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再2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小林，男，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武，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晚生，男，1962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云，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黄小林因与被申请人杨晚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云高民二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4）民申字第18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武，被申请人杨晚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云、刘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小林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以易门业之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业之峰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杨晚生所占股份比例与注册资本不符为由，否定杨晚生隐名股东地位，混淆了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公司实际投入营运的资金的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认定业之峰公司的注册资金500万元，杨晚生占16.5%股份，只需投资41.25万元明显计算错误。黄小林收取杨晚生的投资款后已经缴付业之峰公司投入运营，有多项证据予以证明，二审判决未予认定实属不当。2.二审判决对本案关键证据，如经公证的高福安证言、杜凯华证言以及《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等证据不予采信错误。3.黄小林退回杨晚生、杨义军各270万元是退回多余的投资款，且黄小林在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28日《收条》签订之日止，其所从事的一切合作投资事宜都是得到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同意和认可的，二审判决以黄小林退回杨晚生270万元投资款为由就认定其有返还杨晚生剩余330万元的意愿和责任，缺乏证据证明。4.黄小林于2012年6月29日向杨晚生出具的《承诺书》形成于本案诉讼前，杨晚生在一审中未出示该证据，二审法院不应作为新证据予以质证和采信。另外，《承诺书》是在诉讼前双方和解过程中形成的，是黄小林为化解矛盾维持公司经营而作出的无奈之举，且承诺的条件是要杨晚生不再纠缠要求退还其余投资款，现杨晚生起诉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承诺兑现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二审判决据此认为黄小林承诺归还杨晚生的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5.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杨晚生在起诉状和庭审中均承认双方当事人为合作投资关系，二审判决也确认了《收条》为双方的股权出资协议，杨晚生起诉要求返还出资款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双方为借款关系，进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6.一审、二审程序违法。黄小林与杨晚生之间是合作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黄小林作为业之峰公司的股东，不应作为被告承担还款义务，一审、二审法院未审查黄小林的诉讼主体资格，存在程序错误。黄小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二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杨晚生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杨晚生承担。
杨晚生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杨晚生并非业之峰公司实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对业之峰公司的有关事项均不知情，黄小林应返还杨晚生330万元。在签署《收条》时，黄小林实施了欺诈行为，并非杨晚生自愿签订，《收条》不属于隐名股东的确认；2012年6月29日黄小林作出的《承诺》是针对杨晚生330万元所作出的还款计划和承诺，签署《承诺》后，《收条》不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高福安、杜凯华与黄小林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可信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及收购50%股权等事实因证据自相矛盾，不可能实际发生，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杨晚生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杨晚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黄小林偿还杨晚生人民币330万元及利息（按年息6.6%计，600万元从2011年10月9日至2012年3月5日的利息为159348元；330万元从2012年3月5日至2013年7月31日为87716元，共计247064元）；2.黄小林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杨晚生与黄小林口头商议共同筹办公司开矿，杨晚生按口头约定分五次向黄小林个人账户转入资金600万元。2012年2月28日，黄小林向杨晚生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杨义军交来人民币330万元，杨晚生交来人民币330万元，杜凯华交来人民币20万元，用于黄小林在业之峰公司的前期投资，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50%的股份，其中杨义军占16.5%、杨晚生占16.5%、黄小林占16.5%、杜凯华占0.5%，前期总投资为人民币1010万元正，但该《收条》日期被黄小林填写为2011年9月1日。2011年9月19日，黄小林与高福安注册成立了业之峰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小林，注册资金500万元，股东黄小林占65%、高福安占35%，杨晚生并非该公司股东。后经杨晚生多次催促黄小林退款，2012年3月5日，黄小林退还杨晚生270万元，剩余的330万元至今没有退还。一审法院判决：由黄小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杨晚生人民币3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3月5日至2013年7月31日)。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477.54元，由黄小林负担。
