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5民终2023号上诉人（原�被告）：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当阳市玉阳办事处广洲路12号。法定代表人：黄宗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建军，当阳市恒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宗鹏，男，196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私营企业主，住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雄，当阳市恒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女，197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当阳市，系黄宗鹏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江峰，男，1977年5月2日出生，土家族，无业，住宜昌市西陵区，系黄宗鹏之弟。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道喜，男，195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当阳市，系黄江峰之岳父。上诉人黄江峰、张道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丹，湖北弘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森，男，196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士武，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李红、黄江峰、张道喜为与被上诉人刘荣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2016）鄂0582民初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冀放、邓爱民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李红、黄江峰、张道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6）鄂0582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刘荣森的原审起诉或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刘荣森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其一，被上诉人刘荣森在本案中原审起诉五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被上诉人刘荣森与五上诉人之间不是基于的同一个事实和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是两份借款合同和两份借据，其借款的主体不同、时间不同、金额不同、担保形式不同、约定的还款时间不同，因此产生的诉讼时效、法律后果均不同。原审法院将其同案而论，一案处理，实属不当。其二、原审法院是以民间借贷而立案进行审理的，在�决中，对被上诉人刘荣森缴纳诉讼费实行缓交，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刘荣森不具有缓交诉讼费的法定情节。其三、本案于2016年6月2日第一次开庭时，在答辩、举证、质证完后，出现了《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与实际借款人不符的情况，原审法院法官当庭告知被上诉人刘荣森的代理人去找其胞兄刘荣棠出一个声明在七日后质证，原审法院的行为遭到过上诉人反对，因为举证期限已到，同时，被上诉人刘荣森的代理人表示目前被上诉人刘荣森及其胞兄刘荣棠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公安机关羁押在看守所，这份声明来源可疑，且刘荣棠与刘荣森系同胞兄弟，又同为宝通公司股东，同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两者存在利害关系，故这份声明应无效。二、本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同无效。被上诉人刘荣森以宜昌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名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之赃款又用其个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显然，该合同应认定无效。三、被上诉人刘荣森不是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本案合同中涉及资金500万元实际上来源于宜昌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其具体汇款是刘荣棠，而不是刘荣森，被上诉人刘荣森称涉案的500万元属于自己所有，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刘荣森不是本案的权利人。四、被上诉人刘荣森与上诉人之间也没有实际发生借贷事实，借款合同也未生效。本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刘荣森没有向五上诉人发放借款，而是刘荣棠通过银行汇款向上诉人黄宗鹏支付了500万元，刘荣森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之出借义务，故借款合同未生效。五、原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严重错误。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因500万元是非法集资用来放高利贷的，不是正常民间借贷。本案出借人应是刘荣棠而不是刘荣森，出借人刘荣森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本案没有借款人，只有收款人黄宗鹏。《借款合同》因主体、金额、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应当照《合同法》第21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等规定，认定其未生效。因《借款合同》未生效而导致《最高额抵押合同》随之无效。原审“认定上诉人已支付126万，另支付的10万元共计136万元系上诉人支付的借款利息”、“应该按比例予以分配”，无证据支撑，汇款中并未表明是借款利息，被上诉人刘荣森也未出具利息收条，也无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刘荣森收到了上诉人的300万元或200万元的利息各是多少。事实上这136万元是黄宗鹏汇给�荣棠的，而此前黄宗鹏收到过刘荣棠的500万，只能是500万元减去136万元。黄宗鹏的答辩是与被上诉人刘荣森签了一份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款合同》，而原审判决为：“只是与原告签了《借款合同》，金额500万元……”，该事实认定存在不当。六、被上诉人刘荣森与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荣森虽然签订了抵押合同，但是抵押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已在2010年11月19日发生了变更，已被当阳市政府征用，列入拆迁范围，已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之规定，该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七、原审法院裁判超过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荣森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五被告共同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500万元，从2012年3月6日到2016年1月17日至按年息24%计算……；2、若五被告不能清偿债务，原告享有对抵押房屋拍卖优先受偿”，一审法院判决为“1、被告张道喜、李红、黄江峰、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刘荣森借款200万元……；被告黄宗鹏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与刘荣森一审诉讼请求不一致，刘荣森仅要求黄宗鹏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而并未请求黄宗鹏对2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超过一审诉讼请求。