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龙民一初字第61号原告：闵杰，男，1964年8月5日生，汉族，住吉林市昌邑区。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住所：吉林市船营区。负责人：朱评，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曲爱民，该行职员。委托代理人：王晓慧，该行职员。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住所：吉林市龙潭区。负责人：马立军，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李铁民，该行职员。原告闵杰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吉林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吉化支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闵杰和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曲爱民、王晓慧、工行吉化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铁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闵杰诉称：一、被告应给却没有给我应得的劳动合同书。我于1983年参加工作，1989年进入被告处工作。1998年7月30日，我与被告签订了至2001年7月29日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一直由被告保管，没有给我一份。到了2001年夏天劳动合同到期。劳动合同解除后，被告也没有把劳动合同书给我。二、被告违法和违约解除劳动合同。2000年底至2001年春节左右，被告在各种会议上传达和学习工行总行有关“实施下岗培训、减员增效、自谋职业”等文件的政策精神，并称此文件精神的做法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但一直都未让我们看到文件。后上访时，两名被告分别先后向我出具了《关于对闵杰同志上访诉求的答复意见》和《关于对闵杰同志上访诉求的答复》，两个答复均提到了工商银行总行《关于印发的通知》文件，该文件实质就是被告《工商银行非法裁员方案》。被告故意隐瞒违法、违约非法裁员的事实真相，采取各种欺诈、欺瞒、恐吓、乘人之危等手段，以自谋职业申请书这一合法形式掩盖被告非法裁员的非法目的，原告在不明事实真相违背自己真实意愿和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出于对工商银行的信任，被迫按被告的统一要求，必须自己抄写一份申请书，被迫在被告提供的所有材料上签字。同时，被告向我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三、适用法律效力的规定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是法定的有效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八条、《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五条、《吉林省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可以确定被告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是法定的有效凭证。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书》第十五条，可以认定《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书》中的解除劳动合同书和原告被迫按被告的要求所抄写的自谋职业申请书，劳动合同书中的解除劳动合同书所谓“协商一致”是被告伪造的。另外，被告没有按规定为原告办理职工医疗保险登记转移手续和失业登记，导致我享受不到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和不能领取失业金。四、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范围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劳动合同书》第十二条第一款，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标准进行给付。五、2001年被告处没有下岗人员。被告偷换概念，故意混淆自谋职业与企业经济性裁员、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自愿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这四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我没被扣除任何费用，并且《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自谋职业人员审批表》中也附有我被迫抄写的自谋职业申请书，审批表中被告支付给我的现金总额及各分项明细金额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有关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一方面说明被告是认可我是“自谋职业”，而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解除合同”，另一方面说明被告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违法违约非法裁员。同时《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自谋职业人员审批表》不是我本人填写，也不是我亲自签名，表上办理下岗手续的时间也是伪造的。综上，被告所说我是自愿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被告就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且不用发给我一次性再就业安置费。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追求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被告不用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解除我的劳动合同，却非要多花钱解除我的劳动合同，这与被告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相悖的，也不符合常理。唯一的解释就是被告违法、违约、非法裁员。六、2001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被告故意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劳动合同书》写成《劳动合同法》。七、因为被告不是国有破产企业，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和《劳动合同书》第十条第四款规定的条件，故《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内容）直接证明被告解除同我的劳动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和《劳动合同书》的约定，是非法裁员，应该是无效的，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工行吉林分行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违约、无效，工行吉化支行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工行吉林分行恢复原告在工行吉林分行的工作；3、判令被告工行吉林分行因违法和违约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等规定支付给原告恢复正式工作前即从2001年3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五险一金、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及所有上述金额的利息、投资性收益、工资的25%罚金、上访期间的支出费用、应返还的集资购房款、供热费、交通费、防暑降温费、劳动保护待遇等各项经济赔偿金3，143，293.59元（含应扣个人所得税和个人应缴各项费用）；4、判令被告工行吉林分行按国家或工商银行的规定，恢复或补办和补缴五险一金、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所有各种保险和其他应有待遇的各项登记手续和费用。被告工行吉林分行辩称：一、原告告诉与事实不符。原告于2001年1月15日自愿申请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2001年1月27日，我行经研究同意，通知原告从2001年2月28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原告发放了经济补偿金7.8万余元，我行没有采取任何欺骗、胁迫手段迫使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我行自1994年1月起，为原告办理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手续。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我行一直按月足额为原告缴纳了养老保险金，直至2001年3月，劳动关系终止后，我行为原告办理了养老保险移转手续，不存在未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问题。