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3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1，男，1954年3月2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孙静凯，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女，1937年3月1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贺少军，河北瑞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崔亚东，男，1955年12月3日出生。上诉人陈×1因与被上诉人于×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民初字第14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1及委托代理人孙静凯，被上诉人于×的委托代理人贺少军、崔亚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9月，陈×1诉至原审法院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宅院内有正房3间，于×与陈×1父亲陈×2于2006年登记结婚，婚后民政局出资为陈×2建设上述房屋。陈×1父亲于2010年11月17日去世，其遗产尚未继承分割。为维护合法权益，陈×1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陈×1对被继承人陈×2的遗产享有继承权；2.判令陈×1与于×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陈×2的遗产，即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宅院内的正房3间；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于×承担。于×辩称：第一，陈×1自幼被陈×2送给同村村民陈×3和陈×4夫妇扶养，陈×1随陈×3夫妇生活，称呼陈×3夫妻为”爸爸”、”妈妈”，户口亦与陈×3夫妇登记在一起。陈×3夫妇去世时，也是陈×1发葬的。由此可见，陈×1同陈×3夫妇形成了收养关系。陈×1与其生父陈×2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陈×1以陈×2之子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第二，陈×1自幼被陈×3夫妇收养后，并未对陈×2履行扶养义务，陈×2去世后也是于×丧葬的，陈×1要求继承遗产这一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三，涉案房产是于×与陈×2，2005年5月9日登记结婚之后，受到民政局的资助翻建的三间房屋，按照婚姻法相关规定，其中的1.5间属于于×所有，另1.5间本属于陈×2的遗产，由于陈×1同陈×2已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未对陈×2履行生养死葬义务，故其对陈×2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利。故上述三间房屋应归于×所有，陈×1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第四，退一步讲，假设陈×1对陈×2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由于陈×2于2010年11月17日去世，根据《继承法》第8条的规定，陈×1应在陈×2去世的2年之内提起诉讼，但陈×1却于2014年9月29日才提起继承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陈×1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2出生于1936年5月30日，其与邵×于1954年3月25日生育一子陈×1。邵×离家后，陈×2将陈×1送给同村村民陈×3和陈×4夫妇扶养，陈×1随陈×3夫妇生活，称呼陈×3夫妇为”爸爸”、”妈妈”，户口亦与陈×3夫妇登记在一起。经查，陈×1的户籍登记信息显示，其母亲是陈×4。关于送养的时间，陈×1称是在其四岁时；于×称是在陈×1，11个月大时。2005年，陈×2与于×结婚，婚后二人共同居住于北京顺义区×号宅院内。该宅院内的房屋为老房，宅基地登记在陈×2名下，陈×2与于×结婚之前一直在此居住。2008年，民政局资助陈×2在该宅院内翻建了三间新房。陈×2于2010年11月18日去世，在此之前其父母、陈×1的生母邵×以及陈×3夫妇均已去世。除陈×1以外，陈×2无其他子女。陈×2去世前享受低保户的福利。2012年10月17日，于×与同村村民赵×签订《宅基地与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涉诉房屋、宅基地及宅基地地表以上所有附属物出售给赵×，交易价格为12万元；当日，赵×给付于×12万元，后于×搬离涉诉宅院。2014年3月10日，陈×1以涉诉房屋应当由其和于×共同继承为由，将于×和赵×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于×与赵×签订的《宅基地与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法院于2010年9月1日作出（2014）顺民初字第04373号民事裁定书，以”双方对陈×2的遗产继承问题存在争议，本案应待继承确权后另行解决”为由裁定驳回陈×1陈×1之起诉。裁定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裁定已经生效。2014年9月29日，陈×1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对陈×2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要求依法分割涉诉宅院内的房屋。