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商）初字第36371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
负责人：王建宏，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萍，北京市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锐华，北京市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李永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彦，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彭浩川。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与被告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力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萍、大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力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大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1000万元；2、判令安力公司对大唐公司所承担的上述债务不履行部分承担回购责任；3、判令大唐公司与安力公司承担中国银行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6万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7月10日，中国银行与安力公司签订编号为xxxx《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以下简称《贴现协议》），约定安力公司将大唐公司所欠37153672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中国银行，由此向中国银行申请2240万元融资款。中国银行审核应收账款情况：安力公司与大唐公司在2012年3月20日签订编号xxx《设备销售合同书》，货款总额为人民币37153672元。2012年7月4日，大唐公司作为买方，在《货物签收单》加盖公章，确认安力公司向其所供货物于2012年7月4日交付验收，货款未付。《设备销售合同书》约定大唐公司应自安力公司完成交货后180天内一次性向安力公司支付合同总价。即上述应收账款应于2012年12月31日到期。2012年7月11日，安力公司就与中国银行之间的应收账款转让，向大唐公司进行了通知：“根据我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编号为xxxx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以下简称《贴现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已取代我司成为本发票项下应收账款的合法受让人。只有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付款，方能解除贵司在本发票项下对我司的债务。请贵司务必于本发票到期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付款，账号为×××”。并且，中国银行于2012年7月11日为安力公司办理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此外，中国银行也在2012年12月31日和2014年9月22日两次向大唐公司发出书面函告，提示应收账款债权转移并催收到期应收账款。安力公司对大唐公司37153672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中国银行的事实，经过适当的通知，已对大唐公司生效，应收账款债权已由中国银行合法取得。大唐公司应向中国银行履行付款责任。但在应收账款履行期届至后，大唐公司未支付，故中国银行有权要求其承担应收账款支付责任。安力公司与中国银行之间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在有追索权保理模式下，应收账款债务人如到期不偿付或未足额偿付应收账款，原债权人应承担无条件回购未偿应收账款的责任。据此，无论因何原因导致中国银行应收账款无法收回，中国银行均有权向安力公司追索应收账款未偿部分款项。故中国银行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大唐公司辩称，不同意中国银行对大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中国银行起诉大唐公司所依据的设备销售合同书是伪造的，大唐公司开具给安力公司的收货凭证有修改之处。大唐公司已经于2012年4月11日（贴现协议签署之前）向安力公司清偿货款，安力公司于2012年3月22日向大唐公司开具了全部发票。按照大唐公司与安力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来看，即使大唐公司未向安力公司付款，其付款请求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安力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2年3月22日、23日，安力公司分别向大唐公司开具编号连续的xxxx号及xxxx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37153672元。
2012年4月11日，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向大唐公司开具金额为37796057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记载：付款行全称：招行双榆树支行，汇票到期日：2012年8月9日。大唐公司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安力公司。2012年4月12日，安力公司向大唐公司汇款642385元。上述两笔款项的差额为37153672元。安力公司委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发行）收款。农发行出具的托收凭证（借方凭证）显示，委托日期为2012年7月12日。招行双榆树支行于2012年8月9日将其承兑的票据金额支付给农发行。
2012年7月11日,卖方安力公司与保理商中国银行签订《贴现协议》，约定：卖方拟采用信用销售方式向大唐公司（买方）销售网络摄像机等货物，并拟利用保理商提供的商业发票贴现服务。卖方向保理商申请贴现，应向保理商提交《有追索权国内融信达业务申请书》。贴现额度为2240万元，额度有效期至2013年1月31日。保理商可以随时要求卖方提交任何涉及该笔应收账款的单据和文件。如已贴现融资的应收账款至发票到期日后30天内仍无法收回，保理商有权立即收回融资本息，并有权从卖方账户主动扣款或采取其它办法主动收款，直至收回融资本息，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收罚息。
