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幸福助老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李宗先，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启龙，浙江瑞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望，常务副理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杭州倾听名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原杭州倾听名家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洪练福，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省幸福助老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倾听名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告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民初字第1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基金会的业务范围为资助老年社会福利项目，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资助特困老年人等。广告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国内广告，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会议以及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2014年10月底始，基金会与广告公司就举办浙江省老年春节联欢晚会进行协商。2015年1月5日，基金会支付广告公司5万元。同年1月8日，基金会与浙江省社会组织联合会、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三方联合发文定于2015年2月10日在之江饭店举办首届浙江老年春节联欢晚会，所需经费由发起单位负责筹集。同年1月10日，基金会支付广告公司10万元。同年2月6日，基金会作为甲方，广告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落款日期为1月5日的合作协议一份，双方就2015年2月10日在杭州举办“幸福老年梦—2015首届浙江省老年春节联欢晚会”达成如下内容：甲方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要求本次晚会突显“公益、爱心”宗旨，体现幸福助老的原则；甲方支付乙方活动款项50万元，用于保证此次活动顺利进行（此款项未含省电视台播出费，播出费另计）；乙方为本次活动承办方，通过积极策划、运作等工作，确保整台晚会主题明晰、倡导爱心助老、创新节目内容，具有一定文化品味；乙方负责整个活动的节目创作、设计、编排、主持人、演员邀约、舞美设计、制景音控等（晚会节目流程另附）；乙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控制好晚会的成本，本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让规定经费发挥最佳效果；甲方分三次支付经费给乙方，第一次于2015年1月5日前支付本次活动的启动费15万元整；第二次于2015年2月5日前向乙方支付15万元整；第三次于2月13日前向乙方支付余额20万元整。当天，基金会向广告公司支付15万元。广告公司准备晚会的嘉宾入场券、节目单等。2015年2月10日，在之江饭店举办“幸福老年梦—2015首届浙江省老年春节联欢晚会”，该节目于同年2月22日和23日在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两次播出。浙江老年报、协办单位浙江之信控股集团也予以报道。2015年2月，广告公司因基金会的要求向基金会提供晚会经费开支清单一份，同时向基金会开具金额为50万元的发票。同年3月13日，广告公司向基金会发函要求支付余款20万元。同年3月23日，基金会要求广告公司提供明细账目，并附上每笔付款凭证复印件。同年3日24日及31日，广告公司委托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向基金会发律师函要求基金会支付余款20万元。2015年3月31日，基金会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广告公司提供其承办的2015年首届浙江省老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全部经费开支明细清单及附件资料，广告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基金会支付余款20万元及此款自2015年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基金会、广告公司自2014年10月底开始协商、2015年1月初基金会预付广告公司15万款项，到2015年2月6日即晚会举办前几天签订《合作协议》，可见双方对于晚会的流程、节目内容已经过充分沟通，该《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广告公司作为承办方，已按约举办2015年首届老年春节联欢晚会，基金会理应按约支付广告公司相应价款。现基金会尚有20万元款项逾期未付，故广告公司要求基金会支付20万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基金会认为双方间系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内容，双方之间不存在此关系。《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广告公司应向基金会提供经费开支明细清单，同时公开经费开支也非广告公司的法定义务，故基金会要求广告公司提供晚会的全部经费开支明细清单及其附件资料，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基金会支付广告公司款项20万元及此款自2015年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上述款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基金会的诉讼请求。如基金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50元，合计2230元，由基金会负担。
宣判后，基金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上诉人作为慈善机构，区别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法律对其监管和要求更加严格。本案所涉的浙江省首届老年春节晚会纯属公益慈善性质，有鉴于被上诉人曾经参与策划、组织过大型活动，熟悉媒体界，而且表示完全出于公益之心参与并协助举办本台晚会，故上诉人将本台晚会交由被上诉人举办。晚会结束以后，基于本台晚会捐赠人的强烈要求，以及上诉人自身慈善活动审计的需要，要求被上诉人提交经费开支明细。因此，上诉人出于接受社会监督的目的，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公开经费开支明细。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及的多项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均没有在判决书中予以阐述。尤其是“被上诉人是否有举办演出资质，参与晚会演员是否盈利，50万元的经费开销是否合理，开支明细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等对案件极为重要的问题，双方在庭审中均有过辩论，但在判决书中均未涉及。原审法院无视这些客观事实和问题，仅以双方合同未作约定为由，单方面支持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关于本台晚会主办与承办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与被委托关系。事实上，基于有关法律、法规对于“公益基金会”的特殊监管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经费开支明细清单虽然没有合同约定，但作为法定义务，双方当事人仍然应当依法履行。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一家经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专门从事助老、爱老等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需要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从事各项活动。