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25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海，无固定职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富春，无固定职业。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良富，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红，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望春工业园区科欣路***号。
法定代表人：戴云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文良，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宁生，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即墨市大信镇小范家村信华街**号。
法定代表人：栾美玲。
上诉人黄永海、张富春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顺公司）、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5）甬鄞江商初字第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永海、张富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理由：一、《资金担保书》与涉案《订购合同》并无关联。根据《资金担保书》可知，（一）与黄永海、张富春提供担保的借款相关联的合同编号是NGS15-D002外贸订单，而《订购合同》编号是NQ2015-001，可见《资金担保书》与《订购合同》并无关联。国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同编号为NGS15-D002的《销售合同》是虚假的，真实的《销售合同》中有外商签字，且系国顺公司与伊朗外商签订，不是国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这份发往俄罗斯的《销售合同》，黄永海、张富春系为外商在伊朗的那份《销售合同》相关的借款提供担保。（二）案外人张国亮与永立公司并无关联，黄永海、张富春系为张国亮的个人借款提供担保，与涉案《订购合同》无关。（三）根据涉案《订购合同》，面料款本来就应由国顺公司支付，不存在由永立公司向国顺公司举债支付面料余款的可能性；二、即便黄永海系国顺公司的总经理，其对国顺公司、永立公司之间的交易也未必全部知情。事实上，黄永海仅在2015年4月9日参与签署《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张富春也并非国顺公司的员工，其系为帮助黄永海达成一定的业绩才在《资金担保书》中签字。张富春、黄永海是否对涉案交易知情的举证责任应在国顺公司；三、即便《资金担保书》中800000元等同于《订购合同》所涉的800000元，根据《订购合同》的约定，国顺公司应在2015年4月1日支付30%（即180万元）预付款，但国顺公司并未支付该款，故国顺公司违约在先，其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综上，黄永海、张富春认为《资金担保书》与《订购合同》无关，黄永海、张富春系因《资金担保书》所涉的借贷关系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国顺公司辩称，一、黄永海、张富春是国顺公司的总经理及业务员，国顺公司与两人均签订过劳动合同，涉案合同完全是黄永海、张富春牵头并主要负责，两人对此事知情，且黄永海直到目前仍是公司员工，并未离职；二、国顺公司、永立公司之间自2014年起存在多次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因永立公司不具有出口的相关资质，国顺公司作为永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负责与外商沟通联系；三、本案所涉的NQ2015-001《订购合同》系永立公司建议国顺公司以买卖合同形式签订，这样国顺公司、永立公司可以共同获利。国顺公司看到《订购合同》中载明“2015年4月1日付给乙方预付款30%、180万元”的表述后，认为该《订购合同》风险过大，故不同意签订，上述预付款约定实际确实不曾履行过。后黄永海、张富春为了达成该笔交易，向国顺公司出具了《资金担保书》，并向国顺公司保证，800000元预付款仅是国顺公司垫付的面料款[《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中明确作此表述]，国顺公司不会有风险。在此前提下，国顺公司同意签署《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作为《订购合同》的补充约定。这一过程可由《资金担保书》、《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订购合同》的落款时间的先后顺序予以佐证；四、《资金担保书》的文字表述虽不够严谨，但确与《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存在关联。理由如下：一是合同编号是NGS15-D002《销售合同》是外商向国顺公司下的订单，这一外商订购信息是张富春提供的。《资金担保书》中的描述是“现有国外服装订单，合同号：NGS15-D002，此订单由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委托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加工出口……”从该表述可见，因为外商有购买意向，外商遂与国顺公司签订NGS15-D002《销售合同》，国顺公司自己没有生产能力，于是永立公司与国顺公司合作完成外商订单，即订立《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二是《资金担保书》中描述“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张国亮先生因为面料订购要求需要资金周转，现张国亮先生向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元用于面料余款支付，由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直接网上转账到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这一描述显示，张国亮是永立公司的负责人，其因行使职务向国顺公司借款（因为款项汇入公司账户且是用于购买面料），黄永海、张富春表示其两人系为张国亮个人债务作担保的说法并无依据。另外，之所以有“面料余款”的表述，是因为为了完成涉案订单，光是800000元用于购买面料是不够的，差不多要1800000元左右才够，张国亮应该已经支付了一些面料款，所以才表述“面料余款”；五、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之间只有涉案交易未结清，国顺公司与张国亮之间并无任何借款往来，由黄永海、张富春作担保的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之间交易也只有涉案一笔，不存在黄永海、张富春为国顺公司、永立公司之间发生的其他交易作担保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永立公司未作陈述。
