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970号
原告：陈光正，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
委托代理人：陈剑平、张璐，依次为广东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
被告：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297号104、114、115、116房，组织机构代码69868788-6。
负责人：雄清华。
委托代理人：唐玉江，系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昌南新城象湖路2188号，组织机构代码79476767-5。
法定代表人：卜海国。
原告陈光正诉被告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公司）、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力广州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光正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剑平，被告海力广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玉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海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光正诉称：2014年4月25日，曾庆林代表被告海力广州分公司（原名海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2014年5月12日变更现名）与原告签订《广州东塔C区地下室及裙楼钢筋分项工程承包合同》，将“广州东塔C区地下室及裙楼钢筋制作安装分项工程”发包给原告。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工程钢筋制安单价按750元/吨低价，套筒按2元/个安装计价，上述综合单价包含所有完成钢筋制作安装项目所需的材料费、机械（具）费、工具费、人工费、工效费、窝工费、赶工费、工程质量奖、文明施工费、弹线放样费、场外住宿费、利润、劳动保护费、个人所得税、风险费、垫款等。2014年8月2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制作安装在原合同单价基础上增加500元/吨。合同签订后，原告立即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并完工，但被告并未按期支付工程款，经原告一再催索并求助于劳动部门，在天河区猎德劳动部门主持下，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于2015年2月6日进行了结算，海力广州分公司确认工程量总价为5508491元，扣除原告的日常借支、其他开支、所有后期罚款及修补捐款等4408435.5元，尚应支付给原告1101495.5元。双方还于2015年2月9日签署《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的补充协议》，确认于2015年2月6日与原告办理完结算手续、确认结算工程款已按照100%支付，海力广州分公司按原告提供的欠薪工资标依次代发，超出本次工程款1101495.5元的部分由原告自行支付。但海力广州分公司并未按照补充协议履行约定义务，仅现场发放398449.3元，转账支付40万元，尚欠余款303046元至今未付。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责任和义务，海力广州分公司应当按照承包合同、工程结算清单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全部工程款及工人工资。现海力广州分公司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迟迟未付，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立即支付所欠工程款及其利息。被告海力公司系设立海力广州分公司的法人单位，应当对海力广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两被告立即支付工程款303046元及其利息12626.9元整（按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12月14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两被告立即支付律师费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海力广州分公司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已足额发放工程工资，且该案经政府部门进行处理，已经处理完毕。1、原告利用其农民工的身份不断敲诈勒索被告，在履行合同中多处违反合同约定。2014年4月25日，我方与原告签订合同，约定钢筋制作安装单价为750元/吨，经我方察看劳监部门的材料，我方与总包约定单价为747元/吨。后来，原告带工人进场后，并非积极履行合同，而是消极工作，甚至威胁我方，严重影响生产进度，强迫我方提高工价，面临总包的压力及工程进度，考虑我方的违约责任，我方不得不在2014年8月21日将每吨单价增加500元，仅此一项，导致我方增加531940元的支出。2、根据合同第五条约定，造价包含了所有费用（包括人工费、窝工费、签证等费用），这属于包干价。在2015年2月6日双方办理结算时，原告提出要求我方补偿所有的签证及窝工费，仅此一项达到589431元。对于2015年2月6日的结算，我方不同意该结算价，没有我方项目经理曾建林、安全员、仓管的签名，现在仅有被告公司工长“曾某某”签名。2015年2月9日《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第一条已明确我方与原告履行合同过程中已结清所有工程款及所有费用，但原告利用其工人众多、政府维稳的压力，自2015年2月5日在施工工地打横幅、闹事。