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035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建飞，女，1980年11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岩，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爱特博旅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18号正远商旅酒店618室（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邵立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杜江涛，北京策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建飞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爱特博旅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特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民（商）初字第12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全奕颖担任审判长，法官蒙瑞、法官李坤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9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爱特博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爱特博公司与林建飞是机票销售代理关系。2012年7月3日至2012年9月23日，林建飞陆续从爱特博公司为自己的朋友购买机票合计837550元，除去退票及已付机票款，林建飞目前尚欠机票款307246元。爱特博公司多次催要，林建飞认可给付，并且出具欠款收据，承诺于2013年2月16日还款20万元，还款期限早已过去，林建飞至今分文未还。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林建飞偿还爱特博公司机票款3072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建飞负担。
林建飞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爱特博公司的诉讼请求。1.双方之间不存在机票销售代理关系。林建飞系爱特博公司售票员。2.林建飞不欠爱特博公司机票款，实际欠款人是李晓军。李晓军与林建飞以前的同事高杰是朋友关系。2012年7月2日，高杰找到林建飞，称李晓军想找个机票代理出机票，让林建飞问问爱特博公司经理于静毅。当时于静毅口头同意可以给出票。爱特博公司2012年7月3日开始给李晓军出票。后因李晓军欠的机票款太多，且结机票款的速度比之前慢了，2012年9月23日就停止了继续出票。截止到停止出票时，李晓军在爱特博公司出票总额是837550元，除退票及已付机票款，李晓军当时欠款50余万元。停止出票后又陆续还了20余万元，最后还欠有307246元未还。在这期间，李晓军曾到公司想与于静毅商谈欠款事宜，但没有谈成。后来于静毅让林建飞想办法把欠款要回来，并说如果李晓军现在实在还不了钱，最起码让他打个欠条。于是林建飞就与高杰联系，并于2013年1月25日和高杰一起去大庆找李晓军还款。由于当时李晓军没有资金还款，林建飞就向其索要了欠款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回北京后，林建飞将欠款证明交给于静毅，但于静毅又不承认此欠款证明了。2013年2月4日下班后，于静毅将林建飞留在公司，通过逼迫恐吓让林建飞抄写了一份事先拟好的欠款证明，林建飞迫于无奈抄写了该欠款证明。2013年2月8日，于静毅和爱特博公司老总邵立新又将林建飞留在办公室，要林建飞先还20万元，林建飞不同意，他们就又进行逼迫恐吓，林建飞迫于无奈只好按他们的意思签下还款条。之后，于静毅向天竺派出所报警，后来林建飞与高杰曾一同在天竺派出所叙述了事情经过。2013年7月17日，于静毅又将李晓军的欠条原件拿走，说是以备起诉使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2月4日，林建飞为爱特博公司出具欠款证明一份。该欠款证明载明：“林建飞自2012年7月3日起至2012年9月23日止，在北京爱特博旅运服务有限公司出机票票款累计金额837550元，退票32250元，退票款1976元，已付机票款500000元，未付机票款307246元。按照北京爱特博旅运服务有限公司规定，所欠机票款307246元还款日期应为2012年9月24日，但因我个人原因该笔欠款
307246元直至2013年2月4日仍未还清。特签此欠条证明。”
2013年2月8日，林建飞又为爱特博公司出具书面承诺：“经公司协商本人同意2013年2月16日还公司欠款200000（贰拾万元）其他欠款延期归还，如未还款可以走法律程序。”一审庭审中，林建飞表示欠款证明及承诺都是其被于静毅强迫所写，不认可欠款事实。对此，林建飞提交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以下简称票务中心）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林建飞将李晓军所写的欠条原件交给了票务中心，其还提交李晓军为票务中心出具的欠条复印件及李晓军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林建飞不欠爱特博公司机票款，实际欠款人为李晓军。林建飞还称票务中心与爱特博公司是关系单位。爱特博公司对林建飞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其与票务中心存在关系。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林建飞提交的收条及欠条只能证明李晓军与票务中心存在欠款关系，而李晓军和票务中心并非本案原、被告，故李晓军与票务中心之间的债务与本案无关。林建飞虽称票务中心与爱特博公司存在关系，但未能予以举证证明，故法院对该项答辩理由不予采信。另，林建飞虽称其是受胁迫才写下欠款证明，但对此其也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故法院对该项答辩理由亦不予采信。
根据爱特博公司提交的欠款证明，林建飞尚欠爱特博公司机票款307246元未付。爱特博公司要求林建飞给付机票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林建飞偿还北京爱特博旅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票款30724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如果林建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林建飞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林建飞虽然给爱特博公司出具了欠条，但林建飞已经把李晓军给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出具的欠条原件给了爱特博公司，两张欠条指向同一债务，且爱特博公司与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有关联关系。2.即使爱特博公司与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没有关联关系，因为林建飞是爱特博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所以林建飞的出票及收取票款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爱特博公司承担，林建飞没有支付价款的义务。综上，林建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爱特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爱特博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爱特博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爱特博公司认为林建飞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林建飞陈述写欠条是系被胁迫，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且就欠款事宜是爱特博公司报警而非林建飞报警。爱特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林建飞的上诉请求。
二审审理期间，林建飞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证明、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证明、北京市社会团体团体会员登记表、北京地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协会基本信息、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证明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与爱特博公司之间有关联关系。第二组证据包括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及劳动合同书，证明林建飞与爱特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于第一组证据，爱特博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但是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爱特博公司与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之间存在关联性，只能证明爱特博公司是北京地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协会会员。即使到北京航协联合票务中心退票，也只可能是业务上的交集，与本案欠款的事实无关联性。对于第二组证据，爱特博公司不确认其真实性，主张即使林建飞与爱特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排斥两者之间存在机票销售代理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爱特博公司提交的欠款证明，林建飞提交的收条、欠条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证明、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证明、北京市社会团体团体会员登记表、北京地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协会基本信息、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爱特博公司提交的欠款证明，林建飞尚欠爱特博公司机票款307246元未付。林建飞上诉称其是受爱特博公司工作人员胁迫才写下欠款证明，但对此林建飞未能举证证明，亦未采取措施撤销该行为，故本院对林建飞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林建飞主张李晓军与爱特博公司存在债务关系及爱特博公司与北京航协票务中心存在关联关系。林建飞提交的收条及欠条只能证明李晓军与北京航协票务中心存在债务关系，而李晓军和北京航协票务中心并非本案当事人，林建飞对李晓军与北京航协票务中心之间的债务关系与本案的关联关系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林建飞虽主张爱特博公司与北京航协票务中心存在关联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林建飞主张其与爱特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使林建飞与爱特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结合林建飞所写的欠款证明，仍无法排除林建飞与爱特博公司之间存在债务关系。故爱特博公司要求林建飞给付机票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林建飞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54元，由林建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909元，由林建飞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全奕颖
代理审判员 蒙 瑞
代理审判员 李 坤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