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0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县吉满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诸利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利，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吉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立骏，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县吉满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满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5）杭临商初字第2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3月1日，诸某登记注册成立绍兴县中轻纺诸某布行，该布行因营业期限届满于2004年4月8日注销。2004年4月7日，诸某登记注册成立绍兴县中国轻纺城诸某布行，该布行于2012年11月13日歇业注销。2013年11月7日，诸某与诸利江出资注册成立绍兴县吉满纺织有限公司，诸某出资60%，诸某与诸利江为父子关系，诸利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吉明与诸某布行、吉满公司有多年的买卖业务关系，吉满公司于2014年4月14号后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余吉明205万元，余款一直未支付。2015年9月2日，余吉明催款不成，诉来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余吉明、吉满公司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从余吉明、吉满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之间存在相应的交易习惯，即为：吉满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余吉明到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等布料供应商处采购原始布料，而且以吉满公司的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第三方公司，庭审中吉满公司亦认可其与第三方公司之间并未直接发生买卖业务关系。余吉明采购原始布料后按照吉满公司要求进行一定的加工后再出售给吉满公司。买受人应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吉满公司为诸某和诸利江父子出资成立的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诸利江于2015年6月30日出具给余吉明的收据上写明欠余吉明布款金额为1371000元，出资60%的股东诸某在该收据上签名。故吉满公司尚欠余吉明货款1371000元的事实清楚，有余吉明提供的相应证据在案加以佐证。吉满公司作为买受人理应及时支付该货款，其至今未支付所欠的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余吉明要求吉满公司支付货款1371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吉满公司辩称本案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余吉明成立有个体工商户，应当以个体工商户作为主体，余吉明与吉满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意见，因吉满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对该抗辩不予采纳。吉满公司还辩称，即使合同主体是案涉双方当事人，但吉满公司股东诸某出具的收据暨欠条是其个人行为，并且余吉明的起诉付款条件也未成就。因收据暨欠条上内容由吉满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书写并由公司大股东诸某签名确认，应认定为吉满公司而非诸某个人出具的欠条。收据暨欠条摘要上写有付款局部付、付款3年左右，系吉满公司单方书写并未获得余吉明认可与同意，故对吉满公司的该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吉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吉明货款人民币1371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4554.10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4.85%的1.5倍自2015年7月1日暂计算至2016年2月24日，此后至款项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此标准另行计算）。如果吉满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3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2733元，由吉满公司负担。
宣判后，吉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一、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程序违法。本案在第三次、第四次开庭时，合议庭成员当庭改换，在庭前未就更换合议庭成员事宜通知当事人，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使人民陪审员无法对案件作出全面、客观评判。一审法院的行为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二、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本案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1）被上诉人提交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书写，并由诸某签名确认的欠条，作为证明双方存在买卖业务结算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欠条中既未表明诸某代表上诉人公司出具，也未写明系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以欠条内容，应认定系诸某的个人行为，法律后果由诸某个人承担，与上诉人无涉。（2）在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就双方何时开始发生本案诉争的买卖业务向被上诉人提问，被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回答是2012年开始的。但上诉人提供工商登记信息，表明上诉人成立日期为2013年11月，以证实双方不存在被上诉人诉称的买卖业务。被上诉人虽在事后回答法官的询问时作出了不同的表述，但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相反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现因被上诉人无法提交足以推翻对其不利表述的证据，应确认被上诉人业已承认的先前表述作为其陈述意见。按照其陈述的意见，双方在2012年开始买卖业务交易往来，据此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相对方错误。（3）上诉人提交的诸某与余吉明在2013年—2014年间买卖业务往来的交易码单及结算帐单，虽系复写件，交易码单中注明该单仅就二联，且客户联系红色联，上诉人提交的交易码单也是红色联，同时，交易码单中显示从2014年4月13日至2014年5月29日共七次交易，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结算单中所列的交易时间、货物数量、货物规格一一对应，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与诸某存在买卖业务往来。（4）一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双方存在买卖业务的交易码单，但被上诉人以码单已丢失为由拒绝提供，显不符合常情。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是因为交易码单中所列内容信息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诉讼。根据法律规定，依据上述事由可以认定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交易码单及结算单真实有效。（5）根据规定，对于合同是否成立，应由主张合同成立方提交证据。本案中，对合同相对方的证明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自始无法提交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买卖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2、欠条中的付款条款未成就。欠条中明确写明付款局部付，分三年左右，每年40万，同时被上诉人需带原料票，承兑汇票付款。即使法院认定诸某有权代表上诉人出具欠条，欠条中写明的相关付款条款及付款方式应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条件尚不成就。诸某出具欠条时，系与被上诉人协商确定付款期限、条件及方式的，被上诉人同意接收该欠条，并作为证据提。虽未经被上诉人书面同意，根据通行的交易惯例，债务人出具的欠条等凭证是无需债权人书面确认的，理应认为债务人可按欠条内容履行其付款义务。欠条内容具有整体性，未违反公序良俗，一审法院的认定违背诸某出具欠条的本意所在，对诸某显失公平。3、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始时间有误。一审判决中对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起，上诉人认为，即使要承担利息损失，计算时间应从被上诉人起诉时开始计算。本案除欠条中写明了付款期限，双方未就付款期限作出过其他约定。依据法律规定，对未约定付款期限的，债权人有权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故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时起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余吉明答辩称：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有上诉人二股东共同书写的欠条。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6月30日由诸利江书写形成《收据》一份，内容为：欠余吉明布款（承兑汇票.带原料票）人民币1371000元；付款局部付、付款3年左右（3年内），每年40万。诸某在该《收据》上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根据2015年6月30日由诸利江书写、诸某签名的《收据》内容以及吉满公司系由诸某和诸利江父子出资成立的私人有限责任公司之事实，可以认定余吉明与吉满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吉满公司尚欠余吉明布款1371000元的事实。《收据》中“付款局部付、付款3年左右”系吉满公司单方意思表示，未有证据证明该付款方式已取得余吉明的同意，吉满公司不能据此对抗余吉明的付款请求权。因吉满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必然导致余吉明的资金损失，原审法院判令吉满公司自《收据》出具次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公平原则。本案原审法院经多次公开开庭审理，其中确存在因临时变更合议庭人员，但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向当事人告知变更事由的情况，属程序违法，对此应予以纠正。然该程序瑕疵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发回重审之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且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均向当事人作了说明，并征询当事人对于合议庭成员变更的意见，在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进行开庭审理。据此本院对吉满公司提出的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之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33元，由上诉人绍兴县吉满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