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三中民再终字第15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1，男，1969年9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金×1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2，女，1963年7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金×2之夫）。
上诉人金×1与被上诉人金×2因继承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4日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02683号民事判决。判决后，金×1、金×2提起上诉，2012年4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065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金×1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2014）高民申字第00234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11774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06562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0268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重审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朝民再初字第16001号民事判决。金×1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被上诉人金×2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月，原告金×2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称：金×3与陈×1系夫妻关系，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金×4、次子金×1和我。位于北京市×区×乡×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北房和西厢房系金×3、陈×1、金×4及我共同所建，原东厢房简易房是金×3同时期建造，后被金×1翻建为东厢房南数第一间。金×3于2008年1月21日去世，陈×1于2011年8月15日去世。现我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号院内北房三间、西厢房四间和东厢房南数第一间析产继承归我所有。
被告金×1辩称：我不同意金×2的诉讼请求。第一、金×2起诉的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不一致，如果金×2坚持要求析产和继承的话，我认为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应该分开处理。第二、×号院是1988年最早盖的，当时金×2已经结婚了，因此我不认可金×2所述建房过程中她曾经出资。我1989年毕业后参加工作，钱都交给了父母，因此建房中有我的出资。而且经父母同意，后来我还出资翻建了东厢房，并对房屋进行了维护装修。第三、父母在世时曾经说过俩儿子每人一套房，本村×号院是父母给金×4盖的，给他结婚用，×号院就是给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陈×1在2010年7月22日通过《赠与合同》的方式将其所有的×号院内房产赠与给我。现×号院长期由我使用和控制，说明赠与已经完成交付。另外，陈×1去世后，村集体也认定×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应由我妻子张×享有，相应的变更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之中。第四、现×号院房屋年久失修，村委会告知已经是危房，随时有倒塌的可能，因此存在标的物灭失的风险。第五、金×2是农转非的居民户口，其在北京市×区×地居住期间以被安置人的身份已经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对于房屋和土地是一体化管理，因此金×2主张由其继承×号院房屋于法无据。第六、金×1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在继承遗产时应当多分，而金×2未尽赡养义务，不应分得遗产。综上，×号院北房、西厢房、东厢房及院落应归金×1所有，法院应当判决驳回金×2的全部诉讼请求。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金×3与陈×1系夫妻关系，金×3于1933年12月12日出生，2008年1月21日去世。陈×1于1940年6月5日出生，2011年8月15日去世，生前识字。二人婚后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长女金×2、长子金×4（曾用名金×5）及次子金×1。
