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6民撤1号
原告：包红锋，女，1970年11月30日，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时桥村***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伟华，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某1，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袁某2，男，194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上海邦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菲，上海邦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某3，女，194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告：袁某4，男，195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袁某5，女，195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徐某某，女，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王某1，女，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王2，男，199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包红锋与被告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徐某某、王某1、王2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红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伟华，被告袁某4，被告袁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袁某1、袁某3、袁某5、徐某某、王某1、王2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包红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事实和理由：2014年原告在房产中介处看到了被告袁某1挂牌出售的上海市浦东新区航昌路XXX弄XXX号XXX室拆迁安置房(以下称系争房屋)，被告袁某1向原告出示了该房屋的预售合同，合同确认系争房屋的产权人为被告袁某1一人。2014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袁某1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双方约定房屋总价为人民币68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原告当场支付了定金20,000元，2015年1月5日、2015年1月30日前再分别支付300,000元,余款60,000元在办理房屋产证及办理委托公证后支付。原告按约支付了房款，被告袁某1亦于2015年1月将房屋交付给原告。被告袁某1于2015年8月17日办理了系争房屋的房屋产权证，产权登记为被告袁某1一人。
2015年12月，被告袁某2提起诉讼，声称系争房屋为其母亲的遗产，并要求继承。后所有被告达成调解意向，确认系争房屋由被告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各继承20%，法院出具了调解书。事后，其他被告拿着调解书要求收回房屋，原告才得知此事。原告认为，系争房屋属被告袁某1个人房产，但最终调解却成了其母亲的遗产，被告袁某1放弃了在系争房屋的100%产权，仅仅享受了20%的继承权，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在被告袁某2提起分家析产诉讼前，已经与被告袁某1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同时也付清了全部房款并已实际入住。房屋未能过户亦是安置房屋未到上市交易的时间，整个过程中，原告无任何过错，属善意取得，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袁某2辩称，1、本人提起的是分家析产诉讼，主张的是物权，现原告主张的是合同权利，原告混淆了物权与债权互相独立的问题，如果合同不能履行，应当解除合同或赔偿损失；2、善意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上海市的规定动迁安置房三年内禁止过户交易，原告明明知道系争房屋是动迁安置房，存在交易限制，原告仍购买，并付清了房款，原告自身对此有重大过错，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袁某4辩称，同意被告袁某2的意见。
被告袁某1、袁某3、袁某5、徐某某、王某1、王2未作答辩。
原告包红锋为证明其诉称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之间的诉讼在2015年12月提起，此时系争房屋已经出售，调解方案是将系争房屋从原产权人袁某1变成其母亲的遗产，导致原告利益受侵害，动迁安置有四套房屋，系争房屋不是遗产，法院却作为遗产处理；
2、《房屋出售转让合同》，证明双方是在2014年12月29日经房产中介签订的合同，合同中约定了房屋总价，包括支付方式、交付时间等；
3、系争房屋的产权证，证明原告与被告袁某1在交易过程中，被告袁某1已经办出房屋产权，产权登记在被告袁某1一人名下；
4、房款收条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将房款全部支付，所有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5、提供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袁某1办理了全权委托书，原告在系争房屋产权转移过程中有权代为其办理涉系争房屋的一切手续；
6、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购房确认书，证明当时已经确认系争房屋是被告袁某1所有，所以原告与被告袁某1签订房屋转让合同；
