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再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京昌，居民。
委托代理人：肖克强，山东乾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建刚。
上诉人（原审被告）：招远市泉山街道办事处南关东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潘月海，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于洪茂，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海，山东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曲京昌与上诉人招远市泉山街道办事处南关东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关东村委）因追要超收提成款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1）招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曲京昌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克强、郭建刚，上诉人南关东村委的法定代表人潘月海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洪茂、王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1年5月21日曲京昌诉至招远市人民法院称，1984年1月，曲京昌以招标形式承包了南关东村委的建筑队，合同约定：双方采取净超收提成的办法，除上交南关东村委1.5万元外，超收部分40%工人提成。合同签订后，在建筑队无任何设备，南关东村委没有投资的情况下，曲京昌自筹资金自揽工程，逐步将建筑队发展壮大，至1992年底，建筑公司已经成为拥有各项资产360余万元的较大型建筑企业，后因工作需要，曲京昌离开了建筑公司，经有关部门审计，认定自1984年至1992年建筑公司共实现净利润2279503.40元。按照1984年合同的约定，超收部分的60%应归曲京昌个人所有，扣除曲京昌已经支款11万元，南关东村委还应支付曲京昌提成款957702元，故要求南关东村委立即支付该款。
南关东村委答辩称，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曲京昌丧失了胜诉权。2、从1984年至1992年的合同上没有曲京昌的签字，曲京昌作为诉讼主体是错误的。3、曲京昌所提供的合同并非大包干承包合同，而是一种责任制，曲京昌所言提成在合同中没有任何约定，曲京昌所诉没有依据。
招远市人民法院原审审理认为，曲京昌要求南关东村委支付超收提成款，属于经济组织内部经营管理中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裁定驳回了曲京昌的起诉。
曲京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认为，曲京昌公开竞争，不是行政指令取得建筑队经营权，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之争应属法院受理范围，裁定撤销上述裁定，指令招远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招远市人民法院重审中，南关东村委辩称：曲京昌的诉讼已过时效，且双方之间的合同，系责任制形式，不属于大包干形式，故要求驳回曲京昌的起诉。
招远市人民法院重审查明，曲京昌系南关东村村民，1984年2月29日，曲京昌以叫行的形式承包了南关东村委建筑队，并与南关东村委签订了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建筑队由大队统一组成，党支部统一领导，实行统一设帐、独立核算、定收入、定人员、定工日、定工资、定上交、净超收提成的办法。大队计划设专业人员80人，分成两个作业队。本队计划人员40人，由曲京昌、闫聚才领导从事土木建筑施工，本队定毛收入12万元，费用8万元，净收入4万元，上交大队1.5万元，工人分配2.5万元，超出部分40%工人提成，合同还对固定人员的出勤、工资以及建筑队的物资、税金、工作纪律等做了具体的规定，但合同未约定期限。
1984年12月4日，南关东村委与建筑队又签订了《1985年建筑队合同书》。该合同约定：（1）合同期为一年，自1985年1月1日至12月底。（2）全年定人员90名，工资全年定10万元，人员一次上足，再上人员，建筑队自己解决。（3）全年上交村委5万元，12月前交清。（4）建筑队自己积累必须达到1.5万元，此款只准上设备，不准分掉。资金和收入不足，由单位负责。（5）全年定额纯收入20万元，超出部分建筑队提80%，上交村委20%。（6）建筑队购入的设备物资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永远归村里，建筑队无权处理。（7）除了村里原有的物资设备外，村里再给建筑队25拖拉机一台，托盘一个，拖拉机的收入、费用全部归建筑队，拖拉机必须保证社员两季用车，价格由村里决定。（8）建筑队主要领导比同等劳动力的工资高30%，其他领导单位自己解决。
