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内07民终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靖发，男，196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内蒙古纳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金芝，女，1969年5月3日出生，达斡尔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内蒙古讷莫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海（系刘蒙父亲），男，196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玉花（系刘蒙母亲），女，197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爽（系刘蒙妻子），女，1993年3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系刘蒙儿子），男，201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以上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内蒙古兴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宏波，女，197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黑龙江省讷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内蒙古讷莫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讷河市五丰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讷河市二克浅镇城北村。法定代表人张宏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洋，黑龙江兴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住所地：齐齐哈尔建华区兴海花园2号楼1-2层1号。法定代表人丛铁成，总经理。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黑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黑河市。法定代表人不详。上诉人周靖发因与被上诉人苏金芝、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刘某、南宏波、讷河市五丰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丰公司)、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以下简称都邦财险公司)、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黑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6）内0722民初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靖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被上诉人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刘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被上诉人南宏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被上诉人苏金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被上诉人五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洋到庭参加诉讼。都邦财险公司及华安财险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靖发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对周靖发的诉讼请求，或者以漏列当事人、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系依据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案件事实，那么本案的审理就存在漏列当事人及上诉人承担责任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判决适用的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与真实情况不符，该事故认定书是无效的结论。被上诉人起诉的依据是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已向上级机关提出了书面的”复核申请”。上级机关仅适用书面的程序审理并未进入实体审查得出复核结论是：该起事故为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发生的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2条的规定不予受理复议申请。此结论的处理意见已经明确，既然不属于道路上发生的事故，是道路以外发生的事故，二级公安机关是对于同一事故事实的认定，根据级别管辖和复核的法律规定程序，那么上级机关的结论，必然导致莫旗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按照道路认定事故不仅程序不合法，实体认定上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复核结论才是本案应当使用的依据。可是原审法院却依据已经不正确、不合法的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就是对案件事实相矛盾的认定，是错误的判决。上诉人对该起事故不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的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29条的规定。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承担事故责任也是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如果适用该条款就得列交通局和公安机关为被告。实际上，道路上施工安置标示等行为上诉人是无权做出的，都是交通局和公安机关在管理指挥和操作，上诉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该路段的修路指挥部在操作和指挥。上诉人不是该施工路段的管理者。无论适用何种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任何行为都不是事故发生的成因。二、除了事故本身上诉人无责任以外，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身份也不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就是该工地的清包一方，也就是受苏金芝雇佣负责沥干、安装。道路的指示牌统一由苏金芝管理，上诉人取送安装标识都是苏金芝负责指挥工作，必须服从苏金芝现场安全管理。虽然约定安装中出现人身伤亡由上诉人负责。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内容中关于人身受伤害由哪一方承担责任的约定系无效条款，根据工作内容的约定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并且原审开庭的时候，苏金芝的代理人也认可双方的雇佣行为存在，上诉人也提供了证据予以证实，还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相符。上诉人进入工地施工后，一直听从苏金芝现场指挥监督员的指令工作，在施工的道路上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前方施工，请绕行”的指示牌。并且案发当天就有指示牌，发生事故时，为了处理事故清理事故现场就给挪走了。该案件事实，在原审审理时已经提交了施工现场的照片，原审法院没有采纳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不符合事实，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苏金芝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苏金芝之间只存在合同发包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了责任的承担主体，该合同第二条规定周靖发必须配备安全员，安全施工由周靖发承担，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也很清楚，苏金芝只负责技术不参加管理，不指挥上诉人如何施工，本案就是一起交通事故，苏金芝不是事故的责任方，与损害结果没有关联性，不承担任何责任，苏金芝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作为本案的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刘某辩称,原审法院对事实部分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程序及判决结果正确。南宏波辩称,本案属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指的是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本案事发的路段虽然是在修路期间，但是在修理一侧道路时，另一侧的道路是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所以说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本案不属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因为未设置指示牌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被认定为次要责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五丰公司辩称，由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没有涉及五丰公司，一审就涉及五丰公司部分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维持对五丰公司部分的判决。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给付下列各项赔偿款：死亡赔偿金567000元（28350/年×20年）、丧葬费2722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9776元（16年×9972÷2人）、精神抚慰金3万元，合计606653.4元，被告都邦财险公司在交强险理赔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华安财险公司的交强险限额作为刘某2的财产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春海、郭玉花系死者刘蒙的父母，原告李爽系刘蒙的妻子、刘某系刘蒙的儿子。被告南宏波系死者刘某2的妻子。刘某2的父母和孩子明确表示放弃对刘某2遗产的继承。2015年11月22日10时49分许，刘某2驾驶×××号小型轿车行驶至111国道施工区1621公里+903米处与对向由刘蒙驾驶的×××号小型轿车正面相撞，造成×××号轿车起火，刘蒙及副驾驶座位乘车人薄文、×××号轿车驾驶人刘某2当场死亡，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该交通事故，经莫旗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刘某2负事故主要责任。刘蒙与周靖发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薄某责任。同时，薄文的继承人以（2016）内0722民初1347号案件提起另案诉讼。另查明，刘某2驾驶的×××号小型轿车在被告都邦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期限内。被告华安财险公司则系刘蒙驾驶车辆的交强险投保公司。诉讼中，原告主张刘某2系被告五丰公司员工，刘某2是在履行职务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五丰公司对损害后果负有赔偿责任。