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琼96民终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秀，男，195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
委托代理人符星，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紫琪，男，1987年9月9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
委托代理人吴华，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旭，男，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系上诉人王振秀的儿子。
法定代理人王蕊，女，195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系王伟旭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王盛龙，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振秀、上诉人邓紫琪因与被上诉人王伟旭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王伟旭与被告王振秀系父子关系，与原告法定代理人王蕊系母子关系。原告患有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病，属于被监护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海南省安宁医院《疾病证明书》为凭。2007年，被告王振秀与王蕊通过转让取得定安县定城镇商业街西北侧即现在和平南路一块住宅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其赠送给原告，登记在原告名下，证号为定安国用（2007）第28号，面积为178.5平方米。2009年11月16日，王振秀、王蕊以原告名义在该地上申请规划建楼。2010年11月12日，该楼竣工验收。迄今，该楼房尚未办理房产证。2013年2月27日，原审法院受理王蕊与王振秀离婚纠纷一案，并于同年6月8日作出（2013）定民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王振秀与王蕊离婚，王伟旭由王蕊抚养。王振秀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58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王蕊与王振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王振秀于2010年11月1日擅自以原告名义代原告签名，与被告邓紫琪签订了一份《合同书》，将上述楼房用于经营隆源茶艺馆。该《合同书》是一份合伙协议，约定了出资、经营场地、盈余分配等内容。在签订《合同书》时，被告王振秀未与原告商量，也未经过原告另一监护人王蕊的同意，事后也未告知原告及王蕊合同内容，也从未将该茶艺馆收益交给过原告及其监护权人王蕊，没有用于原告的生活。原告于2015年1月30日向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王振秀以原告名义与被告邓紫琪于2010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无效；2.被告邓紫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出经营隆源茶艺馆，并将该茶艺馆及所租用的楼房交还给王伟旭，由王蕊代为管理；3.被告王振秀与邓紫琪向原告王伟旭支付因合同无效造成的租金损失30万元，各承担一半；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振秀、邓紫琪承担。一审审理期间，根据邓紫琪的申请，就隆源茶艺馆的收支账目记录是否由王伟旭的法定代理人王蕊所写，原审法院委托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鉴定，经委托后，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5]文检字第118号《文字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邓紫琪所提交的书面记录系王蕊本人所写。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关于《合同书》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中原告王伟旭患有精神障碍，不能独立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王伟旭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二个以上合伙人。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原告作为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与他人订立合伙协议、成立并经营管理合伙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法律亦明确禁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2010年，被告王振秀当时是原告王伟旭的监护人之一，其对原告王伟旭负有的是保护和监管义务，但无权擅自以被监护人的名义对外与他人订立合伙协议，亦无权对被监护人的财产作出无益于被监护人的处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的《合同书》实际上是一份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的一方即原告王伟旭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此系王振秀擅自假名签订，且未经过另一监护人王蕊同意，王振秀对王伟旭作出的相关财产处理行为无益于甚至损害了王伟旭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合同书》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院认定该《合同书》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合伙协议的另一方即被告邓紫琪当时明知原告王伟旭患有精神障碍，也知道该《合同书》未经过原告另外一名监护权人王蕊共同商议，仍与王振秀签订，可见被告邓紫琪负有明显过错，应承担因合同无效带来的法律责任。