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3）泉民终字第1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仲恩，男，汉族，1932年12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上诉人（原审原告）BAMBANGEKOSUGIANTO（音译：邦邦·埃科·苏基安托），男，1955年5月5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惹班市。上诉人（原审原告）CANDRAWATI（音译：詹德拉瓦蒂），女，1959年3月25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惹班市。上诉人（原审原告）NJOOSIELIOE（音译：杨细柳），女，1961年11月20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惹班市。上诉人（原审原告）AGOESTJAHJONJOTOBOEDIOETOMO（音译：阿格斯·塔佐·尼托·波埃迪埃托莫），男，1961年8月10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上诉人（原审原告）SRIHARTATIENNJOTO.B（音译：斯里·哈塔迪恩·佐托），女，1967年7月4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泗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SRISUHERMINNJOTOBOEDIOETOMO（音译：斯里·苏赫明·佐托·波迪埃托莫），女，1968年11月20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泗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SRILINDASEMIARTATI（音译：斯里·林达·索米亚塔蒂），女，1973年2月4日出生，现住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上列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美玲，公民身份号码3505251959********，系上诉人杨仲恩的女儿。上列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锋，福建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森，男，汉族，1943年3月15日出生，住泉州市鲤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淑，女，汉族，1946年3月9日出生，住址同上。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红螺，福建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仲恩等八人因与被上诉人杨文森、李淑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2）鲤民初字第4965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八原告诉称，杨江山和陈娟尼（音译）生前共生育杨仲恩、杨仲凯、杨仲焜三人，杨仲凯是原告BAMBANGEKOSUGIANTO、CANDRAWATI、NJOOSIELIOE的父亲，已于1995年10月26日去世，其妻ANGGIEMNIO于2009年3月13日去世。杨仲焜是原告AGOESTJAHJONJOTOBOEDIOETOMO、SRIHARTATIENNJOTO.B、SRISUHERMINNJOTOBOEDIOETOMO、SRILINDASEMIARTATI的父亲，已于1990年5月3日去世，其妻OEISOEILAN亦去世。杨江山和陈娟尼分别于1952年10月20日和1958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去世。杨江山生前在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登峰社区南门外亭后坑坑沟墘49号建造占地二亩四分、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的房屋。1952年2月，原晋江县发放晋字第00027、00028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给杨江山。由于原告等人侨居印度尼西亚，杨江山将该幢房屋借给其弟杨江水在国内的养子即被告杨文森居住。后被告杨文森、李淑结婚后也居住在该房屋。2011年3月份，原告杨仲恩受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七名原告的委托，并作为所有权人之一向被告杨文森、李淑主张收回房屋，遭到被告的拒绝。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将址在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登峰社区南门外亭后坑坑沟墘49号房屋返还给八原告并赔偿八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房屋返还之日止比照同地段房屋租金标准按每月5000元计算的房屋占用损失费。经审查，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杨仲恩诉称杨江山系其父亲，并提供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以证实其主张，该证明内载明：“杨江山共生三子，长子杨仲凯、次子杨仲恩（仲安）现居住永春县（归侨）、三子杨仲焜……”但被告亦提供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2年12月28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载明：“江南街道侨联2011年8月10日所出具的书面材料只作为登报查档介绍，不作为产权证明，当时根据杨美玲姐妹两人自己陈述房屋登记证遗失，要求给予证明查档……关于杨江山一家成员情况因长期在海外侨联不知其人员，这是杨美玲自己陈述，与侨联无关”。鉴于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前后出具的两份证据存在矛盾，原审法院到该联合会进行调查以核实证据，经核实，该联合会并无相关档案材料可证实杨江山的生育情况，联合会的人均不认识原告杨仲恩等人。据此，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原告提供的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证实杨仲恩等人与杨江山的身份关系，杨仲恩以杨江山的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缺乏证据予以支持。原告BAMBANGEKOSUGIANTO、CANDRAWATI、NJOOSIELIOE诉称杨江山系其祖父，杨仲凯系其父亲；原告AGOESTJAHJONJOTOBOEDIOETOMO、SRIHARTATIENNJOTO·B、SRISUHERMINNJOTOBOEDIOETOMO、SRILINDASEMIARTATI则诉称杨江山系其祖父，杨仲焜系其父亲。上述七名原告所依据的身份关系证明系其出具的授权书，上述七名原告在授权书中自行表明其与杨江山、杨仲凯、杨仲焜等人的身份关系。上述授权书虽经印度尼西亚泗水公证人公证，但公证人仅是公证上述七名原告授权给杨仲恩的授权行为的意思表示真实，但并未对相关人员的身份关系进行审核认定，公证人在办理上述公证时即注明：“公证人不对本文件内容负责。”