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海终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达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益川。
委托代理人：阚建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上望针织三厂。
法定代表人：江建辉。
委托代理人：肖成飞。
委托代理人：吴风广。
原审被告：蔡丰收。
原审被告：贾国权。
上诉人温州市达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川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瑞安市上望针织三厂（以下简称上望针织厂）、原审被告蔡丰收、贾国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温商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达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阚建钢，被上诉人上望针织厂的委托代理人吴风广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蔡丰收、贾国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货柜已从宁波港装船出运并运抵德国汉堡港的事实并无争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012年5月16日，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以及蔡丰收、贾国权签订《2012年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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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包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约定乙方（指达川公司）接受甲方（指上望针织厂）的委托并根据甲方的要求办理如下业务：1、国内的托卡、报关、海运、货物的监装；2、国外的清关、监卸；3、将货物运抵乌克兰境内指定地点；费用：全包干费用4.8万美元；甲方提供接货人详细准确的资料（如所在城市、护照号码、姓名、地址以及电话）；甲方提供承运人运输货物的品名、数量（包括体积、重量、件数、质地、货值等）；货物计算单位以甲乙双方现场测量数为准，不能同时到场时以乙方实测为准；货物运输时间从离岸开始计算为40-45天，如超过45天，从第46天每超一天则以每柜赔偿100美元。如果超过70天，甲方有权要求拒收货物；风险处理：如甲方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意外，乙方必须按甲方货物报关金额赔偿；货物运费（包国内运费、海运费，以及国外清关费，货物运送到国外客户仓库等一切费用），以双方出具的运单为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所承运货物的真实准确资料，并承诺不运输违禁品及违反中乌两国海关有关规定的货物。如因隐瞒或提供资料不实造成的延误或罚没等损失，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全部承担；等等。合同并约定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同第十六条约定，乙方出具的运单作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一并生效……。同日，蔡丰收、贾国权在合同尾部乙方栏与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益川共同签名并加盖达川公司业务专用章。同时，双方确认货柜箱号为EISU8021205、铅封号为EMCAZN4601，以及总件数1015件，其中单包510件、双包505件。案涉货物由上望针织厂委托瑞安市新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公司）代理出口，并由新潮公司出具国内报关单据，由宁波明正报关有限公司代办宁波港出口申报手续，货物报关价值150000美元，由长荣海运（英国）有限公司【EvergreenMarine（UK）Limited，以下简称长荣公司】的船舶代理人于2012年5月26日签发凭指示正本海运提单。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新潮公司、通知方为捷克共和国的李跃荣（LIYUERONG）、卸货港和交付地均记载为汉堡，箱号和铅封号以及货物数量与前述合同记载一致。2012年6月22日，达川公司将新潮公司背书后的案涉货物正本提单邮寄捷克共和国的李跃荣。嗣后，上望针织厂因其在乌克兰的销售网点一直未收到案涉货物，与达川公司交涉无果后，于2013年5月3日以其可能遭受诈骗为由，向110报案，要求侦查。瑞安市公安局上望派出所接警后，于当日调查发现不涉嫌诈骗，认为是经济纠纷。上望针织厂于2013年8月15日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3年11月19日瑞安市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审理。
