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再45号
抗诉机关：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成伟，男，194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九台市。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文波，男，1982年6月5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亭，男，195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与刘文波系父子关系。
申诉人杨成伟因与被申诉人刘文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2）九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长检民（行）监[2017]2201000017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7）吉01民抗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倪海音出庭。申诉人杨成伟、被申诉人刘文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中，一审法院在2012年4月11日定期宣判笔录中未记载杨成伟的签名，在判决书的送达回证中也未记载杨成伟签收，无法认定杨成伟在宣判时已到庭及签收了判决书，若杨成伟拒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定期宣判时，当事人拒不签收判决书、裁定书的，应视为送达，并在宣判笔录中记明。”一审法院应载明具体情况。故一审法院在送达判决过程中程序违法，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使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刘文波在诉讼请求中要求杨成伟给付拖欠的黄豆款30000元及利息、交通费646元，庭审中针对交通费的相关票据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而一审法院并未审查交通费这项诉讼请求，在判决中遗漏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杨成伟申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杨成伟与刘文波签订的是《种子预约收购合同》，而不是一审认定的《收购黄豆合同》。二、杨成伟按时履行了《种子预约收购合同》，刘文波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杨成伟供应黄豆种子，定金也未向杨成伟返回。为了向刘文波收购种子，杨成伟以每天4000元的价格雇佣大挂车，但刘文波一直没有供应种子，无奈之下，杨成伟向刘文波的父亲刘相亭用现金收购了种子，种子共计10万斤，单价1.7元每斤。三、关于本案30000元的欠条，是由于刘文波没有履行合同，杨成伟向刘文波的父亲刘相亭收购种子，由于未带够现金，向刘相亭出具的30000元欠条。这30000元应该给刘相亭，一审判决杨成伟向刘文波偿还30000元及利息错误。四、关于60000元定金问题，由于刘文波没有履行合同，60000元定金应该返还给杨成伟，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应该双倍返还定金，共返还杨成伟180000元。五、由于刘文波未按期供应黄豆，耽误了种植时间，此批种子转为商品粮，造成杨成伟损失20000元。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成伟的反诉请求，驳回刘文波的诉讼请求。
刘文波再审辩称，一、在本案诉讼之前，刘相亭以其名义起诉杨成伟，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杨成伟承认欠条是其自己出具，但称是向刘文波出具，而不是向刘相亭出具，合同也是与刘文波签的，该案驳回刘相亭的诉讼请求。之后以刘文波的名义起诉杨成伟，即本案，杨成伟又称欠条是写给刘相亭的，前后矛盾；二、《种子预约收购合同》虽是刘文波与杨成伟签订的，但签合同时，杨成伟说刘相亭不是公职人员，如果出现问题，有风险，所以才与刘文波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杨成伟确实支付给刘文波60000元定金，收到定金后，我们以每垧2000元的标准给种植户发下去了，一审时两位种植户已出庭作证，其余出具了证言，杨成伟在向种植户收购黄豆时，将上述定金予以扣除；三、刘相亭种了10垧地，定金是20000元，杨成伟收了30000斤黄豆，每斤1.7元，共计50000元，去掉定金20000元，就出具30000元欠条；四、《种子预约收购合同》约定4月10日将黄豆收回，杨成伟直到4月19日才收购黄豆，由于杨成伟未按约定时间收购黄豆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刘文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成伟给付拖欠的黄豆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诉讼费由杨成伟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1月7日杨成伟代表北京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与刘文波签订了收购黄豆合同。刘文波依约已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各项权利及义务，后杨成伟于2009年4月19日称资金不够，尚欠刘文波30000元黄豆款，并为刘文波出具了欠据一份。后经刘文波多次索要，杨成伟总以黄豆质量不合格为借口拒付余款，故诉至人民法院。
杨成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刘文波支付违约金34000元；二、判令刘文波返还定金60000元及利息（36个月）32400元；三、判令刘文波给付货车停运费40000元及利息19800元；四、判令刘文波赔偿因大豆种子转为商品粮的直接损失费20000元；五、诉讼费由刘文波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1月7日，杨成伟代表北京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与刘文波签订了预约收购合同，1月13日给付刘文波定金60000元，3月杨成伟要去拉黄豆，刘文波说，黄豆太湿，过些日子再拉吧，后来就联系不上刘文波。到了4月，眼看离合同期限4月10日越来越近。于是杨成伟以每天4000元租了50吨的大货车前去找刘文波，4月8日到达莫力达瓦旗开始找刘文波，18日我带车去刘文波的父亲刘相亭家，答应刘相亭以每斤1.7元的价格进行现金结算，19日早晨装完黄豆结算时，杨成伟给刘相亭140000元，还差30000元多点，故杨成伟要求此款从给刘文波的定金60000元中扣除，刘相亭不同意，所以才给刘相亭出具30000元欠条。以上事实说明刘文波未按合同约定向杨成伟出卖黄豆，故，要求刘文波给予赔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7日杨成伟代表北京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与刘文波签订收购黄豆合同。2009年4月19日，杨成伟去刘文波处收购黄豆后，向刘文波出具30000元欠据一枚。