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12刑终77号
原公诉机关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国瑞，男，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鞍山，住北京市海淀区，无业。因本案于2013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押于肇庆市端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赵耀，广东天一星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蔡明，广东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国瑞犯诈骗罪一案，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5）肇端法刑初字第36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郑国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叶剑敏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郑国瑞及其辩护人赵耀、蔡明，被害人何某乙的委托代理人戴国梁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3月5日，被害人何某乙的丈夫陈北英因为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陈北英的下属麦某将陈北英涉嫌走私被抓获的事情告诉了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检察院工作的伍文波，询问伍有无办法帮忙，伍文波就联系了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3月中旬，在顺德的顺峰山庄，伍文波将被告人郑国瑞介绍给被害人认识，伍文波称郑国瑞是“北京来的总参局长”，被告人郑国瑞没有否认，点头微笑表示默认。
此后，被告人郑国瑞以找关系帮陈北英“活动”，需要“经费”为理由，多次向被害人何某乙要钱，共计诈骗被害人247.3万元。具体如下：
2011年4月6日，被告人郑国瑞在北京警卫局招待所向被害人何某乙拿走10万元，称将这10万元送给国家海关总署的武某。2011年4月8日，被告人郑国瑞从何某乙处拿走10万元，称送给一个姓“金”的。2011年4月10日，被告人郑国瑞从何某乙处拿走6万元，称给“国办”的“刘主任”。2011年4月13日，被告人郑国瑞让何某乙准备12万元，分为两份，各6万元用报纸包好，称给“中办”的两个人。2011年4月19日，被告人郑国瑞称买礼品花了33000元，从何某乙处取走33000元现金。2011年4月21日和4月22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帮陈北英“活动关系”为由，从何某乙处共取走20万元。
2011年5月开始，被害人何某乙到大连了解陈北英的案件情况，期间被告人郑国瑞多次到大连，以找人“活动关系”帮陈北英办理取保候审为由，多次向何某乙要钱。被告人郑国瑞每次向何某乙要钱之后，何某乙就会吩咐麦某或高某准备现金，按照被告人郑国瑞的要求包好，然后由何某乙、高某或者由何某乙、麦某交给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5月12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去大连检察院“活动关系”为由，在大连川王府饭店从何某乙处取走8万元现金。2011年5月13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去大连法院帮陈北英“活动关系”为由，在大连川王府饭店从何某乙处拿走30万元现金（分3份，每份10万元用报纸包好）。2011年5月，被告人郑国瑞在北京翠微宾馆（即警卫局招待所）以找三个海关总署的人去大连办理陈北英案件为由，向何某乙要22万元现金，何某乙安排高某分两个8万、一个6万，用报纸包好后交给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9月左右，被告人郑国瑞又以去大连检察院找人帮陈北英“活动”为由，向何某乙要钱，何某乙安排高某准备20万元（分开两份，每份10万元）在大连市万宝海鲜酒楼外的车上将20万元交给被告人郑国瑞。在大连期间，被告人郑国瑞还陆续从高某处拿走现金约30万元。2012年8月份，由于大连飞北京的飞机停飞，何某乙安排麦某、高某开车送被告人郑国瑞回北京，在北京万寿路翠微宾馆，被告人郑国瑞以活动关系为由，向高某要20万元，高某让被告人郑国瑞向何某乙打电话汇报一下，被告人郑国瑞谎称已经向何某乙汇报过，高某和麦某两人遂将2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人郑国瑞。
