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200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喻某，女，198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湖南源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武林，湖南源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某，女，200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宁乡县，现住湖南省宁乡县。
法定代理人：喻某，系袁某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湖南源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武林，湖南源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连山，男，195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志军，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群，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贺爱霞，女，195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志军，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群，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唐某1，男，200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系唐某1母亲。
上诉人喻某、袁某因与被上诉人唐连山、贺爱霞及一审第三人唐某1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17）湘0124民初5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喻某、袁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对唐某2死亡赔偿款予以分割，判决上诉人喻某取得赔偿款23.25万元，上诉人袁某取得赔偿款174375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袁某不具备分配资格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唐某2主观上有扶养袁某的意思表示，袁某本是由生父扶养，在唐某2与喻某决定结婚前，双方就协商将袁某接至自己身边扶养，唐某2亲自为袁某办理转学手续。客观上，唐某2和喻某两夫妻承担着袁某的教育和生活费用。综上，应当认定唐某2与袁某形成扶养关系。一审法院主要以共同生活期限作为评价扶养关系形成与否的标准缺乏法律依据。对于已经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与亲生子女有相同的权利，袁某依法应取得分配资格，享有法定权益。二、一审扣除合理费用（即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平均分割的做法无法律依据，对其他共有人明显不公平。首先，本案赔偿金是按工亡标准计算的，不存在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一审法庭调查中，证人郭某已证明赔偿款的计算是按照工亡标准计算，并由用人单位补偿二、三十万元，总计赔偿108万元。郭某是赔偿标准拟定人，其证言足以说明赔偿款的性质，因此本案不应扣除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再平均分割。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唐连山、贺爱霞丧失劳动能力，同时，根据赔偿协议，唐连山、贺爱霞可以从深圳社保基金按月领取抚恤金，说明两人有收入来源，因此一审判决从赔偿款中扣除唐连山、贺爱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明显不当。第三，从《物权法》第八章关于共有法律关系的规定来看，分割共有物时只存在管理费用负担的问题，没有扣除合理费用一说，因此一审扣除合理费用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从共有物的形成来看，共有物来源于赔偿款中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赔偿等项目，按照2011年广东省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自然人死亡赔偿金总额远不止108万元，也就是说赔偿协议中各赔偿项目均未满额赔偿，但一审法院分割共有物时，满额扣除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再平均分割，严重损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唐连山、贺爱霞及一审第三人唐某1辩称：1、唐某2同意将袁某接到身边抚养的证据不足；2、袁某的亲生父亲从来没有表态将袁某过继给唐某2；3、袁某转学的事情是在婚前，与抚养无关；4、本案是按照交通事故的标准赔偿的，唐连山与贺爱霞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5、一审扣除合理费用是合理的。
喻某、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喻某分得赔偿款93万的25%部分，即23.25万元，2、判令袁某分得赔偿款93万的18.75%部分，即174375元；3、对于还没有赔付到位的5万元喻某、袁某要求按此比例进行分割；4、由唐连山、贺爱霞负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5日,唐某2在广州绕城高速九江方向往西樵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唐连山、贺爱霞系死者唐某2的父母，唐连山、贺爱霞另有一女唐顺平；第三人唐某1系死者唐某2之子；喻某系死者唐某2之妻，双方于2015年2月25日在宁乡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袁某系喻某与前夫袁浩波之女。事故发生后，喻某、案外人唐顺平（系死者唐某2之妹）与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就唐某2死亡赔偿事宜达成赔偿协议并签订赔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赔偿原则双方共同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致同意以《2011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粤高法[2011]38号）为赔偿计算的标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人道主义的人性化考虑，通过计划外列支等方式，对赔偿数额予以适量的调整。