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1民终9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福珍，又名高旭辉，男，195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等侠，女，195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系高福珍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瑞英，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系高福珍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新权，男，195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上诉人高福珍因与被上诉人高新权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5）长安民初字第05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福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确认原始土墙基有其一半的权利，并分割出属于其一半的份额；3、允许其与高新权在不影响另一方打地梁的情况下相互放大脚；4、判令高新权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高福珍起诉状中并无“遗留”二字。1995年10月初，子午村因扩宽新规划的正街十字通行大道，子午村党委书记兼村长何永义、副村长孙建民，伙同子午镇政府土地办主任辛炳文、子午土地所马所长，亲自登门给高福珍做思想工作，动员高福珍将自家老宅房屋全部拆除，作为南北通行大道使用，并明确告知高福珍妥善安置事宜：随拆随安置，不留后遗症；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房屋够住户，安置无需办理审批手续；实际情况，实际解决，如在村内安置，只须镇政府同意就可以。1995年11月初，为了集体公益事业，高福珍牺牲了个人财产和利益，忍痛割爱将其一院老宅房屋全部拆除。12月上旬，经镇政府、村委会、土管所组办的临时机构拆迁办研究决定，将村内原子午工商所代管的私改房遗址一院安置于高福珍，该宅基虽没有高福珍原宅基宽大，但毕竟是村内唯一一院无房无树的空宅基。该院宅基并非通过审批程序取得，无需办理批书。因高福珍并非住房困难户，故对其拆迁损失未做任何补偿。子午村委会、子午工商所、子午村15组达成协议后，子午工商所将村内四院宅基及房屋全部交予子午村使用，并将四院私改房的《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表》作为交割依据一并交子午村收执，自此该四院宅基属子午村所有，子午工商所不再是该四院宅基的使用者。1996年12月子午村将高福珍这院宅基的《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表》交给高福珍，作为高福珍取得该院宅基的凭证，自此高福珍即为该院宅基的主人。该院宅基的四邻、四至、长、宽、与东西两邻的墙属关系，该表登记得非常清楚，不存在原审判决认定的“宽度不清，东邻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至今日，部分土墙和全部墙基还存在。高福珍与东邻只有一堵共同共有的土伙墙。在高新权诉高福珍排妨一案勘验现场中，双方均承认土墙是两家共同共有的伙墙，以墙中为界。本案原审法院勘验现场，先丈量了高福珍后上房前檐的宽度，后又对前院由西大墙东皮到东边土墙基的中点进行了丈量，证实东大墙为高福珍的私墙。原审认定高福珍宅基“宽度不清，东临界限不明确”与7.38米的丈量宽度矛盾，不能自圆其说。高福珍与东临宅基都是原私改房，一直由子午工商所管理，并未易人。因东邻有房屋，高福珍建房垒不成伙墙，故垒成了私墙，没有侵害东临的权益。高新权利用高福珍的私墙建房，是对高福珍财产的变相侵占，而高新权的建造费降低了，室内面积增加了，高新权交付高福珍一半工料费是其应尽的义务，因为高福珍才是东大墙（砖墙）的权利人。高福珍给高新权出具的是收据，并不是卖契。原审法院并未见双方订立的建房协议书，且协议书中也没有“由高新权交付高福珍后院房屋伙墙款1700元，该墙双方合伙使用”的内容。高福珍与高新权的两院宅基是通过不同方式取得的，高福珍是通过拆迁安置取得的，高新权是通过申请、审批等程序取得的，故高新权必须办理审批手续，按照审批的实际尺寸建房。事实是高新权并未按照批书上的实际尺寸建房，私自侵占了6.6米以外的空地，并用欺诈的手段利用高福珍的私墙建房。