国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永立公司返还国顺公司800000元；二、永立公司支付以8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自2015年6月3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截至2015年12月2日，逾期利息共计17352.33元）；三、黄永海、张富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审理过程中，国顺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之间的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7日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签订《订购合同》一份，约定国顺公司委托永立公司生产国顺公司设计的服装50000件，合同总价款为6225000元，由国顺公司在2015年4月1日付给永立公司预付款30%即1800000元，4月10日开始发货，每周发8000-9000件，用45天时间分六次发完，每次按总额的10%付款，余款10%在30天内付清。如永立公司逾期交货超过15天视为根本违约，永立公司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国顺公司有权拒收货物并可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2015年4月6日和同年4月8日，张富春、黄永海先后在《资金担保书》中签字，该《资金担保书》载明“……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张国亮先生因为面料订购需要资金周转；现张国亮先生向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元用于面料余款支付，由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直接网上转账到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此借款期为2个月（从2015年4月2日至2015年6月2日），待国外收汇后，此借款直接从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的应付款中扣除。现北京的张富春先生和国顺公司的黄永海先生为此笔借款进行担保；如果此笔借款无法按期归还或者导致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出现损失，均由张富春先生和黄永海先生一起承担，承担比例为各一半……”。2015年4月9日黄永海代表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签订《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国顺公司在4月7日前将预付款800000元汇至永立公司的账户，永立公司迅速组织面料采购并安排该订单的生产。因国顺公司垫资并辅助检验发货，永立公司给予国顺公司每件5元的利润。国顺公司同日依约向永立公司支付合同预付款800000元，后永立公司未向国顺公司交付加工的服装。另认定，在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磋商合作事项的期间，黄永海为国顺公司的总经理。2015年12月2日国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起诉后，黄永海在《资金担保书》中添加了“担保有效期为二年”的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永立公司根据国顺公司设计的样式和尺寸为其加工服装，双方之间属承揽合同关系。永立公司作为承揽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国顺公司提供工作成果。永立公司在国顺公司依约支付合同预付款后，一直未提供加工的服装，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构成根本违约，国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现国顺公司要求与永立公司解除合同并由永立公司返还合同预付款之诉请，具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国顺公司、永立公司、黄永海、张富春签订的《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是对《订购合同》条款的补充和变更，主合同解除，从合同一并解除。关于国顺公司主张的预付款利息损失，该院认为，国顺公司因基于信赖对方会全面履行合同而支付了预付款800000元，但永立公司违约，合同未履行，永立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了国顺公司的利息损失，故国顺公司要求永立公司自2015年6月3日起向其支付预付款利息损失具有法律依据，国顺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黄永海、张富春出具的《资金担保书》系同意为该笔预付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但对保证方式未作明确约定，仅做了“如果此笔借款无法按期归还或者导致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出现损失，均由张富春先生和黄永海先生一起承担，承担比例为各一半”的表述。该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保证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其中“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是指债务人无履行债务的能力，而案件中约定的“借款无法按期归还”仅仅是指债务人在债务到期的时候没有按期归还，故《资金担保书》中关于担保方式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般保证的特征，故该院认定黄永海、张富春系连带责任保证人。因《资金担保书》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涉及的800000元经认定实为合同预付款，该笔款项的返还时间从承揽合同解除时开始起算，本案审理过程中国顺公司才明确提出解除合同，永立公司负有返还预付款的义务，现国顺公司要求黄永海、张富春承担保证责任仍在保证期间内。