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7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商城北路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正方。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志炎，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诸暨市大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军，男，196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开元社区何村1125号。
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百年，诸暨市镇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刘正方，男，197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
原审被告：董宗荣，男，197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
上诉人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红军、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永公司）、原审被告刘正方、董宗荣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7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思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人格混同，思亿公司对衡永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认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1.思亿公司和衡永公司其生产、经营、财产均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均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体。思亿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注册成立，经营场所在诸暨市，随衡永公司在诸暨市办公场所搬出以后，才于2017年3月迁入诸暨市，而一审法院仅凭杨红军、衡永公司、谭某的陈述来认定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实际经营地址相同，是缺乏依据的。从衡永公司所提供的财务账本来看，怎么能够证实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财务是混同的呢？谭某长期在衡永公司上班，特别是谭某所从事的职业，其与衡永公司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且是根据衡永公司的申请出庭作证的，仅凭谭某的陈述认定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同，也是缺乏依据的。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相同的管理人员，相同的工作人员，相同的办公场所的情形均不存在，故两家公司组织机构不存在混同。2.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根据衡永公司所提供的财务账册来看，收入、支出均属衡永公司，凡是刘正方、董宗荣所经手的进出账目，签字报销的单据虽未注明系代表衡永公司，但这些收入、支出的账目资金流向均归属于衡永公司，不存在刘正方、董宗荣随意处分衡永公司的财产，也不存在衡永公司的财务不清晰，其资金流向不知所踪的情形。事实上，衡永公司的财产从未转为思亿公司，衡永公司的财产也从未随意处分而未作记录，思亿公司根本没有控制衡永公司导致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而一审判决以谭某的证言认定两家公司的财务是混同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思亿公司和衡永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混同的事实。从杨红军所提供的衡永公司的结算单来看，明确注明了“衡永”，杨红军作为加工户即债权人应该是明知的。既然杨红军订立加工计划（合同）时是刘正方，认为刘正方的身份系思亿公司的老板，杨红军为何与衡永公司结算时对“衡永公司”的结算单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为此说加工计划（合同）是衡永公司与杨红军签订的，最终是衡永公司与杨红军结算的，且相互对应，不存在同一业务有时以思亿公司名义进行，有时又以衡永公司名义进行，从事相同的业务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彼此不分，以至于与之交易的对方当事人无法分清与哪家公司进行交易活动的情形。综上，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之间存在组织机构混同、公司间财产混同，经营业务混同，公司人格否认之法定事由，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轻易动摇了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大基石，以抽象的概念判定思亿公司对衡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杨红军辩称，一、本案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组织机构混同。刘正方、董宗荣和衡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卿海燕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了内部协议，协议约定刘正方、董宗荣在工商登记上退出衡永公司股东，但实际衡永公司仍由该三人共同合作、经营，共享利益，共担责任。同时约定了卿海燕在刘正方、董宗荣开设的新公司享有原公司一样的权利义务和股权，此新公司就是思亿公司，原公司为衡永公司。该内部协议的约定足以证实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的实际股东和管理人员均为董宗荣、刘正方、卿海燕。在本案加工业务发生时，衡永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诸暨市大唐镇商场北路508号，一审庭审中，杨红军和衡永公司及证人谭某均陈述到思亿公司当时的经营场所也在。