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49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浩，男，汉族，1983年3月8日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晓，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同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陈美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义锋，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红，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浩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同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聚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张晓晓、被上诉人同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系知识产权纠纷，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刘浩是个体工商户，经营地址在聊城市莘县，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2.本案应列原债权人山东伟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聚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其通过诉讼程序直接通知刘浩承担债务，法院应追加伟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伟泰公司与刘浩单方面解除合同后，必然承担合同义务，其仅转让债权而保留义务，违反法律规定。3.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但只有主审法官一人审理，且庭审没有录音录像，违反了审判程序。4.本案应收账款仅供伟泰公司做账用，并非刘浩实际应偿还金额。2014年8月12日确认的应收账款由以下款项构成：一是店铺周转货物。刘浩三个店铺共40余万元周转货物，由伟泰公司计入应收账款予以支持。刘浩曾要求伟泰公司收回库存货物，被伟泰公司拒绝。二是保证金。《经销商授权合同》约定每年缴纳品牌保证金1万元，因刘浩是老客户，该款只计入应收账款，不实际交纳。自2008年至2014年，共7万元品牌保证金应当扣除。三是装修及器架未补贴部分。2011年和2012年新开设两个店铺，伟泰公司统一设计并支持门面装修和形象装饰，花费款项记入应收账款。同时，三个店铺支持提供货架、专柜、模特等器架，也核算成货款记入应收账款。刘浩与伟泰公司终止合同后曾要求伟泰公司接收两个店铺，并承担5年租赁费和基础装修费20多万元，被伟泰公司拒绝。四是退残款项。伟泰公司供应商品的退残率在3%左右，刘浩经营7年多，退残货款至少15万元。五是欠款利息。另外，刘浩因伟泰公司单方解除合同，除直接损失外，2014年下半年的可得利益损失至少20万元。5.同聚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伟泰公司与同聚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签定《债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定的履行债权转让通知的时间是自向刘浩送达应诉材料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经销商授权合同书》第十五条第1项规定：“合同终止后三日内，乙方须立刻支付应付的款项于甲方”。故自2014年8月16日起至2017年1月17日止，同聚公司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过2年。
同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刘浩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依法驳回刘浩的全部上诉请求。
同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浩向同聚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810675.38元及违约金3万元；2.案件诉讼费、律师费由刘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伟泰公司与刘浩存在多年合作关系，伟泰公司授权刘浩作为“特步-
XTEP”品牌运动鞋服等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商。2014年1月1日，伟泰公司（甲方）与刘浩（乙方）签订《经销商授权合同书》一份，约定乙方作为甲方“特步”品牌在聊城市莘县的经销商。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在2014年度乙方完成销售额（即向甲方购买货品额度）人民币58万元，同时该年度向甲方完成回款额人民币70万元；第5项约定，甲方与乙方解除合同后，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期限内清偿所欠甲方款项，如乙方无力偿还足额现金，经甲方同意，在甲方承继乙方店铺租赁权或使用权继续经营的前提下，可以用乙方库存商品折价。第六条约定，品牌保证金及加盟费用，但加盟费用空白未填写。第九条约定，如因厂方原因导致的顺脚、大小码错码、鞋面明显残破及产品三包责任范围内的产品质量问题可退货。残鞋严格按三包标准和要求进行包修、包退、包换，但必须有销售发票，否则一律不退换。第十条约定，甲方每月与乙方核对货品、资金账目。第十一条约定，甲方对乙方给予免费提供专卖店设计方案及效果图、推广及促销活动方案、为乙方店员提供专业系统培训等。第十五条约定，合同终止后三日内，乙方须立刻支付应付款项于甲方。第十六条第1项约定，如乙方不按时向甲方支付款项，则逾期一日向甲方支付应付款额的千分之一违约金。合同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还就店铺拓展目标、渠道供货、装修、进货、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伟泰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刘浩在合同上签字并按手印。合同抬头甲方处打印名称为山东壮志商贸有限公司，后划掉改为山东伟泰贸易有限公司，刘浩在乙方处签名并按手印。
2014年8月12日，刘浩向伟泰公司出具《应收账款确认函》一份，载明截止至2014年6月30日，刘浩欠货款837176.55元。刘浩在确认函上签字并按手印。庭审中，伟泰公司、刘浩均认可该金额为多年业务累计,后双方发生部分账目核销，刘浩尚欠伟泰公司账款810675.38元。
2015年8月31日，伟泰公司（甲方）与同聚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对刘浩享有的债权合计人民币810675.38元及其附属权益或担保权益等全部转让给乙方，双方在协议上加盖公司印章。庭审中，同聚公司提交单号为993014731471的顺丰速运快递详情单、快递投送详情单网络打印件各一份，载明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向刘浩发送通知暨催告函，2015年9月18日，因收方客户拒收快件，快件派送不成功。刘浩称未收到该律师函。
一审法院认为，伟泰公司与刘浩存在多年合作关系，伟泰公司授权刘浩作为“特步-
