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集美北大道788号之十二，组织机构代码76926368-6。
法定代表人董全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志宁，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利权，男，197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罗田县。
委托代理人姚小召、许玲玲，福建倍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利权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5）集民初字第2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星斗公司诉称：一、仲裁委在被告徐利权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月薪为1万元，且星斗公司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公司已按5000元／月足额向徐利权支付工资的情况下，认定星斗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认定事实错误。1、徐利权于2011年9月1日进入到星斗公司工作，职务为副总经理，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为5000元，并未约定所谓12万元年薪。星斗公司一直按5000元／月标准发放工资，徐利权未曾表示过异议。2、徐利权主张月工资为1万元，其作为权利方，应该举证证明，现其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徐利权主张星斗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17日向其转账的6万元和84848元作为年薪制的依据，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照徐利权主张，其于2012年1月可以领取15000元，2013年1月可以领取6万元，2014年1月可以领取6万元的工资，但是，星斗公司实际转账的金额显然与徐利权主张不吻合，徐利权对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二、星斗公司已经举证《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奖励协议》，且徐利权也已经自认10万元股权价款已经支付给了星斗公司和星斗公司于2013年4月5日将股权价款退回给徐利权之事实的情况下，仲裁委认定星斗公司支付的6万元和84848元不是分红款，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9月1日，双方签订《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奖励协议》，约定徐利权以优惠价款20万元购买星斗公司10%股份，徐利权先交10万元，剩余10万元可用后年度奖金补交。徐利权可以依照投入资金参加公司分红。之后，徐利权支付了10万元的股金。星斗公司分别于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发放了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分红6万元和84848元。如果该款项不是分红，徐利权不可能在支付股金后不分配红利而不提出异议。2013年4月5日，星斗公司退还给徐利权投资款，之后便不再享受分红。至于星斗公司是否盈利以及分红具体数额，与本案劳动争议无关。三、仲裁委参照《2014年厦门市部分工种（职位）工资指导价位》中企业经理（厂长）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徐利权的最低月工资，并再此基础上计算徐利权的工资差额，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存在工资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徐利权作为权利人应举证证明其月工资1万元的事实。星斗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一直体现徐利权月工资为5000元。2、《2014年厦门市部分工种（职位）工资指导价位》仅是一份指导性文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仲裁委根据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缺乏法律依据。3、退一步说，即使可以参照《2014年厦门市部分工种（职位）工资指导价位》的同类职位标准来计算月工资，也应该参照职位标准相近的工资。星斗公司不是生产型企业，徐利权参照的应该是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的标准（5749元／月），或生产经营经理的标准（4204元／月），而不是企业经理（厂长）的标准。故星斗公司按照月工资5000元标准发放是合理的。综上，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错误，为维护星斗公司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告星斗公司不必向被告徐利权支付2014年工资差额50386元；2、被告徐利权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徐利权辩称：一、仲裁委裁决确认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正确。星斗公司没有提供徐利权月工资标准和领取的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徐利权在星斗公司处担任副总经理，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1万元，实行年薪制，按月发放5000元，作为平时的生活费，剩余工资额、年终奖金等一次性于年底发放。星斗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说明徐利权从星斗公司处领取薪金的具体数额，此数额并不是徐利权的全部工资，不能证明星斗公司足额发放了被告工资。星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统计工资支付数据，编制工资表。星斗公司从劳动争议仲裁阶段至起诉均没有提交徐利权工资标准和领取情况的工资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星斗公司将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转入的款项定性为分红与事实严重不符。1、星斗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转入的两笔款项系2012年和2013年度的工资收入。2、《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奖励协议》根本没有履行，星斗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财务数据支持其作为计算分红款的基础。星斗公司于2013年4月5日退还徐利权股款10万元，又称2014年1月27日还在给徐利权发放分红款，显然自相矛盾。三、仲裁委参照《2014年厦门市部分工种（职位）工资指导价位》基础上计算徐利权的工资差额，认定事实与法律适用正确。星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徐利权的工资标准，仅凭转账记录作为徐利权工资标准。此时工资标准处于真伪不明确的状态。徐利权作为星斗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行政、销售业务等职责，与公司的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显然不是一个层级，按照《2014年厦门市部分工种（职位工资指导价位）》的最低价位确定工资标准并无不妥，因此劳动仲裁裁决的结果适当。