关于被告邓紫琪主张原告法定代理人王蕊早就知晓隆源茶艺馆经营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王蕊知道王振秀和邓紫琪经营茶艺馆并不代表其知晓合同具体内容，且邓紫琪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原告及其监护权人王蕊对合同作出了追认。二、关于原告诉请的租金损失问题。本案中被告王振秀与被告邓紫琪自2011年1月至原告起诉之日一直占用原告所有的房屋进行隆源茶艺馆经营，未向原告支付租金，严重影响了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王蕊对该房屋的使用或收益。尽管合同无效，但茶艺馆经营是事实，对原告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租金损失。《合同书》中约定了租金为每月6000元，房东王伟旭和邓紫琪各负担3000元，自合同成立之日起免收邓紫琪三年租金。王伟旭作为房东，常理来说无需负担自己房屋的租金，故王伟旭负担的租金实际上由王振秀负担。另外，王振秀单方面免收邓紫琪三年租金的行为损害了原告方的利益，故免收的三年租金也应支付给原告。2010年11月1日至原告起诉时止，共计51个月，租金为每月6000元，共计306000元。上述租金306000元属于原告收益，因原告仅请求300000元的租金损失，该院予以支持，且被告王振秀和被告邓紫琪各负担一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及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王振秀以原告王伟旭名义与被告邓紫琪于2010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无效；二、被告邓紫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出经营隆源茶艺馆，并将该茶艺馆及所租用的楼房交还给原告王伟旭，由原告法定代理人王蕊代为管理；三、被告王振秀和邓紫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伟旭支付人民币300000元的租金损失，两被告各负担人民币150000元。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被告王振秀、被告邓紫琪各负担4900元，限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鉴定费2800元由被告邓紫琪负担（已缴）。
宣判后，王振秀、邓紫琪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王振秀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王伟旭的母亲王蕊自始至终对《合同书》都是持赞同意见的，直到与上诉人王振秀诉讼离婚时才矢口否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原判。2009年底，上诉人王振秀以被上诉人名义建成五层楼房后，因无钱继续装修，在与王蕊多次商量后，与邓紫琪共同出资110万加盖了一层楼房并进行装修。王振秀以王伟旭的名义和邓紫琪签订了《合同书》，成立并合伙经营隆源宾馆。王蕊对此是知情的，还曾参与隆源宾馆的记账管理工作。王振秀所得经营收入及租金除归还拖欠的装修费用外，剩余均用于家庭生活或存入银行账户，银行账户的存款在离婚时也已分割给了王蕊。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振秀擅自以王伟旭的名义签订《合同书》，未经过另一监护人王蕊同意，事后也未告知王蕊合同内容，收益未用于王伟旭的生活，严重不符合事实。二、上诉人王振秀作为被上诉人王伟旭的法定代理人，依法代其从事民事活动，所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三、上诉人王振秀代理被上诉人王伟旭管理经营隆源宾馆，并没有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经营所得也大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开销和归还拖欠的装修费，上诉人王振秀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损害王伟旭利益的动机。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1.撤销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王伟旭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伟旭承担。
