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9003民初12号
原告：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
法定代表人：陈某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慧，该公司法务。
被告：中国某某发展银行儋州市支行。住�地：海南省儋州市。
法定代表人：桂某扬，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钢，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某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
法定代表人：封某军，该公司经理。
原告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弘公司）诉被告中国某某发展银行儋州市支行（以下简称儋州市农发行）、广东某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大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弘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慧，被告儋州市农发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大公司经传�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儋州市农发行、某大公司偿还原告某弘公司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限定履行之日，暂计至2016年12月5日为116491.96元（40万元借款本金自2008年12月29日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的利息为179680.56元；100万元借款本金自2009年3月23日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的利息为436811.4元，扣除已还利息50万元，暂计至2016年12月1日尚欠利息为116491.96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被告儋州市农发行偿还原告某弘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某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和理由：2008年12月29日，儋州市农发行前行长某影以儋州市农发行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借款40万元，并约定按人民银行利率计息，一个月后偿付本息。儋州市农发行向某弘公司出具借据。同日，某弘公司按某影的要求直接转账40万元给海南某豪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豪公司）。2009年3月，刘某再次以儋州市农发行的名义向与某弘公司借款100万元，约定2009年6月底一并偿还，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息。2009年3月23日，儋州市农发行收回原40万元借款的借据，同时向某弘公司出具一张金额为140万元的借据，载明：”为协助广东某大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儋州市农发行的贷款及利息，儋州市农发行暂从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借款140万元，暂定6月底偿还，按同期人行贷款利率计息”。2009年3月23日、24日，某弘公司按某影的要求，从儋州市农发行将56万元款项分两笔转到冯某世的账户，然后又分两笔将44万元款项转到某弘公司在�州市农发行的基本账户，并开具两张金额分别为19万元和25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某影。某弘公司已按照某影的要求将140万元款项转入指定账户或交付给某影本人。2012年11月12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琼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某影以儋州市农发行名义向某弘公司所借的140万元是儋州市农发行的借款，并以此认定某影挪用公款供自己使用和归还之前的公款，构成挪用公款罪。该案查明，2009年3月23日，在儋州市农发行向某弘公司出具140万元借据的同时，某大公司董事长封某军给某影出具了一份写有”广东某大集团有限公司向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借款140万元，约定利息4分”的借据。2009年3月26日，儋州市农发行在上述借据上就儋州市农发行和某大公司共同借款的事实予以说明。2014年1月21日，儋州市农发行和某大公司向某弘公司支�利息40万元。2016年5月27日，儋州市农发行和某大公司向某弘公司支付利息10万元。暂计至2016年12月5日，儋州市农发行和某大公司尚欠某弘公司借款本金140万元、利息116491.96元。
被告儋州市农发行辩称：一、我行并非140万元借款的当事人。我行原行长某影(因挪用公款罪于2012年被判处刑罚）于2009年3月23日向某弘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据，但我行与某弘公司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借贷事实。首先，涉案140万元是由某弘公司出借给某大公司，用于某大公司偿还某豪公司的借款利息40万元和儋州那大雷粮大米加工厂的100万元借款，某大公司董事长封某军也已以某大公司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出具了借款140万元的借据。其次，涉案140万元并没有进入我行的账户，而是全部支付给某大公司，用于其偿还债务。再次，某弘公司也承认某大公司已经向其偿还50万元，其中某大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通过其公司账户直接汇入某弘公司账户40万元，于2016年5月30日通过郝某民账户向某弘公司账户汇入10万元，某弘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出具一张收据，承认借款是某大公司所借。最后，2008年9月15日我行向某弘公司提供政策性贷款300万元，之后某弘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还清该笔贷款。如果存在涉案140万元的借款事实，某弘公司在归还上述贷款时必然会主张债务抵销，但某弘公司并未主张抵销债务。由此可见，某弘公司也认为我行并不是涉案140万元的借款人。综上，我行并非涉案借款的当事人，不应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二、不能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我行应当承担涉案借款的偿还义务。某弘公司认为我行应当承担偿还涉案借款义务的主要依据是（2012)琼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但裁定书中仅确认”某影私自以儋州市农发�的名义向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借款40万元、100万元，并以儋州农发行的名义出具了借据”，至于裁定书中关于”涉案的140万元是儋州市农发行的公款”的表述，是对140万元性质的评判，并非认定的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涉案借款否应当由我行承担偿还责任，均应当适用相关的民事法律来认定，不能仅凭裁定书的上述表述来认定我行的责任。某大公司在（2012)琼刑二终字第4号审结后向某弘公司偿还借款及某弘公司承认140万是由某大公司所借的事实，足以推翻刑事判决关于140万元是我行公款的认定，某弘公司不能据此要求我行还款。三、某影私自以我行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出具借据的行为，对我行不产生法律效力。我行属于政策性银行，根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第七条关于经营范围的规定，向非金融机构借款不属于我行的经营范围。假如某影真的以我行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借款，该行为超越了其职权范围，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对于某影以我行名义出具借据的行为明显超越其作为负责人的权限，曾向我行申请政策性贷款的某弘公司是明知或者应当是明知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某弘公司要求某影向其出具借据并接受具有恶意，因此，某影的代表行为无效，其出具的借据对我行不具有法律效力。