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4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永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单宝山、蓝吴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永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韩芳、郁继明。
原审被告：黄瑞星。
上诉人黄永挺因与被上诉人黄永固、原审被告黄瑞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商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永挺及其委托代理人单宝山、蓝吴飞，被上诉人黄永固的委托代理人韩芳以及原审被告黄瑞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黄逢桔系黄永固的父亲，黄瑞星系黄永挺的父亲，四人均原系苍南县宜山镇珠东村村民。2009年1月1日，黄永固、黄永挺和黄圣形为在山东共同经营再生棉花生意，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三方各出资20万元，因各合伙人出资额不均，20万元以外的金额按月利息1%计算，每半年支付一次；黄永挺负责销售、外交，黄永固负责工人工作、安全工作、车间、配件，黄圣形负责所有技术（如开花、褪色等）；如果有其他人要求入伙时，需承认本协议，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等等。2010年2月，黄圣形经黄永固、黄永挺同意后退伙，三方约定由黄永固、黄永挺各支付黄圣形一笔钱款。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期间，黄逢桔、黄瑞星前往山东，协助黄永固、黄永挺进行合伙经营。2011年5月2日，黄永固、黄永挺签署《关于黄永挺、黄永固两人开棉花帐目结算委托书》（以下简称结算委托书）一份，约定：“因双方在山东开棉花至今尚未结清，现要求结算，双方自愿全权委托黄瑞跑、黄逢井（又名黄红井）、黄某丁、黄某丙、黄圣雷、黄振产、黄某乙，以及球东村两委代表黄永新、黄某甲等人组成核算小组进行审议决算”，“双方收支发票统一递交核算小组，由核算小组清点发票张数，进行编号并合计金额，进行回执给双方”，“在核算过程中如有发现支付不当之处，当事人随时到位配合核算小组更正，如有差异，由核算小组统一决定进行处理”，“双方账目在核算结果如有资金进找问题时，黄永挺由黄瑞跑负责，黄永固由黄逢井负责，进行资金进找结果事项”。黄瑞跑作为黄永挺的代表人、黄逢井作为黄永固的代表人亦在该委托书中签字确认。黄永固、黄永挺、黄逢桔、黄瑞星将合伙经营期间收支票据递交核算小组，由黄瑞跑保管。2011年5月7日，核算小组成员黄永新、黄瑞跑、黄某甲就双方所提交的票据分别向双方出具了载明票据项目及合计金额的清单。核算初期，核算小组经过数次讨论，未能形成决议。2012年1月4日，核算小组成员黄永新、黄瑞跑、黄振产、黄某甲、黄逢井签字通过《核算方案表决书》，确定了合伙决算方案，珠东村调解委员会作为证明人加盖公章。2012年1月6日，黄某甲作为黄永固和黄逢桔的代表、黄瑞跑作为黄永挺和黄瑞星的代表以及核算小组成员黄永新签订《决算协议书》，载明：根据2008年11月至2010年9月份期间的财务凭证，甲方黄瑞星、黄永挺应支付乙方黄逢桔、黄永固2070115.4元；根据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份期间的财务凭证，甲方黄瑞星、黄永挺应支付乙方黄逢桔、黄永固372423.5元。珠东村调解委员会作为证明人亦在《决算协议书》中加盖公章。后核算小组将该决算结果在村内进行了公示。2012年3月31日，黄永挺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2012年4月25日，核算小组成员黄某乙在黄永挺的票据回执清单中添加了“合计认可”四字，并与其他成员黄某丁、黄振产、黄某丙、黄圣雷在回执清单上补充签字。另查明，核算小组成员中，黄永固的代表人黄逢井系黄逢桔的哥哥，黄永挺的代表人黄瑞跑系黄瑞星的远房亲戚，黄某甲（黄逢井的儿子）系珠东村的主任，黄永新系珠东村的书记，黄圣雷、黄振产、黄某乙均系黄永固、黄永挺的朋友，黄某丁系珠东村村民，黄某丙系珠西村村民。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合伙主体的问题。黄永固、黄永挺、黄圣形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后，该三人为合伙人。黄圣形退伙后，黄永固、黄永挺为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书》，增加合伙人，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人退伙，须经其他合伙人同意。