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02行终153号原公益诉讼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秀莲，女，1964年4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南雄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叶海明，男，1981年8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南雄市。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建军，广东比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雄市财政局。地址：广东省南雄市雄中路***号。法定代表人：姚远华，局长。委托代理人：余圣军。委托代理人：李英桂，广东永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地址：广东省南雄市八一街宾阳路*号。法定代表人：张红华，局长。委托代理人：龚金凤。委托代理人：徐朝阳，广东言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其贵，男，1974年9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南雄市。上诉人李秀莲、叶海明因与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原审第三人刘其贵不履行财产、保护财产权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203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9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1日进行了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公益诉讼人在查处一起涉嫌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件过程中，发现时任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2010年前原名称为南雄市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局长的曾启斌存在受贿及滥用职权嫌疑，遂对其立案查处。经查，曾启斌在任职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期间，除收受多人贿赂外，还在组织实施“国家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中存在徇私舞弊，将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养猪场上报申请，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其中，曾启斌在2007年间，在主田生猪养殖户李秀莲、乌迳生猪养殖户叶海明、全安生猪养殖户刘其贵三人申请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资金过程中，明知其三人的规模在年出栏量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在收受5万元贿赂的情况下，将其三人的猪场上报，使得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分别获得30万元、15万元、15万元的国家专项补贴，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公益诉讼人在查实曾启斌的犯罪事实后，依法将其公诉至南雄市人民法院，后经该院生效的（2014）韶雄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曾启斌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00元，犯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5000元。前述曾启斌徇私帮助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获得国家补贴资金共计60万元的事实在该刑事判决书中得到了认定，曾启斌收取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支付的5万元款项亦作为曾启斌犯受贿罪的事实得以认定。另查明：关于本案的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的精神，安排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的改扩建项目，参与申报的养殖场均需符合一定的规模化标准，补助标准按年出栏量分为五个档次。该项目在广东省的具体申报程序为：由各地级市以上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农业（畜牧）部门，按照中央投资补助控制规模和申报标准组织有关县（区、市）改革和农业（畜牧）部门及项目单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由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农业（畜牧）部门审核并汇总本市项目，联合上报省发展改革委和省农业厅，由省农业厅汇总审查全省建设项目，并提出审查意见抄省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经综合平衡后，审批项目实施方案并批复到有关市级发展改革部门和农业（畜牧）部门，同时联合省农业厅向国家改革委和农业部上报项目中央投资补助计划。2007年8月31日，李秀莲以其经营的主田古子坑种猪场的名义，叶海明以其经营的南雄市乌迳镇田野良种猪场，刘其贵以其经营的河塘斋公坑猪场的名义，向南雄市发展与改革局、南雄市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被告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的前身）提出关于上报经营猪场标准化规模养猪场（小区）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申请，分别申请中央投资专项资金30万元、15万元、15万元用于建猪舍、沼气池、消毒室、道路硬化、栏舍设备及引种等项目，其中李秀莲经营的主田古子坑种猪场由南雄市主田镇主田村委会按照南雄市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的要求出具了年出栏商品猪证明，叶海明经营的南雄市乌迳镇田野良种猪场出栏证明系按照其自己所说的数据直接出具的，畜牧局及村委会的人员没有去猪场实地核实过，而刘其贵经营的河塘斋公坑猪场的申报材料，则完全系由南雄市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制作，其甚至完全不清楚申报材料中的《生猪出栏量证明》。在备齐李秀莲、叶海明和刘其贵等人的申报材料后，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初审予以批准，并协同南雄市发展与改革局将其三人的养猪场上报。经过申报和审批，南雄市的四个养殖场被列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200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共计安排建设资金110万元，含本案所涉及第三人经营三家养猪场共计60万元补助资金。2008年4月25日，韶关市财政局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粤财建[2008]16号），向本市各县（市、区）财政局发出《关于下达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韶财建[2008]6号）文件，向各县（市、区）财政局下达了拨款指标。此后，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分别从被告南雄市财政局领取了30万元、15万元、15万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资金。再查明：公益诉讼人在曾启斌徇私帮助钟志等人骗取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犯罪事实得到认定的情况下，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雄检民（行）政违监[2016]xxxxxxxxxxx号检察建议书，并于次日送达给了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建议两单位：1、依法履行职能，依法追回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200万元；2、依据部门职能，全面排查，加强监督，对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整治。并要求两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公益诉讼人。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于2016年12月27日分别向公益诉讼人作出《关于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回复称收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后，召开了由财政、发改和畜牧水产局以及李秀莲等原养殖户主参加的专题会议，明确当年申报的专项资金是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应当予以追回。