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津0106行初14号
原告赵锦堂，男，1928年1月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饮食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代理人赵振香（系原告之三女），196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代理人邬宏威，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410227424。
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组织机构代码00012544-4，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
法定代表人蔡云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靓，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健，该局干部。
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410338289X4，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兴安路7号。
法定代表人霍广胜，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陈秋瞳，该厂副厂长。
委托代理人蓝红，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致和，女，193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衬衣总厂退休职工，户籍地天津市红桥区，现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代理人李金英（系郑致和之二女），1969年1月4日出生，汉族，天津泛艺国际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现住天津市塘沽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蓝红，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0411243160。
原告赵锦堂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房管局”）不动产更正登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受理后，天津市衬衣总厂（以下简称“衬衣总厂”）、郑致和认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申请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1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锦堂的委托代理人赵振香、邬宏威，被告市国土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孙靓、张健，第三人衬衣总厂的委托代理人陈秋瞳、蓝红，第三人郑致和的委托代理人李金英、蓝红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39年，原告父亲赵福升购买房屋八间，位于西于庄××、××号，地号为：智字4682，于1954年门牌号改为西于庄大新街4号。之后原告父母相继去世，原告作为唯一的继承人，继承上述房屋。2012年3月3日原告回家取东西发现门锁被砸，还有人在屋内施工，随后报警，民警制止了他们。郑致和自称是此房子的租客，对该房屋进行装修。但是，其出示的租赁合同房屋位置是西于庄大街15号。2016年9月28日，郑致和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赵洪歧将坐落于西于庄××号（62号与64号之间）房�腾空，交与郑致和。开庭当天才得知，郑致和提供了《天津市房地产登记薄查询证明》，权利人：衬衣总厂，房屋坐落：西于庄××号。事实上，现在的西于庄××号位于涉案房屋的马路对面。并且，涉案区域已经启动拆迁，早就冻结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变更行为，认定事实错误、行政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不动产证明书》。
被告辩称，原告不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案诉争房屋产权人为衬衣总厂，仅是地名变更，而且，原告继承的2间半房产仍在其名下，故原告与该次变更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三人衬衣总厂陈述，坐落于西于庄××号的诉争之房原是服装二十四厂的企业产。第三人郑致和原是服装二十四�的职工。1988年，依据津调办（1988）149号关于组建衬衣总厂的批复，服装二十四厂合并到我单位，郑致和成为我单位的职工，所属的房屋都归我单位所有。我单位在1988年接收诉争之房时，郑致和一家就在诉争房屋内居住，同年与郑致和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直至今日。综上，西于庄××号是我单位的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郑致和陈述，1、在本案中原告是以诉争房屋继承人的身份提起的诉讼，那么原告必须提交其父亲赵福升名下的西于庄××号房屋的产权证原件，否则，赵锦堂不具有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以原告赵锦堂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2、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第三人郑致和系衬衣总厂的退休职工。1988年，衬衣总厂就将诉争之房屋承租给郑致和，并签订了承租合同，郑致和一家一直在此�住。2006年，郑致和夫妇年老多病，搬到女儿家暂住，诉争房屋闲置。2012年郑致和回家，准备修缮房屋，发现房子的南墙被砸开一个门洞，屋里的东西也不见了，当时第三人女儿拨打110报警，民警达到后，原告的儿子赵洪歧承认是其所为。后第三人欲将砸开的门洞封堵，但赵洪歧每次都是百般阻挠，堵上后又被砸开。第三人子女多次报警，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原告及其儿子赵洪歧更换门锁，强行进住。第三人对诉争之房具有合法的使用权，原告所述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更正登记，首先，更正登记行为对诉权有一定的限制。其次，被告和第三人均对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提出质疑。所以，本案首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原告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原告就主体资�问题，向本院提供并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材料如下：
1、2013年9月10日，天津市金桥餐饮商贸总公司、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店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亲属关系证明表》。
2、公安西于庄派出所出具王凤兰的《死亡登记页》。
3、1951年，《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登记声请书》。
4、现西于庄××号、西于庄大新街15号、西于庄大街15号的照片4张。
5、西于庄派出所、西沽派出所出具的《新旧门牌号码对照表》。
6、西沽派出所、红桥区地名办公室出具的《证明》。
7、2016年2月26日，衬衣总厂出具的《申请书》及被告出具的《更正登记通知书》。
8、西于庄派出所出具《户口登记页》。
9、1939年7月28日，赵福升的《买房协议》。
10、2017年4月17日，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档案提供利用登记表》（影剧公司、文化局）。
11、2017年4月17日，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档案提供利用登记表》（增强缝纫厂）及所附的天津市城市规划处《建筑工程施工登记表》。
被告就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向本院提供并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材料如下：
1、1983年3月1日，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1983）房产字第××号《关于开展我市城镇房产和土地清查换证工作的通知》。
2、1983年10月16日，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给赵锦堂出具的《证明》。
3、1985年5月16日，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商店给赵锦堂出具的《证明信》。