因此该授权书并不是杨江山、杨仲凯、杨仲焜与本案原告的身份关系的合法证明，上述七名原告分别以杨仲凯、杨仲焜的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缺乏证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八名原告虽诉称其系讼争房产的产权人的继承人，并据此身份关系提起诉讼，但自2011年9月原审法院受理本案以来，始终未能提供完整的身份关系证明，依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八名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仲恩、BAMBANGEKOSUGIANTO、CANDRAWATI、NJOOSIELIOE、AGOESTJAHJONJOTOBOEDIOETOMO、SRIHARTATIENNJOTO·B、SRISUHERMINNJOTOBOEDIOETOMO、SRILINDASEMIARTATI的起诉。宣判后，杨仲恩、BAMBANGEKOSUGIANTO、CANDRAWATI、NJOOSIELIOE、AGOESTJAHJONJOTOBOEDIOETOMO、SRIHARTATIENNJOTO.B、SRISUHERMINNJOTOBOEDIOETOMO、SRILINDASEMIARTATI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以上诉人“未能提供完整的身份关系证明”、“无法认定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八名上诉人的起诉，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裁定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本案。本案八名上诉人据以提出诉讼主张的依据是1952年2月原晋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杨江山的第00027号、第00028号二份“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这二份“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实1952年2月份土改时人民政府把本案诉争房屋登记确权给杨江山“本人全家”所有，而上诉人提供的以下证据能证明，杨江山死亡后，八名上诉人是杨江山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杨江山所有的遗产，八名上诉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裁定内容错误：1.杨江山的死亡证，证明杨江山是1952年10月20日死亡，其妻子是陈娟尼。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泗水总领事（2011）泗领认字第000202号、第000203号、第000204号、第000205号四份大使馆认证书，证实杨江山有三个儿子，即杨仲恩、杨仲凯和杨仲焜，杨仲凯于1995年10月26日死亡，杨仲凯的妻子ANGGIEMNIO于2009年3月13日死亡；杨仲焜于1990年5月3日死亡，杨仲焜的妻子OEISOEILAN已死亡。七名上诉人（除上诉人杨仲恩外）分别是杨仲凯和杨仲焜的法定继承人，七名上诉人共同委托上诉人杨仲恩全权负责处理第00027号、第00028号二份“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有关房产产权纠纷事宜。这二份授权委托书有经过印尼政府公证部的公证，并经大使馆认证，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在办理这二份授权委托书时，印尼政府的公证部门已对以上各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各当事人的死亡时间等事实进行了详细审查，并提供相应确切证据后依法作出的，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2012）印领认字第0002809号、第0002810号、第0002811号、第0002812号四份大使馆认证书。证实杨仲焜于1990年5月3日死亡，其妻子是OEISOEILAN；杨仲凯于1995年10月26日死亡，是杨江山（NYOOKANGSAN）与TANKIEMNIO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明确确认杨仲凯与杨江山之间存在父子关系。4.永春县北空华侨果场提供的上诉人杨仲恩于1974年8月填写的“职工履历表”。证实上诉人杨仲恩在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中确认祖母是李定娟，哥哥是杨仲凯，弟弟是杨仲焜，叔叔是杨江水，这些情况与被上诉人在开庭审理过程所作的陈述相符，能相互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5.2011年4月25日，登峰社区居委会出具给鲤城区档案局的介绍信。证实居委会确认杨江山是杨美玲的祖父，而杨美玲是杨仲恩的女儿，证明上诉人杨仲恩是杨江山的儿子。6.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泉民终字第1317号民事裁定书。这份裁定书认定“八上诉人作为本案诉争房屋的原所有人杨江山的继承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诉法》第108条规定，本案应继续审理”。证实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确认8名上诉人是杨江山的法定继承人，一审裁定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是错误的。综上，以上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八名上诉人是杨江山的法定继承人，杨江山死亡后，有权继承杨江山的财产，本案八名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一审裁定认定错误、适用法律和裁定结果均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杨文森、李淑辩称，一、上诉人杨仲恩主张其为杨江山的继承人所提供的证据是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经过一审查实系不真实的，因此，上诉人杨仲恩主张其为杨江山的继承人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二、除杨仲恩之外的其他七位上诉人，虽然主张他们是杨江山的继承人，但他们所提供的并非是印尼有关部门出具的身份关系的公证认证书，而是委托授权书，在该份授权书上，他们自认是杨江山的继承人，但对于这一行为印尼的公证人并没有作出确认，反而在公证时注明“公证人不对本文件内容负责”，显然，该授权书的内容没有得到确认，因此上诉人主张这份授权书即为身份证明依法不能成立。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泉民终字第1317号民事裁定书仅是对杨仲恩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查实，其他的并没有予以查实，因此，八位上诉人以该裁定认为其为杨江山的继承人同样不能成立。综上，八位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杨江山存在亲属关系，依法无权作为法定主体起诉，原审裁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杨仲恩等八人与诉争房屋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审驳回杨仲恩等八人的起诉是否正确？对此，本院予以查明并分析、认定如下：二审中，上诉人杨仲恩等八人提供如下证据即九份公证书和认证书：1.