黄永固虽称2010年9月起合伙人已变更为黄逢桔和黄瑞星，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合伙人黄永固、黄永挺一致同意二人加入合伙，亦未能举证证明合伙人黄永固、黄永挺已经退伙，故原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合伙人仍为黄永固、黄永挺二人。对于黄永固要求黄瑞星承担共同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结算协议书》是否对黄永固、黄永挺具有约束力的问题。首先，《结算协议书》系根据《核算方案表决书》作出。《核算方案表决书》由九人核算小组中的五人签字通过，签字人数占核算小组的多数，该表决书的通过符合少数服从多数这一通常议事规则。黄永挺、黄瑞星辩称核算方案应经全体核算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原审法院认为，结算委托书中并未明确约定核算方案需由核算小组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结算委托书中虽约定有“如有差异由核算小组审核小组统一决定进行处理”的内容，但仅表明需由核算小组作出唯一的处理决定，并非需要经核算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后作出处理决定，故原审法院对黄永挺、黄瑞星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核算方案表决书》应当作为合伙结算的方案。第二，根据结算委托书的约定，“双方帐目在核算结果如有资金进找问题时，甲方（黄永挺）由黄瑞跑负责，乙方（黄永固）由黄逢井负责，进行资金进找结果事宜”。黄永挺、黄瑞星辩称上述约定意为：双方如需资金支付，黄瑞跑、黄逢井分别作为黄永挺、黄永固的担保人。原审法院认为，上述约定中并未体现担保的意思表示，且结算委托书的开头及落款处，黄瑞跑、黄逢井的身份标注为“代表”或“代表人”，并非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对黄永挺、黄瑞星的上述答辩意见亦不予采纳。根据上述约定，对于核算结果的资金支付事项的确认，黄瑞跑有权代表黄永挺、黄逢井有权代表黄永固。黄永固虽称黄逢桔、黄瑞星亦口头委托核算小组进行合伙结算，但并无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决算协议书》的结算款项系依据双方提供的合伙经营中各自持有的凭证，并按照核算小组确认的核算方案进行计算。上述凭证中虽有部分由黄逢桔、黄瑞星经手，但鉴于该二人与黄永固、黄永挺的特殊关系，其各自经手的款项凭证可分别归属于合伙人黄永固、黄永挺。《决算协议书》虽将决算主体列为黄永固、黄永挺、黄逢桔、黄瑞星四人，并将支付主体列为黄永挺、黄瑞星二人，与实际合伙人不符，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影响对该合伙的实际结算数额。且黄永挺、黄瑞星均认可在结算凭据中黄瑞星经手的收入或支出均系代表黄永挺的行为。故《决算协议书》中的结算款项应在黄永固、黄永挺之间进行交付，黄逢桔、黄瑞星对结算款项并不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黄瑞跑作为黄永挺的代表人在《决算协议书》中签字，该《决算协议书》对黄永挺具有约束力。《决算协议书》中代表黄永固签字的虽系黄逢井的儿子黄某甲，但黄永固已明确表示同意该《决算协议书》，故《决算协议书》对黄永固亦具有约束力。综上，对黄永固要求黄永挺根据《决算协议书》中2008年11月至2010年9月期间的决算结果支付2070115.40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决算协议书》中并未约定支付时间，对黄永固要求黄永挺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黄永挺反诉要求黄永固承担合伙期间亏损及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与《决算协议书》不符，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永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永固2070115.40元；二、驳回黄永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52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8521元（已由黄永固预交），由黄永固负担160元，由黄永挺负担28361元，其中黄永挺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反诉案件受理费3341元（已由黄永挺预交），由黄永挺承担。
