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3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松贵，男，1957年11月4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云峰，北京东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迎冬，北京东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三源国际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金岛花园兰苑楼10层F座。
法定代表人：刘国威，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刚，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伯鼎，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廖柏樵，男，1970年2月4日出生，住址北京市昌平区。
上诉人唐松贵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三源国际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源公司）、原审被告廖柏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4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松贵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三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唐松贵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重新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其据以认定的录音证据的形式外观不符合法律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视听资料进行质证，应当出示原物。在一审过程中，三源公司并未出示电话录音的原始载体，其证据来源难以确定，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电话录音应当客观真实完整，不能被剪接剪辑，以免内容被篡改。三源公司未提供录音时长与通话时长一致的证据，而根据唐松贵提供的机打通话记录，三源公司声称的2016年3月7日的录音与唐松贵当日的通话记录的时间并不一致，不能排除三源公司对该录音进行了剪接剪辑，亦不能排除该录音并不是2016年3月7日这次通话所录的事实。在该份录音形式上存在如此多的疑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该份录音作为定案依据系认定事实不清。
二、一审法院认定唐松贵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重新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其据以认定的录音证据的内容缺乏依据。
首先，唐松贵与廖柏樵、刘国威系朋友关系，因生意上的合作产生本案所涉债务纠纷。根据《合作包机租赁押金与损失弥补欠款书》可知，刘国威在2012年协议签订时并不是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三人通过三源公司进行合作付款，不过是考虑到方便国际交易而采用的一种法律形式。实质上，案涉债务系唐松贵、廖柏樵与刘国威之间的个人债务，这一点在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录音证据中也得以体现。唐松贵回答“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就完了”，这里的“他”显然指的是刘国威个人，李某作为三源公司的员工，其向唐松贵主张债务，即便唐松贵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也不应当视为当事人一方向“对方”作出同意履行的承诺。更何况，李某既不是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获得三源公司授权，根本不存在唐松贵对其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问题。
其次，唐松贵回答“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就完了”，不能视为唐松贵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重新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根据一般社会习惯，欠款人碍于情面，一般不会直接对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进行否定，而是会通过委婉的方式加以拒绝，以保全双方情面，根据唐松贵与廖柏樵、刘国威的朋友关系，唐松贵完全有理由不直接否认案涉债务。同时，众所周知，任何对话都应当结合对话背景、语气、前后文进行全面理解，才能合理地了解到对话双方的真实意思。结合一审法院据以定案的录音，唐松贵回答“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就完了”，李某说“美国押金大概什么时候退啊”，唐松贵回答“我也催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在退飞机呢，他们手里也没钱没现金，等着退完飞机给钱”，李某说“要不然您能不能先付我们一部分呀，先付二三十万”，唐松贵说“我手里现在也不富裕，有富裕我早给他了，我从来不爱欠别人钱”，李某“大概什么时候呀”，唐松贵“我再问问吧，我再问问美国人吧，好吧”。综合上述对话内容，唐松贵根本就是在推托敷衍，完全没有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也完全不可能确定何时归还欠款，一审法院仅仅根据其中一句“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就完了”，就认定唐松贵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重新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无视汉语的语言习惯和中国社会交易的规则，违背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最后，李某为取得该段录音，已做了充足准备，录音最后，唐松贵问“你怎么换电话了”，李某回答“用手机给您打的”，也就是说李某在平时根本不用手机联络唐松贵，其仅仅是为了方便录音。通观整个对话，李某完全是诱导式提问，其深知案涉债务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为获得唐松贵的重新承诺，不断进行引导，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破坏市场交易的规则。
三、一审法院仅仅根据一段录音认定唐松贵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重新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规定，亦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初衷。根据相关规定，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根据《合作包机租赁押金与损失弥补欠款书》的约定，双方债务债权关系早就应当于2012年4月1日结清，但三源公司因经营状况良好，在唐松贵未履行义务后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未对唐松贵主张过权利。近年，三源公司业绩下滑，才想到向唐松贵主张早已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而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有赖于交易主体预期的稳定性。三源公司完全依照自身的经营状况来决定是否主张自身权利，对于市场稳定性造成冲击。一审判决客观上纵容了三源公司的这一破坏性行为，必然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唐松贵答复李某称“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就完了”，表明其同意付款是附条件的，即要等到美国退给其押金。因至今没有收到美国退的押金，故唐松贵付款的条件还没有成就。
三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唐松贵的上诉请求。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三源公司提交的录音是双方通话的真实反映，并且应当从通话内容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唐松贵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明确。
