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阳中法民一终字第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阳春大道人防大厦。负责人：林铁，该队队长。委托代理人：吴世全，广东大众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姚健，男，196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绍格，女，197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洪成参，广东春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岳林，男，196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原审第三人：黄昌权，男，196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上诉人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因与被上诉人姚健、苏绍格、周岳林原审第三人黄昌权服务合同纠纷和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春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4日作出的（2011）阳春法民初字第1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姚健、苏绍格是夫妻关系。黄昌权于2006年11月取得了位于阳春市甲镇乙区城郊农民生活用地n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春府国用（2006）第0×××××71×××××1号]。该土地长9米，宽6.9米，面积共62.1平方米，已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注明前巷距离为7米，后巷距离为8米。2007年11月，黄昌权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姚健、苏绍格，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姚健、苏绍格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春府国用（2007）第0×××××51×××××1号]，但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变更登记手续。姚健、苏绍格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以黄昌权的名义向阳春市建设局（即现阳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建房定位放线。2008年5月22日，阳春市建设测量队通知姚健进行建房定位放线，放线时姚健、苏绍格和周岳林均到场参加。2008年6月24日，以姚健为甲方与以周岳林为乙方签订《建房协议书》，该协议内容如下：“甲方将一幢（四层半）楼房承包给乙方施工，按投影面积计算，包工不包料，每平方米壹佰肆拾伍元正（￥145元），主体为捌拾伍元正（￥85元），装修为陆拾元正（￥60元）。（一）主体工程：从基础做起，具体按图纸施工，做好三级粪池（包括地下管道），如需要改图纸，甲方应提前同乙方商量，以免重工……（三）乙方负责：新模板、所用支顶、排山、排山绳、铁钉、铁线、作业工具、清理楼面余泥等工具。还包担料上楼，捣楼面工款。捣楼面时包平板振动板密实砼。（四）甲方负责：捣基础的捣楼面伙食费、油费（伙食费每人每次10元、油费80元至100元）、水电安装、施工完毕运走余泥的费用、回土、实土……（七）付款方式：装修按进度付80%，做完一项，结算一项工费，其余完工1个月内一次过付清所有工款……”合同签订后，周岳林即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在建基础过程中，姚健、苏绍格增加了部分基础工程，经双方协商，由姚健、苏绍格增加工程款2000元给周岳林。姚健、苏绍格的房屋建至二层时，其在建房屋东边相邻的土地也准备建房，经定位放线后，发现姚健、苏绍格在建的房屋向前移出了0.5米（规划前巷距离为7米，现前巷距离为6.5米）。阳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阳春住建局）责令姚健、苏绍格停建，对造成姚健、苏绍格在建房屋前移0.5米的责任和损失的赔偿，姚健、苏绍格经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多次协商无果，故姚健、苏绍格于2011年10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赔偿楼房返工、楼房整体拆除等材料损失及清理费用220000元的70%即154000元给姚健、苏绍格；二、周岳林返还已收取的建房工程款和基础增加工程款共10000元给姚健、苏绍格。周岳林认为其对在建房屋前移没有过错，且姚健和苏绍格至今尚未支付讼争在建房屋的工程余款12586.15元，因而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解除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签订的《建房协议书》；二、姚健、苏绍格立即支付工程款12586.15元及从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周岳林。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庭审中陈述：“当时测量队到场定点打桩，在原来的水泥路面按宅地宽度打了两枚铁钉，然后再在屋的四个角打上木桩。屋前面的水泥路面现在还有两枚铁钉，这是我们建设局勒令停工之时都还看见有，距这两枚铁钉4.5米外打下前面两个屋角木桩，以固定宅地的长度和宽度。”为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供了有姚健以黄昌权名义签名确认的“放线图”至庭，“放线图”中在黄昌权处用红色笔写下“规划标高34.10”，放线图左上角用黑色笔写有“15m—x4.5—”，右下角有用黑色笔写下“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姚健、苏绍格则认为：“放线时姚健、苏绍格虽然在场，但对于技术规范姚健、苏绍格并不清楚，而从测量队提供给姚健、苏绍格的放线图并没有4.5米的标志，也没有钉的标志。”周岳林称：“挖基础前是我按照原来的定桩向外延伸引线，划好灰界后再开挖的。”庭审时，周岳林陈述（你当时去施工之前，你有见到测量队打的四个定位桩吗？）“有四个定位桩”。（你在挖基础前，四个桩位的延长线是谁移出的？）“是我移出的”。（当时你建房时姚健、苏绍格有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给你吗？）“没有，只给了图纸我”。（你在下好基础立柱前，有量过前柱与前面房屋距离吗？）“没有，但我按照图纸量过房屋四周的长度”。姚健、苏绍格陈述（你在请周岳林做工时有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给周岳林吗？）“不记得了”。2012年2月16日下午，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勘验，勘验现场记录如下：一行人来到位于阳春市春城兴华路盛世广场背停车场出口斜对面的讼争楼房一幢，该楼仅建一层及二层柱墙，尚未批荡。