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03民初2264号
原告：祁国兴，男，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航、徐雯，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科盛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九一丘。
法定代表人：高月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五荣，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孝龙，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祁国兴诉被告浙江科盛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3月10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7月1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祁国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航、徐雯，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五荣、骆孝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暂定）。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对虾养殖户，2016年初，原告了解到宁波正大虾场供应的正大虾苗品种、质量好，产量基本可以达到每亩地六、七百斤，效益可观，故在上虞九一丘承包了90亩地共计16只虾塘，计划养殖正宗正大对虾。当时，宁波正大虾场供应的正大虾苗市场价格为每万尾420元，期间，被告业务员王龙江在向原告兜售饲料的过程中，介绍了其公司正在对外销售虾苗，其中包括正宗正大虾苗，另有品质较好的鸿大虾苗，正大虾苗价格为每万尾400元，鸿大虾苗为每万尾360元。原告考虑到被告为知名的饲料生产企业，虾苗价格相对比较优惠，且方便饲料供应，便决定向被告购买虾苗。2016年3月2日，原告将其中4万元的正大虾苗款汇给被告交款通知中指定的林彩红账户。2016年4月9日，原告又向章吉明账户汇入17,000元，向其回购了其向被告业务员沈家浩购买的正大虾苗。2016年被告分四批向原告发送了共计125万尾正大虾苗和28万尾鸿大虾苗（均包括赠送的虾苗）。虾苗发送完后，被告根据发货数量退还了原告400元。至此，原告共计向被告购买56,600元虾苗。同时，原告陆续投入40多万元（包括租塘费、饲料款、电费、药费、化肥费、人工费等）用于对虾养殖。但虾苗入塘后大约40天开始，原告及其余数百家虾家，均发现被告所供虾苗出现异常情况，开始不吃饲料，并逐步死亡。至收成时，虾塘中仅剩零星成熟对虾，包括原告在内的大批虾农均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期间，虾农们多次与被告交涉，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推诿，拒绝承担作为虾苗供应商应当承担的责任。为此，虾农们只得求助于政府部门，柯桥区人民政府组成专门调查组展开调查，同时要求我们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利用其当地饲料行业龙头企业的身份，以价格优惠和饲料供应为诱惑，谎称可以供应与宁波正大虾苗场销售的同样虾苗，骗取原告等大批虾农的信任，销售劣质虾苗，造成数百虾家巨额经济损失，事发后又以种种手段逃避法律责任，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信赖利益，违背了公平及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更严重丧失了一个企业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良知。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一、双方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应当成为本案当事人，被告在本案中仅是虾苗信息的提供者，不应承担因虾苗问题产生的任何责任。1、被告系饲料生产企业，没有虾苗生产经营资质，事实上也不从事虾苗生产经营活动。被告为了解决近两年来客户养虾难的问题，才向部分客户提供虾苗信息。当被告了解到杭州姚氏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氏公司”）近几年对虾苗养殖较好，在征求其同意后将其养殖苗种信息提供给了客户。在客户购买虾苗前，为了慎重起见，客户代表与姚氏公司人员一起到海南，对供苗的苗场实地考察，由客户代表自行决定是否购买。2、姚氏公司与客户之间成立买卖关系，具体条件和程序均由双方自行洽谈，被告从未参与，也无权干涉。姚氏公司反映客户在最后阶段还有是否购买的选择权，可提取样苗进行试养，试养不成功的，可以全额退款，试养成功与否全由农户自己说了算，农户完全有权作第二次选择。3、关于《通知》的性质。2015年12月28日被告所发《通知》，实际上是被告提供虾苗信息服务的延伸，其目的是确保姚氏公司和广大农户的利益，其实质是一个监管帐户，《通知》中所述的帐户其实际控制权为姚氏公司。该《通知》的发放是因为部分农户的要求，因与姚氏公司姚国民不熟悉，为避免以后资金上产生纠纷，希望被告作为中间人进行监管该笔资金，可见《通知》不是购销合同的组成部分。4、被告没有向原告出售过虾苗。被告在介绍虾苗信息过程中，并未得到经济上的好处，纯粹是为了服务虾农。原告涉案虾苗款是支付给姚氏公司的，虾苗也是姚氏公司提供给原告的。二、原告诉称存在虾苗死亡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首先，虾苗是否存在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及死亡数量不明确。其次，原告诉称的死亡虾苗是否有来源于姚氏公司的“正大虾苗”、“鸿大虾苗”存在异议。据被告了解，有部分虾苗系从其他经销商购买。最后，退一步讲，即使虾苗全部死亡，其损失应为虾苗购买款，虾塘开挖费用、虾塘租赁费用等并非必然损失。三、原告诉称“正大虾苗”、“鸿大虾苗”死亡，其死亡与虾苗质量问题缺乏关联性。