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0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俊杰，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贤天，男，汉族。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汪韬，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利胜，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彭湃，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少烈，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邵赐颖，女，汉族。
上诉人许俊杰、林贤天为与被上诉人简利胜、原审被告邵赐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许俊杰与林贤天系搭档关系。简利胜与林贤天签订一份《汽车转押协议》，约定因原车主范某（身份证号码××）在被告林贤天处抵押粤s×××××号宝马525li车，转让价格22.7万元。经原车主同意现将车辆转押给简利胜，由简利胜保管、使用，转押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被告林贤天保证对该车享有质押权及转押权利，并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抵押。该协议由简利胜及被告林贤天签名确认。
2014年8月25日，简利胜通过在工商银行尾号4234的账户通过跨行汇款方式向许俊杰尾号6183的账户转账140010.8元、向被告邵赐颖尾号2500的账户转账85100元，共计225110.8元。简利胜称该笔费用系其向许俊杰支付的车辆转让款，两个账户均为其指定账户，林贤天仅受许俊杰委托，方与简利胜签订涉案协议，该转账金额为协议约定的车辆转让款22.7万元扣减车辆的违章费用1900元所得。简利胜取得涉案车辆后，将该车停放在深圳市福田区皇岗村停车场，2014年8月31日涉案车辆被其车主范某开走。
粤s×××××号宝马525li车车主为范某，该车主通过东莞市合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车租赁给案外人周某，租赁期限自2014年7月24日9：00至2014年8月24日18：00。租赁期满后，车主范某未收到还车，便通过gps定位到涉案车辆位置，将车开走。该车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外人周某租到涉案车辆后，因缺少资金，在未征得车主同意下将该车以16万元质押给许俊杰，后因未能按时还款，许俊杰便通过林贤天与简利胜签订协议的方式，将涉案车辆转押给简利胜。
简利胜的一审诉讼请求是：1、确认《汽车转押协议》无效；2、由三被告返还简利胜合同转让款2251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3、三被告赔偿简利胜损失34900元；4、三被告对返还简利胜合同转让价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5、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协议的性质为质押合同抑或债权转让合同；2、涉案协议是否有效；3、被告邵赐颖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讼争协议的性质问题。一方面，该协议的履行实际是由简利胜支付钱款给许俊杰，被告再将汽车交付给简利胜。从简利胜提交的谈话录音可以看出，被告许俊杰在收到钱款、将车交付后并没有要将车辆取回的意思表示，简利胜则表示出希望退车并由被告退款，双方就该协议的真实意思及实际履行明显为汽车转让。另一方面，该协议既不能体现借款合同的相关情况，亦未约定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仅凭协议无法看出双方借款关系的存在，无法认定该协议为借款质押合同；同时该协议未约定也不能体现出双方将该车的质押权就此转给简利胜、由被告的债务人径行向简利胜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故不宜认定该协议为债权转让合同，应为汽车转让合同。
二、关于讼争合同的效力问题。我国《物权法》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此时转让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依照后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被告对讼争汽车权利的瑕疵并不影响汽车转让合同的效力，但因权利瑕疵而导致该合同不能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被告应将合同价款退还给简利胜。故简利胜请求该协议无效，不予支持。简利胜主张被告退还价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三、关于被告邵赐颖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虽然邵赐颖提供账户收取了简利胜部分款项，但仅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是合同当事人。邵赐颖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对于简利胜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简利胜当庭撤回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损失34900元的诉讼请求，属于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合法处分，予以准许。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简利胜与被告许俊杰、林贤天签订的《汽车转押合同》；二、被告许俊杰、林贤天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简利胜返还价款2251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5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简利胜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由被告许俊杰、林贤天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许俊杰、林贤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应为债权转让纠纷，双方之间的讼争协议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不构成返还之条件。
1、2014年7月，案外人周某找到上诉人称想以其合法取得并出资的涉案车辆作为抵押物，向上诉人借款16万元。同时，案外人周某叙述该抵押借款是涉案车辆所有人范某委托其进行的，目的是用以偿还其为购买涉案车辆所出资的购车款16万元。2014年7月26日，案外人周某和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6万元，案外人周某以其自有的、合法取得的汽车作为抵押物，并注明了涉案车辆的基本信息，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6日至2014年8月15日。周某向上诉人承诺其提供的资料来源合法、手续真实、完备。后周某将涉案车辆交付给上诉人，并向上诉人提供了由涉案车辆所有人范某签字并由其担保的借款担保协议，以及涉案机动车所有人范某签字并由其作为代理人签字的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以此来证明上述抵押借款是由涉案车辆所有人范某委托其进行的。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7月26日合同签订当天和7月28日共向案外人周某转款16万元。上诉人与周某借款合同到期后，周某并没有偿还借款。后上诉人多次与案外人周某沟通要求其偿还借款，但周某均予以拖延不予处理。2014年8月2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介绍案外人范某以其所有的涉案车辆向上诉人质押借款，现借款合同已经到期，因涉案车辆所有人范某恶意拖欠上诉人到期借款，现想将涉案车辆连同基础债权一并转押给被上诉人，涉案车辆由被上诉人保管、使用，由被上诉人去实现其债权。同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告知了涉案车辆的由来，并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涉案车辆以及上诉人与周某、范某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协议、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等资料。同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汽车转押协议，约定因涉案车辆所有人范某恶意拖欠上诉人车款及利息，在上诉人与涉案车辆所有人沟通仍未处理的情况下，将车辆转押给被上诉人，转押价格为22.7万元，转押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12：00，该涉案车辆转押后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均与上诉人无关。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将涉案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并将涉案车辆以及上诉人与周某、范某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协议、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等资料原件交付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款项。
