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三终字第12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春雨，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君祥，系抚顺市内燃机配件厂退休工人。
上诉人陆春雨因与被上诉人郑君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初字第2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陆春雨及被上诉人郑君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君祥在原审时诉称：2009年2月，陆春雨对我说，她是大连开发区乾豪房地产公司售房员，能买到每平方米3000元、6楼到顶3层60平方米花园口的房子，可以帮助我购买。陆春雨给我留下两个售楼电话，并告诉我必须预交5万元定金。2009年4月，我取4.4万元买房钱打售楼电话给陆春雨，陆春雨说把钱先交给其母亲任连娣，于是我把4.4万元交给了陆春雨母亲。之后，我又向陆春雨帐户打入买房钱13.2万元。截至目前，陆春雨未为我买房，亦未将17.6万元返还给我。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陆春雨返还购房款17.6万元。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2月，郑君祥委托陆春雨在大连买房。2009年11月11日，郑君祥向陆春雨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储蓄中卡存入购房款13.2万元。2010年1月25日，陆春雨将购房款13.2万元支付给案外人任连娣。截至目前，陆春雨未为郑君祥购得房屋，亦未将购房款返还郑君祥。
另查，郑君祥于2014年3月7日向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控告陆春雨诈骗其17.6万元。2014年9月3日，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
再查，因上述13.2万元款项未受返还，郑君祥于2015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及大连市公安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黄海西路派出所询问笔录可以表明，郑君祥、陆春雨之间委托合同关系属实，双方间因委托买房而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陆春雨收到购房款后，理应为郑君祥购买房屋，现陆春雨未履行该义务，亦未返还购房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郑君祥主张向陆春雨共计支付17.6万元，其中4.4万元郑君祥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且陆春雨不予认可，本院不予支持。陆春雨应向郑君祥返还13.2万元。对于陆春雨主张的郑君祥与案外人任连娣系事实婚姻关系，二人属于经济共同体，陆春雨将购房款返还与案外人任连娣亦就是返还给郑君祥的抗辩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为郑君祥与陆春雨，郑君祥与案外人任连娣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问题可以另行提起其他诉讼，故陆春雨的该项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陆春雨认为郑君祥的主张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意见，因案涉委托关系并未约定期限，故对此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陆春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君祥购房款13.2万元；二、驳回原告郑君祥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0元，由原告郑君祥负担477.5元，被告陆春雨负担1432.5元。
上述判决宣判后，陆春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郑君祥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非委托关系。原审仅凭一张汇款单即认定委托关系成立，而未查明委托的内容是什么；即使委托关系成立，有证据证明双方的关系比较特殊，上诉人的母亲任连娣与郑君祥曾经共同生活，包括汇款当时，任连娣与郑君祥当时系经济共同体，向上诉人汇款应系任连娣与郑君祥共同所有，任连娣也承认收到这笔款项，向任连娣付款应视为上诉人返款义务完成，即使郑君祥起诉，其也只能享有所诉款项一半的权利，另一半应属任连娣所有。2、郑君祥起诉主体错误，其应起诉任连娣，而非上诉人。3、上诉人将款项汇给任连娣后，郑君祥与任连娣购买了住房用于自住，郑君祥也当庭自认给任连娣购房款。上诉人在本案中系受害者，不应将郑君祥与任连娣之间的纠葛让上诉人承担责任。4、郑君祥对上诉人提出的返款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郑君祥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委托是成立的。2009年11月11日我给付上诉人房款132000元；2010年我问上诉人买房的事情，上诉人称楼还没建成；2011年因为开发商的问题楼没有买成；2012年8月，我参加上诉人在抚顺的结婚答谢宴，上诉人主动告诉我房子已经买完了，因为匆忙没带产权证来；2013年春天，上诉人开始不接我电话，所以我于2013年5、6月份左右，到大连市公安局信访处举报上诉人，还到了省公安厅告上诉人；2014年3月份，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滨派出所受理了我的案件，后又于2014年7月将案件转给黄海派出所处理。之后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在2015年起诉上诉人，诉讼时效没有超过。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补充查明：案外人任连娣与陆春雨系母女关系。陆春雨在原审时向法院提交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我和任连娣九六年认识，以夫妻生活在一起，和我一起经营电机厂至今，在电机厂有结果之后，按照分配比例35%分配给现在的任连娣。特立此据。”落款人名字有“郑君祥”和“任连娣”，名字上均加按手印，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9日15点。郑君祥否认该“协议书”上“郑君祥”三字及手印为其签署和按压形成。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郑君祥将案涉款项132000元汇入陆春雨账户的目的是委托陆春雨交付其拟在大连购买房屋的房款，郑君祥和陆春雨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上述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且委托事务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陆春雨在收取郑君祥购房款项132000元后，未将该款项用于购买房屋，也未将该款项返还郑君祥，系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郑君祥要求陆春雨返还购房款13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郑君祥所主张的其余4.4万元购房款，原审因其证据不足而未予支持，郑君祥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提起上诉，本院不予考虑。
陆春雨在原审时向法院提交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9日15点、落款人为“郑君祥”和“任连娣”的“协议书”，以证明郑君祥与任连娣之间曾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涉款项132000元为郑君祥和任连娣经营电机厂共同收入所得，故陆春雨将案涉款项132000元汇给任连娣没有过错。对于陆春雨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理由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1994年2月1日之后，男女双方即使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不受法律保障，按同居关系处理。故即使郑君祥与任连娣曾以夫妻名义生活，但因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在没有证据证实案涉132000元为郑君祥与任连娣共同所有的情况下，郑君祥依据打款凭证主张其为权利人并向收款人陆春雨主张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任连娣在原审庭审中曾出庭作证，称已将案涉款项返还郑君祥（但无证据证明款项已返还），并未主张案涉132000元为其和郑君祥共同所有，如其确如陆春雨所主张的与郑君祥存在共同经营电机厂等其他法律关系，其可据上述“协议书”另行主张权利，在本案中，任连娣并非当事人，本院无法将其与郑君祥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郑君祥与陆春雨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一并处理；3、陆春雨已于2010年1月25日将案涉款项132000元支付给任连娣，而该“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9日15点，且“协议书”的内容也未体现与案涉款项的关联性，故陆春雨以该“协议书”作为其承担本案违约责任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对陆春雨所提出的对上述“协议书”中“郑君祥”的签字及手印进行鉴定的申请，因与本案的实体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另，陆春雨未能举证证明任连娣将案涉132000元款项用于购买其和郑君祥共同所有或由郑君祥所有的房屋，故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陆春雨关于郑君祥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因案涉委托合同并未约定处理委托事务的期限，且无据证明郑君祥知晓或应当知晓其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应以郑君祥自述的2013年春天上诉人开始不接其电话时，视为郑君祥应当知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起算。2014年9月3日，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针对其对陆春雨的控告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诉讼时效从郑君祥知晓公安部门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时重新起算，故郑君祥于2015年5月27日对陆春雨提起本案的民事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陆春雨针对本案诉讼时效所提出的抗辩，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33元，由上诉人陆春雨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薛 辉
审 判 员 陈姝丽
代理审判员 任 娲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郭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