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9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菁，女，198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天阳路***号****房。
委托代理人：李光汉，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锦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宝珍，女，198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安乐村西山一。
委托代理人：赖清松，广东百科律师事�所律师。
上诉人杨菁因与被上诉人彭宝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日（被上诉人、上诉人于诉讼中均确认为该日出具），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借据》上签名。《借据》内容为：“兹结算借到彭宝珍（身份证号：）现金本金人民币258万元，大写贰佰伍拾捌万元（原双方之前的借据全部作废销毁），利息按每月2．5％在当月3日前支付，本金在出借人通知后十日内全部归还。若借款人逾期支付利息的，应一次性全额归还本金及利息。借款人：杨菁身份证号：4401041981112513202011年12月28日”。借据中除“彭宝珍”和“杨菁”的签名为手写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文档。
因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在出具上�《借据》后未依约还款，引起诉讼。
庭审中，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丈夫是同事，上诉人在认识被上诉人后，多次以需要资金为由向被上诉人借款，双方的款项往来一般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进行，其中，被上诉人转账所用账号为×××4827，上诉人所用账号为×××0035，均为工商银行账号；双方是从2011年6月起开始有款项往来，除转账外，现金都是直接交给上诉人的，具体金额已记不清楚，现金也不全部为被上诉人所有，部分现金是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给上诉人的，每次借款都有《借据》，总共签署有约34份《借据》；2012年2月1日，双方将原来较零散的借款进行结算，出具了本案258万元的《借据》，之后就将此前的全部《借据》当场销毁了，本案《借据》是经上诉人核对后签名确认的；上诉人是中国银行金德大厦支行的副行长，其应当对借款的注意事项及往�款项非常清晰，本次起诉金额也是经上诉人多次核实后签署的，并非上诉人所称是暴力胁迫所致，上诉人称已报案，均是为了拖延还款，而且上诉人还在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期间将其名下房屋转移，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查封其房产，显然是为了逃避还款。
为此，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五份《借据》［均为复印件，其中借款人落款处均有“杨菁”的签名，但出借人姓名处均为空白；五份《借据》的落款日期均为2011年9月期间，金额共计530200元］，证明双方此前另立有《借据》且已依照本案《借据》约定作废。此外，被上诉人还提交了四份《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对应的汇款明细清单（加盖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西丽支行核算用章），证明被上诉人通过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出借部分款项的事实。从该四份电子回单及汇款明细清单显示：被上�人分别于2011年11月4日、11月30日、12月2日及12月8日向上诉人转出款项合计104.9万元。
经质证，上诉人称：五份《借据》无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五份《借据》中均未写明出借人名字，其都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签名后在空白处再打印借据内容形成的；至于四份《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对应的汇款明细清单，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证明被上诉人、上诉人账户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故与本案无关。与此同时，上诉人亦确认双方确实曾有过借贷关系，但借款已还清，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对于被上诉人所述的其他情况，上诉人称其只是银行工作人员，并非行长，且其出售名下房产只是因被上诉人不断骚扰、勒索，逼迫上诉人还款，上诉人并�躲避债务。
诉讼中，上诉人亦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内容与讼争《借据》相同但出借人处为空白的《借据》复印件，及上诉人的报警回执，证明被上诉人伙同社会人员暴力胁迫取得上诉人签名捺印的白纸后制作空白借据，上诉人已就此于2012年3月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大塘派出所报案。对于上诉人自称在受胁迫后未立即报警的原因，上诉人解释称主要是考虑到被上诉人威胁上诉人及上诉人家人，为了上诉人本人及家人的安全，才拖延了报警时间。
对此，被上诉人表示：上诉人提供的《借据》是复印件，且相关内容空白，本案应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据》为准；对报警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次报警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并无关联，公安机关已向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丈夫就涉嫌敲诈勒索的行为予以调查，经公安机关调查被上诉人不存在敲诈勒索嫌疑，上诉人报警�为了拖延还款，故该报警与本案无关。
庭后，就上诉人提供的报警回执所涉报案情况，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大塘派出所调查情况得知，该所并未就上诉人的报案予以立案侦查，并告知当事人其报案情况属经济纠纷，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此外，法院还从该派出所调取一份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在笔录中述称其本人为中国银行金德大厦支行副行长，曾向被上诉人借款60万元，由于受到被上诉人的胁迫，上诉人曾先后五次向被上诉人出具有上诉人签名的空白单，且截止至2012年1月13日已向被上诉人支付4064514元，远远超出借款本金；2012年2月1日，被上诉人又以欺诈、胁迫的手段，强迫上诉人在空白纸页上签名后制作了涉案258万元的《借据》，并在此后不断骚扰上诉人，上诉人被逼无奈才报警。对于以上调查情况及询问笔录，被上诉人表示无异议，上诉人亦确认公安机关尚未立案侦查，并认可笔录的真实性。
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欠款本金人民币258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2．5％自2012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有上诉人签名的讼争《借条》能否作为认定双方借贷事实的依据。
