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01民终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少松，男，198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晋州市。公民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著货，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东路*号望海国际商业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岳东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湘玉，该公司楼层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该公司法律经理。原审第三人：广州天金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东沙环翠北路**号*栋*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黄岳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智鑫，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少松因与被上诉人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海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天金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8民初2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聂少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8民初286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聂少松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望海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产品责任纠纷案。1.一审法院适用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聂少松并未查找到，即该文件是否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律性文件或司法解释，聂少松不得而知。而且，一审法院也未载明其适用的是该文件的哪一条哪一款，让聂少松无从应对。况且，按照该文件的要求，本案也应当属于产品责任纠纷案，因为涉案产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依法不允许上市销售，即聂少松购买的涉案产品根本不能进行食用，对聂少松而言，货款便是一种直接的损失。2.法定的十倍赔偿并不以是否造成消费者损失或实际损害或人身伤害作为赔偿的前提。首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两条法律规定可知，对于十倍赔偿情形所使用是”除...外，还...”的语言文字和逻辑进行的定义和表述，即该表述并未将损失或人身损害或实际损害作为十倍赔偿的前提。其次，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张勇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厅就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14时9分，孙军工明确强调:”《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消费者主张食品价款十倍赔偿金不以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这对于统一裁判尺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食品、药品环境，将产生积极影响。”据此可知，食品案件主张十倍赔偿并不以造成人身伤害作为前提，也不要求食品必然是有毒、有害的食品，而只需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应当依法承担十倍赔偿。再次，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并刊发的《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125期中，该院民一庭张进先所发布的《严惩非法制售食品行为切实维护百姓餐桌安全》一文中，也明确载明：”第一、该法第148条并未规定只有造成人身健康损害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消费者花钱购买的食品不能食用，本身就是损失，而不论该损失是否涉及人身健康损害。如果说消费者必须在食用食品后遭受人身健康损害才算是损失，那对保护消费者是极为不利的，也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本意相悖。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对此已作出明确回答。本条司法解释将赔偿''损失''与仅购买即可主张价款10倍赔偿金并列，明显否定了只有造成人身健康损害才有权主张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观点。”最后，最高院发布的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载明”当销售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时，消费者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和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也可以只主张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显然，从该认定也可知，对于十倍赔偿并不要求是否给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或损失或人身伤害。不仅如此，《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构成要件之一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据此可知，如果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达到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程度，那么就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故，一审法院以是否给消费者造成损害作为判断本案的前提，没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这种逻辑，明显与立法保护老百姓食品安全之本意和目的相违背，明显是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于不顾。二、本案应由望海公司提供证明涉案产品属于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其所用的原料人参的真实情况。首先，我国实体法上已经明确规定，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及合格证明文件是产品经营者（包含生产者、销售者）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规定：”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十三条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上述实体法律规定可知，经营者（包括生产者和销售者）负有查验和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的法定义务，同时还负有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并告知产品质量等真实信息的法定义务。而这同时是法律赋予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即，这些法律规定明确了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法律责任是经营者而非消费者。但涉案人参配制酒的包装中并无任何质量合格证或产品检验检验合格证明。