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17961号
原告：北京远东力缆线缆销售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兴隆四条***号。
投资人：刘万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英君，女，北京远东力缆线缆销售中心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辉，女，北京远东力缆线缆销售中心财务。
被告：北京鑫鹏长城电线电缆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成寿寺路173号朝龙新兴五金交电市场内一层BD-1号。
法定代表人：赵彦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安洲，男，北京鑫鹏长城电线电缆销售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立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远东力缆线缆销售中心（以下简称远东中心）与被告北京鑫鹏长城电线电缆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鹏长城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远东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英君，被告鑫鹏长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安洲、佟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远东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鑫鹏长城公司给付31761元。事实和理由：远东中心向鑫鹏长城公司供应电缆材料，鑫鹏长城公司给其开具了编号为×××（以下以后四位号码简称）的转账支票，以票面金额31761元进行货款结算，但未告知密码，以致远东中心无法兑付。期间远东中心多次要求配合支付，但鑫鹏长城公司以种种理由推诿。远东中心原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后当庭变更为主张票据追索权，理由是其对所持支票享有追索权，票据因余额不足被退票。
被告鑫鹏长城公司辩称，不同意远东中心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双方无业务往来，鑫鹏长城公司当时开具支票不是给远东中心，而是给王恒恩，票据丢失后鑫鹏长城公司已经以现金形式向王恒恩给付货款，不清楚远东中心从何处取得票据。
原告远东中心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尾号3999的转账支票及退票理由书；2、出库单；3、物流快运单；4、微信联系记录。被告鑫鹏长城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尾号3999转账支票的存根与×××号转账支票（以下以后四位号码简称）的存根；2、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3、2017年3月23日鑫鹏长城公司员工与王恒恩的通话录音。经本院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对远东中心的证据，鑫鹏长城公司提出：证据1来源不明；证据2上的手机号码是王恒恩的，但是远东中心给王恒恩供货的出库单，与鑫鹏长城公司无关；证据3不是给鑫鹏长城公司发货；无法核实证据4微信往来双方的身份。远东中心认可鑫鹏长城公司证据1、2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表示无法证明证据3中是王恒恩本人，且通话内容与本案无关，支票作废应依法申请公示催告，而鑫鹏长城公司并未提起相关程序。鉴于远东中心证据1、鑫鹏长城公司证据1、2的真实性双方互不持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双方证据中均涉及王恒恩，而王恒恩并未出庭接受质询，故其他证据本院将综合全案再行认定。
经审理查明：远东中心在涉案尾号为3999的转账支票背面背书委托银行收款时，该支票出票人鑫鹏长城公司签章齐备，出票日期记载为2016年10月31日，收款人记载为远东中心，金额为31761元，用途为货款。2016年11月1日，该支票被银行退款，理由是存款不足。
诉讼中，远东中心表示:与王恒恩系长期工作伙伴，依据王恒恩指示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不定期结算；远东中心完成供货后，于2016年10月30日，从王恒恩处取得已经填写完毕的涉案支票，将自己填写为收款人，双方交易金额远超过涉案支票金额。远东中心为此提交了出库单、物流快运单、微信联系记录。其中出库单上收货单位栏内记载有王恒恩姓名及电话号码或有王恒恩电话号码，出库单日期从2016年8月20日至11月2日，出库单上提货欠款人处有一张有王恒恩签名（金额10320元），其他签为某人代王恒恩，有两张无任何签名，出库单累计金额88355元（其中两张无签名的合计2396元）。物流运送单记载“发怀柔”，收货人电话为王恒恩的号码，出库单中无签名的一张收货单位处标注“发怀柔”。据远东中心提交的其员工与名为“王恒恩京开王库…线缆电梯电缆”的微信联系记录：2016年10月29日早上10:19发出涉案支票照片后，收到回复“写星期一的日期，没有密码。星期一就能入”；2016年11月9日收到转账5000元；2016年11月10日中午12:31发出尾号为3971的转账支票照片及“拿了”之后，收到“好的日期写今天，没密码”的回复；1月16日收到转账1630元，接收转账前发出“是不是又没到账呀，真是肝疼”，接收转账之后发出“先收点吧”讯息。远东中心称：2016年11月9日收到的5000元，是双方其他交易款项，与涉案支票无关，王恒恩以现金或微信向远东中心支付的不止只这一笔款，王恒恩还有其他应付未付款。
