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民申字第6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79号东方杰座15楼a12室
法定代表人：宋子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霄凌，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文兴宜。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宋子刚。
再审申请人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文兴宜、宋子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三星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湖北高院（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认定：文兴宜与宋子刚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包干拆迁部分无效，因此文兴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拆迁工作（合同还约定争取门面房容积率等工作）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持有人）文兴宜的经营管理职责的延续，是公司股份有条件转让的前提和条件，湖北高院以该义务无效为由直接免除文兴宜的责任，干涉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由文兴宜负责包干拆迁还建，其包干费用为450万元，多不退，少不补。”对此约定，（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拆迁还建工作由无拆迁资质的文兴宜个人包干负责的约定因违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其实该条款是文兴宜作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对新公司持有人有条件转让的承诺，是原公司法人所未完成工作的延续，更是股份转让的前提和条件，关于拆迁总价格的约定不仅仅影响到新股东是否购买该公司，更影响到今后的房地产开发的效益，不能简单地认定无效即告免除。并且该条款未约定由文兴宜直接开展拆迁工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文兴宜作为完全出资人和法人代表完成的是拆迁评估、拆迁入户调查、拆迁方案确定、拆迁安置房落实并与被拆迁户签订了拆迁协议等，都是应由拆迁人（三星公司）落实的相关工作并获得《拆迁许可证》，然后，可以另行委托有资质的拆迁公司负责拆迁，因此该约定并未违反国家强制规定，直接认定无效实际是帮助文兴宜逃脱责任。关于450万元拆迁控制支出包干价，是公司转让时旧、新法定代表人根据文兴宜在土地获得后与被拆迁户（人）多次协商补偿事宜后充分考虑了不可预见费用，认为不仅不会突破该控制支出价，而会有相当的节余，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对于文兴宜为拆除三星公司自建厂房（被黎明汽修厂非法占有）而签订的《拆迁包干协议》，其涉及的拆除的厂房属于三星公司自身房产，《拆迁包干协议》不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调整范围，更谈不上无效。再退一步讲，即便认定该条款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文兴宜应将获得的三星公司报酬予以返还，给三星公司造成的损失也应该承担，而不是如湖北高院判决的不承担任何责任。（2）（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认为“文兴宜已经于2008年12月2日发函，明确不再履行任何义务，拆迁工作全部由三星公司负责”，因此一切损失与“文兴宜无关”。文兴宜发函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是典型的违约行为，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却认定该行为合法有效，认定事实缺乏依据。文兴宜发函不履行约定，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三星公司采取补救措施以免损失扩大，全无过错。作为违约方文兴宜应承担迟延履行和不履约给三星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从文兴宜承诺拆迁的日期2007年3月1日至文兴宜发函不再拆迁的日期2008年12月2日，期间接近两年，两年内由于文兴宜没有履行拆迁义务，三星公司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土地闲置，造成了巨大损失，文兴宜理应赔偿并减少收益，法院应予以量度和支持。三星公司在收到文兴宜不再履行拆迁工作的函件后，多次电话要求文兴宜履行公司转让时的合同承诺，文兴宜置之不理，单方毁约。迫于无奈，为了减少损失，三星公司自行委托第三方进行拆迁，其行为符合合同履行中减少不履约方损失的公德意识和诚信价值取向，不能视为三星公司放弃追究文兴宜的违约责任。湖北高院认为，《拆迁许可证》取得时间是在文兴宜函告三星公司不再履行拆迁义务后，因此拆迁延误的原因是三星公司造成的，不应赔偿三星公司损失。这样错误的认识是湖北高院对于《拆迁许可证》的颁发流程和拆迁工作不清楚造成的。拆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拆迁工作并不是以颁发《拆迁许可证》为起点，只有在完成了拆迁评估、拆迁入户调查、拆迁方案确定，拆迁安置房落实并与被拆迁户签订了拆迁协议等具体工作后，主管部门才颁发《拆迁许可证》，正是由于文兴宜迟迟没有履行公司转让前承诺的应由公司自行完成的拆迁工作的上续义务，三星公司才无法办理拆迁许可证，也是由于（作为原三星公的法人代表）文兴宜主观故意的违约，导致三星公司整个拆迁工作延迟。