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柳市民一终字第117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美东，农民。
委托代理人：左雄，广西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覃炳万，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覃凤姣（曾用名：韦凤姣），农民。
被上诉人覃炳万、覃凤姣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覃炳万、覃凤姣共同委托代理人：高石兰，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韦美东与被上诉人覃炳万、覃凤姣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人民法院（2014）鱼民初（一）字第1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司英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黄坚和代理审判员曾庆斌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7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韦美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左雄，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ＸＸ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覃炳万、覃凤姣为夫妻关系，覃凤姣与韦美东为同胞姐妹关系。1981年，鹿寨县雒容镇半塘村竹尔屯第1村民小组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韦水运与其女儿覃凤姣（本案被告）、女儿韦引凤、女儿韦美东（本案原告）、儿子韦广胜共5人为一家庭承包经营户，承包了本集体发包的土地，韦水运为该家庭承包户的户主。1982年，覃炳万与覃凤姣结婚。1983年，韦引凤出嫁到柳城县随丈夫生活。1985年，韦美东出嫁到雒容镇坭桥村随丈夫生活。1990年10月，韦广胜去世。韦美东与韦引凤、韦广胜原承包土地的份额由韦水运、覃炳万、覃凤姣及其子女继续耕种经营。1995年，鹿寨县雒容镇半塘村竹尔屯第1村民小组落实农村土地家庭延包责任制，韦水运承包户的户主由韦水运变更为覃炳万，原韦水运承包户承包经营的土地由覃炳万户继续承包经营，土地延期承包证上登记的承包人员为6人。2008年，韦水运去世。2013年，柳州市柳东新区管委会因建设需要拟征收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竹尔屯所有的土地。同年5月，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竹尔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收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并于当月3日通过了《半塘村竹耳（尔）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1981年分得集体承包地的（分得全额土地），包括已经死亡、出嫁女（男）、户籍不在本屯的，每份可以享受660000元，以承包户为单位领取”。以上款项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发放50%。2013年9月，柳州市柳东新区管委会将第一期征收土地补偿款付给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竹尔屯第1村民小组。根据《半塘村竹耳（尔）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覃炳万承包户分配得征收土地补偿款1810000元（（4人×660000元／人＋2人×330000元／人＋4人×80000元／人）×50%），包括韦水运及韦广胜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款的份额各330000元（660000元×50%）。之后，覃炳万、覃凤姣领取了征收土地补偿款1810000元。韦美东要求其与韦引凤、覃凤姣三人平均分割韦水运和韦广胜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款共计1，320000元（660000元／人×2人），覃炳万、覃凤姣不同意，韦美东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覃炳万、覃凤姣向韦美东返还征收土地补偿款440000元。另查明，韦美东名下的第一期征收土地补偿费330000元已由韦美东领取。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从国家发放征地补偿费的目的来看，是对失去土地的人的一种经济补偿，以维持失去土地的人以后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的人不会因为失去土地而无法正常生活。因此，征收土地补偿费不是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不适用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家庭成员，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原则。国家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是以农村土地承包户为对象进行的补偿，受益范围仅限于承包户内部的家庭承包组成人员。在1990年韦广胜去世、2008年韦水运去世时，征收土地补偿款并没有实际产生，因此，2013年按照集体分配方案分配到韦广胜和韦水运名下的第一期征收土地补偿款330000元是对其名下原承包土地份额的补偿，其征地补偿款也就随之归属于其原土地承包份额所在承包户，并作为承包户的共有财产予以分配。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韦水运、韦广胜原承包的土地在其去世后由覃炳万、覃凤姣及其子女继续耕种，韦美东并未参与耕种，因此，韦美东要求参与分配韦水运、韦广胜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韦美东认为1996年的土地延包是主体不变、承包内容不变，仅就承包时间起止作调整，韦美东作为1985年韦水运户中的承包人员，该承包户一直没有分户，故在1996年土地延包时韦美东理所应当也是覃炳万户中的承包人员。该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秉承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以及该院向半塘村竹尔屯第1村民小组队长、延包时期的工作人员调查了解的情况，在承包经营户中1985年的承包人员因死亡、出嫁等情形，在1996年延包登记时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韦美东没有证据证实其是覃炳万承包户中的承包人员，故对韦美东的以上观点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韦美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00元（韦美东已预交），减半收取3，950元，由韦美东负担。
上诉人韦美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以“上诉人1985年出嫁、随夫生活，在竹尔屯查不到1996年延包名单”为由认定上诉人不是半塘村竹尔屯的承包户成员的事实是错误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1、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生产队制作的“分配表”中，清楚地记明了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承包户内的一员。2、上诉人是否“随夫生活”不能成为丧失承包地的理由。首先，从1981年开始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到1996年的延包，中央的文件均强调妇女的承包地不因出嫁、婚姻等理由而丧失。其次，《承包法》第六条、第三十条均明确规定了不能因为妇女出嫁而收回承包地，一审判决在没有其他能证明上诉人应经丧失承包地的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丧失了承包地，是一种越权行为。再次，《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承包地主动交回或者收回的情形，但上诉人不具备该条规定的条件。