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475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滨江新区（五接镇）恒力纺织新材料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建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婧文，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长江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大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正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璐，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苏长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商终字第0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恒科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1.来建生、罗伟杰无权代表恒科公司签订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集团）与恒科公司在采购煤炭事宜上采用“统一采购、分散使用和结账”的方式。二审判决仅依据来建生、罗伟杰的证言即认定该购煤协议以及燃煤结算单上二人签字的真实性，但该二人收受长江公司的巨额贿赂，故其证言不能单独证明签字的真实性。即使二人的签字真实，也不能证明其有权代表恒科公司签订该购煤协议，因为二人并非恒科公司的职员，也未得到授权，而购煤协议的成立及生效均需恒科公司盖章确认，双方此前订立的合同均由恒科公司盖章确认。2.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并未成立。长江公司提交的该购煤协议系复印件，且未经恒科公司盖章确认，故不能证明其已成立并生效。二审判决关于因来建生、罗伟杰被采取强制措施，该购煤协议未能完成盖章程序的认定，不符合事实。来建生、罗伟杰在2013年8月才被采取强制措施，在此之前，二人依然履行职务，恒科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也未受影响，公司公章也一直在使用，故不存在无法完成盖章程序的情况。3.恒科公司和长江公司之间惯常的交易流程与二审判决的认定不符。双方之间的交易流程是先签购煤协议，后送煤，最后结算。恒科公司一审期间曾提交以往交易的单据，可以证实购煤协议的签订日期早于煤炭交付日期。二审判决仅依据来建生、罗伟杰的证言，直接认定双方以往的交易流程不当。4.二审判决认定长江公司已经交付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下的煤炭缺乏依据。该购煤协议以及燃煤结算单系复印件，恒科公司并不认可其真实性。来建生、罗伟杰关于煤炭已经实际交付的证言不具有证据的效力。双方以往的煤炭实际交付过程中会产生专门用以交付货物的“煤炭接卸报告单”，但本案中长江公司始终未能提交。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长江公司提交意见认为，1.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来建生、罗伟杰曾多次代理恒力集团下属子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购煤协议，交易双方均予以认可，且已交货付款，故来建生、罗伟杰作为恒力集团的煤炭采购负责人具有对外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权限，二人签字的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有效。二人的签字行为与刑事犯罪无关，相关刑事判决并未将来建生、罗伟杰与长江公司的往来作犯罪认定。2.该购煤协议具备了合同成立的要件，来建生、罗伟杰均在合同上签字，恒科公司以缺少其公章为由认为合同未成立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长江公司已将煤炭交付给恒科公司，且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恒科公司也将发票予以抵扣，此足以证明合同已成立。况且，合同双方并未将盖章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3.恒科公司所述的先签订合同再送煤的交易模式，只适用于长江公司与恒力集团的子公司苏州苏盛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盛公司）之间，而长江公司与恒力集团的子公司恒科公司及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化纤公司）之间均采用先送煤再签合同的交易流程，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予证明，且来建生、罗伟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向二人调查时的陈述，均与长江公司陈述的交易流程相一致。4.从该购煤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恒科公司是收到煤炭后才与长江公司签订的协议，长江公司提供的燃煤结算单、泰州永安港电子汽车衡称重管理系统清单、一审法院向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港务公司）、来建生、罗伟杰的调查等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长江公司交付了该购煤协议项下的煤炭。综上，请求驳回恒科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查明：