该合同上曲京昌没有签字，只加盖标有“2”字样的建筑队公章，和刻有“曲京昌”字样的扁形私章，另外，建筑队当时的会计于洪茂、副队长张业强也加盖了个人私章。合同签订后，南关东村委将25拖拉机一台，托盘一个交给了曲京昌。之后，南关东村委多次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对建筑队的上交费用、人员安排等进行了规定。曲京昌一直担任建筑队的法定代表人。1987年，建筑队更名为南关东建筑公司。1992年1月1日，南关东村委与村党支部共同任命曲京德、于洪茂为1992年度南关东建筑公司经理，同时村委派了会计。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建筑公司上交村委利润20万元等责任制目标，曲京昌作为村委方负责人在该合同上签了名。同年12月曲京昌离开了建筑公司。
1984年至1992年曲京昌通过自南关东村委拖欠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的方式，通过几次转账共向南关东村委上交利润96.5万元，其中1985年上交利润5万元。1993年2月15日，双方委托招城镇政府对建筑公司利润情况进行了审计。经审计，1984年至1992年建筑公司实现净利润2279503.64元，其中1992年利润为50万，其他年度利润无法审计出具体数额。1994年4月9日上午，南关东村委召开两委会议研究建筑公司1992年前有关账务的处理问题，南关东村党支部书记泮月军提出把公司超收利润的30%作为奖金由曲京昌决定处理，但曲京昌未同意。后曲京昌要求南关东村委按超收利润的60%给付提成款未果，曲京昌起诉至法院。
招远市人民法院重审认为，1984年2月29日，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约定合同的期限，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新的合同后，该合同即应终止。1985年的建筑队合同书上加盖的建筑队公章虽有“2”的标记，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但与此同时承包建筑队的闫聚才证实公章上的标记“2”是为了与他承包的建筑一队相区别，而起草合同的丁书太及当时建筑队会计于洪茂均证实合同上的建筑队公章及曲京昌的私章均是曲京昌本人所盖，且曲京昌也按照该合同的约定接收了南关东村委的拖拉机及托盘一个，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向南关东村委交纳了利润。因此，应认定双方当事人于1985年重新签订了新合同后，原1984年合同终止。曲京昌称双方一直沿用1984年合同的说法不能成立。根据1985年合同“建筑队由村组成、党支部统一领导、实行定人员、定工资、定上交、定积累的办法，超出部分建筑队提80%，上交村委20%，以及建筑队主要领导比同等劳动力的工资高30%，其他领导单位自己解决”等约定，可认定1985年合同为生产责任制性质的合同。南关东村委应否支付曲京昌提成款，属于经济组织内部经营管理问题，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据此，招远市人民法院对曲京昌要求南关东村委支付1984年超收提成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对其要求支付1985年以后超收提成的主张不予审理。除1992年外，曲京昌经营期间，建筑公司每年的利润情况已无法审计，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对1984年的利润招远市人民法院按照建筑公司1984年至1991年的平均利润计算，为222437.9元，曲京昌应得提成款133462.8元。曲京昌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其曾多次向南关东村委主张提成款，中断诉讼时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1993年2月15日，双方当事人对建筑公司的利润情况进行审计后，南关东村委应支付曲京昌1984年的提成款而拖付至今，应支付拖延期间的利息。判决南关东村委付给曲京昌超收提成款133462.8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1993年2月16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
判决后，曲京昌及南关东村委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经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曲京昌仍不服提起申诉。本院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均驳回了其再审申请。曲京昌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遗漏了曲京昌的诉讼请求，撤销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鲁民监字第38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和本院（2004）烟审民监字第8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2003）烟民四终字第1342号民事判决与招远市人民法院（2002）招民重字第16号民事判决，发回招远市人民法院重审。