同日，中国银行与安力公司签署《有追索权国内融信达业务申请书》，记载拟贴现发票细节表：发票号：xxxx，xxxx，合同/订单号：xxxx，发票日：2012年7月11日，债务人：大唐公司，到期日：2012年12月29日，金额：37153672元。贴现金额：2240万元。贴现期限：自贵行融资之日起至应收账款到期日+4天宽限期。贴现利率：年利率5.3544%，日利率计算基数为一年360天，结息方式为到期利随本清。自逾期之日起，就逾期部分计收逾期罚息，罚息利率为贴现利率上浮50%。中国银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安力公司追索融资本息的权利。若出现中国银行不能按期收回相关款项，中国银行有权从安力公司在中国银行开立的账户中主动扣款（账号：×××）或采取其他措施追偿。
同日，安力公司出具《商业发票（适用货物贸易）》，载明：致大唐公司，地址：海淀区学院路29号，编号：2012-003日期：2012年7月11日，合同/订单号：xxxx。货物种类、型号、数量、总价与下述《设备销售合同书》所记载的情况一致。付款条件：2012年12月29日前付款。应收账款转让声明：安力公司已与中国银行签订《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将本发票下应收账款转让给中国银行。只有对中国银行付款，方能解除大唐公司在本发票项下对安力公司的债务。请大唐公司务必于本发票到期日向中国银行付款，账号为×××。大唐公司称未收到该《商业发票（适用货物贸易）》。
同日，中国银行向安力公司支付融资款2240万元。
融资期限于2013年1月2日（应收账款于2012年12月29日到期，加4天宽限期）到期。安力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向中国银行偿还本金1375624.01元及截至当天的利息576371.41元；于2013年4月27日偿还本金9684138.01元，罚息365861.99元；于2013年7月2日偿还本金5888679.69元，罚息111320.31元。合计偿还本金18001995.42元，罚息1053553.71元。
2014年9月22日，中国银行通过邮政EMS向大唐公司邮寄《应收账款催收通知书》及《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并对邮寄内容及过程进行了公证，邮寄地址为大唐公司住所地海淀区学院路29号92号楼，该邮件于2014年9月24日被签收。鉴于上述地址为大唐公司登记注册的住所地，应认定大唐公司收到了上述邮件，即中国银行曾于2014年9月22日向大唐公司主张还款。
2015年9月28日，中国银行提起本案诉讼。
诉讼中，中国银行要求大唐公司偿还剩余欠款本金5451558.29元、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4日期间的利息12508.1元及计算至2017年12月13日的本金的罚息2056437.17元、利息的复利4609.4元、罚息的复利389414.36元，本息合计7914527.32元。
中国银行提举《设备销售合同书》复印件用以证明涉案保理业务文件的记载与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交易内容一致。该证据记载，合同系由需货方大唐公司（甲方）与供货方安力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xxxx。具体内容包括：一、乙方向甲方提供设备明细：1、网络高速球型摄像机，型号ADVEIPSD35P，212套，单价xxx元，总价xxx元;2、室外高速球型摄像机，型号ADSDC360PTWOW，212套，单价xxx元，总价xxx元;3、8路视频编码器，型号ADEIP8M，90套，单价xxx元，总价xxx元;4、网络视频存储服务器，型号ADIRS2R3200L2R5，45套，单价xxx元，总价xxx元;5、磁盘扩展阵列，型号ADERS2R3200L2R5，45套，单价xxx元，总价xxx元。合同总金额37153672元。“二、合同总价及付款方式2.甲方应自乙方完成交货后180天内（甲方在《货物签收单》上签字盖章，视为乙方完成交货）一次性向乙方交付上述合同总价。3.甲方以电汇方式付款到乙方指定账户：以下几行空白。乙方自合同签署后7日内（除报税日外）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共5页，落款处显示签订时间2012年3月20日。大唐公司称，中国银行不能提供合同原件，且该合同所记载的部分内容与大唐公司持有的其与安力公司签订的《设备销售合同书》原件的记载不一致，故中国银行提举的上述合同系伪造。
大唐公司提举其与安力公司签订的《设备销售合同书》原件，该合同与中国银行提举的复印件合同首页内容一致，包括合同名称、编号、签约地点、签订主体信息、设备明细及合同总金额。第二页中第二条记载的付款方式不同，该原件记载：“二、合同总价及付款方式2.甲方承诺在乙方完成交货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一张120天的银行承兑汇票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此合同总价款。（甲方在《货物签收单》上签字盖章，视为乙方完成交货，货物及相关风险自动转移给甲方，乙方只承担维修义务，甲方不得退货。）”该合同共4页，且落款处未显示签订时间。大唐公司称，根据其合同编号习惯，从合同编号“xxxxx”来看，签订时间应为2012年3月1日左右。中国银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同时主张，中国银行提交的合同复印件来自安力公司，中国银行并非交易一方，不可能持有原件；中国银行只需核实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其已取得大唐公司确认欠款的《货物签收单》原件，无需核实具体的基础交易细节。
鉴于大唐公司持有《设备销售合同书》原件且该合同所记载的交易货物的具体信息与安力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大唐公司向安力公司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安力公司向大唐公司汇款的凭证所记载的款项数额相一致，而中国银行不持有《设备销售合同书》原件，且其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与大唐公司提交的原件所记载的内容存异，故本院认定大唐公司提举的合同原件的真实性，对中国银行提举的合同复印件不予采信。
