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30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君,男，汉族，1973年7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封丘县
委托代理人：沈雷，河南荣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洋，河南荣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穆红亮，男，汉族，1979年11月13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
委托代理人：郭进玲，河南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冯东伟，男,汉族,1981年3月2日出生,住郑州市。
原审被告：王兵，男，汉族，1974年9月28日出生，住郑州市。
上诉人邓国君因与被上诉人穆红亮、冯东伟、王兵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4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0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国君的委托代理人刘洋，被上诉人穆红亮及其委托代理人郭进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冯东伟、王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国君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穆红亮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穆红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l、本案系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2016)豫0104民初1380号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是错误的。首先，不具有民间借贷的形式：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必须由借贷双方成立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并无相应证据证明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相反的是，穆红亮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为《委托管理资金协议书》，同样证明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原审被告王兵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有穆红亮签字的《郑州市通讯商会会员企业互助基金章程》也同样证明，穆红亮的资金委托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并不是借款给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且在庭审过程中穆红亮也称该笔资金系委托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并不是有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使用。其次，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实质要件：民间借贷的成立基础为一方需要使用资金，另一方愿意借款给其资金使用,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不是资金的使用者，庭审过程中，各方均认可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未实际使用该笔资金，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只是郑州市通讯商会的执行者，并未经营。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未发生民间借贷实质性条件、各方均承认不是民间借贷，且有相反证据证明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的情况下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是错误的。2、本案中保证期间为三天，并不是一年。原审判决书第5页中认定<担保函》第二条系对保证期间的约定是错误的。《担保函》第二条：“二、本保证担保的金额为：捌拾万元，小写￥800000.OO元。期限为壹拾贰个月，即从2014年9月6日起至2015年9月5日”实际是对于保证金额的约定，该条的期限实质为对该笔资金的说明，因为穆红亮系《郑州市通讯商会会员企业互助基金章程》的签署者，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多次委托管理资金的行为，在庭审中穆红亮也有过该表述，故原审法院在未结合实际情况的情形下就单方面的认定第二条的时间为保证期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本案的保证期间应当为《担保函》第三条说表述的日期。《担保函》第三条：“我处郑重承诺，在三个工作日内代偿付”，该约定应当视为对保证期间的表述，原审法院不予认可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保证期间一般可表述为：“在借款到期后XX个月内，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担保函》的第三条符合这一形式，只是日期为3个工作日而已，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中保证期间已经经过。3、原审法院认定邓国君承担利息的担保责任是错误的。在《担保函》的第二条中已经明确约定担保金额为80万元，原审法院依据想当然的解释加重邓国君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担保函》第三条约定邓国君承担利息的担保责任是错误的，《担保函》第三条：“……到期若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将本息交付出借人，我处郑重承诺在三个工作日内代偿付本息”。首先，该条款系对保证期间的约定，并不是对保证金额的约定，第二款已经进行了约定，第二条作为特殊条款应当优先适用。其次该条款的表述为：“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将本息交付出借人”，在本案中借款人已经将利息通过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将利息全部支付给穆红亮，故依据该条也应认定邓国君只承担本金的担保责任。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穆红亮当庭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将穆红亮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第一条中利息的计算日期从2015年9月变更至2014年9月，该变更的情形应当认定增加诉讼请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尤其是增加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给予被告答辩其及举证期间。本案中穆红亮当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而邓国君要求法院另行指定答辩期及举证期未被支持，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中原审原被告之间，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二十九条系适用法律错误。
