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1民终2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龙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兰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天芬，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启英（又名安啟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婷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秦宁，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上街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龙发，该村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因与被上诉人安启英（又名安啟英）、何婷，原审第三人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上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街村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5)清民初字第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安启英、何婷与被告杨建龙、杨建兰原均系清镇市流长乡上街村大岩组村民。若干年前，杨建龙承包位于清镇市流长乡上街村大岩组地名为“王家偏坡”的集体土地，1984年杨建龙将户口从流长乡上街村迁至清镇市站街镇席关村，本人亦迁至席关村居住，将该土地交由杨建兰管理，1987年，杨建兰将该土地租与谢贤伦耕种，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杨建龙继续承包，承包期限从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四至界限为上抵公路坎下、下至加油站至卢家湾路上、左抵卢家湾至槐花树路上、右至杨秀吉土。原告提供《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一份，易让人杨建龙、杨建兰，受让接管人安啟英、何婷。主要内容为：杨建龙、杨建兰自愿转让冒寨土地一幅，东至公路、南至公路、西以砌石埂为界、北以小路和高石坎为界，交给安啟英和何婷长期管理，今后服从政策管理和政府需要。安啟英和何婷支付人民币玖佰元作为接管易让费给杨建龙和杨建兰。为防以后空口无凭，现特立下此契约为证。双方签字生效，受法律保护。易让人“杨建龙、杨建兰”，接管人“安啟英、何婷”，证人“卢廷兵、邹廷光”，执笔人“何正刚”，“杨建龙”姓名上方盖有“杨建龙”样式私章，其余6个名字上方盖有手印，落款时间为公元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生效，下方署“1994.8.29日拟”。该协议由“拓蓝纸”所复写。二原告及其家人后在契约所载土地东面修建占地面积约100㎡的住房，2012年12月18日，该房登记办理农村房屋确权证，确认产权人为安启英之子何杰，共有人为龙礼英，确权房屋四至界限为：东抵小路、南抵307省道、西抵何杰自留地、北抵小路。契约所载房屋西面的土地（以砌石埂为界）自1994年起由原告耕种管理。被告辩称之前该土地是谢贤能在耕种，对原告方已修房屋的部分土地已流转与原告不持异议，亦认可收到了流转费900元，转让时间为1994年，当时签有书面协议，由“拓蓝纸”复写一式三份，协议由何婷之父何正刚写好并签字，被告文化程度低，不清楚具体是如何写的，确曾按过手印。被告辩称所转部分仅以房屋占地范围为限，当时约定的是转让100平方米的土地与原告修建房屋，中间以子木树为界，西面的土地系因原告与其为寨邻，拿了一部分与原告栽种蔬菜，《易让土地管理契约》约定转让的土地不包含暂时拿给原告栽种蔬菜的土地，该部分土地并不在契约上。重审中被告杨建龙辩称该部分土地系租与原告栽种蔬菜，每年租金为20元，杨建龙收了三年后交与杨建兰收取，杨建兰称与杨建龙发生矛盾很多年没有说话，杨建龙没有委托其收过，原告否认曾付过租金。原被告争议土地往西接壤的土地，被告已流转与肖文清户七年左右，再往西的部分，被告流转与他人的时间更长，王家偏坡杨建龙承包的土地除本案争议涉及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已全部无争议流转他人，其中大部分已修建住房。被告辩称本方协议现已遗失，亦辩称原告2011年与其说过原告的协议已遗失。原告否认协议遗失。重审中，被告以本人承包没有“冒寨”土地否认协议的真实性。原审中，被告辩称土地证上的地名是王家偏坡，由于挨着冒寨，所以就说转让的是冒寨的土地一幅。2014年8月，二被告以二原告转让所得的土地仅系原告修建房屋的土地，该房屋旁的土地系二被告暂时送给原告栽种蔬菜为由要求收回该土地，双方对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发生争议并引发冲突。纠纷发生后，第三人上街村村委会组织调解未果，为避免原、被告双方发生冲突，于2014年9月2日书面通知原告安启英之夫何正刚停止耕种该土地，待纠纷处理完毕后耕种。2014年10月30日，二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签订的《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中约定的土地流转义务。