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143弄11、12、15号1-2层。
法定代表人：陈锦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柯利斌，男，1972年8月9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建阳市潭城。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上海晋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京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218弄52号。
法定代表人：阮丽惠，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上海晋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肖传坤，男，1985年4月1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周宁县。
上诉人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茗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柯利斌、原审第三人上海京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仪公司）、原审第三人肖传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民三(民)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茗君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支持茗君公司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柯利斌一审中的全部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22日，茗君公司与京仪公司签订商品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茗君公司承租京仪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10年租期的租金150万元一次性支付等。次日，茗君公司向京仪公司支付租金150万元，并依法在系争房屋内经营餐饮业。本案重审期间，就2011年8月22日的租赁合同及8月23日的收条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时间与京仪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日期、柯利斌购买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签订时间的先后顺序再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补充鉴定，但该鉴定机构以上述材料无法进行鉴定为由，作出了退案决定，从在案证据看，不足以认定2011年8月22日的租赁合同及8月23日的收条系倒签。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倒签的情形，也不足以认定租赁合同无效，茗君公司自2004年7月注册在系争房屋内并开业经营，直至2012年7月被柯利斌一方阻挠，期间从未间断经营。商品房屋租赁合同也是京仪公司与茗君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柯利斌购买系争房屋时，对于茗君公司已租赁系争房屋的事实属于明知，不存在柯利斌及京仪公司陈述的房屋空关的情形。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茗君公司对系争房屋进行装修，因与案外人的装修费用发生纠纷，系争房屋目前由案外人占用。如果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相应的后果也应当进行处理，系争房屋内的设备及装饰装修，柯利斌应折价赔偿给茗君公司。
被上诉人柯利斌辩称，不同意茗君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京仪公司述称，不同意茗君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肖传坤未具答辩意见。
茗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柯利斌排除妨害，在上述合同租赁期限内不妨害其占有、使用系争房屋；2、柯利斌按每月1.25万元赔偿其自2012年7月1日始至妨害实际排除之日止的损失。
柯利斌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上述茗君公司所诉称的商品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茗君公司立即迁出系争房屋并变更营业执照上的地址；3、茗君公司按每月4万元向其支付自2012年7月1日始至实际迁出系争房屋之日止的使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茗君公司设立及股权变更情况
2004年10月29日，陈某1、狄某和上海A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出资设立茗君公司，并由陈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登记的住所地为松江区XX路XX弄XX、XX、XX号即系争房屋所在地。
2009年12月8日，陈某1、狄某和上海A有限公司将各自对茗君公司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王某1和王某2，并于同月25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备案手续，且由王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
2011年8月17日，王某1和王某2将各自对茗君公司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陈锦平和付某，并于同月25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备案手续，且由陈锦平担任法定代表人。
