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闽民申字第22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某甲，男，汉族，1922年2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某乙，女，汉族，1932年7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某丙，男，身份不详，现住美国23716BlytheSt.WestHills，CA91304。
再审申请人林某甲因与被申请人林某乙、林某丙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4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林某甲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为：一审法院向福州市仓山区公证处调取的涉讼公证书卷宗材料中，由其父自拟的遗嘱原稿及其父母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这两份材料，是涉讼公证书的附属文件，不能忽略无视，也不能将其与涉讼公证书割裂开孤立地看。（一）遗嘱原稿是其父耗时数月所写，后由公证员改写并由其父抄缮而成。遗嘱原稿可以体现涉讼遗嘱是其父母的内心之言，未受其胁迫。遗嘱原稿虽由其父所写，但原稿中处处提到“我俩老”，表明遗嘱是双亲共同商量的结果，这也与公证处《谈话笔录》中其父所说的“这份遗嘱是我和我妻子共同商量后自己写的，无人强迫”的内容相印证。遗嘱原稿虽只有其父一人签名，但其父毫无独占涉讼房产的意思，而是处处考虑到其母的份额，并尊重其母的意见和权益，如遗嘱原稿及公证遗嘱中写明“楼下后房给老妻陈赛英居住，振坦应供养其母亲至终年。”该遗嘱原稿是涉讼公证书根源，可以证明遗嘱是其父母共同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一、二审均忽略无视。（二）对于其父母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二审认为不属于遗嘱，并称该笔录仅能体现为林式驯个人陈述。其实从该笔录可以看出，谈话由公证员赵钦文主持并记录，双亲坐在赵钦文跟前，其陪同在旁。因其母没有文化，所以大部分问话由其父作答，其母听着，默不作声，按常理可以推定为默认同意。笔录也不作重复、雷同的记载，但在个别不同的地方或特别重要的问题，笔录予以分别作答或特别标明。如：“问：你姓名等项？”“答：林式驯，……。”“答：陈赛英，……。”“问：你做这遗嘱你妻子陈赛英什么态度？”“答：她同意我的意见。（陈赛英自己在场表示同意给长子林某甲继承）”。该《谈话笔录》足以表明，其父母在公证员面前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遗嘱继承问题的真实意愿，充分证明其母完全同意以其父为代表所立的公证遗嘱，该公证遗嘱符合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有关“当事人申请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的规定。该份《谈话笔录》是涉讼公证遗嘱的附属文件，二审仅将其当成“林式驯的个人陈述”，是片面不顾事实的。此外，该《谈话笔录》上陈赛英签名虽为其所代签，但指模是陈赛英本人所盖，一审仅认定“该谈话笔录陈赛英的签名由原告（即林某甲）签，签名上盖有指模”，但该指模系何人所盖，一审未予明确。一、二审时，其都申请法院向公证处和当时的公证员进行调查取证，但法院均不予理睬，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现请求贵院向仓山区公证处和当时的公证员进一步查明。（三）涉讼公证办理于1984年，当时可依据的法规只有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司法部在当时发布的《办××法》中虽规定“遗嘱人要在公证员二人面前，在遗嘱上签名”，但该试行办法在开头部分就声明“本‘办法’仅供公证工作中参考试用，不能作为法律根据加以引用。”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的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但一、二审都以遗嘱的形式要件作为确定陈赛英的遗嘱是否有效的依据，却无视该《谈话笔录》“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况且，当时其父携其母到公证处申办遗嘱公证，他们无分别各立遗嘱的念头，且两个遗嘱人共立一份共同遗嘱公证，是法律允许的。在办理公证时，也是由公证员召集其父母二人一起进行谈话，《谈话笔录》明确证实二人均同意以林式驯为代表签名的公证遗嘱。总之，涉讼遗嘱原稿及《谈话笔录》可以证明涉讼公证遗嘱是其父母对共有涉讼房产的真实的、共同的遗嘱意思表示，依法该公证遗嘱是全部真实、合法、有效的。（四）一、二审未将林某乙、林某丙二审的答辩状送达给其，亦未就该二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剥夺其就该二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希望贵院就林某乙、林某丙提出的所谓证据，当庭质证，以明真相。
