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罡，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代理人张菊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秀兰，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代理人梁荣，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长寿区众悦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望江路107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范国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洋，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李罡与被上诉人陈秀兰、重庆市长寿区众悦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悦客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2014）长法民初字第04416号民事裁定。李罡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晓瑛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郑鹏、代理审判员彭海波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6月9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李罡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菊琴，被上诉人陈秀兰及其委托代理人梁荣到庭参加了询问调查。被上诉人众悦客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罡在一审中诉称：李罡与陈秀兰于2003年12月30日达成口头《转让协议》，约定陈秀兰将�所有的并登记在众悦客运公司名下的渝B×××××号客运“长安”车及其客运出租指标转让给李罡，转让价款为6.8万元。该转让事宜是李罡委托朱秀琴代为办理的，陈秀兰也在转让当日向李罡出具收条，收条上注明了收款原因。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两辆客运“长安”出租车指标换购一辆客运出租车指标，陈秀兰当时也履行了交付客运“长安”出租车及其指标的义务。2004年1月15日，李罡凭陈秀兰转让的客运“长安”出租车指标与李本固合伙购买了渝B×××××号客运出租汽车，并签订了书面的《合伙协议书》。现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渝B×××××号客运“长安”出租车经营指标自2003年12月30日起归李罡享有。
陈秀兰在一审中辩称：李罡的主体资格不适格。陈秀兰不认识李罡，也不知道李罡与案外人朱秀琴间有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陈秀兰与李罡之间不存在买�合同关系。2002年7月5日，重庆市长寿区交通局要求重庆市长寿区交通局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长寿区交劳司）第三批38辆“长安”客运车在2003年12月30日退出客运市场，停止营运。由于第三批“长安”客运车承包经营者基本上都是下岗职工、退伍军人、城镇待业人员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加上在经营期间遭到非典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些承包经营者的就业问题，弥补其损失，重庆市运输管理局特批给了长寿区交劳司19辆“羚羊”出租车特许经营权指标。长寿区交劳司确定根据两台“长安”客运车承包经营者自由组合，共同承包经营一台“羚羊”出租车。2003年12月30日，陈秀兰与朱秀琴向重庆市长寿区交劳司共同申请经营一台“羚羊”出租车。同日，陈秀兰将自己拥有该“羚羊”出租车一半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朱秀琴。出租汽车运力指标系特许经营权，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的范畴。重庆市长寿区的出租汽车运力指标只能归具有合法资质的经营企业享有，陈秀兰不享有客运出租车经营指标，也没有资格出卖出租车经营指标，经营企业享有特许经营权，该特许经营权只能通过行政许可取得，在该企业享有经营指标后再承包给其他人进行经营，至于企业愿意承包给谁是企业的权利。2003年12月30日，陈秀兰与朱秀琴签订的转让协议未成立，由于渝B×××××号客运“长安”出租车经营指标根本就不存在，该车已经退出了客运市场，而在退出之前也仅仅享有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李罡的主体不适格，该转让协议根本不成立，合同也不发生效力，李罡应予返还因该协议而取得的财产，且该经营指标属于特许经营权，是行政许可范围，不属于民法调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罡的起诉。
众悦客运公司在一审中辩称：2003年12月30日，众悦客运公�还没有成立，本案与众悦客运公司无关。众悦客运公司是2005年才成立的，属于股份制企业，跟以前的长寿区交劳司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陈秀兰是第三批渝B×××××号“长安”车车主，该车运营到2003年12月30日退出客运市场。按政策规定，“长安”出租车退出市场后，两位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可以申请合伙经营一台“羚羊”出租车。
