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再终字第089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1，男，1938年5月3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2，男，1963年3月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3，女，1960年3月2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4，男，1971年8月5日出生。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本士，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沈晶，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1，男，1957年4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2，男，1983年2月22日出生。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梅园，北京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高×3，女，1965年3月2日出生。
上诉人周×1、周×2、周×3、周×4与被上诉人高×1、高×2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22737号民事判决，并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1783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审判决。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本案。原审法院经再审作出（2015）朝民再初字第03366号民事判决。三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1、周×2、周×3、周×4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本士、被上诉人高×1、高×2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梅园、高×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周×1、周×2、周×3、周×4诉至原审法院称：金××系北京酿酒总厂退休职工。位于北京市×区×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金××承租单位的公房。高×1与金××女儿周×3原系夫妻关系，高×2系高×1与周×3之子，双方多年前已经离婚。1996年左右，由于高×1及高×2住房紧张，金××让他们二人暂住在涉案房屋内，一直居住至今。现高×1与高×2在×区×街×号院×号楼×号有房屋一套，故金××原审起诉要求高×1和高×2将涉案房屋腾退并返还。因金××已经去世，我四人是金××的继承人，而且根据金××与涉案房屋出租方北京酿酒总厂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之规定，应该由我四人即周×1、周×2、周×3、周×4继续承租房屋，故起诉要求高×1、高×2腾退涉案房屋并返还给周×1、周×2、周×3、周×4。
原审被告高×1、高×2辩称：不同意周×1、周×2、周×3、周×4的诉讼请求。高×1与金××的女儿周×3原是夫妻关系，二人结婚后，高×1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迁入×号房屋内，这个房屋是北京酿酒总厂的宿舍。后来该房拆迁，单位考虑到高×1一家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而且他们的户口也在这里，符合单分房子的条件，所以单位就将涉案房屋分给了高×1一家。单位出具的证明、当时拆迁安置负责人朱×的证人证言、部分拆迁安置户的证明、原二审期间法院的调查笔录等均可以证实涉案房屋是分配高×1一家的回迁房。1993年回迁的时候，高×1就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而涉案房屋承租人不是高×1的原因，是因为涉案房屋是单位的公房，金××是北京酿酒总厂的职工，而当时高×1和周×3都没有工作，考虑到高×1和周×3无法承担供暖费，所以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写成了金××，但是金××从来没有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户口也没有在涉案房屋内，而且其已经在顺义区分得2套住房。2005年北京酿酒总厂变更为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依据北京酿酒总厂（甲方）与金××（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十条的规定：“当甲方变更时，本合同同时中止”，所以，当北京酿酒总厂2005年发生变更时，该厂与金××签订的租赁合同即已中止。合同中止后，金××和周×1、周×2、周×3、周×4均未与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而高×1、高×2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已经与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故金××和周×1、周×2、周×3、周×4在没有变更承租关系的情况下，无权主张返还原物。此外，2010年7月1日金××已经去世，但其代理人并未告知法院，造成原一审法院判决出现程序错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上述情况，高×1、高×2有权继续使用涉案房屋，故不同意周×1、周×2、周×3、周×4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金××原承租的平房拆迁后，由原北京酿酒总厂分配给周×3、高×1、高×2三人的回迁房，三人作为被安置人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现周×1、周×2、周×3、周×4要求高×1、高×2二人腾退并返还涉案房屋，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周×1、周×2、周×3、周×4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后，周×1、周×2、周×3、周×4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判认定诉争房屋系“由原北京酿酒总厂分配给周×3、高×1、高×2三人的回迁房，三人作为被安置人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错误，高×1、高×2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是拆迁安置协议；在与周×3的离婚诉讼中，高×1自己陈述诉争房屋系金××承租；金××承租的平房被拆迁安置所得房屋仍由金××承租，原判认定系“由原北京酿酒总厂分配给周×3、高×1、高×2三人的回迁房”明显具有逻辑错误；诉争房屋系金××承租的原北京酿酒总厂的公有住房，与周×3、高×1、高×2无关；在高×1、高×2无法证明诉争房屋系“由原北京酿酒总厂分配给周×3、高×1、高×2三人的回迁房”，也没有提供诉争房屋为周×3、高×1、高×2三人承租的证据的情况下，我方所提供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高×1在离婚诉讼中的陈述证明力更强，现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方原审诉求。高×1、高×2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金××（2010年7月1日去世）生前与周×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二子一女，分别是周×2、周×4、周×3。周×3与高×1原系夫妻关系，并育有一子即高×2。
