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建乾民初第114号
原告：王某，男，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原告：付大根，男，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原告：陈绪娥，女，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原告:付铭哲，男，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其父亲。
原告：付诗雨，女，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其父亲。
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菊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德市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新世纪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项智东，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能伟，浙江新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铭哲、付诗雨诉被告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旅游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永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6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菊雄及原告王某、被告富春江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能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1644210.56元（其中：医疗费39771.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误工费4783元、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8742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30542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丧葬费32334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25日12时30分许，受害人付金凤与原告王某驾驶山地自行车从三都方向进入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13时55分左右骑行至绿道傅家坞驿站陵山脚处时，因该路段为上坡紧接下坡急转弯道路且没有道路路况标示和任何防护措施，受害人付金凤在急转弯时坠落急转弯处的石桥下，导致其受到严重撞击。后由原告王某联系120急救车将受害人付金凤送入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同年10月29日23时25分，受害人付金凤经抢救无效死亡。
原告认为，受害人付金凤骑行至事发路段时已经行驶了较长路程，期间都没有发生受伤或其他事故，且与其丈夫有过多次骑行游玩经验，也均未发生事故，足以说明其车技熟练。事发时受害人骑行在靠山的一侧，其丈夫在外侧作为保护，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当时超速，也没有证据证明骑行的自行车有质量问题。受害人付金凤当日骑行虽未戴头盔，但被告未尽到应戴头盔的提醒告知义务，因此受害人对自己的死亡不应承担责任。
受害人付金凤摔落地在被告富春江旅游公司辖区范围系公共场所，事故发生地周围地形属于上下坡，本身存在相当的危险性，容易发生事故，而被告没有设置防护栏和限速标志，也没有按照“旅游法”的规定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对游客的入园安全宣传、警示教育流于形式，因此被告在管理上存在失职；园内通行的道路未经风险评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告系违法经营，同时被告作为旅游经营者，没有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事故发生后也未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救助，导致受害人付金凤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最终死亡。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富春江旅游公司作为事发地绿道的经营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受害人付金凤的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被告对受害人付金凤的死亡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本院向建德市公安局调取的事发时事发路段公园的照片，证明当时的路况；
2、2015年12月9日本院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及拍摄的照片，证明受害人摔落的位置及事发当时事发地是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安全提示；
3、受害人付金凤的临时居住证、居住证明、流动人口登记表、劳动合同、工资表及银行流水，证明受害人付金凤在城镇务工，收入来源及居住均在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应当依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
4、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民政办公室等出具的被扶养人证明、受害人付金凤儿女上学等证明，付大根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受害人付金凤居住证明、购房证明、购房认筹协议及房屋买卖合同、交款收据二份，证明付大根患有脑中风丧失劳动能力、受害人付金凤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购买了商品房居住在城镇，儿女均就读于黄集镇中心小学的事实，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5、杭州凯特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误工及收入证明、劳动合同及工资表，证明受害人付金凤及原告王某因事故误工而扣发工资的事实；
6、交通费票据一组，证明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交通费损失2000元。
被告富春江旅游公司辩称：受害人付金凤在绿道骑行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是事实。但事发地是属于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是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益性基础设施，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因该绿道地处被告境内，被告系公益管理者；本案受害人付金凤是借用他人山地自行车骑行，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旅游合同关系。
被告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他人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义务。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被告并不存在过错：首先，被告在沿途已经设置了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从入口至事发地就有3块限速10公里的牌子，方门的绿道入口处有“本绿道路窄、坡多、弯急，请游客谨慎慢行”的警示，中途也有多处标志提示慢行，事发路段斜坡顶上有“前方事故多发地段”的警示牌，并有双向通行的提示牌，被告已经尽了安全提醒义务；其次，事发路段道路宽度、坡度均未违反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设置护栏的强制性要求。事发后被告积极参与了救助，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并借给原告部分抢救费用，因此本次事故的发生被告不存在过错，原告认为被告对公园疏于管理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骑行活动本身属于高风险活动，特别是骑山地车，受害人作为成年人对此应当有深刻认识并高度重视，事发地道路宽阔，坡底至跌落处有14米的平路，还有水沟、绿化带，受害人付金凤系借用他人的山地车，如果不是对该车性能不熟悉、车技不熟练、骑行速度过快、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话也不至于发生不幸。因此，本次事故的发生责任在于受害人自己。
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受害人付金凤是农村居民户口，应该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只能按农村标准计算其两个小孩；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过高。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富春江旅游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春江旅游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提供公园入口至事发地沿途都有警示牌的照片一组，证明被告作为公益管理人已经尽了管理义务；
2、提交被告借给原告王某的10000元欠条复印件，证明被告在事发后积极参与救治伤者；