长江公司于2014年4月诉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称，其和恒科公司于2013年6月4日签订购煤协议一份，对煤炭的数量、价格和质量等进行了约定。其按约向恒科公司交付了煤炭，但恒科公司结欠货款1790332.82元未付。故请求判令：1.恒科公司支付货款1790332.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6月14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由恒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恒科公司辩称：1.长江公司提交的购煤协议上未加盖恒科公司公章，也无恒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故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2.长江公司不能证明其按约交付了煤炭，恒科公司并未收到该煤炭。3.长江公司提交的购煤协议、燃煤结算单，因涉及来建生、罗伟杰的相关刑事犯罪，不具有合法性，不应被采信。故请求驳回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
长江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复印件，载明：“因恒科公司生产需要，与长江公司达成购煤协议。需方向供方购置山西煤3242吨［二条单挂机，船号：利辛2886、1593.2吨；远东189、1648.3吨，（附泰州永安港电子汽车衡装货清单）］，实际结算煤炭3194吨。具体质量指标：（苏盛公司化验）收到基低位发热量4824（Kcal／kg），收到基挥发份24.91%，全硫1.29%。含税（17%增值税）单价：560.53元／吨。总价：1790332.82元。一票结算。需方收到货和发票后付清全款（20%承兑汇票）。”该协议的需方恒科公司的落款处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时间为2013年6月6日，无恒科公司的印章。2.2013年6月9日的燃煤结算单复印件以及2013年6月13日的两张共计1790332.82元的增值税发票。燃煤结算单载明：入库吨位3194吨，到港时间为5月29日，单价560.53元／吨，实付金额1790332.82元。该结算单的制单人为朱惠强，来建生、罗伟杰于2013年6月9日签名确认。3.泰州永安港电子汽车衡称重管理系统清单，证明讼争煤炭在永安港装船的情况。4.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4日的恒科公司和长江公司签订的购煤协议（来建生、罗伟杰在其上签名确认；该协议上加盖有恒科公司的印章；该协议的样式与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基本相同）、发票、明细分类账等，证明双方在2013年3月曾发生一笔煤炭交易，恒科公司已经支付货款。5.长江公司和苏盛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5月17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该合同与长江公司和恒科公司签订的购煤协议不同，其中约定有交货时间、地点、化验、计量等事项，且约定合同在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上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且加盖有苏盛公司的印章）、燃煤结算单（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制单人为朱惠强）以及长江公司和恒力化纤公司于2013年4月2日、5月20日、5月25日签订的购煤协议（与长江公司和恒科公司的购煤协议样式相同；其上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且加盖有恒力化纤公司的印章）、燃煤结算单（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制单人为朱惠强）。6.公安机关对来建生、罗伟杰的讯问笔录。7.恒科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及长江公司开具的收据，证明长江公司和恒科公司在2013年5月也发生一笔煤炭交易，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恒科公司支付了货款。
一审法院为核实讼争煤炭的交付情况，至泰州港务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提供了相关煤炭的装船函、货物交接清单（载明货主为安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燃料公司）及说明（内容为：利辛2886、远东189，于2013年5月24日至25日在该港装货，交接单清单流向为淮安，此流向不作为最终流向，最终流向以实际目的地为准）各一份。该院认为，泰州港务公司出具的装船函等材料，虽能反映装货船只的船号、装载吨位数与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一致，但载明的货主不是长江公司，而是安徽燃料公司，且货物流向不是恒科公司所在地，而是淮安，故该院将结合查明事实和其他证据认定其证明力。