经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梁进、陈光志持钢尺丈量，讼争房屋前的水泥路面存有两枚用于定位的铁钉。其中东边钉位距讼争楼房的直线距离为4.02米，西边钉位距讼争楼房距离为4.02米，两钉位之间距离为6.9米；讼争楼房距对面南边楼房直线距离为6.5米（原规划设计为7米）；讼争楼房前宽6.89米，后宽6.87米，讼争楼房东长9.04米，西长9.03米；东边讼争楼房墙距东边楼房前后宽的直线距离均为4.73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姚健、苏绍格和周岳林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建成建筑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成造价公司）对如下事项进行鉴定：1、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已完成的工程造价、拆除费、重建费用的造价鉴定；2、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的建筑工钱鉴定。对拆除费用问题该鉴定机构建议由双方当事人自行通过市场了解，结合是否以工代料，或者包工拆除废料回收等方式对拆除费用进行询价，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后取价低者实施拆除。为此，原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后，确定拆除费用价格自行协商处理。该鉴定机构根据当事人的意见于2013年1月6日作出广建咨询（司）2013-0005《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工程造价鉴定》，鉴定意见为：“1、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已完成工程的工程造价为62390.82元（其中：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合计47002.45元，2、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合计10605.84元，2.1、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费1485.28元，2.2、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9120.56元，3、其他措施项目费0元，4、规费2701.83元，4.1、社会保险费1906.83元，4.2住房公积金737.39元，4.3、意外伤害保险费57.61元，5、堤围防护费及税金2080.70元。）；2、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新建工程的工程造价90197.24元（其中：1、分部分项工程费68677.53元，2、措施项目费16998.02元，2.1、安全文明施工费2183.95元，2.2、其他措施项目费14814.07元，3、其他项目费1373.55元，3.1预算包干费1373.55元，4、规费87.05元，4.1、规费87.05元，5、堤围防护费及税金3061.09元。）；3、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的已完成工程首层建筑物投影面积为81.21平方米，首层主体结构的建筑工钱为81.21平方米﹡85元/平方米=6902.85元，由于二层主体结构只完成部分外墙砌筑和结构柱工作量，故无法根据建筑投影面积鉴定其建筑工钱。”为此，姚健、苏绍格支付了司法鉴定费12000元，周岳林支付了司法鉴定费2000元。质证时，姚健、苏绍格对鉴定结论无异议；周岳林对鉴定结论中的工程造价和新建工程的工程造价无异议，但认为鉴定结论中的工钱价格是不完整的，要求与姚健、苏绍格协商确定；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则认为鉴定造价及重建价格过高，因为施工人是没有资质的，因此不能计算利润和税收，只能计算材料费和工钱。原审法院根据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异议及复核申请，致函建成造价公司，要求其对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异议作出说明，该鉴定机构于2013年12月4日《复函》原审法院，认为：“1、根据建设部令第2号《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第二十五条‘建设单位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承包该项工程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故本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是否具备资质不在我所本次鉴定造价范围内。2、我所进行工程造价鉴定的计价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执行《广东省建设工程综合定额（2006）》、《广东省装饰装修工程综合定额（2006）》和2010年《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该依据是编审设计概算、招标控制价、施工图预算、工程计量与价款支付、工程价款调整、竣工结算、调解工程造价纠纷、鉴定工程造价的依据。根据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03]206号）文件，建安工程费用是由工程直接费用、工程间接费用、利润和税金组成。”本案讼争的楼房人工工钱，经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协商，确定现人工工钱为15000元。楼房拆除的费用，经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协商，确定拆除费用为35000元。协商时，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未作明确表态，原审法院要求其在20日内作答复，但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至今未作明确答复。周岳林在承包本案讼争楼房施工过程中，姚健、苏绍格已支付工钱10000元给周岳林。姚健、苏绍格认为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所提供的放线图中的“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是姚健本人书写，但是在建房出现问题后去建设局调解时候签的。而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则认为放线图中的“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是在放线时书写的。