其次，我国程序法上也明确规定，经营者负有证明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认定食品是否合格，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以地方标准为依据；没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食品的生产者采用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没有前述标准的，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据此可知，法律已经明确了举证责任倒置，即本案中应当由望海公司承担证明产品不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之情形的举证责任。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食品、药品虽在销售前取得检验合格证明，且食用或者使用时尚在保质期内，但经检验确认产品不合格，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以该食品、药品具有检验合格证明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本案中，望海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涉案酒中的原料人参是属于5年以下人工种植的证据。但目前为止，其并未提供这一方面的证据，且其产品包装上也没有进行明示。三、望海公司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涉案人参配制酒取得合法的生产资质和许可证。《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我国对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没有取得许可而生产经营的食品均属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应当予以没收，其目的就是为了对经营者生产经营的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包括质量标准、卫生标准、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标准、包装标准等)进行监管，即只要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而生产经营的食品必然是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不仅如此，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并刊发的《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125期中，该院民一庭张进先所发布的《严惩非法制售食品行为切实维护百姓餐桌安全》一文中，也明确将无证生产的食品认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本案中，虽然望海公司和天金公司提供了包装上生产厂家从化市银河酒厂有限公司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但该证件只是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无法证明涉案人参配制酒取得了生产和销售许可。另外，该证件上”产品名称：其他酒（配制酒、其他蒸馏酒）”。那么，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第2.2条规定：”蒸馏酒的配制酒”是指”以蒸馏酒和（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混合或在加工制成的，已改变其原酒基风格的饮料酒”。显然，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强调的”可食用的辅料”。即望海公司和天金公司还需要证明其所添加的人参是属于可以食用的辅料。但目前为止，两家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人参配制酒中所添加的人参系符合法律规定的5年以下的人工种植人参。同时，该证件上面记载的取得时间是”二0一四年一月九日”，而望海公司和天金公司提供的证据人参配制酒企业标准上面记载的时间为”2015-11-08实施”。故，从时间的对比上可知，该证件并不能证明从化市银河酒厂有限公司取得了人参配制酒的生产许可，因为行政机关不可能在该公司无国家及地方政府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情况下批准该公司生产所谓的人参配制酒。况且，企业制定了企业标准，并不表示其必然就取得该标准中对应食品的生产许可，两者之间并无任何关联性。显然，该公司并不具生产和销售人参配制酒的合法资质，也无法证明涉案人参配制酒取得了生产和销售许可。即，涉案人参配制酒从这一角度而言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四、涉案人参配制酒标签标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即其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第三十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第3.1条规定：”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第3.2条规定：”应清晰、醒目、持久，应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第3.3条规定：”应真实、准确，不得以虚假、夸大、使消费者误解或欺骗性的文字、图形等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消费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2015年1月30日回复刘育能的复函中也明确规定：”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9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包括食品标签国家标准。目前已发布的国家食品标签标准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等。二、《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没有食品标签不规范的概念。”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60号指导性也明确了食品安全标准依法是包含标签的。不仅如此，望海公司和天金公司所提供的人参配制酒企业标准第2条也明确规定”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必不可少”，其中一项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而且，其第3.1.2条也明确用了”人参（人工种植）”的文字表述。同时，其第7.1.2条也明确规定：”标签按GB7718（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8050（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757（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蒸馏酒及其配制酒》）和《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执行。”但涉案人参配制酒包装上没有标注”人工种植”，且没有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工种植”，也未标明”食用量≤3克/天”，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而这些情形均直接影响到消费者是否对该酒进行购买以及购买后如何食用，即关系到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涉案人参配制酒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五、一审法院认定聂少松”以牟利为目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对于知假买假予以支持。可一审法院却置该法律规定于不顾，甚至称聂少松的依法维权行为”与我们倡导的法律价值不相符，亦与立法精神相悖”，此言论让聂少松甚为不解。难道《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个虚设？法院审理案件根据个人主观推测即可吗？2.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23号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孙银山也是属于明知涉案产品属于过期食品而进行购买并要求索赔，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了其诉讼请求。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难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是属于”与我们倡导的法律价值不相符，亦与立法精神相悖”吗？