廖柏樵述称，对于一审判决关于廖柏樵部分的认定是正确的，没有意见。同意唐松贵的上诉意见。
三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唐松贵、廖柏樵向三源公司支付欠款114.15万元；2.判令唐松贵、廖柏樵向三源公司支付114.15万元欠款的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自2012年4月2日起计算至唐松贵、廖柏樵实际付清之日止；3.唐松贵、廖柏樵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三源公司提交《合作包机租赁押金与损失弥补欠款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
双方对如下证据有异议：
三源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刘国威与唐松贵于2015年11月8日、2016年4月6日的通话录音两份、其工作人员李某与唐松贵于2016年3月7日的通话录音一份，欲证明三源公司一直向唐松贵主张款项，且唐松贵认可欠款事实并同意还款。唐松贵、廖柏樵认可上述三份通话录音的内容，但对刘国威与唐松贵之间两次通话发生的时间提出异议，对李某与唐松贵的通话发生时间认可但对通话时长及关联性提出异议。唐松贵、廖柏樵提交了通话记录单欲证明其上述异议成立。因唐松贵、廖柏樵提交的通话记录单系由运营商打印形成，形式符合交易习惯，三源公司虽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反证，故该院对唐松贵、廖柏樵提交的通话记录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因三源公司主张的刘国威与唐松贵的两次通话发生的时间与唐松贵、廖柏樵提交的通话记录单显示内容不符，故该院对该两份通话录音的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通话发生时间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唐松贵、廖柏樵认可李某与唐松贵之间通话录音的内容及发生时间，且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三源公司对该通话录音进行了足以影响通话内容意思表示的删改，而该通话录音的内容亦与本案争议款项相关，故该院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三源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出庭，李某陈述三源公司自2012年起一直以打电话的方式向唐松贵、廖柏樵催要涉案款项。唐松贵、廖柏樵对李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李某是三源公司职员，与三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该院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源公司曾与唐松贵、廖柏樵合作经营包机租赁货运运输业务，2012年2月28日唐松贵、廖柏樵在《合作包机租赁押金与损失弥补欠款书》上签字承诺最迟于2012年4月1日向三源公司归还欠款114.15万元。三源公司工作人员刘国威曾与唐松贵通过两次电话催要款项，但通话发生时间不确定。2016年3月7日，三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与唐松贵通电话。李某在此次通话中向唐松贵询问：“刘总和老宁让我问您，您和廖柏樵很早以前签的包机的那个，损失的114万多，要付给我们那个，是要付吗最近？”唐松贵回答：“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不就完了。”
一审法院认为，三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对廖柏樵的债权存在足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三源公司对廖柏樵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院不予支持。
三源公司未能证明刘国威与唐松贵的两份通话录音的确切通话时间，故该两份通话录音不足以证明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李某与唐松贵20**年3月7日的通话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在该次通话中，李某的询问足以明确指向本案所涉债务，而唐松贵的回答明确表达了其同意履行该债务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该院对唐松贵、廖柏樵关于三源公司对唐松贵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三源公司要求唐松贵支付欠款114.1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三源公司提出了关于利息损失的主张，因唐松贵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涉案债务重新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时双方并未明确还款日期，三源公司未能说明其利息起算时间的合理性，故该院对于其利息主张不予支持。
唐松贵、廖柏樵主张李某并非债权人，故其与唐松贵的通话不能认定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因李某系以三源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与唐松贵通话，且公司法人由其工作人员对外催收债务符合交易习惯，故该院对唐松贵、廖柏樵该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唐松贵向北京三源国际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欠款一百一十四万一千五百元；二、驳回北京三源国际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2年2月28日，唐松贵、廖柏樵在《合作包机租赁押金与损失弥补欠款书》上签字，承诺最迟于2012年4月1日归还所欠三源公司共计人民币114.15万元。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唐松贵、廖柏樵在该份还款协议中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有效。现三源公司依据该份协议起诉要求唐松贵、廖柏樵支付欠款114.15万元。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三源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期间，三源公司主张其自2012年起一直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唐松贵、廖柏樵催要欠款，并提供了其工作人员刘国威与唐松贵于2015年11月8日、2016年4月6日的两份通话录音、其工作人员李某与唐松贵于2016年3月7日的一份通话录音。鉴于唐松贵本人认可上述三份通话录音的内容，故本院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注意到，三源公司所主张的上述三次通话的发生时间均已超过涉案债务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从上述通话录音的内容来看，刘国威和李某均反复向唐松贵催要涉案欠款。其中，在2016年3月7日的通话录音中，李某明确询问唐松贵最近是否支付涉案114万多的款项，唐松贵答复称：“我跟刘国威说了，我等着美国那个押金退给我，我给他就完了。”此系肯定性的回答，表明唐松贵确认该笔债务，并且同意予以偿还。诉讼中，唐松贵虽然对该份通话录音的时长提出异议，但未能具体指出其中哪些内容经过删改，因此，不影响本院根据该通话录音的内容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此外，三源公司认可其工作人员李某向唐松贵催要欠款系代表三源公司的职务行为，故该行为对三源公司发生效力。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唐松贵的回答明确表达了其同意履行该债务的意思表示，进而判令唐松贵向三源公司支付欠款114.15万元，并无不当。
二审中，唐松贵提出其同意付款是附条件的，即等到美国退给其押金。对此，三源公司不予认可。李某与唐松贵通话录音中的内容亦不能证明双方就该付款条件达成了一致意见，故本院对唐松贵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唐松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74元，由唐松贵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欣
审 判 员 孙兆晖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杨 光
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