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04民终24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兰，女，197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凤旭，内蒙古方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国生，内蒙古方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宝山路以东万达广场A地块1B号写字楼17楼、19楼。主要负责人：李剑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乌建林，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玉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一案，不服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2民初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玉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所称的投保人王国臣采用手机软件线上投保方式进行投保，在投保过程中，必须勾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声明授权””第三方线上服务协议”才能投保，对此证明被上诉人已尽到提示义务的事实错误，与实际不符。上述文件内容是由被上诉人设定的格式条款和操作流程，该操作流程并非由王国臣自行操作，而是由保险公司业务员操作，投保人王国臣并不会使用手机软件线上方式进行投保，否则投保人自己在家投保即可没有必要跑到被上诉人办公处进行投保，被上诉人的业务员要求投保人拿出手机交给其，剩余投保具体操作的事宜全是由其工作人员完成的，页面滚动非常快，由业务员勾选有关内容，业务员未向投保人进行相关条款、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投保人并不知晓免责相关内容，那么关于是不是投保人自己在手机中操作，投保人对免责事项内容已知晓，保险人己尽到提示义务，还应由保险人进一步举证证明，证据才能充分。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系被上诉人单方进行公证，只能证明此软件操作流程本身的过程，并不能证明是投保人在投保时该软件的投保操作流程是由投保人自己操作对其内容和免责条款知晓，那么在公证的软件操作流程和投保人投保时的操作流程是否一致被上诉人并没有举证予以证明。所以，既然投保人投保时都是在被上诉人办公室办理，并且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答辩时所述”有其业务员的指导，业务员还对投保人进行既往病史的询问，并向投保人详细讲解了产品相关内容，重点提示和说明了手机页面上免除责任部分的内容”，那么就应该由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证明投保人在投保时其对相关免责条款如何进行了提示。并不能仅以软件操作流程自身设定的过程，证明免责条款的勾选对投保人己尽到了提示义务，更何况被上诉人还不能证明所公证的软件操作流程就是投保人投保时的软件操作流程，并且其提供的公证的软件操作流程中关于免责条款并没有在操作时单独弹出对话框予以提示。故而结合本案的投保具体情况，被上诉人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定案的证据不足，判决错误。三、本案事故原因并非酒后驾驶所致，事故认定书中的记载只能证明当时王国臣有饮酒的事实状态，并不是导致事故的直接主要原因，行政法规禁止酒后驾驶只是行政处罚责任，并不是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不能一概而论酒后驾驶一概免责。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人体血液乙醇含量检测报告，上诉人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被上诉人未提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检测的合法手续，并且如上所述，是否饮酒也不是导致事故和投保人死亡的原因。四、在本案中，投保人在被上诉人处并由其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软件形式进行投保，不应当适用《最高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之规定，应当适用第12条之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故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应当通过网页、音频、视频的形式予以提示和说明。即应尽到提示同时且说明才生效，仅提示未尽到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其中”提示义务”并不能简单的在所有保险条款中予以加黑加粗为标准，应当对该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单独以网页对话框形式或者以音频、视频形式进行提示，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标准。其中还规定以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还要进行”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在投保时后交给的纸质保险合同，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尽到提示义务，对其相关条款也没有投保人签字确认，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履行本条所规定的提示和说明的义务。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二审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不成立。具体答辩理由如下：一、在投保人王国臣投保时，答辩人对”酒后驾车免责条款”己经尽到”提示义务”。(1)投保人王国臣是通过手机软件投保的。”平安金管家”软件，是安装在手机上的应用软件，根据答辩人在一审举证的《公证书》证据，足以证明投保人王国臣运用手机软件投保，是其主动为之，是投保人王国臣的真是意思。根据手机软件设置程序，在具体投保操作过程中，投保人必须勾选”本人已经阅读保险条款”、”声明授权”等，并己经完全理解和接受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否则无法完成投保。而《保险条款》中明确将”酒后驾驶机动车”为免赔事由之一，《声明授权》中明确载明了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免责条款，投保人知晓条款的全部内容并接受。所以，答辩人认为，保险人将上述内容设置为必须勾选的内容，其目的就是促使投保人主动阅读相应条款，投保人勾选了上述内容，应该认定其阅读了上述材料并确认了被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2)投保人王国臣线上投保后，被上诉人又将纸质保险合同送达投保人。在纸质保险条款中，为了提示投保人，专门用加粗黑体字标记”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免责事由之一。(3)被上诉人认为己经尽到”酒后驾车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法律依据充分。二、投保人王国臣酒后驾车与交通事故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认为投保人王国臣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驾驶澡作不当所致，操作不当与饮酒没有必然唯一的因果关系。吴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保险公司给付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金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臣系吴玉兰之夫。2017年2月28日，王国臣到平安保险公司处通过手机客户端”平安金管家”为其自身投保了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保险金额100万元，保险期间20年。指定身故受益人为吴玉兰。2017年8月14日，王国臣因交通事故死亡。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公安局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的人体血液乙醇含量检验报告记载，王国臣血液乙醇含量为30.79㎎/100ml,属饮酒。