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华民初字第358号原告：林瑞云，女，198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为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现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原告：童清香，女，195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华安县。委托代理人陈政，福建簪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代理人钟延惠，福建簪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邹水花，女，193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华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瑞云（系原告邹水花孙女），女，198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为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现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被告：陈锦贤，男，1970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华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娜，福建品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林瑞云、童清香、邹水花与被告陈锦贤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瑞云、原告童清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钟延惠、原告邹水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瑞云、被告陈锦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瑞云、童清香、邹水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陈锦贤赔偿损失421466元。事实和理由：陈锦贤从事“做和尚给人做法事”的职业。2015年1月23日，死者林某受陈锦贤的雇请到安溪县××村给陈某1的妻子做法事，由林某负责做法事需要的工具和电器音响等事项。当天下午17时，做法事的一行五人到了××村，林某驾驶两轮摩托车载音响上陡坡到陈某1厝安装好音响后，独自一人驾车从陈某1厝下坡，行至陈某2厝路段时因路况不熟，未来得及急转弯，驶出路外掉落在通往××村祖厝的道路上，造成林某受伤的事故。林某载音响并在做法事的现场安装音响，然后单车返回是履行职务行为，是在陈锦贤的指示范围内从事劳务活动，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应认定双方之间建立了雇佣关系。该事故路段呈东西走向、陡坡，道路有效宽度1.5米，在下坡急弯处与通往××村祖厝道路落差2.2米，属危险路段。林某是外乡人，对该路段不熟，极易发生事故。作为雇主陈锦贤不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而使能够安排林某停放摩托车的地点，或者能够安排人引路，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管理义务，就不会发生林某摔倒受伤的事故。因此，对林某的摔倒受伤雇主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林某受伤后被送往××乡卫生院，但该�不具备救治条件，建议就近送安溪县医院，道路也好走，但雇主陈锦贤无人到场（从林某摔倒到死亡到出殡均未露面），又不通知家属，导致现场无人主事，在耽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有人雇一辆“黑救护车”舍近求远，将伤者送漳州市医院。因该“救护车”没有救护设备，没有医生，不具备救护车功能，导致林某失去最佳抢救时间。伤者到漳州市医院时是晚上九点多，离摔伤时已经过去近五个小时。根据漳州市医院诊疗记录：“2015.1.2321：50抢救半小时，22：05宣布临床死亡”。因此，作为雇主不履行尽力救助义务，导致林某因延误抢救时间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林某与童清香为夫妻关系、与林瑞云为父女关系、与邹水花为母子关系。林某于2012年2月23日从华安县××村迁入芗城区�×幢××室至其死亡时已经连续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费用。赔偿清单：死亡赔偿金6163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24664元、漳州市医院门诊发票1451.92元，合计702444元，原告请求陈锦贤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421466元。综上，陈锦贤与林某为雇佣关系，作为雇主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在林某受伤后不履行救助义务导致伤者死亡，有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陈锦贤辩称，一、陈锦贤与原告家属林某并不存在雇佣劳务法律关系。1.陈锦贤系华安县××村的一名茶农，业余时间有从事帮去世的人做法事的事务。陈锦贤帮陈某1的妻子做法事是受陈某3所请，之所以联系“哭灵”的队伍，也是因为陈某3叫陈锦贤帮忙�听的。陈某3有说，如果可以按行情，帮忙问一下，陈锦贤根本没有抽成或发工资这些，林某在得知消息后表明愿意接这个“哭灵”的活，哭灵的队伍他会去组织，陈锦贤也随即转告陈某3通知事主。陈锦贤做法事只需要两个人，一个做法事，一个吹喇叭，死者林某是哭灵，正常是需要五个人，这五个人是林某去组织的。哭灵与做法事不是一起到现场，事发时陈锦贤根本没有在现场，这个雇佣关系不成立。2.林某组织的“哭灵”队伍的工钱并不是由陈锦贤支付的，而是由事主直接支付给他们的，陈锦贤也并没有从中抽取佣金。因为陈锦贤做法事是在出殡当天，而“哭灵”队伍则要提前一天，因此陈锦贤在林某发生事故时并没有在现场，并不知情。如果林某没有�生意外，“哭灵”队伍的工钱也是由林某负责安排分配。故陈锦贤是出于朋友的友好关系，在事主与“哭灵”队伍中间只是起了帮忙联系的作用，并不存在雇佣林某“哭灵”的事实，陈锦贤不属于接受劳务的一方。二、陈锦贤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陈锦贤非原告诉称的林某的雇主，陈锦贤与林某不存在业务关系。从事故认定书所认定，林某是因事故造成死亡的，不是在做法事的过程死亡的，陈锦贤不存在雇佣林某为陈某1家做法事，更谈不上在林某提供劳务期间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或者有重大过错的情形，陈锦贤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法律责任。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不合�，应以到庭的证人的证言为依据。综上所述，陈锦贤对林某因事故而造成的损失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提供的书面证据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本院均予以认可。安溪县××村陈某1的妻子去世，2015年1月21日，死者的大伯陈某2打电话给陈某3，要陈某3联系陈锦贤做和尚法事及电话联系哭灵事宜；2015年1月22日，陈某3打电话给陈锦贤要其做和尚法事，同时，委托陈锦贤联系哭灵的事，过后，陈锦贤回电话给陈某3称已经联系到哭灵那摊了（林某之前几天有到××村做过哭灵）。林某叫黄某、邹某、育某（音）一起到××乡哭灵。