因此，姚健、苏绍格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所提供的放线图中的“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是否为同一时期形成进行鉴定，为此，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姚健、苏绍格的上述申请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粤南[2014]文鉴字第30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放线图上‘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手写体文字不是其标称时间‘2008年5月22日’书写，应于2009年5月份前后书写形成。”为此，姚健、苏绍格支付了司法鉴定费11040元。质证时，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而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则认为：“一、对两样检材是同时形成这个没有意见，对其形成时间先后应该是鉴定机构在对比时不精确，根据黄昌权自己所说的笔迹是2008年5月22日，应该认定是该时间形成的，并非是2009年5月；二、很多鉴定机构在对比的时候在时间上有可能存在失误，鉴定机构的对比是以其样本库进行对比，有可能会出现误差。”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虽然对上述鉴定结论有意见，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鉴定意见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且没有申请重新鉴定。另查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于1997年11月10日成立，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法人，是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勘测单位，经营范围是地形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管道测量。原审法院于2012年3月23日作出（2011)阳春法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认为：“本案中的测量放线是作为企业法人的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有偿服务行为，不是阳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行政行为。”周岳林是未取得建筑资格的从业人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作为企业法人收取了姚健、苏绍格的放线测量费用，该队为姚健、苏绍格建房测量放线的行为是有偿服务的行为，因此，姚健、苏绍格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构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因此产生的纠纷，应为服务合同纠纷。姚健、苏绍格因建设私人住宅房，与周岳林订立建房协议，双方构成农村建房施工合同关系，双方因此产生的纠纷为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应为服务合同纠纷和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姚健、苏绍格和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均已确认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盛世广场背后的在建房屋在建设过程中，房屋整体向前移出了0.5米的事实，对上述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一、姚健、苏绍格在建房屋的工程造价、重建工程造价、拆除费用和在建房屋的人工工钱问题；二、造成姚健、苏绍格在建楼房前移的责任和赔偿应由哪一方承担的问题。一、关于姚健、苏绍格在建房屋的工程造价、重建工程造价、拆除费用和在建房屋的人工工钱问题。1、在建房屋的工程造价、重建工程造价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姚健、苏绍格的申请，依法委托建成造价公司对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丁广场背后的在建房屋的工程造价、重建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施工期间的有关计量、计价文件作出广建咨询（司）2013-0005《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工程造价鉴定》，鉴定意见为：1、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已完成工程的工程造价为62390.82元；2、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新建工程的工程造价为90197.24元。虽然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认为鉴定结论中的二项造价过高，该工程是私宅不应计算利润和税金，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规定，故依法对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异议不予采纳。建成造价公司是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依法予以采纳，从而确定阳春市甲街道丁广场后房屋工程已完成工程的工程造价为62390.82元、新建工程的工程造价为90197.24元。2、在建房屋的人工工钱问题，在建房屋的人工工钱虽然原审法院委托了建成造价公司进行鉴定，但由于在建楼房二层主体结构只完成部分外墙砌筑和结构柱工作量，因而未能确定建筑物投影面积，故未能作出工钱结算。为此，原审法院召集姚健、苏绍格和周岳林协商确定在建楼房的人工工钱，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协商确定在建房屋的人工工钱共为15000元。3、拆除在建楼房费用问题，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机构的建议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后确定价格，经协商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一致确定拆除费用为35000元。协商时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未作明确表态，但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未作出明示的答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视为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接纳了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确定的拆除费用的价格。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予以确定本案讼争的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丁广场背后的在建房屋工程造价为62390.82元、重建工程造价为90197.24元、拆除费用为35000元、人工工钱为15000元。