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浙绍商终字第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ＸＸ恒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水中。
委托代理人：王水根。
委托代理人：朱识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吉平。
委托代理人：王俊杰。
原审第三人：沈晓栋。
委托代理人：王俊杰。
上诉人浙ＸＸ恒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金吉平、原审第三人沈晓栋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虞市人民法院（2010）绍虞商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袁小梁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春霞、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参加的合议庭，并于同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水根，被上诉人金吉平、原审第三人沈晓栋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2日，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收取沈晓栋投入款200万元，并开具收款收据一份。
2009年5月20日，沈晓栋将上述200万元投入款及法定孳息之债转让给金吉平。同年6月4日，金吉平向华恒公司发出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通知华恒公司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华恒公司在收到通知后返还该投入款。华恒公司未收到该通知。同年7月7日，金吉平以华恒公司为被告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华恒公司返还投入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于同年11月2日裁定驳回金吉平的起诉。该案审理过程中，华恒公司已收到债权转让通知。
2009年12月22日，金吉平再次以华恒公司为被告诉至原审法院，以上述事实为由，请求判令华恒公司返还投入款200万元及利息468000元。该院经审理作出（2010）绍虞商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判令华恒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金吉平返还出资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468000元。华恒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0）浙绍商终字第569号民事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追加沈晓栋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重审后认为，关于沈晓栋向华恒公司交入的200万元投入款的性质，一是综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为系股东出资款，即沈晓栋交款的目的是成为华恒公司股东。沈晓栋因该出资行为而与华恒公司之间存在出资合同关系，但在华恒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前，沈晓栋不是华恒公司股东，不享有股东权。故沈晓栋因该出资合同取得的是普通债权，而不是股权，依法可以转让。原告在受让该债权后，基于沈晓栋至今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请求解除出资合同、返还出资款并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是根据华恒公司在重审庭审中“本来沈晓栋交纳200万元是与我们在嵊州开发项目的合伙投资，后来由于沈晓栋没有交款，故没有具体谈下去，这只不过是个意向，口头的也没有成立过”等陈述看，华恒公司抗辩的是与沈晓栋并未达成合同关系，故沈晓栋交付的款项200万元华恒公司也应返还。综上，金吉平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华恒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金吉平返还款项200万元、并支付利息46.8万元，合计246.8万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544元，由华恒公司负担。
上诉人华恒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沈晓栋已向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投入200万元款项错误。首先，“投资款”收据上记载的投资人系“孙晓东”，若沈晓栋当场实际缴纳该巨款，不可能接受一个明显错误记载的收据凭证，金吉平及沈晓栋主张沈晓栋现金缴纳巨款并同时接受该收据有悖常理。其次，金吉平与沈晓栋对于向谁具体缴纳200万元现金的陈述存在矛盾。再次，何琦案件中何琦、王燕青等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并未实际收取200万元投资款。该调查笔录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采用。还有，沈晓栋与金吉平未能提供支付200万元巨款的付款凭证，未合理说明款项来源，未尽到举证责任。2、原判认定沈晓栋对华恒公司享有普通债权且不罹于诉讼时效错误。首先，原判关于依据出资合同可以取得普通债权的逻辑有误，对所谓的普通债权产生的基础、时间也未合理界定，对沈晓栋与华恒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存在何种性质的债权、债权成立的时间点等重要事实均未查明。其次，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为沈晓栋与华恒公司之间并无投资协议，即使认定华恒公司已实际收取该投资款，沈晓栋因而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则因该权利成立于投资款缴纳时，早已罹于诉讼时效。再次，假如沈晓栋与华恒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协议且华恒公司已收取投资款，金吉平与沈晓栋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沈晓栋的协议解除权、撤销权成立，并已实际行使该等权利；另外，该等权利也不能以合同债权形式转让。还有，沈晓栋没有被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股东，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以其他形式表明其投资人身份，也并不意味着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根本违反了投资协议（若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投资协议中约定了必须将沈晓栋登记为股东或者必须参与经营，投资协议的目的是获取投资回报，而不是登记为投资者或参与经营。二、原判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定金吉平合法受让沈晓栋债权系适用法律错误。假如沈晓栋与华恒公司之间的出资合同及沈晓栋实际缴纳出资款真实，该合同项下的债权也不得转让，依据该合同取得的债权不是合同债权，性质上应为合伙人权利或股权。该等权益的转让应当依据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不能适用合同法。即使沈晓栋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也不得以合同债权转让。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金吉平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金吉平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关于缴款的真实性问题。