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敦民初字第2689号
原某某：李学艳，个体工商户，住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孟昭起，吉林容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华杰，住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金成奎，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某某李学艳诉被告王华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某某李学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孟昭起，被告王华杰及其委托代理人金成奎到庭参加诉讼。
原某某诉称：2006年7月4日，原某某以8000元价格购买被告在民主村三队河沿边3000平方米石场内栽种的8000棵云杉树。2006年8月，原某某与江南镇民主村签订了石场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租赁石场面积为3000平方米，石场内乙方栽种云杉树苗8000棵，永远归乙方所有。2009年至2010年10月，在原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挖走了石场内属于原某某的树苗，并出售给他人，现石场内所剩树苗寥寥无几，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某某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某某承包石场内苗木款，暂定1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1、原某某陈述不是事实，被告根本没有将8000棵树苗卖给原某某；2、原某某陈述说其与民主村签订的3000平方石场内栽种的8000棵云杉树与被告无关；3、原某某主张要求被告赔偿树苗款暂定1万元没有依据；4、原某某说现在石场内树苗已经所剩寥寥无几，这与被告无关。据此，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某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是否侵害了原某某所有的云杉树所有权；二、如果存在侵权事实，合理损失数额。
原某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2006年7月4日出具收条一份。
证明收款时间，收款内容为8000棵树苗款，当时给付了5000元，因为在之前被告欠了原某某3000元，合计8000元，买了8000棵树。
被告质证认为，对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1、这个收条记载的是8000元树钱，并非8000棵；2、只写了5000元金额，但是并没有写5000元树钱还是树苗钱。还是8000元树钱的赔偿钱都没有详细记载，这上面记载的是5000元并没有记载说被告曾经欠原某某8000元，这条证明的问题是原某某杜撰的；3、这个收条上在上一次案件中证人张某甲出庭证明了原某某曾经欠被告1000元，而不是被告欠原某某；4、原某某所提的这份证据与法庭归纳的两个争议的焦点无关，没能证明出焦点中的任何问题，因此该证据不能支持原某某的主张。
证据2，协议书一份。
证明双方就8000棵树苗钱进行了交易，并把钱给付了被告，这个协议是8月10日所签，是民主村当时的村长主持的，能某某证明原某某租赁协议的面积为3000平方米，在3000平方米的面积内由原某某买的被告栽的8000棵树。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1、被告对这份协议书形成的过程当时不知道，只是在第一个案件后，才知道的这份协议书；２、对该协议书第一条的“石场内的云杉树，永远归乙方所有”，我方不予认可，被告曾经起诉到人民法院，（2011）敦民初字第2080号民事判决书做了判决，州法院接受上诉后判决驳回了上诉，但是对这两级法院的判决，现在被告正在省高院申诉中；3、两级法院的判决书均没有查清本案争议的所谓8000棵树具体栽植在哪一片土地上，收据上所写的是“8000元树钱，还是8000棵树的钱”，更没有查清楚石场内乙方栽有8000棵云杉树，是原某某栽种的，还是被告栽种的，没有查清楚；4、该协议书涉及到被告的权益，但是双方与民主村签订该协议时将被告排除在外，未经被告认可；5、该协议书违法，无效。所谓石场租赁协议作为村委会的财产处分，未经民主议事程序而违法。而2080号民事判决书和189号民事判决书均未查清该石场租赁协议的合法性；7、这份协议书与法庭归纳的两个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