XTEP”品牌运动鞋服等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商，且双方签订的《经销商授权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浩于2014年8月12日向伟泰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刘浩对欠付货款事实的认可，合法有效。双方发生账目核销后，刘浩还应向伟泰公司支付剩余欠款810675.38元。刘浩虽主张该款项中不全是货款且应以退货抵扣货款，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经销商授权合同书》上亦无相关约定，刘浩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伟泰公司与同聚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虽同聚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已通知刘浩，但快递投递详情单显示快件作废，且刘浩当庭予以否认，故不能认定伟泰公司和同聚公司已履行了通知义务。因同聚公司起诉时提交了与伟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且起诉状中亦写明债权转让事宜，故应自向刘浩送达本案应诉材料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起，视为伟泰公司和同聚公司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刘浩应对同聚公司支付欠款。综上，同聚公司要求刘浩支付货款810675.38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刘浩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函》虽发生在《经销商授权合同书》履行期间，但该确认函记载数额是多年累计的欠款，故同聚公司主张按《经销商授权合同书》认定付款时间和逾期付款利息不妥，应以《应收账款确认函》来认定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应收账款确认函》中未约定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利息，刘浩应自同聚公司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3日起，以810675.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同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同聚公司所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同聚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律师费用支出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浩向山东同聚商贸有限公司偿还欠款810675.3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刘浩向山东同聚商贸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810675.38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山东同聚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910元，由刘浩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浩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刘浩系个体工商户身份；证据2.证明信，用以证明刘浩身份证登记地址于2010年被拆迁；证据3.经销商授权合同书，用以证明伟泰公司与刘浩存在多年合作关系，双方合同一年一签；证据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伟泰公司现处于在营状态；证据5.要求调取一审法院庭审录像，用以证明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证据6-12.房屋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协议、店铺租赁合同、收款收据、装修工程协议书、照片、订货明细、系统收费明细、经销商零售系统实施维护保证金通知，用以证明刘浩经营实际支出应予抵扣款项。
同聚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12，不予认可。
本院对刘浩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2、3、4予以采信；对证据5，经当庭出示一审法院庭审笔录，刘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以庭审笔录记载为准。经庭后核实，一审法院当时对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并无强制性规定与要求，对该证据不予调取和采信；对证据6-12，本院认为，证据6中的店铺转让协议，对认定刘浩与伟泰公司开始合作的时间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其余证据因无其他应予抵扣证据相印证，且与在案已采信证据相冲突，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伟泰公司系“特步”品牌山东代理商。2008年2月底，伟泰公司与刘浩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伟泰公司将自有莘县“特步”专卖店（包括资产及费用）转让给刘浩。双方合作期间，刘浩均以个人名义，作为乙方与伟泰公司签订《经销商授权合同书》，双方合同一年一签。2011年4月8日、2012年1月19日，经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刘浩分别取得莘县步行街特步专卖店、莘县特步诺德茂街专卖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4年8月12日，刘浩向伟泰公司出具应收账款确认函，其中，双方往来账务明细表中记载“货款”项目为837176.55元，“保证金”、“器架灯具”、“现金借”、“其他”等项目均空白，刘浩在“结论1”款项核对无误项目处签名确认，“结论2”款项不符，请列明不符的详细情况处空白。2015年9月17日，伟泰公司与同聚公司共同委托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就债权转让与催收欠款事宜，通过顺丰速运向刘浩寄送博翰源律函（2015）第205号律师通知暨催告函，刘浩拒收。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主要如下：1.本案一审法院管辖及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2.同聚公司受让的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应否追加伟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4.刘浩主张的各项经营支出是否应自欠款额中予以抵扣；5.伟泰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及责任承担问题。