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的左公交认字【2017】第0002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7年8月13日22时50分许，王国臣（经人体血液乙醇含量检测结果为：30.79㎎/100ml,属饮酒）驾驶×××号小型轿车沿巴林左旗G305线自东向西行驶至事故地点时，因驾驶操作不当与道路中间大桥护栏发生碰撞，致王国臣受伤，经巴林左旗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号小型轿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王国臣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018年3月1日，平安保险公司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蒙正公证处对”平安金管家”的投保操作流程进行了公证。根据吴玉兰提供的公证书记载的内容及截图可以确认，”平安金管家”系安装在手机上的应用软件，保险条款中记载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车辆致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进行投保信息确认时必须勾选”本人及相关被保险人均阅读《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2017）》所涉及条款、《投保人声明与授权》的全部内容，了解并接受包括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条款、犹豫期、费用扣除、退保、保单现金价值”等重要事项，否则无法继续投保流程。《投保人声明与授权》第1项记载保险公司已将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根据投保操作流程，可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已尽到了提示义务。吴玉兰称，王国臣在投保时仅是提供了投保信息，具体操作均由保险公司业务员完成，吴玉兰认为平安保险公司未向王国臣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王国臣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系保险公司是否将酒后驾驶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王国臣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通过”平安金管家”投保操作流程显示，在投保页面中关于酒后驾驶系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了明确约定，且该文字字体加粗加黑。在确认投保信息时，必须点击”本人及相关被保险人均阅读《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2017）》所涉及条款、《投保人声明与授权》的全部内容，了解并接受包括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条款......”方可以投保成功。吴玉兰称操作系由保险公司业务员代办，对此平安保险公司不认可，吴玉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加之吴玉兰自认在投保后十多天即收到书面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中亦对酒后驾驶属于免责事项进行约定，并以加黑加粗字体的方式进行了提示，故在案涉保险合同已经生效情况下，应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向吴玉兰进行了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酒后驾驶属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仅需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即可，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在相应的保险条款中已将酒后驾驶免赔的内容进行了加粗加黑，应视为履行了提示义务。吴玉兰主ＸＸ安保险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主张该免责条款不生效，但法律并未规定保险人对酒后驾驶免责还需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义务，故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现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人体血液乙醇含量检验报告足以确定王国臣系因酒后驾驶动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据此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条款成立并生效，应免除保险责任的辩解理由，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及上述法律之规定，判决：驳回吴玉兰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举如下证据：死者王国臣的舅舅张国明与办理案涉保险业务的业务员肖某之间的通话录音。意欲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尽到提示义务。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肖某就是业务员，保险合同和一般合同有不同点，业务员只是邀约邀请，投保人投保才是邀约，投保人同意才成立，提示义务主要是看手机软件形式，免责条款必须点开看，拿到纸质合同应该好好看看，这是用黑体字明显标注的，在者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基本法律常识。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被上诉人对证人肖某系被上诉人公司的业务员的身份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举的证据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王国臣系吴玉兰之夫。2017年2月28日，王国臣到平安保险公司处通过手机客户端”平安金管家”为其自身投保了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保险金额100万元，保险期间20年。指定身故受益人为吴玉兰。2017年8月14日，王国臣因交通事故死亡。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公安局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的人体血液乙醇含量检验报告记载，王国臣血液乙醇含量为30.79㎎/100ml,属饮酒。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的左公交认字【2017】第0002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7年8月13日22时50分许，王国臣（经人体血液乙醇含量检测结果为：30.79㎎/100ml,属饮酒）驾驶×××号小型轿车沿巴林左旗G305线自东向西行驶至事故地点时，因驾驶操作不当与道路中间大桥护栏发生碰撞，致王国臣受伤，经巴林左旗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号小型轿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王国臣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明：王国臣投保时手机操作流程系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肖某为其操作完成的，在操作过程中肖某并未就免责条款向王国臣进行提示。上述事实有上诉人二审提举的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国臣在被上诉人处投保时被上诉人是否就免责条款向王国臣履行了提示义务。围绕争议焦点上诉人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举了证人肖某的证言，被上诉人对证人肖某系被上诉人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不持异议，根据肖某的证言，可以认定王国臣在被上诉人处投保时被上诉人并未就免责条款向王国臣进行提示。书面保险合同是在王国臣投保后送达的，且书面合同中对于免责条款的标注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尽到了提示义务。故被上诉人应承担给付保险金100万元的义务。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被上诉人应免除保险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2民初424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吴玉兰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金100万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70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苏力德审判员徐书文审判员崔明明二○一八年八月三日书记员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