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8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兴安玻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金城，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金城，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陆丰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建权，广东卫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克友，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宣汉县。
委托代理人刘仁武，广东铭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远大通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友良。
上诉人深圳市兴安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公司）、廖金城为与被上诉人贺克友及原审被告深圳市远大通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通公司）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西民初字第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11日，原告在深圳市龙岗区××镇××区11号的工地从事泥水工作时不慎从2米高的脚手架上跌落，随即被送往坪地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住院78天后，于2014年5月27日出院，《疾病证明书》及《出院证明书》记载：高处坠落伤，1、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2、右桡骨远端骨折；3、右腕钩骨骨折。出院医嘱建议：3月内避免重体力劳动，定期骨科门诊复查（1、2、3、6、9月），住院期间留陪一人。原告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9461.4元，全部由被告远大通公司垫付。2014年6月13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粤南（2014）临鉴字第61635号《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将原告的伤情评定为一个九级和一个十级。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800元。另查，2014年4月13日，被告远大通公司向原告预支生活费600元；原告住院期间由被告远大通公司安排工人进行陪护。
原告为农村居民，其与妻子江某某共育有一子一女，其中贺某甲于2008年4月4日出生，贺某乙于2002年9月15日出生。
诉讼中，为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深圳市居住证，显示原告居住证的签发日期为2011年6月25日。
2、人口信息登记表，记载原告的入住时间为2010年10月10日，零散就业。
3、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显示原告分别于2013年5月22日、6月18日、7月22日、8月31日、9月26日在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南头代办所办理现金存、汇款业务。原告解释称，收款人江某甲系原告的岳父，收款人吕某某系代原告照顾子女的保姆。
各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事发前已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
为证明被告远大通公司与被告兴安公司之间存在承包与发包关系，被告远大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泥工人员记录》（2014年2月、3月），显示，每天出勤的工人人数均经“甲方主管”易某某签名确认。原告对此并无异议，并确认工友王某某负责帮助刘友良记录工时，再由被告兴安公司的主管签字。被告兴安公司表示不认识在其上签字的“易某某”。被告廖金城则表示，易某某并非以兴安公司员工的身份进行签名，而是对被告廖金城个人给予帮助。
2、被告远大通公司的客户对账单（账号：40×××33），用以证明被告兴安公司向被告远大通公司支付工程款。被告远大通公司解释称，被告兴安公司的付款系通过深圳市南山区××建材店转入被告远大通公司账户；其中摘要为“代廖金城付龙岗新厂装（修）”的几笔转账与涉案工地的工程有关，其中包括钢结构工程和泥水工程的款项。原告表示，其对被告远大通公司与被告兴安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并不知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表示，该对账单的户名为“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非被告远大通公司，且该收款人系由刘友良指定，涉案交易系被告廖金城指示案外人付款，与被告兴安公司无关。经查，深圳市南山区××建材店为个体工商户。
为确认易某某的身份，原审法院依职权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了2014年1月至6月被告兴安公司的《单位缴费明细表》，该明细表显示，被告兴安公司确有为名为“易某某”的员工缴交社保。原告与被告远大通公司对该证据并无异议。被告兴安公司表示，即使易某某系被告兴安公司的员工，其从事的该行为也不能代表被告兴安公司。被告廖金城表示，易某某系被告廖金城以个人名义叫来帮忙。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解释称，涉案厂房系被告廖金城与案外人共同拍卖而来，与被告兴安公司无关。
诉讼中，被告兴安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厂房升高工程协议书》，该证据载明：发包人为被告廖金城，承包人为刘友良，工程地点为深圳市龙岗区××镇××区11号，承包内容为工业园厂房升高，工期自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2月28日，合同价款按85元／平方米计算，及其他内容。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为刘友良个人并没有承包钢结构升高工程的资质，其签署该协议应属于法人行为，且刘友良系以被告远大通公司的名义雇佣原告从事泥水工作。被告远大通公司认为，原告受伤的工程与钢结构工程无关，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刘友良在该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法人行为；原告系被告廖金城以个人名义通过被告远大通公司代请的。
