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闽民终字第101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泉州昌盛渔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朝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包音泰，北京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建军，男，汉族，1961年3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泉州市城建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清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卫东、刘晓晔。
上诉人泉州昌盛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渔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市城建国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国投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民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昌盛渔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包音泰、赵建军，被上诉人城建国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卫东、刘晓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昌盛渔业公司与城建国投公司均为依法登记设立的企业法人。昌盛渔业公司持有编号为国海证073570068号、国海证053540002号《海域使用权证书》。2010年10月10日，昌盛渔业公司与城建国投公司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因城东片区开发建设需要，城建国投公司征迁昌盛渔业公司位于前头的生产基地，双方达成补偿协议。一、补偿方式：一次性货币补偿。二、补偿范围：昌盛渔业公司位于前头的生产基地内（详见测绘图）所有建（构）筑物、养殖场所有设施、养殖物、海堤及用海使用权。三、补偿金额：总计60289500元（人民币，下同）。四、补偿款的支付时间及数额：1、协议签订后7日内支付海域使用金4212600元；2、腾空交地后30日内付清余款。五、昌盛渔业公司清场交地时间及数量：1、空地及池塘在协议签订后15日内交付使用；2、办公楼及试验池在协议签订后60日内，腾空交付使用。六、未尽事宜另行商议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具法律效力等内容。《征迁补偿协议书》签订后，城建国投公司通过银行先后于2010年10月26日和2010年10月27日向昌盛渔业公司转款421.26万元、1000万元，合计1421.26万元。昌盛渔业公司收到了城建国投公司支付的1421.26万元，并向城建国投公司开具了款额分别为500万元、500万元、421.26万元三份收款收据。之后，双方没有再履行协议。2011年9月26日，昌盛渔业公司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征迁补偿协议书》。2012年12月25日，昌盛渔业公司申请撤诉。2013年1月24日，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其撤诉。2013年2月25日，昌盛渔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一、确认《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二、城建国投公司赔偿因该协议无效造成其经济损失1537.0177万元。2013年6月17日，一审法院向昌盛渔业公司释明，如果《征迁补偿协议书》被认定有效，其是否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昌盛渔业公司未在一审法院要求的期限内变更诉讼请求。另查明，案涉的泉州市丰泽区前头海域，国务院于2012年10月10日以国函（2012）164号对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作出批复，同意该海域的功能区类型调整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用途管制为保障工业与城镇建设用海，兼容不损害工业与城镇建设功能的用海。该海域的功能区类型调整包括了昌盛渔业公司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涉及的海域。
一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征迁补偿协议书》的性质是什么，该合同是否成立有效。二、昌盛渔业公司要求城建国投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能否一并审理；如果能够审理，城建国投公司应否赔偿1537.017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征迁补偿协议书》的性质是什么，该合同是否成立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规定，海域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或者出售。《征迁补偿协议书》上虽然名称冠以“征迁”字样，但其内容包括补偿方式、补偿范围、补偿款额以及补偿款的分期支付时间及数额、清场交地时间及数量等，具备了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要件。虽然泉州市人民政府有征用昌盛渔业公司前头生产基地的意向，并且与昌盛渔业公司进行过协商，但最终泉州市人民政府并未就征用昌盛渔业公司前头生产基地与昌盛渔业公司签订协议。而且，泉州市人民政府征用或收回海域使用权的行为是行政行为，不属民事诉讼审查范围。昌盛渔业公司与城建国投公司均为依法登记的企业法人，故应认定《征迁补偿协议书》属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企业法人之间签订海域使用权征迁补偿合同。昌盛渔业公司主张城建国投公司不具有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主体资格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董朝基系昌盛渔业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公司名义与城建国投公司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后果，应由昌盛渔业公司承担。