二、原告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申请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1年1月15日，领取经济补偿金时间为2001年1月27日，我行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01年1月27日，实际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01年2月28日，时隔10余年原告现在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早已超过法定的时效期间。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即使是2008年5月1日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也仅仅为1年。吉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超出法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要求判决解除劳动合同无效，恢复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我行是根据原告自愿申请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我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在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后，时隔10余年，又提出恢复劳动关系，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依据。四、解除劳动合同时我行已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要求支付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我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已按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给予原告一次性经济补偿。该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我行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原告要求我行支付赔偿金，无任何法律依据。五、我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已为原告参加了相应的社会保险，并办理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原告在劳动关系终止十余年后要求恢复或补办补缴五险一金没有法律依据。1、基本养老保险问题。我行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我行为原告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并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关系终止后，养老保险关系的接续和缴费与我行无关。2、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根据吉林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关于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启动的通知》（吉市医保经字【2001】3号）文件精神，吉林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2001年5月10日才启动，而且首先改革市直机关公费医疗制度，试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就是说原告与我行解除劳动关系时，吉林市尚未启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用人单位根本无法为劳动者参加医疗保险，根本不存在我行为原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更谈不上补交医疗保险金。3、失业保险问题。原告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当时实行的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不属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范畴。4、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问题。按照有关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政策、法规规定，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由单位按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女职工生育、职工工伤依法享受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即非女职工，也非工伤职工，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都与原告无关。而且，工伤保险条例也是2004年颁布实施的，此时，原告早已与我行解除了劳动关系。5、至于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愿办理，不属于法律法规强制保险，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则属于商业保险，更不在法律法规强制之列。因此，原告在劳动关系终止十余年后要求恢复、补办、补缴五险一金，无任何法律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多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案是劳动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不适用于本案。原告提出的300多万的项目中，关于赔偿损失问题，如果判决我行为其补发工资和五险一金，原告就不存在损失问题，本案不存在投资收益，投资收益不应在劳动争议中解决。25%罚金的问题，如果恢复合同就存在这个问题，只有在合同违法解除或没有得到补偿金才存在25%罚金。返还购房款是合同纠纷范畴，不是劳动争议。原告说自己交了4万多，要求返还3万多不可能；劳动保护、交通费都包含在工资中。上访的费用与本案无关，原告诉讼计算有多处重复计算。综上，原告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后，时隔多年又反悔，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进而提出补缴五险一金，给予经济赔偿等无理要求，于法无依。况且，原告超过法定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辩称：一、我行不是劳动合同当事人，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本案涉及的劳动合同是由我行的上级行，也是本案另一被告工行吉林分行与原告签订的，我行并不是劳动合同的当事人，而且本案涉及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和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均由工行吉林分行主导和实际操作。因此，我行不应成为本案被告。二、原告告诉与事实不符。原告于2001年1月15日自愿申请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2001年1月27日，经工行吉林分行研究同意，我行书面通知原告从2001年2月28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原告发放了经济补偿金7.8万余元。我行没有采取任何欺骗、胁迫手段迫使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自1994年1月起，工行吉林分行为原告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一直按月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直至2001年3月劳动关系终止后，工行吉林分行为原告办理了养老保险移转手续。不存在未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问题。三、原告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申请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1年1月15日，领取经济补偿金时间为2001年1月27日，我行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01年1月27日，实际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01年2月28日，时隔10余年原告现在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早已超过法定的时效期间。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即使是2008年5月1日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也仅仅为1年。吉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超出法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原告要求判决解除劳动合同无效，恢复劳动关系，没有法律根据。原告是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工行吉林分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在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后，时隔十余年，又提出恢复劳动关系，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依据。