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再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贡存花，女，1952年9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超,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浩鸣，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贡广印，男，1943年10月1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杰，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磊，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贡存玉，女，1945年10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杰，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磊，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贡存花因与被申请人贡广印、贡存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京02民终50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以（2016）京民申288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贡存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浩鸣、李哲，后变更为苑超、奚浩鸣，被申请人贡广印、贡存玉及其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杰、颜丙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贡存花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6）京02民终5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贡广印、贡存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贡广印、贡存玉负担。理由如下：
一、贡存花依法承租公房，与贡广印、贡存玉从未签署过任何书面协议。依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规定，在公房承租人过世后，与公房承租人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家庭成员才有资格办理公房更名手续。另依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相关条款解释的复函》京国土房管法函[2004]42号的规定，《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规定的“其他家庭成员”是指，与原承租人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其他共居人。2002年董新捧去世，仅有贡存花与董新捧共同居住满两年，且属同一户籍，符合办理公房更名的条件，另外两名子女均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具备办理公房更名的资格。根据上述规定，变更承租人并不需要贡广印、贡存玉的同意。在贡广印、贡存玉二人不具备承租公房资格的情况下，也并不需要贡广印、贡存玉同意，二人在程序上无条件配合贡存花办理公房更名手续，符合事实常理。二审法院推定的“变更承租人必须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同意”纯属脱离国土局规定的主观臆断，更不存在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二人之所以签字同意系因为与贡存花对涉诉房屋的使用等内容协商并达成一致签订了涉诉《协议书》，故配合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的情况。本案中,贡广印、贡存玉从始至终均未能提交《协议书》原件，亦未提交其他翔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二审法院却认定该《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有效于法无据。《协议书》签订时间与办理公房更名手续时间不符。本案中，所谓《协议书》体现的签署时间为2004年8月25日，贡存花办理承租公房更名手续时间为2004年8月24日。在已办理完承租公房更名手续情况下，贡存花没有任何理由再与贡广印、贡存玉签署《协议书》，以达到贡广印、贡存玉配合办理承租公房更名的目的。如此重大的疑点，贡广印、贡存玉仅解释为时间写错了，与常理不符。而二审法院对如此重大的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仍然视而不见，从而做出错误判决。本案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一，证人与贡存玉存在亲属关系；其二，证人证言所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三，证人证言所述事实与所谓《协议书》约定相悖。录音证据中王萌所述系为了阻止家庭纠纷，且王萌属于案外人，其所述内容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适用条件。本案中，贡存花与贡广印、贡存玉之间并未签署过任何所谓的书面协议，更未保留所谓《协议书》的原件，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中任何一款的适用条件。况且，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贡广印、贡存玉在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能够证明所谓《协议书》存在、履行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就认定该协议有效，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此外，经核实，在《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中“贡存花”的签名非本人所签，系由贡广印代签字的。贡存花一直实事求是向法院陈述事实。
综上，二审法院裁判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背生活常理，请求再审支持贡存花的全部请求。
贡广印、贡存玉再审答辩称：涉案《协议书》是真实的，应确认有效。在原审一审法院开庭时，贡存花特别授权代理律师答辩时称“涉案《协议书》是在配偶子女不知情情况下擅自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是可以撤销的，名为代理承租实为赠与等”，明确承认了《协议书》是存在的。而在法庭调查阶段又推翻此前的答辩意见，违反禁反言的民法原则。在二审时，其代理人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曾承租涉诉房屋的王某证言与《协议书》约定的相关内容一致，其他几位证人都是双方亲属，证言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贡存花的女儿王萌认可在录音中说过“按协议走，我不明白现在干什么呢，就按协议走吧”，以上均能印证《协议书》是存在的。另外，从《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载明“自变更承租人之日起，如有家庭纠纷引起一切责任，由贡存花全权负责”间接说明贡广印和贡存玉没有放弃对该房屋的利益。且该变更申请与《协议书》中约定的“改贡存花为暂时代理承租人”是一致的。《协议书》复印件中贡存花的签字与其在房屋承租合同中签字一致，也能够佐证《协议书》的真实性。贡广印和贡存玉的家庭条件并非明显好于贡存花，又同时赡养了老人，无条件放弃所承租房屋的利益，不符合常理，且贡存花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贡广印、贡存玉持有2006年至2012年涉诉房屋的租金收据等也说明二人始终参与涉诉房屋的管理使用，未曾放弃房屋利益。《协议书》与《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签订时间相差一天，认定当时笔误符合情理。原一审中，法官向房管所工作人员的调查仅能说明政策规定与实际执行不一致，不能表明贡广印、贡存玉放弃房屋利益。天坛办事处永内大街社区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规定，属无效证据。