现已进行全面排查，将继续加大对流失的专项补贴资金的追缴力度，依时足额上缴。但公益诉讼人认为，迟至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时，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水产局仍未追回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其原因即为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水产局存在怠于履行职责的违法行为，为此向法院提起本案的行政公益诉讼。还查明：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水产局在收到公益诉讼人发出的检察建议书后，于2016年12月27日会同南雄市发改局召集包括李秀莲在内的8名养殖户就追缴骗取的专项资金召开了会议，之后对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进行了询问，并在询问结束之时口头告知其三人所申报的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是在不符合申报条件下获批的，故要求其三人将该项目资金如数退还给南雄市财政局，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称已知晓告知内容，但李秀莲认为其当时的申报条件是符合规定的，叶海明则称大家都一样就照法律法规处理，刘其贵称当时其是被动申请资金的，只是交齐材料，各相关部门已经审批。尔后相关单位并未向李秀莲等三人出具任何要求其退还专项补助资金的书面材料。至公益诉讼人于2017年1月24日提起本案行政公益诉讼之时，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并未将项目资金退还南雄市财政局，后在公益诉讼人提起本案诉讼后，刘其贵于2017年3月20日向南雄市财政局退还了所领取的15万元国家专项补贴资金。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履行其他行政行为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纠纷案，公益诉讼人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曾启斌徇私舞弊，将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养猪场上报申请，帮助主田生猪养殖户李秀莲、乌迳生猪养殖户叶海明、全安生猪养殖户刘其贵三人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共计60万元的事实，已在生效的(2014)韶雄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中得以认定。第三人李秀莲、叶海明提出在曾启斌刑事案件中，第三人只是作为证人作了口供，没有参与诉讼，对于收钱时间和原因存有异议，并不是因为不符合条件申报而给钱，而是项目已经审批下来之后，因为曾启斌个人在办理该过程中拖延，为了降低检疫费和提高办理效率，所以给钱的意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之规定，人民法院仅在发现裁判文书中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之时才不能使用生效裁判文书中所认定的事实，而本案中，虽然曾启斌、李秀莲、叶海明虽然因时间久远对行贿和受贿的时间记忆存在误差，但从曾启斌的供述及李秀莲、叶海明及刘其贵的证人证言中均可确认，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系在获得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过程中向曾启斌送钱，其目的即为顺利获取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的资金，获得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过程不应仅局限在通过审批之前，而应延续至实际获得国家专项补贴资金之时；而关于第三人养殖场的出栏量问题，第三人李秀莲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之时，已经确认年出栏商品猪证明上内容系他人所写，李秀莲在此过程中仅起转交的作用，即李秀莲对于自己所经营的猪场年出栏量是清楚的，但其所掌握的内容并未在证明上直接体现，叶海明经营的猪场的出栏量则是在相关部门未经审核的情况作出，刘其贵经营的猪场，其申报材料则完全由他人所制作。综上，本院认为(2014)韶雄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曾启斌帮助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主田生猪养殖户李秀莲、乌迳生猪养殖户叶海明、全安生猪养殖户刘其贵获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事实并不存在重大问题，因此，该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亦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据此，认定第三人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领取本案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行为确属财政违法行为。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两者的职能范围并不相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第九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作。”的规定，本案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作为负责南雄市辖区内畜牧渔业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履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法定职责。而根据国务院公布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第九条第一款：“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二）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第十四条第一款：“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规定，南雄市财政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有对辖区内的财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本案中，南雄市财政局在国有资金被违法占有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履行查处职责，在其未履职阶段检察机关向其发出的检察建议书，被告南雄市财政局虽然在一个月期限内作出了书面回复，但在公益诉讼人起诉前并没有依职权作出处理，致使国家财政资金未能得到及时保护，公益诉讼人要求确认南雄市财政局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而作为履行农业行政职能的被告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并不具有处理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领取财政专项补贴资金违法行为的职能权限，因此难以认定被告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在追回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违法占有国家财政资金过程中存在怠于履职的行为。至于公益诉讼人要求判决被告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水产局依法履行职责，追回被骗取的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共计6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第三人刘其贵已于2017年3月20日退还了所领取的15万元至被告南雄市财政局，国家的该部分财政资金得到了保护，但尚余45万元国家财政资金仍处于被违法占有状态，被告南雄市财政局具有查处财政违法行为的职责，理应对本案的财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第三人刘其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南雄市财政局在追回被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非法占有的60万元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过程中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二、被告南雄市财政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在法定期间内对李秀莲、叶海明违法占有45万元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的事项，依法履行查处财政违法行为职责。上诉人李秀莲、叶海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应当驳回其起诉。