五、解除劳动合同时工行吉林分行已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要求支付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工行吉林分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已按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该办法第五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我行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原告要求我行支付赔偿金，无任何法律依据。六、工行吉林分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已为原告参加了相应的社会保险，并办理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原告在劳动关系终止十余年后要求恢复或补办补缴五险一金没有法律依据。1、基本养老保险问题。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行吉林分行为原告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并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关系终止后，养老保险关系的接续和缴费与我行和工行吉林分行无关。2、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根据吉林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关于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启动的通知》（吉市医保经字【2001】3号）文件精神，吉林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2001年5月10日才启动，而且首先改革市直机关公费医疗制度，试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就是说原告与工行吉林分行解除劳动关系时，吉林市尚未启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用人单位根本无法为劳动者参加医疗保险，根本不存在我行和工行吉林分行为原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更谈不上补交医疗保险金。3、失业保险问题。原告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当时实行的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不属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范畴。4、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问题。按照有关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政策、法规规定，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由单位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女职工生育、职工工伤依法享受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即非女职工，也非工伤职工，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都与原告无关。而且，工伤保险条例也是2004年颁布实施的，此时，原告早已与工行吉林分行解除了劳动关系。5、至于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愿办理，不属于法律法规强制保险，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则属于商业保险，更不在法律法规强制之列。因此，原告在劳动关系终止十余年后要求恢复、补办、补缴五险一金，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我行并非劳动合同当事人，原告将我行列为被告主体错误。原告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后，时隔多年又后悔，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进而提出补缴五险一金，给予经济赔偿等无理要求，于法无依。况且，原告超过法定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工行吉化支行作为被告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本案的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进行了认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工行吉林省分行自谋职业审批表，证明原告与工行吉林分行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工行吉化分行工作；根据劳动合同书第十条第四款，工行吉林分行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根据劳动合同书第十二条第一款的约定，被告应当给其经济补偿金，并不是不应给却给了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不是其自愿的；审批表上办理下岗手续时间2001年1月14日的时间是伪造的。被告工行吉林分行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1无异议，其他问题均有异议，证明不了原告要证明的问题。关于证明问题2，合同第12页解除劳动合同书是原告自己签字，同意解除劳动合同，是双方协商解除合同，不是裁员。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款”系工作人员笔误，银行的劳动合同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审批表是内部审批表，不需要原告书写，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了多给原告经济补偿才给原告靠的相关政策，所以在通知书第一行写的“撤并”，同时根据的劳动合同书第十条第四款，但实际是双方协商解除的劳动关系，为了多给原告经济补偿。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同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被告工行吉林分行与原告之间劳动关系表示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该事实予以确认。2、解除劳动关系职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手续登记表、被告工行吉化支行给原告个人出具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续保手续的通知条，证明这两份证据能证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效力大于劳动合同书中解除劳动合同书。被告工行吉林分行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仅仅能证明被告给原告办理了养老保险手续和转移手续，证明不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效力大于劳动合同中解除劳动合同书。解除合同书是合同组成部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为了原告领取经济补偿、社会保险的凭证。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同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的待证问题，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同时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3、关于对闵杰同志上访诉求的答复意见（2012年5月4日）、关于对闵杰上访诉求的答复（2013年1月10日）、关于闵杰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2013年1月22日），证明被告不是为了多给经济补偿，是根据自谋职业文件，同时证明原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工行吉林分行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在2012年前曾主张过权利，从2001年至2012年间主张权利的证明没有。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同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吉林市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的档案里没有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工行吉林分行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是为了办社保，不是移交必须放档案里的，正常应该是原告去办社保，拿着社保、失业登记的相关手续放在档案里，原告没办理所以他的档案里没有这些东西。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同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评判。