2009年3月23日，某弘公司将涉案款项支付给某大公司，且某弘公司与某影明知我行并非涉案14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仍由某影以儋州农发行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出具借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该借据应当认定为无效，对我行不具有法律效力。四、假如人民法院认为某弘公司�我行之间构成了合法借款关系，那么某影以我行名义于2009年3月23日向某弘公司出具的借据，约定的还款日期为当年6月底，某弘公司应当于2011年7月前向我行主张还款，某弘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被告某大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某大公司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某弘公司提供的《关于归还借款的函》和《关于强烈要求中国某某发展银行儋州市支行还清拖欠借款和利息的函》两份证据无原件，儋州市农发行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某弘公司提供的李彩钰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本院不予确认。
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8年11月，某影以高息吸收某豪公司的资金进入儋州市农发行，挪给某大公司使用。为支付上述高息，某影于2008年12月29日以儋州市农发行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借款40万元，并约定按人民银行利率计息，一个月后偿付本息。某影以儋州市农发行的名义出具了借据。同日，某弘公司按某影的要求直接转账40万元给某豪公司。
二、2009年3月，某影与某弘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再华商定：某弘公司在原40万元借款的基础上，再出借100万元给儋州市农发行使用，2009年6月底一并偿还，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息。2009年3月23日，某影收回原40万元借款的借据，在办公室向某弘公司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40万元的借据，该借据载明：为协助广东某大集团公司偿还我行贷款及其利息，我行暂从贵司借款（人民币）壹佰肆万元整，时间暂定为6月底偿还，利率按同期人行贷款利率计息。某影在借据上签名，儋州市农发行在借据上加盖公章。与此同时，某大公司董事长封某军给某影出具了一份借据，借据载明：今借到天弘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肆万元正，借款利息按肆分计息，借款时间为伍个月。该借据注明”此笔借款其中100万元是2008年10月份由我行协助从企业高息拆借给湛大还湛行建行利息。另其中的40万元是我行协助借款为湛大偿还2000万元的部分利息，该据为后补”。某影将借据日期涂改为2008年10月23日。2009年3月23日、24日，某弘公司按某影的要求从儋州市农发行将56万元款项分两笔转到冯某世的账户，然后又分两笔将44万元款项转到公司在儋州市农发行的基本账户，并开具两张金额分别为19万元、25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某影。某影安排本行工作人员开具两张金额共计44万元、以儋州市农发行为收款人的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交给冯某世。2009年3月23日、24日，冯某世提取上述44万元款项。
三、就某影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一审审理期间，某大公司和儋州某联食品有限公司分别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缴交赃款840万元、100万元。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12月21日作出（2010）海南二中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判决某影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令某大公司和儋州珠联食品有限公司缴至一审法院的赃款九百四十万元，发还被害单位；判令某影尚未退还的赃款，继续予以追缴。某影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琼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裁定认定：某影以儋州市农发行的名义向与某弘公司借款140万元属儋州市农发行的公款。某影在担任儋州市农发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以单位名义向儋州市粮油总公司、某弘公司和儋州珠联食品有限公司借款共计740万元资金，采取逃避财务监管的方式，指示上述三公司根据其个人意图交付借款，将上述资金供某大公司使用。......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某影挪用公款一案二审审理期间，儋州市农发行于2012年4月10日书面申请将某大公司和儋州珠联食品有限公司缴交的940万元赃款提前划传给该行。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1日将940万元赃款发还该行。之后，儋州市农发行将840万元转入某大公司，将100万元转入儋州珠联食品有限公司，另外由某大公司再筹集200万元，以下款项共计1140万元，由某大公司、儋州珠联食品有限公司分别支付给海南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五、2014年1月21日，某大公司转账40万元至某弘公司的账户，用途为还款。2015年5月19日，某弘公司书面向儋州市农发行追讨涉案借款。2015年5月27日，某弘公司根据儋州市农发行的要求在儋州市农发行办公室出具一份收据给儋州市农发行，收据内容为”今收到中国某某发展银行儋州市支行为我公司追回广东某大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壹拾万元整”。同日，从郝建明账户转账10万元至某弘公司的账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查复书上备注：某大公司归还历史借款本金。因儋州市农发行拒不偿还剩余借款，某弘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向本院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案件事实和当事人诉辨，本案争议焦点是：1、儋州市农发行是否为140万元借款的当事人；2、某弘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儋州市农发行应否承担向某弘公司偿还借款的责任及某大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儋州市农发行是否为140万元借款的当事人的问题。本案根据某影出具借据时的身份、出具借据的场所以及借据的内容判断，应认定某影出具借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儋州市农发行为14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首先，某影作为时任儋州市农发行的负责人，有权代表该行进行民事行为。其次，某影出具借条的场所是在其办公场所，也符合履行职务的特征。第三，借据的内容也表明是该行向某弘公司借款，而非某影个人向某弘公司借款。鉴于某影是儋州市农发行的负责人，其依职权从事的民事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对该行产生法律效力。另外，生效的（2012）琼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认定某影以儋州市农发行的名义向某弘公司借款140万元属儋州市农发行的公款。该裁定对涉案借款认定也证明了14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为儋州市农发行。至于某弘公司未抵销到期债务系其自行处分其权利，不足以否认涉案借款借款人是儋州市农发行这一事实。