7、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证明动迁安置的其他三套房屋分别登记在被告袁某3、被告徐某某和被告王某1、王2名下，如果系争房屋作为遗产处理，其他原、被告相当于拆迁时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
对原告包红锋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被告袁某2在庭审质证中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原承租人是在动迁过程中，协议签好分配前去世的，被告袁某2是对于整个动迁的利益进行继承或析产的诉讼，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房屋系老母亲遗产，该案最终经法院调解，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2因被告袁某1与原告签订的协议，被告袁某1没有到庭，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被告袁某4在庭审中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袁某2。
被告袁某2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证明原拆迁征收的大田路房屋承租人是被告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的母亲贺银娣，2012年12月25日签署协议，共获得四套房屋及各类补偿费用等；
2、户籍摘录，证明被继承人贺银娣，共有五个子女，分别是被告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
3、死亡证明，证明被继承人贺银娣于2014年1月30日死亡；
4、估价分户报告单，证明在2012年11月20日，贺银娣作为承租人签署了报告单；
5、购房产权人确认书，证明2014年4月9日，除了被告袁某2、袁某4外的其余被告签署了四套安置房屋产权确认书，当时作为房屋承租人或签约人，贺银娣已经去世；
6、项目结算单，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总计1,960,000余元，调解中确认将系争房屋为贺银娣遗产，无论从金额还是从安置人分配上来看，都没有超过合理的范围；
7、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证明四套房屋截止2015年11月房屋的登记情况；
8、律师合同、告知单、庭审笔录、撤诉申请及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方遗产争议早在2014年6月9日被告袁某4就聘请律师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的诉讼，2015年11月法院开庭时，被告袁某1从未提及系争房屋出售事宜。
对被告袁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原告包红锋在庭审质证中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征收协议总的补偿金额1,960,000元，最后方案是按人头，享受托底，托底的话是平均分，被告袁某1是可以享受到355,000元的利益，加上母亲的遗产，是享受到400,000元以上，被告袁某1优惠购买的系争房屋是408,000元，所以购买的房屋完全是被告袁某1的份额，不存在遗产继承的问题；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袁某4不是被安置人员；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系争房屋是确认在袁某1一人申购，从实际登记上来看，原告是没有任何过错的，登记购房确认书的时候，承租人已经死亡，其拆迁利益不能以房屋作为遗产分割，房屋是给被安置人员居住，而钱款是可以作为遗产分割；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袁某4提起诉讼时，原告与被告袁某1所有房屋交接已经完成，被告袁某4、袁某2分别作为原、被告诉讼，这里面有串通的问题，而且是在原告所有买卖手续办完后提起的诉讼，这里面存在恶意成份；庭审笔录第43页，被告袁某1抗辩也认为贺银娣死亡后以货币形式分割，也就是说贺银娣的遗产是现金，但半年后，被告袁某1却认为房屋是遗产，这一变化很显然是被告之间私下里达成某种共识，存在串通。
被告袁某4在庭审中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袁某2。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系兄弟姐妹关系，其母亲为贺银娣(2014年1月30日去世)。被告王某1与被告袁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3月23日经本院调解离婚，被告王2为被告王某1与被告袁某1之子。被告徐某某与被告袁某12010年2月22日登记结婚，2013年5月17日登记离婚。
上海市静安区大田路XXX号房屋原租赁户名为贺银娣，2012年12月25日该房屋被征收，该户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困难人口信息为贺银娣、袁某1、袁某3、徐某某、王某1、王2六人。该户征收补偿利益为四套房屋及货币补偿183,594.99元，其中上海市闵行区浦连路XXX弄XXX号XXX室(优惠总价为581,265.65元)由被告王某1、王2共同申购，2015年10月被告王某1、王2取得了房屋产权；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秀泽路XXX弄XXX号XXX室(优惠总价为386,418.90元)由被告徐某某申购，2015年12月被告徐某某取得了房屋产权；上海市浦东新区航昌路XXX弄XXX号XXX室(优惠总价为402,438.40元)由被告袁某3申购，2015年9月被告袁某3取得了房屋产权；系争房屋(优惠总价为408,242.80元)由被告袁某1申购，2015年8月被告袁某1取得了房屋产权。
2015年9月，被告袁某4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诉讼，要求将系争房屋判归其继承；庭审中，被告袁某1曾表示“四套房屋的分割已经在上述家庭协议中分割好，属于贺银娣的份额应当以货币为主”。2015年11月9日，被告袁某4向法院撤回了诉讼。