但原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期限进行审查，对于上诉人提出己超过法定期限的抗辩没有进行审查，完全回避了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第二条主要内容第（三）其他事项的规定：“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申报专项补贴项目的时间是2007年8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审批该项目的时间是2008年2月，至今该行政给付行为己经作出了10年时间，己远远超过上述最长的法定期限5年，应当不予受理。另外，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案外人曾启斌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是在2013年10月26日，并于2013年12月23日提起了公诉（详见2014韶雄刑初字第3号），因此，退一步来说，即使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申报专项补贴不符合规定，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10月份侦查期间及2013年12月审查起诉期间就己经知道上诉人申报专项补贴的情况，并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了判决，但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没有在2年内提起诉讼，因此，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应当不予受理，并驳回其起诉。二、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程序不合法。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和“广东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第二条主要内容中的第（三）项“其他事项”的规定可见“1、试点期间，地方人民检察院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先行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按照上述规定，对个案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是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但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没有就本案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提起公益诉讼的批文，也没有层报手续，因此，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起诉不合法。三、政府部门向上诉人支付的专项补贴的行为属于行政给付行为，在该行政给付行为没有被撤销前，上述行政给付行为仍是合法有效的。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撤销上述行政给付行为前，任何单位无权要求追回该专项补贴。根据《关于抓紧做好2007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第四条：“申报程序和有关要求”的规定可见，涉案补贴的审批机关是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其他地方行政机关仅是向上级机关提出“审查意见”，并不是行政给付行为的决定机关。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原审提交的证据9即“雄发改联[2008]1号”和“韶市发改联[2008]3号”两份文件也显示，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韶关市农业局及南雄市发展和改革局、南雄市畜牧水产局仅是“转下达”上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角色，并不是直接作出具体行为的机关，而南雄财政局仅是按照上级对该专项补贴的项目的批文依法发放补贴，因此，南雄市财政局和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作为下级行政机关，无权撤销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作出的行政给付的审批决定，也无权在审批机关没有撤销行政给付行为的情况下向上诉人追回涉案补贴资金，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两个没有相应职权的两行政单位追回补贴资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原审法院判决要求南雄市财政局查处财政违法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主张上诉人2007年的养猪场年出栏量不符合申请条件，按此逻辑说明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知道并且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养猪场年出栏量，但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没有任何数据和有效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当年申报专项补贴时猪的年出栏量”这一事实，其只是笼统的主张年出栏量不符合，那到底年出栏量是多少，还差多少,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启斌刑事判决书存在重大问题，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南雄市人民检察院主张上诉人2007年的养猪场年出栏量不符合条件的依据是其提交的证据11和12，即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和(2014)韶雄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但上诉人认为该起诉书和判决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也不能以该判决书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理由是：1、该刑事案件中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曾启斌收受生猪养猪户“卢锦棠、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的贿赂5万元，认定卢锦棠符合申报条件，而李秀莲、叶海明和刘其贵则不符合申报条件，认为曾启斌帮助后三者骗取国家专项补贴60万元。曾启斌收受卢锦棠、李秀莲、叶海明和刘其贵四个人的贿赂，而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只指控李秀莲、叶海明和刘其贵三个人不符合申报条件，没有指控卢锦棠不符合申报条件，由此可见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应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养殖户2007年养猪的年出栏量的具体数据，否则，就不会认定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不符合而只有一个人符合，但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和本案当中都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和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当年养猪的年出栏量是多少，仅是单方面指控，没有任何数据予以佐证其主张，因此，上诉人认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主张上诉人2007年的养猪场年出栏量不符合申报条件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曾启斌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问题，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首先，从曾启斌的讯问笔录和卢锦棠、李秀莲、叶海明三个人的询问笔录来看，四个人的笔录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提到上诉人的养猪场的年出栏量，曾启斌的讯问笔录（原审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证据1）也没有说上诉人的养猪场2007年的年出栏量不符合条件，其只承认收受过养殖户的贿赂（证据1第3页），以及说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四家是第一批申请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并且是经过事前筛选才确定上诉人等四家可以向南雄市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即被上诉人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提交申请材料(详见曾启斌讯问笔录第6页)，从来没有说上诉人的申请报条不符合，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也没有说自己当年的养猪场年出栏量不符合申报条件。