曲京昌申请再审称，其与南关东村委只签订了1984年建筑队承包合同；一、二审法院认定其与村委又签订了1985年及以后的合同与事实不符，1985年合同及以后的合同没有其签字，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等，要求南关东村委给付1984年至1992年的超收提成款957702元（包括已经法院判决给付部分）及利息。
招远市人民法院再审中，曲京昌提交了以下证据：
1、1984年合同复印件及公证书，证明1984年合同是存在的；
2、2001年第一次庭审笔录复印件，证明1984年合同已经庭审质证，南关东村委认可合同存在，只是认为合同的性质是责任制，不是大包干；
3、付3万元审计费的记账凭证，证明1994年曲京德为减少建筑队利润，而花3万元对建筑队利润重新进行了审计。
4、工商企业登记材料及公证书，证明南关东村委提交的1985年合同所盖的建筑队公章与该建筑队1984年至1986年三年来所使用的公章不一致，曲京昌建筑队公章没有阿拉伯数字2；
5、招远县城关镇南关东大队1985年12月30日明细记账凭证及原大队会计丁书太于2002年10月1日的证明各一份。该记账凭证载明，1985年12月30日建筑队交承包费3万元，为转账；原大队会计丁书太证明，其是按照1984年合同规定转账收建筑队3万元。该两份证据证明，曲京昌于1984年、1985年各交纳了大队1.5万元的承包费；
6、曲京昌的代理律师于2011年12月10日对李建杰的调查笔录，证明该证人在曲京昌建筑队开拖拉机，由建筑队付工资，农忙季节回村给社员拉庄稼；同时与1984年合同第9条约定的建筑队运输必须用大队机组车辆相符合；
曲京昌的代理律师于2014年1月25日对丁书太的调查笔录，证明在1990年其是按照村党支部书记的安排，对建筑队应交利润进行了转账的。
南关东村委对曲京昌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记账凭证及证据6无异议；对曲京昌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认可。
南关东村委辩称，1984年村委从未就建筑队与曲京昌签订过任何合同，1985年的合同是存在的，曲京昌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根本不存在，请求驳回其再审请求。
南关东村委提交了以下证据：
1、建筑队的账目，证明建筑队是无偿使用村委的拖拉机和底盘；
2、1994年村委重新调整的审计报告及2001年烟台平信会计事务所关于调整建筑队利润的情况报告，证明从1984年至1992年建筑队净利润为190余万元；
3、1983年1月15日村委与丁书起、张业强签订的建筑队合同书，证明丁书起、张业强叫行承包大队建筑队，曲京昌所主张的1984年合同不是叫行承包的形式。
4、建设银行招远支行于1984年9月14日现金支票复印件，证明银行预留印鉴不是曲京昌的名字，而是会计于洪茂和出纳丁瑞江的，说明曲京昌所称的其小扁章在会计手里、用于银行业务这一事实不存在，其小扁章在其自己手里。
5、1984年村委收支明细账，证明南关东建筑队是由两个小组所组成的，曲京昌组和闫聚才是一个小组，大队统一记账，不是叫行承包。
6、村委关于建筑队固定资产部分记账凭证及曲京昌个人小扁章使用情况证据（包括在购料及工资表上加盖该小扁章，1984年9月12日建筑队与村民刘光胜建民房协议上，加盖了该小扁章），证明建筑队有固定资产及曲京昌的小扁章由其个人使用。
7、1984年建筑队的记账凭证，证明南关东村委提交的账页上记载的与凭证是一致的。
8、1983年建筑队资产表，证明建筑队在1983年有价值2万元的固定资产，曲京昌所主张的建筑队在1984年没有任何资产是不成立的。
9、1983年12月丁乐亭与丁书太财务交接表、建筑队工资表及1985年12月转账凭证，证明一是在1983年12月丁乐亭已将村会计的职位交给了丁书太，二是拖拉机驾驶员李建杰全年在建筑队上班；三是1985年转账凭证，证明3万元是建筑队1984年应交的承包费，并非曲京昌所称的交了1984、1985两年的。
10、1985年丁书起、闫聚才与大队的租用土地合同，该合同上加盖了“招远县招城镇南关东建筑队1”的公章，证明当时村委存在建筑一队和二队，而且同时存在两个建筑队的印章。
曲京昌对南关东村委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有异议，其质证认为，证据1及证据6中的关于拖拉机问题，其认为建筑队并没有接收拖拉机等，只是有偿使用；证据2及重新调整的审计报告，无双方签字，是无效证据；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不能证明1985年合同有效；证据5中的账页原件“84”年两个字笔迹与其他笔迹不符，不认可；证据6中，关于其个人扁形私章问题，认为其小扁章存放于会计处，在日常凭证上加盖该小扁章，是建筑队公务行为，并非是其自己加盖的。关于刘光胜建筑协议上加盖其私章问题，其认可在给刘光胜建房协议上的私章是其自己的，但主张是其让会计去签订的该合同，不能证实其个人的私章就是其本人保管；证据7即账目，其认为是建筑队改制后交大队的，当时建筑队有独立的会计记账，1992年审计也是建筑队单独审计的；证据8，其认为该资产表与其无关，其没有接收该财产；对其他证据，曲京昌均不认可。
经庭审质证，招远市人民法院认为，曲京昌提交的证据1至7，南关东村委提交的证据3、4、9、10及6中关于扁形私章使用情况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
再审时招远市人民法院调取了以下证据：
1、对丁书太的调查笔录，证明1985年12月转账，3万元是按照1984年合同收取的两年的承包费。
2、对李存的调查笔录；
3、对原丰章的调查笔录；
