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02506号
原告朱家伏。
委托代理人于仲卿、何恒川，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君明。
委托代理人吕运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友昌。
委托代理人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季晓强。
被告张国军。
委托代理人张壮飞，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
法定代表人周向东，该养殖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蔡立山，东港市北井子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明、徐友昌、季晓强、张国军、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确认�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长邹传君、代理审判员徐嘉翊、人民陪审员庞乐乐组成合议庭，原野担任书记员，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家伏、委托代理人于仲卿、何恒川，被告周君明委托代理人吕运来，被告徐友昌委托代理人胡力明（中途退庭），被告张国军委托代理人张壮飞，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委托代理人蔡立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季晓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4月9日，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与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签订了一份《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约定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将其享有合法使用权的20498.37亩浅海养殖海域及亮网与亮网楼夹尖水平线南至浅海部分滩涂发包给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经营、管理，并对承包费等事宜进行了约定。2012年5月13日，原告朱家伏与案外人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签订了一份《收购股权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原告朱家伏以530万元价格受让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四人对上述海域承包经营权享有的30%份额。同日，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与被告周君明、徐友昌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与被告周君明合作经营上述养殖海域及滩涂，其中被告周君明占75%份额，案外人陈建军占10%份额，原告朱家伏占15%份额，同时，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与被告周君明、徐友昌一致确认，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对《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项下的养殖海域及滩涂不享有任何实质性权利，亦不承担任何义务。2014年3月30日，被告徐友昌委托被告周君明、案外人王万明与原告朱家伏签订一份《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周君明将其对上述养殖海域和滩涂享有的75%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朱家伏，并将在当地一切的生产工具设备、生活和办公用品均转让给原告朱家伏，同时，双方对转让价款的给付等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由被告周君明、案外人王万明签订确认。至此，原告朱家伏取得了上述养殖海域和滩涂90%的承包经营权，案外人陈建军享有10%的承包经营权，上述海域和滩涂由原告朱家伏负责经营管理至今。上述《内部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朱家伏按照约定向被告徐友昌、周君明支付了150万元的转让价款，但当原告准备支付余下转让价款时，被告徐友昌、周君明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并在2015年2月23日至3月15日间，多次到原告朱家伏经营的涉案养殖浅海进行非法捕捞作业，为此，双方发生纠纷，并多次向东港市北井子边防派出所报案。2015年3月16日，东港市公安局就该起纠纷组织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徐友昌、周君明进行调解，东港市北井子政府、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均参加了上述调解过程，并最终形成调解意见，该养殖海域及滩涂由原告朱家伏继续经营，原告朱家伏分三次将1025万元支付给被告徐友昌、周君明，其中，第一笔款人民币600万元于2015年3月17日11时30分前汇入被告周君明、徐友昌银行账户内。但当原告朱家伏按约定时间准备汇款时，被告周君明、徐友昌再次无正当理由拒收，并继续组织社会人员到该养殖海域和滩涂上进行捕捞，并阻碍原告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5年4月13日，被告季晓强、徐友昌与被告张国军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约定被告季晓强、徐友�将其与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于2012年4月10日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和2015年3月27日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书》项下的全部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张国军，自上述《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签订之日起，由被告张国军按被告季晓强、徐友昌和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补充的全部约定履行被告季晓强、徐友昌的权利和义务。被告张国军据此强行到原告经营的养殖海域进行捕捞，与原告再次发生冲突。另据原告了解，案外人陈建军已将其对涉案浅海承包经营权享有的10%份额转让给了案外人卓宏表，经原告与卓宏表沟通，其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与被告周君明、徐友昌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以及原告与被告徐友昌、周君明签订的《内部转让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第三人完全知晓无异议，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周君明、徐友昌自权利转让之日起对涉案的养殖海域和滩涂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且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实际并未投资，只是顶名与第三人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而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与第三人在明知涉案养殖浅海的经营权归原告享有的情况下，与被告张国军恶意串通签订的《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一、确认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明、案外人陈建军于2012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徐友昌、周君明签订的《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有效；二、确认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与被告张国军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承包经�权转包协议》无效。
