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12民初1987号原告：王洋，男，汉族，1987年4月17日生，河南省三门峡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人大杂志社。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号。法定代表人：马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0000787383403D。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灵宁、周云霞，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风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西坝*号*幢*单元。法定代表人：汤彦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566233671C。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女，汉族，1971年7月27日生，该公司员工，云南省昆明市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洋与被告云南人大杂志社、第三人昆明市风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介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被告云南人大杂志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灵宁、第三人风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母亲葛爱民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母亲葛爱民于2010年到被告处工作，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岗位为编辑。被告本应按相关法律规定及时与葛爱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会保险。直到葛爱民于2016年8月11日在工作时因工作原因去世，被告也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还否认葛爱民是其员工，并说葛爱民系第三人的员工。原告认为，被告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之强制规定，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的行为严重违反相关规定，损害原告母亲葛爱民的合法权益。云南人大杂志社辩称，原告母亲葛爱民与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劳务关系，葛爱民没有向被告提供过劳动，不受被告规章制度的管理，被告也没有支付过劳动报酬，葛爱民是第三人的员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风介公司述称，原告母亲葛爱民是第三人的员工，接受第三人的管理，由第三人发放劳动报酬。葛爱民去世后，原告已经从第三人处领取结算款项，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以下证据：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图文资料入编认刊书，因原告不能提交全部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能够与原件进行核对的认刊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无原件核对的认刊书复印件不予确认。2、宣传合作协议，其中一份协议的甲方并未签章确认，故本院对该份协议不予确认；另外一份协议的原件已经破碎，故本院难以确认。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人员花名册、工资清单、工资及补贴发放表、《云南人大杂志》（2010年-2016年），因上述证据来源合法，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2、广告合同书、转账凭证，因上述证据来源合法，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3、证明、说明，因第三人认可上述材料由其出具，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三、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会计凭证（工资单、记账凭证、银行回单），对于2012年12月以前有职工签字的工资单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没有职工签字的部分的工资单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记账凭证及银行回单，因来源合法，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2、广告入编单位、结算单、2016《云南人大》葛爱民业务结算单，本院对广告入编单位情况与结算单金额能够形成一致，且有葛爱民签字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对于2016年的结算单，虽然原告认为手写部分系签字之后由第三人添加，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说明，故本院对该份结算单予以确认。3、《昆明年鉴》通知、编辑委员会名单、图文资料入编认刊书，广告合同书、宣传服务合同、昆明年鉴入编明细、入编认刊书及《昆明年鉴》，因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对关联性不予采信。4、图文资料入编认刊书，因该证据系传真件，无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葛爱民系母子关系，葛爱民于2016年8月10日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8月11日病故。被告系事业单位性质，举办单位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第三人系从事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等的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7日，被告与第三人首次签订《广告合同书》，其中约定：被告委托第三人为《云南人大》（月刊）2011年度广告征集工作总代理；第三人必须于每月10日前将下月（期）拟发的全部版面彩色图文稿交给被告，以便被告及时审核、组稿、编排；第三人必须维护被告形象，不得以被告名义从事与本合同无关的一切活动；被告协助第三人做好广告图文征集工作，向第三人提供广告图文征集的相关公文和介绍函证等，并向来电来访的广告客户解答相关咨询事宜；第三人征集广告收取的全部费用，均打入被告账号统一管理，由被告上交广告税后，按每个季度（或收回款达10万元以上）结算一次，按完税后全部余款的一定比例反付给第三人，并由被告出具发票给被征集广告单位。后双方逐年续签《广告合同书》、《广告代理合同书》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内容与首次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其中，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2014年度《广告合同书》中明确约定由被告为第三人提供宣传页征集通知和临时工作证。2015年1月1日，被告向葛爱民发放《工作证》，其上载明：姓名：葛敏，单位：《云南人大》杂志社，职务：特约编辑。2011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被告通过转账方式多次向第三人支付组稿劳务费。另查明，葛爱民以“葛爱敏”及“葛爱民”的名义在第三人处签字领取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工资，之后的工资表上无葛爱民的签字。2011年2月、10月，葛爱民在第三人处报销出差的机票费用。2014年12月24日、2015年6月8日，第三人分别向葛爱民转账支付劳务收入14000元及18000元。经第三人与葛爱民结算，2014年7家入编单位合计174000元，按20%提成为34800元，2014年7月26日葛爱民确认账已结清；2016年三家入编单位合计160000元，按20%提成为32000元，扣除借款路费工资5880元，2016年1月2日葛爱民确认账已结清；2016年6家入编单位合计137000元，按20%提成为27400元，扣除借款4800元，2016年6月1日葛爱民确认账已结清。2016年8月12日，第三人的员工陈静（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负责葛爱民医院抢救医疗费、火葬费以及家属亲人到昆明吃住所有费用；鉴于甲方与葛爱民多年姐妹情谊，甲方自愿承担抚慰金3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甲方履行完付款后，此事的处理既告终结，甲方不得再因此事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就此事保证不在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此事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2016年9月4日，经第三人与原告结算，确认2016《云南人大》葛爱民业务总计为164000元，按20%提成为32800元，扣除葛爱民借款17500元，应结业务款为15300元，原告签字确认并领取上述款项。因双方发生争议，申请人王洋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的母亲葛爱民与被申请人云南人大杂志社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2月9日，该仲裁院作出云劳人仲案字（2017）第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王洋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对于葛爱民名字的争议，原告表示其母亲身份证及户籍登记名字均为“葛爱民”，平时也使用“葛敏”这个名字，但没有进行过登记；第三人表示工作证上的照片系葛爱民本人，但“葛敏”这个名字系由葛爱民自行报送给第三人后再报送给被告用于制作证件，工资表上的“葛爱敏”应为笔误。对于葛爱民劳动关系的争议，原告表示其母亲葛爱民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表示葛爱民系其单位的员工。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原告主张其母亲葛爱民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但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原告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被告具有法律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但无证据证实葛爱民受到被告单位的相关劳动安排和管理，且存在清楚有效的证据显示葛爱民的劳动报酬系由第三人支付。此外，虽然被告向葛爱民发放了“工作证”，但该证件的制作发放系基于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约定，且从该证件的制作目的来看，系为了方便葛爱民进出被告单位的办公场所，并不能说明葛爱民系该单位的工作人员。至于原告提交的葛爱民（“葛敏”）以被告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的相关广告协议，以及载明葛爱民（“葛敏”）为承办人的《云南人大》图文资料入编认刊书（入编单位为空白），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一系列《广告合同书》、《广告代理合同书》中可以看出，葛爱民系基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广告合同而为被告代理广告业务，并依据合同的约定使用被告提供的相关公文及介绍函证等材料，故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亦不足以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凭证。综上，因原告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母亲葛爱民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洋的全部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杨 洁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