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25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振芳，男，1966年9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维，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腊梅，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押南，男，1961年7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玉，江苏大唐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振芳因与被上诉人朱押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01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振芳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合意且已向被告交付了涉案10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一、借条足以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1、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内容表明了借贷合意。2、被上诉人的辩解不能对抗借条的证明效力。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辩解称，向上诉人出具借条的原因是上诉人是宏昌公司的财务人员，而其自身仅是受宏昌公司委托处理诉讼纠纷，诉辩双方均为职务行为。这一辩解与事实不符且不能对抗借条的证明效力。首先，被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其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而不是向公司出具借条，应当知道权利主体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而不是支领款单据，也应当清楚自己是借款人而不是公司事务的承办人。其次，无论所涉款项是用于支付天元钢材的执行款，还是支付锦绣熙城的农民工工资，被上诉人的行为都不是职务行为，作为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的承包人，被上诉人的责任是自筹资金、自负盈亏。针对被上诉人与宏昌公司而言，天元钢材的执行款和项目民工工资最终的支付责任都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外借款应是其个人行为。针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而言，双方均清楚对方的身份及职责，上诉人将100万元借给被上诉人个人用于支付民工工资，上诉人也完全清楚债务人是被上诉人个人，被上诉人支付民工工资的行为是履行分公司承包合同的个人行为，所以上诉人才会接受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二、100万元已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上诉人。2014年春节前，锦绣熙城项目因欠薪问题，民工不断上访，矛盾纠纷不断升级，报警事项不停发生，工程所在地清欠办等出面责令解决，被上诉人四处筹钱应急，宏昌公司及发包方等均被要求积极做好应急处理工作。2014年1月24日，在预先电话沟通好之后，上诉人从溧阳赶至丹阳，在清欠办人员的协调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多人一起到了工程所在地的派出所，将100万元现金在派出所内的长台上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当场出具了借条。2014年春节前，锦绣熙城工地民工工资纠纷和发放持续了三四天，期间因为核对人员和金额等问题不断中止发放和发生肢体冲突，报警事项不断发生。被上诉人拿到现金后，就开始了部分民工工资的发放，被上诉人收到并实际使用了该笔款项后，却对收款事实进行否认，实属道德沦丧，这样的社会风气不应当助长。综上，上诉人认为，诉辩双方借贷合意明确，上诉人已将100万元借款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不履行归还义务还不承认收款事实，于法无据，应予严惩。朱押南二审辩称：1、在上诉人宣读上诉状之前的声明，上诉人丁振芳本人当庭要求改两个方面内容，一是1月24日的借条，还款是次日2月24日，现在要改成1月25日，这点被上诉人认为不应当被法庭采纳，借条是上诉人在一审作为原告提供的，而且提供了证人，证人在作证中也认为1月24日亲自看见丁振芳将100万现金交给朱押南，这样的话等于一审所有的陈述都是错的，这样浪费资源且原告自相矛盾，真实性不应采纳，被上诉人认为借条形成时间是1月24日形成的，并且，上诉人作为原告和上诉人所有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2、针对上诉人的书面上诉状，第一页中最后一段所说的不是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锦绣熙城的承包人是不对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我们都没有看出锦绣熙城的项目是由镇江分公司承包，另上诉状中陈述是1月24日在预先电话沟通等细节讲的很清楚，上诉人现在对重要时间提出更改更加能证明本案没有借款事实发生，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丁振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朱押南归还丁振芳借款10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2月25日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本案诉讼费由朱押南承担。事实与理由：丁振芳与朱押南系朋友关系，2014年1月24日，朱押南因业务经营需要，临时向丁振芳借款，因近年关朱押南要求丁振芳现金交付。