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5民终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州康达公交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站前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李金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见明，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胜男，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俭俭，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女，197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华，男，196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佳俊，浙江乾衡（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州康达公交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严俭俭、陈晓、曹建华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3民初1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现已审理终结。
康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6）浙0503民初字165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不清。本案一审认定浙Ｅ×××××车辆的实际控制人为上诉人证据不足，涉案车辆实际控制人应为湖州市南浔镇北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北公司）。1.上诉人与镇北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于车辆转让和相关权利与义务的协议，湖州国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运公司）、湖州市南浔万顺客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公司）是二个完全独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镇北公司分别与万顺、国运签订的协议与上诉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之间的协议对证明浙Ｅ×××××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任何意义。2.上诉人至今未收到过涉案车辆的管理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陈述的是管理费也是缴纳给万顺公司的。3.实际控制人是指对所管理的车辆履行安全管理及日常管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请证人庄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清楚的表明至浙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安全管理等职责都不是上诉人接手履行，而是万顺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是否是万顺公司的管理人员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但是起码不是上诉人单位的安全管理人员在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也是很清楚的。一审判决完全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在8月24日由被上诉人向湖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提交的二份路线年审申请文书，在这两份文书中被上诉人对于浙Ｅ×××××车辆的产权等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陈述，但是一审法院以道路运输班线经营许可证的变更仅是行政许可的范畴，并不对车辆的所有权的性质产生效力性约束为由未予置评，也与被上诉人主张的镇北公司依据协议第四条承担协助办理义务，手续未办理是上诉人原因的意见毫无关系。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向运管部门提交的年审申请材料，这和其变更手续的主办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线路申请年审与线路变更根本是两码事。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有误。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1至9全部予以认定并采纳，是认定有误。证据1是被上诉人与国运公司的协议与上诉人没有关系，认定该证据的关联性显与事实不符。证据6与证据9的证明内容完全矛盾，两份证据对于2011年5月后收取管理费主体陈述不一致。上诉人对于该二份证据也提出了异议，但一审法院仍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3、4、5是政府政策调整的相关文件，与本案的诉争没有实质的关联性，政策性文件是指导性文件，但是具体落实情况也就是本案中的涉案车辆是否移交才是确定本案风险承受人的依据。所有人与实际控制人因各种原因的分离是普遍情况，在分离的情况下，风险的承受人应是实际控制人，况且本案涉案车辆在肇事时正恰巧遇到因政策性的变化而发生变更，本案车辆在2011年7月28日变更行驶证，并不意味着车辆控制人发生变更。以政策性规定的时间来确定实际控制人的交割时间显然是偷梁换柱，与事实不符。三、本案究其实质是查清浙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究竟谁是实际控制人。事故恰逢因政策性调整而变更期间，故此行驶证登记人并不等同于实际控制人，而实际控制人镇北公司应对于事故的后果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提请的证人庄某证言明确表示了事故发生时对涉案车辆履行安全管理义务不是上诉人。既然车辆安全管理人和管理费的收缴人都不是上诉人，那认定上诉人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人的依据何在？因为行驶证变更前登记人为镇北公司，故此上诉人向镇北公司追偿符合法律规定。