证据3，（2011）敦民初字208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3）延中民四终字18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证明1、敦化市人民法院判决书能某某证明本案原某某和民主村所签的合同合法有效。王华杰已经将8000棵树苗卖给了本案的原某某。买树苗的时候是2006年7月4日，是8月10号之前，所以8000棵树苗买卖在前，原某某和村委会签订协议在后，因此无需本案被告知道。这个树苗归本案原某某所有；2、原被告所签订的收条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原某某方从被告方处取得树苗所有权后和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因此对树苗的所有权很明确，并未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州中院驳回了被告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被告质证认为，对判决书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2080号判决书驳回本案被告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判决书第7页下半部分“本院认为……”,我们请求的是确认协议条款无效，所以法院没有支持本案被告的要求，并不等同于这个协议书就是合法有效的，根据民事诉讼案由的规定，原某某至今也没有请求确认这个协议合法有效。原某某方才说要证明租赁协议合法有效的主张，在这两个判决书中体现不出来，没有记载。原某某说没有侵害到被告的合法权益，这个判决书不存在侵害被告合法权益问题。这两个判决书也不能证明本案归纳的争议焦点。无法体现被告是否侵害了原某某的云杉树。
证据4，公安卷宗中笔录。
证明公安卷宗第五页，2009年4月下旬到2011年10月中旬，在原某某承包的土地上挖走树苗的事实。王华杰将8000棵树已经卖给了原某某，并且在原某某承包的土地上被告卖了原某某所有的树苗（卷宗12页、13页）。能某某证明被告确实盗挖了原某某的树苗，并且被告也认可这8000棵树卖给了本案原某某。
被告质证认为，1、对这个笔录是来源于公安机关没有异议，但是这个笔录是否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我们有异议；2、方才原某某说被告盗挖原某某树，用的是“盗挖”，因此原某某曾经向公安局报案，才形成了这份公安卷，但是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最终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撤销了案件；3、这个笔录，我们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的话，那么被告在这里强调说“这些树是我的”，所以他才支配和处分了这些树苗，因此不能证明被告将原某某所有的树苗卖给他人的事实。既然这个案件已经撤销了，被告也不构成犯罪，应当以被告到庭陈述为主；4、被告注意到2080号和189号两份判决书中，被告说当时公安没有给他看笔录，就让他直接签字了，这种主张要求被告举证，但是这两个判决书的主张、要求与现实中公安机关办案的事实相背离。因为公安机关询问或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除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外再无相关人员在场，人民法院要求当时的犯罪嫌疑人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才形成了现在这两份判决书的结果；5、原某某说其承包的土地上，被告卖了原某某所有的树苗，根据原某某所举的证据，并没有看到原某某承包了哪一块土地，他只是租赁了采石场，因此原某某所举的公安卷宗不能证明原某某的主张与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有关联性。整个公安卷宗不能反映出双方争议的所谓8000棵树具体在哪一个位置上。
证据5，证人满某某出庭证言。
证明多年前当时买树的事，我给李学艳打工，他让我协调和王华杰石头场上栽树苗的事。当天去的时候是和张某丙、李学艳、王华杰和我四人，去张某丙家吃的饭，之前原、被告就认识，李学艳要从石头场往上挖石头，上面是王华杰栽的树，涉及到王华杰的树苗，之前价格没谈妥，在酒桌上谈僵了，吵起来了，李学艳出去了，就剩我们三个在屋，张某丙在桌上听到争吵，明白原因就给协调，说王华杰的树苗1元1棵，大约石头场上面有8000多棵，就按八千元卖给李学艳了，经过协调，王华杰同意了，之前王华杰借了李学艳3千元钱，这样经过我手又付了5千元，就平帐了。同意后点钱，王华杰给我出了个收据，当时张某乙也签字了。
被告质证认为，1、证人与原某某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案发时证人是原某某的雇员；2、证人陈述不属实，我们的证人能某某证明原某某在这块地开采了石头，而且在客观上证人只证明去过现场采石一次，而证人却某某的说没有采石，不符合事实。所以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敦化市公安局案件撤销决定书一份。
证明1、因本案的争议原某某方认为被告是盗窃了自己的树苗，因此报案，公安局经侦查终结认定，被告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因此决定撤销此案；2、案件已经撤销，尽管该案的公安卷客观存在，但是该公安卷内的材料尚不足以证明被告盗窃过原某某所有的树苗的事实；3、该证据证明被告并没有侵害原某某的任何权益，所谓的侵权事实不存在。