4、对潘月军的调查笔录；
5、对丁乐庭的调查笔录；
6、对马云的调查笔录；
7、对曲京德的调查笔录。
上述证据2至6，证明南关东村委召开村“两委”会议时，曲京昌作为村委主任必须参加，且每次开会都有村会计做会议记录；证据4至6，还证明1994年4月村委曾召开会议研究建筑队的利润分配，提出了“三三四”的分配方案，曲京昌不仅参加了该次会议，且同意会议制定的分配方案；证据7，证人系曲京昌的胞弟，其证明村委曾召开会议提出了“三三四”的分配方案，但曲京昌是否参加该次会议，记不清了。
曲京昌对上述证据1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均不认可，认为这些证据没有法律效力，但其对是否参加该次会议表示记不清了。南关东村委对上述证据1不认可，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招远市人民法院认为取得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
招远市人民法院再次重审查明以下事实：
1984年南关东村委确实存在建筑1队和建筑2队，南关东村委提供了曾使用建筑1队公章的证据，但提供不出除了1985年合同外，曾使用过建筑2队公章的证据。再审中，南关东村委否认1985年合同上盖有建筑队公章“2”的标记，对其解释为可能是盖章时印泥所带的。曲京昌不认可1985年合同，但认可该合同上所加盖的“曲京昌”的扁形私章是其自己的，主张是当时会计私自加盖的，自己并不知情。但对其主张提供不出证据。另外1985年合同签订后，南关东村委按照合同约定，将1台25拖拉机及托盘交付建筑队，建筑队接收了该设备，负责该设备的维修费用及驾驶员工资的支付。
1984年、1985年合同签订后，建筑队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缴纳利润，对建筑队当年的利润也没有进行核算，对超收利润也没有进行分配。1986年至1991年南关东村委通过“两委会议”“工作计划”等会议纪要的形式，对每年建筑队的人员、工资安排、上交利润、超收部分分配等进行了规定。1984年至1992年建筑队向村委转账三次，第一次转账为1985年12月，转账3万元。其中按照1984年合同应交村委的1.5万元，有当时的村委会计丁书太的证明材料为证；第二次转账为1990年5月19日，共30万，其中1985年至1989年分别交村委5万、6万、5万、6万、8万，1985年实际上交村委为6.5万元，1986年至1989年建筑队应交村委的利润和村委每年的工作计划规定的数额相一致；第三次转账为1993年2月，即审计部门对建筑队利润进行审计时，确定1990年至1992年上交村委利润63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上述三次转账，建筑队共上交村委96万元。
1993年2月，双方当事人委托审计部门对建筑队利润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出来后，曲京昌要求提取60%的利润，未获得南关东村委同意。曲京昌多次找招远市招城镇政府相关人员要求解决其与村委提成款纠纷未果。1994年南关东村委单方委托审计部门对建筑队利润重新进行了审计，结论为1903904.86元。1994年4月9日南关东村委曾召开两委会，关于建筑队的利润提出了“三三四”的分配方案，即“40%提到村委，30%留作企业积累，另30%作为奖金由曲京昌决定”，曲京昌参加了该次会议，其不仅同意，且提出将其分配的30%部分，一半再提到村委，另一半仍留建筑队。1995年7月村委根据该次会议纪要，对建筑队的超利润，进行了转账处理，村委提取了55%利润，另45%留建筑队。后曲京昌反悔并诉至法院。
另查明，招远市人民法院（2003）招民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执行完结，南关东村委于2004年9月7日、2005年3月9日、2005年4月2日分别给付曲京昌14万元、15万元、28945.64元，共计318945.64元，其中超收提成款133462.8元、利息185482.8元。
再次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重审基本一致。
招远市人民法院再次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审质证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1984年、1985年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1986年至1989年间建筑队上交村委利润的依据问题；三是建筑队超利润“三三四”分配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984年、1985年合同的效力问题。
再次重审中，南关东村委否认1984年合同的存在。曲京昌提供了1984年合同复印件及公证书以及本案2001年第一次庭审笔录复印件作为证据。南关东村委在本案2001年第一次庭审中，认可1984年合同，仅主张双方在1985年对合同进行了变更，故南关东村委关于1984年合同不存在的主张，不予支持。
再次重审中，曲京昌否认1985年合同的存在。南关东村委在原重审中，主张该合同上建筑队公章有“2”的标记，再次重审时，予以否认。该合同上加盖了建筑队的公章和曲京昌的个人扁形私章，曲京昌认可是其自己的私章，主张是会计私自加盖的，自己不清楚。南关东村委提供了另一份加盖曲京昌小扁形私章的建筑合同作为证据，以此证明曲京昌的该小扁形私章是其自己加盖的，曲京昌对该证据上自己的私章无异议，但坚持1985年合同上的小扁形章不是其盖的，对其主张提供不出证据。