依据民事证据举证规则的相关规定，主张存在借贷关系的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及具体借款金额，未提供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从被上诉人的证据分析：首先，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有上诉人签名的《借据》，借据内容确认借到被上诉人款项258万元。对此，上诉人抗辩称《借据》是其在受胁迫的状态下先在空白纸页上签名，再由被上诉人打印主文内容形成的，但上诉人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虽然上诉人也提供了其于2012年3月2日报警的回执证明，但从上诉人自认被胁迫签名的时间（2012年2月1日）上看，上诉人作为一名银行副行长，在被胁迫出具了一张空白借条的情况下，仍拖延了一个月才报案显然与常理不符，而其有关考虑到本人与家人安全的说法亦不足以成为其迟延报案的合理解释。且经法院调查得知，公安机关就上诉人报案陈述的相关情况并未立案侦查。故上诉人有关《借据》为受胁迫出具，内容不真实的抗辩理据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
而就讼争《借据》所涉的款项是否已交付的问题，被上诉人称讼争《借据》是就双方此前一系列借贷行为的一次结算，在此之前，上诉人曾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部分通过转账，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为此，被上诉人提供了五份《借�》复印件及有关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从五份《借据》的形式上看，其文档格式（均为打印稿，出借人处均为空白，借款人落款处均有“杨菁”的签名）与讼争《借据》基本一致。上诉人虽然以五份《借据》为复印件为由否认其真实性，但上诉人也同时表示五份《借据》都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于空白纸页上签名后，再打印借据主文而形成的，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其曾被被上诉人逼迫签了五张空白单，故从上诉人的陈述可知，上诉人确认在讼争《借据》出具前已五次按同一方式（与讼争《借据》形成方式相同）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其本人的签名，从而产生了上述五份《借据》。对于该五份《借据》的形成，如上诉人所述属实，作为一名银行副行长（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应当清楚知道在空白纸页上签名并交由他人持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但现并无证据反映上诉人曾就被上诉人前后胁迫其五次在空白纸页上签名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反，上诉人自认在被胁迫出具空白借据的情况下，仍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四百余万元款项，显然有悖常理。故法院对上诉人有关五份《借据》形成过程的陈述不予采信。
由于上述五份《借据》与被上诉人述称讼争《借据》是就双方此前一系列借款进行结算而出具的情况能够相互映证，上诉人亦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银行转账凭证属实，其中所涉款项均为被上诉人转入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在诉讼中也自认双方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上诉人在讼争《借据》出具前存在多次借贷事实，讼争《借据》应为双方结算的凭据。
综合本案对《借据》效力的认定及双方之间款项往来事实的查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其所述的借款情况能够相互映证，而上诉人对其抗辩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法院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归还欠款258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由于双方均确认讼争《借据》的出具日期为2012年2月1日，且《借据》中已明确写明借款须计付利息，按每月2.5%计算，被上诉人现要求上诉人自2012年2月1日起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有理，应予支持。至于利息标准，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借据》中约定每月2.5％的标准显然已超出上述规定的范围，故法院将利息标准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被上诉人主张利息超出上述标准的部分无合法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上诉人杨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彭宝珍偿还借款258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58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2年2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被上诉人彭宝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960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合计30230元，由被上诉人彭宝珍负担70元，上诉人杨菁负担30160元。
上诉人杨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对上诉人严重不公，有失公允。原审法院仅因上诉人报案时间延后以及公安机关尚未决定立案侦查，即否定了上诉人强调的涉案《借据》受胁迫签名的意见。1.上诉人之所以受胁迫后未及时报案，完全是慑于被上诉人等人的淫威，顾忌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全，直至后来事情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难以控制之时，上诉人告知了家人并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对从小到大一帆风顺，从未见识过社会和人心险恶的上诉人来说，这解释完全是合情合理，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事实!2.公安机关尚未立案并不代表上诉人反映的事实不存在，且公安机关尚未决定立案，但也并没有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这说明公安机关对上诉人反映的问题仍在侦查当中，只是尚未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多次请求原审法院先行中止审理本案，待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有结果后再行审理，但原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二、综观原审法院的判决，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和事实认定的依据都是常理，完全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在发生纠纷时，贷款人除证明双方的借款合意之外，尚需证明该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但原审法院在涉案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的认定和陈述逻辑混乱，错漏百出。1.被上诉人称讼争《借据》是对双方此前一系列借贷行为的结算，为此，提供了五份《借据》和有关银行转账凭证证明。然而，该五份后提供的《借据》连出借人一栏都是空白的，其形成与讼争《借据》的形成过程根本就是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原审法院对此依然视若无睹，给上诉人预设担任“银行副行长”一职应具备的认识能力，认为上诉人的说法是“有悖常理”，完全是以法官的个人主观印象认定事实。