3、上诉人“不实际耕种”不能成为丧失承包地的理由。1981年以来，农民进城务工，不实际耕种承包地的情况在我国大良存在，众多进城务工多年的农民，都没有实际耕种原来自己的承包地，他们没有因此丧失了承包地，一审法院以“不实际耕种”为由认定丧失承包地是错误的。4、关于具体承办人员名单的举证责任问题。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举不出证据证实1996年的延包名单为由认定上诉人的举证不能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生产队制作的“分配表”中，清楚地记明了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承包户内的一员。其次，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延包合同、延包证是被上诉人填写的，但是被上诉人也没有举出证据证实具体的承包户成员是谁。被上诉人也不能无故用自己家人将上诉人置换出来，从韦飞标队长的谈话笔录来看，全队各承包户均没有具体的承包户人员名单。再次，从上诉人提供的、有韦飞标出具的证明来看，上诉人的承包户在1996年时并没有分户承包，质证时双方对此是认可的，被上诉人仅强调根据派出所的户籍证明来证实双方不是一家人。最后，上诉人在1981年参与承包，是铁定的事实。法院在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主动放弃承包地，或者村民小组已经依法收回了上诉人的承包地的情况下，不能凭空作出结论，说承包户中没有上诉人。在这一问题上，一审法院不但证据不足，也是越权。《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承包地主动交回或者收回的情形，但均是发包方和承包法双方的合同行为，双方对此问题如有纠纷，是先找农业局的仲裁部门仲裁，不服时才能起诉至法院。5、在村民小组的《半塘村竹尔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中，明确认可了上诉人的承包权、承包地问题，这是村民小组经过法定程序通过，政府认可的，一审法院不应当否认。二、关于132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的问题。虽然该款项不属于遗产，但一审判决对该132万元的认定和处置是不正确的。首先，根据征地合同，该款项是政府与村民小组达成征地协议后得到补偿收于村民小组的合法财产。其次，村民小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讨论通过了《半塘村竹尔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该方案以及分配表直接将该132万元分到韦水运、韦广生的名下，属过世后取得的财产，该132万元应当参照死亡赔偿金分配方式进行分配。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属于本案承包户的承包人员并无依据，为此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将44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分给上诉人；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覃炳万、覃凤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第一，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根据分配方案已经享受了其应得的补偿份额66万元，并且已经领取了33万元。第二，上诉人不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户的成员，根据分配方案第六条规定，上诉人无权对韦水运、韦广胜的份额进行分配。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亦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原则，土地承包户基于承包土地被征用而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承包户内部的成员均有权获得分配补偿。1981年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韦水运、覃凤姣、韦引凤、韦美东、韦广胜共五人为一家庭承包经营户，承包了本集体发包的土地，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在土地初始发包时上述五人均为同一承包户内成员，共同取得该承包户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韦美东于1985年出嫁到雒容镇坭桥村，并将户口迁移至该村，韦美东出嫁后已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也未对原承包土地进行耕种，基本生活来源不再依靠原承包土地，因此韦美东已经脱离原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集体生产、生活状态，而且半塘村竹尔屯第一村民小组队长、延包时期的工作人员亦陈述在承包经营户中1985年的承包人员因死亡、出嫁等情形，在1996年延包登记时有可能发生变化，被上诉人《土地延期承包证》上的承包户家庭人口数也发生了变更。综上分析，上诉人韦美东主张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承包户内成员，请要求分配覃炳万承包户内韦水运、韦广胜名下132万元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该诉请事实依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韦美东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韦美东在出嫁后在夫家未分得承包地，其对原承包户经营的承包地仍然享有承包经营权，但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来看，法律禁止的是发包方因承包方家庭成员出嫁等情形收回相应份额承包地而损害承包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不能以该法第三十条来作为确认上诉人是否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上诉人的观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认为《雒容镇半塘村竹尔屯队“整推”征地费用内部分配明细表（半额领款）》中已经清楚记载了其系被上诉人承包户内成员，其有权分配132万元土地补偿费用。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半塘村竹尔屯第一村民小组发放给覃炳万一户的征地补偿款有按照1981年分得集体承包地成员人口数进行补偿，但国家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是以农村土地承包户为对象进行补偿，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补偿，结合《半塘村竹耳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来看，本案征地补偿款也是以承包户为单位领取的，半塘村竹尔屯第一村民小组集体决议作出的补偿款分配方案并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是否为原承包户成员的标准。因此上诉人的该项异议理由亦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还主张韦水运、韦广胜名下的132万元土地征收补偿款属于该二人过世后取得的财产，应当参照死亡赔偿金的方式进行分配。然而在1990年和2008年韦广胜、韦水运相继去世后，该二人已经丧失了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承包户内成员，其权利和义务由余下承包户内成员承继。在该二人去世时本案诉争的土地补偿费用尚未产生，该款项并非遗产，不能由韦广胜和韦水运的继承人继承。本案诉争的土地补偿费用亦不是对韦水运、韦广胜个人的补偿费用，而是对承包户的补偿，本案中并无参照适用死亡赔偿金分配的条件，故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韦美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0元（韦美东已预交），由上诉人韦美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司英华
代理审判员 黄 坚
代理审判员 曾庆斌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卓柳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