一审法院还于2015年1月23日前往江苏省江宁监狱向来建生、罗伟杰调查并形成笔录。来建生陈述：“我任恒力集团的副总及苏州热电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负责煤炭的监管、采购、招标、煤炭采购合同的签订，我的职务没有红头文件任命。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上是我签的字。我们是统一采购，再由各子公司根据需要，由客户将煤炭分送给各子公司，再由子公司自己付款。2013年6月9日的燃煤结算单上是我签的字。采购煤炭的流程是由子公司提出需要的购煤量报给我们，我们联系客户，我们将煤炭的吨位、到港时间、价钱、热值通知子公司，就2013年6月4日这份购煤协议来讲，因为已经有了燃煤结算单，可以确定这批煤炭交付了，购煤协议是我和罗伟杰代子公司签的，由罗伟杰将协议传给供应商和子公司，由子公司盖章确认，再由供应商盖章确认，供应商盖章后再返还给子公司盖章，一般是四份，供应商两份，子公司两份。”罗伟杰陈述：“我是受集团公司老总安排，与来建生帮恒科公司代购煤炭，签订协议之前，煤炭已经由长江公司运送过来，这批煤炭是提供给恒科公司使用的，来建生是集团公司的人，恒科公司煤炭缺了，就打电话给来建生，然后来建生就联系长江公司，数量和质量都是由恒科公司负责的。购煤协议是我们先拟好的，再交由长江公司盖章，再由长江公司寄到苏盛电厂，由恒科公司有关负责人签字盖章，按照常理和以往的习惯，恒科公司要盖章的。2013年6月9日的燃煤结算单上是我签的字。结算是根据购煤协议来的。对煤炭化验、吨位确认后，再做购煤协议，做好后再返回长江公司盖章，盖章之后返回或者带过来，交给来建生下面的拿到总部去，总部盖好章之后再返回两份给长江公司。”
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为：恒科公司系恒力集团独资设立的子公司，恒力集团还设立了苏盛公司、恒力化纤公司等子公司。恒力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购煤均采用“统一采购、分散使用和结账”的方式，具体采购工作由来建生、罗伟杰、朱惠强负责。三人的职务及分工是：来建生为恒力集团副总经理和苏盛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恒力集团及子公司煤炭采购工作；罗伟杰为苏盛公司经营策划部经理助理，负责苏盛公司的煤炭采购和燃料管理工作；朱惠强为苏盛公司经营策划部职员，参与原煤取样、计量监督和运输调度等工作。长江公司曾长期为恒力化纤公司、恒科公司供应煤炭。购煤流程是先由长江公司将煤炭送到恒科公司处，恒科公司根据送到煤炭的实际重量、发热量等质量指标，由来建生、罗伟杰、朱惠强制作购煤协议及燃煤结算单，由罗伟杰将购煤协议通过传真或邮寄的方式给双方签字、盖章，最后由恒科公司付款。2013年3月、5月，长江公司两次向恒科公司供应煤炭，该煤炭款已结清。2013年6月4日，长江公司根据以往交易习惯向恒科公司供应煤炭。煤炭交付后，来建生、罗伟杰代表恒科公司签订了购煤协议，但因故恒科公司未将盖章的购煤协议返还给长江公司。2013年6月9日，来建生、罗伟杰在燃煤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的煤炭数量、单价和总价与6月4日的购煤协议一致。2013年6月13日，长江公司向恒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两张，价税合计1790332.82元，恒科公司将该发票进行了抵扣，货款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
一、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有效，且效力及于恒科公司。首先，该购煤协议的签订经办人来建生、罗伟杰虽涉及相关刑事犯罪，但恒科公司和长江公司曾存在两笔煤炭买卖业务，且双方均已履行完毕，恒科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来建生、罗伟杰在案涉购煤协议中存在受贿行为，亦无证据证明来建生、罗伟杰存在以恒科公司名义虚构事实、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行为，因此，来建生、罗伟杰涉及的刑事责任不应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来建生是恒力集团的副总经理和苏盛公司的总经理助理，罗伟杰是苏盛公司的经营策划部经理助理，二人负责恒力集团下属子公司的煤炭采购工作。来建生和罗伟杰虽然不在恒科公司担任职务，但二人为恒力集团及下属子公司负责煤炭采购业务的负责人，根据长江公司提供的证据及法院调查的事实，足以证明来建生和罗伟杰具有代表恒科公司和长江公司订立购煤协议的职权，二人签字确认的购煤协议及燃煤结算单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恒科公司承担。
二、来建生、罗伟杰在法院向其调查时一致认为，长江公司交付煤炭后，再由二人代表恒科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购煤协议和制作燃煤结算单，故案涉购煤协议上虽然未盖有恒科公司的印章，但来建生、罗伟杰已签字确认，可以认定长江公司已向恒科公司交付了煤炭。恒科公司已将长江公司开具的案涉煤炭的增值税发票税款予以抵扣，亦能佐证长江公司已经交付了煤炭。