2.该五份《借据》和有关银行转账凭证进行细心比对，不难发现，《借据》的时间和金额与银行转账凭证的完全不相符，且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能提供所谓之前双方的系列借贷的实质依据，被上诉人也从未就讼争《借据》所载借款数额的所谓结算由来作出合理且充分详细的说明，讼争《借据》所谓的258万元有何结算依据单凭被上诉人的销毁借口，原审法院就予以采信，显然偏袒被上诉人一方。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之前存在多次借贷关系，是否就能必然说明讼争《借据》所涉借款甚至之前每一次借贷行为中的借款，被上诉人均已实际交付3.被上诉人在本案仅提供四张银行转账凭证，数额为104.9万元，而据上诉人初步统计，上诉人此前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额就已远远不止此数，被上诉人陈述称，其所谓的借款部分以银行转账，部分以现金支付，但却一直不能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单凭证，也未能就现金支付的数额时间地点方式等实际交付情况作出合理说明和解释，换言之，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能就讼争《借据》所涉借款的实际交付进行充分举证，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本案疑点重重，原审法院却避重就轻，避而不谈。1.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认识其后因个人需要向其借款，事实上，上诉人的原职业待遇己较好，家庭经济亦较为充裕，根本无向外举债的需要。2.被上诉人后提供的五份《借据》显示，时间均为2011年9月，在短短一个月期间，上诉人四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其中甚至不乏相隔几天一次的高借率，而被上诉人又不能提供每一次相应借款金额的交付凭证。3.据了解，被上诉人并无固定职业，收入不稳定，但却有充裕的资金可供持续出借，而且每次均“有求必应”，其资金来源甚为不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关系纯属认识，被上诉人何以轻易且奇高频率“出借”大额款项给上诉人4.原审法院所谓的前往大塘派出所调查，其实就是与当日接案民警略加了解，形成的谈话笔录并无该派出所盖章承认，更无人签名作实，其所得来的所谓笔录更不足以成为定案证据，何以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或推定本案的诸多事实四、原审法院一方面确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四百余万元（事实上，上诉人前后受胁迫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远不止四百余万元），被上诉人仅能提供其支付给上诉人104.9万元的银行转账账单，原审法院对如此明显的证据缺陷视而不见，反而避重就轻，歪曲地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四百余万是“有悖常理”，却从未去查明究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人款项往来的银行账户各自的往来流水明细，从而对本案未能作出公平公正为人信服的判决。五、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得以查明，上诉人迫于被上诉人及其纠结的社会人员暴力和精神威胁，于讼争借据日期即2011年12月28日后，仍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人民币160余万，该160余万款项理应视为上诉人的还款。六、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2组证据，证明从2011年9月份开始，实际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款项357.79万元，起止时间是2011年9月7日开始到同年12月9日，上诉人从2011年9月14日到2012年1月14日总共还了被上诉人630万元左右，在那么短时间里面发生那么频繁的流水，只能解释是高利贷的社会属性。原审认定的258万元是没有顾及案件的实际情况，单凭书证就做出认定的。另外，我方通过建设银行在2012年1月8日支付了30万元，总共偿还了660万元。综上，上�人特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辩称，我方认可一审判决，上诉人的上诉状中并没有提交新的事实以及新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流水单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实际借款关系，银行的流水只能证明双方款项往来，并不能证明款项性质，而且与本案的2012年的借据没有冲突，所有的流水都是反映在2012年2月1日之前的交易往来，与借据没有关系。双方的借贷中除了有银行转账往来，还有现金往来。上诉人提交的流水也证明双方有现金往来，上诉人所提供的流水中，其向我方还款2011年7月1日，我方向对方的银行转账最早日期是2011年9月7日，说明双方之前是有现金往来。因此，双方的流水只能证明双方之前有交易往来。关于对方称258万元是我方胁迫的情况下写下的借据，双方的流水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信任关系，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丈夫是同事关系，另外，被上诉人也不存在逼迫上诉人的情形。上诉人为了达到拖延还款，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找过我方做了相应的调查，并认为上诉人的指控并不成立，因此这个案子并不存在逼迫的事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上诉人称其不欠被上诉人款项外，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在原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五份《借据》复印件，其中出具于2011年9月8日的《借据》内容如下：“兹借到现金人民币￥57400元，大写伍万柒仟肆佰元整。定于2011年9月23日前归还全部借款（借款期为壹拾伍天），若未能准时还款，本人愿接受每日百分之三的滞纳金罚款。若须延期需经过（先生）同意方可。借款人：杨菁2011年9月8日”。上述《借据》除杨菁签名为手写外，其余均是打印体。其余4份《借据》与上述《借据》除了出具时间、金额、还款日期不同外，其余格式内容完全相同，4份《借据》分别出具于2011年9月15日、16日、20日、23日，金额分别为115000元、191000元、120800元、46000元。在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另提供了29份《借据》（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在借款期间双方发生多达34笔以上借款往来，即上诉人汇给被上诉人400多万元银行流水，仅是同款多次价还产生的累积银行流水，与双方在2012年2月1日的《借据》本金结算并无冲突。上述29份《借据》出具时间分别为2011年9月28日、9月28日、10月9日、10月9日、10月11日、10月13日、10月19日、10月21日、10月21日、10月25日、11月2日、11月5日、11月5日、11月9日、11月15日、11月17日、11月17日、11月17日、11月18日、11月23日、11月23日、11月25日、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1日、12月2日、12月6日、12月8日、12月9日。上述29份《借据》与2011年9月8日《借据》除了出具时间、金额、还款日期不同外，其余格式内容完全相同，均是短期借款，借款时间均没超过15天。如出具于2011年9月28日《借据》内容如下：“兹借到现金人民币￥207000元，大写贰拾万柒仟元整。定于2011年10月12日前归还全部借款，若未能准时还款，本人愿接受每日百分之三的滞纳金罚款。