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26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女，1953年11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方梅，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歌，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1，男，1949年6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2，女，1960年2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3，女，1954年12月1日出生。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宫伟力，北京市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因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0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向原审法院诉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号楼×室系郭×4与张×夫妻共同财产。我系张×侄媳，自1996年起照顾二老生活。1999年，郭×4去世。2012年11月13日在两名证人的见证下，张×与我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张×将上述房屋的40%赠与我所有，我保证继续细心照顾张×生活，并负责张×死后送终安葬，同时张×签署委托书，授权我在其去世后代其分割郭×4名下房产。协议签订后，张×将204室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交予我保管。2012年11月28日张×去世。郭×1、郭×2、郭×3明知张×与我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却隐瞒事实，到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取得2012京中信内民政20627号公证书，并持该公证书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综上，204室房屋系郭×4与张×夫妻共同财产，我与张×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赠扶养协议的，应按照协议办理，郭×1继承郭×4名下204室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我合法权益，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故我起诉要求确认上述房屋40%的份额归我所有，郭×1、郭×2、郭×3协助我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由郭×1、郭×2、郭×3承担诉讼费及证人潘×1来京作证的差旅费600元。
郭×1、郭×2向原审法院辩称，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郭×4名下，但房屋实际归郭×1所有，现郭×1、郭×2、郭×3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郑×持有的遗赠扶养协议已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字迹模糊无法辨别真伪，故该证据不是有效证据，系伪造、无效证据。郑×不能证明张×签署了协议，也不能证明是其自愿签署的。郑×明显对张×进行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愿。即便不考虑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张×在法律形式上也不能分割郭×4的遗产，涉案房屋实际是郭×4的遗产。郑×没有能力也没有实际履行生养死葬张×的扶养义务，且郑×系有偿保姆，无权接受遗赠。而郭×1、郭×2、郭×3尽到了对老人的生养死葬的赡养义务。故请求法院驳回郑×的诉讼请求。
郭×3向原审法院辩称，郑×取得40%产权的依据是遗赠扶养协议，我们认为该遗赠扶养协议是一份欺诈协议，因为签订协议的双方在签订协议前应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本案中，郑×系社会低保人员，没有能力扶养张×，也没有给张×支付过任何费用。郑×明知自己没有扶养的经济能力，仍与张×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说明其并无准备要履行该协议。我们认为该协议还是违法侵权的协议，因为张×不具备对涉案房屋独立的所有权，也不具备个人可以处分的权利，张×的做法侵犯了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协议内容上有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地方。该协议的签订过程存在瑕疵，不符合相关程序。基于上述方面，该协议是无效协议，郑×依据无效协议来提出诉讼并无法律根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4与张×系夫妻，郭×1、郭×3、郭×2系二人之子女。1999年12月23日郭×4去世，2012年11月28日张×去世。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号楼×号房屋原登记在郭×4名下。2012年12月31日，郭×1、郭×3、郭×2办理继承权公证，该公证书中记载：“申请人确认被继承人郭×4及被继承人张×生前无遗嘱，没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和夫妻财产约定，被继承人郭×4和张×的生前财产为郭×4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号楼×号房产，上述房产系郭×4与张×夫妻共同财产。现申请人郭×1申请继承被继承人郭×4与张×的上述遗产。郭×3、郭×2申请放弃继承上述遗产。”
2013年3月4日，郭×1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遗失补证公告，并依据公证书将涉案房屋登记在郭×1名下，现该房仍由郑×居住使用。因涉案房屋过户至郭×1名下，郑×曾于2013年向法院起诉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要求撤销郭×1名下的房产证，后郑×撤回起诉。
庭审中，郑×表示其为张×的侄媳，涉案房屋40%的份额应归其所有。为此，郑×提交一份《遗赠抚养协议书》，内容为：“遗赠人（张×以下简称甲方）：张×，抚养人（郑×以下简称乙方），身份证号：×××。甲方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子女不在身边，长期由侄媳妇在身边照顾。经双方邀约，愿意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并请证明人李×，身份证号：×××，证明人潘×1身份证号：×××作证，双方承诺履行以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自己房产13楼204房，产权面积的40%份额赠给乙方，乙方在甲方去世后即受领上述财产。二、乙方保证继续细心照顾甲方，让老人安度晚年，甲方去世后由乙方负责送终安葬。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协议下方甲方：张×、乙方：郑×、证明人：李×、证明人：潘×1，三方均签字并按有手印，日期为2012年11月13日。”
