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终字第1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跃进，男，汉族，1958年2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济源市克井镇磨庄村。
委托代理人蒋超，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远祥，男，汉族，1965年10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大邑县金星乡黄泥村*组。
委托代理人李家弟，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泸定县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泸桥镇沙坝村丰碑街71号。
法定代表人徐超，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乐静，泸定县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跃进与被上诉人郑远祥、原审被告泸定县宏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4日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郑远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7日作出川民终字第16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9日作出（2013）甘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张跃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跃进的委托代理人蒋超、被上诉人郑远祥的委托代理人李家弟、原审被告泸定县宏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乐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泸定县宏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弘基矿业公司）转让前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张跃进享有公司100%的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跃进，监事为陈刚。
2011年6月30日，张跃进与陈刚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蒲麦地硫铁矿探矿权转让给陈刚，签订协议后双方未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在此期间陈刚实际管理、经营该矿山，并在矿山的经营中与郑远祥、屈国虎存在经济上的往来。
2012年3月7日张跃进出具《授权委托》，授权郑远祥全权代理公司对外合作事项。具体授权为：“代为承认合作公司的法定权利权属，代为签订本公司合作合同，代为行使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有权利，并有全部合法权利决定和选择合作公司，同时承担（即公司之间的利益分成及损失）由此而引起的法定责任。授权期限为授权之日起至合作合同关系成立至矿权法定期限止”，该《授权委托》加盖宏基矿业公司印章。
2012年4月24日，张跃进与陈刚签订《解除协议书》，双方约定终止先前签订的关于蒲麦地硫铁矿的《资产转让协议》。
2012年4月14日，张跃进出具《承诺书》，承诺郑远祥、万付林投入到矿山的开支350万元按投资处理确定为股金，张跃进股金为1200万元，并约定在矿山的经营中或处理后，按比例承担风险，分享红利。
2012年5月18日，张跃进与郑远祥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主要约定以下内容：“一、张跃进购买注册登记的矿山，作价1200万元，郑远祥投入资金350万元，这两笔账双方表示认可；二、矿山在生产经营中需要继续投入，继续投入的资金由郑远祥负责解决；三、双方对合作股份的确认，张跃进占51%，郑远祥占49%股份，按此比例承担风险，分享红利；……六、矿山对外转让需经双方一致同意，双方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由不同意方支付给同意转让价格金额比例价款，作为成交价款处理”。
2012年7月14日张跃进将弘基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超，并于2012年7月17日变更工商登记，登记注册资本10万元。
郑远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判令张跃进退还投资款350万元，并赔偿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日万分之二计算或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且由弘基矿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张跃进和宏基矿业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案涉《合作协议书》的性质问题。经过庭审，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结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第160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被告的陈述和自认，双方对该《合作协议书》系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故对该《合作协议书》应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且该协议内容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张跃进辩称该《合作协议书》为居间合同，但从该协议约定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均未体现出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张跃进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张跃进是否应该退还郑远祥350万元的问题。郑远祥提交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在陈刚管理、经营矿山期间，郑远祥对矿山有资金投入。且证据《承诺书》、《合作协议书》证实张跃进确认郑远祥对矿山的投入资金为350万元，进而双方以《合作协议书》的形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即张跃进将其拥有的弘基矿业公司49%的股权以35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郑远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并未在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其后郑远祥将其股权全部出售给了徐超，且履行了相关手续，导致该股权无法继续转让，《合作协议书》已无法履行，庭审中双方一致同意解除该协议，应予准许，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张跃进应退还郑远祥350万元的投资款。
