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民终32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熬杰楼。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升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明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华（系李秀强之父）。
上诉人熬杰楼因与被上诉人梁升文、李秀强、卢明刚、李成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8）黔038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熬杰楼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8）黔038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梁升文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敖杰楼与梁升文等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系严重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梁升文等的刺梨苗不在敖杰楼与李成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认定的买卖标的2366330株内。双方结算的具体农户名字、数额，在该案即黔03**民初5608号案卷中有全部证据，并无梁升文等户。其次，梁升文等户的收条系李秀强出具，没有充分证据，不应该认定与敖杰楼存在合同关系。一审凭该法院认定的李成华与李秀强之间系委托关系和李秀强受敖杰楼委托对农户收购的刺梨苗予以验收登记并出具收条，就认定为梁升海等也是同样的，显然违背了逻辑原理。双方并无对等关系。本案中，此农户非彼农户。二、一审法院认为“敖杰楼所持该苗木系李秀强与原告梁升海等单独的经济往来，原告（梁升文等）与李秀强均不认可，被告敖杰楼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从而认定敖杰楼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
梁升文辩称：虽然我方与上诉人是口头协议，但合同是有效的。上诉人让陈泽金想办法挖刺梨苗，于是陈泽金与我们联系挖刺梨苗。刺梨苗已经交了，当时上诉人讲款项由其支付，但委托李秀强来收的，所以收条是李秀强打的。
李秀强辩称：我从上诉人手里收刺梨苗，付钱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支付给梁升文、梁升海、梁升江他们，钱已经支付给上诉人。由于上诉人在工作没有时间收刺梨苗，所以派我去收。
李成华辩称：本案与我没有关系，我与上诉人是单独的合作协议，我并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收购，若是我委托，应该有书面委托，受托人应该以我的名义打收条。我并不认识陈泽金等人。
卢明刚没有进行答辩。
梁升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秀强、李成华、敖杰楼、卢明刚支付梁升文货款242元并承担连带责任；2.由四李秀强、李成华、敖杰楼、卢明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9日，李成华因发展需求找敖杰楼收购贵农5号刺梨苗秧，并签订《收购刺梨苗协议》对交易数量、定金支付、单价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李成华委托其子李秀强向敖杰楼收购刺梨苗和向息烽县兴利苗圃场交付刺梨苗。经李秀强与敖杰楼结算，双方确认共计收购刺梨苗木2366330株。在收购刺梨苗过程中，李成华、李秀强共计支付敖杰楼定金、押金、货款等共计650000元。敖杰楼为履行与李成华签订的《收购刺梨苗协议》供货义务，在仁怀市××孔镇等地向梁升文等人处收购刺梨苗木，并委托卢明刚为其拉运苗木和核实所购刺梨苗木的具体株数。2014年12月9日，李秀强收到梁升文交付的苗木，并由李秀强向梁升文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梁申文交来果苗1100株。”后经梁升文向李秀强、李成华、敖杰楼、卢明刚催收苗木款未果，遂诉来一审法院。另查明，敖杰楼与李成华在履行2014年7月9日签订的《收购刺梨苗协议》过程中，双方为刺梨苗货款支付问题产生争议，致敖杰楼于2016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6）黔0382民初5608号民事判决：“一、限李成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敖杰楼（刺梨苗）货款165952元。二、驳回敖杰楼的其它诉讼请求。”，李成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9月27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民终466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而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敖杰楼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7）黔03民终4662号民事判决书及梁升文陈泽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8）黔0382民初624号民事判决书均予以认定李秀强与敖杰楼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秀强系受敖杰楼委托，对向农户收购的刺梨苗木予以验收登记并出具收条，李成华与李秀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在诉讼过程中，梁升文与李秀强、李成华、敖杰楼、卢明刚双方均认可梁升文与收条所载明的“梁申文”系同一人，梁升文对敖杰楼辩称双方约定的苗木单价为0.20元/株的事实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敖杰楼为履行与李成华签订的《收购刺梨苗协议》供货义务，委托卢明刚向梁升文收购刺梨苗木的事实存在，梁升文与敖杰楼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梁升文履行了1100株刺梨苗木供货义务，敖杰楼理应按双方约定的单价0.20元/株计算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敖杰楼支付梁升文苗木款220元（1100株×0.2元/株），对梁升文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结合李成华、李秀强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以及李成华、敖杰楼双方签订的《收购刺梨苗协议》的内容，一审案件李成华、李秀强作为收购方已按约定向敖杰楼支付了货款，且其未直接与梁升文约定有协议，故在一审案件中不再承担付款责任；卢明刚系受敖杰楼委托参与向梁升文收购刺梨苗木，故不承担付款责任。敖杰楼所持该苗木系李秀强与梁升文单独的经济往来，应由李秀强承担付款责任的辩解，梁升文与李秀强均不予认可，敖杰楼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敖杰楼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敖杰楼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梁升文刺梨苗木款220元；二、驳回梁升文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敖杰楼负担。
在二审期间，敖杰楼提交收条若干，证明李秀强与其结算的交苗数量不含陈泽金等人交的刺梨苗数量。2014年李成华与我签订合同，数量是500万株，合同履行到200万时，因欠付其苗款，故履行停止。当时其交给李成华2366330株，这里面并不包含陈泽金等人的。
李秀强质证意见为其收的刺梨苗均是其打的收条，其收了2366330株苗，但包含了陈泽金等人的苗。
梁升文、李成华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秀强向梁升文出具收条是否对熬杰楼具有约束力。
本院认为李秀强向梁升文出具收条对熬杰楼具有约束力，李秀强向农民收刺梨苗后向农民出具收条的行为为代理行为，被代理人为熬杰楼。理由为：一、陈泽金、梁升海、梁升文、梁升江及李秀强均陈述其受熬杰楼的委托从事刺梨苗的收购工作，虽然熬杰楼不认可，但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出卖人，均认可熬杰楼是买受人；二、熬杰楼在一、二审庭审中提交的收条若干，也均为李秀强签字所出具，熬杰楼也承认其根据与李成华达成的《收购刺梨苗协议》，已经将李秀强签字所打收条的2366330株刺梨苗交付；三、作为《收购刺梨苗协议》的相对方，李成华、李秀强也已经向熬杰楼支付了相应货款；四、与陈泽金、梁升海、梁升文、梁升江同一天销售刺梨苗的案外人刘开产，三家的刺梨苗装在同一车上，同样为李秀强签字所打收条，但熬杰楼认可与刘开产存在买卖关系。
综上所述，李秀强向农民收刺梨苗后向农民出具收条的行为为代理行为，是代熬杰楼出具收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其结果只能由被代理人熬杰楼承担。故原审法院判决熬杰楼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并无不当。至于熬杰楼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收条，证明当时其交给李成华刺梨苗2366330株，并不包含陈泽金等人的刺梨苗。由于李秀强与熬杰楼是代理关系，即使陈泽金等人的刺梨苗不包含在2366330株之内，也不能免除被代理人熬杰楼的责任。如果熬杰楼认为其交付的刺梨苗超过2366330株，可以另案主张其权利。故上诉人熬杰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熬杰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康龙
审判员 王妤
审判员 娄强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