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谢贤伦原审提供证言“其与原被告均是寨邻，从十字村搬到上街村后，就租二被告家位于王家偏坡的土地，从1987年开始耕种，每年租金为20斤包谷，种了几年之后，杨建兰就与他说不能种该土地了，转与原告修房子了，后来靠近犁倭这边的土地就没有种了，继续种靠沙鹅那边的土地，后来肖家去买其种的这块土地，之后就没有再种了”。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代秀提供的证言“其与原被告都是亲戚，现在剩下的这块土地一直都是原告家在耕种，大概种了二十年，也没听说被告家去要过这片土地。”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吴顺英证明的内容与此相似。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卢庭兵（又名卢廷兵）原审时提供的证言“其与原告家是姑外公关系，被告家是侄女，签订协议时其在场，不认识字，当时是别人代签的，只是按了手印，当时是何正刚执笔。该土地以前是被告家的，但是当时是如何协商面积的不清楚，当时修建的是田字格的房子。”重审中，卢庭兵出庭作证提供证言“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念来听过，当时念的时候是王家偏坡，杨建龙、杨建兰的名字都是杨建龙签的字，盖了手印，没有私章，流转的土地写了一个田字格，一个三尖角，冒寨和王家偏坡是挨倒起的，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手印亦不是其本人所盖，从周庭光那里听到讲的转让费是800元。”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龙发原审提供的证言“与原被告都是寨邻，买卖土地签订协议的情况不清楚，该土地以前是谢贤伦在耕种，从当时修建房子的人处得知买土地是一个田字格的面积。”重审中李龙发出庭提供证言“是听谢老七（谢贤伦）讲的原被告之间卖的是田字格，旁边的土地是谁在耕种不晓得，没有看见过原被告签订的协议。”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建高原审提供的证言“与原被告都是寨邻关系，听杨建兰说过卖一个田字格给原告修房子，其他的情况不清楚。”杨建高重审提供证言“王家偏坡与冒寨中间由路隔断，一面是冒寨、一面是王家偏坡，听讲原被告卖土地，但具体听哪个讲的记不清楚了”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从林原审提供的证言“与原被告都是亲戚，对原被告买卖土地的情况不清楚。”重审中李从林出庭提供证言“不晓得原被告买卖土地的事，听别人说杨建龙家卖了一个屋基与何正刚，大概八九十个平方的田字格，房子旁边的土地是何家在耕种，耕种了很多年，以前双方未就该土地的耕种问题吵过架”重审中，原告认可契约上杨建兰名字上的手印为杨建龙所盖，根据被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易让土地管理契约》易让人处“杨建兰”三字上的指纹印是否是杨建龙所盖进行鉴定，“卢廷兵”上的指纹是否是证人卢廷兵所盖进行鉴定，对该契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被告以鉴定费用过高为由放弃对签订时间的鉴定申请。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检材指印达不到鉴定条件为由不予受理。契约上有“杨建龙”样式私章印，但杨建龙否认本人曾用过私章。开庭过程中，何正刚旁听时曾说过没有盖私章，本案已记录在卷。清镇市农村房屋确权办公室2012年房屋确权登记表记载，位于原告房屋西面的肖成荣户房屋东抵何正刚土。现原告以被告违背契约，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二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签订的《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中约定的土地流转义务；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原判认为，原被告双方均认可1994年双方实施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民事法律行为、签订了书面协议、被告收取流转款900元、对原告已修建房屋的土地部分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所修房屋西面的土地（东与原告房屋相邻，西与砌石埂为界）被告是否已同修建房屋部分的土地一并流转与原告，现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主张的事实彼此对立，根据本案相关证据结合生活常理分析，应认定原告提供《易让土地管理契约》记载事项的真实性，认定双方1994年事实上签订了以该契约记载事项为内容的协议，认定该部分土地被告已随同原告修建房屋的土地部分一并流转与了原告，理由如下：1．被告杨建龙辩称意见前后矛盾，不足以采信。被告杨建龙先是辩称该争议部分土地系作为寨邻拿与原告栽种蔬菜，具有临时赠与使用性质，重审中又称系租用，每年收取20元租金，收了3年后委托杨建兰代收，但杨建兰以与之存在矛盾多年不说话为由否认杨建龙曾委托代收，杨建龙对该土地由原告耕种管理20年并主张为已流转的性质辩称意见前后矛盾。2．1994年，被告杨建龙已移居清镇市站街镇席关村多年，转让时已多年未亲自耕种，对该土地的生存依赖度较低，该土地由杨建兰管理，杨建兰已出租与他人使用多年，与旁边土地一并出租，每年收取租金20斤包谷，表明杨建兰对该土地生存的依赖度亦较低，从租金的收益来看，该土地当时的市场价值较低，被告从转让土地中收益900元，该价值并不包括全部出租的土地，流转价值已数十倍于出租收益，被告辩称以子木树为界，可推断当时该处南北方向并无其他界限将土从中分隔，原告已修房屋部分与现争议部分应为一个整体，从被告对该土地的生存依赖性、土地的市场价值及土地当时的实际状况判断，理解为已整体流转更符合交易习惯，被告杨建龙辩称以子木树为界的理由过于牵强，不予采信。