2011年至2012年期间，何某乙还安排人按照郑国瑞的要求多次汇钱到被告人郑国瑞的6222000200116396870及62×××29银行账户上，共计20万元；按照郑国瑞的要求，何某乙安排麦某于2011年6月29日和7月25日分两次共计汇款36万元到张某的62×××52银行账户。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银行转账凭证等书证；2、证人高某等人的证言；3、被害人何某乙的陈述；4、视听资料；5、鉴定意见；6、被告人郑国瑞的供述。
原判认为，被告人郑国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郑国瑞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没有悔改表现，应从重处罚，其行骗所得赃款应责令退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郑国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二、被告人郑国瑞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害人何某乙退赔二百四十七万三千元。
上诉人郑国瑞提出：第一、我没有冒充国家情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其他人这样介绍的，我认为没有实际影响，所以没有否认而已。第二、我没有诈骗被害人何某乙，我为她丈夫陈北英的事找了多人帮忙，支出了差旅、食宿等费用，对于找了何人帮忙以及支出的费用情况等整个过程被害人何某乙以及她的手下麦某、高某均是知情的。事后我没有故意逃避，仍与被害人何某乙有联系，并通过家人与何某乙商量过退还款项的问题。我还向她借过钱，部分尚未归还，这些都是借款，而不诈骗。因此，我不存在诈骗被害人何某乙钱的故意和行为。第三、除了陈北英案件的事情，何某乙还让我帮助处理陈北英公司的干果处理、出口退税、与其他公司的纠纷以及与广州的一个律师协商退还何某乙代理费等其他事情，我找人帮忙处理这些事情也支出相关费用，包含在何某乙给我的钱之内。
上诉人郑国瑞的辩护人提出：第一、何某乙找郑国瑞帮忙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花钱疏通郑国瑞的关系了解陈北英一案的案情并期望为其办理取保候审，而郑国瑞是基于对朋友伍文波的信任和对陈北英的同情答应利用他的人脉关系帮忙了解案情，后来是对何某乙的诚意和人品的认同才继续帮忙争取办理陈北英的取保候审。此外，郑国瑞在帮何某乙了解陈北英一案的情况以及办理取保候审的过程中，还利用关系帮何某乙处理了陈北英减刑以及其公司出口退税等其他一些事情，且在案发后郑国瑞与何某乙双方还协商过退款的事情。因此，郑国瑞没有诈骗何某乙财物的主观故意。第二、郑国瑞没有采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手段欺骗何某乙。郑国瑞在利用其海关总署、最高检察院、中办等的关系时没有对何某乙有任何隐瞒，郑国瑞如实告诉了何某乙武某、成某的真实身份。在北京及大连期间，何某乙与郑国瑞商量并由何某乙决定让郑国瑞将钱送给了武某、刘贵民、刘某、杨某乙等人。武某、刘贵民、刘某都是郑国瑞多年的朋友，也是时任或现任领导。杨某乙是时任大连检察院的刑事专委，郑国瑞通过刘某的关系认识杨某乙后一直是与他联系办理陈北英取保候审的。郑国瑞通过这些关系确实在了解案情、争取办理陈北英取保候审一事及处理其他涉案公司事宜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有一定的效果。武某、刘某、杨某乙、成某、王文殊等的询问笔录均有提及郑国瑞为陈北英案或其他事宜曾找过他们。综上，本案涉案事实就是何某乙为救其丈夫找郑国瑞帮忙疏通关系，花费巨额钱财后未能达到其希望的结果，而为追回损失与郑国瑞之间发生了纠纷。原判认定郑国瑞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缺乏事实和依据，希望二审法院能结合二审庭审时郑国瑞在法庭调查阶段对涉案事实的陈述并综合审核一审判决所采纳证据的效力，对郑国瑞做出公正的处理。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第一、原判认定上诉人郑国瑞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害人何某乙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言证实，上诉人郑国瑞有冒充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以帮助被害人何某乙运作陈北英的案件需要活动经费为名骗取何某乙的财物。