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621民初216号
原告：刘进山，男，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靖宇县。
原告：刘吉玉，男，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杰，吉林靖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05914243L，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8388号。
法定代表人：陈仲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明、夏琳，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抚松县煜钧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621316781632H，住所地：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香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陆春月，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日，吉林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书宝，男，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松支行职工，住吉林省抚松县。
原告刘进山、刘吉玉与被告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公司）、抚松县煜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均公司)、王书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7年1月10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受理，于2017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2017年4月3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0日、10月30日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开庭审理。原告刘进山、刘吉玉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杰、被告百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琳、被告煜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日、被告王书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进山、刘吉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144,876.00元;2、判令被告给付拖欠的油款15,280.00元;3、判令被告给付100件“西瓜”口味饮料款5,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煜钧公司均为百事公司的经销商,煜钧公司是三阶经销商,原告所有的靖宇县福林商店为二阶代理商,原告购买的产品均应从煜钧公司处进货。2016年3月23日,经原告刘进山、被告王书宝和百事公司销售代表葛某某三方对帐,确认煜钧公司拖欠原告欠款144,876.00元,拖欠油款15,280.00元,总计为160,156.00元。2015年4月份百事公司销售代表葛某某从我处调拨100件“西瓜”口味饮料给煜钧公司,价值5,000.00元,该款项应由煜钧公司给付原告。原告要求煜钧公司给付上述款项,但煜钧公司表示款项已打给了百事公司,应由百事公司给付。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偿还165,156.00元。
被告百事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的法律关系,原告起诉我公司系诉讼主体错误,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一、原告要求我公司偿还欠款144,876.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根据原告自述可知,原告从煜钧公司购入百事公司饮料再进行销售,原告与煜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煜钧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卖方应当在收到原告货款后履行交货义务,如无法履行则应当退还原告货款。原告与煜钧公司对帐后确认煜钧公司拖欠原告144,876.00元的货物,故应当由煜钧公司给付原告相应数量的货物或返还上述货款。我公司只是帮忙协调及见证原告与煜钧公司对账的事情,原告与煜钧公司之间的买卖行为与我公司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可知,原告起诉要求我公司偿还欠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于诉讼主体错误,依法应当驳回对我公司的起诉。二、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粮油买卖,故不存在拖欠原告油款之事。