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民终2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巴西中路。
法定代表人：卢正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负责人：陈娟，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友，重庆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征鑫，重庆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销售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杨家坪直港大道珠江花园豪景阁D1-8-1号。
负责人：邱志良，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重庆首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阳光花园二期19-42号。
法定代表人：张财华。
上诉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支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原审被告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原审第三人重庆首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宇商贸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水钢公司、原审被告水钢公司重庆销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被上诉人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征鑫，原审第三人首宇商贸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水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本案涉及张财华伪造印章的刑事犯罪，应当依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待查清张财华伪造印章的事实，确定张财华的刑事责任后，再行审理。一审中，水钢公司举示了公安机关对张财华的讯问笔录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张财华伪造了“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销售公司”、“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销售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邱志良”三枚印章，并使用这三枚印章欺骗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本案所涉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是张财华通过非法的方式取得。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一审中提交《购销协议》复印件，以证明其据此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但水钢公司未与首宇商贸公司签订上述《购销协议》。一审法院对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据以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购销合同是否真实，是否为张财华伪造的事实没有调查清楚，就片面认为张财华伪造印章的行为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和审理，属事实认定不清。2.首宇商贸公司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之间属于借款合同关系。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作为债权人，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标的，已经于2013年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首宇商贸公司。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作出判决并生效，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也已申请执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的权利已经得到保障，不能重复行使其权利。3.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水钢公司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之间是基于2013年5月17日所签订的《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形成质押担保关系，用于进行质押的财产是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形成购销关系的货物。但该协议书签订后，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货物购销关系，也就没有用来质押的财产。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向首宇商贸公司发放贷款或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之前，首宇商贸公司应将双方已签章的购销合同正本送交一份给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若暂不能送交，首宇商贸公司应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提交经水钢公司签章确认的订货单，并于贷款发放后7日内将购销合同正本送交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且购销合同与订货单所列货物种类、质量、主要条款应一致。该约定说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只有收到购销合同的正本之后，才能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但是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没有收到购销合同正本的情况下就签发了银行承兑汇票，存在过失。而且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银行承兑汇票要由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直接送达水钢公司，但是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却将汇票交由张财华转交，导致张财华有机可乘。因此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明显错误。
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辩称，首先，从涉案主体来看，本案涉案主体为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和水钢公司，而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张财华，两案的涉案主体不相同。本案依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起诉，是合同纠纷，而刑事案件是处理张财华涉嫌的伪造印章罪等犯罪行为，两案法律关系不重合。因此即使判决张财华的伪造印章罪罪名成立，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案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更无须移送公安机关。其次，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合同均合法有效。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按照合同约定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系履行合同义务，水钢公司也确实签收该银行承兑汇票并出具《收款确认函》。现首宇商贸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票据款足额交付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水钢公司也既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发货义务，又未在交货期满后按照约定将银行承兑汇票或未发货部分的款项退还给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致使重庆银行重大支行遭受损失。因此，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起诉要求水钢公司承担退款责任，实质上属于一种债务清偿的共同还款责任，性质上是一种连带责任。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起诉首宇商贸公司等承担还款责任，是基于借款合同，两个案件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且现首宇商贸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张财华已经被刑事羁押，无力偿还债务，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的损失依然存在，故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有权要求水钢公司承担退款责任。任何一方若履行了债务偿付义务，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则不向其他方主张债权，因此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就本案的起诉并非重复行使权利。第三，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人处加盖的水钢重庆销售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即使系伪造，也与本案的合同关系无关。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向第三方承兑汇票系善意有效。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向水钢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后，由于其内部员工的疏忽和失职，导致该汇票被张财华骗取拿走，水钢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追究张财华的责任，与本案无关。水钢公司不能以内部员工的失职和张财华的故意犯罪行为，推定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存在过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水钢重庆销售公司述称，同意水钢公司的上诉请求，认可其上诉陈述的事实及理由。
首宇商贸公司未作陈述。
