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刑初1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梁淑妍（英文名LEUNG,SUKYINHILDA），女，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系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服装中心CEO，现住杭州市萧山区。因本案于2016年4月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伟，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绍检公刑诉[2018]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梁淑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8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8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人员李某2、王某5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梁淑妍及其辩护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2004年左右，原达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利集团”）董事黄承龙（另行处理）决定，时任达利集团财务总监连某（另案起诉）具体实施，作出财务制度调整，即达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利公司”，另案起诉）通过A账委托达利集团对外支付进口辅料款,以规避达利公司进口辅料的报关缴税。
2008年1月至2014年10月，被告人梁淑妍担任达利公司服装中心CEO，全权负责服装中心的生产和管理。服装中心生产需要辅料时，由业务员提供需要货物的种类、数量审批单并将购货单发送至达利集团，被告人梁淑妍等人在委托付款单上签字后，再由连某负责的财务部门委托达利集团对外支付货物货款。供货商将货物邮寄至香港后，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公司将相关辅料等通过快递方式邮寄至国内，或由供货商直接将辅料寄给服装中心业务员。在此过程中，达利公司服装中心未依法向海关申报货物的贸易性质、品名、价格等，也未依法缴纳进口环节税款。被告人梁淑妍明知达利公司以上述方式进口辅料仍实施审批等行为，且未要求委托快递公司报关。期间，达利公司服装中心和被告人梁淑妍参与走私偷逃税款人民币21257222.11元。
2014年12月14日，达利公司向绍兴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万元。被告人梁淑妍于2014年11月21日接受绍兴海关缉私分局调查，但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犯罪，公诉机关当庭提交了相应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梁淑妍作为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使用快递邮寄辅料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对被告人梁淑妍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梁淑妍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提请本院对被告人梁淑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被告人梁淑妍辩解，其不知道达利公司通过邮递辅料进行走私，其主观上没有走私故意，其也没有实施走私行为。
辩护人王伟的辩护意见是：
1、达利公司进口的辅料不应按照一般贸易进行监管，而应按照加工贸易的特殊监管方式即“低值辅料”进行监管。该情形是不涉税的贸易方式，并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不应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
2、追究被告人梁淑妍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任职单位达利公司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达利公司不应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因为：证明达利公司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故意和违反海关法律、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的证据不足；达利公司不应对快递公司不向海关申报的行为承担责任。