同时，郑×向法院提供了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的录像光盘，该录像中先后出现张×、潘×1、李×、郑×四人，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文件，四人轮流签署文件，但均未宣读及拍摄文件内容。录像中，张×询问在哪签字后在文件上签字，李×在录像中询问张×：“我说话你能听得见吗”，张×回答“听得见”。李×又问：“你那个委托书和协议我都看过了，你是自己愿意的吗”，张×回答“是的”。“这个房产的40%，是吗”，张×回答“恩”。后李×在文件上签字。期间，张×说“那我就不在这儿了吧”，潘×1让其再坐一会。李×签完字后，潘×1签字。李×问张×“你现在多大？”张×回答“93”。后潘×1接替郑×录像，郑×签字期间，张×对李×说：“见证人你要负责任哦。”李×回答：“你同意的，你自己愿意的，我就给你做这个见证人，如果不是你愿意的，我不会给你做的，我要负法律责任的”。后郑×表示要在文件上按手印，张×说：“签字还要按手印啊”，后张×在文件上加盖手印。
郑×表示该遗赠扶养协议系张×口述，其代书并打印，对此，郑×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但申请该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证明人李×及潘×1出庭作证，李×及潘×1出庭表示张×签署遗赠扶养协议时二人均在场，张×神志清楚，该协议上张×签字系其本人书写。
郭×1、郭×3、郭×2对上述遗赠扶养协议不予认可，并申请对遗赠扶养协议中落款处甲方签字是否为“张×”三个字及是否为张×的笔迹进行鉴定，法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关以落款“甲方”处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不能进行鉴定而终止鉴定。郭×1、郭×2、郭×3亦申请对郑×提供的上述光盘是否存在剪辑伪造进行鉴定，后因郑×无法提供光盘原始载体而撤销鉴定。
为证明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郑×向法院提供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3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2年11月9日，家住三里河路×号院×号楼×的老人张×的侄媳妇郑×来到居委会，说家里老人腿摔伤了，养女想让老人住养老院，老人不同意，想让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到老人家里做一个见证。居委会工作人员来到老人家里后，看见老人卧病在床，向老人咨询了相关的情况，老人明确表达说自己不想搬到养老院住，想让自己的侄媳妇郑×继续照顾自己，想与她签署一份协议。老人让侄媳妇随后拿出一份协议，居委会工作人员看到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书，内容涉及到房产，便向郑×说明居委会不太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所以不能作为见证人。”
另查，2013年6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又出具《关于情况说明的解释》，对2013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进行补充说明。内容为：“首先是对于时间的说明。本人记得是2012年11月中上旬郑×来居委会去老人家里作见证，具体日期记得不是很清楚，由郑×提醒是2012年11月9日，于是写上了2012年11月9日。其次对于协议进行说明。当时本人看到的是一份由郑×交给我的一份关于抚养的内容涉及房产的协议书。对于是否是遗赠协议，当时由于社区没有签署任何文字，所以没有注意。原情况说明上遗赠抚养协议为郑×提醒后写上的。后来由于对老人家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向郑×说明社区不能作为见证人，并为郑×提供了社区公益律师的电话，让她打电话向律师咨询具体的情况，社区没有在协议上签署任何文字。当时老人躺在床上，说话有气无力，说话不是很清楚，但老人意思表达还是不想搬到养老院，想让郑×继续照顾自己。”
2013年9月3日，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撤销声明，表明因2013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只是根据郑×一方的陈述所做，没有子女在场当面进行核实，她提供的东西不能确定反映了真实情况，故撤销了2013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
庭审中，郭×1、郭×2、郭×3表示涉案房屋应系郭×1所有，郭×1、郭×2向法院提供张×于2007年9月15日书写的遗嘱，部分内容为：“张×现住的两套房，是张×之夫郭×4生前单位，×总公司分配给我夫妇二人的居住房，即三里河×号院×楼×室和××室……张×去世后，×室是由长子郭×1出资购买的共计出资41384元。因此×室的产权应归长子郭×1所有。地址是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对此，郑×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认可涉案房屋购房款系郭×1交纳。
为证明张×不能正常书写和阅读，郭×1、郭×3、郭×2向法院提供张×患有白内障、骨关节疾病的诊断材料，对此，郑×表示上述疾病不影响阅读和书写。同时，郭×1、郭×3、郭×2向法院提供×公司离退休职工管理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我院离休干部张×同志，2012年年事已高达92岁。近两年我们去她家里看望她时，发现她语言表达能力已严重下降，思维也有些糊涂，与人交流有些困难。例如，在2011年6月29日我单位补发了一个月基本养老金1737.5元，有关人员几次解释她都听不明白，离退休职工管理部工作人员解释后她也未能理解。最后单位只能先与其女儿郭×2解释，再由郭×2向张×解释，张×本人那时逻辑和思维已经有些糊涂了。”郑×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
张×生前，郑×确实在张×家中居住并进行照顾。但张×家中亦有保姆。保姆费用及生活费用均由张×支付，郑×未有经济支出。
张×去世后安葬系郭×1、郭×3、郭×2办理，所需费用系郭×1、郭×3、郭×2垫付，后在张×生前单位领取。为此，郭×2、郭×1向法院提交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安葬协议》、《骨灰墙业务流程单》、《骨灰安葬证》及相关票据等证据材料。郑×对此予以认可，同时向法院提供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张×，现有张×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子女不在身边，长期由郑×照顾，经双方邀约，自愿签订委托协议，郑×保证继续悉心照料张×，让老人安度晚年。张×去世后，由郑×全权代张×分割丈夫郭×4同志名下房产，并处理所有财产，协助送终安葬，老人愿望安葬永宁，不于郭×4合葬。”并表示系因郭×1、郭×3、郭×2不配合办理永宁安葬事宜才未能完成张×遗愿。
