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86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1，男，194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志锋、王茉莉，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2，男，195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志锋、王茉莉，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3，女，195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4，男，194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
上诉人罗某1、罗某2因与被上诉人罗某3、罗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103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某1、罗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宇小区15栋1单元502房屋及被继承人的拆迁及集体分红款186967.92元由两上诉人和两被上诉人法定继承；二、判决罗某1额外承担的丧葬费用54822元从遗产中扣除；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罗某3提供的遗嘱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1、被继承人袁海英在2008年开始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继发性癫痫、老年性脑萎缩等常见的老年性、精神类疾病，其在87岁高龄、身患重疾、神志模糊且被罗某3实际控制下，并在罗某3及其委托的法律工作者赖银花的诱导下立下了遗嘱，但罗某3并未举证证明袁海英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该遗嘱应属无效。2、本案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遗嘱形式，也不符合原判认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遗嘱上有五人签字，分别是立遗嘱人袁海英、代书人赖银花、证明人罗某4、在场人黄治、谭炀玲，实际上立遗嘱时罗某4、黄治都不在场，其二人的签字均是事后补签，不能见证代书遗嘱的过程。该遗嘱系打字员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过程中，袁海英并未在场，故实际上的代书人应系打字员，而不是赖银花，但作为代书人的打字员却未在遗嘱上签字，故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也应属无效。二、袁海英的的拆迁及集体分红款186967.92元应作为遗产继承。天心区先锋街道先锋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证明证实，袁海英自2002年开始领取集体土地分红及相关补贴费用，其生病期间及去世后均由罗某3签字领取，拆迁及集体分红款186967.92元自袁海英生病期间由罗某3控制，但也应属于遗产予以分割。三、罗某1为操办袁海英丧事实际支出了54822元，该款项应当从遗产中予以扣除，而不是仅按照平均工资六个月的标准扣除。
罗某3答辩称：母亲立遗嘱时头脑清醒，上诉人没有尽到做儿子的义务，还虐待母亲，让母亲心寒，故立下遗嘱将房子给了我。遗嘱确实是打印的，因为母亲不会写字，故打印之后念给母亲听，然后母亲才签的字，遗嘱真实有效。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集体分红款，母亲治病吃药需要用钱。
罗某4答辩称：遗嘱是母亲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母亲要把房子留给罗某3，叫其他继承人来签字，但他们不来，最后我是签字认可了的。母亲的集体收益款既要用于买房又要用于治病吃药和生活，因此我不知道还剩多少钱。
罗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原大托镇先锋村）新宇小区15栋1单元502室房屋归罗某3所有；二、罗某4、罗某1、罗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海英于1926年2月12日出生，育有罗某3、罗某4、罗某1、罗某2等子女四人。2010年10月，袁海英支付37420元购买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的新宇小区安置房15栋1单元502房。2011年，袁海英花费二万余元对房屋进行简要装修后入住该房。
2013年，袁海英签署一份案外人赖银花电子打印的《遗嘱》，内容主要为：“我今年87岁，丈夫已于1980年12月过世。我在立遗嘱时神志清醒，由于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遗嘱，因我握笔书写困难，由赖银花代写本遗嘱，本人签字确认。一、将我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先锋新宇小区15栋1单元502号房产一栋（面积为80平方米）由女儿罗某3继承。其他子女不享有该套房屋的继承权（该套房屋系2011年我个人独自出资购买）。二、除上述房产外，我其余的财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三、上述内容系我真实意思表示，请罗某3、罗某4、罗某1、罗某2遵循我真实意愿，本人过世后，罗某4、罗某1、罗某2不得再就房屋的继承事项与罗某3发生任何纠纷。本遗嘱一式三份，由我本人、代书人赖银花、罗某3各保管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赖银花在该《遗嘱》代书人处签名，赖银花、黄治（时为赖银花之夫、后以离婚）、谭炀玲（罗某3之女）在该《遗嘱》在场人处签名。2015年9月10日，袁海英因病去世。