金×2与金×4分别于1980年、1983年参加劳动，收入均由金×3夫妇统一支配。1988年，金×3与陈×1主持将×号院内原有土房拆除，新建北房三间及西厢房四间，其中北房东数第一间占地面积较大，西厢房南数第一间为卫生间。×号院内东侧另建有一间简易房，用作厨房，金×2及金×4均主张该房屋是与北房和西厢房同一时期建造，金×1在原一审时称是父母建的，建造时间记不清了，该院重审期间称是其和父亲于2000年左右搭建。1989年，金×1开始参加劳动。1993年5月，×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经北京市朝阳区土地管理局批准下发，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陈×1，批准用地面积223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7.8平方米，《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的附图中包括北房及西厢房。同年，金×1结婚，并于次年搬离×号院，仅金×3夫妇在此居住。
1994年，金×3、陈×1将金×1诉至该院，称其二人现住房是夫妻二人及女儿金×2、长子金×4于1988年8月份共同所建，1993年9月，次子金×1结婚后，与其二人共同生活。婚后，双方矛盾重重，发展到1994年3月10日，金×1对其二人大打出手，双方难以共同生活下去，故请求金×1腾房。该院于1994年7月29日作出（1994）朝民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了金×3、陈×1的诉讼请求。
金×3去世后，2008年9月，金×1出资将×号院内原有东侧简易房拆除，新建了东厢房四间，并对院内其他房屋、院落及院门进行了整修。直至2011年8月去世前，陈×1一直在×号院居住。经该院现场勘验，现×号院内有北房三间，其中东数第一间占地面积较大，室内面积约22.5平方米，中间一间约15.8平方米，西数第一间约15.4平方米，东、西厢房各四间，室内面积分别约48.5平方米、33.2平方米，院落未封顶，大门朝南开。上述房屋及院落现均由金×1居住使用。
审理中，金×1称陈×1生前已经将×号院内北房及西厢房赠与金×1个人，且将房屋交由其使用，并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交给金×1，故该赠与已经完成交付，合法有效。为此，金×1提交了两份《赠与合同》及合同起草人郭×1绘制的房屋示意图、《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录音及录像光盘、郭×1证言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两份《赠与合同》中，一份内容有涂改痕迹，另一份内容无涂改痕迹，两份合同的内容除赠与物的范围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在两份合同中，陈×1均为甲方，金×1均为乙方，其中，有涂改痕迹的《赠与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号院内北房三间，西厢房四间（此处有涂改）及院门楼赠与给乙方所有，×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并赠与乙方所有（另见平面示意图）；没有涂改痕迹的《赠与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号院内北房三间，东厢房四间，西厢房四间及院门楼赠与给乙方所有，×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并赠与乙方所有（另见平面示意图）；关于赠与物的交割，两份合同载明，由甲、乙双方于2010年7月22日在×号院内，办理移交上述赠与标的物和上述相关证件；两份《赠与合同》均为打印件，落款处有金×1及陈×1的签字和手印，日期为2010年7月22日。庭审中，金×1称：《赠与合同》一式两份，其和陈×1各持一份，因陈×1视力不好，故两份《赠与合同》落款处“陈×1”的签名均为金×1代签，但手印是陈×1本人所按；原一审时金×1提交的是内容有修改的《赠与合同》，该份合同由陈×1持有，其在陈×1去世后整理其衣物时发现，合同在签订前即进行了修改，之所以修改是因为郭×1在宣读《赠与合同》内容时，陈×1认为东厢房四间是金×1所建，应归其所有，所以要求修改；而内容没有修改的《赠与合同》因为由金×1持有，没有必要修改，所以一直未进行修改。
金×1提交的录音是其与陈×1的对话，陈×1在对话中提到因其病重以后给金×1看不了家了，金×1欲证明×号院是金×1的家。金×1提交的录像光盘的内容为陈×1在多份文件上按手印的过程，无向陈×1告知《赠与合同》内容的过程，录像画面虚晃，无法完全识别陈×1按手印文件的全部内容，仔细辨别，可发现陈×1按手印的部分文件的内容与金×1提交的《赠与合同》的部分内容具有相似性。经询，金×1称系用照相机进行录像，但照相机已经丢失，无法提交录像原本，金×2认可画面中的人是其母亲。
金×1还提交了证人郭×2的《证明材料》，内容主要是：2010年7月份，陈×1委托其子金×1找我给其起草一份《赠与合同》。赠与人陈×1与受赠人金×1签订的《赠与合同》的内容，是按照陈×1真实意思起草后，打字成文，一式两份，另有附件《位于×乡×号院落所有房屋示意图》，由我亲笔制作和书写，由赠与人签字和受赠人签字；我在赠与人和受赠人面前宣读《赠与合同》内容后，赠与人陈×1提出东厢房是由金×1盖的，要求修改，当时只修改了赠与人持有的一份。自《赠与合同》起草、宣读、修改、签字、按手印、交给赠与双方，我均在场。庭审中，郭×1出庭作证，自称系《赠与合同》的起草人，证明已向陈×1宣读了《赠与合同》的内容并得到陈×1的认可。
金×2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理由主要是：1、金×1在原一审提交《赠与合同》时称该合同是其起草、打印，是用照相机对陈×1按手印过程进行的录像，并称当时只有他和陈×1在场，没有其他人在场，但现在证人郭×1出庭作证称《赠与合同》是其起草、打印，签订赠与合同时其也在场，金×1与证人的陈述明显矛盾；2、录像中陈×1向金×1提出吃药，证明老人身体欠佳，而且金×2提交的陈×1诊断证明等材料，足以证实老人双眼近乎失明，但金×1并未向陈×1宣读《赠与合同》内容；3、《赠与合同》中陈×1的名字是金×1代签的，且录像中陈×1按手印的画面虚晃，无法识别按手印的具体文件内容；4、金×1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赠与合同》有涂改，且没有涂改的《赠与合同》在原一审、终审中都未出示，两份《赠与合同》第一页无陈×1签名和手印；5、陈×1按手印过程的录像是用照相机录的，但照相机已经丢失，无法提供录像原本；6、《赠与合同》仅有陈×1和金×1两方，未经金×2和金×4同意即处理了×号院内北房及厢房，侵犯了共有人的权益；7、陈×1在其与金×1的谈话中虽提到其给金×1看不了家了，但并没有明确说×号院的房产归金×1；8、证人郭×1和金×1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其绘制的×号院房屋示意图与房屋实际结构不符，《赠与合同》及房屋示意图均没有郭×1签字，在金×1提供的录像中亦没有郭×1的影像和声音，而且郭×1不是本村村民，陈×1曾表示只信任本村干部，不会将家里的事交给不认识的人处理。