严俭俭、曹建华、陈晓二审答辩称：本案一审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诉请。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为浙E车辆实际控制人证据确凿，涉事车辆在事发时与被上诉人毫无关系。1.虽然上诉人与镇北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于车辆转让和相关权利义务的协议，但在事发前本案涉车车辆由于湖州市大交通战略，根据市运管等部门会议精神，镇北公司和国运公司签订协议，将包括涉事车辆在内的13辆车及路线运营权合并给国运公司，13辆车由国运公司指定归入下属万顺公司经营。协议签订后，镇北公司于2011年5月将全部的车辆资料移交给对方，依约镇北公司已经领到5至7月份三个月20900元补偿款。后根据市运管等部门文件精神，要求将万顺公司、织里三元、镇北公司等名下119辆营运车辆（包括涉事车辆在内）变更到康达公司名下时，车辆实际控制人系国运公司及万顺公司。而相关车辆变更手续及管理费收取以及安全管理也是由国运公司及万顺公司和康达公司直接衔接，此时与镇北公司已无关系。2.上诉人所谓的一审提交的8月24日被上诉人向市运管处提交的二份路线年审申请书，用以证明涉事车辆产权是毫无根据的。根据康达公司申请，2011年7月13日下发的市运（2011）86号文件，市运管处同意将上述119辆车辆（包括涉事车辆）变更到康达公司名下（所有车辆于2011年7月过户到康达公司名下，而相关营运许可等资料需要行政许可，故康达公司在事发前尚未变更，而事发后康达公司一直怠于办理。但为了保持运输服务的连续性，在相关车辆承包人要求下，镇北公司基于原协议及承包人请求以及为了保持运输服务的连续性而协助他们办理年审。二、针对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证据有误的问题，首先证据1能够清晰反映本案涉事车辆实际控制人转移过程，可以证明自2011年5月1日起涉事车辆已经不再受镇北公司管理。其次，关于证据6和证据9内容问题，由于本案涉事车辆首先由镇北公司移交给万顺公司，故开始确实是万顺公司收取管理费，至于万顺公司何时移交给康达公司，可以参照行驶证变更时间。而不论管理费是由万顺公司还是康达公司收取，都足以证明自2011年5月后，涉事车辆实际控制人不是镇北公司。再次，证据3、4、5都足以证明此次关于运营车辆、路线调整康达公司积极参与、明确知道，而非如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所言对车辆过户到其名下毫不知情，而对其名下运营车辆，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其管理失职足以明确。三、针对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意见。既然上诉人认可了证人庄某证言，那么事故发生时涉事车辆实际控制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自然和镇北公司无关，证人庄某证言以及其他镇北公司12辆车承包人证言均可证明，自2011年5月起他们的管理费都不交在镇北公司，安全教育等活动都不再由镇北公司负责管理，故而在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实际管理人必然不是镇北公司。
康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严俭俭、曹建华、陈晓连带支付康达公司垫付的赔偿款3249227.28元；2.本案诉讼费由严俭俭、曹建华、陈晓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8日，严国平与镇北公司签订了《班车安全责任经营合同书》1份，约定严国平获准浙Ｅ×××××客车南浔至八都的班车经营使用权，月交费1402元，严国平承诺已报名增考大客驾照，证件未完善前聘请专职驾驶员。同年4月20日，受严国平委托镇北公司聘请具有准驾车型的王建祥驾驶浙Ｅ×××××客车。2011年4月30日，镇北公司与国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1份，约定将镇北公司名下的13辆客车及路线经营权合并归国运公司所有，合并后，原镇北公司与驾驶员签订的经营合同由国运公司继续履行至期满，并由国运公司每月支付7150元给镇北公司，该13辆客车并入国运公司指定的下属万顺公司经营，车辆行驶证等相关证件同时也变更至万顺公司，有关变更手续的办理及费用由万顺公司负责，镇北公司协助办理。2011年5月10日，市交通局出台《关于印发市区公共交通整合提升工作要求的通知》，要求在6月30日前完成市区公交企业的整合提升。6月2日，市交通局出台《关于城乡公交企业整合工作协调会议纪要》，要求根据通知要求确保整合后的新公司资产负债率降至50%以下，并为新公司2011年新车购置计划投入提供资金保障，国运公司和湖州长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同意按各自的股份比例在7月15日前共同现金注资3520万元到新公司或康达公司账户。7月4日，康达公司书面向市运管处请示，要求对万顺公司、三元公司及镇北公司的客运资源和119辆营运客车进行整合，并将上述119辆客车变更至康达公司名下，其中包括肇事客车辆浙Ｅ×××××客车。7月13日，市运管处下文批复同意康达公司对万顺公司、三元公司及镇北公司的城乡客运资产进行整合，并将119辆营运客车变更至原告名下。7月28日，康达公司将肇事车辆浙Ｅ×××××客车在内的客车变更至其名下，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但未办理道路运输证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
2011年8月7日,严国平驾驶浙Ｅ×××××中型普通客车沿苏州市吴江区莘七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莘七公路28公里200米庙港太浦闸限高处撞击路上限高横杆，造成李国红等24人不同程度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李国红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经吴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严国平因持准驾车型不符的驾驶证驾驶车辆，通过事发地点时疏于观察，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车上所载乘客超过核定人数，上述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康达公司作为肇事客车的所有人分别赔偿伤者及死者家属合计3249227.28元。