二、关于造成姚健、苏绍格在建楼房前移的责任和赔偿应由哪一方承担的问题。根据《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委托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勘测单位到施工现场放线，并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验线后，方可施工”的规定，姚健、苏绍格要建房屋必须委托勘测单位到施工现场放线，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是阳春住建局成立的从事地形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等业务的企业法人，承担了本地区的施工现场放线的职责，其与姚健、苏绍格构成了有偿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履行为姚健、苏绍格建屋放线职责时是否存在过错，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认为：“当时测量队到场定点打桩，在原来的水泥路面按宅地宽度打了两枚铁钉，然后再在屋的四个角打上木桩。屋前面的水泥路面现在还有两枚铁钉，这是我们建设局勒令姚健、苏绍格停工之时都还看见有，距这两枚铁钉4.5米外打下前面两个屋角木桩，以固定宅地的长度和宽度。放线过程中所固定的各位置距离、标高已在放线图标明，姚健在放线图中签名确认，姚健、苏绍格建房的前端与水泥路面的距离为4.5米，是符合规划的，故测量队在放线过程中没有过错。”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为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供了当时测量放线的放线图至庭，姚健、苏绍格则认为：“放线图中的‘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是姚健签的，但不是在测量放线当日签名的，而是在发生纠纷后去建设局调解时候签的，放线图中并没有15m—x4.5—。”为此，姚健、苏绍格申请对放线图中的“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姚健、苏绍格的上述申请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粤南[2014]文鉴字第30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放线图上‘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手写体文字不是其标称时间‘2008年5月22日’书写，应于2009年5月份前后书写形成。”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虽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鉴定意见有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准许重新鉴定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对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上述异议不予采纳，从而确定放线图中的“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书写时间为2009年5月前后形成的事实。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抗辩其已按建设规划履行了为姚健、苏绍格建房放线职责，已失去了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姚健、苏绍格作为在建房屋的屋主，其应清楚建设用地规划房屋前巷距离为7米，但其在建房过程中没有丈量前巷距离，也没有通知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复检。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盛世广场背后在建房屋整体向前移出了0.5米是因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不认真履行职责，与姚健、苏绍格的疏忽大意两方面结合所导致的。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作为专业机构，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按合同的约定和规划规定要求放线，是导致姚健、苏绍格在建房屋整体前移的主要原因，而姚健、苏绍格在建房时疏忽大意没有丈量前巷距离，也没有通知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复检，是导致房屋整体前移的另一个原因，综观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的过错程度，应由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承担70%的过错责任，由姚健、苏绍格承担30%的过错责任为宜。至于周岳林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构成的是农村建房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周岳林承接姚健、苏绍格的建房工程（包工不包料），按照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放线时立下的桩位，将桩位用延长线固定桩位后，挖掘基础，在立柱时周岳林作为建设施工者，本应丈量确定前柱与前巷的距离是否符合规划要求，但在建房过程中姚健、苏绍格并没有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周岳林，周岳林无法知晓在建房屋的前后巷距离，故此，周岳林在建设房屋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对造成姚健、苏绍格在建房屋整体前移不承担责任。因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丁广场背后在建房屋前移，造成姚健、苏绍格的经济损失有在建房屋工程造价62390.82元、重建工程造价90197.24元、拆除费用35000元，合共187588.06元（62390.82元+90197.24元+35000元）。根据姚健、苏绍格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过错责任划分，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应赔偿姚健、苏绍格的经济损失131311.64元（187588.06元×70%），剩余损失56276.42元（187588.06元－131311.64元）由姚健、苏绍格自行承担。