首先，被告自己的全资子公司也向姚氏公司购买“正大虾苗”2,000万余尾、“鸿大虾苗”400万余尾进行养殖，养殖成活率在去年行情来看算是较好的。同时被告也向其他养殖户进行了调查，虽然近年来各类虾苗整体养殖情况大多不好，但也有部分养殖涉案虾苗情况较好。其次，虾农曾共同派代表前往海南和杭州考察虾苗并对虾苗作了试验养殖，且收苗时均是活苗，投放后一个月内并未出现较大数量的非正常死亡，如虾苗质量存在问题的话，则在投放后半个月内必然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因此，虾苗在投放一段时期后出现的死亡与虾苗质量问题缺乏关联性。最后，涉案虾苗后期死亡系其他原因导致。主要是环境（水质、空气质量）、气候（气温、气压、温差气压突变）、养殖技术（投放密度、管理技术）等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通知（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被告之间存在购销关系，内容为被告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养殖户注明2016年的虾苗款统一汇入被告指定帐户，通知是用于张贴的，系手机拍摄的事实。
2、调查取证申请一份，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依法向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向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证据各一组，原告用以证明案涉虾苗购销关系的合同相对人系被告，虾苗的推荐、价格的协商、款项的支付、虾苗的交付均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或姚国民的陈述目前无法证明最后供应给虾农的是否是正宗的从泰国百万欣水产公司进的虾苗，被告提供的虾苗并非正宗的正大虾苗；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可以固定虾农的损失情况的事实。对此，原告质证认为对由相关部门形成的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3、视频光盘一份（2016年8月2日“1818黄金眼”节目播出，拍摄地点为原告承租的虾塘所在地），用以证明2016年8月1日，视频就相应虾苗的打捞情况进行录制，系虾苗养殖的真实情况的事实。
4、分户明细对账单一份、结婚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将涉案的款项汇入被告指定的帐户，汇款人为原告妻子，其中4万元汇入被告指定林彩红的帐户，17,000元汇入了章吉明的帐户，章吉明向被告的业务员沈家浩购买了虾苗，原告让章吉明将其中的17,000元虾苗让给原告，章吉明已将17,000元支付给沈家浩，直接抵冲了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虾苗款的事实。
5、送货凭据二份（其中一份为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正大虾苗70万尾、45万尾，系部分送货凭证，原告实际支付57,000元，收到125万尾正大虾苗，28万尾鸿大虾苗，已包括赠送的事实。
6、虾塘租赁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租赁了90亩虾塘，已支付85,000元租费用的事实。
7、送货单九份、电费明细（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为饲养虾苗支出药剂、化肥、电费等相应费用的事实。
8、水利水电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绍兴市柯桥区水利水电局就涉案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原告曾向相关部门申请就质量问题进行检测，但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进一步说明本案原告在事件发生后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保存证据，由于客观原因导致无法达到相应结果的事实。
9、市场监督管理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用以证明涉案虾苗所使用的包装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应规定，冒用了正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客观上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
10、询问笔录及相应身份证复印件七份（被询问人均系涉案事件中涉及的虾农），用以证明养殖虾苗的投入成本及涉案虾苗最终养殖情况的事实。
11、申请上述询问笔录中涉及的七名被询问人出庭作证，其中证人俞某、陈某到庭，用以证明养殖对虾应投入的相应成本及涉案虾苗投入后得到的收益，进一步主张损失情况。对此，原告质证认为，两名证人的陈述与原告遭遇的事实基本一致，损失的基本框架是清楚的，收成是明确的，因为虾苗的质量问题导致养殖过程中虾陆续死亡，最终收成甚微；两名证人陈述虾苗的买卖过程中均说到，是通过沈佳浩购买，沈佳浩的身份需要进一步查明，原告了解到包括沈佳浩、丁锦海在瑞丰银行62×××64帐户都有大量资金进出。
12、调查取证申请一份，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依法向绍兴市柯桥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屠林军作询问笔录一份，原告用以证明屠林军系水利局组织调查的工作组成员之一，其参与了当时虾农投诉后走访及论证分析的过程，证明虾苗的质量及虾农的损失情况。对此，原告质证认为，询问笔录陈述的内容基本可以解决本案争议的问题，给法庭认定相关事实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对《通知》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从通知本身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被告不是虾苗的供应商，仅是介绍人，如果生意是公司自己做的，应当将款项打入公司帐户，汇完款还要告诉公司财务，不符合常理，同时《通知》的发放范围非常有限，是对核心客户提供服务的延伸，通知的原件不只一份，直接发放给经销商及特别大的客户，原告并无原件。