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1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湖县银海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桃园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唐霞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艺，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如皋市天亿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如皋市磨头镇兴韩村十四组。
法定代表人：高刘兵，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卫兵，江苏奔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建湖县银海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如皋市天亿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5民初3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银海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义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6日达成的合同并返还货款50050元，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6日双方达成了棉纱购买合同无事实基础且与常理不符，所谓的合同并未就棉纱的单价、数量等进行协商，不符合也不具备合同订立的要素。二、一审判决将王寿勇的收款行为与上诉人公司的行为混同，无任何法律依据及证据支撑，系认定错误。王寿勇非上诉人单位人员，其系被上诉人、南通冠亚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亚公司）购纱业务的担保人。一审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王寿勇与上诉人存在代表关系、委托授权关系的情况下，将王寿勇的收款行为等同于上诉人的收款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系错误认定。三、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单位的账户，部分款项汇入上诉人单位账户，部分款项向担保人王寿勇汇款，但案涉50050元又汇入上诉人单位，系恶意混同款项。被上诉人与冠亚公司存在一定的混同，两公司股东分别为马斌、高刘兵；马斌、高文学，有着共同的股东马斌，另一股东高刘兵系高文学之子，财务人员均为马晓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天亿公司答辩称：1、对于2016年7月6日双方之间有无达成棉纱的买卖合同，应当结合汇款单的内容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历史交易惯例进行认定。在本次的交易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发生了近十笔交易，双方的交易习惯都是这样的，即双方商定好购买的吨数、单价，然后由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上诉人提供货物并开具增值税发票交付被上诉人，这是一审查明的事实，也是双方之间交�的客观事实。虽然就棉纱的单价和数量并没有书面的约定，但口头约定客观存在，就本案而言，当时双方约定的棉纱吨数是3.5吨，单价14300元每吨，货款是50050元。2、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王寿勇不但作为上诉人苏南地区的负责人，而且也是直接作为经手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接，更为重要的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财务凭证表明王寿勇收取的被上诉人的款项均已经交付给了上诉人，而且被上诉人在支付款项以后，王寿勇在交货的同时，均提供了上诉人的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王寿勇与上诉人之间不仅仅是表见代理的问题，无论是从代理也好，履行职务也好，转交款项也好，均能够充分说明被上诉人的所有货款交付了上诉人，且实际的款项超出了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总额六千多元。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客观准确的。3、上诉人因为和另外公司发生的�务往来欠款，而要在本案被上诉人与其发生的往来款中扣除，缺乏依据。上诉人所称的两家单位系完全各自独立的法人，无论是财产，还是对外交往，均是独立的，并不能因为个别的股东或者财务人员的混同而混同，而事实上财务人员和所谓的股东也不存在混同，因为马小红也好，马斌也好，他们曾经是另外一家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另外一家单位倒闭以后，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均是不混同的。4、上诉人认为是被上诉人与王寿勇之间发生的货款争议，完全缺乏事实基础。虽然被上诉人应王寿勇要求，有部分的款项由王寿勇代收，但王寿勇收取款项以后均已经按约向上诉人进行了缴纳，上诉人也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交王寿勇转交被上诉人，由此可见，不存在王寿勇与被上诉人的任何个人行为。综上，上诉人所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天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与银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银海公司返还天亿公司货款50050元，并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从2016年8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的利息；诉讼费用由银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亿公司、银海公司从2015年7月开始发生贸易往来，天亿公司从银海公司处购买棉纱。从2015年7月14日至2016年5月22日期间，天亿公司、银海公司之间发生十次买卖行为，其中天亿公司通过汇款方式向银海公司银行账户支付6次货款，合计金额290575元；通过向案外人王寿勇银行账户汇款四次，合计金额270000元。在该四次汇款中，天亿公司自认多向王寿勇支付6050元。银海公司在双方十笔往来中，合计向天亿公司出具江苏增值�专用发票七张，合计金额为554025元。经该院分配举证责任，银海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银海公司与天亿公司往来的公司账册和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据显示银海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10日两次分别收取王寿勇99340元和41160元，2016年8月2日收取80000元,2016年8月20日收取43950元，并向王寿勇出具了收据四份，四笔收据合计金额264450元。在该四份收据中除2015年12月10日99340元收据注明收款事由“王寿勇代还南通冠亚欠棉纱款”，其余三笔均注明“王寿勇代支如皋天亿购棉纱款”。经法庭调查，案外人王寿勇认可其收取了天亿公司货款264440元，因冠亚公司欠银海公司货款，冠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天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父子关系，王寿勇用天亿公司向其汇款中的99340元偿还了冠亚公司的欠款。