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终18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刚，男，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秭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77068645055。
代表人：韩海洲，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群，湖北钧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娟，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鹰，男，196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系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原负责人，住秭归县。现因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服刑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革，男，198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职工，住秭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松华，男，196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职工，户籍地秭归县，经常居住地宜昌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向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鹰、王革、夏松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7民初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向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上诉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群、陈美娟，被上诉人王革，被上诉人夏松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刘鹰因在服刑期间，未到庭参加诉讼。合议庭到刘鹰服刑地对其进行了询问。由于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共延长审理期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欠上诉人向刚借款本金224万元，并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自2014年1月7日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否认向刚6.3万元和96万元现金借款本金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应予改正。首先，关于夏松华经手的128万元借款的部分，一审法院未认定其中的现金借款6.3万元，但从一审向刚所举证据（借据、刘鹰、夏松华询问笔录）以及本案刘鹰、夏松华当庭所做陈述，均认可夏松华经手的128万元借款本金属实，其中6.3万元现金借款也是真实的。但一审法院将6.3万元现金借款从本金中扣除，于法无据。其次，一审判决不应扣减96万元现金借款本金，理由如下：1、2014年1月7日向刚、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双方经仔细对账确认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尚欠向刚借款本金224万元，并当场写下总借据一份，收回了此前的所有借据，之后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单位负责人刘鹰、两位经手人夏松华、王革及财务负责人周俊峰签字予以确认，并加盖公司行政公章和财务章。因此，2014年1月7日的借据一经形成，就意味着双方对此前所发生的所有借贷关系已经全面理清并予以固定而不存在任何争议。2、刘鹰在庭审时否认收到向刚96万元现金借款的事实，其陈述该96万元系84万元预期利息（2014年1月1日起的利息）和12万元未偿利息。这完全是虚假陈述，不值一驳。理由是：（1）本案向刚给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224万元是多年累积形成的，而非一次性借款。2014年1月7日双方汇总前的数次借款，刘鹰从未在借据中将预期利息加进借款本金，利息都是口头约定。刘鹰、夏松华的询问笔录表明，其对其他绝大多数债权人也是如此操作的，这是惯例，因此2014年1月7日的借据也不可能存在预期利息。（2）刘鹰对这96万元现金借款本金给出的解释与其自身的客观行为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3、夏松华在2015年1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说王革签字经手的96万元现金是每次向刚把钱送到刘鹰办公室后，刘鹰安排给向刚出的。经手人王革在2015年1月13日询问笔录里明确说，刘鹰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名义在2014年1月7前累计找向刚借现金96万元，并安排王革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其二人陈述相互印证，证明该96万元现金借款是客观真实的，而一审法院却以王革并未实际经手为由否认了这一事实，明显错误。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具体到本案96万元现金借款的部分，从出借人向刚的经济能力来看，向刚自己经营秭归客运站等多家实业公司，收入水平高，经济能力强，可见有足够的出借能力。从96万元的形成来看，这些现金借款并非一次出借，而是刘鹰在几年中多次向向刚借款累计而成，合情合理。从交易习惯上来看，在全国范围内，民间借贷的交付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支付，向刚经营多家实业公司，每日现金流水巨大，而其平时的交易习惯和消费习惯也常以现金为主，那么出借的资金中有96万元现金借款符合常理，更何况这96万元还是多次累计而成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先是以刘鹰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陈述否认向刚96万元现金借款的事实，又忽视向刚所举充分证据，其行为应属枉法裁判。二、一审判决将刘鹰、夏松华与向刚之间的102.25万元银行流水认定其中支付有55.84万元的借款本金，从而判决时扣减了相应借款本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先看刘鹰的银行流水，一审判决认定四笔款项共计54万元均是发生在2014年1月7日双方汇总出具借据之后，而刘鹰在讯问笔录以及当庭自述该54万元均是偿还2014年之后的借款利息，无任何借款本金。其次，再看夏松华的银行流水，其流水中所反映的流出金额为48.25万元，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还款的本金及利息显然是不成立的。理由是:（1）夏松华在回答询问时说：我经手的向刚、雷肖兰、杜红、刘波他们的本金都没有还，只支付了利息……（见2014年12月31日夏松华询问笔录），此话清楚无误的表明，夏松华所经手的128万元借款，本金分文未还。（2）从银行流水本身来看，只能看出从夏松华账户上流出了数笔资金，这些资金是干什么用的，看不出来。加之向刚与夏松华之间除公司这笔借款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在一审时仅提供该流水而无其他证据佐证，就更加说明夏松华这48.25万元不应当认定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向刚与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之间真实的借款事实，应以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而双方于2014年1月7日汇总出具的借条，已明确理清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该借条一经形成，即说明双方对账已核对完毕，不存在将夏松华该48.25万元不清不楚的流水计入本案借款之中。综上，一审判决将刘鹰、夏松华与向刚之间的102.25万元银行流水认定其中支付有55.84万元的借款本金，没有事实和法律支撑，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向刚与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虽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但依据向刚所举证据以及夏松华、刘鹰等人的当庭陈述足以证明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五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向刚诉请按月息两分的标准计算利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一审判决时一方面引用该项法律规定，但在判决时未支持向刚的该项诉请，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严重不足，其枉法裁判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向刚的合法权益，为此，向刚特上诉至二审法院，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向刚的上诉请求。