招远市人民法院认为，尽管南关东村委对1985年合同上建筑队公章有“2”的标记的说法前后不一，但当时该合同上加盖了曲京昌的个人私章，是否是曲京昌亲自加盖的，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曲京昌关于1985年合同不存在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1986年至1989年间建筑队上交村委利润的依据问题。
1984年、1985年建筑队分别按照1984年、1985年的合同交纳了村委1.5万元、6.5万元，1985年实际比合同约定多交了1.5万元。1990至1992年是按照审计报告交纳的，双方均无异议，双方对1986年至1989年间建筑队上交利润的依据，即根据什么上交有分歧。曲京昌认为，其是根据每年和村党支部书记私下协商的意见，上交村委利润；南关东村委认为，村委每年对所有村办企业进行工作部署，制定工作计划，以确定建筑队及其他村办企业应上交的利润指标，并提供了村委会议纪要、工作记录等证据。曲京昌虽对南关东村委提供的会议纪要等证据不认可，但在庭审中，认可其作为村委主任参加了村里召开的会议，但不清楚每次开会是否有会议记录。1986年至1989年间村委会议纪要规定的建筑队应上交的利润数额，与建筑队实际上交的利润数额相符合，说明建筑队在此期间，就是按照村委的工作计划上交村委利润。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建筑队超利润“三三四”分配问题。
1994年4月9日村委会议研究制定了“三三四”的超收利润分配方案，即将建筑队超利润的“40%提到村委，30%留作企业积累，另30%作为奖金由曲京昌决定”。曲京昌当时提出，由其处理的30%部分，其中的一半再提到村里，另一半还留建筑队。1995年村委根据这次会议，将建筑队的超收利润，进行了转账处理，村委提取了55%的利润，另45%留归建筑队。
再次重审中，2014年1月29日招远市人民法院对曲京昌进行调查时，曲京昌认可其参加过1994年4月的会议，但表示不同意“三三四”的分配方案，因为其有1984年合同。在其后的庭审中又表示是否参加该次会议记不清了。
招远市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参加该次会议的人员，能够证实曲京昌参加了该次会议，当时曲京昌任村委主任，为提高自己的形象，树立好的影响，故提出由其分配的30%部分再各留一半归建筑队和村委。说明曲京昌在1994年对建筑队超利润分配问题，已经作出了处理，曲京昌当时也同意该处理意见。
综合全案证据材料，招远市人民法院认为，曲京昌与南关东村委虽然签订了1984年、1985年合同，但均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当年的利润进行核算，也没有对当年的超利润进行分配。从1986年至1991年南关东村委每年对包括建筑队在内的村办企业进行工作部署、定人员、定工资、定收入、定上交利润等，建筑队每年也按照南关东村委的工作计划进行生产经营，但双方一直没有对建筑队每年的超收利润进行核算和分配。经双方签字认可的1992年审计报告，是对建筑队从1984年至1992年净利润总额的审计结果，除了能够审计出1992年的利润为50万元外，因建筑队其他年度的利润已经无法审计，故村委在1994年提出了“三三四”的分配方案。曲京昌当时也同意村委的该处理决定，并对由自己分配的部分作了再处理。本案是在八十年代大包干初期发生的案件，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曲京昌在该特定时期，能够经营建筑队多年，并使建筑队逐步发展壮大，为村办企业的积累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鉴于南关东村委当时提出了“三三四”的分配方案，现仍将建筑队超利润的30%给付曲京昌，也符合情理。
1984年至1992年建筑队实现净利润2279503.64元，扣除1992年利润50万元，为1779503.64元，其中30%为533851.09元，扣除曲京昌已支取的11万元，为423851.09元。该部分利润应该归曲京昌支配。南关东村委拖欠至今，应当支付曲京昌从2001年5月21日起诉之日至今的利息。因南关东村委分三次已经给付了曲京昌318945.64元，故423851.09元的本息应分段计算，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如下：
从2001年5月21日至2004年9月7日（即南关东村委第一次给付14万元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为77902.77元，本息变为501753.86元（423851.09元＋77902.77元）；再减去2004年9月7日南关东村委第一次给付的14万元，为361753.86元。该361753.86元，从2004年9月8日（即南关东村委第一次给付14万元之日的次日）至2005年3月9日（即南关东村委第二次给付15万元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为9898.49元，本息变为371652.35元（361753.86元＋9898.49元）；再减去2005年3月10日南关东村委第二次给付的15万元，为221652.35元。该221652.35元，从2005年3月10日（即南关东村委第二次给付15万元之日的次日）至2005年4月2日（即南关东村委第三次给付28945.64元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为：755.83元，本息变为222408.18元（221652.35元＋755.83元）；再减去2005年4月2日南关东村委第三次给付的28945.64元，为193462.54元。该193462.54元，从2005年4月3日（即南关东村委第三次给付28945.64元之日的次日）至2014年7月31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为108436.88元，本息变为301899.42（193462.54元＋108436.88元）。即从2001年5月21日至2014年7月31日，南关东村委应给付曲京昌本息合计为301899.42元（已扣除南关东村委已给付的318945.64元）。
