证明“新坡园”在1984年就登记在上诉人王咸锋奶奶邱玉球名下；3.王行日的证明书（证据三）。拟证明被上诉人王先民曾持蓝色封皮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找过王行日盖章，被王行日拒绝；4.黎禄友的书面证明（证据四）。拟证明被上诉人王先民持有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的封皮的原来是蓝色的，2012年双方发生争议，司法所不予受理。被上诉人王先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一是假的，证明上的签名不是村民本人签写的；2.证据二虽然是王赞心写的，但内容不实；3.证据三不是王行日手写的，内容也不是真的；4.证据四是黎禄友写的，但内容不实。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的质证意见是，王行日的证明书不是本人写的，但上述证据都是属实的。经审查，证据一上部分证人签名非本人所写；证据三非王行日所写；证据二、证据四虽系王赞心、黎禄友所写，但王赞心、黎禄友未到庭作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9月11日，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原负责人王行日（时任第五经济社队长）进行调查，王行日证实：1992年，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将本案争议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王先民，后上诉人王咸锋家庭在该地上耕作，上诉人王咸锋家庭并以人口增多为由，请求将该争议土地发包给其家庭。经被告第五经济社几个干部讨论同意，上诉人王咸锋家庭自己将本案争议土地即“新坡园”填写在上诉人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并由上诉人王桂兰的丈夫王行金找王行日加盖了王行日的私章。又查明，上诉人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除“新坡园”一栏后加盖有王行日的私章外，该证项下的其他土地栏目后，均未加盖王行日的私章。
以上另查明的事实，有原审法院对王行日的《询问笔录》，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提供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1992年6月20日），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争议土地即“新坡园”0.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2.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与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是否侵犯了被上诉人王先民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先民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于1992年5月30日与被上诉人王先民签订《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并将本案争议地即“新坡园”0.6亩土地作为自留地（山）发包给了被上诉人王先民。对于以上事实，被上诉人王先民提交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与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原负责人王行日的《询问笔录》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加盖有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的公章，虽然其落款时间与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提供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不是同一天，但落款时间不同并不能直接证明该合同书系伪造。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提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没有加盖王行日的私章。经查，上诉人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之所以加盖王行日的私章，系因其家庭自行将“新坡园”填写在该证之后，为找王行日确认所盖。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作为发包人与包括上诉人王桂兰、被上诉人王先民在内的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时，并不需要加盖王行日的私章。因此，未加盖王行日的私章也不能证实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系伪造。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提出被上诉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封皮颜色存在问题，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况且，封皮的颜色也不是直接认定合同真实性的依据。综上，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主张被上诉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系伪造实际并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被上诉人王先民与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所签《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的生效时间为1992年5月30日，故被上诉人王先民于1992年5月30日已经取得了“新坡园”0.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王桂兰家庭经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同意，将“新坡园”0.6亩土地填写在其《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并由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原负责人王行日加盖私章。对此，应视为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就同一土地，分别与被上诉人王先民和上诉人王桂兰签订了两个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王先民和上诉人王桂兰均未就“新坡园”0.6亩土地办理承包经营权登记，但被上诉人王先民与原审被告第五经济社签订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生效在先，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王先民取得本案争议土地即“新坡园”0.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未征得被上诉人王先民同意，长期占用被上诉人王先民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新坡园”0.6亩土地，上诉人王咸锋还在该地上盖建房屋，其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王先民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先民基于其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请求被上诉人停止侵害、返还原物，就性质而言，其主张的是物权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可见，诉讼时效的客体是债权请求权。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对被上诉人王先民的物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咸锋、王桂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志新
代理审判员 蓝海燕
代理审判员 李凌燕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 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审核：黄一哲撰稿：彭志新校对：陈伟印刷：李慧玲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17日印制
（共印18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