上望针织厂起诉称：2012年5月16日，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贾国权、蔡丰收共同签署了一份货运代理合同，由达川公司、贾国权、蔡丰收将上望针织厂生产的袜子运输到乌克兰。上望针织厂将货物交付运输后，因达川公司、贾国权、蔡丰收的原因，至今未运到目的地，且没有货物的任何消息，应是在运输途中已经灭失。上述货物报关金额为150000美元。上望针织厂多次与达川公司、贾国权、蔡丰收协商赔偿，均无果，故上望针织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达川公司、蔡丰收、贾国权共同赔偿上望针织厂货物损失计人民币945000元（150000美元已按1美元：6.3元人民币汇率折算），并赔偿自离岸时间2012年6月7日后第46天起计算至2013年8月8日共计280天（系380天的笔误）的违约金人民币239400元，以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达川公司、蔡丰收、贾国权在原审庭审中共同答辩称：1、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1年。2、蔡丰收、贾国权非本案合格的被告主体，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上望针织厂诉讼对象有误。上望针织厂将涉案货物出售新潮公司，且提单显示新潮公司是发货人，上望针织厂应当起诉新潮公司支付货款。此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第一条约定国内报关等业务由达川公司等代理，但上望针织厂中途变更将该报关业务交给新潮公司办理，上望针织厂违约后果自负。
各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原审法院分别认定如下：
㈠关于本案法律关系认定
上望针织厂在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选择以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并同时主张案涉货物迟延交付的违约金以及货物灭失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案件移送原审法院后，该院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立案。庭审中，经原审法院释明，上望针织厂当庭表示其主张达川公司、蔡丰收、贾国权承担承运人的义务。达川公司等庭审中表示，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条款理解，达川公司是承运人身份，但同时认为本案具有特殊性，因国内报关未委托达川公司办理，达川公司在案涉货物运输中的实际身份是货运代理人。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不论上望针织厂主张，还是达川公司等抗辩的法律关系，毋庸置疑，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案涉合同虽冠名《2012年温州--
乌克兰包国际货运代理合同》，但从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看，合同双方应构成多式联运合同关系，达川公司是多式联运经营人，组织并负责上望针织厂货物自国内厂家仓库至指定国外交付地的多式联运，至于达川公司有无负责办理国内报关业务，不影响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地位认定。据本案海运提单记载，案涉货物在宁波港已装船并出运德国汉堡港。达川公司庭审中陈述其收到船代公司快递交付的正本提单后，交给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新潮公司，再由新潮公司交付国外收货人，但其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案涉正本海运提单由达川公司送到新潮公司盖章背书后，再由达川公司直接邮寄提单记载的通知人李跃荣。前后不一的陈述内容，应作不利于达川公司的认定，且后者已由快递单印证，显然证明力高于达川公司的庭审陈述。上述正本海运提单流转过程恰恰证明达川公司一直控制案涉正本海运提单的事实，达川公司的行为显然与其抗辩为本案货物的货运代理人身份不符合，反而印证上望针织厂所主张的达川公司为本案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事实。因此，达川公司等抗辩本案应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本案应认定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㈡关于上望针织厂起诉主体资格是否合格问题
上望针织厂依前述《2012年温州--
乌克兰包国际货运代理合同》，以涉案货物的货主身份提起本案的诉讼。达川公司等认为上望针织厂起诉主体不合格，案外人新潮公司系发货人，上望针织厂与新潮公司之间存在国内销售合同关系，上望针织厂应向新潮公司主张货款，不应向达川公司等主张货物赔偿。庭审中，上望针织厂明确新潮公司系其外贸代理，并非实际货主，并在庭后补充提交双方的外贸代理合同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望针织厂和达川公司等均提交了各自持有的《2012年温州--
乌克兰包国际货运代理合同》，合同为达川公司格式制作。两份合同上均一致手写载明案涉货柜的箱号和铅封号，以及货物件数和两种包装规格，不同之处在于上望针织厂持有合同上的案涉货柜箱号和铅封号加盖了达川公司业务章，达川公司等持有合同上的全包干费用手写笔误为4.8元美元。显而易见，本案合同项下的货物在合同签订之日已确定为案涉货物，且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亦明确无误，不存在歧义，即达川公司接受上望针织厂委托，办理上望针织厂的货物运输，具体业务包括国内内陆运输、海运段运输和货物的监装，以及国外的清关和监卸，并将货物运抵乌克兰境内指定地点等等。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包干费用以及货物运输时间、运输方的责任期间和托运人的义务等条款，符合货物运输合同的特征，上望针织厂是将案涉货物交付达川公司运输的实际托运人，至于合同履行中，上望针织厂将国内报关业务另行委托新潮公司办理，并不影响案涉货物的多式联运法律关系认定。根据达川公司提供的证据③中的三联单记载内容，达川公司办理订舱委托当时也应当清楚上望针织厂自身并不具备外贸经营权，而是以新潮公司名义将上望针织厂自产商品予以出口的客观事实，这可从达川公司从船代公司处收到案涉正本海运提单并送到新潮公司要求背书的行为予以印证。因此，新潮公司仅是海运提单上记名的托运人。上望针织厂与新潮公司之间的外贸代理合同关系与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上望针织厂现依据其与达川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主张货物赔偿请求权上望针织厂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达川公司等对上望针织厂诉权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㈢关于蔡丰收、贾国权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合格问题