昌盛渔业公司诉称其是在董朝基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但昌盛渔业公司对此不能举证证明。而且，即使昌盛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征迁补偿协议书》，昌盛渔业公司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事实上，昌盛渔业公司亦在2011年9月26日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并且在起诉之后又申请撤诉。现昌盛渔业公司又以其法定代表人被胁迫为由主张《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有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故昌盛渔业公司诉称《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的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昌盛渔业公司要求城建国投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能否一并审理；如果能够审理，城建国投公司应否赔偿1537.0177万元的问题。昌盛渔业公司要求确认《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和城建国投公司赔偿因该协议无效造成的损失1537.0177万元两个诉讼请求均为本诉，昌盛渔业公司是选择按照合同关系处理房屋被拆除的经济损失问题。昌盛渔业公司上述两个诉讼请求应予一并审理。城建国投公司关于本案不应审理昌盛渔业公司提出的赔偿损失请求的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昌盛渔业公司主张城建国投公司应赔偿其经济损失1537.0177万元，源于昌盛渔业公司自己编制的资产损失统计，属于昌盛渔业公司的单方主张。昌盛渔业公司上述主张涉及的房屋属于《征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范围，由于昌盛渔业公司关于《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故昌盛渔业公司该项诉请没有合同依据。因此，昌盛渔业公司要求城建国投公司赔偿1537.0177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昌盛渔业公司与城建国投公司均为企业法人，双方均具有签订平等主体之间转让海域使用权民事合同的主体资格。昌盛渔业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征迁补偿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其请求确认《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要求城建国投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37.0177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昌盛渔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昌盛渔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021.07元，由昌盛渔业公司负担。
昌盛渔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民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确认《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判决城建国投公司赔偿1537.0177万元。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测绘图》不是《征迁补偿协议书》中的《测绘图》，涉及的海域范围与《海域使用权证书》所载范围不符。不能将泉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与城建国投公司的签订协议的行为割裂开。对泉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不再履行征迁意向书后，成立昌盛渔业公司前头基地征迁工作小组，负责协商征迁补偿有关事宜；董朝基被以“双规”为名限制了人身自由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的事实未作认定。二、《征迁补偿协议书》不是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三、海域使用权转让条件不具备。在生产基地的海洋功能区划还未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城建国投公司已经违反规定进行道路施工建设，海域使用权转让不具备法定要件。四、民事主体不能通过签订海域使用权征收补偿合同对海域使用权实施征收和补偿。五、《征迁补偿协议书》损害了第三人即昌盛渔业公司另一股东董锦团的合法权益。六、原审法院未准许调取董朝基被“双规”的证据，导致对其受胁迫签订协议的事实认定错误。七、《征迁补偿协议书》违反了海域使用权征收的规定，且是受胁迫订立的，是无效协议。八、原审法院未支持昌盛渔业公司的经济损失请求是错误的。
城建国投公司答辩称，昌盛渔业公司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一、《测绘图》即为《征迁补偿协议书》中的《测绘图》。二、《征迁补偿协议书》的标的物是明确的，《测绘图》只是《征迁补偿协议书》的附件。《征迁补偿协议书》不因合同标的不明确或缺乏必备条款而无效。三、城建国投公司与泉州市人民政府不是利益共同体。城建国投公司是在泉州市人民政府与昌盛渔业公司协商征用前头生产基地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与昌盛渔业公司订立《征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昌盛渔业公司也在（2011）丰民初字第3950号案件中予以确认。城建国投公司无权也不可能胁迫董朝基订立合同，昌盛渔业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征迁补偿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的。四、《征迁补偿协议书》不是附期限或附条件生效的民事合同，昌盛渔业公司以城建国投公司未来可能改变海域用途为由主张《征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不成立。即便将来城建国投公司违反《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的规定，也只是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五、《征迁补偿协议书》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损害第三人利益。
