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二中行终字第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人民中路190号。
法定代表人马宾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永生，北京市德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宏达街19号。
法定代表人张子龙，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洪江，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王晓辉，该局干部。
原审第三人利时康（天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31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建平，天津知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上诉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4日受理，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滨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二中行终字第65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年11月28日重新立案审理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4）滨行初字第150号行政判决，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永生，被上诉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洪江、王晓辉，原审第三人利时康（天津）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峰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豫公司）于2009年4月13日在原天津市汉沽区注册林豫公司天津汉沽分公司，郭财顺任负责人，后又于2012年7月24日在塘沽注册了林豫公司天津分公司，也由郭财顺任负责人。2011年3月1日，原告向郭财顺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郭财顺为该公司在天津地区负责人，全权代表参加天津地区的工程活动及签署工程投标文件、合同、全权管理等相关事宜。2012年5月8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华与第三人利时康（天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时康公司）就“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签订了《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桩基础、建筑、结构、装饰装修工程、外檐装饰、采暖、强弱电、给排水、消防预埋、门窗工程等，详见施工图纸，包括旧有部分建筑拆除（已约定）及恢复，院内管网改建、院子修建、围墙及大门修整。”合同工期为2012年5月15日至2012年9月30日，共140天。合同造价为8000000元。后郭财顺代表原告（甲方）与林华、陈建辉（乙方）于2012年5月20日签订了《联营协议》，约定乙方必须隶属甲方统一编制的基层施工队伍，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领导、质量监督及安全管理，乙方必须自行组织成建制的、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及配套的施工组织管理机构。后陈建辉组织人员进行了工程施工。2013年5月18日，合同范围中的地基、主体、屋面、装修、电气、给排水等六个部分通过了竣工验收并办理了备案手续。2013年6月24日，陈建辉与李建峰分别代表施工方与建设方签署了《建筑公司未完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其中未完项目中包括未完路面。
2013年7月，陈建辉组织相关人员继续进行施工。2013年8月4日晚10时左右，在进行厂内道路铺设施工过程中，因施工临时照明用电设施及接线方式不符合要求，造成整个灯架带电，所用电线又未设置接地线，临时施工用电也未设置开关箱等保护措施，导致触电事故，造成现场施工人员宗宁、宗学会二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于2013年8月8日就该安全生产事故予以立案，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成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进行了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对施工现场的临时照明设备以及接线情况进行了技术鉴定。事故调查组于2013年11月10日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交了《林豫公司二人触电死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认为此次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原告在进行第三人院内道路铺设时，未按要求组织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没有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没有提供合格的临时照明设施和必要的安全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建议由被告按照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同月22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被告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津发安监管罚告（2013）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津发安监管听告（2013）9号《听证告知书》并同日送达原告，后原告于2013年12月5日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了津发安监管听通（2013）1号《听证会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会公告》并送达原告，并于2013年12月18日组织了听证。被告于2014年1月3日组织了集体讨论，后作出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19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于2014年1月7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2013年8月8日，陈建辉与第三人达成协议，约定由陈建辉负责办理与死者近亲属的赔偿事宜，事后双方再协商赔偿比例。事故发生后，原告委托陈建辉处理赔偿事宜，同意由第三人直接把赔偿费用从工程款中扣除。后陈建辉与死者宗宁、宗学会的亲属分别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一次性赔偿两名死者亲属共计1570000元，该款项已赔偿完毕。截止2013年8月8日，第三人共支付林豫公司工程款16笔，累计12825600元，领款人均为陈建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安监局）作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对本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对本辖区内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故本案被告开发区安监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体适格。