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桂05民终1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黎冠钦，男，196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兰，广西圆非律师事务所律师。同为一审第三人合浦永诚信贸易有限公司、北海中昌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权，男，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胜，男，北海市海城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汝忠，男，195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马琮，男，196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冠，男，198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弦，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合浦永诚信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工业园北海大道延长线西侧。法定代表人：杨继卫，该公司总经理。一审第三人：北海中昌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合浦县工业园北海大道延长线西侧。法定代表人：谢子忠，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黎冠钦、陈权因与被上诉人刘汝忠、马琮、李冠，一审第三人合浦永诚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诚信公司）、北海中昌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7)桂0502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冠钦及一审第三人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兰，上诉人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胜，被上诉人刘汝忠、马琮，以及刘汝忠、马琮与被上诉人李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弦、陈丽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冠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五项，依法改判驳回刘汝忠、马琮、李冠对黎冠钦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刘汝忠、马琮、李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黎冠钦在履行2013年1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黎冠钦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合同的效力：刘汝忠、马琮、李冠将与朱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黎冠钦、陈权，未经朱文同意，故涉案协议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2013年1月23日，刘汝忠、马琮、李冠与黎冠钦、陈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第七条约定实质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而并非黎冠钦、陈权代替刘汝忠、马琮、李冠履行与朱文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本案中，双方签订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后，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刘汝忠、马琮、李冠客观上不可能是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主体。根据该概括转让，朱文享有要求黎冠钦、陈权交付刘汝忠、马琮、李冠所占比例的股权、办理房产过户等权利，同时也负有向黎冠钦、陈权支付刘汝忠、马琮、李冠所占比例股权转让款即925万元、返还其经营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期间的经营所得400多万元、协助办理房产过户等义务。因此，该条不属于黎冠钦、陈权代替刘汝忠、马琮、李冠履行与朱文2012年4月l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8条之规定，概括转让应当经过朱文同意，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审中双方都认可就该协议内容未告知朱文，因此该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汝忠、马琮、李冠依据该条要求黎冠钦、陈权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二、一审认定“刘汝忠、马琮、李冠之所以同意将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全部股权作价1850万元并将自有股权转让给黎冠钦、陈权，是基于在转让总额2650万元扣除朱文己支付的80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朱文实际的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400万元，而非800万元。（二）本案的股权转让款为1850万元，不存在扣除朱文800万元转让款的情况。合同第三条并未明确1850万元是在扣除朱文的800万元转让款后得出，而是基于两个方面双方同意“减少”800万元。三、一审法院认定“黎冠钦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上并不愿意继续与朱文履行原有的合同”与事实不符，黎冠钦一直在履行与朱文的合同、合约，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明确约定如受让方不继续履行原有的合同、合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黎冠钦无论是主观上还是行为上一直在履行与朱文的合同，并非黎冠钦主观上不愿意继续履行，而是因为客观上不能履行，即朱文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刘汝忠、马琮、李冠提起反诉确认合同解除。在朱文与刘汝忠、马琮、李冠等人一致表示解除合同之前，黎冠钦从未转让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股权。法院判决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的理由是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以及双方关于解除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一致。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黎冠钦持有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股权各55％，到朱文诉请解除合同、刘汝忠、马琮、李冠提起反诉确认合同己解除之时，黎冠钦仍持有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股权各55％。