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8民初3959号
原告：杭州伊玛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振中路203号2幢302室。
法定代表人：章卫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正广，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幢6楼。
法定代表人：余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永强、程琳，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厚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华元天鹅堡4053室。
法定代表人：江素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告杭州伊玛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达通）、杭州厚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章卫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广、被告浙江一达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永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厚帆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8794.78元，并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679.61元（自2017年2月11日起，暂计算至起诉日，共115天，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4.9%计算，此后另计，直至付清为止）；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1日至5月30日，原告与被告浙江一达通签订了多份《供货合作合同》，约定被告浙江一达通为原告货物出口提供相关服务。被告陆续通过被告浙江一达通向境外买家供货，总价款为1084794.78元，原告向浙江一达通开具了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浙江一达通于2016年6月2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支付原告976000元货款，剩余未支付。经原告催讨，2017年1月26日，被告厚帆公司向原告出具《还款说明》，承诺于2017年2月10付清货款108794.78元，但两被告至今未付。
被告浙江一达通辩称，浙江一达通系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一家通过互联网为中小企业外贸进出口提供出口报关、收汇、退税、物流等服务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性质仅是提供外贸代理服务，是服务商，而非货物需求方或买方，而且，是互联网电子交易平台，并非进出口实业公司性质。本案所涉出口货物系厚帆公司委托出口的订单，厚帆公司与浙江一达通签署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中着重对出口报关、出口退税、外汇收结3个服务项目进行详细约定。厚帆公司作为供方与国外买家签署国际贸易合同后，根据《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通过操作平台系统委托浙江一达通办理货物出口报关、申报退税及代收外汇等，然后再作为需方向国内供应商即原告下订单。浙江一达通代收外汇和结汇后，厚帆公司可通过浙江一达通的MO系统平台发出电子指示，指示浙江一达通将其账户资金划给指定账户，浙江一达通根据其指示完成款项划付。虽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付款人是浙江一达通，但实际是浙江一达通接受厚帆公司的指令代为付款，实际付款义务人是厚帆公司。综上，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交易双方为原告与被告厚帆公司，浙江一达通并未参与交易，与原告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原告主张浙江一达通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9日，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深圳一达通）与厚帆公司（甲方）签订《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乙方为甲方货物出口提供相关服务。甲方授权乙方可单方决定将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出口服务项目及相应项目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关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浙江一达通等及后续乙方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服务提供方及转让的服务项目以《出口订单服务确认函》为准或乙方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平台公告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通知甲方。乙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完成出口货物的报关、物流、外汇收结、退税和贸易融资等各项服务工作。在乙方为甲方提供出口退税服务时，若甲方作为供应商的受托方，甲方应保证供应商按照乙方的要求签署相关的《供货合作合同》。甲方的境外买家可通过TT/DP/信用证/支票等乙方认可的方式支付货款，但必须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如报关后收取外汇，则乙方将在收汇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结汇手续，并将结汇款项支付至甲方或甲方书面指示的供应商账户。
2016年5月11日、17日、30日、30日，原告（甲方）与浙江一达通（乙方）签订四份《供货合作合同》，关联出口订单确认函编号分别为1525146-1、1525146-2、1525146-5、1525146-6，出口货物为护罩及接收器，合同金额共计1084794.78元，合同均约定，乙方为甲方货物出口提供相关服务，交货期等依甲方与其境外买家自行约定，与乙方无涉。货款结算为合同项下出口产品报关完毕且收到甲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境外买家全额外汇款后，同时乙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余款支付给甲方。甲方保证已就合同项下出口货物与海外买家签署相关贸易合同，并已与海外买家约定由乙方代为办理出口及代收取该批货物的外汇款。
厚帆公司在一达通操作平台的客户编码为1525146，单号1525146-1、1525146-2、1525146-5、1525146-6的下单日期分别为2016年5月18日、5月24日、6月6日、6月6日，出口货物为护罩及接收器，报关金额共计141669.95USD，生产销售单位均为原告。2016年6、7月，厚帆公司账户收到多笔外汇。
2016年5月至6月，原告向浙江一达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84794.81元。2016年6月，浙江一达通支付给原告货款共计976000元。
2017年1月26日，厚帆公司向原告出具还款说明，承诺于2017年2月10日付清原告剩余货款共计108794.78元，原告同意提前撤销对浙江一达通诉讼。
另查明，2016年8月4日，原告与深圳一达通签订《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原告形成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谁。原告认为合同相对方为浙江一达通。浙江一达通认为合同相对方为厚帆公司。对此本院评判如下：首先，原告与浙江一达通签订《供货合作合同》中明确载明，浙江一达通为原告货物出口提供相关服务，交货期等事宜由原告与境外买家另行协商。即原告主张浙江一达通系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与《供货合作合同》的约定不符。其次，据原告陈述，与原告协商供货事宜及从原告处提取货物的均是厚帆公司，原告与浙江一达通签订《供货合作合同》并向浙江一达通开具增值税发票亦均是受厚帆公司指示，原告未就涉案订单与浙江一达通联系过。原告主张浙江一达通系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与常理不符。再次，厚帆公司在一达通操作平台内的四个单号与涉案《供货合作合同》载明的关联出口订单确认函编号一致，货物名称一致，货款金额及下单日期相近。对于《供货合作合同》载明的关联出口订单确认函编号，原告无法解释。厚帆公司向原告出具了还款说明，承诺付清剩余货款。综合买卖合同关系的形成及履行情况，应当认定为厚帆公司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最后，浙江一达通主张其付款给原告系受厚帆公司指示，符合《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约定，且原告亦与深圳一达通签订了《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对于浙江一达通提供的外贸服务内容应当清楚。综上，本院认为，厚帆公司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原告要求浙江一达通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厚帆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杭州伊玛电子有限公司货款108794.7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自2017年2月11日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4.9%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杭州伊玛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1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厚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靳幸佳
人民陪审员 谢建儿
人民陪审员 陆文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汤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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