2003年12月30日，陈秀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朱秀琴付给陈秀兰出租车指标转让费68000元，现扣除12500元作为指标完善后再付清保证金，现收到现金55500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收条、证人王某及戚元文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罡请求确认渝B×××××号“长安”客运出租车经营指标自2003年12月30日起归其享有，此属主张合同买方权利。李罡陈述其委托朱秀琴代其与陈秀兰签订了买卖合同，陈秀兰辩解其系与朱秀琴签订的买卖合同，否认与李罡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陈秀兰于2003年12月30日出具的收条已明确载明支付价款一方为朱秀琴，李罡现持有该收条并不足以认定其为合同买方；李罡陈述其直接向陈秀兰支付了价款，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即使李罡与他人合伙经营渝B×××××号“铃羊”出租车，但从李罡提供的合伙协议书及缴费收据等证据看，并不能得出李罡系以购买陈秀兰原渝B×××××号“长安”客运车的方式参与合伙的结论。综上所述，李罡关于其委托朱秀琴代其与陈秀兰签订了转让协议的陈述，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采信。故李罡与该案所涉交易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了李罡的起诉。
上诉人李罡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判决被上诉人陈秀兰所享有的渝B×××××“长安”车营运经营权为上诉人所有。理由为：2003年12月30日，上诉人李罡委托朱秀琴以68000元的价格向陈秀兰购买了渝B×××××车牌号下线长安运营车所得的羚羊车指标，该款已付清，陈秀兰向朱秀琴出具了收条。上诉人李罡与朱秀琴各有一辆羚羊车经营权。2004年1月15日，上诉人与朱秀琴合伙经营新购买的渝B×××××羚羊车，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因此，上诉人出资购买陈秀兰运营的长安车所得的羚羊车指标即车辆经营权应归属上诉人享有，不再属于陈秀兰享有。上诉人的权益受到陈秀兰的侵害，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
被上诉人陈秀兰答�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陈秀兰是与案外人朱秀琴发生买卖关系，根据合同法相对性原则，陈秀兰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二、陈秀兰拥有的渝B×××××长安车在2003年12月30日已经下线，该车的经营权从此时起已经消灭，因此，上诉人请求陈秀兰将渝B×××××经营权指标归其所有没有依据。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众悦公司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李罡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案外人朱秀琴的丈夫与李罡的通话记录，拟证明是李罡出钱购买陈秀兰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2、李罡父亲李某的证言，拟证明是李某借钱给李罡购买陈秀兰的车；朱秀琴与其夫李本固写的证明材料是真实的，也证明李罡购买了渝B×××××；3、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陈秀兰认可将渝B×××××的承包经营权卖出去了以及陈秀兰认可政府的文件是解决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而李罡就是退伍军人；4、李罡的退伍证，拟证明李罡是退伍军人。本院认为，上诉人举示的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李罡与陈秀兰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举示的证据3，是本案一审的庭审记录，与本案相关，但不是新证据。上诉人举示的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上诉人李罡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渝B×××××号客运“长安”车经营指标自2003年12月30日起归李罡享有，其理由是上诉人李罡于2003年12月30日委托朱秀琴以68000元的价格向陈秀兰购买了渝B×××××车牌号下线客运“长安”车所得的羚羊车指标。而陈秀兰否认与上诉人李罡之间�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是与案外人朱秀琴之间存在转让羚羊出租车的承包经营权关系。上诉人李罡举示的陈秀兰出具的收条和案外人朱秀琴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系陈秀兰与案外人朱秀琴之间发生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李罡称系其委托案外人朱秀琴与陈秀兰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书证证明的事实不符，其举示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陈秀兰之间发生了转让羚羊出租车指标的买卖关系。第二，陈秀兰与案外人朱秀琴发生交易的时间是2003年12月30日，且朱秀琴出具的欠条注明“新的出租指标完善后再付清12500元”，由此可以看出，陈秀兰与朱秀琴协议转让的是羚羊车承包经营权，而不是原经营的渝B×××××长安车的承包经营权。第三，按相关规定，渝B×××××长安车运营到2003年12月30日退出客运市场，不能再进行客运，至此之后，该车不再有运营经营权，上诉人李罡�求确认渝B×××××客运长安车经营指标自2003年12月30日起归其享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以李罡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本案不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晓瑛
审 判 员 郑 鹏
代理审判员 彭海波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钟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