2012年4月20日，陈锦平将其对茗君公司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了肖某1，并于同月27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的备案手续，且仍由陈锦平担任法定代表人。2013年6月8日，茗君公司将其原至2014年10月28日止的营业期限变更登记至2034年10月28日止。
二、关于京仪公司设立及股权变更情况
2011年7月19日，陈锦平、傅某和肖传坤作为股东依法设立京仪公司，并由肖传坤担任法定代表人。
2012年2月25日，陈锦平、傅某和肖传坤将各自对京仪公司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阮丽惠，并于同月28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阮丽惠的工商备案手续。
三、关于系争房屋转让、抵押、执行情况
2004年6月，袁某（系上海A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陈某2向上海B有限公司以价款1,000万元购买系争房屋，并于此后取得松2005XXXXXX房地产权证。
2011年7月29日，亦即京仪公司依法设立后的第10日，京仪公司以1,374.5906万元向袁某、陈某1、陈某2购买系争房屋，并于此后取得松2011XXXXXX房地产权证。
2012年2月24日，陈锦平、傅某和肖传坤决议将京仪公司名下的系争房屋以1,400万元售予陈某3。2012年6月18日，京仪公司与柯利斌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京仪公司将系争房屋以1,457.60万元售予柯利斌，并于2012年7月31日前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等。该合同对系争房屋的交付时间、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均未作约定。2012年6月29日，柯利斌对系争房屋取得松2012XXXXXX房地产权证，其载明的受理日期为2012年6月19日。
2012年8月14日，柯利斌以系争房屋为抵押物为他人债务向抵押权人广某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权人广某据此对系争房屋取得松2012XXXXXXXX登记证明，其中备注栏载明最高债权限额为3,100万元、债权发生期间为2012年8月8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
此后，系争房屋因上述抵押担保之债，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查封，并已张贴清场、拍卖的公告。
2015年6月18日，茗君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茗君公司认为，其为系争房屋的承租人，上述拍卖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要求撤销拍卖系争房屋的执行措施，或就其对系争房屋添附给予补偿。在2016年3月30日的庭审中，茗君公司又称其已撤回上述执行异议。
期间，就京仪公司与柯利斌之间买卖系争房屋合同的签订、履行等问题。柯利斌的代理人陈述：购买系争房屋时，柯利斌本人未至现场进行实地查看；京仪公司“不知道原来的股东在外是否有其他债务，为防止房子被查封，所以找到柯利斌，将房子过户到柯利斌名下，购房款也是直接打给陈某3的”。京仪公司的代理人则陈述：根据其提供的相关生效民事判决，足以证明京仪公司在股权转让前，受股东即肖传坤等人的控制向案外人借款2,000万元，因无力清偿上述债务，故肖传坤等将“公司抵给了阮丽惠”，股权转让仅是个形式；京仪公司将系争房屋售予柯利斌，是因为京仪公司不知道肖传坤等人在外还有多少债务；实际上，阮丽惠是找不到的，京仪公司后面有隐名的实际控制人，肖传坤对此是清楚的，就是躲着不出来等。
四、关于系争房屋租赁情况
有关系争房屋的租赁合同，在本案中共先后出现三种版本。一种版本是茗君公司提供的其与京仪公司之间于“2011年8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2011年8月22日合同）及与该合同相关的“2011年8月23日”的收条一份。另两种版本均源自于工商登记档案内，系柯利斌以及京仪公司为反驳上述合同及收条为虚假而提供的，落款之日分别为2004年7月9日和2011年8月17日，名称均为租房合同。
其中，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9日的租房合同载明：出租人为袁某、陈某1、陈某2（甲方），承租人为茗君公司（乙方）。该租房合同约定，甲方将面积为1,806.77平方米的系争房屋交乙方使用；租期为10年，自2004年7月10日至2014年7月9日；租金为每月2.5万元，先付后用等。此时，茗君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陈某1、狄某和上海A有限公司。
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7日的租房合同载明：京仪公司作为出租人将面积为903平方米的系争房屋中的1-2层交作为承租方的茗君公司无偿使用；租期为3年，自2011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6日等。该租赁合同除盖有茗君公司及京仪公司印章外，还有茗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1的签名，以及京仪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肖传坤的签名。此时，茗君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虽为王某1和王某2，但王某1和王某2已于当日与陈锦平和付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某1和王某2将其对茗君公司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陈锦平和付某，而京仪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陈锦平、傅某和肖传坤。
