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宁知民初字第165号
原告佟增松（又名佟霄祥），男，满族，1973年3月26日生。
委托代理人何永强，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真慧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路49号18层D1座。
法定代表人张竹（又名竹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莎、林云网，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佟增松诉被告江苏真慧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慧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3年9月4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并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佟增松的委托代理人何永强，被告真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竹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莎、林云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佟增松诉称，原、被告双方经过协商于2012年2月16日在北京签订一份《真慧影业电影﹤杀戒﹥项目执行制片人聘请合约》（以下简称《聘请合约》）。根据该《聘请合约》的约定，被告决定聘请原告担任其计划摄制的电影片《杀戒》的执行制片人，并且规定了原告和被告的职责和权利、义务。如：原告应接受被告的管理和指导，完成电影片的各个时期的制片执行及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分为筹备期、拍摄期、后期三个阶段。筹备期、拍摄期的工作原告已经按照约定全部履行完毕。关于后期工作，原告为章曙祥（又名章家瑞）总导演安排了剪辑机房、操机员及其他工作，协助章曙祥总导演在剪辑机房进行剪辑工作并最终完成了电影《杀戒》电影的剪辑版本。但是被告在没有任何告知、补充协议以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背着原告在其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地完成了不是总导演的剪辑版本，实际上剥夺了原告参与最后后续工作的权利。原告已经依法、依约全面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被告没有按合同及时给付余下酬金3.6万元的行为，已够成了严重违约。因此，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根据我国合同法、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真慧公司：1、即时在其拟公映的《杀戒》电影影片中，将原告的名字佟增松（佟霄洋），及职衔（执行制片人，即署名权）显示在影片字幕上；2、按照双方的约定给付原告（执行制片人）酬金余款3.6万元；3、按照双方的约定给原告开具1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票；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真慧公司：1、按照双方的约定给付原告（执行制片人）酬金余款3.6万元；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的代理人陈述，因本案与本院审理的（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章曙祥与真慧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一案具有关联性，其也是该案章曙祥的委托代理人，故其同意将该案中的相关证据和陈述意见在本案中作为证据和陈述使用。
被告真慧公司辩称：1、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尽心尽责全面完成自己的工作。根据涉案合同第三条，原告的工作内容分为三阶段：筹备期、拍摄期及后期。客观事实是原告仅仅参与了前二阶段的工作。后期工作内容包括：指导监督后期制作剪辑、音乐以及最终合成工作；执行影片的送审工作；参与本片国内国际重要电影节的展映、申报工作。上述这些工作流程原告并未参与，其在诉状中陈述的所谓“剥夺了原告最后后续的工作”也说明，原告客观上未为后期影片的制作工作付出劳动，所以谈不上所谓依约尽心尽责全面完成了自己的工作。2、被告未主动解除与原告的合同，更未“偷偷”地完成影片的剪辑工作。且不谈片方“偷偷”完成自己投资影片的制作工作的说法有多可笑。原告是总导演章曙祥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员工，又是章曙祥介绍到剧组来的，在章曙祥与片方导演张竹在影片制作中发生分歧时，原告完全不顾其与被告所签订合同的义务及作为执行制片人应有的职业素养和责任，义无反顾的置被告方的利益于不顾，在章曙祥发表声明离开剧组时，原告也紧随其后离开剧组终止了执行制片人的工作，所以原告擅自离开执行制片人的岗位，用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其主动解除了合同的履行。因原告的行为，导致影片制作的正常工作一度中断，延误了影片后期制作工作的安排，推迟了影片的报审、发行，错过了最佳公映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对此损失被告保留追诉的权利。3、被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并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报酬。被告已在公开发行的影片中将原告署名为执行制片人，并根据原告的实际履约情况支付了报酬。依据合同约定，原告的薪酬是与其工作内容直接关联的。实际上原告仅仅完成了前两阶段的工作，被告也依约支付了前三期费用，第四次、第五期薪酬各1.8万元的支付时间分别为后期制作完成前和电影片审通过后，原告擅自离开剧组，已属违约，亦未参与影片后期的制作工作，付出相应的劳动，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权利及义务对等原则，原告无权主张后续工作对应的3.6万元的报酬，对此诉求，法庭应予驳回。4、本案是原告擅自违约所引起的，因此产生的一切支出或损失皆因原告的过错产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因原告违约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将保留追诉的权利。庭审中，经本院询问，被告陈述，因本案与本院审理的（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章曙祥与真慧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一案具有关联性，其也是该案的当事人，故其同意将该案中的相关证据和陈述意见在本案中作为证据和陈述意见使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2年2月16日，真慧公司（甲方）与佟增松（乙方）签订了《聘请合约》。该《聘请合约》约定：甲方决定聘请乙方担任其计划摄制的电影片《杀戒》的执行制片人，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聘用。
《聘请合约》第一条约定，乙方的合约期为2012年2月16日至2012年9月30日。其中影片筹备期45天，拍摄周期2个月，后期制作周期2个月，片审发行期2个月。如开机日推迟，则结束日期按照拍摄周期向后顺延。
