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立学，住湖南省耒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培标，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增城名都休闲会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经营者：胡建共。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平，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立学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名都休闲会所（以下简称名都会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1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立学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名都会所的起诉。2.本案的诉讼费由名都会所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一、名都会所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1.根据合同具有相对性，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可看出，与周立学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名都健身俱乐部”，但“名都健身俱乐部”未进行工商登记，因此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在合同上签字的胡建共、林某、邓某。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由于上述三个自然人称是“名都健身俱乐部”的实际经营者，因此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作为股东成员签字确认。2.原审判决认定“名都健身俱乐部”是名都会所的下属设立机构有误。（1）在《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签订时，上述三自然人不仅签字按手印还加盖“名都健身俱乐部”的印章。周立学清楚私刻印章是违法的，但对方敢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就有理由相信“名都健身俱乐部”是一个独立法人，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现在“名都健身俱乐部”被证实未进行工商登记，那么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由三自然人享有并承担。因此，如周立学如果因为《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的问题需要起诉合同向相对方，也只能起诉上述三自然人。不能因为其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体的经营者，就把此个体企业一并作为被告。因此，上述三个自然人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2）原审判决以周立学另行承租名都会所的某一商铺且合并缴纳水电费就推断“名都健身俱乐部”是名都会所的下属设立机构的认定也有误。首先，周立学承租名都会所商铺所签订的《名都休闲会所商铺租赁合同》与《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是两份独立合同，双方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由于名都会所在签订《名都休闲会所商铺租赁合同》时使用名都会所的真实公章，让周立学更确信“名都健身俱乐部”和名都会所是不同的独立法人。其次，周立学在上述两份合同中分别承租的租赁物都在同一物业内，因此，物业管理方即广州市欣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收取水电费时必定要求同一使用者就其所使用的全部水电费合并缴纳，否则无疑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因此原审判决的认定明显违背事实。
二、即使合同相对方（上述三个自然人即胡建共、林某、邓某）违约在先，周立学在2015年11月份已提出解除合同，并立即退回租赁物给对方。因此，名都会所仍要求周立学支付之后的承包费和租金没有事实根据。1、在签订合同后，上述三个自然人不仅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提供会所相关合法证明的合同义务，还不顾合同约定安排邓某监管周立学的经营管理。综合其他情况后，周立学于2015年11月份即向胡建共、林某、邓某提出解除合同，并在对方安排的人员邓某的见证下将租赁物交回。据《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邓某是作为名都健身会所的股东成员，其代表签字一方的利益，其被安排监管周立学的经营管理也是上述三自然人的意思，因此周立学将租赁物交还一人是合理的。另外，邓某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其与周立学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其基于事实出具给周立学的《情况说明》更具有说服力。且在庭审中，名都会所及原审法院亦未要求邓某出庭作证，因此不该将该证据证明力的有关责任归咎于周立学。2、周立学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由于名都会所向周立学寄发律师信后的书面回应，仅为重申解除合同的意愿。且结合周立学提供的其他证据，足以证实周立学在此前已结束经营，并对此向上述三自然人提出解除合同，并最终于2015年11月份交还租赁物。因此，周立学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名都会所的起诉。
名都会所答辩称：1.关于本案诉讼主体，我方认为名都会所是适格诉讼主体。1）本案涉及健身俱乐部是名都会所经营项目之一，对此我方原审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并经原审法院审查。2）结合合同的签订，涉案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的乙方注明是被周立学，签名页乙方处是名都会所的经营者胡建共。那本案名都会所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胡建共。根据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个体工商户主体的规定，是以营业执照登记的字号作为当事人。3）结合本案的合同履行过程，本案除了俱乐部经营场地的合同签订，双方还另外签订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签订主体也是本案名都会所，而该合同办公场所作为俱乐部配套场所签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周立学拖欠租金、管理费用，2015年12月名都会所向周立学出具催费通知，该通知出具主体也是名都会所。4）周立学所提到的邓某也是签订主体，邓某在2014年4月出具了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上面说到是就关于委托管理合同而出具说明，邓某在2014年4月知道本案诉讼事宜，邓某本人至今没有就本案权利提出主张，可见邓某并非本案权利主体，也没有说到邓某参与本案经营。5）退一步说，如果真的如周立学说名都会所是三人合作，那也只是三个人的内部合作关系，可以另案处理，且林某、邓某也没有主张。2.合同解除时间问题。周立学说2015年11月已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周立学主张邓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这是证人证言，但邓某没有出庭作证。根据该情况说明内容与周立学陈述是矛盾的。其中周立学在2016年3月出具过解除合同通知书，这份解除合同通知书明确了解除原因是因为其本人财务和市场行情情况故要求解除。合同上说“本人拟”即希望解除合同的意思，如果如周立学主张说已解除的话，就不会用“拟”这个字。解除通知书最后也是说收到函件之日起解除并要求进行交接。一份是周立学提供的解除通知书，另外一份是邓某提供的情况说明，那么这两份证据明显是矛盾的。即使如周立学说的在2016年3月份解除，也只是周立学单方提出解除，并没有得到我方的认可。如果真的在该期间解除的话，周立学的单方解除也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单方解除的相关违约责任。
