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岳行初字第00182号
原告吴小毛。
委托代理人杨小兰。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法定代表人陈定佳。
委托代理人刘钟。
委托代理人邹应龙。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唐向阳。
委托代理人皮振球。
委托代理人陈珂。
原告吴小毛（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下简称被告岳麓分局）作出的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小兰，被告岳麓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钟、邹应龙，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陈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11日，被告岳麓分局对原告作出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7月14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岳麓分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报案材料及公安机关受案登记。证明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及受案的过程。
证据二、训诫书。证明北京公安机关对原告进行过教育和训诫。
证据三、对原告询问调查及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办理。
证据四、询问笔录。证明原告系到达北京非正常上访并被工作人员接回。
证据五、望月湖街道出具的原告非访经过证明。证明原告信访事项当地政府部门已经在处理，并对原告非访行为进行了劝解和教育。
证据六、驻京维稳办出具的劝返通知。证明原告进京非访被查获并被街道接回的事实。
证据七、对原告的处罚决定。证明依法对原告行政拘留并履行了相关程序。
二、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被告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
证据二、行政复议答复书。
证据三、行政复议审批表。
证据四、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证据一、二、三、四共同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已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二、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原告诉称：1、被告岳麓分局编造事实，对其实行诬告，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实行非法的行政拘留，既事实违法，也程序违法。2、不服被告市公安局对其申请的行政复议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的决定，对其实行非法的行政拘留，既事实违法，也程序违法，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岳麓分局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行政处罚决定》；二、撤销被告市公安局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岳麓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剥夺了原告的人身自由。
证据二、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告剥夺了原告的人身自由。
证据三、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已经经过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
证据四、被告岳麓分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证明被告岳麓分局不作为。
证据五、政务公开自行领取表。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行政处罚的依据。
证据六、邮寄单。证明原告是以实名进行的举报。
证据七、登记回执。证明原告到北京是合法提出诉求及调取本案的证据。
证据八、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也未受到处罚。
被告岳麓分局辩称：一、被告岳麓分局作出的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0年起，因岳麓区望月湖棚户区改造及环境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的需要，岳麓区人民政府对原告位于溁湾镇的房产进行征收，并依规定核算给原告家庭相关的补偿。但原告拒绝接受征收补偿方案，并以此为由不断到多级政府部门上访，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多次反复做工作，与原告协商，但原告仍拒不接受。2012年，经司法程序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司法强征。自2013年起，原告为达个人目的，多次到北京进行非访登记，原告到达北京后未依规定进行信访，而是反复到北京中南海中央首脑机关驻地周边非正常上访，给上述机关单位、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的安保防控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望月湖街道责任干部将原告接回后，与其谈话教育劝解，要求其按规定信访，但原告置若罔闻，持续反复进京。2015年5月9日，原告再次进京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并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望月湖街道工作人员在将原告接回后，向被告岳麓分局书面报警，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对该种违法行为予以打击处理。被告岳麓分局接报警后经调查，认为原告的行为符合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违法情形，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根据该法规定，被告岳麓分局于2015年5月11日，依法决定对原告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给予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上述事实有报案材料、证人证言、询问笔某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岳麓分局在原告该案的处理中，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到位，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符合要求，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护被告岳麓分局的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5年6月19日，原告不服被告岳麓分局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处罚决定，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在听取被告岳麓分局行政复议答复，审查该案的相关证据后，认定：2015年5月9日，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其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岳麓分局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15年7月14日，被告市公安局依法作出（2015）第6l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并依法送达给原告。综上所述，被告市公安局在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予以送达。被告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被告岳麓分局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其报案材料、立案登记、办案的法定要件依法不能成立。1、被告没有法定的管辖权，不具有法定办案主体资格。《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具有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即使行为人的居住地可以执法也必须由行为发生地进行移交，并且有移交手续。2、望月湖街道办事处的《报案材料》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单位报案人必须具有法人资格才有报案的主体资格。望月湖街道办事处不是一级政府，也没有法人资格，因此，《报案材料》不具有法律效力。3、在《报案材料》中望月湖街道称：“原告对被拆迂问题不满，多次到北京地区中南海、天安门等地非法信访接待单位进行非法上访，严重扰乱了首都地区的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多次被北京公安机关进行训诫谈话，也严重影响了我街道办事处的正常工作，根据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的指示，结合望月湖街道的实际情况，请求望月湖派出所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理。”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法律没有规定“越级上访”、“多次上访”应受到法律制裁。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长沙市驻京维稳办这一临时机构的设置本身就不合法，其工作性质的实质就是“截访”，不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且也没有法人资格，出具的《建议函》没有法律效力。《建议函》没有提供原告在京上访时的违法事实根据，也没有提供违法行为的证据，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罪行。4、原告选择上访是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央政府机关的表现，是合法寻回自身权利的表征，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上访不等于违法。只要上访人员在上访时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没有寻衅滋事、毁坏公私财物行为就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如果上访本人或其行为结果没有进入到国家机关，那么就失去了扰乱正常办公秩序的前提。