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一审起诉请求：1.水钢公司、水钢重庆销售公司退还重庆银行重大支行455万元的票据款并支付相应的滞纳金（以45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水钢公司、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17日，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首宇商贸公司签订《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约定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2013年5月17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向首宇商贸公司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1428.57万元的融资业务，业务类型为银行承兑汇票。同日，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首宇商贸公司签订了《重庆银行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首宇商贸公司将质押财产清单中的货物为《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同日，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水钢公司、首宇商贸公司以及案外人重庆巨龙储运有限公司签订了《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根据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长期合作关系及双方的购销合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享有融资货物质押权的前提下，愿意向首宇商贸公司提供一定额度、一定期限的授信，仅限首宇商贸公司用于支付购买水钢公司产品的货款；授信方式为：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为首宇商贸公司承兑以水钢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在本协议生效且首宇商贸公司已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签订了相关的授信业务合同，并经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审查同意后方可签发银行承兑汇票；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前，水钢公司或首宇商贸公司应将双方已签章的购销合同正本送交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一份；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所承兑的汇票仅用于支付上述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水钢公司在收到由重庆银行重大支行送达水钢公司的首宇商贸公司经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时，须立即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出具《收款确认函》；首宇商贸公司同意将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质押给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质押权自货物到达重庆巨龙储运有限公司监管场地时生效；水钢公司应在收到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为首宇商贸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后40日内发货并代办铁路运输，确保于收款之日起60日内将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货物运至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指定地点；若水钢公司在规定交货期内未发运货物，则水钢公司应当将剩余或未发货部分等额的款项（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水钢公司已背书转让）或银行承兑汇票（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水钢公司未背书转让）在上述交货期满之日起5日内直接退还给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约定，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滞纳金；水钢公司的指定收款人为水钢重庆销售公司。
2013年7月18日，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首宇商贸公司签订了《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约定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向首宇商贸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650万元；出票人为首宇商贸公司，收款人为水钢重庆销售公司；期限自2013年7月18日到2013年10月18日；保证金为195万元；首宇商贸公司应于汇票到期日前无条件将应付票据款足额交存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汇票到期时，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有权从首宇商贸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直接划付票款；首宇商贸公司于汇票到期日未能足额交存票款时，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对首宇商贸公司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利息；该笔票据业务为上述《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并由上述《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提供担保。
2013年7月18日，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按相关约定向首宇商贸公司签发了金额为6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31300052/23441041；出票日期为2013年7月18日；到期日为2013年10月18日），并于同日送达给水钢重庆销售公司，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出具了《收款确认函》。该函注明收到了《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项下买方（首宇商贸公司）支付的款项650万元，此款用于支付水钢重庆销售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签订的编号为SGGXXY130110的《购销协议》项下的货款，并承诺其将按照《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履行相关义务。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和其财务人员晏合要分别在《收款确认函》上盖章、签字确认。一审庭审中，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提供了水钢重庆销售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签订的编号：SGGXXY130110号《购销协议》的复印件。
另查明，水钢重庆销售公司系水钢公司的分公司，水钢公司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意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进行动产融资厂商银合作业务，并授权水钢重庆销售公司代表水钢公司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签订动产融资厂商银合作协议及其附件。同时，水钢公司还授权案外人阳杰为该单位在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签订动产融资厂商银合作协议及其附件的代理人，负责签订相关协议等。基于此，水钢公司在签署上述《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时，实际由水钢重庆销售公司盖章和阳杰签字确认。
还查明，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后，水钢公司并未按照《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按时履行发货义务，也并未在交货期满后按照约定及时将银行承兑汇票或将未发货部分等额的款项退还给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同时，上述6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已背书转让。该银行承兑汇票于2013年10月18日到期后，首宇商贸公司也并未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将应付票据款足额交存重庆银行重大支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扣除首宇商贸公司保证金195万元后，形成票据垫款债权本金455万元。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曾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首宇商贸公司和案外人张财华、陈鹏，要求清偿垫付的票据款455万元及利息，该院依法审理作出（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1203号民事判决：1.首宇商贸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偿付票据款455万元，并从2013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所欠票据款时止，以455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之利率标准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支付利息；2.张财华、陈鹏对首宇商贸公司所负之给付义务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再查明，案外人张财华因涉嫌伪造印章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伪造的印章为：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公章、水钢重庆销售公司财务章、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当时负责人邱志良的个人印章。经公安机关委托鉴定证实，上述《收款确认函》中水钢重庆销售公司的印章及水钢重庆销售公司的财务人员的签字是真实的；上述6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人处水钢重庆销售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邱志良的私章是伪造的。对于《收款确认函》的取得经过，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和询问当中，张财华和晏合要的表述并不一致，但收款确认函中的印章和签字均为真实。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水钢公司在收到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为首宇商贸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应在一定期限内发货，否则应当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承担退款责任（汇票已背书转让），如果迟延履行，还应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滞纳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据此要求水钢公司与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均承担退款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如果需要承担退款责任，也应当由水钢公司承担，而水钢重庆销售公司不承担退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是否存在过错；三、在人民法院已经判决首宇商贸公司和案外人张财华、陈鹏承担清偿票据垫款责任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对同一笔款项要求水钢公司承担退款责任，是否涉及法律关系竞合。
首先，对于本案是否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是水钢公司、首宇商贸公司、重庆银行重大支行、重庆巨龙储运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双方均无异议，从水钢公司、水钢重庆销售公司提供的公安机关相关证据来看，张财华涉嫌的犯罪当中只有伪造印章罪与本案有一定的关系，但张财华伪造的印章在本案的相关合同及《收款确认函》中并未使用，只是在6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时使用了伪造的水钢重庆销售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邱志良的私章，但背书使用伪造印章的行为并不影响该院认定水钢公司已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已经按照《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银行承兑汇票的送达义务，因此，伪造印章的行为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认定和审理，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
