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再1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程某，女，汉族，1984年11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巢湖市和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1，男，汉族，2012年2月19日出生，住安徽省巢湖市和县。
法定代理人：程某，基本情况同上。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彩兰，女，汉族，1957年4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沅江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湘涛，男，汉族，1955年7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沅江市。
上列再审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东方昆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再审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娜，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号。
法定代表人：甘霖，该局局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镇荔城大道**号。
负责人：温培锋，该局局长。
上述被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黄雅妮，均为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因与被申请人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以下简称增城供电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96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李善娜，被申请人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黄雅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与受害人李某2的触电死亡有因果关系，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应承担全责。1、二审判决没有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未依法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表前线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实。李某2事故所在地凤岗上围台区的电路施工不符合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存在安全隐患。对于该事实，在本案一、二审中，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已经提交《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并在庭上进行了说明，但一、二审法院均未对该事实作出认定。根据《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第3.4.5及5.1.1条的规定，电力企业在安装电路时应装设剩余电流总保护和剩余电流末级保护，该剩余电流的总保护和末级保护必须同时安装，不能任选其一。其中，剩余电流末级保护系装于用户受电端，其保护的范围是防止用户内部绝缘破坏、发生人身间接接触触电等剩余电流所造成的事故。本案中，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派出的电工在安装李某2事故发生地的电路时，均未依法装设剩余电流总保护和剩余电流末级保护，假使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能依法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就不至于发生丧失两条人命的惨剧。因此，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未依照《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五条关于“供电设施、受电设施的设计、施工、试验和运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电力行业标准”及《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的规定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是导致李某2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应为此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一、二审判决虽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安排为李某2安装电表的电工是未取得《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的，但未具体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未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表前线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实，在对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应承担责任的认定上也没考虑此事实。2、二审判决没有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在线路架设完后应该履行而没有履行验收的职责属于严重失职,也没有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在电力线路运行过程中应履行安全检查的法定职能而没有履行属于严重失职。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七条、四十三条和《电力法》第十九条关于“……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的规定，作为供电企业的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在电线路架设过程中应进行施工中间检验、在用户受电工程施工完毕后应进行验收，在验收合格后方派员装表接电，而在电力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本案中，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无法证明其在李某2用电安装后进行了验收，而从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提供的用电缴费发票显示，这条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线路于2011年10月份开始使用，至2012年5月18日事故发生时止，使用了8个多月，但作为供电企业的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也从未对该线路进行过安全检查和维护。电力线路的架设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与用户生命攸关，而供电企业具有保障电力线路安全的职责，但一、二审判决在作为供电企业的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严重失职的情况下，对其失职的事实只字未提，在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责任时更未考虑此事实。3、二审判决没有认定供电企业对于表后线的安装也负有设计、安装及运行管理职责，且用户尽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根据《电力法》第三十一条关于“……用户受电装置的设计、施工安装和运行管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电力行业标准”的规定，无论表后线的产权归属谁，其受电装置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都是电力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责任与产权的归属无关。产权的归属属于用户不能免除供电企业的法定职责。况且，电力运行是一项高危行业，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供电企业对整个线路包括表后线的设计、施工安装和运行负有管理责任，表后线的产权虽属于用户，但用户对于表后线只具有维护职责，这种维护职责是对符合安全要求的线路和设施的维护。