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思民初字第7302号
原告袁某甲，女，1970年5月4日出生，香港居民。
原告袁某乙（系袁某甲之女），女，香港居民。
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文辉，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某甲，男，195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施某乙（系施某甲之子），男，198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卢龙光，福建卓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某，女，1960年1月21日出生，香港居民。
委托代理人杨毅、胡雅竣，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某甲、袁某乙与被告施某甲、施某乙、叶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林晞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冯军、人民陪审员苏素华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0日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熊文辉、被告施某甲及委托代理人卢龙光到庭参加诉讼。于2016年5月26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某甲及委托代理人熊文辉、原告袁某乙的委托代理人熊文辉，被告施某甲及委托代理人卢龙光、被告施某乙的委托代理人卢龙光，被告叶某的委托代理人杨毅、胡雅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某甲、袁某乙诉称，原告袁某甲的丈夫施育民的父亲施瑞琴多年前去世。施育民于2009年9月24日去世、施育民的母亲林丽环于2010年去世。施瑞琴名下的房产在施瑞琴、林丽环去世后至今一直未分割。施瑞琴、林丽环夫妇只有原告袁某甲的丈夫施育民及被告施某甲两名子女。依据《继承法》及相关法规，原告有权继承并分割上述房产。原告多次与被告施某甲协商，被告施某甲无视法律，居然只同意给原告五万元。本案所涉房产一直归被告施某甲无偿使用。原告母女无依无靠、又身处外地，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以折价或拍卖的方式分割遗产：厦门市思明区山仔顶巷7号房产（价值暂定约150万）；2.被告施某甲承担全部诉讼费。
被告施某甲辩称，一、袁某甲与施育民之间不存在夫妻关系。袁某乙与施育民之间不存在父女关系，袁某甲、袁某乙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1、仅凭原告单方面陈述的《结婚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袁某甲、施育民存在夫妻关系。仅凭袁某甲单方面申报的《出生证明》，没有母女亲子鉴定，甚至无法证明袁某甲与袁某乙是母女关系。仅凭袁某甲单方面申报取得的《出生证明》，没有父女亲子鉴定，无法证明施育民与袁某乙是父女关系。2、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袁某乙就是袁某甲2008年12月申报《出生证明》的那个小孩。除非原告能够举证证明唯一性、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则，仅凭《结婚证明》、《出生证明》无法证明施育民与袁某乙是父女。
从客观情况看，原告虚构事实，其诉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年施育民与叶某在厦门结婚，后移民香港，查无离婚记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施育民染上毒瘾，2007年春节，因生活困难，施育民回厦门定居，没有工作，靠施某甲维持基本生活。施育民生前，从未提及原告。2009年中秋节前（农历八月初六）施育民病逝，原告没有参加其葬礼。施育民过世四、五个月后，袁某甲打电话到厦门，从被告的母亲那里获悉施育民早已过世，过了一段时间跑来厦门，被告一家才第一次见到原告。施育民染上毒瘾、身无分文，袁某甲不可能中意他并与他结为夫妻、更不可能与他同居并且生儿育女！前些年，不少人为了移民香港，找中介牵线搭桥办假结婚，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2007年春节起施育民从未离开厦门，没有与袁某甲同居、生育的事实。袁某甲曾经谈及她与别人存在婚姻关系，有一个目前已经十来岁的小孩。
从证据方面分析，原告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比如，《结婚证明》存在事实虚构，《出生证明》仅凭原告单方面申报、施育民没有在场或者参与；思明区公证处未核实经篡改的“死亡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就出具“公证书”；香港律师“见证”是在前述公证书的基础上应原告单方面的要求而做出】，系原告单方面陈述而取得的材料，不具备客观真实性。《结婚证明》、《出生证明》均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排除其他情形，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亲子鉴定等相关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一）查无施育民与叶某之间的离婚记录，原告虚构事实取得“结婚证明”，篡改“死亡证明”取得公证书和律师见证。1、香港婚姻登记机构与大陆的婚姻登记机构无联网，香港结婚登记审查不严。袁某甲与他人存在婚姻关系，施育民未与叶某办离婚手续，《结婚证明》中的“单身”属于虚构事实。