劳监部门介入处理后，虽我方对2015年2月6日的工程量结算并不认可，但迫于压力，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我方不得不额外承担110万元的工人工资。我方按政府要求替原告支付工人工资，这在《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第二、三条已明确。但在《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又提出被告必须支付40万元才同意不让工人闹事，后来我方与政府部门均同意了原告的要求，其他由我方以现金70多万元发放工资给工人。原告于2015年2月5日组织工人闹事，2月9日工人领取了工资已回老家，在此之后，我方与劳监部门再也没有接到工人的投诉。劳监部门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方。原告主张其发放了70万元工资，该主张在《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右下角以手写添加内容，该手写内容没有我方签字认可，我方也不可能同意原告该主张。《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已详细约定由被告代发工人工资。3、经原告在媒体投诉、政府投诉，我方迫于各方压力已解决好工人工资的问题。劳监部门的材料2015年2月5日笔录显示工人到场闹事，证明原告没有发放工资，否则工人不会在场闹事。《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是原告带律师起草的，协议已明确双方已结清工程款430万元；确定由被告按照110万元代原告发放工人工资；确定超过110万元部分由原告承担；原告承诺430万元工程款的工资已发放，其他纠纷与我方无关。我方已按该协议履行完毕。根据合同约定，我方享有5%的工程款余款待结算后6个月付清，但考虑到实际情况，我方认为5%的工程款也已付清原告。综上所述，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海力公司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5日，被告海力广州分公司（甲方，下同）与原告（乙方，下同）签订《广州东塔C区地下室及裙楼钢筋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约定：甲方将广州东塔C区地下室及裙楼钢筋制作安装分项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发包给乙方，工程性质为框架、剪力墙结构；承包形式为包工不包钢筋主料（包辅料）；承包范围为工程项目内所有钢筋制作安装项目包括主体结构和其他构件的钢筋制作、安装、各种预埋预留工作……（第五条第一条）本工程钢筋制作单价按750元/吨计价（包干闭口价不受市场劳力工资浮动的任何影响），不影响进度的情况下按此单价计算，否则按750元/吨70%结算，套筒按2元/个安装计价……（第五条第二款付款方式）乙方每月15日前申报上月进度款申请，按现场完成的工作量，按月进度支付完成量的85%，并按甲方支付管理流程按实提供乙方工人工资支付表，甲方审核后在20天内支付，封顶并决算完后付至完成量的95%，余款待竣工验收后决算完六个月内付清；（第五条第四款）工程完工后一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报送工程结算书、计算底稿、双方来往函件、签证单、单价审批文件等资料，甲方收到乙方完整结算材料后三个月内进行审核，乙方逾期一个月未报送结算资料，甲方有权自行对乙方办理结算，乙方不得持有异议；本合同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工程完工并结清尾款后自行终止；等条款。上述合同的甲方落款处有海力广州分公司盖章及“曾建林”签名，原告及海力广州分公司均确认上述签名人员是海力广州分公司的项目经理曾建林。
2014年8月21日，海力广州分公司的项目经理曾建林（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制作安装在原合同单价基础上增加500元/吨；等内容。
2015年2月6日，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工长曾新平就案涉工程共同签署一份《海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工程结算清单》，记载：工程款总计5508491元，工地借支总计4408435.5元，应得工程款1100055.5元+1440元（医药费不扣）=1101495.5元。上述结算清单落款处从左至右依次列有总承包单位盖章、项目经理签名、工长签名、安全责任签名、仓管签名和班组负责人签名六栏，其中工长一栏有曾新平签名、班组负责人一栏有原告签名，其他栏均无签名或盖章。原告称曾新平是曾建林的侄儿，有权代表（没有书面授权）被告与原告签署结算清单，因为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都是由曾新平进行管理，并确认工程量，有任何问题也与曾新平进行沟通，并由其解决。海力广州分公司称因为结算价必须经项目经理、工长、安全员、仓管签名才有效，而该结算清单只有其工长曾新平（其无权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签字，所以其对结算价格5508491元不予确认，其确认的结算价格为4408435.5元。