即使表后线的设备由用户购买，但也是根据供电企业专业人员的要求购买用电和相关的用电保护设备。在对表后线的架设和设备安装过程中，李某2聘请的是安装表前线同一班专业人员，已尽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4、二审判决没有认定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未履行供电申请正常程序，管理上严重失职。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供的《供用电合同》封面是2011年10月18日在增城市××城大道××号签订，经过层层审批，派工安装时间不可能就在签订的那一天即10月18日开始供电。从李某2家交纳电费发票（证据第26页）得知：2011年11月1日抄表交10月份的电费199.99元，使用电量322；而2011年12月1日抄表11月电费只有47.2元，使用电量76。根据供电合同，李某2家2011年10月份的通电不到半个月，而2011年10月份使用的电量却是2011年11月份一个月用电量的4.2倍（322/76），是2011年12月份的3.4倍（322/96）。根据李某2家人的回忆，实际开始使用电是2011年9月。2010年是李某2花圃承包的第一年，花圃生产还没有开始，因此10月份不是用电高峰。这说明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没有按照供电的正常申请程序安装李某2的农用电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六关于“……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应当根据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的规定及《供电营业规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用户先使用电，后办理申请手续，很明显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管理上严重失职。（二）二审判决对本案的定性及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属于一般侵权，属于责任事故，应适用严格责任，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应当承担全责。本案中，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作为供电企业，无论是对供电给李某2使用的线路架设，还是对李某2所使用线路，均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尽到其安全保障义务，不仅安排不具备相应资质的电工施工，也没有对相应线路进行验收，更没有对线路进行使用中维护。而尽管表后线属于用户所有，由用户负责安全维护，但用户的安全维护前提是建立在安全的线路基础上。本案中，作为供电企业的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尚且不能保障其供电给李某2使用的线路是否符合安全标准，那么作为普通用户的李某2又如何能维护得了其所使用线路的安全。二审判决认为李某2知道用电存在危险并冒雨用电，因此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这种逻辑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混乱又荒谬，知道用电危险和冒雨用电本身并不会发生事故，假若线路本身不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那么无论是否冒雨用电，均不会直接引发事故，只有线路本身存在问题时，才会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即是说，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是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未依法装设符合安全标准的线路和装置，而非李某2的用电行为。因此，本案为责任事故，而非一般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关于“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特别规定，本案责任事故发生在电力运行过程中，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应依法承担本案全部责任。2、二审判决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只承担10%的次要责任，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本案为责任事故，应由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承担全责。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是一般侵权，事故发生的主要和直接原因在于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且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的无任何免责事由，同样应对本案事故承担全部责任。首先，表前线和表后线都是由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的电工架设的；其次，事故当天，作为一般农用电的花圃排涝用电，李某2因自己不懂电，特地聘请了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的电工也就是当初为其架设表前、表后线路的电工许伟雄帮忙拉线排涝，许伟雄在现场死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其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电力企业免责的情况发生，事故受害人李某2，没有过错，并尽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因此，本案即使是一般侵权，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也应当承担全责。3、二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标准错误。一方面，本案赔偿标准应按照广州市统计部门的数据计算，而非广东省的数据为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5条的规定，1994年2月广州等16个单列市省会城市直转入副省级，单列市的行政级别是副省级，故本案死亡赔偿金、被抚/扶养人的抚/扶养费及丧葬费应按照广州市统计部门的数据计算。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详见“李某2生命权纠纷赔偿计算方法”。另一方面，本案所依据的数据应为广州市2012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而非2011年有关统计数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条的规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抚养费应按受诉人民法院上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标准，又依据该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为2013年4月8日，应依照2012年广州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为计算标准。4、二审判决认定李湘涛不符合被扶养人的范围错误。根据《国务院关于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1978年6月2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民从事的都是繁重体力活，应参照此条，退休年龄应为55岁。李湘涛几十年从事繁重的体力活，2007年从建房墙上摔下来，住院治疗后，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一直在家休养。直到后来跟随儿子李某2来到广东增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证据第33页），我们认为属于被扶养人的范畴。况且，现在（也就是距二审判决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靠李某2供养的父亲就到60岁了，他的生活来源没有着落。李某2的死不仅给养育其几十年的父母带来了精神上的损害，而且让他们失去了物质上的依靠。二审判决认定李湘涛不符合支付生活费的标准，我们认为不符合扶养费的设计精神，也不符合法律公平原则，也无法抚慰老年丧子者的痛苦，更不能因为法律的不完善而免除侵权者的侵权责任。