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104行初213号
原告郭亮，男，土家族，1990年5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代理人陈旭云，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建龙，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枫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文勇，所长。
委托代理人谌慧，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东伟，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
第三人焦翔，男，汉族，1974年6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
原告郭亮（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被告）为原告及第三人焦翔（以下简称第三人）办理的机动车转移登记，于2016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郭亮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旭云，被告委托代理人谌慧、周东伟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6月13日，被告将第三人名下车牌号为湘Ａ×××××的路虎小型越野客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机动车档案资料目录。拟证明办理业务时被告工作人员审核收存了相关资料。
证据二、涉案车辆机动车行驶证。拟证明办理业务时被告工作人员审核收存了该车的行驶证。
证据三、《机动车查验记录表》。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查验了涉案车辆，核对了车辆识别代码拓印膜，并出具了机动车查验记录表，档案岗工作人员对车辆识别代码拓印膜进行了比对。
证据四、《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拟证明办理业务时被告工作人员审核收存了该申请表。
证据五、现机动车所有人郭亮的身份证明。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审核并收存了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证据六、《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拟证明该转移登记业务是由机动车所有人郭亮委托代理人陈仲兵办理的，被告工作人员审核并收存了该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
证据七、《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审核并收存了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凭证。
证据八、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上涉案车辆的被盗抢信息查询截图。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在办理该车业务时通过该平台进行了盗抢车信息比对，未查询到涉案车辆存在盗抢信息。
证据九、查验员及业务监管民警的查验员资格证书和警官证。拟证明办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的车辆查验员具备中级查验员资格，并由民警对业务办理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
法律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
依据三、《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四条。
依据四、《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原告诉称：2016年6月12日，原告与湖南唐朝御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朝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唐朝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售给原告，并保证所售车辆为合法车。原告支付购车款后，依法在被告处办理转移登记，将车辆从第三人名下转移至原告名下。由于被告审查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将盗窃车辆认定为合法车辆予以准许转移并办理完毕登记手续。该车被原告转让于他人时，被有关部门查出系失窃车辆，导致该车其后在转让时被有关部门扣押。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一、依法确认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车辆转移登记行为违法；二、被告赔偿原告购车款本金损失786000元；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自应返还购车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日止的购车款同期银行存款利息20000元；四、第三人对前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证据一、《汽车销售合同》、《车辆买卖合同》。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
证据二、《收条》、转账凭证。拟证明原告已分四笔支付了购车款786000元。
证据三、机动车登记证书。拟证明被告许可原告与第三人的车辆转移至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在转移过程中发现车辆有问题。
证据四、《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扣押决定书》。拟证明宁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涉案车辆转移时，发现该车是盗抢车辆，遂将涉案车辆扣留并转交给了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扣押。
证据五、泊头市公安局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泊头市公安局已将涉案车辆返还给原车主，原告因此遭受了经济受损。
被告辩称：2016年6月15日，涉案车辆所有人即原告委托代理人陈仲兵向被告提出转移登记申请。被告工作人员在审核确认相关申请资料齐全后，依法办理了该车的转移登记业务。被告在接到原告的转移登记申请后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和《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第二十三条、第十二条第（三）、（四）项的规定，由查验岗审查行驶证，查验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制作机动车标准照片，并粘贴到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上，在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上签字并内部传递至登记审核岗；登记审核岗审查《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现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所有权转移的凭证、登记证书、行驶证和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对涉及机动车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情况进行核查，与被盗抢机动车信息系统比对，录入登记信息，向现机动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登记系统的信息，比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签注登记证书，密封机动车档案；登记审核岗收回号牌并销毁，将机动车档案和登记证书交现机动车所有人，核发有效期为三十日的跨行政辖区临时行驶车号牌。综上所述，被告办理登记业务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二、三、五、六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并没有直接办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业务，所以被告收取的资料均非原告亲自提交。证据四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存在重大瑕疵和严重失误。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委托书上的原告的名字并非原告所签。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购车花费78万元，而发票载明的的价格是一万元，不合常理，说明被告在审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失职。证据八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被告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查询的截图。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值岗人员在办理转移登记时不存在严重失误。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二、四、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被告的证据一至证据七，均系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时被告依法应当收取和查验的资料，其形式与内容符合法定的要求，证据一系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收存材料的目录，与被告的证据材料内容相符，其他证据均与原件核对无异，原告提出的质疑不能成立，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八能够证明被告办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时，依据该车信息查询不到被盗抢信息的事实。证据九能够证明被告办理转移登记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据八、九均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原告的证据一、二，虽然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但可以用于证明原告支付的购车款项金额。证据三，被告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四、五，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在转入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时，被认定系盗抢车辆而扣押的事实，与本案诉争事实有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2016年6月12日，原告与唐朝公司签订协议购买涉案车辆（车辆识别代号为SALWA2VF9EA344307，登记车主为第三人焦翔）。2016年6月15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申请将机动车所有人由第三人名下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并将车辆转出至浙江省宁波市。被告在审核了申请人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原告身份证明、《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材料，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查验员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查验，核对了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并制作了《机动车查验记录表》。被告登陆“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对涉案车辆登记信息、技术参数、所有人等信息进行了核查，同时还依据车辆识别代号在“全国被盗抢汽车信息系统”中核实了该车无被盗抢记录。经审查，被告认为申请资料齐全，遂办理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并许可将该车转出至浙江省宁波市，同时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相关内容。2016年7月11日，原告到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涉案车辆的转入手续时，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通过汽车读码器读取该车行车电脑记载的VIN码，结果显示车辆识别代号为SALWA2VF6EA323575，依据该识别代号在“全国被盗抢汽车信息系统”中查询发现，该车系河北省泊头市居民刘金香被盗的车辆，遂对该车采取扣留的强制措施。2016年7月13日，泊头市公安局以涉案车辆与该局侦查的刘金香汽车被盗案件有关为由，决定扣押涉案车辆。2016年8月25日，泊头市公安局将涉案车辆提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该车进行原车架号（即车辆识别代号）鉴定，鉴定结论涉案车辆确系刘金香被盗车辆，泊头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19日将涉案车辆发还给刘金香。原告认为被告在办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过程中未严格审查，将被盗车辆认定为合法车辆予以登记，转移登记行为违法，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被告在办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过程中，收取和审查的申请资料符合上述规定的形式和内容，现场确认了机动车并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严格履行了上述规定中的审查职责，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依法履行审查职责的意见，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涉案车辆在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转入手续时被发现系被盗车辆并不能证明被告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违法。从上述规定中的审查内容和审查时限可知，被告对车辆识别代号的查验应限于常规物理手段，而从被告收存的涉案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来看，并无明显的改动痕迹，根据泊头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系通过汽车读码器读取涉案车辆行车电脑记载的VIN码才发现该车的车辆识别代号有异，且最终通过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才确认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被改动。由此可见，涉案车辆识别代号被改动仅凭常规物理手段难以发现，读取行车电脑VIN码并非车辆管理部门的法定审查职责，故被告未发现涉案车辆识别代号被改动并不属于未尽审慎审查义务，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作出的转移登记行为违法。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并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亮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亮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翰旻
人民陪审员 周晓玲
人民陪审员 李秋莲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思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