周岳林对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丁广场背后在建房屋前移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由于周岳林不具有相应的建筑资质，应认定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签订的《建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依法自始无效，无需当事人主张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对施工工程的质量均无异议，因此，周岳林反诉请求姚健、苏绍格支付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双方确定周岳林完成的建房屋工钱为15000元，故姚健、苏绍格应支付工程款15000元给周岳林，抵减姚健、苏绍格已支付的10000元，姚健、苏绍格还应支付工程款5000元（15000元-10000元）给周岳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经济损失131311.64元给姚健、苏绍格；二、姚健与周岳林于2008年6月24日签订的《建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三、姚健、苏绍格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5000元给周岳林；四、驳回姚健、苏绍格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周岳林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司法鉴定费23040元，合共26620元，由姚健、苏绍格负担7986元，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负担18634元；反诉受理费965元、司法鉴定费2000元，合共2965元，由周岳林承担64元，姚健、苏绍格负担2901元。上诉人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是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所标注的用地面积依法进行放线，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工作人员在放线时定点打桩，在原来的水泥路面按宅地宽度打了两枚铁钉，然后再在屋的四个角打上木桩。经一审法院勘查现场，现该房屋前面的水泥路面还留有两枚铁钉。这证实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本次放线过程完全是依照规定放线，不可能会放错线，所以本案损失不应由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承担。一审判决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承担大部分过错责任明显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本案应由姚健、苏绍格和施工者周岳林共同承担过错责任。由于姚健和施工者周岳林在建房时已自行移走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所打的木桩，姚健、苏绍格在建房时又没有经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或职能部门依法验线，致使建成的一层楼房迁移0.5米，因此姚健、苏绍格具有明显过错。周岳林为姚健、苏绍格建房时没有正确量好尺寸，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测量放线时候打下的桩是被周岳林施工移走，因此周岳林有明显过错，所以本案的损失应由姚健、苏绍格和周岳林承担同等责任。三、在建房出现问题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及阳春住建局从来没有组织各方进行调解，姚健、苏绍格在其起诉状中也称“被告一时以工作繁忙、待后协商为由，一时又相互推诿，一直拖至现在未能解决”，所以姚健、苏绍格认为(2008.5.22)是在建房出现问题后调解时所签，不符合事实且自相矛盾。《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认定(2008.5.22)是“2009年5月前后书写”，更是不当。黄昌权陈述笔迹是其所写，则应认定2008年5月22日是该字迹的形成时间，并非是2009年5月，故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采信，要求对该笔迹形成时间重新鉴定。四、一审判决计算姚健、苏绍格的损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建筑物是由没有资质的周岳林施工，不能按照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标准对工程造价进行计算，本案损失只能计算工程直接费用，即人工和材料费用。五、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房屋拆除费用的数额，该房屋拆除费用既未经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确认，也非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所确认，拆除费用也过高，且鉴定中的重建费用实际已包括拆除费用，因此拆除费用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无需赔偿经济损失给姚健、苏绍格；由姚健、苏绍格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和鉴定费用。被上诉人姚健、苏绍格答辩称：一、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自行移走建房时由其所打木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目前现场虽然仍遗下两枚由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放线时所打的铁钉，但现场勘查结果显示，东边钉位距离讼争楼房直线距离为4.02米，西边钉位距离讼争房屋距离为4.02米，两枚钉之间距离为6.9米，讼争楼房前面与对面南边楼房直线距离为6.5米。从勘查现场的数据结合相关司法鉴定文书可明确看到：1、两枚钉之间距离是标示讼争房屋宽度，而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放线时在拟建房屋宅地4.5米处或4米处立打木桩，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不能举证证明。而按常理，姚健、苏绍格是建房人，且在兴工建房时按规定申请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放线，姚健、苏绍格只能按照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所放的线进行打挖基础，不可能自行移走木桩。2、从司法鉴定文书检验结果来看，检材放线图上“15m和4.5”与“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的手写文字不是其标称时间“2008年5月22日”书写，应于2009年5月份前后书写。若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放线时(2008年5月22日)明确两枚铁钉距离讼争房屋为4.5米，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根本无需在调解时在放线图上添加上述文字。