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湘01行终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晓勇，男，1970年2月17日出生，侗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丽君，女，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189号。法定代表人陈洪林，局长。委托代理人何建平，男，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代理人宁清华，湖南弘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晓勇、黄丽君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行政行为一案,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行初246号行政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吴晓勇和黄丽君于2017年2月24日共同向区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吴晓勇向区民政局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户籍证明信、吴晓勇身份证、《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黄丽君向区民政局提交了户口簿中的卡片《长沙市常住人口登记表》、黄丽君身份证、《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在审查和询问后，认为吴晓勇、黄丽君符合结婚条件，并制作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吴晓勇、黄丽君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当事人领证签名并按指纹”一栏分别签字和按指纹。《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提供证件材料”一栏填写男方材料为身份证、户口簿、声明书。2017年11月2日，区民政局以EMS国内标准快递方式向吴晓勇身份证所记载的住所地址邮寄送达结婚证，在三次投递未妥投后邮件被退回。吴晓勇、黄丽君不服区民政局结婚登记于2017年12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本案中，区民政局具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法定职权。本案当事人对吴晓勇和黄丽君于2017年2月24日向区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无争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行政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第七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无法出具居民户口簿的，婚姻登记机关可凭公安部门或有关户籍管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印章的户籍证明办理婚姻登记；当事人属于集体户口的，婚姻登记机关可凭集体户口簿内本人的户口卡片或加盖单位印章的记载其户籍情况的户口簿复印件办理婚姻登记。”本案中，吴晓勇在办理婚姻登记时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加盖印章的户籍证明，区民政局对此予以审查符合上述规定。关于吴晓勇和黄丽君认为户籍证明和户口簿没有同等效力的诉讼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区民政局没有当场颁发结婚证，于2017年11月2日以EMS特快专递方式向吴晓勇身份证记载的住所地址邮寄发给结婚证，在行政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不足以否定区民政局对吴晓勇、黄丽君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的整体合法性，区民政局对此应该引起重视，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予以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吴晓勇和黄丽君于2017年2月24日共同向区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于2017年12月19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原告吴晓勇、原告黄丽君以2017年2月24日区民政局作出结婚登记行为后未当场发给结婚证为由，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行为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晓勇、原告黄丽君的诉讼请求。两上诉人诉称：1、被上诉人在婚姻登记中没有详细审查吴晓勇的户口信息，在户籍证明缺失的情况下先行登记，在未颁发结婚证的情形下认定该登记已于当日完成并且手续齐备。该行政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并且属于滥用职权，并导致不当后果，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依法应撤销其婚姻登记行政行为。2、登记手续当日不完整，其后也不可能自动完整。被告在婚姻登记中尚未完成相关程序的情况下，随后称其自行完成其所谓的内部后续登记程序包括上网公示等等并宣称、坚持所有登记程序已经完成，则明显是强迫婚姻的行为。被告这种行为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实质是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为原告继续完成婚姻登记。上诉人于2017年8月底当面向被告提出撤销婚姻登记时才知道本该是未完成的婚姻登记由被上诉人单方面操作曲解，而被上诉人此时仍要求原告提供户口簿原件以领取结婚证。被告在原告依法指出上诉状第1点意见的情况下仍拒不改正，事实上即构成强迫婚姻，应当依法撤销其违法的婚姻登记行为。3、一审法院从立案到审案都存在司法不公正甚至违法现象，在此一并上诉。主要情况一审法院立案庭违法拖延原告立案，一审行政庭曲解法律，歪曲事实，违法取证，偷换概念以蒙蔽法律，避重就轻作偏向性断案。所有违法的司法行为都应当依法纠正。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协同被上诉人曲解法律，侵犯公民诉讼权利。被上诉人在其答辩状中声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办理结婚登记日期是2017年2月24日而起诉时间是2017年12月12日，已超六个月的诉讼期限，属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庭歪曲事实，编造有利于被上诉人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擅自将“原告未取得结婚证”的事实，改为原告“未领取结婚证”，将未完成的不完整的婚姻登记行为歪曲成已完成已完整的婚姻登记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作出的婚姻登记行政行为。区民政局辩称：1、吴晓勇、黄丽君起诉时已过诉讼期限，依法应当驳回起诉。原审判决也认定了吴晓勇与黄丽君于2017年2月24日共同向芙蓉区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于2017年12月19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2、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在办理吴晓勇与黄丽君结婚登记时程序合法，因吴晓勇办理登记时称其暂无户口簿，向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及身份证，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吴晓勇提交的证明信、身份证进行了审查并询问了相关情况。依据《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对的复函》第一条等规定，吴晓勇向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交的证明信加盖有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的印章，该证明信系负责户籍管理的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办理结婚登记，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该户籍证明及吴晓勇的身份证进行了审查并询问了相关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同时，黄丽君向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出具户口簿、身份证，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黄丽君提交的户口簿、身份证进行审查并询问了相关情况。此外，吴晓勇、黄丽君向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交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声明未婚，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血亲关系，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自愿结为夫妻。本人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明吴晓勇、黄丽君向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了结婚登记，芙蓉区民政局是依据两人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程序合法。3、吴晓勇、黄丽君自愿到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在对吴晓勇、黄丽君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后，制作了《结婚登记审查表》，吴晓勇、黄丽君在《结婚登记审查表》的“当事人领证签名并按指纹处”签字并按指纹，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两人的婚姻登记已经完成，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结婚证发放给了吴晓勇、黄丽君，婚姻登记行为合法有效。因吴晓勇、黄丽君承诺将吴晓勇户口簿补过来后再拿走结婚证，所以将结婚证暂时放在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行保管，并不影响婚姻登记行为的完成和生效，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见吴晓勇、黄丽君迟迟未将结婚证拿走，后又向吴晓勇邮寄了两人的结婚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晓勇、黄丽君的起诉或者驳回吴晓勇、黄丽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本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的事实与原审无异。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吴晓勇和黄丽君于2017年2月24日共同向区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于2017年12月19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故，吴晓勇和黄丽君的起诉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行政程序是否合法。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婚姻登记中没有详细审查吴晓勇的户口信息，在户籍证明缺失的情况下先行登记，在未颁发结婚证的情形下认定该登记已于当日完成并且手续齐备，以上行政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并且属于滥用职权。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第七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无法出具居民户口簿的，婚姻登记机关可凭公安部门或有关户籍管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印章的户籍证明办理婚姻登记；当事人属于集体户口的，婚姻登记机关可凭集体户口簿内本人的户口卡片或加盖单位印章的记载其户籍情况的户口簿复印件办理婚姻登记。”本案中，吴晓勇在办理婚姻登记时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加盖印章的户籍证明，且吴晓勇、黄丽君在《结婚登记审查表》的“当事人领证签名并按指纹处”签字并按指纹，并向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交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声明:未婚，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血亲关系，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综上，区民政局已根据上述规定与程序对吴晓勇、黄丽君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应视为其对两人的婚姻登记行为已经完成，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并无不当。因区民政局没有当场颁发结婚证，一审法院认定其在行政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该瑕疵不足以否定区民政局对吴晓勇、黄丽君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的整体合法性，对此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其他诉请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虽存在程序瑕疵，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不影响的实体处理结果的正确性，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晓勇、黄丽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树兵审判员  戴 莉审判员  陈丽琛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彭凤琴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