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苏审二民申字第022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聂某。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时某。再审申请人聂某因与被申请人时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扬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聂某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聂某有新证据：扬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扬住房发[2014]2号关于撤销扬州市京华城荟景苑45幢1501号房屋登记的决定书文件,聂某与徐峰波通电话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时祥支付5万元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一份,章某银行卡支付476118元的交易凭证一份,徐峰波书写的证明材料一份。（二）一审中汪海峰的证词、时某与时祥于2014年10月9日的谈话笔录及二审中丁敏的证言均未经质证，不能作证据使用。（三）聂某向二审法院递交了《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申请书》、《笔迹以及印章鉴定申请书》、《京华城公司起草人出庭接受质证申请书》及《徐峰波出庭作证申请书》等四份申请书，申请法院调查均未被采纳。（四）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时某父亲系京华城公司财务总监，章某系其下属，一、二审仅凭章某和时祥的口头陈述，即认定章某缴纳的汇款476118元、现金3882元系代时某父亲缴纳的讼争房产首付款有误。（五）二审剥夺了聂某的辩论权。1.二审法院第三次开庭虽于2014年4月9日电话通知聂某，但未告知具体时间和地点，而法院发的传票被邮局擅自作拒收处理，当聂某赶到法院时二审承办人称庭审已经结束，故二审剥夺了聂某的出庭权、质证权和申辩权。（六）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均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案。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查明：一审中，聂某提交了扬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扬住房发[2014]2号关于撤销扬州市京华城荟景苑45幢1501号房屋登记的决定书文件，聂某与徐峰波通电话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时某提交了时祥支付5万元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一份。一审法院根据时某申请调取了章某银行卡支付476118元的交易凭证一份。二审中，聂某提交了徐峰波书写的证明材料一份，内容为“本人已阅读此证明内容，对于记录的首付金额记忆模糊，无法确定。两份缴款通知单确为本人签字，当时以什么形式付款不清！财务收款人为丁敏，印象中是聂某一人中午时来办理的签约付首付等相关手续。”上述证据均在庭审中交由当事人质证并发表意见。一审法院承办法官于2014年7月7日与京华城公司房产会计部工作人员汪海峰谈话，了解购买涉案房屋交款及开具票据的情况；2014年10月9日与时某、时祥谈话，了解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交纳情况。一审中，证人章某到庭陈述，时某父亲时祥因女儿购房向其借款，其从卡中向京华城公司转款并将单子交给了时祥。一审法院向京华城公司调取了2009年9月11日的房产日报表、2010年1月10日交纳8437元公共部位维修基金的收据。二审法院于2015年4月13日开庭（第三次开庭）中，将法院对京华城公司会计丁敏的调查笔录交由当事人质证，后对案件进行了宣判。时某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庭审，聂某在宣判结束后到庭。二审中，聂某于2015年3月13日提交申请，要求调取下列证据：（一）章某卡号6214中2009年9月11日转存624325.22元的资金来源及当天支出157450元和476118元进入京华城公司的资金用途、发票；（二）京华城公司2009年9月11日房产日报表；（三）2009年6月28日时祥5万元刷卡凭条原件（哪家银行的信用卡、卡号及刷卡记录）；（四）京华城公司2009年9月8日开具的聂某缴付8433元公共维修基金收据存根；（五）章某2009年9月11日缴纳现金3882元的收款收据及记账凭证；（六）时祥在2009年9月8日期间在外地培训的地点、培训记录、车票等报销凭据；（七）时祥还款给章某的记录；（八）时某、时祥、张蓉购买扬州市京华城御景苑23幢1301号（购房时为43幢1301室）房屋的有关证据。二审中，时某提供了2009年6月28日时祥刷卡支付50000元的打印复印件并加盖了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时某、时祥、张蓉购买扬州市京华城御景苑23幢1301号房屋的相关凭证。聂某于2015年3月18日提交申请，要求京华城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起草人出庭接受质证。聂某于2015年3月18日提交申请，要求法院通知京华城公司工作人员徐峰波出庭作证。聂某于2015年3月18日提交申请，要求鉴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上买受人名字聂某是否本人所写还是由时祥代写；鉴定2009年9月11日章某现金缴款单上“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否真实本院审查中，聂某提交了江苏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出具的《关于扬州EY314226400CN》邮件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内容：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9日交寄的EY314226400CN邮件，投递人员张蒲进行投递时，电话联系收件人聂某，电话忙音，在未联系上收件人本人的情况下，投递员做了拒收退回的邮件信息，并将邮件退还给了法院。