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普中民终字第1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重怀，男，1963年11月8日生，汉族，个体，现住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宁洱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何赛劼，云南康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万全，男，1960年8月20日生，白族，工人，住宁洱县，系死者何汶钊父亲。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亚清，女，1958年12月31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址同上，系死者何汶钊母亲。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景骁，男，2013年9月3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系死者何汶钊之子。法定代理人景燕娟，女，1985年10月12日生，汉族，无业，住址同上，系被上诉人何景骁母亲。公民身份号码：×××。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谢震东，云南奉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骄，曾用名杨验明，男，1982年6月18日生，汉族，个体，现在云南省xx监狱x监区服刑。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徐重怀因与被上诉人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杨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洱县人民法院（2013）宁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重怀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何赛劼，被上诉人何万全及一般授权代理人谢震东，被上诉人杨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的法律事实：受害人何汶钊，男，1985年1月17日生，宁洱县宁洱镇城镇居民，系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之子。2013年1月18日16时25分，被告杨骄在酒醉状态下，驾驶无号牌丰田牌右方向式小型客车上道路行驶，当行至国道213线K2625＋450米处时与何汶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载乘刘燕）发生碰撞，造成何汶钊、刘燕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何汶钊于当日被送往普洱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住院7天，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27472元。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杨骄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何汶钊负次要责任，刘燕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杨骄向原告何万全、王亚清支付赔偿款20000元。2013年6月25日，三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杨骄、徐重怀共同赔偿三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住院期间的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餐饮及误工费、遗子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95963元。另查明，被告杨骄因此次交通事故被本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现在普洱市监狱六监区服刑。死者何汶钊与景燕娟（未登记结婚）于2013年9月3日共同生育儿子何景骁（城镇居民）。案件受理时因原告何景骁未出生，庭审中原告何万全、王亚清将主张的遗子抚养费变更为被扶养人何景骁的生活费，二被告均无异议。肇事车辆车主为被告徐重怀，该车无号牌、转向系不合格、制动系功能有效、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杨骄虽驾驶未按规定注册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但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与发生该道路交通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在审理过程中，乘车人刘燕向本院提出申请，其在此次事故中受伤，但因医疗未终结、待伤情鉴定后另行起诉，请法院在车主参加购买的车辆保险赔偿限额内按比例保留应当赔偿其损失的份额。原审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杨骄负事故主要责任，何汶钊负次要责任，乘车人刘燕不负事故责任。对三原告的损失应由各侵权人按照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有过错”，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以上规定，被告徐重怀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其明知车辆存在问题仍出借给被告杨骄使用，但肇事车辆的缺陷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徐重怀对何汶钊的损害无过错；但被告徐重怀未对该车投保交强险，应与被告杨骄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原告主张的丧葬费20189元、死亡赔偿金371520元，该二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且二被告认可，原审予以支持。医疗费27472元，有医院出具的医疗费收据为证，原审予以支持。护理费1280元【160元／天（2人护理）×8天】，虽然原告未提供护理证明及护理人员收入情况，根据何汶钊的伤情，确需护理，故原审予以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符合相关标准，原审予以支持。对于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餐饮及误工费4000元，原告未提供交通、餐饮票据证实，结合案情，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为处理交通事故确实产生了误工，原审酌情支持此项费用为2000元，对原告主张的何万全误工费960元，不再单独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110142元（12238元／年×18年÷2），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何汶钊的死亡给三原告精神上造成了损害，原审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原审确认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本次事故产生损失为：死亡赔偿金371520元、丧葬费20189元、医疗费27472元、护理费1280元、误工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何景骁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101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合计553003元。乘车人刘燕因该事故受伤，因医疗未终结，需另案处理。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原审在被告杨骄、徐重怀应连带赔偿的交强险医疗费用项下（限额为10000元）预留5000元给刘燕，因无法确定刘燕的伤情、伤残等级，对残疾赔偿金无法计算，原审不予预留。由被告杨骄、徐重怀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连带赔偿三原告医疗费5000元；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连带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两项合计115000元。从三原告的损失总额553003元扣除115000元，剩余438003元，由被告杨骄根据过错承担80%的责任即350402.4元，由三原告自行承担20%的责任即87600.6元。扣除被告杨骄已支付的20000元，被告杨骄还应支付三原告330402.4元。综上所述，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为：一、由被告杨骄、徐重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连带赔偿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医疗费5000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合计115000元；二、由被告杨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赔偿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死亡赔偿金261520元、丧葬费20189元、医疗费22472元、护理费1280元、误工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01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438003元的80%，合计350402.40元，由三原告自行承担87600.6元。扣除被告杨骄已支付的20000元，被告杨骄还应赔偿三原告330402.40元；三、驳回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元，由原告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承担1566元，由被告杨骄承担1914元。