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据此可知，在望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聂少松将涉案产品用作生产销售的情形下，聂少松就是属于法定的消费者，其依法进行索赔属于行使法律所赋予其的权利，试问一审法院，这有何不可？试问一审法院，目前为止，望海公司有任何证据证明聂少松购买涉案产品是用于生产销售吗？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据此可知，法律赋予了消费者保护自我消费行为的权利，并鼓励消费者努力掌握各种所需商品的知识、技能以及鉴别能力。所以，即便聂少松对涉案产品比较了解，这也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不仅如此，法律目前并未限制当事人购买同一商品的次数、数量和维权方式以及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反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中规定了五种维权的方式，其中第（五）项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况且，”牟利”作为贬义词，其在法律上的概念强调的是”以非法或违法行为追求利益”。本案中，目前并无任何证明聂少松存在任何违法或非法行为，故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为维护聂少松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支持聂少松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望海公司答辩称，一、聂少松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任何依据。望海公司坚持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如下主要事实：”东风灵”牌人参配制酒的生产厂家已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制定了相关的企业标准，并在广东省卫计委进行了备案登记。本案人参酒原材料采用人工种植人参，根据卫生部2012年第1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人工种植人参为新资源食品，并且该酒经过鉴定各项指标均为合格，聂少松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没有事实依据。二、望海公司已完成该配制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证明责任。聂少松称应由望海公司承担该配制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证明责任，望海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已完成举证证明该配制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望海公司认为配制酒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需要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判定标准。望海公司从生产单位的生产经营资质、人参配制酒的生产标准以及卫生部下发将人工种植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三方面进行了形式上的举证，证明该配制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针对实质审查，望海公司提交了第三方检测报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通过十分专业的检测手段证明该配制酒的各项指标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三、一审法院认定聂少松”以牟利为目的”，认定事实清楚。聂少松在一审起诉状中称在食用诉争食品后出现腹痛以及腹泻正主干，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损害事实，亦无证据证明所受到的损害与望海公司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聂少松在2016年3月29日、4月15日、4月20日、4月21日分别在望海公司柜台处购买该配制酒，在食用后觉得不舒服反而继续重复购买，此举具有明显的牟利意图。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显然不是鼓励消费者通过保护自身民事权利来索取高额赔偿。因其可能造成道德沦丧的风险，为某些心术不正的消费者提供欺诈手段索取高额赔偿提供诱因，间接引起大量滥诉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聂少松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天金公司述称，天金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产品的厂家具有合法的生产许可及生产资质，证明涉案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天金公司一审中提交了天金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同时，还提供了涉案产品的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及涉案产品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人参配制酒》。虽然由于生产厂家不同意提供证照原件，天金公司提交的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及生产许可证为复印件，厂家提供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人参配制酒》是在广东省卫计委进行了备案登记的，该食品安全标准上盖有广东省卫计委的备案登记章，天金公司当庭已经提供了原件。如聂少松不予认可该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真实性，完全可以通过广东省卫计委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对该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人参配制酒》进行证伪。聂少松在起诉中先是毫无常识地认为涉案产品中的人参不是人工种植的，属于中药材，在上诉中又无视天金公司提交的大量证据，认为望海公司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涉案人参配制酒取得合法的生产资质和许可证，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如果生产厂家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已经进行了备案登记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人参配制酒》还无法证明涉案产品具有合法的生产资质，那倒要反问聂少松，究竟什么证件才能证明涉案产品具有合法的生产资质呢？二、天金公司作为涉案产品的经销商，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证明涉案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涉案产品已经制定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出具了《检测报告》，如聂少松认为涉案产品中的人参或其他配料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中的规定，属于不安全食品，应该提供鉴定报告或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如前所述，天金公司作为涉案产品的经销商，提供了涉案产品生产厂家的生产证照及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合理的举证义务。天金公司提交的大量证据，从时间上看，生产厂家从化银河酒厂有限公司制定的企业标准实施日期为2015年11月8日，涉案人参配制酒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12月2日，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在先，生产产品在后，涉案人参配制酒不管是原料选择、生产过程等都有该企业标准作为依据及约束。从检测结果上看，天金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同批次产品的《检测报告》上注明：”净含量指标由客户提供，其余指标参考企业标准Q/YHJC0011S-2015*人参配制酒”，各项结果均显示”合格”。