本案事实是,煜钧公司是我公司的经销商,煜钧公司以优于市场的价格从我公司处购进食用油再进行销售,对此,煜钧公司给付我公司油款,我公司给付煜钧公司食用油,双方均无拖欠。而原告与煜钧公司之间是如何进行食用油买卖,如何产生的欠款与我公司无关。原告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向煜钧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应当要求我公司给付拖欠的油款。三、原告要求我公司给付100件“西瓜”口味饮料款5,000.00元无法律依据。原告诉称2015年4月份百事公司销售代表葛某某从原告处调拨100件“西瓜”口味饮料给煜钧公司,价值5,000.00元,并以此要求我公司给付上述费用，原告对此认识错误。原告将100件“西瓜”口味饮料给煜钧公司销售,原告与煜钧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关系或代理销售关系,与我公司无关。根据代销的法律关系可知,如果上述饮料销售成功,煜钧公司应当将销售款给付原告,如果无法销售,煜钧公司应当将代销货物如数返还给原告,或由双方协商调换其它货物作为对原告的补偿。由于原告并没有将100件“西瓜”口味饮料交付给我公司,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我公司不存在给付原告5,000.00元货款的义务。原告的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事实上煜钧公司因拖欠我公司货款,我公司已对其提起诉讼,案件将于3月27日开庭审理。由此可以说明我公司并不欠煜钧公司任何款项,原告以此要求我公司承担给付义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次诉讼是原告在与煜钧公司进行买卖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与我公司无关,原告应当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向煜钧公司主张权利。
被告煜钧公司辩称,原告诉讼主体错误。2015年2月我公司成立后与百事公司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合同在百事公司),合同约定我公司代理销售范围是长(白)、靖(宇)、抚(松)三县;我公司是三阶代理,销售范围内其他经销商均应在我公司处进货,公司每件给1.50元配送费。合同签订后履行前,我公司考虑每件1.50元的配送费不能满足下阶经销商的运费及二次装卸费,与百事公司协商由百事公司直接发货到各销售商,我公司不要配送费,也不提取任何差价费用,各自经营。百事公司及原告等各经销商也都同意。但百事公司要求为便于公司管理,长、靖、抚销售范围内的原告及其他经销商的购货款都通过我公司法人帐户汇到百事公司,同时百事公司要求刻制三枚煜钧公司收货专用章1、2、3号。百事公司的销售经理葛某某取走了2号收货专用章,收货方式为抚松辖区内由我公司盖1、3号收货专用章,靖宇、长白由百事公司盖2号收货专用章。实际经营模式变更为原告及其他下阶经销商挂靠我公司名义,由百事公司直接供货。从合同签订至2016年7月,我公司与百事公司解除代理经销关系,原告没有在我公司处进过一次货。截止至2015年12月16日,原告汇到我公司帐户共计1,522,310.00元,包括区域内其他经销商的款项,我公司都如数汇到百事公司。2016年3月23日,原告与百事公司销售经理葛某某到抚松百事办事处对帐,因挂靠原因,所以通知我公司派员到场,我公司就让王书宝到场配合其双方对帐,当时百事公司认可原告少接收了144,876.00元货物,并要求王书宝在对帐单上签字确认。该确认结果不应由我公司承担,根据实际经营方式,百事公司少发货或发错货物,应当由百事公司负责。另外,关于15,280.00元油款一事,与原告无关。2015年12月百事公司推行促销活动,购百事可乐赠送“金龙鱼”豆油，百事公司要求由经销商垫付油款,将款直接打给百事公司指定的油厂经营者杜庆琳,油厂经物流公司直接将豆油发给经销商,促销结束后,百事公司以商品抵顶垫付油款。原告没有将垫付款汇到我公司帐户,就不存在拖欠“油款”的问题。关于价值5,000.00元的100件“西瓜”口味可乐饮料问题,我公司与原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是原告在销售这种饮料时,诉争的100件即将过期,由百事公司处理调拨到我公司处销售,如果保质期内不能及时销售,由百事公司处理。现我公司库存中尚有80余件百事公司调拨的现已过期饮料未处理。百事公司调拨的商品,应由各经销商与百事公司结算。综上,望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书宝辩称,原告诉讼主体错误。我不是煜钧公司的职员,也与原告无任何经济往来。2016年3月23日,百事公司与原告对帐,因挂靠原因,百事公司通知煜钧公司派员到场,其双方对帐后让我在对帐单上签字确认,该对帐的确认结果不应由我承担。综上,望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3日,煜钧公司在抚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陆春月,属于自然人投资或按控股公司,王书宝与煜钧公司法人代表陆春月系夫妻关系,并非煜钧公司员工。
