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1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开放路西金台园1号108-3层。
法定代表人李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车金鼎，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女，1969年1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女，1991年8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1，男，1999年5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2，男，1942年7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女，1950年5月25日出生。
以上五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贵永，北京贵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男，1983年10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女，1984年12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男，1979年1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女，1980年5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男，1990年4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常×、常×1、常×2、于×、杜×、邓×、张×、苏×、陈×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5）怀民初字第02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车金鼎，被上诉人黄×、常×，被上诉人黄×、常×、常×1、常×2、于×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贵永，被上诉人杜×、邓×、张×、苏×、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4月，黄×、常×、常×1、常×2、于×诉至原审法院称：黄×与常×3系夫妻关系，常×、常×1系常×3子女，常×2、于×系常×3父母，杜×、邓×、张×、苏×、陈×系常×3的同事，均就职于北京×公司。2015年2月6日，杜×组织常×3及邓×、张×、苏×、陈×一起到饭店吃饭，席间每个人都喝了酒，饭后又到北京钱慰KTV唱歌。在此期间，常×3在KTV大堂倒地后不省人事，但杜×、邓×、张×、苏×、陈×均未采取救助措施，以至常×3死亡。黄×、常×、常×1、常×2、于×认为，常×3系在杜×等人组织的活动中出事，且事发后杜×等人亦未采取及时的救助措施，应当对常×3的死亡承担责任；常×3系在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处消费时发生意外，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未予施救，导致常×3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而不幸去世，亦应对常×3的死亡承担责任。为此，现特向法院起诉，要求杜×、邓×、张×、苏×、陈×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878200元、丧葬费34761元、被抚养生活费19614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273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1212832.5元。
杜×、邓×、张×、苏×、陈×辩称：事发当天系常×3主动喝的酒，我们并没有劝酒，而且常×3喝的也不多，在常×3唱歌时，其言行都很正常。常×3死亡系猝死，与我们一起喝酒、唱歌没有任何关系，其发病时我们也不知情。事发之后，我们及时拨打了120。常×3死亡系突发疾病死亡，我们不承担责任。
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辩称：我公司在为常×3服务过程中并未侵犯其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常×3的死亡与我公司之间是娱乐服务合同关系，服务内容并未涉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故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常×3的死亡经鉴定系猝死，与我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存在因果关系。常×3在厕所走廊倒地后，其同伴拨打了120电话，在急救人员到来时，我公司人员也拨打了电话催促。我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娱乐场所，客人醉酒经常发生，常×3在洗手间外走廊倒地，与一般人醉酒状况无异，工作人员无法分辨其是突发疾病还是醉酒，在此情况下，工作人员及时寻找其同伴，派保安看护，拨打120电话，已经尽到了安保义务，我公司对常×3死亡不存在过错。常×3的其他同伴知晓常×3有心脏病的情况，仍组织常×3吃饭喝酒，且在酒后又结伴到KTV唱歌，杜×、邓×、张×、苏×、陈×对常×3可能发生的后果应当能够预见。在常×3离开包房去洗手间时，无人陪同，以致常×3倒地后，我公司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到其同伴，无从知晓常×3倒地是醉酒还是突发疾病。因此，杜×、邓×、张×、苏×、陈×对常×3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作为钱慰KTV歌厅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对在其经营场所内消费的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常×3作为消费者，在钱慰KTV歌厅内突发疾病，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能及时将常×3送往医院救治或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对常×3的死亡负有过错责任，对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常×、常×1、常×2、于×要求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中，不单独列为赔偿项目。就损失数额问题，黄×、常×、常×1、常×2、于×诉讼请求中计算的各项损失数额不超过相关规定，基本合理，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情况，法院确定由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承担常×3死亡损失的30%，具体数额由法院参照上述比例酌情确定。杜×组织同事一起吃饭并无不当，现亦无证据证明杜×、邓×、张×、苏×、陈×等五人有过度劝酒等不当行为，虽然杜×知晓常×3患有心脏病的情况，但常×3在吃饭饮酒及唱歌期间并无异常表现，黄×、常×、常×1、常×2、于×要求杜×、邓×、张×、苏×、陈×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作出判决如下：一、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黄×、常×、常×1、常×2、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合计三十六万元。二、驳回黄×、常×、常×1、常×2、于×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黄×、常×、常×1、常×2、于×的原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常×3与钱慰公司之间是娱乐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不涉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内容，在服务过程中也未侵犯其上述权利；二、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对常×3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常×3的死亡原因经鉴定为猝死，非因该公司服务设施及服务过程存在隐患导致，且该公司发现常×3倒地后，即派保安及时看护并寻找同伴，拨打急救电话，已经尽到作为娱乐场所的安保义务；三、常×3猝死是突发性的，没有证据证明是否存在最佳抢救时机，能否抢救过来，即无法确定常×3死亡与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存在因果关系；四、常×3本人及其同伴应对死亡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黄×、常×、常×1、常×2、于×及杜×、邓×、张×、苏×、陈×均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黄×与常×3系夫妻关系，常×、常×1系常×3子女，常×2、于×系常×3父母。