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7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若玲，女，汉族，1965年1月2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颋，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荣光，男，汉族，1985年10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湖北成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若玲因与被上诉人曹荣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戴若玲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借贷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相识，被上诉人不可能在不签署书面材料、不提供担保、不收取利息、不口头联系的情况下，就把钱借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之所以认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完全是基于案外人徐某的单方陈述，是徐某指示被上诉人将钱转入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徐某与上诉人是多年的朋友，徐某向上诉人借款120万迟迟没有归还，上诉人因需偿还银行贷款而多次向徐某催要，徐某才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偿还自身债务。被上诉人是受到徐某的蒙蔽，误认为该款是上诉人所借，但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借款的意图，更没有借款或委托借款的行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应直接向实际借款人徐某主张权利。2.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程序不当，剥夺了上诉人正当的诉讼权利。本案除了徐某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或委托借款的证据，而徐某本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徐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未予查证就予以采信，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不当，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借款金额巨大，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与上诉人达成借款合意的任何书面证明，而证人徐某才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其证言不具备证明力，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收到的款项系徐某偿还的借款，上诉人与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曹荣光辩称，1.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已提交银行转款凭证，符合民间借贷的普遍习惯。上诉人无相反证据证明系徐某向其归还的借款，上诉人主张扣除案外人借款的行为是其单方行为，并未取得徐某和被上诉人的认可。而且上诉人与徐某扣款的事实与本案无关。2.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通过徐某向被上诉人借款，双方借贷关系非常清楚。3.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提交了转款凭证和徐某代上诉人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曹荣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戴若玲立即偿还曹荣光借款200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戴若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2015年10月16日，曹荣光向戴若玲名下中国农业银行62×××71的账户转款200万元。
该事实有曹荣光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加以证明，戴若玲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曹荣光向戴若玲转款200万元，不能证明曹荣光向戴若玲借款，曹荣光只是案外人徐某向戴若玲还款的经办人，而非实际债权人。
二、案外人徐某与戴若玲之间有多笔的经济往来。
该事实有戴若玲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加以证明，其中：2014年11月17日，戴若玲名下的41×××25账户向徐某名下的62×××65账户上转款140万元，同日，徐某将20万元又转回戴若玲账户。2015年11月12日，戴若玲上述账户向徐某的账户转款30万元。
戴若玲陈述，2014年11月17日，徐某向其实际借款120万元，曹荣光向戴若玲转款的上述200万元，即为曹荣光替徐某偿还的上述120万元借款及利息之和，之后由于徐某认为利息过高，双方协商后，戴若玲于2015年11月12日又将30万元转回徐某的账户。戴若玲与徐某之间的借款已经完全结算完毕。
三、徐某证明曹荣光与戴若玲之间为借款关系，戴若玲已归还上述借款中的30万元。
徐某出庭作证，证明：我与曹荣光、戴若玲都是朋友关系。曹荣光与戴若玲之间有个200万元的借款，是戴若玲要还招商银行的贷款，是过桥资金，戴若玲找到我，要我帮这个忙，借款还招商银行的贷款，我找到曹荣光，是我搭的线。双方通过我，在电话里谈的，没有约定利息，借款期限半个月，最长一个月。我本人和戴若玲没有经济往来，和戴若玲的140万元转账，是2014年6月11日戴若玲在微信里委托我帮她对外放贷的款，140万元只是在我的账上过一下，马上就转到借款的福凯公司了。200万元贷款还了以后，招商银行并没有续贷给戴若玲，戴若玲就先把30万元打到我的账户上，我直接还给曹荣光。
曹荣光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1月12日，徐某向其转账支付30万元，摘要附言为“还戴若玲借款”。
戴若玲与徐某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为：徐某留言：戴总，上次帮你过桥的小贷公司在逼着还钱，再不还他们也要起诉了；戴若玲留言：你那个120借款及利息要还呀，抵后你还差我钱，我哪里有钱还？徐某留言：一边是受你之托放出去，一边也是受你之托帮你借，现在都成了事；戴若玲留言：这钱是我出的，咱们合伙赚钱的，但不是说让你把钱弄不见了；徐某留言：我是有问题，帮你借的200万我也无力偿还；戴若玲留言：我还了你30万元，加上那个120万元，利息不止50万元，我肯定不欠你。
四、戴若玲确曾在曹荣光向其转款200万元后，向银行还贷200万元。
根据戴若玲的银行流水显示，戴若玲在收到曹荣光转款的200万元后，归还了其个人资产贷款。