原审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徐重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一、二项，判决上诉人徐重怀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等的相关规定，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均不属于本案的赔偿范围之列，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二、本案是因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应当优先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当适用民事侵权的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即不应支持被上诉人何万全等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中明确：1、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切实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如通过调解结案，在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前提下，赔偿范围和数额不受限制。2、如调解不成，通过判决结案，则应当充分考虑刑事案件被告人多为没有正常收入的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赔偿能力很低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仅就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作出判决。对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健康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除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的以外，原则上不应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另据该解答，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先使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新《刑事诉讼法》支持的物质损失范畴。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受害人及其亲属不仅不能基于附带民事诉讼就死亡赔偿金或者残疾赔偿金获得支持，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物质也将无法获得支持。理由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损失。”而死亡赔偿金是在被害人死亡后，侵权行为人对其近亲属进行的一种带有精神抚慰的补偿，其权利主体是死者的近亲属而非被害人，不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而是对于被害人亲属的一种间接损失。因此，死亡赔偿金不属于法律列明的“物质损失”的范围。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第一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物质损失”进一步明确列举，并未明确列举“死亡赔偿金”。因此，赔偿范围里不包括死亡赔偿金。第三、死亡赔偿金不属于“费用”损失。新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将赔偿的范围限定在“费用”的范围。“费用”顾名思义就是指实际支出的花费。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受害人实际花费的费用，所以，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内。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定义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而不是物质损失。综上所述，本案是因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被上诉人杨骄已经因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不应仅适用民事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更应优先适用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遵从新法优于旧法，并考虑本地区对于该类案件判决的一致性，对权利人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何万全、王亚清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又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也分别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问题作了相应规定。因此，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并非由当事人本人是否认可来决定，而是相关法律已有明确规定。2、一审原告提起的是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要求法院裁判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而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依据民事实体法，作出相应的民事裁判完全符合法律规定。3、一审明确是民事诉讼，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均不适用于本案的一审案件的审理。如果不支持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那么当事人将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主张民事诉讼案件要适用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来审理是个根本性的错误。答辩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依法有据，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上诉人徐重怀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诉人没有给其所有的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判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骄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正确的。三、本案一审是在2013年6月25日受理的，由于个人失误，涉案相关赔偿标准本应当适用2013年的标准，却适用了2012年的赔偿标准，导致答辩人应当获得的赔偿金少了67055元，请二审法院给予修正。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何景骁未作答辩。被上诉人杨骄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愿意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但现在没有赔偿能力，待服刑期满出去后再行务工赔偿。二审期间，上诉人徐重怀与被上诉人杨骄、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徐重怀是否应承担责任；一审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应否支持。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徐重怀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以上规定，上诉人徐重怀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其明知车辆存在问题仍出借给被上诉人杨骄使用，虽上诉人徐重怀对何汶钊的损害无过错；但上诉人徐重怀对该车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应与被上诉人杨骄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一审对由被上诉人杨骄、上诉人徐重怀连带赔偿被上诉人何万全、王亚清、何景骁交强险限额范围的医疗费5000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合计115000元的处理得当。上诉人徐重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支持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本案是因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其性质应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散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侵权行为人杨骄应当赔偿一审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故，一审依据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情况确认支持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上诉人徐重怀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得当，但适用法律遗漏，应予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0元，由上诉人徐重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柳 丹审判员 李家宇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丁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