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3行终2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连生，男，1954年12月5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燕云，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燕梅，女，1956年10月7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燕春，女，1968年3月7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原告亦为上诉人孙连生、孙燕云、孙燕梅、孙燕春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燕凤，女，1958年10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伟，北京市宏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志化，男，1979年1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3号楼。
法定代表人徐贱云，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建恒，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干部。
委托代理人郝泉隐，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梁宝芬，女，1942年8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闵学晶，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帆（梁宝芬之侄），1969年5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孙连生、孙燕云、孙燕梅、孙燕春、孙燕凤（以下简称孙燕凤等五人）因房屋登记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行初字第3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连生、孙燕云、孙燕梅、孙燕春的委托代理人亦为本案上诉人孙燕凤，上诉人孙燕凤的委托代理人孙伟、杨志化，被上诉人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刘建恒、郝泉隐，被上诉人梁宝芬的委托代理人闵学晶、梁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市房地局）于1999年8月1日核发京房权证朝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号房屋所有权证），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路×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梁宝芬，登记产别为私有产，登记建筑面积为60.79平方米。
孙燕凤等五人不服上述行政行为，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与白××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五名子女，即孙燕凤等五人。孙××于2005年6月22日去世，白××于2012年4月15日去世。涉案房屋原系原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原朝阳房地局）的公有住宅房屋，自1995年5月1日起登记承租人为梁宝芬。梁宝芬于1998年3月20日申请购买涉案房屋，并向售房单位交付了购房定金和购房款。1999年7月1日，原朝阳房地局作为售房单位向房屋登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为购房人梁宝芬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并同时提交了《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书》、《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登记表》、《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工龄调查表》两份、《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审批表》、《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购房定金通知单》等材料。原市房地局于1999年8月1日向梁宝芬核发×××××号房屋所有权证。1999年9月8日，梁宝芬与原朝阳房地局签订了《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孙燕凤等五人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梁宝芬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孙燕凤等五人所有、梁宝芬协助孙燕凤等五人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34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燕凤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孙燕凤等五人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119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虽然涉案房屋自1995年5月1日起登记承租人为梁宝芬，但自北京×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孙××居住使用后，孙××应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权人，应享有涉案房屋的相应权益。但综合全案案情，本案系因单位内部分房所引发，实质上属于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本案所涉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涉及相关的福利分房制度及房改政策，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裁定：一、撤销一审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41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燕凤等五人的起诉。经一审法院释明，孙燕凤等五人表示针对《协议书》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原市房地局作为本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有对城市房屋权属进行登记，制作并向房屋所有权人核发房屋权属证书，确认房屋所有权的职责。根据民事裁判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身份情况，孙燕凤等五人作为孙××的继承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孙燕凤等五人称其于2014年8月方知晓涉案房屋登记在梁宝芬名下，并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事宜与梁宝芬产生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裁判结果和本案现有证据，孙燕凤等五人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尚在起诉期限内，故梁宝芬关于孙燕凤等五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和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登记机关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应当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同时，为适应本市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原市房地局亦就本市房改售房登记发证工作发布相应通知文件作为依据。本案中，原朝阳房地局向梁宝芬出售房屋，收取了梁宝芬的购房款，向登记机关提出权属转移登记申请，提交了《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及向梁宝芬出售涉案房屋的相关材料。原市房地局根据原朝阳房地局提交的材料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颁发了×××××号房屋所有权证，之后梁宝芬与原朝阳房地局补签了《协议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市房地局在房屋权属登记审查的过程中，应当以出售房屋的买卖关系是否存在等为重点审查内容，其中《协议书》是房屋买卖关系存在的书面载体。现售房单位在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虽购房人梁宝芬已交纳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实际履行了房屋买卖的行为，但尚未签订《协议书》，在此情况下，原市房地局在《协议书》未签订的情况下向梁宝芬颁发了涉案房屋的×××××号房屋所有权证，该颁证程序存在瑕疵。但鉴于原市房地局向梁宝芬颁发×××××号房屋所有权证时梁宝芬已交纳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梁宝芬与售房单位之间就涉案房屋已形成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故上述颁证程序中的瑕疵未对房屋权属关系的确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该程序上的瑕疵不足以导致该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行为的撤销。现无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之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合法性缺失之处，故原市房地局基于售房单位的申请，确认涉案房屋权属转移的行政登记行为并无不当，现孙燕凤等五人要求撤销对涉案房屋作出的所有权人为梁宝芬的所有权登记行为的请求依据不足，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孙燕凤等五人的诉讼请求。