综上，综合考虑本案以上事实，贡广印和贡存玉的陈述及提交的直接和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贡广印和贡存玉放弃涉诉房屋利益，原二审法院作出《协议书》真实存在、有效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不同意贡存花的再审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贡广印、贡存玉于2015年4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04年8月25日贡广印、贡存玉、贡存花签订的《协议书》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董新捧与贡宝丰系夫妻关系，贡广印、贡存玉与贡存花为二人子女。贡宝丰于1984年7月1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董新捧于2004年8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南区×号楼东×单元×号房屋（使用面积为19.4平方米，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原系董新捧承租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天坛分中心的直管公房。2004年8月24日，贡存花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天坛分中心提交《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该申请载明，贡存花住天坛西里南区×号楼东×单元×号，原承租人为董新捧。现因病故原因，将原承租关系变更为贡存花承租。与原承租人为母女关系。家庭成员完全同意变更贡存花为新承租人。自变更之日起，如有家庭纠纷引起的一切责任，由贡存花全权负责。该申请下方有贡广印、贡存玉签字。后，涉诉房屋承租人由董新捧变更为贡存花。
庭审中，贡广印、贡存玉出示《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载明：“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南区×号楼东单元×号房屋，原承租人为母亲董新捧。02年病故，改贡存花为暂时代理承租人。此房的一切财产和权力由其子女贡广印、贡存玉、贡存花三人共有，一切事宜必须三人共同协商，缺一人皆无效。具体如下：1、若拆迁，必须三人同时到拆迁办公室签字划押办理手续方可有效。全部收入由贡广印、贡存玉、贡存花三人分三等份。办理各种手续费从中扣除。2、租赁时要找可靠人。联系人要负全部责任，租金分三等份，联系人适当优惠。3、三人中有一人要居住天坛房，必须经其他二人同意方可入住。一切费用自付（房租、热、水、电等项）。另外，谁想把自己的房租出去，到年底对其余二人应有所表示。每人提20%。如果自己的亲属（下一代）居住交200元租金，一切费用自付。但不得无理长期占用。此协议为证。签字人：贡存玉、贡存花、贡广印，04年8月25日”。经询，贡广印、贡存玉没有该《协议书》原件。贡存花对贡广印、贡存玉出示的《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贡广印、贡存玉与贡存花口头商量过，但未签订书面协议。为证明协议的真实性及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贡广印、贡存玉提交录音证据一份及证人证言。贡存花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称录音中贡存花没有认可协议存在的事实。贡存花认为证人与贡存玉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证言的真实性。关于《协议书》没有原件的原因，贡广印、贡存玉称《协议书》为贡广印书写，当时写了一份原件，复印了两份，贡广印、贡存玉无意间拿了复印件，原件在贡存花处。且当时根据协商的结果，贡广印、贡存玉、贡存花先签订的《协议书》，后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对此，贡存花称原件不在其处，《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日期在《协议书》之前，故不认可贡广印、贡存玉陈述。经法院释明，贡广印、贡存玉表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贡广印、贡存玉的诉讼请求。
贡广印、贡存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协议书》有效。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在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二审法院另补充查明，为证明协议的真实性及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贡广印、贡存玉在一审时提交在场人为贡广印、贡存玉、贡存花及其女儿王萌的录音证据一份，录音内容中贡存花女儿王萌表示“按协议书走，我不冤，现在，这干什么呢！就按协议走吧。”贡存花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称录音中其没有认可协议存在的事实。贡广印、贡存玉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一审中及二审审理中证人王某均表示：承租涉诉房屋系通过贡存玉联系，得到贡存玉、贡广印、贡存花三人一致同意后承租涉诉房屋，入住时有贡存玉、贡广印在场，年租金3000元，贡存玉、贡广印、贡存花各1000元，承租期间安装铁门、搬走、退房均是贡存玉、贡广印、贡存花三人一起交接。贡存花认为证人与贡存玉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证言的真实性，同时表示涉诉房屋系因王某家庭困难，还是亲戚，故给予照顾，借给王某住，每年1000元使用费。关于《协议书》没有原件的原因，贡广印、贡存玉称《协议书》为贡广印书写，当时写了一份原件，复印了两份，其二人无意间拿了复印件，原件在贡存花处。且当时根据协商的结果，双方先签订的《协议书》，后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协议书》时间与变更手续时间相差一天可能是当时笔误。对此，贡存花称原件不在其处，《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日期在《协议书》之前，故不认可贡广印、贡存玉陈述。针对承租人由董新捧变更为贡存花的原因，贡存花原审中称贡广印、贡存玉系无条件同意变更，因其一家三口与董新捧共同生活照顾老人。贡广印、贡存玉表示是子女三人轮流照顾共同赡养，贡存花另有住房且涉诉房屋不到20平米，无法多人长期居住，其二人系因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后同意签字变更。