2015年2月9日，海力广州分公司与原告就案涉工程签署《关于钢筋班组（陈光正）劳资纠纷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纠纷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达成以下共识：海力广州分公司与钢筋班组（陈光正）自2014年4月25日进场以来所有工程款及合同外的费用均已结清，钢筋班组（陈光正）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海力广州分公司提出补偿要求；海力广州分公司已于2015年2月6日与钢筋班组（陈光正）办理完结算手续，在海力广州分公司替钢筋班组按照剩余工程款的代发完欠薪工资后海力广州分公司与钢筋班组（陈光正）及其工人再无任何关系；本次结算工程款已按照100%支付，钢筋班组（陈光正）本次提供的欠薪工资表海力广州分公司将替钢筋班组（陈光正）依次代发，超出本次工程款1101495.5元的部分由钢筋班组（陈光正）自行支付；钢筋班组（陈光正）承诺其所有工人工资均已全额发放至工人本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钢筋班组（陈光正）的任何欠薪及劳资纠纷均与海力广州分公司不产生任何关系。原告所持有的上述协议乙方落款下方地脚处还有“本人已付703046.20元由海力广州分公司转账到工行卡622208360200881833户名：陈光正，另外398449.30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发放和转卡”手写文字。被告称上述手写文字是原告自行添加，未经其签字确认。
2015年12月1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中，本院依海力广州分公司申请向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调取了案涉工程工人工资纠纷的劳动保障监察档案（其档案保存的《纠纷补充协议》、第35、36、37、38、47、48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均为复印件），显示：1、海力广州分公司项目经理曾建林于2015年2月5日接受劳动保障监察员调查询问时称陈光正班组的总工程款是530万元，其公司已支付陈光正430万元；陈光正班组有90多名工人，每月工资由其公司每月按照进度的85%支付给陈光正，再由陈光正支付给工人。2、该档案中保存的《纠纷补充协议》（复印件）与原告持有的《纠纷补充协议》内容一样，但其中落款处的签名笔迹及乙方落款处下方地脚位置的手写文字的笔迹不完全相同。3、位于档案第35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显示发放日期为2015年2月9日，需发放工资人员有邓杏强等8人（均书写有身份证号码），邓杏强等8人以签名并加盖指印方式领取了各自的工资，各人工资金额从12000元至45253.2元不等，总计领取金额为208853.2元。4、位于档案第36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显示发放日期为2015年2月9日，需发放工资人员有曹伟波、叶名峰、叶小明、陈敬源等7人（均书写有身份证号码或银行卡卡号），其中曹伟波、叶名峰以签名并加盖指印方式领取了各自的工资，叶小明一栏书写有“陈光正（代）”并加盖有指印，叶小明等三人对应的备注栏分别填写有手机号码，该表中第7人的领款人签名一栏书写有“计189596.08”（该金额等于7人应发放工资金额的总额）。5、位于档案第37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显示需发放工资人员有张怀瑞等23人（仅前面四人书写有身份证号码），领款人一栏均签有各人手写姓名，其中刘学明、刘树涛、刘庆三人对应的备注栏另有相应签名及加盖有指印，以上工资金额合计559987.42元。6、位于档案第38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显示需发放工资人员有焦如华等3人（未书写有身份证号码），领款人一栏均签有各人手写姓名，以上工资金额合计143058.8元。7、位于档案第47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含有第37页《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除备注栏内三个签名及三个指印外的全部内容（且笔迹相同），并增加有其余18名需发放工资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仍有2人未填写身份证号码）、有十余人对应的备注栏填写了手机号码（其中刘学明、刘树涛对应的备注栏也填写了手机号码）。8、位于档案第48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含有第3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复印件）的全部内容（且笔迹相同），并增加有3名需发放工资人员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
本院并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猎德街道办事处劳监中队的副队长钟光炜（该案经办人）进行调查，钟光炜称：海力广州分公司代表曾先生在《纠纷补充协议》签好后就去取钱，并当场发工资。我知道双方签订了这份协议，但具体签订过程我在场但没看谁先签名的，所以不知道谁先签名的，也不知道双方拿到的协议是否都有右下方的手写文字，协议签好后，我拿了两份复印件，后来整理材料只拿了一份入卷，不知道当时是谁给我复印件的。档案中有三份工资发放表（分别是第35、36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第37、3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三份都是当时现场拿到的，但不记得三份分别是谁给的。当时发工资我有在旁边看，工人有20人以上，他们每个人依次领钱，并在发放表上签名，但不清楚是在哪一份上签名。其中第37、38页的发放表备注栏上有三个工人签名，是在我单位保管的复印件上签名的，为了证明双方劳资纠纷已处理完，过完年后，陈光正带的三名工人来我单位，称他们有收到工资，并在我们保管的一份复印件上亲笔签名，并盖手印。当天发完工资后，双方都走了，并未提出有什么问题，两人也没有再闹事，我们就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不清楚被告现场到底发了多少工资。也无法确定发放表上的工资是不是全部是当天现场发的，还是事后发的。我确定当时在场的20个以上的工人（具体人数不确定）都有领到工资，所以他们才愿离开的。