本院审查查明：
1.林式驯所立“遗嘱原稿”主要内容为：“我平时省吃俭用，曾置有福州灰炉巷15号一直楼屋。为恐身后发生纠纷，特立遗嘱遵循。我俩男一女，长男振坦，次男振镳，女振芬居其中。各已成家产业。其中振坦54年改为薪给制以来，一直供养家庭，并供给其弟振镳学习费用、医治肺病等。振坦60年下放回乡，生活十分艰难，参加体力劳动，爬山上岭，挣得供养我俩老。我俩老与长子振坦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今天我俩老能到八九十岁了，有赖长子振坦在身边照顾。平时问寒问暖，有病痛尽心求治照顾。78年振坦恢复工作不久，把我俩老接来福州好饭好菜，增制新衣新被共享安乐。儿媳吴肖萍也孝道，生活舒适，晚年幸福。次男振镳远异地，不管我俩老艰难景况，每月只寄来15元了事。83年从法国回来后才增加5元。今年一月回福州要求他分摊30元赡养我俩老，他也不肯。公社化后许年粮食最贵，……我也写信对你振镳振芬讲，你姐弟二人每月各寄15元给我俩老不够用。你姐弟二人不管亲生父母死活，也没增一些。各十五元只买生蕃薯60觔。我俩老全靠振坦赡养。……振芬由82年2月3日就没寄钱给我俩老了，他立即要我写遗嘱让他继承房屋，我未于照办，他就断绝了赡养责任。我必须指出振芬出嫁之时，我俩老将家中精华作为陪嫁。……芬一家四口在梅坞已有好房屋居住了，又来觊觎我家，我已经不够居住了，芬贪心太重。日前福州物价腾贵，尤其是我俩老户口在乡村，要吃议价粮，……每人每月仅伙食费就要30元，合计60元。振镳每月只寄20元，其余全靠振坦负担。而且衣着水电、医药费、娱乐、年节婚丧应酬，以及老人互助金，也在振坦身上。鉴于振镳长期在广州工作，并表示此后将去天津工作，而长子振坦、长孙建专，对此房屋十分需要。兹决定将楼上前房给长孙建专成家居住。楼上后房给振坦夫妇居住。楼下后房给老妻陈赛英居住。振坦应供养其母亲至终年。全座房屋归振坦建专所有权，振镳、振芬及其他不得干涉。特此遗嘱立遗嘱人：林式驯”。
2.涉讼《遗嘱公证申请表》中载明“申请人”为“林式驯”，“遗嘱内容”为：“将坐落仓山区灰炉巷15号房屋的所有权，在本人死后，由长子林某甲继承。”
涉讼公证《遗嘱》内容为：“我是仓山区灰炉巷15号房屋所有人。我原住闽侯县祥谦公社尚干镇后埕组26号，因年老与妻陈赛英一起寄居福州市仓山区灰炉巷15号长子林某甲家中，由他赡养。我尚有女林某乙和次子林某丙，都已成家立业。振芬现在福州市二医院任护士长，出嫁时已给他大量妆奁陪嫁，且他自己有房屋居住。振镳现在广州华南工学院当讲师，并表示将去其妻家乡天津市工作，对此屋并不需要。现我是风烛残年，为避免今后子女对财产发生纠纷，特立如下遗嘱：坐落仓山区灰炉巷15号房屋的所有权，在我死后全部由林某甲继承，但林某甲应供养其母陈赛英的生活直至终年为止。本遗嘱委托刘金龙执行。立遗嘱人林式驯1984年8月7日”
涉讼《遗嘱证明书》内容为：“兹证明林式驯，男，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现住闽侯县尚干镇后埕组二十六号，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在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盖章。福州市仓山区公证处公证员：赵钦文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注：遗嘱人死亡后，遗产受益人须持本公证书到公证处申办继承权证明书。”
3.在林某甲上诉后，林某乙、林某丙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并向二审法院提供了两份证据，分别为：证据一：林某甲在1991年4月8日写给林某丙的信件，用以证明“林某甲在1984年诱父亲林式驯到公证处做最有效的公证遗嘱，却于1991年还给其胞弟林某丙写这件的信”；证据二：由林某甲书写的信件底稿，及由林式驯按林某甲书写的底稿抄写后寄给林某丙的信件。
在证据一即林某甲1991年4月8日写给林某丙的信中，林某甲称：“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十时许，父亲死得突然，来不及有什么嘱咐，就我所知，父亲生前的真实意思，要我俩兄弟团结友好，共有灰炉巷15号这座房屋，但必须共同奉养老母至终年。父亲还认为，该屋只够一家居住，任何一方都不要单独把该屋转让、出租、出借给他人。”