而上诉人郑国瑞的供述以及证人武某等的证言均证实，上诉人郑国瑞在办理陈北英事情的过程中均没有送钱给武某等人，武某等人也没有收过上诉人郑国瑞送的财物。因此，上诉人郑国瑞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第二、对于诈骗的数额，原判证人麦某、高某的证言证实拿给上诉人郑国瑞的钱为247万余元，录音证实上诉人郑国瑞承认在麦某、高某拿了现金330余万元及汇款20万元。因此，原判结合被害人何某乙的陈述及在案的银行流水清单等证据认定上诉人郑国瑞诈骗的数额为247.3万元理据充分，上诉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均理据不足，建议维持原判。
被害人的委托代理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审的时候上诉人郑国瑞供述没有送钱给武某、刘某等四人，但是二审庭审中又供述将钱送给了他们，由于该四人都说没收到钱，所以一审的判决认定上诉人诈骗是客观的，不存在错误判决。上诉人对所有人说是总参局长，受害人已经报案后说一直跟受害人交涉，但是一直没有还钱。因此，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郑国瑞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户籍资料，证实上诉人郑国瑞的身份、户籍等情况。
2、到案经过，证实上诉人郑国瑞被抓获归案的情况。
3、银行转账流水单，证实被害人何某乙通过多个账户汇钱给上诉人郑国瑞和张某的情况。其中：
⑴邓慧群、张林、王龙、李宏、常风海、温和江、张万芳、麦某、赖某、黄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单，显示上述账户汇钱到上诉人郑国瑞以及张某的银行账号的情况。
⑵上诉人郑国瑞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单，证实其6222000200116396870账户和62×××29账户在2011年9月14日至2012年4月23日之间收到上述账户汇来的52万元。
⑶张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单，证实其62×××52账户在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2月20日之间收到上述账户汇来的426万元。
4、辨认笔录，证实何某乙、麦某、高某、武某、杨某甲、成某、伍文波、刘某、王某、杨某乙均辨认出上诉人郑国瑞。
（二）视听资料
由被害人何某乙提供给侦查机关的录音，证实2012年3月25日，何某乙、高某、麦某与上诉人郑国瑞进行对账的经过情况。主要内容：1、郑国瑞承认为“办事”通过高某、麦某取现金333万元，收汇款20万元；向何某乙借款420万元。2、郑国瑞在对账期间接电话，和对方讲一件“暗杀”的事。
（三）鉴定意见
鉴定结论书，证实被害人何某乙提供给侦查机关的录音里其中一个声音是上诉人郑国瑞的声音。
（四）证人证言
1、证人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在大连认识郑国瑞的。我的老板也就是何某乙的丈夫陈北英因为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了，2011年5月份的时候，何某乙、麦某和郑国瑞一起来大连，何某乙向我介绍郑国瑞说这是北京来的郑局（没有说郑国瑞的具体身份，郑国瑞笑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是来帮忙陈北英办理取保候审的。由于何某乙没有银行卡，她都是经过我们的账户拿钱，钱由我们保管，我们要给钱郑国瑞的话都要提前向何某乙汇报，她同意了才能给钱郑国瑞。
经过我手给郑国瑞的现金大约有92万元左右。我记得清楚的有三笔大额现金：一、2011年9月或者10月份，郑国瑞说找人要花钱，就从我这拿钱，我按照他的要求用报纸包好20万元现金给郑国瑞，给钱的时候麦某和何某乙都在现场。二、大约是2011年6月，我们在北京万寿路的翠微宾馆，郑国瑞向何某乙要钱，何某乙就让我准备，我就按照郑国瑞的要求给了郑国瑞22万现金，给钱时何某乙在现场。三、2012年8月份的时候，由于大连飞北京的飞机停飞，我和麦某开车送郑国瑞回北京，到北京之后郑国瑞说要活动关系，要20万元，我就让他给何某乙打招呼，然后他就打了电话给何某乙。第二天一早我就和麦某两个人准备了20万元现金，由我给了郑国瑞。回到大连之后我向何某乙汇报这件事情，何某乙骂了我，说郑国瑞根本就没有和她说过拿钱这回事。三笔大额以外，就是每次拿几万元，共计拿了大约30万，拿这些钱的时候何某乙每次都在场，有时候麦某也在，每次郑国瑞都是以机票钱或者备用金之类的名目向何某乙要钱，何某乙同意，我就拿钱给郑国瑞。郑国瑞收现金从来没有签名或者写收据，后来陈北英被判刑之后何某乙向郑国瑞要钱，郑国瑞承认拿了现金，他当时承诺写字据但是一直没有写。