3、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梁淑妍作为达利公司单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为：被告人梁淑妍对于进口辅料采购业务不知情、对付款无决定权；其不知道达利公司利用快递走私的事实，主观上没有走私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也没有逃避海关的监管行为。
4、即使达利公司构成单位犯罪，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梁淑妍遵照达利公司制度、业务流程执行工作，不应当以单位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梁淑妍作出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
2004年左右，达利集团董事黄承龙（另行处理）决定，时任达利集团财务总监连某（另案起诉）具体实施，作出财务制度调整，即达利公司（另案起诉）通过A账委托达利集团对外支付进口辅料款,以规避达利公司进口辅料的报关缴税。
2008年1月至2014年10月，被告人梁淑妍担任达利公司服装中心CEO，全权负责服装中心的生产和管理。服装中心生产需要辅料时，由业务员提供需要货物的种类、数量审批单并将购货单发送至达利集团，被告人梁淑妍等人在委托付款单上签字后，再由连某负责的财务部门委托达利集团对外支付货物货款。供货商将货物邮寄至香港后，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公司将相关辅料等通过快递方式邮寄至国内，或由供货商直接将辅料寄给服装中心业务员。在此过程中，达利公司服装中心未依法向海关申报货物的贸易性质、品名、价格等，也未依法缴纳进口环节税款。被告人梁淑妍明知达利公司以上述方式进口辅料仍实施审批等行为，且未要求委托快递公司报关。期间，达利公司服装中心和被告人梁淑妍参与走私偷逃税款人民币21257222.11元。
2014年12月14日，达利公司向绍兴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万元。被告人梁淑妍于2014年11月21日接受绍兴海关缉私分局调查，但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辩护人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李某1（达利公司服装中心采购部经理）证言，证明：服装中心的辅料来源分内地直接采购和国外进口，国外进口的辅料有的是报关进口，有的由供应商直接通过快递邮寄给公司业务员或寄到仓库。通过快递进口的辅料有唛头、挂牌、钮扣、丝带等，与公司长期合作的快递公司主要是顺风和DHL，货款由香港达利集团为他们公司支付。公司未告知快递公司所邮寄的辅料是需要申报和缴税的生产货物，在与境外供应商确定辅料价格时并未包含税款，缴税应当由达利公司负责。
2、证人王某1、杜某、万某、余某、赵某、黄某1、黄某2、冯某1、兰某、姜某、梁某、罗某、莫某1、王某2、桑某、孙某、於伟芳、张某等证言，各自经办的辅料业务汇总表，证明：达利公司服装中心由梁淑妍管理。2004年以来，达利公司以快递方式进口橡根、唛头、吊牌、纽扣等辅料，大部分辅料未报关缴税。
3、证人唐某（达利公司印染中心财务部经理）证言，证明：印染中心所需设备零配件从国外购买，由国外供货商通过快递邮寄到公司，或者由公司人员从香港带回达利公司，上述情形下，相关费用由达利公司委托香港达利集团对外付款。以快递邮寄的零配件在快递公司向海关申报或者快递被海关扣住的情况下会缴税，其他情况下则不缴税。
4、证人吴某（达利公司服装中心财务部经理）证言，证明：服装中心用进口辅料所制作的成衣大部分用以出口，小部分用以内销。服装中心财务数据月表以邮件形式给粱淑妍。
5、证人刘某（原系达利公司副总经理、驻杭州财务部财务主管、印染中心财务总监）证言，证明：达利公司各盈利中心自行与国外供货商签订合同，之后由各中心CEO在付款委托书签字确认，之后交给驻杭州财务部，驻杭州财务部会将付款委托书寄到香港达利集团总部财务部，最后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位于香港的公司对国外供货商支付货款。业务的决定权在各中心的CEO手中，总部的财务部仅仅是走一个付款的程序，不具备审核的权力。因为那些货物都不是报关进口，没有办理正常进口的报关手续没法由达利公司对外支付，只能由香港达利集团支付。
6、证人彭某（达利公司服装中心财务总监）证言，证明：达利公司通过达利集团向国外付款购买辅料，供货商将辅料以快递方式邮寄至国内，但邮寄过程中未报关缴税，且相关费用记在香港公司财务账上，达利公司并未与香港达利集团结算过。服装中心采购的辅料采用快递等方式不报关进口有2个原因，一个是之前一直存在这种操作模式；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货期比较紧，通过快递等方式比较快。对外采购付款先是由服装中心与供货商签订合同，再由达利公司总部财务部统一对供货商支付货款。服装面料是在加工贸易手册项下正常报关进口并对外付汇支付货款。