原审查明，被告徐利权于2011年9月1日进入原告星斗公司工作，任职副总经理。同日，星斗公司作为甲方与徐利权作为乙方签订《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奖励协议》，约定：“甲方承诺在乙方同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正式上班，以本公司现有资产总额折合股价，依照每股股价50%的价格于乙方进入公司后，公司用10%股份作为乙方议定股。……。公司现实有资产肆百万元人民币，公司400万元资产应以财务明细帐方式体现，公司股价折合每股肆万元整，即甲方给乙方10%股份的优惠价款为贰拾万元整，乙方进入公司先交壹拾万元，剩余壹拾万元可用现金或年度分红资金补交。叁年内未交清认购款取消5%认购权。”协议签订后，徐利权向星斗公司支付了10万元股权款，之后徐利权未再支付剩余5%的股权款。2013年4月5日，星斗公司退还徐利权10万元股权款。
2013年2月7日，星斗公司向徐利权转账6万元。2014年1月27日，星斗公司向徐利权转账84848元。星斗公司主张前述发放的款项为分红款；徐利权则抗辩前述款项系工资及奖金。
星斗公司与徐利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书面约定工资数额。徐利权在职期间，星斗公司每月按5000元（尚未扣除社会保险费等）标准向徐利权支付工资。2014年，星斗公司向徐利权发放了工资65000元。
2015年5月4日，徐利权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星斗公司补足2014年度工资55000元。2015年7月21日，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集劳仲案（2015）124号裁决书，裁决星斗公司支付徐利权工资差额50386元。星斗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劳动争议引发的纠纷。本案原告星斗公司主张被告徐利权月工资为5000元，而徐利权则抗辩其月工资为1万元。双方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约定的工资数额，应视为双方对工资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星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涉及工人工资有关的证据属于其掌握管理的证据，关于徐利权工资标准的相关证据应由星斗公司提供，如果其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星斗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其于每月按5000元标准向徐利权发放了工资，但星斗公司并未提交工资花名册和工资计算依据等证据证明徐利权应发工资数额。此外，星斗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转账的6万元和84848元属于股权分红款，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前述款项的计算依据，也无法说明2013年4月5日退还徐利权股权款10万元情况下何以在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发放股权分红款84848元的事实。综上，星斗公司对于徐利权工资情况举证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采纳徐利权月工资为1万元／月标准的抗辩。同时，因徐利权同意参照《2014年厦门市劳动力市场部分工种（职位）工资指导价位》中企业经理（厂长）月工资9614元标准计算，该标准低于1万元，此属于徐利权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确认。扣除星斗公司2014年度已发放的65000元，还应发放给徐利权工资9614元／月×12个月-65000元=5036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徐利权2014年工资差额50386元。二、驳回原告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星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星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不必向被上诉人徐利权支付2014年工资差额50386元。事实与理由；原审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并导致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基本原则，同时，《劳动争议仲裁调解仲裁法》也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其月工资为1万元，作为主张方必须举证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该约定或是上诉人存在事实上按照该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该工资的事实。但是，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被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却在被上诉人并未举证的情况下，认定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显然违背了如上规定。1、原审认定与工资有关的证据应当由上诉人举证，扩大了“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含义。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举证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了上诉人已经按照月5000元的工资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工资，已经尽到了工资支付凭证的举证责任。至于工资标准，由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且，银行记录也体现了自其入职至其离职期间每月均为5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对每月的工资数额提出异议，所以，上诉人并无法掌握有被上诉人“月工资为1万元”的证据，原审法院将此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显然错误。2、被上诉人不仅是上诉人聘用的副总经理，同时其又存在向上诉人投资入股的情况，再加上其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原存在的友好情谊，被上诉人很少在上诉人的工资表上签名确认。上诉人二审提供一份经被上诉人签名确认的工资表，该表载有被上诉人的月工资结构及工资数额，也足可推翻被上诉人所陈述的月工资为1万元的说法。