即使按照《资金担保书》的约定“借款期”为2015年6月2日，担保期间应从2015年6月3日起算，国顺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向法院起诉，仍在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内，故黄永海、张富春关于保证期间已经超出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黄永海、张富春在《资金担保书》中明确约定担保的份额为两人各50%，国顺公司要求黄永海、张富春均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依据，黄永海、张富春应在约定的份额内承担保证责任。永立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于2015年4月7日签订的《订购合同》以及2015年4月9日签订的《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二、限永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国顺公司合同预付款800000元，支付2015年6月3日至2015年12月2日期间的利息损失17352.33元，并向国顺公司支付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以未返还的预付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黄永海、张富春对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各承担50％的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四、驳回国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974元，由国顺公司负担174元，永立公司、黄永海、张富春负担118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涉案《资金担保书》的具体内容为：“现有国外服装订单，合同号：NGS15-D002，此订单由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委托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加工出口，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张国亮先生因为面料订购要求需要资金周转；现张国亮先生向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捌拾万元用于面料余款支付，由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直接网上转账到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此借款期为2个月（从2015年4月2日至2015年6月2日），待国外收汇后，此借款直接从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的应付款中扣除。现北京的张富春先生和国顺公司的黄永海先生为此笔借款进行担保；如果此笔借款无法按期归还或者导致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出现损失，均由张富春先生和黄永海先生一起承担，承担比例为各一半，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下方担保人处有张富春、黄永海的签名，日期分别为2015年4月6日、2015年4月8日。国顺公司为甲方、永立公司为乙方的《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中载明：“甲方与乙方就出口俄罗斯的裙子订单进行合作，订单具体信息如下，双方就该订单的利润分配达成以下协议：一、款号906裙子、数量35000件、单价135元、总价4725000元；款号908裙子、数量15000件、单价100元、总价1500000元，合计50000件，总价6225000元（以上内容为表格形式）；二、利润的分配和结算：1.利润分配前提为甲方在4月7日前将预付款捌拾万元整汇至乙方账户，乙方迅速组织面料采购并安排以上该订单的生产。2.利润界定为乙方承诺在与甲方合作过程中，因甲方垫资并辅助检验发货，给甲方的利润为每件5元，此利润在该笔订单的退税款中一次性扣除，合计需扣除贰拾伍万元整。3.其它为甲方不再另外收取乙方1.50%操作代理费，扣除甲方利润后的退税款在手续齐全后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三、争议解决……”《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中永立公司盖章处有张国亮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7日；国顺公司盖章处有黄永海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9日。国顺公司为甲方、永立公司为乙方的《订购合同》中载明：“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甲方设计的服装，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特定立合同条款如下：……6.承揽制作的具体内容如下：款号906裙子35000件、单价每件135元、总价4725000元，款号908裙子15000件、单价每件100元，总价1500000元，总数量50000件，总价6225000元（以上内容为表格形式）……七、价格制定和结算2.结算的约定为2015年4月1日付给乙方预付款30%，180万元（甲方已付100万元订购面料）……”该合同乙方永立公司盖章处有张国亮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7日；甲方国顺公司仅盖章，无经办人签字及落款时间。国顺公司提交的编号为NGS15-D002《销售合同》卖方处有国顺公司盖章（无落款时间及经办人签名）、买方处无人签章，仅有打印字体显示“SANHUA-
CHENGROUPCO，LTD”，合同编号下方显示“DATE：2015/4/1”，该合同载明：货物品名及规格longskirt、数量35000set、单价USD22、金额700000USD；货物品名及规格shortskirt、数量15000set、单价USD15、金额225000USD。国顺公司于2015年4月9日向永立公司汇付800000元。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资金担保书》与《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是否具有关联性；二、解除《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后，黄永海、张富春的责任承担。