高福珍请求对东西两邻前院土墙基分割，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非原审判决认定之“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高新权批书上的宽度为6.6米，实际建造宽度为8.46米（不含东伙墙），原审判决认定“高新权庄基批准宽度亦未达到高福珍所述土伙墙墙根处”，含糊不清。高福珍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表》具有合法性，高新权质证不认可，原审法院认定“缺乏有效的证据证明”，有相互呼应之嫌，且1975年还是人民公社，土地管理法1988年实施后才有了土地管理部门，故该表上没有土地管理部门的印章。高福珍提交的第二份证据证实了其宅基是通过拆迁安置取得的。拆除在早，安置在后，并无原审判决认定的“调换”之说。本案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与王培玉、刘生奇和子午工商所都没有关系。高新权称高福珍东大墙为伙墙，没有证据支持。高福珍所提诉请，是为了在建房时避免与高新权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公平公正的方案。高新权辩称，其与高福珍的界畔是以高福珍大房东墙中线为准。高福珍认为两家的界畔应以原始土伙墙中为界是偏执的。涉案土墙并非双方出资购买，也非合伙继受，且非祖遗之物，村上也未出具证据证明该土墙中线即为两家界畔。高福珍建房在先，现又要挪址移界，纯属胡搅蛮缠。高新权建房后期，高福珍将高新权已贴好的房檐瓷砖别掉，又强行阻挡高新权给伙墙贴砖。高新权在自家院内垒围墙，高福珍全家亲眼所见。为了达到赶走高新权家房客的目的，高福珍于2014年10月16日将高新权使用了十几年的前院围墙推倒破坏，迫使高新权的房客生意无法继续愤然离去，给高新权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子午镇除极个别祖遗宅基外，99%都属新村规划，都是共建共用伙墙，高福珍与高新权两家也不例外，而高福珍在收取伙墙工料款后还一直坚持私墙之说，致使高新权在靠高福珍一边的房屋全部停建。高福珍对子午村十几年来不懈努力的调解不屑一顾，对街办出面调解嗤之以鼻。高福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其与高新权之间的原始土伙墙及墙基依法予以分割；2、判令其与高新权在不影响另一方打地梁的情况下相互放大脚；3、本案诉讼费由高新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福珍系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办子午村（以下简称“子午村”）村民，曾在子午××××一院。1995年，因子午村修建道路需占用高福珍老庄基，遂与高福珍协商，另行在村中原私改房遗址上给高福珍划拨庄基地一院。1996年上半年，高福珍即在子午村原私改房遗址上建盖两间两层房屋，房屋东西宽度为7.38米（含东西墙皮），但高福珍并未办理任何宅基地批复手续。1998年2月，高新权经子午村同意，在高福珍东临私改房遗址上建房。1998年2月21日，高福珍与高新权经协商达成协议一份，由高新权交付高福珍后院房屋伙墙款1700元，该墙双方合伙使用。1998年4月，高新权后院房屋建成。嗣后，高新权在建盖前院院墙及门房时，高福珍认为其与高新权宅基应以原私改房宅基土伙墙中线为界，并予以阻挡。2004年，高新权将其前院建成两间门房，对于其与高福珍相邻的门房及院墙并未垒建。2008年、2014年，高福珍两次垒建其与高新权界墙及建盖自己门房时，遭到高新权阻挡。此后，高福珍曾多次找寻子午村委会要求对于原私改房土墙墙根地基予以分割未果。现高福珍诉至长安区人民法院。另查明：一、1998年，高新权曾以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纠纷为由将高福珍诉至长安区人民法院，诉讼期间，原长安县子午镇子午村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5月5日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高旭辉，系我村16组村民，原居住地址因95年我村旧村改造时被拆除。经村委会研究，土地所同意将工商局代管的街道私改房遗址一院批与（于）高旭辉建房。子午村、子午工商所、子午15组另有征地协议，做（作）为对所占用工商局代管地皮的补偿”，该证明下方有原长安县子午镇子午村村民委员会盖章及原长安县子午镇人民政府盖章及批注。二、高福珍所占子午村私改房遗址原属子午村村民王培玉所有，解放后被国家没收并由当时民政部门代管。1975年，原长安县沣峪地区工商管理所接手代管该私改房，并对该私改房四址予以登记丈量。