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鄂01行终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腊英，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56号。
法定代表人张才胜，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政，武汉公安局汉阳分局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五里墩街派出所，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二合村52号。
法定代表人刘斌锋，所长。
委托代理人谭玉洁，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民警。
上诉人张腊英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以下简称汉阳分局）、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五里墩街派出所（以下简称五里派出所）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5行初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原告于2014年2月17日到汉阳分局信访办信访，反映其于2014年1月31日因房屋被强拆后进京上访，被汉阳区五里墩街道办事处接回后送到五里墩派出所，五里墩派出所办案民警非法将原告关押并导致原告腰部受伤，请求被告汉阳分局深入调查，还原告一个公道。同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汉阳分局递交了书面刑事控告书，请求被告汉阳分局对五里墩派出所办案民警的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行为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月26日被告汉阳分局信访办向原告送达了编号：14002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答复如下：原告的诉求属于检察机关受理范围，建议到汉阳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调查。原告对该意见书当场表示不服，认为时间拖得太长、工作不到位、分局渎职推责任、包庇罪犯。9月原告向汉阳区行政投诉中心投诉反映“其春节期间到北京看女儿被汉阳区截访人员当成上访人员抓回五里派出所，被关、被打”问题。汉阳区行政投诉中心于9月11日向被告汉阳分局出具编号：21号《转办单》，将原告投诉转被告汉阳分局调查处理。9月28日被告汉阳分局向原告出具阳公（信）不受字（2014）003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明确告知原告提出2014年1月31日被民警打伤，要求做伤情鉴定并依法处理的信访事项，应按法定程序向检察院提出，汉阳分局不予受理。原告收到该告知书后，当场签署“我不服，公安纪委职责何在，公安犯罪不予立案、推诿，打了几个回合，都是这样，不公平，没有正确解决，谁能给我公正回答。”2016年2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法院判决：1、确认两被告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认为，原告所诉的被告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发生于2014年1月31日20时许至2014年2月1日9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此时便应知悉被诉行为已发生。事实上，原告也于2014年3月26日向汉阳公安分局提交《刑事控告书》，提出自己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控告，但原告两年后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系原告怠于行使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迟至2016年2月23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张腊英的起诉。
上诉人张腊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被上诉人承认从2014年1月31日晚19时至2014年2月l曰上午9时，近14个小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出示过任何手续文件，也未采取过任何询问，相反，被上诉人承认都是五里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对上诉人进行问话。据此，被上诉人关押上诉人，却未做出过任何法律文件。上诉人无从得知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被上诉人更未曾告知上诉人所享有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2、上诉人向相关公安部门提出刑事控告或信访，要求追究的是编号为030359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打人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个人责任。此责任不等同于个人的刑事责任不能等同于单位的行政责任，一审法院将此两种法律责任混为一团。3、上诉人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并未接受高等教育，也未曾进行过专门的法律知识培训。在其普通人眼里，仅能认识到非法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将人打成骨折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其受伤后，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追究打人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而并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原告两年后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系原告怠于行使诉权”。总之，法律不强人所难。在被上诉人非法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后，未告知上诉人享有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权利，上诉人作为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其不可能知晓针对被诉行为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其更不可能知晓此种行为应当追究的是单位的行政责任而不是个人的刑事责任。相反，法律法规对被上诉人的行为有严格要求，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在程序和实体上均应合法。很显然，本案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行行政职责，非法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件，未曾告知上诉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及所享有的诉权，上诉人不可能知晓该诉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就知道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属于以法律人的标准要求普通百姓，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非法关押上诉人，非法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且未向上诉人送达任何法律文件，上诉人无从得知行政行为内容，被上诉人更未告知上诉人享有的诉权，所以应当适用2年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所以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作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行政裁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体和程序均违法。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法事实，被上诉人非法拘押原告缺乏事实依据。且在关押上诉人过程中未履行任何告知说明等法律规定程序，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承认在关押上诉人过程中，并未向上诉人作出任何询问、了解案件事实，而是由五里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上诉人进行“询问”，显然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更为甚者，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给上诉人的人身造成损害，在上诉人受伤向120请求急救后，被上诉人阻止120急救人员对上诉人进行施救，迫使上诉人寒冬腊月忍着伤痛躺在派出所地上，直至次日，上诉人再次拨打120，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感到问题严重性后，才让120急救人员进行救治。所以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l、撤销原审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并依法改判；2、确认两被上诉人非法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汉阳区分局及五里墩派出所答辩称：上诉人张腊英于2016年1月23日向汉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控告五里墩派出所民警于2014年1月31日，在未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对其非法关押；同日，派出所民警将其殴打致腰1椎体骨折，张腊英因同一事由，于2014年2月17日到汉阳区公安分局信访办公室进行信访，2014年3月26日向汉阳区公安分局提出控告，2014年9月到汉阳区行政诉讼中心投诉。张腊英从2014年1月31日起，一直在向有关部门控告五里墩派出所和相关民警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将其殴打致伤，张腊英从开始控告五里墩派出所及相关民警之日起，就应当知晓五里墩派出所及相关民警行为，其未在6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五里墩派出所未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上诉起诉五里墩派出所对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将其殴打致骨折，上诉人起诉的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滥用职权的刑事案件，应当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请求驳回其起诉。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腊英认为被上诉人五里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对其存在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的行为，而向被上诉人汉阳分局和汉阳区行政投诉中心投诉信访投诉，要求立案查处办案民警的刑事责任，被上诉人汉阳分局出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已明确告知上诉人张腊英按法定程序向检察院提出，被上诉人汉阳分局不予受理。上诉人张腊英若对此告知书不服，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一百一十一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上诉人张腊英若以被上诉人汉阳分局未依法履行刑事立案侦查的法定职责而提起行政诉讼，则上诉人张腊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上诉人张腊英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现上诉人张腊英针对原审裁定上诉认为，其提起本案诉讼不是追究被上诉人汉阳分局未依法履行刑事立案侦查的法定职责，而是追究两被上诉人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件，非法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违法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责任。根据上诉人张腊英自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时间为2014年1月31日20时许至2014年2月1日9时，至上诉人张腊英2016年2月23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张腊英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张腊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忠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朱金梅
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