另查明，一、关于立遗嘱的过程。经罗某3申请，赖银花、谭炀玲出庭作证。赖银花陈述，立遗嘱时，有袁海英、罗某3、赖银花、黄治、村里一丁姓五六十岁男性、谭炀玲（在带小孩）在场，当时袁海英神志清醒，经其口述遗嘱内容后，赖银花根据口述内容到打印店电子打印书面遗嘱，再宣读给袁海英听，经袁海英确认后由其签名，遗嘱是袁海英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时，赖银花用手机拍摄了袁海英在《遗嘱》签名过程的视频，未全程拍摄立《遗嘱》全部过程。为此，罗某3提交了一份视频。谭炀玲所述与赖银花所述基本相同。经该院与黄治谈话，黄治陈述，2013年5月某日上午，其妻赖银花（现已离婚）陈述要去先锋小区帮一个老人立遗嘱，黄治遂送赖银花前往该地。袁海英立遗嘱时，袁海英、罗某3、赖银花、黄治、村里一丁姓五六十岁男性、谭炀玲在场，其时袁海英神志清醒，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丁姓老人不愿介入他人家事未在遗嘱签名，黄治遂作为见证人签名。罗某1、罗某2对前述证人证言及视频均不予认定；罗某4对此无异议，并陈述其母袁海英立遗嘱时，曾通知罗某4、罗某1、罗某2三人到场，但三人未去，罗某4对《遗嘱》无异议，遂补签了名字。该院经审查后认为，谭炀玲系罗某3之女，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非适格见证人，对其见证人身份及证人证言，不予认定。赖银花、黄治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非继承人、受遗赠人，亦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没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代书人、见证人，对其证人证言，该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后综合认定。视频未全程拍摄立遗嘱全部过程，但各方亦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视频不属实，该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后综合认定视频内容。二、罗某1、罗某2提交一份《家庭会议》作为证据，拟证明袁海英住院期间，罗某1、罗某2照顾了袁海英并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罗某1支付了安葬费，家庭会议各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有无遗嘱，房产应抵扣安葬费后四人平分。罗某3对此有异议，认为各方未签字达成一致意见。罗某4陈述，各方召开了家庭会议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该院经审查后认为，因罗某3、罗某4等人未在该《家庭会议》签名同意，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此不予采信。三、罗某1、罗某2提交一组票据，拟证明罗某1为办理袁海英丧事，支出安葬费178622元，收礼金123800元。罗某3认可系罗某1操办了袁海英丧事，但前述票据非合法有效票据，且罗某1收取了礼金。罗某4陈述系罗某1操办了袁海英丧事，但收支情况均系罗某1自行处理，且罗某1收取了约十二三万元礼金，支出不明。罗某2对此未提出异议。该院经审查后认定，罗某1主持操办了袁海英丧事，支付了安葬费用，另收取礼金123800元。但前述支出安葬费票据非合法有效票据，对安葬费金额，不予认定。四、罗某1提交一组集体经济组织发放款项的证据，拟证明袁海英有遗产186967.92元。罗某3对此不予认可，罗某4陈述对此不清楚。该院经审查认为，遗产系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财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财产权益。前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款项均系罗某3领取、袁海英死亡时的遗产为186967.92元，对此不予认定。五、2011年前，袁海英系由罗某4、罗某1、罗某2三人轮流赡养，后由罗某3赡养照顾至其去世。六、对涉诉房屋价值，各方未申请鉴定。罗某3陈述，约价值20至30万元，罗某2陈述，约价值30万元，罗某1陈述不清楚行情，罗某4陈述约30万元。七、袁海英身前患有脑梗死、继发性癫痫、老年性脑萎缩并脑白质变形等疾病。罗某1主张，袁海英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身份信息、袁海英身份信息、病历资料及票据、《物业管理合同》、《安置房交款通知单》、《抽签通知书》、《收据》多份、《遗嘱》、视频、证人证言、袁海英身前领取集体经济组织款项情况、礼金薄、当事人陈述、开庭笔录等。
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袁海英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在实体方面，主要是遗嘱是否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在形式方面，遗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形式要件要求。（一）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涉诉房屋系袁海英个人财产，袁海英有权立遗嘱进行处分。袁海英在《遗嘱》上亲笔签名，《遗嘱》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罗某1主张，袁海英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代书遗嘱是由代书人根据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代为书写的遗嘱。其一，袁海英所立遗嘱是由他人根据其意思表示通过电子打印再由其签名确认。当下社会，电子打印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书制作方式，电子打印已成为书写的一种方式。故袁海英所立《遗嘱》属于代书遗嘱。