证据2，对从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证据中姚国民2016年9月23日的笔录、裘家灵情况说明、吴国才的笔录、胡凤琴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证据材料中可以看出被告仅是向使用被告饲料的养殖户推荐了姚氏公司的虾苗，在养殖户购买虾苗前，曾有代表与姚氏公司相关人员一起前往海南进行考察，通知中指定的银行卡均由姚氏公司直接支配；对其中吴毓旺的笔录、海南丰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证明书》、陈洪、王宏、陈培、林前的笔录、协议书、虾苗袋发货单的证据形式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部分证据记载的内容存在异议，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故对证据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同；对其中《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声明》的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姚氏公司销售给养殖户的虾苗是从海南启俊实业有限公司购入的；对其中李瑞芳对两份送货欠款凭证的情况说明无异议，从其笔录及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出其明确是通过丁锦海向姚氏公司购买的虾苗。对从滨海工业区管委会取得证据中信访清单、送货欠款凭据的三性无异议，送货凭据系姚氏公司在出售虾苗时直接出具给养殖户的；对其中吴国才出具的《事情经过》、《备忘录》、《关于科盛公司下发“通知”情况说明》、《情况汇报》、卜峰水产（东方）有限公司与陈少年的协议书的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系姚氏公司销售给养殖户的虾苗是从海南启俊实业有限公司购入；对其中鸿大陈总微信聊天记录、卜峰水产（东方）有限公司的出货单、正大虾苗包装箱和照片真实性没有异议，聊天内容与其他材料有矛盾，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中沈泽华、祁国兴、陆志勇的笔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中高月祥、裘家灵、姚国民、周观标、林彩莉、王议贤的笔录三性无异议，证明涉案虾苗是由姚氏公司销售给养殖户的，被告仅是向养殖户介绍推荐姚氏公司的虾苗；对其中林彩红的笔录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其确实曾同意作为姚氏公司临时的出纳开卡，后期因为要前往萧山实地工作，所以没有实际前往，其将银行卡交给姚氏公司自己掌管。证据3，视频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新闻内容是根据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作了相关记录，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4，对结婚证没有异议，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其中一份受户为陈建强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受户不是本案原告，且结合工商调查材料可以看出，并非被告出具，而是姚氏公司出具给上面签署的陈建强、王龙江的；另一份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复印件上记载的受户系章吉明，收货人系沈家浩。对证据6、7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是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往来，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电费单也没有电力部门的盖章。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答复意见书可以证明虾养殖过程中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该意见书明确涉案的虾苗是因为时间久远导致无法进行检测，原因系原告未及时送检，通过该意见书不能证明属于虾苗的质量问题而导致养殖失败。对证据9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信访答复内容有异议，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并非涉案行政案件的查处单位，没有立案查处，直接定下涉嫌商标侵权的结论，其认定的内容程序违法。根据该内容，被告至今没有看到该信访答复中杭州大江东市场监管局与海南工商局就涉案虾苗作出立案查处的结论。对信访答复意见中关于姚氏公司从海南文昌购入虾苗的事实没有异议。该答复意见可以看出其调查的事实与被告在虾苗的信息推介过程中推介的信息完全一致，被告作推介过程中没有过错。对证据10，除了两个证人证言，另外五份询问笔录形式不符合规定，属于证人证言范畴，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同时也不能证明涉案的虾苗质量存在问题。该五份笔录与本案原、被告争议的虾苗缺乏关联性，不能必然推出涉案的虾苗存在质量问题；两个证人的询问笔录，不能推导出虾苗存在质量问题。对两个证人证言，从陈述中可以看出涉案的虾苗购买与平时的饲料经销途径一致，均是通过经销商购买，其买卖关系发生在经销商与虾农之间，证人明确，经销商从中赚取利润，被告与原告及其他虾农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证据11，被告系饲料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饲料，对苗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清楚；从被询问人的身份情况看，其系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但没有明确其相关的专业技术职称等内容，他的陈述涉及到专业性事项，包括品系、品牌、苗种等方面，对其权威性有一定质疑，发病成因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应该以调查报告为准，不能以单方主观推测为准；对其提到的宁波正大虾苗养殖不好的情形予以认可。
