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再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旭凌，女，1973年2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恬，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文清，四川万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建筑工程公司综合施工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658号。
法定代表人：曾文容，经理。
上诉人邓旭凌因与被上诉人乐山市建筑工程公司综合施工公司（以下简称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乐民再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旭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恬、被上诉人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文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旭凌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乐民再字第10号民事判决，维持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乐民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邓旭凌上诉的主要理由是：1.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邓旭凌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借款本息金额真实。现既有直接证据借条予以证明，也有依据原始凭证制作的审计报告、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1997年至2012年期间各种支出与收入情况的凭证等间接证据予以证明，邓旭凌已经尽到举证责任。本金102.12万元是邓旭凌以第三方支付方式分七笔转账支付，其余本金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邓旭凌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文容系婆媳关系，曾文容将仅剩其一人的集体企业当作自己的企业在经营管理，邓旭凌作为儿媳，在婆婆尚未归还欠款的情况下继续出借资金并非违背日常生活常理。2.再审判决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公权干涉私权。现有证据已充分证明除法定代表人曾文容以外的职工已于1997年前全部退职，与该企业已不存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乐行终字第167号行政裁定书已经认定举报人左惠琼等均不具有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职工身份，本案的借款事实存在于邓旭凌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之间，并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3.再审判决撤销调解书没有法律依据。原再审判决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均不是撤销调解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撤销调解书必须具备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再审撤销调解书不符合上述规定，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辩称，同意邓旭凌的意见，借款是事实，该公司应当偿还邓旭凌借款本息。
2012年5月7日，一审原告邓旭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立即归还全部借款本息934.29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于1999年3月起，因停产支付工资、支付职工退股金及清偿对外债务、缴纳拖欠税费、土地相关费用等，向邓旭凌不断借款，约定了借款利息，每次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经双方对账确认，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共计差欠邓旭凌本息934.29万元人民币。
一审中邓旭凌提交了借条一份，内容为：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自1999年3月1日起向邓旭凌借款，现经双方对账核对确认，截止2012年3月31日止差欠邓旭凌借款本金、利息合计为人民币玖佰叁拾肆万贰仟玖佰贰拾玖元整，该款于2012年4月24日前归还。借款人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曾文容签名并捺手印，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25日。在借条下方有特别说明：如逾期未归还借款（人民币玖佰叁拾肆万贰仟玖佰贰拾玖元整），则该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利息。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再次在落款处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曾文容签名并捺手印，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25日。借条除曾文容签名及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鲜章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
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提交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系集体所有制性质；还提交了乐山设信会计师事务所设信会审（2012）5-57《审计报告》，载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资产负债清单中差欠邓旭凌其他应付款9342929元。该《审计报告》形成的依据是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提供的2012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清单。
一审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由立案调解中心进行诉前调解。在调解前，该院对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曾文容陈述该公司除邓旭凌的债务外无其他债务，公司职工全部已安置完毕，银行借款、职工集资款、职工安置已全部处理完毕。
一审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原告邓旭凌与被告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双方确认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截止2012年3月31日共计差欠邓旭凌本息934.29万元人民币。二、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自愿将其所有的坐落于乐山市市中区XXX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乐山市房权证企业字第000XX**号）及乐城国用（2001）字第1XXX4号土地使用权用于抵偿所欠邓旭凌934.29万元借款债务。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与邓旭凌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三、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前将抵偿物（上述房屋和土地）交付邓旭凌，并于2012年7月6日前协助邓旭凌办理抵偿物的过户登记手续，过户登记手续所需税费由邓旭凌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38600元（已减半），由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承担。
再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文容与邓旭凌系婆媳关系。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是1993年经工商局批准，由乐山市建筑工程公司原“五.七”工厂（家属工厂）集资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企业。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借条和审计报告，两份证据载明的内容虽反映存在金额为934.29万元的借款，但该借条是一张对多年借款本息总计后出具的新的借条，并非原始借条，而审计报告的作出亦并无历年的财务报表等作为依据，其依据仅仅是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提交的两张自行制作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清单，这两份材料只载明了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共欠邓旭凌934.29万元，并无该债务形成的原始依据或者其他凭据予以佐证。因此，上述两份证据均不是借款形成的原始依据。