煜钧公司成立前的2013年，陆春月即已与百事公司合作为抚松经销商。2015年3月，由于百事公司区域架构调整，将煜钧公司由原来的二阶经销商转为三阶经销商，靖宇县的刘进山则由原靖宇经销商转为区域合作二阶。煜钧公司成立后,与百事公司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合同在百事公司处),合同约定:煜钧公司代理销售范围是长(白)、靖(宇)、抚(松)三县,销售范围内其他二阶经销商均应在煜钧公司处进货,百事公司给煜钧公司每件配送费1.50元。合同签订后履行前,煜钧公司考虑到原告作为二阶经销商，地理位置处在长春至抚松县之间，原告订购的货物每次运输必经此处，如果每次将货物直接发运到抚松县煜钧公司处，必然涉及到增加折返运输费用问题，煜钧公司认为每件1.50元的配送费不能满足其向原告这一类下阶经销商运输货物的运费及二次装卸费用,遂与百事公司协商，提出由百事公司每次将原告订购的货物直接发运至靖宇原告处,煜钧公司不要其配送费,也不提取任何差价费用,各自经营，原告知情，百事公司领导亦表示同意。嗣后，百事公司负责抚松区域的销售主管葛某某为了便于百事公司管理之目的,要求长、靖、抚销售区域范围内的二阶经销商的购货款都通过煜钧公司一个法人帐户汇到百事公司,同时要求煜钧公司刻制三枚收货专用章,1、3号章由煜钧公司掌管使用,2号章则由其葛某某掌管使用,凡由百事公司发往抚松县境内各经销商的货物，均由煜钧公司盖1、3号收货专用章,凡由百事公司发往靖宇、长白县境内各经销商的货物均由葛某某负责加盖由其掌管的2号收货专用章。原有合同约定的经营模式事后实际转变为位于长白、靖宇县境内的原告等其他二阶经销商货款必须经由煜钧公司法人帐户走帐转入百事公司,但发货时则由百事公司向该两县境内的各二阶经销商直接供货,由葛某某加盖煜钧公司的2号收货专用章以作区别。在此情况下，煜钧公司已无法掌握百事公司向靖宇、长白县境内各经销商处发货的具体情况。根据百事公司的规定,三阶经销商是第一级,二阶经销商是第二级,一阶经销商就是小商店等,三阶、二阶经销商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事实上,长白、靖宇两县的二阶经销商与煜钧公司之间仅存在形式上的挂靠进货关系,作为三阶经销商的煜钧公司亦只是起到一个转款的作用,并不涉及货物的发运问题。
原告通过煜钧公司帐户每次向百事公司帐户转交订货款时，并不需要向煜钧公司说明订购哪些品种的货物信息情况，而是直接与百事公司在靖宇的业务员电话通报其准备预订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等情况，之后由百事公司业务员将原告预订货物情况通报给百事公司销售部门。百事公司在靖宇的业务员亦经常到原告的销售点了解百事公司商品的销售进展情况，有时业务员在货物没有销售完毕的情况下就会催促原告方抓紧订货、汇款。待煜钧公司将原告的订货款转汇到百事公司银行帐户时，百事公司便通过运输公司或者物流公司向原告处发运货物。百事公司向原告直接发运的货物的出货单上每次在“收货单位名称”一栏均打印为煜钧公司，在“卸货地址”一栏均打印为煜钧公司的经营地点――抚松县抚松镇香江路北侧，但货物均到原告处卸车，并由原告方人员在多联单上“签收人”一栏签字（第五联为客户留存联），以确认货到实际签收。原告方自认其接到百事公司送货后，从未发生过因产品质量或者发货品名不对而予以退货、换货的情况，但有时存在因生产原因供应不上拖延发货情况。
截止2015年12月16日,原告汇到煜钧公司帐户的订货款共计1,522,310.00元,包括区域内其他经销商的款项,煜钧公司事后都如数及时的汇到百事公司帐户,并无截留情形。
2016年3月23日,因百事公司葛某某与矫健正在办理交接事宜，原告遂与百事公司抚松区域销售主管葛某某、百事公司的核查人员李永、矫健到抚松百事办事处对帐,因挂靠原因,葛某某通知煜钧公司派员到场,煜均公司法人代表陆春月就让其夫王书宝到场配合双方对帐。当时百事公司认可原告少接收了其价值144,876.00元货物,并要求王书宝在刘进山自行书写的对帐单上签字确认，王书宝便在其上刘进山自行书写的对帐单内容第五项“抚松欠我福林批发壹拾陆万零壹佰伍拾陆元正,抚松三阶以确认,减去油15280.00=144876.00元”内容之下签写了“我确认”三字,并签名、捺印。该签字系王书宝应葛某某要求而为,帮忙确认款项都由煜钧公司转给百事公司。
2016年，刘进山曾在本院对王书宝提起诉讼，提出与本案相同的诉求，本院以（2016）吉0621民初1757号立案，后刘进山于同年11月22日申请撤回起诉。在该起案件审理期间，根据王书宝调取证人葛某某证言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11月19日对葛某某制作了询问笔录，葛某某证明了上述百事公司认可原告少接收了144,876.00元货物情况。
2015年3月9日至2015年12月16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白山靖宇支行由自己的帐户（6222000807100235979）分29笔向煜钧公司帐户（6222080807000496922）汇订货款，累计汇款数额为1,522,310.00元。具体汇款情况为：2015年3月9日，原告向煜钧公司汇出第一笔货款139,100.00元之前，煜钧公司账户帐面余额是213,714.00元。当日，原告汇入该款139,100.00元，煜钧公司于同月10日分20万元、10万元两笔跨行汇入百事公司帐户，煜钧公司账面余额显示为132,814.00元，低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3月10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帐户账面余额是132,814.00元，原告当日汇入19,260.00元，煜钧公司当日汇入百事公司2万元，煜钧公司账面余额变为132,074.00元，低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3月15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是85,574.00元，当日原告汇入煜钧公司214,000.00元，当日煜钧公司分13笔汇入百事公司共计62万元（12笔5万元、1笔2万元），汇款后煜钧公司账面余额变为15,924.00元，低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7月8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107,524.80元，当日原告汇入12,500.00元，次日煜钧公司分3笔（5万元、5万元、36,645.