表明该企业标准着实对涉案人参配制酒的品质起到保障作用，涉案人参配制酒的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要求。在天金公司已经提交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及《检测报告》、而聂少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如果天金公司需要对涉案产品中的人参符合标准去承担举证责任，那对人参举证完毕后，聂少松又可以要求天金公司对涉案产品中的酒精符合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这样的无限证明责任显然是错误的，荒谬的。如聂少松坚持认为涉案产品中的人参等配料不符合有关标准，应提交鉴定报告予以证明，不能要求天金公司或望海公司去承担无限的举证义务。三、涉案产品的食品标签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存在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关于聂少松一直主张的产品标签上没有标注”人工种植”及没有标注”食用量≤3克/天”的问题。首先，”人工种植”并没有规定必须标注，就算有规定，没有标注”人工种植”也不会影响食品安全，普通人完全能够判断出来涉案产品的人参为人工种植；其次，《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12年第17号）中关于”食用量≤3克/天”，针对的是”人工种植人参”每日食用量不超过3克，但是聂少松购买涉案人参配制酒主要是饮用经人参泡制过的酒，并不是直接食用人参，因此，外包装标注的”每日食用限量不超过150ml”正是根据”食用量≤3克/天”计算、转化而来，因而在已经标注”每日食用限量不超过150ml”的情况下，无需重复标注”食用量≤3克/天”。综上所述，聂少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聂少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望海公司向聂少松退还购货款16150元，并向聂少松支付十倍货款赔偿161500元，共计177650元；2.依法判令望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核，聂少松提交的银联刷卡单、商品销售单、发票、所购人参配制酒的相片、人参配制酒样品，望海公司提交的《卫生部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12年第17号）》、《联营合同书》，天金公司提交的《广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人参配制酒》、《食品经营许可证》、《检测报告》有原件予以核对，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查明以下事实：天金公司是一家从事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和特殊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了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天金公司取得”东风灵”品牌商品的经销资格，获得经销广州东风灵健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参配制酒资格。”东风灵”牌人参配制酒，是广州东风灵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委托从化市银河酒厂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从化市银河酒厂有限公司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编写了《广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人参配制酒》，该标准于2015年10月8日发布，于2015年11月8日实施，并在广东省卫计委进行了企业标准的备案登记（备案号：Q/YHJC0011S-2015）。上述《企业标准》确定了人参配制酒的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试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明确该标准适用于以白酒作为酒基，添加人工种植人参为原料，经清洗、称量、浸泡、灌装、包装等工艺制成的人参配制酒。在上述《企业标准》中，对人参配制酒的原辅料、感官要求、理化指标等均有明确的标准。为检测产品的质量，广州东风灵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委托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对人参配制酒进行检测，该检测中心出具了《检测报告》。该检测报告载明，该检测中心按照企业标准中确定的各项检验方法对人参配制酒的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判定合格。为了销售”东风灵”品牌的滋补品，天金公司与望海公司签订一份《联营合同书》，约定”天金公司在望海公司商场设立专柜进行经营，由天金公司负责专柜装修，望海公司根据天金公司的营业额提取保底金和毛利，天金公司所销售的全部商品，应符合国家或者商品销售当地有关部门关于商品质量的要求，应将其专柜所有商品的质检证明报望海公司备案，否则不得私自上柜销售，所售商品因质量存在瑕疵而引发的所有责任均由天金公司承担，专柜销售人员由天金公司根据实际需要聘用，费用由天金公司承担。”聂少松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4月15日、4月20日和4月21日在望海公司处购买5瓶东风灵牌人参配制酒，含税价格共计16150元。经审查，涉案的产品为密闭玻璃容器预包装产品，外用包装盒贴有产品标签，标签上注明”食品名称：人参配制酒；原料与辅料：白酒、人参；产地：广东省从化市；执行标准：Q/YHJC0011S-2015；生产许可证号：QS440115050067；生产日期：2015年12月2日；酒精度：38%vol；净含量：2000ml；贮藏条件：贮存与清洁、阴凉、干燥、通风处，温度保持在5-35℃；委托方：广东东风灵健康药业；委托方地址：广州市××区段06、07、13、15铺；受委托生产企业：广东省从化市银河酒厂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企业地址：广东省从化市××镇号；温馨提示：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儿童不宜食用，每日食用限量不超过150ml：过度饮酒，有害健康！”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本案的案由。聂少松主张聂少松以涉案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提起的诉讼，其案由应为产品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生产、销售产品致使他人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有使他人遭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危险而应当承担的责任。提起产品责任诉讼，须以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他人损害为前提。本案中，聂少松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也未能证明聂少松因购买涉案产品受到伤害，不符合产品责任纠纷的立案条件，故本案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并无不当。2.聂少松主张涉案的产品使用了药用人参作为原料，但该产品的外包装中未注明原料为药用人参，聂少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销售人员向其说明原料为6年以上人参的事实，也未能提供检验报告等证明涉案产品的原料为药用人参，对其主张应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东风灵”牌人参配制酒，其生产厂家已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制定了企业标准，并在广东省卫计委进行了备案登记，该标准明确注明配制酒的原料为人工种植的人参。委托生产人参配制酒的企业对产品进行了检测，显示产品各项指标均为合格。在2012年8月29日卫生部出台的2012年第17号公告中，已经批准人工种植的人参为新资源食品。由此可知，涉案产品的原料为新资源食品，各项指标检测合格，且产品标签上注明了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饮用注意事项等事项，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要求，可以认定涉案的人参配制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聂少松主张涉案产品的原料为药用人参，属于使用非食品原料（药品）生产的食品，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众所周知，野生药用人参生长周期长，数量少，价格昂贵，使用药用人参为原料生产普通食用配制酒，亦不符合常理。