另查明，2014年2月27日，镇北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清算后，依法注销。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镇北公司是否需要对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康达公司系浙Ｅ×××××客车的所有人及实际控制人。根据市交通局要求对市区公共交通企业进行整合提升的相关文件精神，康达公司通过向市运管处请示，市运管处批复同意康达公司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获得包括肇事客车在内的119辆客车的所有权及班线经营权，并在交通事故发生前进行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康达公司是积极主动参与此次公共交通企业资源整合，对车辆所有权变更一事也是十分清楚的，而道路运输证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的变更仅是行政许可的范畴，并不对车辆所有权的性质产生效力性约束。吴江区人民法院（2015）吴江震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查明了严国平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客车挂靠在康达公司处跑客运。其次，镇北公司将班线经营权承包给严国平并无不可。虽然该班线要求的车型为大客，但对承包人是否具备准驾车型并未有要求，承包人仅需保证客车的驾驶员具备准驾车型即可，关于驾驶员的审查，镇北公司也已尽到了应尽的审查义务，要求严国平聘请具备驾驶资质的驾驶员，并监督严国平聘请了具有驾驶资质的驾驶员王建祥。在康达公司获得车辆所有权及班线经营权后，关于驾驶员及班线的审查义务，应当由康达公司负责，与镇北公司无关，康达公司作为专业的公交运输公司，对该义务应当是十分清楚的。最后，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系严国平在未取得准驾车型的驾驶证私自驾驶浙Ｅ×××××客车，康达公司作为客车的所有人，未尽到对客运车辆驾驶员、车辆行驶路线的管理义务，应当与严国平与对本次交通事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本次交通事故的损失赔偿应当由严国平承担，并由康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镇北公司无需对上述赔偿承担责任，康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也不能向镇北公司追偿。现镇北公司已经依法清算并注销，其原股东即本案的严俭俭、曹建华、陈晓也无需对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康达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湖州康达公交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794元，由湖州康达公交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安全活动日活动记录1份，用以证明涉事车辆归并到康达公司在2011年8月，而不是行驶证登记的过户时间2011年7月28日，且8月28日为涉事车辆归并至康达公司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提供的活动记录，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和康达公司系分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相互存在直接利益关系，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通报了康达公司8月份的事故情况，同时也认为8月7日严国平驾驶的浙Ｅ×××××交通事故是公司的事故，所以即使该活动记录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当天召开了会议，不能证明康达公司实际管理肇事车辆的时间。
上诉人申请计炳顺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万顺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及发生前都没有对事故车辆进行过管理，事故发生时车辆管理的实际控制人是镇北公司。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系康达公司员工，其证言真实性有待怀疑，即使证人所言真实，只能说明根据公司的要求在2011年8月28日召开了安全会议，并不能证实肇事车辆实际受控制的时间是在会议召开的时间之前。上诉人申请证人许某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万顺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及发生前都没有对事故车辆进行管理，事故发生时实际控制人是镇北公司。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许某并没有提到事故发生时及事故发生前车辆归谁管理，并不清楚车辆归谁管理。证人对事故发生前召开安全会议也有明确的印象，该会议是在事故发生前由镇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知证人共同召开的。当时镇北公司和国运公司已签署协议，将车辆转给国运公司，由万顺公司进行管理。所以证人证言和协议是可以相互印证，说明事故发生前镇北公司已经将车辆移交给国运公司，且由万顺公司具体管理。
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所提供的2011年8月28日、2011年9月18日两次安全活动日活动记录，活动由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的相关人员召集，各有关车辆的人员到庭参会签到，也有较为完整的会议记录并附有会议实景照片，故证据具有真实性。两次会议记录内容，均通报了涉事车辆于2011年8月7日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且南浔分公司沈总也认为万顺公司、镇北公司车辆于7月31日转入康达公司，无论责任制驾驶员还是公营驾驶员均已成为康达公司驾驶员，故从两次会议内容来看，康达公司实际已对镇北公司所并入车辆及其驾驶员进行了有效管理，所发生的事故也属于康达公司的安全事故，上诉人主张应以车辆运输证和线路许可证的变更日期作为涉事车辆实际移交日期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上诉人申请两位证人所作的证人证言，两位证人分别在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和万顺公司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其对于涉事车辆何时实际交由康达公司或者万顺公司的情况均不清楚，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安全生产日安全活动记录，均无法证明涉事车辆于事故发生后才交由康达公司实际管理的事实。