思亿公司讲到2017年3月才迁入，但是思亿公司提供的证据2016年4月1日纳税申报表上的地址就是。思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正方在2016年5月对外寄送的顺丰快递上填写的思亿公司地址也是，因此，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一致。证人谭某证实，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同，谭某本人也同时兼任两家公司的财务，这一事实可由谭某所做的内部财务账本所证实。总之，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股东相同，经营地址一致，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两家公司组织机构混同。二、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财产混同。本案中，证人谭某证实，在其担任两家公司财务人员时，两家公司的内部财务账册都是混同的，收入支出等项目也是不加区分的，在谭某所做的内部财务帐册中也可以看出，很多由刘正方或董宗荣签字的报销单据均未注明是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再则，从卿海燕、刘正方、董宗荣三人发放的工资清单中，每人每月10000元，并注明是总经办，而且光是他们三人的工资表是独立的，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财产是混同的。三、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的业务混同。本案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在经营业务、经营行为、交易方式等方面存在混同现象。杨红军当初在联系加工业务时，均是刘正方联系的，实际债务人为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并不清楚，对于在同一地址、同一人员、经营业务相同的两家公司无法加以区分。两家公司已构成业务混同。综上，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之间的人员、业务、财务、地址等高度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已构成混同。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思亿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衡永公司辩称，谭某的证人证言是正确的，针对思亿公司称其经营地点于2017年3月才迁入与事实不符，纳税申报表中写的已经很清楚了。
原审被告刘正方述称，两被上诉人有串通的嫌疑，两公司是独立的公司，谭某没有会计资格不是财务，思亿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被告董宗荣未作述称。
杨红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衡永公司、刘正方、董宗荣支付加工费21263元，并支付自立案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审理中，杨红军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衡永公司、思亿公司共同支付加工费2126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刘正方联系杨红军，要求杨红军加工袜子，并以“衡永”名义与杨红军制定了编号为254单和263单的加工计划单。加工完毕后，衡永公司的财务人员谭某与杨红军进行对账结算，2016年10月7日出具“衡永对账单”一份，确认尚欠杨红军加工费26263元，由谭某及杨红军签字。
2017年2月14日，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及刘正方、董宗荣签订了《270单前加工费付款计划》一份，载明：“经公司股东会商议，对2016年-2017年度270单前所未付的加工费作出如下付款计划：一、2017年3月15日前支付未付款的20%，2017年5月底支付未付款的30%，2017年7月底付未付款30%，2017年11月底付清余下的加工费……”同年3月15日，被告刘正方汇款给谭某137336元，用于支付该计划中的第一期20%的加工费，其中向杨红军支付了5000元。3月16日，刘正方出具了《关于我本人经手衡永针纺有限公司账务的声明和具体说明》一份，对其经手的内部账务作了声明。
另查明，2015年8月10日，刘正方、董宗荣成立了思亿公司，刘正方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为刘正方和董宗荣二人，住所地为诸暨市。同年9月18日，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甲方）与刘正方、董宗荣（乙方）签订《衡永针纺有限公司退股内部协议》一份，载明：“因甲方自身原因需用公司名义进行融资，为了不损害股东（乙方）的利益和名誉，要求乙方名义上把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甲方，经双方协商，签订以下内部协议：一、股权转让：1、乙方出于帮助，同意从衡永公司退出全部股权，以便于甲方以衡永公司名义进行融资。2、乙方退出股权后，衡永公司以后的业务甲乙双方都与之前一样共同合作，共同经营，客户，货款，费用开支，及其它各方面的处理方式和以前一样公开，公正，责任必需共同承担，利益共同享受；3、如甲方因融资方面或因自身原因出现问题而引起的麻烦和责任都由甲方单方面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乙方的机器设备挂入公司名下，属于乙方的私人财产，不属于公司共有财产。二、其它事项：1、乙方可成立新的公司，来开展业务，新公司不纳入甲方的名字，但甲方可享受新公司同样的权利与义务。2、甲方在新公司可占有和原公司一样的股权。3、甲乙双方在新公司的操作方式与原公司一样……”2016年1月份，衡永公司租用诸暨市大唐华洋袜厂位于诸暨市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2017年3月27日，思亿公司的经营住所地亦登记变更为诸暨市。