2、原告篡改《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而该证明书仅有的一份原件在被告手中，开具“死亡证明”的医院确认从未另行盖章，公证处未尽审慎核实的义务，作出的公证书不合法，应予撤销。3、香港见证律师未核实事实，仅凭公证书和结婚证明的表面形式，依葫芦画瓢，作出的见证没有法律效力。（二）施育民与袁某甲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也没有婚姻生活，连最基本的告知或见过父母兄嫂也没有，《结婚证明》属孤证。1、见证律师未去婚姻登记机构核实，仅就《结婚证明》的表面内容进行程序性的复述，不能由此倒推婚姻关系属实。2、众所周知，如果结为夫妻，肯定有婚纱照、亲朋合影、婚宴请帖、婚宴、共同生活的证据等诸多证据，原告无法证明他们在何处办婚礼、哪些亲友到场祝贺、婚前有无见过双方父母兄长、所需资金从何而来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出生证明》是凭袁某甲单方面陈述而取得，申报时施育民并不在场。在没有袁某甲、袁某乙的亲子鉴定，以及施育民、袁某乙的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无法排除其他情形，《出生证明》属于孤证。1、《出生证明》仅仅是袁某甲口述的记录，属原告的一面之词。2、见证律师未去申报机构调查核实，仅就《出生证明》表面内容进行复述，程序性的“依葫芦画瓢”，不能由此倒推父女关系属实。3、施育民与袁某甲没有共同生活。按照常理，小孩出生的申报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完成。袁某甲申报小孩出生证明时为何不通知施育民到场签字？如此一来，即便袁某甲随便申报、即便不是袁某甲所生、以任何名字申报，也可取得《出生证明》。如此一来，无论是谁的小孩，都可能被申报成施育民的子女。试想：如果多申报几次，施育民岂不多出几个子女？原告证据无法合理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形。4、施育民染上毒瘾、身体虚弱，2007年春节起从未离开厦门，未与袁某甲同居，怎么生儿育女？没有证据证明施育民知道袁某甲怀孕和袁某乙的出生的事情，没有证据证明施育民承担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主张成立。5、袁某甲怀孕前在哪里与施育民共同生活？妇幼医院建卡材料上有无施育民签名？怀孕后住哪？是否一起生活？小孩出生时施育民是否在场？施育民有无承担小孩出生时的住院费用、生活费、奶粉钱？满月酒在哪里举办？哪些亲友到场？袁某甲2008年5月份（怀孕期间）为何写信给施育民？信中为何刻意隐瞒怀孕这种大事？信件内容何处看得出双方存在夫妻关系？（四）证明夫妻、父女关系的证据很多，原告却无法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以香港籍身份从香港收集材料，因客观原因，主审法院和被告无法前往香港调查核实，取证地位不平等，相关举证责任应分配给原告。1、如果《结婚证明》属实，在袁某甲与施育民之间不存在事实婚姻生活的情况下，办理结婚证明的目的应当是为移民，根据《民法通则》，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取得《结婚证明》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结婚证明》不具备合法性。2、申报《出生证明》时，无法排除袁某甲基于其自身目的将“父亲”一栏虚报为“施育民”的可能性。为了排除袁某甲将他人的小孩申报为施育民的小孩的可能性，证明父女关系，原告应证明唯一性、排除其他可能性，原告有义务向法庭出具证明母女关系、父女关系的亲子鉴定，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打个比方，如果某女性在香港填写某甲为小孩的生父，是否也可据此起诉甲？在甲去世的情况下，甲的家人如何否定根据该女性单方面陈述所取得的《出生证明》？如此，对甲方及其家人不公平，可见，提交亲子鉴定的举证责任在原告。袁某乙与施育民是否存在父女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出生证明》上面没有施育民的签字，仅仅是根据袁某甲的单方面陈述。生儿育女是大事，袁某乙出生时，施育民不在她们身边极不合理，袁某甲（怀孕期间）写的信件可以印证这些不合理。被告认为，原告负有提供亲子鉴定报告的举证责任，如果原告无法证明“生物遗传学”上的父女关系，则袁某乙不是适格的原告。3、袁某甲2008年申报《出生证明》的那个小孩与袁某乙是否同一个人？原告未举证，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袁某甲在老家江西省是否存在另一段婚姻，婚姻状况如何，原告未进行举证，无法排除合理的怀疑。
相关证据以及法律法规足以否定原告的诉求。1、袁某甲2008年5月4日寄给施育民的“亲笔信”可以推翻原告所谓的夫妻关系、父女关系。袁某乙生于2008年11月，照此推算，5月份时袁某甲怀孕三、四个月，妊娠反应期，丈夫居然不在身边。此时写信给丈夫，势必埋怨倾诉、索要生活费，信中全无体现，还刻意隐瞒怀孕之事、连手机号码都互不知道，字里行间看得出两人关系形同陌路、长期没有联系。2、林丽环的《遗嘱》指定房产由施某乙继承。施育民生前对施某乙非常喜爱、指明施某乙作为其继承人。3、施育民生前染上毒瘾，父母的养老、送终均由被告承担，施育民的生活也靠被告施某甲照顾，不可能与袁某甲结婚、生儿育女。4、施育民生前生活、后事安排等均由被告施某甲负担。《继承法》第14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即便施育民没有指定施某乙继承，若有遗产，应由被告施某甲继承。5、原告对施育民不管不顾，连其生病、过世都不知道，未承担任何责任，证明他们并非夫妻关系，原告不是施育民的继承人。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7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袁某甲、施育民之间无结为夫妻共同生活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共同生活，不是夫妻关系，同时，所谓的袁某乙与施育民之间的父女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原告与施育民之间形同陌生人，原告对施育民不管不顾，连其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施育民的葬礼，说他们是夫妻关系、父女关系，令人匪夷所思。