被告周君明辩称，被告周君明与原告只存在合伙承包关系，就本案而言亦即是承包经营主体的转让变更，依照海鹰村与季晓强、徐友昌订立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第十四条：季晓强、徐友昌在承包期内如出租、转包或联营必须经海鹰村书面同意认可，内部股份转让协议未经第三人同意，也是无效的。即使协议有效，朱家伏严重违反内部转让协议的约定，也应依法解除。依照被告周君明与海鹰村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第三条承包费交付方式的约定，在2014年4月10日应缴纳2015年的承包费，但朱家伏对2014年的承包费还欠15万元，2015年的承包费根本没有缴纳。导致海鹰村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其过错完全在于朱家伏。《合作经营合同》在《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场股份内部转让协议》订立后即已终止履行，卓宏表表示已放弃了相应的权利。在原告违反《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场股份内部转让协议》后，被告周君明收回了承包权，并委托单忠福经营管理养殖场，但朱家伏干扰被告周君明的生产经营，双方由此发生争议。在东港市公安局和所在乡镇的调停下，双方在3月15日达成了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对双方在此之前纠纷的彻底了结，该协议书的订立意味着《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场股份内部转让协议》的终止。按协议书第六条约定，600万元汇入周君明宁波工商银行账户，该账户在2015年3月17日11时30分之前没有注销，朱家伏向周君明汇款不存在任何障碍。直至今日，如果任何单位和个人向上述协议书指定的周君明银行账户汇款，绝对不会发生拒收的事。由于朱家伏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依据转让协议，被告周君明有权收回项目的管理权，朱家伏无权经营。被告周�明与张国军订立的《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在被告周君明与第三人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之后，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周君明将承包经营权内部转让或委托给不守信用的朱家伏，而同意将承包经营权转给张国军，法庭理应驳回朱家伏的诉讼请求。
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分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是不能一案受理，更不能合并审理，第1项诉讼请求是合伙承包经营纠纷，第2项诉讼请求是第三人撤销权纠纷，原告没有权利要求法院确认三被告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法律规定的非常明确，撤销权纠纷和合伙承包经营纠纷不能一并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的司法解释一，撤销权纠纷应当将损害利益的人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作为被告，而应将被告张国军、第三人作为第三人，被告张国军不应该作为被告，这是程序错误。司法解释规定的撤销权纠纷的管辖法院是在被告所在地，原告的第二项诉讼属于第三人撤销权之诉，与合同相对人提起的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分属两个不同的诉讼，不可合并受理、审理，应在程序上驳回，原告可另行起诉。法院应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徐友昌辩称，根据《合作经营合同》之约定，朱家伏应承担265万元，其15%的份额来自于收购案外人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等四人30%的份额的50%，因该30%份额系以530万元的溢价收购，故朱家伏收购其中50%应支付的金额为265万元，但其实际并没有足额支付，由被告周君明为其垫付了133万元，双方也办理了借款合同，原告朱家伏承诺在2014年5月31日之前归还，但其没有兑现承诺，至今尚未归还分文。第二期出资500万元，朱家伏应出资75万元，但又没有按约足额支付。因天气�因和经营管理上的各方认识差异等原因，涉案浅海养殖经营项目，不仅没有产生收益，还严重亏损。无奈之下，基于朱家伏的一再请求，被告周君明同意以300万元的价格将其75%份额转让给朱家伏经营，但要求朱家伏必须按期付款，并及时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付清承包费，并明确在转让款付清之前，被告周君明的人员管控财务，销售收入入账，生产收入支付生产费用后所产生利润的70%用于支付转让费；如未在2014年底前付清转让款，被告周君明有权收回，朱家伏还应负责及时缴纳承包费，因没有及时交付承包费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朱家伏负责。为此，双方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了《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但事后，朱家伏毫无商业诚信，一方面大肆捕捞获得，2014年捕捞获2000吨，净利润高达700万元左右，但所有的经营都没有入账，也未将利润用于支付转让款，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交纳的剩余15万元承包费也不交纳。因原告朱家伏未交纳承包费，第三人于2014年底起诉被告徐友昌，要求判决解除《浅海养殖承包合同》，并支付所欠承包费15万元。鉴于朱家伏严重违约，被告徐友昌为减少损失，于今年初依约收回了养殖项目承包经营权，另行委托案外人单忠福经营，同时再三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恳请，得到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谅解后，与其于2015年3月27日另行签订《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再次获得了养殖承包经营权。由于经营中存在的困难，被告徐友昌在征得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的同意后将该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被告张国军，三方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但张国军的经营活动受到朱家伏的恶意破坏，无法正常经营。如前所述，朱家伏的经营权早已收回。但被告徐友昌也曾给予原告朱家伏机会，只要其兑现在东港市公安局所作的2015年3月17日上午11时30分前汇入指定账号600万元和以后按约付款的承诺，将会把争取来的承包经营权再交给朱家伏，但朱家伏再次失信后，根据协议书约定，朱家伏已无权再承包经营。因此，事实清楚，朱家伏根本已无权经营涉案浅海养殖项目。