整个过程中，我经手的现金有147万元左右，打到我卡上的现金有80多万元，另有些钱是麦某给我的现金。我们自己和何某乙的消费都在这里面出，但不在给郑国瑞的92万元里面。郑国瑞向我报销过一次机票和餐费大约2.6万元，这些报销的票据不在给他的92ＸＸ面。
郑国瑞从我手上拿走钱主要是以打点官员、差旅费的名义，郑国瑞说的国家机关官员中，我只见过海关总署的武某和成司长。郑国瑞有承诺把陈北英从海关“搞”出来或办理取保候审，他是否确实找过官员办事我不知道，只是曾经开车载他去过大连市检察院，我在门口等他。郑国瑞以借款名义向何某乙借了420万元，至于他有没偿还我不知道。何某乙曾经借我的银行卡收郑国瑞转过来的40万元，但这40万元是不是偿还借款我不知道。
大约2013年3月或者4月，郑国瑞和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核对过一次账目，郑国瑞都认可了我们交给他的数目，也答应把办事用的钱逐步去追回来。当时何某乙还进行了录音。
张某，女，四十多岁，她自称是北京人，我见过她一次。张某称郑国瑞为“老郑”，郑国瑞称张某“老婆”，但不知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真正的夫妻。
伍文波，男，50岁左右，是高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我和他不熟，他和麦某是好朋友。
2、证人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1990年认识何某乙的丈夫陈北英，2009年陈北英叫我去吉林省中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做部门经理至2011年底。2010年3月份陈北英被大连海关抓获后几日，我向朋友伍文波了解情况，伍文波说认识一个北京的“郑局”。在顺德的顺峰山庄里面见到伍文波、谭惠玲、何某乙、郑国瑞及张某，席间我们就闲聊，没有谈到陈北英的案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郑国瑞。当时谭惠玲介绍说这是郑局，没有说具体名字和具体单位。郑国瑞就笑着点头默认。
2011年3月20日，何某乙、谭惠玲和我三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是郑国瑞帮我们定的翠微宾馆，也叫警卫局招待所。
2011年4月6日，我给了一笔10万元的现金郑国瑞，这笔钱是存到何某乙的客户魏文生的银行卡上，由我将这笔钱用报纸包好之后，在招待所房间里给了郑国瑞，当时何某乙也在场。后来郑国瑞说这笔钱给了武某。2011年4月8日，郑国瑞又从我们这里拿走了10万元现金，这笔钱是存到刘宝剑的账户，由我用报纸包好在招待所房间里给郑国瑞。郑国瑞说这笔钱是给海关一个姓金的，具体做什么的他没说。2011年4月10日，郑国瑞说要找“国办”的刘主任，要打点一下，从我们这里拿走了6万元，当时何某乙也在场。当晚郑国瑞还叫我和“刘主任”一起吃饭及唱KTV，唱KTV是我买单的。当时介绍说刘主任叫“刘贵民”。2011年4月12日，郑国瑞又从我们这里拿走12万元现金，分两个6万元用报纸包好，郑国瑞说是给“中办”的人，这两个官不是很大，但要做工作。具体他有没拿去给“中办”的人我不清楚，我没见过这两个人。2011年4月19日，郑国瑞从我们这里拿走了33000元说是打点关系，已经买了一些冬虫夏草之类的东西送人，花了33000元，还拿了一张购物收据给我。钱是在招待所里给的，当时何某乙也在场。2011年4月21日和4月22日，郑国瑞分两次每次在我们这里拿走了10万元现金（共20万元）。当时他说是拿去给最高院还是最高检活动关系。他有没将钱送人我不知道。以上是2011年3月下旬至4月底用来打点关系的费用，共计是65万元（注：实际为61.3万元）
2011年放完“五一”假上班的那一天，我和高某、何某乙三个人去了大连。2011年5月12日，郑国瑞从我们这里拿走8万元，说是去大连检察院活动买一点东西，当时高某、何某乙都在场，在我和高某住的房间给的。2011年5月13日，郑国瑞又从我们这里拿走了30万元，分成3份，每份10万元，说是去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打点一下，也是在住的饭店房间给的。我记得当时郑国瑞说是给法院的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还有一个法官，姓什么没有讲。
2011年6月29日，当时我在梅河口，何某乙打电话让我汇16万元给郑国瑞，我安排人按郑国瑞的要求汇了16万元入张某的账户。后来，2011年7月25日又同样按照郑国要求汇30万元进张某的账户。2011年8月，我回到高明处理公司业务，我又按照何某乙和郑国瑞的要求，吩咐赖某他们公司分次汇了20万元至郑国瑞的银行账户里。郑国瑞说这些都是拿来做活动经费用的。