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22日合同载明:茗君公司向京仪公司承租系争房屋；租赁期限为10年，自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合同期满后茗君公司有优先租赁权）；租金为每年15万元，10年租金共计150万元，由茗君公司一次性付清；“该房屋为毛坯房，……”;茗君公司办理营业执照，生产卫生食品证、税务登记证、消防、电话由京仪公司解决，费用由茗君公司支付；在租用期内，京仪公司不得将茗君公司租用的房屋转租或转卖，如果京仪公司违反合同将系争房屋转租或转卖，京仪公司用一年租金的十倍价格一次性支付给茗君公司，酒店内装潢及酒店设备按全新评估价格和员工安置费用等一次性支付给茗君公司等。该租赁合同同样除盖有茗君公司及京仪公司印章外，另有茗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平及京仪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肖传坤的签名。此时，茗君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陈锦平和付某，法定代表人为陈锦平；京仪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陈锦平、傅某和肖传坤，法定代表人为肖传坤。
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23日收条载明：“收到陈锦平租金壹佰伍拾万元正（￥1500000）”。该收条加盖了京仪公司公章且有肖传坤的签名。茗君公司欲以该收条证明其向京仪公司履行2011年8月22日合同项下的租金支付义务。
对于上述2011年8月22日的合同和2011年8月23日的收条的形成时间，茗君公司曾称均系在上述落款之日形成，而柯利斌与京仪公司则认为是在落款时间以后形成的，是虚假的。此外，茗君公司对于上述收条载明的150万元租金的支付情况陈述称，茗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平的母亲“阮某”于2011年10月10日先后分别转账50万元，共计100万元至京仪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肖传坤未婚妻“詹某”的银行账户，另外50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同时，茗君公司提供“阮某”、“詹某”为此出具的证明各一份。柯利斌及京仪公司对此均表示不予认可。
之后，经京仪公司和柯利斌的申请，松江区法院依法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对茗君公司提供的2011年8月23日收条上公章的真实性以及该收条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时间和2011年8月22日合同上公章及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2013年6月9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华政[2013]物证（文）鉴字第D-80号文检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倾向认定上述2011年8月23日收条中手写文字的形成时间应为2011年8月（不包括本数）之后形成的、京仪公司的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京仪公司的印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同时，该意见书还载明：上述收条系在裁剪过的空白纸张上手写形成，同时留有印章印文，纸张表面存在黑色墨点表明该纸张曾在复印机或打印机走过纸。
2014年3月13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华政[2013]物证（文）鉴字第C-254号文检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倾向认定上述2011年8月22日合同中的文字和“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应系2011年8月（不包括本数）之后形成。同时，该意见书还载明：上述合同第一页、第二页纸张规格基本相同，但在纸张的色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认定两者并非同一批次纸张。上述租赁合同上需检的京仪公司印章印文所用印油物质成分特殊，限于鉴定中心的技术条件，京仪公司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难以提供鉴定意见。
茗君公司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均无异议，但认为鉴定意见肯定了京仪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即便合同与收条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时间晚于落款时间，但只要是在京仪公司股权转让发生之前形成的，都不能否认合同与收条的有效性等。同时，茗君公司还称，其原称上述合同及收条均于落款当日形成，系源于代理人未联系到当事人本人的情况下作出的，并称上述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在2011年9月26日等。柯利斌及京仪公司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并认为合同与收条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时间均晚于落款时间，足以证明合同与收条均系事后补造的等。
此外，在原一审期间，茗君公司认为,前述工商登记备案的两份租房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均尚未届满，故即便其所诉称的2011年8月22日合同无效，其亦不应搬离系争房屋，若需其搬离，则应处理相应后果。且，茗君公司称，其诉称所依据的2011年8月22日合同变更了2011年8月17日签订的无偿使用系争房屋3年的工商登记备案的租房合同。但是，柯利斌认为，系争房屋在2004年时约定的租金价格已高达每月2.5万元，而2011年8月22日合同中约定的年租金仅为15万元，明显过低，故该合同是不真实的；其实，2004年7月9日和2011年8月17日的两份租房合同均仅系为工商登记确定住所地之需而签订。
就系争房屋的使用情况，茗君公司曾称，其于2004年始使用系争房屋，现系争房屋仍在其实际控制之下，但因茗君公司与案外人有经济纠纷，故现由案外人实际使用系争房屋。而柯利斌则称，其不清楚系争房屋现在的实际使用情况，其主张要求茗君公司搬离系争房屋等。