3、提交申请本院向建德市公安局调取的关于受害人付金凤骑行的自行车码表的照片及向沈伟亮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受害人付金凤当时骑行是超速的。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经对方当事人质证，本院作如下分析认证：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2和被告提供的证据2，即事发路段的的情况、受害人付金凤摔落的位置及事发地当时没有安全保护设施、被告借给原告抢救费用10000元，经对方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其符合证据要件，予以认定；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认为工资表系原告工作单位自行制作，银行流水只能看到流水记录，无法确认工资由谁发放，劳动合同也存在事后补签的可能，故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农标计算；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均系原件，加盖了出具材料部门的印章，且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受害人付金凤居住、工作在城镇，故本院予以认定；
三、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4，被告对受害人付金凤的被扶养人身份情况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仅凭医院资料没有鉴定结论不能证明付大根丧失劳动能力，关于被扶养人的居住材料没有提供房产证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标计算，且只能计算二个小孩。本院审查认为：上述材料均系原件，故对其真实性本院均予认定；但仅凭付大根的诊断证明及出院记录，无法证实其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扶养，故该部分证据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本院不予认定，付大根不能列为被扶养人；其余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也能够反映出受害人付金凤的被扶养人均居住生活在城镇范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故本院予以认定；
四、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5，被告认为工资表、收入证明系原告单位自行制作，无法真实反应到底扣了多少钱，劳动合同存在事后补签的可能，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但是对于原告及受害人付金凤的误工费可以按浙江省标准计算。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由原告王某单位出具且有相关印章，载明的内容与本案相关联，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五、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6，被告质证后没有异议，具体数额由法院审定，本院审查后予以认定，具体数额本院根据本案情况酌情确定；
六、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些提示仅仅是为提示而提示，对于绿道这种开放性的公园，对不特定的旅游者是没有意义的，受害人付金凤受害是因为被告安全防护措施、硬件设施不到位，故被告不能因此而免责。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可以反映本案的事实，予以认定，至于是否能够证明被告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院在论理部分详述；
七、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3，原告对自行车码表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码表是坏的；对沈伟亮笔录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材料来源于公安机关，与本案也相关联，予以认定。但仅凭该材料，无法证实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
综上，结合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10月25日12时30分许，受害人付金凤与原告王某夫妇驾驶山地自行车从三都方向进入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绿道骑行。13时55分左右骑行至绿道傅家坞驿站陵山脚地段时，原告王某靠江边骑行，受害人付金凤靠山边逆向骑行，受害人付金凤在骑行至转弯下坡坡底、桥头未到处连人带车坠入路沟受伤，后送至医院抢救，于2015年10月29日23时25分抢救无效死亡。
受害人付金凤所骑山地车系从他人处借来，骑行时其未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设施。
事发地绿道属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和整饬，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免费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因地处富春江森林公园，划归被告管理。被告在沿途已经设置了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方门的绿道入口处有“本绿道路窄、坡多、弯急，请游客谨慎慢行”等警示提示，从该入口至事发地多处设置有10公里限速牌和“减速慢行”的慢行提示警示标志，事发路段斜坡坡顶也设置了“前方事故多发地段”的警示牌和双向通行的提示牌。事发路段宽3米余，事发地位于该路段下坡尾段，路面宽约6-8米。事发路段两侧当时未安装防护网。
另查明，原告王某系受害人付金凤的配偶，原告付大根、陈绪娥系其父母，原告付铭哲、付诗雨系其儿女。
经审核，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39771.56元；误工费4783元；住院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50元/天计算为250元；丧葬费25859.5元（按2015年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年工资51719元计算六个月）；死亡赔偿金874280元（按201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14元/年×20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320047.83元（原告付铭哲、付诗雨计算至其18周岁时止，按201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661元/年×22年÷2人+28661元/年×4/12年÷2人计算）；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受伤住院及陪护人员的实际需要酌情确定为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5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15791.89元。
本院认为，绿道是沿着滨水地带、山脊、林带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以绿化为特征、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事发地绿道属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和整饬，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免费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公益性基础设施，并非营利性场所，故有别于景区和其他公益性的公园。受害人付金凤进入该绿道骑行也是免费的，故其与绿道的管理人间未建立旅游合同关系，因此，各原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由被告承担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不适合；其次，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其管理的特定场所内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所负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保护义务。根据前述分析，绿道也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所指的特定场所，故对绿道的管理行为，不受此规范的约束和调整；再次，被告作为绿道的公益管理者，在沿途已经设置了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提示进入者慢行和注意安全，已经尽到安全提示义务，且对被告苛以过高的警示注意义务和要求其提供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也于法无据。同时，危险发生后，被告也尽其所能地提供了救助。现也无证据表明事发路段的道路违反相关设计规范。因此，没有证据表明被告的行为存在过错；最后，受害人付金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进入慢行绿道看到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明知骑行山地车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逆向骑行从他人处借来的山地车，并没有佩戴头盔等任何安全防护装备，致使惨剧发生。同时，事发路段的路况，不管从弯度、坡度还是路面的宽度等来看，均没有违反《公园设计规范》等相关要求，且事发地段已处于下坡的坡底，路面平坦宽阔，如果不是骑行者的车速太快或者骑行者发生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致使车辆失控，不会发生摔倒或翻车事故。因此，出现此次意外，责任在于受害人付金凤。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付金凤与被告建立旅游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故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铭哲、付诗雨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22元，减半收取人民币4311元，由原告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铭哲、付诗雨负担。
当事人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永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白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