2012年8月份，我和高建辉开车送郑国瑞从大连到北京，在招待所，郑国瑞说辽宁高院的一个院长去北京开会，要马上去找他，让我给20万元现金去打点一下，我就打电话经何某乙同意后，将我身上带的20万元现金给了郑国瑞，当时高某也在场。
郑国瑞没有带我们去任何部门找过人，只有在吃饭时介绍过武某和“刘主任”给我认识。郑国瑞给了我一张名片，正面写着“郑寓恒局长”字样，背面写“为人民服务”字样。
2011年期间，郑国瑞因妻子张某公司的资金周转问题，向何某乙两次借钱，第一次借了220万，第二次借了200万，共计420万元。每次都是我通知黄某转账过去的。后来借这200万元，郑国瑞没有找何某乙而直接找我说张某的公司装修，我请示过何某乙同意后将钱汇入了郑国瑞指定的账户。后来，郑国瑞已经偿还了200万元，其中160万元是郑国瑞用张某的银行卡汇进了赖某公司员工黄某的卡号，另外40万元是郑国瑞还给了何某乙，我不知道汇进了哪个账户。
3、证人赖某的证言，主要内容：陈北英是做农副产品生意的，何某乙和陈北英结婚后我就认识何某乙了。后来陈北英去东北发展我们就很少来往，但是我听说他出了事，之后何某乙和麦某来找我，何某乙说因为要去北京、大连那边处理陈北英的事情，高明附近还有一些客户欠她的货款，她让我帮忙收取这些货款，也帮她支付一些欠款之类。当时安排我和麦某联系。如果有什么货款要收，麦某就通知我，然后我就给麦某一个账号，麦某就让对方将钱汇入。我只是负责提供账号收钱，具体是什么钱我就不清楚了。如果要支出什么钱，麦某就联系我，我就按照麦某的要求安排我公司的出纳黄某汇钱。大约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帮其代收货款和支出，到2012年10月左右的时候结束。
麦某要求我汇过款给郑国瑞、张某的账户，不记得具体汇多少次了，汇钱给张某的数额比较大。我用过邓惠群、张林、王龙、温和江、张万芳、李宏、王忠、黄某、韩振武等人的银行账户汇钱进麦某指定的银行账户里面。
4、证人黄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何某乙和我们公司有一些来往，听公司的人说起过，但是我不认识她。我认识麦某，我们以前同在广东省高明土产进出口公司上班。我们公司的老板赖某帮助何某乙、麦某代收货款和转账支出。每次要转账支出的时候，公司老板赖某就会给我一个账号，然后告诉我对方的账号和汇款金额，我就将钱转到相应的账户里，再将银行凭证交给老板赖某。大约是在2011年8月份开始，在2012年10月份结束。按照老板的吩咐我转了多少次钱出去不记得了。经辨认银行交易凭证，黄某确认这些转账支出都是她按照赖某的吩咐转账支出的。
5、证人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大约是四年之前，我在一次山东老乡聚会的时候认识郑国瑞，他当时自我介绍说是总参二部的，具体职务没有说。
我认识郑国瑞之后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2010年10月份我住院期间郑国瑞去医院看我，第二次记不清是2011年还是2012年，天气很热的时候在翠微路请我吃过一次饭。当时是郑国瑞接我去的，吃饭时还有其他人在场，我们当时吃饭就是以老乡小聚的名头吃饭的，没有谈案件。
6、证人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2011年初，通过一个温州做建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张某，后来吃饭时张某带上其丈夫郑国瑞，当时我朋友介绍的时候说郑是搞保密工作的，具体是什么不清楚，郑国瑞也没有说。
2011年3月、4月份的时候，郑国瑞介绍何某乙和我认识，咨询何某乙丈夫陈北英涉嫌走私的事情。因为我对办案也不熟，所以我就介绍原海关总署政法司长成卉清给何某乙认识，之后介绍了一个叫蒋宁的律师。
我们曾两次一起吃饭，都是在万寿路的湘水之珠。郑国瑞没有送过财物给我，只有何某乙送过两小罐糖果。
7、证人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2011年，经过武某我认识了郑国瑞，同时还认识何某乙，因为何某乙的丈夫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了，武某叫我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何某乙就向我介绍了案情，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告诉她要请律师。
我们吃饭的时候郑国瑞老是讲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认识多少人，席间有人提过郑国瑞是总参情报部门的。郑国瑞和何某乙没有送过财物给我，就是大家一起吃了两顿饭，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北京海淀区翠微路的一个宾馆。吃饭的时候有我、何某乙、武某夫妇、郑国瑞夫妇。
