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外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伟栋纺织品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国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伟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漳州新连制衣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鸿渊。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邹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志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利军。
上诉人绍兴市伟栋纺织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栋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漳州新连制衣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连公司”）、郑利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3）绍商外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秦善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周荧、张万江参加的合议庭。后被上诉人新连公司向本院提出要求审判员秦善奎回避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决定：驳回新连公司提出的回避申请。后本院组成由审判员孙志萍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周荧、张万江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伟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国芳、王伟钢，被上诉人新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清、吴志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郑利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4月开始，伟栋公司发送布匹给新连公司，并以新连公司为购货方，在2011年4月开具了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9月开具了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发票总额为584676.60元。新连公司认证抵扣了伟栋公司2011年4月开具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度为141628元，并支付给了伟栋公司人民币10万元。2011年9月12日，郑利军在一份“新连服装郑利军账目往来”的单据上“对账经办人”一栏签署了“新连制衣郑利军”字样，认可了下述三项情况：1、发货货款总计983451元；2、发票已开给新连公司7份，税价合计584676.60元；3、2011年5月30日新连公司电汇伟栋公司10万元。2011年10月24日，郑利军又在“绍兴市伟栋纺织品服饰有限公司代表人郑利军订单账款明细”的单据上“上述同意签名”一栏签署了“郑利军伟栋代表人”字样，认可了以下三项情况：1、漳州新连订单总金额人民币589471元，因质量问题扣款180238.50元，应付人民币409232.50元；2、柬埔寨新连和订单总金额41537.50美元，因质量问题扣款23007.35美元，应付人民币117481.15元；3、合计应付账款总额人民币526714元。新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鸿渊在郑利军签字旁签署了“扣款确实”字样。伟栋公司现认为，其与新连公司间有发票、有货物交付、有付款往来，新连公司是伟栋公司的买卖合同相对方，郑利军是双方往来的介绍人，后自愿加入了新连公司的债务，新连公司与郑利军均应付款，总货款额度主张以郑利军2011年9月12日出具的账目往来计算，也即主张货款总额为人民币983451元。新连公司则认为，郑利军与伟栋公司、新连公司分别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新连公司对伟栋公司不承担合同义务，郑利军的对账也不代表新连公司，不能对新连公司发生效力，伟栋公司在原审起诉前曾与郑利军合谋来诈骗新连公司，同时认为新连公司通过郑利军收到的伟栋公司的货物额度仅有人民币50余万元，伟栋公司主张的总货款额度也失实。伟栋公司与新连公司意见不一，郑利军现也未遵从伟栋公司意愿付款，遂成本讼。
另查实以下情况：1、郑利军曾在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日的一份以伟栋公司为供方，以新连公司、郑利军为需方的买卖合同上签署了“漳州新连制衣郑利军”字样，该合同上写明了产品名称、数量、单价、验收标准以及绍兴县人民法院（现为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为纠纷解决法院。伟栋公司在原审中以该买卖合同为主要依据，主张新连公司、郑利军为共同买受人，本案中查实该合同系本案争议债权完全形成后郑利军补签。2、新连公司曾以伟栋公司、郑利军本案原审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局报案，郑利军接受公安询问时认可自己系中间独立交易主体，分别与新连公司、伟栋公司形成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可买卖合同系受伟栋公司要求补签，未经新连公司授权的事实。且郑利军出具了收条、情况说明和证明，与询问笔录陈述一致，并认可了新连公司付款给伟栋公司系受其指示。3、伟栋公司自认，其偶然结识郑利军，受郑利军指示发货给新连公司，起初以为郑利军为新连公司业务员，其没有与新连公司有直接的文件往来，发生质量异议后，也是郑利军转达了新连公司的质量异议，伟栋公司通过郑利军联系派员赶赴新连公司查看了质量问题。