关于陈×1与陈×3夫妇的关系，陈×1称其只是被寄养，并非被收养，而且陈×3夫妇寄养陈×1之前已生育子女，不符合收养子女的条件，因此陈×1有权继承陈×2的遗产。于×称陈×1是被陈×3夫妇收养，当时《收养法》尚未颁布，不能适用《收养法》规定的收养要件，因此陈×1与陈×2之间的相关权利义务消除。关于陈×1与陈×2的关系，陈×1称二人从未脱离父子关系，陈×2对陈×1进行了扶养照顾，为陈×1操办了婚礼，陈×1在陈×2晚年也对陈×2进行了经济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抚慰，在陈×2去世后，陈×1出资购买丧葬用品、操办丧葬事宜；抛开陈×1与陈×3夫妇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陈×1除了可以继承养父母的遗产，还可以继承生父陈×2的遗产。为证明陈×1与陈×2的父子关系、陈×1对陈×2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以及陈×2为陈×1办的婚礼，陈×1申请陈×2的弟弟陈×5出庭作证。陈×5出庭作证称：”陈×1是我哥哥陈×2的儿子，陈×1结婚时陈×2管了，陈×1在陈×3的房子里结婚时我看见我哥哥在陈×1家了，至于有没有给钱等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平时陈×2有病，陈×1都带着陈×2去看病，我不知道陈×1是否出了医疗费；平时陈×2在家没事的时候都是陈×1进行的照顾；陈×1去看陈×2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场，有时候我不在场；陈×2生前，陈×1称呼陈×2和于×为'爸爸'和'妈妈'；陈×1称呼陈×3的妻子为'妈妈'；陈×2去世后的丧事也是陈×1帮忙办的，我不清楚丧葬用品是谁出的钱。”于×称既然陈×5证实陈×1是同陈×3夫妇一起生活，称呼陈×3的妻子为母亲，又提到陈×1的婚礼是在陈×3家操办的，与陈×5自己陈述陈×1的婚礼是陈×2给操办的相互矛盾；从陈×5的回答来看，假设陈×1到陈×2家看望的话，陈×5并不是每次在场，陈×5当庭证言中陈述陈×1对陈×2进行了照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事实上，陈×1也没有对陈×2履行扶养义务；陈×5陈述陈×2的生养死葬是陈×1负责的，但是对丧葬费的开支情况表示不知道；通过陈×5的一系列的陈述来看，其陈述存在虚假，而且其是陈×1的叔叔，其与陈×1的关系要优于于×，因此陈×5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关于陈×2的丧葬费用支出情况，陈×1称其支付了火化以及丧葬用品的费用，并提交了北京市顺义区殡仪馆出具的660元的发票一张、北京天缘安泰殡葬用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1129元的发票一张以及财运通达丧葬用品店出具的5285元的收据一张。于×称三张票据中的费用均由其支付，其中5285元的物品是其将钱交给陈×1代为购买的，不清楚陈×1是如何购买的，在发丧过程中由于保管不善上述票据被陈×1取走。陈×1称其于2010年11月17日上午九点多在×村的丧葬用品店里买的丧葬用品，当时钱没带够，过了两天才给的，当时店里只有老板娘刘×和其对象在。陈×1申请财运通达丧葬用品店的店主刘×出庭作证。刘×出庭作证称：”我从1998年就在×村租了一个店面开寿衣花圈店，陈×1来我店里买过寿衣等丧葬用品，东西是我卖的，但账本上的字都是我丈夫写的，因为我不识字；我这里有一个账本，账本上写的是2010年11月17日；陈×1买了寿衣、黑白布、别针、蜡烛、捆纸等物品，当时没给钱，都是忙完了丧事再结账，当时就结账的我就不记账，后来陈×1付的钱；当时记账了，结账的时候给了陈×1收据，如果不要收据的，我就不开收据了；陈×1买丧葬用品时不是一次性买齐的，需要什么拿什么，先拿的寿衣、蜡烛和纸；具体怎么拉走这些物品的以及陈×1与谁一起去买的，我记不清了。”于×对刘×的证言有异议，于×称刘×的陈述与陈×1的陈述相互矛盾，陈×2去世时间是2010年11月18日，刘×出具的收据时间是2010年11月17日，陈×1不可能提前购买丧葬用品，不符合习俗；刘×出示的正本的发票联显示2008年6月10日的凭证与2010年11月17日的凭证笔迹不一致，与刘×陈述的账目全部由其丈夫记录的情况不一致；根据通常的记账习惯，应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但是刘×出具的记账凭证时间很混乱，不排除该证据的虚假性。陈×1称因为陈×2快不行了，所以去世之前就去准备了丧葬用品。此外，于×称陈×2去世后，因办理丧葬事宜所购买的肉类、青菜、副食品等都是其出钱委托陈继贺操办的，并提交了陈继贺的书面证言。陈×1称证人未到庭，因此不认可书面证言，而且陈×2去世后还留有1000元工资，办酒席花的是陈×2生前所留的钱。关于陈×1是否扶养了陈×2，于×称陈×2生前享受低保户的福利，在民政局的资助下在宅院内翻建了三间房屋，这些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陈×1并未对陈×2进行过扶养，否则陈×2不可能享受低保待遇，也不可能享受民政局的资助；于×实际在1999年左右就与陈×2按照农村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双方开始一起生活，当时陈×2的户籍信息上并没有任何子女的登记信息，陈×2的生活起居均由于×照顾；即使陈×1偶尔对陈×2进行了探望，并在陈×2去世的时候进行帮忙，也不能证实陈×1对陈×2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即使陈×1支付了5000多元的丧葬用品费用，也不能据此证明其对陈×2尽到了扶养义务，更不能证明陈×1对陈×2所尽的扶养义务要比于×对陈×2尽的扶养义务多，因此陈×1不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分得陈×2的遗产。