8、证人杨某甲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和丈夫武某一起吃饭的时候认识郑国瑞和张某两夫妻的，张某还介绍了她的朋友何某乙给我认识。郑国瑞说他是部队的，具体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不清楚，大家都叫他郑局。
张某说她在广州开幼儿园，是部队歌舞团转业的。
9、证人杨某乙的证言，主要内容：我通过王某的介绍认识郑国瑞，王某说是最高检的一个人介绍来的。当时郑国瑞想了解一宗走私案，王某是检察院纪检组长，对案件不熟悉，而我当时分管公诉，所以王文殊就介绍郑国瑞给我认识。郑国瑞向我了解陈北英涉嫌走私案，目的是了解陈北英能否办取保候审，由于那个案件有两个人在逃，而且涉嫌金额很大，所以我明确告诉郑国瑞，帮陈北英办理取保候审是不可能的。郑国瑞因为这单案件找过我三次，都是一个去我的办公室找我，请我帮忙期间郑国瑞没有送过活动经费或者礼物给我，没有请过我吃饭。
10、证人王某的证言，主要内容：2011年前后，郑国瑞来我办公室，说最高检的一个领导让他来找我。郑国瑞当时自我介绍是北京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记不清具体。郑国瑞找我是想咨询案件，我就将杨某乙专委介绍给郑国瑞。介绍后我就没有过问此事。郑国瑞没有给我送过钱物。
11、证人张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顺德吃饭时第一次见何某乙，在北京吃饭时见过两次，后来在吉林梅河口见过一次。在北京吃饭时何某乙对我爱人郑国瑞说她丈夫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郑国瑞就说已经帮何某乙打听过了，她爱人是有罪不是无辜的。
因为我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郑国瑞就向何某乙借钱，第一次借了220万元，都用在我公司的运作上了。
之后郑国瑞还向何某乙借过钱，好像是200万，具体数目我不知道，都是郑国瑞办理的。后来郑国瑞让我还了200万元左右给何某乙，具体是郑国瑞和何某乙他们谈的，我只是按照郑国瑞的要求汇钱。
我们总共从何某乙处借了400多万元，具体我不是很清楚。郑国瑞在帮何某乙办的事我不会理，也不清楚郑国瑞有没有拿活动经费或者财物。我心情不好去大连找郑国瑞然后去梅河口。来回的机票都是自己买的。
12、证人何某甲出庭作证，他的证言主要证明在何某乙与郑国瑞对账时郑国瑞神智清醒，没有喝酒。
（五）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何某乙的陈述，主要内容：我丈夫陈北英是香港丽志贸易公司佛山代表处的负责人，后来我们公司在吉林省成立了中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是陈北英。2011年3月5日，我丈夫因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大连海关缉私局在深圳抓获。大约3月12日，我接到麦某的电话说伍文波可以介绍人给我认识，在我丈夫的案件上帮助我们。当天我就来到高明，当天晚上我和伍文波在顺德的顺峰山庄见到了郑国瑞、郑国瑞的妻子张某、以及张某的父母。在去顺德的路上，伍文波对我说郑国瑞是国家情报部门的。见面后郑国瑞和伍文波谈话之间也故意透露出自己是国家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就把我丈夫的事情和郑国瑞讲了，说想让他帮我丈夫办理取保候审。郑国瑞说他要看一看情况然后再回复我。
大约3月18日，郑国瑞对我说要我们去北京去操作我们的事情。3月20日，我、郑国瑞、麦某、一个姓谭的，还有顾铁坤共五个人一起去北京，在北京的万寿路乙15号警卫局招待所住下，房间是郑国瑞订的。大约过了三、四天，郑国瑞带我们去万寿路的“湘水之珠”介绍海关总署的武某、武某妻子杨某甲。见面后郑国瑞就和武某谈我丈夫案件的情况。这次我们去北京直到2011年4月底才回广东。期间，郑国瑞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一个局长，这段时间从我这里拿走了105万元人民币：在警卫局的招待所里面，我和麦某给了20万元现金给郑国瑞，郑国瑞后来说这笔钱他给了武某，后来我和麦某又在警卫局招待所给了郑国瑞20万元现金，郑国瑞说这20万是给了国办的刘主任去打点，他又说给钱海关总署去大连查案拿了22万。每次郑国瑞向我拿钱的时候麦某都在现场，都是由麦某按照郑国瑞要求用报纸包好之后给他的。
2011年5月份，我和麦某、高某去大连了解案情，期间郑国瑞多次到大连来，每次来都向我要钱，每次都说去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去活动，前前后后他从我这里拿了286万元人民币，其中220万元现金，66万元汇款。