上望针织厂以蔡丰收和贾国权在合同尾部“乙方”栏签名为由，主张该两名自然人和达川公司共同承担无船承运人的合同义务。蔡丰收和贾国权抗辩其非本案合格的被告主体，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由达川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庭审调查中，达川公司已确认其委托蔡丰收和贾国权在瑞安开展对外揽货业务，上望针织厂亦确认其在订立合同当时清楚蔡丰收和贾国权不具备运输资格，只是揽货人，且蔡丰收和贾国权揽货后，已促成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的交易行为，并签订相关的运输合同。同时，本案合同中并无涉及蔡丰收和贾国权的权利义务内容，且其揽货行为并不等同运输行为。换言之，蔡丰收和贾国权并非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的真正主体。此外，上望针织厂不能证明蔡丰收和贾国权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连带责任情形，其要求蔡丰收和贾国权与达川公司共同连带承担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蔡丰收和贾国权有关其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有理，予以采纳。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蔡丰收和贾国权的被告主体不适格。
㈣上望针织厂的货物赔偿请求权有无超过法定时效以及有无时效中断事由
达川公司抗辩上望针织厂对案涉货物灭失赔偿请求权已超过1年的时效，请求驳回上望针织厂的诉讼请求。上望针织厂认为其于2012年9月才知道货物没有运到乌克兰，至2013年8月提起本案的诉讼，已在一年内向达川公司等提出赔偿。期间，上望针织厂于2013年4、5月份还向公安经侦部门报案，时效存在中断，并提供证据6（即110出警单和江建辉手机缴费发票）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订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案由认定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将含有海上运输方式的多式联运合同纳入该章调整范围。本案中，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实际上包含了国际多式联运合同和目的港清关代理关系两种，其中的国际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因包含海上运输方式，当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中有关多式联运合同的特别规定。达川公司认为本案适用1年特殊诉讼时效的依据即上述海商法中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本案合同中约定的“自货物离岸之日起45天内运到指定目的地”的条款内容，已载明承运人运输货物时间以45天为限，逾期，承运人承担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责任并给予托运人相应的救济权利。上望针织厂主张案涉货物自2012年6月7日离岸之日后第46天起构成迟延交付，结合本案中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2012年6月7日为宁波海关审单批注及放行日期，而达川公司对合同约定的运输时间自2012年6月7日离岸之日起计算45天并无异议，故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货物约定的最晚交付时间应认定为2012年7月21日，该日期亦是上述海商法规定的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本案上望针织厂向达川公司主张迟延交付货物损失赔偿的请求权时效应自2012年7月22日起计算。上望针织厂主张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自其2012年9月知道权利被侵害时间开始计算，无相应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由于本案货物是多式联运，不是单一的海上运输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上望针织厂和达川公司均已确认案涉货柜已运抵德国汉堡港，显然，本案多式联运中的海上运输区段已经完成。之后货物在汉堡港有无完成清关以及货物有无转运情况，达川公司均无法说明，且其亦未举证证明本案货物实际灭失发生在海运区段。