本案儋州市农发行以某弘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某影的借款行为超越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第七条规定的职务权限为由主张某影出具的借据对儋州市农发行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第七条规定的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业务范围，并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事民事行为的范围。该条规定没有禁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企业法人在进行经营业务的同时进行其他民事行为，所以，某影代表儋州市农发行进行的民事行为不能认定为超越其职务权限。儋州市农发行辩解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儋州市农发行以某弘公司与某影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主张某影出具的借据对该行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儋州市农发行主张从未收到过某弘公司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某影于2008年11月高息吸收某豪公司资金进入儋州市农发行，挪给某大公司使用。为支付上述高息，某影出具借据后要求某弘公司将40万元直接转账给某豪公司。至于涉案100万元借款，某弘公司亦在某影出具借据后按其要求将56万元转账给冯某世，其余44万元则由某弘公司�具两张金额为19万元和25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某影。上述事实表明，某弘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交付140万元借款的义务，儋州市农发行关于从未收到过借款14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案庭审中，儋州市农发行主张假定儋州市农发行与某弘公司存在借款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已将债务转移给某大公司，某弘公司已经认可并同意。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根据该规定，债务转移必须经债权人同意，但儋州市农发行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某弘公司同意儋州市农发行将债务转移给某大公司，某大公司付款给某弘公司的行为不能视为某弘公司同意儋州市农发行将债务转移给某大公司。儋州市农发行此项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某弘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儋州市农发行应否承担向某弘公司偿还借款的责任及某大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时效为两年。儋州市农发行于2009年3月23日出具借据，约定6月底还款,虽然借据上没有载明还款时间的具体年份，但根据常理可以推测还款年份为借款当年即2009年，因此，清偿债务的届满时间为2009年6月底。诉讼时效从2009年7月1日开始起算，至2011年6月30日届满。某弘公司主张其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多次向儋州市农发行主张权利，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儋州市农发行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庭审中，某弘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时效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刑二终字第4号案生效之日即2012年11月13日起算。本院认为，虽然本案与某影涉嫌刑事犯罪一案有牵连，但本案要解决的是某影以儋州市农发行名义向某弘公司借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而在某影涉嫌刑事犯罪一案中要解决的是某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鉴于二者的审查判断标准不同，且判断某影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并不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法院对某影涉嫌刑事犯罪一案的审理不影响某弘公司向儋州市农发行主张权利。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的前提条件是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或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但某弘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相关部门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事实，某弘公司此项主张因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至于某弘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因某大公司向某弘公司支付40万元而中断的问题。本院认为，某大公司向某弘公司支付40万元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支付的，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关键是某大公司向某弘公司支付40万元能否认定为儋州市农发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同意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认定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应以义务人知道或应当�道其享有诉讼时效权利而同意履行原债务作为要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某影被刑事立案后，儋州市农发行一直否认其作为涉案140万元的借款人，且偿还某弘公司的借款是以某大公司名义支付，某大公司向某弘公司支付40万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儋州市农发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同意履行原债务，某弘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因某大公司支付40万元利息而中断，应从2014年1月22日重新起算，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某弘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向本院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其请求的民事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故对某弘公司主张儋州市农发行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某弘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本院对某弘公司主张某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某弘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儋州市农发行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并由某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法不予支持。某大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对某弘公司的主张放弃抗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449元，由原告儋州某弘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斌
审 判 员 黄玲妍
人民陪审员 林永健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车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