第三，关于张跃进是否应赔偿30万元违约金的问题。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郑远祥与张跃进应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张跃进在未经郑远祥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享有的弘基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卖予第三人，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违反了《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郑远祥要求张跃进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对郑远祥损失的认定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012年7月6日公布的1-3年贷款利率为6.15%）来计算，从郑远祥主张返还该350万元（2012年7月17日起诉之日）之日起至2013年9月25日（法庭辩论终结前）共计436天的损失为259420元（6.15%÷365×436×350万元）。
第四，关于弘基矿业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作为弘基矿业公司的唯一股东张跃进，有权处分自己的股权。宏基矿业公司在张跃进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过程中并无过错。故郑远祥要求宏基矿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张跃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退还郑远祥350万元投资款；二、张跃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郑远祥违约金259420元；三、驳回郑远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郑远祥负担392元，张跃进负担36808元。
张跃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合作协议书》的性质不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居间协议。张跃进与郑远祥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背景是张跃进委托郑远祥将宏基矿业公司的矿山卖出，郑远祥称矿山能卖1600万元，要求350万元中介费，在此背景下，张跃进才向郑远祥出具了《承诺书》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郑远祥也在原一审庭审中承认《授权委托》的目的是委托其找矿山买家，故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的性质是股权转让协议错误。二、郑远祥仅出资5万元，就未再出资，其并未履行350万元的出资义务。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郑远祥向陈刚出借高利贷，且郑远祥自认其中225万元系2011年4月至8月间郑远祥向陈刚所出借的高利贷，陈刚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与张跃进没有合作关系。郑远祥要求张跃进偿还陈刚向郑远祥所借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以张跃进未经郑远祥同意将自己所有的股权出卖给第三人为由，认为张跃进的行为构成违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张跃进出卖股权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与第二项，由郑远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郑远祥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协议正确。张跃进主张该协议书系居间协议，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郑远祥并未承认案涉350万元出资款的构成是郑远祥出借给陈刚的高利贷。三、原审判决认定张跃进承担违约金259420元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弘基矿业公司的意见与上诉人张跃进的意见一致。
经本院二审查明，除张跃进对原审查明的“在此期间陈刚实际管理、经营该矿山，并在矿山的经营中与郑远祥、屈国虎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以及“张跃进将弘基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超”的事实有异议之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针对张跃进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异议，结合当事人在原审中提出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另查明：
一、（2013）川民终字第160号案件庭审笔录载明：2013年4月2日，上诉人张跃进的委托代理人蒋超在（2013）川民终字第160号案件二审庭审中陈述：张跃进将宏基矿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徐超，转让价款为800万元。