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辩称：1、事实上刘鹰与向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借款行为，2014年1月7日刘鹰出具的借条，仅该份证据上有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公章，再无其他证据印证。2、夏松华与向刚之间的借款系其夏松华与不特定的人非法集资的行为，与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无关。3、刘鹰、夏松华与向刚之间借款还款予以冲抵，仅欠款194500元。4、向刚陈述不属实，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非个人，不可能与其口头约定利息。只有个人之间借款才能口头约定，说明向刚在上诉状中再次自认系个人之间的借款，与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无关。
王革辩称：1、2014年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总经理刘鹰打电话给王革，叫其到刘鹰办公室，刘鹰拿出借据说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有业务发展，自2011年起多次找向刚借款，现在未归还的金额已经核对清楚，并签字。叫王革在借据上按刘鹰所说的作为经手人签字，王革按其要求签字，离开办公室后，碰到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财务室周峻峰，说刘鹰让他去确认一下款项并盖公章。2、96万元大额款项，该借据王革签字后加盖了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财务室印章，若认定王革向向刚拿了96万元现金，同时也应该认定王革将96万元现金交到了财务室。3、王革签字是按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经理刘鹰要求执行，是职务行为。
夏松华辩称：关于夏松华由公司指派经手向向刚借款128万元，这是属实。其中，121.7万元有银行的转账明细，有6.3万元是现金借款。这些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收到后，其去向在一审时都以证据的形式向法庭提交，主要的去向是偿还了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向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而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是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作为营业收入上缴给了上级公司。目前，这笔款项依然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上级公司手中。
刘鹰辩称：一、刘鹰的行为属职务行为。2010年11月，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为完成市公司下达的任务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秭归支行贷款300万元，该贷款已全部上缴市公司，后由于市公司将工程款拨付给了施工公司，而施工公司又迟延返还工程款，导致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无钱偿还贷款，才陆续向向刚等人借款。在向向刚等人借款时，刘鹰是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负责人，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偿还因最初的300万元贷款而滚动产生的借款本息，借条上加盖了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公章，刘鹰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承担。二、刘鹰不应当被追加为本案被告。刘鹰向向刚借款属履行职务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申请追加刘鹰为被告是错误的。三、借条是汇总后出具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实际只欠向刚借款本金128万元、利息12万元，从2014年1月1日开始以上述本息140万元为基数、月息5分计算了一年的利息84万元，合计为224万元。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的利息已经付清，最后一次付息是2014年9月30日，通过银行给向刚公司出纳傅玉华转款12万元（其中10万元是找刘鹰妻弟胡刚所借，另2万元是向刘鹰女婿余雪峰所借），具体尚欠向刚的本息数额请求法院依法认定。
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7）鄂0527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上诉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不承担责任，改由被上诉人刘鹰、王革、夏松华连带承担全部责任；三、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2014年1月7日，刘鹰向向刚出具《借据》，认定当天收到向刚现金人民币224万元，注明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借据》表述当天收到现金的内容系捏造的，这个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事实上，刘鹰与向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借款行为；夏松华与向刚之间的借款行为，系夏松华向社会不特定公众的集资行为，并且借款还款冲抵，仅欠款194500元；2014年1月7日，夏松华认为欠向刚128万元，王革认为其在向刚手中拿现金96万元；刘鹰就出具了《借据》，仅仅这一份书面证据上有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公章，再无其他证据。而且，在庭审过程中，刘鹰否认收到过向刚现金。这个事实也应当予以认定。另外，湖北华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出的专项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中反映，夏松华与向刚在此之前就存有借贷往来，确认借款121.7万元，还款102.25万元，均从两人的个人银行账户流转。这个事实也应当予以认定。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1、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系国有央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分公司；2、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集资借款，不在电信公司的经营范围内；3、刘鹰只是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公司管理人员，不是电信公司的股东，其行为不能认定为代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职务行为；4、夏松华对不特定公众集资借款，年利率均约定为60%（包含本案被上诉人向刚）；5、刘鹰在明显知道不能够偿还的情况下以国有央企的名义虚构借款用途对外进行借款，明显违法甚至构成犯罪。任何一家国有央企都不会向任何人以60%的年利率进行借贷，这是常识。在我国，所有的国有行政、司法、事业、企业单位，作出相应的行为，都有相应的程序要求，这也是常识。上述五个事实，是向刚在借款时明知的；并且上述两个常识，向刚也是应当知道的；本案中，向刚明显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该合同对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不应产生法律效力。在该起事件中，一审法院一方面判处刘鹰超越权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该刑事案件中还涉嫌非法集资罪、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另一方面，再判决认为该犯罪行为，代表电信公司，同时在民事判决中认定刘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向刚辩称：1、向刚在本案中提交的借据是客观真实的，该借据已由一审法院包括案涉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都予以认定该借据的真实性。所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所述借据是捏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本案刘鹰作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原负责人向向刚借款并且安排夏松华、王革经手借款，并且出具借据又加盖公司公章，所以向刚有理由相信，刘鹰是代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向其借款。向刚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刘鹰一再向向刚强调，其所借的借款都是用于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经营，不是其私人自用。综上所述，刘鹰的行为是代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向向刚借款是客观真实的，其法律后果也应当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承担。