在本案重审期间，松江区法院曾责令茗君公司及京仪公司提供各自持有的工商登记档案中的两份租房合同，以及履行上述两份租房合同尤其是茗君公司支付租金的依据等，但均未果。对此，茗君公司曾称，“回去找一下”；京仪公司则明确“提供不了”。
另外，在松江区法院数次告知涉案当事人的代理人，要求茗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锦平、柯利斌和京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丽惠本人到庭陈述涉案商品房屋租赁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及系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尤其是价款的给付等，但均未果。
同时，就为何在2011年8月17日签订3年免租的租房合同后，又仅在间隔5日之后签订10年租期、150万元租金一次付清的2011年8月22日合同问题。茗君公司代理人陈述：“一次性支付，所以总价便宜”、“饭店难以为继，免租金使用二王都不要”、“因此租金低一点，没有问题”，并称其虽对股权转让、房屋买卖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为查明系争房屋的占有问题，松江区法院于2014年12月2日上午至系争房屋所在地进行现场勘验并拍照。承办人当时看到，仅有一自称“张某1”的在现场，但并未营业，张称“肖老板让我老头子来看场子，具体的我不清楚”等。2015年1月26日，在询问当事人时，松江区法院释明不要因本案诉讼导致损失扩大，建议当事人协商解决系争房屋返还与否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松江区法院在2016年1月11日询问茗君公司时，再次听取了茗君公司意见。茗君公司陈述，纠纷发生之前，其让案外人张某2装修涉案一至四层房屋；此后，柯利斌要求收回房屋，以致装修不能，系争房屋现实际是由张某2占有而非由其占有；原一审时其曾申请追加张某2为第三人，现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张某2为第三人，才能返还系争房屋。
2016年1月11日,松江区法院对茗君公司进行了释明，告知茗君公司由其在法院指定期间2016年1月15日前对其主张的2011年8月22日合同是在肖传坤等人将其对京仪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阮丽惠之前形成，抑或是在系争房屋转让给柯利斌之前形成的事实，提出鉴定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其不申请鉴定，并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等。对于松江区法院上述有关鉴定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茗君公司提出异议，认为“还是应该谁主张谁鉴定”。此外，2016年1月12日，茗君公司以书面“回复函”方式称：在已经有司法执行拍卖系争房屋的情形下，重新鉴定早已毫无意义，因为无论合同有效或无效，法院都必须对系争房屋内添附进行评估，用以补偿茗君公司；同理，也不存在交由柯利斌占有系争房屋的问题。所以，茗君公司再次提请法院对系争房屋进行评估，以利于案件实际处理等。
五、关于关联案件情况
2012年5月21日，松江区法院依法受理（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998号案件，并于2013年5月14日对该案依法作出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肖某于2011年6月29日、8月16日和18日转入肖传坤个人名下累计为42万元的款项；2011年9月10日,肖传坤出具加盖了京仪公司公章的借据,该借据载明金额为137万元；上述137万元与42万元之间的差额，因现金交付不符双方的交易习惯，且肖某不能提供补强证据而未确认。据此，该判决判令，京仪公司归还肖某借款42万元及其相应利息等。同时，该判决还载明，肖某的委托代理人为肖某1，肖传坤系肖某的兄长。
2012年7月4日，松江区法院受理（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283号案件，并于2013年3月12日依法作出（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28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京仪公司于2011年8月29日和30日向陈某3累计借款为2,000万元，京仪公司已还款192.53万元及案外人于2012年6月19日代京仪公司还款1,457.6万元等。据此，该判决判令，京仪公司归还陈某3剩余借款近350余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叶某、傅某、陈锦平、肖传坤对借款260余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上述两案的判决生效后，均经当事人申请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其中，上述998号判决的执行结案方式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上述1283号判决的执行结案方式虽为“执行完毕”，但系移送外地法院执行。两案债权实际均未执行到位。
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且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本案中，就本诉部分而言,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茗君公司与京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所诉称的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茗君公司是否基于该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向京仪公司支付了其所诉称的租金，以及若茗君公司对系争房屋享有其所诉称的租赁权，则柯利斌是否存在妨碍了茗君公司据此占有、使用系争房屋的不当行为，并因此须向茗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问题。就反诉部分而言，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柯利斌是否有权基于其为系争房屋登记权利人的事实向茗君公司主张返还系争房屋、支付使用费用等。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阐述：
