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民终字第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治，男，1939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新，男，1969年9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彩云，女，1946年6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芳，女，197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清，女，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兰，女，1967年2月1日出生，汉族，永安市北门小学教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庆治，男，1939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建新，男，1969年9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苏世华，村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
代表�聂建新，小组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燕淇，福建众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与被上诉人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攀龙村委会）、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攀龙村四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原于2011年10月26日由永安市人民法院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立案审理，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0日作出（2011）永民初字第296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审理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三民终字第884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013年1月8日永安市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审理，并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永民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新、刘秀兰、刘秀清、被上诉人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与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燕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30日，三明台商投资区贡川产业园水东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刘建新、攀龙村委会三方签订了一份《征用耕地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因台商投资区建设需要，需征用属乙方（即攀龙村委会）所有，丙方（即刘建新）承包经营的耕地。丙方在西坑洋、后垅污、三佰担的在册耕地，共计有四处耕地，征用丙方承包经�的耕地面积为14.9308亩，甲方本次征用耕地补偿费每亩44000元（按水田标准补偿，其中土地补偿费16920元／亩、安置补助费25380元／亩、青苗费1700元／亩），征地总补偿费（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和地面附着物补偿费）为656955.20元。该款在协议签字后15个工作日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协议签订后征地补偿款已由指挥部支付给攀龙村委会，攀龙村委会仅支付给刘建新3803**.16元。因攀龙村委会认为刘建新被征耕地“西坑洋”中约有1.6亩属于本村另一村民刘广福所有，该地块的补偿款应归刘广福，双方产生纠纷。因此攀龙村委会暂缓支付剩余征地款，刘庆治等六人遂提起诉讼。
另查明：刘庆治等六人被征收的耕地按水田的标准补偿，根据永安市贡川镇人民政府永贡政（2010）55号《贡川镇人民政府、槐南乡人民政府关于三明台商投资区贡川产业园水东工业集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附件中三明台商投资区贡川产业园水东工业集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刘庆治等六人被征收承包耕地的补偿标准为：土地补偿费每亩16920元，安置补助费每亩25380元，青苗补偿费每亩1700元，合计每亩44000元。攀龙村于2005年9月30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今后征地补偿款由村里提留30%作为村提留款”；2010年12月15日，攀龙村为了进一步规范征地款的分配和使用，再次召开了由全体村民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作出决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本村土地补偿款固定提取每亩10500元作为村财收入。”另外，攀龙村四组于1993年6月4日、1999年5月5日两次召开村民小组大会，通过会议决议：“今后凡本组被征用的承包责任田，各类征地所得征用费（除村级部分）小组实得征地费，不论多少，从中提取20%作为当时划分责任田八十个人口分配，80%归被征用户所得。”刘庆治作为该户代表有在1999年5月5日的攀龙村第四组调整承包土地协议上签字。因此，攀龙村历年来都是每亩固定按35000元计算提留：村提留每亩10500元，被征耕地14.9308亩，村提留合计156773.40元；攀龙村四组提留每亩4900元【（35000元／亩-村提留10500元／亩）×20%=4900元／亩】，被征耕地14.9308亩，小组提留合计73160.92元。因此刘庆治等六人被征耕地村提留与小组提留合计229934.32元。
再查明：攀龙村与攀龙村第四组在按一定比例提留被征用耕地补偿款后，以分红的形式分发给村民，刘庆治等六人亦有得到相应的分红。根据提交的攀龙村年终分红清册及攀龙村四组小组分配表等证据证明原审原告于2009年1月20日领取村分红6000元、于2010年2月7日领取村分红6000元、于2010年8月2日领取小组分红24000元、于2011年1月13日领取小组分红7189.60元、于2011年1月17日领取2010年攀龙村集体林地、耕地征用补偿款72000元、于2011年5月13日领取小组分红555.20元、于2011年6月29日领取小组分红896元、于2012年1月16日领取村分红10000元、于2013年领取村分红6000元。以上合计132640.80元。
另再查明：本案被征用耕地为“西坑洋、后垅污、三佰担”的在册耕地，共计有四处耕地，承包户主系刘庆治，家庭成员包含：范秀眉（已去世）、杨彩云、刘建新、刘秀兰、刘秀芳、刘秀清、刘应泉（已去世）。其中，存在争议的“西坑洋”1.6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系登记在刘庆治等六人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上。
