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9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
代表人：金江。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张汉潮。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姚祎颖，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站支行。
代表人：李藕娟。
上诉人吴国梁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杭州市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站支行（以下简称邮储杭州市城站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1997年，杭州市邮政局发放给其员工吴国梁账号为60×××41的存折一本，同时发放给其同账号的中国人民邮政储蓄卡一张，用于发放工资。存折的开户网点为邮储银行杭州市城站支行，开户日期为1997年7月23日，密印标志处显示为：有密。银行卡的日期为1997年7月，卡面拼音标注为“WUGUOLIAN”。（二）杭州市邮政局委托邮储杭州市分行（其前身为杭州邮政储汇局）代其发放工资。（三）吴国梁明细查询中的交易机构代码3310270为城站邮政支局，该机构代码表示的是交易地。（四）下述取款记录即为吴国梁所称的失窃款35笔中的33笔，分别如下：2000年10月17日，吴国梁上述账号内分两次，各支取1000元，共计2000元，交易机构显示为城站。2001年8月14日，上述账号内支取600元，9月18日支取600元，10月9日支取300元，11月13日支取600元，12月8日支取630元，交易地显示为城站。2002年1月17日，上述账号内支取10元，1月20日，分两笔各支取1000元，2月20日分两笔各支取1000元，3月19日支取1000元，4月23日分三笔分别支取数额为1000元、1000元、500元，5月20日分两笔各支取1000元，6月21日分两笔各支取1000元，7月16日分三笔支取数额为1000元、1000元、700元，8月20日支取500元，9月19日分两笔支取数额为1000元、500元，11月20日支取金额为1000元，12月31日支取金额为800元，机构代码为“3310270”，交易机构显示为城站。2003年4月19日，上述账号内支取800元，5月20日支取800元，7月19日支取850元，交易机构显示为城站。2003年2月18日，上述账号内支取1000元，2004年1月20日支取1100元，机构代号为“3310540”，交易机构显示为秋涛北路。综上，上述有取款记录的取款金额共计27290元。另，吴国梁称2000年7月3日取款220元，2000年9月29日取款1659元均非本人支取。上述35笔总金额实为29169元，吴国梁诉请的非本人取款额为2916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邮储杭州市分行作为杭州市邮政局的工资代发机构，按期向吴国梁发放了工资，其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吴国梁持有的涉案存折和卡均是加密的，且均由吴国梁本人保管，吴国梁认为代号为“3310270”机构用其账号在城站支行ATM机上秘密取走35笔款，无有效证据佐证，因而要求邮储杭州市分行、邮储杭州市城站支行共同赔偿上述款项29160元并支付赔偿款29160元、赔偿金780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吴国梁要求邮储杭州市分行、邮储杭州市城站支行共同支付精神损失及18年利息15000元的诉请，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精神损失及产生的利息不属于储蓄存款合同的审理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国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8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退还吴国梁914元；其余案件受理费914元，由吴国梁负担。
吴国梁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采信证据偏颇，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有失公平公正。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是受法律保护的”。邮储银行把姓名“吴国梁储蓄卡“故意篡改成“吴国连储蓄卡”，使储户持卡无法使用，结果被他人冒名“复制卡”在吴国梁资金账号内窃取资金存款29160元。邮储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保护储户资金安全是银行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吴国梁原审中提交的证据5已证明吴国梁所持“吴国连储蓄卡”没有交易记录，即吴国梁的卡没有取过钱的事实。没有证据显示钱是吴国梁取的，就应当认定钱不是吴国梁取的，或者邮储银行未尽到核实储户身份的义务，以致吴国梁的卡被他人用不正当手段窃取4年之久的事实。