2015年1月23日下午五点多，林某、黄某、邹某、育某（音）、永某（音）五个人一起到安溪县××村，林某驾驶闽Ｅ×××××号二轮摩托车载音响上了一个陡坡，卸完东西后，林某从安溪县××村陈某4厝往××村陈某2厝方向行驶，至安溪县××村陈某2厝路段，驶出路左掉落通往××村祖厝的道路，造成林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哭灵正常需要五个人，两个人唱歌、两个人拉弦、一个敲锣，五个人中每个人都没有固定，谁组织的谁领钱来付给其它人（补联系的人50元电话费、乐器补50元）。哭灵和做和尚法事是不同种类的工作，哭灵和做和尚法事是分开的，哭灵要在出殡日前一天去，做和尚法事是出殡日当天才去。陈某1的妻子的葬礼哭灵的工资是1200元，由陈某1付给哭灵乐队中的一人。林某因购房于2012年2月23日�始户籍住址变动为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幢××室。本院认为，原告据以主张林某与陈锦贤之间是雇佣关系的基础，系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安溪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于2015年2月4日对陈锦贤、2015年1月24日对陈某1、陈某2、黄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证人邹某法庭所做证言。对此，本院做如下分析认定：从陈锦贤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陈锦贤并无陈述其有接受林某劳务关系的内容，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当时我是受我宗亲陈某3电话委托，让我帮忙叫哭灵的人，我就打电话给林某，叫他组织哭灵的人来做法事，哭灵行情的工资1200元”与陈某3法庭证言“联系是我打电话给锦贤，死者（安溪丧事方）委托我打电话给锦贤，顺便叫锦贤联系乐队”、“林某前几天有去我们村做过”、“我委托他联系，他打电话说联系到哭灵那摊了，说已经联系到了”的内容相符，同时，与陈某2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我弟媳詹某过世，有请华安的和尚和哀乐队，由和尚叫人过来，那个驾驶员是乐队里的人”相符。陈某1的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问：这个乐队是谁聘请过来？答：是我们村陈某3联系了华安县的一个和尚，由和尚聘请这几个乐队过来的”，该陈述内容与其在出庭作证期间证言“和尚是否有请死者我不清楚”、“（工资）拿给哭灵乐队的人，他们五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和尚是陈某3打电话去请。哭灵是锦贤联系的。是陈某2跟我说的，我是从那里知道的”存在不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陈某1对联系和尚和哭灵乐队的情况是听陈某2所说，陈某1对如何联系陈锦贤、如何联系哭灵乐队的情况仅是间接从陈某2处得知，故其对林某与陈锦贤之间是否存在聘请并不知情，其次，安溪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在此问题上询问时使用的词是“聘请”，陈某1在回答时也陈述的“聘请”不宜做系其对双方成立雇佣关系的认定。黄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我们一起到××做乐队哭灵。是‘某某’（注：即死者林某）叫我过来的”并无有关林某系陈锦贤雇请的相关内容。邹某出庭作证期间证言“林某亲自跟我�的是和尚叫我们去的，正常我们去做都会问一下是谁叫的”、“谁组织的谁领钱来付。补叫的人50元电话费。乐器补50元。我是林某叫的。”，首先，邹某对陈锦贤、林某之间就去安溪县××村哭灵一事的情况系间接从林某处得知，其次，从其出庭作证证言可以出哭灵的五个人中的每个人都是没有固定的，从“谁组织的谁领钱来付。补叫的人50元电话费。乐器补50元。我是林某叫的”的证言，结合邹某法庭证言“如果在安溪男女一样钱，如果在本县内，女的较多，男的较少。”可以确认，哭灵的乐队除对提供乐器的人及组织的人进行额外的贴补外，按男女标准平均分配，而邹某这次去××村做哭灵是林某叫的。邹某的法庭证言与黄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是林某叫过来的内容一致。�法庭调查问题“在之前被告是否有叫过你？你是去干什么的？”时，邹某的回答内容为“被告的父亲有来叫我。是去哭灵的，不是做和尚的，那是不同种类的工作。”因此，邹某的证言并无法认定林某系陈锦贤雇请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据以主张林某与陈锦贤之间是雇佣关系的证据无法直接认定林某系陈锦贤所雇请这一事实，而陈某3、陈某1出庭时的证言与陈某2在安溪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有关做和尚法事与哭灵工作的联系上比较一致，其中，陈某3的证言可直接明确哭灵乐队是其委托陈锦贤联系的，结合原告的证人邹某有关哭灵乐队的款项分配、被告的证人陈某1的哭灵工资的支付情况，证人邹某有关和尚法事与哭灵是不同种类的工作的证言，本院认为，被告�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在证明力上优于原告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原告提出“林某载音响并在做法事的现场安装音响，然后单车返回是履行职务行为，是在陈锦贤的指示范围内从事事务活动，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应认定双方之间建立了雇佣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从本案林某的行为角度分析，即使林某受雇于陈锦贤，按陈锦贤的指示安装音响，其在安装完成后返回的时候单方发生交通事故，安溪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也认定林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林某具备驾驶资质，所驾驶的摩托车经鉴定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故林某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对与交通安全有关的事项其应尽到驾驶人的注意义务，林某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也并非工作地点，交通事故也是在林某完成安装工作后发生的，�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致死的原因也非雇佣活动中的生产安全问题，与履行雇佣职务行为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不宜认定其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且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此情形下，若认定雇主应对雇员的该机动车交通事故承担雇主责任，则会过分加重雇主的责任。因此，即使林某受雇于陈锦贤，按陈锦贤的指示安装音响，其在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致死也不宜由陈锦贤承担雇主责任。故，原告提出林某受雇于林锦贤，林锦贤应赔偿原告由于林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林瑞云、童清香、邹水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622元，减半收取计3811元，由林瑞云、童清香、邹水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国标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郑宝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