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兵十三民终字第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亭柱，男，汉族，1969年4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琳，新疆哈密二道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男，维吾尔族，1970年6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男，维吾尔族，1957年2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沙吾尔·排祖拉，男，维吾尔族，1950年4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密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哈密市312国道南侧石油开发区永兴路31号。
法定代表人黎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彩存，女，汉族，1984年10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刘亭柱因与被上诉人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哈密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2013)哈垦民初字第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伟新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祁晓玉、佳金兰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亭柱及委托代理人朱琳，被上诉人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的委托代理人沙吾尔·排祖拉、通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彩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2月17日，被告刘亭柱赊购原告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的红枣10.3万元、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的红枣8.7万元，并于当日向二人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阿卜都拉·麦提托合提、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小灰枣266箱，计3800kg，每公斤50元，合计190000元”。之后，两原告多次找被告催要红枣款无果，故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红枣款190000元；2、案件诉讼费用及邮寄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偿还。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红枣款190000元，有被告刘亭柱出具的收条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刘亭柱认为自己与原告系合伙关系，原告不是适格主体之辩解意见，因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合作协议只有被告刘亭柱的签字，原告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且原告对该份合作协议不认可，故被告主张其与原告系合伙关系之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双方系买卖关系。原告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作为合同的卖方已将货物交付给买方刘亭柱，原告作为卖方的交付义务已履行完毕，被告刘亭柱作为买方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对原告要求被告刘亭柱支付190000元红枣款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通达公司认为自己与原告系代销关系，且原告的红枣质量差，无法正常销售之辩解意见，因通达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刘亭财是被告刘亭柱的弟弟，其与被告刘亭柱有利害关系，且被告通达公司无任何证据证实该公司是替原告代销红枣，对被告通达公司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通达公司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依法不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10月27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亭柱欠原告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红枣款19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哈密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4100元，邮寄费30元，由被告刘亭柱负担。
上诉人刘亭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驳回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的诉请。上诉人之前并不认识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2012年2月，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找到上诉人，提出一起去南疆收红枣再高价转卖，收枣时可先不向农户付款，等枣卖完了再付。双方一起到南疆后，由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联系农户收枣，并向农户出具欠条。上诉人在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的要求下向其出具了本案的收条，双方共收枣20多吨。之后将枣运至杭州，以50元／公斤交给通达公司驻杭州的销售点代销，主要由上诉人的弟弟刘亭财负责。2012年3月上诉人、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与通达公司口头约定，通达公司代销红枣后，将款付给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再由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其按每公斤5元给上诉人刘亭柱付佣金，如果枣卖不完就退给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之后通达公司陆续通过银行转帐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支付红枣代销款近40万元。因红枣品质差、代销价高，导致大部分枣至今无法售出，通达公司于2013年1月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发函，通知其来处理退货，但其置之不理，并诉至法院。虽然上诉人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未签书面合伙协议，但从双方一起去收枣、售枣的过程以及上诉人、通达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足以认定上诉人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是合伙关系，双方与通达公司是代销关系。现通达公司已付清了代销款，剩余的红枣应退回。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
被上诉人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辩称，我以前不认识刘亭柱，是刘亭柱通过他人找到我，让我帮其收红枣。我和刘亭柱一起去南疆收枣，收到枣后是刘亭柱向农户打了收条，并许诺三个月后付款，我并未给农户打过条子。当时，我和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将自己种的红枣卖给了刘亭柱，刘亭柱也向我们出具了收条，因此我与刘亭柱是买卖关系，并不是合伙关系。刘亭柱的弟弟刘亭财实际是通达公司的负责人，是刘亭柱联系的通达公司，我未将枣卖给通达公司，也未与通达公司约定过代销。因为刘亭柱没按期付款，为了要钱，我就和他一起去了杭州。2012年8月，刘亭财还让我帮他代办葡萄，并向我许诺按每公斤1角钱付代办费。从当年9月起刘亭财多次通过银行转帐向我付清了葡萄款，共计24万余元，因此刘亭柱提供的转帐记录中的17.37万元就是上述葡萄款的一部分，而不是红枣款。因此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阿卜杜拉辩称，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联系我收枣，我们一起把枣卖给了刘亭柱，有其出具的收条为证，刘亭柱至今没付过款，我要求刘亭柱尽快支付。对于刘亭柱主张的合伙、代销，我不知情，也不认可。
被上诉人通达公司辩称，刘亭柱是帮通达公司联系货物的。通达公司是给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代销红枣的，并没有给刘亭柱代销。2012年9月起，通达公司通过刘亭财的帐户分两次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支付了代销红枣款17.37万元，后来又陆续转帐付款，接近40万元。因红枣质量不好，代销价过高，至今仍有很多未销售出去。2013年初通达公司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发函，要求其速来杭州商议退货一事，但其不予理睬。因通达公司已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付清了红枣代销款，所以其不应再向刘亭柱索要。对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与刘亭柱之间是什么关系，通达公司也不太清楚。通达公司在2012年曾让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代办过葡萄，但该款已通过现金方式付清了，具体数额有待核实。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亭柱提供以下证据：
