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民终15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昌市点军区万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130号。
法定代表人：杨兴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卫华，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爱永，男，汉族，1960年11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莱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湖北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熙，男，汉族，1974年1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平潭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榕杰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西陵一路19号。
法定代表人：林杰，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杰，男，汉族，1972年10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平潭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宜昌市九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沿江大道97号。
法定代表人：史启贵，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277号。
法定代表人：何义斌，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宜昌市点军区万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万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贺爱永、宜昌榕杰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榕杰公司）、林杰及宜昌市九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九鼎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一局）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2017）鄂0504民初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宜昌万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宜昌万合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贺爱永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劳务承包合同》的招投标主体、合同签订主体、合同履行主体均发生在中铁十一局和宜昌榕杰公司之间，双方形成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贺爱永与宜昌榕杰公司之间因“借用资质、挂靠”而形成另一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不在本案裁判范围内。一审判决把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挂靠”违法行为，判决成“借用资质、挂靠”的行为人与工程发包方之间在实际履行建设施工合同，认定贺爱永为“实际履行人”，于法无据。2、一审认定涉案执行款物不是到期债权，与客观事实不符。在宜昌万合公司因（2015）鄂点军民初字第00354号案件申请强制执行时，发现在一审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中铁十一局向宜昌榕杰公司支付了工程款471万元，一审法院责令中铁十一局追回擅自支付的工程款，中铁十一局于是追回了164万余元并主动打到一审法院执行账户。可见，涉案164万元执行款物，是中铁十一局改正漠视财产保全强制措施的错误，从宜昌榕杰公司追回来的，不是一审法院从中铁十一局账户强制扣划的，如果宜昌榕杰公司对中铁十一局不享有到期债权，在法院财产保全后，中铁十一局不可能又向宜昌榕杰公司支付工程款。3、贺爱永对本案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以工程款的“支配权”作为涉案执行款物权利人的裁判根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审认定贺爱永对宜昌榕杰公司向中铁十一局享有的债权具有“支配权”，不仅严重违背合同相对性，还纵容了当事人“借用资质、挂靠”的违法行为。
贺爱永辩称，1、贺爱永借用宜昌榕杰公司的资质投标并中标后，以宜昌榕杰公司的名义与中铁十一局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后贺爱永又与宜昌榕杰公司签订《工程承包经营协议书》，该劳务承包从投资到实施再到劳务费的支付，全部发生在贺爱永与中铁十一局之间，宜昌榕杰公司并未参与任何一环节，贺爱永是项目工程实际施工人，对该工程的劳务费享有完全的支配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赋予实际施工人以诉权，维护了实际施工人利益，体现了对农民工权益的特殊保护。因此，该笔工程款应属于实际施工人，并不是宜昌榕杰公司。2、本案所涉执行款物并非宜昌榕杰公司的到期债权，宜昌万合公司不能就该笔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宜昌万合公司申请法院从中铁十一局提取的164.9万余元，实际属于贺爱永所有。该费用包含专用的农民工工资和项目部提供的材料、水电等相关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本案所涉执行款具备工程款的属性，属于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贺爱永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3、宜昌万合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宜昌榕杰公司与中铁十一局的《劳务承包合同》系伪造，中铁十一局已向大冶市公安局金湖派出所报案，目前正在调查中。而且宜昌万合公司已经申请查封了宜昌榕杰公司在成都一项目中400多万元的工程款项，足以偿清其债务。综上，贺爱永是项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该工程劳务费享有完全的支配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宜昌榕杰公司、林杰、宜昌九鼎公司、中铁十一局均未出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宜昌万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宜昌榕杰公司对中铁十一局享有到期债权1649224.9元，一审法院在中铁十一局提取的1649224.9元系中铁十一局对宜昌榕杰公司的应付款。2.请求判决准许继续执行一审法院在中铁十一局提取的人民币1649224.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宜昌万合公司与宜昌榕杰公司、宜昌九鼎公司、林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5）鄂点军民初字第003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宜昌榕杰公司偿还宜昌万合公司借款本金277500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宜昌九鼎公司、林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并未主动履行给付义务。同年7月6日，宜昌万合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3月1日向中铁十一局发出（2016）鄂0504执字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将宜昌榕杰公司在中铁十一局的1649224.9元劳务费扣划至一审法院执行账户。2017年3月13日，中铁十一局将上述款项划至一审法院执行账户。