2012年8月份的时候，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停飞，我就安排高某、麦某开车送郑国瑞去北京，在北京万寿路乙十五号郑国瑞说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做工作，在高某手上拿了20万元现金，当时麦某在场。郑国瑞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过相关的职能部门。
期间，郑国瑞和张某说张某的公司资金周转不了向我借钱，我分三次汇了220万元人民币到张某的账户上。借钱时他们说拿公司产权证做抵押，可是收到钱之后他不但没有拿产权证作抵押，连借据也没有写给我。后来麦某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通知高明的黄某汇了200万元给郑国瑞。
2012年12月18日，我丈夫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所以我觉得他骗了我，我就向他讨要我给他的钱和我借钱给他的借据。他以各种借口拖延，不还钱也不补借据。郑国瑞共诈骗了我831万人民币，后来他退还了200万元，实际骗了我631万人民币。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郑国瑞于2013年3月25日到高明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和我们对账，我对当时的谈话都录了音，当时我、高某、麦某、郑国瑞四人在场。
（六）被告人的供述
上诉人郑国瑞的供述，主要内容：大约2010年，我认识了伍文波，后来伍文波问我工作单位，我就说我是北京总参二部的。2011年3月份，我通过伍文波和麦某介绍认识何某乙。当时何某乙的丈夫陈北英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了，伍文波跟我说过这个事情，问有没有关系可不可以帮忙，然后就介绍我和何某乙在顺德区顺峰山庄见面。何某乙认为丈夫没有违法而被抓，想找人了解案情。我没有向她要钱，是她自己给我的，说这是前期活动经费，共计40万左右，都是将钱通过别人的卡汇到我的卡上的，没有给过现金。后来去了大连之后何某乙通过麦某给过我机票钱、住宿费大约现金30万左右，分多次给的，我将没有用完的现金分给回何某乙大约10万元，我回到北京之后，又陆续给了她约10万元现金。后来何某乙的丈夫陈北英被判刑了，何某乙让我赔钱，我就将这40万元打到麦某和一个叫高某的银行卡上，还给她了。
张某没有向何某乙借过钱，是我向何某乙借的，张某说她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问我有没有朋友可以借钱，我就向何某乙借，何某乙就让麦某着手办，麦某分两次共汇款220万元到张某的银行卡上。后来张某又要借钱，我就找麦某，这次麦某没有向何某乙请示，直接将200万元打到张某的银行卡上。张某后来还了160万元给何某乙。
我找过海关总署的武某、成副司长了解过案情，找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刘某，刘某介绍辽宁省省检察院的张处长，张处长介绍我认识大连市检察院的王某，王某介绍我认识大连市检察院的专委杨某乙，杨某乙说陈北英案因为还有两个人在逃以及涉案的案值太大办理不了取保候审。后来我就向何某乙讲了这事。我请这些人吃过饭，没有送过东西给他们。我没有从何某乙他们拿过一分钱送给官员。
对于何某乙的提供的录音，我当时喝了酒，头脑不清醒，而且不知道何某乙在录音，所以就中了她设下的圈套，我和何某乙没有对账，她当时只是拿着单据叫我签字，不是对账。我在录音里提到的“20”是指高某拿了20万元准备去大连中级人民法院送礼的，结果人家不收，所以就没有实施了。
对于上诉人郑国瑞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评析如下：
1、关于上诉人郑国瑞是否具有诈骗的故意和行为的问题。经查，第一、上诉人郑国瑞归案后的供述、被害人何某乙的陈述以及证人刘某、武某、成某、杨某甲的证言，均证实上诉人郑国瑞在与被害人何某乙以及证人刘某、武某、成某、杨某甲等人接触时隐瞒其真实身份，冒充北京总参二部情报局的局长或者从事保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上诉人郑国瑞在供述中交代称，其是以情报局局长的身份和何某乙等人见面，并告诉伍文波其是北京总参二部搞情报的，但同时交代其不是情报局的局长，和情报局没有关系，也不是总参二部的工作人员；证人刘某在证言中表述当时郑国瑞向他介绍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具体什么职务没有和他说；证人武某在证言中表述郑国瑞说自己是搞保密工作的，是总参的工作人员；证人杨某甲在证言中表述在吃饭的时候，郑国瑞说自己是部队的。因此，上诉人郑国瑞辩解称其没有刻意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意见理据不足。