3．证人谢贤能证明，该部分土地以及后来被告转让与肖家的土地自1987年起均由其承租，后杨建兰通知其不要再做原告修建房屋的部分以及现双方争议的部分，并指了边界，称该部分已转让与原告，两家争议的土地一直是原告家在耕种。该证言表明已修房屋部分与争议部分系一并整体交付与原告，如果原告方需要该部分土地栽种蔬菜，结合该土地当时的市场情况，与被告协商一并流转的可能性较大，被告同意一并流转的可能性亦较大，被告辩称仅转让已修房屋部分而不包括本案争议部分，该辩称可信度较低。4．被告辩称1994年转让田字格大概100平方米的土地给原告修建房屋，但被告亦认可并未对土地进行实际丈量，双方协议约定的内容应不含以面积为依据的部分，被告辩称转让100平方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5．原被告双方均认可1994年签订了转让协议，原被告和证人卢廷兵各执一份，现被告否认原告所提供的协议但并未提供其所持有的协议予以证实其主张，被告认可协议上本人并未签字，协议系由执笔人何正刚所写并代签，被告杨建龙认可协议一式三份是“拓蓝纸”所写，认可转让土地为冒寨一幅，该意见与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契约的形式相吻合，原告提供的协议上的“杨建龙”印章，现原告丈夫、执笔人何正刚否认曾盖过章，应认定该印章并非杨建龙所盖，其余手印通过科学鉴定手段不能判断其真假，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应认定该契约所载内容的真实性，虽然杨建龙承包证上的地名为“王家偏坡”，该协议上为“冒寨”，但二者相邻，亦属俗称地名，书写协议时存在混用的可能，且被告杨建龙亦认可由于挨着冒寨，所以就说转让的是冒寨的土地一幅，被告在原审中予以认可，但在重审中以协议上写为“冒寨”、承包证上没有冒寨而否认协议的真实性，其理由不能成立。5．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卢廷兵原审出庭作证称当时是如何协商面积的并不清楚，重审中其作证称转让的仅是一个尖三角；原被告双方协议转让价格900元，当时签了书面协议，从常理上讲，约定的价格应在协议中体现，卢庭兵作证称协议念给他听过，但对于价格却证明是从周庭光处所听到；卢廷兵认可曾在协议上按过手印，但审理中直接否认该协议上的手印非其所盖，该协议上“杨建兰”上的手印尚不具备鉴定条件，“卢廷兵”上的手印较“杨建兰”姓名上的手印更加模糊，更不具备鉴定条件，卢庭兵直接否认依据不足；原被告均认可杨建龙、杨建兰的签字非本人所签，而卢庭兵证明杨建龙、杨建兰的名字都是杨建龙签的字；卢庭兵证明当时念的时候是王家偏坡，杨建龙称土地证的地名是王家偏坡，由于挨着冒寨，所以就说转让的是冒寨的土地一幅。卢廷兵的证言前后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疑点众多，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龙发证实原被告签订协议的情况不清楚，原审中称是从当时修建房子的人处得知买土地是一个田字格的面积，其证言内容的来源不清楚，重审中其称系听谢贤能所说，但谢贤能作证的证言与其证言不符，李龙发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建高证明其系听说被告转让土地与原告，具体听哪个讲的不清楚，其他的情况不清楚，该证言系传来证据，且其并不清楚具体情况，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从林提供的证言亦证明对原被告买卖土地的情况不清楚，只是听说被告转让土地与原告大概八九十个平方，该证言属传来证据，内容来源不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辩称缺乏证据证实。关于被告辩称何婷不属于争议地的本村村民，不具有受让争议地合法主体资格，不应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的问题。因安启英作为受让方仍为上街村大岩组村民，具备转让资格，何婷作为共有权利人，协议签订时，其为该村村民，现虽其户籍并不在该村，但并不影响受让的合法性，故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应当将杨建龙之女、杨建兰之承包人口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杨建龙、杨建兰应为当事人，且二人已将该土地转让与原告二十余年，其间其家庭人口并未提出异议，且杨建龙为承包户主，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可作出处分的意思表示，该土地原属杨建龙户承包，杨建兰当时系代为管理，并不涉及杨建兰家庭人口问题。对被告该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称原告提供的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上的签名、手印、印章均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现仅是不能从该证据单独判断体现被告的意思表示，而从其他证据应予认定该契约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被告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承包土地中并无“冒寨土地”，该契约无履行的可能性的问题。