综上，请求依法撤销（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528号、（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4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对本案进行重审并由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017年4月12日开庭时，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明确其再审请求为判令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承担全责。同时，补充再审理由：（一）水中带电是因为漏电引起的，不是闪电引起。法医鉴定后也认为是漏电引起的，由南方医科大学鉴定报告显示。线路漏电是李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二）根据GB13955-2005标准，该标准全部内容是强制性的，标准中的第四条第四款规定，李某2的花圃用电是第四项第四款第一项，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答辩状也是认可的。供电方可以选择是安装二级保护还是三级保护，但无论是二级还是三级，都必须采用分级保护。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答辩状也认可李某2花圃也是适用剩余电流总保护装置的场所。其次，该标准的第五条第四项规定，采用分级保护上下级的使用分级差不得少于0.2秒，上一级电流保护的极限应大于下一级的保护时差，以起到保护作用。本案中，在末端保护不作为的情况下，上级保护措施也会产生保护作用，如果本案中的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安装了上一级保护装置就不会出现本案的事故。再次，标准的第六条第三项第八款规定，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的配供电员没有安排《电工进网许可证》的人员进行安装。（三）该标准的第六条第三项第七款规定了剩余电流总保护装置的验收标准，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但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未按前述规定办理且未按该标准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安装分级保护装置。（四）关于告知义务。退一步说，即使表后产权属于李某2，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应当告知李某2委托有法定资质的人员进行表后线的安装及设备，否则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本案中李某2直接委托安装表后线的电工，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聘请的电工。（五）关于责任认定问题。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违反GB13955-2005的标准，没有对电路进行验收和检查。
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辩称：（一）李某2触电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对自己产权范围的电力设施维护管理不当、冒雨作业且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特别是没有按照规定安装漏电保护装置等原因所致，即李某2具有重大过错。供电局的装表人员是否具有电工特种作业证件、是否在变压器台区安装剩余电流总保护装置等，与李某2触电死亡并无法律上因果关系。另外，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并无没有举证证明“供电局是否在变压器台区安装剩余电流总保护装置等，与李某2触电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应当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1、根据陈彩兰一审诉状陈述、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26条等、《供用电合同》第3.1条约定等，李某2是在自己产权范围内触电，二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定，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对此并无异议，再审亦应予认定。即“本次事故发生在用电计量装置(即电表)之后用电方的电力设施和线路”,并非供电局的产权和维护管理范围。2、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17条第3款、《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等规定和双方《供用电合同》第3.2、3.3条约定，对于用户产权范围的电力设施和线路（即表后线部分），应由用户李某2自行维护管理和安全工作（包括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供电局对“用户资产和管理的（表后线部分）”依法不承担维护管理责任。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提出的“供电局对用户表后线的安装也负有设计、安装及运行管理职责（一.3）”，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第4.5规定，李某2的户外苗圃的用电设施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但是李某2没有在用电末端安装用电保护装置，用电设施不安全和漏电，冒雨作业且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是触电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第4.5规定“4.5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设备和场所：4.5.1末端保护d)安装在户外的电气装置”。4、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采取“分级保护”，且“采用分级保护方式对电击事故的防护，应以末端保护为主”，即用户应当在用电末端设置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供电企业是否采取二级或三级保护，由供电企业自主自愿确定并非强制性义务，仅仅只是公用线路保护的作用，其目的在于防范公共电力线路的火灾、电网运行安全，并不能防范本案李某2的触电发生。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提出“未依法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表前线存在安全隐患”的理由，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的《前言》本标准与GB13955-1992相比主要变化中，第5点第2、3小点明确载明：2)强调采用分级保护方式对电击事故的防护，应以末端保护为主；3)必须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场所增加了生产用电气设备和安装在户外的电气装置；（2）《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的《前言》本标准与GB13955-1992相比主要变化中，第5点第4小点明确载明：4)规定了低压配电线路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二级保护或三级保护。因此，供电企业并非必须采取二级保护或三级保护。（3）《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第4.4条确立的“分级保护规则”是：①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分级保护应以末端保护为基础。②住宅和末端用电设备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即李某2的末端用电设备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③末端保护上一级保护的保护范围应根据负荷分布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保护范围。即供电企业并非必须在末端保护安装上一级保护装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4.4分级保护规定：低压供用电系统中为了缩小发生人身电击事故和接地故障切断电源时引起的停电范围，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采用分级保护。4.4.1分级保护方式的选择应根据用电负荷和线路具体情况的需要，一般可分为两级或三级保护。各级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值与动作时间应协调配合，实现具有动作选择性的分级保护。