因1984年的合同仅履行了一年，且当年的利润无法核算，1985年以后建筑队均是按照村委制定的工作计划上交利润，故曲京昌关于1984年至1991年的超收利润均要求按照60%提取的主张，不予支持。从1992年开始曲京昌多次向南关东村委主张超收提成款，诉讼时效多次中断，故曲京昌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经招远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于2014年8月25日判决：南关东村委给付曲京昌超收提成款301899.42元（不包括已经给付的部分）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原重审案件受理费14587元，原重审实际支出费用1000元，由南关东村委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曲京昌及南关东村委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曲京昌上诉称，1、曲京昌自1984年至1992年承包建筑队期间，与南关东村委一直履行的是1984年的合同，原审认定南关东村委提交的1985年合同有效是错误的。2、根据1992年招远市招城镇政府对建筑队1984年至1992年利润情况的审计及1984年合同的约定，南关东村委应当支付给曲京昌超收提成款957702元，扣除曲京昌已经因（2003）招民重字第16号判决得到的133462.80元，尚余款824239.20元南关东村委应当支付给曲京昌，并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款自1993年2月起至付款之日的利息。3、原审判决认定南关东村委于1994年对建筑队超收提成提出了“三三四”分配方案，曲京昌当时也同意该处理决定，并据此判决南关东村委付给曲京昌30%提成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退一步讲，即使招远市人民法院判决南关东村委按照30%的比例支付曲京昌提成款正确，原审判决既认定曲京昌从1992年开始多次向南关东村委主张权利，又判决南关东村委从2001年5月21日曲京昌起诉之日利息显然是错误的。
南关东村委上诉称，1、关于1984年合同效力的问题。南关东村委从未与曲京昌签订过所谓的1984年承包合同，在2001年第一次庭审中，曲京昌仅提供了合同的复印件，其称是从南关东村委处复印而来，但南关东村委处根本没有1984年承包合同，曲京昌所提供的1984年合同，既不象南关东村委于1983年以大包干形式签订的叫行承包合同，也不似1985年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责任制合同书，而且同为1984年2月29日合同签订日，曲京昌所提供的1984年合同与该日南关东村委与刘日旦、于洪训签订的商店承包合同明显不是一人书写，曲京昌也没有提供1984年合同原件存在与否的证据，说明曲京昌所谓的1984年承包根本不存在。在2001年第一次庭审中，南关东村委的代理人的陈述只是基于其对曲京昌提交的合同属于责任制承包的理解，而忽略了对合同本身存在与否的质证，以至于贸然认可其所谓的合同，但曲京昌在该次庭审中提供的合同毕竟是复印件，且其对原件的出处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不能以2001年第一次庭审记录来确定其真实性，因此再审一审法院不支持南关东村委关于1984年承包合同不存在的主张是错误的。2、再审一审法院认定1994年4月9日村委会议制定了“三三四”的超收利润分配方案是错误的，事实是在此次召开的村委两委会议上，村书记潘月军提出“三三四”的超收利润分配提议，以供与会的两委成员商讨。而时任村委主任的曲京昌对书记提议的分配主体进行了调整，并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最终形成的决议是建筑公司1992年以前的超收利润分配为村委提取55%的利润，另外45%的利润留归了建筑队，而再审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与会人员的提议作为会议决定的结果，忽略了会议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因此1994年4月9日召开的村委两委会议最终关于建筑公司1992年以前的超收利润分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三三四”，因为已经不存在第三方参与分配了。3、再审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再审判决南关东村委将建筑队超收利润的30%给付曲京昌，且认为符合情理，是错误的。