在涉案事故发生后，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组织调查，在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对事故的性质及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在收到原告的听证申请后，组织召开听证会，召开行政处罚集体讨论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直接送达，其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应否成为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相对人、行政处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在利时康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范围包括院内管网改建、院子修建、围墙及大门修整等内容，其中院子修建虽与涉案事故所发生的厂内室外道路修建具体名称不一致，但实际施工仍由陈建辉负责，其之所以能够继续施工的前提系其与原告所签订的《联营协议》及第三人与原告所签订的施工合同。且《施工进度计划》中第17项为“室外道路、周边设计”，原告《施工进度报审表》中第47项为“室外道路管网围墙”，利时康公司提交的《建筑公司未完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中的未完项目中亦包括未完路面。关于原告主张的合同中约定的院子修建仅为意向，没有实际履行，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称未完成项目中包括未完路面恰能证明原告的施工范围不包括厂区道路路面施工项目的主张，如该项内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之内，则在已完成项目、未完成项目以及新增项目中均不应出现。根据查明事实，未完路面属于原告与利时康公司认可的未完成项目，故可以证明该项目系属于原告施工范围内的未完成部分。由此可见，发生触电死亡事故的室外道路施工部分属于原告的承包范围，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原告称其承包的工程早已通过竣工验收，施工队伍早已撤离利时康公司，但《竣工验收报告》中验收范围仅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及建筑屋面工程、建筑与结构、给排水与采暖、建筑电气等，并不包括院子修建、室外道路，且监理赵菁的询问笔录中解释了利时康公司并未将室外道路与管网监理工作委托其所在的天津市联合工程建筑监理有限公司监理，故室外道路工程也就不可能在《竣工验收报告》中体现，原告主张《施工进度计划》附表中的道路和管网恢复仅是恢复性的施工内容，并不是事故发生时的重新铺设道路，但原告并未就其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另，原告在事故发生后亦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陈建辉处理赔偿事宜，同意第三人将赔偿费用从工程款中扣除，亦能佐证原告应为涉案事故的责任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为诶诶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原告与无任何资质的林华、陈建辉签订联营协议书，将施工资质出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施工队伍；对院内道路铺设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缺失，没有对施工现场的施工组织、人员配备、施工设备设施、施工技术等施工条件进行有效管理；没有施工组织设计、没有配备专业电工、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临时照明设施；宗宁、宗学会等施工人员上岗前未经安全培训和考核，被直接安排上岗作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原告违法法定义务，造成2人触电死亡的一般事故，应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关于“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被告据此给予原告19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1月3日作出的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诉人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1、原审法院不采纳上诉人提交的核心证据，造成本案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上诉人提交的《图纸会审、设计变更、洽商记录》能够证明在2013年6月4日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完毕、上诉人离场后，原审第三人又在厂区内进行了暖气管网施工，导致此后涉案的道路施工，该道路施工与林豫公司无关，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错误；第二，上诉人补充证据《结算签收表》、《工程结算报价》能够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工程量不包括道路施工。2、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相关事实：第一，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竣工验收是对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进行验收，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6月4日涉案工程仅对主体所涉六项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这一事实错误；第二，原审法院认定《建筑公司未完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中未完项目在竣工验收后还需上诉人继续施工这一事实错误；第三，原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已支付上诉人工程款12825600元这一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认定道路施工为上诉人所为的证据皆为间接证据，导致事实不清。4、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上诉人，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被上诉人开发区安监局辩称：1、上诉人与无任何资质的林华、陈建辉签署了联营协议，将施工资质出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施工队伍，陈建辉作为上诉人在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未尽安全生产职责致使事故的发生，应当由上诉人及其天津地区的主要负责人郭财顺承担责任。2、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不真实，也不能证明涉案道路施工与上诉人无关；3、被上诉人提交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联营协议书》、调查询问笔录均是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利时康公司认为触电事故发生时路面施工属于上诉人的承包范围，虽然已经竣工验收但上诉人合同义务并未履行完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安监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以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履行的程序，适用的法律均无异议。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被上诉人所作被诉安监行政处罚认定上诉人为事故发生单位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被上诉人主张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在利时康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围内，该道路施工也是上诉人实施的，而且陈建辉代表上诉人对死者近亲属承担了赔偿责任，故上诉人为事故发生单位。