庭审中，郑×要求郭×1、郭×3、郭×2承担潘×1来京作证的差旅费600元，并向法院提供相应火车票，郭×1、郭×3、郭×2均认可该笔费用系潘×1为郑×作证所产生，但主张与其无关，故不同意支付。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公证书、遗失补证公告、房屋所有权证书、购房票据、超标款收据、亲属关系证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安葬协议》、《骨灰墙业务流程单》、《骨灰安放证》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是指自然人（遗赠人、受扶养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扶养受扶养人，受扶养人将财产遗赠给扶养人的协议。本案中，郑×要求按照遗赠扶养协议确定涉案房屋的百分之四十归其所有，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二是郑×是否按照遗赠扶养协议的要求履行约定义务。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一、从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的角度来分析：本案中，郑×向法院提供遗赠扶养协议、录像及见证人李×、潘×1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来证明协议的真实性，郭×1、郭×2、郭×3对该协议不予认可。见证人李×、潘×2到庭表示遗赠扶养协议系张×的真实意思，且其签署协议时意识清楚，但法院结合张×之诊断证明，考虑该协议因字迹模糊导致鉴定机关无法出具是否为张×本人签字之鉴定结论。郑×虽向法院提供了签署文件的录像，但该录像中未宣读及拍摄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亦无法确认协议的具体内容，郑×表示该遗赠扶养协议系张×口述，但其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法院无法确定本案所涉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
二、从郑×是否按照遗赠扶养协议的要求履行约定义务的角度来分析：本案所涉遗赠扶养协议要求郑×保证继续细心照顾张×，让老人安度晚年，张×去世后由郑×负责送终安葬。本案中，郑×虽主张在张×生前细心照顾张×，但张×身边亦有保姆照顾，且张×逝后系由郭×1、郭×2、郭×3负责安葬。故郑×并未履行遗赠扶养协议中负责安葬之义务。
综上，在遗赠扶养协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郑×并未履行遗赠扶养协议中负责安葬张×之义务的情况下，郑×要求按照遗赠扶养协议确定涉案房屋40%归其所有，并要求郭×1、郭×2、郭×3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之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因潘×1来京作证系受郑×之托，且为郑×作证，故郑×要求郭×1、郭×3、郭×2承担潘×1来京作证的差旅费之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郑×不服，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遗赠抚养协议书》是张×与郑×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有两名无利害关系人的现场鉴证及相应录像佐证，应合法有效；上诉人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上诉人多年照顾张×并参与料理老人后事，上诉人并非不愿意履行安葬义务，而是由于被上诉人的拒绝、阻挠而在客观上无法履行，所以原审法院无权以上诉人未履行安葬义务为由剥夺上诉人获赠房产的权利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号楼×号房产40%的产权份额归上诉人所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郭×1、郭×3、郭×2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诉讼中郑×提交律师访谈视频两份及短信记录：陈×访谈视频，用以证明长期以来，上诉人一直在照顾张×，张×长期订阅报纸，张×能够正常阅读；陈×1访谈视频，可以证明郑×经常出入张×家，张×做事认真、仔细；短信记录，用以证明张×死后，郑×一直在积极与郭×2联系，要求按老人意愿安葬老人，明确表示愿意履行义务，系郭×2拒绝及不配合而未能实现。郭×1、郭×3、郭×2认为其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郭×1、郭×3、郭×2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并对所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当庭陈述、访谈视频及短信记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继承开始后，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就郑×提交的《遗赠抚养协议书》，虽然鉴定机关认为该协议上“甲方”处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不能进行鉴定而终止鉴定；但见证人李×、潘×1到庭表示《遗赠抚养协议书》系张×的真实意思，且其签署协议时意识清楚；郑×向法院提供了签署文件的录像，该录像记录的内容与见证人李×、潘×1的陈述可以相对应，能印证《遗赠抚养协议书》的签署过程及其真实性；综上，根据郑×提交的证据，分析各证据之间的关联系，综合审查可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本案所涉遗赠抚养协议的真实性，一审认定该协议真实性无法确定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就郑×是否履行《遗赠抚养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结合本案中证人证言的陈述，可以认定郑×多年以来一直履行了对张×的照顾义务，签订本协议后不久张×去世，郑×无法履行安葬义务系由客观原因造成，故本院认定郑×基本履行了该协议上约定的义务。就二审诉讼中郑×提交律师访谈视频两份及短信记录，虽郭×1、郭×3、郭×2认为其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但其与本案认定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且对案件事实有所反映，本院对此予以采信。综上所述，郑×提交的《遗赠抚养协议书》系张×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可以认定其真实性，且郑×基本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故郑×要求依据该协议认定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号楼×号房产40%的产权份额归其所有并由被上诉人协助其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应该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0774号民事判决；
二、郭×1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号院×号楼×号房产百分之六十的产权份额归郭×1所有，百分之四十的产权份额归郑×所有（郭×1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郑×办理相关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三、驳回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郑×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由郭×1、郭×3、郭×2负担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郑×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由郭×1、郭×3、郭×2负担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旭云
审 判 员 赵文哲
代理审判员 刘福春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