契约上记载的冒寨的土地即为被告杨建龙承包证上王家偏坡的土地，不存在客观上履行不能的问题，且该土地已交付原告使用二十年左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属不作为义务，而非要求被告实施新的给付行为，被告辩称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并不存在。关于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契约记载的内容不明确，无法确定转让土地的地名、面积等主要内容，本案争议土地权属不清，应当先由人民政府先行确权，再诉至人民法院解决合同纠纷，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的问题。因原告所诉为合同纠纷，涉及相关的土地被告是否已经流转与原告的问题，属对已有事实的确认，而非土地权属争议，本案属人民法院主管范畴，依法应予受理，被告辩称意见不能成立。综上，虽然原告提供的契约未能通过科学鉴定手段判断与被告的关联性，但综合本案的其他情况，该契约记载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优于被告方，且与该契约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应按该契约记载的内容确定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已给付流转款项，被告应当遵守承诺继续履行相应的土地流转义务。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为转让，但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与上街村的承包关系仍由杨建龙履行，应认定双方协议的性质为转包。流转的土地界限为：东至公路、南至公路、西以砌石埂为界、北以小路和高石坎为界。协议约定将土地交由原告长期管理，应理解为在被告的承包期内，一直交由原告管理。被告辩称意见前后矛盾，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与生活常理、交易习惯不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杨建龙、杨建兰按照《易让土地管理契约》记载的内容继续履行与原告安启英、何婷之间的土地流转义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杨建龙、杨建兰负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仅向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流转了何杰修建房屋实际占用的100平方米的土地，何杰修建房屋周围的土地是以20元每年的对价出租给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耕种的。其次，上诉人杨建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有“王家偏坡”，没有冒寨。《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不具有真实性，原判以《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作为定案的依据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上街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也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向本院提交《笔迹、指纹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上签名和指纹进行鉴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已经认可《易让土地管理契约》由安启英的丈夫何正刚执笔，对签名进行鉴定已无不要。另外，本案在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原审法院曾委托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易让土地管理契约》易让人处“杨建兰”三字上的指纹印是否是杨建龙所盖进行鉴定，“卢廷兵”上的指纹是否是证人卢廷兵所盖进行鉴定，并对该契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杨建龙、杨建兰以鉴定费用过高为由放弃对《易让土地管理契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检材指印达不到鉴定条件为由不予受理。对指纹进行鉴定在客观上已经不具有可行性，本院对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传唤卢庭兵（又名卢廷兵）到庭作证。卢庭兵证言的内容为：证人卢庭兵系双方1994年签署《易让土地管理契约》时的见证人，本案中的《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不是其见证时签署的那份《易让土地管理契约》。杨建龙、杨建兰向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出让的是田字格土地，并未实际丈量出让土地面积。《易让土地管理契约》签订时，700元-800元人民币就可以在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上街村购置一副宅基地。