《聘请合约》第二条约定，乙方应接受甲方的管理和指导，根据甲方指定的预算原则及制作原则，完成影片各个时期的制片执行及管理工作。
《聘请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作为影片的执行制片人，其工作内容分为筹备期、拍摄期、后期3个阶段。其中后期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指导监督后期制作（剪辑、音乐、声音及最终影片合成）工作、指导电影片的送审工作、参与本片参与国内国际重要电影节的展映和申报奖项工作。
《聘请合约》第四条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合约期酬金为18万元（税后），分五次支付。第四次支付时间为总导演确认电影片后期制作完成前3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予乙方酬金现金部分的10%，即人民币1.8万元；第五次支付时间为电影片片审通过，领取公映许可证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予乙方酬金10%，即人民币1.8万。该条款还约定，如甲方未有依本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费用与乙方，乙方给予甲方3日时间通知，并有权暂时停止继续参与该片任何工作，直至收到款项为止。
2012年4月25日，电影《杀戒》的开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5月29日该影片开机拍摄，7月9日全部拍摄完成关机。其后，该片的制作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原告佟增松向法庭提交了章曙祥在2013年3月24日出具的书面《证言》，其在该《证言》中陈述：我是电影《杀戒》的总导演，我见证了佟增松从影片前期的预算制定直至影片拍摄关机，都尽心尽责、亲力亲为地按合同约定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关于影片的后期工作，佟增松亲自为我安排了北京银河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星光公司）的剪辑机房、操机员及工作餐，协助我完成了电影《杀戒》最终版的剪辑工作。同时也联系音乐及录音棚，制作完成了我所剪辑版本的音乐工作。佟增松作为执行制片人，严格履行了他和真慧公司所签订合同的全部义务。
被告真慧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银河星光公司后期制作部经理王峰于2013年7月19日出具的经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的2份《情况说明》，王峰在《情况说明》中陈述：2012年9月15日左右张竹打电话来，要求为章曙祥安排一间剪辑机房。章曙祥在2012年9月18日、19日、20日、27日、28日共计使用了5天剪辑机房。除此之外，电影《杀戒》在银河星光公司的全部后期制作工作，都是在张竹的指导下完成的，从未见到佟增松此人。
2012年10月11日，电影《杀戒》的总导演章曙祥与真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竹就该片采用谁的剪辑版本的问题发生争议。章曙祥给张竹的邮箱发送了一份《声明》。该《声明》主要内容为：按照合同约定，章曙祥对《杀戒》的剪辑具有最终决定权。如真慧公司坚持用张竹所剪定的版本，由此所带来的一切损失，皆与章曙祥无关。同时章曙祥作为本片的总导演将同时向其他相关投资方及参与影片的主要演员、小说原著、编剧等主创声明，张竹所剪定的版本不代表章曙祥的艺术创作主旨。其后，真慧公司委托银河星光公司、北京和声创景影视技术有限公司等对张竹决定的电影《杀戒》剪辑版本进行了后期制作。
2012年12月27日，电影《杀戒》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颁发的电审故字（2012）第659号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在获准公映的《杀戒》影片片尾的职员表中，有执行制片人佟霄祥即佟增松的署名。
另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章曙祥与真慧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案中，佟增松出具书面《证言》中记载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瑞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章曙祥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佟增松在本案及（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案的审理过程中陈述：我是通过章曙祥的介绍和张竹认识的。后期的剪辑工作，我亲自为章曙祥安排了剪辑机房、操机员及工作餐，还目睹了章曙祥在剪辑机房的剪辑工作，并最终看见他完成了电影《杀戒》的全部剪辑。我知道章曙祥给真慧公司发了一份声明，也知道他们就该片采用谁的剪辑版本的问题发生争议。2012年10月11日后，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参加影片的后期工作，真慧公司也有没有通过任何形式告诉我他们不采用章曙祥的剪辑版本。在此期间，我曾经给张竹打过电话，张竹叫我等待通知，所以我只能一直在家等消息。我直到影片送审完成才知道真慧公司采用了张竹的剪辑版本。2012年12月，真慧公司打电话约我到公司商量签补充协议事宜。该协议中有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章曙祥蒙蔽、解除我与真慧公司签署的聘请合同等内容，我当时对此有异议，不同意签补充协议。章曙祥并没有让我不参加电影《杀戒》的后期制作工作。因为章曙祥对影片的艺术效果有最终决定权，所以我只能参与章曙祥剪辑版本的后期工作，张竹剪辑版本的后期我没有参与，真慧公司也没有通知我参与。真慧公司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不是总导演章曙祥剪辑的版本，实际上剥夺了我参与电影后期制片工作的权利。我向法庭出具的书面《证言》中虽然记载了工作单位是北京瑞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章曙祥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我是自由职业者，和该公司只是松散的合作，从来没有签过劳务合同。
真慧公司在本案及（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案的审理过程中陈述：佟增松在拍摄现场的工作是做的不错的。2012年10月11日前我方和章曙祥关于影片剪辑事宜的沟通都是通过佟增松转告的。10月11日章曙祥给我方发了声明后，我方在第一时间将该邮件转给了佟增松。其后我方与佟增松沟通，他表示他是章曙祥公司的，我方与章曙祥产生分歧后，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为我方工作了。佟增松在此期间从未主动给我方打过电话。2012年12月，我方将影片在电影总局报审后，打电话约佟增松到公司商量签订补充协议事宜，佟增松当时表示他不能签，如果签了就跟章曙祥结下梁子了。佟增松向法庭出具的书面《证言》显示，其是章曙祥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员工，两者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故章曙祥的证言不应当采信。