上诉人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发生事故的道路工程，其在竣工验收后已全部撤场没有再进行道路施工，故上诉人不是事故发生单位，郭财顺作为上诉人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也不是事故发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原审第三人利时康公司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院子修建包括道路施工，竣工验收只是主体竣工，道路工程尚未完成，故上诉人是事故发生单位。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利时康公司（发包方）与林豫公司（承包方）于2012年5月8日就“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签订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属于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2、林豫公司（甲方）与林华、陈建辉（乙方）于2012年5月20日签订的《联营协议书》，证明林豫公司应对陈建辉的施工行为负责；3、《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审表》、林豫公司制作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审批表》及《施工进度计划》；4、《施工进度计划报审表》及《利时康二期工程进度计划》，证据3、4证明室外道路记载在施工进度计划中，属于林豫公司的承包范围；5、对现场施工人员于新来、现场技术负责人刘伍、混凝土供应人吴建岐、施工现场负责人陈建辉、林华、林豫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人郭财顺、利时康公司负责签订合同的高振起、利时康公司资财部长尚克忠、监理赵菁、王国庆、利时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峰、利时康公司职员李相莉、林豫公司职员贺天录等13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上述询问笔录综合证明林豫公司没有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的管理职责，且道路施工包含在合同中；6、利时康公司向林豫公司支付工程款明细23页，领款人均是陈建辉，证明陈建辉代表林豫公司负责利时康二期工程项目；7、陈建辉与两名死者亲属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及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陈建辉与利时康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陈建辉作为林豫公司涉案项目的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承担了对受害人的全部赔偿责任。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院子修建”没有施工图和预算，只是意向；合同专用条款第7、8条是指上诉人在工程完工后对施工过程中造成原有道路的损害进行恢复性施工，而非本案所涉混凝土道路施工，且道路修复也于竣工验收前完成；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诉人与林华队联营的范围就是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竣工验收后联营就结束了，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计划中的道路施工是指修复，且已在竣工验收前完成；认为证据5中于新来、刘伍、吴建岐的证言系听说，高振起、尚克忠、李建峰均系原审第三人的员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上述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言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陈建辉代表林豫公司；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陈建辉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的了以下证据：
1、利时康公司（发包方）与林豫公司（承包方）于2012年5月8日就“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签订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合同中工程承包范围没有明确包括道路施工；2、《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系原审第三人利时康公司招标文件，证明原审第三人招标预算中不包括道路施工；3、林豫公司2012年5月编制的《施工图预算书》，没有道路工程造价和预算，证明林豫公司承包范围不包括道路施工；4、2013年6月4日的《天津市建筑安装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证明林豫公司承包的工程已全部通过了竣工验收并在建设主管部门进行了备案，不存在原审第三人所称的竣工验收之后，上诉人对道路二次施工的事实；5、钥匙移交清单，证明林豫公司与利时康公司于2013年6月10日进行了交接，林豫公司的施工人员及机械设备全部撤离利时康公司厂区，没有再进行任何施工；6、《工程结算报价》及《结算签收表》，证明2013年7月5日林豫公司向利时康公司提交《工程结算报价》，2014年1月5日利时康公司工程负责人尚克忠进行了签收，该结算内容不包括道路施工项目；7、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于2012年6月10日共同制作的《图纸会审、设计变更、洽商记录》，内容为取消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暖气工程，证明利时康公司在竣工验收后又进行地下管网施工，导致了二次道路施工，竣工验收后的道路施工与林豫公司无关；8、陈建辉在原审庭审中的证人证言，陈建辉称2012年11月份“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就已完工，从完工后到2013年6月份都是在办理竣工验收所需要的文件，在6月份竣工验收后，利时康公司又聘请了另外一家暖气公司施工，在院内打了两百多口井，大面积开挖，进行管道铺设，到2013年7月底，利时康公司打来电话，让其对破损的道路进行修复，当时林豫公司的人员和机器都撤场了，于是其向利时康公司推荐了吴建岐；工地事故发生后，其之所以参与，是因为安监、公安、人社等五个部门施加了压力，威胁要逮捕他，此事故与林豫公司无关；合同范围内的道路没有水泥路，只是个修复，在2012年11月前就完成了，经过了甲方验收，出事的混凝土道路应该是吴建岐施工的；9、林豫公司用人名单及劳动合同，证明陈建辉不是上诉人单位员工；10、《建筑公司未完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系2013年6月24日利时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峰和陈建辉对工程增、减项和扣除工程款数额进行签字确认，其中未完项目有未完路面等，未完路面后面没有金额，证明上诉人的承包范围不包括厂区内道路施工；11、公证书及附件，系利时康公司工作人员李相莉于2014年9月4日给郭财顺发来的邮件，附件中含有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付款清单，清单备注双方确定的未完项目有院子路面，证明上诉人的承包范围不包括道路施工；12、陈建辉与两名死者亲属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陈建辉出具的证明、2014年10月14日农业银行出具的银行卡对账单及存、取款回单，证明死亡赔偿款是由利时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峰个人汇款到陈建辉账户，再由陈建辉转账给受害人家属，而林豫公司在整个过程中没出过一分钱，事故主要责任方是利时康公司；13、天津三华远豪机电工程安装有限公司证明，证明陈建辉在