湖北高院将《拆迁许可证》的发放时间确定为拆迁时间的全过程明显与拆迁法规和拆迁流程相违背，故意推卸文兴宜为转股前公司法人代表和公司持有人转股时承诺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协助文兴宜不当得利。（3）2007年3月2日，宋子刚与文兴宜签订的《协议书》系双务合同，协议双方均附有权利和义务，合同中约定文兴宜100万元报酬的支付条件为：其中50万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支付，另50万元与拆迁及争取门面房容积率等相关工作挂钩。而湖北高院并未调查文兴宜关于“还建门面和拆迁工作”的落实情况，即判令三星公司给文兴宜支付100万对价，认定事实偏袒文兴宜。文兴宜应完成公司股东过户和拆迁费用450万元包干控制价的义务，而三星公司的义务是在原法人代表完成了其应完成的公司转让前的续延工作后，支付文兴宜费用100万元报酬，此两个约定是相互关联的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若文兴宜没有完成约定续延的工作，就应该相应减少对价。本案中，文兴宜没有完成任何应由公司完成的拆迁经营管理工作，自然不能全部领取报酬，而湖北高院对此没有任何说明或者解释，即告三星公司全部支付报酬，违背价值公理和诚信的立法基础，没有法律依据。（4）湖北高院判令宋子刚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公司转股前是自然人宋子刚收购持股三星公司的预约者或预持股人，转股成就办完全部法律手续后，文兴宜的法律关系义务自动转换为持股者（自然人）受益；而宋子刚的法律关系义务则自动转换为三星公司受益，宋子刚仅为三星公司新的持股人。合同约定的责任承担者是转股后的三星公司，关于拆迁和还建工作的受益人也是三星公司，且三星公司已经支付了文兴宜部分报酬，作为合同的签订人宋子刚（只要足额交纳了自己所持有的公司资本金）没有任何约定自然人的责任，法院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5）文兴宜在退出公司管理后，在明知2007年3月1日应该拆除完毕的情况下，又私自收取了被拆除人黎明汽修厂的租金及保证金10万元，导致拆除严重延误，对此二审法院只字未提。三星公司提供了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书，但是二审法院并未支持。
二、（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内容，三星公司应支付文兴宜65.6万元，而判决书第四项又判令“驳回文兴宜对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两种判决结果相互矛盾。
三、（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结果超出上诉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由此二审法院的判决内容不能超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在二审中，文兴宜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而（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是：“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同时判令“宋子刚对三星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结果显然超出了上诉请求。
综上，三星公司请求：1、撤销湖北高院（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三星全部反诉请求，即判令文兴宜返还三星公司支付的45.4万元、判令文兴宜返还三星公司其收取的违约金12万元、判令文兴宜赔偿三星公司损失220万元；3、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文兴宜承担。
文兴宜、宋子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为进行房地产开发（开发土地原为宜昌市体育路13号，后与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置换为深圳路中段国宾花园旁的一块约8亩的地段），先后签订了多份协议，分别是：1、2006年7月9日，三星公司与宋子刚签订的《承包协议书》；2、2006年7月22日，三星公司与宋子刚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3、2006年9月8日三星公司与宋子刚签订的《补充协议》；4、2007年3月2日，文兴宜与松子宋子刚签订的《协议书》。其中《承包协议书》、《联合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三份协议的核心内容都是宋子刚以三星公司名义对三星公司享有使用权的土地进行开发，并向三星公司缴纳一定金额的费用，费用名称在不同协议中作了不同表述：在《承包协议书》中表述为前期费用、管理费用及利润分红；在《联合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中表述为管理费用及利润分红，费用金额约定从260万元（《承包协议书》中约定）降至210万元（《联合开发合同》中约定），后再降至100万元（《补充协议》中约定）。文兴宜与宋子刚签订的《协议书》的核心内容为文兴宜向宋子刚转让三星公司的全部股权，在该合同中虽未明确列明，但纵观合同全文、三星公司当时财产状况及双方签订协议经历，可认定宋子刚受让三星公司全部股份的目的在于独自掌控三星公司，独立开发前述地块的房地产项目。从时间上看，《协议书》最后签订，代表了当事人的最终意见，是处理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最终依据。