没有任何法律提出或界定过“非访”这一名词概念，纯系地方官员杜撰出来的，因此“非访”一说没有法律依据。从《报案材料》可以反映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报案主体资格不符合；二是事实不清，有诬蔑之嫌；三是引用无法律效力之词；四是人在北京如何能影响到长沙的街道办事处的正常工作？有什么事实依据？有什么证据？结合街道的什么实际情况？处罚原告究竟是依据法律还是依据街道的“实际需要”？可见该份《报案材料》欠缺基本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话，属于违法证据，应予以排除。证据二，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一种措施，是一种轻微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上访人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实有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即训诫书证明上访人还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上访人行为合法的依据，用训诫书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显然可笑。2、训诫书来源不明。被告所持《训诫书》作为依据，按理说，《训诫书》应当是北京公安派出所给原告出具，被告只有向原告索取《训诫书》才是其合法持有的唯一途径，但事实是，原告并不知道有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该交到自己手上的《训诫书》怎么会落到被告的手中。原告取得的直接证据足以证明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出具《训诫书》一事，而被告提交的传来证据《训诫书》，内容上不符合规定，一无被训诫人签名，二无训诫书制作的时间。因此被告的《训诫书》来源不明，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证据二属于来源不明证据，应予以排除。证据三，没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1、被告对本案没有法定的管辖权。2、原告在京上访期间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被告没有权力对原告实施询问、调查、告知，这是设置钓鱼执法的陷阱故意构陷原告。3、询问笔录的最后一句“属实”二字是由被告打印上的，并不是原告亲笔所写，则证明该份谈话笔录原告不知其内容。证据四，没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1、关于询问笔录的理由同证据三。2、关于望月湖街道办事处的刘锋、雷润三和湛小洋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刘、雷、湛三人不具有作证的法定资格，因为该三人中，刘锋根本没有到北京去，其他两人只负责将原告从北京久敬庄接回长沙，其他时间与原告不在一起，不可能证明原告上访期间的行为；二是笔录中三人所反映的内容都是道听途说；三是三人将原告送到望月湖派出所，其性质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四是证人刘锋其个人要求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依据何在？因此，该三人的《询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五，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1、报案人粉饰自己诋毁原告；2、报案人本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第四款“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某”所以报案人为自己出具情况说明不具有合法性，应予以排除。证据六，没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长沙驻京维稳办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临时机构，既不合法也没有法人资格，出具的《劝返通知单》本身就不合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且也未认定原告有非正常上访行为。综上，证据六属违法证据，应予以排除。证据七，对原告的处罚决定，不能作为证据。该处罚决定本来就是本案的诉争标的，因不能自证其合法性，因此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市公安局对被告岳麓分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二、三、四，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l、系被告对自己的证明，就是本案的诉争标的，因不能自证其合法性，因此不能作为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第四款“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某”两被告系上下关系，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岳麓分局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岳麓分局、市公安局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六，寄件时间为2015年5月5日，所以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被告岳麓分局的证据
证据一、二、三、四、五、六，均为被告岳麓分局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依法制作或收集，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七，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被告市公安局的证据
原告对证据一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二、三系被告市公安局依法收集或制作，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三、原告的证据
证据一、二、三，被告岳麓分局、市公安局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五、六，被告岳麓分局、市公安局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七、八，经审查，原告在北京市是否被立案查处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关联，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自2013年以来，原告因对住房被拆不满，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等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并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5年5月9日，原告再次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2015年5月11日，原告被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扭送至被告岳麓分局。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街道办事处于当日向被告岳麓分局书面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对原告非访行为进行打击处理。被告岳麓分局接报案后经调查，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违法情形。被告岳麓分局据此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在处罚前被告岳麓分局告知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5年6月19日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7月14日作出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被告岳麓分局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依法对被诉行政案件具有管辖权。第二，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原告多次反复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等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训诫，告知其上述场所“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但原告却置之不理，仍然反复多次前往上述场所信访，被告岳麓分局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其违法情节严重。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原告诉称被告岳麓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无事实根据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岳麓分局对原告处以拘留七日的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的处罚幅度。被告岳麓分局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告知了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告知了陈述权和申辩权，符合法定程序。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被告市公安局据此作出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岳麓分局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市公安局维持原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故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岳麓分局作出的岳公（月）决字（2015）第06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015年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小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小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 鸣
审 判 员 苏舸飞
人民陪审员 章小桃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慧琴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