法院判决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的原因不是黎冠钦导致的，黎冠钦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而黎冠钦转让或受让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股权均在此之后。四、一审判决黎冠钦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各项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两份独立的合同，刘汝忠、马琮、李冠向朱文返还股权转让金及利息是基于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加倍债务利息及执行费是不主动履行裁判文书所产生的，是刘汝忠、马琮、李冠自身过错导致的，由刘汝忠、马琮、李冠自己承担。诉讼费是刘汝忠、马琮、李冠败诉的法律后果。本案不存在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的情形。证人出庭作证费不合理，根据2016年北海市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7566万，月均1464元，证人出庭只有半天却主张误工费高达1000元／人缺乏依据。五、一审法院未分清黎冠钦与陈权的赔偿责任，判决共同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涉案协议，黎冠钦仅受让刘汝忠21％的股权，受让马琮10％的股权，受让李冠5％的股权，其他为陈权受让，并不是共同购买。黎冠钦、陈权作为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的股东各自受让公司股权，独自行使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刘汝忠、马琮、李冠对黎冠钦的诉讼请求。陈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汝忠、马琮、李冠对陈权的诉讼请求；二、刘汝忠、马琮、李冠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陈权在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不应承担刘汝忠、马琮、李冠诉请的各项赔偿责任。（一）陈权已按约足额向刘汝忠、马琮、李冠支付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有刘汝忠、马琮、李冠签收的“收据”作证。（二）陈权已按约处理了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刘汝忠、马琮、李冠主张本案的各项损失为公司债权债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刘汝忠、马琮、李冠诉请的各项损失是与朱文之间股权转让纠纷产生的个人债务，不属于涉案股权转让约定的应由陈权承担的公司债权债务。二、刘汝忠、马琮、李冠向朱文返还股权转让金及利息不应由陈权承担。（一）刘汝忠、马琮、李冠诉朱文股权转让协议案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两个不同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刘汝忠、马琮、李冠向朱文返还的股权转让金及利息是基于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是法院的裁判结果。（二）本案股权转让款总额为1850万元，刘汝忠、马琮、李冠有意混淆“减去朱文已付的800万元”及“减少800万元”的两个概念。三、一审法院判令陈权承担刘汝忠、马琮、李冠证人出庭费等各项费用合计298957元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提起诉讼也可以自己应诉，不一定要委托律师，也没有约定，一旦双方发生争议或纠纷，所产生的诉讼费或其他费用应由何方承担。综上所述，陈权认为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陈权的上诉请求。刘汝忠、马琮、李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黎冠钦、陈权与刘汝忠、马琮、李冠2013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黎冠钦、陈权以该合同未经朱文同意为由主张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成立。（一）2013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黎冠钦、陈权与两刘汝忠、马琮、李冠经过充分协商订立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刘汝忠、马琮、李冠已实际履行完毕。（二）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两份相互独立的协议书，分别约束不同的合同主体并约定了不同的权利义务，故涉案合同不以朱文同意为生效条件。（三）涉案协议约定刘汝忠、马琮、李冠将股权转让给黎冠钦、陈权及股权转让后的相关权利义务，并非约定将刘汝忠、马琮、李冠与朱文的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由黎冠钦、陈权概括承受。另外，2012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由黎冠钦、陈权与刘汝忠、马琮、李冠一同作为合同转让方与朱文签订的，黎冠钦、陈权本身就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同时其当时又是与朱文共同经营公司的一方，没有权利义务转让之说。（四）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内容足以证实该协议并不是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而是就黎冠钦、陈权一方不履行2012年4月15日与朱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造成的一切后果对刘汝忠、马琮、李冠一方进行赔偿的约定。二、黎冠钦、陈权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为1850万元不能成立。（一）2013年1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对合同价格的确定过程已经作出明确说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朱文已不知去向，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实际由两黎冠钦、陈权管理，刘汝忠、马琮、李冠因担心后续的股权转让款无法收回，打算接管控制公司并要求黎冠钦、陈权联系朱文处理后续事宜，在这种情况下，黎冠钦、陈权提出由刘汝忠、马琮、李冠将公司股权转让给黎冠钦、陈权，他们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宜，随后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并在涉案协议的第三条详细说明协议签订的背景及1850万元股权价格的形成原因，同时在第七条约定黎冠钦、陈权受让股权后应履行的义务。（二）从刘汝忠、马琮、李冠实际收到的股价计算过程也可以认定全部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2650万元。具体为：股权转让价格共计2650万元，但其中10%韦蓉蓉的股份为干股。