本院认为：扬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扬住房发[2014]2号关于撤销扬州市京华城荟景苑45幢1501号房屋登记的决定书文件、聂某与徐峰波通电话录音及整理的书面材料、时祥支付5万元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一份、章某银行卡支付476118元的交易凭证一份、徐峰波书写的证明材料一份，在一、二审已经提交给法院并经当事人进行质证，故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人章某在一审开庭时已出庭作证，证实时祥因女儿时某购房向其借款，其用卡向京华城公司转账476118元，付现金3882元。京华城公司也确认收到此两笔款。故一、二审认定此款系代时某交纳的购房款，并无不当。一审中承办法官分别于2014年7月7日与汪海峰、2014年10月9日与时某和时祥谈话，系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此两份证据并未作定案依据，故一审法院未将上述谈话笔录交当事人质证，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聂某提交的江苏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出具的《关于扬州EY314226400CN》邮件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内容，速递公司工作人员在电话未能联系到聂某的情况下，以聂某拒收为由将法院寄送的邮件退回。但二审法院于2015年4月13日第三次开庭前，于2015年4月9日电话通知了聂某，聂某称电话中未告知开庭时间和地点，而其在开庭前既未向二审法院询问，又在开庭当天庭审结束后到庭，故即使二审法院发出的开庭传票因邮递公司的原因未能送达聂某，聂某也应当知道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其不按时参加庭审，二审法院照常开庭，不违反法定程序。庭审中，二审法院出示了向京华城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的起草人丁敏调查的笔录，丁敏在谈话中确认了此《情况说明》系其出具，内容属实。聂某因不按时到庭，未能对此调查笔录进行质证，应视为其放弃权利，故二审法院采信丁敏的证言，并无不当。聂某向二审法院递交《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申请书》申请调查的内容中，证人章某在一审中已到庭陈述了向京华城公司付款的用途及凭证情况；2009年9月11日的房产日报表和2010年1月10日交纳8437元公共部位维修基金的收据，一审法院已向京华城公司调取；二审中，时某提交了2009年6月28日时祥刷卡支付50000元的打印复印件并加盖了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时某、时祥、张蓉购买扬州市京华城御景苑23幢1301号房屋的有关材料并加盖了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聂某未交纳公共维修基金，其要求调取的聂某缴付8433元公共维修基金收据存根不存在；章某交纳现金3882元已得到京华城公司的认可，此交款的收据及记账凭证对本案审理并无实际意义，二审法院未予调查，并无不当；聂某申请法院调取时祥在2009年9月8日期间在外地培训的报销凭证等材料、时祥还款给章某的记录，因该证据与本案审理无关，不需要调取，故二审法院未采纳聂某要求调取证据的申请，亦无不当。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以聂某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上买受人名字聂某是本人所写还是由时祥代写已无实际意见，不需要鉴定。2009年9月11日章某向京华城公司支付476118元已得到京华城公司的确认，至于现金缴款单上“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否真实，与本案审理无关，不需要进行鉴定。故聂某向二审法院提交《笔迹以及印章鉴定申请书》要求鉴定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二审法院向京华城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的起草人丁敏进行调查后，未要求其出庭接受质证，符合法律规定。聂某提交《徐峰波出庭作证申请书》要求徐峰波出庭作证，但聂某提交的徐峰波书写的证明中，徐峰波表示记忆模糊，对于购房首付款金额、以什么形式付款均已不清楚，而本案中具体支付购房款的相关凭证已经查清，故徐峰波到庭作证已无实际意义，二审不采纳聂某的申请，并无不当。由于涉案房屋系聂某与时某共同出资购买，其应按出资比例对房屋按份共有，故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涉案房屋在聂某与时某结婚前购买，时某父母为房屋支付的购房款，应视为对时某的赠与，故一审适用该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第二款规定“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由于涉案房屋首付款系时某方支付，产权登记在聂某名下，故本案不适用该条。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聂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聂某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武 孙审 判 员  丁争鸣代理审判员  成荣海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杨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