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行终1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兴祝，男，193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景宁畲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林炎聪，女，1994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丽水市莲都区，系叶兴祝之孙女。委托代理人王善才，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府前西路19号。法定代表人钟海燕，县长。委托代理人吴渭清，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柏根，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花园路1号。法定代表人朱晨，市长。委托代理人陈铭，丽水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复议应诉处处长。委托代理人宋ＸＸ，丽水市处理山林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叶大文，男，196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文成县。委托代理人叶大清，男，197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景宁畲族自治县，系叶大文之弟。叶兴祝诉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景宁县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丽水市政府”）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浙11行初14号行政判决。叶兴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叶兴祝及其委托代理人林炎聪、王善才，被上诉人景宁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渭清、周柏根，被上诉人丽水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ＸＸ，被上诉人叶大文的委托代理人叶大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为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大仰村的农户。1986年大仰村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原告叶兴祝户分得包括“株洞口对门”山场在内的山场4处，共119亩，并领取了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景自营山证0001216号“自营山使用证”，其中案涉的“株洞口对门”山场登记面积为35亩，四至“东至小坑、南至界至线、西至界至线、北至坑”。2006年山林延包换发林权证时，其东至由原“小坑”改为“小路”，其他界至相同。第三人叶大文户在1986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分得包括“株洞口岙门”山场在内的山场5处，共154亩，“株洞口岙门”山场登记面积为10亩，四至“东至防火线、南至防火线、西至界至路、北至界至线”。2006年山林延包换发林权证时，其四至未变。原告登记的“株洞口对门”山场东至“小坑”（或“小路”）与第三人登记的“株洞口岙门”山场西至“界至路”东西毗邻。2014年，因第三人方在纠纷山场砍伐林木，双方对山场相邻界线的位置发生纠纷。2015年11月25日，原告作为申请人，向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裁决。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经现场勘查，并组织调解不成后，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决定土名株洞口岙门山场，四至，东至湾，南至岗顶，西至小路，北至下线车路湾、小路交叉点，该四至范围内的林权归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总厂大仰分厂大仰村叶大文所有。原告叶兴祝不服，向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上述处理决定。原告叶兴祝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山场东至“小坑”系东边直达山顶的小坑，但经本院现场勘察，靠近原告山场还存在另一条小坑，其所处位置是一个小山坳侧面，从地形、地貌看亦可以表述为小坑、小路或湾，与原告及第三人自营山证及2006年林权证上登记的“小坑”、“小路”、“界至路”地形、地貌均相符，原告主张其2006年林权证上的东至“小路”系错登，理由不充分。被告认定双方纠纷山场应按该条小坑为界，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的原则。另外，如按原告所指认的“小坑”为界，则不但包括了第三人叶大文的全部山场，导致叶大文的山场四至在实地无法座落，甚至还囊括了其他农户的部分山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景政林处[2016]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撤销理由尚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兴祝要求撤销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及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所作的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叶兴祝上诉称：一、上诉人户与第三人户在1982年分田分地分山，承包“包产到户”的时候，双方是同村同组林地界至相邻的同一集体组织的两户农户户主。按照当时包产到户，分田分地分山的政策将集体山地面积分配到各家各户时，是现场指界互认，没有画图，也没有实际测量图和面积记录的。上诉人户一家共有3.5个农民人口，共分到户有119亩，其中在纠纷山场有35亩（见林权证）。而第三人户只有一个人的农业人口林地，分在纠纷这片山场（纠纷地块朝山顶看去，在左手水沟之左侧）也只有10亩林地。四至是：“东至防火线，南至防火线，西至界至路，北至界至路”。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人叶大文的林地，四个方向中应有东南两个方向有防火线相连，而景宁县政府划归第三人的10亩山场（含左手方向的坡地在内，早超过10亩）的范围内，根本没有两条防火线相连或相邻（就山顶一个方向有防火线，与我方交界没有防火线）。景宁县政府将“没有两条防火线环围”的我家35亩林地面积，“强行”划归第三户一人种植砍伐所有，是侵权而且错误的。二、景宁县政府，丽水市政府，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三个权力机关，在处理本案时，都强调了“地形、地貌”，但都忽略了“防火线”的界至，标志物的特殊要求！从林权证看，第三人的林地，四至中有两个方向必须是防火线或相邻防火线；而上诉人的35亩林地范围内，四至都无需有“防火线”。故丽水中级人民法院及两级政府把图示的争执山林画图都决定给第三人的山林四至标志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个方向同时有“防火线”的痕迹的。可见，决定和判决都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在开庭尾声时，叫景宁县政府至现场再测量一下各方实际的山林面积。结果，上诉人并不知道测量结果，更不知道谁去测量，上诉人的山地面积四至点在何处？会不会定点太大？也不知道第三人的测量时的四至定点，是否会把（头朝山顶）第三人的左侧一大片已砍伐的山林面积（无证），不定在测量范围内。四、趁上诉之良机，上诉人不得不提一点相关事实：叶大文一方人员在纠纷未经裁判之时，更未经林业审批砍树，就把他们自己（左侧）山场和（我方范围）纠纷山场的林木不按交界线，全部砍光！还开着铲车，把山坡的树根全部掘光，以破坏原来的地形和地貌，也消灭非法砍树数量证据。结果，县政府、林业局就轻轻罚了他几千元钱，就放他一马了，让他过关了。而这次官司，让第三方人一赢，等于宣布：不经审批把树砍光，卖掉一大批，再毁坏现场也是合法的了。