若须延期需经过（先生）同意方可。借款人：杨菁2011年9月28日”。对于上述29份《借据》，上诉人质证认为，因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有《借据》也无法证明有无交付，应该以银行的流水为准，双方从来没有发生现金交付，这29份《借据》立的时间很频繁，与一般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相符，违反常理，从复印件来看，上面是没有出借人的名字，而且也没有原件，被上诉人是如何拿到也不知道。综上，这些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反驳的观点。在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3份证据，其中证据1、2份均为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据3是中国建设银行的转账汇款凭证。证据1、2拟证明从2011年9月开始，实际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3笔款项共计3577900元，起止时间是2011年9月7日开始到同年12月9日，然后上诉人从2011年9月14日到2012年1月14日向被上诉人共偿还了6471314元。证据3、拟证明上诉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上诉人偿还了3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质证称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是对于其关联性有异议。上述交易往来只能证明双方在2012年的2月1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双方在2012年2月1日进行了总结算，上诉人提交的流水单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实际借款关系，银行的流水只能证明双方款项往来，并不能证明款项性质，而且与本案的2012年的借据�有冲突，所有的流水都是反映在2012年2月1日之前的交易往来，与借据没有关系。双方的借贷中除了有银行转账往来，还有现金往来。建行的这笔款项交易日期是在2012年1月8日，这个与工行的流水性质是一致的。在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确认其打给上诉人的银行流水只有23笔，款项共计3577900元。34份《借据》复印件所显示的借款金额共计5571700元。再查，在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21笔款项中，2011年10月13日汇款金额为8000元。2011年9月28日其中一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207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180000元。2011年10月13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143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8000元。2011年10月21日两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345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300000元。2011年10月25日《借据》�示借款金额为253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219500元。2011年11月2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210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150000元。2011年11月9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268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230000元。2011年11月15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210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一笔款项为150000元。2011年11月17日三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454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一笔款项为319200元。2011年11月23日两份《借据》显示金额为344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两笔款项共计为210000元。2011年11月25日《借据》显示金额为115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75700元。2011年11月30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230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170000元。2011年12月1、2日两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共计398000元。2012年12月1日无银行流水，12月2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239000元。2011年12月6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71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50000元。2011年12月8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338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270000元。2011年12月9日《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120000元。同日，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为80000元。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除涉案借款关系外，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自2011年7月1日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汇款，共计53笔款项，总金额为6471314元，其中在2011年9月8日前共计4笔汇款，2011年7月1日汇款3000元、8月3日汇款8000元、8月30�汇款36000元、9月6日汇款142114元，共计189114元。2011年9月1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900元。再查，在本案诉讼期间，另案原告伍真业持七张借条向法院起诉，借条的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1年12月22日30万元，12月23日30万元，2012年1月9日100万元，2月12日20万元，3月10日32万元，5月27日两张金额分别为30万元、40万元。其中前三张有相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按时间顺序金额分别为255000元、240000元、850000元。其余的借条均没有银行转账记录。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是否欠被上诉人258万元借款未还。