虽然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为汽车转押协议，从协议的表面无法看出双方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但根据双方的口头约定、行业交易习惯、交易的实质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首先，双方口头约定了上诉人将范某质押给上诉人的车辆转押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涉案车辆，上诉人将其拥有的相关车辆、债权、抵押申请等相关资料交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作为实现其权利的证明，上诉人享有的债权也随债权原始凭证的交付而转让给被上诉人行使。其次，双方都是从事二手车交易的经营者，根据交易习惯以及行业的相关规定，双方为了简化交易的流程和手续，往往缺乏规范的书面文书格式，侧重于交易的实质。上诉人通过与被上诉人签订汽车转押协议来实现自身的债权，被上诉人通过与上诉人签订汽车转押协议取得债权以及涉案车辆的使用权来获取利益，虽然名为汽车转押协议，但实质上双方的真实意思为债权的转让。通过上诉人将相关借款资料及抵押担保资料的提交以及车辆的交付，以其行为表示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最后，双方签订讼争协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债权及附属权利的转移以达到物尽其用，促使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从整个交易由来、过程以及签订相关协议目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来看，本案的案由应为债权转让纠纷。
2、涉案协议应参照双方交易由来以及放在双方的整个交易过程中，而不应单独割裂来看。涉案协议性质为债权转让，虽然债权转让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其效力。首先，上诉人在将其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时已经将其所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权利告知给被上诉人并且将有关资料的原件一并交给了被上诉人。其次，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的交易过程中并没有隐瞒事实，也不存在欺诈，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涉案车辆的情况是知晓的。双方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就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最终按照协议履行完毕。再次，虽然上诉人转让债权的价格与上诉人所享有的债权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以及双方关于债权转让所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债权转让侧重于所享有的附属涉案车辆质权，不仅仅是单纯的债权转让。最后，根据债权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并不影响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关于债权转让的效力。上诉人作为债权人与被上诉人作为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仍然有效。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上诉人在债权到期后，债务人拒绝偿还借款时，其有权通过债权的转让以减少自身的损失。上诉人通过与被上诉人签订讼争协议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同时，根据法律鼓励合法交易的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债权转让，既可以减少上诉人的损失又可以物尽其用，促进交易的进行。债权转让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对于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将涉案车辆开走，是被上诉人自愿将涉案车辆返还给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是被上诉人对于自身权利的处分，被上诉人自身未尽到保管义务，根据双方合同的相关规定，在涉案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后，关于该车辆的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及违反协议的规定，协议不存在返还的条件。同时，退一步讲，即使要返还，也应当相互返还，被上诉人也应当将涉案车辆返还给上诉人。
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以及了解当事人签订相关协议目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仅凭涉案车辆交易的金额以及协议的表面意思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讼争协议不是借款质押合同、债权转让合同，就径行单方面的认定本案为汽车转让合同纠纷，明显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
1、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关交易流程及由来，首先，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的交易过程中明确说明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范某，上诉人对于涉案车辆仅享有质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对此也有说明。其次，双方作为专业的二手车经营者，对于机动车转让流程、手续非常清楚，也明知上诉人不是涉案机动车的所有权人，即使通过转押交易也不可能办理涉案机动车的所有权过户。再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进行车辆转让的合意，相反，协议上明确说明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由其保管、使用，被上诉人并没有所有权。
2、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诉争协议的目的和意思表示来看，上诉人并没有也无权将涉案车辆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没有取回车辆的意思并不代表上诉人有权利及表示将车辆转让给被上诉人。同时，上诉人签订讼争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债权以及附属权利的转让以减少损失，被上诉人通过签订讼争协议的目的是通过获得的债权及从属权利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讼争协议并没有转让涉案汽车的意思表示。
