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07民初3469号
原告：王小国，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原告：王杰，男，198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原告：王雪，女，198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海英，男，196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玲，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明党，男，196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被告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住所：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航空路。
诉讼代表人：任东风，总经理职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红，该公司石桥供电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勤，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兵，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原告王小国（系死者刘某丈夫）、王杰（系死者刘某儿子）、王雪（系死者刘某女儿）诉被告张海英、李明党、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以下简称襄州供电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小国及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被告张海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玲、被告李明党、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红、李正勤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于2017年8月9日申请追加王兵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7年8月10日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3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被告张海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玲、被告李明党、被告王兵、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54500元、丧葬费25707.5元、误工和交通费3000元、尸检费2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353027.5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7年8月9日，原告申请将尸检费变更为法医病理鉴定费1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4日，三原告的亲属刘某到自家地中干农活返回时，与紧邻承包地头的电线杆上坠落的铁丝线发生接触，导致刘某电击致死。经查，电线杆上坠落的铁丝线系被告李明党承包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百亩堰所架设的220伏两相电线路。2016年3月，被告李明党将堰塘转包给被告张海英经营。被告张海英承包堰塘后，弃用两相电线路，重新用带绝缘的电缆线架设380伏的三相电线路通往承包的堰塘，并用断开的两相线路铁丝线做拉线与新架设的380伏绝缘电缆线捆扎，然后通过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安装三相电表和漏电保护器后予以通电。本案事发时，因被告张海英架设的380伏绝缘电缆线使用老化，部分绝缘皮破损，加之2017年6月4日上午下雨，导致电线杆上坠落的铁丝线带电，刘某触电后，漏电保护器也未断开，最终刘某被电击身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张海英、李明党、襄州供电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3000元、2000元、8000元，用于安葬刘某。因赔偿问题，三原告与被告没有达成赔偿协议，原告诉至本院。因被告王兵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被告张海英辩称：一、张海英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起诉张海英属诉讼主体错误。其一、本案作为触电事故侵权，应当由电力部门承担责任，电力部门经营电力能源，负责对电力运行的安全、管理、维护责任，依法应当由电力能源经营者承担责任。由于触电保护器等安全装置失灵故障导致该触电事故的发生，显然，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的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赔偿责任。其二、被告张海英承包被告李明党转包的堰塘，承包前已架设电线用以堰塘生产、生活，该线路产权不属被告张海英所有，故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无论被告张海英使用220伏或380伏电压的线路，都不是本案事故发生的必然性，被告张海英无过错或侵权行为，也无因果关系。为此，原告起诉被告张海英属诉讼主体错误，请求驳回原告对张海英的起诉。其三、本案堰塘所有人村委会应当列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相应责任，原告放弃追偿村委会责任，属遗漏被告主体，村委会应当由法庭追加为被告，或由法庭核减其应当承担的责任金额。二、原告诉称“与紧邻承包地头的电线杆上坠落的铁丝线发生触电事故”，缺乏事实依据且隐瞒掩盖部分事实。第一、李明党堰塘的线路没有在田间的路面上正常通行位置，也没坠落到地面，整个线路布局安装在作业路的边缘处（照片可见），现场电线杆上的原铁丝不存在坠落的情况，任何人通行田间路面作业时，均不会与电杆、电线接触，即不可能发生触电事故。第二、事故现场电线杆上的原220伏铁丝与地面有相当高的距离，没有坠落的任何事实，仅仅是李明党用于稳固电杆的牵拉稳固线被收割机挂断后，缠绕在电杆高度1.5米至2米处（照片可见），如果没有主动去抓拉高处缠绕的铁丝，不可能导致他人触电发生。原刘某刘金娥正常步行，尤其是骑自行车通行于路面，当然也不足于发生本案事故。由于电线杆上铁丝没有坠落，线路位置又不在路面上影响通行，只有当事人特别走下正常通行的路面，步入路面边缘电杆处向高处铁丝去抓、拉行为，才可能发生触电事故，否则，不至于本案事故发生。第四、路面宽度近3米，照刘某刘金娥倒地位于电杆跨过路面的相对方向的田地沟中，仰卧时双手将电线正握于怀中方向，即表明其用力抓拉电线姿势是客观存在的。