00元）汇入百事公司共计136,645.00元，汇款后煜钧公司账面余额变为103,964.80元，低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8月7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是206,497.26元，当日原告汇款28,500.00元，当日煜钧公司分3笔（5万元、5万元、27,450.00元）汇给百事公司共计127,450.00元，汇款后煜钧公司账面余额变为206,497.26元,等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8月13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156,405.58元，当日原告汇入煜钧公司2笔(5万元、38,850.00元)合计88,850.00元，煜钧公司当日原样分2笔汇入百事公司，汇款后煜钧公司账面余额变为156,405.58元，等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9月15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383,016.60元，当日原告汇入2笔(5万元、26,450.00元)合计为76,450.00元，煜钧公司当日分5笔汇给百事公司（5万元、25，850.00元、5万元、5万元、36,100.00元）合计为211,950.00元，汇款后煜钧公司账面余额变为257,166.60元，低于原告汇款前的账面余额；2015年9月25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0，当日原告分3笔（5万元、5万元、48,650.00元）汇入煜钧公司合计为148,650.00元，煜钧公司当日原样分3笔又汇给百事公司，账面余额仍为0；2015年10月12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0，当日原告分4笔（3笔5万元，1笔45,000.00元）汇给煜钧公司合计为195,000.00元，当日煜钧公司原样分4笔按百事公司葛某某的要求汇入葛某某账户，汇款后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仍为0；2015年10月13日，原告又分4笔（3笔5万元、1笔2万元）向煜钧公司共计汇款17万元，同日，煜钧公司原样分4笔汇入了葛某某帐户合计17万，汇款后煜钧公司账户余额仍为0。以上汇入葛某某个人帐户货款数额共计为365,000.00元；2015年12月7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户余额为0，当日原告分4笔（3笔5万元、1笔4万元）汇入煜钧公司共计19万元，2015年12月8日煜钧公司分2笔（19万元、30万元）汇入百事公司共计49万元，汇款后煜钧公司账户余额仍为0；2015年12月10日，原告汇款前煜钧公司账户余额为0，当日原告分4笔（均为5万元）汇入煜钧公司共计20万元，2015年12月16日原告又汇入煜钧公司4万元，这也是原告汇入煜钧公司的最后一笔货款。截止该日，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24万元，均是原告汇入款项。2015年12月18日，煜钧公司分4笔（均为5万元）汇给百事公司共计20万元，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4万元；2015年12月22日，煜钧公司汇入百事公司10万元，煜钧公司账面余额为0，原告最后汇入煜钧公司的24万元已由煜钧公司全部汇给了百事公司。
以上原告自2015年3月9日起至2015年12月16日分29笔汇入煜钧公司的货款，除2015年10月12日汇入4笔计195,000.00元、2015年10月13日汇入4笔计17万元，煜钧公司应百事公司时任销售主管葛某某的要求在汇款当日分别全部转汇入葛某某的帐户外，其余1,157,310.00元煜钧公司均在2015年12月22日之前已全部汇入了百事公司账户。汇入葛某某帐户的款项共计365,000.00元，已由葛某某于2016年1月20日分4笔（均为5万元）通过汇款方式退还给煜钧公司帐户共计20万元，在该20万元汇款进入煜钧公司帐户之前，煜钧公司帐面余额为0，同日，煜钧公司原样分4笔将20万元汇给百事公司后，煜钧公司帐面余额归0。次日，葛某某又分4笔（3笔各为5万元、1笔为3万元）通过汇款方式退还给煜钧公司共计18万元，当日，煜钧公司又将该18万元一笔汇入百事公司账户，煜钧公司帐面余额再次归0。故截止于2016年1月21日，煜钧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10月13日汇给百事公司销售经理葛某某帐户的365,000.00元，葛某某已经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1月21日分8笔以多出原接收数额15,000.00元，共计38万元的数额归还给了煜钧公司，煜钧公司在2016年1月21日前已将该38万元全部汇给了百事公司。刘进山自2015年3月9日起至2015年12月16日分29笔汇入煜钧公司的共计1,522,310.00元货款，已于2016年1月21日由煜钧公司全部汇给百事公司，煜钧公司无截留原告所汇订货款项现象。
