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18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惠芬，女，196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城，浙江古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南英，女，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经商，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瑞军，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荣，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人杰，男，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宁波索普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住上海市徐汇区。
原审被告：宁波索普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范市329国道南。
法定代表人：黄人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余惠芬因与被上诉人陈南英、原审被告黄人杰、宁波索普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2民初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惠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城，被上诉人陈南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瑞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黄人杰、索普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惠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惠芬对黄人杰、索普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涉案1000000元借款是陈南英通过余惠芬账户借给黄人杰，2012年6月19日出具的借条是余惠芬担保，而余惠芬对2012年12月16日的《协议书》毫不知情，上面的担保人签字也非余惠芬所签。余惠芬对涉案借款所提供的担保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保证担保的诉讼时效也已超过。另外，一审法院开庭时，余惠芬在外地，仅收到举证短信通知，未得知开庭日期，一审法院缺席审理，程序不合法。
陈南英辩称：一、余惠芬否认2012年12月16日《协议书》，与事实不符。对比借条与该《协议书》上“余惠芬”三字的书写结构等，可以看出系余惠芬签名。余惠芬否认，应承担举证责任。二、余惠芬认为担保期限已过，与事实不符。根据该《协议书》约定，还款期从2013年6月份起，每月还50000-100000元，1000000元本金按每月归还100000元计算，就要归还10个月，最后一期为2014年3月份，如按每月50000元还款的话，最后一期为2015年2月份。因此，陈南英在2016年1月份提起诉讼，要求余惠芬承担保证责任，未过保证期限。而且，虽然余惠芬对《协议书》上的签名予以否认，但其对于陈南英催讨借款，并和陈南英一起去上海向黄人杰催讨借款的事实不存异议，故可认定陈南英在2012年12月16日之前，即在保证期间内向余惠芬主张了权利。三、余惠芬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保证的诉讼时效在主张权利时开始起算，但在本案一审中，余惠芬未提出时效抗辩，而是在二审中提及，但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属于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陈南英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故余惠芬在二审中提出的时效抗辩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认定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人杰、索普公司即时偿还陈南英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陈南英利息43000元及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2.黄人杰、索普公司支付陈南英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8%计算的违约金；3.黄人杰、索普公司支付陈南英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10000元；4.余惠芬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1年7月份开始，黄人杰、索普公司向陈南英借款1000000元，款项分两次汇入借款人指定的余惠芬银行账户，余惠芬对借款提供担保。2012年6月19日，黄人杰、索普公司向陈南英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6月19日起至2012年7月19日止，并承诺：若未按期偿还借款，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每日金额1%支付违约金；以及支付陈南英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等，余惠芬在担保人处签字确认。2012年12月16日，陈南英与黄人杰、索普公司、余惠芬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1.2012年6月19日出具的借条依然有效；2.黄人杰、索普公司拟定如下还款计划（原尚欠利息48000元），于2012年12月30日前归还利息12000元，黄人杰每月支付陈南英利息12000元，从2013年6月份开始黄人杰还50000-100000元本金及利息，如黄人杰不能付息，利息由余惠芬支付。余惠芬为黄人杰、索普公司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后黄人杰仅支付利息5000元，尚欠陈南英2012年12月1日前的利息43000元。另查明，陈南英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了律师费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担保关系均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现陈南英依约向黄人杰、索普公司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黄人杰、索普公司未按约还款，显属违约。陈南英可要求黄人杰、索普公司按约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2012年12月16日《协议书》中约定，黄人杰尚欠利息以及应支付的利息方式，并约定如黄人杰不能付息，利息由余惠芬支付。约定中明确了索普公司无需支付利息。故陈南英要求索普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陈南英要求黄人杰、索普公司还本付息的诉请中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余惠芬作为连带责任的担保人，应依约对黄人杰、索普公司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借款尚在保证期间内，陈南英要求余惠芬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余惠芬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黄人杰、索普公司追偿。