庭审中，原告称，其自2014年3月5日受被告远大通公司的雇佣，并乘坐被告远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友良的车前往涉案工地工作；此前，原告与被告远大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并不认识，双方约定的工资为250元／天；在涉案工地工作期间，原告与工友均在工地吃住。原告申请证人丁某、证人蒋某出庭作证。证人丁某陈述称，原告受伤时，证人丁某正在现场一同工作。因工作需要，他们在两米高的架子上再搭建一个90公分的架子，原告是在打算登上90公分的架子铺木板而一手抓住架子时，架子失衡侧翻，导致原告受伤。证人不知道涉案工地是否与被告兴安公司有关，只听刘老板（被告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是从西丽搬过去的新厂，为玻璃厂搞维修。工资的发放方式为每月结算80%，项目结束后结清。证人蒋某陈述称，其不清楚事发工地的具体名字，只听说是从西丽搬过去的玻璃厂，但没有看到玻璃厂的具体名字；证人蒋某在涉案工地工作了二十三天半，被告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其支付了部分工资。
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远大通公司赔偿原告鉴定费1800元、误工费19234.32元、护理费468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800元、营养费5000元、残疾赔偿金187543.0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054.99元、精神损失费21000元，共计272112.33元；2、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系在深圳市龙岗区××镇××区11号厂房的工地上从事泥水工程的过程中受伤，但涉案工程的发包方系被告廖金城还是被告兴安公司？发包方的责任由谁承担？被告远大通公司在原告与涉案工地的所有人之间充当何种角色？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直接和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对于上述问题，原审法院结合庭审查明的情况分析如下：1、被告兴安公司提交的《厂房升高工程协议书》系被告廖金城与刘友良以个人名义签署，内容为涉案工地的厂房升高项目。对于被告廖金城的上述签约行为，被告兴安公司否认其系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进行的法人行为，同时被告廖金城亦自认该工地系其个人与案外人通过拍卖所得，与被告兴安公司无关，上述签约行为系个人行为。但被告远大通公司提交的工商银行客户对账单中部分交易的摘要为“代兴安付龙岗厂房升高”，该摘要内容与被告兴安公司及被告廖金城的陈述不一致。此外，2014年2月和3月的《泥工人员记录》上均有被告兴安公司的员工易某某的签名确认，被告廖金城主张易某某的上述行为系个人之间的帮忙而非履行被告兴安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易某某作为被告兴安公司的员工，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期间内，每天在远离被告兴安公司住所地的、被告廖金城个人的工地上以“主管”的名义帮忙，该解释缺乏合理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刘友良签署的《厂房升高工程协议书》涉及的工程内容与被告远大通公司的主营业务一致，刘友良作为被告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个人名义签署的上述协议经被告远大通公司的追认后，可以视为被告远大通公司的公司行为。同时，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在刘友良开办的被告远大通公司具有承接厂房升高资质的情况下，选择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个人，该做法不合常理。此外，涉案工程的款项系发包方通过个体工商户的账户付至“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而非付至刘友良的个人账户。如刘友良系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并收取款项，其指定其他对公账户作为收款账户的行为将增加其税费成本，亦与常理不符。而且，原告亦确认刘友良系以被告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将其带至涉案工地工作，刘友良的行为应系法人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刘友良系作为被告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涉案工地的相关工程，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远大通公司承担。3、原告自2014年3月5日开始在涉案工地工作，依照《厂房升高工程协议书》约定的合同期限，厂房升高工程应已完工。且原告确认，其所从事的系泥水工程，与厂房升高无关。据《厂房升高工程协议书》显示，刘友良代表被告远大通公司承包的厂房升高工程系按地面面积进行核算工程价款，与《泥水工人记录》中记录工时的做法不一致，再次印证原告从事的泥水工程未包含在厂房升高工程中。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作为实际用工人，主张已将泥水工程发包给刘友良，缺乏证据支持。现有的证据表明，被告远大通公司在承包了厂房升高工程后为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介绍和组织泥水工人，并将其安排在涉案工地工作和食宿，泥水工人的出勤人数由工人代表王某某记录并由被告兴安公司的主管易某某签名确认。虽然泥水工人的工资系通过被告远大通公司发放，但从《泥水工人记录》的内容看，其仅记录出工总人数和工时，并未分别记录每个工人的出勤情况，未见被告远大通公司对工人存在直接管理行为，也未见被告兴安公司和被告廖金城向被告远大通公司支付的泥工人员工资标准与被告远大通公司向工人承诺的工资（包食宿250元／天）存在任何差异。可见，被告远大通公司既具有工人代表又具有被告兴安公司和被告廖金城的代管人的身份，被告远大通公司主张其行为属于介绍用工，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远大通公司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提供劳务方不具有施工资质、用工方并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介绍用工，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告作为一名有多年泥工经验的成年人，理应知道高空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在未取得作业资质、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未对危险进行审慎评估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对其自身所受伤害存在一定过错。基于上述分析，原审法院酌定原告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80%的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远大通公司对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原审法院对原、被告争议的赔偿项目认定如下：