自2016年3月23日三方对帐后，刘进山开始直接向百事公司汇支订货款，不再经由煜钧公司帐户转款。百事公司亦与煜钧公司重新签订了《城郊／外埠经销商经销合同》，但将签订日期提前到2016年1月1日，合同约定有效期为一年，即到2016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首部首先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定义内容，“1、甲方（百事公司）的员工仅能执行甲方所交付之销售工作，其个人无权代理或代表甲方，私自与乙方（煜钧公司）进行任何交易，如下订单、交付甲方产品、收款、收受出货回执、签署任何文件、打白条、借款。……”。合同第三条“法律地位”的内容中，规定有“本合同双方均为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独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独立核算，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双方互不承担任何代为清偿、保证或连带责任。甲乙双方为买卖关系。甲方的员工仅能执行甲方明确授权交付之销售工作，其个人号称代理或代表甲方所为的甲方明确禁止或者违反双方确认的甲方工作流程、管理规范和经营指标的行为均是无效行为，甲方不因为此类行为向乙方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2016年4月22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就对帐时间及频次、对帐方式等进行了补充约定。
2016年7月11日，煜钧公司与百事公司解除代理经销关系。
2017年上半年，百事公司以2015年4月10日本公司财务电脑出现故障，在销售系统中错误显示煜钧公司已缴款30万元，本公司因此于2015年4月19日至30日期间分12次向煜钧公司发货，价值合计299,700.00元，后发现煜钧公司并未缴款30万元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返货或者支付货款，均被煜钧公司以未收货拒绝为由，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煜钧公司及某物流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按货物价值给付货款299,700.00元。2017年5月25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191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煜钧公司给付百事公司298,918.00元。煜钧公司上诉后，2017年9月4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1民终46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认为，“证人葛某某系原百事公司员工，为抚松地区的销售代表。证人作证称存在其他经销商实际使用煜钧公司在百事公司的帐户与百事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形，对此情形百事公司是明知的。被上诉人百事公司虽然对此不知情，但葛某某系其在抚松地区的销售代表，葛某某关于与百事公司产品相关的交易行为为职务行为，故葛某某知晓此使用煜钧公司帐户的行为，即代表百事公司知晓此行为。故本院认定存在其他经销商以煜钧公司的名义与百事公司存在交易。煜钧公司亦知晓并同意了此交易模式的存在。……虽然在百事公司提供的出货、收款等明细中，记载交易相对方为煜钧公司，但实际交易方并非仅为煜钧公司。就与其他经销商之间的履行部分，仅约束百事公司与其他经销商，并不约束百事公司与煜钧公司。现百事公司不认可与其他经销商存在交易，亦对其交易数额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认定，无论是否存在30万元货款计算错误的问题，依据现有证据都无法认定应由煜钧公司承担全部的货款给付义务，对百事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撤销原判；二、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出货单七份、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2016年3月23日对帐单一份、2013年12月5日葛某某、王树祥出具的证明一份，被告百事公司提供的落款日期填写为2016年1月1日百事公司与煜钧公司签订的《城郊/外埠经销商经销合同》及2016年4月22日百事公司与煜钧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各一份，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初，百事公司与煜钧公司的对帐单十份，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吉0191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被告煜钧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流水帐8页，统计表4页，货运单三份，电子银行回单三份，申请法院调取的（2016）吉0621民初1757号卷宗内法院询问葛某某笔录一份，煜钧公司成立以来至2016年4月账户的银行流水及说明1份，长春市中级法院（2017）吉01民终4630号民事判决一份，及到庭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方自2015年3月9日至2015年12月16日作为百事公司二阶经销商，虽然每次进货时均将订货款打入作为三阶经销商的煜钧公司的帐户，之后由煜钧公司转入百事公司，百事公司在收到订货款后每次向其发运货物时均在发运货物的多联单上将收货地址打印为煜钧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地址，但每次实际收货的卸货地点均在原告处，并由原告或其商店的有关人员在签收人一栏签字确认，结合二原告庭审中所说每次订货打款前后并不向煜钧公司说明准备订货的商品名称、数量、规格，而是直接向百事公司在靖宇的业务员通知订货要求等情形，应据此认定原告自第一次通过煜钧公司帐户转款后，便与百事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与煜钧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诉争货物的买卖关系，原告与煜钧公司之间只是存在借用煜钧公司帐户转款给百事公司的事实行为。