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对卢庭兵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卢庭兵的证人证言证明《易让土地管理契约》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认为，卢庭兵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杨建龙的《农村土地承包证》、贵州省清镇市站街镇席关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易让土地管理契约》、《贵阳市农村承包土地调查登记表》、贵州省清镇市农村房屋确权办公室向安启英之子何杰颁发的清确权证号（2012）042802070号《确权证》、证人卢庭兵、吴顺英、谢贤伦、张代秀、李龙发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是否已经将安启英之子何杰所修房屋周围的土地一并流转给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1994年发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民事法律行为，并签订了书面协议、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还向上诉人杨建龙交付流转款900元。只是杨建龙、杨建兰主张仅向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流转了何杰修建房屋实际占用的100平方米的土地，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主张何杰所修房屋周围的土地均一并流转。贵州省清镇市农村房屋确权办公室向安启英之子何杰颁发的清确权证号（2012）042802070号《确权证》载明的四至为：东至小路、西至何杰自留地、南至307省道、北至小路。上诉人杨建龙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本案时主张争议部分土地系基于寨邻情谊给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栽种蔬菜，具有临时赠与使用性质；原审法院在重审本案时又主张以每年20元租金对价出租给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耕种。上诉人杨建龙的陈述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也不予认可，同时上诉人杨建龙也没有提交证据佐证这一主张，本院对上诉人杨建龙提出的争议部分土地系以每年20元租金作为对价出租给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其次，上诉人杨建龙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本案时主张争议部分土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地名为“王家偏坡”，因为“王家偏坡”与冒寨相邻，所以在转让协议上才记载为转让冒寨土地一副。本案在发回重审过程中，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检材指印达不到鉴定条件为由不予受理后，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又以鉴定费用过高为由撤回对《易让土地管理契约》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本院对上诉人杨建龙提出的《易让土地管理契约》系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事后伪造的，这一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再次，《易让土地管理契约》的见证人卢庭兵到庭陈述，《易让土地管理契约》签订时双方并未就流转土地的面积进行丈量，且当时700元-800元人民币就可以在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上街村购置一副宅基地。本案中，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向上诉人杨建龙实际支付的流转款项外为900元。本院对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提出的仅流转100平方米土地的上诉理由也不予采纳；最后，上诉人杨建龙已经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王家偏坡”全部地块向6户村民进行流转，且相关职能部门已经向流转人后的权利人颁发了确权证后，上诉人杨建兰、杨建龙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仅实际向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流转100平方米的土地明显有悖常理。故原判认定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已将何杰所修房屋周围的土地一并流转给被上诉人安启英、何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建龙、杨建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建龙、杨建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俊
代理审判员 庞敏
代理审判员 彭攀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