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佳晶，女，199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小红，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佳晶因与被上诉人罗小红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5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佳晶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罗香国、罗卫东、邬炼红一同租住在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罗卫东、邬炼红在该房屋结婚生女，该房屋承租人不仅仅是罗香国，而是以罗香国名义出面的一个家庭。该房屋启动房改的时间为1994年，因当时经济困难故一直拖到房改房政策实施快结束的2000年才进行了购买。《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的同住人情况包含罗卫东、邬炼红，《宁波市公有住房出售审批表》中家庭人口为5人。因为罗香国参与了涉案公有住房的购买，作为同住人的罗卫东、邬炼红丧失了参与自己单位公有住房购买的资格。宁波市执行的房改房政策与上海市1994年的规定相同，购买成本价公有住房的对象，应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其同住成年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而按上海市1994年规定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人的，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工龄人、职级人、原公房的同住人及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罗香国作为承租人出面进行房改，不能理解为涉案房改房系白沙粮库所有，而应理解为涉案房改房系公有，不能局限于参加房改是罗香国基于单位职工享有福利，而是按照国家政策属于罗香国整个家庭享有。基于政策规定只能由罗香国出面参与房改，而当时购房款全部由罗卫东夫妇出资，购买涉案房改房时罗卫东一家没有作为单独一户，而是和罗香国作为共同的一户。涉案房改房应为罗卫东夫妻所有，罗卫东去世后发生法定继承，罗香国可继承六分之一，邬炼红将所有份额赠与罗佳晶，罗佳晶拥有六分之五的份额，罗佳晶对涉案房改房拆迁安置的房屋亦应享有六分之五的份额。
罗小红辩称，涉案房屋位于宁波市，不能适用上海市的房改政策，且上海市1994年的规定也被上海市以后的规定推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文件不能作为浙江省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涉案房改房原属白沙粮库，只有罗香国才能参加房改，《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记载的同住人不符合真实情况。购买涉案房改房、参加房改的是罗香国，购房时并没有折算罗卫东的工龄，根据1995年《浙江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有关具体政策的意见》，罗卫东夫妇当时是不作为户内成员参加房改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佳晶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罗佳晶对宁波市江北区天沁家园30幢98号XXX室房屋享有全部所有权。罗佳晶在原审中又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罗佳晶对涉案房屋享有六分之五的所有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罗香国系罗佳晶的爷爷和罗小红的父亲，罗卫东系罗佳晶父亲即罗香国儿子，邬炼红系罗卫东妻子。罗香国及其妻子张荷英均系宁波市白沙粮库的员工，张荷英于1982年去世。2000年，罗香国承租的宁波市白沙粮库所有的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的房屋根据房改政策经相关部门审核后同意由罗香国按成本价购买。后该房改房登记在罗香国名下。房改时，罗佳晶及其父亲罗卫东的户口在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罗佳晶母亲邬炼红的户口不在该房屋内，罗佳晶母亲邬炼红名下有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文汇路131弄29号XXX室的房屋。2003年8月12日，罗香国在宁波市江北区公证处立下遗嘱一份，载明：“我于2000年4月购进房改房壹套，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地号784010，因该套房改房的购房款是由儿子罗卫东全额出资的，现我已年迈，为预防我百年之后，我的子女为继承上述房产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特立遗嘱如下：一、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大庆新村XXX室住房壹套在我百年之后由儿子罗卫东继承；二、本人今后的生老病死（包括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均由儿子罗卫东负责，一切费用亦由罗卫东支付……”2007年6月5日，罗香国到宁波市信业公证处立下遗嘱一份，载明：“我妻子张荷英早在一九八二年二月死亡，我共生育一子四女。