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13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菊，女，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东宁街临滨巷。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树祥，系辽宁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占祥，男，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和睦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芳，沈阳市大东区爱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春菊与被上诉人党占祥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4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鞠安成（并任主审）、审判员关宇宁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春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上诉人刘春菊与党振波系夫妻关系，党振波于2015年5月15日死亡，夫妻二人共有三名子女，长子党占平、次子党占祥、长女党淑芳。刘春菊、党振波原有大东区东宁街临滨巷18-1号主房和公建私住附属房15-1号各一处。2013年7月主房动迁，附属房公建住房于2015年4月动迁，动迁房屋原属新光厂管辖，党振波和党占祥都是新光厂职工。2015年4月中旬，党占祥去看望父母，提出新光厂和动迁办正在研究公建私住房补偿事宜，我是本厂职工办事方便能多得补偿款，于是刘春菊、党振波委托党占祥全权办理公建私住房补偿事宜，党占祥以自己名义办理补偿事宜，并将该房拆迁补偿款办在自己名下，刘春菊认为党占祥将刘春菊、党振波的拆迁补偿款占为己有侵犯了刘春菊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党占祥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
刘春菊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党占祥将拆迁补偿款16万元返还给原告刘春菊；2、被告党占祥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党振波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子一女，其中长子党占平、次子党占祥、长女党素芳。党振波于2015年5月14日去世。党振波与被告党占祥均系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职工，新光集团是沈阳市大东区东宁街临滨巷18-1号1（使用面积27.06平方米，居住面积16.8平方米）公有住房的产权单位，党振波系该公有住房的使用权人，并办理了使用权证。20世纪80年代，经产权单位批准，党振波等在该地址处加盖了自建公助房屋（建筑面积16.20平方米）一间，即案涉房屋，该房屋未办理使用权证。2014年该地区拆迁，党振波将有使用证的公房参加房改后，于2014年5月9日与沈阳市大东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
本院通过原告提供的案涉自建公助房屋档案和被告提供的购买产权协议书、交款收据、征收告知书等证据认定如下：2015年2月1日，原告、党振波与被告签订《房屋赠与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党振波将案涉自建公助房自愿赠与给被告，由于该房无房证，故在征收工作组人员现场见证的情况下，办理赠与手续。该合同为无偿赠与合同。原告在该合同上捺印，被告在该合同上签字并捺印。同日，原告、党振波与被告又签订《保证书》，保证因自建公助房无房证，公证处不予受理，赠与人所提供的材料属实等。2015年3月21日，凌云片区自建公助房屋认定确权工作组对自建公助房认定确权进行公示，其中包括被告对案涉自建公助房申请确权。公示期满后，经该工作组�被告申请案涉自建公助房确权予以认定。2015年5月18日，被告购买了案涉房屋产权并办理了征收手续。法院认为，原告以上述证据主张党振波为案涉房屋的原使用权人，原告与党振波系委托被告办理自建公助房拆迁补偿事宜，而非赠与，但原告主张的事实与其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恰恰相反，故对原告的主张的事实，法院不予认定。
原告提供证人刘学英与刘学红的证言，证明2015年4月原告同意委托被告办理案涉自建公助房屋的拆迁事宜，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案涉自建公助房屋的档案的证明力高于证人证言。而档案显示，被告已于2015年3月21日申请办理案涉房屋产权，并于其后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档案内容与证人证言互相矛盾，故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委托被告办理案涉房屋的补偿事宜，应提供委托合同成立的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但其提供的案涉房屋档案恰恰显示被告依据相关规定购买了案涉�屋的产权，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春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春菊起诉主张刘春菊、党振波与党占祥之间就办理案涉房屋拆迁事宜，是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赠与合同关系，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刘春菊应承担证明刘春菊、党振波与党占祥之间确为委托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现上诉人只能提供证人证言及刘春菊本人陈述作为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足以否认刘春菊、党振波曾与党占祥签订的《赠与合同》、《保证书》的合同效力，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规定，《赠与合同》、《保证书》的证明力要大于刘春菊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法院应优先采信《赠与合同》、《保证书》的证明内容来确认本案双方的法律关系，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在�理案涉房屋拆迁事宜时，刘春菊、党振波与党占祥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刘春菊上诉主张党占祥没有尽到赡养老人义务的问题。因本案刘春菊一审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党占祥将拆迁补偿款16万元返还给刘春菊”，并没有主张撤销其与党占祥之间存在的赠与合同，因此，关于党占祥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是否履行子女义务不是本案所审查的问题，对此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春菊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刘春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宁
审判员 鞠安成
审判员 关宇宁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关瑞婷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