4.4.2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分级保护应以末端保护为基础。住宅和末端用电设备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末端保护上一级保护的保护范围应根据负荷分布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保护范围。4.4.3为防止配电线路发生接地故障导致人身电击事故，可根据线路的具体情况，采用分级保护。4.4.4配电线路电源端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动作特性应与线路末端保护协调配合。4.4.5企事业单位的建筑物和住宅应采用分级保护，电源端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满足防接地故障引起电气火灾的要求。（4）根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第4.5.2的规定，二级或三级保护是对“线路保护”运行安全（火灾等）的保护，并防范触电事故，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低压配电线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二级或三级保护时），即其使用条件和决定权在于供电企业自愿自主选择。《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4.5.2线路保护：低压配电线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二级或三级保护时，在总电源端、分支线首端或线路末端（农村集中安装电能表箱、农业生产设备的电源配电箱）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5）《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的《前言》明确规定：“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而《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DL-T499-2001），仅仅只是行业推荐性标准、倡导性规范，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因此，《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第3.4.5及5.1.1条的规定，对供电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和法定义务。根据我国《标准化法》有关规定和标准命名规则，推荐性行业标准（字母T表示“推荐”，DL为电力行业），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并非强制执行。《标准化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第十四条：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5、李某2表后线，既不是由供电局架设和安装（原审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也不应由供电企业进行检查，供电企业并无严重失职。原审原告提出的理由（一.2和4），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按照国家规定，李某2表后线及受电设施，由用户自行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相关单位（不含供电局）进行设计、施工和设备采购，因此，李某2表后线并非由供电局架设和安装。（2）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者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本案供用双方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第3.2条约定：“供、用电双方按照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电力设施的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第3.3条约定：“电力设施的维护，是指对供用电双方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按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自然损害或外力损坏影响电力设施正常和安全运行时进行的维修、更换等工作。用电方受电设施的日常管理，包括做好受电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受电设施发生触电损害事故和遭外力破坏，配合供电方用电检查，为供电方抄表、收费提供方便等”。因此，根据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李某2表后线应由李某2自行维护管理和安全检查，并非由供电局进行管理和安全检查。（二）二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再审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1、本案属于220伏低压触电纠纷，并非高压触电，应当按照过错归责原则，不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2、本案即使是适用《电力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但由于李某2用户自身的过错（应当包括用户对自己享有产权和维护管理不当的过错，没有按规定漏电保护装置，冒雨作业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等），发生电力运行事故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认为应适用《电力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并认定适用严格责任，是忽视该条文的完整性和曲解。《电力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条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3、死者具有重大过错，一二审确定其承担90%责任并无不当。李某2作为用电人应具备基本的用电常识，应依法对“本案发生事故的、且属于用户的专用性质的380V低压电线”自行承担负责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对其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按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自然损害或外力损坏影响电力设施正常和安全运行时进行的维修、更换等工作，做好受电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受电设施发生触电损害事故。但是，死者李某2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在电表后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和采取安全措施，属于维护管理不当。死者李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并已经预见“未安装漏电保护设备，可能产生触电的风险”，并且应当知道在此情况下用电存在危险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事发当天李某2仍冒雨利用水泵电机排水，最终触电身亡。二审判决认定李某2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的。4、死亡赔偿金等应按一审辩论终结时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各省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广州属于一般地区，即适用广东省统计局的一般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事发时李湘涛年龄58岁，不符合被扶养人标准和范围。男性按工人60岁退休计算被扶养人范围。李湘涛年龄58岁，且没有提供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明，因此，一审不认定李湘涛被扶养人范围，符合法律规定。