现因我已年迈，为预防我百年之后，我的法定继承人为继承我所遗有的房产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特立遗嘱如下：我拥有私房壹套，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丘（地）号为XXXXXX，建筑面积41.33平方米，共有共用部位占6.2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甬北国用2000字第4478号）。现我决定在我百年之后将上述房屋的产权指定由女儿罗小红一人继承。其他人均不得干涉。本遗嘱一式贰份，立遗嘱人、公证处各一份。”2007年6月13日，罗卫东因病去世。2010年，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的房屋遭遇拆迁，罗香国于9月28日与宁波北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街道拆迁办公室签订《私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协议》一份，选择直接安置产权调换。2010年10月15日，罗香国再次到宁波市信业公证处立下遗嘱一份，载明：“我妻子张荷英早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死亡，我共生育一子四女，即儿子罗卫东（已死亡），长女罗萍、次女罗小玲、三女儿罗小珍和小女儿罗小红。现因我已年迈，为预防我百年之后，我的法定继承人为继承我所遗有的房产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特立遗嘱如下：我在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刁家桥安置地块拥有约12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屋壹套（系期房，尚未安置，系原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建筑面积50.04平方米房屋拆迁调产安置房）。因我的日常生活等主要是由小女儿罗小红照料的，现我决定在我百年之后将上述可安置的房屋壹套（约125平方米）的产权指定由小女儿罗小红一人继承，涉及该套安置房屋的一切相应权利和义务也由小女儿罗小红享受和承担，其他人均不得干涉。本遗嘱一式贰份，立遗嘱人执一份、公证处留存一份。”2013年10月24日，罗香国经抽签确定其可得的拆迁安置房为宁波市江北区天沁家园30幢98号XXXX室。2013年12月28日，罗香国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罗香国，被拆迁房屋位于大庆新村xxx室，调产安置天沁家园30幢98号xxxx室，该套房屋差价151775.89元由我女儿罗小红支付，差价部分产权份额归女儿罗小红所有。”2014年3月18日，天沁家园30幢98号xxxx室登记在罗香国和被告罗小红名下，其中罗香国占86.83%的份额，罗小红占13.17%的份额。2015年8月29日，罗香国去世。2015年12月10日，罗小红通过公证书将上述房屋全部登记在其名下。2015年10月4日，罗佳晶母亲邬炼红出具赠与声明一份，载明：“本人邬炼红，现声明房改房江北区大庆新村二幢507室及该房的拆迁安置房江北天沁家园30幢98号xxxx室属于本人所有的部分均赠与女儿罗佳晶，特此声明。”罗佳晶表示接受赠与。后本案双方当事人因涉案房屋的权属产生纠纷，因此成诉。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的房屋是否应归罗卫东夫妻所有。对此，罗佳晶主要提出两方面主张，一是房改时罗香国与罗卫东夫妻经过协商确定房款由罗卫东夫妻支付，房屋所有权归罗卫东夫妻所有；二是房改时罗卫东夫妻是涉案公房的同住人，参照上海“九四方案”的相关规定，房改房属于罗香国和罗卫东夫妻共有，即罗卫东夫妻占有三分之二的份额，此后罗香国又在2003年的遗嘱中明确放弃了属于自己三分之一的份额，因此该房屋应属罗卫东夫妻所有。对于罗佳晶第一个方面的主张，从罗香国在2003年所立遗嘱中可以看出罗香国确认大庆新村的房屋房改时的款项确实由罗卫东支付，但同时根据该遗嘱也可以看出，罗香国明确大庆新村的房屋由其购进，所有权应归其所有，因房款由罗卫东出资以及之后的生老病死需要罗卫东照料，故决定在其百年之后该房屋由罗卫东继承，原审法院认为从这份遗嘱不能看出罗香国与罗卫东夫妻之间曾存在因房改房的款项由罗卫东支付故房屋所有权归罗卫东夫妻，罗香国仅是名义上的房屋所有权人的约定，本案中罗佳晶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上述约定，故对罗佳晶第一个主张不予采纳。对罗佳晶第二个方面的主张，主要是基于公有住房同住人的权利主张。对此，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94年5月18日发布的《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俗称“九四方案”）赋予同住人相关权利主要是因为该方案第三条规定购买成本价公有住房的对象，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其同住成年人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该条规定的购房对象涵盖了同住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96年发布的《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根据“九四方案”购买的公房，同住人可以主张房屋共有的权利。