黄小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晚生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二审法院认定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如下：2011年8月，杨晚生与黄小林等人口头商议共同筹办公司开矿，杨晚生分三次向黄小林个人帐户转入资金600万元。2012年2月28日，黄小林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杨义军交来人民币330万元，杨晚生交来人民币330万元，杜凯华交来人民币20万元，用于黄小林在业之峰公司的前期投资，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50%的股份，其中杨义军占16.5%、杨晚生占16.5%、黄小林占16.5%、杜凯华占0.5%，前期总投资为人民币1010万元整，但该《收条》日期被黄小林填写为2011年9月1日。2011年9月19日，黄小林与高福安注册成立了业之峰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小林，注册资金500万元，股东黄小林占65%、高福安占35%。杨晚生并非该公司登记股东。2012年3月5日，黄小林退还杨晚生27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黄小林收取杨晚生6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是共同投资采矿，因双方无书面合同约定，根据双方有签字的《收条》记载内容，杨晚生投资330万元，用于业之峰公司的前期投资，占公司16.5%的股份等，故《收条》可以视为一份股份出资协议，约定各方出资共同成立公司。《收条》约定了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的50%的股份，其中杨义军占16.5%、杨晚生占16.5%、黄小林占16.5%，杜凯华占0.5%，前期总投资为1010万元，从该意思表示看，杨晚生是在黄小林的50%的股份中享有16.5%的股份。而从实际公司成立的情况看，黄小林占公司股份为65%，高福安占35%，注册资金为500万元，杨晚生并未登记成为公司股东，且按黄小林已成立的业之峰公司的注册资金500万元计算，若杨晚生占16.5%股份，只需投资41.25万元，而黄小林并非是《收条》约定的占50%的股份，该实际公司注册成立的情况与《收条》约定的内容并不相符，显然，公司成立黄小林并没有按照双方《收条》的约定履行，将杨晚生登记为公司股东，此后双方也未就杨晚生作为隐名股东达成合意，杨晚生的投资利益未能体现。对黄小林主张的依据《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杨晚生并未参与签订，无其签字，不能作为本案双方达成的约定，不能约束本案双方当事人。故从黄小林支撑其上诉主张的《收条》及《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两份主要证据来看，不能得出本案双方已经达成明确约定，杨晚生支付的款项系为成立公司的注册资金和获取投资收益两部分的款项，而公司成立的实际情况与《收条》内容约定不符，黄小林并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履行，将杨晚生登记为公司股东，并在《收条》出具之后黄小林还作出承诺要归还杨晚生330万元中的款项，有不按照《收条》内容进行履行的事实存在。故现无证据证明杨晚生已经成为了实际成立的公司的实名股东或隐名股东，双方原达成投资成立公司的目的未能实现，且前黄小林已经退还了杨晚生270万元，并在之后黄小林还作出承诺还要归还杨晚生33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故双方约定的目的未能按《收条》约定实现，杨晚生要求黄小林退还款项的诉请成立，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退还330万元款项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但对330万元款项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利息支持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利息部分予以改判。黄小林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昆环保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二、由黄小林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杨晚生人民币330万元；三、驳回杨晚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6477.54元均由黄小林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在本院再审审查及审理过程中，黄小林将一审、二审法院未采信的证据《梅子树铜矿股份分配协议书》及经公证的杜凯华证言、高福安证言作为新证据提交法院，并申请杜凯华、高福安到庭作证，以证明杨晚生与黄小林等人多次一同商议投资办矿及成立公司等事宜。对于上述证据，虽杨晚生在质证及答辩中均表示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反驳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证据内容与黄小林在一审、二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1年8月，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黄小林、高福安等人口头协商共同投资办公司开矿事宜，杨义军、杨晚生按口头约定分别向黄小林个人账户转入投资款600万元，杜凯华转款20万元，黄小林自己投资600万元。2011年8月29日，在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由高福安为甲方，黄小林代表杨晚生、杨义军等人为乙方签订《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约定乙方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从甲方名下收购整个矿山的50%股份，其中人民币550万元由甲方所得，1450万元用作整个矿山的前期运作启动资金，资金不足部分由甲方负责；协议签订后，注册成立新的矿业开发公司，并由乙方出任法人代表；新成立的公司股份分配如下：乙方占50%，甲方占25%，云南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以下简称三一三地质队）占25%等内容。2011年11月26日，黄小林、高福安、董兴明及业之峰公司签订《梅子树铜矿股权分配协议书》，约定业之峰公司下属的梅子树铜矿股份划分为：黄小林占50%，高福安占15%，董兴明占10%，三一三地质队占25%；黄小林一方出资总额，以其与高福安于2011年8月29日签订意向书为准。此后，黄小林将四人投资款用于支付购买铜矿收益权550万元、支付探矿权保证金100万元、成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以及公司前期运营费用等。业之峰公司成立后，杨义军、杨晚生均参与公司对外业务交往。2012年2月，杨义军、杨晚生到工商部门查询并得知业之峰公司成立及股东登记情况之后，向黄小林提出退款请求。2012年2月28日，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黄小林四人分别以“投资人”和“收款人”名义签署《收条》。
又查明，业之峰公司股东高福安挪用注册资金250万元，至今尚未归还。由于杨义军、杨晚生多次向黄小林催还投资款，黄小林于2012年6月29日出具书面《承诺》，《承诺》载明：“保证在2012年8月3日收到高福安归还欠款后付清杨晚生占的总欠款三分之一的份额”，黄小林、高福安在该承诺上签字。在二审庭审及本院再审审查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黄小林书面承诺归还总欠款三分之一系指高福安欠款250万元的三分之一，即杨义军、杨晚生、黄小林各得该款三分之一。