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五条之规定，使用爱心捐赠款进行公益活动，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并接受政府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接受爱心捐赠人的查询和监督。被上诉人既非文艺表演团体，又非演出经纪机构，不具有承办营业性演出的资质，而且也并未向文化主管部门报批并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这显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而导致双方的《合作协议》无效。原审法院仅仅依据合同法有关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原则作为法律依据，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将会带来一系列极其不利的社会影响。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经费开支明细清单并非故意拖欠合同款项，而是为了了解经费的实际使用情况。同时，上诉人作为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也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原审法院如此简单地判决，完全不顾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不难预见，将来社会上更多的基金会或者其他公益机构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瞒天过海，而无需对任何机构、团体、个人进行说明详细信息，只需简单地罗列一份清单，就可以将捐赠人的钱物随意处置，那将导致非常可怕的信任危机，也必将严重损害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综上，上诉人基金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广告公司提供符合民政部门规定的整个活动明细清单，即具体费用以及支付相应费用的凭证，如广告公司提供了，基金会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费用；一、二审诉讼费由广告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倾听名家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将其自身应当承担的公开义务做任意扩大解释，强加到被上诉人身上，显属不当。上诉人属公益法人，其所有款项的收支需要向社会、捐赠人公开，接受监督，确无异议。但上述公开义务仅系针对上诉人自己，而非针对上诉人的所有交易对象或相关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都是约束上诉人的法律，并没有约束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一个营利性法人，只需要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和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举办了老年春晚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且全额开具了50万元的发票给上诉人，已经全面地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经费开支明细，当然属于自身商业秘密，也系活动中其他参与各方的商业秘密。就算不属于商业秘密，被上诉人也没有将经费开支明细提交给上诉人的义务。上诉人提出如此要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将自身的非营利性要求做任意扩大解释，强加到被上诉人身上，显属不当。上诉人系公益法人，其主办公益性晚会当然不能借此营利，但非营利性仅仅是对活动主办方的要求，合同其他参与方当然有权取得合法的利益。如果上诉人认为公益性晚会的所有参与方都不能营利，那么上诉人可以自己来组织这样的一场晚会，看有没有人愿意参与演出，看有没有人愿意提供场地，看有没有人愿意免费播出。如果全部免费，上诉人根本就不需要向捐赠人筹集资金了。公益是高尚的，但如果举着公益的大旗就可以要求所有人付出，只承担义务，不享受权利，这样的”公益”无疑是可耻的。组织一台大型的晚会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到参与活动的各个方面，内容复杂、繁琐，而且涉及到文化艺术方面，很多都是无价的，或者至少是无法定价的。假如被上诉人提供了开支明细，某个演员出场费两万，上诉人一定又会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该演员成本价为何是两万，为何不是一万，不是五千的依据了。三、一审判决没有被所谓的”公益”绑架，坚守了法律的底线，体现了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如果本案一审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将上诉人应当承担的公开、非营利义务强加给被上诉人，那才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灾难。试想，如果交易的相对方、相关方都要承担公开、非营利义务，那么谁还敢和公益组织打交道，谁还敢参与政府采购。如此，公益慈善事业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作为营利性的法人，只需要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并报出自己心目中的价格，由公益组织、政府采购机关做出选择。公益组织的合同相对方、相关方只需要证明自己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或服务，而公益组织为何选择以这样的价格来购买这样的产品或服务，则是公益组织自己需要向公众去说明的问题。公益事业确实是高尚的，但公益事业需要接受不特定公众的捐赠，因此有必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因此，做公益事业，还需要考验团队的组织管理水平，考验团队的法律意识。公益组织同样应该优胜劣汰，应该让那些组织严密、管理水平高、法律意识强的公益组织得到社会的认可。综上，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基金会与被上诉人广告公司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杭州倾听名家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经工商登记更名为杭州倾听名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虽然案涉《合作协议》实际签订时间2015年2月6日晚于落款时间2015年1月5日，但基金会与广告公司自2014年10月底开始协商、基金会于2015年1月5日、1月10日、2月6日分别支付广告公司款项5万元、10万元、15万元，且在《合作协议》订立后四日即2015年2月10日就举办了晚会，可见双方已经对合作举办晚会事宜进行了充分磋商，并在《合作协议》签订前已经开始履行部分协议内容，因此，该《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基金会二审中主张系受骗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实为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以及《合作协议》无效等，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现晚会已经举办完毕，基金会尚未依约履行于2015年2月13日前支付尾款20万元的义务，基金会主张广告公司提供符合民政部门规定的活动明细清单及凭证并以此作为支付20万元尾款的前提条件，不仅与合同约定不符，亦非《合作协议》中广告公司的法定义务，并且基金会将自身的法定义务在无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合作方广告公司承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基金会无法定或约定的正当理由未依约于2015年2月13日前支付尾款20万元不当，一审法院判决基金会支付尾款20万元及相应利息正确。综上，上诉人基金会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0元，由浙江省幸福助老基金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