王伟旭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王振秀诉称与原审被告邓紫琪合作加建一层并装修时多次与被上诉人母亲王蕊商量，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实。如此涉及产权利益的问题，在《合同书》中并没有载明。关于王振秀主张的与邓紫琪各出资50%共同装修这一内容，上诉人王振秀一审缺席未提出，原审被告邓紫琪的委托代理人一审也没有提及，现二审作为新事实提出，依法不能成立。王振秀签订《合同书》时，没有与被上诉人商量，也未经过被上诉人另一监护人王蕊的同意，事后也未告知被上诉人及王蕊合同内容，从未将该宾馆收益交给被上诉人王伟旭及其监护人王蕊。隆源宾馆开张后，王蕊没有参与过记账管理。至于离婚判决中分割的银行账户存款，是土地补偿款，也并非隆源宾馆的收益和租金。二、上诉人王振秀作为王伟旭的父亲虽代理王伟旭从事订购土地、申办土地证及支付土地款等民事活动，履行监护职责，但在签订《合同书》时，未与王伟旭商量，也没有经过另一监护人王蕊的同意，而且在《合同书》的内容中作出的相关财产处理行为明显无益于甚至损害了王伟旭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王振秀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合同书》无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王振秀代王伟旭管理经营隆源宾馆时没有将所得收益及租金交给王伟旭及其母亲王蕊，明显损害了王伟旭的利益。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王振秀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邓紫琪同意王振秀的上诉意见。
邓紫琪上诉称：上诉人邓紫琪与被上诉人王伟旭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原审判决错误。一、《合同书》的签订主体合法。被上诉人王伟旭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振秀作为其父亲是法定监护人，有权代其从事民事活动。虽然王伟旭的母亲王蕊也是其法定监护人之一，但是法律没有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民事活动必须由全部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生效。且在王振秀与王蕊离婚前，王伟旭的监护人职责一直由王振秀履行。二、王振秀代签《合同书》，完全是为了保障被上诉人王伟旭的利益，由此产生的租金、分红可保障王伟旭的生活。三、王蕊在与王振秀离婚前就知道并积极履行《合同书》约定的经营内容，曾负责过隆源宾馆的记账管理工作，其陈述称离婚诉讼中才知道《合同书》，根本不尊重事实。四、上诉人邓紫琪与被上诉人的合作，完全出自善意，并付出了合理对价，被上诉人的父母离婚，关系交恶，不应当损害上诉人邓紫琪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合同书》系法定监护人王振秀在离婚之前订立并已履行的，离婚后，以未经另一方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1.撤销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王伟旭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伟旭承担。
王伟旭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振秀作为法定监护人在为被上诉人购买土地、支付购地款、组织建房施工以及申办土地证、施工许可证手续的过程中正确履行了作为监护人之一的职责，保护了被上诉人的财产权益，另一监护人王蕊对这些也都知情并同意。但关于《合同书》的内容，王蕊并不知情，王振秀与邓紫琪签订《合同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王伟旭的权益。从立法精神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指的监护人肯定是“全部”而不是“只要其中一个”。签订《合同书》应经王蕊同意。二、王振秀代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书》根本不能保障被上诉人的利益。合同约定前三年免收租金，且租金每月才6000元，租期还定为十二年，明显给被上诉人造成利益损失。三、上诉人邓紫琪诉称王蕊离婚前就知道并积极履行约定的经营内容完全不属实，也毫无事实根据。王蕊知道王振秀与邓紫琪合伙经营隆源宾馆，但不清楚《合同书》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及监护人王蕊对该合同作出了追认。王蕊亦从未收到过隆源宾馆的租金、收益。综上，王振秀未经王蕊同意与邓紫琪签订的《合同书》，有损被上诉人王伟旭的权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邓紫琪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振秀同意邓紫琪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邓紫琪二审提交了3组证据：证据1、隆源宾馆的营业执照等许可证件，证明隆源宾馆的经营者为邓紫琪。证据2、隆源宾馆的大堂照片，各类证件的照片，证明王蕊、王伟旭居住在隆源宾馆五楼时，每天出入宾馆大堂，对宾馆的经营事宜是知情的。证据3、隆源宾馆的记账册，证明邓紫琪每月都向王伟旭支付了租金和收益分红，营业额较高时分红比单纯出租获利要高。上诉人王振秀对上诉人邓紫琪二审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上诉人王伟旭认可证据1、2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就《合同书》产生的争议无关；认为证据3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即使视为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也均有异议。经核对原件，本院认为，证据1、2证明了涉案标的之一隆源宾馆的基本信息情况，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新证据”，且其与本案争议的《合同书》是否无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王振秀代被上诉人王伟旭与上诉人邓紫琪签订《合同书》后，与邓紫琪共同出资，在王伟旭名下的涉案六层楼房经营定安定城隆源宾馆（即当事人一审中陈述的隆源茶艺馆），营业执照载明该宾馆类型为“个体户”，经营者为“邓紫琪”，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隆源宾馆经营使用涉案楼房的一至四层及第六层，第五层为王振秀、王伟旭一家人居住使用。