4、1985年7月29日，被告给赵锦堂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5、2016年2月26日，衬衣总厂的《更正申请书》。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法院依职权调查、勘查的证据如下：
1、2017年3月31日，承办人组织原告、被告、第三人，有西沽派出所二位民警在场，进行现场勘查时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均指认涉诉争议的房屋为同一所房屋。
2、2017年4月18日，西沽派出所出具《地名变更对照簿》（部分）、郑致和的《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及1999年4月公安西于庄派出所颁发的《居民户口簿》。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证据1、2、8，能够证明赵锦堂系赵福升与王凤兰之子，亦能够证明赵锦堂之母于1984年6月16日死亡。（二）原告证据3、9，能够证明赵福升购买房产的事实，1951年该房产仍在其名下，坐落在西于庄××、××号，共8间，地号为4682号，以及1951年时房产土地的四至范围。（三）原告证据4-8、10、11，未能清晰�证明涉诉争议房屋自1951年至2017年门牌号的历史变革；对涉诉争议房屋现是否属于赵福升或赵锦堂所有，不具有证明效力。（四）被告证据1-4，能够证明1956年公私合营时，赵福升将房产交公，1983年开展清查换证期间，赵锦堂继承了自住的2.5间房产，更换新证并落到自己名下，其余房产未取得所有权。被告证据5，能够证明被诉登记行为性质系更正登记，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未发生变更。
经审理查明，原告赵锦堂系赵福升（已故）与王凤兰（已故）之子。1951年，赵福升所有房产共8间，当时坐落于西于庄××、××号，地号4682。涉诉争议房屋是其中的部分房产。1956年，公私合营后，赵福升将房产上交，其中2.5间由赵福升自住。因机构调整、合并后，涉诉争议房屋为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所有。1983年，我市开展城镇房产和土地清查换证工作，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和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商店分别为赵锦堂出具证明，赵锦堂将自住的2.5间房屋申请领取新房产证并落到自己名下。1988年，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合并入衬衣总厂，衬衣总厂将涉诉争议房屋承租于第三人郑致和居住。1999年4月，郑致和将户籍迁移至此，公安红桥西沽派出所将地址登记为西于庄大新街62号增1号。
另查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涉诉争议房屋门牌号码的称谓混乱，本院于2017年3月31日组织原告、被告、第三人，有西沽派出所二位民警在场，进行现场勘查。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均指认涉诉争议的房屋为同一所房屋。原告主张自己对涉诉争议房屋拥有所有权，针对被告的房屋坐落地址更正登记行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涉及房产更正登记类案件，起诉人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享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在本案中，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是赵福升和王凤兰的合法继承人，对赵福升的合法财产享有继承权。但是1951年的《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登记声请书》，难以证明现今该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原告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拥有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二、被告证据能够证明涉诉争议房屋在1956年公私合营前属于赵福升所有，公私合营后赵福升将房产上交。此时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同时赵福升失去所有权。三、公私合营后涉诉争议房屋既然不属于赵福升的合法财产，赵锦堂对涉诉争议房屋也就不享有继承权。四、1983年赵锦堂申请继承并登记时，需提交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和其所在单位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商店，分别为其出具的《证明》，方取得2.5间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而未得8间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进一步印证了公私合营时赵福升将房产上交的事实，进一步证实除自住的2.5间外的其余5.5间房屋的所有权已不属于赵福升所有，赵锦堂也未继承。五、除所有权人、共有人以及设定他项权登记的权利人之外的他人，对更正登记不具有诉权。综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属于变更登记，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赵锦堂是该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共有人亦或设定他项权登记的权利人，故原告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关于原告申请回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本案自受理至2017年5月16日庭审结束，原告始终未提出回避申请，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才提出回避请求，其回避申请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的，不符合回避请求提出期限的规定，且申请回避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准许。
关于原告申请鉴定问题。2017年5月22日，赵振香以原告代理人的名义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被告证据2，即“1983年10月16日，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给赵锦堂出具的《证明》”进行鉴定，申请事项为“对该证据的纸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该证据来源于被告保存的赵锦堂房屋登记的卷宗，是1983年赵锦堂申请继承赵福升自住2.5间房屋和登记换证，并落于自己名下时，向被告提交的材料之一。该证据的真实性，直接影响被告为赵锦堂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另�，当年赵锦堂申请继承自住2.5间房屋并登记时，以该证据作为自己申请继承并登记的材料之一，说明赵锦堂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认同的。现今赵锦堂之女赵振香，以赵锦堂代理人的身份，对该证据提出质疑，有悖于历史和赵锦堂的意愿。二、判断书证的效力，应对书证中叙述事实之文字的书写年代进行判定，方能证明该书证是否为现今伪造的，从而确认该书证的证据效力，对纸张形成年代的判断只是对文字书写年代判定的辅助方法。而赵振香仅对书证所用纸张的形成年代申请进行鉴定，无法实现对该书证的证据效力之确认目的。且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赵振香申请鉴定的事项，无法实现其主张，不同意进行鉴定。三、被告提交证据2旨在证明一段历史事实，无论被告是否提交该证据，均不能免除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应向法院证明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举证责任。�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原告的代理人赵振香申请鉴定的事项，与证明其拥有涉诉争议房屋所有权之待证事实无意义。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赵锦堂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立案条件的规定，应依法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赵锦堂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还原告赵锦堂。
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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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陈 强
审 判 员 齐 欣
人民陪审员 陈桂卿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 辰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