二审中，对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为此，对该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昌盛渔业公司二审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10份证据：1、城建国投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泉政办（2000）24号文件；3、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泉政文（2004）208号文件；4、泉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泉国资政治（2010）37号文件；5、泉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泉国资政治（2011）243号文件；6、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泉政文（2005）301号文件；7、泉州市人民政府泉政专772号会议纪要；8、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泉政办（2008）34号文件；9、2013年城建国投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10、2013年城建国投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网上发布）。其中，证据1至5用以证明城建国投公司是国有独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泉州市城东片区的征地拆迁中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成为征地拆迁的实施方；证据6至10用以证明城建国投公司自2005年起就是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重要领导成员，积极参与城东片区包括昌盛渔业公司渔业养殖基地在内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由此说明，《征迁补偿协议书》是征收拆迁补偿合同，而非海域使用权流转协议。另外，昌盛渔业公司二审时向本院书面申请向泉州市丰泽区纪委调取董朝基被“双规”的起止时间的证据，庭审后又向本院补充提交集美大学教授、厦门市集美区政协副主席宋振荣向省长信箱反映情况及丰泽区纪委的答复邮件、王细郎与杜谋宗于2010年10月2日谈话录音光盘及笔录，以此证明董朝基于2010年9月13日被丰泽区纪委“双规”、《征迁补偿协议书》是董朝基被“双规”期间受胁迫签订的事实。另外，昌盛渔业公司的股东董锦团在庭审后向本院书面申请要求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城建国投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城建国投公司是依据公司法成立的具有国有独资性质的公司，不能证明其在泉州市城东片区的征地拆迁中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作为征地拆迁的实施方。证据6至10无原件，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昌盛渔业公司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城建国投公司认为，第一，该两份证据应提交原件，特别是视听资料应提供录音的母本；两份证据没有明确证据来源，来源不合法；两份证据必须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否则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这两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第二，董朝基被“双规”的主要原因不是本案纠纷，而是他的其他行为；其被“双规”并未致其受胁迫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其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与其被“双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本院认为，对昌盛渔业公司二审时提交的证据1至5，因城建国投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只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此，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昌盛渔业公司提交证据6至10，虽然城建国投公司认为其均无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经本院依法核实，证据6至8为政府文件，证据9、10为公告，是真实合法的，且均与本案有关，故予以采纳。对昌盛渔业公司庭审后向本院补充提交的宋振荣的情况反映和丰泽区纪委的答复邮件、王细郎与杜谋宗的谈话录音光盘及笔录，由于昌盛渔业公司没有提供原件和录音资料母盘，城建国投公司又不予认可，且也无法证明董朝基被“双规”和其受胁迫订立《征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不予采纳。关于昌盛渔业公司申请向泉州市丰泽区纪委调取董朝基被“双规”的起止时间的证据，虽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但因即使董朝基是在被“双规”期间内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也无法证明董朝基是受胁迫并代表公司订立该协议，故调取董朝基被“双规”的起止时间的证据并无必要。