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7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海方，男，汉族，1951年8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笃，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玉梅，女，汉族，1952年12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笃，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华清，男，194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吴华清之子），197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波，湖北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与被上诉人吴华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海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笃，王万笃并作为上诉人唐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吴华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江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上诉请求：1、改判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新公司）和魏海方共同承担责任；2、改判唐玉梅不应承担责任；3、不支持“利滚利”计算复利；4、合理分摊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没有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通常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谁的名义借款，就由谁来还。但是，这一基本原则存在一定的例外，一审错在没有考虑例外。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前些年，由于中小企业贷款难，又顾忌企业借贷的禁止性规定，很多企业便采取“曲线借贷”的办法，进行民间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魏海方是汇新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融资工作。魏海方向吴华清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是职务行为，是表见代理，吴华清是明知的。汇新公司愿意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同意承担还款责任，是为债的加入，本应予以准许。一审法院仅从合同相对性原则一般情形理解，认为借条以魏海方个人名义写的，就按一对一认定魏海方与吴华清构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把汇新公司排除在外，错误认定魏海方是唯一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应为汇新公司，魏海方对债权人的责任不能免除，汇新公司与魏海方同为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一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对二构成合同相对方的情形，并未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把汇新公司排除在外，认定魏海方是债务人，导致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与事实不符，显失公正。魏海方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非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判唐玉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汇新公司的收据存根显示，向吴华清借款本金实为80,000元，约定年利率基本在30%，超过法律规定限度不多，按约定利率不计复利，与魏海方负责结算换成最后的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基本相等。换成新借条前，汇新公司已给吴华清支付了本息171,646元，余额210,000元，明显是利滚利计算的复利，应当剔除。魏海方出具借条的时间在2012年2月27日和2012年3月21日，给吴华清还款10,000元的时间在2012年10月16日，借条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一审肯定了视为不支付利息，魏海方明确表示为还款，吴华清说成是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又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的结论，认定为自愿履行自然债务，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吴华清辩称，借款相对人是魏海方，吴华清与汇新公司没有任何往来，魏海方的资金使用情况与吴华清没有关系；唐玉梅应对魏海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不存在利滚利的情形，也不应由吴华清分担诉讼费用；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吴华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魏海方、唐玉梅连带向吴华清偿还借款本息合计34.86万元；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由魏海方、唐玉梅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华清与魏海方原系同事关系，魏海方与唐玉梅于1977年4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5月7日登记离婚。
2012年2月27日，魏海方向吴华清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吴华清人民币10万元整”。同年3月21日，魏海方在上述借条的同一张纸的下方再次书写借条，载明“今借到吴华清人民币11万元整”。
一审庭审中，吴华清的特别授权代理人自认，2012年10月16日，魏海方委托他人向吴华清支付过1万元的利息后再未偿还过任何的本息；魏海方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汇新公司通过魏海方向吴华清还过钱，具体金额不清楚，也未提交相应还款证明。
2014年7月11日起，吴华清多次向魏海方发送催款短信，均未得到回复。
一审庭审中，吴华清提交了2011年9月27日、2011年10月21日汇新公司开具的两张收据（第二联交顾客）复印件，收据载明，交款人吴华清，借款金额均为10万元，年息25%。吴华清称该收据原件在汇新公司，因汇新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故不能提交相应原件。吴华清另提交了2015年4月2日汇新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魏海方退休后受聘于汇新公司，在我公司售楼部工作，负责管理吴华清的资金收付及结算”。吴华清称自己与汇新公司之间从无债权债务关系，从未向汇新公司出借款项，也从未收到过汇新公司开具的任何收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魏海方向吴华清出具了借条，借条是借、贷双方在履行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在借贷现金活动中使用借条的情形最为普遍，借款合同关系是出具借条行为的基础关系，借条不仅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证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对出借义务的履行，着重确认的是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它是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最重要的凭据，这种认定正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交易习惯做法的尊重与认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自有其合理的法理基础。一般情况下，只要出借人出示的借条是真实有效的，其就完成了举证责任，因为借条是民间借贷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有效的借条就代表着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书面凭证。只要无相反证据，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即应支持出借人的诉讼请求。