此后，在长安工商部门的《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表》中，子午工商管理所成为该幅私改房的土地使用者，同时该《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表》载明：“该幅私改房地址坐落子午村37号，东边刘生奇（子午工商所私改房）；南边街道；西边张忠发，以大墙中为界限（伙墙）；北边塄坎；土地权属性质国有；土地面积（长29.6米、宽7.45米、总面积220.5㎡）”。三、1998年5月26日，高新权经原长安县土地管理局批准，对于其在高福珍东临所建房屋获取《村民宅基占用非耕地审批表》一份，该审批表载明：“宅基坐落：东至牛志汉、西至高旭辉、南至街道、北至高建春；庄基长24.2米、宽6.6米”。四、诉讼中，长安区人民法院曾于2016年5月9日对双方庄基现场勘察，经勘察：高福珍后院房屋西墙至双方伙墙东墙皮宽度为7.38米（含东西两邻伙墙）；高新权后院房屋西墙皮至其房屋东墙西墙皮为8.4米（不含东西两邻伙墙）。一审法院认为：高福珍所诉原始土伙墙及墙基本系解放前王培玉与东临刘生奇两家界墙及墙基，对此双方均无争议。然而王培玉及刘生奇房屋及界墙在解放后均已收归国有，并最终确定子午工商管理所为该幅私改房的土地使用者，故该幅私改房房产及宅基使用权人应属子午工商所。高福珍诉称1995年子午村曾将王培玉的房屋宅基与其老庄基予以调换，其调换后的宅基长宽大小随同王培玉庄基一节，因该幅私改房宅基国家相关部门后期已确权为子午工商所，王培玉房屋及庄基法律上已经不能被国家认可，现高福珍诉请要求按照解放前王培玉庄基及伙墙根基从中分割庄基界墙法律上已经不可能实现。同时，根据高福珍出具的子午村及子午镇政府证明来看，该证明仅批准高福珍在私改房遗址上建房，但对于房屋庄基长宽、面积并未丈量确定，高福珍庄基宽度不清，该证明并不能确定王培玉与刘生奇原界墙处于高福珍庄基之内。另外，根据高新权提供的《村民宅基占用非耕地审批表》来看，庄基宽度为6.6米，再结合实际勘察丈量结果，高新权庄基批准宽度亦未达到高福珍所述土伙墙墙根处。综上，高福珍庄基宽度不清，东临界限并不明确，故高福珍所述其与高新权存在土伙墙及土伙墙墙基事实一节，缺乏合法有效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现高福珍诉请要求依法分割其与高新权之间的原始土伙墙及墙基，并要求双方打底梁时相互放大脚，因缺乏证据证明双方对土伙墙及墙基存在共同共有之事实，故对其该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为保护公民合法民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高福珍要求依法分割其与高新权宅基之间的原始土伙墙、墙基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高福珍要求判令其与高新权在不影响另一方打底梁的情况下相互放大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高福珍已预交，由高福珍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高福珍诉请分割其与高新权之间的原始土伙墙及墙基，并要求双方在不影响另一方打地梁的情况下相互放大脚，就原始土墙及墙基双方之间存在共有关系，高福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高福珍所述原始土墙及墙基系解放前王培玉与东临刘生奇两家的界墙及墙基，解放后王培玉与刘生奇的房屋及界墙均被收归国有，子午工商管理所最终被确定为涉案私改房的土地使用者。子午村村委会及子午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5月5日所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将工商局代管的私改房遗址一院批与高福珍建房，但无法证明高福珍获批的宅基之长宽尺寸。高新权所持有的《村民宅基占用非耕地审批表》载明，庄基长24.2米、宽6.6米，高新权庄基批准宽度亦未到达高福珍所述原始土墙墙根处。因高福珍并无确实充分之证据证明就原始土墙及墙基其与高新权存在共有关系，故高福珍要求分割原始土墙及墙基并要求双方打地梁时相互放大脚的诉请，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福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高福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莉莉审判员  李 刚审判员  马延环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房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