2015年2月6日，杜×组织常×3及邓×、张×、苏×、陈×一起到饭店吃饭，席间常×3曾饮酒，邓×表示常×3喝了约1、2两酒。六人吃完饭后，到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经营的KTV唱歌。监控录像显示，当晚20时40分27秒，常×3在KTV走廊中突然倒地，当时有KTV服务人员在场，杜×、邓×、张×、苏×、陈×均未在场。20时44分，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一名保安到现场查看，并自46分开始在现场看护。20时47分05秒，邓×从包房出来，发现常×3发生意外，随后回包厢呼叫其他同伴，20时47分22秒开始，其他同伴陆续赶到常×3倒地处查看。另经查明，当晚20时49分26秒，杜×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呼救，随后又于20时56分和21时0分两次拨通120急救电话。北京怀柔医院于20时52分接到120指挥中心电话，于20时54分出发救援，21时49秒，北京怀柔医院医护人员到达事发现场，此时常×3已经死亡。21时01分31秒，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鲍×拨通120电话，通话时长4秒。经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常×3为猝死，其心血中乙醇含量为12.7㎎／100ml。另查，杜×系其单位的业务经理，其表示知晓常×3患有心脏疾病。再查，常×3为非农业家庭户，于1969年9月3日出生，其父母常×2、于×共育有两名子女，即儿子常×3、女儿常海英，常×2与于×均系残疾人。
2015年4月9日，黄×、常×、常×1、常×2、于×以杜×、邓×、张×、苏×、陈×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相应损失。审理中，应黄×、常×、常×1、常×2、于×申请，原审法院追加了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黄×、常×、常×1、常×2、于×在审理中增加要求杜×、邓×、张×、苏×、陈×、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赔偿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2730元、交通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杜×、邓×、张×、苏×、陈×、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分别持辩称理由不同意黄×、常×、常×1、常×2、于×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申请史×、鲍×出庭作证。史×表示出事时其正在KTV上班，发现有人倒地后就通知了经理，经理让同事们一起去各个包厢寻找倒地人员的同伴，在找的过程中，倒地人员的朋友就到了现场。鲍×表示其是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的保安经理，最先发现常×3倒地的是服务员史×，史×用对讲机告知其后，其就通知服务员寻找常×3的同伴，后来看到形势不好还找到了懂得医疗知识的人来做急救措施。黄×、常×、常×1、常×2、于×不认可上述证言，表示采取急救措施的是KTV的其他客人，并非鲍×找的；杜×、邓×、张×、苏×、陈×亦不认可证言，表示当时自己的包厢离常×3倒地处非常近，如果鲍×让服务员找人自己一定会接到通知。
另经询问，杜×、邓×、张×、苏×、陈×表示其在KTV中唱歌的包厢离常×3倒地位置约有5、6米，中间隔了一个包厢。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及黄×、常×、常×1、常×2、于×对此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鉴定结论书、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询问笔录、北京怀柔医院院前病案记录、杜×及鲍×的电话通话记录单、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雁栖派出所证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八道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黄×、常×、常×1、常×2、于×及常×3的身份证及户口薄、常×3与黄×的结婚证、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监控录像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对于常×3在钱慰KTV歌厅内死亡的后果，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2015年2月6日20时40分27秒，常×3在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经营的KTV的走廊中突然倒地，当时有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的服务人员在场，而杜×、邓×、张×、苏×、陈×均未在场。但直到20时47分05秒，邓×从包房出来，发现常×3发生意外并呼叫其他同伴采取相应救助措施期间，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并未对常×3采取救助措施。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虽主张其在发现常×3倒地后即通知服务员去包厢寻找常×3的同伴，但从其服务人员发现常×3倒地的20时40分27秒，到邓×看到常×3倒地的20时47分05秒，中间时间间隔近7分钟；而从监控录像来看，从邓×发现常×3倒地后回包厢呼叫其他同伴，到有其他同伴赶到常×3倒地处查看，中间仅间隔17秒，可见杜×、邓×、张×、苏×、陈×所在包厢确与常×3倒地处非常近。以上事实足可证明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在发现常×3倒地后，并未采取积极、紧迫的措施去寻找常×3的同伴，亦未采取其他有效救助措施，以致延误了常×3的最佳抢救时机，故对于常×3的猝死存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杜×、邓×、张×、苏×、陈×是否存在过错。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鉴定结果显示，常×3的心血中乙醇含量为12.7㎎／100ml，可以佐证邓×关于常×3当晚仅喝了1、2两酒的说法。在常×3仅少量饮酒的情况下，杜×、邓×、张×、苏×、陈×难以预料到常×3的猝死，亦无证据显示杜×等五人在当晚对常×3有过劝酒行为，故杜×、邓×、张×、苏×、陈×对于常×3的死亡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黄×、常×、常×1、常×2、于×要求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的相应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各项数额计算基本合理，不超过相关规定。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情况，确定由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承担常×3死亡损失的30%，并酌定由其赔偿黄×、常×、常×1、常×2、于×各项损失共计三十六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841元，由黄×、常×、常×1、常×2、于×负担4491元（已交纳），由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负担33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5682元，由北京钱慰娱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磊
代理审判员 林存义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