丁振芳向朱押南交付100万元现金时，朱押南当场给丁振芳出具了借条。朱押南承诺于2014年2月24日前将借款全部还清，但经丁振芳多次催要，朱押南至今仍分文未还。为维护丁振芳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丁振芳提供借条一张，载明“兹借丁振芳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1000000∕元）于2014年2月24月前全部还清。特此借据借款人：朱押南身份证号：借款日期：2014年元月24日”丁振芳称，本案借款是因为丹阳锦绣熙城工地拖欠农民工工资闹得凶，朱押南急需现金发放工资，所以打电话给丁振芳，让丁振芳送100万元现金过去，丁振芳即从公司支取了100万元给朱押南送过去，涉案100万元是2014年1月24日在丹阳司徒派出所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因为农民工要工资闹得凶，所以派出所民警就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处理。一审庭审中，丁振芳还提供了证人张某到庭作证，证人称：我是宏昌公司员工，朱押南向丁振芳借款的事情我是知道的。2014年快过年的时候，丹阳锦绣熙城工地拖欠农民工工资，公司委派我协助工地的承包人即朱押南去解决这个事情，后由于农民工情绪激动，就报了警，我们就一起去司徒派出所解决这件事。在1月24日下午，丁振芳用黑色的马甲袋装了钱去的，当时我跟朱押南都在场，当时朱押南清点现金后就写了借条，写明借款100万元，至于是朱押南自己拿纸写的还是由丁振芳提供借条让朱押南签字的，我就记不清了。后就拿这笔钱在派出所发放给几十个工人了。丁振芳、朱押南我都认识的，丁振芳是会计，朱押南是挂靠宏昌公司的丹阳工地的老板。我之前作为宏昌公司职工检查工地安全去过丹阳工地。我在朱押南写的时候看到借条是100万元，在现场看到朱押南点钱的还有职工蒋保华，当时有无民警在场记不清了，100万元怎么清点的不知道。在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丁振芳向法庭提供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该登记表上显示接警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朱押南认为，一、对丁振芳提供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借条的确是朱押南签字。但丁振芳、朱押南间未实际发生过借贷的法律事实，丁振芳也未向朱押南交付过100万元现金，借条仅是丁振芳作为宏昌公司财务人员要求朱押南履行的手续，属于职务行为。当时是宏昌公司因与天元钢材货款纠纷被诉至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且被法院冻结了存款账户，宏昌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向朱押南出具授权书委托朱押南处理相关事宜，同日，朱押南向公司财务填写领用款申请单，并作为宏昌公司的代理人同意法院将冻结的款项（包括涉案100万元）扣划作为支付天元钢材的货款。另100万元对自然人而言属于巨款，排除点钞的繁琐之外，假钞的风险也是一般人所顾忌的。故，本案所谓民间借款的事实不存在。对此，提供了宏昌公司领用款申请单、授权书、（2013）京民初字第2888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2014）京执字第20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及缴款书予以证明；二、对于丁振芳提供的证人张某，因其与丁振芳、朱押南均是宏昌公司职工，具有利害关系，故对其证人资格有异议。对于证人的陈述，首先，其陈述朱押南不是宏昌公司职工仅仅是丹阳工地的老板，这与事实不符。证人作为宏昌公司的职工，其自己也陈述经常去工地，他应当知道朱押南是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的负责人，却故意说朱押南是丹阳工地老板，从这一点可以表明证人的陈述有虚假成分。对此，提供了职工花名册、劳动合同、丁振芳的聘用证书、宏昌公司社保名册证明朱押南系宏昌公司员工。其次，证人在陈述到100万元现金交付等关键问题时就回避，都说不清楚或不记得，故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也有异议；三、锦绣熙城项目的实际承包人系朱国民，如宏昌公司认为其支付了该项目的工程款应向实际承包人即朱国民追偿，而不是以会计为丁振芳，向处理该案件的朱押南主张。对此，提供了尹荷华承诺书、锦绣熙城项目部朱国民与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王玉海（代）签订的承诺书、工程项目协议书、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予以证明；四、2014年1月24日并没有到丹阳派出所处理过农民工工资问题，但大概是在2月份有发生过，当时是丁振芳、强伟星、张某从公司取得钱直接到派出所发的工资，朱押南没有经手，当时还有派出所民警、丹阳清欠办工作人员及开发公司的人员在场。对于丁振芳提交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显示接警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与丁振芳提供的证人陈述本案款项系于1月24日在派出所交付的事实不符。丁振芳认为，一、对于朱押南陈述的丁振芳、朱押南的身份无异议，但更能证明丁振芳借款给朱押南的信用基础。锦绣熙城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朱押南，至于朱国民是谁不清楚；二、对于朱押南针对自己上述第一点意见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朱押南提供的所有证据中均未提及100万元，朱押南支付这笔材料款无论是从方式、时间都是明确的，是发生在天元钢材与宏昌公司之间的，与丁振芳无关。对于朱押南上述第三点意见中提供的证据，要求朱押南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因为朱押南系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负责人，而无论是其提供的工程项目协议书还是朱国平的承诺书都仅仅只有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或者锦绣熙城项目部公章，并未加盖宏昌公司公章，丁振芳对这些情况不清楚。