虽然涉案258万元《借据》由上诉人出具，但是上诉人一直否认该《借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为此向公安部门报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根据上述规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不能仅凭借条来认定借贷关系，还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在本案中，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存在以下疑点，足以推翻《借据》的内容：一、被上诉人确认涉案258万元《借据》是对双方之前一系列借款行为的结算。但是对于具体如何结算出上述金额，被上诉人仅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2012年2月1日之前存在借贷关系，未能提供充分详细证据说明如何结算出上述金额。二、对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双方银行转账流水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无异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确认双方的款项往来一般通过银行转账进行，其中，被上诉人转账所用账号为×××4827，上诉人�用账号为×××0035，均为工商银行账号。这与上诉人提供的双方银行转账流水相互印证。从银行转账流水可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银行转账共23笔，金额共计3577900元，起止时间为2011年9月7日至12月9日，而上诉人从2011年9月14日至2012年1月14日向被上诉人汇款共计6329200元。另外，上诉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于2012年1月8日向被上诉人汇款300000元。双方均确认除涉案借款外，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对于同一时期被上诉人为何多收取上诉人3051300元款项，被上诉人并无合理解释。三、从银行转账流水可知，双方很小金额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如2011年9月1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900元、2011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汇款金额8000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而且一些款项的零头也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如2011年9月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142114元，在无论大小金额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且上诉人否认双方有现金往来的情形下，被上诉人称其余款项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这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四、虽然上诉人不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34份《借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但是上诉人并不否认双方之间在2011年下半年存在借贷关系，这从双方在上述期间频繁银行转账以及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印证。且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其曾被被上诉人逼迫签了5张空白单，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的29份《借据》与上述5份《借据》格式完全相同，部分《借据》显示借款日期与银行流水所显示的日期能对应，且双方当事人在涉案258万元《借据》中确认在之前原借据全部作废销毁，这也可以印证双方之前存在多份借据，故对于上述《借据》由上诉人出具，本院予以采纳。而上述证据由被上诉人提供，故上述证据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从《借据》内容可知，所有《借据》除签名外，均为打印件，且格式、内容均一致，双方借款十分频繁，约定的借款期限均很短，均未超过15天，合同中未约定借款期内利息，但约定了逾期还款每日高达百分之三的滞纳金罚款，相当于月息90%，远远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数倍，这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特征，且对于约定超出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罚息也不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五、被上诉人在原审陈述双方每次借款都有《借据》，总共签署了34份《借据》。依据此陈述34份《借据》所显示的借款金额共计5571700元，而同一时期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的款项达6629200元，远远超出《借据》中所显示的金额，更何况《借据》所显示的借款金额远大于银行转账所显示的金额。六、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仅23笔，但《借据》达34份，不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结合《借据》中高额罚息以�有时同一天出具两份或者三份《借据》，不能排除部分《借据》是对上诉人未能支付之前借款高利的确认，即存在高利转贷行为，这种行为也不应当受法律保护。而与银行转账能对应的所有《借据》显示的借款金额均高于当日银行转账所显示的金额。23笔银行转账金额为3577900元，34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共计5571700元，被上诉人对此解释为其余款项是通过现金支付，结合前述理由以及上诉人对现金支付的不确认，被上诉人又未能提供多出银行转账金额1993800元的取款凭证等证实其向上诉人支付了上述现金。综上，因按银行转账计算被上诉人出借款项共3577900元，而上诉人在同一时期向被上诉人还款共计6629200元，比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多3051300元。即使按34份《借据》计算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为5571700元，上诉人的还款比被上诉人的出借款项仍多1057500元，而双方借款时间最长不超过半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足以偿还被上诉人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所以上诉人上诉称已还清了所有借款，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仍欠其258万元借款未还，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因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新的证据，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彭宝珍�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7960元，均由被上诉人彭宝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龚连娣
审 判 员 谢欣欣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汪 婷
王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