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竣工后即离开项目部，在天津三华远豪机电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工作，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5、6、8、13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2、4、7、10、12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1恰恰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包括道路施工；证据2原审第三人认可系其提供给上诉人的，亦认可施工图和招标控制价中均没有道路施工项目，但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价款实际是1500万元，招标控制价总价款是1400多万元，差额就是道路施工及绿化等的预算；证据4能够证明没有对发生事故的道路进行验收；证据7只能证明林豫公司没有进行暖气施工；证据10证明道路施工是在合同范围内，只有在合同范围内才会有未完项目的表述；被上诉人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结合联营协议恰恰证明林豫公司借照给林华施工队，原审第三人对证据9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陈建辉始终是林豫公司的负责人；被上诉人对证据11中的公证书无异议，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进一步印证了道路施工在合同范围内；被上诉人认为证据12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认为证据12的实际情况是林豫公司授权陈建辉代领工程款，故利时康公司支付陈建辉110万元。
原审第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利时康公司（发包方）与林豫公司（承包方）于2012年5月8日就“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签订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证明合同范围包括道路施工；2、《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审批表》及《利时康施工进度计划》，证明施工范围包括室外道路、管网、围墙建设；3、《建筑公司未完成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证明未完路面包含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及陈建辉是施工单位负责人；4、《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证明工程量预算总额为1473.3189万元，因招标控制价中没有包含道路草坪等项目，故包含道路草坪等施工项目后，双方合同价定为1500万元；5、竣工验收报告；6、会议纪要；7、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证据5～7证明竣工验收只是对主体工程验收；8、林豫公司营业执照，加盖林豫公司印章的陈建辉的身份证复印件；9、工程暂停令；10、天津开发区建设工程档案预验收证明；11、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表；12、付款凭证及清单，证据8～12证明陈建辉是林豫公司的项目负责人；13、原审第三人于事故发生后与案外人签订的小型建设施工合同及结款发票，证明事故发生后，林豫公司撤场，原审第三人找案外人对涉案道路施工，产生24万元工程费；14、上诉人给陈建辉的授权委托书，证明事故发生后，林豫公司委托陈建辉处理赔偿事宜，同意由原审第三人直接把赔偿费用从工程款中扣除。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虽然是双方签订的，但没有履行；对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能够证明道路施工是指道路修复，且该修复工作已在竣工验收前完成；证据3未完路面后无金额，能够证明道路施工无设计无预算，且确认表签订后无需再进行施工；证据4能够证明道路施工无预算；证据5能够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内容已全部完工并竣工验收；对证据6、7、13、1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8～12不能证明陈建辉是林豫公司的负责人。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合议庭经评议认为，被上诉人、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均是《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价款800万元，系经备案的合同，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价款1500万元未经备案，对其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联营协议书》能够证明林豫公司与林华、陈建辉签订联营协议，联营范围限于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4上诉人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证人证言能够证明事故发生经过，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未提出异议，现虽对于新来等证言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不能证明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是陈建辉代表林豫公司实施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7上诉人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4、10～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5、6系上诉人单方提供，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8陈建辉的证言与被上诉人对陈建辉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证据9、13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14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其他事实及程序证据，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1日，上诉人林豫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郭财顺为该公司在天津地区负责人，全权代表其参加天津地区的工程活动及签署工程投标文件、合同、全权管理等相关事宜。2012年7月24日林豫公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注册了林豫公司天津分公司，由郭财顺任负责人。2012年5月8日，林豫公司与利时康公司就“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签订了《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桩基础、建筑、结构、装饰装修工程、外檐装饰、采暖、强弱电、给排水、消防预埋、门窗工程等，详见施工图纸，包括旧有部分建筑拆除（已约定）及恢复，院内管网改建、院子修建、围墙及大门修整。”合同工期为2012年5月15日至2012年9月30日，共140天。合同造价为8000000元。“合同专用条款”第7条“发包人工作”中第（2）项记载“施工场地内施工道路、场地平整及障碍物的清除工作由总承包人负责，费用已经含在投标报价中”；第8条“承包人工作”中第（7）项载明“承包人对工地现场影响范围的地下管线、道路、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等采取必要的保护、加固措施，施工结束后进行必要的维修，确保正常使用和安全，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在该建设工程施工图中没有道路工程的设计，利时康公司出具的《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中也没有道路施工的报价。