朱家伏未按约支付300万元的转让款，其承包权早已被依法收回，朱家伏的诉称与事实不符，该内部转让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其再要求确认《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下称内部转让协议有效的诉请已不具有实际意义，依法不能成立。被告徐友昌将涉案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张国军的行为合法有效，该转包得到了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的认可，并依法签�了《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依法该《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张国军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得到支持和保障。综上所述，朱家伏的诉称不实，诉请无理，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季晓强辩称，本案中，被告季晓强是受被告徐友昌的委托，代表被告徐友昌参加贝类养殖场的投标和签订合同，被告季晓强与被告徐友昌承包浅海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关系，被告季晓强就是一个受委托的人，朱家伏不应把被告季晓强告到法院。被告季晓强在这次浅海承包中没有投入，也没有挣钱，打官司和被告季晓强无关。
被告张国军辩称，原告对被告张国军不享有诉权，因为原告与被告张国军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正如前两位代理人分析的那样，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张国军与第三人、被告周君明、徐友昌签订的合同无效，与第1项诉讼请求是完全�同的诉，也没有权利向被告张国军提起此诉，如果要提起此诉，应该另案起诉，不应该在本案审理，法院一并审理本身是错误。被告张国军与被告徐友昌、第三人签订的承包浅海转让合同没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地方，必须得到一个合法的确认。就本案的程序问题，先予执行获得经营权才是原告诉讼目的，并不是要确认合同效力，并且利用民诉法的诉讼审限期间获得自己的利益，东港市人民法院对这种恶意诉讼受理及先予执行的许可，被告表示遗憾，需要指出的是，原告获得先予执行的经营权受到利益损害的是被告张国军，因为被告张国军交了承包金，没有得到经营权，原告在此期间只捞不投，这方面受损失最多的就是海鹰村。关于原告诉状中提到的3月15日协议签订后，原告准备付款，被告周君明、徐友昌无理由拒收，请问拒收的理由是什么？账户已经给原告了�没有设置第三方的汇款限制，如果没有限制，原告可以将款打进去，所以同意被告周君明的观点，原告本次诉讼就是伪诉讼，原告把担心当成现实，将想象当成证据，就是想实现其利用民诉法关于审限的设计，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被告张国军也掌握了部分证据，必要的时候也会公布。希望人民法院回到真正意义的公平，而不是向错误越走越远。
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述称，第三人经海鹰村会议代表同意，讨论通过，分别于2012年4月9日、2015年3月27日签订了浅海养殖承包合同和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将第三人所属的浅海20498亩承包给被告徐友昌和被告季晓强经营，而被告徐友昌在合同履行期间，同原告合伙经营，第三人不清楚，也没有出具任何书面材料同意其转包和合伙经营，这说明了原告与被告徐友昌滥用诉权，恶意串通，将第三�的浅海进行了捕捞，使第三人的财产严重的损害。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在承包经营期内如出租、转包或联营必须经第三人书面同意认可，从而看出被告徐友昌已经构成了违约，第三人将另案起诉，要求解除此合同，收回第三人的浅海，赔偿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经审理查明，涉案海域使用权人为东港市北井子镇海鹰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为东港市北井子镇海鹰村下属集体企业。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采取招投标方式对外承包涉案浅海和滩涂，被告周君明委托被告徐友昌投标，被告季晓强是受被告徐友昌委托投标，并中标。2012年4月9日，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签订《浅海养殖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为了充分开发利用浅海养殖海域，经贝类场职工代表会议和海鹰村两委会研究，并通过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现将村所属的四宗浅海承包给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经营、管理，浅海养殖海域坐落在老母猪礁以南，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滩涂以南，具体由东至西，并约定了四至范围，浅海总面积为20498.37亩，包括亮网与亮网楼夹尖水平线南至浅海部分滩涂提供给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养殖、生产（文蛤、兰蛤除外）。承包期为五年，自2012年4月9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428万元，合同签订日，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一次性交两年承包费，签订日期满一年，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交付第三年承包费，满两年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交付第四年承包费，满三年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交付第五年承包费。对于该承包区域内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不得�放文蛤、兰蛤苗种，其海域出现文蛤由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与前期文蛤养殖户所有，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不得干涉和影响养殖生产；如该承包区载有兰蛤，可由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和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双方协商共同采捕，但必须保证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50%的利润。冬季亮网楼夹尖以南的滩涂出现贝类品种时，全部由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采捕，承包者不得干涉。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在承包期内如出租、转包或联营必须经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书面同意，否则无效。合同期限届满前，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不再承包则必须将该区域中的养殖产品全部清理完毕，否则其产品归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所有。