加上还能打赢官司，今后还不鼓励乱砍树木？才能打胜官司？此虽激话，但法官不能不重视社会效果！五、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后，我方上诉人还曾在各种场所，对纠纷山林的调解结案，甚至谦让分配，作出过诚恳的让步方案。但不知县府和一审法官为何一直坚持要让盗伐、滥伐林木者打赢官司？实在想不通。请求支持改判。景宁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作答辩。二审庭审时答辩称：一、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根据调查查明，林业总场大仰分场村原属东坑公社杨斜大队大仰第五生产队。自1966年12月大仰分场建场后，整个大仰村划入林场管辖，田、地、山林归大仰分场经营管理。之后，大仰分场划出田、地及一部分山场由大仰村经营管理。大仰村在行政隶属上为大仰分场下属一个生产队，经济上自负盈亏。大仰村在1986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全村132个人口分成四个大组，每个大组33人口。每个大组内又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大组3大片。大组内山林分配由各大组成员自己决定。上诉人叶兴祝与第三人叶大文属同一大组同一小组成员。该小组山场原则上按抽签分配，各户之间再按人口多少抽补平衡后登记造册，每户在3大片山场内都有穿插。在山场分配方案确定后，于1986年9月25日，大仰村将土名“株洞口对门”山场（东至小坑、南至界至线、西至界至线、北至坑）确定给上诉人叶兴祝户经营管理；土名“株洞口岙门”山场（东至防火线、南至防火线、西至界至路、北至界至线）确定给第三人叶大文户经营管理，并向各户制发了《自营山使用证》。在2006年山林延包换发证工作时，又将各户的《景宁畲族自治县自营山使用证》换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结合山场地形分析，上诉人叶兴祝户土名“株洞口对门”山场的东至与第三人叶大文户土名“株洞口岙门”山场的西至应为相邻界至。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1.景林证字（2006）第25010034（2—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2.景自营山证0001216号《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营山使用证》；3.景林证字（2006）第25010031（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4.《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5.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总场大仰分场的《证明》及附图；6.《现场勘验笔录》及《株洞口对门（株洞口岙门）纠纷山场现场勘查图》；7.叶兴祝、叶大文、王忠、周泽锐、叶永兰《调查笔录》；8.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总场大仰分场的《关于大仰村沿属的一些说明》等。二、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其处理程序合法。双方当事人自发生山林使用权纠纷后，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5日书面申请纠纷调处。县山林办于同月26日受理之后，经过实地察看、调查收集证据以及组织各方协调调解等，最终因未能调解达成协议而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三、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在分山时上诉人叶兴祝与第三人叶大文属同一大组内同一小组，上诉人的“株洞口对门”的山场的东至与第三人的“株洞口岙门”山场的西至应为相邻界至。根据现场勘查，双方争议山场的形状系上大下尖的插心降山场。插心降山场两边（东、西）都是山湾，山体下段部分有明显小坑。第三人户“株洞口岙门”山场西至所指“界至路”应为小路，其路边（西向）也确有明显山湾并与上诉人户山场相邻。而上诉人所主张的东至“小坑”所指第二条山湾与其本户山场不是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否则，第三人“株洞口岙门”山场就被全部包含在内。为此，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归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等规定，本案纠纷山场应以第三人叶大文山场西至“小路“为界线，界至范围内的林权归第三人叶大文所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丽水市政府答辩称：一、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要求撤销景宁县政府作出的景政林处[2016]1号《关于株洞口岙门山场林权纠纷处理决定》，于2016年12月9日向丽水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丽水市政府于同月12日立案受理。2017年1月24日审理终结，并作出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决定。受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作出后及时送达，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二、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东至与第三人西至坐落位置。经现场勘查，景宁县政府决定的第三人西至“小路”位置旁确有明显小坑存在。符合上诉人东至和第三人西至的表述，而上诉人主张的东至“小坑”并不是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该主张不能成立。丽水市政府作出的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叶大文在法定期限内未作答辩。二审庭审中述称同意被上诉人景宁县政府和丽水市政府的答辩意见。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作出的[2016]1号涉案处理决定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丽水市政府作出的丽政复决［2016］44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审理重点，进行了举证、质证、辩论。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山场东至“小坑”系东边直达山顶的小坑，但经原审法院现场勘察，靠近上诉人山场还存在另一条小坑，其所处位置是一个小山坳侧面，从地形、地貌看亦可以表述为小坑、小路或湾，与上诉人叶兴祝及被上诉人叶大文自营山证及2006年林权证上登记的“小坑”、“小路”、“界至路”地形、地貌均相符，上诉人主张其2006年林权证上的东至“小路”系错登，理由不充分。被上诉人景宁县政府认定双方纠纷山场应按该条小坑为界，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的原则。另查明，根据景宁县畲族自治县林业局对纠纷山场面积计算显示，如按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景政林处[2016]1号处理决定所指界线，上诉人林地面积为31亩，被上诉人叶大文的林地面积为12.5亩，与叶兴祝和叶大文自各的林权证上登记的面积相近；而如按上诉人叶兴祝所指认的“小坑”为界，则不但包括了第三人叶大文的全部山场，导致叶大文的山场四至在实地无法座落，甚至还囊括了其他农户的部分山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景政林处[2016]1号处理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维持。丽水市政府作出案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叶兴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叶兴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江 勇审判员 唐维琳审判员 王玉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