现场发生事故时，当事人停放自行车的站架支立完好，并且电线被抓拉时把自行车拖倒至地，就表明本案不是正常行走或骑自行车时发生的触电事故，而是当事人从自行车上下来，步行到电线杆处用手抓拉缠绕的铁丝而引发事故，可见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原告仅提供部分照片，表明其不真实陈述客观事实，即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同时，原告及刘某刘金娥的承包地也不在电线杆处或刘某刘金娥没有适当的理由从自行车骑行中下车，到电杆处抓拉电线或其他正常活动。三刘某刘金娥因触电事故导致健康权纠纷的责任，按照法律规定须由襄州供电公司承担，被告张海英不承担本案任何责任。其一、事故的电力是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用于电力的运行的支配、经营、获利者，系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是电力能源的经营者，应当履行管理、使用、支配、安全等全部义务，即承担责任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其二、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国际GB13955《漏电保护安装和运行》，对全国城乡装设漏电（触电）保护器做出统一规定，安装于用户表前，控制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便及时断开电器，避免触电人因电流在人体中形成回路导致死亡，即表明供电企业负有对电力线路运行安全保障的保护措施及义务，本案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没有安装漏电（触电）保护刘某刘金娥触电瞬间不能断开电路导致其死亡，显然存在重大过错，是其承担责任的必然。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无过错责任是电力企业的法定责任，本案电力运行事故致人损害健康权，襄州电力公司应当承担无过错侵权的赔偿责任。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在本案中也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安全义务，当然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义务，而不是本案张海英承担责任。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其五、本案线路、堰塘均属李明党、村委会享有所有权和支配权、利益权，线路为生产、生活用电实际所需，由于原系铁丝线不能满足需用，于2016年3月李明党转包堰塘后，李明党同意并亲自帮助安装皮套绝缘线，相对增加了安全程度。可见，张海英既不是线路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也无不当之处，显然，被告张海英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四、原告诉讼请求353027.5元，缺乏相应事实、法律依据。尤其是误工费、交通费3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明知触电身亡的事实情况，且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尸检费，由专项经费支出，一般金额在1000元以下，故本案主张尸检费显属不当刘某刘金娥抓拉废旧铁丝重大过错导致事故发生，主张精神抚慰金请求，与法相悖，并且本案的责任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本案系触电事故纠纷，发生电击伤亡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供电公司经营的电力、电能、电流造成的后果，因此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由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经营者显然是对高压电力拥有运行、支配权和享受运行利益的供电公司，而不是使用低压电的用户，即电力企业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退一步讲，供电企业安装并维护触电保护装置，是其法定责任和义务。由此可见，必须由供电公司承担本案侵权的全部责任。综上，被告张海英与本案不具备法律上的关联性，也不具备电力能源的利益性或支配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侵权行为或因果关系。发生本案事故，根本性过错在于供电公司触电保护器装置故障所导致严重刘某刘金娥存在无故抓拉电杆处缠绕铁丝的情形也存在可能，对于导致后果发生，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张海英的起诉。
被告李明党辩称，那电线其两年都没用了，从电表下来的两空都被剪了，废线张海英说作拉扯线，在杆子上边。
被告襄州供电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将襄州供电公司作为被告，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被告襄州供电公司与原告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1、原刘某刘金娥触电的电线不属供电公司所有……；2、原告若认为是线路所有人存在管理不当问题，应当向线路所有人主张权利，由其与被告张海英、李明党分辨各自责任……；3、被告襄州供电公司与另外两方在石桥镇××、政府主持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分别拿出3000元。2000元、8000元，有必要说明的是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支付的8000元是人道主义援助。（二）、本案刘某若查证确实是触电导致的死亡，也是低压触电事故，而不是高压触电事故。高压触电事故适用的是特殊侵权责任，低压触电事故适用的是一般过错赔偿责任。由于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襄州供电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原告将张海英、李明党一同列为共同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陈述刘某触及的是铁丝，并不是电线，该铁丝产权以及与铁丝捆扎在一起的电线产权均不属于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所有，其不承担管理维护责任，因此，被告襄州供电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襄州供电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的起诉。三、从本案发生的事故现场分析，刘某的死亡与其故意违法行为有直接关系，由于其自身违法行为导致死亡的后果，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死亡与其企图将铁丝线拽走，有很大的关系，该行为是违法行为，即该铁丝是他人财产，作为捆绑新线路支撑所用，不是可有可无的线路，而死者擅自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属于盗窃行为，是违法的。对于违法导致的后果，应当有其自身承担法律后果，也应当由电线、铁丝的产权人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该线路和设施均属于承包堰塘者所有并管理维护，因而，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的起诉。