2017年4月12日，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补充答辩：（一）法医鉴定李某2是电击死亡，但不能确定是自然界的雷电电击引起还是用电设备漏电引起的。本案是一般的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在于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二）根据案涉合同2.1及3.3的约定，特别是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一审的起诉状，死者是表后线电击死亡。（三）根据案涉合同3.2,3.3，3.4，6.2，6.7,6.8,6.16的约定，关于电表的安装及表后线的维护、安装维护和电工的聘请应当由用户负责。其中，6.7明确约定由用电方维护自有设置，不应由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承担。（四）漏电保护装置只是附加保护措施，其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所以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认为李某2没有穿绝缘的雨靴和手套等保护措施，未做好防触电的自我保护是主要原因。（五）根据国家标准GB13955-2005第二点和第五点的规定，火地漏电时保护装置开关才起作用，火线、火线相接漏电时保护装置是不会起作用。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没有证明本案损害是哪一种漏电导致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六）漏电保护装置安装的问题，详见报告。末端漏电保护安装及使用规则其责任在于用户。（七）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是否需要安装总保护，以及总保护能否防止本案事故的问题。末端的保护是防止漏电死亡，该末端保护安装责任在于用户。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的总保护不一定需要安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关键是总保护不会在用电时导致用户切断总电源。即使在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安装了总保护也不一定能避免本案事故。（八）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电表安装的问题。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只需安装电表，而表后线的设计、安装及日常的检查是由用户负责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设置。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称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聘请的电工为其表后线施工没有事实依据。（九）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与李某2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10月，事发时间在2012年5月，不能说明是供电方安装表前设施设备时存在问题，供电方对表后线没有检查义务。（十）根据案涉合同第八点的约定，李某2在雨中作业，其没有穿雨靴等保护措施没有基本的常识，具有重大的过错。
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向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支付死亡赔偿金296360元（广州市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4818元，按20年计算）、丧葬费20178元（广州职工2011年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363元，按6个月计算）、合计316538元；2、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向李某1支付生活费181818元（计算至18岁）；3、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向陈彩兰支付生活费202020元（计算20年）；4、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向李湘涛支付生活费202020元（计算20年）；5、本案死亡鉴定、诉讼费用等全部由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程某系死者李某2妻子，与李某2生育一子李某1。李湘涛、陈彩兰是死者李某2的父母，共生育两名子女（包括李某2在内），三人户口地址均为沅江市××××村民组。李湘涛于1955年7月2日出生，至一审辩论终结时58岁，陈彩兰于1957年4月15日出生，至一审辩论终结时56岁，李某1于2012年2月19日出生，至一审辩论终结时1岁。
2012年5月18日12时54分，李某2与其朋友许伟雄的尸体在增城市朱村××村上围由李某2承包的花场内被发现。增城市公安局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2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李某2系受电击而死亡。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因此支出鉴定费9000元。事发现场李某2使用的电表系李某2于2011年10月以其名义向增城供电局报装，用电地址为“增城市朱村××村五社”,未安装漏电断路器。
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提供《供用电合同》和电费发票，证明事故电力设施是李某2的产权，由李某2维护管理和安全工作；其中第3.1条约定供、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点为电能计量装置，电能计量装置属供电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归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方；第3.3条约定用电方受电设施的日常管理，包括做好受电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受电设施发生触电损害事故和遭受外力破坏，配合供电方用电检查，为供电方抄表、收费提供方便等。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对电费发票无异议，对《供电合同》不予确认，主张虽然程某在报装电表时曾陪李某2去签订过两份文件，合同上“李某2”的名字看起来也好像李某2所签，但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从未见过该合同，合同内容的编排也不合理，故对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提供的《供电合同》不认可。
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未提供证据证明为李某2安装电表的电工取得《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
一审理法院另查明，增城供电局原名“广东电网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是广州供电局的分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应当保护。李某22012年5月18日死亡的原因经增城市公安局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电击致死，结合李某2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及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陈述的事发当天的天气情况，一审法院采纳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主张，认定事发当天李某2在其承包的花场中冒雨利用水泵电机排水时触电死亡。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主张李某2有可能遭受闪电雷击身亡的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属于非高压触电事故，应使用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
