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诸民初字第1250号
原告：王君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ＸＸ群。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宣少军，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教育局。
法定代表人：杨建波。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石奎永。
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
法定代表人：斯巨忠。
原告王君芳为与被告诸暨市教育局、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2日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晓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君芳的委托代理人ＸＸ群、宣少军，被告诸暨市教育局的法定代表人杨建波及委托代理人石奎永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经本院传票传票，无正当理由未派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君芳起诉称，原告于1984年8月起经人事局分配至诸暨市学勉中学任高中化学老师，1989年8月由被告诸暨市教育局公派至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任高中化学老师和班主任。1999年9月，因原告当时身体有病及有关允许学校创收的规定，原告经第三人同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期间原告按规定每年向第三人缴纳3000元管理费，还因学校教育需要多次返校上课。2014年8月，原告因评定职称需要复印《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到被告档案室查询和复印时，方知原告的名字早在1999年已不在教师名册中，即原告之事业编制被取消。为此，原告即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说明情况和原因，同时多次向被告投诉和交涉，并于2014年11月12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要求确认王君芳属事业在编在册老师的报告》，被告接到报告后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书面回复，在承认原告系公派到第三人这里任教和学校从1999年11月开始未将原告列入学校干部名册之事实后，却主观地认为原告系因故未正常上班，系实际脱离教育岗位，不能完全排除自动离职的情节等，并建议原告通过人事仲裁或行政诉讼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自己作为具有正式事业编制的公派教师，在身体原因和符合当时政策的情况下办理停薪留职手续，且从未向被告或第三人提交过辞去公职的申请，也从未接到过被告或第三人要求原告返校或辞退之书面文书，而停薪留职后即使未续签协议，在双方无异议情况下，不改变仍属于停薪留职、仍属公派老师之性质，仍存在事业人事关系。被告或第三人未履行告知和通知义务，未作出书面决定的情况下，就擅自以将原告从在编老师名册中取消之行为予以辞退，显属违法。该行为造成原告之社会保险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直接影响到原告之退休待遇和人格尊严。原告为维护自身之合法权益，曾依照《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等有关规定向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人事争议仲裁，但该会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而作出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现起诉要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业人事关系；撤销被告与第三人擅自把原告辞退之错误行为；并判令被告限期恢复原告之工作岗位。
被告诸暨市教育局答辩称，围绕原告提出的诉求，被告主要陈述以下事实：一、关于原告停薪留职认定方面的问题。1、原告称1999年9月经第三人同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但诉前被告曾向原告多次询问，并向第三人了解，至今双方都无法提供停薪留职的合同和缴纳管理费票据等有效证据；2、假设1999年首轮停薪留职合同期满，原告是否与第三人通过续签停薪留职协议、续缴停薪留职管理费用的方式存续了人事关系的问题，更无后续相关证据。1999年之后，原告实际已脱离教育岗位长达10多年；3、被告通过与相关部门协调中了解到，原告于1999年7月起，以城镇合同制职工身份参加了浙江诸暨信和服装有限公司单位名下的企业养老保险。假如原告认定自己是事业编制人员，按理不应该参加企业职工身份的养老保险；二、关于原告应当知晓停薪留职相关政策规定的问题。原告于1984年走上教育工作岗位，至1999年所称停薪留职时已工作15年。当时，诸暨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曾多次下发关于加强学校创收人员管理工作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围绕本案的重要时间节点，即原告所称停薪留职的1999年至2004年。其间，诸暨市教育委员会、诸暨市教育局曾于1999年下发诸教[1999]10号文件《关于印发教职工管理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通知》和诸教[1999]15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创收人员管理工作的补充意见》；曾于2002年下发诸教[2002]60号文件《关于做好教育系统在编不在岗人员清理工作的意见》。这些文件中规定：1、除教委所属勤办和化轻原料公司的创收人员外，其他学校（单位）创收人员必须在2002年7月31日前归队；2、到2002年7月31日止，一直按规定与学校签订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相应管理费的在编不在岗人员，本人自愿要求回校工作的，于2002年7月15日前，由本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签具意见报教育局审核同意后回学校工作；3、凡不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手续的，一律作自动离职处理。原告当初在与第三人履行停薪留职手续时，应当知晓这些政策规定，因这是履行相关协议手续的前提条件。原劳动部劳办发[1994]48号、劳人函[1998]5号文件明确，如果职工停薪留职期满后1个月内既未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又未办理辞职手续的，单位有权按自动离职处理。停薪留职职工期满后应当按时归队，不按时归队或未提出要求归队，又不进一步办理相关手续的，单位将按自动离职处理，这些应当属于当初协议的必备条款，在协议签订时已公告了当事方；三、关于原告要求限期恢复工作岗位的问题。停薪留职无疑是有期限要求的。原告应于2002年7月15日前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或截止于原告所谓停薪留职协议期满的2004年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而不应该在实际脱离教育岗位长达10多年后再提出这一申请。
