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满傍。
委托代理人：杨育，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利文。
委托代理人：杨朋仔。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捷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庙边王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邓满傍。
上诉人邓满傍因与被上诉人杨利文、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捷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高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二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满傍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杨利文在捷高公司成立时没有实际出资，捷高公司所有有杨利文签字的文件均非杨利文亲自签名及按捺。至本案提起诉讼时，杨利文一直未参与捷高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对捷高公司的经营情况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实际行使和享有捷高公司的股东权利。据此，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杨利文不具有捷高公司的股东资格；2.诉讼费由杨利文承担。
邓满傍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工商内档资料。
杨利文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确认邓满傍的诉讼请求。
杨利文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捷高公司既没有答辩，也没有提供证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捷高公司于1997年7月25日登记成立，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显示的股东为邓满傍和杨利文两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邓满傍的出资额为30万元，杨利文的出资额为20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1997年5月14日，分别以邓满傍和杨利文的名字作为户名在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石排办事处开户，同日将邓满傍账户的30万元及杨利文账户的20万元转入到捷高公司的账户用于出资。在公司筹备阶段的1996年11月26日，下沙管理区出具一份证明用于公司成立办理登记，载明“杨利文是我管理区村民……同意投资办公司。”2004年5月16日，捷高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变更营业期限，委托邓满傍办理变更手续。2005年3月1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更正住所称谓，修改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委托邓满傍办理变更手续。2008年5月20日，公司股东会决议结束经营并注销营业执照，清算组成员由邓满傍和杨利文组成，清算组负责人由邓满傍担任，委托邓满傍向工商局办理有关手续。在该决议上，特别声明“以下股东签名是由股东本人签署的，并承认工商登记中所有的签名有效，如有不实，所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全体股东承担。”2008年5月30日，捷高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清算事项。2010年9月6日，捷高公司因逾期未年检被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
原审庭审中，邓满傍主张自己在公司筹备阶段，为满足公司法成立公司的规定，借用了杨利文的身份证办理公司成立的事项。设立登记办理的手续中杨利文的签名、指模都是邓满傍代为办理。其中杨利文的指模是由邓满傍左手食指按捺的，邓满傍本人的指模是右手食指按捺。工商内档资料显示的银行进账单都是邓满傍一个人办理，杨利文对实际注资情况不清楚。同时公司所有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和指模也是邓满傍代为形成的。捷高公司一直由邓满傍一人实际经营管理，杨利文没有参与过。杨利文确认邓满傍的所有主张。公司成立时50万元的出资是由邓满傍委托的办理公司登记的代理公司垫资出资的，杨利文对此表示不知情。另案中当事人丘玉梅向法院诉请要求案涉捷高公司的股东邓满傍和杨利文对捷高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算责任。
以上事实，有邓满傍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邓满傍陈述借用杨利文身份证办理公司成立事项，杨利文表示对公司登记成立的办理事项不知情。可见，双方之间就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订立合同，对是否为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也没有约定。邓满傍陈述公司登记成立的事项由其个人办理，工商登记内档资料中杨利文签名和指模都不是本人形成的，杨利文对此确认。但案涉捷高公司的登记成立是委托代理公司办理的，签名和指模存在不是由本人形成的情况，但只要股东本人对此进行追认，应视为其本人行为，在捷高公司存续的13年内，杨利文对自己的签名和指模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且公司筹备阶段，有杨利文所属的下沙管理区出具《证明》，内容为“杨利文是我管理区村民……同意投资办公司。”该《证明》表明杨利文对邓满傍借用身份证的用途是清楚的，并由管理区出具了同意开办公司的《证明》。杨利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个人居民身份证的作用应有清醒且全面的认识，其出具自己的身份证给邓满傍即视为同意邓满傍的行为，其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杨利文在本案中对邓满傍的主张全部确认，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案外人丘玉梅向捷高公司两股东追究清算责任的纠纷，杨利文在本案中作出的是对自己有利的陈述。同时，邓满傍无法证明全部出资由自己实际支付。双方若对股东资格问题没有争议，应在公司存续期间自行办理变更登记或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但两股东对此没有进行过处理。在本案现有证据和工商内档资料显示的情况下，杨利文不具有股东资格都是邓满傍、杨利文两人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原审法院对邓满傍的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年7月1日施行）》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驳回邓满傍的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50元，由邓满傍负担。
上诉人邓满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捷高公司的登记成立是委托代理公司办理的，杨利文在捷高公司存续期间，对自己作为公司股东一事毫不知情，从未参加公司的经营，也从未享受股东待遇。邓满傍借用杨利文身份证的用途，杨利文直至被丘玉梅向捷高公司工商资料登记的股东追究清算责任的纠纷时才知晓，但杨利文知晓后并未对此进行追认。二、杨利文所属的下沙管理区出具的《证明》并非针对杨利文本人的表达，下沙管理区在出具上述《证明》时，未通知杨利文本人进行情况核实。三、案外人丘玉梅向捷高公司两股东追究清算责任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四、杨利文既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亦未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其不具有捷高公司的股东资格。综上，邓满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支持邓满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邓满傍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杨利文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及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邓满傍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本案中，捷高公司从成立到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间，杨利文一直被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捷高公司的股东，应认定杨利文是捷高公司的股东。即使邓满傍、杨利文有代持股合同关系，也不能否定杨利文的股东身份，因为双方的内部合同关系不能对抗公司登记机关对外公告的公示效力，其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更何况邓满傍不能提供双方有代持股合同、实际出资等证据。故邓满傍上诉称杨利文不是捷高公司的股东，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满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邓满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渠旺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
第三十三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