宣判后，黄永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1、一审法院漏判，使黄永挺对第二项上诉请求无判决依据，应发回重审。2、判决书遗漏了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认定情况。黄圣形的调查笔录虽经庭审质证，但原审判决对此并未进行认证。黄瑞跑转交的账册应认定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材料，但原审法院对此亦未认定。3、对证据来源认定错误。黄永固提交的第29份证据“黄永固提交凭证的清单1份”实际上并不是黄永固提交的证据，原审庭审中也明确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该份证据可证明黄永固的支出情况。二、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对于结算委托书中的条款理解错误。黄永挺、黄永固曾委托9人组成的核算小组进行合伙事务的进行清算，但黄瑞星、黄逢桔并未委托。委托书列明的核算小组议事规则，即如果核算过程中发现支付不当，通知当事人到位配合，如有差异由核算小组统一决定处理，也就是统一核算同意决定核算结果，并不能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委托书中关于“资金进找问题时由黄瑞跑、黄红井负责，进行资金进找结果事项”，该条的意思是由黄瑞跑和黄红井负责资金担保。证人黄某甲证实该部分事实，证人黄某乙、黄某丙、黄某丁都已证实资金进找是指担保，但原审法院对此未予以认定错误。该条并不是授权黄红井、黄瑞跑有权在核算结果上私自签字确认。2、《结算协议书》无效。核算结果出来前，黄永挺和大部分核算小组成员要求将原始凭证退还给委托人，黄永挺表示不再委托核算小组核算，已明确解除核算委托，但黄永固不同意。之后，黄永固、黄逢桔组成其他核算小组成员进行核算，并收买了小组成员进行恶意核算，作出无效的《决算协议书》。9个核算小组成员是由黄永挺、黄永固共同指定的，黄逢井在未征得黄永挺的同意下，擅自转委托给儿子黄某甲，转委托行为无效。黄某甲、黄永新在其他核算小组成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算协议，违背了授权范围、议事规则，核算行为无效。黄瑞跑并没有实际参与核算过程，签字是事后添加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核算时曾通知黄永挺到场协助核算。被核算主体、核算依据、核算凭证、核算方法等均错误，导致结果无效。黄永挺、黄瑞星已在杭州居住20多年，并未在苍南居住，委托事项中并没有约定以张贴方式告知当事人，黄瑞跑也未告知核算结果。3、《核算方案表决书》无效。被核算主体、核算依据、核算凭证等无效，表决书亦无效。根据黄永新的证言、黄某甲、黄瑞跑的证词，该表决书是黄永新一人通过“推算”的方式制作而成的。原审法院应当就核算的内容是否合理作必要审查，并对帐目进行分析，并对合理性展开论断。但原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审核，也未对会计凭证委托鉴定或评估，而是将推算结果直接予以认定，难以令人信服。三、应以陈端超会计的核算结果作为审理依据。黄永挺提交的证据《现金日记帐》是根据双方提交的会计凭证作出的，且判决书认定了陈端超曾对双方账目进行核算，而黄永固的核算结果是在黄永挺没有重新委托核算小组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无效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要求黄永挺支付黄永固2070115.4元的诉讼请求，判令支持黄永挺一审的反诉请求，即要求由黄永固承担合伙期间产生的亏损201790元，并承担资金占用费157055元，合计358845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永固承担。
黄永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程序合法。（一）一审法院并无遗漏反诉请求，虽然未在判决结果中明确“驳回黄永挺的全部反诉请求”，但已经在判决主文中清楚载明，对黄永挺反诉要求不予支持，显然并不属于遗漏判决事项的情形。其次，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发回重审的情形。即便二审法院认为需要增加“驳回黄永挺全部反诉请求。”，则由二审法院直接加判即可，无需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并无瑕疵。