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晋02刑终27号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女，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系崔某某之母。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男，1965年8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梁迎春，山西永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晓丽，山西永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男，198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某某，女，196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
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审理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袁林犯交通肇事罪，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0年2月25日作出（2010）矿刑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袁林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被告人袁林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经济损失275366.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驳回原告张某某对被告刘某某的诉讼请求。法定期限内，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本案刑事部分已经生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对附带民事部分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4月26日作出（2010）同刑终字第4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申诉人张某某因不服生效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5月27日作出晋检民抗（2011）33号民事抗诉书，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9日作出（2011）晋民抗字第6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5年8月29日作出（2015）同刑再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0）同刑终字第4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及（2010）矿刑初字第2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发回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重审。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晋0203刑初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9年7月31日22时许，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驾驶晋B935**佳宝面包车沿同泉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同煤宏远公司门前道路处，将由西向东横过道路的行人崔某某撞倒后逃逸，崔某某经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经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袁林负事故全部责任。附带民事被告人冯某某系肇事车辆晋B935**佳宝面包车的实际所有人，附带民事被告人刘某某系肇事车辆晋B935**佳宝面包车的登记人。
肇事车辆晋B935**佳宝面包车未交纳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已生效的刑事部分所确认的事实、附带民事原告人所提交的证据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人的陈述内容等证据证实：
附带民事原告人张某某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
1、原告本人与其子崔某某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复印件），欲证实原告与被害人崔某某系母子关系，本人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2、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出具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欲证实崔某某的生父已经去世；
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尸检检验报告、崔某某的户籍注销信息（复印件），欲证实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肇事司机袁林承担事故全责；原告之子崔某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崔某某系非农业户口，对其死亡赔偿按照城镇标准进行；
4、肇事车辆晋B935**车辆信息（复印件），欲证实被告刘某某系肇事车辆晋B935**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事故发生时该车辆处于脱保（交强险）状况，而且车辆未经年检；
5、刑事附带民事一、二审开庭笔录（复印件），欲证实被告冯某某系肇事车辆晋B935**的实际管理人，是肇事司机袁林的雇主、被告冯某某主观上有重大过错；
6、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听取当事人陈述笔录、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各一份，证实袁林与冯某某是雇佣关系，事发当时袁林在履行工作职责；
7、崔某某医药费收据（复印件），证实当时所花费的医疗费为72.5元；
8、交通、住宿等各类票据340余张，证实原告事发后为寻找司机下落、为申诉往返大同和太原两地产生的交通费用及住宿费用；
附带民事被告人袁林在庭后至矿区法院接受问话过程中陈述称，“事发当时我去矿区买药，当时车上有我妻子和孩子。我是在买药的路上发生的事故。……（事故当时）那会没有（工作任务），我就是带孩子买药去了。……当时不知道（车辆有无年检），事后，冯某某告诉我这个车没有交过任何保险，包括交强险也没交。我不清楚这个车是否年检，我开车玻璃上什么也没有，冯某某给我车的时候告诉我，要是有交警拦，就锁车走人就行。（冯某某和刘某某）是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我是从2009年2月-3月接手的车，这个车从我接手到不开这个车，车实际由冯某某使用控制，从我接手以来，冯某某说车去哪儿我就开到哪儿，刘某某也没有用过这个车。”
附带民事被告人刘某某向矿区人民法院陈述称，“是登记我的，名字是我的但车不是我的，车是我姐夫的，他是冯某某。（为何登记成你的）我也不知道，是我姐姐拿我的身份证，借走身份证办事，买的车，也不知车是何时何地买的，卖车是冯某某卖的，我是出事后才知道的。”
附带民事被告人冯某某陈述，“车的所有人是我，是在交易市场买的，花8000元，当时车已上户，户主是环保局之类的，买了之后，已变更登记，变成刘某某，因我当时身份证不在，所以便过户到刘某某名下，车后来我又卖了……”；
审理过程中三名附带民事被告人均未对原告所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原判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之子崔某某因本次交通事故所受到的损失及被害人家属在处理本次事故中产生的合理费用，在合理范围内的部分可依法获得民事赔偿。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提出的“本次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山西省2015年的经济数据作为索赔计算依据”的意见，被害人崔某某受害时间为2009年，其因交通事故所受到的损失产生于2009年，其家属为处理事故而支出的各项费用亦发生于2009年，因此对各项损失、支出进行计算，依据2009年标准进行计算才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因此对代理人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代理人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系雇佣关系，袁林事发当时系从事雇佣行为，因此冯某某应当对原告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意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袁林系在从事雇佣行为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依据为2010年7月5日《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听取当事人陈述笔录》中袁林在回答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问话中陈述的“我认为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应该由冯某某来承担。”