然上海1995年发布的《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实施细则》（俗称“九五方案”）第四条明确规定“承租户内有多人的，应协商确定购房人”，即根据“九五方案”，具有购房资格的同住人在购房之前需协商确定购房人以及房屋今后的产权归属。而反观宁波当初的房改政策，1995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宁波市市区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为“凡持有市区城镇常住户口且符合单位分房条件的职工以及已租成套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并未涵盖公有住房的同住人，罗佳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初宁波的房改政策确实赋予了同住人的购房资格。由于原大庆新村的房屋系罗香国所在单位宁波市白沙粮库的自管公房，根据相关规定原则上是向本单位员工出售，并且根据罗佳晶陈述，该房屋当初是不能以罗卫东夫妻名义购买，也说明罗卫东夫妻对于涉案公房在当初并无购买的资格。综上，由于上海市的房改政策与宁波市存在一定差异，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中也仅确认按照“九四方案”所购房屋，同住人可主张共有权，此后上海出台了“九五方案”，相关规定与“九四方案”也存在差异，且涉案大庆新村的房屋是在2000年才参加房改，因此罗佳晶要求参照上海“九四方案”，主张罗卫东夫妻为涉案房改房的共有人，依据不足。另外，根据浙江省的相关房改政策，房改中的“户”是指承租人夫妇（或一方已故或离异的单职工）与未成年或未达晚婚年龄（男25周岁，女23周岁）的子女为一户，本案中房改时罗卫东已经超过30周岁并已结婚生子，其与罗香国并非“一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宁波市公有住房出售审批表》显示，购房者情况一栏也仅有罗香国及其已故配偶的相关情况，最后房屋价格折算的工龄折扣方面也仅体现了罗香国及其配偶的工龄折算情况，并未包含罗卫东夫妻的工龄折扣等情况，同时该审批表中也未有其他内容能够显示罗卫东夫妻确实参与了该房屋的房改。罗佳晶还称因购买涉案房改房时，罗卫东支取了公积金，可以证明是共同购房，本院认为根据与《宁波市市区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同时实施的《宁波市市区住房公积金制度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职工在购买房屋时可使用本户成员和直系亲属的住房公积金，罗卫东系罗香国的儿子，故罗香国购房时可以使用罗卫东的公积金，因此不能以罗卫东曾支取公积金推定涉案房屋为共同购买。罗佳晶主张涉案房屋为罗香国和罗卫东夫妻共同参与房改获得，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原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的房屋登记在罗香国名下，罗佳晶以房款实际由罗卫东夫妻出资，罗香国和罗卫东夫妻曾约定房屋归罗卫东夫妻所有以及罗卫东夫妻系涉案公房的同住人，与罗香国共同参加房改，对所购公房享有共有权为由，主张涉案宁波市江北区大庆新村xxx室的房屋以及该房拆迁后获得的宁波市江北区天沁家园30幢98号xxxx室的房屋为罗卫东夫妻所有，罗佳晶基于继承和受赠取得上述房屋六分之五的所有权，依据不足，故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罗佳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罗佳晶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亦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房改房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性福利分房，关于房改房的政策性规定具有地域性和时效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房改政策均存在不同，涉案房改房系罗香国所在单位的自管公房，罗香国于2000年在宁波市购买，使用了罗香国及已故配偶的工龄折扣。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罗卫东、邬炼红作为共同购房人参与了房改，罗佳晶亦未举证证明罗香国购买涉案房改房时罗卫东、邬炼红作为同住人依据当时宁波市的房改政策可享有购房资格，罗佳晶要求依据上海市1994年的规定确认其父母罗卫东、邬炼红对涉案房改房享有购房资格，进而依据继承及邬炼红对其的赠与主张对涉案房改房拆迁后获得的房屋享有六分之五份额，缺乏依据，本院对此难以支持，原审法院驳回罗佳晶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罗佳晶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罗佳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华
审判员 陈艳
审判员 王慧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