原审法院认为，地名为“西坑洋、后垅污、三佰担”地块的耕地原由刘庆治等六人耕种，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为凭，该“一证一书”是双方当事人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而签订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刘庆治等六人承包经营的上述耕地被依法征用了14.9308亩，理应获得征地补偿费。攀龙村、攀龙村四组提出其中“西坑洋”地块1.6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案外人刘广福而非刘庆治等六人，与刘庆治等六人提供的上述“一证一书”记载的内容相悖，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征地补偿费发放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如何分配问题，攀龙村先后两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民主议定，决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本村土地补偿款固定每亩提留10500元作为村财收入。此外，刘庆治等六人所在的村民小组亦先后两次召开村民小组大会，表决通过：“今后凡本组被征用的承包责任田，各类征地所得征用费（除村级部分），小组实得征地费，不论多少，从中提取20%作为当时划分责任田八十个人口分配，80%归被征用户所得。”该决定和表决通过的村民小组决议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综合考虑本村及村民小组的实际情况，经由民主议定而确�为村民共同意思之结果，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且该分配方案并未实行差别待遇，未超出村民自治的合理界限。对此，司法权无须也无权进行评价乃至审查，否则即属于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因此，本案的土地补偿费应当惠及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要具有村民主体资格，就应具有均等的分配权。事实上，本案中攀龙村其他被征用地的村民实际也是按上述决定和决议履行的；刘庆治等六人亦是按上述分配方案领取了被征耕地的征地补偿费；对村财提留部分及村民小组提留部分，攀龙村、攀龙村四组亦是按一定比例以分红形式分发给本村村民及本村民小组成员，原告实际也领取了相应的分红款。上述分配方案在攀龙村已执行多年，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认可，是村民自治原则的体现，对此应给予充分尊重。综上，被征用地的村民（含刘庆治等六人在内）之民事�益已得到了应有的保护。现刘庆治等六人在领取了相关征地补偿费后又表示反悔，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出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该异议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但攀龙村、攀龙村四组应将暂缓支付的属于刘庆治等六人所有的征地补偿款46623.72元足额支付给刘庆治等六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应支付给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清、刘秀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656955.20元，扣除已支付的380397.16元，再扣除攀龙村委会、攀龙村四组的提留款229934.32元，余款46623.72元应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二、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应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自2011年4月16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本金46623.72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及《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相关规定，上�人主张的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应全部归上诉人所有；土地补偿费应不少于70%归上诉人所有。据此，本案上诉人扣除已支付的380397.16元，以及扣除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可以提留的部分75788.74元，还应支付上诉人200769.30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代表大会于2005年9月30日的决议：征地补偿款，村里提留30%。该提留30%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地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本案被上诉人对征地补偿费不区分项目，一并提留30%（青苗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能提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二）2010年12月15日，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土地补偿款固定提取每亩10500元作为村财收入，违反法律法规是无效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征用的属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或者自留地，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单位又未能调整其他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土地给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应当将不少于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本案土地补偿费每亩16920元，攀龙村民代表大会作出的每亩提留10500元，超过了提留上限30%的法律规定，该提留决定是无效的。（三）1993年6月4日及1999年5月5日，攀龙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的两�村民会议，不区分项目提取征地所得征用费20%的决定，损害村民的利益，其错误同前（一）所述。并且本案上诉人刘庆治等六人是与攀龙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攀龙村才有权对涉案土地征用补偿费进行提留，但攀龙村四组并无权对涉案土地补偿款进行提留。二、原审法院认为“该分配方案并无实行差别待遇，未超出村民自治的合理界限。对此，司法权无需也无权进行评价乃至审查”。