以上事实由原告佟增松提供的《聘请合约》、章曙祥的书面《证言》、真慧公司网站信息、章曙祥在（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和陈述，真慧公司提供的企业工商查询信息、王峰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真慧公司在（2013）宁知民初字第164号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和陈述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
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聘请合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该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原告已经完成了涉案影片筹备期、拍摄期的工作和原告未参与被告最终决定的剪辑版本的后期制作工作均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参与了章曙祥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剪辑工作以及原告未能参与被告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后期工作的原因和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原告是否参与了章曙祥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剪辑工作。原告陈述，其亲自为章曙祥安排了银河星光公司的剪辑机房、操机员及工作餐，还目睹了章曙祥在剪辑机房的剪辑工作，章曙祥出具的证言也称佟增松参与了其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剪辑工作。但真慧公司提供的银河星光公司后期制作部经理王峰的证言却称，张竹曾打电话来要求为章曙祥安排一间剪辑机房，其也从未见到过佟增松此人。本院认为，被告虽然提出了相反的证据，但仅能证明张竹曾要求为章曙祥安排剪辑机房，王峰未见过佟增松，但并不能证明佟增松未参与为章曙祥安排剪辑机房的工作，也不能证明佟增松未到过银河星光公司的剪辑机房，故被告提出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完全推翻原告的证据。考虑到章曙祥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剪辑工作发生在章曙祥与被告发生争议之前，被告在庭审中也对佟增松之前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故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原告参与了章曙祥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剪辑工作。此外，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原告应接受被告的管理和指导，完成电影片的各个时期的制片执行及管理工作，后期工作的内容包括指导监督后期制作、执行影片的送审工作、参与电影节的展映申报等，故原告的合同相对方为被告，虽然其参加了章曙祥决定的影片最终版本的剪辑工作，尚不能证明其已全面履行了合同。
关于原告未能参与被告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后期工作的原因和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双方对此各执一词。原告陈述，在被告与章曙祥发生分歧后，其主动联系过被告，被告让其在家等待通知，但被告一直未通知其参与后期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其参加影片后期制作工作的权利。被告陈述，其与章曙祥发生分歧后，曾与原告沟通，但原告是章曙祥公司的员工，又是章曙祥介绍到剧组来的，原告怕得罪章曙祥而擅自退出了影片的后期制作，被告从未主动通知原告让其不要参加影片的后期工作。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合同的当事人是原、被告双方，章曙祥和被告关于影片剪辑版本最终决定权的争议并不能影响涉案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的上述陈述均予以否认，且双方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对各自的主张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的上述主张均不予支持。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双方在章曙祥和被告发生争议后直到影片送审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均未主动联系过对方，2012年12月双方曾经就是否解除合同等问题进行过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其后原告也未参与影片的后续工作。从上述合同履行事实来看，原、被告双方均怠于履行合同义务，都存在违约行为。一方面，原告作为一名专业的执行制片人，应该知道影片的后期制作包括剪辑、音乐、声音及最终影片合成，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了影片后期制作周期为两个月。其在知道章曙祥和被告就剪辑版本的问题发生争议后，理应就影片后期制作到底采用哪个版本、后期制作工作如何进行等问题在合理期间内主动和被告联系，而不应该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消极等待被告的通知。另外，在被告于2012年12月通知其到被告处进行协商时，原告也没有主动提出要求继续参与影片的后续工作。另一方面，被告作为主动掌握着影片后期制作过程的投资方，完全可以就影片后期制作的相关问题和工作安排及时通知原告，即使如其所述原告怕得罪章曙祥而擅自退出了影片的后期制作，其也应该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但被告并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告未能参与被告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后期工作的后果并不能全部由原告一方承担。
综上，鉴于原、被告双方对涉案合同未能履行完毕均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且客观上原告也参与了章曙祥决定的影片版本的剪辑工作，涉案合同也没有明确约定相应的违约条款，本院从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的原则出发，根据本案事实，主要参考原告实际工作量所占合同余额比例，酌情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酬金1.2万元。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真慧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佟增松1.2万元；
二、驳回原告佟增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00元，由原告佟增松负担467元，被告真慧公司负担2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往户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支行，账号：03×××75）。
审 判 长 薛 荣
审 判 员 周 晔
代理审判员 梁 凯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