在本院审查期间，就林某乙、林某丙提供的证据一，林某甲发表意见称：“是我写给我弟弟的信，这是真实的。……当时，我之所以给我弟弟写这封信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把我父亲的公证遗嘱拿出来，我想如果我弟弟同意和我一起供养我的母亲，这个房子我就愿意和我弟弟平分，我父亲的公证遗嘱作废。我的弟媳妇说她不敢自作主张，要和我弟弟商量，是我弟媳妇要求我写这封信，她再和我弟弟商量，所以我才写了这封信。弟弟和弟媳商量的结果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弟弟要求兄弟妹三人三分财产，不同意与我平分财产。同时我弟弟和妹妹都要求要看父亲的遗嘱，如果有遗嘱就按照遗嘱处理。”
对于林某乙、林某丙提供的证据二，林某甲发表意见称：“因为我父亲耳聋，虽然都是我写的字，这都是父亲问话，我回答的内容。我父亲根据我写的内容给我弟弟写信。所以说我弟弟、妹妹上诉主张的遗嘱是我写的，然后我父亲照抄的不能成立。而且我父亲写给我弟弟的信并不是完全根据我回答的内容来写，因为口气是不一样的。”
4.在二审卷宗中未收录法院将林某乙、林某丙的答辩状送达给林某甲的相关材料；在二审组织的询问中，林某乙、林某丙经书面通知未出庭应诉；二审对林某乙、林某丙提供的两份证据未进行质证亦未予以采信，同时也未认定涉讼公证遗嘱非林式驯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讼遗嘱原稿、《谈话笔录》、公证遗嘱能否证明陈赛英已用遗嘱的形式指定林某甲继承涉讼房产；二审是否存在剥夺林某甲辩论权的情形。
分析如下：
（一）关于涉讼遗嘱原稿、《谈话笔录》、公证遗嘱能否证明陈赛英已用遗嘱的形式指定林某甲继承涉讼房产的问题。
首先，遗嘱原稿由林式驯自拟，该原稿中虽多次出现“我俩老”等内容，但在该原稿的落款处“立遗嘱人”仅签有林式驯的名字，即该原稿是林式驯一人的意思表示。
其次，根据涉讼《遗嘱公证申请表》记载，涉讼公证遗嘱的申请人为林式驯一人，并未提及陈赛英。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即若陈赛英确有申请遗嘱公证，其应当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但在一审法院从仓山区公证处调取的涉讼公证卷宗材料中，未收录有陈赛英的书面申请表，亦没有陈赛英提出口头申请的相关材料。此外，在涉讼《遗嘱公证申请表》所载的“遗嘱内容”中，林式驯称：将涉讼房屋所有权“在本人死后，由长子林某甲继承”，未提及陈赛英死后的财产处分问题。
再次，在涉讼《谈话笔录》中，公证员问林式驯：“你做这遗嘱你妻子陈赛英什么态度？”答：“她同意我的意见。（陈赛英自己在场表示同意给长子林某甲继承。）”对于括号里的这句话是林式驯所作的补充说明，还是公证员的个人意见，或者是陈赛英本人的意思表示，该笔录未予明确，故即使该笔录上的指印确为陈赛英本人所捺，该笔录亦无法证明陈赛英已对涉讼房产的继承问题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故二审认为涉讼《谈话笔录》不属于遗嘱，并无不当。鉴于涉讼《谈话笔录》上陈赛英的指模系何人所盖，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判决，故林某甲向一、二审及本院申请调查核实涉讼《谈话笔录》上陈赛英指模系何人所盖，实无必要。
最后，涉讼公证遗嘱的立遗嘱人为林式驯，《遗嘱证明书》中公证员仅对林式驯立遗嘱的行为进行公证，该两份公证材料中均未提及陈赛英有立遗嘱的意思表示。
鉴于此，涉讼遗嘱原稿、《谈话笔录》、公证遗嘱等材料不能证明陈赛英已立遗嘱指定林某甲继承涉讼房产。
（二）关于二审是否剥夺林某甲辩论权的问题。
因在二审组织的询问中，林某甲已发表了上诉意见，且二审对林某乙、林某丙的答辩理由未予采纳，对该二人提供的证据亦未予以采信，故林某甲提出的二审剥夺其辩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但二审确实存在未将林某乙、林某丙的答辩状送达给林某甲、对林某乙、林某丙提供的证据未进行质证等情况，在程序上确有不妥。鉴于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林某甲已就林某乙、林某丙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且二审在程序上的上述瑕疵未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判决，故本案没有再审的必要。
综上，林某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林某甲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 晓
审 判 员 黄晓文
代理审判员 刘云贞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涛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