该行为证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放线时根本没有注意到铁钉到讼争房屋实际距离应为4.5米，否则不会在房屋建好一层多后发现房屋向前移0.5m时再添加上述文字。需要重复说明的是，上述文字是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调解时要求姚健补签的。二、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应由姚健、苏绍格与周岳林共同承担过错责任的上诉理据不成立。理由如下：1、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无证据证明其立木桩时是依据放线图所标示数据立桩，也无证据证明姚健、苏绍格向房屋前移动木桩。2、在施工过程中若出现移动木桩的例外情形，则是周岳林的过错，与姚健、苏绍格无关。三、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请求重新鉴定的理据不成立。本案在一审庭审时，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并无申请重新鉴定，也没有举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司法检验报告，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申请重新鉴定的理据不成立。四、从事实上讲，姚健、苏绍格兴工时已经打电话给测量队队长，其来现场看过后称不用再验线。原审判决认定姚健、苏绍格有过错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判令姚健、苏绍格承担30%的责任。周岳林是否有过错由二审法院根据事实进行界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虽然认定姚健、苏绍格有一定过错责任，姚健、苏绍格为能尽快解决此纠纷，也尊重原审法院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上诉并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周岳林答辩称：在施工前，屋主找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放线，在住宅地四个角打上木桩，桩面还保存一枚小钉。周岳林进场施工时，先对四个角的桩位进行丈量，丈量结果显示桩位与图纸尺寸相符，对角线准确。然后周岳林按四个角桩面的小钉向外作延长线定位，在外面打大木桩，再根据两组大木桩所在直线的交叉点在桩面打小钉定位，划好灰界开挖基础土方。整个过程屋主均在场见证，周岳林不可能移动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桩位，以致房屋前移0.5米。2009年11月屋主通知周岳林停工时，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放线图标有“4.5米”的数据，而屋主的放线图没有该数据。周岳林对在2009年补签放线图的情况不清楚，也不明白屋主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关系，但对于放线图中的“2008年5月22日”的签字，周岳林认为是可以在2009年补签的。如果周岳林操作存在错误，整间房屋会多出0.5米，而非前移0.5米。综上所述，周岳林在建房过程中没有过错，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审第三人黄昌权没有出庭，也没有提交书面诉讼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讼争房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的附图及附件名称中载明：“1、必须持有合法的建设工程施工设计图并经建设测量队放线、验线后方可施工。2、本证必须放置施工现场作为准予建设的凭证。”姚健、苏绍格在建房时，以黄昌权的名义向阳春市建设局报办了相关手续。2008年5月15日，阳春市建设局出具一份《放线通知单》，该通知单载明：“测量队：黄昌权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请给予提供放线服务。报建服务中心，2008年5月15日。”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在建造主体前，需由屋主提交书面验线申请，测量队经验线后，会在档案中要求屋主确认验线事实，但姚健、苏绍格在本案中并没有申请验线。姚健、苏绍格主张按阳春现状，测量队不会到现场验线，其放线之后打过电话及写过申请给测量队，但测量队说不用验线，直接施工。双方对其关于验线的主张，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因姚健、苏绍格位于阳春市盛世广场背后的在建房屋没有按照规划施工，整体前移0.5米，被阳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阳春住建局）责令拆除而引发的纠纷。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情况分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对房屋前移需拆除而造成的损失，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二、姚健、苏绍格因房屋拆除的相关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是经阳春住建局认可的从事地形测量、市政工程测量业务的企业法人，事实上承担了当地建设施工的放线和验线职能。本案中，姚健、苏绍格在建造房屋时进行了放线，但没有进行验线，对于未能验线的原因，姚健、苏绍格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各执一词，但均没能提供证据证明各自主张。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提供的放线图中“15m和4.5”及“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文字经鉴定为约2009年5月形成，该文书鉴定意见是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具备文书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且鉴定程序合法，应予采信。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对放线图中的上述文字重新鉴定，但未能提供证据足以反驳原鉴定结论，在一审期间也未申请重新鉴定，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全案的证据和各方的诉讼意见分析，由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提供的放线图中“15m和4.5”及“已领标高，黄昌权，2008.5.22”文字为事后补签，证明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放线时并未按规范标示有关数据，且该放线图未能放映其在放线时已向屋主释明铁钉（定位钉）与木桩（宅地边界）之间的距离为4.5米，并经屋主确认。除放线图外，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也未能提供现场图片等资料证实其当时已正确放线。