关于2015年2月9日现场发放工人工资的具体经过及本院调取的劳动保障监察档案第35、36、37、38、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的形成经过，原告称2015年2月9日在劳监部门主持下签订了《纠纷补充协议》一式三份，由于该协议文字确认“双方已经结算并将乙方应得工程款1101495.5元100%支付完毕”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原告在签名时在三份协议文本右下角均添加了“本人已付703046.20元由海力广州分公司转账到工行卡622083602008818335户名：陈光正，另外398449.30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发放和转卡”，即该协议实际内容是对双方于2015年2月6日工程款结算表的确认和海力广州分公司将100%付清乙方工程款1101495.5元的承诺；《纠纷补充协议》签订当天，在劳监部门主持下，根据原告提供的工资表一（第35、36页《工资发放表（实际）》）工资398449.3元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向工人支付，工人当场在工资表一上签名；工资表二（第37、3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工资703046.2元则按照《纠纷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支付给工人，海力广州分公司应将该款转账支付给原告，但海力广州分公司仅在2015年2月15日通过何永玉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了40万元，尚有303046.3元至今未付；关于工资表二703046.2元的支付情况，有的在此前已经由原告支付给了工人（如刘学明、谭新、姚雨梅、谭少柱、姚文香、杨碧英、谭少云、谭少和、陈细仁、蔡伙带、陈洪波、张怀瑞等），其余部分在补充协议签订后由原告支付(如刘庆、刘树涛等)，有的由原告汇款支付后由原告或者工人的亲友代签，有的由工人亲自领取后签名，原告发放完毕后再将工资表二（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交由劳监备案，这也就是为什么第37、3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与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的名单和金额完全一致（重复），但在签收栏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即劳监部门要求原告在发放完工人工资后交工人签名的工资表补充提交备案。海力广州分公司称2015年2月9日下午，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的相关人员曾新平起草了《纠纷补充协议》初稿交各方协商，该初稿由曾新平在东塔办公室6楼录入电脑，并把电子版发给海力广州分公司东塔项目经理曾建林，经曾建林同意后，授权海力广州分公司代表何永玉打印一式两份，先由何永玉签字之后，拿到东塔一楼保安室交陈光正签字；陈光正正式签署《纠纷补充协议》时间为2015年2月9日下午两三点左右，当时在场人员有曾新平、保安室的值班保安、猎德劳监钟队长、陈光正及陈光正一方的其他有关人员；在曾新平将海力广州分公司已经签字的《纠纷补充协议》交陈光正签字时，陈光正未经海力广州分公司同意擅自在协议尾部添加“本人已付703046.20元由海力广州分公司转账到工行卡622083602008818335户名：陈光正，另外398449.30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发放和转卡”，对于该添加文字海力广州分公司不予认可，也没有签字确认；协议签订之后，2015年2月9日四点左右，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制作工人工资发放表，该工人工资表由陈光正提供名单及金额，交海力广州分公司审核同意，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的财务人员何永玉在东塔保安室向工人现场发放现金；因当时现金有限，陈光正提出由于部分工人是其老乡，由其代领，海力广州分公司及总包方也同意了陈光正的要求，事后转账40万给陈光正，其余701495.5元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发放给工人，工人在工资表上签字领取；海力广州分公司发放之后，将工资表交猎德劳监备案，也给了陈光正一份复印件，即第35、36、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陈光正将其持有的一份《纠纷补充协议》复印件交猎德劳监备案；海力广州分公司在2月9日现场发放时核对工人的身份证信息及金额，由工人签名，海力广州分公司发放现金701495.5元；当时总包方为了稳妥起见，还拍摄了现场发放的照片；对于猎德劳监资料中的第37、38页的工资表不是由海力广州分公司制作与提供，海力广州分公司不清楚其过程；2月9日现场发放工资之后，总包方中国建筑、猎德劳监、猎德派出所均妥善处理了该纠纷，之后工人没有再找过海力广州分公司，也没有找过政府有关部门。另，海力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3月7日庭审中陈述在2015年2月9日，在劳监部门主持下，第35、36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的工资全部以现金方式由其发放给实际在场的工人，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的工资中有40万元是转账形式支付给原告个人，剩余30多万元工资也是在劳监部门主持下发放给实际在场工人；于2017年3月8日庭询中陈述第35、36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的工资是原告2015年2月9日自己组织现场发放工资，这些款项包含在海力广州分公司转账给原告的40万元中，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的工资是海力广州分公司当日拿现金到现场组织发放工资的。