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新连公司是否是伟栋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双方有发票往来、发票有部分抵扣，且一方有发货、另一方有付款，形成了互为交易相对方的表面证据。但是，存在中间独立交易主体，指示发货、付款、开票的情况在当今经济生活中并不特异，上述表面证据也并不能必然得出双方直接形成合同关系的定论。现本案中新连公司正是主张双方往来系通过独立交易主体，非直接合同关系，且其所主张的郑利军为独立交易主体的情况有以下依据：1、郑利军对自己系独立交易主体的身份予以了认可；2、郑利军牵涉到本案诉讼中又是基于伟栋公司主张，确与本案相关联，并非无端案外人，郑利军对本案所涉经济活动的参与还是全方位的。依照伟栋公司陈述，其参与了指示发货、确认付款、发票传递、质量异议、联络、对账等各项活动，其参与本案经济活动的程度符合独立交易主体的特质；3、伟栋公司所举的证据4买卖合同，需方栏写有郑利军，其原审也主张郑利军是共同买受人，也即伟栋公司曾认可郑利军的需方身份；4、伟栋公司以证据1账款明细作为证明交易相对方的主要证据，但账款明细并非合同，账款明细载明的除新连公司账目外，还有新连和公司的账目，新连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在账款明细上的签字又能提供符合情理的说明，其说明与其陈述的郑利军系独立交易主体的情况并无矛盾。综此考虑，新连公司所提抗辩有真实的可能。
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又对伟栋公司就郑利军身份情况的陈情进行了具体分析。伟栋公司认为，郑利军先是介绍人，后是债务加入者。伟栋公司所作解释，其中关于郑利军系债务加入者的部分首先缺乏依据。债务加入需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伟栋公司依据的是郑利军签署的买卖合同以及对账单，所用证据牵强附会。事实上，郑利军作为商业活动中的经济理性人，仅因为系双方介绍人（依照伟栋公司陈述）即应并不熟识的伟栋公司请求加入债务，也非常理。伟栋公司此处的解释无凭无据，难以令人信服。而如果不能认定郑利军系债务加入者，依照伟栋公司主张，郑利军仅为介绍人，即存有以下不合常理之处：1、郑利军没有取得介绍费，作为无偿介绍人如此广泛的参与双方往来，商业活动中并不常见；2、郑利军进行了对账行为，明显超越了介绍人的权限；3、伟栋公司与新连公司也没有在郑利军介绍后自行沟通往来，一直是由郑利军中间斡旋，不符合居间成功，居间人离场，双方自行合意的居间合同特征。综此，伟栋公司陈述的郑利军系介绍人的情况没有依据，也不具说服力。
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伟栋公司虽提供了发票、付款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表面证据，但新连公司所作的抗辩也有相应依据，使事实陷入了多种可能。伟栋公司作为主张方，负有事案说明义务，应对已查清的抗辩事实提供进一步合理解释。然伟栋公司所作的解释现不具有说服力，其主张的事实不确定的不利后果显应由伟栋公司承担。另外，法院还注意到以下情况：1、伟栋公司声称郑利军的自认系受新连公司报案压力，新连公司与郑利军有串通，但并无证据证明，相反伟栋公司自认在原审中持有的主要证据买卖合同系事后郑利军补具，印证了郑利军在接受公安询问时的陈述；2、伟栋公司对郑利军身份的主张，有介绍人、买受人、新连公司代理人多种变更，其主张随意性大。故即便从盖然性考虑，新连公司所作抗辩真实性的概率也大于伟栋公司所作的事案说明。
伟栋公司虽主要主张郑利军系介绍人身份，在辩论意见中却又提及业务发生之初其认为郑利军系新连公司代表人，对伟栋公司的该项意见，法院同时也进行了考量。但现无证据证明郑利军系新连公司的代表，证据4买卖合同形成时间又不详，不能证明郑利军在交易进行中就宣称过代理新连公司的资格，相应无充分证据证明伟栋公司在交易时有理由相信郑利军能代表新连公司，故亦不能据以认定郑利军为新连公司代表，代表新连公司与伟栋公司签订了合同。
综合上述分析，郑利军对本案诉争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深度、广泛的参与，并非介绍人或一方代理人，宜根据其自认确认其独立交易主体身份。郑利军分别与新连公司、伟栋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伟栋公司买卖合同相对方并非新连公司。伟栋公司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新连公司主张，无确定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关于伟栋公司对郑利军的诉请。依诉讼法规定，郑利军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伟栋公司的请求主张放弃抗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但现伟栋公司之诉请系基于债务加入关系，而目前证据不能反映郑利军曾为债务加入之意思表示。而且新连公司与伟栋公司既然并不形成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新连公司对伟栋公司即不负有债务，郑利军加入了新连公司债务的前提并不存在。故伟栋公司本案中对郑利军之诉请，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缺失，郑利军虽未抗辩，伟栋公司诉请亦无法支持。对此，法院已向伟栋公司释明，郑利军不构成债务加入时，是否要直接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郑利军主张，但伟栋公司庭后以书面形式明确答复了法院，不主张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郑利军诉请，因此，本案中不再就伟栋公司与郑利军间的买卖关系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伟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3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7635元，由伟栋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伟栋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思路错误，法律逻辑混乱，高度盖然性规则未正确运用。