同日，贺爱永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称其是上述款项的实际所有人，要求一审法院中止对该款的执行。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7）鄂0504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一审法院在中铁十一局提取的人民币1649224.9元的执行。宜昌万合公司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0日，贺爱永借用宜昌榕杰公司的资质，以宜昌榕杰公司名义与中铁十一局第二工程集团武九客专湖北段一标段项目经理部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中铁十一局将位于湖北省大冶市武九铁路专线石佛岭出口段等工程的填筑、施工防排水等全部工序劳务作业发包给宜昌榕杰公司进行施工。贺爱永于2015年4月向宜昌榕杰公司交纳管理费20000元、押金10000元、开设临时账户管理费等5000元，共计35000元。在石佛岭施工过程中，由贺爱永进行了投资并在现场组织劳务施工。自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所有的劳务承包费用均由中铁十一局按照工程节点向贺爱永进行付款。通常的流程为，根据工地的考勤表，由念保杰（系贺爱永聘请的现场财务人员）编制劳务工工资支付表，贺爱永到中铁十一局办理借支手续，然后中铁十一局将工人工资直接打到农民工的卡上，并未通过宜昌榕杰公司的账户。中铁十一局虽然与宜昌榕杰公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但双方仅在宜昌榕杰公司在大冶开设的临时账户上有一笔70万元的经济往来，该款项系中铁十一局支付的二、三线材料款，在收到该款的当日，即被念保杰取出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除此之外，中铁十一局与宜昌榕杰公司就石佛岭工程无其他经济往来。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宜昌榕杰公司与林杰虽然未到庭，但根据林杰于2017年4月7日在一审法院执行庭所作执行笔录中的陈述，其也对本案争议的款项不属于宜昌榕杰公司以及贺爱永向宜昌榕杰公司借用资质的事实表示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贺爱永对石佛岭工程是否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其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否阻断本案的执行。通过本案的证据材料来看，虽然所涉的《劳务承包合同》系宜昌榕杰公司与中铁十一局签订，宜昌榕杰公司对贺爱永也对外出具了委托书，但实际该劳务承包合同从投资到实施再到劳务费的支付，全部发生在贺爱永与中铁十一局之间，宜昌榕杰公司并未参与该劳务承包合同的投资、施工、管理以及结算，《劳务承包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已经变更为贺爱永与中铁十一局之间的合同，贺爱永只是在投标及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借用了宜昌榕杰公司的资质，贺爱永才是本案所涉劳务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其对石佛岭工程的劳务费享有完全的支配权。一审法院在中铁十一局扣划的1649224.9元劳务费并非宜昌榕杰公司在中铁十一局的到期债权，宜昌万合公司不能就该笔款项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综上，宜昌万合公司的执行异议不能成立。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㈡项规定，判决：驳回宜昌市点军区万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43元，由宜昌市点军区万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贺爱永向本院提交大冶市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贺爱永是实际施工人，宜昌万合公司申请查封的到期债权中，大部分属于农民工工资，目前未付。宜昌万合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提到的是中铁十一局要尽快发工资，并没有认定贺爱永要给农民工发工资。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明》只能证明农民工因中铁十一局停发工资事宜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反应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的焦点是贺爱永对宜昌万合公司申请执行的石佛岭出口段等工程的劳务费1649224.9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首先，虽然根据宜昌榕杰公司与中铁十一局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涉案的石佛岭出口段等工程的劳务承包人系宜昌榕杰公司，但之后宜昌榕杰公司又与贺爱永签订《工程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贺爱永向宜昌榕杰公司交纳一定费用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际履行《劳务承包合同》的合同义务，即贺爱永是《劳务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且根据一审法院（2017）鄂0504执异2号案件中的《执行笔录》，宜昌榕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杰亦认可贺爱永只是借用宜昌榕杰公司的资质，以宜昌榕杰公司之名义与中铁十一局签订并履行合同。发包人中铁十一局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贺爱永与宜昌榕杰公司的借用资质与出借资质的关系，且认可贺爱永为实际施工人。其次，根据一审、二审查明事实，《劳务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前期投资、组织劳务施工、劳务费支付等均是由贺爱永筹资独立进行完成的，宜昌榕杰公司并未参与其中，更无任何管理行为。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铁十一局所有的往来均是与贺爱永进行结算，其知晓贺爱永的承包行为，更知晓贺爱永借用宜昌榕杰公司资质的实情，贺爱永作为实际承包人向中铁十一局履行劳务工作义务，中铁十一局作为发包人向贺爱永履行劳务费用支付义务。可见，宜昌榕杰公司先后与中铁十一局、贺爱永就涉案的石佛岭出口段等工程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及《工程承包经营协议书》之后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已经打破三方原有的两个合同关系，直接形成了中铁十一局与贺爱永之间就涉案劳务承包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宜昌万合公司申请执行的中铁十一局账上的1649224.9元应系贺爱永与中铁十一局进行结算的劳务费用，并非宜昌榕杰公司依法享有的到期债权，即贺爱永对该1649224.9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后，宜昌万合公司申请执行的该1649224.9元还处于中铁十一局账户上，涉案工程还没有进行最终结算。且中铁十一局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工程节点的费用结算，要扣除水电费、材料费、机械费、还有农民工工资，结余的再支付给贺爱永”，根据一审出庭的证人证言，以及中铁十一局与贺爱永向农民工支付工资的流程，并结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之规定，即使宜昌榕杰公司对中铁十一局该账户资金享有到期债权，宜昌万合公司申请全部执行也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宜昌万合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3元，由宜昌市点军区万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朝平
审 判 员 刘乾华
审 判 员 黄孝平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肖芳
书 记 员 张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