邮储银行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储户及时止损，没有尽到保护和监管储户资金安全的责任。这是邮储银行的失职、渎职行为，应负全部责任。三、邮储银行提供的《账户明细查询结果》中存在很多错误：例1：打问号处没有显示吴国梁每月用折取款的明细记录，同样，代号3310270在城站ATM机上取款，折上也没有显示，再次证明折与卡不同步、不对称、不绑定，冒名“复制卡”可以脱离存折独立使用的事实；例2：《A1号表》与上述《账户明细查询结果》相核对发现，同年、同月、同日交易后，余额发生错误很大，折与卡显示有冲突；例3：明细账单内容不规矩、不统一、不明细，机构十几个，总而言之非常混乱。四、《账户明细查询结果》是邮储银行单方面提供的，被多次篡改、合成、移位、拼凑伪造数据账目，不应认定其真实性，并作为证据被采纳。五、原审中的证据7、8两份邮储银行材料中账号和加办账号是相反的，卡号也是相反的，身份证号也不对，再一次证明邮储银行系统中数据混乱，直接造成数据不准确。邮储银行提供各项数据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必须经过法院验证、核实和确认，否则就没有可靠的法律依据和效力，不应予以认定。六、银行专家认为邮储杭州市分行所谓“G”没法打印上去是无理狡辩，后果是姓名错了，用户储蓄卡使用有障碍，而被长期搁置，被“复制卡”钻了空子。邮储杭州市分行每月做账核定，每年汇总报表都有数据显示，其在明知吴国梁的折与卡交易账目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告知储户止损和采取换卡措施，使储户存款资金被长期窃取，权益受到侵害，应负全责。依据“新消法”规定退一赔三，利息照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1、邮政银行领导应当向吴国梁赔礼道歉；2、邮储银行退还吴国梁本金29160元，18年利息15000元，退一赔三87480元，三项合计131640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邮储银行支付。
邮储杭州市分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国梁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不应当支持。
二审期间，吴国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根据账／卡号查询分户账，用于证明：1卡、2卡账号相同，开户时间均为1997年7月23日，打印日为2014年5月21日。2、根据账／卡号查询分户账（客户）蔡＊，用于证明：证据1之外，还有一张加办卡／账号62×××79。3、分户账信息（客户），操作员为周＊＊，用于证明：两份银行单据账号和加办账号相反，卡号相反，身份证号不对。4、导读，用于证明：广东高院长说“银行承担80%以上责任，可判承担100%的责任。”（伪卡盗刷）5、钱江晚报，用于证明：欺诈行为法院判退一赔三，冒名窃取更要退一赔三，利息照算。6、开户信息一份，用于证明：账号、开户代理人姓名、开户代理人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信息均为空，说明这个卡出来以后给谁都不知道。邮储杭州市分行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显示该卡是有密码的，吴国梁应当保证自己的卡和密码不被泄露。对证据2、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吴国梁不存在加办新卡，是应银监会要求办银联卡所以重新办理，也不存在账号和加办账号不一样的情况，账号是一致，即尾号是7841。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上面可以显示卡号尾号是8779，显示姓名吴国梁，身份证号码也是他的，还显示该卡是有密码的，吴国梁应当妥善保管卡和密码。本院对该证据认证为：对证据1-3及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些证据可以证明账号为60×××41以及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户名均为吴国梁，开户机构均为邮储银行杭州市城站支行，且上述两个账号／卡号互为加办卡／账号；证据4、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邮储杭州市分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吴国梁于2000年-2004年的存折，用于证明：2000年-2004年期间，吴国梁在上诉状中提到的35笔款项均可以在存折上体现。且，吴国梁在此期间均有折取的记录，足以证明其对之前的卡取和折取是认可的。2、2000年4月13日、2003年3月20日、2003年8月20日、2003年9月19日吴国梁的活期取款凭单4份，用于证明吴国梁自行从案涉账户取款的记录。吴国梁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这个折吴国梁从来没有拿到过，钱也没有取过，并且钱也是取不出来的。如果这个折上面的钱是吴国梁拿的话，和账单对照一下就知道的。2004年1月20日换取的存折上面没有卡号。证据2账户、卡号都不完整，少了“6033102702”，缺少营业员的私章，没有打印业务回收单（取款凭单），违反了银行的操作规范，上面“吴国梁”的签字是我签的，但即使这四笔钱是我取的，也不能代表银行提供的存折就是我的。本院对该证据认证为：对于证据1，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证据效力；证据2四份邮储银行取款凭单上均有吴国梁签名，吴国梁亦予以确认，故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认定。