被告周靖发主张其施工是受雇于苏金芝，苏金芝是工程的具体承包人，其应承担赔偿责任，并申请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对此，法院依据周靖发的申请及原告的同意，追加苏金芝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本案民事赔偿的定案依据；二、刘某2与被告五丰公司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被告南宏波与五丰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如承担则应如何赔偿；三、被告周靖发在本起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应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四、苏金芝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周靖发对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认可，其提供的复核申请书和不予受理通知书虽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只能证明周靖发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过复核申请，而上级公安机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决定不予受理。被告周靖发提供的照片没有相关证据佐证来源的合法性，在显示的时间和地点上也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发生的关联性，不予认定采纳。因此，被告周靖发未能提供足以反驳事故认定书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相关证据，亦不能证明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无效或被撤销。所以，对交警部门经现场勘查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客观事实得出分析认定的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采纳。综合以上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事发路段系正在施工路段，但事发时并非为全封闭路段，车辆可以按规定正常通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在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进行现场勘查，并依据客观情况及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责任划分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刘某2借用对向道路时未避让正常通行的车辆，且刘某2和刘蒙均超速行驶和被告周靖发在施工路段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各方违反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刘某2、刘蒙、薄文死亡的后果。该起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刘某2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刘蒙与被告周靖发共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薄某责任。基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原因、责任划分情况，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各责任比例酌情认定为，主次责任为70%和30%,即刘某2应承担事故的70%责任,刘蒙与周靖发共同承担30%的责任,其中刘蒙和周靖发二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结合刘蒙系超速驾驶车辆，被告周靖发系在施工路段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方面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力，酌情认定二人在该次要责任中各自承担15%的责任。对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五丰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调查笔录和讷河市参保人员的参保情况表等证据，能够相互佐证以证实被告五丰公司与刘某2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就已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对此，刘某2妻子南宏波也予以认可。因此，对于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原告虽然提供一张印制有刘某2系五丰公司区域经理的名片，但该名片无相关证据佐证其真实性，也无法证明该名片在时间上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同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发生事故时刘某2系五丰公司雇员，以及系为履行职务期间。综上，对于原告主张刘某2系五丰公司雇员，发生事故时系在履行职务期间，并要求被告五丰公司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同时，该起交通事故责任人是刘某2、刘蒙及周靖发,但由于事故责任人刘某2、刘蒙已死亡,在本案中原告将刘某2的继承人列为被告向其主张赔偿,其继承人并非是侵权责任人，并且刘某2的父母和孩子明确表示放弃对刘某2遗产的继承。因此,被告南宏波只能在死者的遗产范围内以刘某2的主要责任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本案的第三和第四争议焦点：首先，被告周靖发提供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和照片，推翻不了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事实及责任划分情况，亦证明不了其不承担事故责任的抗辩主张。其次，对于被告周靖发与被告苏金芝提供的安装道路交通指示牌合同书内容可以证实,苏金芝将安装道路指示牌工程发包给周靖发,被告周靖发为安装路牌的实际施工者,在施工过程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对该损害结果,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被告周靖发与刘蒙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被告周靖发提供的该合同的形式及内容均无法证明苏金芝与本起事故具有关联性或对该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因此，被告苏金芝在本案中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综上，道路外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原则上亦参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原则处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事故责任人按事故责任比例予以赔偿。对于原告因被告华安财险公司是刘蒙驾驶车辆的交强险投保公司，要求该交强险金额作为刘某2的财产进行赔偿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该交强险赔偿款系刘某2的近亲属因刘某2死亡而获得的经济损失赔偿，不是对死者本人的赔偿，也并不属于刘某2的遗产范围。所以，原告的该项诉求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56000元（2350/年×20年）、丧葬费222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刘某）7776元（16年×972÷2人）和精神抚慰金3万元均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亦有户口本、死亡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以上费用产生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经认证予以认定采纳,对上述费用亦予以认定支持。由于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三人死亡,另有和本案死者刘蒙共乘一辆车的死者薄文的赔偿权利人在另案中向被告都邦财险公司主张赔偿权利。所以，对于本案原告的请求,应在刘某2驾驶的机动车所投保的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按损失金额，结合另案原告的损失比例予以赔偿。经对另案原告损失费用的核实，该两起案件中原告的损失基本一致。所以，两案原告应对刘某2所驾驶车辆的交强险限额各享有50%的赔偿比例。又因为原告要求的各项损失项目均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限额范围，故本案原告应获得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限额11万元中的55000元。剩余费用649004元（704004元-55000元）应由刘某2在70%的责任比例范围内承担，即应承担454302.8元（649004元×70%），但因刘某2因本次事故死亡，故该赔偿金额由被告南宏波在继承刘某2的遗产范围内予以承担。被告周靖发在与刘蒙的共同次要责任范围内，按照1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97350.6元（649004元×15%）。综合上述事实及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和刘某各项损失共计55000元；二、被告周靖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和刘某各项损失共计97350.6元；三、被告南宏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继承刘某2的遗产范围内对原告刘春海、郭玉花、李爽和刘某进行赔偿,454302.8元为限；案件受理费9876元由被告南宏波在刘某2的遗产范围内负担6913元，由被告周靖发负担296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之规定，本案中，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该起事故是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发生的事故为由，不予受理上诉人提交的对莫旗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申请，只能证明周靖发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过复核申请，而上级公安机关未予受理，并不能证实莫公交认字【2016】第0000003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正确、不合法，也不必然导致该事故认定书无效或被撤销。上诉人在其实际施工路段进行安装路牌施工时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上诉人在本案中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上诉人提供的照片没有相关证据佐证来源的合法性，在显示的时间和地点上也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发生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采纳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是受雇于被上诉人苏金芝，但其提供的安装道路指示牌合同书并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苏金芝对此亦不予认可，上诉人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称是受雇于苏金芝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莫旗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判决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护。综上所述，周靖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4元，由上诉人周靖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春晓代理审判员  毅茹罕代理审判员  塔 娜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徐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