关于焦点一，黄永海、张富春主张，《资金担保书》是其两人为张国亮个人向国顺公司的借款所作的担保，且涉及的合同为国顺公司与伊朗某客户达成的编号为NGS15-D002的《销售合同》，担保行为与涉案《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无关，且黄永海、张富春对涉案《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均不知情。国顺公司认为，《资金担保书》与《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密切相关，国顺公司系因张富春、黄永海出具《资金担保书》才签订《订购合同》及《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本院认为，《资金担保书》与《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具有关联性，黄永海、张富春出具《资金担保书》系为以借款形式发生的涉案《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项下的800000元预付款作担保。理由如下：其一，根据《资金担保书》，NGS15-D002系国外服装订单。国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NGS15-D002《销售合同》，黄永海、张富春虽对国顺公司提交的该份NGS15-D002《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主张。该份NGS15-D002《销售合同》虽无外商签章，但合同内容显示的服装数量与《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中载明的订单订购数量一致，且NGS15-D002《销售合同》载明目的地为“Russia”（即俄罗斯），这一信息可与《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的标题相对应。其二，《资金担保书》还载明，NGS15-D002订单“由青岛国运永立工贸有限公司委托宁波国顺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加工出口”，此句意应理解为，为履行NGS15-D002《销售合同》，永立公司与国顺公司存在合作完成加工出口事宜的事实。从涉案几份文件的形成时间及800000元款项的实际支付时间来看，确实存在为履行NGS15-D002《销售合同》，国顺公司与永立公司在张富春、黄永海出具《资金担保书》之后，在《订购合同》约定基础上，签订《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的高度可能性和现实合理性。其三，张国亮在涉案《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永立公司盖章处均进行签字，其具有代表永立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身份属实。根据《资金担保书》，800000元款项由公司之间完成交付并由公司负责归还，且款项用途为支付面料余款，国顺公司对《资金担保书》之所以作“面料余款”的表述也已作出合理解释，故综合来看，黄永海、张富春辩称《资金担保书》所涉款项系张国亮个人借款的依据不足。其四，国顺公司陈述，其与张国亮之间并无借款往来，其与永立公司之间只有涉案交易尚未结清，黄永海、张富春也仅对涉案交易做过担保，不存在黄永海、张富春为国顺公司、永立公司之间发生的其他交易作担保的情况。黄永海曾任国顺公司总经理，且实际参与《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的签订，张富春主张其仅因与黄永海存在较好的私人关系，故在《资金担保书》中签字亦不符合常理，黄永海、张富春对《资金担保书》、《订购合同》及《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之间的关联应系明知。黄永海、张富春还共同主张其两人系为张国亮与国顺公司之间其他合同项下借款作担保，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主张，本院对该主张难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黄永海、张富春认为因国顺公司未依据《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预付款，因此，上述两合同解除之后，国顺公司无权向永立公司、黄永海、张富春主张违约责任。国顺公司认为其已经支付预付款，上述合同解除后，理应由永立公司、黄永海、张富春返还预付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本院认为，根据各方陈述及合同内容，《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系对《订购合同》约定的补充或变更，《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对《订购合同》中关于预付款的约定作了变更，《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约定国顺公司应在2015年4月7日之前支付预付款800000元，但《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成立时间为2015年4月9日（国顺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9日），国顺公司于当日支付800000元预付款，并未违约。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且根据《资金担保书》，涉案800000元款项如未按期归还或者导致国顺公司出现损失，由张富春、黄永海承担。综上，一审法院判令永立公司承担归还预付款及支付相应利息损失，黄永海、张富春按约定比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资金担保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国顺公司已经依约交付800000元预付款，永立公司未按约交付相应产品，国顺公司有权解除《订购合同》、《出口俄罗斯裙子利润补充协议》并要求永立公司支付相应利息损失。因上述预付款系以永立公司向国顺公司借款形式完成交付，黄永海、张富春出具《资金担保书》为该借款及可能产生的损失提供担保，故国顺公司有权要求黄永海、张富春按约定比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黄永海、张富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74元，由上诉人黄永海、张富春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叶剑萍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