被告诸暨市教育局在庭审中补充答辩称，原告诉称长期停薪留职没有事实依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1999年至今停薪留职，仅以第三人的相关工作人员说明作为唯一的证据材料，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材料是事后制作，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取证条件，不具有自然属性，不符合书证的客观性要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提交书面材料述称，一、作为学校工作的惯例，相关教师工作的上级文件及有关法规政策，必定在第一时间向全校教职工传达到位，不存在原告不知情、未通知到本人的情况；二、据回忆，在签约期间确有原告返校上课之事实，但关于后续是否签约、返校上课之事，作为现任校长概不知情，也无法提供已签原件和后续签约原件；三、据了解原告于1999年开始自行交纳企业社会保险；四、具体经办知情者为原校长王仕铭；五、我校提供给原告的证明材料中已明确表述是据当时经办者的回忆。
原告王君芳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被告诸暨市教育局提出的质证意见如下：
1、中小学老师职务评审申报表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1984年8月经人事局分配，在学勉中学担任化学老师，于1989年8月由被告公派到第三人处任教，第三人确认原告曾多次被评为“教坛新秀”，且在1995年被评定为中学一级教师的事实。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于1984年参加工作，系公派教师，具有事业人事编制的事实没有异议；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申报表两份，用以证明原告系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系中学一级教师的事实。被告经质证无异议；
3、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于2014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1989年8月由诸暨市教育局公派调入第三人处工作，1999年9月，原告按当时的有关创收规定，与学校签订停薪留职协议，协议的内容经回忆是同意原告停薪留职，停薪留职期间工资调整和福利均可以享受，如果学校需要，原告可随时回学校工作，且停薪留职期间每年向学校缴纳3000元的管理费；原告在停薪留职期间，曾因学校工作需要，多次返校上课；该证明属于单位证明，由现法定代表人及原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加盖了单位的公章，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要件。被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理由是无证据印证原告所述1999年至今停薪留职的情况，仅仅以第三人工作过的相关人员的回忆说明作为唯一的佐证材料，缺乏真实性；该证明材料是第三人事后制作的，不具备取证条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4、原告于2014年11月12日提交给被告的关于要求确认王君芳是事业在编在职老师的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4年11月12日才知晓其事业编制被取消，了解该情况后向被告进行了书面交涉，被告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回复的事实；
5、被告出具的回复一份，回复上明确原告系公派到第三人处任职，1999年下半年开始因故未在越兴中学上课，第三人从当学年开始未将原告列入学校干部名册，被告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原告存在自动离职的情况。
上述证据4、5，被告经质证，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证明了被告的观点，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诸劳人仲不字（2015）第010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24日向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人事争议仲裁，该仲裁委认为申请事项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作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即本案已经仲裁前置程序。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诸暨市教育局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原告王君芳的质证意见如下：
7、诸教[1996]3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创收人员管理的意见》，该意见对创收人员进行了相关规定，用以证明原告所谓的停薪留职、创收的依据是诸教（1999）10号文件；
8、诸教[1999]10号《关于印发〈教职工管理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该规范性文件中，对停薪留职人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被告认为原告应当知晓；
9、诸教[1999]15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创收人员管理工作的补充意见》，其中第一条载明相关人员必须在2002年7月前归位等情况，原告也应当是知晓的；
10、诸教[2002]60号《关于做好教育系统在编不在岗人员清理工作的意见》，该文件与151号文件相对应，对做好清理在职不在岗人员的意见有相关的陈述，且对不按相关规定执行的人员，一律作自动离职处理，被告对创收人员管理的一系列工作，应该形成了证据链。
上述证据7－10，原告经质证，认为对四个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作为文件应有据可查，真实性由法庭审核。这些文件并非被告代理人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对一个特定的个人、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具体的行为，这些文件只是一个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对一般人具有效力的抽象的行政行为。上述文件原告没有看到过，学校也没有向原告传达过，从文件载明的内容看，也不是规范第三人的文件，因这些文件是发给被告的直属中心学校，而本案第三人是民办学校，是农工民主党开办的，说明这些文件没有发到第三人处，如果发到第三人处，被告需提供相应证据。同时从这些文件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被告下属学校的教师，确实存在停薪留职的情形，且文件中老师每年不少于3000元的管理费和原告说的五年缴了15000元的管理费是相符合的，文件中对留职停薪期满，要求原告返回，应该由学校书面通知原告本人，但至今原告没有接到过任何要求返校的通知，其中2002年之后的文件，原告已经在留职停薪阶段，所以无法对原告进行适用。