7、证人林某（达利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达利公司是达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下设印染中心、梳织服装中心、针织服装中心三个中心，均为内设机构，梳织服装中心负责人是梁淑妍。
8、证人费某（曾某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达利公司的成立过程、框架结构以及与香港达利集团在经营和财务方面的关系。西湖达利公司在2000年变成香港独资公司之后到达利中国公司三个盈利中心成立之前的业务模式是：由香港达利制衣有限公司的梁淑妍在境外接到订单意向通知西湖达利公司，然后由西湖达利公司制作版型核算成本，再发到香港达利制衣有限公司梁淑妍那边，确定可以做就签合同，西湖达利公司通过进料加工贸易或者一般贸易的方式进口面料、辅料组织生产，制作成衣后出口到梁淑妍指定的境外目的地。进口辅料的话是梁淑妍负责的营业部帮西湖达利公司境外联系，联系好后西湖达利公司通过进料加工方式或者一般贸易方式正式报关进口。进口辅料的货款是西湖达利公司正常对外支付的。这个阶段没有委托香港达利集团财务部对外支付进口货款情况。达利公司三个盈利中心的财务部门分别对香港达利集团财务部负责，他们的直接领导人是连某。
9、证人尚某（曾某公司针织中心财务经理）证言，证明：达利公司各盈利中心委托达利集团财务部支付进口货物货款，不报关进口辅料的模式由达利集团财务部决定，在达利公司财务例会上宣布贯彻执行下来。服装中心有快递不报关进口辅料的情况。达利集团支付辅料货款在财务方面流程是由各盈利中心的业务员制作一个委托付款书，由各中心财务主管审批签字后再由各中心CEO审批，之后交到香港达利集团驻杭州审核，财务组审核之后就交给香港达利集团总部的财务部，由总部财务部审批之后付款给辅料供应商。
10、证人王某3（曾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监、财务总监）证言，证明：其是2002年进入达利公司工作的，当时达利公司叫西湖达利，总经理是费某，达利公司下属有三个盈利中心，分别为服装中心，CEO是香港人梁淑妍以及针织中心和印染中心。三个盈利中心独立运营，直接对老板林富华负责。2002年时并不存在达利公司委托香港达利集团支付进口货物货款模式。委托香港付款的辅料进口模式由香港达利集团财务部门指定。
11、证人卢某（达利（中国）有限公司针织中心副总经理）证言，证明：进口辅料从客户指定的境外供应商那进口，连某做过一段时间的达利公司总经理，而且他一直是香港达利集团总部的财务负责人。
12、证人余某（原系达利公司服装中心的采购部辅料采购员）证言，证明：服装中心人员构成情况及其上级为李某1和王某1，其根据客户提供的供应商向供应商下订单。进口辅料有快递方式进口的，其涉及的相关委托香港代付的定期辅料款月结及香关的付款资料是财务部门人员制作好后，其签字，委托付款单除了其签字外，还有财务部门的制表张钰丹、财务负责人吴某、辅料主管李某1、CFO彭某和CEO梁淑妍签字。委托香港付款形式开具辅料款由财务部门确定，其在前期只要把所做业务的订单以及相应的发票交给财务部门，他们会根据其提供的材料确定付款方式。公司还规定香港的快件过来，单包的重量不能超八公斤（为防止快件超过8公斤而被要求报关）。公司规定任何小样及大货的送货方式及出货地点需要由达利公司重新确定后再出货，因为辅料进口有些是有货期的，走船运、空运、DHL快递进口都需要报关，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而走顺丰快递不报关是比较快的，其经手的走顺丰快递进口的辅料，其没有提供过报关资料。
13、证人陈某1证言（系达利（中国）公司针织中心副总经理）证言，证明：2007年其进入达利公司后就有A账存在，委托香港付款后通过快递进口辅料之外，也有正常缴税进口辅料的情况，两种进口方式支付货款审批单不一样，委托香港付款的审批单是委托付款单，正常缴税进口的是达利（中国）支付的。营业部给财务什么付款单，财务就按照什么付款方式走。
14、证人马国嵋证言（原系达利公司生产部经理、贸易部经理）证言，证明：达利公司服装中心人员构成及CEO一直是梁淑妍，负责整个服装中心的运营。贸易部工作是从香港达利集团总部市场部接服装订单，后进行理单并跟进，直到走货。他们会把服装订单中的相关信息整理后发给各个生产部门。
15、证人王某4（达利公司服装中心贸易部经理）证言，证明：达利公司服装中心人员构成及各自的职责情况。其中服装中心的CEO一直是梁淑妍，她主要负责整个服装中心的运营。
16、同案参与人连某供述，证明：达利集团接受海外客户的服装订单后交给达利公司，由达利公司服装、针织中心生产服装后再销售给海外客户，这些订单所需的部分辅料通过快递进口，且没有报关缴税。达利公司将相关付款委托书交给达利集团驻杭州财务部，由达利集团付款给国外辅料供应商，账也作在香港A账上。此外，达利公司还有通过员工随身携带方式进口辅料的行为。其从达利公司离职后，和刘某等人一起向杭州海关举报达利公司以快递、随身携带等方式不报关进口辅料、印染配件的行为，其还向海关递交过举报信。