黎冠钦、陈权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计算如下：股权价值：股权转让价格2650万元-朱文已付800万元-预留处理债务的100万元÷（1-韦蓉蓉干股10%）=1944.44万元。刘汝忠股权款：1944.44万元×21%=4083333元（4083330元）。马琮股权款：1944.44万元×10%=1944440元（1944450元）。李冠实收股权款：1944.44万元×19%=3694436元（3694420元）。该计算过程同样是以2650万元作为基础，再减去朱文已付款项及预留处理企业债务的款项、韦蓉蓉的10%再计算得出最终的应收取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三）黎冠钦、陈权以当时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导致股权贬值而减至1850万元出售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没有任何企业减价出售、股权贬值的叙述和约定，涉案协议第三条叙述的合同签订原因并未涉及股价贬值。（四）如合同双方未考虑朱文已付的800万元款项而直接定价1850万元，无需在涉案协议第三条中对朱文履行合同情况及1850万元的计算过程作任何说明，只需约定双方同意以1850万元的价格转让即可。另外，本案黎冠钦、陈权与刘汝忠、马琮、李冠各持50%股权，也可直接约定刘汝忠、马琮、李冠50%的股权转让价格即可。整份合同都体现全部股权价格2650万元，减去朱文已付800万元后余1850万元，再按各自持股比例进行折算后确定刘汝忠、马琮、李冠股权价格，但黎冠钦、陈权却断章取义的认为合同转让价1850万元未考虑朱文已付的800万元是错误的。不管股权转让价款是1850万元还是2650万元，只要黎冠钦、陈权存在不履行涉案协议的行为给刘汝忠、马琮、李冠造成损失就应当向刘汝忠、马琮、李冠赔偿损失。三、黎冠钦、陈权受让股权后再将股权转让第三方，未履行2012年4月15日与朱文的合同，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黎冠钦、陈权在受让股权后于2013年10月就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第一，2012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时间为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即在2017年2月27日），而非黎冠钦、陈权推断认为的2014年12月3日，黎冠钦在此前转让、受让股权的行为构成违约。第二，在陈权转让股权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给案外人的过程中，黎冠钦作为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股东在明知与刘汝忠、马琮、李冠订立了2013年1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须继续履行与朱文合同情况下，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构成违约。四、根据涉案协议第七条的规定，刘汝忠、马琮、李冠的各项损失均系由黎冠钦、陈权不履行涉案合同并构成违约造成，并且损失已实际发生，应由黎冠钦、陈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刘汝忠、马琮、李冠目前已经执行了另案判决，将股权款返还给朱文，给刘汝忠、马琮、李冠造成了实际损失。对于黎冠钦、陈权与朱文案件的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逾期利息、证人出庭作证费用、差旅费等损失以及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均系由于黎冠钦、陈权违约后又拒绝承担责任导致两个案件涉诉或进入执行程序而发生，自然应由两黎冠钦、陈权承担。五、黎冠钦应当与陈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分别承担。黎冠钦、陈权为共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受让股权，并共同承担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两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有违约行为，从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来看，除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受让股权可以区分之外，其他合同义务、违约行为及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后果无法分割或各自独立，共同违约行为造成了刘汝忠、马琮、李冠的损失，故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汝忠、马琮、李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陈权、黎冠钦共同赔偿刘汝忠经济损失l68万元及利息262535元；二、陈权、黎冠钦共同赔偿马琮经济损失80万元及利息125016.67元；三、陈权、黎冠钦共同赔偿李冠经济损失l52万元及利息237531.67元；四、陈权、黎冠钦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因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北民二初字第57号案件所支出的一审案件受理费772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266元、执行费42827元，律师费11万元（其中一审律师代理费6万元、二审律师代理费5万元）、二审交通费l356元、二审差旅费973元、一审证人出庭作证费用4000元，此项合计222320元；五、黎冠钦、陈权共同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本案律师费160000元、诉讼保全担保费16800元，此项合计176800元；六、陈权、黎冠钦共同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其他损失204382.61元（其他损失以5109565.3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7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8月30日止，以后另计至陈权、黎冠钦付清本案赔偿款项之日止）；七、陈权、黎冠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汝忠、马琮、李冠、被告黎冠钦、陈权及案外人韦蓉蓉原是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的股东。2012年4月15日,朱文与原告刘汝忠、马琮、李冠、被告黎冠钦、陈权、案外人韦蓉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由陈权、刘汝忠、李冠、黎冠钦、马琮、韦蓉蓉各自出让在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中所持有的共计100%股权以2650万元的价格给朱文。合同签订后,朱文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及2012年6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共计向马琮、韦蓉蓉、黎冠钦、李冠、刘汝忠、陈权的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80万元、152万元、152万元、168万、68万元。2012年4月20日,陈权、黎冠钦与朱文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陈权、黎冠钦决定不再将其持有的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朱文。