王革辩称：王革只是按照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总经理刘鹰的要求在借据上签字，个人从中未获取任何利益，并非受益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认为王革承担还款的义务与客观事实不符。
夏松华辩称：夏松华是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领导安排下经手借款的，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这个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承担。况且，夏松华从借款合同中，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而本案的借款受益人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因此，夏松华依法不应对借款承担清偿责任。
刘鹰辩称：与针对向刚上诉的答辩意见相同。
向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偿还原告向刚借款224万元及该款剩余利息（从2014年1月7日至还款之日，按照月息2分进行计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28日，其经营范围为基础电信业务及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培训、设备生产与销售、施工与维修等。刘鹰于2009年任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副总经理并主持全面工作，2012年任该分公司总经理（负责人），2014年7月被调往宜昌市电信公司，2017年3月因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处刑罚现服刑中；王革从2014年元月至8月任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市场部主任，9月、10月任大客户部主任，同年11月被免职后成为普通职工至今；夏松华从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郭家坝经营部上班，此后任政企客户部副主任至2014年10月，后被免职为普通职工至今。从2012年6月22日至2014年3月1日，夏松华受刘鹰安排向原告借款，原告先后8次通过银行转账至夏松华账户121.7万元。2012年8月26日至2014年9月30日，被告夏松华，刘鹰及通过他人向原告14次转账还款102.25万元。2014年1月7日，刘鹰给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向刚现金贰佰贰拾肆万元整（224万元），归还期2014年12月31日。借款人刘鹰”，夏松华在借据上备注“按公司安排本人经手在向刚手中拿现金128万元整（壹佰贰拾捌万，经手人：夏松华）”，王革在借据上备注“按公司安排本人经手在向刚手中拿现金玖拾陆万元整，经手人：王革）”，周俊峰（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财务人员）在借据上备注“以上情况属实”，借据上落款日期处盖有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行政公章，借据内容和夏松华、王革备注内容处加盖了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财务室印章。原告诉请一审法院依法判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借款人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还是刘鹰、夏松华、王革？二是借款本息如何认定。一、关于谁是借款人即谁应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刘鹰作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原负责人，其向原告借款并安排夏松华具体经手借款，之后出具借据并加盖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公章，原告有理由相信刘鹰是代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向其借款，其无义务审查借款行为是否超越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对刘鹰的行为是否超越权限也不知情，因此，刘鹰代表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向原告借款的行为有效，其后果应该由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承担，刘鹰、夏松华、王革辩称不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民事责任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二、关于对原告诉称的借款本息认定问题。虽然借据上载明的金额为224万元，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只有夏松华经手的借款121.7万元，其余部分无证据证实，且其中96万元从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以看出王革并未直接经手，刘鹰当庭否认原告陈述的分多次将现金交付给其的事实，原告亦未提供其他充足证据证实，故对该部分无法认定。双方在借条中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借条所期限内和逾期后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实施之日前（2015年9月1日），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不超过年利率24%计付利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实施之日起，应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部分，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双方在借、还款的过程中截止2014年10月前实际履行还款的部分为102.25万元，因未明确所还款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双方在借贷履行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至一年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6%，原告称与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口头约定的利率明显超出上述利率的四倍（年利率24%），故超出部分依法不予保护，按照上述规定，应当按还款时不超过年利率24%的计算利息，计算到月，先付利息，后还本金的方式确定还本付息的数额，认定支付利息数为46.41万元，偿还本金数为55.84万元（见附表）。本案借贷关系中虽有部分借款事实尚不能确定，但有借款、还款的基本事实发生、客观存在，综合判断本案并非虚假民事诉讼，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辩称属于虚假民事诉讼的理由，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欠向刚借款本金65.86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10月起2015年8月的利息，按年利率6%支付2015年9月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刘鹰、夏松华、王革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24720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负担7416元，向刚负担17304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所涉民间借贷的债务承担主体；二是借款本息如何确定。