八、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或者终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恢复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原审法院依法作出对本案驳回起诉或终止审理。九、本案对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李红、黄江峰、张道喜已超过诉讼时效。所谓的�款合同签订后，该合同已明确约定了还款时间，但是，还款期限届满后，被上诉人刘荣森从没有向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李红、黄江峰、张道喜主张过任何权利，只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被上诉人刘荣森与上诉人黄宗鹏协商过还款事宜。因为本案是两份《借款合同》和两份《借据》，其借款的金额、时间均不相同，被上诉人刘荣森向上诉人黄宗鹏主张权利，并不能等同于向其他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刘荣森辩称，1、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审判中无违法违纪犯罪行为。2、本案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借款合同签订后已经实际履行，已经快5年了，双方也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提出质疑。3、本案刘荣森肯定是适格主体，因为《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有他的签字。4、通过刘荣棠的账户打500万元的时候双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双方已实际履行合同，而且最后还对借款进行了一次确认。5、一审判决事实依据是借款合同、借条、还款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银行汇款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6、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是有效的，双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同时办理了他项权证。7、我们请求的是500万元本金，但是一审是分开判决的，他们在写还款协议的时候，五名被告是一起写的，所以原告基于最终的还款协议起诉五名被告同时还款500万元。8、一审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本案继续进行审理。9、双方多次协商后黄宗鹏于2015年11月13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10、上诉人偿还的136万元是偿还借款利息。11、被上诉人对房产证号当市房权证玉阳字第××�及当阳国用2006第0902007-1号土地应当享有最高额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额度为650万元。上诉人主张依据城市房地产拆迁条例该地块已进行招拍挂程序，不能行使抵押权，因依据的条例是下位法，本案依据是物权法，是上位法，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刘荣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五被告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李红、黄江峰、张道喜共同偿还原告本金500万元，从2012年3月6日起至2016年1月17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471万元以及从2016年1月18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2、若上述五被告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则原告对抵押房产（房产证号：当市房权证玉阳字第××号）享有最高额抵押权，有权对该房产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述债务优先受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荣森（债权人）与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债务人），由黄宗鹏为担保人，宜昌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中介人于2011年6月22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该《借款合同》约定，由债权人刘荣森向债务人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提供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22日至2011年9月22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4%，中介人综合服务管理费为1.2%。《借款合同》签订后，债权人刘荣森通过刘荣棠的银行账户向黄宗鹏的银行账户提供了借款200万元。债务人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确认后，向债权人刘荣森出具《借条》一份。刘荣森（债权人）与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债务人），由宜昌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中介人于2011年7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由债权人刘荣森向债务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提供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10月1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4%，中介人综合服务管理费为1.2%。《借款合同》签订后，债权人刘荣森通过刘荣棠的银行账户于2011年7月1日向黄宗鹏的银行账户提供了借款300万元。债务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确认后，于2011年7月2日向债权人刘荣森出具《借条》一份。前述二份《借款合同》合计借款500万元，《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黄宗鹏只通过刘荣棠的银行账户向刘荣森支付利息136万元（其中借款200万元支付的利息为54.4万元，借款300万元支付的利息为81.6万元），其余利息未支付。刘荣森表示，只收取了借款利息，没有收取综合服务管理费。2014年5月3日，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向刘荣森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4年7月31日前偿还债务；如果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同意将鹏达物资公司名下位于当阳市广洲路12号地的房地产（房产证号：当市房权证玉阳字第××号；土地证号：当阳国用（2006）第09020xxxx-1号）转让给刘荣森，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该《还款承诺书》未实际履行。2014年9月10日，刘荣森与黄宗鹏为上述债务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约定，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1年6月22日至2020年1月1日抵押权人向借款人提供的最高额为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元的可周转性或者分期借款。