2012年5月13日，原告与案外人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签订收购股权协议，协议约定，总承包协议由徐友昌、季晓强签署《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该股权分配为徐友昌占60%、陈建军占10%，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四人占30%，一期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四人合计出资300万元，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四人占股权30%自愿以溢价形式出让给朱家伏，溢价后朱家伏以530万元收购该四人的30%股权，该股权转让款由朱家伏汇入以郑亚君为代表的统一帐户，转让款分配由四人内部处理，与朱家伏无涉，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四人不得再向徐友昌、陈建军、朱家伏提出任何形式的要求。
2012年5月13日，被告周君明、徐友昌、案外人陈建军、原告朱家伏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被告周君明委托被告徐友昌出面于2012年4月投标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的四宗浅海（面积为20498.37亩）的养殖承包经营权现已中标，并以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名义于2012年4月10日与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签订《浅海养殖承包合同》。原告朱家伏告知周君明、陈建军、徐友昌，其已与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于2012年5月办妥前述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承包事宜，与该四人无关及此四人明确所有权归属原告朱家伏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与此四人签订《收购股权协议》和履行相关付款义务等。被告周君明、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三方有意共同合作经营前述的20498.37亩浅海养殖，经友好协商，各方一致同意前述的20498.37亩浅海养殖实际由被告周君明、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三方共同出资经营，出资均以资金形式，被告周君明出资75%，原告朱家伏出资15%，案外人陈建军出资10%。被告周君明总负责承包经营�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人员等组织和安排；原告朱家伏负责具体的生产经营和当地及周边关系的协商；案外人陈建军负责协助。日常支出由被告周君明和原告朱家伏各委派的人员联合签名后向被告周君明委派的人员支取或报销，收入由被告周君明委派的人员保管管理，会计由原告朱家伏委派人员，负责记帐。未经被告周君明、原告朱家伏、案外人陈建军三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是本合同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第一期出资按1000万元计，各方均已到位，其中被告周君明出资750万元，原告朱家伏出资按150万元计（注：朱家伏出资不是直接交付，系通过解决其与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之间的出资问题而入股，故朱家伏本次出资得以认定以朱家伏保证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文成不就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的承�经营主张权利，及以后由朱家伏解决该等事项为前提），案外人陈建军出资100万元。第二期出资500万元，被告周君明出资375万元，原告朱家伏出资75万元，案外人陈建军出资50万元，三方须在2012年10月31日前将本次出资全额到位。以后因经营需要再次出资的，按被告周君明75%、原告朱家伏15%、案外人陈建军10%的比例交纳。三方均享有参加利润分配的权利，利润分配根据出资比例分配。2013年9月29日，原告朱家伏代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交2014年浅海部分承包费350万元，欠2014年承包费15万元。
2014年3月30日，被告周君明与原告朱家伏签订《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即日起，被告周君明租用的浅海养殖项目的75%股份转让给原告朱家伏，并由原告朱家伏负责经营和管理，具体的海面面积见被告周君明与发包方的合同�被告周君明与发包方订立的合同中相关权利和义务也随之转移至原告朱家伏。原告朱家伏向被告周君明交付转让费300万元，被告周君明在当地一切的生产工具设备、生活和办公用品均转让给原告朱家伏，但海上作业和岸上汽车等如发生意外事故时，均由原告朱家伏承担。由于原告朱家伏暂时无力支付转让费款项，双方在签转让协议时，原告朱家伏应出具书面的还款计划，并必须认真执行。由于转让款未到位，被告朱家伏暂安排一名看滩人员和两名岸上管理人员，主要负责滩上信息反馈和销售及财务控制工作，三名人员的工资和生活费用由原告朱家伏负责，但被告周君明必须协助原告朱家伏做好各项工作，待转让款收回之日，被告周君明将撤回全部人员。为保证被告周君明转让款的安全，财务管理依旧按照公司原有的管理模式，采用收支两条线，由被告周君明人员�责，原告朱家伏派员监督，同时被告周君明必须掌握销售真实情况，严防销售收入不进帐。原告朱家伏应与发包方联络，及时交纳养殖浅海的租赁费，如果因为原告朱家伏没有交付租赁费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原告朱家伏负责，与被告周君明无关。生产收入支付生产费用后所产生的利润，70%支付被告周君明转让费。2014年8月31日前还款1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还款200万元。第八条约定原告朱家伏必须按时按量完成还款计划，否则被告周君明有权解除转让协议，并收回项目的管理权，滩内的货物全归被告周君明所有，对此，原告朱家伏前期所做的一切，被告周君明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不支付任何费用。2014年8月31日，被告周君明收到原告朱家伏转让费100万元，原告未依约给付被告周君明转让费200万元。
2015年3月15日，被告徐友昌代表被告周君明与原告朱家伏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双方经东港市公安局和法制大队及北井子镇相关领导在场，现协商达成还款条款。原告朱家伏如按时于2015年3月17日上午11：30前汇入被告徐友昌指定帐号人民币陆佰万元，被告徐友昌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协商后允许委托原告朱家伏在被告徐友昌承包的浅海进行生产，由于生产中所有的投资生产费用及法律问题均由原告朱家伏负责承担，与被告徐友昌无关。原告朱家伏于2015年4月9日前付给被告徐友昌人民币叁佰壹拾万元；原告朱家伏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给被告徐友昌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元。原告朱家伏如不按以上约定时间按期还款或少还款，原告朱家伏均无条件退出浅海生产，包括原告名下的15%股份没有了并上交给被告徐友昌固定资产（三条船及二辆车），其他一切损失原告朱家伏自负，已交付的款项被告徐友昌不退，视为原告朱家伏违约�。股东卓宏表权利由原告朱家伏自己商定，与被告徐友昌无关。被告徐友昌指定周君明帐号，宁波工商银行东支鄞东支行，6222083901005209559。该协议签订于东港市公安局四楼会议室，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参加了该协议的签订。2015年3月16日，原告朱家伏给被告周君明出具的承诺函载明“周总：我3月17日打给您的陆佰万元钱，是我委托您部分支付给海鹰租费，部分还给我，部分补偿给单忠福。若跟有关方协调不好，不会怪您，您没任何责任，我也不会去生产。委托人朱家伏”。