张跃进的委托代理人蒋超在本案庭审中否认其已经向法院陈述的事实，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且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张跃进否认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张跃进将弘基矿业公司的全部股份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超”的事实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二、郑远祥于原审中提交了9张由陈刚向郑远祥出具的《借条》、4张由陈刚向万付林出具的《借条》，拟证明案涉350万元的构成，并佐证《承诺书》中为何确认郑远祥、万付林投入到矿山的开支为350万元。张跃进与宏基矿业公司质证认为：9张由陈刚向郑远祥出具的《借条》形成的时间不一致，所使用的纸张有伪造嫌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对4张由陈刚向万付林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亦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张跃进、宏基矿业公司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郑远祥于原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与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案件事实认定具有关联性，应当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一）郑远祥提供的9张由陈刚向郑远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人均为陈刚，出借人均为郑远祥，借款发生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20日、2011年5月1日、2011年5月15日、2011年5月30日、2011年6月10日、2011年6月30日、2011年7月5日、2011年7月30日、2011年8月20日，对应借款金额分别为：10万元、25万元、15万元、1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40万元、35万元，以上借款金额共计225万元，借款利率均为月息1.5%。截止2012年4月14日张跃进作出《承诺书》时，按照陈刚与郑远祥约定的利率月利率1.5%计算，上述借款金额产生的利息分别为：17732.88元（10万元×11×1.5%＋10万元×25／365×18%）、42852.74元（25万元×11×1.5%＋25万元×13／365×18%）、24676.03元（15万元×11×1.5%-15万元×1／365×18%）、15739.73元（10万元×10×1.5%＋10万元×15／365×18%）、75986.30元（50万元×10×1.5%＋50万元×4／365×18%）、42719.18元（30万元×9×1.5%＋30万元×15／365×18%）、13943.84元（10万元×9×1.5%＋10万元×9／365×18%）、50958.90元（40万元×8×1.5%＋40万元×15／365×18%）、41065.07元（35万元×7×1.5%＋35万元×25／365×18%），以上利息共计325674.67元。以上《借条》显示陈刚在经营案涉矿山企业期间与郑远祥存在经济上往来，张跃进对原审法院查明的陈刚在经营案涉矿山企业期间与郑远祥有经济往来的事实所提出的异议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二）郑远祥提供的由陈刚向万付林出具的4张《借条》载明：借款人均为陈刚，出借人均为万付林，借款发生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8月5日、2011年9月5日、2011年9月20日、2011年9月30日，对应借款金额分别为30万元、17万元、15万元、19万元，以上共计81万元。以上借款利率均为月息2.0%。截止2012年4月14日张跃进作出《承诺书》时，按照陈刚与万付林约定的利率月利率2.0%计算，上述借款金额产生的利息分别为：49755.34元（30万元×8×2.0%＋30万元×9／365×24%）、24806.03元（17万元×7×2.0%＋17万元×9／365×24%）、20465.75元（15万元×6×2.0%＋15万元×25／365×24%）、24673.97元（19万元×6×2.0%＋19万元×15／365×24%），以上利息共计119701.09元。
三、2012年4月24日张跃进作为甲方与陈刚作为乙方签订《解除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2年4月24日在泸定公司办公地协商解决关于张跃进与陈刚于2011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终止事宜，以及陈刚2011年4月至今矿山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及拖欠的民工工资问题”。
四、郑远祥与万付林一致认可案涉350万元中，有部分属于万付林的投入，万付林同意以郑远祥的名义一并向张跃进主张。
五、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至1年（含1年）的贷款基准利率为6.06%。
六、张跃进所写《承诺书》记载以下内容：“郑远祥、万付林，我向你们承诺，你们投入到泸定县蒲麦地流铁矿山开支350万元（大写三百五十万元）。按投资处理，确定你们的股金为350万元，我的股金为1200万元。按此金额确定我们的矿山的股本金总额为1550万元，在矿山经营中或者处理后，按比例承担风险，分享红利”。
七、（2013）川民终字第160号案件庭审笔录载明：本案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泸定县蒲麦地流铁矿所在地与案涉宏基矿业公司探矿权证书载明的地点一致。
根据张跃进的上诉理由、郑远祥的答辩理由以及宏基矿业公司的陈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张跃进与郑远祥于2012年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性质；二、张跃进是否应当退还郑远祥350万元并赔偿损失259420元。
一、张跃进与郑远祥于2012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性质。
本院认为，对于《合作协议书》中张跃进与郑远祥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背景事实予以综合认定。首先，本案中，在陈刚经营宏基矿业公司期间，郑远祥和万付林确有向陈刚提供借款，虽然张跃进主张部分借款发生于2011年6月30日之前，即陈刚与张跃进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之前，但是根据2012年4月24日张跃进与陈刚签订《解除协议书》中载明的“甲乙双方于2012年4月24日在泸定公司办公地协商解决……陈刚2011年4月至今矿山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及拖欠的民工工资问题”的内容可以看出，张跃进与陈刚曾经协商解决的陈刚对外债务的范围包括了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24日期间的债务，而本案中郑远祥所提交的《借条》载明的时间均在2011年4月至2011年9月期间，能够与张跃进与陈刚签订《解除协议书》中载明的前述内容相互印证，张跃进以《借条》载明的时间与陈刚经营宏基矿业公司的期间不一致为由认为《借条》系伪造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根据郑远祥所提交的《借条》可以看出，截止2012年4月14日张跃进出具《承诺书》时，陈刚欠付郑远祥本金225万元、利息325674.67元，欠付万付林本金81万元，利息119701.09元，以上款项共计3505375.76元，即截止2012年4月14日，郑远祥、万付林通过向陈刚借款而产生的债权已经达到350万元，该债权总额与张跃进在《承诺书》中承诺郑远祥、万付林投入到宏基矿业公司的开支350万元按投资处理确定为股金可以相互印证，且张跃进、郑远祥及万付林均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表明郑远祥、万付林及张跃进就以下问题达成初步合意：将郑远祥、万付林通过向陈刚出借资金的方式所投入到宏基矿业公司的款项确定为投资款350万元，并将其作为股本金。