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青行申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韩启祥，男，1953年4月2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回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韩入格牙，女，1948年8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回族,住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系韩启祥之妻。以上二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高冠荣，青海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高志翔，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建设路。法定代表人安项加，系该县副县长。委托代理人彭周，系该县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马玉忠，系该县法制办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化隆回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建设路。法定代表人范小龙，该局局长。原审第三人青海高原特色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莉，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韩启祥、韩入格牙因与被申请人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化隆县政府）、化隆回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化隆县国土局）、第三人青海高原特色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原特色公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3日作出的（2012）东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韩启祥、韩入格牙申请再审称，1.再审申请人撤诉并非自愿。再审申请人原系高原特色公司的股东，拥有100%股权。2007年，化隆县政府非法干预强迫再审申请人将所持有的高原特色公司股权全部贱卖给北京华益瀚海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年底，因举报，再审申请人被海东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传唤，2012年1月2日被限制人身自由，次日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取保候审。同年2月13日，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开庭审理的前两天，海东市公安局刑警将再审申请人带到该局，以收监、重判相要挟，强迫再审申请人撤销对化隆县政府、化隆县国土局的起诉。而后，海东市公安局刑警将再审申请人带到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强迫其撤诉。在行政庭告知需提交书面申请之后，又将再审申请人带回海东市公安局打印《撤销诉讼请求申请书》，并强迫其签字。再审申请人经威胁签字同意撤诉。上述事实有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为据。因此，再审申请人在被逼撤诉的情况下，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东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准许撤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等规定。2.本案行政诉讼的恢复已成为解决相关权属纠纷及侵权纠纷的根本。因化隆县政府的第19号会议纪要以及化隆县国土局的违法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导致再审申请人房屋、土地被强行拆除霸占，38万元现金及其他财产被抢劫、损毁。对此，再审申请人诉请的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一案在本案行政诉讼不能恢复审理的情况下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规定，请求对本案依法提审。化隆县政府、化隆县国土局答辩称，根据我方提交的《海东市公安局关于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复函》，能够证实再审申请人是主动向海东中院提出撤销其行政诉讼申请，受胁迫撤诉的情况不属实。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两份《函》及证人证言在程序及内容上都不合法。其中，两份《函》不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关于”公文管理”和”公文办理”的有关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且其具体内容已被海东市公安局正式出具的公函所否定；证人证言未写明出具的时间、证人姓名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且证人没有出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且在具体内容上系转述他人说法，属于传来证据，不具有直接证明效力，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综上，再审申请人受胁迫的事实不成立，其提供的证据不合法、不充分，应依法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查明，2011年11月韩启祥、韩入格牙向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化隆县政府作出的土地使用权变更决定（化政办【2011】19号会议纪要）；撤销化隆县政府、县国土局颁发的化土集用（2011）字第342号、343号、34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2月13日，韩启祥、韩入格牙向原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诉讼请求申请书》。其内容为”...关于我诉化隆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及北京华裔公司违法办理土地使用证，强制拆除韩启祥、韩入格牙住宅及碳化硅厂一案，因我涉嫌诈骗一案，被海东市公安局于2月2日取保候审。依据上述情况，我向贵院提出撤销案件审理的诉讼请求，此案由海东公安局出面调解处理，望贵院予以批准撤销此案。”原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3日准予韩启祥、韩入格牙撤回起诉。2017年3月1日，韩启祥再次向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化隆县国土资源局已经作出的向北京华益瀚海投资有限公司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号：342号、343号、344号）的变更登记行为。2017年3月7日，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青02行初4号行政裁定书，以韩启祥、韩入格牙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为由，裁定驳回了韩启祥、韩入格牙的起诉。韩启祥不服该裁定，向我院提出上诉，2017年4月10日，我院作出（2017）青行终2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韩启祥、韩入格牙的上诉，维持原裁定。韩启祥、韩入格牙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389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韩启祥、韩入格牙的再审申请，在该裁定书中载明”...现韩启祥、韩入格牙认为其2012年2月13日提出撤诉的行为系受逼迫而非自愿行为，并提供《海东市公安局函》作为新的证据予以证明，因该函系在2017年2月取的，从时间和形式上来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项'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的规定，韩启祥、韩入格牙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2012）东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韩启祥、韩入格牙申请再审时，向我院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891号行政裁定书、海东市公安局于2017年2月4日、4月24日出具的两份《函》、证人韩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刑事拘留通知书》及刑事判决书各一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891号行政裁定书，欲证明此次申请再审符合法律规定；两份《函》欲证明海东市公安局带领韩启祥前往海东中院撤回行政案件的事实；证人韩某出具的《证明》欲证明韩启祥、韩入格牙撤回行政诉讼是受当时海东市公安局办案人员的胁迫；《刑事拘留通知书》及刑事判决书欲证明韩启祥当时人身自由受限。