因拖欠浅海承包费，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于2014年11月6日将被告徐友昌、季晓强诉至本院，请求解除2012年4月9日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并给付所欠2014年浅海承包费15万元。2015年3月27日，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签订《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于2012年4月9日签订了《浅海养殖承包合同》，双方在履行中，因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未按合同条款交纳承包费，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于2014年11月6日诉至东港市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交纳所欠的承包费、解除合同。双方再次协商，由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在经营期间已亏损两千多万元，并经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双方继续履行2012年4月9日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其中有关条款经协商做补充和变更。承包费由每年428万元，变更为每年260万元，2015年4月9日前交2015年承包费260万元，2016年4月9日前交2016年度承包费260万元，以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收款收据为凭。双方于2012年4月9日所签订的浅海养殖�包合同承包面积不变，浅海、滩涂海锥的养殖生产由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经营。第12条变更为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只配合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办理相关浅海经营生产手续。合同履行期满后，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继续将浅海承包给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经营到2020年4月9日止，承包费仍按每年260万元由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向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交纳，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每年4月9日前一次性交清。双方于2012年4月9日所签订的合同其他条款继续履行。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在履行合同、经营浅海过程独立经营，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不得干涉，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在经营期间如转包、转让、合伙等事项应按2012年4月9日双方签订合同的13条执行。签订该协议时，被告周君明在现场。2015年3月27日，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交纳2015年浅海承包费260万元。2015年3月30日，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撤回起诉。
2015年4月13日，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与被告张国军签订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于2014年4月同原发包方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签订了《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合同签订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承包至今亏损严重，因此经海鹰村民代表大会同意，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和原发包方于2015年3月27日签订了《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对于承包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变更。被告徐友昌、季晓强鉴于目前已经经营亏损状况，因多方原因造成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无法正常生产，如继续经营存在更多的困难，欲将该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张国军，并取得了原发包方的同意，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和原发包方于2012年4月10日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和2015年3月27日签�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将《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张国军，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被告张国军按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和原发包方签订的《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和《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全部约定履行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的权利和义务。在本协议签订时，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已向原发包方交清了至2016年4月9日前的全部承包费用，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向原发包方交纳的2015年4月9日至2016年4月9日的承包费260万元由被告张国军承担。本协议签字之日起，为了方便《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和《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履行，由被告张国军代替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直接向原发包方交纳2016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9日的海域承包费用，并直接履行《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和《浅海养殖�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全部权利和义务，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和原发包方对此无异议。由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为原承包方，如果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未能按照《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履行合同义务，由被告张国军自行承担责任，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无关。被告徐友昌、季晓强或被告徐友昌、季晓强的关联方与本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就承包合同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由于没有取得原发包方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产生的任何纠纷，由被告徐友昌、季晓强自行解决并承担全部费用，与原发包方和被告张国军无关，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之间的个人纠纷与原发包方和被告张国军无关。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与原发包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第六条最后一行“合同的第13条”为笔误，更正为“合同的第14条”。本协议经原发包方同意、盖�，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张国军双方签字后生效。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在该转让协议盖章，法定代表人周向东签字同意转让，案外人东港市北井子镇海鹰村村民委员会盖章。被告周君明收到被告张国军给付的2015年4月9日至2016年4月9日承包费260万元。
