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泸民终字第5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秀红，女，生于1970年1月2日，汉族，浙江省平阳县人。
委托代理人刘顺，四川盛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宗建，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榜，男，生于1964年2月15日，汉族，四川省叙永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住所地：叙永县叙永镇西外街二道桥商住楼*幢。
法定代表人何江，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何胜宣，四川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秀红因与被上诉人李正榜、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来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3）叙永民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施秀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顺、吴宗建，被上诉人李正榜，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胜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李正榜以挂靠被告东来德公司的形式，以被告东来德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买卖煤炭业务。2011年7月30日和2011年9月1日，原告施秀红与被告李正榜两次签订《组织煤炭协议》，由原告施秀红向被告李正榜组织供煤，并约定了煤炭品种、质量、数量及单价、交货地点、计量验收、计价方式、协议时限等。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煤，原告组织煤炭运往叙永县火车站，交付给被告李正榜，由被告李正榜以被告东来德公司的名义将煤炭发往泸州市江阳区江北火电厂，被告东来德公司员工吕村在江北火电厂负责签收。被告东来德公司以先期预付和结算找补的形式向原告支付购煤款。在原、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中，原、被告之间的买卖煤炭情况总共进行了六次结算，分别是：1、2011年9月23日，被告东来德公司员工吕村对原告供煤预结算，结算时段是“2011年8月2日——9月21日到叙永火车站”，通过预结算，被告东来德公司应分别支付原告971165元；2、2011年9月，被告东来德公司员工吕村对原告供煤进行预结算，结算时段是2011年9月2日——9月6日，通过预结算，被告东来德公司应支付原告320739元；3、2011年10月8日被告东来德公司对原告的供煤进行了结算，结算时段为9月份，通过结算，被告东来德公司应支付原告2373269元；4、结算时段为“2011年10月14日——10月22日麻塘煤到叙永火车站”的预结算，通过结算，被告东来德公司应支付原告484708元；5、2011年11月3日，被告东来德公司员工吕村对原告供煤进行结算，结算时段是10月份，通过结算，被告东来德公司应支付原告566928元；6、2011年12月5日，被告李正榜结算被告东来德公司应支付原告多开增票14715元。被告东来德公司从2011年9月16日起先后11次向原告施秀红本人的账户上支付了购煤款2410426元，被告东来德公司委托泸州鑫祥源贸易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8日和9月14日分两次向原告施秀红本人账户支付了320739元和90960元。2011年9月20日，泸州市江阳区纬东煤业有限公司支付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购煤款132789元，且称该款系受被告东来德公司委托代支付原告施秀红应付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的煤款，原告施秀红称和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并未结算过该笔款项。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身份信息证明、组织煤炭协议两份、叙永县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叙永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叙永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云南省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泸州市江阳区纬东煤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被告东来德公司支付给原告施秀红的付款明细、付款凭证、结算单六份、泸州鑫祥源贸易有限公司的付款说明、原告施秀红银行账户交易清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为证，足以认定。
原审人民法院认为：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和时间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在本案中，被告李正榜以挂靠被告东来德公司的形式，以被告东来德公司的名义向原告施秀红购买煤炭，被告李正榜应承担支付煤款价款的义务，被告东来德公司应对李正榜承担的该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以六张结算清单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方认为被告应付原告的煤款为六张结算单相加的总金额，而二被告认为六张结算单是存在预结算与结算的情况，相关金额已有重复计算，故认为应付给原告的煤款金额只应是结算单上载明的煤款金额，而预结算单上载明的煤款金额就不应再重复计算。六张结算单中，有三张是“结算”，有两张是“预结算”，最后一张是“多开增票14715元”的补足款，对于最后一张补足款，原、被告双方都无异议，予以确认。对于有争议的另五张结算单上载明的应付煤款金额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原审法院作如下评析：1、从结算单“标题”来看，五张结算单中，有三张是“结算”，有两张是“预结算”，从文义上来理解，“预结算”仅是预先的一个结算，并不是最后的实际结算，从原、被告双方买卖煤炭的交易习惯来看，是存在先期预付和结算找补的形式支付煤款价款，因此是足以认定存在“预结算”的情况，而“结算”则是最终的结算；2、从结算单“内容”来看，如果“预结算”是“结算”的预先结算，那会存在“结算”单记载的内容等于或者大于“预结算”单记载的情况。本案在质证过程中，原审法院逐笔核对五张结算单上记载的金额和内容，发现“结算单1”和“结算单2”记载的内容和金额均在“结算单3”中有所体现，“结算单4”记载的内容和金额在“结算单5”中有所体现，例如：“结算单2”记载：“9月2日麻塘煤2车，59.48T×780元／T=46394……”，体现在“结算单3”中的“麻塘煤，59.48T×780=46394……”；又如：“结算单4”记载：“1、10月14日6车，149.16T×745元／T=111124元；2、10月22日28车，511.76T×760元／T=388937元；3、补2011年9月路家沟煤，1332.18T×35元=46626元；4、补2011年9月称差，2.64T×700元／T=1848元……”，体现在“结算单5”中的“1、10月14日至10月23日，149.16T×745元／T=111124元，648.26T×760元／T=492692；2、补9月路家沟煤误算，1332.18T×35元／T=46626；3、补2011年9月称差，2.64T×700元／T=1848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五张有争议的结算单，“结算单1”和“结算单2”包含在“结算单3”中，“结算单4”包含在“结算单5”中，“结算单1”、“结算单2”、“结算单4”载明的金额和内容不再重复计算，故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结算单3”、“结算单5”和“多开增票14715元”补足款的三次结算，被告向原告购煤，被告“合计应付”原告2373269元＋566928元＋14715元=2954912元。