南雄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也没有任何数据来证明上诉人当时养猪场的年出栏量，因此，在刑事案件里面指控上诉人的养猪场当年的年出栏量不符合申报条件完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次，曾启斌刑事判决书是对曾启斌受贿和滥用职权进行审查，对上诉人及其他养殖户的养猪场年出栏量的具体数量没有作出审查和认定，而且年出栏量是否符合条件也不是该刑事案件审查内容，仅对曾启斌是否收受贿赂进行审查，而上诉人不是该刑事案件的诉讼当事人，没有参与到该案件的诉讼审理当中，对于该案认定的事实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且该案件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如曾启斌收受贿赂的时间明显错误，该判决书认定曾启斌因涉案补贴项目收受卢锦棠、李秀莲、叶海明和刘其贵贿赂的时间是“2007年5月”，但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证据5显示广东省下发该补贴项目通知的时间是“2007年8月”，上诉人申报项目的时间是2007年8月，通知要求各地级市上报的时间是2007年9月15日前，曾启斌不可能在没有收到项目通知时即向上诉人收取贿赂。从卢锦棠、叶海明、刘其贵三人笔录中陈述给曾启斌5万元的时间是2008年下半年或9月份，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证据9显示该项目审批并下达到南雄的时间是2008年3月份，即曾启斌向四人收取5万元贿赂是在项目审批下来之后收取的，符合上诉人为了降低检疫费而向曾启斌送钱的陈述，而降低检疫费与上诉人的养猪场的年出栏量是无关的。可见，该刑事判决书对于曾启斌收受贿赂的时间及原因认定明显错误，该刑事判决书第20页最后一段“16、被告人曾启斌的供述……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经过”，对于这一查明的事实，显然是错误的，曾启斌从来没有说上诉人的申报不符合条件，只说了“钟志、肖飞”两人不符合申报条件，因此该判决书在描述事实时一并将上诉人与“钟志、肖飞”等人写进去认为上诉人当时不符合申报条件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再次，认定曾启斌收受贿赂能当然的推定上诉人当时申报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养殖户卢锦棠也给了曾启斌钱，但也没有认定到卢锦棠申报不符合要求，可见，曾启斌刑事判决书对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养殖户是否符合当时申报条件，并不是该刑事案件要审查的内容，也就是说不管养殖户的申报是否符合条件都不影响对曾启斌定罪量刑，只要曾启斌收受了养殖户的贿赂，其就构成犯罪，因此，该刑事判决书其实并没有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养殖户当时申报专项补贴时的养猪年出栏量进行审查认定，即使作出了审查认定，其认定上诉人申报条件不符合也是严重缺乏证据的。因此，刑事案件里面认定曾启斌明知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养殖户不符合申报条件而收受贿赂是明显缺乏证据证实的，曾启斌向卢锦棠、刘其贵、李秀莲和叶海明四人收受贿赂是因为项目审批下来后，曾启斌作为局长，一直不签名盖章给四人办理领取补贴的手续并要求四人按百分之十几个点交检疫费，是曾启斌个人违法设卡叼难四人，为了降低检疫费少交钱，四人才向曾启斌送钱的，但这与养猪场的年出栏量是完全无关的。因此，不能因为向曾启斌送钱就当然认定上诉人申报的条件不符合规定。因此，对于曾启斌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不符合申报条件这一事实是有重大问题的，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才能处理本案，因此在本案当中不能依据该刑事判决书作为裁判依据。五、原审判决直接判决要求查处上诉人财政违法行为，干涉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存在越权行为。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可以依法要求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但行政机关具体如何作为，这是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检察院无权干涉和要求行政机关做出明确和具体的行政行为。作出行政给付的审批关机可以依法职权和法定程序对是否追回上述款项作出处理，处理的结果可以是追回，也可以是不追回，即有两种选项，只要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不管什么处理结果，都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检察院都无权干涉，而原审判决直接要求被上诉人南雄市财政局直接查处上诉人财政违法行为，限制了行政机关做出不同结论的行为，追回补贴变成了唯一选项，干涉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是否追回项目补贴作出处理，应由作出决定的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依法处理，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更不能迳直判决要求追回补贴资金，否则是干涉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为。在审理本案前，对上诉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应有个前置认定处理程序。上诉人与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南雄市财政局对于当时申报补贴是否符合条件尚存争议，应由上诉人与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在这争议解决过程中，即使行政机关认定上诉人申报的条件不符合规定并作出撤销行政给付行为的决定，上诉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享有行政复议和诉讼等法定的救济权，在争议事实没有作出生效裁判之前，检察院无权迳直要求追回涉案补贴资金，原审法院支持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直接追回补贴的诉求，变相剥夺了上诉人通过行政复议和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救济权利，是显失公平的，因此对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应当有个前置认定处理程序，否则在当事人对事实有争议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追回涉案补贴资金。综上所述，请求：１、撤销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的(2017）粤020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承担。被上诉人南雄市人民检察院答辩称：一、公益诉讼人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2015年7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根据试点的实施方案，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本案中李秀莲、叶海明骗取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一直未返还，致使国家利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的状态。公益诉讼人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本案，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符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因此公益诉讼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二、公益诉讼人的起诉程序合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中规定案件经层报审批之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内部审批环节。经过试点一段时间后，2016年10月，最高检已经将提起公益诉讼的审批权下放到省检察院，公益诉讼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已经经过最高检授权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认为公益诉讼人起诉程序不合法没有事实依据。三、(2014)韶雄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可以作为本案裁判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之规定，人民法院仅在发现裁判文书中所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之时才不能使用生效裁判文书中所认定的事实。