二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系贡广印、贡存玉以其二人与贡存花曾签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协议书》合法有效。现贡广印、贡存玉提供上述《协议书》的复印件并称原件在贡存花手中，贡存花对此不予认可，称未签订过相关协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诉《协议书》的真实性。首先，贡存花主张变更涉诉房屋承租人时其户口在涉诉房屋中，贡广印、贡存玉仅是履行手续签字确认，无权成为承租人，是无条件同意变更贡存花为承租人的。贡广印、贡存玉主张变更承租人必须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同意才可以办理，其二人之所以签字同意系因为与贡存花对涉诉房屋的使用等内容协商并达成一致签订了涉诉《协议书》，故配合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在《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中，有明确的叙述“家庭成员完全同意变更贡存花为新承租人。自变更之日起，如有家庭纠纷引起的一切责任，由申请人贡存花全权负责”，落款有贡广印、贡存玉二人签字。从《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的内容及形式上可以看出，承租人变更手续需征得家庭成员同意方可办理，同时亦符合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规定，“租赁期限内，承租人外迁或死亡，承租人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故法院对贡广印、贡存玉主张变更承租人必须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同意才可以办理的上诉意见予以采纳。第二，针对贡广印、贡存玉同意签字确认变更承租人一节，贡存花主张系贡广印、贡存玉无条件同意，并不符合常理。贡存花主张其一家三口与董新捧共同生活照顾老人，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第三，证人王某的证言前后一致，体现出涉诉房屋在变更承租人后的出租事项是按照《协议书》的内容，由贡存花、贡广印、贡存玉三人共同协商，租金分为三等份履行的。虽贡存花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认可每年收到王某给付的1000元费用，称因王某家庭困难，还是亲戚故给予照顾。从证人证言的一致性以及租金数额的合理性角度出发，综合前述两点情况，法院确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综上，变更承租人手续需经贡广印、贡存玉二人签字同意，而对于贡广印、贡存玉二人同意变更的理由贡存花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再辅以证人的证言，法院采纳贡广印、贡存玉的上诉意见，认定贡存花、贡广印、贡存玉对涉诉房屋变更承租人事项曾经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了涉诉《协议书》。涉诉《协议书》系贡存花、贡广印、贡存玉真实意思表示，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予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亦未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故涉诉《协议书》合法有效。综上，贡广印、贡存玉上诉理由成立，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及处理欠妥，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551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贡广印、贡存玉与贡存花于二ＯＯ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
本院再审过程中，贡存花提交的证据有：自80年代开始贡存花带母亲董新捧看病的病历、收据，涉诉房屋的购电卡，天坛街道办事处永内大街社区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天坛派出所证明信，证明贡存花一直居住在涉诉房屋，并尽了赡养义务，证明董新捧死亡时，贡广印、贡存玉的户口不在争议房屋内。《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相关条款解释的复函》（京国土房管法[2004]42号），证明变更承租人不需要贡广印、贡存玉同意。贡广印、贡存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贡存花长期居住在涉诉房屋中及由其赡养了母亲董新捧。
再审中，贡广印、贡存玉提交的证据有：亲戚刘凤月、刘金存的证言并出庭作证，亲戚董新胜证言（年事已高未出庭）、朋友金宝玲证言并出庭作证，与天坛街道办事处永内大街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兰印（音同）谈话的录音（未出庭），证明三人对母亲董新捧生前都尽了赡养义务，涉诉房屋由三人共同管理并对外出租收取费用，亲朋好友聚会时见过涉案的《协议书》，也听到贡广印、贡存玉和贡存花说过要去办理《协议书》公证之事。认可贡存花在2006年之前曾居住在涉诉房屋中。贡存花对出庭的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所有出庭作证的证人都不能证明亲眼见到过《协议书》原件，因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没有出庭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本案庭审中查明，贡广印、贡存玉、贡存花认可2004年8月24日是三人一同去办理的董新捧户口注销及涉诉房屋变更承租人手续，均认可在《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申请》上“贡存花”的签名系由贡广印代签。
另查，本案原一审时，法院曾到房管局天坛管理所了解情况，当时的房屋管理员韩马力接受询问时称：2004年承租人变更时，贡广印与贡存玉的户口不在争议房屋内，故在变更承租关系时无须征得二人同意，档案中亦无二人放弃的声明。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协议书》能否确定真实存在，并确认有效。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及各方提交的证据情况，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审原告贡广印、贡存花要求确认涉案《协议书》有效，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从一审、二审到再审，贡广印、贡存玉提交证明《协议书》合法存在并有效的证据均是证人证言类，但均不能证明有人见到过《协议书》原件。其次，尽管涉诉房屋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由他人使用，三人均收取费用等情况，与《协议书》复印件中的一些约定内容相关联，甚至一致，但也不能必然证明三方签订了还有其他内容约定的《协议书》。再次，对涉诉房屋享有权益的约定属于重大事项，贡广印、贡存玉所述长期未能持有《协议书》原件的理由也不够充分。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法律还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本案中，贡广印、贡存玉提交的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证据均不能确切证明与贡存花签订了《协议书》，或《协议书》原件在贡存花处持有，对该《协议书》的效力更无从认定。鉴于贡广印、贡存玉起诉的是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其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以贡广印、贡存玉未能提供其他翔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所提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的认定是正确的，本院再审对该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京02民终50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5510号民事判决。
案件受理费70元，由贡广印、贡存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申小琦
审判员 唐 仑
审判员 吴 宏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贾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