原某某质证认为，因为证据不足，公安撤销了此案，但是前提是本案的原某某写了一份申请，因为这个案子原某某已经立了3次，但是必须以树苗到底归谁为前提，所以我们申请撤销了此案，但是因为撤销了该案，被告就否认了这个事实是不应当的，因为这个树苗是谁的，被告都已经承认卖了原某某的树苗，盗窃事实不容否认，不能因为撤销此案，对公安机关侦查材料中的笔录予以否定，这种否认是不客观的。作为公安机关，不可能剥夺当事人的查看笔录的权利。被告所说无理无据。被告本人已经认可了挖走了原某某的树木，这怎么能说没有侵害到原某某的合法权益呢？这份证据是不能说明其要证明的问题的。
证据2，（2011）敦民初字208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3）延中民四终字18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证明1、2080号案件中，本案被告作为原某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确认2006年8月9日的石场租赁协议第一条“8000棵永远归乙方所有”的条款无效，经判决法院只是驳回了原某某的诉请，但是法院并没有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2、该判决书在审理的过程中和陈述中，对2006年7月4日形成的收条上的内容的认定，是以字面理解为依据而不是用证据来证明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认定为原某某取得8000棵树是基于收条上的记载，因此该判决书被告不服提起上诉。189号判决书也没有认定石场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只是驳回了被告的上诉；3、189号判决书在认定被告在公安笔录的真实性时要求被告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是错误的，才导致了判决结果的错误；4、189号判决书陈述了当时在二审时证人王某甲和张某乙到庭作证，说毁树苗的棵树是200-300棵，同时又认定了王某甲证实推土方压坏树苗的面积数是数十平方米，但是这个结论与毁坏树苗的棵树相矛盾，因为毁坏树苗的面积是100多平方米。当时栽种树苗的间距是垅距10公分，每个垅上的树苗距离是5—6公分，一平方米大约是在150棵云杉树，10平方米至少有1000棵，数十平方米至少有8000—9000棵，这个判决书上就该点没有查清，就驳回了上诉。
原某某质证认为，1、根据公安笔录、证人证言，以及被告本人的讯问笔录，都能证明是本案的被告将树苗卖给本案原某某，因为8000棵树苗的事实有各个证人的证言，应当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否认这个事实不应当；2、本案被告当时起诉是说合同无效，既然被驳回了，显然是认定合同有效。这说明8000个树苗已经卖给了原某某，原某某和民主村的协议并没有侵害到被告的利益；3、被告已经在公安笔录中对相关事实予以承认。所以，两份判决书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
证据3，收条一份。
证明该收条上所记载的全部内容并没有反映出双方争议的树苗和树苗款的性质，以及他们的归属，本案争议到现在都没有双方认可的说法，张某乙到庭作证5000元是赔偿树苗款。
原某某质证认为，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原某某的赔偿树苗款，这只能说是被告与张某乙的恶意同谋，张某乙明知这8000个树被告已经卖给了原某某，并且有协议“永远归乙方所有”。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已经明确8000棵树是被告卖给了本案原某某，这个收条，两级法院已经充分认定是买卖树苗款，非赔偿款。
证据4，石场租赁协议书一份。
证明如果原某某所承包的石场内，确实栽种了8000棵云杉树，被告卖的是自己的云杉树，并非是原某某的。
原某某质证认为，我们没有否认过这些云杉树是被告栽种的，但是签订合同后，这些树苗已经卖给我们，所有权已经变更了，归我们所有。
证据5，证人王某乙出庭证言。
证明2006年5月份我给李学艳看碗铺附近的石场，在看石场过程中原某某用钩机把被告的树挖出来压了，堆了挺大一个土堆，但是树确实是被告栽的，雇的是碗铺和下洼子的人。
原某某质证认为，证人发某某的证言不属实，7月4日作为原某某和被告签订了树苗的买卖协议，而证人说从5月中旬到7月份已经开采石块，不属实，之前并没有开采石头，8月份才和村里签订了开采石头的协议，所以证人的证言是不属实的，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对该证人在我方打过更，我方不认可。
证据6，证人张某丙出庭证言。
证明他们关于采石过程中原某某压被告树苗，事情是在2005年间，当时我任村主任，当时我和原某某不熟悉，是通过被告熟悉的，向我介绍说打石头我不同意，原某某说打一天算一天，面积没通过丈量，目测从河沿边算起，不能超过约3000平方米，该情况下，原某某用钩机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挖到树苗边上了，扣出来的土把树苗压了，被告就找原某某赔每棵一元，王华杰找我调解，我说就按8000棵算，每棵5角，王华杰同意了给原某某4000元。当时我在场，满某某也在场，王华杰向李学艳借了1000元，所以打了5000元的条，条是满某某写的、事情了结。2011年5月4日派出所找我说被告盗窃，我说不算盗窃，确实是王华杰在我们村的土地上栽的，王华杰要给我承包土地钱，我没要，我说地只要是不找你，你就可以继续用，尽量别把土地荒芜了。该情况下李学艳说他在采石场有8000棵树，我认为不属实，从河沿边到楞子是采石场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面积，上面是栽树的地方。我认为王华杰盗窃李学艳的树不属实。
