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初452号
原告：李宸，男，199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雨，天津洲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27号B座101、201室。
主要负责人：张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15号。
法定代表人：袁福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宸与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以下简称天保支行）、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雨，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天保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方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本金1500万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自2013年5月2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0月18日，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开办了账户性质为个人结算账户、账号为08×××21的个人活期储蓄业务。2013年5月23日，原告以转账方式在该账户内存入人民币1500万元。2014年1月26日，原告到银行办理上述1500万元存款的支取业务，银行告知原告1500万元在存入当天即被他人以转账支票方式支取。因为原告本人此前未在被告银行领取过支票，未办理过取款业务，也没有委托他人办理过取款业务，原告多次找到被告交涉，要求兑现原告账户内存款，但被告以种种借口推托至今，造成原告账户内1500万元存款两年多无法取出，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辩称，二被告对于原告和天保支行双方之间建立存储关系是不持异议的，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办理的个人支付结算账户和一般用存折办理的个人储蓄账户是不一样的，个人支付结算账户既能够像存折一样用于储蓄、存钱、取钱也能够使用支票。在这个账户当中原告的存款汇入和汇出都是非常清楚的，故不像原告所讲的被告没有保管好原告的钱款，事实上被告也是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至于原告提到没有使用过储蓄存折办理过取款，实际上个人结算账户是可以使用支票的。原告提及的2012年10月18日的开户时间和相应的帐号都是对的，但是自2012年10月18日至2013年5月23日这段时间，原告的账户上是有多笔往来的，原告在诉状里没有提及，是有意在隐瞒事实，概括来说存取款项原告都是清楚的。被告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开户、办理业务情况。证据1、天保支行出具的个人存款业务回单1份1页，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18日在被告天保支行开立个人活期账户，原告与被告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证据2、个人存款业务回单1份1页，证明原告于2013年5月23日在开立的个人活期账户内存款1500万元；
第二组证据：证明银行违规操作，造成原告账户内资金被非法转移情况。证据3、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开立的个人活期储蓄存折1份1页，证明原告在该账户内的1500万元存款于2013年5月23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支取；证据4、被告天津银行空白凭证签收簿1份1页，证明案外人温建东在未得到原告授权的前提下能以原告名义从被告银行领取空白支票，被告在办理涉诉业务过程中审查不严、存在严重过错；证据5、天津银行电汇凭证1份，证明2012年10月22日温建东转出的1000万元原告方不知情。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天保支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于证据2，原告于2013年5月23日存入1500万元的事实认可；对证据3的存折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存折不是原始存折，原告换过存折，原告提供的存折上显示的进出款项的事实不是李宸个人结算账户所有款项的全貌，原告可能有故意隐瞒的事实。从2012年10月18日开户到2013年5月23日七个月的时间，由于原告换折的行为，这七个月的款项往来在存折上无法显示。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显示2012年10月18日同一天，黄爱军从农行天津市分行营业部分两次转给李宸各500万元；2012年10月22日温建东以委托收款的方式转走1000万元到温建东账户。这些行为表明李宸与温建东有业务关系，是有财务往来的；对于证据4，认可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李宸与温建东有业务往来，温建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钱是种类物，原告所说2013年5月21日转出的1000万就是2012年10月18日转入的1000万，时隔七个月的时间被告不认可，被告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天保支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个人金融业务申请表1份1页，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18日向天津银行天保支行申请开立支付结算账户存折，预留联系电话：徐伟151××××4567；证据2、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1页1份，证明原告开立账户性质为支付结算账户、账号：08×××21及联系人徐伟，电话151××××4567；证据3、核算中心验印系统预留印鉴卡1份1页，证明原告预留“李宸印”字样的印鉴及联系人徐伟，电话151××××4567；证据4、徐伟的电话缴费单据1份1页，证明徐伟使用的电话号码为151××××4567；证据5、个人购买转账支票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22日申请购买个人转账支票的情况；