3、根据转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应有之意，汽车转让合同不单单是指汽车的交付也包括所有权的转移，目的是为了获取其所有权。但根据机动车的所有权转移必须办理变更登记以及目前的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可能完成涉案车辆的变更登记手续。
三、一审法院的判决前后矛盾且程序违法。
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性质为汽车转让合同纠纷，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汽车转让合同有效，但因权利瑕疵而导致该合同不能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汽车转押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因权利瑕疵导致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认定合同应当解除。但根据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应为买受人，在买受人没有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擅自解除合同，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自相矛盾。
2、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应当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在当事人争议的范围内进行，除非当事人的民商事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否则，法院不应干预当事人自愿行使诉讼权利。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无效，而一审法院却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
3、简易程序是案情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审理时所适用的审判程序，而本案案情复杂，争议较大。首先，本案的案情复杂，需要查清涉案车辆的来龙去脉、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调取相关刑事案件的相关涉案情况等，都需要去核实查清。其次，关于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最初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质押合同纠纷，后在判决中确立本案为转让合同纠纷。同时对于本案的案由，当事人双方也争议较大，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转押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的相关事实，当事人双方也争议较大。最后，根据办案的案情，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调查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草率适用简易程序，明显不利于本案公平公正处理。据此，上诉人许俊杰、林贤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简利胜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邵赐颖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车主范某因怀疑其车辆被周某诈骗，于2014年9月26日向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横坑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就本案相关情况对周某进行讯问。周某在讯问笔录中承认其在与许俊杰之间的借款质押合同中，有车主范某签名的借款合同、质押申请表、车辆转让协议等资料均是由其本人在范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充范某名义签署的，周某主张是许俊杰要求其这么做的。公安机关在对许俊杰的询问笔录中，许俊杰称周某向其质押车辆时，曾向其出示了车主为范某的车辆行驶证。因周某说车主欠她钱，且车主一直在国外联系不上，故车主的车就由她来处理。许俊杰还承认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借款合同都是周某本人代签的，但其否认周某的代签行为是受其要求而为。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总结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林贤天与简利胜签署的《汽车转押协议》的合同性质以及合同效力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汽车转押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涉案车辆是“经原车主同意”以22.7万元的价格转押给简利胜，由简利胜“保管、使用”；第二条约定林贤天享有对车辆的质押权，享有转押权利；第五条约定林贤天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抵押。由上述合同内容分析，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简利胜以支付22.7万元的方式获得以林贤天作为质权人的车辆质押权，即该22.7万元是林贤天向简利胜出让涉案车辆质押权的对价，并非简利胜向林贤天的借款，因此，该协议虽然名为“转押”，但并不存在林贤天向简利胜以涉案车辆出质的主债务合同，不具有转质押合同的法律特征。并且，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确认林贤天享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也未确认简利胜以支付合同对价的方式获得该车辆的所有权，简利胜获得的只是车辆的质权，故原审法院认定该《汽车转押协议》实际为汽车所有权转让协议，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双方的合同内容，该《汽车转押协议》实际为质权转让合同，即简利胜在向林贤天支付22.7万元后，获得该车辆的质权。上诉人许俊杰、林贤天的该点上诉内容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林贤天和许俊杰作为涉案质权的出让方，应当确保涉案质权在转让时真实有效。《汽车转押协议》第二条和第五条亦明确约定林贤天须保证对车辆享有质押权，保证该车辆是所有人抵押，不是非法所得。但根据周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讯问笔录，其承认涉案车辆是其从车主范某处租赁而来，在车主范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充其名义签署借款合同、质押申请表、车辆转让协议等资料，将涉案车辆出质给许俊杰。故周某的出质行为系无权处分。许俊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亦承认周某仅向其出示了车辆行驶证，并知晓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借款合同等文件都是周某本人代签的，可见其对周某的代签行为是明知的。许俊杰作为专业的二手车交易人员，在办理车辆权利负担或转移手续时，应具备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其在明知周某系代签合同的情况下，轻信周某所称的车主无法联系等托词，未进一步审核车辆信息，也未确认车主本人对周某出质行为的态度，即为其办理车辆质押手续，存在重大过失。根据许俊杰职业身份、与周某签署合同的过程、对周某代签行为的了解程度，难以推断其对周某的无权处分行为为善意，这也导致其将质权转让给简利胜时未能善尽权利瑕疵保证义务，亦属无权处分。虽然质权转让的合同效力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但简利胜却因为车主范某行使所有权人对车辆的追及权导致无法行使对车辆的质押权，其签署《汽车转押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然落空且无法继续履行，在此情况下，原审判令该《汽车转押协议》解除，并判令许俊杰、林贤天返还简利胜支付的转让合同对价，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虽然对涉案协议的性质认定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仍然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76.5元，由上诉人许俊杰、林贤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