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民终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圣全。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圣，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学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环湖东路中段***号。
法定代表人：徐学兰，该院院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墨荷园园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环湖东路中段360号。
法定代表人：陈先霞，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中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大杨镇吴郢村。
法定代表人：钱进，该公司董事长。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合肥墨荷园园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墨荷园公司）、安徽中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因与陶圣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一初字第00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4）皖民二终字第0025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2014）合民一初字第00592号民事判决，陶圣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圣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圣，被上诉人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圣全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支付陶圣全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陶圣全和吴群霞、陈先霞是在2013年诉至法院，请求墨荷园公司等归还借款，其他债权人也是在2012年10月才提起诉讼，并非原审法院认定陶圣全等在2011年7月均已向法院以民间借贷为由对刘传生等借款人提起诉讼。2、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有多个项目，有的项目已经转让给他人，其他项目本来就是处于停工状态，相关土地使用权已经被其他法院多次查封，陶圣全和其他债权人起诉时，并没有对上述项目进行保全，所以不是陶圣全的诉讼行为造成其项目停滞。3、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没有通过以售房款冲抵借款的方式受偿，是因墨荷园公司房产被他人查封无法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原因造成的，不是由于陶圣全的原因。4、原审法院认定陶圣全后期没有出借1000万元错误。首先，1000万元的借款不是由陶圣全提供；其次，提供1000万元借款的前提，是刘传生等在6月23日前必须归还1000万元，但四借款人没有依约归还。第三，协议约定，如未能按期归还1000万元，陶圣全等出借人有权不履行《协议书》，且可以直接向墨荷园公司等主张借款。二、原审法院判决没有依据。1、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各方就应当依约履行。本案中《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完全独立的，和《协议书》的内容也不冲突，不以《协议书》的履行状况为前提。《补充协议》明确确认，刘传生等借款人与陶圣全等出借人达成协议，是通过陶圣全的协商与努力达成，是自愿给付的感谢费用，属于报酬，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以《协议书》是否履行为前提。2、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的内容会给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造成巨大资金压力没有依据。首先，刘传生等向陶圣全等出借人借款数额巨大，且均已经到期，通过陶圣全的努力将本应归还的借款延期一年。由于墨荷园公司在2012年4月将其开发的楼盘转让给他人，造成陶圣全等债权人丧失保全其财产的权利。其次，陶圣全等出借人达成协议后，未进行诉讼和保全，给墨荷园公司等项目建设和资金周转带来便利。原审法院认定刘传生等借款人的费用达到月6%，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错误，事实上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担保费和服务费不是陶圣全等收取的，与陶圣全无关。3、陶圣全等出借给刘传生等借款人借款也是从亲友处转借而来，由于未能归还，陶圣全需要从他人处高息借款来支付借款利息，需要承担两次高额利息，远远超过墨荷园公司等支付的利息，而且还存在人民法院不支持高于法律规定部分利息的可能性，故损失是显而易见的。陶圣全等也就此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未予认定错误。
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庭审中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签订后陶圣全、谢长东等人均是从2011年7月起以民间借贷起诉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借款人，导致墨荷园公司项目停滞是客观事实，陶圣全等出借人起诉刘传生等借款人的一系列案件，已经一、二审和发回重审到终审判决，相关民事判决书对于陶圣全收取墨荷园公司等借款人的高额利息予以认定，陶圣全等出借人在起诉时采取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加大了墨荷园公司各项目的进展难度。二、原审对于《协议书》确定的损失补偿和报酬条件不能成立的认定正确，《补充协议》是针对《协议书》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陶圣全应当收取的报酬和补偿，实际是其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收取高额利息，其也未举证有理由获取高额报酬和补偿，原审据此认定其补偿损失和报酬的条件不能成立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陶圣全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给付陶圣全损失和补偿款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1年3月23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中策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3日，陶圣全、吴群霞、谢长东、高传江、邵优顺（甲方）与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乙方）和安徽省鑫融房地产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融担保公司，丙方）以及中策公司（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截止到2011年3月30日乙方共计向甲方借款13200万元，其中向吴群霞借款6000万元，向陶圣全借款3200万元，向谢长东借款1000万元，向高传江借款1000万元，向邵优顺借款2000万元（含2011