1、医疗费。被告远大通公司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9461.4元，有医疗收费票据和费用明细清单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2、伤残赔偿金：原告的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但其提交的证据表明原告在受伤前一年在深圳居住并有较为规律且数额稳定的存、汇款交易记录，原告主张其应得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的伤情构成一处九级和一处十级，经查，2013年度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653.1元／年，故原告应得的残疾赔偿金为187543.02元（44653.1元／年×20年×0.21）。
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受伤时，原告的女儿未满十二周岁，原告的儿子未满6周岁，被扶养年限分别为7年和13年。经查，2013年度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8812.4元／年。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2054.99元，未超过根据原告的身份状况核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4、误工费。原告于2014年3月11日受伤，住院78天，出院后医嘱建议3个月内避免重体力劳动，原告的定残日为2014年6月13日，故原告的误工期应自2014年3月11日计至2014年6月12日，共94天。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原审法院参照2013年度建筑业年平均工资41217元计算原告的误工损失，核算原告应得的误工费为10614.79元（41217元÷365天×94天）。
5、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人员由被告远大通公司安排，原告主张其存在护理费损失4680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因被告远大通公司未能举证证实护理人员的实际收入状况，故参照2013年度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中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50856元／年，核算被告远大通公司垫付的护理费为10867.86元（50856元÷365天×78天）。
6、交通费。原告共住院78天，产生一定的交通费实属必要。因原告未能举证证实交通费损失的实际数额，结合其就医的地点、时间及护理人员的情况，酌定交通费为1560元（20元／天×78天）。
7、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7800元（100元／天×78天），数额合理，且各被告均无异议，亦予确认。
8、营养费：原告在此次事故中受伤，出院医嘱中包含“加强营养”的内容。参照原告的伤残等级，酌定原告的营养费为2100元。
9、鉴定费。原告主张鉴定费用为1800元，有票据为证且各被告对此并无异议，亦予确认。
10、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了身体伤残，该情况必然导致其本人精神上的一定痛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21000元。
综上，原告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9461.4元、残疾赔偿金187543.0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054.99元、误工费10614.79元、护理费10867.86元、交通费1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800元、营养费2100元、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1000元，共计274802.06元。扣除被告远大通公司已承担的医疗费9461.4元、护理费10867.86元及已向原告预支的生活费600元，被告兴安公司与被告廖金城应连带赔偿原告198912.39元（274802.06元×80%-9461.4元-10867.86元-600元），被告远大通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深圳市兴安玻璃有限公司与被告廖金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198912.39元；二、被告深圳市远大通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贺克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81.6元，由原告负担1447.6元，由被告廖金城与被告兴安公司连带负担3934元。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两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负之数迳付原告。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兴安公司与廖金城不服上述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二、请求由被上诉人支付一、二审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理由如下：一、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清，遗漏重要事实；被上诉人的真实雇佣者系案外人刘友良或案外人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案外人先承担赔偿责任，发包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根据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提交的银行客户对账单已清楚显示：上诉人廖金城发包给案外人“刘友良”或“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统称为案外人）的涉案工程的劳务工程款系支付给案外人的，而非原审被告。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二段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系通过原审被告代请的，系事实认定错误。真实情况是涉案劳务工程是由上诉人廖金城个人发包给案外人的。被上诉人系由案外人雇佣的，而非上诉人兴安公司或廖金城。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已在庭审自认：其本人系受案外人“刘友良”雇佣，工资也是由案外人“刘友良”支付，谈论工作报酬也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谈论的。如果案外人真是只是介绍代请的话，谈论工作报酬应该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廖金城才对，同样，上诉人廖金城在案外人介绍过来后，也会对被上诉人进行面试，这样的话，被上诉人不可能不认识上诉人廖金城，但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根本不知道两上诉人的存在，称只认识案外人刘友良。第二，发生事故后，也是由案外人进行医疗费的垫付，同时也是案外人对被上诉人进行护理，甚至向被上诉人的借支600元。