金×2为了进一步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陈×1生前谈话录音及住院病历等证据材料。其中，在《赠与合同》签订后的谈话录音中，陈×1询问过金×1为何拿走了房本，还曾多次说过×号院也有金×2的份额。陈×1的住院病历显示，其在2009年9月、10月分别进行过左眼、右眼白内障手术，且双眼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IV期。经询，双方当事人均称陈×1因糖尿病导致眼底病变，右眼失明，左眼视物模糊。双方均不申请对《赠与合同》中陈×1所按手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庭审中，双方还分别主张自己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较多，法院分割房屋时应予考虑，并各自提交了相关证据。此外，经询，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本案争议房产仅为×号院，无其他遗产需要法院处理。
诉讼中，该院就相关情况向北京市×区×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及部分村民进行了走访调查。村委会答复称：本次诉讼中金×2及金×1提交的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证明材料确系村委会出具；金×2及金×1均系本村村民。村民王××和陈×2答复称：金×3、陈×1生前和病重期间，金×2、金×4和金×1均尽到了赡养义务。金×2及金×1对该院上述调查情况予以认可。
另查，金×4在原一审中明确表示放弃主张析产和继承×号院内房屋的权利，不要求分得×号院内房屋。此外，金×4在原一审时还称：×号院应该是1986年左右由父母建造，建房时其与金×2均已上班挣钱，钱都交给父母，家庭经济没有分开，当时院内建有北房、西厢房和东厢房一间简易房。
以上事实，有相关书证、视听资料、调查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本案中，×号院内现有北房及西厢房系金×3、陈×1于1988年主持建造，金×2及金×4亦有出资，在（1994）朝民初字第747号金×3、陈×1诉金×1腾房纠纷一案中，金×3、陈×1亦明确表示×号院内现有住房系由其二人及金×2、金×4共同所盖，故该院认为×号院现有北房及西厢房应属金×3、陈×1、金×2、金×4四人共有。关于原东厢房简易房，现金×2及金×1均认可系父亲生前所建，故应属金×3、陈×1夫妻共同财产。金×1对原东厢房简易房进行了翻建，并对×号院内其他房屋进行过整修，使房屋价值有所增益，在遗产分配时应当予以适当照顾。
关于各共有人在北房和西厢房中的份额，考虑到金×21986年已经结婚，1988年建房时金×2及金×4工作时间与父母相比明显较短，而当时人民的劳动收入较低、差距较小，且金×4亦表示当时房屋由父母建造，故该院认为金×2、金×4享有的房屋份额应当低于金×3、陈×1享有的份额，具体份额由该院结合上述情况酌定。因金×4明确表示放弃析产和继承的权利，故其享有的×号院北房和西厢房的共有份额归金×3、陈×1和金×2三人共有。金×3生前未留有遗嘱，其去世后应将其享有的×号院北房和西厢房份额在家庭共有财产中析出，将其享有的×号院东厢房原简易房份额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析出，由未放弃继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陈×1、金×2、金×1进行法定继承。
金×1主张陈×1生前已经通过《赠与合同》将×号院内北房及西厢房赠与金×1并完成交付，金×2对此不予认可。关于《赠与合同》的效力，该院认为，从金×1提交的录像内容看，确系陈×1在多份文件按手印的过程，文件的内容虽不能全部呈现，亦无法完全识别，但部分文件与《赠与合同》有一定的相似性，加之证人郭×3出庭作证其是《赠与合同》的起草人和房屋示意图的绘制人，并已向陈×1宣读了《赠与合同》的内容，按照陈×1的意思进行了修改，此外，考虑到金×1已经持有陈×1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且实际居住、使用着×号院内的房屋，故该院认为金×1提交的关于赠与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有涂改痕迹的《赠与合同》应属成立。当然，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因赠与标的物中有金×2的份额，故该院认为赠与合同中处分金×2份额的部分应认定为无效。金×2虽对《赠与合同》中陈×1的手印提出异议，但未申请鉴定，其提交的陈×1视力模糊、部分谈话意思与《赠与合同》内容不符等证据，不足以否定赠与合同的效力。
关于原东厢房简易房，因金×1在金×3去世后已经将该简易房拆除，建成东厢房四间，故该院认为建成后的房屋应有金×3和陈×1份额。现金×2主张东厢房南数第一间为原简易房翻建，该院对此不持异议。金×3和陈×1生前均未留有遗嘱，故该二人享有的东厢房南数第一间应由金×2、金×1进行法定继承。
关于双方各自主张的所尽赡养义务较多，应当多分遗产的主张，从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及该院走访调查情况看，金×2及金×1均尽到了赡养义务，尚不足以证实一方应当多分或少分遗产。