年1月6日的借款1408万元），丙方为乙方的借款提供了担保，上述借款是乙方多次借款的总计，经双方确认无误；上述借款乙方承诺在2011年3月30日还款1000万元，如没有按期归还，甲、丙方有权终止协议，甲方各出借人和丙方有权单独立即向乙、丁方主张各自的借款本息、违约金、担保费、服务费等，剩余借款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2年3月30日前；上述借款利息按照借款额每月3%的标准支付，丙方担保费每月为借款本金的2%，服务费为借款本金的1%，上述利息、担保费、服务费自2011年4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如在最后还款期限乙方依然没有归还全部借款，甲方中的任一出借人和丙方均有权按照各自借款金额单独向乙、丁方主张借款本息、违约金、担保费、服务费等及违约责任，包括诉讼；本合同签订后，乙方撤回全部借条，按照甲方各出借人的合计借款金额重新出具借条，任何一方违约，承担500万元违约金，甲、丙方有权提前主张乙方、丁方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担保费、服务费以及《补充协议》内容所涉金额；如果乙方违约没有按照本协议约定全面履行，甲方和丙方有权选择按照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或本协议要求乙方和丁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另甲方发现乙方或丁方被其他人起诉总额达2000万元时，甲方和丙方有权立即主张收回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担保费、服务费以及《补充协议》所涉金额，但乙方能在十天内解决，让对方撤诉，甲方、丙方立即放弃主张权利；丁方自愿对乙方的所有借款本息以及丙方的担保费、服务费向甲方和丙方提供连带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两年，自借款期限届满时起算，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责任、担保费、服务费、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因该借款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为保障该土地开发项目的顺利销售，甲方同意再次借款1000万元给乙方用于项目的后期建设，该1000万元的还款期限、利息、担保责任、担保费、服务费等责任依照双方的借款约定执行。协议还对墨荷园公司在坐落于环湖东路360号土地上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移交、开发管理、销售、收款等事宜及其他事宜作出约定。
同日，陶圣全、李平（甲方）与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乙方）及中策公司（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载明：陶圣全、吴群霞、邵优顺、谢长东、高传江等人的借款乙方很长时间没有归还，造成出借人很大的损失，经陶圣全、李平两人多次协调，在2011年3月23日就借款事宜与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因达成协议对乙方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现三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补充协议：1、现乙方承诺在签订主协议后，乙方一次性补偿甲方陶圣全3000万元、李平700万元，作为对其损失补偿和感谢报酬；2、付款方式：在主协议甲方、丙方将所有的借款本息、违约金、担保服务费全部收清后，该款从售房款中扣除，如售房款不够，乙方必须在5个月内付清此款，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此款，否则承担一切后果及损失；三、丙方为乙方提供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期限为两年，自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刘传生等借款人没有偿还陶圣全等出借人款项，陶圣全等出借人也没有通过以售房款冲抵借款的方式受偿借款，陶圣全等也没有再次借款1000万元给刘传生等借款人。为此，2011年3月23日协议所载明的出借人陶圣全、吴群霞、谢长东、高传江、邵优顺等先后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刘传生等借款人。
原审庭审中，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等共同的诉讼代理人称，《补充协议》是四借款人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对于如何受到胁迫没有明确具体的陈述，亦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
另查：因刘传生开发的墨荷园房地产项目资金链断裂，自2011年7月份起，除陶圣全、吴群霞、谢长东、高传江、邵优顺外，先后有多位出借人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刘传生、徐学兰及墨荷园公司，累计诉讼标的额超过亿元。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2011年3月23日的《补充协议》上有刘传生、徐学兰的签名，亦有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印章，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在《补充协议》上签名及加盖印章的行为即表明其具有愿意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对于受胁迫的具体情节没有明确陈述，且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况且，自《补充协议》签订至陶圣全提起诉讼长达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并没有以签订《补充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申请撤销该《补充协议》。因此，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抗辩认为签订《补充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因经陶圣全等人协调，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与出借人达成借款展期协议，且达成该展期协议对其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愿意补偿3000万元作为补偿损失和感谢报酬。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没有举证证明协议存在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依法应为有效协议。