1、黄永挺和黄永固均确认黄圣形已退伙，法院为了不侵害案外人黄圣形的权益，要求黄永固、黄永挺双方邀请黄圣形到庭核实其是否退伙的事情，故对黄圣形的调查笔录并不是黄永挺、黄永固提交的证据，而是法院核实主体是否正确的一个调查笔录，无需进行质证。（2）黄瑞跑转交的账册系黄永固申请证据保全时所保全的材料，以便其在提出账目审计时使用。黄永固未将这些账册作为证据材料，也未提出要求账目审计，并且对于该部分账册的内容，黄永挺和黄永固已共同委托的9人核算小组进行了结算，并形成了有效的《决算协议书》，也不存在重新审计的必要。这些材料不属于证据材料。（3）《黄永固提交凭证的清单》系黄永固作为补强证据递交，且黄永挺未提任何异议。原审法院对上述三份材料的处理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程序。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一审判决中对于结算委托书中的条款理解准确。首先，法院已经认定本案所涉业务的合伙人系黄永挺及黄永固，而未将黄瑞星、黄逢桔列为合伙人。因此，无论是黄永挺、黄永固对于核算小组的委托，还是黄永挺、黄永固、黄瑞星及黄逢桔对于核算小组的委托，均不会影响结算数据的客观性。其次，根据结算委托书议事规则，黄永挺的理解有误。第一、本案所涉当事人之所以委托核算小组处理决算事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双方出现争议时，因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出现决算僵局的情形，赋予核算小组统一处理、决定争议方案的权利。也正是为了避免双方当事人在决算结果无法达到期预时拒不配合的情形，故各方当事人事先各自委托了各自信任且德高望众的人作为各自代表，并授予其确认相关数额的权利。因此，如果最终决议需要9位核算人员完全意见一致，也是不符合客观情况，且委托书中并没有明确约定需要核算小组全体成员意见一致，议事规则仅表明核算小组需要作出唯一的决议。再次，黄永挺认为委托书中的黄瑞跑和黄红井需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客观事实，也非双方签订委托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书中关于资金进找的约定表明，黄瑞跑和黄红井系负责各自代表的资金数额的确认，并没有任何担保的意思表示。从客观事实上讲，甲、乙双方在核算小组核算前已经核算过一次，正因为双方对于核算出来的结果不能达成一致处理意见，才委托核算小组来处理，如果甲、乙双方所指定的代表仍不能代表双方的，则其委托代表将无意义。从逻辑上来讲，黄瑞跑和黄红井作为核算小组成员，只是接受了双方的委托来帮忙核算处理双方之间的纠纷，也不可能为该债权债务提供担保，并且双方当事人也自行陈述了他们作为双方的代表授权权限，即有权代表各方确认资金存在进找时的负责确认相关数额。（二）核算小组及双方代表是依据委托权限处理核算中的事宜，其通过的《核算方案表决书》和作出的《决算协议书》均是有权代理行为，对黄永挺、黄永固有法律约束力。首先，结算委托书不但是对9位核算小组成员的授权委托，更是黄永挺、黄永固真实意思表示所达成的委托合意，因此，一旦委托事宜已经完成，对于作出的相关结论，黄永挺并不能因该结论不符合其要求而要求单方解除委托以达到否定该结论之目的。因此，《核算方案表决书》和作出的《决算协议书》依然合法有效，黄永挺的“明确解除对小组成员的核算委托”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决算协议书》中代表黄永固签字的虽不是黄逢井，而是黄逢井的儿子黄某甲，但黄永固已经明确表示同意该《决算协议书》内容，该《决算协议书》对黄永固仍有法律效力。另外，从程序上讲，本案所涉的《核算方案表决书》和《决算协议书》分别系通过有授权的核算小组过半数通过和双方委派的代表确认，而且，无论是黄永挺申请的证人，还是黄永固申请的证人都明确陈述了本案所涉的《决算协议书》已张贴在珠东村祠堂半年多，且至今未有人对该协议提出任何异议，而黄永挺对于该《决算协议书》的结果毫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决算协议书》的产生，其程序上完全合法，并无内容及效力的瑕疵。再次，在核算过程中，核算小组收到的黄永挺所提供的财务凭证，除提供黄永挺主张的列入成本费用的凭证外，该期间的销售凭证，黄永挺（除提供一张外）仅提供了一份未经黄永固确认的、由黄永挺自行手写的列表，其中只记载了销售数额和销售价格。黄永挺隐匿了所有其作为供货方出具给买受人的销售合同和购销清单存根联、买受人的收货确认单和付款凭证等凭证，拒绝提供上述材料作为决算的依据。因此，核算小组在缺乏凭证的条件下，采取结合其他成本费用凭证推算出相应的数据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且该推算系具有事实基础：如2008年11月至2010年9月合作期间实际所开棉花产量数额的确认方案系建立在双方所提供的列入成本的工资表、电费金额，以及同一设备在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布角原料产生所产棉花产量折头倒算后取平均值所得出，该数额作为实际所开棉花产量具有客观事实基础，并不是黄永挺所说的无故推算所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即便二审法院认为判决内容中需增加“驳回黄永挺全部反诉请求”，则由二审法院直接加判即可，无需发回重审，驳回黄永挺其他上诉请求。