2012年5月20日郭财顺代表上诉人林豫公司（甲方）与林华、陈建辉（乙方）签订了《联营协议书》，联营的范围是“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约定乙方必须隶属甲方统一编制的基层施工队伍，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领导、质量监督及安全管理，乙方必须自行组织成建制的、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及配套的施工组织管理机构。后陈建辉组织人员进行了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施工。2013年6月4日，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通过了竣工验收并办理了备案手续。2013年6月24日，陈建辉与利时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峰分别代表施工方与建设方签署了《建筑公司未完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其中未完项目中包括未完路面，其后无金额，最终双方认可余款62.629万元从工程款中扣除。
2013年8月4日晚10时左右，在进行利时康公司厂内道路铺设施工过程中，因施工临时照明用电设施及接线方式不符合要求，造成整个灯架带电，所用电线又未设置接地线，临时施工用电也未设置开关箱等保护措施，导致触电事故，造成现场施工人员宗宁、宗学会二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8日就该安全生产事故予以立案，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成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同日，陈建辉与利时康公司达成协议，约定由陈建辉负责办理与死者近亲属的赔偿事宜，事后双方再协商赔偿比例。陈建辉与死者宗宁、宗学会的亲属分别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一次性赔偿两名死者亲属共计1570000元，该款项已赔偿完毕。2013年11月10日事故调查组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交了《林豫公司二人触电死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认为此次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林豫公司在进行利时康公司院内道路铺设时，未按要求组织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没有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没有提供合格的临时照明设施和必要的安全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建议由被上诉人按照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同月22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津发安监管罚告（2013）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津发安监管听告（2013）9号《听证告知书》，并同日送达上诉人林豫公司，2013年12月5日上诉人提出听证申请。2013年12月9日被上诉人作出了津发安监管听通（2013）1号《听证会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会公告》并送达上诉人。2013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举行了听证，并于2014年1月3日组织了集体讨论。2014年1月3日，被上诉人作出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上诉人林豫公司罚款190000元人民币的处罚，并于2014年1月7日送达上诉人。上诉人不服，提起行政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林豫公司为事故发生单位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首先，从本案关键证据《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看，合同工程范围约定了“院子修建”，对于道路施工没有明确清晰的表述，从合同专用条款看承包方林豫公司承担的是“施工结束后进行必要的维修”的责任，也没有铺设混凝土道路的表述。而且庭审中发包方利时康公司和承包方林豫公司均认可该建设工程施工图中没有道路工程的设计，利时康公司的《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中也没有道路工程的报价。其次，从证人证言分析，利时康公司负责洽谈合同的负责人高振起在2013年8月5日的笔录中陈述“项目内容是原有厂房基础上扩建一个二层厂房，同时恢复由于施工造成院内管线、路面、院墙的破损，这是合同签订初始与林豫公司谈的内容”。陈建辉在笔录中表示“合同中约定的室外道路是恢复因施工破损的道路，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是铺设混凝土道路，二者不是同一个工程。”此外，监理公司的负责人赵菁在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表示室外道路与管网不在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监理范围内。第三，涉案利时康公司二期工程在2013年6月4日进行了竣工验收，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第五条规定，竣工验收意味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此时林豫公司与利时康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审第三人虽然主张合同仍未履行完毕，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从2013年6月24日陈建辉与利时康公司签署的《建筑公司未完项目及增加项目确认表》看，该确认表中未完路面虽然在未完项目中，但其后没有扣减金额，佐证了合同签订时对道路工程没有设计和预算，并且现已作为工程减项进行结算，不再需要林豫公司进行施工。第四，虽然被上诉人提出施工进度计划中包含“室外道路”，但结合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这里的“室外道路”是指发生事故的道路工程，而且按照该施工进度计划，“室外道路”的施工应当在竣工验收前完成，而本案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是在竣工验收后进行的，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不能证明发生事故的道路施工在合同范围内。最后，虽然被上诉人提出陈建辉作为林豫公司的施工负责人与两名死者亲属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但陈建辉同时也与利时康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陈建辉先负责赔偿事宜，此后双方再协商赔偿责任分担比例，故不能因陈建辉与死者亲属签订了赔偿协议就认定林豫公司是事故责任主体。
综上，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林豫公司是事故发生单位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错误，应予撤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行初字第15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津发安监管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伟
代理审判员 兰芳
代理审判员 陈艳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胡鑫
速 录 员 崔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