17、被告人梁淑妍供述，证明：达利公司业务部门主要有三个，分别为印染中心；梭织服装中心，简称服装中心，其是服装中心CEO，负责全面工作；针织服装中心，简称达针或针织中心。这三个中心不是独立法人，但从业务上都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公司的国外客户在服装中心下订单后，往往需要指定一些特定的辅料供应商，业务员会与辅料供应商联系购买事宜，然后供应商把辅料通过快递到达利公司，由跟单的业务员收件。服装中心一直以快递方式进口辅料，有部分未向海关申报，不向海关申报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向海关申报，进口辅料的话时间会比较久，会耽误生产；二是服装中心一直是这样做的，其来之后仅仅是延续了以前的做法。中心采购辅料的款项由中心采购部和境外供货商谈好采购数量和价格后，由达利中国公司的采购业务员、采购主管、财务主管、CFO和其一级级逐级签名审批，由香港达利集团财务部对外付款。
18、有梁淑妍签字审批的委托香港达利集团付款的财务审批单、委托付款资料、财务审批资料以及翻译证明，证明：达利公司使用非正常付款的A帐模式逃避监管并在主观明知状态下进行走私的事实。
19、业务员与境外供应商沟通的相关邮件，证明：达利公司通过邮寄辅料到国内系逃避纳税以及设置A帐系逃避监管为走私提供便利的事实。
20、《货代合同暨月结协议》、顺丰面单以及快递单等书证，证明：达利公司通过顺丰快递邮寄辅料的事实。
21、公司变更登记信息情况、公司章程、关于达利公司的相关信息、任职通告等书证，证明：达利公司经营范围，企业法定代表人、公司总经理等人员的任职情况及职权。
22、达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达利公司以国际快递方式进口服装辅料的相关辅料种类明细。
23、达利公司管理例会会议记录，证明：2012年4月18日、2013年3月22日，梁淑妍曾在公司例会上对选取邮寄辅料的快递公司进行讨论。
24、杭州海关绍关税核字（2015）0023、0030、0029、0025号核定证明书、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达利公司走私普通货物合计偷逃税额共计27114781.43元，梁淑妍偷逃税款21257222.11元。
25、调取证据通知书、财务单证资料、快递资料，证明：相关书证的证据来源。
26、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2014年11月21日，侦查人员对达利公司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合同、财务资料。
27、涉案财物性质说明表、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证明：绍兴海关缉私分局从达利公司查扣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万元。
28、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结案通知书以及通关手册，证明：达利公司对部分来料加工业务办理加工贸易清关手册。
29、身份证，港澳通行证，证明：被告人梁淑妍身份情况。
30、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梁淑妍的到案情况。
辩护人提交的空白报关委托书和报关单等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提交的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52号（关于再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等规范性文件以及案例不属于证据范畴。
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经查:
（一）本案不适用加工贸易“低值辅料”监管方式。理由是：
1、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我国两大基本进出口贸易制度方式，各自设定了不同的相平衡的权利义务。“低值辅料”属于加工贸易范畴，是一种贸易监管方式，并非货物天然属性。根据《海关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以及海关总署《关于对外商提供的辅料管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等规定，企业要在加工贸易中享受“低值辅料”“保税进口”的权利，必须要向海关申请，由海关审查单耗用量、完整合同等要素，并处于海关一系列后续监管之下。根据本案证据，达利公司邮递涉案辅料并未履行向海关申报等获得“低值辅料”监管方式的必要程序。