因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对国际多式联运下的非海运区段毁损货物赔偿请求权并无明确规定亦适用一年的特别诉讼时效，达川公司提出本案货物赔偿适用一年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何况，即使自案涉货物应当交付之日起至上望针织厂提起诉讼之日已逾一年，上望针织厂也已举证证明其于2013年5月3日曾向110报警，因而构成时效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而中断”，“自中断时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几种事项，且该司法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故上望针织厂于2013年5月3日向公安机关报警的行为构成时效中断，且自该日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之间的国际多式联运合同关系真实、有效。达川公司对多式联运货物的责任期间，自接收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并对全程运输负责。达川公司不能证明其与上望针织厂已协商变更交货地点或已完成交付货物义务，其应按合同约定向上望针织厂在乌克兰的指定收货人交付货物。案涉货物自2012年6月7日离岸之日起第45天即2012年7月21日尚未交付上望针织厂的国外收货人，根据合同约定，达川公司已构成迟延交付货物，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条第四款规定，自2012年7月22日起届满60日，即自2012年9月20日，上望针织厂可以认定本案货物灭失，有权向达川公司提出赔偿请求。达川公司有关其在案涉货物运输中作为货运代理人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蔡丰收、贾国权作为案涉货物的出口运输业务揽取人，对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之间达成的运输合同，不具有权利和义务，其非本案运输合同的适格当事人，上望针织厂主张蔡丰收和贾国权与达川公司共同承担案涉货物灭失的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蔡丰收和贾国权有关其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有理，予以采信。案涉货物在中国宁波港至德国汉堡港的海上运输完成后，下落不明，且达川公司不能证明货物之后实际灭失的具体运输区段，应当按照我国海商法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规定负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鉴于上望针织厂尚未支付达川公司案涉货物的运输费用，上望针织厂也未证明货物已经投保，故上望针织厂按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出口报关金额向达川公司主张赔偿，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案涉货物因迟延交付而推定灭失，上望针织厂不得同时主张迟延交付货物的损失和货物灭失赔偿。合同中“每超一天则按每柜赔偿100美元”的约定，是针对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上望针织厂并未证明因案涉货物灭失导致其他的损失发生。故上望针织厂在案涉货物推定灭失后仍主张计算货物迟延交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上望针织厂部分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达川公司对本案诉讼时效和上望针织厂诉权所作的抗辩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第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12日判决：一、达川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望针织厂货物灭失损失150000美元，折合人民币945000元（按1美元：6.3元人民币折算）；二、驳回上望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460元，减半收取7730元，由上望针织厂承担1105元，达川公司承担6625元。
达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达川公司与上望针织厂签订的《2012年温州-
乌克兰包国际货运代理合同》规定上望针织厂委托达川公司办理如下业务：一、1、国内托卡、报关、海运、货物的监装；2、国外清关、监卸；3、将货物运抵乌克兰境内指定地点。二、费用：全包干费用4.8万美元；三、上望针织厂提供接货人详细准确的资料（如所在城市护照号码、姓名、地址以及电话）。但事实上上望针织厂违反了合同约定，将有关业务报关、托卡、海运委托、国外清关、运输业务均交给了新潮公司办理。从证据上看销售确认书、装箱单、报关单、发票反映出是新潮公司办理出口，海运提单上托运方是新潮公司，该批货由该公司作为发货方已发往德国汉堡。因上望针织厂的违约，造成仅将国内货物运输业务交给达川公司来代理办理。达川公司在本案中仅仅是货代的角色，而不是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角色。由于上望针织厂的违约，达川公司至今未收到包干费用。且本案的正本海运提单是由达川公司送到新潮公司盖章背书后，根据指示邮寄提单记载的通知人李跃荣。该货已被提，从长荣公司电脑资料可以证实提单已归档。原审法院认为提单控制在达川公司手中，所以认为是多式联运经营人，系认定事实错误，而造成误判，达川公司在本案中仅是货运代理，本案应定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为妥。（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望针织厂将合同约定的报关、海运委托、国外清关等均交由新潮公司办理，达川公司的义务仅仅是将货运到船上，且货已运到德国汉堡。至于上望针织厂与新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新潮公司对外签订外贸合同，并将货发往国外，故涉案货物的所有权已转为新潮公司所有，应由新潮公司负责将货运到乌克兰，与达川公司无关。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六规定认定达川公司系多式联运经营人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上望针织厂的诉讼请求。