穆红亮辩称，原审法院认定穆红亮借贷关系事实正确，1、穆红亮与凯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纵观协议书的全部条款表明，穆红亮不承担风险，收取固定回报，收益率为2%每月，双方签订的协议符合民间借贷关系正确。2、担保函，担保期间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根据担保函第二条有明确约定，担保期间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根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原告起诉时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担保函第三条约定，明确显示担保数额为本金及利息。4、一审庭前法院问双方是否有补充，穆红亮解释的利息是对诉讼请求第一项的解释，不属于增加诉讼请求，且一审并未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穆红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邓国君、冯东伟、王兵对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欠穆红亮的本金人民币800000元、利息人民币96000元（按照月息2%计算所欠利息从2015年9月暂时至2016年3月）共计人民币896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邓国君、冯东伟、王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6日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906（07）的《委托管理资金协议书》，约定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穆红亮作为甲方。甲方委托乙方管理资本金为人民币800000元，甲方委托乙方管理资金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5日止，甲方委托乙方管理资金月收益为2%乙方自甲方支付本金起按月支付利息，到期归还本金。同日邓国君、冯东伟、王兵以及郭重民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穆红亮出具【2014】担字第【20140906（07）】号《担保函》，约定：一、本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二、本担保金额为捌拾万元，期限壹拾贰个月即从2014年9月6日起至2015年9月5日。三、【2014】字第【20140906（07）】号的《委托管理资金协议书》到期若借款人郑州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将本息交付出借人穆红亮，我处郑重承诺，在三个工作日内代偿付本息。郑州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按照资金收益2%,从2014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5日止按月支付给穆红亮，【2014】字第【20140906（07）】号《委托管理资金协议书》约定期限到期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退还穆红亮本息，于是穆红亮诉至本院。审理过程中，穆红亮于2016年12月20日撤销了对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郭重民的起诉，予以准予。一审法院认为，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管理资金协议书》，因穆红亮不承担投资风险，且收取固定回报，每月按2%收益，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形成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穆红亮名为投资资本金的800000元应为借款本金。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穆红亮于2014年9月6日签订的【2014】字第【20140906（07）】号《委托管理资金协议书》、冯东伟、王兵、邓国君及郭重民签订的【2014】担字第【20140906（07）】号《担保函》，系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邓国君、冯东伟、王兵应当按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穆红亮请求判令冯东伟、王兵、邓国君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支持。邓国君辩称，该笔借款系因穆红亮和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资金委托书产生的，并非邓国君使用，因此邓国君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穆红亮向邓国君、冯东伟、王兵主张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虽然邓国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示不确定该签字是否是邓国君所签，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支持。邓国君、冯东伟、王兵辩称，《担保函》第三条约定的保证期间已经经过，邓国君、冯东伟、王兵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担保函》第二条明确约定保证期间约定期限壹拾贰个月即从2014年9月6日起至2015年9月5日。该约定与穆红亮和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借款期限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此本案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2015年9月5日至2016年3月5日。穆红亮于2016年3月4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冯东伟、邓国君、王兵辩称，《担保函》第二条明确约定担保责任范围为800000元，不应当包含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担保函》第三条约定：“期限到期若借款人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将本息交付出借人，我处郑重承诺，在三个工作日内代偿付本息，”明确显示约定的担保金额包括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对于冯东伟、邓国君、王兵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王兵辩称，根据《郑州市通讯商会会员企业互助基金章程》第十五条约定：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和应急需要，会员企业认缴基金原则上最低不少于5万元，最高不超过50万元。该章程有穆红亮的签字确认，但是穆红亮明知有该项规定的前提下，还向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800000元，互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郑州市通讯商会会员企业互助基金章程》与本案无关，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穆红亮与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郑州市凯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给穆红亮，但未归还本金，穆红亮请求判令邓国君、冯东伟、王兵对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3月6日的逾期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邓国君、冯东伟、王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穆红亮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支付以8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6日起至2016年3月6日的利息（借款利率按照月率2%的标准计算）96000元，共计896000元。邓国君、冯东伟、王兵对上述债务互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6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760元,由邓国君、冯东伟、王兵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的认定同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国君关于其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上诉请求，邓国君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支持，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60元，由上诉人邓国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建军
审判员 崔凤茹
审判员 陈 赞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