另查，2015年2月15日，案外人何永玉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40万元。原告及海力广州分公司均确认上述40万元属于海力广州分公司事后转账给陈光正的工人工资。另，原告及海力广州分公司均确认2015年2月6日之前海力广州分公司实际支付给原告的案涉工程的工程款为4408435.5元。
另，海力广州分公司是被告海力公司设立的分公司。
海力广州分公司还提供了11张照片（共同显示有12人手持现金）用于证明其在2015年2月9日现场足额发放了工人工资。原告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当时现场发放工资398449.3元，不是足额发放。
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原告为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个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合同》应属无效。由于原告称其基于认为《合同》有效提起本案诉讼，故本院依法向原、被告双方作出上述释明，并告知原告有权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则表示其坚持原诉讼请求，并认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两被告支付的工程款性质为垫付的工人工资。
本院认为：《合同》是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但因海力广州分公司作为海力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因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需由海力广州分公司承担的民事责应由海力公司承担。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案涉工程的结算价金额是原告主张的5508491元还是海力广州分公司主张的4408435.5元。本院认为应采信原告关于结算价金额为5508491元的陈述，理由如下：1、海立广州分公司项目经理曾建林在劳监部门的询问笔录中已经承认案涉工程的总价是530万元。2、从《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来看，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支付进程是按月进度支付完成量的85%，结算完后付至完成量的95%，剩余5%待竣工验收后决算完六个月付清，由此看来按照约定的进程来付款的话通常在双方签署书面结算文件或确认结算价时还应当有10%的应付款处于未付状态。而海力广州分公司主张的结算总价4408435.5元仅为日常借支加上扣款组成，与上述约定的进程不符，也不符合先结算再付剩余款交易常态。3、《海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工程结算清单》显示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的工长在2015年2月6日确认的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总计应为5508491元；海力广州分公司确认《纠纷补充协议》已经过其项目经理曾建林同意并授权其财务签署，而该协议第二条也表述双方在2月6日办理完结算手续，该内容与上述《海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工程结算清单》签署时间吻合，况且未见海力广州分公司曾对其所持有的该份结算清单中的结算总价金额提出过异议。综上，应认定双方最终结算的案涉工程结算价为5508491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劳监部门档案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中部分工人工资303046.2元是否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直接支付给工人了。本院认为应采信原告关于上述303046.2元并非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直接向工人支付的陈述：1、从海力广州分公司关于《纠纷补充协议》签署经过的陈述来看，双方在《纠纷补充协议》上签名时还未向工人发放工人工资，由此可见，《纠纷补充协议》中第三条“本次结算工程款已按照100%支付”的内容应理解为双方达成于当日付清案涉工程款的一致意见，而非双方确认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在双方签署该协议时已经实际付清。2、《纠纷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由海力广州分公司替原告代发欠薪工资表（不超过工程款1101495.5元），海力广州分公司作为付款义务人应就其替原告代发上述工人工资承担举证责任，而从本院依海力广州分公司申请所调取的有关劳监部门档案来看，其一，海力广州分公司在2016年3月7日庭审中称其在2015年2月9日签署完《纠纷补偿协议》之后对现场的工人发放了劳监部门档案第35、36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中的全部工资和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中的部分工资。原告及海力广州分公司均无争议的劳监部门档案第35、36页《工资发放表（实际）》显示领款人一栏均有相应签名并加盖指印、备注一栏均无填写联系电话，但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显示领款人一栏只有签名而无加盖指印、备注一栏填写了绝大部分工人的联系电话，若前后二表的工人均系在现场实际签名领取工资，前表中工人加盖指印、后表中工人不加盖指印的不一致做法不太符合常理，前表中不填写工人联系电话、后表中却填写绝大多数工人的联系电话的不一致做法也比较奇怪。