对于尹荷华的承诺书要求提供身份证明，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三、丹阳锦绣熙城工程总承包人是宏昌公司。涉案款项是丁振芳从宏昌公司支取的，是丁振芳在1月24日向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谈某借的，谈某是从银行取的现金，但丁振芳没有向谈某打借条。宏昌公司之所以愿意提供款项是因为丁振芳是公司的老员工。丁振芳借100万元给朱押南就为搞点利息，虽然借条上没有写利息，但双方口头约定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的。丁振芳能保证涉案100万元是在丹阳司徒派出所交付给朱押南发放农民工工资的，但不知道朱押南有没有发放完；四、在丹阳司徒派出所发放农民工工资，不是一天协商解决处理完毕的，报警也不是一次两次，具体的时间说不清楚，在派出所里农民工情绪比较激动，也可能直接由警察处理，没有记录。为查明事实，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7日至丹阳市司徒派出所调取2014年1月24日的接处警相关材料，经该所工作人员查询，2014年1月24日，该所并未接到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报警，也没有有关锦绣熙城的报警记录。以上事实由丁振芳、朱押南的陈述及丁振芳提供的借条、证人证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朱押南提供的职工花名册、劳动合同、丁振芳的聘用证书、宏昌公司社保名册；宏昌公司领用款申请单、授权书、（2013）京民初字第2888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2014）京执字第20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及缴款书；尹荷华承诺书、锦绣熙城项目部朱国民与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王玉海（代）签订的承诺书、工程项目协议书、丹阳市司徒镇建设局建设科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丁振芳凭借朱押南出具的借条主张与朱押南间存在100万元借贷关系。而朱押南对此辩称，丁振芳、朱押南间并不存在借贷法律事实，丁振芳也未向朱押南交付100万元现金，并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相关证据。作为丁振芳，理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朱押南间存在借贷合意，且100万元数额较大，主张现金交付的丁振芳也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朱押南履行了交付义务，对此，丁振芳虽提供了证人及接处警记录，但对于交付经过，丁振芳及其提供的证人均陈述涉案100万元是于2014年1月24日在丹阳司徒派出所以现金方式交付，并由朱押南当场向丁振芳出具借条。其中，证人也明确陈述当时是由于丹阳锦绣熙城工地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情绪激动，报了警，就到丹阳司徒派出所解决这件事。而经该院至丹阳司徒派出所调查，2014年1月24日该所并没有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或有关锦绣熙城的报警记录，而丁振芳提供的接处警记录也显示接警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而非其陈述的1月24日。综上，丁振芳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丁振芳、朱押南间存在借贷合意且其已向朱押南交付了涉案100万元，故对丁振芳的诉讼请求，该院无法予以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丁振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49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4849元，由丁振芳负担。二审中，丁振芳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分公司经营责任协议》和《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各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朱押南为江苏宏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的经理，该地区项目为分公司承包的范围；证明被上诉人承包方式是上交利润，自负盈亏，被上诉人对分公司承包的项目承担税管费、工资、材料等施工所有承办和承担安全、质量、工期等全部责任；证明被上诉人对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承包期间所有的债权债务负全部责任，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应当由朱押南自行承担。2、2014年1月23日朱押南年底工资安排过程及张宗兴手写的承诺书各一份，证明2014年1月25日朱押南急需260万元发放农民工工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借款金额和用途上和书写的借条相一致。3、提供照片32张，证明在2014年元月25日朱押南向丁振芳借到100万元之后发放工资的情况，4、提供沈某出具给清欠办的承诺书及粉刷班班组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证明2014年春节前锦绣熙城民工工资分二次发放，第一次1月25日发放到民工手中，第二次1月27、28由清欠办等组织发放的，第二次发到班组长和管理人员手中。5、提供个人取款凭条一份，该份证据是谈某在1月25日取款的凭条，证明丁振芳于2015年向谈某借得现金100万元，并且该将该100万元现金交付给了朱押南。