再审法院认为，邓旭凌和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文容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隐瞒了两人的真实身份关系（婆媳关系），且双方在一审时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是借款形成的原始依据，又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于借款的构成、借款如何形成等与借款有关的重要事实无法说清，亦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借款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不足以证明借款的真实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成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的规定，曾文容对借款事实的认可并不能免除邓旭凌的举证责任，仍应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审查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关于邓旭凌主张的934.29万元借款（本息合计），虽然邓旭凌提供了借条，但对该笔巨额借款的来源、交付等情况以记不清楚为由，不能说明，也未提供任何交付凭证，且邓旭凌在前款项尚未偿还（利息也未支付）的情况下，仍陆续出借大额资金给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邓旭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于真实性无充分证据证明的借款通过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确有错误，应予纠正。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再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乐民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邓旭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600元（已减半），由邓旭凌负担。
邓旭凌除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制作审计报告所依据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清单“并无该债务形成的原始依据或者其他凭据予以佐证”有异议外，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邓旭凌提供了借条、审计报告、记账凭证、明细表、乐山市公安局对审计人员与邓旭凌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审计报告有原始凭证等材料予以佐证；同时提供了2003年、2004年付款人或出票人“乐山师院”、“乐建第七分公司”、“乐山市中天房地产开发公司”、“乐山市316单位”、“乐山三九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收款人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七次转款的银行进账单以及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向邓旭凌出具的七张借条，用以证明上述七笔款项的付款人或出票人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并无业务往来，系邓旭凌以委托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向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支付了借款102.12万元，其余借款本金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此外还提供了信用社借款借据、收款凭证、土地款收据、完税票据、支付职工退职费以及其他款项的证据，用以证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1997年之后没有生产经营收益，在此情况下却归还了大量集资款、银行贷款等，资金正是从邓旭凌处借来的。
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对邓旭凌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邓旭凌所举证据乐山市公安局对邓旭凌的询问笔录载明邓旭凌称借款本金大约368万多元，从1999年开始到2005年借给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被问及368万多元的本金是由谁交给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由谁收款时，邓旭凌回答称由她代表家庭交给曾文容的；邓旭凌称所有借条都已交给曾文容，约定的年利息是16%。邓旭凌在一审起诉状中诉称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从1999年3月开始向其不断借款。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8月13日庭审笔录载明邓旭凌称其从1999年开始借钱给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借款本金为368万元，曾文容称从1999年开始从邓旭凌处借钱，借了368万元，（年）利息为16%，用于偿还职工集资款和银行本金利息。本院二审庭审中邓旭凌主张借款本金为368万元。然而邓旭凌提供的审计资料记账凭证、明细表却载明从邓旭凌处开始借款的时间是从1998年3月起，借款本金总计6951255元，按照年利率3.5%计算，应付利息2391674元。邓旭凌提供的2003年、2004年间七次转款银行进账单、七张借条所载明的转款时间、金额与审计资料记账凭证、明细表中的借款时间、金额不完全一致；邓旭凌提供的证据与其所作的陈述在借款时间、金额、约定的年利息标准、支付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矛盾；邓旭凌提供的信用社借款借据、收款凭证等证据与邓旭凌是否向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支付了368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邓旭凌在二审中所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另查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1997年工商年检资料载明公司产值127.8万元，税后利润6.72万元；1998年工商年检资料载明公司产值112.8万元，亏损6.58万元，亏损原因为建设方拖欠工程款，工程量不足，借款施工；1999年工商年检资料载明公司产值133.7万元，亏损20.5万元，亏损原因为工程量不足，借款施工，建设方拖欠工程款；2000年工商年检资料载明公司产值72.1538万元，亏损3.3029万元，亏损原因为工程施工市场竞争激烈，经营极为困难；2001年工商年检资料载明公司产值72.1538万元，亏损3.3万元，亏损原因为无工程施工。
本院认为，邓旭凌提供的借条并不是原始借款凭据，双方在原审中对于借款的构成、借款如何形成、细节经过、交付等与借款有关的重要事实无法说清，亦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邓旭凌在本院二审中虽然主张其以委托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分七笔向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转账支付本金102.12万元，其余本金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并提供了七次转款凭证和七张借条，但邓旭凌提供的七次转款凭证载明的付款人或出票人均为“乐山师院”、“乐建第七分公司”、“乐山市316单位”等，并非是邓旭凌个人，邓旭凌未能提供足以证明上述七笔款项是受邓旭凌委托代邓旭凌向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支付的证据，而且邓旭凌主张的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借款金额达260余万元，对于借款的细节经过以及交付情况，邓旭凌在原审中以记不清楚为由不能说明，直到本院二审也一直未提供交付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邓旭凌提供的七次转款银行进账单、七张借条、审计报告以及审计资料记账凭证、明细表与一审起诉状、邓旭凌所作的陈述在借款时间、金额、约定的年利息标准、支付方式等方面均存在矛盾；况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并非自1997年起已没有进行营业、没有经营收入。因此，本院经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旭凌向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实际支付了借款本金368万元，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加之邓旭凌与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文容之间系婆媳关系，结合借款交付凭证、借贷金额的大小以及当事人对借款细节经过的陈述等因素，本院审理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关系的真实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对于法院应当依职权查清真相的事实，或者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法官已经形成内心确信、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的，不适用自认的规定，因此，本案中乐山建筑综合施工公司对向邓旭凌借款368万元、应当偿还借款本息的认可不适用自认的规定，邓旭凌提出的再审判决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公权干涉私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不管是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还是调解书，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都是“确有错误”，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条件并未限定为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对确有错误的调解书法院可以依职权启动再审并予以撤销，故邓旭凌提出的原审判决撤销调解书没有法律依据的上诉主张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邓旭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200元，由邓旭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红
审 判 员 宋荣萍
代理审判员 何 雪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