5、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书送达证明，证明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工行吉林分行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从裁决书时间来看，原告是在2015年提起申请的，但他2001年解除的劳动合同，按规定原告应当在解除劳动关系60日内就提出申请。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同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的待证问题，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被告工行吉林分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申请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吉林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文件、工银发【2000】99号文件，证明我行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法，也不违反合同约定；原告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非我行强迫；解除劳动合同时，我行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失业生活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我行已为原告足额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2001年5月10日启动的，当时我行与原告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我行内部文件规定，员工自愿办理自谋职业，并规定了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和补偿标准。其中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劳动合同与原告举证一致，另外申请书是原告本人书写的。工银发【2000】99号中第三条两款规定，原告均不符合该情形，第四条规定中也不包括原告的情形，当时为了照顾原告，就按照政策靠在撤并机构一项中，目的是为了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及相关待遇。第三章办理程序第五条规定需本人书写申请书。原告质证后表示对劳动合同关系无异议，认为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违约；申请书是我被迫写的，被告欺诈其写的，如果其是自愿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上为什么不是自愿解除；支付经济补偿金无异议，钱其全部收到了，收到78，126.04元；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确实为我交了养老保险，但我要求的是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医疗中心文件无异议；工银发【2000】99号文件本身是违法的，我既然不符合情形为什么为我办理手续。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2、（2007）船民一初字第628号民事判决书、（2007）吉中民一终字第1105号民事判决书、（2008）吉民监字第54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07年与本案原告同时申请解除劳动合同自谋职业的陈翠华等人曾因相同事由起诉我行，法院均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为由驳回其诉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以同样理由驳回再审申请。原告质证后表示不能证明原告知道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判决书引用的法条已经不适用，应引用新的法条；我提起的是民事诉讼，不是劳动仲裁。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向其说明真实情况，存在欺诈行为，其认为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是2011年发现其权益受损的，2012年、2013年一直在上访，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质证后表示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评判。被告工行吉化支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和本院的认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8年7月30日，原告闵杰与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1998年7月30日至2001年7月29日，工作地点在被告工行吉化支行。该合同书于1999年4月15日经吉林市劳动局进行了鉴证。2001年1月15日，原告闵杰自愿申请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合同。后双方协商同意于2001年2月28日解除此合同。原告闵杰于2001年1月27日领取了工行吉林分行发给的剩余基本生活费23，126.04元、安置费10，000.00元，经济补偿金45，000.00元，共计78，126.04元。2002年1月11日，被告工行吉林分行为原告闵杰办理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手续。2012年开始，原告闵杰到被告工行吉林分行、工行吉化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等部门进行上访，要求恢复工作并给予经济赔偿，被告工行吉林分行、工行吉化支行及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信访办公室都进行了答复，均认定原告闵杰要求恢复工作并给予经济赔偿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后原告闵杰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月8日作出吉市劳人仲不字【2015】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原告闵杰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原告的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仲裁申请时效，且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届满，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时效制度。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即丧失胜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五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闵杰于2001年1月27日收到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并领取经济补偿金、剩余生活费及安置费后，于2001年2月28日与被告工行吉林分行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书。此时原告所称因解除劳动合同及相关经济补偿金、生活费等所致权利损害就已应知道。而关于原告所诉的保险问题，被告工行吉林分行在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后，于2002年1月11日为原告闵杰办理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手续，至此时就原告称该种损害，其也应已知道。此时，原告申请仲裁的期限亦应起算。而原告除能证明自己于2012年开始找被告工行吉林分行、工行吉化支行、吉林省分行等相关部门主张权利以外，并未举证证明自己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曾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也未能举证证明这期间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可致仲裁申请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正当理由。综上自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原告未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此十年的时间里，原告作为权利人没有行使权利，其权利就不能得到民事司法保护。据此，原告的仲裁申请确已超过法定的六十日期限，也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依法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闵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闵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安 巍代理审判员  徐修铭人民陪审员  黎亚杰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崔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