被告王兵辩称，在被告李明党承包堰塘时，其在李明党附近也承包了堰塘，其与李明党共同出资架设了自村庄内的电表箱处至堰塘电杆的线路，供李明党与其本人承包堰塘上照明使用。但自2006年始其搬回村庄内居住，就没有再使用上述的照明线路了，其与李明党约定线路归李明党所有。本次触电事故与其本人没有关系。
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海英、李明党、襄州供电公司围绕其辩称理由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在庭审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三，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7］病理鉴字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费发票两张（金额为12000元），用以证明受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的亲属刘某是电击死，因鉴定支出鉴定费120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张海英认为，死者患有冠心病，不排除其他死因；票据的支付方显示的是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李明党、襄州供电公司同意被告张海英的意见。本院认为，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7］病理鉴字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五、分析说明”中载明：1、根据对送检死者刘某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联系原尸检所见，其全身体表及主要器官未检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征象，结合送检案情资料分析，认为可排除刘某因机械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所致的死亡。2、根据对送检死者刘某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检见其存在左胸前、右腹部、左手虎口、右手拇指、无名指、小指皮肤电流斑，片状肺水肿，灶性肺气肿、肺水肿，全身各器官均呈淤血等急性死亡的表现，结合送检案情综合分析，认为刘某符合电击死。综上，对被告张海英的辩称“死者患有冠心病，不排除其他死因”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之规定，没有规定初次鉴定费用由公安机关承担，被告张海英也没有提交死者刘某的初次鉴定费应当由公安机关承担的依据，故被告张海英等人对原告支出鉴定费12000元有异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被告李明党出具的证明及原告代理人魏连成调查张海英的调查笔录一份，用以证明刘某触电后，漏电保护器未断开；张海英转承包李明党承包的堰塘后重新架设带有绝缘皮的三相电线。经庭审质证，被告张海英认为，李明党、张海英都是本案的被告，不具有证明力。当时只是找张海英了解情况，张海英眼睛看不见，给其宣读了一遍，当时有政府人员在场，张海英与李明党签订的仅是堰塘承包合同，没有约定电线的问题。被告李明党承认证明是其出具的，触电保护器是在刘某触电后被其拉开的。被告襄州供电公司认为，他们安装的是空开，不是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是接地跳闸，空开是短路跳闸。本院认为，经庭审中核实被告李明党、张海英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双方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发给电力用户的“用电温馨告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漏电保护器的功能及需要经常检查，若漏电保护器损坏或不动作，应及时进行更换。经庭审质证，被告张海英、李明党均没有异议，被告王兵没有提出质证意见。被告襄州供电公司认为，该证据只是个提示，是个宣传品，可以装，也可以不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六、刘某触电处电线及电表照片五张，用以证明刘某触电处电线及电表安装的实际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张海英认为，是原告单方取证，不能够客观反映线路的捆扎情况及线路产权。被告李明党认为是现场图片。被告襄州供电公司认为，其安装电表，电表后边的线路不管，电表以上两相线由其负责管理，电表及电表以下的线路不归其管理，照片上看不出破损。该份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七、刘某火化的火化证一本、火化票据一张、交通费损失票据，用以证明刘某火化支出的费用及交通费。经庭审质证，被告张海英对火化证、火化票据没有异议，对交通费有异议，认为有2014年、2015年的票据。被告李明党、襄州供电公司同意张海英的意见。被告王兵没有提出质证意见。本院对火化证、火化票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交通费仅支持2017年6月4日以后发生的交通费，其他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经本院审理查明，2007年5月，被告李明党与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口头约定承包了李百户村“百亩堰”，承包期间为2007年5月至2011年5月，承包费为800元/年，共计4000元。在被告李明党承包堰塘时，被告王兵在被告李明党附近也承包了堰塘，被告王兵与李明党共同出资架设了自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1组村庄内的电表箱处至被告王兵、李明党承包的堰塘电杆的220伏照明线路，供被告王兵、李明党承包的堰塘照明使用。2006年始，被告王兵搬回村庄内居住，没有再使用该220伏照明线路，被告王兵与被告李明党约定该线路所有权归李明党所有。2011年12月18日，被告李明党再次与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口头约定承包了李百户村“百亩堰”，承包期间为2011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9日，承包费为800元/年，共计8000元。襄州区石桥镇李百户村1组给被告李明党出具了收据一份，注明了交费金额和承包期限。2016年2月25日，被告李明党与被告张海英口头协商将被告李明党承包的石桥镇李百户村所有的“百亩堰”转包给被告张海英经营，即日被告张海英向被告李明党支付了承包费20000元，被告张海英即接手了“百亩堰”的经营权。被告李明党经营“百亩堰”期间，使用的是220伏低压线路，线路使用的是铁丝线。因被告张海英在使用被告李明党使用的220伏电压的线路时不能够供其正常生活、生产，被告张海英便于2017年1月25日（2016年农历12月28日）在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所属的石桥供电所申报安装380伏三相线路，自行购买了部分绝缘电线、电表，经过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同意架设了380伏电压线路通往其承包的堰塘，并将被告李明党废弃的铁丝线作为支撑与其新架设的380伏绝缘电线进行捆绑使用。被告张海英没有与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签订“居民生活供用电合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供用电合同。