“因为我和他是雇佣关系，而且出事时是在工作当中。”而该证据与袁林在刑事部分侦查阶段于2009年11月19日所做的供述“当时我和家人在家吃完饭，拉上他们到口泉玩，大约22时我驾车往回走的时候出的事。”袁林妻子肖某于2009年11月19日所做的证言“因为事故发生的当天我孩子有病，所以我给袁林打电话让他回家，我们俩拉上孩子到矿务局药店给孩子买药，买完药准备回家的路上没想到发生交通事故。”及袁林在本次案件庭审结束后接受问话过程中的陈述，“那会儿没有工作任务，我就是带孩子买药去了。”“我记得是好像买药去了。”的陈述存在矛盾，对上述材料分析后认为，袁林及其妻子于2009年11月19日所做的笔录距离案发时间较近，对事实的陈述应当较为准确，且可以相互佐证袁林事发当时并未从事雇佣活动的事实，而袁林在回答检察机关问话中所作陈述系在本案已做出一、二审判决，确定由袁林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因此袁林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更加具有优势，对于原告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袁林系在雇佣过程中肇事，应当由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刘某某因未给肇事车辆交纳交强险而应当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本次审理过程中所做的供述、陈述可以看出，刘某某作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在事发前并未实际对该车辆所有、使用、控制，因此亦不应承担包括交纳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在内的管理责任。而冯某某做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使用、控制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为该车辆交纳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在内的保险，其没有履行上述投保义务是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在交强险范围内至今无法得到弥补的原因之一，因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刘某某因肇事车辆未经年检而应当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现有相关法律规定并无未经年检车辆的所有人或登记人应当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规定，且冯某某、刘某某未实施对被害人的崔某某的侵权行为，并非交通肇事行为的共同侵权人，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代理人的上述观点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提出的应当判赔原告精神抚慰金5万元的意见，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0日起施行且现行有效的法释〔2002〕17号批复“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5万元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医疗费72.5元依法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按照2009年采用的山西省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为262380元；丧葬费按2009年采用的山西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12914元；交通费、住宿费根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述并非属于其因交通事故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不予支持，但考虑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在处理其子丧事过程中的确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酌情支持200元；精神抚慰金基于上述原因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275566.5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基于上述原因，在交强险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内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刘某某、冯某某经依法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案件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因本次交通事故所受到的各项损失人民币275566.5元，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应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的12万元内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袁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冯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某某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张某某上诉认为应依据2015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依法追加冯某某妻子参加诉讼，应判令袁林、刘某某、冯某某连带赔偿崔某某死亡赔偿金516560元、医疗费72.5元、丧葬费24484.5元，连带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2000元。
上诉人冯某某上诉认为其与袁林并非雇佣关系，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签订买车协议，应依法改判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代理人代理意见：事故责任以及赔偿问题应由实际车主袁林负责，冯某某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判相同，应予确认。
关于上诉人张某某所提应依据2015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作为赔偿计算依据的理由，人身损害赔偿应以受诉法院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原判以2009年的统计数据为赔偿计算依据就是基于这一法律规定确定，之后诉讼程序的启动不应改变这一基本依据的确定，以2009年以外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则计算依据失去确定性，且有失公正，故对上诉人张某某所提有关意见不予采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某对肇事车辆实际所有、控制，亦未受益，故原判认为其不应承担包括交纳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在内的保险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张某某该方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依据肇事司机袁林及其妻子在侦查阶段有关肇事时未从事雇佣活动的供述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对原告人提出的应由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张某某有关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5万元未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张某某该方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诉求，原判已在合理范围内相应支持，上诉人该方面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冯某某所提其与袁林并非雇佣关系，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签订买车协议，应依法改判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袁林供述、冯某某证言及刘某某等人相关陈述相互印证，冯某某作为肇事车辆的受益人，实际所有、控制，未履行任何投保义务，故原判对其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袁林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令赔偿经济损失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审判程序合法，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 智
审判员 魏守鸣
审判员 王文娟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樊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