第三条约定，抵押人以其所有的位于当阳市广洲路12号的房地产【房产证号：当市房权证玉阳字第××号；土地证号：当阳国用（2006）第09020xxxx&mda**;1号】作为借款抵押物抵押给债权人。该抵押物经抵押人、债权人共同确认市值为陆佰伍拾万元整。并于2014年10月10日在当阳市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和《他项权证》（他项权证号为：玉阳字第2002xxx号），未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2015年11月13日，刘荣森与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李红、张道喜签订《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截止2015年11月11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3.6%计算，已付利息126万元，被告尚欠原告利息832.56元。双方约定，原告同意仅收取被告利息200万元，本息合计700万元。前提是被告必须在2016年1月15日前，将本金500万元还清，否则利息仍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之后黄宗鹏仅支付利息10万元，被告未按还款协议履行。黄宗鹏合计支付利息136万元。包含鹏达物资公司所有的土地在内的编号为G2010—xx号宗地，于2010年11月26日以毛地出让的方式出让给宜昌宏图置业有�公司。当阳市房产管理局于2011年1月14日发布了《房屋拆迁公告》，宜昌宏图置业有限公司与鹏达物资公司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经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鹏达物资公司辩称，因为原告刘荣森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局立案侦查，本案应待刑事案件终结以后再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由于该案民间借贷本身并不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故本案不宜�止审理。二、关于出借人主体。2011年6月22日刘荣森与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签订了《借款合同》，2011年7月1日刘荣森与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签订后，虽然是通过刘荣棠的银行账户向黄宗鹏的银行账户转账，但刘荣棠已出具了书面《声明》，该500万元属于刘荣森所有，该债权由刘荣森主张。刘荣棠由于其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限制了人身自由未出庭作证，但经庭审询问，刘荣棠的声明确系其本人亲笔所签；同时，被告在收到款项后出具的收条上所载明的出借人也系刘荣森，故认定出借人系本案原告刘荣森。三、关于借款人主体。借款合同签订后，刘荣森向黄宗鹏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其中2011年6月22日提供的200万元，经被告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确认后，向债权人刘荣森出具《借条》一份，2011年7�1日提供的300万元，经债务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确认后，于2011年7月2日向债权人刘荣森出具《借条》一份。2014年5月3日，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就两次合计借款500万元向刘荣森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2014年9月10日刘荣森与黄宗鹏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可以认定2011年6月22日借款200万元的借款人为被告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被告黄宗鹏系该债务的担保人。该债务200万元及利息应当由被告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共同偿还，被告黄宗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1年7月1日借款300万元的借款人为被告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该债务300万元及利息应当由被告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共同偿还，被告鹏达物资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被告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均认为借款人系被告黄宗鹏�应当由黄宗鹏承担偿还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四、关于《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2011年6月22日刘荣森与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签订的《借款合同》，2011年7月1日刘荣森与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借款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由于被告未能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偿还债务，2014年9月10日刘荣森与黄宗鹏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其抵押担保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并已就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和《他项权证》，其中房屋的抵押权已设立，《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的土地未依法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土地的抵押权未设立。原告对担保�房屋享有担保物权。原告刘荣森对被告鹏达物资公司用于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其担保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五、被告黄宗鹏已支付的136万元如何认定。原告认为是被告支付的利息，而被告认为系偿还借款本金。由于2015年11月13日原告刘荣森与被告黄宗鹏签订的《还款协议》明确载明136万元中的126万元系支付的借款利息。故认定被告已支付的126万元、另支付的10万元共计136万元，系被告支付的借款利息。由于被告支付136万元时并没有指明是支付借款200万元、还是借款300万元的利息。按照借款比例予以分配，即借款200万元已支付利息54.4万元，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2.4%计算，利息已支付至2012年5月27日。借款300万元已支付利息81.6万元，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2.4%计算，利息已�付至2012年6月5日。