首先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三三四”分配方案，其次1995年已经按照1994年4月9日的两委会决议对建筑公司1992年以前的超收利润进行了处理，曲京昌从未基于“三三四”分配方案主张其权益。退一步讲，假如所谓的“三三四”分配方案存在，也是其中的30%由曲京昌负责向1992年以前建筑队的管理人员进行分配，而不是全部归曲京昌所有，对于30%的利润，曲京昌只有分配权，而非所有权，这也是再审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而再审一审法院却置这一事实于不顾，径行判决南关东村委给付曲京昌该30%的超收利润，显属错误。再者，假如所谓的“三三四”分配方案存在，在1994年4月9日的两委会的决定，也是曲京昌处分包括自己在内自身权益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赠与行为。综上所述，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显失公平，请求依法撤销（2011）招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曲京昌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曲京昌与上诉人南关东村委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中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有四个：一是1984年合同是否存在，二是1985年合同是否有效，三是“三三四”分配方案是否能认定，四是曲京昌提成款的利息计算。
一、关于1984年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虽然曲京昌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提供的1984年合同是复印件，但在原审法院2001年6月12日进行的第一次庭审中南关东村委对该合同是认可的，况且曲京昌又提交了2002年9月16日由山东省招远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证实该合同复印件与南关东村委存档的《合同书》（1984年2月29日签订）的原件内容相符，因此，1984年合同是成立并有效的，南关东村委主张1984年合同不存在，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1985年合同的效力问题，曲京昌不认可1985年合同，但该合同上有标有“2”字样的建筑队公章和曲京昌的私章，而曲京昌认可该合同上加盖的私章是自己的，但主张是当时会计私自盖的，未提供证据证明。更重要的是，该合同签订后，南关东村委按照合同约定，将一台25拖拉机及托盘交付建筑队，建筑队亦接收了该设备，并负责该设备的维修费用及驾驶员的工资，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1985年合同是有效的，并且双方也是按该合同履行。曲京昌主张该合同无效，双方履行的是1984年合同，理由不充分，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三三四”分配方案的问题，本案在原审法院再审过程中，南关东村委提交了1994年4月9日村两委会的会议记录，用以证实对建筑公司超收利润提出了“三三四”分配方案，原再审判决结合多个证人证言，认定南关东村委当时提出的“三三四”分配方案，并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按此方案计算曲京昌的提成款，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曲京昌上诉主张按60%支付提成款，理由不当，证据不足，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南关东村委上诉主张不存在“三三四”分配方案，与其在再审一审过程中的主张不符，其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四、关于曲京昌利息的计算问题，虽然从1992年开始曲京昌多次向南关东村委主张超收提成款，但其并未向法院主张权利。原再审判决从2001年5月21日曲京昌向原审法院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曲京昌主张从1993年2月审计结论作出之日起支付其提成款的利息，于法无据，其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曲京昌与上诉人南关东村委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均应驳回。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87元，由上诉人曲京昌与上诉人招远市泉山街道办事处南关东村民委员会均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郝 严 卫
审 判 员 王 吉 昌
代理审判员 刘 光 星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静（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