其二，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赖银花、黄治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非继承人、受遗赠人，且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没有利害关系，赖银花作为代书人、见证人，黄治作为见证人，合乎法律规定。其三，视频未完整拍摄袁海英所立遗嘱全过程，但是否拍摄视频并非《遗嘱》合法有效的法定条件。综上，袁海英所立《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合法有效。罗某3诉求确认涉诉房屋归其所有，因涉诉房屋尚未取得不动产证（房屋所有权证），法院不宜处理房屋所有权，故本院判令涉诉房屋归罗某3占有、使用、收益。二、关于安葬费、除房屋外其他遗产的处理。其一，罗某1主张袁海英有遗产186967.92元，由罗某3掌握，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且作为原告的罗某3未就此提出诉求，当事人可另谋途径解决。其二，关于安葬费。如前所述，该院认定罗某1操办了母亲袁海英的丧事支出开销，但对安葬费金额不予认定。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安葬费是否应从遗产中扣除，但罗某1为母亲袁海英办理丧事支出开销是尊重伦理道德、符合公序良俗之行为，该院酌情按当地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六个月的标准判令从袁海英的遗产（即涉诉房屋）中扣除安葬费用24262.5元（48525元÷12×6），由罗某3支付给罗某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原大托镇先锋村）新宇小区15栋1单元502室房屋归罗某3占有、使用、收益；二、驳回罗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罗某3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罗某1、罗某2提交如下新证据：网上下载的民事判决书三份及赖银花职业资料，拟证明本案遗嘱代书人赖银花系法律工作者，与罗某3一审期间的代理人存在合作关系，其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故其代书的遗嘱及在一审期间所作的证言不应采信。
罗某3质证称：对三份文书的真实性不能确定，赖银花确实是法律工作者，是母亲请的法律从业人员写遗嘱，所以请了赖银花，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罗某4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不清楚。立遗嘱时我不在场，我也不认得赖银花。
本院认证如下：上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罗某3、罗某4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遗嘱的效力问题。二、罗某1、罗某2主张的丧葬费及186967.92元拆迁及集体分红款的处理问题。现就各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涉案遗嘱的效力问题。
罗某1、罗某2上诉称本案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属无效。经查，本案所涉遗嘱由赖银花代书并签名、黄治在场见证并签名，并由立遗嘱人袁海英签名确认，且本案的另一继承人罗某4亦认可该遗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在遗嘱上补签名。赖银花、黄治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无利害关系，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赖银花、黄治具有法律规定的作为遗嘱见证人的限制情形，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订立代书遗嘱时黄治时不在场而是事后补签名。故该代书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之规定，故该遗嘱合法有效。上诉人关于黄治立遗嘱时不在场而是事后补签名及赖银花不是代书人，故本案代书遗嘱应属无效等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
罗某1、罗某2还称袁海英立遗嘱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应属无效，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袁海英立遗嘱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故此，袁海英所立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确认遗嘱合法有效是正确的。
二、罗某1、罗某2主张的丧葬费及186967.92元拆迁及集体分红款的处理问题。
罗某1、罗某2上诉称应从遗产中扣除其实际发生的丧葬费。丧本院认为，丧葬费不应在遗产继承中予以处理，但一审法院为减轻诉累，依照按照平均工资六个月的标准计算丧葬费，并无不当，其如确有证据证实还有所支出的丧葬费需要分担，可另行协商解决。
罗某1、罗某2还上诉称自2002年开始领取的拆迁及集体分红款186967.92元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自2002年起至2015年9月10日袁海英去世时止这一长达13年的时间里陆续领取的186967.92元中的剩余款项及何人掌控剩余款项，故对于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罗某1、罗某2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罗某1、罗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峰
审判员 陈 瑶
审判员 胡益民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倩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