还查明：业之峰公司正常进行年检，但由于案涉铜矿的采矿许可证一直未能办理下来，现在业之峰公司并未实际运营。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时提交的《<云南省易门县老厂地区铜矿详查>探矿权梅子树铜矿风险投资合作勘查合同（续作）》《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业之峰公司发票及付款证明单，二审提交的黄小林出具的《承诺》，以及再审过程中以新证据形式提交的杜凯华证言、高福安证言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再审中的陈述意见为据。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黄小林应否返还杨晚生投资款330万元。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黄小林四人曾口头协商合作投资办公司及开矿事宜，并各自向黄小林支付了投资款项。此后，黄小林代表四人与高福安签订了《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确定了共同投资梅子树铜矿并成立公司进行合作开采的投资意向。业之峰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代表签订的《梅子树铜矿股权分配协议书》显示，以黄小林为代表的甲方在业之峰公司占股50%。2012年2月28日，在杨义军、杨晚生到工商部门查询了业之峰公司的成立及股东登记情况后，催促黄小林退还投资款，黄小林同意向杨义军、杨晚生各退还投资款270万元，剩余投资款由黄小林出具了《收条》，并由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和黄小林分别作为投资人和收款人签名。从《收条》的内容来看，首先是确认了黄小林收到三人投资款（杨义军、杨晚生各退还270万元之后的剩余款项330万元，杜凯华20万元）用于业之峰公司的前期投资；其次，明确了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50%的股份，其中包括杨义军占16.5%，杨晚生占16.5%，黄小林占16.5%，杜凯华占0.5%的持股情况。该收条确认了四人各自向业之峰公司前期投资的数额和占股比例，其中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所占股份系包含在黄小林所占50%的份额当中，即黄小林代杨义军、杨晚生及杜凯华持股，系业之峰公司的实名股东，而杨义军、杨晚生及杜凯华系业之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该公司的隐名股东。因此，该《收条》虽名为收条，实际系四人签订的对于业之峰公司的股权投资协议书。对此，杨义军、杨晚生及杜凯华三人以“投资人”、黄小林以“收款人”名义签署收条的情节亦可得到印证。由于《收条》系在杨义军、杨晚生查明业之峰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知悉业之峰公司股东登记的实际情况下所签订的，表明杨义军、杨晚生签订收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二人对《收条》确认其为隐名股东的事实予以认可。此外，《收条》的内容与此前《梅子树铜矿股权分配协议书》中黄小林对业之峰公司持股情况一致，与高福安、杜凯华的证言内容亦相符，能够证明四人进行合作投资以及黄小林代三人持股的情况符合客观实际。杨晚生称，其签订《收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该主张与其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系在查询了业之峰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知悉公司股东登记中并未将其登记为实名股东后才签订收条，并确认作为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杨晚生主张黄小林在签订《收条》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杨晚生还主张，其对业之峰公司的成立以及运营情况完全不知情，黄小林从未将公司情况告知杨晚生。该主张亦不能成立。从杜凯华及高福安的证言来看，杨义军、杨晚生从一开始就与黄小林、高福安等人一同商议开矿及成立业之峰公司的事宜，且公司成立后，二人多次参与公司对外业务活动及应酬；再者，对公司相关事宜是否知情亦不是否定其为该公司隐名股东的充分理由。
由于《收条》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该协议，现杨义军、杨晚生无正当理由主张撤回投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二审判决虽认定《收条》为股权投资协议书，但未采纳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仅以业之峰公司注册资金与杨晚生投资数额不符，且未将杨晚生登记为公司股东的事实，即认定原达成投资成立公司的目的未实现，并据此否定杨晚生系业之峰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虽然黄小林在2012年6月29日出具书面《承诺》，表示在2012年8月3日收到高福安还款后将该款按照各三分之一的比例付给杨义军、杨晚生，但该承诺系以收到高福安还款为前提的附条件行为，由于到目前为止高福安尚未归还该款，支付该款的条件并未成就，故该承诺不能作为黄小林退还杨义军、杨晚生出资款的依据。二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目的未能实现，并判决由黄小林退还杨晚生33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此外，黄小林主张本案程序错误，主要理由为黄小林与杨晚生之间是合作投资关系，黄小林作为业之峰公司的股东，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杨晚生投资款系直接交付给黄小林，由黄小林代杨晚生在业之峰公司投资并持股，黄小林系案涉款项的利害关系人，杨晚生向黄小林提起诉讼具有诉的利益，一审、二审法院将黄小林作为诉讼主体并无不当。而且，黄小林在一审时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用于证明其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现又主张自己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诉讼观点前后矛盾，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案涉《收条》系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黄小林四人关于股权投资的约定，案涉330万元属杨晚生投资到业之峰公司的投资款，杨晚生作为公司实际出资人，不得在公司存续期间随意撤回出资，其请求黄小林退还该款缺乏法律依据。黄小林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云高民二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昆环保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
驳回杨晚生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6477.54元，均由杨晚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季君
代理审判员 晏 景
代理审判员 朱 婧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冯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