2017年6月4日下午，天下着小雨，三原告的亲属刘某到自家承包地中干农活返回时，看见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的铁丝脱落下垂，便将其所骑的自行车停下，走到垂落的铁丝处，用双手握住电线杆上坠落的铁丝线，导致刘某电击致死。2017年6月14日，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死亡的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7年6月28日做出［2017］病理鉴字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分析说明”中载明：根据对送检死者刘某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检见其存在左胸前、右腹部、左手虎口、右手拇指、无名指、小指皮肤电流斑，片状肺水肿、肺水肿，全身多器官均呈淤血等急性死亡的表现，结合送检案情综合分析，认为刘某符合电击死。该鉴定的鉴定意见为：对送检死者刘某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结合送检案情综合分析，认为刘某符合电击死。
另查明，刘某所遭受电击死亡的线路系被告张海英于2017年1月25日在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所属的石桥供电所申报安装的380伏三相高压线路，刘某触电时手中所握的铁丝系被告张海英作为支撑其新架设的380伏绝缘电线的李明党废弃的铁丝线。
还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张海英、李明党、襄州供电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3000元、2000元、8000元，用于安葬刘某。因刘某死亡，其亲属支出交通费1500元。因对刘某进行法医病理鉴定，三原告支出法医病理鉴定费12000元。
再查明，死者刘某出生于1964年1月12日。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造成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多因一果的触电损害赔偿侵权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某是否因电击而致死？二、因谁的过错导致刘某的死亡，民事赔偿责任由谁承担，应如何确定？三、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范围、计算方法及法律依据。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的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6月28日做出［2017］病理鉴字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对送检死者刘某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检见其存在左胸前、右腹部、左手虎口、右手拇指、无名指、小指皮肤电流斑，片状肺水肿、肺水肿，全身多器官均呈淤血等急性死亡的表现，结合送检案情综合分析，认为刘某符合电击死，故刘某的死亡原因应当认定为电击死。第二个争议焦点。1、被告张海英、李明党、王兵、襄州供电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比例如何确定？首先，本案事故为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供电方为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用电方为被告张海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在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事故中，发生电击伤亡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线路中的高压电能，因此法律规定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由经营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论发生电击事故输电线路的产权归属。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经营者，是指对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高速轨道运输工具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人，即对高度危险作业的设备拥有支配权并享受运行利益的为“经营者”，即供电方，而不是使用高压电进行其他经营活动的用电方，故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为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其未能够证明刘某的死亡系其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故应对刘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第51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之规定认为，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对于该《供电营业规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本院认为，《供电营业规则》系电力部于1996年颁布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位阶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时间也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故二者相冲突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