一、关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的债务承担主体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被上诉人刘鹰因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鄂0527刑初67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该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书中确认“自2011年5月至2014年6月间，被告人刘鹰违反电信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擅自行使未经电信公司授权的职权，本人及安排公司工作人员夏松华、王革、唐炼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名义向韩雄、谭建、李进修、向刚、杜红、雷肖兰、韩晓松等人高息借款2037万元……所筹集资金少部分用于虚报公司业务收入及支付税金，大部分未进入公司账户而在账外用于偿还邮储银行贷款及滚动借款的本息。”因此，对本案所涉向刚的借款是刘鹰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名义借贷并用于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秭归支行贷款及滚动借款的本息的事实应予以确认。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内部权限划分上对负责人对外订立合同进行了明确限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的出借人向刚与刘鹰、夏松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由于单位负责人的行为及意思表示是通过负责人以单位的名义所为的行为，故单位负责人的行为即是单位的法律行为，刘鹰在借款凭证上签字并加盖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印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对借款的确认，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单位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应当对刘鹰及夏松华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对案涉借款负有还款责任。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上诉称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二、关于借款本息的认定问题。（一）对向刚出具的2014年1月7日的《借据》如何认定。向刚主张该借据是经其与刘鹰、王革、夏松华对账后确认的欠款数额，应当以此借款凭证确认其享有的债权；刘鹰称2014年1月7日对账确认的224万元的组成是夏松华经手找向刚借款128万元加上所欠利息12万元以及计算了一年的待付利息84万元；夏松华称由其经手找向刚借款128万元，其中有6.3万元是现金的事实属实；王革称其虽然在借据上按刘鹰所说的作为经手人签字，但其本人并未实际收到向刚出借的现金96万元。本院认为，1、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向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夏松华交付了121.70元款项，该笔借款应当予以认定；2、向刚陈述其向夏松华交付现金6.3万元，夏松华对此事实予以认可，刘鹰亦认可该事实，且双方均称在2014年1月7日将原借据收回后将此笔借款计入了重新出具新的《借据》中，故向刚主张其向夏松华交付现金6.3万元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3、《借据》上虽然有王革书写的“按公司安排本人经手在向刚手中拿现金玖拾陆万元整，经手人：王革”，但由于王革否认其收到过向刚出借的96万元款项，刘鹰、夏松华也承认王革并未实际经手找向刚借钱，向刚也没有提供其向王革确实交付了96万元现金的证据，因此，王革在借据中书写的其经手借款96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4、根据刘鹰、夏松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2014年1月7日的借据中所包含有所欠利息12万元及提前计入的待付利息84万元，因约定的利率标准畸高，且向刚在与刘鹰等结算时对实际已支付的利息未进行核算，故借据中将该两笔利息计入本金的行为本院不予确认。综上，向刚提交的2014年1月7日的《借据》中载明的借款金额224万元，只能认定实际发生借款本金为128万元。
（二）关于利息问题。1、本案案涉借款至2014年1月7日确定借款本金总额为128万元，因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5分，明显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向刚诉请从2014年1月7日起至还款之日按照月息2分计息的请求成立，予以支持。2、截止2014年3月19日，以借款本金12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其利息为59756.71元（128万元×24%/年÷365日/年×71日），实际支付1万元，即截止2014年3月19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欠本金128万元，欠利息49756.71元；截止2014年4月18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26230.82元（1329756.71元×24%/年÷365日/年×30天），实际支付15万元，多余部分123769.18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4月18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为1205987.53元；截止2014年4月23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3964.89元（1205987.53元×24%/年÷365日/年×5日），实际支付13万元，多余部分126035.11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4月23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为1079952.42元；截止2014年6月25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44736.66元（1079952.42元×24%/年÷365日/年×63天），实际支付14万元，多余部分95263.34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6月25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为984689.08元；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62804.28元（984689.08元×24%/年÷365日/年×97天），实际支付12万元，多余部分57195.72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为927493.36元；因此，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实际尚欠借款本金为927493.36元，并应从2014年10月1日起以该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至实际付清借款时止。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向刚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中国电信秭归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7民初342号第二项，即刘鹰、夏松华、王革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
二、撤销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7民初342号第一项，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欠向刚借款本金65.86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10月起2015年8月的利息，按年利率6%支付2015年9月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欠向刚借款本金927493.36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并从2014年10月1日起以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9440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秭归分公司负担24720元，向刚负担247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兆勇
审判员 赵春红
审判员 肖小月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