（1）从银行调取刘亭财的银行帐户转帐清单，显示该帐户于2012年9月26、27日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的帐户转款155000元和18700元，证明通达公司已向被上诉人支付红枣代销款173700元。经质证：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该款是葡萄款与大枣无关。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对此证据不认可。通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
（2）杭州富日物流有限公司的出库单复印件3张，证明刘亭柱和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将枣交给通达公司代销后，将枣保存在富日公司的冷库中，在2012年3月17-4月17日从冷库提出部分红枣进行销售的事实。经质证：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和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对出库单的真实性及其所要证明的代销关系不认可。通达公司对出库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认可。
被上诉人通达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该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2012年3月5日，通达公司在杭州收到了刘亭柱和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送来的红枣，由通达公司代销。一周后刘亭柱先返回了哈密，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留在杭州负责红枣的出库议价和销售工作，直到4月20日才返回哈密。经质证：刘亭柱对该证明的内容表示认可。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认可去杭州是为了要红枣款，因通达公司与刘亭柱有利害关系，对该证据的其他内容不认可。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
被上诉人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提供以下证据：
（1）收条复印件两张，证明：2012年2月17日和20日，刘亭柱在南疆向农户图尔逊收购红枣，并向其出具收条两张，至今未付款。并不存在刘亭柱所说的，由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向农户打欠条的事实。经质证：刘亭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收条中载明售完付款的字样，可以证明是代销关系。通达公司和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表示对收条的形成不知情，无法确认真实性。
（2）从银行调取的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的帐户自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刘亭财于2012年9月13日至2013年1月29日多次向该帐户转帐支付葡萄款共24.97万元，其中包括刘亭柱主张的17.37万元。经质证：刘亭柱和通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上述转帐的款项是红枣款，葡萄款是用现金支付的。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对该证据表示不知情，无法确认。
（3）证人艾XX的证人证言，证实2012年9月刘亭财让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代办收购葡萄，刘亭财通过银行转帐向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支付了葡萄款约二十余万元。之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将钱从卡中取出和证人一起向农户支付了葡萄款。经质证：刘亭柱只认可在葡萄装车时见过证人，因刘亭柱未参与代办葡萄的事，对证人所说的其他问题，不清楚。通达公司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通达公司已用现金方式付清了葡萄款，但具体金额尚不清楚，刘亭财知道。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对证人证言无法确认，因其未参与代办葡萄一事。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认为证人证言基本属实。
本院审查认为：对于上诉人刘亭柱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该款是红枣款，故对其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对刘亭柱提供的证据（2）因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提供的证据（1），因刘亭柱认可是其书写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证实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与通达公司是代销关系。对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提供的证据（2）和证据（3），因两证据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予以认可。对通达公司提供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通达公司与刘亭柱有利害关系，对其证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与通达公司是代销关系，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2012年3月，刘亭柱将收购的涉案红枣运至通达公司在杭州的销售点，具体由刘亭柱的弟弟刘亭财负责销售，期间刘亭柱和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也一起去了杭州。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刘亭柱出具的收条、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的帐户明细单、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亭柱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是买卖关系还是合伙关系；通达公司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之间是否存在代销关系；诉请的红枣欠款19万元应由谁来支付。
一、关于刘亭柱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是买卖关系还是合伙关系的问题。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主张与刘亭柱是买卖关系，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刘亭柱向其出具的收条载明了红枣的数量、单价、总金额，该收条的内容具备了买卖合同成立的要件，也符合民间的交易习惯，因此一审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是符合案件事实的。刘亭柱上诉主张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是合伙关系，对此提供的合作协议未经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签字认可，对合伙的事实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通达公司在两次庭审中对双方是否为合伙关系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加之对刘亭柱提供电函通知、银行转帐记录、出库单、录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从中也不能证明双方对合伙收枣如何投资、分配利润、负担费用等问题进行过任何约定，并且从双方所陈述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二人合伙不签订书面协议的做法，也是有悖常理的，故刘亭柱主张其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是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通达公司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之间是否存在代销关系的问题。刘亭柱自述通达公司是帮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和刘亭柱代销红枣的，而通达公司又表述是帮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代销的，双方对此说法不一，且刘亭柱与刘亭财、通达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对双方的陈述均不能采信。从刘亭柱提供的银行转帐清单中也不能证明17.37万元是红枣款而不是葡萄款，通达公司和刘亭柱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葡萄款的付款金额及付款方式。从出库单和通知函中也不能反映出已售出红枣的数量、售出的价格及代销产生的费用如何负担等问题。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对其去杭州的行为，解释为去要款，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能以此来推定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与通达公司是代销关系。因此刘亭柱主张的代销关系，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吾守尔·霍加木尼牙孜和阿卜杜拉·麦提托合提诉请的红枣欠款19万元应由谁来支付的问题。通过上述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刘亭柱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关系，通达公司与两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代销关系，刘亭柱做为卖方理应向两被上诉人履行付款的义务。
综上，上诉人刘亭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刘亭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伟新
代理审判员 祁晓玉
代理审判员 佳金兰
二〇一四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曾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