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68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根保，男，195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琴，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玉兰，女，195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琴，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姚君依，女，197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琴，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润泽，男，汉族，2013年4月18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办事处平昌关镇河下街1，公民身份号码4115022013********。
法定代理人（周润泽母亲）：姚君依，女，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办事处平昌关镇河下街1。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琴，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周辉，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登俊，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韩光红，女，198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登俊，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宝磊，男，199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支超，男，198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因与被上诉人周辉、韩光红、杜宝磊、孙支超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5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根保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5750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中几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划分过轻，应进行必要调整，一审判决赔偿数额过低，有失公允：1、关于周辉责任划分，首先周辉系辉宏公司老板，饭局系其组织的业务招待，周某作为员工受命“陪酒”，喝酒中周辉未阻拦，对周某生命和安全不管不问，应认定具有间接故意的过错，而承担较重的法律责任；2、关于杜宝磊、孙支超的责任划分，二人始终参与共同饮酒，且与周某距离最近，容易发现周某是否醉酒等信息，具有及时通知、协助救护等道德上的义务，二人行为对损害后果发生具有原因力，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人发现周某深度昏睡后，应当能够判断可能出现的后果，及时送医治疗，而非安置休息，一审仅判决4%责任显失公平；3、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过程过于草率；4、周某系家中独子，且有父母孩子需要照顾，一审判决难以抚慰全家创伤。我们认为几被上诉人应该承担50%的责任，周辉和韩光红承担30%责任，杜宝磊、孙支超分别承担10%责任。
周辉、韩光红答辩称：1、我们认为两被上诉人无过错，无侵权行为发生，故两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2、周某的死亡系其自行与KTV服务人员饮酒过程中造成的。
杜宝磊、孙支超答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两被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参与者，晚餐和晚上唱歌组织者分别是周辉和死者，在KTV唱歌的过程中两被上诉人并未与死者有过多的共同饮酒行为，死者是因为与KTV领班及陪酒人员过量饮酒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2、死者周某当时40岁，杜宝磊才24岁，孙支超年仅27岁，死者应当具有更强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责任意识。关于责任划分，我方认为不能高于周辉和韩光红的责任比例，并且不能超过4%，在一审中两被上诉人是出于人道主义才没有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
周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57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周辉不承担责任；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无任何过错，在酒宴过程中没有劝酒行为，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根据公安调查笔录，周某本人仅喝酒2两，一审庭审中周某代理人认可其酒量较大，2两酒对其不构成影响，且酒后其组织去KTV等行为可以看出状态良好，可以认定周某在第一场聚会中饮酒对其没有影响；2、第二场饮酒系周某自身组织，周某死亡系在与KTV服务人员喝酒有直接因果关系，与上诉人无关。韩光红在第一场只是参与吃饭，没有饮酒，故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周根保等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理由如下：周辉与韩光红是饭局的组织者，周某当时在安庆，是周辉让他回来参加饭局，周辉关于周某状态的表述是孤证，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证实，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公安部门的材料中也能反映第二场酒局也是周辉组织的；2、没有证据证明周某是与KTV服务人员饮酒导致死亡，杜宝磊、孙支超的辩解不能成立。
杜宝磊、孙志超答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一审原告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赔偿我方共计388472.2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38720元、丧葬费27569.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8655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共计776944.5元，按照5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
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共计422672.2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83120元、丧葬费27569.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8655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共计821344.5元，按照50%计算）。对于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
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3日晚，周辉安排在长江××一家菜馆吃饭，参加人员有各原审被告及周某，席间几人喝了两瓶白酒。饭后，杜宝磊、孙支超和周某到KTV唱歌，期间又都喝了不少酒，直至次日凌晨2点左右，周某在包间内昏迷不醒，被送至隔壁酒店一同休息。上午8时许，当他们醒来时，才发现周某已经死亡，各原审被告共同与周某喝酒，在其喝醉后没有采取救治措施和履行救助义务，导致周某死亡的后果，存在明显过错，由于他们相互推卸责任，至今分文未予赔付。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7月3日晚，周辉、韩光红、杜宝磊、孙支超、柴石林与周某一起在合肥市××一家饭店吃饭,席间周辉、杜宝磊、孙支超、柴石林与周某共同饮酒。酒后，周某与杜宝磊、孙支超前往位于合肥市××ＫＴＶ唱歌，在此过程中周某与KTV的工作人员共同饮酒，杜宝磊、孙支超亦有饮酒行为。2016年7月4日凌晨，周某在上述KTV的包厢中睡着，由该KTV的保安与杜宝磊、孙支超一起将周某送至宾馆房间，杜宝磊、孙支超留在房间休息至上午8时许发现周某死亡。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委托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周某血液中乙醇浓度及周某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周某的全血样检出乙醇含量为358.997mg/100ml；周某系乙醇中毒致呼吸麻痹而死亡。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支付鉴定费1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周根保、张玉兰作为周某的父母、姚君依作为周某的配偶、周润泽作为周某的子女，有权在周某死亡后以赔偿权利人身份提起诉讼。本案争议在于：1、周辉、韩光红、杜宝磊、孙支超对于周某的死亡后果有无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2、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因周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数额。