因此，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其已正确放线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在报建过程中，阳春住建局对放线程序制作了专用的《放线通知书》，但对验线程序却没有相应明确的通知书及规范指引，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屋主应在何阶段申请验线。综合上述分析，测量队作为一个专业的测量机构且承担的是其主管单位阳春住建局的放线和验线职能，其未能证明其已正确放线，放线操作不规范，且在整个放线、验线过程中没有对建设方进行明确的指引，对造成本案房屋前移的过错明显较大，其应对房屋前移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列示了报建的部分规范，“必须持有合法的建设工程施工设计图并经建设测量队放线、验线后方可施工”，建设方在施工时理应按照正常程序，申请测量队进行放线、验线后，再进行相关的建筑活动。姚健、苏绍格在未核实房屋放线是否正确的情况下进行施工，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申请测量队进行验线，对损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过错，应对房屋前移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承建方周岳林到现场参与放线过程，其陈述的建房操作规范，在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周岳林改动了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放线时确定的桩位，周岳林对房屋损害的形成没有过错。原审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情况，确定姚健、苏绍格一方和测量队一方分别承担30%和70%责任，公平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其对因房屋前移建设需拆除而造成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因在建房屋前移了0.5米，不符合规划需要拆除，因此，姚健、苏绍格因房屋拆除而造成的损失为房屋工程造价损失及房屋拆除费用。已建房屋工程造价和重建房屋工程造价是在不同时点的房屋工程造价，原审将两项造价一并作为房屋工程造价损失，属重复计算，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应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已建房屋工程造价和重建房屋工程造价中的一项作为房屋工程造价损失。关于房屋工程造价应如何确认问题。原审法院就讼争已建房屋工程造价、重建工程造价，依法委托了建成造价公司进行鉴定。建成造价公司是具备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且鉴定程序合法，其对阳春市建设测量队的异议也予以解答，其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合法有效的，应予采信，因此，建成造价公司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根据争议焦点一的相关论述，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对造成讼争房屋前移负主要责任，且本案房屋建设时与重建时的价值差异较大，基于公平起见，本案应以重建工程造价作为姚健、苏绍格的房屋工程造价损失。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讼争已建工程造价、重建工程造价只能计算工程直接费用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考虑到姚健、苏绍格实际上对房屋造价鉴定项目申请重复，导致多支出了鉴定费用，本院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调整姚健、苏绍格承担鉴定费10000元，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承担13040元。关于房屋拆除费用问题，原审根据鉴定机构的建议，且经各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拆除费用采取协商定价的方式进行处理，符合各方意愿且衡平了各方利益，合理合法，应予支持。由于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协商确定房屋拆除费用，而在协商房屋拆除费用过程中，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姚健与周岳林已确定拆除费用为35000元时，并无明确表态，在原审法院指定的答复期限内也没有答复或提出异议，原审据以认定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同意按35000元计算房屋拆除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房屋拆除费用未经鉴定机构鉴定，费用过高且未经其同意，应不予采信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姚健、苏绍格因房屋拆除而造成的损失为建造房屋工程造价损失90197.24元及房屋拆除费用35000元，合共125197.24元。阳春市建设测量队按70%承担责任，则应赔偿87638.07元给姚健、苏绍格。综上所述，上诉人阳春市建设测量队主张讼争房屋损失计算错误的部分理据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计算相关损失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1）阳春法民初字第177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二、撤销阳春市人民法院（2011）阳春法民初字第1775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三、阳春市建设测量队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经济损失87638.07元给姚健、苏绍格；四、驳回姚健、苏绍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司法鉴定费23040元，合共26620元，由姚健、苏绍格负担11540元，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负担15080元；反诉受理费965元、司法鉴定费2000元，合共2965元，由周岳林承担64元，姚健、苏绍格负担29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26元，由姚健、苏绍格负担966元，上诉人阳春市建设测量队负担19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关衡勋代理审判员  姜玉华代理审判员  莫怡华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林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