2、贸易方式不同，表面上是手续不同，实质却是企业人力、时间、物资流转等生产运营成本、生产管理效率的根本差别。达利公司从事服装经营行业多年，在服装经营业具有较大影响力，其高管大多也具有较深的从业资历，完全应当明知并熟悉不同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的实质性差别，即达利公司应当明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区别，即使其可以选择通过加工贸易“低值辅料”方式进口辅料，但其仍然为了提高时间效率、减少经营成本等利益最大化，而没有选择“低值辅料”监管方式，就不应享有加工贸易“低值辅料”监管方式带来的权益。如行为人本可以选择加工贸易方式进口货物，而选择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货物，则被查获时仍然要缴纳关税，而不能享有加工贸易方式进口货物的“保税”待遇。
3、从本案证据上看，达利公司存在邮寄辅料多次被海关查获并补缴税款的事情，且连续多年发生直至案发，其本应改变贸易方式而仍不改变，也充分证明其为自身利益，心存侥幸，逃避海关监管的主观故意。
（二）达利公司有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虽然《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运营人应当按照海关的要求采用纸质文件方式或电子数据交换方式向海关办理进出境快件的报关手续”，但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运营人向海关报关实质系代理报关业务。根据《海关法》第十条的规定，在委托报关情形下，委托人有如实提供货物情况的义务。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达利公司隐瞒涉案辅料的生产货物性质，利用不知情的快递公司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口货物、物品应缴税额。
其一，达利公司服装中心采购经理李某1、证人王某1等多名采购人员均证明，达利公司未向快递公司说明包裹内物品性质为需要缴纳税款的生产货物，上述证言直接证明达利公司没有主动履行如实描述的义务。
其二，达利公司长期以零散进口的方式采购辅料，且服装、针织中心多名业务员、经理的证言证明，涉案走私快件收货人大部分为业务员个人，而非达利公司。此种化整为零、以个人为收件人的进口方式也使快递公司难以察觉所承运的为货物类进出境快件。
（三）达利公司主观上有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故意，主要体现在：
1、付款方式异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案辅料、零配件所涉货款均应通过外汇付款，而达利公司则避开外汇渠道，为逃避监管通过香港达利集团支付相关货款。
2、2006年至2014年期间，达利公司用以走私辅料的部分快件在邮寄过程中曾多次被海关查扣并被要求补缴税款。鉴于此，足以认定达利公司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故意。
（四）被告人梁淑妍应当认定具有走私故意，理由是：
1、证人李某1、尚某、彭某以及相关业务员等多名证人证实服装中心进口辅料部分未报关缴税，且被告人梁淑妍亦供述服装中心以快递方式进口辅料，有部分未向海关申报的事实。
2、服装中心的服装面料是在加工贸易手册项下正常报关进口并对外付汇支付货款，而对辅料却选择与面料不同的方式进口，间接说明服装中心知道两种进口方式，选择快递公司不报关缴税系有意为之。
3、有梁淑妍签字审批的委托香港达利集团付款的财务审批单、委托付款资料、财务审批资料证明被告人梁淑妍对实施过程清楚。
4、被告人梁淑妍系达利公司服装中心CEO，负责服装中心工作，从其任职、工作经历以及工作资历分析，其应当知道服装中心走私服装辅料的事实。
上述理由相互补充，相互补强，共同说明被告人梁淑妍知道达利公司服装中心邮寄辅料未依法向海关申报，未依法缴纳税款，但仍然同意、纵容、支持服装中心实施上述行为，其作为达利公司服装中心CEO应当对此承担罪责。
本院认为，被告人梁淑妍作为达利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且系情节特别严重。在单位犯罪中，被告人梁淑妍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被告人梁淑妍以及辩护人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考虑与同案参与人连某（参与走私偷逃税款人民币7963762.92元）量刑平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梁淑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阮凤权
审 判 员 钱耀炯
人民陪审员 龚乾余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顾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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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