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泸民终字第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知尧，男，生于1963年3月10日，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古蔺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应分（芬），女，生于1963年3月25日，其余情况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云龙，男，生于1994年7月23日，其余情况同上。三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王春旭，四川朝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静，女，生于1969年8月10日，汉族，城镇居民，住四川省古蔺县。委托代理人张君，四川滨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镇，男，生于1979年6月6日，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古蔺县。委托代理人梅民铭，四川滨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因与被上诉人邵静、原审被告王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5）古蔺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的委托代理人王春旭，被上诉人邵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君，原审被告王镇的委托代理人梅民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月，邵静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3年4月19日晚，邵静与朋友相约在古蔺镇盛典KTVB02包房唱歌，因喊服务员调音响一事与杨知尧等人发生纠纷，双方在KTV门外发生抓扯，分开后又在古蔺镇保安桥相遇再次发生抓扯，其间，邵静被杨知尧等人致伤，后送古蔺县中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8月29日，经泸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邵静的损伤程度属于轻伤。2013年10月21日，经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鉴定，邵静右下肢构成伤残。2014年1月29日，古蔺镇派出所主持双方调解未果，现请求判决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王镇赔偿邵静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医疗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费等89193.33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知尧系罗应分之夫、杨云龙之父，王镇与杨知尧系亲属关系。2013年4月19日晚，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当天是杨知尧的生日）邀约王镇等亲友共同到古蔺县古蔺镇（新体育中心）盛典KTVB03号包房唱歌。邵静与其夫贾涛同朋友晋华蔺等人也在盛典KTVB02号包房唱歌。在唱歌过程中，晋华蔺认为B02号包房的音响效果有问题，遂出包房门找服务人员要求调整音响效果，恰好碰到杨知尧进行询问，杨知尧称自己也是消费者，要找服务员到前台去找，随后晋华蔺返回了B02号包房，杨知尧走向盛典KTV服务大厅与王镇相遇，并将B02号包房有客人需找服务员的事告知了王镇。王镇、杨知尧等人随即来到邵静等人所在B02号包房内询问，双方因口角发生纠纷，随后发生抓扯，经人劝说后双方均离开各自的包房走出了盛典KTV。在盛典KTV大门口，双方因互换拿错的包又再次发生抓扯，后王镇就与杨知尧等人分开回家了。当杨知尧等人走到保安桥上时，邵静等人从后赶来，双方随即又互相发生抓扯，在抓扯过程中，邵静被致伤右脚踝。古蔺县公安局古蔺镇派出所接警后，立即到现场对双方发生的纠纷进行了处理，并对此事作出调查。邵静受伤后于当晚入住古蔺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于2013年5月11日出院，共计支付医疗费15401.83元，出院诊断为；右踝骨折。出院医嘱为：石膏固定一个月，前三个月每月复查一次，三月后取除下胫腓联合拉力钉，骨折愈合后需二期手术取出内固定。2013年8月29日，邵静之伤经泸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为轻伤。2013年10月21日，经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鉴定，邵静的右下肢伤残程度已构成十级伤残，取内固定术需手术费8000.00元。一审中，杨知尧申请对邵静伤残等级重新鉴定。2015年6月2日，经四川临港司法鉴定所鉴定，邵静右后踝骨折之伤构成十级伤残。二次鉴定费、交通费、住宿费已由杨知尧支付。二次鉴定时，邵静支付检查费206.00元。另查明，邵静系城镇居民户口。2014年1月29日，邵静要求古蔺镇派出所调解处理，但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2015年1月15日，邵静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庭审中，杨知尧认为古蔺镇派出所出示的调解记录中的“杨知尧”的签名不是本人的签名，邵静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要求对该笔迹进行鉴定。原审法院经核实古蔺镇派出所办案民警后，证实邵静在2014年1月找过他们要求处理双方纠纷。故杨知尧申请鉴定已无必要，遂口头驳回其该项鉴定申请。以上法律事实，有邵静提供的证据：邵静的户口信息表，古蔺县中医医院住院病历21页和出院病情证明书，（泸市）公（物）鉴定（法医）字（2013）1580号鉴定书，菲斯特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医疗费、检查费发票，古蔺镇派出所对双方及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调解笔录，辩认笔录、四川临港司法鉴定所鉴定书；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出示的证据：古蔺镇派出所对双方及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二次鉴定费票据；王镇出示的证据：古蔺镇派出所对双方及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对古蔺镇派出所民警胡杰的证言，结合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双方因琐事发生抓扯，在抓扯过程中，致邵静右脚受伤的事实，有双方在公安机关陈述在案证实，应予认定。杨知尧等人因琐事带人到邵静等人所在包间与之发生纠纷，后又在保安桥上与邵静等人发生抓扯，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在本案中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王镇未参与双方在保安桥上的纠纷，对邵静受伤的后果不应承担责任。邵静等人在杨知尧等人离开盛典KTV后，从后面追上杨知尧等人与其发生纠纷，最后导致自己在此过程中受伤，具有一定过错，应当减轻杨知尧等人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权利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邵静于2013年4月19日受伤，2013年10月得出受到伤害的残疾等级结论，于2014年1月向古蔺镇派出所要求调解，于2015年1月向本院起诉，邵静的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对杨知尧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邵静邵静的各项合理损失为：医疗费（含二次鉴定检查费）15607.8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0元、护理费1760.00元、鉴定费1300.00元、残疾赔偿金4876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邵静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300.00元，根据邵静的伤情鉴定和出院医嘱，邵静的误工费按误工90天、每天80.00元计算，计7200.00元。邵静主张的营养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邵静主张续医费8000.00元，可待实际产生后再另行主张。综上，邵静的各项合理损失合计77149.83元。