三方当事人均认可，《合同书》系王振秀代签王伟旭的姓名，所捺手印为王振秀的手印，隆源宾馆成立至今，每月的租金、收益分红等，邓紫琪均是交到王振秀手中。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二审提交证据及口头陈述予以证明。原审判决查明认定“在签订《合同书》时，被告王振秀未与原告王伟旭商量，也未经过原告另一监护人王蕊的同意，事后也未告知原告及王蕊合同内容，也从未将该茶艺馆收益交给过原告及其监护权人王蕊，没有用于原告的生活”的事实，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确认。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振秀代王伟旭签订的《合同书》是否无效。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共同陈述及医院所出具的诊断证明，被上诉人王伟旭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王伟旭的父母王振秀、王蕊系其法定监护人，王振秀、王蕊履行监护职责，有权为被监护人王伟旭的利益而合理利用或处分其财产。涉案楼房为王振秀、王蕊夫妻以家庭财产购地后赠予王伟旭，确保王伟旭的生活有长期、稳定的物质保障。因王伟旭一直和父母共同生活，其生活、医疗费用在王振秀夫妻未离婚前属于家庭开支范畴。在此期间，王振秀以王伟旭的名义签订《合同书》，使用其名下的楼房与他人合伙经营宾馆，所得收益用于王伟旭的生活、医疗开支或补贴其他家用，符合公众基本认知和社会生活常理。王伟旭的母亲王蕊离婚后主张其作为监护人之一对《合同书》的内容不知情，也没有作出追认，《合同书》约定租金过低，王振秀与邓紫琪恶意串通损害王伟旭的合法权益，该《合同书》应为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法定监护人保护其人身、财产权益，代理相应民事活动，并未限制监护人的代理行为必须经全体适格监护人同意方能进行。其次，本案《合同书》签订时，王振秀与王蕊尚未离婚，双方携王伟旭居住于涉案楼房的五楼，王蕊对王振秀以王伟旭名下的这一栋楼房与邓紫琪合伙经营隆源宾馆、签订《合同书》的事实是明知的，其主张对《合同书》的内容、收益方式毫不知情，不符合生活常理。隆源宾馆的经营就在家庭居住场所，王蕊作为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如果对这样处分重大资产的合同、收益情形完全不知情的话，应是其放任所致。既然在王蕊与王振秀离婚前，隆源宾馆经营近两年期间内，无论就涉案房产的使用方式还是就其收益问题，王蕊均未曾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其对这一状态的默认。再次，《合同书》约定每月6000元的租金虽然偏低，但该合同并非房屋租赁合同，而是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合伙协议，除租金外尚有每月的盈利分红，不能以租金标准简单评价该合同损害王伟旭的合法权益。此外，当事人根据《合同书》成立的隆源宾馆系个体工商户，并非企业法人，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调整，原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认定王伟旭的合伙人身份不适格，致使《合同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涉案《合同书》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被上诉人王伟旭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被上诉人王伟旭基于合同无效提出的“判令上诉人邓紫琪退出经营隆源宾馆，将该宾馆及所租用的楼房交还给王伟旭，由王蕊代为管理”、“判令王振秀、邓紫琪共同支付因合同无效造成的租金损失30万元”之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被上诉人王伟旭主张的“涉案房产的租金、分红等收益均由王振秀收取，未交给过王伟旭或王蕊，未用于王伟旭的生活”的问题，王振秀、邓紫琪均认可相关收益确实一直交给王振秀，但是在王振秀、王蕊婚姻存续期间，王伟旭的生活、医疗支出与家庭财产收支混合，无法分割明确所得收益是否直接、全部用于王伟旭生活、医疗所需，王伟旭、王蕊主张没有用于王伟旭的生活亦没有明确依据。至于王振秀与王蕊离婚后，法院判决王伟旭由王蕊抚养，邓紫琪仍将涉案楼房的租金、分红交给王振秀，王振秀是否将该笔款项用于王伟旭的生活，是否侵害了王伟旭的合法权益，不在本案所审查《合同书》是否无效的处理范围内。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王伟旭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均由被上诉人王伟旭负担。一审鉴定费人民币2800元，由上诉人邓紫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玉琳
审判员 梁振文
审判员 黄声泽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洪学雪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三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第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第十七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成年子女；
（四）其他近亲属；
（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审核：白玉琳撰稿：白玉琳校对：洪学雪印刷：李慧玲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18日印制
（共印18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