经一审法院查询，聂少松在本省多地以购买产品不具合法来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聂少松应当具备对所购产品相关信息的鉴别能力。聂少松自称其饮用涉案的人参配制酒后身体出现不适，在对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形成内心确信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多次购买同一产品，其购买行为明显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心理。聂少松作为消费者，消费维权亦应秉持善良之心举止有度，通过合理合法、正当有节的途径去实现，如消费行为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则与我们倡导的法律价值不符，亦与立法精神相悖；而意图抱持侥幸心理以牟利为目的对抗另一种违法行为，也将扰乱社会正常交易秩序，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此举与经营者违法经营的行为无本质差异，不利于社会进步，不应助长。综上所述，聂少松主张涉案的人参配制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遂判决：驳回聂少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53元，由聂少松承担。望海公司与天金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聂少松在二审期间提交两张视频光盘，内容为其购买涉案酒的经过及开票经过，其中现场的销售人员明确告诉聂少松涉案酒中的人参为六年以上的人参。望海公司对两张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认为无法核实真实出处与何时拍摄，也对其内容不予认可。天金公司对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认为从光盘无法确定购买者就是聂少松，更加无法确定购买的就是本案所涉及的几瓶人参配制酒。光盘视频里的内容并不是销售员完整连续地对商品的描述，销售员可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受到购买者的引诱而作出的陈述；在视频的最后销售人员甚至说出”我们卖的不是人参酒而是人参”，足以表明销售人员的说法是不专业的，是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受诱导而作出的说明；既然聂少松主张是在购买人参配制酒时就拍摄的，是起诉前就已经生成的证据，在二审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本院经审查认为，聂少松提交该两张光盘无法证明光盘里视频拍摄的时间，也无法证明视频里购买人参配制酒与在柜台结账的人就是聂少松本人及所购买的人参配制酒就是涉案的人参配制酒，故本院对两张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是产品责任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2.聂少松要求要求望海公司退还涉案人参配制酒的货款16150元及十倍购货款1615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聂永松主张本案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但聂少松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涉案产品存在缺陷导致其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故其要求以产品责任纠纷立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聂少松要求望海公司退还涉案人参配制酒的货款16150元及十倍购货款1615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1.关于涉案的人参配制酒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认定食品是否合格，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以地方标准为依据；没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食品的生产者采用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没有前述标准的，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涉案的人参配制酒，其生产厂家已经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制定了企业标准，并在广东省卫计委进行了备案登记，该标准明确注明配制酒的原料为人工种植的人参，人参（人工种植）应符合《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计委2012年第17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2015年版的要求。委托生产人参配制酒的企业对产品进行了检测，其中净含量指标由客户提供，其余指标参考上述企业标准，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指标均为合格。望海公司与天金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涉案人参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聂少松主张望海公司与天金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涉案酒中的原料人参系5年以下人工种植人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涉案人参配制酒是否取得合法的生产资质和许可证的问题。望海公司和天金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涉案人参酒的生产厂家取得合法的生产资质，聂少松主张涉案人参配制酒没有取得合法的生产资质和许可证，但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3.关于涉案人参配制酒标签标注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问题。聂少松主张涉案人参配制酒包装上没有标注”人工种植”，没有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工种植”，也未标明”食用量≤3克/天”，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涉案人参酒的标签上注明了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饮用注意事项等事项，其中执行标准为Q/YHJC0011S-2015，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要求。聂少松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人参配制酒使用的人参为药用人参，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5.关于聂少松是否以牟利为目的购买本案产品的问题。聂少松主张法律未限制当事人购买同一商品的次数、数量和维权方式，但经本院查询，聂少松在本省多地以购买的产品不具有合法来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为由提起诉讼，聂少松应当具备对所购产品相关信息的甄别能力，而其自称饮用涉案人参配制酒后身体出现不适，还选择多次购买同一产品，明显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心理，不排除具有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的主观故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聂少松以牟利为目的购买涉案产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聂少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3元，由上诉人聂少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梅审 判 员  陈文红审 判 员  李家林法官助理  周慧娟法官助理  周慧娟书 记 员  徐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