第二组证据：证据6、个人存款业务凭条1份1页，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18日存款10元，正式开通并使用此账户；证据7、支付系统专用凭证（No000001990435）1份1页，证明原告在2012年10月18日作为收款人，收到汇款人黄爱军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营业部6228460020004347318账号转入的500万元；证据8、支付系统专用凭证（No000001990436）1份1页，证明原告在2012年10月18日作为收款人，收到汇款人黄爱军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营业部6228460020004347318账号转入的500万元；证据9、天津银行转账支票（票号：04484344）1份1页，证明2012年10月22日案外人温建东以委托收款方式转账1000万元；证据10、天津银行个人存款业务凭条1份1页，证明原告在2013年5月23日作为收款人，收到汇款人李金晨从天津银行08×××50账号转入的1500万元；证据11、天津银行转账支票（票号05733470）1份1页，证明2013年5月23日温建东以委托收款方式转账1500万元；
第三组证据：证据12、天津银行重要空白凭证签证簿1份2页，证明原告对徐伟、温建东分别于2012年10月22日、2013年5月23日购买支票及使用支票转账的行为是认可和明知的；证据13、天津银行员工信息采集电子统计表1份2页，证明徐伟的母亲是祝常芳；
第四组证据：证据14、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商档案1份1页，证明祝常芳是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15、账户明细，证明目的是反映了从2012年10月18日原告开户以来截至2013年11月21日其账户的变化情况；证据16、两份个人业务存款凭条，证明2013年5月20日温建东向原告账户转入了1000万元人民币；证据17、个人业务取款凭条和一张电汇凭证，证明在2013年5月21日黄爱军以电汇方式在天津银行东银支行办理电汇业务，把1000万元转入黄爱军账户。
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中李宸的签字认可，其他内容不是李宸填写，对申请表中填写的移动电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对于李宸的签字认可，其他内容没有核实，对移动电话和身份证有效期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印鉴片上的文字均不是原告填写，且按照票据法的规定，预留印鉴片上要有客户本人的签名，被告提供的预留印鉴片上没有客户签名，故对举证目的也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举证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不排除被告自己做了多个原件的可能性。原告没有在天津银行购买过支票，对该证据上的印鉴也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转账支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举证目的都不认可，原告与温建东不认识，也没有在天保支行办理过1000万元的转账业务，原告的1000万元已于2013年5月21日正常转出，该笔业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举证目的都不认可，原告与温建东素不相识，也没有在天保支行办理过1500万元的转账业务；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其合法性和举证目的，原告没有在天保支行预留过个人印鉴，也不认识徐伟和温建东，没有委托过二人购买过支票；对证据13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15无法确认来源，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6都是温建东个人经办的，原告就这笔业务不清楚，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17的这笔业务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于2012年10月18日在天津银行下属的天保支行开立支付结算账户存折，账号为08×××21，取款方式凭密码。2013年5月23日，案外人李金晨以转账方式向该账户汇入人民币1500万元。原告称其于2014年1月26日到天保支行办理上述1500万元存款的支取业务，被银行告知该款在存入当天即被他人以转账支票方式支取，但原告并未办理过领取支票及取款业务。被告称该1500万元是案外人温建东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取走，转账支票上加盖有原告的印鉴，原告对温建东的转账行为应当是明知的。
经查，原告在办理开户手续时，“个人金融业务申请表”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的签字为李宸本人签字，联系电话为案外人徐伟的电话。“天津银行核算中心验印系统预留印鉴卡”上仅有带有李宸名字的印鉴并无李宸本人的签字，该卡片上的联系人载明为徐伟。