二、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在规定赔偿标准参数的基础上，一揽子赔偿死者配偶、父母、子女人民币壹佰零捌万元整，此赔偿金数额包括：唐某2死亡赔偿费、被抚养人（故者父母、配偶、子女）生活费赔偿；丧葬费赔偿（实际由乙方金额支付，但依然计入）；亲属误工费损失；精神损失赔偿；伙食补助等等。政府支付给直系亲属的抚恤金，经深圳市社保局认定并由双方共同配合办妥相关手续后，由深圳市社保局根据相关条例，向有资格得到抚恤金的直系亲属每月发放，发放的金额由深圳市社保局核定，与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三、支付时间赔偿权利人在协议上签字盖手印并指定收款银行后，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即时向甲方转账汇入人民币壹佰零叁万元，余伍万元待所有手续办理完结后，再向甲方转账汇入。”唐连山、贺爱霞及第三人对该协议书亦予以认可。协议签订后，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支付到位赔偿款103万元，其中支付10万元用于死者唐某2的丧事，尚剩余93万元，双方对赔偿款的分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至法院。另查明，喻某与前夫袁浩波于2011年12月19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对小孩袁某的抚养问题约定为：“婚生小孩袁某十周岁前由喻某抚养，由袁浩波每年支付3000元小孩抚养费，小孩十周岁后由袁浩波抚养，由喻某每年支付3000元小孩抚养费”。双方离婚后，2015年之前袁某随生父袁浩波生活，2015年上半年袁某转学随喻某生活，在喻某抚养期间，其生父袁浩波支付了小孩袁某的抚养费，与袁某保持来往，并明确表示在袁某读初中时将其接回。死者唐某2与第三人唐某1生母李某2008年离婚，约定第三人唐某1由唐某2抚养。喻某与唐某2于2015年2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唐某2一直在深圳工作，喻某带袁某在其经营的理发店生活、居住，唐某2仅端午、中秋等节假日期间回宁乡县偕乐桥镇与喻某共同生活。第三人唐某1随唐连山、贺爱霞共同生活居住。庭审中，双方对第三人唐某1生母李某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无异议。再查明，贺爱霞因患慢性胃炎、脂肪肝、鼻窦炎、右肺上叶后段钙化灶、右侧胸膜增厚并钙化、右眼球渐长膜状物等疾病，进行过住院治疗。
一审法院认为：唐某2死亡后获赔的1080000元，系基于死者死亡而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款，其赔付对象为死者的近亲属而非死者本人，故该款项不属于死者的遗产。本案当事人获得该赔偿款时未划分具体的赔偿项目，亦未将喻某、袁某、唐连山、贺爱霞及唐某1各自份额区分开来，且未确定个人应得份额，在各方不能协商处理时，应当先扣除合理的费用后，根据与死者的关系及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各自应得的份额。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袁某是否具有分配资格；二、该笔赔偿款如何分配。
一、关于袁某是否具有分配资格的问题。本案中袁某是否享有分配资格依赖于其作为唐某2继女是否与死者唐某2形成抚养关系。司法实践中确认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否形成抚养关系主要参考以下标准：1、继父母子女关系形成后共同生活的时间和年限；2、抚育费的支付情况；3、其他所尽义务情况。本案中，袁某系喻某与前夫所生之女，喻某与唐某2于2015年2月25日结婚，结婚当天袁某未参加婚礼。婚后，唐某2长时间在深圳工作，仅于当年端午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回家探亲，于2015年11月15日即因交通事故去世。袁某随喻某在喻某经营的理发店处共同生活，并未前往深圳与唐某2共同生活，双方继父女关系仅维持不到九个月，未达到长期共同生活的标准。抚育费的支付方面，喻某虽陈述唐某2支付袁某抚育费给喻某，但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只能证明喻某支付了袁某的学杂费，不能证明系唐某2支付，且袁某2015年2月转学之前由其生父袁浩波抚养，袁浩波在喻某抚养袁某期间，亦履行了生父的抚养义务，并在法院调查时明确表示要接袁某与其共同生活。综上，袁某虽因其生母喻某与唐某2结婚而与其形成继父女关系，但是这种继父女关系仅是一种法律上的称谓，其与唐某2无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无充分证据足以证实袁某的抚养费系唐某2支付，唐某2未从物质上及精神上对袁某的成长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帮助，故不确认唐某2与袁某形成抚养关系。且本案相关方在达成《赔偿协议书》时，虽列明了被抚养人生活赔偿费，但并未对唐某2应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扶养人身份及应该分得份额进行明确。综上，袁某不具有分配资格，但从照顾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出发，酌情从赔偿款中分配20000元给袁某。
二、关于该笔赔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本案中唐某2系因交通事故死亡，根据与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书》约定，本案赔偿款108万元系以《2011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为原则计算的赔偿数额，并对赔偿数额予以适量调整。双方均认可该《赔偿协议书》且已依据该计算标准获得了赔偿款，故在该笔赔偿款的分配时亦应按照获得该笔赔偿款的标准进行处理，本案赔偿的性质为人身损害赔偿。本争议焦点实质是对已按照《2011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获得的赔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喻某、袁某关于唐连山、贺爱霞有收入来源不应单列被扶养人生活费、喻某在获得赔偿款时贡献较大应多分的主张，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事故发生时，唐连山、贺爱霞年龄分别为63岁、58岁，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唐连山、贺爱霞体弱，无固定收入来源，且贺爱霞患有多种疾病，死者唐某2由唐连山、贺爱霞养育长成，在唐某2外出务工期间唐连山、贺爱霞代其抚养唐某1，唐连山、贺爱霞及唐某1主要以唐某2外出务工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唐连山、贺爱霞系受唐某2扶养的近亲属，理应享有分配资格。而喻某正值盛年，其经营理发店，有收入来源，其不宜认定为受唐某2抚养的近亲属，亦无应多分配赔偿款的其他法定理由。唐某1系死者唐某2之子，且未成年，应认定为系受唐某2扶养的未成年人。