鑫鹏长城公司则称：2016年10月28日晚，王恒恩给其送了线缆，其以涉案支票结算货款；鑫鹏长城公司与王恒恩有多笔业务合作，王恒恩每次均以支票结算；王恒恩有个公司，名为北京诺信恒业电线电缆公司（以下简称诺信恒业公司）；王恒恩说涉案支票丢失，从鑫鹏长城公司换领了尾号为3971的转账支票，此外鑫鹏长城公司又另行给了王恒恩5000元现金；2017年3月23日，鑫鹏长城公司人员在得知被远东中心起诉后，曾与王恒恩通话，询问是否把更换后的支票和钱给了“人家”，王恒恩说票给了别人，别人又将支票转让，他也不记得给谁了。据鑫鹏长城公司提交的尾号3971转账支票存根记载，出票日期2016年11月14日，金额为26671元，另有“付现金5000元”“京开换支票”等记载，鑫鹏长城公司3999号支票存根上也有“对方说此支票丢失”、“换支票3971#”、“收款人京开软电缆”等记载。此外，据鑫鹏长城公司提交的活期存款明细账记载：尾号3971的转账支票，金额26671元已经被兑付，对方账户北京百汇顺通线缆销售中心；2016年10月25日，×××号转账支票金额3100元已经被兑付，对方账户为诺信恒业公司。鑫鹏长城公司对上述账款对方户名处均手书标记“王恒恩”。远东中心承认从王恒恩处取得3971号支票，后未经背书直接转让给了与其有交易关系的其他案外公司。
本院认为，远东中心在涉案尾号为3999的转账支票上背书委托收款时，该支票签章完整、法律规定的必要记载事项齐全，为合法有效票据。现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支票另经其他程序被宣告无效。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出票人必须按照签发的支票金额承担保证向该持票人付款的责任。涉案支票因存款不足被银行拒绝付款并退票，远东中心作为持票人向出票人主张追索权，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鑫鹏长城公司的答辩，本院认为，票据法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或者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本案中，从鑫鹏长城公司答辩内容及相关举证看，其是基于与王恒恩之间的交易关系而未经背书将涉案支票交付给王恒恩。远东中心提交的出库单、物流运输单据、微信联系记录各存一定瑕疵却相互关联，有一定印证关系，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综合全案，根据证据盖然性原则，本院有理由采信远东中心系基于与王恒恩的交易关系而取得涉案支票。由此，涉案支票没有经过背书转让，鑫鹏长城公司与远东中心分别为票面记载的出票人、收款人，但实际二者并非直接前后手关系。鑫鹏长城公司、远东中心各自陈述分别与王恒恩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其各自的基础关系均非本案审理范围，王恒恩未出庭说明情况或为任何一方作证，即便鑫鹏长城公司有关王恒恩换领了3971号支票和5000元现金、涉案支票的金额已得以兑现的陈述成立，也是鑫鹏长城公司与王恒恩之间的交易关系。虽然远东中心实际也从王恒恩处收取了3971号支票和5000元微信转账，但是远东中心有关其与王恒恩之间存在多笔交易、金额远超涉案支票的陈述与其提交的出库单、物流运输单据、微信联系记录具有一定的相符性。且，现并没有证据证明远东中心是明知3971号支票和5000元微信转账是兑付涉案的3999号支票金额。再从鑫鹏长城公司作为出票人的责任分析，支票的出票人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不得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禁止签发空头支票。如果存款不足，出票人给持票人另行换取支票，应收回原支票，以免除出票人对原支票的票据责任；如果持票人称支票已丢失、毁损，则出票人应当敦促并监督持票人办理公示催告，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宣告支票无效，从而免除自己相应的票据责任；如果持票人称已经另行将支票交付他人无法取回，出票人在不收回原支票的情况下另行交付其他票据的，出票人对原支票的票据责任不能得以免除。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鑫鹏长城公司对涉案支票存在可免除票据责任的情形。如上分析，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鑫鹏长城公司怀疑远东中心持票合法性、以鑫鹏长城公司与王恒恩之间的结算关系对抗与其没有直接关系且非其直接后手的持票人远东中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鑫鹏长城公司承担涉案支票的票据责任，不影响其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向相关交易对手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鑫鹏长城电线电缆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远东力缆线缆销售中心涉案的×××号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的票面金额3176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7元，由被告北京鑫鹏长城电线电缆销售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有光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杨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