名都会所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立学向名都会所支付自2015年10月份起拖欠的管理费、租金和水电费280622.4元（暂计算至2016年4月30日）；2、周立学向名都会所支付滞纳金10000元（按照日千分之三暂计至起诉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周立学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名都会所以名都休闲会所（名都健身房）名义与周立学以广州市希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一份，合同以周立学为甲方、名都会所为乙方，内容主要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对健身会所进行管理（地址为盛世名门名都休闲会所），甲方须支付2万元作为管理费用，该费用按月支付，支付时间为次月月底；甲方负责乙方会所场地房租、水电以及员工工资等会所相关费用；乙方不得参与甲方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合同到期后甲方支付合同期内房租、水电及员工工资并归还场地及场地内的所有设备设施；管理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甲方应按时发放薪资、管理费等相关费用，若迟延发放，甲方需每天增加支付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三作为滞纳金；并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同时名都会所与周立学签订《名都休闲会所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名都会所将其位于新都盛世名门小区名都休闲会所的三路2号铺位，在名都会所经营会所期间内租给周立学使用，租用时间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租金为每月800元，水电标准按3.95元/立方、1.25元/度计算收取。现名都会所以周立学未按约支付管理费、租金和缴交水电费用为由，遂诉至原审法院成讼。
又查，名都会所系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胡建共,经营范围包括健身服务，领取健身室卫生许可证。
庭审中，双方确认租赁期间健身房场地租金为每月2.3万元，该租金及管理费用支付至2015年10月份，另行租赁的商铺租金支付至2015年9月份，水电费仅缴纳至2015年9月份。周立学抗辩名都会所是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因其签署合同使用的印章为名都健身俱乐部，为未经工商登记的虚假公章，而胡建共、林某和邓某签名其中，所以应以上述三人为合同相对方；且在合同履行当中对方存在欺诈和违约行为，该合同依法为可撤销合同，周立学已于2015年11月8日提出撤销合同并返还经营场所，所以其后的相关费用不应由周立学承担；并承认周立学与合同甲方的广州市希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且该公司亦未予盖章，周立学为租赁场地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对此，名都会所则主张合同的实际履行双方是原周立学，名都健身俱乐部虽然未进行工商登记，但为名都会所的下属机构，名都会所有权处分合同权利，且从合同记载的乙方名称以及同时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来看，均是以名都会所作为出租方，而合同中签名的胡建共是名都会所的经营者，林某和邓某并非名都会所的股东或实际经营者，只是名都会所下属健身俱乐部的管理参与者，其无权处分健身俱乐部的租赁，亦无权代表名都会所进行签署合同，当时只是为便于日后交接管理而一并签名当中；至于邓某参与周立学管理经营事务，亦从中反映周立学与邓某存在利益关系，所以邓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力，周立学所主张于2015年11月8日已提出撤销合同并退还租赁场地，无事实根据。并明确其诉请的滞纳金是以未付全部费用为基数按日3‰自2015年11月2日起暂计至起诉日，并另计至实际付清款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名都会所提交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卫生许可证等证据材料，显示广州市增城名都休闲会所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包括健身服务并领取有健身室卫生许可证，其于会所内设立健身室提供服务与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所以名都会所述称名都健身俱乐部为其下属设立机构，能与事实相符。又虽然该健身俱乐部未另行工商登记，但不影响其存在与实际经营，名都会所的经营者胡建共有权对其内部设立的单位进行处分。亦依照名都会所提供的委托管理合同，双方以广州市希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名都休闲会所（名都健身房）名义作为合同相对方，胡建共作为乙方签名其中，周立学亦承认与广州市希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无关联，合同的实质履行者为周立学本人；且结合原周立学亦同时签订《名都休闲会所商铺租赁合同》对名都会所的商铺一并承租使用，并存在两租赁物水电费合并缴纳的情况。至于林某和邓某以股东成员身份共同签名其中，但并无证据显示该三人存有共同设立经营或实际上的合伙关系，即林某和邓某存在处分权为无据可循；而名都会所述称两人仅是当时管理负责人，为便于管理而签署其中，况且至今该两人均未向周立学提出过任何的权利主张。于此，周立学抗辩名都会所为不适格主体，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即涉案《名都健身会所委托管理合同》的相对方为名都会所、周立学，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该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理应恪守履行。