第二、上诉人郑国瑞的供述证实其以帮被害人何某乙办事为由向被害人何某乙索要钱款后，并没有将钱款用于送给受其请托的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证人刘某、武某、成某证言亦证实上诉人郑国瑞虽然通过他们打听情况或请托他们帮忙，但郑国瑞没有送给他们钱款，他们均没有收受郑国瑞的钱款。第三、双方协商退还涉案款项属于事后行为，不影响对上诉人郑国瑞诈骗主观故意和犯罪既遂的认定。因此，上诉人郑国瑞虚构身份，以帮助何某乙运作陈北英案件需要经费为由骗取何某乙钱款，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和行为。上诉人郑国瑞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郑国瑞有找人帮助打听和运作，没有隐瞒、欺骗何某乙，事后双方有协商退款，其主观上不具有诈骗故意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2、关于诈骗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第一、上诉人郑国瑞的供述、被害人何某乙的陈述以及证人麦某、高某的证言均证实，被害人何某乙的钱均是通过麦某或高某拿给上诉人郑国瑞的。因此，应结合麦某、高某的证言以及上诉人郑国瑞的供述综合认定。第二、证人麦某、高某的证言以及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清单，证实证人麦某、高某交给上诉人郑国瑞247.3万元中，支付部分款项的数额及时间与被害人何某乙通过其他人将钱款汇入证人麦某、高某的账户能基本吻合，相互印证。第三、被害人何某乙提供给侦查机关的录音证实，上诉人郑国瑞在与何某乙对数时亦承认其为何某乙办事在高某、麦某处拿了333万元现金以及20万元汇款，已超过证人麦某、高某证实交给上诉人郑国瑞的金额247.3万元。第四、证人麦某、高某均证实他们交给上诉人郑国瑞的247.3万元中，每一笔均是上诉人郑国瑞以帮何某乙处理其丈夫陈北英的事宜为由而向他们提出，上诉人郑国瑞亦承认在相应的时期找了相关人员帮忙。因此，原判认定的247.3万元均是上诉人郑国瑞以帮何某乙处理其丈夫陈北英的事宜为由而骗取，而不是为何某乙帮助其他事情。综上，原判以证人麦某、高某的证言结合录音及其他书证认定247.3万元均是上诉人郑国瑞以帮何某乙办理陈北英的事情为由骗取何某乙钱款的理据充分。上诉人郑国瑞及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支付的钱款中包含了上诉人郑国瑞帮助何某乙处理陈北英公司的其他事情花费的意见不足，不予采纳。
3、对于辩护人二审期间举示的证据问题。二审庭审期间，辩护人举示了证人郑某、李某的书面证词、根据双方商议还款录音整理的书面材料、双方短信的截图等证据材料，经查，上述证据材料均证实在本案案发后双方就如何退还上诉人郑国瑞所骗取的款项以及如何归还借款等事宜进行过协商，而这些事实不影响对上诉人郑国瑞骗取被害人何某乙财物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认定，故不采信作为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证据。此外，由于证人麦某在侦查作了多份证言，证言内容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可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予以采信，不需再传唤其当庭作证。辩护人要求证人麦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郑国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对于上诉人郑国瑞诈骗所得赃款应责令退赔。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郑国瑞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均不成立，不予采纳。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以及被害人的委托代理人建议维持原判的意见理据充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蓝 燕 琴
审 判 员 颜 国 军
代理审判员 欧阳平平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汤 靖 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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