黄瑞星对黄永挺的上诉没有意见。
二审期间，黄永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黄瑞星、陈爱玉与黄逢井对话录音1份以及文字翻译1份，欲证明黄逢井未在2011年5月2日结算委托书上签字，并未接受作为黄永固资金进找代表人委托的事实；黄逢井未在2012年1月4日《核算方案表决书》上签字，《核算方案表决书》只有4人签字，核算方案未获半数同意通过的事实；黄逢井未在黄永固提交的《说明》中签字，没有追认黄某甲确认《核算方案表决书》、《决算协议书》内容的事实；核算方案表决书未获半数同意通过而无效，决算协议书系通过核算方案表决书内容作出，协议书亦无效的事实。2、黄瑞星、陈爱玉与黄振产等的对话录音1份以及文字翻译1份，欲证明黄振产在黄永新误导下才在《核算方案表决书》中签字，在签字时对表决书的内容不知道，同意核算方案不是黄振产的真实意思表示；《核算方案表决书》虽然形式上是征得了黄振产的同意，但实质上黄振产不认可核算方案内容的事实。经质证，黄永固对于黄永挺提交的证据1，首先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其次，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录音材料系黄瑞星、陈爱玉在将黄逢井灌醉且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偷录的，且黄瑞星、陈爱玉用误导性的方式给让酒醉的黄逢井重复其说的话（翻译中对此进行了省略）。对证明对象有异议，黄逢井系接受各方委托，且黄永挺、黄永固等开棉花账目结算过程中，黄某甲以本人名义或以其自身名义签署的2012年1月4日《核算方案表决书》和2012年1月6日《决算协议书》、2012年2月20日是《情况说明》等所有书面材料均予以认可。对于黄永挺提交的证据2，首先认为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其次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录音人员的身份无法确认。黄某乙在一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已接受了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应按当时的证言内容为准。录音中多处内容由黄瑞星、陈爱玉用误导性的方式询问。对合法性有异议，该录音系未经被录音人的同意偷录的，其证据来源不合法。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一审庭审中无论系从黄永挺还是黄永固递交的证据以及出庭作证的双方证人均能证明2012年1月4日《核算方案表决书》中的签字系由黄振产签署的，系黄振产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不能证明黄永挺主张的待证事实。黄瑞星对黄永挺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黄永固向本院提交公证书1份，欲证明黄逢井作为核算小组成员，在黄永挺，黄永固开棉花账目结算过程中，对于黄某甲以黄逢井名义或以其自身名义签署的全部书面材料表决意见，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014年3月19日，黄瑞星、陈爱玉在黄逢井醉酒及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误导其说话，其在录音中（即黄永挺提供的录音证据）所说的全部内容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黄永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黄瑞星对黄永固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于黄永挺提交的证据1中所涉的内容，黄逢井出具《声明书》，对真实性已予以否认，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中参与对话人员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根据黄永挺自行整理的文字翻译，参与对话人员并无黄某甲，故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黄永固提交的公证书，系黄逢井对黄某甲能否代表其确认案涉相关材料以及对2014年3月19日的对话录音形成和内容等问题所作的声明，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黄某甲在相关材料中的签名是否及于黄永固，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黄永挺申请对《结算委托书》、《核算方案表决书》、《说明》、《关于黄永挺、黄永固在山东开棉花账目中发现的捌笔布角料等金额和数量未入账等内容的确认》中关于黄逢井的签名及指纹进行鉴定，以证明上述黄逢井的签名非本人所签；申请法院向黄逢井、黄振产调查取证。