对于《收款确认函》的取得经过，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和询问当中，张财华和晏合要的表述并不一致，并且没有涉及刑事犯罪的证据，因此，同样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
其次，对于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之前，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应审查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并收到合同正本，水钢公司、水钢重庆销售公司认为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并未尽到审查义务，没有收取购销合同正本原件，但《收款确认函》载明，水钢重庆销售公司收到的6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是用于支付其与买方（首宇商贸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SGGXXY130110的《购销协议》项下的货款，证明其与首宇商贸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协议》，并且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举示了其收取的相同编号的《购销协议》复印件，由于《收款确认函》与《购销协议》复印件可以对应，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购销协议》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证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无需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收取《购销协议》正本的原件。因此，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不存在过错，水钢公司、水钢重庆销售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
第三，对于在人民法院已经判决首宇商贸公司和案外人张财华、陈鹏承担清偿票据垫款责任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对同一笔款项要求水钢公司承担退款责任，是否涉及法律关系竞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扣除首宇商贸公司已经支付的保证金后，尚余455万元的票据垫款没有获得清偿。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要求首宇商贸公司、张财华、陈鹏承担清偿责任是基于借款法律关系和连带保证责任，而本案要求水钢公司承担退款责任是基于《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合同法律关系；首宇商贸公司的清偿责任已在该院另案判决中确认，而本案需要确认水钢公司的退款责任，本案与另案承担责任的义务主体并不一致，法律责任之间也不冲突，因此不涉及法律关系竞合的问题。首宇商贸公司与水钢公司对同一笔款项均负有清偿责任。
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在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于2013年7月18日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后60日内，水钢公司应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应在5日内退款并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而水钢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发货义务，应当退还票据款455万元以及支付滞纳金，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9月23日。但由于本案水钢公司的支付义务与另案确认的首宇商贸公司的清偿义务系针对同一笔款项，并且另案生效判决已确认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3年10月18日，计算标准为每日万分之五，因此对于水钢公司的退款责任应收取的滞纳金也应当从2013年10月18日起算，并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故水钢公司应退还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票据款455万元及滞纳金（以45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首宇商贸公司与水钢公司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对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负有同一给付内容的两个债务，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因此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张财华、陈鹏任何一方履行了支付义务，则另外一方对应的支付义务应予以扣减。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水钢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立即退还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票据款455万元及滞纳金（以45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票据款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2.水钢公司与（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1203号民事判决书的首宇商贸公司、张财华、陈鹏，任何一方履行了支付义务，则另一方的对应支付义务予以扣减；3.驳回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487.93元，由水钢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是否存在过错；三、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是否涉及重复起诉。结合查明事实，本院具体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的问题。水钢公司上诉认为张财华伪造印章并使用伪造的印章骗取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因此本案应当待张财华的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审理。本院认为，张财华因涉嫌伪造印章罪等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伪造的印章在本案仅用于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转让。虽该事实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但本案系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依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要求水钢公司承担未履行合同义务时的退款责任，涉及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水钢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的法律事实，与张财华涉嫌伪造印章罪案件法律关系不同，所涉法律事实亦不同。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本院应依法对本案进行审理。
二、关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首先，水钢公司上诉称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首宇商贸公司没有提交《购销协议》原件或订货单的情况下就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存在重大过失。本院认为，根据《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应在收到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之间的《购销协议》正本或水钢公司盖章确认的订货单后再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本案中，重庆银行重大支行虽在收到《购销协议》复印件后就开具了银行承兑汇票，但该银行承兑汇票出具当日，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即向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出具了《收款确认函》，确认水钢重庆销售公司收到6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该款用于支付其与首宇商贸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SGGXXY130110的《购销协议》项下的货款。可见，水钢重庆销售公司作为《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收款人，通过《收款确认函》确认了水钢公司与首宇商贸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及签订了《购销协议》的事实，使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有理由相信其持有的《购销协议》复印件属实，故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并无过失。
其次，水钢公司上诉称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未将银行承兑汇票直接交给水钢公司而是交由张财华转交水钢重庆销售公司，致使水钢公司未获得该银行承兑汇票。本院认为，水钢公司对其陈述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水钢重庆销售公司在其出具的《收款确认函》中确认其已经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故水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既未履行发货义务也未退还银行承兑汇票，理应承担退还相应款项的责任。
三、关于本案是否涉及重庆银行重大支行重复起诉的问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而根据查明事实，第一，本案的当事人是重庆银行重大支行、水钢公司等，不同于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首宇商贸公司、张财华、陈鹏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第二，本案涉及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水钢公司之间基于《先款后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而形成的合同关系，重庆银行重大支行与首宇商贸公司、张财华、陈鹏借款合同纠纷案是涉及借款法律关系和担保法律关系，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第三，两案中重庆银行重大支行的诉讼请求不同，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不能否定其与首宇商贸公司、张财华、陈鹏借款合同纠纷案的裁判结果。因此，重庆银行重大支行对水钢公司等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
综上所述，水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487.93元，由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 铮
代理审判员 张 桦
代理审判员 廖晓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崔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