被告襄州供电公司辩称“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的主张，及其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本起触电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驳回原告对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辩称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被告张海英在向被告襄州供电公司申请安装至其承包的堰塘处的高压线路时，双方虽然没有就高压电路的使用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但被告张海英出资购买了高压线、电表，并将被告李明党一部分废弃的铁丝线作为支撑与其使用的高压线进行了捆绑，实际将线路投入了使用，客观上被告张海英与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形成了供用电合同关系，被告张海英对其电表以下的事故路段的线路享有部分产权和管理权，被告李明党对被告张海英用于捆绑高压线的废弃铁丝享有产权，被告张海英、李明党应当对其享有产权的线路承担维护、管理的义务，因被告张海英、李明党没有履行维护、管理之职责，造成刘某的人身损害，被告张海英、李明党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虽然被告张海英辩称安装380伏高压线时，被告李明党知道，并且李明党在场帮助扶架电线的梯子，李明党也承认其当时没有钱，若张海英不承包时，李明党将买电线的钱支付给张海英，但李明党辩称只是支付220伏电线的钱，被告张海英架设三相电时，其根本不知道，被告张海英也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明党承认其架设的三相电的所有支出均由李明党承担，故被告张海英、李明党辩称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王兵与被告李明党共同架设了220伏的照明线路，但被告王兵已与被告李明党协商线路的所有权全部转移给被告李明党，被告李明党也承认该节事实，故被告王兵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被告李明党、王兵均认可220伏照明线路系其二人投资架设，与李百户村委会或李百户村一组均没有利害关系，故被告张海英要求追加堰塘所有人即李百户村委会为本案的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2、刘某的死亡是否因其故意或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刘某对其死亡的发生是否存在过失？刘某是否承担过错责任？民法理论上的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因疏忽或过于自信不仅没有遵守法律对他较高的注意之要求，甚至连人们一般应该注意并能够注意的要求都未达到，以致造成某种损害后果。根据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石桥派出所拍摄的照片及“接处警登记表”、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2017］病理鉴字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刘某触电是因“上地期间看到一根电线断在地里，用手去抓，被电死亡”。三原告的亲属刘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该知道在下雨天擅自触摸从电线杆上脱落下来铁丝存在危险性，但是刘某的行为连人们一般应该注意并能够注意的要求都未达到，以致造成其死亡的损害后果，刘某对其自身的损害应当承担过失之责任。3、针对三原告提出的“刘某触电后，漏电保护器也未断开，最终刘某被电击身亡”、被告张海英提出的“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国际GB13955《漏电保护安装和运行》，对全国城乡装设漏电（触电）保护器做出统一规定，安装于用户表前，控制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便及时断开电器，避免触电人因电流在人体中形成回路导致死亡，即表明供电企业负有对电力线路运行安全保障的保护措施及义务，本案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没有安装漏电（触电）保护器导致刘某触电瞬间不能断开电路导致其死亡，显然存在重大过错，是其承担责任的必然。”的诉称、辩称理由是否成立？首先，被告张海英所引用的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2年12月19日发布的GB13955-1992《漏电保护安装和运行》，已于2005年12月1日废止，被2005年12月1日实施的GB13955-2005《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所代替。显然，被告张海英适用法规GB13955《漏电保护安装和运行》是错误的。其二、安装在李百户村一组电表处由被告张海英使用的开关属什么性质的开关？该开关具有什么功能？被告张海英所使用的开关是“正泰NXB-125小型断路器(分断能力10KA)”，属空气开关。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并能在线路和电动机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的情况下进行可靠的保护。漏电保护器的正确称呼为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是防止人员发生触电事故时进行保护的，如有人触电，则漏电保护器跳闸，自动关闭电源输出，避免触电事故扩大。空气开关与漏电保护器两者功能不一样，不能相互替代。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是否应当在用户表前安装触电保护器？根据GB13955-2005《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4.4.2“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分级保护应以末端保护为基础。住宅和末端用电设备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4.5“必须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设备和场所”中4.5.2“……f)机关、学校、宾馆、饭店、企事业单位和住宅等除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外的其他电源插座或插座回路;”、4.5.2“线路保护”中“低压配电线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二级或三级保护时，在总电源端、分支线首端或线路末端(农村集中安装电能表箱、农业生产设备的电源配电箱)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之规定及7“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运行和管理”中7.2“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必须定期操作试验按钮，检查其动作特性是否正常。