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9民终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云龙源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功果桥镇旧州村。
法定代表人：熊红林，系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跃进，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顺高，男，汉族，1946年12月27日生。
上诉人云龙源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电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顺高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2017）云2929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电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2017）云2929民初2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李顺高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364713元，并判令被上诉人排除妨害，停止继续于上诉人五台山电站引水渠上方修筑公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了2016年7月13日、2016年7月21日，被上诉人非法修筑、管理、使用的公路两次发生塌方形成泥石流致上诉人及李自川等五农户受损的事实，但却认为上诉人无相关证据证明其损失与公路塌方有因果关系自相矛盾。2、被上诉人三年前未向主管部门申报审批，擅自于上诉人电站引水渠上方修筑一条通往其核桃基地的路，此行为属非法行为，应参照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3、一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事后现场照片》、《云龙县政府复函》、徐志明与王启华证言等证据证明了泥石流成因与被上诉人非法修筑、管理、使用的公路有关；其次，上诉人向政府反映时，政府委托州国土局地质专家考察、评估，专家认为泥石流明显是人为事故,但未出具相关鉴定意见，上诉人已经完成对诉求主张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泥石流是自然灾害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也不同意法庭建议对事故进行司法鉴定，由此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事故主因为被上诉人修公路及弃土，次因为雨水丰富，而一审法院一味强调事故当年雨水丰富，错误认定被上诉人非法修路与上诉人损失无关进而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漏判上诉人一审第二项诉求。一审查明了被上诉人非法修筑公路的事实，但其非法修挖公路行为未停止，存在巨大安全隐患。根据《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安全隐患、妨害物权或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三、上诉人的各项损失（1、停产损失：15440元；2、赔偿李自川等五户经济损失64823元；3、被毁引水渠，价值128250元；4、清理泥石流、土方、挖基础等开支7200元；5、下网电费3000元；6、公司法定代表人熊红林回厂处理该事务，车旅费7000元，总计损失364713元）有《赔偿协议》、《生产统计表》、《财务票据》、《财务账目》、《赔付表》、《损失材料统计》、《工程承包合同书》等相关证据证实，但一审法院几乎未经质证就否定了上述证据的效力，对上诉人的请求不予采纳，最终导致错误判决。
李顺高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客观公正。1、事故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雨水导致泥石流灾害；二是上诉人自身管理不善。道路为2010年修建，到2016年未发生事故，且该道路修建完成五年多，一年四季都会开展清理侧沟、平整道路等工作，而2016年雨水量过大，造成了泥石流灾害流淌进上诉人沟渠；其次，7月21日泥石流发生后，上诉人员工未及时清理，一审时上诉人在诉状中写明“2016年7月23日8时10分左右”，表明发生泥石流时间实际上与上诉人管理员工发现泥石流时间相差了24小时，直至发电时，上诉人员工才发现引水渠被泥石流堵塞。上诉人及李自川等五农户的损失均是上诉人自身管理不善造成。2、上诉人认为答辩人的路为“非法”修建不成立。该路并非“公路”，而是经与下老街和新街两个村民小组商量后，在原先就有的道路基础上修建而成，属于自留地，可不经审批修建。3、上诉人证人证言、照片等证据均不能证明产生泥石流灾害的罪魁祸首为该道路，所谓“专家”的说法有诋毁诽谤嫌疑；二、不同意上诉人“判令被告排除妨害，停止继续在电站引水渠上方修筑公路”的诉请。电站引水渠与道路直线距离有800米;答辩人为方便生产、放牧、上坟等活动，征得道路所在两个村民小组同意、共享并扩建该道路；三、上诉人的“赔偿协议”为上诉人引水沟堵塞给农户造成损失而与农户所签；“生产统计表”亦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
电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64713元；二、判令被告排除妨害，停止继续在原告电站引水渠上方修筑公路；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间，云龙县功果桥镇旧州地区普降暴雨。2016年7月13日，被告修筑的位于旧州五台山阴山湾子（小地名）的公路边发生塌方形成泥石流至玉皇阁附近的半山腰后停止下滑。2016年7月21日，被告公路边再次塌方，泥石流直接冲至原告引水渠，发生堵塞后冲出沟边，导致沟渠上段沟邦堵塞塌方，产生的二次灾害致原告及李自川等5农户受损。原告认为被告在上方修挖公路并在公路边堆积土料的行为与泥石流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364713元并请求判令被告排除妨害停止在原告引水渠上方修筑公路。原告所属的五台山电站修建多年，被告公路开挖至少3年以上。2016年之前，被告公路边没有发生塌方及泥石流。2016年7月21日泥石流发生后，被告对公路塌方路段进行了清理。经现场勘验，原告的引水沟位于公路下方，道路与沟渠相距约800米，泥石流发生的山坡陡峭，在相对平缓的山坡上有农户耕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是自然因素引起还是人为因素造成，或是二者共同或者二者各占比例所致，均需原告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被告不认可原告主张的泥石流与被告挖路弃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原告既然主张被告挖路行为侵害其权益，致其受损，就应当承担该法律关系存在的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即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由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62490元及主张判令被告排除妨害，停止继续在原告引水渠上方修筑公路等两项诉讼请求，无相关证据证实损害结果是由被告行为造成。故对原告的该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云龙源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50元，由原告云龙源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除上诉人认为其引水沟与被上诉人开挖公路距离不是800米而是500米及一审遗漏认定灾害发生的原因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泥石流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被上诉人应否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本案中，对被上诉人修筑的道路发生泥石流导致上诉人遭受财产损失是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判断本案责任由谁承担，首先要明确泥石流发生的成因。泥石流发生是被上诉人修路行为所致还是属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所致，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致灾的比例占多少等属于专业知识，在无专业鉴定意见情况下，包括法官在内的普通大众无法明确判断上述问题。而该问题作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就应当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修路行为与泥石流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证明。结合在案证据，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且在案件一、二审审理中也未提出对泥石流成因进行鉴定的申请，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修路是否需要向主管部门报批及是否办理报批手续属行政管理范畴，且报批与否与泥石流发生并无关联。
上诉人就要求被上诉人排除妨害，停止继续在上诉人电站引水渠上方修筑公路的诉讼请求，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存在被上诉人继续在上诉人电站引水渠上方修筑道路的事实及该行为会对上诉人造成妨害的事实，该主张无事实依据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云龙源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0元，由上诉人云龙源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月秀
审判员 杨晓钟
审判员 邹志洁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穆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