原某某质证认为，在质证前，先宣读公安机关的笔录19页，足以说明该证人证言与公安机关笔录相互矛盾。所以说该证人所某某的证言不足信。公安机关两次都与该证人证言不一致，所以证人证言是虚假错误的，与州中院的（2013）189判决不一致，所以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
证据7，证人邢某某出庭证言。
证明尹峰有找我好几次，让我把王华杰的树挖走，王华杰在别人的承包田里栽树，不是在石场里，都找他好几次了，他说打官司呢，树暂时不能动。
原某某质证认为，该人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该地实际是村委会与李学艳签订的承包合同。
证据8，证人王某丙出庭证言。
证明在李学艳的石场打过石头。碗铺的一个、江东的一个加上我共三人，2006年4、5月份在李学艳的石场给他打石头。
原某某质证认为，关于该证人是否给原某某采过石头，作为代理人不加可否，在租赁这块土地的北侧也打过石头，他是否在北侧打过石头，他说在4、5月份，当时原某某没有买被告的8000棵树苗也没有和村里签订合同，该问题州二审法院也做了明确的判决。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有：
2014年4月3日法院工作人员到达双方争议的现场，通过实际勘验，在原、被告双方参与的情况下所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
原某某质证没有异议。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对李学艳陈述的内容有意见，并非事实。
经庭审质证及对证据综合分析,综合认证如下：
原某某所举第1、2、3份证据，虽然被告质证有异议，但上述证据能某某相互印证，并且原某某的证明问题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对抗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上述证据真实、合法，同本案有关联性，能某某证明原某某所要证明的问题，故予以采信。原某某所举第4份证据，来源于公安机关，是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虽然被告质证有异议，但没有证据对抗其在公安机关自认相关事实的证明力，该证据能某某证明原某某所要证明的问题，故予以采信。原某某所举第5份证据，虽然被告质证有异议，但证人出庭证言的内容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相吻合，故予以采信。被告所举第1份证据，为公安机关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该证据仅能证明撤销李学艳树苗被盗的涉嫌刑事案件，但不能直接证明被告是否侵害原某某权利的证明问题，故对该证明问题不予采信。被告所举第2、3、4份证据，同原某某所举第1、2、3份证据，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故不予采信。被告所举第5份证据，原某某质证有异议，证人陈述的内容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被告所举第6份证据，原某某质证有异议，证人陈述的内容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相矛盾，故不予以采信。被告所举第7、8份证据，原某某质证有异议，上述证据证明的问题同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综合认定如下事实：
2011年，被告王华杰以原某某李学艳，敦化市江南镇民主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即（2011）敦民初字第2080号案件，王华杰诉称，2005年、2006年，王华杰经当时的敦化市江南镇民主村村委会主任张某丙同意，在民主村所有的一处空闲地上栽植了约15000棵云杉树苗，后被告李学艳提出在原某某栽有云杉树苗的空地西侧开石场，张某丙同意了。但是不知何故，二被告在签订《石场租赁协议》时将原本是原某某的8000棵云杉树苗纳入该协议中，并将该8000棵云杉树苗永远归被告李学艳所有。现要求确认二被告之间签订的《石场租赁协议》第一条中的“石场内乙方栽有云杉树八千棵，永远归乙方所有”条款无效。该案经审理后认定的事实为，“2005年，原某某王华杰在敦化市江南镇民主村三队河沿边石场（租赁协议约定的面积内）栽种云杉树苗约8000棵。2006年7月4日，原某某王华杰将上述8000棵云杉树苗卖给了被告李学艳，并出具收条一份，写明‘八千树钱’。2006年8月9日，被告李学艳与敦化市江南镇民主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石场租赁协议，约定：‘一、租赁期为三年，从二00六年五月一日至二00九年五月三十日止，石场内乙方（李学艳）栽有云杉树八千棵，永远归乙方所有，租金到期乙方优先续交租金。