第三，通过一审被告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也证实并非代请，而是由案外人刘友良或“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直接雇佣的。对账单清楚显示涉案工程款系支付给案外人的，如果真是代请的话，怎么可能涉案工程的款项直接支付给了案外人而非被上诉人。第四，一审被告为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发包承包关系，已提交了《泥工人员记录》，也就是说，一审被告也已经认可涉案工程是一审被告承包的，而不是所谓代请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当事人自认事实，直接认定采纳。一审不尊重当事人的认可，反而仅以《泥工人员记录》上有上诉人员工“易某某”的签字就错误认定这是代请。另外，案外人承包的该工程是钢构工程，而且，“易某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无权代表公司。因此，一审认定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综上，雇佣被上诉人的主体既非一审被告“深圳市远大通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也非上诉人，而是案外人“刘友良”和“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依据最高法院规定，应该由案外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违背法定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无论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还是相关证据，均证实被上诉人的雇佣者为案外人，被上诉人一审起诉被告不明确，正因为如此，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法院追加案外人。即使没有上诉人的申请，法院也应该依法追加或变更，而不是征求被上诉人的意见，因为一方面涉及到上诉人在以后如果履行补充赔偿责任的事后追偿主体问题，对此，被上诉人无权处分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于诉讼主体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但遗憾的是，一审违背了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依法应予发回重审。综上，一审查明事实不清，法律适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贺克友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二审提交了一份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2014年5月22日变更登记事项，变更前法定代表人是刘友良，用于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刘友良，上诉人与刘友良签订的合同，刘友良也只能代表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而非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因为刘友良也是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有的工程款也是支付至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且被上诉人工作内容也与远大通公司没有关联。被上诉人贺克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贺克友在一、二审中均称事发前受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雇请到涉案工地做工，与其联系的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友良，刘友良是以公司名义雇请被上诉人。一审中，被上诉人贺克友称，刘友良叫其到涉案工地做工时，其不知道远大通公司的存在，其在受伤后才知道刘友良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除一审查明的证人证言外，证人丁某称，其系受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的雇佣为玻璃厂搞维修，工资与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商定，且提供食宿，证人向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支了一些生活费，证人称不知道被上诉人贺克友受伤的工地归谁所有，只是受远大通公司的雇佣，只与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识；证人蒋某称，2014年3月份受远大通公司的雇佣。
一审中，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提交了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的对账单，主张和本案有关的款项其摘要均为“代廖金城付龙岗新厂装”，上述款项均用于支付新厂装修的工人工资。前述对账单显示，摘要为“代廖金城付龙岗新厂装”及“代廖金城付龙岗新厂（＊”的款项均由深圳市南山区××建材店支付，分别是3月3日的34000元、3月6日的20000元、3月14日的40000元、4月30日的50000元、5月26日的30000元、6月4日的20000元，合计194000元。对于为何由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收取涉案款项而非远大通公司，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友良称，远大通公司的账户被封了，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其亲戚的公司，是其让廖金城付到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泥工人员记录》记载泥工人员工作按一人一天计10工分，2014年2月、3月合计2855工分。对于为何持有《泥工人员记录》的原件，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称，因为甲方无人在工地，所有工人的记工均由远大通公司负责。
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称被上诉人受伤所在的工程不包括在《厂房升高工程协议书》所涉工程范围内。
二审中，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称，被上诉人贺克友受伤的厂房是廖金城与他人通过拍卖所得，易某某是去帮廖金城的忙，作为涉案工程的主管在《泥工人员记录》中签字，并非是兴安公司的主管，泥工人员的工资由上诉人支付给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后由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涉案厂房是廖金城与他人共有的，作为发包方，当然应该知道案外人雇佣了多少人，以作为结算的依据。