2016年4月21日，被告袁某2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继承分割上海市静安区大田路XXX号房屋属被继承人贺银娣部分的征收利益。2016年6月17日庭审中，被告袁某1表示“我个人自己应得40万元多一点，以此获得航昌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当天，本院出具(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现登记在被告袁某1名下的上海市浦东新区航昌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为被继承人贺银娣的遗产，由原告袁某2、被告袁某1、袁某3、袁某4、袁某5共同继承，每人继承的产权份额为20%，原、被告应当相互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
2014年12月29日，原告通过上海明明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中介，与被告袁某1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袁某1将动迁取得的系争房屋以6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于签约当日支付20,000元，2015年1月5日前支付300,000元，2015年1月30日前支付300,000元，被告袁某1获得系争房屋产权证后四个月内，原告再支付30,000元，在被告袁某1办理委托公证后六个月内，原告支付最后的30,000元。双方约定2015年1月15日，被告袁某1将系争房屋交与原告。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支付了所有房款，被告袁某1交付了系争房屋。2015年8月26日，案外人包某某与被告袁某1在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被告袁某1将依附于系争房屋上的所有权利义务均交与案外人包某某代为行使和承担。
被告袁某2、袁某4等持本院调解书向原告主张权利后，原告提出了异议，并提起了诉讼。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上海市静安区大田路XXX号房屋动迁安置为困难户托底安置，每人应享受的份额相当，四套动迁安置房亦由各安置对象一一申购。系争房屋属被告袁某1动迁安置所得，房屋申购人及房屋产权人均为被告袁某1一人，其对系争房屋有权进行处分，故被告袁某1与原告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不存在障碍。双方签订的房屋出售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约向被告袁某1如数支付了购房款，被告袁某1也将系争房屋交付给原告占用，故该房屋出售转让合同应属合法有效。
然而，在(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案件的审理中，却存在诸多不正常现象。首先，在四套动迁安置房的申购时，被继承人贺银娣已经去世，其名下并无动迁安置房屋的利益，然而(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却将已经由当事人申购的四套动迁安置房屋，未经通盘考量，把已经登记被告袁某1的房屋，任由当事人确认为被继承人贺银娣的遗产予以处理，而作为继承人及动迁安置对象的被告袁某1，其自认应获得的动迁安置利益约40万元多一点，然而，民事调解书中却将其应得到份额大幅减少至20%，不足10万元，被告袁某1莫名损失30万余元的差额，民事调解书也没有做出交代。其次，被告袁某1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中曾表述被继承人贺银娣的遗产应当以拆迁钱款作为继承标的，非动迁安置房，然而到本院继承诉讼过程中，却以自己名下的动迁安置房为继承标的，完全放弃了其应得到利益，与其在诉讼中的辩称相悖，对此(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案并未审查被告袁某1为何在与各当事人对立的庭审中忽然会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再次，被告袁某1将系争房屋出售与原告在先，继承诉讼在后，被告袁某1在本院继承诉讼中故意隐瞒了系争房屋已经转让的事实，严重干扰了法院案件的审理，直接导致了本案的诉讼。被告袁某1的上述所为，与其在两次诉讼中表述相悖，且不符合常理，主观恶意明显，本院以此出具的(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显属不当。
原告与被告袁某1房屋交易过程中，原告审查了系争房屋的来源为被告袁某1动迁安置所申购，之后产权登记在被告袁某1一人名下，被告袁某1符合房屋交易的主体资格，因此在整个房屋交易过程中，原告并无过错。
在(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出具之前原告与被告袁某1已经完成了支付房款及交付房屋手续，原告亦已实际占用系争房屋，虽然基于动迁安置房的政策，系争房屋的产权目前尚无法变更登记产权人，但交易双方对之后系争房屋的产权过户等做出了约定，原告获得系争房屋的产权不存在障碍。被告袁某1隐瞒事实真相，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法院调解协议的方式对系争房屋的产权进行再分配，该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在保护本案其他被告合法权利的同时亦应切实平等的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由于被告袁某1的恶意所为，导致了本院出具的(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的财产利益，理应依法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2016)沪0106民初4631号民事调解书。
案件受理费7,420元，由被告袁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睢洁
审 判 员 谭永玮
人民陪审员 薛为安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蔡力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