1、关于三星公司认为宋子刚不应当成为责任主体问题。湖北高院判令宋子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服该项判决，应由宋子刚申请再审。现宋子刚未申请再审，仅三星公司申请再审，对此问题本案中不予审查。
2、关于《协议书》确定的前期投入费用100万元是否应当支付给文兴宜的问题。依据文兴宜、宋子刚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了应该给付给文兴宜的100万元为“取得置换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开发的前期工作”的相应对价，并未约定该笔金钱的给付受到拆迁条款是否履行或拆迁效果、“门面房容积率”等问题的约束。按照双方约定，“主体封顶后的10个月内付清余款”，现三星公司在涉案地块上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已经建成，付款条件已经达成，三星公司、宋子刚应当履行付款义务，扣除文兴宜已经收取的34.4万元，尚应给付65.6万元。三星公司认为该笔款项不应支付的理由不能成立。
3、关于拆迁过程中文兴宜是否违约问题。2009年12月2日，涉案土地体育场路13号获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三星公司认为拆迁评估、拆迁入户调查、拆迁方案确定，拆迁安置房落实并与被拆迁户签订了拆迁协议等具体工作是主管部门颁发《拆迁许可证》的前提，故此文兴宜未开展上述工作，致使该公司拆迁工作延迟。该主张与《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规定程序不符。该条例明确了拆迁许可证的获得是拆迁流程的启动条件，拆迁评估、拆迁入户调查、拆迁方案确定，拆迁安置房落实并与被拆迁户签订了拆迁协议等行为均应在拆迁许可证获得后方可开展。文兴宜于2008年12月2日发函表示不再承担拆迁义务，该行为是否系违约行为，建立在文兴宜与三星公司、宋子刚所约定的“包干拆迁还建”义务范围界定基础之上，如“包干拆迁还建”包括协助办理《拆迁许可证》及其他拆迁前置工作，则文兴宜违约，如不包括，则不违约。无论文兴宜与宋子刚所签订的《协议书》还是三星公司与宜昌锦都置业有限公司、文兴宜签订的《拆迁包干协议》均未约定办理拆迁许可证的相关条款。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三星公司系拆迁人，应当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三星公司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文兴宜或宜昌锦都职业有限公司作为拆迁实施人均无法开展拆迁工作。三星公司获得拆迁许可证的时间距文兴宜与宋子刚签订的《协议书》已近三年时间，期间文兴宜表示不再承担拆迁义务，该行为并非违约。
4、关于文兴宜收取黎明汽修厂10万元的问题。三星公司在一审、二审中均要求文兴宜返还其所收取黎明汽修厂的10万，宜昌中院、湖北高院均认定文兴宜向黎明汽修厂收取10万元，其中7万元已经退还黎明汽修厂，余下3万元作为2007年3月前租金。因文兴宜未能举证证明黎明汽修厂拖欠三星公司2007年3月前租金，故一、二审法院均判令文兴宜返还上述款项。一、二审中，三星公司均未主张文兴宜收取黎明汽修厂的10万元导致拆除严重延误，再审申请中提出该主张，但未提供导致拆除延误的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5、关于二审判决行文的问题。三星公司认为二审判决既支持了文兴宜的部分诉讼请求，又判决“驳回文兴宜对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系自相矛盾。湖北高院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的（2013）鄂民一终字第00126号民事裁定书补正裁定：将“驳回文兴宜对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补正为“驳回文兴宜对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星公司此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6、三星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超出了文兴宜的上诉请求裁判。文兴宜上诉请求第2项包含“一审驳回文兴宜对宋子刚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的表述，判令宋子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未超出上诉范围。文兴宜上诉请求虽仅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经查明，文兴宜上诉请求湖北高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同时，其上诉请求第二项包含了“一审驳回文兴宜对宋子刚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一审判决第五项为驳回文兴宜对三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六项为驳回三星公司对文兴宜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故二审判决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其项目序号与文兴宜的上诉请求虽有增加，但撤销第五项、第六项是撤销第二项、第四项的必然逻辑延审。
综上，三星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宜昌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友祥
代理审判员 韩延斌
代理审判员 王林清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韦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