综上，该院认为，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长江公司已履行交付义务，恒科公司应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未及时支付货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损失。该协议约定，需方收到货和发票后付清全款。长江公司于2013年6月13日开具增值税发票，煤炭交付在增值税发票开具之前，故长江公司要求恒科公司承担自2013年6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予支持。该院遂判决：一、恒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1790332.82元；二、恒科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790332.8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期限自2013年6月14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恒科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应认定成立并已实际履行。理由为：1.从购煤协议签字经办人来建生、罗伟杰的身份来看，虽然其二人并非恒科公司职员，但此前曾作为恒科公司代理人与长江公司签订过购煤协议，也曾多次代理同属恒力集团下属企业的恒力化纤公司、苏盛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恒科公司、恒力化纤公司、苏盛公司在上述合同中加盖公章，对其签约行为予以确认，此与来建生、罗伟杰关于其为恒力集团下属子公司采购煤炭的陈述相互印证，故应认定来建生、罗伟杰有权代表恒科公司签订购煤协议。2.虽然恒科公司在与长江公司于2013年3月4日签订的购煤协议中加盖了公章，而案涉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中未有恒科公司公章，但该协议并未将公司盖章作为认定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同时，对案涉购煤协议未加盖恒科公司公章的理由，长江公司已作出解释，即依照煤炭销售流程，长江公司先将煤炭送至恒科公司处，恒科公司根据实际重量、发热量等指标拟定合同，由罗伟杰将合同交长江公司盖章后，长江公司再返还恒科公司盖章；案涉合同系因来建生、罗伟杰二人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故未能完成盖章程序。恒科公司否认该销售流程的真实性，认为双方系先签订购煤协议再发货。但从两份购煤协议内容来看，其中均明确载明了运输船号及各船的载重量，并标明了基低位发热量，而据来建生、罗伟杰的陈述，供应商将煤炭送至子公司码头后，其根据吨位、热值等质量指标代表子公司签订购煤协议，由此可见，购煤协议签订时货物已实际发运；此外，经一审法院核实的两船装船时间均早于签约日期，燃煤结算单中载明的货物到港时间亦在购煤协议签订日期之前。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案涉煤炭是先送货再签购煤协议的事实。3.案涉煤炭已交付，恒科公司已以接收煤炭的行为认可了购煤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恒科公司已从长江公司处接收了案涉煤炭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了认证抵扣；同时，长江公司还提交了购煤协议、燃煤结算单等证据证明货物已交付的主张。经一审法院向泰州港务公司核实，可证明相关货物确已装船；在向来建生、罗伟杰了解相关情况时，二人对货物交付的事实均予认可。而恒科公司无证据证明来建生、罗伟杰二人与长江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购煤协议和结算单据，故案涉煤炭应认定已实际交付，恒科公司应支付相应货款。该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复查阶段，长江公司提交了其和安徽燃料公司于2013年4月7日签订的关于25146吨煤炭的采购合同以及安徽燃料公司2013年4月27日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以证明其向安徽燃料公司采购煤炭后于2013年5月19日在永安港分装了8船，其中利辛2886号1600吨、远东189号1650吨发运至南通给恒科公司，双方其后签订了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
恒科公司质证认为：其无法核实长江公司和安徽燃料公司的合同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实际履行，该合同也不能证明长江公司将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项下的煤炭交付给了恒科公司。
本院认为，因恒科公司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故本院对长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作确认。
本院复查阶段，恒科公司表示虽然其和长江公司在2013年3月4日和2013年5月也有煤炭交易，但不能以以前类似的交易推断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其无法确认是从何人手中取得长江公司开具的1790332.82元增值税发票，系其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在未仔细核对是否收货的情况下将发票进行了抵扣。
长江公司陈述：恒力集团下属的苏盛公司购煤量最多，其他子公司购煤量相对较少，所以恒力集团和长江公司的往来都是以苏盛公司的名义要煤，然后根据各子公司的要煤量进行分散使用和结算。在长江公司与苏盛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中都会约定到货后的质量检验标准和煤炭价格的结算方式。对于要货量较少的恒力化纤公司、恒科公司都是采用煤送到后由苏盛公司进行化验，然后再根据实际到位的数量、化验结果、核算价格签订购煤协议。一审卷宗中的一份2012年11月的“煤炭接卸报告单”并非长江公司提供，而是苏盛公司制作，长江公司系依据燃煤结算单和苏盛公司结算。