在诉讼中，原告朱家伏请求先予执行，并交纳保证金320万元，本院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02506-1号民事裁定，裁定涉案养殖海域和滩涂暂由原告朱家伏经营管理。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和被告周君明、徐友昌、张国军、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的陈述、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合作经营合同、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协议书、浅海养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海域使用权证书、收据、起诉状、专用收款收据等在卷为凭，上述证据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合同如果成立后并生效，则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要求合同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采取招投标方式对外承包涉案浅海、滩涂，被告周君明委托被告徐友昌投标，被告徐友昌委托被告季晓强参加招投标，并中标，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于2012年4月9日签订《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实际承包经营权人是被告周君明。2012年5月13日，案外人郑亚君、丁学友、单忠福、燕�成将在涉案浅海、滩涂承包中的股份通过溢价方式转让给原告朱家伏。2012年5月13日，原告朱家伏、被告周君明、案外人陈建军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2014年3月30日，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明签订《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转让协议》，被告周君明将其在浅海养殖项目中的75%股份转让给原告朱家伏，该转让系合伙人的内部股份转让。通过合伙人内部股份的转让，原告朱家伏取得了90%的股份。虽然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与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于2012年4月9日签订《浅海养殖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被告徐友昌、季晓强在承包期内如出租、转包或联营必须经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书面同意，否则无效。但被告徐友昌代表被告周君明与原告朱家伏于2015年3月15日在公安�关签订协议时，第三人东港市北井子镇贝类养殖场参加了会议，是对原告以受让形式参与经营行为的认可，那么《合作经营合同》和《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2015年3月15日，被告徐友昌代表被告周君明与原告朱家伏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双方经东港市公安局和法制大队及北井子镇相关领导在场，现协商达成还款条款。原告朱家伏如按时于2015年3月17日上午11：30前汇入被告徐友昌指定帐号人民币陆佰万元，被告徐友昌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协商后允许委托原告朱家伏在被告徐友昌承包的浅海进行生产，由于生产中所有的投资生产费用及法律问题均由原告朱家伏负责承担，与被告徐友昌无关。原告朱家伏于2015年4月9日前付给被告徐友昌人民币叁佰壹拾万元；原告朱家伏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给被告徐友昌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元。原�朱家伏如不按以上约定时间按期还款或少还款，原告朱家伏均无条件退出浅海生产，包括原告名下的15%股份没有了并上交给被告徐友昌固定资产（三条船及二辆车），其他一切损失原告朱家伏自负，已交付的款项被告徐友昌不退，视为原告朱家伏违约金。股东卓宏表权利由原告朱家伏自己商定，与被告徐友昌无关。被告徐友昌指定周君明帐号，宁波工商银行东支鄞东支行，6222083901005209559。”该协议在3月15日签订，3月17日汇款，是在紧急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明、案外人陈建军于2012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和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明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协议约定了原告朱家伏如不履行汇款义务，原告无条件退出浅海和滩涂，原告朱家伏违背了该协议的约定，没有按时汇款，违背了该协议的约定，《合作经营合同》和《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解除的条件已成就，因此，《合作经营合同》和《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也随即解除，原告朱家伏失去了对涉案浅海的养殖经营权。被告徐友昌、季晓强代表周君明与被告张国军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承包经营权转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经过了发包方东港市北井子贝类养殖场和东港市北井子镇海鹰村村委会的同意，不违背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及公共利益，该合同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案外人陈建军于2012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和原告朱家伏与被告周君明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关于丹东海鹰村浅海养殖项目股份内部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其效力止于2015年3月17日；
二、驳回原告朱家伏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朱家伏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传君
代理审判员 徐嘉翊
人民陪审员 庞乐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原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