朱文受让陈权在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各1%的股权,陈权、黎冠钦各受让韦蓉蓉在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各5%的股权。朱文受让股权后,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朱文持股51%(股东投资款675.75万元)、陈权持股25%(股东投资款331.25万元)黎冠钦持股24%(股东投资款318万元)。除陈权转让给朱文1%的股权外,陈权、黎冠钦实际未转让股权给朱文,三方同意朱文无需支付陈权、黎冠钦转让价款。朱文应支付其余股东刘汝忠、李冠、马琮的转让价款由朱文按照其余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支付至其余各股东名下。陈权、黎冠钦应支付给韦蓉蓉的股权转让价款由陈权、黎冠钦自行支付。2012年6月1日、6月3日,陈权等6人向朱文移交了中昌公司、永诚信公司的印章以及与公司经营相关资料。因陈权、刘汝忠、李冠、黎冠钦、马琮、韦蓉蓉(陈权代)2012年4月15日与朱文签订了以上两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总额2650万元,朱文只支付了800万元后不再支付余款,刘汝忠、马琮、李冠要求回公司继续经营,本案双方经过协商于2013年1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刘汝忠将持有的中昌公司21%的股权和永诚信公司21%的股权以4083330元的价格转让给黎冠钦,马琮将持有的中昌公司10%的股权和永诚信公司109%的股权以1944450元的价格转让给黎冠钦,李冠将持有的中昌公司14%的股权和永诚信公司14%的股权以27222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陈权,原告李冠将持有的中昌公司5%的股权和永诚信公司5%的股权以972220元的价格转让给黎冠钦,股权转让款合计972.5万元;合同第三条约定:“此前,因陈权、刘汝忠、李冠、黎冠钦、马踪、方2012年4月15日与朱文签订了以上两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总额2650万元,朱文支付了定金1O0万元和预付款700万元。现由于朱文违约,造成检测站停业,并偷逃税款,拖欠工人工资,撤走相关人员,虚构事实,四处告状企图使企业停产,为了理顺企业的管理及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陈权、黎冠钦愿意按企业现状受让转让方在以上两企业中的所有股权,并愿意继续履行和朱文的合同。基于以上情况,同时考虑到受让方为股东,转让方转让价格减少800万元,即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同意两公司全部股权(含陈权、黎冠钦持有的股权)共作价1850万元,作价后再减少100万元用于给受让方包干处理以上两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即两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两被告负责。股权转让后,转让方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的有关以上两企业的的债权、债务均由受让方负责”。在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受让方须继续履行转让方的所有的合同、合约[含于2012年4月10日与朱文签订的《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及2012年4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黎冠钦、陈权不继续履行原有的合同、合约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黎冠钦、陈权负责,若因此造成刘汝忠、马琮、李冠的损失,由黎冠钦、陈权照价负责赔偿”。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了股权转让手续,黎冠钦、陈权成为公司实际经营者,此后永诚信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如下:2013年10月11日,陈权将其占永诚信公司注册资本20%15%的股权以200万元、150万元的价格分别转让给杨继卫、谢子忠。2015年8月17日,谢子忠将其占永诚信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03505元的4价格转让给黎冠钦之后,杨继卫、黎冠钦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700万元、3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占注册资本的70%、30%。另中昌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如下:2013年9月24日,韦蓉蓉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10%的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杨继卫。同年10月11日,陈权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20%的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继卫。2015年3月30日,黎冠钦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20%的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韩治萍。同年8月17日,黎冠铁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35%的股权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谢子忠,杨继卫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30%的股权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林群,韩治萍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群,韩治萍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李芳玉。2016年1月13日,李芳玉将其占中昌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吴远秀之后,谢子忠、林群、吴远秀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500万元、350万元、15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占注册资本的50%、35%、15%。