关于本案的责任认定问题，死者李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用电存在危险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事发当天李某2仍冒雨利用水泵电机排水，最终触电身亡，一审法院认为李某2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在诉状中的陈述，陈彩兰发现李某2尸体时从电表接出至用电房内的电线已被烧黑，可见本次事故发生在用电计量装置（即电表）用电方的电力设施和线路。虽然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对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提供的《供电合同》不予认可，但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的有关规定，电表后的用电安全由用户负责。事发现场的电表是死者李某2以其名义向增城供电局报装，故电表后的电力设施及线路运行安全由李某2负责，事发现场未安装漏电断路器并非增城供电局的过错,而事发现场的配电箱处是否设有安全警示标志与李某2的死亡并无必然联系，故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以此主张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有过错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用户受送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经电力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可上岗作业。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在本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李某2安装电表的电工取得《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不排除因增城供电局派出的电工操作不规范而导致线路存在安全隐患的可能，增城供电局对李某2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考虑李某2与增城供电局在本次事件中各自过错程度及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原因力大小等，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本次事件由李某2自行承担90%的责任，增城供电局承担10%的责任。广州供电局作为增城供电局的总公司，依法对增城供电局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按照查明的事实，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因本次事件造成损失有：一、死亡赔偿金:(一)根据死者李某2的户口地址，其应属于农村居民户口，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也主张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故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371.73元/年计算为187434.6元（9371.73×20）;（二）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上文认定，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725.55元/年计算；李某1系李某2与程某生育的儿子，至一审辩论终结时1岁，则李某1生活费为57167.18元（6725.55元/年×17年÷2）；陈彩兰至一审辩论终结时56岁，与李湘涛共生育两名子女（包括李某2在内），则其生活费为67255.5元（6725.55元/年×20年÷2）；李湘涛至一审辩论终结时58岁，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湘涛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不符合支付生活费的条件，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对此亦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李湘涛的生活费不予支持，则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24422.68元；综上，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死亡赔偿金共计311857.28元（187434.6+124422.68）。二、丧葬费，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主张20178元未超法定数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死因鉴定费9000元，有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提供的发票及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损失共计341035.28元，由增城供电局向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34103.53元，广州供电局对此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3年8月2日作出（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一）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赔偿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34103.53元，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二）驳回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2820元，由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负担12300元，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负担520元，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3、鉴定费和诉讼费由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承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另查明：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标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规定：2.1必须装漏电保护器（漏电开关）的设备和场所：(1)属于I类的移动式电气设备及手持式电动工具(I类电气产品，即产品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设备的基本绝缘，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的安全预防措施,如产品外壳接地)；(2)安装在潮湿、强腐蚀性等恶劣场所的电气设备；(3)建筑施工工地的电气施工机械设备；(4)暂设临时用电的电器设备；(5)宾馆、饭店及招待所的客房内插座回路；(6)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7)游泳池、喷水池、浴池的水中照明设备；(8)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设备；(9)医院中直接接触人体的电气医用设备；(10)其它需要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场所。2.2报警式漏电保护器的应用：对一旦发生漏电切断电源时，会造成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的电气装置或场所，应安装报警式漏电保护器，如：(1)公共场所的通道照明、应急照明；(2)消防用电梯及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的设备；(3)用于消防设备的电源,如火灾报警装置、消防水泵、消防通道照明等；(4)用于防盗报警的电源；(5)其它不允许停电的特殊设备和场所。
二审庭审后，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提交了部分书面的证人证言，证明李某2花场的所有线路包括表前线和表后线都是许伟雄等人安装的。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一般侵权纠纷。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应就供电方存在过错予以举证。根据国标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的相关规定，本案花场不属于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场所。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者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同时，结合双方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电表后的电力设施及线路运行安全由李某2负责，事发现场未安装漏电断路器并非增城供电局的过错，并无不当。