雷击活动期和用电高峰期应增加试验次数。”、7.4中“为检验剩余电流装置在运行中的动作特性及其变化，运行管理单位应配置专用测试仪器，并应定期进行动作特性试验。”、7.9“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分析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使用情况，对已发现的有故障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立即更换。”之规定，被告襄州供电公司作为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分析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使用情况，对已发现的有故障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立即更换，但因其没有履行管理职责，没有要求被告张海英在其应当安装电能表箱处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也没有履行定期进行动作特性试验的职责，导致刘某触电后没有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提供安全保护，造成刘某电击死亡，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对刘某的死亡应当承担管理失职之责任，但没有相关法律或法规规定供电部门应当给用户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故三原告及被告张海英辩称“本案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没有安装漏电（触电）保护器导致刘某触电瞬间不能断开电路导致其死亡，显然存在重大过错，是其承担责任的必然。”的诉称、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襄州供电公司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界定刘某用手抓拉铁丝线的行为系故意违法行为，故被告襄州供电公司辩称“刘某的死亡与其故意违法行为有直接关系，由于其自身违法行为导致死亡的后果，不应当得到支持。”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诉状中称支出“尸检费”12000元，而在庭审中提交的是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作为中介机构收取的法医病理鉴定费12000元，不是公安机关收取的费用，且原告在庭审后提交了“说明”一份，故原告主张病理鉴定费12000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海英辩称“明知触电身亡的事实情况，且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尸检费，由专项经费支出，一般金额在1000元以下，故本案主张尸检费显属不当。”的辩称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2017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三原告的各项损失计算为：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254500元（12725元/年×20年）、丧葬费25705.5元（51415元/年÷2）、鉴定费1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误工费，因其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本院酌情支持1500元。因刘某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失，故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高压电输送过程中，供电方为“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及管理者，其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75%的赔偿责任即220279.13元（293705.5元×75%）。被告张海英、李明党对其享有产权的事故路段线路没有履行维护、管理之职责，分别应当承担10%即29370.55元（293705.5元×10%）、5%即14685.28元（293705.5元×5%）的赔偿责任。刘某对其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剩余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因在刘某死亡后被告襄州供电公司、张海英、李明党分别支付了支付8000元、3000元、2000元，用于安葬刘某，应当予以扣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赔偿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的各项损失220279.13元，扣除已经支付的8000元，尚应赔偿212279.13元；
二、被告张海英赔偿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的各项损失29370.55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000元，尚应赔偿26370.55元；
三、被告李明党赔偿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的各项损失14685.28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000元，尚应赔偿12685.28元；
四、驳回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要求被告王兵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王小国、王杰、王雪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66元，由原告负担226元，被告张海英负担226元，被告李明党负担114元，被告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负担1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襄阳市万山支行，开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以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孙安军
审 判 员 胡喜兵
人民陪审员 谭红真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何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