黄人杰、索普公司、余惠芬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黄人杰、索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陈南英借款本金1000000元；二、黄人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南英利息43000元及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三、黄人杰、索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南英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8%计算的违约金；四、黄人杰、索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陈南英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1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五、余惠芬对黄人杰、索普公司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余惠芬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黄人杰、索普公司追偿；六、驳回陈南英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433元，由黄人杰、余惠芬共同负担，索普公司在16000元范围内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余惠芬申请对涉案2012年12月16日《协议书》中丁方一栏的“余惠芬”的签字是否系余惠芬本人所签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了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了鉴定并出具杭州明皓（2016）文鉴字第2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检材落款处丁方处“余惠芬”签名字迹与样本1-6中余惠芬书写字迹，两者所表现出来的笔迹细节特征的差异点质量较高，属本质差异，笔迹特征总和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故鉴定意见为“2012年12月16日《协议书》中丁方一栏中‘余惠芬’的签名字迹，不是余惠芬书写形成”。经质证，余惠芬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陈南英对鉴定结论有异议，认为在鉴定过程中，鉴定取样存在疏漏，在《协议书》上的写法是草写，而采集的样本不是草写，现要求提供草写的样本进行重新鉴定。
同时，陈南英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余惠芬签署2012年12月16日《协议书》的过程。证人王某陈述称：其与陈南英是朋友关系，当时陈南英给其打电话，说要去上海讨债，让其一起去。第二天（日期记不清），其与陈南英、余惠芬一起到上海，找到姓黄的人，一起到了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谈债务事情。《协议书》事先打印好带去的，在协商中部分经修改。《协议书》有好几份，他们当时都签字了，现场好像没有盖章。经质证，陈南英对证人的陈述无异议，认为该证言能证明余惠芬签署了涉案《协议书》的事实，并称，在签订涉案《协议书》之前，借条还是有效的，当时陈南英完全可以起诉余惠芬的，但余惠芬让其不要起诉。余惠芬称用酒抵债，所以才会于2012年12月16日去上海的。陈南英不可能不要余惠芬在《协议书》上签字担保。当时索普公司盖章之后，余惠芬将《协议书》交给陈南英，第二天，陈南英打电话给余惠芬，余惠芬称《协议书》上“余惠芬”不是其本人签的，陈南英当时觉得很奇怪。《协议书》签订后，黄人杰还过钱，后来黄人杰说有工程会有贷款下来，所以一直未起诉。向余惠芬也通过电话催讨过，后来联系不上了，故采取法律途径了。陈南英同时又提出测谎申请。余惠芬质证认为，证人与陈南英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对证人的陈述持有异议。余惠芬又称，上海是去过的，时间相隔4年了，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农历过年之前，去上海是为了商谈用酒抵债。其与陈南英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吃饭，去上海之前，陈南英与其说，该笔借款怎么办，其说去拿东西抵，刚开始说是拿电器，后来就变为拿酒了。大概2013年春节，陈南英把《协议书》给其看，余惠芬当时就明确提出签字不是其本人签的。陈南英后来没有向余惠芬催讨过，余惠芬以为他们已经把债务搞清楚了。
本院经审查认为，鉴定机构依法作出的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予以采纳，陈南英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其要求重新鉴定的理由难以成立，本院对此申请不予准许。陈南英提出的测谎申请依本案情况也无必要，本院亦不予准许。证人王某与陈南英系朋友关系，仅依其陈述，难以认定余惠芬签署了涉案《协议书》的事实。综上，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涉案2012年12月16日《协议书》中丁方一栏中“余惠芬”的签字并非余惠芬本人所签的事实，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该《协议书》系余惠芬签署，以及余惠芬对《协议书》项下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不予认定。另根据陈南英与余惠芬的相关陈述结合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日期可以证明陈南英于2012年12月16日之前就涉案借款向余惠芬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涉案2012年6月19日借条，余惠芬为涉案借款1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因所涉借条中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期间为该借款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即2012年7月19日）起六个月。陈南英主张其于2012年12月16日与余惠芬等三人签订了涉案《协议书》，但余惠芬否认其签署了该《协议书》，经鉴定，该《协议书》上“余惠芬”签名并非余惠芬所签，故该《协议书》对余惠芬依法不产生效力，也不能依据该《协议书》的相关内容确定余惠芬所作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间。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南英曾于2012年12月16日之前向余惠芬主张过涉案借款，故应认定陈南英在前述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主张了保证责任。故余惠芬主张其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间已届满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余惠芬在二审中提及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超过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余惠芬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方面的抗辩，其在二审中提出，又不属于上述规定的除外情形，故对余惠芬提出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余惠芬提出的一审缺席审理程序不合法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在按余惠芬的正确送达地址邮寄了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因其在外地致投递未果，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并无不妥。故余惠芬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但裁判结果正确，对余惠芬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433元，鉴定费11500元，由上诉人余惠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曙炜
审 判 员 叶剑萍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