综合上述情况，就×号院北房三间、西厢房四间及东厢房南数第一间的分配，该院将根据房屋的建造、出资、面积、使用、添附、赠与及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等因素酌情判决。另外，×号院内东厢房北数三间系金×1出资建造，金×2亦未主张继承，应属金×1所有。金×4已明确表示放弃×号院房产的相关权利，该院不持异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区×乡×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西厢房北数第一间及第二间归原告金×2所有；二、位于北京市×区×乡×号院内北房西数第一间及第二间、西厢房南数第一间及第二间、东厢房四间归被告金×1所有；三、位于北京市×区×乡×号院内院落及大门由原告金×2与被告金×1共同使用；四、驳回原告金×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金×1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为：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审法院认定“关于原东厢房简易房，因金×1在金×3去世后已经将该简易房拆除，建成东厢房四间，故本院认为建成后的房屋应有金×3和陈×1份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东厢房南数第一间简易房（系石棉瓦搭建的煤棚子）确系金×3所建，但后来我将其拆除，出资新建了东厢房南数第一间及此房以北的三间。上述四间房屋均系正规房屋，并装有窗户，原东厢房南数第一间简易房已经灭失，原审法院认定该房屋翻建有金×3、陈×1的份额有误。第二，原审法院认定“×号院现有北房及西厢房属于金×3、陈×1、金×2、金×4四人共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我方提交的×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村民陈×2的证言、大儿子金×4的陈述均表示×号院北房和西厢房为金×3、陈×1所盖，（1994）朝民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认定北房及西厢房属于金×3、陈×1、金×4、金×2共有是错误的。一方面，1993年《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可以证明，×号院宅基地是批给金×3、陈×1和金×1三人的，审批时金×1系家庭成员，对宅基地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该案不应判决我腾房。另一方面，该判决遗漏了金×4和金×2二人，属于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未出示相关证据材料。在无证据证明金×2对×号院房屋院落进行出资和修缮的情况下，（1994）朝民初字第747号判决处理失当。另外，该判决系腾房纠纷不应作为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第三，原审法院认定“金×2、金×4享有的房屋份额应当低于金×3、陈×1享有的份额，具体份额由本院结合上述情况酌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并未明确金×2、金×4应当享有的房屋具体份额，判决给金×2的份额明显过高。金×2参加劳动时间短，对家里贡献有限，且1986年其已经结婚，在1988年盖房之时，其对建房的贡献应当是很少的，在陈×1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赠给我方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金×2的房屋份额明显过高。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确定的我方份额明显过低，给金×2的份额明显过高，属于适用法律有误。即使×号院现有北房及西厢房属于金×3、陈×1、金×2、金×4四人共有，原审法院判给金×2的房屋份额也明显过高。陈×1本人的份额及其继承金×3遗产的份额属于我方所有，我方还继承了金×3遗产的份额，且对诉争院落进行了增建、修缮等工作。金×2仅应取得其本人原对房屋所享有的极少份额。在父亲金×3去世后，金×2并未按照扶养义务扶养，其该行为按照《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综上，在确定诉争院落房屋的具体产权份额时，应当充分考虑宅基地使用证、建房用地审批等文件上核定的人员以及房屋新建、翻建、维护、修缮等情况，而原审法院罔顾上述事实，判决金×2于我方大致相当的房屋份额于法无据。3.原审法院作出的第三项判决内容，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乡×号院内院落及大门由原告金×2与被告金×1共同使用，该判项超出了金×2的诉讼请求范围，且该判项未能客观实际考虑各被继承人现实矛盾和实际使用的困难，加重了家庭矛盾和增添了社会矛盾。综上原审法院在分割遗产时，未能从解决实际困难、化解家庭矛盾、社会和谐因素考虑，遗产份额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则的风险和危机。请求：改判支持我方的请求，增加我方应当享有的房屋份额。
被上诉人金×2答辩称，金×1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赠与合同》的效力等问题适用法律有误，因为节假日原因我错过了上诉期。请求法院依法处理本案。
本院认为：关于诉争×号院东厢房南数第一间的相关事实需要进一步查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再初字第16001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赵 晖
代理审判员 李迎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宋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