原告诉称其与煜钧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无事实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百事公司答辩所称其与原告无买卖合同关系，不是适格被告的主张，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2016年3月23日，作为百事公司抚松区域销售代表的葛某某在与原告刘进山、煜钧公司所指派人员王书宝进行对帐时，其对外代表的是百事公司，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行为后果理应由百事公司承担。煜钧公司在刘进山、刘吉玉自2015年3月9日首次转款至此次对帐前通过其公司帐户转款给百事公司期间，并无截留款项的行为。原告起诉认为该对帐单载明尚有价值144,876.00元的货款未得到供货，作为货物出卖人、发运人的百事公司，因未能提供刘进山自2015年3月9日起至三方对帐前收到煜钧公司转汇的1,522,310.00元订货款后已全部由百事公司给予等值发运完毕且已得到原告方全部签收的收货凭证予以佐证，无法否认尚有诉争的价值144,876.00元的货款未得到供货，故其应承担返还相应数额货款的义务。煜钧公司对此无责任，不应承担返还义务。王书宝虽然在对帐单上签字，但其当时只是受煜钧公司指派参与对帐，其本身并非煜钧公司员工，与诉争的货物买卖无法律关系，亦不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王书宝答辩时认为原告起诉其诉讼主体错误，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次庭审中，法庭要求百事公司提供2016年3月23日三方对帐单形成前，百事公司每次向原告发运货物后载有二原告或经二原告允许的其他人员签字的收货凭证，以便核实百事公司在收到原告通过煜钧公司帐户转款期间向原告方发运货物的价值是否符合转款总额1,522,310.00元的情况，但百事公司以其公司只与煜钧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百事公司只与合同相对方说话为由，始终回避该方面的证据提供。在法庭向百事公司释明“如果你方仍然不提供，法庭视做你方举证不能，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将由你方负责”后，百事公司仍拒绝提供。百事公司的上述行为应视为有意不提供对已不利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百事公司与煜钧公司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日的《城郊/外埠经销商经销合同》，首部内容中即规定了作为甲方百事公司的员工无权代理或者代表百事公司，私自与乙方（煜钧公司）进行任何交易，如下订单、交付甲方产品、收款、收受出货回执、签署任何文件、打白条、借款等，煜钧公司质证时指出该合同系双方产生矛盾后补签的，符合情理，该部分内容的强调，同时能够证明百事公司在补签该合同时已经意识到此前自身销售管理工作中存在诸多不当之处需要改进。因此，应认定该合同的内容对此前葛某某代表百事公司所为的行为无拘束力和追诉力。关于原告所诉的油款应否给付问题，因原告承认其没有支付豆油款，也就是说其既没有通过煜钧公司帐户给百事公司指定的油厂经营者转付购买豆油款项，亦没有直接给百事公司指定的油厂经营者支付购买豆油的款项，没有参与百事公司2015年12月份所推行的购百事饮料产品赠送“金龙鱼”豆油活动，因此不存在由百事公司在促销结束后对其以商品抵顶垫付油款问题，煜钧公司及王书宝与其所诉无关联性，亦不需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原告所诉的100件“西瓜”口味饮料款5,000.00元应否给付问题。原告自述2015年4月份百事公司销售代表葛某某从其处调拨100件“西瓜”口味饮料给煜钧公司,价值5,000.00元,由此可见该行为既非煜钧公司去原告处赊购所发生，又非煜钧公司委托百事公司工作人员前去原告处联系帮助代销所发生，煜钧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无诉争货物的买卖或者代销等合同关系，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到其处进行调拨的百事公司事后负责补齐等值货物或者返还等值价款。煜钧公司及王书宝与诉争事实无关，不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刘进山、刘吉玉货款144,876.00元;
二、被告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100件“西瓜”口味饮料款5,000.00元；
三、驳回原告刘进山、刘吉玉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04.00元，由被告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负担3,280.00元,原告刘进山、刘吉玉负担32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伊海波
审判员 刘静维
审判员 丁永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苏秀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