故死者唐某2的被扶养人有其子唐某1、其父唐连山以及其母贺爱霞，该三位被扶养人在唐某2死亡时分别为10岁、63岁、58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为，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双方在《赔偿协议书》已约定赔偿款按照《2011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死者唐某2生前在深圳工作、居住，本案依照2011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2806.54元的标准进行分配，唐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806.54×8×1/3=60817.44元，唐连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806.54×8×1/3+22806.54×9×1/2+=163446.87元，贺爱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806.54×8×1/3+22806.54×9×1/2+22806.54×3=231866.49元。扣除酌定给袁某的20000元及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剩余赔偿款由喻某、唐连山、贺爱霞、第三人唐某1平均分配，每人分得的份额为113467.3元（930000-20000-60817.44-163446.87-231866.49）÷4=113467.3。未赔偿到位的50000元在赔付到位后可参照此标准，由喻某、唐连山、贺爱霞、唐某1平均分配。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喻某在唐某2的930000元赔偿款中应当分得的数额为113467.3元；二、袁某在唐某2的930000元赔偿款中可分得数额为20000元；三、唐某1在唐某2的930000元赔偿中应当分得的数额为174284.74元；四、驳回喻某、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0元，由喻某、袁某负担8163元，由唐连山、贺爱霞负担2117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喻某、袁某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调查笔录及申请被调查人袁跃辉出庭作证，拟证明死者唐某2亲自到袁家接走袁某，并且向袁家作出了口头承诺，会将袁某当亲生女儿抚养，唐某2与袁某形成了抚养关系；证据二、袁某所在学校的证明，拟证明袁某的转学手续是唐某2亲自办理，唐某2与袁某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被上诉人唐连山、贺爱霞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并且是否将袁某交给唐某2抚养，应由袁某的生父作出意思表示而不是袁跃辉；袁某办理转学手续时，唐某2与喻某尚未结婚。一审第三人唐某1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袁跃辉是袁某的直系亲属，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学校的证明开具时间是2018年，此时唐某2已死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被上诉人唐连山、贺爱霞及一审第三人唐某1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且证据一中的被调查人袁跃辉已出庭接受质询，证据二盖有学校公章，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唐某2到袁家接了袁某，现袁某由喻某带在身边抚养，以及袁某的转学手续系由唐某2办理，并不能证明袁某系由唐某2抚养这一事实。
二审中，喻某陈述，其与袁某共同生活至唐某2去世，时长大约10个月；结婚后，唐某2给了其几万元钱用于建房子，平时其靠理发店的收入为生活来源。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袁某对于唐某2死亡后获赔的1080000元是否具有分配资格；二、1080000元赔偿款的分配问题。
一、袁某对于唐某2死亡后获赔的1080000元是否具有分配资格。上诉人喻某、袁某主张袁某与死者唐某2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袁某具备分配资格。经查，袁某系喻某与前夫袁浩波所生之女，喻某与袁浩波离婚之后，袁某随袁浩波生活，2015年上半年袁某转学随喻某生活。唐某2与喻某于2015年2月25日登记结婚后，唐某2一直在深圳工作，仅端午、中秋等节假日回宁乡县偕乐桥镇与喻某团聚。结婚后，喻某依靠其经营的理发店收入为其与袁某的生活来源。由此可知，唐某2与喻某结婚后，袁某并未与唐某2形成持续性的、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现也未有证据证明唐某2支付了袁某的抚养费，且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新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唐某2与袁某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故此，上诉人主张袁某与唐某2形成了抚养关系，袁某具备分配赔偿款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1080000元赔偿款的分配问题。上诉人喻某、袁某主张赔偿款系按照工亡标准计算，一审判决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合理费用满额扣减没有法律依据。经查，根据《赔偿协议书》，涉案赔偿款数额系依据“《2011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为赔偿计算的标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人道主义的人性化考虑，通过计划外列支等方式，对赔偿数额予以适量的调整”而确定，此笔赔偿金数额包括了唐某2死亡赔偿费、被抚养人（故者父母、配偶、子女）生活费赔偿、丧葬费赔偿、亲属误工损失、精神损失赔偿、伙食补助等，故此，上诉人喻某、袁某主张涉案赔偿款系按照工亡标准计算与《赔偿协议书》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扶养人生活费系专属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用，本案唐连山、贺爱霞及唐某1系受死者唐某2扶养的近亲属，故一审判决扣除该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喻某主张的深圳社保基金按月发放给唐连山、贺爱霞的抚恤金并不属于唐连山、贺爱霞的固定收入来源，故上诉人喻某以唐连山、贺爱霞有收入来源为由认为两人不应分配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喻某、袁某还主张一审判决不应满额扣除被扶养人生活费，其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喻某、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0元，由喻某、袁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瑶
审判员 胡益民
审判员 于 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张晓航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