本院另查明：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就江苏华江海运有限公司、长江公司、吉银娄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作出（2014）吴江刑二初字第0126号刑事判决，其中认定来建生、罗伟杰负责煤炭采购，确定供应商的份额，二人收送钱款后并未明显增加被告单位的煤炭供应量，故被告单位送钱给来建生、罗伟杰，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该判决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恒科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虽然长江公司为主张案涉货款提交的是2013年6月4日购煤协议和2013年6月9日燃煤结算单的复印件，其上仅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而无恒科公司的印章，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证明长江公司和恒科公司之间存在该笔煤炭交易。
首先，从长江公司提供的其和恒力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即苏盛公司、恒科公司、恒力化纤公司签订的合同、燃煤结算单以及来建生、罗伟杰的陈述可见，恒力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购煤系采用“统一采购、分散使用和结账”的方式，具体采购工作由来建生、罗伟杰、朱惠强负责。恒科公司虽否认一、二审判决认定的该交易模式，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应认定来建生和罗伟杰有代表恒科公司向长江公司采购煤炭并签订购煤协议的权限。
其次，来建生、罗伟杰均确认讼争的购煤协议和燃煤结算单上其二人签名的真实性，且认可长江公司交付了该批煤炭。虽然二人在负责煤炭采购过程中曾收受长江公司的贿赂，但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二人收送钱款后并未明显增加被告单位的煤炭供应量，故被告单位送钱给来建生、罗伟杰，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故来建生、罗伟杰向一审法院所作的关于案涉煤炭交易的陈述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予以采信。
第三，尽管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上未加盖恒科公司的印章，但该协议并未约定恒科公司加盖印章为合同的生效要件。且长江公司提交了2013年6月9日的燃煤结算单证明其已经履行该协议项下的交货义务，而来建生、罗伟杰亦对此予以确认。该燃煤结算单和长江公司与恒力化纤公司、苏盛公司的燃煤结算单的样式相同，其上除有来建生、罗伟杰的签名外，亦有制单人朱惠强的签名，而燃煤结算单并不需要购货单位的盖章。据此，恒科公司提出的该协议未经其盖章，故未成立和生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何况，恒科公司对于2013年5月的煤炭交易在双方没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也予以认可，并向长江公司支付了货款。故是否加盖恒科公司印章不应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生效的必备要件。
第四，恒科公司认可其和长江公司之间的2013年3月4日和5月发生的两笔煤炭交易，而2013年3月4日的购煤协议和本案争议的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的样式相同，其中并未约定交货时间和地点，恒科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长江公司和恒力化纤公司签订的购煤协议中也未约定交货时间和地点，故长江公司关于其和恒科公司、恒力化纤公司之间的煤炭交易流程是其先交付煤炭再签订购煤协议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代理煤炭采购业务的经办人来建生、罗伟杰亦认可上述交易流程。故恒科公司提出的其和长江公司之间的惯常交易流程是先签订购煤协议再交付煤炭的主张，亦缺乏依据。
第五，虽然恒科公司否认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的真实性，但其对如何取得长江公司就该协议开具的1790332.82元增值税发票以及为何将此发票予以抵扣，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一、二审判决认定2013年6月4日的购煤协议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并无不当。
另，对于恒科公司申请再审时提出的“煤炭接卸报告单”的问题，恒科公司认可该报告单形成于苏盛公司购买煤炭的过程中，但该报告单无从体现是长江公司在和苏盛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过程中出具以及是其双方交接货物的凭证，故恒科公司提出的本案中长江公司应提供“煤炭接卸报告单”以证明交付了货物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恒科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管 波
代理审判员 许俊梅
代理审判员 关 倩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费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