其二，原告及海力广州分公司均称原告在《纠纷补充协议》签署当日当原告进行签名时由原告在其签名下方的地脚位置书写了“本人已付703046.20元由海力广州分公司转账到工行卡622083602008818335户名：陈光正，另外398449.30由海力广州分公司现场发放和转卡”文字，海力广州分公司虽辩称其不认可原告上述手写文字，但未见其就此提出书面异议，反而是在此后2015年2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40万元款项。尽管海力广州分公司又辩称系因其2015年2月9日现金不足而同意原告代部分工人领取工资才在此后支付上述40万元款项给原告，因此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中有40万元款项是转账给了原告、其余则在2015年2月9日现场逐一发放给了工人。但海力广州分公司在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中对此既未将现场发放人员和由陈光正代领人员作出明显区别，也未对此作出特别备注或说明，又未见其有其他证据佐证其该项辩称意见。海力广州分公司上述说辞实难令人信服。相反，原告对于第47、48页《工资发放表（实际）》形成经过的陈述与其在2015年2月9日在《纠纷补充协议》上手写的文字内容及海力广州分公司几日后向其支付40万元款项的事实的相互印证程度明显高于海力广州分公司上述陈述。其三，在2016年3月7日庭审中和在2017年3月8日庭询中，海力广州分公司关于2015年2月9日现场以现金方式发放的工人工资位于哪几页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及其几日后转账给陈光正的40万元款项属于哪几页《工资发放表（实际）》项下的陈述，是互相矛盾的。其四，海力广州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2月9日的现金来源情况，未能证明其在现场提供了七十余万元现金用于发放工人的工资。综上，海力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在2015年2月9日现场发放的工人工资金额超过了原告所主张的现场发放金额398449.3元，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关于海力广州分公司在2015年2月9日现场发放的工人工资金额为398449.3元的陈述依法予以采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述《合同》虽被认定无效，但鉴于原告组织人员对案涉工程实际进行了施工，且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也已经结算完毕，根据公平原则，海力广州分公司仍负有按照结算金额向原告支付案涉工程的剩余工程款的义务。《纠纷补充协议》第三条虽然约定了剩余工程款1101495.5元以海力广州分公司代原告向工人支付工资的方式付清，但从原告在《纠纷补充协议》上其签名下方地脚位置书写手写文字的行为及被告于2015年2月9日现场发放了工人工资398449.28元、此后于2015年2月15日向原告支付40万元款项的行为来看，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也并未完全按照上述约定的方式履行支付上述剩余工程款的义务。鉴于上述1101495.5元剩余工程款中海力广州分公司至今未付的303046.22元的工程款的直接相对方仍为《合同》当事人原告，而海力广州分公司与原告的工人也无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亦在《纠纷补充协议》承诺自2015年2月9日签署该协议后的欠薪及劳资纠纷均与海力广州分公司不产生任何关系，且海力广州分公司也表示此后未有工人再去找过其闹事，故从减轻双方当事人讼累角度出发，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本院对原告要求海力公司支付工程款303046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至于上述303046元工程款的利息，从《纠纷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看，原告与海力广州分公司就《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付款时间已经作出变更，但又未见双方约定新的付款期限，应视为双方对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现原告要求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12月14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至付清之日止，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被告海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依法作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陈光正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303046元。
二、被告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陈光正支付上述工程款的利息（以30304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5年12月1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陈光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260元，由原告陈光正负担280元，被告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9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 雯
人民陪审员 唐华荣
人民陪审员 曾昭晖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神晓琳
蒲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