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3、《浙江省杭州、萧山、绍兴南美白对虾养殖连续多年失势的现状及原因分析》（网页打印件）、绍兴晚报各一份，用以证明近年来对虾养殖户连续几年养殖不好，2016年养殖不好系天气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事实。
14、章建伟询问笔录及附件、徐洪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涉案的虾苗有部分养殖户养殖情况较好的事实。
15、丁锦海询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仅向姚氏公司提供了介绍虾苗的信息，涉案的虾苗是虾农直接从姚氏公司购买的，丁锦海帮助另案原告李瑞芳销售过1,000斤成虾的事实。
16、姚国民、施月美、胡凤琴、林彩红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仅向养殖户提供了姚氏公司虾苗信息，涉案的虾苗由姚氏公司提供给养殖户，林彩红曾经同意给姚氏公司担任临时出纳，后由胡凤琴实际担任出纳工作，两人开设的银行卡实际交给姚氏公司的老板娘施月美掌管的事实。
17、钱国耀、高雪林询问笔录及附件各一份，钱国耀是被告下属子公司的负责人，用以证明被告子公司自行购买涉案虾苗大概2,700万尾左右，养殖情况较好的事实;高雪林是养殖户，用以证明部分养殖户的养殖情况较好的事实。
18、（2017）浙0602民初616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涉案的经销商丁锦海系独立的经营主体，涉案的虾农系与丁锦海发生买卖关系的事实。
19、绍兴市水产行业协会、绍兴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柯桥区水产技术推广站调查报告（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涉案的虾苗虽由被告进行推介，真正的买卖关系是建立在姚氏公司与虾农之间，调查报告还就养殖失败的原因作了相应分析，养殖环境、天气、技术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影响的事实。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3中的绍兴晚报，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内容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因分析》没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撑，只是相关人员个人的分析，对本案讼争的事实没有证明力，且不是原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证据14—17中除了过磅单和笔录系原件，其余系复印件，原告依法不予质证。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性质，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询问笔录依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如果法庭认为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发表预备质证意见如下：章建伟养殖对虾的时间是3月，目前发生问题的对虾是4月20日之后养殖的，3月养殖的大部分是好的；徐洪与被告有土地资产的交易关系，钱国耀是被告下属公司的人员，高雪林与姚氏公司有关，笔录中的养殖水面、面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受损的虾农涉及300多户，有关系的虾农养殖户的虾苗是好的，其他的虾苗出现了问题，原告就对虾苗的来源产生疑问，这些虾农的证言不足以印证本案的相关事实。姚国民与被告之间有委托关系、购销关系等利害关系，施月美是姚国民的妻子，胡凤琴在公安作了笔录、涉及林彩红开卡及卡的使用情况应当以法院调取的相关材料为准；被告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作为抗辩的理由。对证据1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是案件当事人之间就饲料款项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本案没有可比性。证据19，报告是9月出具的，原告代理人在年底时参加过调查组的讨论，调查报告最后记载关于正大虾苗资质情况和虾苗的来源要进一步调查，被告与姚氏公司是否存在合作经营、营利分成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查，当时虾苗的来龙去脉水利部门是不清楚的，该部门介入主要是对虾苗的养殖情况及发病的原因进行介入，当时查实虾苗来源主要职能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中陈述的虾苗的养殖情况是客观的，但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