2016年7月6日，天亿公司向银海公司银行账户汇�50050元，在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用途一栏注明“购纱”。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天亿公司与银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天亿公司按照约定向银海公司支付了货款50050元，并在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用途一栏注明“购纱”，应视为双方形成口头契约，也符合双方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银海公司应当按约定向天亿公司交付货物。庭审中，银海公司辩称天亿公司尚欠银海公司99340元。经庭审调�和双方举证质证。天亿公司在2015年12月10日、2016年8月2日、2016年8月20日分四次向案外人王寿勇支付货款270000元，银海公司也向天亿公司出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了货物，应当认定王寿勇与天亿公司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代表银海公司，现王寿勇与银海公司认为天亿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向王寿勇支付的99340元是用于偿还冠亚公司的欠款，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银海公司经天亿公司多次催要，拒绝交付货物，现天亿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支付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判决：一、解除天亿公司与银海公司于2016年7月6日达成的合同。二、银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天亿公司返还货款5005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从2016年8月2日起至2016年12月28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案件受理费1063元，由银海公司负担。
二审中，银海公司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天亿公司及冠亚公司的企业信息，证明两公司的股东存在关联。证据二，中国裁判文书网调取的（2015）澄商初字第008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法院查明部分提到的马小红与本案的汇款人应该是同一人。天亿公司与冠亚公司在人员以及财务人员运用上是混同的。证据三，银海公司发货给冠亚公司的销货凭证四张，时间分别是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3月12日；发货给天亿公司的销货凭证五张，时间分别是2015年10月1日、2015年11月14日、2015年7月14日、2015年8月24日、2015年9月15日，上述证据中冠亚公司均系马斌签署，天亿公司主要是高刘兵与高文学两个人签署。高文学系冠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双方往来期间供货的�系号码均系138××××9978，证明天亿公司在明知银海公司指定账户的情况下，通过委托王寿勇交付款项系主观恶意所为。
天亿公司对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两者均系独立法人，而且投资人也不一致，应当由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案涉争议的买卖发生在2014年，与本案2016年的买卖无关。马小红此前的行为与本案案涉的行为都是职务行为，都应当由其所代表的单位承担责任，并不能因会计人员曾经先后担任相关单位的会计，而从法律上将二者混同。对证据三中天亿公司的销货凭证没有异议。天亿公司与银海公司发生往来的时间是2015年7月份以后，而银海公司与冠亚公司的往来在2015年3月份就已经终止。至于收货人仅仅是表明天亿公司履行职务的代表是谁，并不能否定案涉的交易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称的二者之间人员或者财产混同。
本院经审核认为，对银海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另查明，银海公司与冠亚公司发生往来的时间在2015年3月12日前，与天亿公司发生往来是从2015年7月14日以后。冠亚公司、天亿公司与银海公司发生往来的时间有先后顺序，并不存在重合。
本院还查明，二审中，银海公司不认可王寿勇系其苏南地区的销售经理，但认可王寿勇介绍业务，会给其相应的返点。银海公司主张�寿勇是担保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天亿公司与银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2016年7月6日的口头棉纱买卖合同；如果上述合同存在，天亿公司是否已经支付了50050元货款。
本院认为，银海公司与天亿公司自2015年7月开始发生往来，双方均未签订书面合同。根据以往的交易惯例，天亿公司通过王寿勇与银海公司口头谈好货物的数量及单价，部分送货单上注明货到付款。对比银海公司的发货时间与天亿公司的付款时间，实际发货时间与付款时间基本是同时或者相差一天，交易完成后，银海公司向天亿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天亿公司主张其与银海公司口头达成购买棉纱3.5吨、约定单价14300元，合计货款为50050元，其及时支付了上述货款，该主张与以往的惯例相符，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口头�纱买卖合同，天亿公司已经支付了货款50050元。银海公司主张该50050元是天亿公司支付此前拖欠的货款，经查，天亿公司通过直接向银海公司汇款及向中间人王寿勇汇款的方式已经支付了以前的全部货款，且货款支付与银海公司发货基本同时进行或相差一天时间，天亿公司此前没有拖欠银海公司货款。导致双方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王寿勇经手的99340元的款项被银海公司与王寿勇用于偿还冠亚公司拖欠银海公司的货款。关于该99340元是否认定系天亿公司代冠亚公司偿还货款的问题，本院认为，1.虽然冠亚公司与天亿公司存在股东混同的情形，但对照两单位与银海公司发生往来的时间来看，并没有重合，即天亿公司是在冠亚公司不再与银海公司发生往来以后，才与银海公司发生的往来，银海公司发货时也明确注明了发货对象，根本不会导致银海公司对该两单位产生混同�2.关于付款的问题。银海公司虽然在销货凭证上注明了汇款账户，但在实际操作中，天亿公司先后几次将部分货款汇至王寿勇账户，银海公司均予以认可，其并未向天亿公司明示不得将货款汇给王寿勇个人。事实上王寿勇也均将货款交至银海公司，故天亿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王寿勇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是直接支付给银海公司。3.银海公司与王寿勇约定将天亿公司支付的货款用于偿还冠亚公司拖欠的货款，未征得天亿公司的同意，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且从天亿公司付款的数额来看，其也没有单独汇过99340元这一笔货款。4.银海公司没有在天亿公司欠货款的情况下开具发票的先例。综上，银海公司将天亿公司正常支付的货款用于偿还冠亚公司的欠款，缺乏依据，不能对天亿公司产生相应的后果。天亿公司支付了约定的货款，银海公司未予发货，构成违约，天亿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之处。银海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3元，由上诉人建湖县银海棉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维群
审判员 胥 霞
审判员 钟红梅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