沈晓栋已于2005年3月2日以现金方式向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实际缴入20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既与日常情理相符合，也由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财务人员何琦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印证。华恒公司就此所提的上诉理由只是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不足采信。二、关于债权转让的问题。沈晓栋因投入出资款，享有投资款返还的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系普通债权，依法可以进行转让。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沈晓栋在二审庭审中表示没有意见需要陈述。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05年3月2日，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向沈晓栋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的交款人为“孙晓东”，款项内容为“投入款”，金额为200万元。其他关于金吉平就本案纠纷提起诉讼的过程及金吉平与沈晓栋之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通知华恒公司等事实，均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金吉平提交的诉状及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其向华恒公司主张的债权系自沈晓栋处受让而来，而沈晓栋对华恒公司享有债权是基于以下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沈晓栋向华恒公司投入200万元款项、意欲成为华恒公司的股东后，因华恒公司始终未将沈晓栋记载于股东名册，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也未赋予沈晓栋管理权或向其分派红利，故沈晓栋依法享有解除出资合同的权利，并对华恒公司享有出资款返还的请求权。因此，本案系因出资而引起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沈晓栋有无实际向华恒公司缴纳“投入款”200万元、在沈晓栋实际投入20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是否拥有对华恒公司的债权、如享有前述债权则沈晓栋能否将该债权转让给金吉平及债权是否罹于诉讼时效等方面。而沈晓栋有无实际向华恒公司缴纳“投入款”200万元是解决所有争议的首先关键问题。金吉平作为债权受让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由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以证明200万元款项已实际由沈晓栋向华恒公司缴纳。华恒公司未否认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故该收款收据对于沈晓栋已缴纳200万元款项给华恒公司的事实依法具有推定的证明力。华恒公司抗辩其未实际收到该款项，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制作的若干笔录，并陈述了其认为与本案相关的有疑点的事实。本院经审查，金吉平提供的收款收据在以下诸方面存在疑点：第一，从款项的金额来看，200万元在当时当地应属巨额款项，沈晓栋将如此巨额款项用现金的方式交付给一个在正常经营中的华恒公司嵊州分公司，有不合情理之处。第二，从缴纳的时间和主体看，对于当时沈晓栋拥有如此巨额款项的支配权的原因事实，如其从事的职业等，无论是被上诉人还是沈晓栋均未能作出合理的陈述。第三，从公安机关的笔录看，笔录所记载人员均是华恒公司一方的人员，与本案有相当的利害关系，但其关于财务帐目方面的处理等陈述亦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第四、从收款收据本身来看，交款人写为“孙晓东”，与沈晓栋的姓名有两字之别，虽然按当地方言其发音基本相似，但根据沈晓栋在本案中的陈述，当时其是以现金的方式交给华恒公司财务人员后，当场取得收款收据，如此巨额的款项交入后，沈晓栋却没有注意交款人的明显书写差错，令人生疑。另外，金吉平还提出，认为款项已实际缴纳的事实除收款收据外还有华恒公司的财务人员何琦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可印证，何琦在笔录中述及曾归还过该200万元给沈晓栋，表明沈晓栋确实曾经实际投入过200万元款项。但从该笔录内容来看，何琦陈述的相关款项投入和归还，均是财务帐目上的处理，而并非实际款项的进出，所以其陈述不能印证收款收据的证明力。综合上述分析，华恒公司提供的证据和收款收据本身存在的疑点，大大削弱了金吉平提供的收款收据的证明力，金吉平或沈晓栋应当就200万元款项的来源、具体交付方式等事实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或作出合理说明，但在与本案有关的多次诉讼过程中，金吉平和沈晓栋始终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更未提供款项的来源和具体交付方式上的任何证据。因此，金吉平和沈晓栋主张的已实际向华恒公司缴纳200万元款项的事实，证据明显不足。原判就此所作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金吉平向华恒公司主张债权，缺乏基础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退一步讲，即使按照沈晓栋的陈述，沈晓栋确有200万元款项于2005年3月2日投入华恒公司，其也是和当时华恒公司的股东王志锋、董燕青等达成的入股口头协议，现沈晓栋要求投资的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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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恒公司返还款项，缺乏事实依据。再退一步讲，即便可以确定沈晓栋与华恒公司之间存在“出资合同”，原判认为沈晓栋具有合同解除权亦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合同的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二种。本案中，“出资合同”既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也未经当事人协商已经解除合同。原判认为沈晓栋投资欲成为华恒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故沈晓栋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依照前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因对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行使法定解除权须以对方当事人有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的存在为前提。而本案中沈晓栋所主张的“出资合同”中并未约定华恒公司履行债务的期限，其将债权转让给金吉平前也从未向华恒公司主张过权利，故不能认定沈晓栋已具备法定解除权。
基于前述两项争点的评析，对本案中预备的沈晓栋能否将讼争债权转让给金吉平及债权是否罹于诉讼时效等方面的争议，本院不作评判。
综上，沈晓栋对华恒公司享有债权的依据不足，金吉平作为债权受让人主张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判认定的基础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虞市人民法院（2010）绍虞商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金吉平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6544元，均由金吉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审 判 员 胡春霞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缪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