根据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供的付款凭证等证据，被告主张已向原告付款的内容，分三个部分：1、被告东来德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363317元＋87509元＋457653元＋62686元＋300000元＋300000元＋228504元＋484708元＋19000元＋72334元＋34715元=2410426元，上述金额有被告方的付款凭证与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被告东来德公司委托泸州鑫祥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320739元＋90960元=411699元，上述金额有付款凭证和法院调取的原告施秀红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足以证明原告施秀红已收到该两笔金额，原审予以确认；3、被告东来德公司委托泸州市江阳区纬东煤业有限公司支付给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132789元，该款项虽有泸州市江阳区纬东煤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也有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收到了该款项，且该款项系原告施秀红应付给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的煤款，但以上证据均是被告东来德公司、泸州市江阳区纬东煤业有限公司、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的单方面证据，原告施秀红并不认可，且被告也没有举出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与原告施秀红在煤款结算业务中已扣除了该笔款项的证据，故对于被告主张已委托泸州市江阳区纬东煤业有限公司支付该132789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2410426＋411699=2822125元，还尚有2954912元-2822125元=132787元未支付，被告李正榜应对132787元承担付款义务，被告东来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原告差欠煤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待原告提供充足证据后，可另案向被告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正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施秀红煤款132787元，并从2013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对此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施秀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原告承担30000元，由被告李正榜承担4800元，被告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对被告李正榜承担的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已垫付部分，由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原告）。
宣判后，上诉人施秀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判决将《组织煤炭协议》与《煤炭购销合同》混同。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组织煤炭协议》是双方确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结算应以此协议为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了两份《组织煤炭协议》，此两份协议中对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煤炭的价格、交货地点等进行了约定。2、被上诉人分别与镇雄县六井煤业有限公司、镇雄县麻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镇雄县路家沟煤矿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结算依据。3、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辨称的支付给上诉人的煤炭款大部分是上诉人受镇雄县六井煤业有限公司委托的代收煤炭款，不应当抵扣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煤炭款。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予以抵扣是错误的。二、上诉人提交的的结算单应当作为与被上诉人之间煤炭款结算的依据。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交了由叙永县经侦大队查明的结算单据，双方认可结算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却认为六张结算单中有三张是预结算单，并认为结算单之间存在重复计算的行为。上诉人认为结算单由被上诉人公司开具，单据载明的收货与应付款情况内容非常清楚，应作为独立结算的依据，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三、被上诉人应承担本案煤炭计量验收和付款的举证责任。四、本案一审程序违法。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3）叙永民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煤炭款共计3178746.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李正榜的主要答辩理由：上诉人没有搞清楚结算与预结算的区别，所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的主要答辩理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称存在代理关系的路家沟煤矿无煤炭买卖关系，就谈不上替其付款的问题。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款项是注明了的，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煤炭款，以代其他煤矿收取款项否定双方买卖煤炭被上诉人支付的煤炭款是没有依据的。对于结算单的问题，预结算必然包含在结算中。在举证责任上，作为供方，提供了多少煤炭就应当提供相应的依据，但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因此，上诉人施秀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程序也是合法的。