鉴于《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系同日签订，且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认可该《协议书》是《补充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在《补充协议》中亦明确因陶圣全等人的协调以致达成《协议书》，从而对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故给予相应补偿和报酬，那么《协议书》对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产生很大促进作用理应是依据《补充协议》支付相应补偿和报酬的条件。在案涉《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担保费、服务费等费率总计为月6%，该费率远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虽然该《协议书》约定将大部分借款延期一年，但是按照上述费率的约定，借款到期后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必将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就此约定而言并不能体现出对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另陶圣全也是案涉借款的权利人，是上述各项费用的受益主体，且在本案重审过程中其虽主张因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的拖延还款导致其因对外融资造成损失，但是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损失补偿的主张，不予认可。在《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签订后，各方并未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2011年7月份起《协议书》所载明的出借人陶圣全、吴群霞、谢长东、高传江、邵优顺等均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所承建项目的停滞，《协议书》约定的相应条款客观上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对各被告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更不可能产生促进作用，陶圣全依据《补充协议》要求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兑现报酬的前提条件显然无法达成。
综上，虽然《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但是《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关联，《协议书》是《补充协议》得以履行的前提和基础，现陶圣全依据《补充协议》要求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兑现补偿损失和报酬的条件显然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支付相应报酬并补偿其因此遭受的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陶圣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800元，由陶圣全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陶圣全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关于墨荷园商业一条街工程管理及财务结算的有关事项；证据2、收条（7张）；证据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24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陶圣全与墨荷园公司等签订协议后，陶圣全以鑫融担保公司的名义帮助墨荷园公司对商业一条街进行施工管理，履行协议的有关内容；2、由于墨荷园公司没有付款，陶圣全为其垫付了部分款项，造成了81500元损失；3、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处于对陶圣全的感谢和损失的补偿，自愿承诺给付陶圣全的报酬和补偿。
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共同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工程管理和财务结算事项的说明主体是鑫融担保公司和墨荷园公司，双方可能对墨荷园商业街后期装潢有相应说明，但与陶圣全主张的诉请无关联，如果鑫融担保公司认为不应承担款项，其履行后可以向墨荷园公司追偿，与本案无关。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
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一组证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01、00402、00404、00409、00413、00414号6份民事判决书，证明：《协议书》所涉及的各债权人分别起诉刘传生等，主张高额利息，债权关系混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认定的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远低于各自诉讼主张；陶圣全所谓居中协调进而促进墨荷园公司建设和经营发展不是事实，反而陶圣全与其他债权人一起起诉并主张高额利息，试图损害刘传生等的利益。
陶圣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6份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刘传生等借款人和陶圣全等出借人的借款没有归还的事实，总计数额超过2011年3月23日《协议书》约定金额，2011年3月30日前未归还1000万的金额；判决没有否认《协议书》的效力，陶圣全和其他出借人协调后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刘传生等借款人也认可，在此情况下，承诺给陶圣全相关补偿和报酬，没有损害其利益。
本院对于上述证据认定意见为：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提交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01、00402、00404、00409、00413、00414号等6份民事判决书，各方当事人对于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均系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陶圣全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故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关于陶圣全提交的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2441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墨荷园商业一条街工程管理及财务结算的有关事项》和《收条》（7张）两份证据，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质证意见也同于原审，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相同。
二审另查明：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人均依据2011年3月23日《协议书》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诉请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等归还借款本金6000万元、2323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原审法院受理后，作出（2013）合民一初字第00230、00233号，（2014）合民一初字第00159、00160、00161号民事判决。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1日分别作出（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01、00402、00404、00409、00414号等5份民事判决，判决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借款人归还高传江、陶圣全、邵优顺、谢长东、吴群霞借款本金1771181.58元、5667781.06元、3542363.16元、1771181.58元、10627089.49元及相应利息（本金合计为23379596.87元，利息合计为4754510.47元）。上述五份判决查明：1、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人庭审中分别陈述，部分借款明细账户合计6321.27万元，并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款项支付凭证，但五人在上述五个案件中提供的转款凭证相同；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称五人在一起做生意，资金放在一起提供给刘传生等，无法区分出付款凭证中每一笔款项系哪一位出借人出借的款项。2、墨荷园公司制作的其与陶圣全及鑫融担保公司之间的账目记载，自2008年7月4日至2010年11月3日，刘传生等借款金额为8177.7万元，有借款时预先扣除的利息及贷新还旧而扣除的借款共计526.77万元。3、刘传生等提供的付款凭证显示其已归还款项金额为7015.04万元，但是提交向陶圣全等出借人的还款凭证，不能区分向每人分别支付的款项。