董锦团向本院书面申请要求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城建国投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12日，注册资本金600000万元，国有独资企业，出资人为泉州市国资委，经营范围：管理运营市建委系统所属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国有资产、以及政府对城市建设投资的资金；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的业主。昌盛渔业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3日，注册资本金117万元，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两人：董朝基、董锦团；经营范围：淡水养殖、海水养殖；销售水产品、果蔬，是泉州市丰泽区城东前头社区养殖基地的海域使用权人，其持有两本《海域使用权证书》，即国海证073570068号、国海证053540002号，发证机关分别为福建省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终止日期分别是2057年5月22日、2020年2月1日；两证载明海域面积分别为2.781公顷、36.44公顷，共39.221公顷，折合588.3亩。
2005年10月8日，泉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泉政专772号《专题会议纪要》，决定成立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城建国投公司为指挥部成员之一。城建国投公司职责是负责城东片区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道路及地下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安置房的开发建设。2008年4月12日，福州雷力之星探测技术有限公司受城建国投公司委托对前头海域养殖基地测绘后，出具《昌盛渔业基地宗地面积图》，载明界内总面积569.274亩。2008年6月18日，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城建国投公司向昌盛渔业公司发出《关于征收昌盛渔业基地的通知》，明确征收范围包括昌盛渔业公司位于前头海域养殖基地全部用地，要求昌盛渔业公司配合前期测绘、评估工作，并书面提出征收理赔意见。2009年8月10日，泉州市人民政府作出（2009）207号《关于昌盛渔业公司基地征收搬迁框架意向书的会议纪要》，明确因城东片区开发建设需要，拟征收的昌盛渔业公司前头海域生产基地占地约600亩，确定了签订意向书的原则。意向书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征收补偿原则上采用货币补偿；2、拟征收的范围：以南环路为界，南环路以北部分纳入拟征收范围，保留昌盛渔业公司休闲项目用地，其中新增南环路以南至桃花山下约40亩边角地，并依法办理确权手续给昌盛渔业公司作为休闲项目配套用地，用于安置部分员工转产换岗的经营场所；3、另选金屿海域或泉州湾其他海域作为搬迁重建基地；4、在昌盛渔业公司取得新址的海域使用权和建设许可证后，同意其前头渔业生产基地由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城建国投公司征收，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后，昌盛渔业公司自行负责新海域基地重建工作。同日，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昌盛渔业公司分别作为甲方和乙方，根据上述原则，订立了《昌盛渔业公司前头生产基地征收搬迁框架意向书》。为建设滨江路B标段，2010年7月19日，城建国投公司与昌盛渔业公司订立《协议书》，主要约定：需动用昌盛渔业公司的部分海域面积36.545亩，昌盛渔业公司同意由城建国投公司征收；城建国投公司在协议订立后15日内先暂按每亩2万元共730900元支付给昌盛渔业公司作先期补偿款，在以后资产评估结算时予以抵扣。昌盛渔业公司收取了该730900元。2010年8月31日，泉州市人民政府专题研究昌盛渔业公司前头生产基地征迁工作，并作出（2010）208号《专题会议纪要》，决定：1、成立昌盛渔业公司前头基地征迁工作小组；2、征迁补偿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不提供商住用地作为补偿；3、理赔工作所需资金指挥部负责，用地和建筑物，凡各种手续齐全的，要依法依规予以补偿；未经批准或审批手续不完整的违章建筑，一律给予拆除，不予补偿；4、拆迁补偿协议必须一周内签订，否则，由丰泽区政府牵头强行拆除昌盛渔业公司的违章建筑。据此，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于2010年9月2日向昌盛渔业公司发出城东建指函（2010）75号《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关于城东片区昌盛渔业公司前头基地征迁的函》，要求其按要求时间确定征迁补偿方案。2010年10月10日，昌盛渔业公司与城建国投公司签订了讼争的《征迁补偿协议书》。2010年10月19日，福建天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城建国投公司委托，出具昌盛渔业公司前头基地赔偿项目评估价为6028.95万元，项目包括土地补偿款2729.63万元、附属物（含七层办公楼、休闲渔村）3105.97万元、停产停业费用73.38万元、搬迁补助费6.11万元、搬迁奖励金113.85万元。2010年10月25日，昌盛渔业公司向城建国投公司开具了款额分别为500万元、500万元、421.26万元、款项内容为征迁补偿款的三份收款收据，并加盖公章。2010年10月26日和2010年10月27日，城建国投公司通过银行先后于向昌盛渔业公司转款421.26万元、1000万元，合计为1421.26万元。2011年3月21日，昌盛渔业公司对赔偿项目评估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评估。2011年9月26日，昌盛渔业公司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征迁补偿协议书》。2012年3月22日，城建国投公司致函昌盛渔业公司，同意重新评估并据此协商征收补偿事宜。2012年12月25日，昌盛渔业公司申请撤诉。2013年1月24日，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昌盛渔业公司撤诉。2013年2月25日，昌盛渔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昌盛渔业公司在泉州市人民政府向其颁发国海证053540002号《海域使用权证书》后，未经审批于2005年12月在丰泽区城东前头社区养殖基地的玉兰海堤外建造六层半综合楼，占地562㎡，建筑面积3700㎡；在海堤上建设休闲渔业设施。2006年11月27日，泉州市城市建设监察支队对昌盛渔业公司违章建设综合楼进行立案处理。2006年11月29日，泉州市城乡规划局作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通知书》，责令昌盛渔业公司停止违法建设。2010年9月14日，休闲渔业设施被拆除。养殖基地的海域使用权现仍属昌盛渔业公司，养殖基地仍由昌盛渔业公司使用和养殖。