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1、台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结算单是交叉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判断，上诉人主张该复印件复印自被上诉人不是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2、煤炭运单、发货单203张。以证明上诉人是按照结算单的数量提供了所有的煤炭，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结算单中包含了预结算单的煤炭结算数量。被上诉人认为无发货的信息，无人签字，与被上诉人无关系，用伟东公司的过磅单填写成东来德公司的，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运单无收货单位的签名，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3、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与镇雄县六井煤业有限公司等煤矿签订的合同三份及委托书二份。以证明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与镇雄县六井煤业有限公司等煤矿存在煤炭买卖关系和上诉人代收取煤炭买卖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李正榜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正榜均无买卖煤炭的资质，增值税发票只能开给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合同也只能由公司签订，没有进行实质的煤炭买卖。如果煤矿认为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没有给付煤炭款，可以提供依据起诉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允许不具资质的个人经营煤炭买卖，而一些个人则通过挂靠的形式经营煤炭买卖，即在个人联系好煤炭买卖后，以煤矿或者煤炭经营商的名义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由煤矿出具委托书委托实际经营者收取煤炭款或者将煤炭款支付煤矿后再由煤矿支付实际经营者，并开具增值税发票。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李正榜正是采用此方法经营煤炭买卖业务的。因此，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和委托书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煤炭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买卖煤炭的款项是多少？二、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煤炭款项是多少？针对本案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关于双方买卖煤炭的款项问题。上诉人施秀红认为其买卖煤炭的款项应是以其提交的六张结算单相加计算得出的总金额，而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李正榜认为六张结算单分别存在预结算与结算的情况，结算的款项中已包含预结算的款项，故上诉人的煤款金额只应是结算单上载明的煤款金额，而预结算单上载明的煤款金额就不应再重复计算。本院认为，六张结算单据中，有二张写明是“结算单”，有三张写明是“预结算单”或者“预付款结算单”，最后一张是“多开增票14715元”的补足款。双方争议的是三张写明“预结算”的单据应否作为结算单据与其余两张结算单据一并作为计算上诉人的煤炭买卖款项的依据。根据对“预”字的字义的通常理解，应是“预先”、“事前”的意思，在结算单或者付款单前加上“预”字，表明是预先支付或者预先结算的依据，而不应是双方结算的依据。其次，在两张结算单中分别记载了三张“预结算单”或者“预付款结算单”载明的部分交易煤炭情况，且在煤炭数量、价格、金额上均互相吻合，有的记载甚至交易时间也吻合，证明三张“预结算单”或者“预付款结算单”中载明的煤炭买卖款项已经计算到了两张结算单中，因此，应当以两张结算单作为双方买卖煤炭款项结算的依据。综上分析，上诉人施秀红其买卖煤炭的款项应当以六张结算单（预结算单）为依据，一审判决以两张结算单为依据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支付煤炭款项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直接支付上诉人施秀红的2410426元和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委托泸州鑫祥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上诉人施秀红的411699元，合计2822125元，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打入了上诉人施秀红的个人账户。如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与上诉人施秀红同时存在煤炭买卖关系和委托收取其他煤矿煤炭款项的关系，根据常理，应当在付款凭证上作出说明，否则难于区分上诉人施秀红收取的是何种款项。在被上诉人直接将款项支付上诉人施秀红未作说明的情况下，应当理解为支付双方买卖煤炭的款项，上诉人施秀红主张支付的款项是其代收的款项应举证证明。由于上诉人施秀红无买卖煤炭的资质，其煤炭买卖一般通过煤矿代为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和委托其收取煤炭买卖款项的方式进行，因此，上诉人施秀红以煤矿与被上诉人东来德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和煤矿委托收取煤炭买卖款项的手续，主张其收取被上诉人支付的煤炭买卖款项是代收款的依据不足。综上分析，上诉人施秀红主张其收取的款项大部分是代收款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一审程序问题。根据一审庭审笔录，上诉人施秀红在一审庭审时明确同意将被告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同意对被告进行变更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施秀红主张其起诉的是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而判决中变更为四川东来德投资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属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一审庭审笔录，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施秀红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进行了当庭质证，上诉人施秀红主张一审法院未经庭审质证直接采信该证据，属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施秀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167元，由上诉人施秀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勇
审 判 员 王文辉
代理审判员 税远雄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