针对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经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虽系被告出具，但并非直接出具给原告，原告也并未持有原件，原告以何种方式、何时获取该份复印件并无证据进一步证实，故对其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系本院依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调取，对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系原告对自己养殖情况的单方陈述，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4、5中，分户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因有银行盖章，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妻子向章吉明的付款17,000元及“受户姓名”为章吉明的送货凭据，原告没有证据进一步证明章吉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分户明细对账单可以证明原告妻子于2016年3月2日向户名为林彩红的银行账户付款4万元的事实；其中2016年4月30日的送货凭据，从证据看“受户姓名”记载为“陈建强”，从常理看该证据应当属于陈建强从买受人处购买货物的凭证。证据6、7，协议与送货单形成于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电费明细系打印件，在被告否认、原告也无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证据8、9来源于相关职能部门，本院对其本身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证据8区水利水电局的信访答复并未对虾苗本身的质量作进一步认定，证据9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信访答复也仅是答复海南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市场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相关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并无明确的结论，不足以作为进一步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0、11，其他案外养殖户的养殖情况，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对其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定。证据12，系本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本院对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3，来源于网络及报纸等媒体，系对南美白对虾养殖业的报道，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14、17，系案外养殖户的养殖情况，与本案无关。证据15，系案外人丁锦海的笔录，与本案无关。证据16中姚国民、胡凤琴、林彩红的笔录可以与本院调取自滨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据中的笔录相互印证，而其中施月美的笔录也可以与前述三人的笔录相互印证，本院亦予以确认。证据18，系案外人之间的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并不涉及到被告的待证事实，故与本案无关。证据19，系相关职能部门依职权作出的调查报告，对本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不足以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综上，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虾苗买卖合同关系，认为其从被告处购得的价值56,600元的“正大”、“鸿大”品牌虾苗，其中“正大”品牌的虾苗不符合约定品牌，且所有虾苗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故提起诉讼。被告则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虾苗买卖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被告是否讼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存在争议。首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并无直接证明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意。其次，原告提交的证明双方之间买卖合意的主要证据是被告出具的通知一份，但原告在举证时陈述该份通知系张贴拍摄，后又陈述该份通知系通过微信方式获取，其陈述存在矛盾，且并无证据证明通知系由被告发送给原告的事实。再次，讼争款项中有17,000元，原告系交付给案外人章吉明，原告也陈述对应虾苗系从章吉明处回购，即根据原告陈述该17,000元款项对应的买卖关系应当发生于原告与案外人章吉明之间，与本案无关；讼争款项中另4万元，对应的收货凭证仅为2016年4月30日送货凭据，记载金额为26,668元，与4万元不能对应，且从原告提交的收货凭据记载看，“受户姓名”为“陈建强”，该凭证应当属于陈建强从他人处购入虾苗的凭证，同时原告也陈述虾苗直接从姚氏公司的苗场领取，即原告也并无被告交付货物给原告的凭证。最后，结合案外人姚国民、施月美、林彩红、胡凤琴等人的笔录，可以确认通知指定账户收到的款项直接由姚氏公司的姚国民、施月美等人支配，并不受被告掌控的事实。至于林彩红账户收款后的款项去向，不足以证明讼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与本案争议无关，故对于原告要求调取该账户的银行往来记录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讼争买卖合同关系，不足以证明被告出售虾苗给原告的事实，故对于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祁国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缓交），由原告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力佳
人民陪审员 董松根
人民陪审员 俞海青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颖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