6、提供清欠办出具的证明一份，上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到发放工资有清欠办人员在场，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找到了清欠办当时在场的人，要求他们出具了这份证明，证明2014年春节前锦绣熙城项目的农民工到市政府讨薪；丹阳市清欠办要求宏昌公司在2014年1月25日之前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这点与之前被上诉人出具的年底支付工资的承诺书对应，朱押南承诺在1月25日支付农民工工资260万元；2014年1月25日开始到14年1月28日，由清欠办协调，在丹阳市司徒镇派出所宏昌公司以及朱押南都在派出所发当了民工工资的事实，当时清欠办和镇政府人员在维稳，结合上次庭审中朱押南的陈述，同时也结合上次提供的发放工资的照片，印证了2014年春节前1月25日朱押南向丁振芳借款并用于发放工资的事实。朱押南质证称：1、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承包协议上没有涉及到双方之间是否发生民间借贷的关系，也没有涉及到锦绣熙城的项目。2、承诺书不是我的当事人写的，所以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不清楚，之前有过复印件，我的当事人本人也说不清楚是否是本人写的，第二份年底工资安排过程，上诉人认为是朱押南手写，但是前面的字都不是朱押南的，“江苏宏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朱押南”是朱押南写的，但不能证明丁振芳借款给朱押南100万元的交付事实，首先数额不同，上面是260万元，工资安排过程不能证明其中100万元是丁振芳出借给朱押南的，3、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照片上没有时间显示，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都是宏昌公司的工作人员，丁振芳是宏昌公司会计，朱押南是宏昌公司镇江分公司负责人，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100万现金出借给朱押南的事实，发工资无论是工资安排、承诺书或清欠办的承诺书，工资都是宏昌公司发放，朱押南只是在场而已。4、对个人取款凭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本案涉及的是100万元，该凭条是300万元，且与借条时间不符，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应当做了充分准备，对于借条日期这么重要的问题把24号改为25号，被上诉人个人不认可，代理人坚持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在二审中擅自将证据的时间更改，法庭不应采纳，此行为是儿戏。5、针对清欠办的证明。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方面，与本案的1月24日朱押南写的借条没有关联性，借条的时间是1月24日，而这份证据的时间是1月25日；从要证明的事实来看，这份证明上倒数第三行所讲的，从表述来看是宏昌公司发工资而非朱押南，这份证据要证明发工资是宏昌公司派人发工资而非朱押南。3、程序上说，被上诉人收到常州中院二审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为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届满，收到通知书是8月11日，法庭给被上诉人的举证期限到8月21日为止，法庭给上诉人的举证期限应该与被上诉人一致。程序上说被上诉人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庭给予的举证期限，法庭至今开了三次庭，第一次开庭上诉人提供了6位证人，第二次开庭上诉人又提供了若干证据证明了同一事实，今天开庭也是围绕上诉人第三次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在三次开庭提供了三组证据都是证明同一事实，从2014年1月25日至28日发放了农民工工资，关于这点被上诉人并不否认发农民工工资的事实，但这些事实和本案无关，本案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予以证明本案借贷事实的证据只有一张借条，和提供的若干证据没有关联性。因此这份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程序不合法，举证时间也不符合程序。丁振芳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下为证人作证情况。证人谈某到庭陈述：我是江苏宏昌建设集团法定代表人，和丁振芳是同事关系，丁振芳是公司财务，我是董事长，本案从法律上说和我公司没有关系，但是形式上我需要参与，朱押南是江苏宏昌建设集团镇江分公司的承包人和锦绣熙城项目的项目经理，有承包合同，因为朱押南在工地管理不善造成2014年1月份农民工上访闹事，政府部门无法处理，政府部门要求公司出面处理，朱押南在1月22日、23日到丹阳的建筑管理处承诺处理农民工工资，他自己去处理的，写了一份承诺，承诺1月25日付完农民工工资，同时农民工领头人张宗兴也在闹事，建管处答应25日付钱，张宗兴说付了钱就不闹事，朱押南打电话跟我说他没有办法付钱请我帮忙，我说没有办法。我认为朱押南很守信，所以让他作为镇江分公司的负责人，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朱押南来做的，到2014年农民工讨薪时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他但是要还本金和利息，而且不可以借公司的钱，我给他想办法从别人私人手里借，在1月24日我从溧阳商会借了300万元汇到本人卡上，（提供银行提款记录）1月25日我和中信银行行长说我要借出去付农民工工资，问了周六是否可以提款，在25日我提了300万元现金，我认为朱押南借了钱发了工资不管有没有钱都要承认，我们拿了钱之后公司其他人配合他去发工资，我和其他证人一起拿了钱过去，开到丹阳司徒派出所路上一家门口，我们说钱一定要让丁振芳借给你，后来丁振芳把钱领去送到派出所交给朱押南，后来我们车开走了，另，我在1月24日在公安局开会，25日是丹阳工地工人工资结算，26号派出所把地方借给我们发放农民工工资。请求法庭去司徒派出所调查2014年1月25-26日朱押南是否借派出所场地发过工资，请求到司徒派出所调查更正1月26确实有报警记录，1月24日确实没有发工资，请法庭和双方当事人尊重事实。