对于上述两项申请，本院认为，根据黄逢井在经公证的《声明书》中对相关问题作出的说明、黄永固对上述签字的意见以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相关事实；黄永挺要求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本院对黄永挺的申请均不予准许。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黄永挺是否应当受《决算协议书》的约束。对此，首先，《决算协议书》由黄某甲、黄瑞跑以及黄永新签字确认，并经村调解委员会加盖公章予以证明。虽然黄永固在结算委托书中委托黄逢井负责，但黄逢井、黄永固均对黄某甲在《决算协议书》中的签字、确认行为予以认可。黄永挺在结算委托书中委托黄瑞跑作为其代表，确认核算过程中“资金进找”问题。关于黄瑞跑的身份，结合结算委托书首尾均载明黄瑞跑系代表；《情况说明》载明黄瑞跑“负责处理”，黄瑞跑系黄永挺的“代表人”；黄某甲证言“双方代表有权对决算金额进行确认”等，原审法院认定其能代表黄永挺在决算协议书中签字正确。黄永挺主张黄瑞跑的身份系为其提供担保，且其申请的证人黄某乙、黄某丁以及黄某丙亦称代表人系负责担保的意思，但结算委托书中担保意思并不明确，黄瑞跑也仅认可系全权代表，黄永挺主张担保关系的证据不足。黄某甲、黄瑞跑分别代表黄永固、黄永挺在决算协议书中签字，决算协议书确认的内容对黄永固、黄永挺均具有约束效力。其次，黄永挺主张黄永固收买了核算小组成员进行恶意核算，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查明的事实，黄永固、黄永挺自愿全权委托9人小组对双方之间的帐目进行核算。核算小组收取双方提交的经营期间的收支票据，并于2012年1月4日由核算小组成员黄永新、黄瑞跑、黄振产、黄某甲、黄逢井通过了《核算方案表决书》，并由村调解委员会作为证明人加盖公章。对于该份《核算方案表决书》，黄永挺以“黄逢井”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为由，主张未获多数意见通过而无效。对此，黄逢井在经公证的《声明书》中明确，对黄某甲以其名义签署的《核算方案表决书》予以认可，且黄永固在知晓后，亦未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确认《核算方案表决书》系经核算小组多数意见通过正确。实际上，黄瑞跑作为核算小组成员以及黄永挺的代表也对该《核算方案表决书》予以了确认。最后，黄永挺主张黄瑞跑、决算小组成员和黄永固恶意串通，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黄永挺主张《核算方案表决书》、《决算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至于黄永挺主张应以陈端超的核算结果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但陈端超的核算结果并未经双方确认，双方在对该结果仍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再行委托9人小组进行核算。故黄永挺重新主张应根据陈端超的核算结果作为依据不能成立。黄永挺在一审中提出了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此进行了审理，并阐述了相关理由，但未在判决主文中针对黄永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关于案件受理费部分分担合理，本院不再变更。黄永挺的其余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商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以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二、驳回黄永挺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为26232元，由黄永挺负担。黄永挺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