二、三年租金为三千元正（整），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判决驳回了原某某王华杰的诉讼请求。王华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延中民四终字第1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4月，原某某李学艳到敦化市公安局民主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云杉树苗被盗，嫌疑对象为王华杰。2011年5月5日，王华杰因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2011年5月6日的讯问笔录中，“王华杰陈述‘2009年4月，我把北侧的和东侧那两块地里的树苗卖给我哥了，2010年10月份，我把东南角和卖给李学艳那块西南角地里的树苗挖走2700棵卖给我哥了’，问：‘你在卖给李学艳那块地里挖了多少棵树苗卖了？’答：‘具体我不清楚多少棵’”，其他笔录未认可盗挖的事实。王华杰在2011年5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第二次是2010年10月份的中旬，我在碗铺村找的一个姓刘的，五十多岁，他帮我雇了十七八个人连挖带装车及倒运，我把2700棵树苗卖给我哥王华盛了，以六元一棵卖的，卖了一万六千多块钱”。2011年5月19日，公安机关对刘洪章作询问笔录内容，“问：‘2010年10月末的一天，你给王华杰挖云杉树苗，一共挖了多少棵？’答：‘一共是2700棵’……问：‘去年王华杰让你们挖树苗，你们在这四块地里都挖了多少棵树苗？’答：‘北面那一块没有树了，东面一小块有五、六百棵、西南角那一块挖了七、八百棵，东南角挖了有一千多棵，总共2700棵’。”2012年9月12日，敦化市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内容为“我局办理的李学艳树苗被盗案，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犯罪嫌疑人王华杰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本院认为，虽然被告王华杰对租赁协议中约定原某某李学艳享有云杉树8000棵的事实有异议，但生效的判决书已经确认这一事实，应当认定王华杰栽种的8000棵树的所有权已转为原某某。根据采信的被告王华杰当年所雇佣的刘洪章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结合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本院认定被告挖走了原某某的树苗（数量没有确定），并且可以认定当时树苗的转让价款为每棵6元，原某某也向本院出示书面说明，认可被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云杉树苗出售的价款。本案原某某主张被告赔偿8000棵云杉树苗，在被告不认可的情况下，原某某除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外，未举出其他证据证明被被告挖走的云杉树苗的具体棵树。本院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到争议现场进行实际踏查，租赁协议中因对石场的位置及四至没有约定，原、被告当事人对石场位置、树苗栽种情况均意见不一致，并且因修路等原因，现有状况同当年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被告在石场范围外，也栽种了云杉树苗，故无法通过现状来认定云杉树被挖走的棵树及位置。关于原某某提出通过鉴定现有云杉树苗的棵树来证明被告采挖的数量没有事实和依据，故该鉴定请求不予准许。原某某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某某主张的被告采挖原某某具有所有权的云杉树苗数量并未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根据被告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内容，结合刘洪章在公安机关陈述“西南角那一块挖了七、八百棵”的陈述内容，本案被告采挖原某某树苗的数量按700棵计算，被告应赔偿原某某树苗款700棵×6元＝4200元。原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华杰于本判决生效之后立即赔偿原某某李学艳人民币4200元；
二、驳回原某某李学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诉讼费用50元，合计100元，由被告王华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立鑫
审 判 员 刘 颖
人民陪审员 张凤鸣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冯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