该认定是不对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合法权利的内容。本案中攀龙村、攀龙村四组的提留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三、上诉人认为本案土地补偿费争议是第一次分配产生的争议。本案争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已纳入法院受案范围。四、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刘庆治于1999年5月5日在攀龙村第四小组协议上有签字，似乎就应认账。但其他5个家庭成员并没有认可征地补偿费的提留。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指出：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是攀龙村并未就涉案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召开村民会议，而是由村干部决定的。本案中所谓的2010年12月15日召开的攀龙村民代表大会是虚假的，实际开会时间是在一审起诉之后，并且涉案的会议纪要也是虚假的。六、2010年8月2日小组分红24000元、2011年1月13日小组分红7189.60元是攀龙村四组未发包给村民的土地征地款的分红，其他的分红款还包括了村里山地、林木等其他收入的分红，而并非本案涉案土地征用补偿款分红。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判令：1、被上诉人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委员会及其第四村民小组应支付上诉人刘庆治等六人581166.46元，扣除已支付的380397.16元，还应支付200769.30元及其利息（计息期从2011年4月16日起至法院判决生效后确定的履行期满日止，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攀龙村目前的分配方式，是经过多次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小组户代表会议讨论表决的结果，并且实施多年，得到攀龙村及村民小组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另外，作为村集体成员和村小组人员，上诉人刘庆治也在村、村小组分配方案的决议上签字同意，并且领取了其他被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款。因此，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三�攀龙村及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及村小组会议民主议定程序通过的，代表了全体村民的意思，并且已实施多年，已形成稳定的关系。司法机关不应过多干涉，否则将破坏这种稳定关系，影响到攀龙村的稳定、和谐社会关系。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除了对攀龙村委会是否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以及涉案分红款是否来源于提留的土地征用补偿款有异议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民委员会、永安市贡川镇攀龙村第四村民小组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均无异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攀龙村山场林地公开表、承包户上交村部分杉木转让清单、攀龙村林地使用费结算清单、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与贡川镇攀龙村林业有偿投资合作造林（幼培）山场清册、集体林权登记发换证情况一览表，该组证据证明攀龙村还有其他各项收入，攀龙村委会出具的分红证明不能证明是承包地征用土地补偿费提留后的分红。第二组证据：村出纳刘广福与罗德麟交接的时间记录，该组证据证明攀龙村在一审中提交的会议纪要是假的，当时罗德麟不是攀龙村民代表也不是村出纳，其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并签字。被上诉人攀龙村委会、攀龙村四组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攀龙村具有村财收入，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与本案亦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仅体现攀龙村部分账务情况，第二组证据无法体现证据来源，因此该两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在案证据证明攀龙村为了进一步规范征地款的分配和使用，于2010年12月15日召开了由全体村民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作出决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本村土地补偿款固定提取每亩10500元作为村财收入。”因此该决议系攀龙村全体村民的意思表示，对于如何分配土地补偿费问题已经由攀龙村全体村民达成契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决议。另外，攀龙村四组于1993年6月4日、1999年5月5日两次召开村民小组大会，通过会议决议：“今后凡本组被征用的承包责任田，各类征地所得征用费（除村�部分）小组实得征地费，不论多少，从中提取20%作为当时划分责任田八十个人口分配，80%归被征用户所得。”上诉人刘庆治作为该户代表有在1999年5月5日的攀龙村第四组调整承包土地协议上签字。因此应当认定以上小组决议系攀龙村第四组各户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对于本案涉案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问题已经由攀龙村委会、攀龙村四组民主议定程序而确定，系村民共同意思之结果，且该分配方案并未实行差别待遇，未超出村民自治的合理界限。上诉人刘庆治等人实际上亦是按上述分配方案领取了被征耕地的征地补偿费；对于村财提留部分及村民小组提留部分，攀龙村委会、攀龙村四组亦是按一定比例以分红形式分发给本村村民及本村民小组成员，上诉人刘庆治等人实际也领取了相应的分红款。现上诉人刘庆治等人在领取了相关征地补偿费后又表示反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出异议，不应予以支持。但上诉人刘庆治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可以证实刘庆治等人确系涉案的“西坑洋”地块1.6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此被上诉人攀龙村委会、攀龙村四组应向刘庆治等人足额支付原暂缓支付的征地补偿款46623.72元。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12元，由上诉人刘庆治、刘建新、杨彩云、刘秀芳、刘秀清、刘秀兰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学斌
审判员 胡春雄
审判员 林广伦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张春莲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