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原镇北公司由股东严俭俭、曹建华、陈晓三人出资设立，该公司于2014年2月27日因股东会决定解散而注销。2011年8月28日、9月18日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进行了两次安全活动日活动，安全生产科科长计炳顺再一次通报了涉事车辆于2011年8月7日浙Ｅ×××××车辆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要求各位驾驶员提高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章；该分公司沈总指出万顺公司、镇北公司车辆于7月31日转入康达公司，无论责任制驾驶员还是公营驾驶员均已成为康达公司驾驶员。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康达公司是否于事故发生前实际控制了涉案车辆，如是，原镇北公司的股东在企业清算后是否需要对此前因事故而形成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康达公司主张，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前涉事车辆仍为镇北公司实际控制，故上诉人康达公司有权向车辆实际控制人镇北公司进行追偿。对此本院分析认为，一、从车辆经营权的变更缘由来看，湖州市交通局于2011年5月10日向市运管处、长运公司、国运公司、公交公司下发了《市区公共交通整合提升工作要求的通知》，该通知包括《湖州市区城市公交整合提升要求》和《湖州市区城乡公交整合提升要求》，明确要求于2011年6月30日前市区公交企业整合提升工作如期完成，由国运公司、长运公司负责整合湖州市区康达公交、南浔万顺、织里三元、南浔镇北（也即镇北公司）四家城乡公交企业。此后，为进一步落实通知精神，2011年6月2日市交通局、市运管处又召集国运公司、长运公司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就资金安排、整合工作力度等事项予以明确。所以，为加快推进市区公交整合提升工作，按照政府的要求，国运公司或康达公司应当于6至7月份完成对镇北公司兼并重组，康达公司是公交企业整合的参与者，对于如何接收包括车辆在内的镇北公司资产是知情的。二、国运公司于2011年4月30日就与镇北公司签订协议，并明确约定将镇北公司名下的13辆客车及路线经营权合并归国运公司所有，原镇北公司与驾驶员签订的经营合同由国运公司继续履行至期满，国运公司每月支付7150元给镇北公司，13辆客车并入国运公司指定的下属万顺公司，车辆行驶证等相关证件同时也变更至万顺公司，该协议自5月1日起有效。实际履行中，13辆车上交的规费也均由万盛公司收取，国运公司于当年5至7月份按协议约定向镇北公司每月各支付7150元，直至本案事故发生以前才停止支付。而且万盛公司也参与实施了对包括上述13辆车驾驶员在内的安全生产教育活动，故虽然当时车辆未变更过户给万顺公司，后直至7月28日才变更至康达公司。但对于国运公司和镇北公司内部协议而言，协议有效订立并已经履行，国运公司已经取得了涉事车辆的经营控制权。而镇北公司只是按每辆车取得一定的补偿款，对车辆的所有权和线路经营权实际交由国运公司管理。三、从康达公司、国运公司和万盛公司的内部关系来看，康达公司系由国运公司和案外人长运公司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国运公司股权比例占64.4%。国运公司系康达公司的控股股东。万顺公司系由国运公司和案外人张六英投资设立，国运公司股权比例占90%，国运公司系万顺公司的控股股东。就股权结构而言，万顺公司、康达公司均属国运公司控股的关联公司。国运公司和长运公司是出资设立康达公司的仅有的两个股东成员，依据公司法，两个股东之间关于兼并其他公司资产的协议对于康达公司而言就是公司股东会形成的企业经营决策。故基于康达公司与国运公司的关联关系，其对于国运公司前期与镇北公司签订的协议应当是明知的。其向市运管处申请变更办理行驶证、相关经营许可行为也系基于国运公司和长运公司两个股东协议安排和落实政府相关文件精神而实施的。经有关部门批复同意，2011年7月28日将涉案车辆在内的119辆经营车辆的行驶证变更至康达公司名下，实际就是将国运公司对涉事车辆的经营管理权内部协调移交给康达公司。四、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提供的安全活动日活动记录来看，该公司的安全生产科科长计炳顺对本案所涉事故向公司全体驾驶员再次进行通报，表明康达公司将此事故作为公司自己发生的事故处理看待。同时康达公司南浔分公司的沈总也认为万顺公司和镇北公司的车辆于7月31日已并入康达公司，由此进一步表明了康达公司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对镇北公司的经营车辆进行了归并接收，并予实际控制管理。据此，综合本案事实证据，可以认定康达公司系事发时的车辆实际控制管理人，应当对侵权人也即无证驾驶员严国平因道路交通事故而对受害人产生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至于道路运输证和运输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在事发时尚未变更手续，并不影响相关车辆的实际经营，也不影响康达公司对车辆的有效控制、经营管理。康达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只能向事故直接责任人进行追偿，其无权向已失去对车辆进行经营管理的原车辆登记所有人镇北公司进行追偿。因镇北公司无须向康达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故作为公司清算注销后的三位股东也即本案三被上诉人自然也没有义务向康达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康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794元，由上诉人康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林法
审 判 员 沈 伟
代理审判员 王丽慧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