金××原承租北京市×区×平房一间，该平房系原北京酿酒总厂（现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的宿舍。后该平房拆迁，由原北京酿酒总厂安置两套房屋，登记的房屋承租人分别是周×1、金××。涉案房屋即是登记在金××名下的安置房屋。金××与原北京酿酒总厂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租赁期限内，乙方外迁或死亡，乙方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涉案房屋自回迁安置后即由周×3、高×1、高×2居住。1999年2月11日，周×3与高×1经法院调解离婚，高×2由高×1自行抚育。后周×3搬离涉案房屋，高×1与高×2继续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至今。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系原北京酿酒总厂，金××系该厂退休职工，高×1及周×3均非该厂职工。
金××为要求高×1、高×2返还诉争房屋，将其二人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0年7月19日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22737号民事判决，高×1、高×2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于2010年11月11日作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17834号民事判决。后二中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二中民监字第10969号民事裁定，对（2010）二中民终字第17834号案件提起再审。因金××已于原一审期间死亡，再审期间其诉讼地位依法由其继承人周×1、周×2、周×3、周×4承继。二中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1185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0）二中民终字第17834号民事判决及（2010）朝民初字第2273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后作出（2015）朝民再初字第03366号民事判决，周×1、周×2、周×3、周×4不服，上诉至本院。
原一审诉讼[即:（2010）朝民初字第22737号民事案件]中，当时负责原北京酿酒总厂×宿舍拆迁安置工作的负责人朱×提交了证人证言并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是原北京酿酒总厂分配给周×3、高×1及高×2三人的回迁住房，因采暖费问题，将涉案房屋承租人登记在金××名下，由原北京酿酒总厂承担采暖费。后原一审法官于2010年7月8日到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房管科进行调查，单位员工马××、孔××答复称金××住的平房拆迁时，考虑到金××家有大儿大女情况，所以分配给金××夫妇二人两套公有住宅房屋，分别由其二人承租，其中涉案房屋由金××承租使用。之所以分给金××，是因为金××是单位职工，金××女儿一家不是单位职工，就写了金××的名字。
原二审诉讼[即（2010）二中民终字第17834号民事案件]中，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对朱×的证人证言盖章予以确认，同时向原二审法院提交书面证明，其中载明：×区×号拆迁时的户口是七人，分别是金××、周×1（金××之夫）、周×3、高×1、高×2及金××的大儿媳、小儿子。当时房子是一间，由金××承租，面积17.8平方米。因为是与朝阳区教育局合作解决大望路小学建设拆迁安置用房，由当时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各单位提供房源作为回迁安置用房，并非福利分房。根据朝阳区教育局制定的搬迁安置政策，我公司为他们安置了两套两居室住房，其中涉案房屋就是为周×3、高×1、高×2三人安置的回迁房。金××是周×3的母亲，又是北京酿酒总厂的职工，因周×3、高×1当时没有工作，为解决供暖费问题，厂里同意将分给周×3、高×1的房屋承租关系办在了金××名下。当时北京酿酒总厂×宿舍拆迁安置工作的负责人是朱×，朱×给法院的证言是真实的。原二审法院法官于2010年10月22日到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进行调查，单位员工马××、孔××答复称该单位给法院出具的证明是单位开会研究后确定的，涉案房屋就是分给高×1、周×3的，原一审法院法官调查时，马××、孔××所述当时拆迁时考虑了大儿大女的意思就是说涉案房屋是分给周×3、高×1的，是一审法院理解错了。
原审中，周×1、周×2、周×3、周×4还提交了北京市通州区房屋产权产籍管理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通知单，证明高×2名下有房具备腾房条件；提交了租金收据、卫生费收据、燃气费发票，证明金××一直履行涉案房屋缴费义务；提交了涉案房屋的户籍登记信息，证明除了周×2外，周×1、周×3、周×4的户口现在均在涉案房屋内。高×1、高×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认为高×2名下房屋系其奶奶老房拆迁时利用拆迁款所购，实际产权人是高×2奶奶，并提供了高×2毕业证书、收入证明、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房产协议书等证据予以反证；租金、卫生费、燃气费均系金××为了本案诉讼补交，2010年之后的费用均是高×1与高×2交纳；涉案房屋的户籍登记信息和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周×1、周×2、周×3、周×4享有相关权利。
原审中，高×1、高×2还提交了1983年8月6日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发的《工程会议纪要》、1985年1月11日朝阳区教育局和北京酿酒总厂的协议、1985年4月11日北京酿酒总厂制定的《建校拆迁办法》、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平面图，证明涉案房屋是拆迁安置房，不是金××的福利分房，高×1与高×2享有拆迁安置利益。周×1、周×2、周×3、周×4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和本案没有关联性。高×1、高×2还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建国门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二人的户口在×区×号平房拆迁前就已经迁入，周×1、周×2、周×3、周×4认可真实性，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高×1、高×2还提交了部分拆迁户的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是拆迁安置房，当时是按户口安置，除周×3外，周×1、周×2、周×4没有在涉案房屋居住过，周×1、周×2、周×3、周×4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对证明内容亦不予认可。
另查，原北京酿酒总厂于2005年办理工商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承继。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信、证人证言、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的证明、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涉案房屋系对金××原承租的平房实施拆迁时，由原北京酿酒总厂安置给周×3、高×1、高×2三人的回迁房。故作为被安置人，该三人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居住使用权。现周×1、周×2、周×3、周×4要求高×1、高×2腾退并返还涉案房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均由周×1、周×2、周×3、周×4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成
代理审判员 翟玉明
代理审判员 申友祥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