被上诉人贺克友称其在2014年年底（距离春节只有几天的时间，具体时间不记得）领取了刘友良现金发放的工资，刘友良让其在已经写了“代付”字样的收据上签收。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贺克友的人身损失金额及由被上诉人贺克友自行承担20%的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被上诉人贺克友的雇主身份应如何认定。
贺克友一审起诉主张其系受远大通公司的雇请到涉案工地做泥水工作，远大通公司辩称其系代兴安公司、廖金城雇请贺克友等人到涉案工地工作、远大通公司属介绍用工人身份，兴安公司、廖金城则主张贺克友系受案外人刘友良或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雇佣，对此本院认为：一、对于远大通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理由是：第一，远大通公司称其仅是介绍用工人身份，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兴安公司、廖金城之间存在介绍用工协议，兴安公司、廖金城对此亦予以否认。第二，贺克友等泥水工人系由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友良召集并送往涉案工地工作，如远大通公司所述属实，远大通公司理应会将涉及给付劳务费用及相关待遇的雇主身份这一重要信息向工人进行说明，以明确雇佣关系及责任承担主体，但远大通公司缺乏证据证明其向贺克友等人告知其系代兴安公司雇佣人员、其并非雇主身份，且被上诉人贺克友及两位证人均称系受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的雇佣，从远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处领取工资，且事发前并不清楚涉案工地是否与两上诉人有关，可见，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友良召集贺克友等工人到涉案工地工作时并未提及其系替兴安公司或廖金城代请工人及代付工资，贺克友等人的工资待遇亦是与刘友良商谈确定，并非与兴安公司或廖金城商谈确定。第三，远大通公司称因兴安公司无人在工地，故所有工人的记工由远大通公司负责，可见，兴安公司、廖金城并不对工地上工人的工作进行管理。第四，事发后，贺克友住院期间由远大通公司安排工人进行陪护，并垫付了全部医疗费及向贺克友预支生活费，远大通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前述行为系受兴安公司、廖金城的委托代为履行。第五，远大通公司提交了银行对账单，主张用于支付新厂装修的工人工资的款项其摘要均为“代廖金城付龙岗新厂装”，前述对账单显示收取的该部分款项合计194000元，而《泥工人员记录》记载泥工人员工作按一人一天计10工分，2014年2月、3月合计2855工分，远大通公司收取兴安公司和廖金城支付的款项远多于远大通公司需按承诺向工人支付的工资金额（2855工分／10工分＊250元=71375元），远大通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收取的款项已全部用于支付工人工资。二、对于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理由是：第一，两上诉人对其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明；第二，刘友良作为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审中确认其涉案行为系代表远大通公司而非其个人行为，贺克友亦认为其系受远大通公司的雇佣，刘友良系代表公司法人行为，不要求刘友良个人承担责任；第三，两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与该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关系，虽然涉案工程的款项系付至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但并不能据此直接认定该公司即是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因为合同义务的履行及权利的行使可以依法委托他人代为进行，且刘友良对于为何由深圳市远大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收取工程款项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贺克友跟随远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涉案工地提供劳务工作，并未签署书面协议，贺克友作为提供劳务者，申请了一同工作的工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有关受远大通公司雇佣的主张，已尽到了初步的举证义务，而远大通公司及兴安公司、廖金城对于谁为贺克友的雇主的抗辩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贺克友主张其是受远大通公司的雇佣到涉案工地从事泥水工作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纳。贺克友受远大通公司的雇佣从事涉案泥水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远大通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远大通公司仍应赔偿贺克友198912.39元。兴安公司、廖金城将涉案泥水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远大通公司，主观上具有过错，且兴安公司、廖金城对于原审法院认定其二者承担连带责任并未提出异议，故兴安公司与廖金城应共同对远大通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有关其并非被上诉人贺克友的直接雇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处理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西民初字第78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西民初字第7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审被告深圳市远大通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贺克友198912.39元；
三、上诉人深圳市兴安玻璃有限公司、廖金城对原审被告深圳市远大通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贺克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1.6元（被上诉人贺克友已预交），由被上诉人贺克友负担1447.6元，由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与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连带负担3934元（应将所负担之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被上诉人贺克友）。二审案件受理费4278.25元（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已预交），由原审被告远大通公司与上诉人兴安公司、廖金城连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