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7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健，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张军，系该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杨健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健曾向被告市城管委实名举报车窗抛物违法行为。2014年12月25日，原告杨健向被告市城管委提交了《要求对实名举报事项作出书面答复》的申请，请求被告市城管委逐一查明其举报材料中真实反映的2929起违法车窗抛物事实并逐一作出行政处罚后，在法定期限内就2929起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作出书面答复。2015年2月16日，被告市城管委信访办针对原告杨健的上述申请作出了《市民来信来访件回复》，原告杨健对上述回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13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于2015年2月16日对原告杨健作出的《市民来信来访件回复》并责令其针对原告杨健于2014年12月25日提交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市城管委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1日，该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被告市城管委一直未针对原告杨健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原告杨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受理其强制执行申请。在执行程序中，被告市城管委于同年12月15日作出《关于对杨健实名举报车窗抛物事项的回复》，主要内容如下：2014年12月25日，你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2012年8月5日至2014年5月30日实名举报的2929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回复。经核实，在此期间，我委实际收到举报数为2645起。以上2645件举报中，除开已兑现奖励的1123件，2012年10月18日“有奖举报”正式开始之前举报的163件，新城区515件和“有奖举报”电子邮箱没收到的619件因不符合“有奖举报”的要求，不予奖励。根据法院判决以及“有奖举报”活动对举报资料的审核要求，此前被认定无效的222件和3个军车，重新确认为有效举报，并将于近期兑现奖励，领奖时间以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以上你举报的总共2645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根据《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对车窗抛物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的具体实施工作由各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不属于我委查处，我委已将你的举报移交给抛物行为发生地的区城管委进行处理。2016年5月12日，《武汉晚报》第12、13版刊登了《关于对从机动车内向外抛掷废弃物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书》以及2012年至2013年一批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名单，《关于对从机动车内向外抛掷废弃物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书》相关内容及后续名单也已分批在武汉城管官网上公告。原告杨健对上述答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杨健要求确认被告市城管委超期作出《关于对杨健实名举报车窗抛物事项的回复》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正是因为被告市城管委未按期履行本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139号行政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故原告杨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市城管委在原审法院执行部门强制执行期间作出了上述答复，现原告杨健通过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重复审查，确认该行为的合法性，有违行政诉讼的效率原则，对该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杨健要求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对杨健实名举报车窗抛物事项的回复》并重新作出回复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市城管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举报奖励活动以后，原告杨健多次向其实名举报违法行为人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原告杨健实际上兼具违法行为举报人与被奖励人双重身份。作为违法行为的举报人，《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受理举报人的投诉并将处理情况回复投诉人。原审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139号以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4号行政判决书正是基于此作出的裁判。作为投诉举报人，行使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投诉请求权，目的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就属于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审法院注意到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对杨健实名举报车窗抛物事项的回复》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原告杨健2012年8月5日至2014年5月30日实名举报多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效力及兑现奖励的认定；二是根据其职责，将相关违法行为线索移交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区城管委进行处理及将处理结果分批予以公告。上述回复内容并未侵害原告杨健作为投诉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至于原告杨健认为该答复书中认定的举报案件数量不准确，涉及侵害其被奖励的利益，那是其作为被奖励人身份行使的权利范畴，与本案诉之起源不能混同，不宜一并列入本案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健负担。
上诉人杨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且因原审法院执行机构无权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故（2017）鄂0102行初65号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所称“原告杨健通过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重复审查”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拒绝依申请调取证据，损害上诉人诉权，严重影响审判公正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对投诉举报人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问题，即投诉举报人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提起行政诉讼。通常情况下，对投诉举报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来判定：一是要看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有关事项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的权利；二是要看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关于投诉举报请求权规范的目的不是在于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私益的保护，而是为了吸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弥补行政执法能力的不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则行政机关对于举报事项的处理或者不作为，与公益举报人是不存在利害关系的，因此举报人就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就本案而言，杨健举报的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涉及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领域。对此，《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整洁、优美市容环境的权利，同时负有维护市容整洁、保持环境卫生的义务，对破坏市容环境卫生和损坏环境卫生设施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第五十一条规定：“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执法巡查制度、市容环境卫生投诉受理制度，及时发现和查处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该条例明确赋予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破坏市容环境卫生违法行为有投诉举报的权利。但该条例对投诉举报制度的立法目的，很显然旨在调动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城市环境的建设、维护和管理，为行政机关查处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法规的行为提供线索和证据，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全力创造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保障公众身体健康。本案上诉人就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向被上诉人举报，要求被上诉人“逐一查明其举报材料中真实反映的2929起违法（车窗抛物）事实；对其举报事项中查证属实的违法（车窗抛物）行为逐一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在法定期限内就其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依法逐一作出书面答复”，就是要求被上诉人对其举报事项作出处理并回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向行政管理机关举报，应予提倡和鼓励。虽然《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的，应当依法办理，并将处理情况回复投诉人”的职责，被上诉人根据此规定，对上诉人也作出了有关书面答复，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举报事项所作的处理，包括答复或者不答复，均与上诉人自身合法权益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其合法权益不会造成实际损害或者形成不利影响，由此上诉人也就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但鉴于原审法院已作出实体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对上诉人而言也并无不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杨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莉荣
审 判 员 沈 红
审 判 员 俞 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王 瀚
书 记 员 祁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