邮储杭州市城站支行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亦未对吴国梁及邮储杭州市分行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吴国梁申请法院调取以下证据：1、吴国梁使用过的原始存折，以及1997年7月-2012年10月的历史换折记录；2、调取1997年7月-2012年10月交易对账单；3、调取1997年-2012年邮局打进吴国梁账户的进账会计凭证。本院经审查认为：邮储杭州市分行已经提供了吴国梁持异议部分交易记录的存折，以及1997年7月-2012年10月交易对账单，故本院不再向其调取，至于上述存折及对账单的真实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论述；关于吴国梁要求调取的其他时间段的原始存折、历史换折记录，以及1997年-2012年邮局打进吴国梁账户的进账会计凭证，因该些材料与本案实体处理缺乏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活期储蓄取款凭单及中国邮政储蓄活期取款凭单显示，吴国梁分别于2000年4月13日、2003年3月20日、2003年8月20日、2003年9月19日从账号为“23×××41”以及“31007841”户名为吴国梁的账户支取600元、990元、1000元以及900元，并显示存款余额分别为112.78元、9.11元、89.56元以及20.95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吴国梁主张案涉《账户明细查询结果》“被多次篡改、合成、移位、拼凑”，并认为邮储杭州市分行二审中提交的吴国梁2000-2004年存折是不真实的。对此，本院认为，《账户明细查询结果》与存折显示的户名为吴国梁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完全一致，且其中均包含吴国梁认可系其自行取款的四笔交易记录，故从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角度，本院对该《账户明细查询结果》及存折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吴国梁不予认可《账户明细查询结果》的依据之一是其提供的“A1号表”与《账户明细查询结果》不一致。经审查，“A1号表”本身关于存取款金额与相应交易后余额的计算结果即存在明显错误，故不可能真实、完整地反映案涉账户的交易信息，更无法以此推翻《账户明细查询结果》的真实性。此外，吴国梁未能提供其他足以证明《账户明细查询结果》及存折系邮储杭州市分行伪造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吴国梁对于上述《账户明细查询结果》及存折中的折取记录并无异议，仅是对其他所谓卡取记录不予认可，认为该些卡取记录系被他人以“复制卡”形式冒名窃取，并要求邮储杭州市分行及邮储杭州市城站支行向其赔偿损失。有鉴于此，吴国梁应当首先证明其不予认可部分银行交易记录属于伪造银行卡交易，且其已经尽到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根据已查明事实，吴国梁不予认可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发生于2000年-2003年间，距今已经十余年，且该些交易多发生于杭州市城站邮政支局，与吴国梁住所地处于同一城市；同时，吴国梁认可由其亲自取款的四笔交易记录发生时间段内，亦有多笔被其认为是盗刷的取款行为发生，而吴国梁所填写的取款凭单上均会显示存款余额，故如果其存款确实被人盗取，吴国梁亦具备及时发现的条件，然至今未见其及时采取挂失或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措施维护自己权利的相关证据。至于吴国梁主张其提交的三份《账号查活期明细》可以证明其所持“吴国连储蓄卡”没有交易记录，经查明，《账号查活期明细》显示案涉账户自1900年1月1日以后没有任何记录，与该账户实际交易情况明显不符，结合吴国梁提到银行卡面姓名拼音缺少字母“G”以及加办卡等情况，本院认为，即便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邮储银行在系统管理和升级过程中存在疏漏或未向储户明确告知的情形，也不能以此证明吴国梁持有的案涉银行卡被盗刷，或者作为造成其账号及密码泄露的证据。吴国梁在其所谓“盗刷”事件发生十余年后，仅以其猜测、推断显然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吴国梁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并且部分请求超出原审诉请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与实体处理方面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8元，由吴国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 迎 华
审 判 员 袁 正 茂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