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一审法院管辖及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刘浩虽于2011年4月8日、2012年1月19日，经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分别取得莘县步行街特步专卖店、莘县特步诺德茂街专卖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在与伟泰公司签订的《经销商授权合同书》中，刘浩均系以个人名义，而非字号，作为乙方签订合同，且一审立案时，刘浩经常居住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内，故一审法院基于同聚公司的起诉，以刘浩公民身份确定地域管辖，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均在本院辖区内且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本案标的额并未超出一审法院管辖范围，一审法院据此行使管辖权并不违反法定级别管辖规定。另外，《民事诉讼法》第39条第3款规定：“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依照普通程序审理本案过程中，庭前依法向刘浩送达了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庭又告知刘浩相关诉讼权利并征求其是否申请回避，刘浩当时均未表示异议。一审法院虽未对庭审情况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但通过庭审笔录，以文字形式客观、完整地记载了庭审活动的全部内容，且庭审笔录均由审判庭组成人员及刘浩本人签名确认，审判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刘浩的上述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二、关于同聚公司受让的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同聚公司与伟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双方于2015年9月17日共同委托律师向刘浩寄送了律师通知暨催告函，该函件明确记载了伟泰公司将其对刘浩的相关债权及附属权益转让给同聚公司，并催告刘浩向同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等内容。刘浩虽未实际签收，但同聚公司实施的相关行为并非一概无效。首先，对于债权转让而言，根据相关立法本意，转让人与受让人所发出的通知必须到达债务人，才能产生效力。刘浩未实际签收，不知悉函件具体内容，应视为同聚公司和伟泰公司未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对刘浩不产生效力。其次，对诉讼时效而言，同聚公司只需单方提出要求即可实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并不以刘浩实际知悉为前提。故刘浩要求以其出具应收账款确认函后三天债务履行期届满的时间，即2014年8月16日，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并据此认为同聚公司的债权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三、应否追加伟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问题。
伟泰公司与同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伟泰公司转让的其对刘浩所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权益也清楚、确定，因同聚公司未提供事先已确实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相关证据，故刘浩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载明该债权转让事宜的诉讼材料后，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刘浩产生法律效力，刘浩即应履行向同聚公司还款义务，同时，也可向同聚公司主张其对伟泰公司的抗辩。鉴于本案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及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且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已充分尊重和保障了刘浩提出证据进行抗辩的权利。刘浩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四、关于刘浩主张的各项经营支出是否应自欠款额中予以抵扣的问题。
刘浩于2014年8月12日向伟泰公司出具应收账款确认函，对双方截止2014年6月30日的账目往来情况进行了确认，其中，确认函中记载的“货款”项目为837176.55元，“保证金”、“器架灯具”、“现金借”、“其他”等项目均空白，刘浩亦在“款项核对无误项目处”签名确认。一审期间，刘浩对同聚公司主张的债权额810675.38元无异议，但认为包括货款、保证金和完不成任务所扣利息。刘浩上诉要求以店铺周转货物、保证金、装修及器架未补贴部分、退残款项、欠款利息等抵扣欠款，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首先，店铺周转货物。双方签订的经销商授权合同书约定，双方解除合同后，“在甲方承继乙方店铺租赁权或使用权继续经营的前提下，可以用乙方库存商品折价清偿包欠甲方货款”。刘浩未提供伟泰公司事先同意接收货物的证据，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浩与同聚公司亦未就货物折价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该抵扣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保证金及器架未补贴部分。双方签订的经销商授权合同书第六条第二款对交纳加盟费、品牌管理保证金等费用的期限、数额处均空白；应收账款确认函中亦未记载保证金、器架灯具的应收或退交数额，且刘浩在出具该确认函时亦未表示异议，故该抵扣主张，证据不足。第三，装修费用。双方合同约定伟泰公司主要负责设计装修图纸、施工指导、装修验收、结算审核等工作，而装修费用结算由刘浩负责，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由伟泰公司给予装修费用支持，该抵扣主张，不能成立。第四，退残款项。双方合同中仅约定了退货的条件，并未就退货货款的处理方式进行约定，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处理情况不明，刘浩亦未提供实际退货数量和退货货款未实际返还的证据，该抵扣主张，证据不足。第五，欠款利息。因本案标的额系刘浩与伟泰公司多年合作累积而成，其间，双方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应收账款是否计息及如何计息等未作约定，刘浩未提供应予抵扣的证据，该抵扣主张，证据不足。综上，刘浩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另外，刘浩主张伟泰公司构成违约及责任承担问题，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评判，如有确实充分证据，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10元，由上诉人刘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宏军
审判员 庄辛晓
审判员 李新岩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贺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