一、就本诉部分而言，一审法院认为，茗君公司所提供的落款为2011年8月22日的合同以及落款为2011年8月23日的收条，不足以证明其与京仪公司之间基于此而已存在租赁系争房屋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为此向京仪公司一次性支付150万元租金的事实。具体理由如下：
（一）无论是在茗君公司的民事起诉状中，还是原一审期间其代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其均称上述合同以及收条均系落款之日形成。此与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倾向性系2011年8月（不包括本数）之后形成的结论相悖。而且，茗君公司对上述结论亦无异议，并在得知上述结论后改口称实际于2011年9月26日形成等，由此足以证明上述倾向性鉴定意见的正确性。但是，此后茗君公司既未对其上述改口所称的2011年9月26日形成的事实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又未对为何倒签上述合同及收条的落款日期作出合理解释。若上述合同及收条确实如茗君公司如上所述于2011年9月26日形成，亦即在2012年2月京仪公司的股权转让前及2012年6月系争房屋转让给柯利斌前形成，则又有何必要将上述合同及收条的落款日期倒签？
（二）根据茗君公司原一审期间有关收条中载明的150万元款项支付过程的陈述，足以证明在2011年8月23日以前，甚至是在其此后又改称的2011年9月26日前均未全额支付上述收条中载明的150万元。现茗君公司对其是如何取得该收条的、京仪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肖传坤为何在没有收到价款的情形下提前出具该收条等均未作出令一般理性之人可以接受的合理解释。
（三）2011年8月22日合同约定系争房屋为“毛坯”，此明显与茗君公司在原一审期间关于系争房屋已经添附了装修的陈述不一致。此为其一。其二，有关系争房屋的租赁合同，在本案中共先后出现过三个版本。上述三个版本的合同，有关租金的约定是从第一版的本月租金2.5万元、半年一付、先付后用，到第二版的免费租赁，再到涉案争议的第三版的10年租期、租金150万元一次付清。相比较而言，特别是后两个版本的合同约定的租金，明显有别于一般的房屋租赁合同。其三，茗君公司代理人于审理中对为何在间隔5天后由第二版的合同变更为第三版的合同所作的“一次性支付，所以总价便宜”、“饭店难以为继，免租金使用二王都不要”、“因此租金低一点，没有问题”陈述，既无证据佐证，又无合理性。
（四）在京仪公司的股权转让前，茗君公司与京仪公司的部分股东存在交叉，即陈锦平既系茗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系京仪公司的股东。然而，无论是在涉及到京仪公司股权转让的决议中，还是在出售系争房屋的决议中，其均表示赞成，其中均未涉及系争房屋存在茗君公司诉称所依据的2011年8月22日的合同，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因上述两个决议而可能影响到茗君公司经营的问题提出任何异议，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向京仪公司股权受让人阮丽惠披露了茗君公司诉称所依据的合同，此亦有违一般常人之逻辑。
（五）鉴于本案的案情存在如上疑点，在法院多次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及就有关事实接受询问的情形下，当事人本人又拒绝到庭，按民事诉讼法有关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后果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六）根据查明的事实，现工商登记档案中的两个版本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已经届满，故茗君公司亦无权再据此对系争房屋主张租赁权利。而且，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时，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补偿附合装饰装修费用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对此并无约定。因此，不应采纳茗君公司前述“回复函”中关于对系争房屋内添附进行评估，并据此对其予以补偿的意见。期间，柯利斌虽有以自力救济方式，欲占有系争房屋的行为，该行为属于一时性的行为，未处于持续状态，未导致茗君公司足以丧失占有系争房屋事实的发生。
（七）至于当事人的追加问题。鉴于茗君公司占有系争房屋后，基于其所称的事由，将系争房屋交由张某2装修，是其与张某2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法律关系。张某2与本案所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基于此，茗君公司诉称所依据的合同及收条，系茗君公司与肖传坤恶意串通，侵害京仪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而且应对茗君公司据此而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更无任何因该合同无效而引发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损害赔偿）需要处理。
二、就反诉部分而言，柯利斌系基于其与京仪公司之间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而被登记为系争房屋现在的权利人。但是，京仪公司从未将系争房屋的占有转移至柯利斌，柯利斌亦从未实际占有过系争房屋。柯利斌尽管被登记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但其取得的所有权是不完整的，故其无权据此向茗君公司主张迁址以及使用费。