上望针织厂在庭审中答辩称：无论是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还是案涉提单的流转情况，均反映达川公司系多式联营经营人，而不是货运代理人。从达川公司原审时提供的三联单看，达川公司办理了订舱。虽然案涉货物出口报关由新潮公司办理，但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已约定由新潮公司报关，况且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达川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而是继续履行合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丰收、贾国权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达川公司与上望针织厂的法律关系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所谓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多式联运经营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多式联运合同的人。本案中，虽然上望针织厂与达川公司签订的合同名称为《2012年温州-
乌克兰包国际货运代理合同》，但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案涉合同约定：乙方（达川公司）接受甲方（上望针织厂）委托并根据甲方要求办理如下业务：1、国内的托卡、报关、海运、货物的监装；2、国外的清关、监卸；3、将货物运抵乌克兰境内指定地点；费用：全包干费用4.8万美元等。同时，合同还对货物的运输时间、运输方的责任期间和托运人的义务等作了约定。可见，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既有内陆运输，又有海上运输，符合多式联运合同需具备两种以上运输方式的构成要件。根据合同约定，达川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货物监装、国外清关等合同义务，同时需组织并负责将上望针织厂的货物自国内厂家仓库运至乌克兰境内指定地点交付给收货人，并有权收取合同约定的包干费用，达川公司对涉案货物的全程运输负责，符合多式联运经营人的特征。在实际履行中，除国内内陆运输达川公司认可由其负责完成外，对其余合同约定义务，达川公司认为：上望针织厂违反合同约定，将报关、海运、国外清关业务、国外运输等均交由新潮公司办理，达川公司的义务仅将涉案货物运到船上且货已运至德国汉堡。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货物的出口报关由上望针织厂委托新潮公司办理，且涉案提单载明的托运人亦为新潮公司，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的下方空白部分手写有“箱号：EISU8021205EMCAZN4601”，并盖有达川公司业务专用章，双方确认上述号码分别为箱号和铅封号，在本院二审庭审时达川公司认为上述手写部分内容表示其已收到货物并已装船。达川公司在原审时提供的海运提单、ENS信息表、三联单（预配）／舱单数据等证据显示的货物箱封号均与上述合同记载一致，因此，签订合同时达川公司知道箱封号下的货物即为上望针织厂委托其运输的货物，上望针织厂系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根据达川公司提供的三联单（预配）／舱单数据注明：“请按以上数据发送电子装箱单、拉三联单、发送预配及舱单”，而涉案装箱单显示系新潮公司的装箱单，故作为专门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达川公司就涉案货物委托他人订舱时，应当知晓上望针织厂就涉案货物已以新潮公司名义办理相关出口报关手续。且达川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望针织厂就涉案货物委托新潮公司办理出口报关事宜提出异议。此外，达川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达川公司于2012年6月22日将正本提单送至新潮公司背书并邮寄给提单上的通知人李跃荣。达川公司虽称其是凭指示邮寄提单，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提单流转过程说明正本海运提单均由达川公司控制，而非新潮公司，新潮公司仅是海运提单上的名义托运人，上望针织厂系实际托运人。因此，无论是从合同的约定内容还是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达川公司与上望针织厂之间构成多式联运合同关系，达川公司系多式联运经营人，上望针织厂将涉案货物的出口报关事宜委托新潮公司办理并不影响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审据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的相关规定，判决达川公司承担货物灭失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达川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60元，由上诉人温州市达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青
审 判 员 张士冬
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