被告提供的“个人购买转账支票申请书”上加盖有李宸的印鉴，本院对该证据进行证据核对时，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经审查，在2012年10月22日同一天，被告存有两份内容相同的加盖有李宸印鉴的“个人购买转账支票申请书”原件，两份原件均无李宸本人签字。被告提供的《重要空白凭证签收簿》上，载有李宸账号的一栏，涉案1500万元款项的支票领取人为案外人温建东。
另查，原告于2013年5月23日更换过账号为08×××21的存折，该存折从2012年10月18日开户至2013年5月22日期间的存取款情况在该存折没有显示。被告称该账户在开户当日，即从案外人黄爱军账户分两次向原告账户转入各500万元，2012年10月22日案外人温建东以转账支票方式将上述共计1000万元转走，2013年5月20日案外人温建东又以转账方式向原告账户转入1000万元，2013年5月21日原告账户内的1000万元以电汇方式转入黄爱军账户。原告认可从黄爱军名下转入1000万元及该款又转出给黄爱军的事实，但对期间温建东转出、转入的事实称不知情。
原告与黄爱军系母子关系，原告与李金晨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原告在天保支行开设存款账户，并存入款项，此举证明原告与天保支行之间缔结储蓄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如约履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天保支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预留印鉴问题，原告与被告各持一词，原告称其未预留过印鉴，银行留存的印鉴卡上并未有原告李宸的本人签名。而银行则主张印鉴卡与开户时办理的申请表是一套，原告在申请表上签名即表示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二条“……开立支票存款账户，申请人应当预留其本名的签名式样和印鉴”之规定，预留印鉴卡上应当预留原告本人签名。现被告持有的预留印鉴卡上虽有带原告姓名的印鉴，但确无原告本人签名确认，因此无法证明该印鉴系原告所留。对此，可以认定被告在办理该业务时存在过错。
关于原告是否购买过转账支票问题，双方亦存在争议，原告开立的是支付结算账户，该种账户具有使用支票功能，储户可以向银行提出申请办理购买支票。本案中，原告不认可其办理过购买支票业务，被告提供的“个人购买转账支票申请书”上加盖了带有原告李宸姓名的印鉴，未有原告的本人签字。虽凭预留印鉴他人也可以办理该业务，但就印鉴问题以上已作论述，该印鉴不能证明系原告预留印鉴，故被告提供的“个人购买转账支票申请书”不能证明是原告出具的，且被告持有两份时间与内容均相同的“个人购买转账支票申请书”令人质疑，被告对此亦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而被告天保支行留存的《重要空白凭证签收簿》载有李宸账号的一栏上，涉案款项领取支票人为案外人温建东，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温建东存在委托关系，故基于上述事实，不能认定原告或原告委托他人与被告办理过购买支票业务。
关于涉案款项的转出是否是原告行为的问题，2013年5月23日原告账户内1500万元存款被转出至案外人温建东名下，转款方式为转账支票，该支票上加盖了带有李宸名字的印鉴，原告否认办理过该业务，因支票上的印鉴不能认定系原告预留印鉴，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温建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故该笔业务不能确认系原告行为，不能代表是原告的意思表示，被告所称原告对该1500万元的转出应是明知的主张不能成立。
被告天保支行作为储蓄合同负有保管义务的一方，负有保证储户存款安全及按照储户的指示正确办理存、取、汇等业务之责任。依据业已查明之事实及现有的证据证明，被告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存在严重过失，未尽到储蓄合同中银行方应尽的义务。被告天保支行对其在办理涉案业务存在过失，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对于原告在此次储蓄合同中发生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天保支行系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故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与天保支行共同承担支付责任。
原告在天保支行办理开户手续时，“个人金融业务申请表”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的签字虽为李宸本人签字，但申请表和申请书上的联系电话均为案外人徐伟的电话。被告称徐伟即为原告的联系人，具有代理人的含义。原告则主张其与徐伟并不认识，办理开户时银行工作人员只是让其在表格上签字，其对申请书和申请表上的内容并未审核。本院认为依常理，储户在银行办理业务需要签字时，应对业务具体内容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方应签字确认。原告虽主张未审核即签字，但并无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认定原告并未尽到审慎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原告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公平原则，受害人不得将自己的过失所产生的损害完全转嫁给他人，因此应相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李宸1500万元；
二、驳回原告李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2041元，由原告李宸负担26000元，由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共同负担860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广利
审 判 员 刘 杰
人民陪审员 胡金荣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