继承人声明书一份，证实杨仲凯与其妻子ANGGIEMNIO的继承人、杨仲焜与其妻子SRIWOELANWIDJAJA的继承人邦邦.埃科.苏基安托、阿格斯.塔佐.尼托.波埃迪埃托莫等七人共同出具的继承权声明书。其中杨仲凯的第二个女儿杨细柳居民统号3576026011610004是新号码，授权书上的居民统号是125701016011610003；杨仲焜的第三个女儿斯里.苏赫明.佐托.波迪埃托莫的居民统号是3578216011680001，授权书上的居民编号是1256026011680001，以上二人实际上是相同二个人，相应的证明正在办理中。2.杨江山妻子的死亡证，证实TANKIENNIO是杨江山的妻子，TANKIENNIO于1958年10月24日死亡。3.杨江山的死亡证证明，证实杨江山（NJOO，KANGSAN）于1952年10月20日死亡，杨江山的妻子是TAN，KIENNIO。4.杨仲焜妻子更换姓名证明，证实杨仲焜的妻子1967年2月23日把原名SOEILAN（别名SRIWOELAN）更换为SRIWOELANWIDJAJA。5.杨仲焜妻子的死亡证明书，证实杨仲焜妻子SRIWOELANWIDJAJA于2005年2月18日死亡。6.杨仲焜大女儿SRIHEROWATI的死亡证明书，证实杨仲焜的大女儿SRIHEROWATI于2000年12月3日死亡。7.杨仲焜更换姓名的证明，证实1967年2月23日杨仲焜把原名NJOOTIONGBIOO（别名NJOTOBUDIUTOMO）变更为NJOTOBOEDIOETOMO以及杨仲焜二个子女的变更姓名情况。8.杨仲凯妻子的死亡证，证实杨仲凯妻子ANGGIEMNIO于2009年3月13日死亡。9.杨仲凯户籍卡证明，证明杨仲凯与妻子和儿子的关系，与授权书和声明书一致。以上证据与上诉人原一审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二份和杨仲焜、杨仲凯的死亡证明二份，能够证明杨仲凯、杨仲恩、杨仲焜是杨江山的三个儿子，八名上诉人是杨江山的合法继承人。被上诉人杨文森、李淑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这些证据已超过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本案自起诉至今已一年多，人民法院已给予上诉人多次的举证期限，上诉人对于涉及主体的证据早就应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而不是在一审驳回其起诉后才在二审时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不能对为何在二审期间才提供证据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该超出举证期限的证据上诉人不同意质证，二审法院也不应予以采纳。二、被上诉人附条件质证如下：首先，该九份证据按上诉人所述是从印尼寄送过来的，那么上诉人应当提供寄送证明；其次，该九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九份证据上的“普通司法行政总局”这一栏上均体现“司法与基本人权部不对本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这一栏也均体现“外交部不对本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由此可见，印尼的相关部门并没有对九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既然该九份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无法得到确认，则上诉人欲以此证明其是杨江山的继承人的主张自然也无法成立；第三，九份证据无法体现杨仲恩是杨江山的儿子。九份证据中除了第一份证据即“继承人声明书”体现到杨仲恩外，其余八份均没有体现到杨仲恩，而在第一份证据中虽体现杨仲恩，但这份证据只是一份声明书，声明书的内容均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杨仲恩与杨江山的关系。综上，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不但超过了举证期限，而且仍然无法证明其与杨江山的亲属关系，该证据无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审作出的裁定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经审查，本院认为，杨仲恩等八位上诉人以其为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登峰社区南门外亭后坑坑沟墘49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系杨江山，八位上诉人系杨江山的继承人为由请求被上诉人杨文森、李淑返还诉争房屋。八位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供一份由鲤城区档案馆出具的户主为杨江山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以支持其主张，但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亦提供一份由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2年12月28日出具的证明，该份证明又否定了该联合会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鉴于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前后出具的两份证明存在矛盾，原审法院经向该联合会核实，该联合会表示并无相关档案材料可证实杨江山的生育情况，联合会的人均不认识杨仲恩等人。其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系根据杨美玲姐妹两人的陈述，为了查档而出具的。据此，八位上诉人提供的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并不能作为证明杨仲恩等人与杨江山的亲属关系的身份证明。二审中，八上诉人又提供了以上九份证据以支持其主张，但该上述九份证据仅可证明杨仲凯夫妇、杨仲焜夫妇的继承人出具的一份声明书、杨江山及杨江山的妻子的死亡时间及杨仲凯与其子女的关系证明，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公证、认证书也仅是证明除杨仲恩之外的其他七位上诉人授权委托杨仲恩处理诉争房产事宜。故八上诉人目前尚无法提供证明杨江山与杨仲焜、杨仲凯、杨仲恩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有效证据。故八位上诉人作为本案诉争房屋的原所有权人杨江山的继承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完整的身份关系证明，八上诉人尚不足以证明与本案诉争房屋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审以此为由驳回八位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杨仲恩等八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人杨仲恩、BAMBANGEKOSUGIANTO、CANDRAWATI、NJOOSIELIOE、AGOESTJAHJONJOTOBOEDIOETOMO、SRIHARTATIENNJOTO·B、SRISUHERMINNJOTOBOEDIOETOMO、SRILINDASEMIARTATI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审判长  黄蕴真审判员  庄丽娜审判员  谢火生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德福速录员  陈威鸿附裁定书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