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是陈×1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陈×2于2010年11月18日去世，后于×于2012年10月17日将涉诉宅院内的房屋卖给赵×，陈×1知情后于2014年3月10日以涉诉房屋应当由其和于×共同继承为由，将于×和赵×诉至本院，请求确认于×与赵×签订的《宅基地与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因此陈×1提起诉讼之后诉讼时效中断，二年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顺义法院作出（2014）顺民初字第04373号民事裁定书后，陈×1于2014年9月29日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对陈×2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要求依法分割涉诉宅院内的房屋，因此陈×1的起诉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二是陈×1能否作为陈×2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陈×2的遗产。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陈×1在年幼时即被其生父陈×2送给陈×3夫妇扶养，后陈×1与陈×3夫妇共同生活，称陈×3夫妇为”爸爸、妈妈”，且户籍登记信息也显示陈×1与陈×4为母子关系，因此陈×1与陈×3夫妇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陈×1称其与陈×3夫妇之间是寄养关系，并非收养关系，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陈×1称陈×3夫妇有自己的子女，不符合收养的要件，违反了《收养法》的规定，所以不构成收养关系；但是，陈×3夫妇收养陈×1的事实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颁布实施，该法律对收养人和被收养人限定的条件对陈×1和陈×3夫妇不能适用，故对陈×1之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因此，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陈×1与陈×3夫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陈×1与陈×2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陈×1无权作为陈×2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陈×2的遗产。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三是陈×1能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分得陈×2适当的遗产。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本案中，陈×1被陈×3夫妇收养后一直与陈×3夫妇一起居住生活，而于×与陈×2结婚后则一直与陈×2一起居住生活，陈×2还享受低保福利，诉争的房屋也是民政局资助所建，因此陈×1应当就其主张的对陈×2扶养较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证人陈×2陈述的内容并不足以证明陈×1对陈×2扶养较多；陈×1提交的丧葬费票据和刘×的证言只能说明在办理陈×2的丧葬事宜过程中，陈×1支付了部分费用，并不能证明陈×1在陈×2生前对陈×2扶养较多；因此，陈×1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分得陈×2适当的遗产。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陈×1的诉讼请求。判决后，陈×1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上诉理由：1.陈×1未与陈×3夫妇形成收养关系；2.陈×1对陈×2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抚养较多的义务。于×同意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2014）顺民初字第04373号民事裁定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信、结婚证、证人证言、收据、发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法律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陈×1自述其自四岁起即与陈×3夫妇共同生活，未再同陈×2共同生活，且陈×1的户籍登记信息亦显示其母亲是陈×4，故综合已查明事实可以认定陈×1与陈×3夫妇已经形成收养关系。对陈×1主张其对陈×2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有权继承陈×2的遗产一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陈×1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对陈×2抚养较多，且自认未同陈×2共同生活，也未负担过陈×2的日常生活费用，故无法认定陈×1对陈×2进行了较多扶养，对陈×1的这一主张本院无法采纳。综上，陈×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陈×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陈×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齐晓丹代理审判员  夏 莉代理审判员  陈 茜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