本案中，虽然曾启斌、李秀莲、叶海明因时间久远对行贿和受贿的时间记忆存在误差，但从曾启斌的供述及李秀莲、叶海明及刘其贵的证人证言中均可确认，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系在获得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过程中向曾启斌送钱，其目的即为顺利获取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的资金，获得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过程中仅局限在通过审批之前，而应延续至实际获得国家专项补贴资金之时；而关于第三人养殖场的出栏量问题，第三人李秀莲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之时，已经确认年出栏商品猪证明上内容系他人所写，李秀莲在此过程中仅起转交的作用，也即李秀莲对于自己所经营的猪场年出栏量是清楚的，但其所掌握的内容并未在证明上直接体现，叶海明经营的猪场，其申报材料则完全由他人所制作。综上，(2014)韶雄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曾启斌帮助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李秀莲、叶海明获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事实并不存在重大问题，因此，认定李秀莲、叶海明领取本案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行为确属财政违法行为。原审判决南雄市财政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秀莲、叶海明违法占有的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的事项，依法履行查处财政违法行为的职责符合法律规定。南雄市财政局作为县级政府的财政部门，负有对本辖区内的财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鉴于受侵害的中央补助资金尚未追回，仍处于被违法占有状态，南雄市财政局具有查处财政违法行为的职责，应对本案的财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最后，公益诉讼人认为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作为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是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给予的补贴，是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而设立的专项资金，也是落实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负有专项资金的组织实施、管理和检查的职责，未严格把关，将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养殖场上报，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南雄市财政局作为县级财政部门，未依法履行财政职能，在明知专项补贴资金发放错误的情况下，未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对相关当事人作出处理，依法追回被骗取的国家专项补贴资金，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的状态。综上所述，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20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南雄市财政局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材料。在二审庭审中认为公益诉讼是授权，国家法律是没有追溯权，授权后才有公益诉讼人，公益诉讼也要按照行政诉讼法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综上认为，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被上诉人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作。”故答辩人作为负责南雄市辖区内畜牧渔业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履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法定职责，并不具有处理上诉人领取财政专项补贴资金违法行为的职能权限。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一、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要求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对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三户生猪养殖户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60万元有无职权追回；二、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要求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追回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三户生猪养殖户骗取的国家专项补贴资金60万元有无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要求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对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三户生猪养殖户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60万元有权追回。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提起公益诉讼前，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督促、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根据上述决定，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要求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对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三户生猪养殖户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60万元有权要求南雄市财政局追回。二、南雄市人民检察院要求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追回李秀莲、叶海明、刘其贵三户生猪养殖户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60万元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于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该决定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在提起公益诉讼前，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督促、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2015年7月2日印发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2015年9月6日印发广东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11月30日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向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履行职能，依法追回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专项补贴资金，2016年12月27日，南雄市财政局、南雄市畜牧兽医水产局书面答复南雄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1月24日，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从上述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明确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起诉期限。从南雄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到提起公益诉讼，也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年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秀莲、叶海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 靖审判员 徐肇廷审判员 邹征衡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谢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