被告应当对借款200万元从2012年5月27日起、对借款300万元从2012年6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法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的月息2.4%，虽然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但并未超过36%的标准，且该利息已实际支付，对该利息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共同偿还原告刘荣森人民币200万元，并从2012年5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被告黄宗鹏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被告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黄宗鹏、黄江峰共同偿还原告刘荣森人民币300万元，并从2012年5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三、原告刘荣森对被告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抵押的房屋（房产证号：当市房权证玉阳字第××号）在拍卖、变卖后所得的价款中在最高限额650万元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刘荣森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给付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付款方法开户行：农行当阳市坝陵分理处，账户名：当阳市人民法院，账号：17×××59）。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770元（原告刘荣森申请缓交），由被告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承担31908元，由被告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承担4786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合同》的主体确定问题。根据出借人刘荣森与借款人黄江峰、李红、张道喜、鹏达公司、担保人黄宗鹏于2011年6月22日签订的借款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出借人刘荣森与借款人黄江峰、李红、张道喜、鹏达公司于2011年6月22日签订的实收金额为200万元的收条，可认定2011年6月22日借款200万元的出借人为刘荣森，借款人为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张道喜、李红、黄江峰，担保人为黄宗鹏。根据出借人刘荣森与借款人鹏达物资公司、黄江峰、黄宗鹏于2011年7月1日签订的借款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款合同》、出借人刘荣森与借款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于2016年7月2日签订的实收金额为300万元的收条，可以认定2011年7月2日借款300万元的出借人为被上诉人刘荣森，借款人为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从签订《借款合同》签订的过程以及履行打款后出具的收条，以及2014年就还款签订的《还款承诺书》，均可以互相印证，本案案涉借款合同出借人为刘荣森。上诉人主张《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不是刘荣森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虽然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稍有所不同，但是收款人均系同一人，事后上诉人黄宗鹏也代表所有的债务人，与刘荣森签订了《还款协议》和《还款承诺书》，且所有债务人均为亲属关系，可见本案债务人经债权人的同意对两份《借款合同》的合同义务进行了概括承受，刘荣森一并在同一案件主张债权，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借贷关系、抵押担保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虽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刘荣森并未实际交付500万元导致《借款合同》至今未生效，但经质证的证据，可以看到被上诉人刘荣森之胞兄刘荣棠于2011年6月22日、2011年7月1日分别打款200万元、300万元至上诉人黄宗鹏之账户，这一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可。由于《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打款主体虽是刘荣棠，系被上诉人刘荣森的胞兄，打款时间为2011年6月22日、2011年7月1日，系《借款合同》签订之时间，收条出具时间为2011年6月22日、2011年7月2日，系打款当日或次日，可见刘荣棠打款500万元至上诉人黄宗鹏账户，是就《借款合同》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同时，刘荣棠2016年6月5日《声明》对此予以证明，该《声明》系当事人经法院释明为进一步证明案件相关事实补充而提交的，属于补强证据，上诉人虽否认《声明》证明效力，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也�提交证据证明500万元为上诉人与刘荣棠另外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审法院根据证据综合判断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因主合同有效，从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还款协议》、《还款承诺书》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可以认定合法有效。四、关于借款本金、利息是多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又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合法有效之《借款合同》，本案借款本金为500万元。根据上诉人黄宗鹏与被上诉人刘荣森于2015年11月1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记载：“……扣除已付利息126万元，乙方尚欠甲方利息832.56万元……”，另刘荣棠于2013年春节现金支付还款10万元，故已支付利息共计136万元。由于被上诉人支付136万元时并没有指明是支付借款200万元、还是借款300万元的利息。原审法院按照借款比例予以分配确定借款利息，是根据借款的实际进行的合理认定，并无不当。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借款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上诉人已支付利息至2012年5月27日，即两年诉讼时效计算至2014年5月26日止；借款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上诉人已支付利息至2012年6月5日，即两年诉讼时效计算至2014年6月4日止，上诉人鹏达物资公司、黄宗鹏、黄江峰于2014年5月3日签订了《还款承诺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即两年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至2016年5月4日，故刘荣森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六、关于本案应否“先刑后民”的问题。上诉人主�被上诉人刘荣森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待刑事案件终结后再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因本案本身不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故本案不宜适用“先刑后民”的规定。另外上诉人所提出的原审法院存在其它程序问题，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支持。综上，上诉人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黄宗鹏、李红、黄江峰、张道喜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770元，由上诉人当阳市鹏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黄宗鹏、李红、黄江峰、张道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昊审判员 冀 放审判员 邓爱民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