请求法庭核准被告提出的鉴定申请、依法启动鉴定程序，以便查明事实。1、请求启动对《结婚证明》上“施育民”的笔迹鉴定。2、请求启动对原告向思明区公证处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面加盖的所谓的厦门市第一医院的“印鉴”的真伪的鉴定。被告曾几次前往第一医院核实，代理人也曾与被告一同前往。第一医院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只能一份，只能盖章一次。如果遗失，医院的做法不是在复印鉴上盖章，而是调取病历，复印病历后盖章。第一医院明确否认从思明区公证处调取的“死亡证明”上面的印鉴。如果鉴定结果表明该印鉴是假的，那么，思明区公证处的公证书所依据的材料系伪造，公证书应当依法撤销，而香港见证律师根据该公证书作出的见证也同样没有法律效力。原告的证据将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被推翻。
近年来，通过假结婚移民后进而侵犯财产权的案件时有发生。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虚构事实的情况。为防止原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后借机侵财，如法庭认为有必要，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裁定中止本案审理、移送侦查，不纵不枉。由于香港、内地存在一定的差别，原被告之间取证地位不平等。而现代科技发达，借助公安侦查手段，有助于查明真相。综上，请求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求。
被告施某乙答辩意见同被告施某甲一致。
被告叶某辩称，1、其与施育民之间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施育民死亡之后，其作为施育民的妻子，对于房产享有继承权。其与施育民在××××年登记结婚，直到施育民死亡仍是夫妻关系。其对本案的诉争房产有两次继承权，一次是发生在施育民死亡的2009年9月24日，第二次发生在其婆婆林丽环死亡的2010年12月，因此其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施育民的父亲死亡之后应当按照份额继承房产。2、原告与施育民的婚姻关系是不存在的，即使双方在香港办理婚姻登记，根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重婚。原告袁嘉玲与施育民的关系也无法确认。施育民自2007年从香港返回厦门，一直在大陆生活，因此其与袁嘉玲是父女关系，就更加不存在了，因此二原告无权继承房产。3、被告提交的林丽环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因此该遗嘱无效。综上，叶某对于房产享有43%的继承权。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施瑞琴、林丽环系夫妻关系。施某甲、施育民系施瑞琴、林丽环的儿子。1998年6月4日，施瑞琴去世。××××年××月××日，施育民与袁某甲在香港尖沙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2008年11月19日，原告袁某乙在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出生，其出生登记表上父亲一栏为施育民、母亲一栏为袁某甲。2009年9月24日，施育民在厦门去世。2010年12月30日，林丽环去世。施瑞琴名下址于厦门市思明区房产（以下简称讼争遗产）至今未分割。原告袁某甲、袁某乙诉至本院，要求分割。审理中，被告施某甲要求追加施某乙、叶某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予以准许，并追加施某乙、叶某为本案共同被告。另查，××××年××月××日，施育民与被告叶某在厦门市思明区登记结婚。××××年11月14日，被告叶某被批准前往香港定居。双方未生育子女，也未在厦门市办理过离婚手续。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籍注销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人员信息、结婚证书、出生证、更名证明、声明、房屋所有权登记审定表，被告施某甲提供的施育民结婚挡案、结婚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信函、公证处调取的材料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价值150万元并以折价的方式分割讼争遗产，因原告未提交评估申请，因此本院无法确定讼争遗产的价值，无法进行折价，故原告该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另主张以拍卖的方式分割讼争遗产，因拍卖只能在执行阶段才能进行，现只是审理阶段，还不具备拍卖条件，故原告请求本院也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某甲、袁某乙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袁某甲、袁某乙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晞吟
审 判 员 冯 军
人民陪审员 苏素华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黄婷婷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