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判决：一、确认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与上海京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落款为“2011年8月22日”的商品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二、驳回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柯利斌的其余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00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860元，鉴定费33,000元，公告费860元，合计诉讼费52,725元，由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负担35,585元,柯利斌负担9,780元，上海京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6,500元，肖传坤负担86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2011年8月22日合同的效力问题。被上诉人主张该合同于肖传坤等人将其对京仪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阮丽惠之后形成，抑或是在系争房屋转让给柯利斌之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上诉人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对于2011年8月22日的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本院认为有如下明显不符合常理之处：1、对于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上诉人原陈述为合同落款时间即2011年8月22日，在经鉴定后，上诉人又改口称形成于2011年9月份，上诉人就此之陈述，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上诉人对反言原因的解释，亦不合理，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反言具备合理的事实依据；2、就合同约定的一次性支付的150万元租金。署期为2011年8月23日的收条，显示京仪公司已收到合同约定的租金，但上诉人对150万元租金支付情况的陈述，明显发生于该收条署期之后，上诉人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上诉人陈述的付款人及收款人账户，均非上诉人及京仪公司，与该份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缺乏关联性，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难以认定上诉人实际支付了150万元租金；3、落款日期分别为2004年7月9日、2011年8月17日的租房合同均经工商登记备案，但此后形成的2011年8月22日的合同，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备案，该份合同约定的租金水平明显低于2004年7月9日的租房合同，对于在上诉人与京仪公司已达成免费使用3年系争房屋的合同后，5日内又签订租金水平明显较低的2011年8月22日的租赁合同的原因，上诉人的解释显属牵强，有违常理；4、2011年8月17日，陈锦平成为上诉人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7月19日，陈锦平等设立京仪公司，在2011年8月22日合同的落款日期，陈锦平为系争房屋出租人及承租人共同的股东，陈锦平对该合同的签订情况应知悉，但一审法院多次要求陈锦平到庭接受询问，陈锦平拒绝到庭，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综合上述分析，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8月22日的合同，无论其签署还是履行，均存在显悖常理之处，上诉人对此又未作出合理之解释，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上诉人的解释，加之也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参与了该合同的形成过程，故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相应的举证证明该合同于肖传坤等人将其对京仪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阮丽惠之前形成，抑或是在系争房屋转让给柯利斌之前形成的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一方承担。
现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1年8月22日合同于肖传坤等人将其对京仪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阮丽惠之前形成，抑或是在系争房屋转让给柯利斌之前形成，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一审法院对2011年8月22日合同的论述，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8月22日合同无效，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关于该合同有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上诉人与京仪公司间署期为2011年8月17日的租赁合同亦已到期履行完毕，上诉人要求对系争房屋内的添附物进行评估，并进行赔偿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及合同约定，本院同样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因柯利斌的妨害行为系即时性行为，并未持续且造成上诉人不能使用系争房屋，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柯利斌的行为对上诉人造成其他损失，故上诉人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865元，公告费人民币560元,均由上诉人上海松江茗君餐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 焱
代理审判员 娄 永
审 判 员 蒋庆琨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许 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