其中，海东市公安局出具的《函》记载”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海东市公安局侦办的韩启祥涉嫌诈骗一案，经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韩启祥无罪，当时因韩启祥涉嫌犯罪在侦查期间，韩启祥、韩入格牙诉化隆县政府、化隆县国土局行政诉讼一案，因我局侦办其诈骗，拟由我局处理，故带韩启祥、韩入格牙撤回了行政诉讼。现刑事案件已结案，目前韩启祥被扣押物品、取保候审保证金均已返还，贵院可依法对韩启祥及韩入格牙诉化隆县政府、化隆县国土局行政案件进行恢复审理。”（2014）东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记载，韩启祥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2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取保候审，2013年2月2日被解除取保候审。2015年3月5日被判决无罪。东公刑拘通字（2012）02号《拘留通知书》记载，韩启祥于2012年1月3日被刑事拘留。被申请人化隆县政府及化隆县国土局对韩启祥提交的两份《函》及《证明》均不予认可。提出两份《函》从行文格式上来看，没有签发，也不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出具，且经海东市公安局纪委调查，该函件是该局法制科一名干部私自出具并加盖公章，有关内容未经核实。因此，两份《函》不能证明韩启祥受胁迫撤回诉讼的事实。《证明》无证人出庭证实，无法确定证明人的身份，也无法确定证明的真实性。对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891号行政裁定书、《拘留通知书》及刑事判决书无意见。化隆县国土局提交了其作出的（2017）419号《关于请求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函》，海东市公安局根据该函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东公发（2017）318号《关于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复函》，证明海东市公安局纪委经对原办案人员调查核实，韩启祥、韩入格牙撤销行政诉讼请求是其真实意愿表示，不存在受胁迫、威逼的情形。该《复函》记载”...经我局纪委调查核实，查证情况如下：我局刑警支队于2011年10月15日受理北京华益瀚海投资有限公司报案，同年11月24日我局以韩启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2年1月3日对韩启祥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羁押期间多次提出与北京一方协商解决相关事宜。同年2月2日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后韩启祥多次到办案单位提出要和北京方协商有关事宜。2月13日韩启祥主动向海东法院提出撤销其行政诉讼申请，撤销行政诉讼请求行为是其主动自愿提出的个人真实意愿。办案过程中，我局办案民警从未威逼、胁迫韩启祥撤诉。对此情况我局办案单位于2013年6月17日向海东市人民法院已作情况说明。”韩启祥、韩入格牙对化隆县国土局提交的化国土资（2017）419号《关于请求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函》以及海东市公安局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东公发（2017）318号《关于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复函》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内容系事后补充填写，不具有真实性，不属实。且该《复函》的内容并没有对之前出具的《函》的内容予以否定。韩启祥的撤诉不符合常理，不属于自愿。经双方举证、质证，韩启祥、韩入格牙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891号行政裁定书，海东市公安局分别于2017年2月4日、4月24日出具的两份《函》、（2014）东行终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化隆县国土局提交的（2017）419号《关于请求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函》，海东市公安局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东公发（2017）318号《关于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复函》，上述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的规定，本院予以采信。韩启祥、韩入格牙提交的证人韩某出具的《证明》，因证人非特殊原因未出庭作证，其提供的证言无法进行质证核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至于韩启祥、韩入格牙提交的东公刑拘通字（2012）02号《拘留通知书》，因该通知书的作出时间是2012年1月3日，早于韩启祥撤诉的时间，故该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该条第（二）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中，虽然韩启祥、韩入格牙申请再审时向我院提交了多份新证据，但是上述新证据能否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效果，需分析论证其中的内容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足以推翻原裁定认定的事实。韩启祥、韩入格牙以海东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函》作为其出于胁迫而撤诉的关键证据。关于胁迫，法律规定是指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实施加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而作出其他举动。结合本案，海东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函》，其中载明了”...韩启祥、韩入格牙诉化隆县政府、化隆县国土局行政诉讼一案，因我局侦办其诈骗，拟由我局处理，故带韩启祥、韩入格牙撤回了行政诉讼...”的内容，但上述内容只是表述了韩启祥因为诈骗一案在公安局侦办，与之相关的其他案件拟由公安局一并协调处理、故带韩启祥、韩入格牙撤回行政诉讼的客观情况，并未显示出海东市公安局以侦办诈骗案件相要挟或直接实施加害迫使其撤回行政诉讼的意思表示。因此，仅凭该两份函件不足以证明韩启祥、韩入格牙受胁迫撤诉的事实。同时，根据海东市公安局后期调查核实后重新作出的东公发（2017）318号《关于核实韩启祥案相关问题的复函》来看，其中”...2月13日韩启祥主动向海东法院提出撤销其行政诉讼申请，撤销行政诉讼请求行为是其主动自愿提出的个人真实意愿。办案过程中，我局办案民警从未威逼、胁迫韩启祥撤诉...”内容，对韩启祥当时提出撤诉的情况作了说明，并强调了该局干警从未威逼、胁迫韩启祥撤诉的立场。海东市公安局先后出具的函和复函，其中内容均未表达出韩启祥、韩入格牙撤诉是由于公安局胁迫的意思，无从证明韩启祥、韩入格牙受海东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胁迫而撤诉的事实。本院对韩启祥、韩入格牙关于撤诉系受胁迫的理由不予采信。韩启祥、韩入格牙申请再审时虽然提交了部分新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能支持其主张和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程度。故，韩启祥、韩入格牙申请对（2012）东行初字第1号案件提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韩启祥、韩入格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韩启祥、韩入格牙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班玛吉审判员  李成花审判员  吴晓良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高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