二、原审认定上诉人在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向被上诉人转入的6万元、84848元不属于投资收益，而是属于被上诉人的工资，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激励协议》，被上诉人也将10万元的股金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2012年、2013年底向被上诉人支付6万元、84848元二笔款项，完全是基于被上诉人的出资行为而享有的收益。若该款项不是投资收益，那么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从未向上诉人提过异议。而2013年4月5日，上诉人就已经将股权价款退还给被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已经退股，就不可能继续享有投资收益。2、原审以上诉人无法说明“2013年4月5日退还徐利权股权款10万元情况下何以在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发放股权分红款84848元”认定6万元及84848元非股权分红款，也是错误的。6万元的投资收益确定的时间是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而84848元的投资收益确定的时间是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所以，该款项对应的期限是确定的，而且投资收益在次年进行支付，也是合理的。至于原审所认为的分红款项的计算依据问题，上诉人系一小规模经营的企业，由于被上诉人并未按照协议履行出资义务，所以只能根据其到资的具体数额取得部分收益，而该部分的收益，是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经过被上诉人的口头同意后随心确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算方式。对此情况，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进行说明。但原审却以上诉人无法说明作为依据之一认定如上款项非投资收益，显然错误。3、根据被上诉人的主张，若其工资属于年薪制且工资分为月工资部分和年底一次性支付部分，那么，被上诉人在2012年1月就可以领取1.5万元的工资，2013年1月可以领取6万元的工资，2014年1月也可以领取6万元的工资，但是，2013年2月7日上诉人转入的款项是6万元，与其主张的年薪制尚差1.5万元的款项；2014年1月27日上诉人转入的款项是84848元，又与其主张的金额多出了24848元。显然，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无论是金额上还是支付时间上，根本就无法与被上诉人的主张相互吻合，被上诉人也无法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原审将上述款项认定是被上诉人主张的“年薪工资”，显然错误。
被上诉人徐利权答辩称：一、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涉及工人工资有关的证据属于其掌握管理的证据，被上诉人的工资标准的相关证据也应由上诉人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应当统计劳动者工资支付数据，编制工资支付表，并按国家规定的期限保存备查。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说明被上诉人领取的薪金的具体数额，不能证明其足额发放了工资，拖欠工资的事实仍是存在的，不能当然免除其作为用人单位应提供掌握管理证据的责任。因此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适当，认定事实正确。
二、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两笔款项系被上诉人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工资收入，上诉人称系股权激励的分红，从劳动仲裁至诉讼阶段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计算依据。上诉人解释称系与被上诉人口头确定，没有计算依据，该解释不合理。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用人单位将承担一定的后果和风险。实务中，银行支付凭证、工资发放记录、证人证言等亦可证明劳动者的工资金额。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
经审理查明，就原审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星斗公司提交徐利权2014年4月至同年11月的工资表，其中2014年7月份一栏因现金支付，有徐利权签名，其他月份工资因转账支付没有签名。拟证明徐利权确认其月工资为5000元。徐利权质证认为，双方约定平时发放5000元生活费，徐利权在工资表上的签字只能说明收到了部分工资，剩余工资和奖金系在年终发放。
本院认为，徐利权与星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对于工资的约定产生争议。徐利权主张双方约定其工资系年薪制，星斗公司除了每月支付5000元工资，还于2013年2月7日和2014年1月27日分别向徐利权转账6万元和84848元来兑现年薪，而第三年的年薪差额未支付。星斗公司主张徐利权工资即为5000元，上述6万元和84848元两笔款项属于股权分红款，与工资无关。由于双方均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工资的约定，该两笔款项的性质成为判断双方主张的依据。本院认为，徐利权于2011年9月1日到星斗公司工作，当日双方签订了《股权激励协议》，徐利权支付了10万元股权款，仅占公司股份5%。由于星斗公司已于2013年4月5日退还徐利权股权款10万元，故难以说明2014年1月27日向徐利权支付84848元的款项系股权分红。徐利权作为副总经理，主张其工资以年薪计并无不妥。从两笔款项支付时间看，均在春节前夕，可以印证徐利权关于剩余工资额于年底发放的主张。星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星斗公司没有提交股权分红的相关依据，难以证明其关于工资5000元的主张，原审对星斗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星斗公司二审提交的工资表，并不足以证明徐利权的劳动报酬仅限于平时发放的工资，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两笔款项为股权分红款，故星斗公司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厦门星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许向毅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文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