一审法院认为，谭某作为财务人员以衡永公司名义向杨红军出具对账单确认所欠加工费金额，故对于该加工费，应由衡永公司负责清偿。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思亿公司是否与衡永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应否对衡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间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与公司之间法人人格特征高度一致的公司存在状态。公司人格混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组织机构混同、公司间财产混同和经营业务混同。（1）公司间组织机构混同。公司之间如果具有相同的公司管理人员、相同的工作人员、相同的办公场所等情形，一般可认定为公司组织机构混同。公司作为社团法人，其运行基础便是人的组合，因此，不同公司间一旦组织机构混同，极易导致公司财务、利益整体性混同，公司的独立意志也将不复存在。本案中，刘正方、董宗荣与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签订了一份内部协议，约定刘正方、董宗荣在工商登记上退出衡永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实际衡永公司仍由该三人共同合作、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责任，同时约定了卿海燕在刘正方、董宗荣新开设的公司享有与原公司一样的权利义务和股权，此处的新公司应为思亿公司，而原公司为衡永公司。该内部协议的约定足以证实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实际股东和管理人员均为卿海燕、刘正方和董宗荣。在本案加工业务发生时，衡永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诸暨市，而杨红军与衡永公司的庭审陈述以及证人谭某的证言，均证明思亿公司当时的经营场所亦在该处，刘正方自己在2016年5月对外寄送的顺丰快递上填写的思亿公司的寄件地址即为“诸暨市”，因此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一致。证人谭某证实，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同，其本人也同时兼任两家公司的财务，该证言内容由谭某所做的内部财务账本[衡永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领（付）款凭证、报销单等]予以佐证。思亿公司具有与衡永公司相同的股东、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经营场所，可认定为两家公司组织机构混同。（2）公司间财产混同。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只有在财产独立的情况下，公司才能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对其债务负责。本案中，证人谭某证实，在其担任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财务人员时，两家公司的内部财务账册是混同的，支出收入等项目也是不加区分的。在谭某所做的内部财务账本中也可以看出，很多由刘正方或董宗荣签字的报销单据均未注明系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两家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3）公司间业务混同。业务混同是指公司之间在经营业务、经营行为、交易方式等方面存在混同现象，主要表现为公司之间从事相同业务活动，各业务活动不以公司独立意志支配。本案中，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均为制造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袜帽，从事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等。与原告联系、订立加工合同的是刘正方，而杨红军知晓刘正方系思亿公司老板的身份，故在催讨加工费时，均是针对刘正方和董宗荣，而非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即在杨红军的主观意识上，对账单上虽然注明了“衡永”，但实际债务人为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并不清楚，对于在同一地址、经营业务相同的两家公司无法加以区分。因此，两家公司之间构成了业务混同。综上，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地址等）高度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该院认定其构成人格混同。
公司人格独立是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障，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该条规定，思亿公司对衡永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对尚欠杨红军的加工费21263元，应由衡永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并由思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对杨红军提出的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一、衡永公司应支付杨红军加工费21263元，款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思亿公司应对衡永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红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2元，减半收取计166元，由衡永公司、思亿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思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纳税申报表，以证明思亿公司在2016年4月前没有发生过业务，而案件所涉的业务均发生在2016年1-7月，故不存在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业务混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不能成立；证据2.证明两份以及收条一份，由谭某出具，以证明衡永公司的内部记帐人员谭某证实由刘正方经手的业务已记入衡永公司的财务帐，并且支付的是270单前的加工费的事实。
思亿公司同时申请证人尹某出庭作证，证人尹某陈述其自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担任衡永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兼仓库保管员，思亿公司的经营地址现为诸暨市，原先在。谭某在衡永公司担任记账，但不是会计。证人对卿海燕、刘正方、董宗荣三人的事情不清楚，对谭某记账是否真实不清楚。思亿公司认为证人证言是客观真实的。