中国银行提举大唐公司出具的《货物签收单》，证明大唐公司作为买方确认在2012年7月4日收货且货款未付；其上载明的货物名称、型号、数量与其提交的《业务申请书》、《设备销售合同书》的记载一致。该《货物签收单》上还记载了大唐公司的还款账户信息：户名：安力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东三环中路支行，账号：×××。大唐公司认可《货物签收单》上大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但主张由于工作人员失误，《货物签收单》出具时，验收时间处系空白，且该证据记载的验收时间与安力公司向大唐公司出具发票的时间相矛盾。本院认为，鉴于大唐公司认可《货物签收单》上其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该证据出具时未填写验收时间与常理不符且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应认定《货物签收单》所记载的包括签收时间在内的所有内容系由大唐公司出具。
中国银行提举其工作人员于2012年9月11日与王文雄的通话录音、王文雄名片及网页截图以证明王文雄系大唐公司信息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大唐公司未支付涉案《设备购销合同》项下欠款。王文雄在录音中确认大唐公司将于2012年9月结清安力公司转让给中国银行融资的对大唐公司的应收账款，确认大唐公司曾签过一个签收单并会将欠款支付到该签收单上约定的中国银行北京东三环中路支行账户中。具体通话内容为：“郁懿：喂，您好，是王总吗？王文雄：哪位？郁懿：不好意思，打搅您，我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郁懿，两个月前和安力博发的张娟一起去公司拜访过您。王文雄：哦。郁懿：咱们（大唐移动）和安力博发之间不是有一个采购合同吗，这次给您打个电话，主要是我们行有授后管理要求，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合同的执行情况。王文雄：嗯。
郁懿：安力博发在我们（我行）这做了一笔融资，把这个合同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我们（我行）了。王文雄：把应收账款给你们了吧。郁懿：对，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合同的执行情况，像您（大唐移动）这边的收货，安力博发的执行到不到位啊（等等）。王文雄：没什么问题，9月份应该会给安力博发那边结掉。郁懿：9月份吗？王文雄：对，就这个月。月底之前会跟安力博发把这个钱结掉的。郁懿：这个是由业务这边通知到财务那，由财务那付款是吧。王文雄：对，由我们这边通知付款。郁懿：因为当时咱们（大唐移动）不是签过一个签收单吗，签收单上对付款的账户有一个约定，要付到中国银行北京东三环中路支行的账户。王文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付到你们银行去。郁懿：对，您（大唐移动）到时候付款的时候千万千万要付到我们那个账户。我们这次也是先跟您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王文雄：应该的，应该的，这是你们应该的，这都是你的工作，我能理解，这是正常的。”大唐公司认可王文雄曾系其工作人员，称王文雄已离职，无法核实录音的真实性，主张王文雄无权代表大唐公司确认合同款未付，且大唐公司与安力公司之间存在多项业务往来，否认该录音中谈及的欠款系涉案《设备购销合同》项下应收账款。鉴于大唐公司承认王文雄曾系其员工，其主张王文雄已离职但未就此提举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在中国银行提举录音证据后，其未予以正面否认，而是以王文雄已离职为由主张无法核实，且经本院反复询问，大唐公司坚持主张对王文雄当时所在的具体部门及离职时间记不清。大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录音证据的真实性。
经询，中国银行称，在办理涉案保理业务前其曾向王文雄电话核实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并曾到大唐公司工作场所核实《货物签收单》及《设备销售合同书》原件；《业务申请书》中的发票号是安力公司自行填写的，中国银行已核实发票确系真实，但安力公司开具发票时，大唐公司尚未付款。大唐公司否认中国银行曾向其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称中国银行提举的证据中仅有《货物签收单》系真实，中国银行是在安力公司欺骗下才与其签订《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
中国银行称，大唐公司与安力公司之间虽存在多笔业务往来，但安力公司以其对大唐公司的应收账款向中国银行申请保理融资的仅有涉案的该笔。
经本院反复询问，大唐公司表示王文雄曾系其部门副总，但对其任职的具体部门及离职的具体时间均记不清。
本院认为，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的相关规定，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商业银行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本案中，中国银行依据其与安力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向债务人大唐公司要求支付应收账款并要求债权人安力公司回购应收账款，即中国银行按照其与安力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问题在于，安力公司就其向中国银行申请保理融资的对大唐公司的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是否有效；大唐公司及安力公司应否承担责任，如应承担，应承担何种责任。就此，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一、安力公司就其向中国银行申请保理融资的对大唐公司的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
也就是说，涉案《设备购销合同》项下债务是否被大唐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已向安力公司清偿。大唐公司向安力公司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未记载背书时间，安力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票面金额37796057元与发票总额37153672元之间的差额642385元的时间为2012年4月12日；结合大唐公司提举的《设备购销合同》中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即大唐公司应在安力公司交货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一张120天的银行承兑汇票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款，大唐公司向安力公司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为2012年4月11日，到期日为2012年8月9日，付款期限与上述合同约定的120天基本相符；大唐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其于2012年4月11日向安力公司支付票面金额37796057元。综上应认定背书时间为2012年4月12日前，即2012年4月11日或2012年4月12日。同时现无证据显示双方之间存在交易货物种类、型号、数量、价值均相同的两笔交易，应认定大唐公司已于2012年4月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安力公司支付涉案《设备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37153672元。