除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外，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陶圣全诉请的1000万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陶圣全上诉称《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相互独立的，《补充协议》不以《协议书》履行为前提，《补充协议》约定3000万元，系刘传生等支付给他的报酬和损失补偿。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等辩称，《补充协议》是针对《协议书》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陶圣全应当收取的报酬和补偿，实际是其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收取高额利息。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一）《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均系2011年3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亦约定：陶圣全等五出借人的借款刘传生等很长时间没有归还，给借款人造成很大的损失，经陶圣全等人的协调以致达成《协议书》，从而对刘传生、墨荷园公司等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故给予陶圣全等相应补偿和报酬。据此，正是基于《协议书》的签订，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才与陶圣全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并非独立于《协议书》存在。
（二）本院受理的（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01、00402、00404、00409、00414号案件中，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人均依据2011年3月23日《协议书》，分别诉请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人提交出借的款项凭证相同，并称五人的资金放在一起提供给刘传生等借款人，无法区分付款凭证中每笔款项系哪一位出借人出借的款项；刘传生等提交的其向上述五人出借人还款的付款凭证中，亦不能区分向每人分别支付的款项。上述判决亦是将该五案所涉债权作为一个整体债权，综合认定五人所出借的款项数额及刘传生等借款人偿还的款项数额，并计算出尚欠的本金及利息余额，然后根据五人在2011年3月23日协议书中享有的债权比例确定五人各自享有的债权本息。
（三）本院受理上述五个案件查明的事实亦反映，《协议书》中虽确认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出借人向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四借款人出借13200万元，但依据陶圣全等五出借人实际出借金额，刘传生等四借款人还款金额，按照借款年利率24%标准，先本后息的还款原则，最终认定截至2012年10月25日，刘传生等尚欠高传江、陶圣全等借款本金23379596.87元，利息4754510.47元。即《协议书》中约定陶圣全等出借人的借款13200万元中包含有超过年利率24%的高额利息。
（四）《协议书》还约定，所涉借款本金132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3%，鑫融担保公司的担保费、服务费合计每月为3%。可见，该协议是在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借款人，每月需要向高传江、陶圣全、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出借人及鑫融担保公司支付明显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利息及费用的基础上达成。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陶圣全在和高传江、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出借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五人与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四借款人签订《协议书》，按照该协议约定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确认尚欠借款本金金额为13200万元，该金额中已经包含高额利息，且还需要按照上述借款本金支付月利率3%的利息，支付鑫融担保公司合计为3%的担保费及服务费。即虽然陶圣全、高传江、谢长东、邵优顺、吴群霞等五出借人将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此前所借款项延期一年，但是该四借款人需要以13200万元为本金，支付明显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利息及费用作为对价，故在陶圣全本身就是《协议书》所涉出借人的情形下，主张该协议的签订给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等项目建设和资金周转带来便利，该四借款人应基于感谢而支付的报酬，缺乏事实依据。关于陶圣全主张的损失补偿，即使其出借款项系转借而来，需要承担高额利息，但在陶圣全与刘传生等之间民间借贷另案诉讼中已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支持其利息的情形下,再行主张额外损失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因此，陶圣全虽在上诉时将诉请标的额变更为1000万元，本院亦不予支持。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等关于《补充协议》中约定应向陶圣全支付的3000万元“感谢报酬”和“损失补偿”，事实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收取高额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陶圣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陶圣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如果
代理审判员 戴良桥
代理审判员 李晓茜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苏 萍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