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双方的过错大小，原审法院酌定减轻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50%的赔偿责任，则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应赔偿邵静38574.9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邵静各项损失38574.92元；二、驳回邵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1.00元，由邵静负担91.00元，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负担400.00元。宣判后，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审理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邵静受伤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起诉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邵静为证明其请求未过诉讼时效，向原审法院举出古蔺镇派出所制作的《调解记录》。上诉人杨知尧当庭指出自己未参与过调解，该材料上“杨知尧”的签名和捺印系伪造，从而申请笔迹鉴定。后原审法院主动向古蔺镇派出所民警胡杰取证，证明被上诉人邵静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权利的国家机关提出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应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此种情形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畴，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原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收集证据，进而驳回上诉人杨知尧的鉴定申请，支持被上诉人邵静的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另外，古蔺镇派出所伪造《调解笔录》和上诉人杨知尧签名、捺印的事实若坐实，便难推卸责任。所以，民警胡杰的陈述故意含混不清，逃避责任。可见，古蔺镇派出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于本案中无公正性和公信力可言，相应证据不应采信。二、原审判决认定“在抓扯过程中致邵静右脚受伤”缺乏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源于双方均举出的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纵观整个案卷，只有被上诉人邵静指认“被对方的那个中年男子踩的”；还有贾涛说“我的妻子邵静在保安桥上还被杨知尧踩骨折了，只不过我当时被围着打，没有看到我妻子受伤的过程”；邵红波说“我姐姐邵静的脚骨折了，听我姐姐说是被杨知尧踩断的，但当时我没有看见”。除此之外无任何人、任何证据证明。由此可见，本案被上诉人邵静的伤害事实除了她自己的陈述外，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原审判决以何证据认定上诉人致被上诉人邵静右脚受伤的事实？相反地，通过邵红波和邓瑜、王超、李勇、杨仪的证言证明，双方在盛典KTV门口分开后，是被上诉人邵静有组织有预谋纠结二三十人在保安桥追上上诉人方，不管老幼主动出击、殴打上诉人一方。事实上，上诉人才是被严重侵害权利一方。当时在场人员有几十人，我们可以合理怀疑被上诉人邵静的伤是她自己在打斗中造成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叫来参与斗殴的人于混乱中误伤所致等等。被上诉人邵静的伤由上诉人造成的事实不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判决认定该部分事实过于主观，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王镇在保安桥上未参与双方纠纷，对伤害后果不承担责任，说明原审判决同样认为双方在盛典KTV门口分开后双方之前的纠纷已经结束。既然如此，被上诉人邵静在保安桥上追上上诉人一方进行殴打，是主动在挑起事端，欲故意伤害上诉人的人身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在被上诉人邵静存在故意、严重过错的前提下，其伤害又不能排除是自己造成的，那么，凭什么要求被伤害一方的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呢？在保安桥发生打架是上诉人故意引起的，上诉人罗应分、杨云龙被被上诉人邵静纠结的人员殴打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么，两人出于正当防卫的行为何错之有？既然无过错，被上诉人邵静一口指认上诉人杨知尧踩伤其右脚，上诉人罗应分和杨云龙被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依据又为何？而且，被上诉人邵静明知于打斗中会发生自身损害的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或者自信可以幸免。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对其伤害承担任何责任。原审判决适用第二十六条减轻责任条款错误。四、支持被上诉人邵静的误工费无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邵静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工作或者有收入损失，即无证据证明有误工损失。据此，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邵静误工费无依据。综上，原审判决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要求，在事实、过错和责任认定上缺乏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邵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邵静承担。邵静以原审判决正确为由予以答辩。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与被上诉人邵静于2013年4月19日晚在古蔺镇保安桥发生抓扯，古蔺县公安局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并对双方纠纷进行了调查。根据双方于一审中举出的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古蔺县公安局于2014年2月、3月还在对王超、邓瑜、邵红波等纠纷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上诉人邵静于公安机关调查结束后，于2015年1月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请求并未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审法院针对双方诉讼时效方面的争议，依职权向古蔺镇派出所调查核实，该审理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主张被上诉人邵静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对此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无相应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纠纷当天，上诉人杨知尧、杨云龙等人因日常琐事主动到被上诉人邵静等人所在包间发生纠纷，激化双方矛盾，后三上诉人在保安桥与上诉人邵静等人相遇时，仍未能理智处理，与被上诉人邵静发生抓扯，致被上诉人邵静在抓扯中右脚踝骨折构成伤残，由此给被上诉人邵静造成的损害后果，三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邵静亦未能理智处理双方纠纷，在保安桥上与三上诉人发生抓扯，对自身损害亦负有过错。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双方过错程度，认定由三上诉人共同承50%的赔偿责任恰当，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无致害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邵静受伤后，在古蔺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实施了内固定术，出院医嘱证明被上诉人邵静需要一定休养期。故被上诉人邵静存在误工事实。由于被上诉人邵静于一审中未能举证证明近三年其平均收入状况，原审法院参考2014年度居民服务行业收入统计数据，按80.00元/天标准计算被上诉人邵静的误工损失并无不当，本院对三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的所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杨知尧、罗应分、杨云龙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升山审判员  王志红审判员  李 霞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潘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