经质证，被上诉人杨红军认为，证据1纳税申报表上注册地址是，生产经营地址是，可以印证杨红军之前的陈述。2016年4月份没有业务不能证明之前没有业务。对证据2，一审时杨红军也已经提供银行付款凭证，收条上也是思亿公司股东董宗荣签字，如果不是则不需要签字，可以说明财务混同，对于证明，需要谭某当庭作证，这两份证明，不能证明钱的去向，但是足以证明两家公司内部之间的财务是混同的，与本案没有多大关系。对证人尹某的证言，对于思亿公司的经营地址，思亿公司提交的纳税申报表上写的是2016年4月已到，证人的证言不可信。刘正方的声明中明确讲到2017年3月15日汇给财务谭某，谭某是衡永公司及思亿公司的财务。
被上诉人衡永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杨红军，同时认为申报表是2016年4月份，应当提供后面和前面的申报表，思亿公司说没有业务，但是开的发票衡永公司都是有的，加工的业务都是270单前的。对于证人证言，尹某现在是思亿公司的员工，跟刘正方是老乡，对真实性有异议。尹某说谭某不是财务，刘正方自己提供的声明都写了汇给财务谭某，而且把钱直接打到了谭某的卡上。
原审被告刘正方对思亿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无异议。
原审被告董宗荣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仅表明思亿公司2016年4月的纳税申报情况，并不足以证明思亿公司之前或之后的实际经营情况，故不能达到思亿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证据2中的两份证明，属证人证言，且未表明数据进入了衡永公司财务，无法达到思亿公司的证明目的；至于收条，杨红军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汇款凭证，各方对此并无异议，故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人尹某的证言，其对于谭某的记账情况并不清楚，至于思亿公司的经营地址，虽然原注册地址确为，但仅凭该证言，不足以证明实际经营地址并非诸暨市，故不能达到思亿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思亿公司还提交了《270单前加工付款计划》，以证明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业务和财务并不混同；《关于我本人经手衡永针纺有限公司财务的声明和具体说明》，以证明刘正方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这份说明，明确是270单前的业务帐，并且全部收入进入衡永公司的财务帐，支出也是代表衡永公司支出的，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在业务和财务上是各自独立的，并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但该两份证据一审中已经由杨红军作为证据提交，故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杨红军、衡永公司、原审被告刘正方、董宗荣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一审判决已作详尽阐述，本院予以认同，现针对思亿公司的上诉再作如下分析：一、思亿公司上诉认为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没有相同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及办公场所，即不存在两家公司组织机构混同的情形。对此，刘正方、董宗荣、卿海燕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衡永针纺有限公司退股内部协议》载明，乙方（即刘正方、董宗荣）退出股权后，衡永公司以后的业务甲（即卿海燕）乙双方都与之前一样共同合作，共同经营，客户、货款、费用开支、及其他各方面的处理方式和以前一样公开、公正，责任必须共同承担，利益共同享受；甲方在新公司可占有和原公司一样的股权；甲乙双方在新公司的操作方式与原公司一样。由此，刘正方、董宗荣仍与卿海燕共同合作、共同经营衡永公司，且共担责任、共享利益。同时，卿海燕与刘正方、董宗荣在新公司（即思亿公司）的操作方式与衡永公司一致，卿海燕在思亿公司可占有和衡永公司一样的股权。上述约定显示，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具有相同的管理人员。证人谭某在一审中作证，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所有的生产、仓管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是一起的，虽然思亿公司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反驳，思亿公司的否认不足采信。思亿公司提出其于2017年3月才迁入诸暨市，缺乏相应证据佐证，且与思亿公司提交的纳税申报表注明的地址不一致，本院亦难以采信。综上，思亿公司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思亿公司认为与衡永公司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谭某在一审中作证，思亿公司成立后到本案的这些单子都是在一起的，到2016年8月才分开的，以前账是一起做的，要思亿公司单独的账是没有的。思亿公司认为根据衡永公司提供的财务账册，收入、支出均属衡永公司，该衡永公司提供的账册并不能证明相关业务的收入支出均属于衡永公司的事实，故思亿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亦依据不足。三、思亿公司认为与衡永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混同的事实。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经营范围基本一致，均为制造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袜帽，从事货物的进出口等，且两公司的经营地址相同，出面与杨红军联系、订立加工合同的刘正方的身份系思亿公司老板，杨红军对业务相对方难以区分，难以确定，结合前述《衡永针纺有限公司退股内部协议》相关约定，可认定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间存在业务混同。思亿公司提出杨红军结算时对“衡永公司”字样的结算单并无异议，其应已知相对方为衡永公司。涉案结算单虽有“衡永公司”的字样，但谭某在一审中作证其系代表思亿公司和衡永公司两家公司进行结算，且该字样并非判断两公司是否存在业务混同的决定性因素，亦不足以否认两公司间存在业务混同的事实。
综上所述，上诉人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2元，由上诉人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曹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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