2011年刘文波的父亲刘相亭以此欠条为据来一审法院起诉杨成伟，要求杨成伟给付欠款30000元，杨成伟承认此欠据是为刘文波出具的，与刘相亭无合同，没有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在2011年8月17日作出（2011）九民初字第933号判决书，驳回刘相亭的诉讼请求。现刘文波要求杨成伟给付拖欠的黄豆款30000元及利息，交通费646元、诉讼费由杨成伟承担。杨成伟要求刘文波给付合同违约金34000元，返还合同定金60000元及36个月利息32400元，给付已付的40000元货车停运费及利息19800元，给付大豆种子转为商品粮的直接损失费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成伟去刘文波处收购黄豆后给刘文波出具30000元欠据一枚，刘文波主张杨成伟给付此款，杨成伟应及时给付，逾期未付应承担利息。杨成伟要求刘文波给付合同违约金34000元，返还合同定金60000元及36个月利息32400元，给付已付的40000元货车停运费及利息19800元，给付大豆种子转为商品粮的直接损失费20000元，因杨成伟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反诉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杨成伟于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偿还刘文波大豆款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1月4日始至还款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杨成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杨成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25元由杨成伟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2009年杨成伟以北京市中农良种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甲方）与刘文波（乙方）签订《种子预约收购合同》，约定：种子单价为每斤1.7元；甲方按时支付定金，此定金从所收购种子款中一次性扣除；乙方必须保证甲方收购种子的数量不低于80000斤，并防止和杜绝其他人员或单位套购而给甲方造成损失；因为甲方原因不能正常收购，大豆乙方自行处理，定金不予退款；合同有效期为2009年1月7日至2009年4月10日。
2009年1月13日，杨成伟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文波支付60000元定金。
2009年4月19日杨成伟出具欠据，欠据内容为：“人民币叁万元正。欠款人：杨成伟”。
2010年4月28日，刘文波以杨成伟以收购大豆为名、诈骗30000余元为由向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调查后认为，刘文波与杨成伟之间系经济纠纷，告知刘文波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处理。
2011年刘文波的父亲刘相亭持上述欠据将杨成伟诉至一审法院，形成（2011）九民初字第933号案。在该案中，杨成伟抗辩称其与刘相亭没有关系，欠据是向刘文波出具。一审法院于2011年8月17日作出（2011）九民初字第933号民事判决，驳回刘相亭的诉讼请求。
关于案涉《种子预约收购合同》签订的过程，杨成伟再审中陈述：“当时我代表中农种业签订的合同，中农种业规定签订合同不与无公职的人员签订合同，因为刘相亭没有公职，所以与刘文波签订了合同，刘文波只能代表刘相亭，不能代表其他人。”
经查阅一审卷宗，一审法院2012年4月11日开庭笔录中记载，一审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宣读了判决书，刘文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亭及孙月光在笔录中签字，该笔录同时记载“刘文波拒签”。一审卷宗第78页的送达回证上，记载送达文书名称为民事判决书，受送达人为杨成伟，在备考栏中记载“刘文波拒签，要求办案人以卷宗归档日期定为其收到日期。在场人：孙雅妍、吕晶”。
本案一审及再审期间，刘相亭均以刘文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
本院再审认为，从再审庭审中刘文波的抗辩及杨成伟的陈述来看，结合杨成伟向刘相亭收购黄豆这一事实，可以认定刘文波系代表其父亲刘相亭与杨成伟签订《种子预约收购合同》，该合同主体实际应为杨成伟与刘相亭。2009年4月19日欠据系杨成伟在收购黄豆过程中向刘相亭出具，对此，杨成伟应向刘相亭给付欠款及利息。由于（2011）九民初字第933号案件因杨成伟抗辩已经驳回刘相亭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刘相亭以刘文波的名义起诉杨成伟，《种子预约收购合同》签订主体为刘文波，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杨成伟向刘文波给付欠款及利息并无不当，且刘相亭对此无异议，亦未加重杨成伟的合同义务。
关于杨成伟一审中的各项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如上所述，《种子预约收购合同》的主体实际为杨成伟、刘相亭，刘相亭已向杨成伟供应了黄豆，履行了《种子预约收购合同》约定的义务，杨成伟以刘文波未向其供应黄豆为由要求刘文波返还定金、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成伟要求刘文波赔偿货车停运费40000元及损失20000元的问题，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损失实际发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损失系因刘文波所致，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一审法院送达判决书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阅一审卷宗，庭审笔录与向杨成伟送达民事判决书的送达回证上均记载“刘文波拒签”，未明确记载向杨成伟送达的情况，而实际上一审法院向刘文波送达了判决书。卷宗记载情况与客观实际不符，有可能出现了笔误。即便一审法院未向杨成伟有效送达，造成杨成伟未及时行使上诉权，但本案再审系适用二审程序审理，杨成伟上诉权利已得到救济，亦对一审送达程序进行了纠正。
关于检察机关提出的一审遗漏刘文波诉讼请求一节。刘文波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杨成伟给付拖欠黄豆款30000元及利息，并未诉请杨成伟支付交通费用646元，仅在庭审举证环节举出相关票据用以证明向杨成伟索要欠款所发生的交通费用。因此一审对交通费用未予以审查并无不当。且一审判决向刘文波送达后，刘文波对此未提出异议。故对检察机关该项抗诉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杨成伟的申诉请求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2）九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绍红
代理审判员 赵 欣
代理审判员 吕玉玉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