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泽，男，193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章果，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铁路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汪亚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孔令开，该局工务处科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卫东，该局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世泽为与被上诉人武汉铁路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5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世泽现系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红光镇竹桥村村民，享有社会养老保险，原审法院从四川省成都市社保部门调取的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显示其退休类别为征地直接退休人员，单位名称为2004年1月后征地人员管理单位，当月应发养老金为1464元。李世泽曾在原武汉铁路局襄阳工务段（原长江埠）工作，1962年8月回原籍四川郫县红光镇，其一直认为系被当时的武汉铁路局襄阳工务段（原长江埠）遣送回原籍。为此，李世泽多方上访并查找档案，但均未能查到。李世泽曾在原襄樊铁路分局长江埠工务段上访，该工务段劳动人事室于1985年3月20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李世泽同志原是我段职工，后被处理回家，最近来段上访要求落实政策，该同志是四川郫县人”。1995年11月30日，原襄樊铁路分局长江埠工务段劳动人事室又给李世泽书面回函，内容为“李世泽同志……经再次查找，未找到您的档案，特此告知！”2003年7月25日，郫县红光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李世泽同志在62年8月从单位回红光公社，据当时接待人李天元讲没有交有李世泽同志的个人资料，后经查档案，也未查到。”2013年9月12日，郫县红光乡竹桥村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郫县红光镇竹桥村三社李世泽同志于1962年9月初因病送回乡，当时因单位没给他办粮户手续，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于1963年3（月）中旬他又去单位想办有关手续，直到1963年5月初回来，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原审法院另查明：因李世泽多次上访，武汉铁路局经与李世泽协商于2012年5月给予李世泽补偿5000元，李世泽于同年5月8日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李世泽，男，身份证：51012419390729321X，家住四川郫县红光镇竹桥3组21号。多年上访反映1962年被解送回乡、档案遗失，请求赔偿损失等问题。此次到武汉铁路局上访，经接待人员耐心的政策解释，本人表示接受，并保证如下：1、认可当年是被精减回乡，不再追究铁路相关单位未将本人档案移交当地政府或将档案遗失的任何责任，不再诉求因档案遗失给予我赔偿或被补偿。2、不再追究当年铁路单位向地方政府反映我“小集团”、反革命嫌疑等问题的任何责任。3、本人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胁迫、诱惑的情况下，自愿保证不再追究当年精简回乡一事的任何相关问题，不再到铁路和政府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上访，并保证不再就上述问题提起司法诉讼。后李世泽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武汉铁路局：1、支付李世泽经济损失补偿费60万元；2、支付李世泽精神抚慰金10万元；3、支付李世泽职工福利房损失50万元；4、按国家规定补交李世泽的各项保险费；5、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又查明：李世泽因上述诉请事由于2013年10月21日向湖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以申请人已过退休年龄为由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鄂劳人仲不字（2013）第12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
在本案一审开庭之前，原审法院曾到武汉铁路局劳动人事科调查李世泽的档案情况，并在审理过程中到四川省郫县公安局及该局红光派出所、郫县红光镇人民政府、劳动局、民政局、人事局多方查找李世泽的档案均未查到。原审法院到四川省郫县公安局红光派出所调取的李世泽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李世泽的户籍于1999年12月14日迁至四川省郫县，于2005年11月25日由四川省郫县红光镇三观21组迁至现户籍地四川省郫县红光镇竹桥3组21号，户籍迁移具体原因不详，其服务处所亦为四川省郫县红光镇竹桥3组。原审法院到成都市社会保险局调取了李世泽的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显示李世泽的参工日期为1993年9月25日，实际离退时间为2008年8月25日，当月应发养老金为1464元，单位名称为2004年1月后征地人员管理单位。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李世泽诉称其于1960年毕业于重庆公路工程学校425班，毕业后分配到武汉铁路局襄阳工务段（原长江埠）工作以及于1962年8月底被当时铁路局的人事干事刘世树将其押送回原籍（四川郫县红光镇），李世泽主张的事实至今已五十余年，李世泽提交的证据也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5条“在民法通则实施前，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民法通则实施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从1987年1月1日起算”的规定，李世泽的诉讼时效期间最迟应当自1987年1月1日起计算至1989年8月12日，李世泽于2013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世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
李世泽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费用由武汉铁路局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世泽在被押送返乡后并未到任何单位参加工作，也未在武汉铁路局办理退休手续。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李世泽于1993年9月参加工作，2008年8月退休，这其实是李世泽得不到落实政策之后、自行参加社会保险的无奈之举。李世泽1993年已经54岁，根本无法再另行到其他单位工作。原审法院未对此加以查证。2、李世泽提交了证人刘世树的书信拟证明李世泽系武汉铁路局的职工，同时证明李世泽并非被精简回乡而是被无故押送回乡的事实。李世泽与刘世树无法联系，又年事已高无法自行调取相关证据印证前述书信，一审法院可以依职权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并未认真核实。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李世泽从被押送还乡后一直积极联系各方要求解决劳动档案关系的事情，从未中断过。即使如一审判决所述的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这种超期也应当是部分超过时效期限，因武汉铁路局的侵害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一审判决明显不当。
武汉铁路局答辩认为：李世泽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李世泽与武汉铁路局已于2012年5月就档案遗失、精简回乡等事宜进行了处理，李世泽亦领取了5000元的补偿，同时，李世泽亦向武汉铁路局出具了《承诺函》一份。该承诺函明确表明其不再追究铁路相关单位未将其档案移交当地政府或将档案遗失的任何责任，不再诉求因档案遗失给予其赔偿或被补偿，不再就精简回乡等问题提起司法诉讼。在李世泽没有证据证明其出具上述承诺函时存在欺诈、胁迫或有乘人之危的情形下，该承诺函应当认定为李世泽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李世泽承诺不再追究武汉铁路局的任何责任、不再就精简回乡等问题提起司法诉讼的行为，应认定为其已经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现李世泽又以档案遗失、精简回乡为由再向武汉铁路局主张权利，有悖于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请并无不当。因精神抚慰金、职工福利房损失及补缴社会保险发生的事项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李世泽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职工福利房损失、补交各项保险费的请求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李世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世泽负担，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铭俊
审判员 黄大庆
审判员 陈蔚红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