上诉人主张的核心观点是伟栋公司（卖方）与新连公司（买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简称观点a），被上诉人新连公司抗辩的核心观点是郑利军（卖方）与新连公司（买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简称观点b）。一审判决只阐述了a观点的不合理、错误，但不能得出b观点的合理、正确。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举证要求是要排除一切其他可能，而对被上诉人的举证要求只需所提抗辩“有真实的可能”，这不符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被上诉人对其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在三年的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其观点，即郑利军系合同出卖方的身份成立。一审证据1系非口头证据，真实的反映了郑利军在未受到任何外界强制利诱时的交易心态，其自认不是合同出卖方，不享有合同独立地位，郑利军自称系伟栋代表人。再结合对欠款的态度、庭审表现等，观点b无任何证据证明，观点a的可信性远大于观点b。二、一审法院对郑利军身份的判定近乎荒谬。一审法院认为郑利军的身份有两种观点：1、郑利军系中介人，2、郑利军系中间商。一审认定郑利军系独立交易主体的身份，依据两点：1、根据郑利军的自认。2、郑利军仅为中介人存在不合理之处。但是，一审法院未查阅原审庭审笔录郑利军的答辩。在原审时三次自认中，郑利军均直接、明确的表明自己的身份系“帮忙介绍业务的中间人”，从未承认自己是合同主体身份。一审引用郑利军在公安公权面前失去自由时所作的笔录证明，而该证据在原审庭审时郑利军均否认其真实性，故郑利军辩称应以原审庭审时陈述记载为准。上诉人认为郑利军不是中间商，即不是合同出卖方，对郑利军身份更倾向于中介人，但郑利军是否是中介人，或者一方代表人，甚至其他身份均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均需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综上，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新连公司立即支付货款883451元；被上诉人郑利军依据债的加入关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上诉人伟栋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新连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互不相识，缺乏信任，始终没有商务方面的意思表示。二、本案的交易存在三方当事人，即上诉人与郑利军的买卖关系和被上诉人与郑利军的买卖关系。上诉人之所以向被上诉人发货、开具发票，根本不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基于上诉人与郑利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在郑利军的指示下向被上诉人发货、开具发票的，这一事实不仅有上诉人与郑利军签订的买卖合同与账目往来为证，上诉人还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中要求郑利军支付货款，自认其与郑利军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以送货单、开具的发票等间接书证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中间独立交易主体，指示发货、付款、开票的情况在当今经济生活中并不特异，上述表面证据不能必然得出双方直接形成合同关系的定论。三、从诉讼发生至今，上诉人不断改变诉讼主张，反复无常，具有随意性。认定郑利军的身份问题上也不断变换、表述不一。可见上诉人缺少对客观事实应有的尊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被上诉人郑利军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状，故视为不作答辩。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2012年1月4日郑利军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郑利军有明确的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
二、漳州新连制衣服装有限公司的合同书一份、漳州新连制衣服装有限公司订单一份，证明上述合同书与订单系郑利军转交给伟栋公司的，上面虽然没有盖章，但可以证明新连公司明确了合同相对人是伟栋公司的事实。
因上述证据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依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故应组织当事人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仅仅是郑利军单方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说明新连公司和他之间是存在着共同向伟栋公司购买面料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新连公司与伟栋公司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双方的盖章确认，合同书及订单实际上不具有对双方的约束力。合同书及订单是怎么形成的，根据上诉人在提交证据时作的说明，说是郑利军转交给伟栋公司的，情况如何可能只有郑利军才清楚，新连公司不了解具体情况。从订单和合同书没有盖章的情况看，显然也说明新连公司是不认可和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反可以得到相应的印证，上诉人和郑利军之间私下订立了买卖合同，自己制作了买卖合同。也可以说明之后会出现书面合同中没有新连公司盖章的情况。