2013年4月28日,北海永诚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合浦永诚信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11月3日,朱文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案外人韦蓉蓉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诉讼中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的股权分别进行了多次转让,且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已发生了变化,目前两公司的股权大部分由案外人持有,故2012年4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而且朱文与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韦蓉蓉之间具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意,为此于2016年3月15日以(2014)北民二初字第57号判决书判决:一、解除朱文与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专蓉蓉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汝忠应向朱文返还股权转让款168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从2014年11月3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以16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提前履行的,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马琮应向朱文返还股权转让款8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从2014年11月3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以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提前履行的,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四、李冠应向朱文返还股权转让款152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从2014年11月3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以15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提前履行的,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五、本诉案件受理费6255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朱文负担25023元,刘汝忠、马琮、李冠负担425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4708元,由刘汝忠、马琮、李冠负担。朱文、刘汝忠、马琮、李冠不服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桂民终24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审理查明:刘汝忠、马琮、李冠就与朱文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支出费用有:一审案件受理费77243元(其中本诉案件受理费42535元,反诉费347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266元、执行费42827元、证人出庭作证费用4000元、审律师费6万元、二审律师费5万元、二审交通费1356元、二审差旅费973元本案原审律师费5万元、二审律师费5万元,发回重审律师费5万元、本案申请诉讼保全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中心支公司支付担保费16800元。在诉讼中,刘汝忠、马琮、李冠于2017年11月1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要求陈权、黎冠钦共同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其他损失204382.61元(其他损失以5109565,3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7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8月30日止,以后另计至陈权、黎冠钦付清本案赔偿款项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汝忠、马琮、李冠与黎冠钦、陈权于2013年1月23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虽然在未与朱文解除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情况下又在2013年1月2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书的签订是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与朱文在履约过程中产生矛盾的情况下进行,而且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朱文与刘汝忠,马综、李冠、黎冠钦,陈权、韦蓉蓉之间具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意,故涉案协议是本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条款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黎冠钦、陈权向刘汝忠、马琮、李冠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刘汝忠、马琮、李冠协助黎冠钦、陈权办理了相应股权的变更登记,双方已就合同主要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关于刘汝忠、马琮、李冠与黎冠钦、陈权就公司全部股权作价1850万元是否已经包含朱文支付的8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主要约定:“此前,因陈权、刘汝忠、李冠、黎冠钦、马琮、韦蓉蓉(陈权代)2012年4月15日与朱文签订了以上两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总额2650万元,朱文支付了定金100万元和预付款700万元。现由于朱文造约,为了理顺企业的管理及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陈权、黎冠钦愿意按企业现状受让转让方在以上两企业中的所有股权,并愿意继续履行和朱文的合同。基于以上情况,同时考虑到受让方为股东,转让方转让价格减少800万元,即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同意两公司全部股权(含陈权、黎冠钦持有的股权)共作价1850万元,作价后再减少100万元用于给受让方包干处理以上两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即两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黎冠钦、陈权负责。股权转让后,转让方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的有关以上两企业的债权、债务均由受让方负责”。根据该条款的约定,刘汝忠、马琮、李冠之所以同意将两公司全部股权作价1850万元并将自有股权转让给黎冠钦、陈权，是基于在转让总额2650万元扣除朱文已支付的800万元及黎冠钦、陈权在合同中承诺继续履行与朱文签订的合同,以及股权转让后,转让方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的有关以上两企业的的债权、债务均由受让方负责的前提下做出的,协议签订后,黎冠钦、陈权按协议的约定支付给了刘汝忠、马琮、李冠股权转让款合计972.5万元。