对于周立学抗辩因名都会所提供了未经工商登记的虚假印章进行合同签署而存在欺诈，依法为可撤销合同的意见。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某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虽然名都会所提供的名都健身俱乐部未经工商登记，但周立学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此而遭受损失，且亦未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等情形，所以周立学以此主张为可撤销合同，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周立学辩称邓某实际参与了租赁后的健身房管理，亦是构成违约的情况；而周立学作为健身房的承租人，却自委托管理合同签订至今对此情况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更允许邓某代表健身房参与对外交接和收费核准等重要事务，可见周立学对邓某的参与是寄予信任而非排斥，故其以此作为违约抗辩明显与事实不符。为此，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对于周立学主张其已于2015年11月8日交还租赁场地，故其后费用均与其无关的意见。对此，名都会所则不予认可，认为周立学是经营亏损而停业，并非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合同并进行了场地交接。根据周立学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当中明确表示自2015年11月8日起因市场行情变化而致其后一直处于息业状态，拟解除委托管理合同，其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14日，并以邮寄方式向名都会所作出通知；可见周立学主张2015年11月8日交还租赁场地与其自书陈述情况矛盾。至于周立学提供邓某签署的情况说明以及照片，以证明其已于2015年11月交还场地钥匙；但鉴于该出具人并未到庭确认，该说明记载的情况亦与周立学自述的事实存异，欠缺相应的证明效力。所以周立学主张2015年11月8日交还租赁场地的事实，欠缺充分理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即名都会所诉请的租金及管理费、水电费计算至2016年3月份，与周立学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间相符，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周立学主张签署委托管理合同后交付合同押金2万元，并以收据为凭；而名都会所述称当时未实际收取该押金2万元，是因当时需向周立学转交健身房的相关课时费用而互为冲抵，故不存在押金收取。对此，根据名都会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存在“于2015年10月17日收取周立学名都健身会所承包经营押金2万元”的收据，该收据明确记载收取的费用为押金，该收据具备证明效力，且若进行相抵而未实际收取的情况下，按常理应同时记载相应说明或另行作出书面约定，但名都会所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周立学主张已缴纳押金2万元，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至于名都会所提交的会所水电费通知单，上盖物业管理单位印章，且从周立学于2015年9月份第一次向名都会所缴交的水电费金额能与该通知单记载的金额相符，周立学亦承认水电费为按名都会所提供的收费通知单再核对后进行缴交，所以在周立学未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该通知单费用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又鉴于周立学在名都会所内同时承租了健身房场地和位于三楼的商铺进行使用，且存在使用关联，名都会所一并主张所拖欠的相关费用，为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并无不妥。现双方一致确认周立学对健身场地租金及管理费用付至2015年10月份、商铺租金以及水电费用付至2015年9月份，原审法院予以认可。
综上，名都会所诉请由周立学支付健身房以及商铺自2015年10月份起至2016年3月份的水电费合共17822.4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自2015年10月份起计算健身房场地租金、管理费欠妥，应自2015年11月份起计算为宜，即健身房场地租金、管理费自2015年11月份起至2016年3月份合共为（租金23000元+20000元）×5个月=215000元，商铺场地租金自2015年10月份至2016年3月份为800元×6月份=4800元；上述费用合计为237622.4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亦鉴于周立学已付押金20000元，在支付上述费用时应予扣减，即周立学仍需向名都会所支付217622.4元。亦由于周立学至今仍拖欠上述费用未付，依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鉴于名都会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故其请求按未付费用为基数按日3‰计算确为偏高，而周立学对滞纳金的计算基数无异议，但认为滞纳金按日3‰计算偏高，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起算时间应按合同约定的次月即自2015年12月30日起计算的请求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周立学抗辩因商铺租赁合同中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主张免除滞纳金的计算，但鉴于该违约金以银行同期利率计算，为法定孳息的损失，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周立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名都会所支付217622.4元及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2月30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名都会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0元（名都会所已预缴），由周立学负担1846元，名都会所负担534元。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因此，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关于周立学上诉提出名都会所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问题，本院经查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两份涉案合同、名都会所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胡建共以及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等情况可知，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名都会所与周立学，即名都会所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周立学在一审时已提出此争议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查实与认定，说理充分，本院予以认同与确认。周立学二审以同样事由再次提出异议，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周立学上诉提出已于2015年11月解除涉案合同、不应支付之后的相关费用的问题，本院经查认为，根据周立学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记载的内容以及名都会所代替周立学缴纳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的水电费等证据证实，双方并未于2015年11月协商解除涉案合同，而且周立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已于2015年11月解除涉案合同并交回涉案租赁物，名都会所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周立学上述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名都会所的诉请并判令周立学支付相关费用217622.4元及违约金，有事实根据与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周立学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2元，由上诉人周立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楚文萃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