11、诸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原告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清单，被告认为原告自1999年7月与浙江诸暨信和服装有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浙江诸暨信和服装有限公司系原告丈夫开办，1999年政府分配给该公司37个养老保险名额，为了充人头数，原告也缴纳了社会养老保险。
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未提供证据。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宣读并质证，均已收集在卷，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王君芳提供的证据1、2，被告经质证无异议，能够证实原告系被告于1989年8月公派至第三人处工作的具有事业编制性质人员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3，由原告的用工单位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出具，但证明中又载明内容是根据原校领导的回忆，具有证人证言的性质，证明中关于原告停薪留职及对协议内容的描述，无相关协议、缴费票据等证据印证。其中关于停薪留职时间，原告方庭审中陈述协议约定停薪留职期为五年，而该证明关于停薪留职时间陈述为根据学校工作的需要和王君芳老师的个人意愿双方商定，故证明内容与原告的陈述之间也无法印证，对该份证明中关于原告离岗原因及停薪留职协议的内容，因无证据印证，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5、6，被告经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诸暨市教育局提供的证据7－10，系该机关于1996年至2002年期间就教育系统在编不在岗人员管理工作印发的文件，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被告并未就上述文件已通知到原告本人，或文件具体实施过程中针对原告的情况作出处理等事项提供证据，故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本院无法作出认定。证据11，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证据载明内容反映出原告自1999年7月至2015年4月以浙江诸暨信和服装有限公司（浙江和君服装有限公司）为参保单位缴纳企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方主张的原告与该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因无其它证据佐证，本院不作认定。
综合上述认定的证据并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王君芳于1984年8月作为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被分配至诸暨市学勉中学任教。于1989年8月由被告诸暨市教育局公派至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工作。原告于1999年下半年开始离开工作岗位，同时，第三人不再将原告列入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名册。1999年7月至2015年，原告以浙江诸暨信和服装有限公司（浙江和君服装有限公司）为参保单位缴纳企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2014年8月，原告向被告查询档案时得知，其自1999年11月开始未再列入事业编制名册。2014年11月，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要求确认王君芳属事业在编在册老师的报告》。被告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回复，内容载明：“一、你作为公派到越兴中学教师，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因故未在越兴中学正常上班，且至今实际脱离教育岗位，学校也从当学年开始未将你列入学校干部名册，所以你应列入现在编在册老师名单缺乏事实依据；二、根据越兴中学从1999学年开始不再把你列入干部名册等信息以及相关事实情况，不能完全排除你自动离职的情节，再加上时间已长达15年，鉴于此，建议你通过人事纠纷仲裁或行政诉讼等途径来合理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三、对你的诉求，我们也会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并提供可能的工作配合”。2015年3月24日，原告向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作出诸劳人仲不字[2015]第010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为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因人事关系产生的人事纠纷。
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申请人事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根据该司法解释，人事争议的仲裁申请时效应适用劳动法关于仲裁申请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本案审理中，原告陈述其与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签订了停薪留职协议，每年缴纳管理费3000元，停薪留职期五年。而“停薪留职”，一般是指固定职工保留其身份，离开单位,从事政策上允许的个体经营。如果原告确实因停薪留职离开工作岗位，则停薪留职的主要目的是保留事业编制的身份。原告于1999年7月以企业职工的身份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按照日常经验分析，个人参加养老保险是通过逐年缴纳费用的方式为年老后的生活提供保障。1999年时，我国尚实行事业编制身份的人员无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即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原告应当知道其属于事业编制身份人员无须缴纳社会保险费也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当时其又以企业职工身份支出费用参保，本院认定原告在1997年7月1日以企业职工身份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时应当知道其与被告之间已解除人事关系，如存在争议，则应在之后六十日内申请人事争议仲裁。原告提出的三项请求均以是否与被告解除人事关系为前提，现于2015年3月24日提出人事争议仲裁申请，显然已超过仲裁时效，故对原告提出的本案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人诸暨市越兴中学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君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依法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王君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晓华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