黎冠钦、陈权抗辩称双方转让的股价就是1850万元,但却忽略黎冠钦、陈权所附带的义务,综合整个协议审查,1850万元的股权作价款并未包含800万元的转让款,故黎冠钦、陈权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关于黎冠钦、陈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款项有否合法的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受让方须继续履行转让方的所有的合同、合约[含于2012年4月10日与朱文签订的《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及2012年4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方不继续履行原有的合同、合约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受让方负责,若因此造成转让方的损失,由受让方照价负责赔偿”。该协议签订后,黎冠钦支付972.5万元给刘汝忠、马琮、李冠,刘汝忠、马琮、李冠协助黎冠钦、陈权完成了股权转让手续,黎冠钦、陈权成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承继了刘汝忠、马琮、李冠在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此后两被告将公司的股权向案外人进行了多次转让,且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已发生了变化,目前两公司的权的大部分由案外人持有,故在朱文提起解约之诉时,法院据此认定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而且朱文与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韦蓉蓉之间具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意，故判决解除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从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黎冠钦、陈权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上并不愿意继续与朱文履行原有的合同,那么按涉案协议的第七条约定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黎冠钦、陈权负责,若因此造成刘汝忠、马琮、李冠的损失,应由黎冠钦、陈权照价负责赔偿,故刘汝忠、马琮、李冠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法院生效判决解除朱文与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韦蓉蓉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刘汝忠、马琮、李冠依法向朱文返还股权转让款应由黎冠钦、陈权承担,由于黎冠钦、陈权不按约承担义务导致刘汝忠、马琮、李冠须通过诉讼来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也应由黎冠钦、陈权负担。刘汝忠、马琮、李冠经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已履行了义务,故黎冠钦、陈权应赔偿给原告的费用分别是刘汝忠168万元及利息262535元;马琮80万元及利息125016.67元李冠152万元及利息237531.67元原告刘汝忠、马琮、李冠与朱文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支出费用: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25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266元、执行费42827元、证人出庭作证费用4000元、一审律师费6万元、二审律师费5万元、二审交通费1356元、二审差旅费973元。本案原审律师费5万元、二审律师费5万元,发回重审律师费5万元。与朱文一案中的反诉案件受理费34708元是刘汝忠、马琮、李冠承担败诉应承担的费用,刘汝忠、马琮、李冠申请诉讼保全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中心支公司支付担保费16800元不是诉讼的必要开支,对刘汝忠、马琮、李冠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陈权、黎冠钦赔偿给刘汝忠168万元及利息262535元;二、陈权、黎冠钦赔偿给马琮80万元及利息125016.67元;三、被陈权、黎冠钦赔偿给李冠152万元及利息237531.67元;四、陈权、黎冠钦须向刘汝忠、马琮、李冠支付刘汝忠、马琮、李冠因(2014)北民二初宇第57号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费用4000元、一审律师费6万元、二审律师费5万元、审案件受理费425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266元、二审交通费1356元、二审差旅费973元、执行费42827元,合计298957元；五、陈权、黎冠钦须向刘汝忠、马琮、李冠支付三原告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15万元；六、驳回刘汝忠、马琮、李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9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4896元,由陈权、黎冠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黎冠钦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黎冠钦提交的证据有：中昌公司股东会决议、永诚信公司股东会决议、收条，证明黎冠钦、陈权实际是以1850万元受让两公司股权，而非一审认定的2650万元。陈权、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刘汝忠、马琮、李冠认为上述证据形成时间是2015年，不是新证据，恰恰证明刘汝忠、马琮、李冠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构成违约，另外上述证据上的价格不能证明股权贬值的事实，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股权价值无法与2013年联系。本院认为，黎冠钦提交的证据形成时间为2015年，而本案双方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无法证明2013年的股权价值，故上述证据不能达到黎冠钦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黎冠钦、陈权、永诚信公司、中昌公司对一审查明的“朱文支付800万元后不再支付余款”有异议，认为朱文实际只付了400万元。刘汝忠、马琮、李冠对一审查明的“2012年6月1日、6月3日,陈权等6人向朱文移交了中昌公司、永诚信公司的印章以及与公司经营相关资料”有异议，认为实际上黎冠钦、陈权没有离开公司，公司仍由他们三人掌握、经营。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均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的表述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上述异议均不予采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金是多少；3.黎冠钦、陈权在履行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违约，是否应当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在另案中的损失及相关费用。