二、《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的法律效力
一方面，从安力公司的角度来看，安力公司取得大唐公司向其背书转让的汇票后，该汇票虽于2012年8月9日才可到期承兑，但其已经取得了票据权利，就上述交易不再对大唐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在此情况下，安力公司却于2012年7月11日以虚假的《设备销售合同书》为基础向中国银行申请保理融资并与之签订《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应认定安力公司在与中国银行签订保理合同的过程中具有欺诈的故意。
另一方面，从中国银行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持有的《设备购销合同》虽系虚假，且未能提举充足证据证明其曾于办理保理业务前向债务人大唐公司核实《设备购销合同》原件，但上述虚假合同的第一页与大唐公司持有的合同原件的第一页所记载的包括合同主体、编号、签订地点、交易设备明细、交易金额在内的信息完全一致，且其持有大唐公司出具的《货物签收单》原件。大唐公司在该《货物签收单》中确认2012年7月4日收货且货款未付，该签收单上载明的货物名称、型号、数量与安力公司提供的《设备销售合同书》复印件及《商业发票（适用货物贸易）》中的记载一致。安力公司签署的《业务申请书》中所记载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发票编号、金额也确系真实。综上，从中国银行的角度来看，其持有债务人大唐公司确认货款未付的书面凭证，且该《货物签收单》所记载的交易明细与安力公司向其交付的办理保理业务所需文件的记载一致，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发票也确系真实，应认定中国银行在办理业务前对应收账款尽到了基本的审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有追索权国内融信达业务申请书》虽系中国银行在受安力公司欺诈的情形下签署，但安力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融资期限届满前后曾分笔向中国银行偿还部分融资款本金、利息及罚息。从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来看，安力公司并非完全拒绝履行受追索还款义务，合同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事由，而中国银行亦未主张撤销合同，故应认定《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有效，双方应严格遵行。
三、大唐公司与安力公司的责任承担
根据中国银行提举的其工作人员郁懿与大唐公司王文雄于2012年9月11日的通话录音，郁懿称曾在两个月前与安力公司的张娟一起去大唐公司拜访过王文雄，王文雄回答“哦”，并未否认；接下来郁懿提到安力公司将其对大唐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中国银行融资，王文雄称：“把应收账款给你们了吧”，对应收账款融资一节表示知情。接下来，郁懿询问安力公司供货义务的履行情况，王文雄称“没什么问题”并称大唐公司会于2012年9月向安力公司付款，向大唐公司出具的签收单所记载的安力公司在中国银行北京东三环中路支行开立的账户付款。而中国银行主张，安力公司以其对大唐公司的应收账款向中国银行融资的仅有本案这一笔，故应认定上述通话录音中涉及的交易内容应系本案所涉保理融资项目。鉴于大唐公司承认王文雄曾担任大唐公司某部门的副总，且其所述内容亦均与涉案保理业务相关，而大唐公司又确实出具过确认收货且未付款的《货物签收单》，应认定王文雄在上述通话录音中的陈述系代表大唐公司作出并声称大唐公司在2012年9月尚未向安力公司支付货款。
大唐公司于2012年4月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安力公司支付货款后却出具确认2012年7月4日收货，款未付的《货物签收单》，而该《货物签收单》在中国银行受欺诈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结合王文雄代表大唐公司于2012年9月11日与中国银行核实保理业务项下基础交易合同履行情况的工作人员通话时仍称对安力公司欠款未付的表态，应认定大唐公司存在与安力公司欺诈中国银行的共同故意。基于大唐公司与安力公司的共同欺诈，中国银行接受了安力公司向其转让的本不存在的虚假应收账款并向安力公司提供了保理融资款，导致中国银行至今未能收回全部款项。就中国银行的该损失，安力公司与大唐公司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然就涉案保理合同及其基础交易来说，安力公司对大唐公司并不享有真实的应收账款，相应的，大唐公司对中国银行也不负有偿还应收账款的真实义务，中国银行要求大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缺乏真实的请求权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同理，鉴于并无真实的应收账款存在，中国银行要求安力公司承担应收账款回购责任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国银行要求大唐公司、安力公司承担律师费损失亦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安力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处。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160元，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已预交41080元，由其自行负担，余款410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曲育京
人民陪审员 刘玉凤
人民陪审员 张淑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京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