25日提取300万元现金借给丁振芳100万元，还有200万元放在车后面，朱押南拿到200万元之后不肯写借条给个人，只肯写借条给公司，200万元是25和26日两天给朱押南的，这200万元还没有结账，借条在公司。证人龚某到庭陈述，1月25日，我和我老板谈某拿了钱在下午离司徒派出所大概两里路左右的地方我们打电话叫丁振芳过来拿钱，我在后备箱点了100万元给丁振芳，是一个厚的塑料的黑色的马甲袋，装满之后大概接近17、18公分。因为要发工资，我们老板和朱押南是同学，不方便直接给他钱，由丁振芳把钱拿过去给朱押南发农民工工资。证人胡某到庭陈述：锦绣熙城的实际承包人朱国民和尹荷华叫我去做预算员，属于管理人员，因为朱国民和尹荷华两人一直没有给我结工资，到了2014年1月25日，尹荷华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拿工资，我从常州开车到工地，工地上的人说拿钱要到司徒派出所，到了司徒派出所我看到朱押南在发钱，当时领到工资的人领完之后都和朱押南合影，当时只发农民工工资，当天我没有拿到工资，那几天我一直待在丹阳，到了两三点回常州，早上再赶去丹阳，过了几天后我和其他管理人员找到建管处的清欠办，建管处清欠办给我们发了工资，我们也是在司徒派出所拿的工资，但是领完工资之后没有和朱押南合影。证人蒋某到庭陈述：2014年1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在派出所里面发钱的时候发到我的时候没有钱了，我记不清是哪个工地，我做粉刷门窗的。当时派出所有很多人，最少有100多人。我在那边要工资。我的老板是沈某，我们跟他拿钱。沈某是粉刷老板，我是做粉刷工的，沈某当时在现场。他没有钱给我们，他要找张宗兴要钱，张宗兴要找朱押南要钱。“蒋某”的签字时我签的，签字的时候没有拿到钱，我签完字发钱的时候没有钱了，他说单子放在这里没事。后来等了几天，快过年的时候拿到钱了，沈某拿了钱发钱给我们的。当时在派出所拿钱的时候钱是从一个柜子下面拿出来的，钱是用黑色塑料袋装的。证人沈某到庭陈述：关于拿钱的问题，腊月里我们一起在丹阳工地向老板拿钱，没拿到去信访办政府要钱，腊月25、27、28号这几天中一天拿钱，我们去派出所拿钱，后来钱不够了，钱没拿到我们就去无锡了，过了一、两天，我们去派出所又去拿钱，我不认识发钱的人。我们找张宗兴要工资，张宗兴说去派出所拿钱，后来钱不够了，张宗兴是主体老板。张宗兴找谁拿钱的不清楚，听说是朱押南还是朱国民，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是跟张宗兴做事向张宗兴要钱。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丁振芳与朱押南之间是否存在案涉借款法律关系？本院认为，丁振芳与朱押南之间存在案涉借款法律关系，朱押南依法应当归还丁振芳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2014年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具体理由分析评判如下：第一，丁振芳向法院提交的由朱押南书写的借条，在该借条中明确载明：“兹借丁振芳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1000000∕元）……”。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丁振芳与朱押南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而且该借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丁振芳为进一步证明其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的事实，向法院提交了谈某的个人取款凭条、《分公司经营责任协议》和《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朱押南出具的年底工资安排、照片等证据材料，并申请谈某、龚某等人出庭作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朱押南因需要支付工地工人工资，而向丁振芳借案涉100万元现金的事实。亦足以证明，借条上落款日期2014年元月24日系笔误，实际借款日期为2014年1月25日。第二，在丁振芳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案涉借贷法律关系后，朱押南依法应当就其答辩事由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朱押南提出其出具借条是因为，朱押南受宏昌公司委托，处理宏昌公司与天元钢材货款纠纷相关事宜，朱押南作为宏昌公司的代理人同意法院将冻结的款项扣划作为支付天元钢材的货款。此后，丁振芳作为宏昌公司财务人员要求朱押南履行相应的手续，所以朱押南才出具借条。本院认为，朱押南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朱押南代理公司处理相关事务，朱押南如需出具相关手续，应当向公司出具，而非向丁振芳个人出具；其次，宏昌公司被法院扣划钞票，朱押南出具借条表明借现金并且约定归还日期，上述两件事情并无任何关联，朱押南的该项解释既牵强又不符合常理；再次，宏昌公司因上述货款纠纷被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法院扣划的款项数额为一百五十多万元，朱押南书写100万元的借条亦与该数字并不相符。综上所述，丁振芳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01439号民事判决；二、朱押南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丁振芳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自2014年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49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4849元，由朱押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549元，由朱押南负担。上述款项丁振芳已预交，不再退还，朱押南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丁振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熊 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