二审期间，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充分有效的新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二审法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超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4年1月8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4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2300元，由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负担，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免交。
本院再审查明：广州增城供电局与李某2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第3.2约定：供、用电双方按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电力设施的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但安装在用电方处的用电计量装置，用电方应妥善保管，并采取合适的措施防止外力和第三人破坏。该合同第8.5约定：在电力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受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受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因受害者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擅自进入供、受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受电设施上，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资料：1、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关于人身触电及漏电保护装置若干技术问题的分析报告》。2、《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其中，第4.4.1规定：分级保护方式的选择应根据用电负荷和线路具体情况的需要，一般可分为两级或三级保护。第4.4.2规定：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分级保护以末端保护为基础。住宅和末端用电设备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末端保护上一级保护的保护范围应根据负荷分布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保护范围。4.4.3规定：为防止配电线路发生接地故障导致人身电击事故，要根据线路的具体情况，采用分级保护。3、《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DL/T499-2001）》。其中，第3.4.5c）规定：必须实施剩余电流保护，包括：剩余电流总保护、剩余电流中级保护（必要时），其动作电流应满足第5.1.1条的要求；剩余电流末级保护。第5.1.1b)规定：剩余电流末级保护装于用户受电端，其保护的范围是防止用户内部绝缘破坏、发生人身间接接触触电等剩余电流所造成的事故，对直接接触触电、仅作为基本保护措施的附加保护。4、《农村安全用电规程（DL493-2001）》。其中，4.3.5（电力使用者的职责）必须安装防触、漏电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并做好运行维护工作。
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对前述资料质证称，不确认《关于人身触电及漏电保护装置若干技术问题的分析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同时，在2017年4月12日开庭时承认事发时李某2未着雨靴等绝缘装备。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供用电方承责比例认定。（二）案涉赔偿标准认定。（三）李湘涛在本案中是否属于被扶养人。
关于供用电方承责比例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案涉损害系死者李某2未着任何绝缘装备冒雨利用水泵电机排水触电身亡所致，并非前述法律规定的电力运行事故，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再审主张本案应适用电力法第六十条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由供电方承担全部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当前证据显示，李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用电存在危险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仍冒雨利用水泵电机排水，却不对自己采取任何绝缘保护，对其自身因此亡故应承担主要责任。案涉损害发生于用电计量装置即电表后的用电方电力设施和线路，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者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的规定，此段电路安全应由用电方李某2负责。另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第4.4.2和《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DL-T/499-2001）》第3.4.5c)、5.1.1以及《农村安全用电规程》（DL493-2001）第4.3.5等的规定，事发段电路未安装漏电断路器并非供电方责任。而且，剩余电流总保护和中级保护是否安装由供电方根据负荷分布的具体情况确定，而非供电方的强制性义务。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以本案供电方未安装剩余电流总保护和中级保护装置为由，再审主张其应对本案承担全责，亦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供电方虽无须对本案承担全责，但其未举证证明为李某2安装电表的电工取得了《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违反了《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在用户受送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经电力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可上岗作业”的规定，导致本案不能排除因供电方电工操作不规范以致线路存在安全隐患的可能。因此，二审判决李某2对于案涉损害承担90%的责任、供电方对本案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再审不服前述处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赔偿标准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一上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李某2生前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2013年4月8日，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及均为非广州市的农业户口，诉讼过程中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也主张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二审判决适用2012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案涉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再审不服前述处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湘涛在本案中是否属于被扶养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李湘涛虽已年满58周岁但未满60周岁且本案无证据证明李湘涛当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二审判决不支持李湘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再审对此不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程某、李某1、陈彩兰、李湘涛的再审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41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样发
审判员 贾 密
审判员 王红英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