一审法院认为，从事实、证据上分析，各方当事人对2015年10月16日曹荣光向戴若玲转款200万元这一客观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的是对于曹荣光支付款项的原因。由于没有借条等证明形式，戴若玲抗辩称曹荣光向其银行账户汇款系代徐某偿还借款。仅持有支付凭证而没有借据的民间借贷纠纷，对于自认为出借人的原告一方而言，必须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已实际支付相应款项，其举证责任才算完成。若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在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戴若玲首先应对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其完成举证责任后，方由曹荣光继续举证。
戴若玲陈述，曹荣光向其转款的200万元，系代徐某偿还的徐某向其借款12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戴若玲同时又提供了其向徐某转款140万元的银行流水加以证明。首先，戴若玲与徐某之间同样也没有书面的借款凭证；其次，在戴若玲向徐某转款140万元的同日，徐某又向戴若玲回款20万元，期间并无120万元的转款，加之徐某与戴若玲之间另有多笔银行流水往来，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有钱款往来，但无法必然证明钱款来往就是借贷关系。因为很多资金往来并非凭空进行，而是有着一定的法律联系，不排除戴若玲与徐某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的事实。在徐某对双方的借款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形下，对戴若玲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即使徐某向戴若玲借款120万元属实，该借款期间与戴若玲所认为的还款期间仅有11个月，按照戴若玲系归还本息的陈述，则利息高达80万元，换算成实际利率已超过本地民间借贷市场贷款人所能承受的能力，也不合常理。虽然戴若玲就此重新加以解释，称由于徐某认为利息过高，双方协商后戴若玲又将30万元转回徐某，但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戴若玲与徐某之间的微信记录，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双方对戴若玲自称的120万元借款从未达成借款的合意，为此还发生了争执，戴若玲也仅在徐某向其告知“帮你借的200万”向对方要求归还时，戴若玲才向徐某主张该200万元应充抵其自称的120万元借款本息，徐某当时并未予认可，可见戴若玲称该200万元系徐某偿还的向戴若玲借款120万元的本息，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就此所谓的还款也没有达成合意。微信记录还显示，戴若玲就该200万元对徐某留言“还了你30万元”，从语文角度判断，“借”与“还”，是相互往来的关系，也是一种诚信度的表现，该留言也与戴若玲主张的30万元为转回的高息相悖。因此，戴若玲对其抗辩主张，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与此同时，没有借条的出借人也要承担巨大的举证责任，并且证据与证据间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曹荣光将200万元款项汇入戴若玲的个人账户，现曹荣光依据该汇账凭条，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要从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来判断。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贷款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贷款交付给借款人。根据上述法律特征，曹荣光与戴若玲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的借贷协议，但徐某能证明双方之间就借贷达成过口头协议，戴若玲也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推翻徐某的证言，加之戴若玲也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转款是代徐某还款，虽然徐某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曹荣光与戴若玲互不相识，其陈述戴若玲因需要向银行还贷而通过徐某向其借钱，而根据戴若玲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恰在曹荣光向戴若玲转款200万元后，戴若玲使用该笔资金归还了银行贷款，曹荣光的陈述与徐某的证言和戴若玲的银行流水形成了清晰的证据链，且目前并未发现曹荣光、戴若玲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曹荣光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戴若玲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由此可认定该款项在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
从日常生活逻辑来看，通过银行汇款等方式进行借贷的行为日渐增多，此种情形下一般都无借条等足以认定借贷关系的证据存在，如当事人在能够提供汇款凭证等具有较强证明力证据的情形下，仅因其未提供借条就对双方的借贷关系不予认定，不仅与事实真相相违背，而且无疑会对人们现已习惯的通过在银行汇款进行借款往来的行为造成冲击。曹荣光虽未提供借据，但现实中，通过银行转账，不书写借条的借贷关系大量存在。戴若玲针对借款关系提出了反驳，但其所依据的事实又无证据证明；而曹荣光对于借款过程的陈述客观可信，且符合风俗及日常习惯，应当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曹荣光与戴若玲之间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1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贷款，没有约定返还期限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据此，戴若玲应当承担返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判决：一、戴若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曹荣光借款1,700,000元；二、驳回曹荣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戴若玲二审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徐某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于偿还徐某的借款，故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戴若玲主张曹荣光向其转款200万元，系代徐某向其还款，则戴若玲应当对其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曹荣光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其证明力明显大于戴若玲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戴若玲所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故戴若玲的上诉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戴若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戴若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