被上诉人郑利军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被上诉人新连公司、郑利军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对证据一，综合被上诉人郑利军在原审中的答辩意见、郑利军在长泰县公安局兴泰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郑利军于2012年2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原审庭审陈述，其前后陈述不一致，其所作的说明具有主观随意性，故该说明单独不宜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二，合同书与订单均没有被上诉人新连公司的盖章确认，故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郑利军的身份问题。上诉人更倾向于郑利军系中介人，不是合同出卖方，不是中间商，与其发生涉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为被上诉人新连公司；被上诉人则认为郑利军系与其发生涉案交易的出卖方，即中间商。对此本院根据认定的事实进行综合分析：
一、关于增值税发票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力。本案中，以被上诉人新连公司为购货单位向为销货单位的上诉人伟栋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七张，且新连公司认证抵扣了其中的两张。本院认为，增值税发票对于记载的进销单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应具有推定的证明力，购货单位否认的，应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现被上诉人新连公司对其与上诉人发生直接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否认，并提供了被上诉人郑利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收条等证据，结合郑利军在原审（2012）绍商外初字第19号案件中出具的书面答辩意见及庭审陈述，使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存疑。
二、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郑利军在原审时均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系“帮忙介绍业务的中间人”的情况，本院注意到，在原审2012年4月5日的庭审中并非郑利军亲自出庭，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均为其代理人所为；在原审2012年4月24日的庭审中，郑利军本人出庭，陈述其代理人在前次开庭时陈述有误，其与上诉人系买卖合同关系。其在原审第一次开庭后于2012年4月23日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也与该次庭审记录不一致，陈述其向被上诉人拿单后，再由其向上诉人买货，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的交易往来。结合郑利军本人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上的陈述，故上诉人的该点理由不能成立。
三、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合同中，需方栏写有“郑利军、漳州新连制衣”字样，但新连公司没有盖章确认。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上写有“新连服装郑利军账目往来”，也没有新连公司盖章确认。被上诉人郑利军提供的订单账款明细，虽有新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鸿渊签字，但同意签名处写的是“郑利军伟栋代表人”字样，并没有上诉人伟栋公司的盖章，且上诉人也不认为郑利军系伟栋公司的代理人，故仅凭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发生直接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
四、在原审（2012）绍商外初字第19号案件中，上诉人以两被上诉人为买受人起诉主张要求两被上诉人共同支付货款，其曾认可被上诉人郑利军的买受人主体身份。同时，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伟栋公司陈述其与郑利军在偶然的社交场所认识，上诉人要卖布匹，被上诉人郑利军要买，其给郑利军的单价以账款明细为准。另外，上诉人也认为郑利军参与了涉案买卖活动的指示发货、确认付款、发票传递、质量异议、对账等过程。
综合考虑上述几种情形，本院认为，郑利军对涉案买卖活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其作为独立交易主体即中间商，分别与上诉人伟栋公司、被上诉人新连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可能性较大。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中与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应为被上诉人郑利军。现上诉人关于郑利军系中介人，依据债的加入关系，要求被上诉人郑利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违法之处，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35元，由上诉人绍兴市伟栋纺织品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志萍
代理审判员 周 荧
代理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金燕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