该合意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第三，2012年5月18日，张跃进与郑远祥签订《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张跃进购买注册登记的矿山，作价1200万元，郑远祥投入资金350万元，这两笔账双方表示认可”以及“双方对合作股份的确认，张跃进占51%，郑远祥占49%股份，按此比例承担风险，分享红利”等内容，系对《承诺书》所确定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正式确认。结合《承诺书》中关于“……确定你们（郑远祥、万付林）的股金为350万元，我（张跃进）的股金为1200万元。按此金额确定我们的矿山的股本金总额为1550万元”的内容来看，《合作协议书》上述约定的实质是：郑远祥以《承诺书》所确认的350万元债权作为投入资本，进入宏基矿业公司，成为新股东，所占股权比例为49%，张跃进则以《承诺书》所确定的1200万元的股本金，享有宏基矿业公司51%的股权。《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在于落实《承诺书》的内容，将郑远祥、万付林通过向陈刚出借款项而投入到宏基矿业公司所形成的债权转化为郑远祥对宏基矿业公司的投资350万元，换言之，郑远祥能够获得宏基矿业公司49%的股权的原因是上述债权转化为了对宏基矿业公司的350万元投资，而非郑远祥从张跃进处受让相关股权，因此《合作协议书》符合增资协议的特征，其性质应为增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将《合作协议书》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确有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此外，虽然张跃进主张《合作协议书》系居间合同，但是按照一般理性理人的标准，作为经营矿山企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张跃进应当具备正确表达意思的基本能力，综观张跃进出具的《授权委托》、《承诺书》以及张跃进与郑远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全部内容，既无张跃进授权委托郑远祥出售宏基矿业公司矿山的意思表示，也无张跃进在矿山售出之后给付郑远祥350万元报酬的意思表示，《授权委托》、《承诺书》、《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无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张跃进主张《合作协议书》系居间合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张跃进主张郑远祥、万付林向陈刚所提供的借款为高利贷的问题，郑远祥、万付林与陈刚所约定的借款利率分别为月息1.5%和2.0%，即年息18%和24%，并未超出2011年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24.24%（6.06%×4），显然不属于高利贷，张跃进的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二、张跃进是否应当退还郑远祥350万元并赔偿损失259420元。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案涉《合作协议书》在2012年5月18日张跃进与郑远祥签字时即发生效力，此时，案涉350万元款项已经转化为了郑远祥对宏基矿业公司的投资，郑远祥也自2012年5月18日起就应享有宏基矿业公司49%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虽然上述事项并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是仍在张跃进与郑远祥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即登记于张跃进名下的股权中有49%应属于郑远祥实际享有。根据《合作协议书》中关于“矿山对外转让需经双方一致同意，双方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由不同意方支付给同意转让价格金额比例价款，作为成交价款处理”的约定，张跃进在转让其名下宏基矿业公司股权时，应当征得郑远祥的同意。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张跃进系在未经郑远祥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宏基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该行为违反了双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导致郑远祥不能在宏基矿业公司享有49%的股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就解除《合作协议书》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郑远祥有权就张跃进违反《合作协议书》约定出让股权的违约行为主张赔偿损失，结合本案案情，郑远祥因张跃进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主要表现为郑远祥不能继续享有宏基矿业公司49%的股权，郑远祥以《合作协议书》所确定宏基矿业公司49%的股权的对价350万元投入为依据，要求张跃进返还3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原审法院对郑远祥前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张跃进所持其未构成违约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一审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郑远祥负担392元，张跃进负担36808元；第二审案件受理费36875.36元，由张跃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红亚
代理审判员 王 玥
代理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ＸＸ东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