关于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该协议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黎冠钦主张该协议是对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但概括转让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将其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全部地承受这些权利和义务，其后果是导致原合同关系的消灭，第三人取代了转让方的地位，产生新的合同关系。结合本案案情，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甲方和乙方分别是朱文和刘汝忠、马琮、李冠、黎冠钦、陈权、韦蓉蓉，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是刘汝忠、李冠、马琮和陈权、黎冠钦，从合同主体上看，刘汝忠、李冠、马琮、陈权、黎冠钦虽然均是两份协议的当事人，从合同内容上看，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没有关于权利义务概括转移或签订后即导致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关系消灭的表述，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之所以解除是(2014)北民二初字第57号生效判决的结果，两份协议书的法律关系相互独立，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也没有损害朱文的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主要权利和主要义务，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因此，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论是合同主体还是法律关系均独立于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黎冠钦认为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金是多少的问题，黎冠钦和陈权主张涉案股权转让金是1850万元，本院认为，如前所述，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相互独立的两份合同，虽然两份合同标的相同，但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相互独立且十分明确，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也是相互独立的，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基于以上情况，同时考虑到受让方为股东，转让费转让价格减少人民币捌佰万元，即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同意两公司全部股权（含陈权、黎冠钦持有的股权）共作价壹仟捌佰伍拾万元（￥18500000.00）元”，即经过合同双方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并协商后确定股权作价1850万元，该协议书中并未提及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2650万元股权转让金，也未直接表述1850万元系减去朱文支付的800万元而得；刘汝忠、马琮、李冠三人收取股权转让金共972.5万元后，合同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故根据协议书中的表述，刘汝忠、马琮、李冠主张股权转让金是2650万元的意见缺乏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黎冠钦、陈权的该项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黎冠钦、陈权在履行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违约，是否应当赔偿刘汝忠、马琮、李冠在另案中的损失及相关费用，本院认为，刘汝忠、马琮、李冠以黎冠钦、陈权违反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向其二人主张赔偿，但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黎冠钦、陈权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其二人不继续履行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没有证据证明黎冠钦、陈权主观上存在不履行2012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故意；其次，刘汝忠、李冠、马琮在北民二初字第57号案件中提起反诉，请求解除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朱文诉请解除该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一致，故法院以双方达成解除协议书的合意而判决解除该协议书，故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的原因是合意解除而非黎冠钦、陈权不履行协议书的结果；第三，刘汝忠、李冠、马琮既是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也是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其三人在北民二初字第57号案件中已有解除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并且应当知道该协议书被解除后将不可能继续履行，也会导致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的内容无法继续履行，刘汝忠、李冠、马琮以实际行为对上述第七条内容进行了变更。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黎冠钦、陈权均不存在不履行2012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黎冠钦、陈权在履行2013年1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刘汝忠、马琮、李冠请求黎冠钦、陈权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或证明力不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黎冠钦、陈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7)桂0502民初2688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汝忠、李冠、马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89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896元，合计84792元，由被上诉人刘汝忠、李冠、马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振益审 判 员 杨雪云审 判 员 叶 萍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沈晓璐书 记 员 庞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