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常民终字第1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培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天宁区城中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中路143号益丰大厦713室。负责人徐晓卿，该所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国骅,常州市天宁区天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芮芳辉,常州市天宁区天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培康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天宁区城中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城中服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初字第2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杨培康诉称，本人是一级听力残疾人，因法院没有设备依法提供字幕进行无障碍庭审，故聘请城中服务所帮助在法院再审时的无障碍代理活动。后因没有发生法院再审时帮助无障碍代理行为，故要求城中服务所返还诉讼代理费8000元。经诉前人民调解，城中服务所返还给本人4000元，理由是接受委托后就委托事项进行了工作。本人表示为节约司法资源，先签下调解协议，日后调查城中服务所进行了什么工作，如没有即可认为欺诈4000元。此后本人到常州市中院、市司法局协助调查，均没有发现城中服务所进行了代理工作。故城中服务所存在人民调解协议欺诈行为，导致双方对调解协议中的“进行了代理工作”的内容发生争议。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城中服务所返还在人民调解欺诈的无障碍诉讼代理费4000元。城中服务所辩称，杨培康与本所的委托合同履行、解除过程中，本所并无过错。人民调解协议书是由天宁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双方当事人均已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协议中也约定本起纠纷一次性了结，今后双方无涉。杨培康当庭陈述的理由没有表示对调解方案存在异议，也没有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且无证据证明调解过程中存在欺诈，综上，请求驳回杨培康的诉讼请求。原审经审理查明，2004年4月7日，杨培康与城中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杨培康（甲方）应再审（大康公司）纠纷一案，委托城中法律服务所（乙方）的法律工作者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徐晓卿为甲方与大康保健药品有限公司纠纷案的再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代理费不予退还；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规定》甲方应向乙方缴纳代理费人民币8000元。同年4月8日，杨培康支付城中服务所代理费8000元。2012年11月8日杨培康以城中服务所代理行为没有发生为由，申请常州市天宁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经调解城中服务所于签收调解协议书之日起30日内退还杨培康4000元，本起纠纷作一次性了结，今后双方无涉。同年11月12日城中服务所返还杨培康4000元。现杨培康以城中服务所没有进行相应代理行为，欺诈人民调解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城中服务所返还余款4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委托合同、委托书、银行支付凭证、人民调解协议书、收条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杨培康在申请其与大康保健药品有限公司纠纷一案再审过程中委托城中服务所进行诉讼代理，此后上述纠纷一案未启动再审程序，双方的委托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对于代理费用返还问题，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委托事务履行情况，由城中服务所返还杨培康4000元，双方纠纷一次性了结。该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对自身权益的一种处分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诉讼中杨培康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调解过程中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也未要求法院撤销已履行的调解协议书，故杨培康要求城中服务所返还余款4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培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培康负担。上诉人杨培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变更原审案由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中部分欺诈内容无效，改判被上诉人退还人民调解协议中部分欺诈的余款40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在于：一、原审判决书案由错误，做了突袭性裁判。原审开庭通知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原审判决书上写的案由是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即原纠纷），但判决是围绕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诉讼代理不作为的法律关系与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法律关系是不相同的，而原审判决书却突然以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案由结案。法律规定，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从而正确适用法律。所以本案案由应变更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针对调解协议的变更、撤销和请求确认无效来进行审理。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请的，可以在法院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举证证明调解协议可变更、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从而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避免作出突袭性裁判。本案中，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是代理原纠纷还是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不明确或者不充分，原审承办法官对此没有依法予以释明，没有依法告知上诉人变更原审诉请，而是在判决书中突然称“也未要求本院撤销已履行的调解协议书”，所以上诉人在原审起诉后未变更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中部分欺诈内容无效，责任在原审法院。二、原审判决故意违背、隐瞒调解过程中关键核心的欺诈事实，支持被上诉人欺诈残疾人。1、原审判决故意违背起诉内容称“经审理查明，现原告以被告没有进行相应代理行为，欺诈人民调解为由，诉至本院”，事实是上诉人“以被告存在人民调解协议欺诈行为，导致双方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进行了代理工作的内容发生争议，现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2条之规定，诉至本院”。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中故意告知上诉人虚假情况--“进行了代理工作”，诱使上诉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在调解过程中对残疾人的欺诈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诉讼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调解过程中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众所周知，民事主体之间的协商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之上。在协商过程中不得有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否则达成的协议将会被撤销或者变更。事实上，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提出在调解过程中，协议不是双方先写上再签订的，而是被上诉人背着上诉人先定下协议内容告知上诉人并首先签名，然后改日由调解员要求上诉人签字。所以该人民调解协议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形成的，上诉人签名前已与调解员说明，先签后再调查是否有欺诈内容。后经上诉人调查，被上诉人背着上诉人先定下告知的调解协议内容，确实存在欺诈，上诉人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至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签名，故依法起诉。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举证的调解协议内容“进行了代理工作”，在原审庭审已质证系虚假，从而证实在调解过程中故意告知上诉人虚假情况，诱使上诉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对此，双方已不存在争议。此外，调解协议欺诈下的双方纠纷一次性了结的文字内容，亦依法无效。被上诉人城中服务所辩称，第一，最高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案由，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的主张可以看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委托和受托民事再审案件中引起的纠纷，上诉人的主张接近最高院公布的十大第一级案由中的第四部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案由”，第二级案由是合同纠纷案由，第三级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案由。原审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判的第四级案由，上诉人陈述原审中立案时是立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所以原审判决的案由是总的案由，根据最高院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判决时理应根据该案的案情来确定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但这仅是瑕疵，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因为法律关系是一样的；第二，上诉人以调解过程中有受欺诈为由，认为部分协议内容无效，应当承担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尤其是认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举证；第三，原审判决没有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第二，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退还人民调解协议中部分欺诈的余款4000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民事案件案由的有关规定，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案由的法律适用依据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即“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本质上应当属于《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即“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属于民间协议纠纷。当事人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的，案由的确定应当按照原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杨培康与被上诉人城中服务所之间争议的核心内容在于，双方对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即城中服务所有无就杨培康委托其代理诉讼杨培康与大康公司纠纷再审一案进行了相关代理工作有不同意见。原审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杨培康认为原审未对其进行释明、做了突袭性裁判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形，故原审未进行释明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杨培康主张，其与城中服务所之间的人民调解协议并不是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拟定并签署，而是城中服务所背着其先定下协议内容并首先签字，然后改日由调解员要求其签字。但这只是协议签订形式的不同，不能证明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不平等协商的情形。且杨培康在原审中诉称“为节约司法资源，先签下调解协议，日后调查城中服务所进行了什么工作，如没有即可认为欺诈4000元”的情况亦表明，杨培康在签署人民调解协议时对于城中服务所进行了代理工作的事实并不是完全相信、而是内心存疑的。杨培康在此种判断下仍选择在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不存在因欺诈导致其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不能以事后调查证明城中服务所未进行代理工作为由主张城中服务所在人民调解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情形，并进而要求城中服务所返还4000元代理费用。综上，上诉人杨培康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培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段若鹏代理审判员  周韵琪代理审判员  吴立春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