孙燕凤等五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一、本案一审判决忽略案件重要事实，导致本案判决错误。根据法院生效判决查明，孙××一家自1995年入住涉案房屋，是实际使用权人。梁宝芬在1998年3月20日申请购买涉案房屋时隐瞒了房屋已由他人合法使用的事实，在不符合参加房改条件的情况下，利用房改政策和房屋管理漏洞，隐瞒孙××，欺骗房屋登记机关，同时欺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在房改登记表上加盖公章，最终骗取房屋登记机关办理房改登记，取得×××××号房屋所有权证。被诉房屋登记行为建立在上述事实基础上，一审法院认为无有效证据证明转移登记行为之基础民事关系合法性缺失是错误的。即便梁宝芬缴纳了购房款，与售房单位形成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房屋登记机关如知道涉案房屋为他人合法使用，定不能为其办理产权登记，也就是说，梁宝芬无权购买涉案房屋，不可能形成房屋买卖关系。二、房屋登记机关应对申报房产登记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发现事实真相后以“对该事实并不知晓”为由推卸责任，误导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根据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房屋登记机关应当对申报房产登记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梁宝芬在申请房改登记时隐瞒事实真相，房屋登记机关未尽到审查义务。一审法院没有从房屋登记的事实基础出发，也没有考虑到梁宝芬与售房单位之间买卖关系是其运用欺骗、欺诈等手段的结果，仅将本案争议焦点片面放在《协议书》的有效性问题上，从而作出错误判决。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作出公正、客观的判决。
市住建委、梁宝芬均同意并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在法定期限内，市住建委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作出上述房屋行政登记的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
（一）房屋行政登记的证据材料：1.《房屋产权登记书》，证明梁宝芬和原朝阳房地局于1999年7月1日共同申请房屋转移登记，发证日期为1999年8月1日；2.《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书》，证明梁宝芬向产权单位申请购买涉案房屋；3.《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登记表》，证明对涉案房屋的情况进行登记；4.《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工龄调查表》两份，证明对梁宝芬和徐××二人工龄的调查情况；5.《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证明涉案房屋的测绘情况；6.《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审批表》，证明售房单位对涉案房屋出售的审批情况；7.《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证明涉案房屋出售时确定的房价款；8.《购房定金通知单》，证明涉案房屋缴纳购房定金的情况；9.购房款收据，证明剩余购房款的缴纳情况；10.《协议书》，证明原朝阳房地局向梁宝芬出售涉案房屋签订协议的情况。
（二）房屋行政登记的规范性文件依据为《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57号公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经2001年7月23日建设部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99号修改发布、自2001年8月15日起施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8号公布、自2008年7月1日起废止），用以说明原市房地局具有对涉案房屋进行行政登记的法定职权，其作出被诉的涉案房屋行政登记行为符合规定。
孙燕凤等五人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15）三中民终字第0119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涉案房屋的来源和变更过程，孙××在房改时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权益；2.《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梁宝芬于1995年将涉案房屋使用权以交换形式交给了×公司，梁宝芬无权再参加房改售房；3.原市房地局于1980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接管×小区二期四区六、七号新建住宅楼的通知》、孙××上交房屋物品折价费用明细，证明孙××将涉案房屋内的部分物品折价通过房管科付给原房主梁宝芬；4.《准住证》，证明孙××自1995年11月入住涉案房屋；5.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中路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孙××一家自1995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6.孙燕凤致老干部管理局的信件，证明孙燕凤等五人就涉案房屋产权登记问题多次向各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并要求解决；7-8.梁宝芬于民事诉讼中提交的涉案房屋行政登记的权属档案材料、×××××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梁宝芬隐瞒真实情况，原市房地局为梁宝芬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
梁宝芬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实业发展公司关于孙××住房产权问题的请示》、孙燕凤于2012年12月1日书写的信件、2014年9月16日的开庭笔录等证据材料，证明孙燕凤等五人在1999年就知晓涉案房屋登记在梁宝芬名下的事实，孙燕凤等五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市住建委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取得方式和程序合法，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予以采纳，市住建委以上述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申请和审查的情况，对此予以采信。孙燕凤等五人提交的（2015）三中民终字第01198号《民事裁定书》、行政登记的权属档案材料、×××××号房屋所有权证符合法定形式，能够证明相应民事诉讼的裁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等情况，予以采纳；孙燕凤等五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与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缺乏直接关联性，对此不予采纳。梁宝芬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其诉讼主张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但不具有证明孙燕凤等五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明力，对此不予采信。
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原市房地局作为本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依法办理房屋权属登记、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法定职责。
根据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实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因房屋买卖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申请转移登记；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本案中，原朝阳房地局向梁宝芬出售房屋，收取了梁宝芬的购房款，并作为售房单位向登记机关提出权属转移登记申请，提交了《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书》、《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登记表》、《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工龄调查表》两份、《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审批表》、《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购房定金通知单》等材料。原市房地局根据原朝阳房地局提交的材料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颁发了×××××号房屋所有权证，之后梁宝芬与原朝阳区房地局补签了《协议书》。原市房地局在房屋权属登记审查的过程中，虽然房屋买卖双方尚未签订《协议书》，但购房人梁宝芬已交纳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形成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且提交了前述相关材料，在此情况下，原市房地局向梁宝芬将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梁宝芬并颁发×××××号房屋所有权证，并无不当。现孙燕凤等五人以梁宝芬不符合房改条件、无权购买涉案房屋为由请求撤销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燕凤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连生、孙燕云、孙燕梅、孙燕春、孙燕凤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志刚
代理审判员 董 巍
代理审判员 伍爱军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郝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