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征迁补偿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关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规定，昌盛渔业公司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并收取部分拆迁补偿款后，没有继续履行合同，而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征迁补偿协议书》，撤诉后又提起本案诉讼。昌盛渔业公司不继续履行《征迁补偿协议书》，实质上是对涉及前头生产基地内所有建（构）筑物、养殖场所有设施、海堤被拆迁、海域使用权被收回的补偿问题的反悔。对此争议，相关行政机关未进行裁决。所以，双方当事人因《征迁补偿协议书》产生的纠纷，应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昌盛渔业公司二审时提交的证据，证明城建国投公司是依法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城建国投公司，可以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为自身利益订立民事合同，也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委托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就房屋拆迁补偿等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城建国投公司之所以与昌盛渔业公司订立讼争《征迁补偿协议书》，是因为其根据泉州市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关于征收昌盛渔业基地的通知》、泉州市人民政府的《关于昌盛渔业公司基地征收搬迁框架意向书的会议纪要》，为了完成泉州市政府对昌盛渔业公司前头生产基地内所有建（构）筑物、养殖场所有设施、海堤的拆迁、海域使用权的回收的任务而订立。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东片区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专题会议纪要》第三条第三款关于城建国投公司主要负责城东片区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城东片区道路及地下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安置房的开发建设的规定，城建国投公司对前头生产基地进行拆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目的，是因城东片区开发建设的需要。昌盛渔业公司的前头生产基地内所有建（构）筑物、养殖场所有设施、海堤及海域使用权，是不动产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可以作为拆迁和回收的标的。城建国投公司进行拆迁和回收的条件是向昌盛渔业公司支付补偿款60289500元。城建国投公司拆迁和回收后，不是为了该企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房地产开发，而是为了落实泉州市政府开发建设城东工作部署，实质是为了泉州市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征迁补偿协议书》是双方协商对昌盛渔业公司所有的相关财产进行拆迁、海域使用权进行回收的补偿的协议。昌盛渔业公司关于城建国投公司无资格订立《征迁补偿协议书》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征迁补偿协议书》是否是在董朝基因被“双规”而受胁迫订立的问题，由于《征迁补偿协议书》订立后，昌盛渔业公司于2010年10月25日向城建国投公司开具三份收款收据，于2010年10月26日和2010年10月27日收取了1421.26万元，一审庭审时其对收款的事实并无异议，只提出其所收款项1000万元不是拆迁补偿款，而是赔偿款。如其系受胁迫订立合同，完全可以拒领。更何况其还是出具收款收据在先。故昌盛渔业公司主张其法人代表董朝基受胁迫订立《征迁补偿协议书》，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因此，《征迁补偿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的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征迁补偿协议书》是城建国投公司与昌盛渔业公司就昌盛渔业公司的前头生产基地内所有建（构）筑物、养殖场所有设施、海堤进行拆迁及海域使用权回收的补偿问题而订立的协议，不是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因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昌盛渔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董朝基受胁迫签订《征迁补偿协议书》及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的规定。因此，《征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昌盛渔业公司关于《征迁补偿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征迁补偿协议书》的性质认定不正确，但并未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关于《征收补偿协议》效力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昌盛渔业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认定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21.07元，由上诉人泉州昌盛渔业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莲玉
代理审判员 黄 挺
代理审判员 张文旺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付晓菲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