魏海方认为本案实际借款人是汇新公司，本案借条上落款为“魏海方”，相关借条上并未加盖汇新公司的印章，魏海方亦非汇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缺乏吴华清直接向汇新公司交付借款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认定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为魏海方，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魏海方与吴华清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借款行为是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客观事实，而借款用途则是借款人单方自行处分所借款项的主观动机，二者的含义不同。借款行为的客观性不因借款用途的主观性而改变。即使涉案借款用于汇新公司，也只是魏海方的借款用途而非其借款行为。因此，目前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魏海方的行为系履行汇新公司的职务，魏海方请求追加汇新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2011年9月27日、2011年10月21日汇新公司开具的收据显示内容的认定。该收据由魏海方向法院提交，拟证明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汇新公司而非魏海方的事实，首先，该收据为复印件，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即使该收据真实存在，从收据显示的时间上分析，其形成于魏海方出具的借条之前，与借条的涉案借款缺乏时间的关联性；从收据显示的金额上分析，即与借条合计金额不符，也与魏海方主张的实际借款为8万元不符，且收据为利滚利的复利之主张不符合一般人理解出借能力的逻辑性；从收据显示的第二联“交顾客”分析，该凭据由“代表”收款单位的魏海方持有则有违财务管理的原则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该收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关于魏海方提供的2015年4月2日汇新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其系汇新公司授权，但该证明仅盖有汇新公司的公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的人签名或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的规定，该证明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涉案借款数额的认定。本案中二张借条的合计金额为21万元，魏海方、唐玉梅虽异议该合计金额并主张其为复利计算的事实，却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所提交的收据，虽拟证明借款人的主体，但却相反地证明吴华清具有相应的出借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魏海方、唐玉梅对异议借条合计金额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魏海方、唐玉梅认为无借款的实际交付行为即以利滚利形成的借条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吴华清和魏海方在借条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之规定，吴华清要求魏海方承担自2012年3月22日起算至2014年12月22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共计13.86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吴华清自认魏海方向其曾偿还1万元利息，债务人在自愿的情况下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自然债务，法律虽不强制履行但在自愿履行后即维护履行效果,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目前该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给付人不得请求返还，受领人得受领并保有给付的债，而债务人无权要求债权人再返还或冲抵借款。如果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并支持返还或抵扣借款，有损害债权人利益和公权力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忽视当事人处分权之嫌。
关于魏海方与唐玉梅责任的认定。魏海方与唐玉梅登记离婚的时间为2014年5月7日，而涉案借款借条记载的时间均在此时之前，于其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魏海方、唐玉梅应连带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魏海方、唐玉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吴华清借款210,000元；二、驳回吴华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29元减半收取3,264.5元，财产保全费2,263元，均由魏海方、唐玉梅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魏海方及唐玉梅提交的收款收据两张及现金账均无吴华清确认签名，仅为其单方出具，本院不予采信；证人书面证言仅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吴华清主张魏海方向其借款21万元，并提交了借条及部分取款凭证予以证明，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魏海方借款的事实。魏海方对借款数额有异议以及主张实际借款人为汇新公司，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魏海方向吴华清借款共计21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吴华清自认魏海方向其还款10,000元，应当视为偿还本金。魏海方主张其已还款本息171,646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魏海方及唐玉梅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魏海方与吴华清将借款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魏海方及唐玉梅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吴华清知道该约定的情况，故在魏海方及唐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魏海方所负债务，为魏海方及唐玉梅的共同债务，应由魏海方及唐玉梅共同偿还。故魏海方及唐玉梅上诉主张唐玉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魏海方、唐玉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吴华清借款200,000元；
二、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吴华清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529元，减半收取3,264.5元，由吴华清负担1,114.5元，由魏海方、唐玉梅负担2,150元；财产保全费2,263元由魏海方、唐玉梅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6,529元，由吴华清负担50元，魏海方、唐玉梅负担6,47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