关于责任划分，周某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危害，却未能对自身进行有效控制和约束，仍然连续、大量饮酒，且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周辉、韩光红、杜宝磊、孙支超对周某有强迫劝酒的行为，故对饮酒过量死亡的后果，周某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周辉作为周某第一场饮酒的组织者，应当对周某的人身安全提供适当照顾、对饮酒量应审慎控制、积极避免饮酒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现周辉并无证据证明周某饮酒过量死亡与其第一场饮酒无关联性，故周辉应对周某饮酒过量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杜宝磊、孙支超与周某当晚连续两场共同饮酒，对周某大量饮酒的情况应当更加清楚，应在周某醉酒后对其提供必要的扶助，对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应负有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在周某连续饮酒且表现出明显醉酒、无法自主行走的情况下，杜宝磊、孙支超应随时观察周某身体情况，在情况严重时及时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现杜宝磊、孙支超在周某醉酒后将其安置在宾馆休息并不能认定已经完全履行了扶助及谨慎注意义务，故杜宝磊、孙支超应对周某饮酒过量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韩光红虽参与当晚饭局，但其本人并未饮酒，也无证据证明其对周某有强迫劝酒的行为，故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要求其对周某饮酒过量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法院酌定周辉对周某的死亡后果承担2%的赔偿责任、杜宝磊承担4%的赔偿责任、孙支超承担4%的赔偿责任。
对于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的各项损失，法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安徽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为583120元(29156元/年×20年)；
2、丧葬费，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主张27569.5元，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3、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周某与姚君依共同生育一子周润泽，尚未年满18周岁，且周润泽在河南省生活，故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主张按照河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15年为128655元(17154元/年×15年÷2),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4、关于周某办理丧葬事宜造成的误工费，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主张200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5、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各参与人员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为20000元。
6、鉴定费12000元，系因本案实际支出，予以确认。
以上各项损失合计773344.5元。
综上，周辉应向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赔偿15466元（773344.5×2%）、杜宝磊应向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赔偿30933元（773344.5×4%）、孙支超应向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赔偿30933元（773344.5×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周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支付赔偿款15466元；二、杜宝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支付赔偿款30933元；三、孙支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支付赔偿款30933元；四、驳回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40元，由原告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负担5905元，被告周辉负担347元、杜宝磊负担694元、孙支超负担694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杜宝磊、孙支超与周某的老板周辉是业务关系，和周某并非朋友关系，2016年7月3日的晚餐系周辉组织安排的。晚餐结束后，周某提议和杜宝磊、孙支超一起去KTV，周辉当时在现场，没有阻止周某去KTV。周辉离开后，杜宝磊、孙支超亦不想去KTV，在周某的坚持下，杜宝磊给周辉发短信，周辉回复说：去吧。杜宝磊、孙支超就去了。此前因为业务关系杜宝磊、孙支超和周某亦去过KTV，是周辉买单。杜宝磊、孙支超认为这次KTV费用周某不出事应该是周某买单，事后向老板周辉报销，因为有业务关系。
本院认为：周某与杜宝磊、孙支超并非朋友关系，只是业务关系。2016年7月3日的晚餐系周辉因公司业务关系组织安排的，周某作为公司业务员奉命陪客，不同于一般的朋友聚餐，晚餐结束后，周某邀请杜宝磊、孙支超去KTV亦是为了公司业务，对此，周辉知晓并同意。一审法院按一般饭局及周辉是否参与去KTV来界定周辉的责任与事实不符，周某作为公司业务员为了公司业务和利益陪酒，周辉作为公司老板组织安排客户饭局对周某约请杜宝磊、孙支超去KTV知晓并同意，此行为与周辉醉酒身亡具有因果关系，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主张周辉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杜宝磊、孙支超作为周辉公司的客户，接受周某的吃请，在周某醉酒昏迷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未尽注意义务通知其老板周辉或送医院救治，其不作为与周辉醉酒身亡亦具有因果关系，对此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主张杜宝磊、孙支超分别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责任区分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2016）皖0103民初5750号民事判决；
二、周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赔偿款232003元（773344.5元×30%）；
三、杜宝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赔偿款77334元（773344.5元×10%）；
四、孙支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赔偿款77334元（773344.5元×10%）；
五、驳回周辉的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640元，由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负担640元，由周辉负担5600元，由杜宝磊负担700元、孙支超负担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56元，由周根保、张玉兰、姚君依、周润泽负担6481元，由周辉负担1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思
审判员 赵玲
审判员 李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昊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