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8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立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徐大洲，山东乾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华宝通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斗，山东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青，山东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华宝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5）李商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洲，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斗、刘小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大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大连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青岛公司负担。二审诉讼中，因本院从票据承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支行将汇票金额50万元划拨至本院账户，大连公司将其上诉请求变更为确认承兑行解付的50万元票据款项归大连公司所有。事实和理由：1、行政法规禁止企业间进行票据贴现、买卖，青岛公司以支付现金对价方式买卖取得汇票，青岛公司取得票据的方式不合法，不应享有票据权利。2、青岛公司向彭琳支付了票据转让款，青岛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彭琳的收款行为是代表大连公司。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证实，青岛公司提供的委托书在票据贴现时为空白，并无授权彭琳转让票据及收取款项的内容，且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均非大连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根据青岛公司股东高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高帅之前不认识彭琳，买卖票据时，彭琳交付的是一份空白的委托书，任何民事主体在此情况下的必要审慎义务都应是质疑其身份、委托书的真实性、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的真实性，如此重要的印鉴怎么可能交由一名员工随身携带至外省市。因此，青岛公司将票据贴现款汇入个人账户存在重大过失。3、大连公司与前手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五征分公司(以下简称五征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双方存在长期的柴油发动机买卖关系，大连公司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被上诉人青岛公司辩称：1、青岛公司是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票据，该票据形式要件完备，背书连续。票据买卖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青岛公司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高帅是青岛公司的股东，高帅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了其向大连公司的代理人彭琳账户支付两笔共计579.1万元款项，该款项是彭琳转让三张金额合计600万元汇票的转让款。2、青岛公司取得票据无过错，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是善意取得票据。青岛公司受让票据时，票据已经大连公司背书，加盖有大连公司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彭琳持有的委托书上加盖有与票据背书同样的印章。青岛公司有理由相信彭琳是受大连公司委托转让票据。委托书是空白的也不影响其效力，在空白委托书上盖章，表明已授权持有该委托书的人对空白处进行补记。退一步讲，即使按大连公司所主张该委托书上的章系彭琳伪造，其行为也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3、大连公司以彭琳涉嫌挪用资金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证明了彭琳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大连公司请求作为合法持票人的青岛公司返还票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确认承兑行解付的票款归被上诉人所有，并将扣划至法院账户的款项发放给被上诉人。
大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票号10200/2348、承兑行中国工商银行南坪支行、票面金额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归大连公司所有；2、判令青岛公司立即向大连公司返还上述票据；3、诉讼费由青岛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7日，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1020/2348，付款行为工行南坪支行，出票金额为五十万元，收款人上海申光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5年7月22日。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显示：承兑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聊城市奥翔机动车有限公司，由聊城市奥翔机动车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五征公司，由五征公司背书转让给大连公司，由大连公司背书转让给青岛公司，票面记载要素齐全，背书连续。
大连公司对该承兑汇票中加盖的“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真实性有异议。
大连公司以涉案票据遗失为由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5年3月22日，南岸区人民法院发出公示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后青岛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向南岸区人民法院申报权利。2015年5月13日，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法民催字第000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上述事实有大连公司提交的票号为1020/2348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和（2015）南法民催字第00014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
大连公司称，大连公司与涉案承兑汇票的前手五征公司存在长期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实际发生了柴油发动机产品的购销。五征公司负有向大连公司付款的义务，大连公司与五征公司之间存在《票据法》规定的真实交易关系，大连公司受让涉案汇票符合法律规定，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应归大连公司所有。而大连公司、青岛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青岛公司持有涉案票据非合法善意取得。
青岛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大连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
庭审中，青岛公司提交委托书一份，证明该份委托书系大连公司出具，大连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转让涉案票据，青岛公司依照授权委托书的约定，给委托书上指定的人员和账号汇款。委托书内容：“我方因急需资金，现需要将总额共计__万元下列__张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特委托贵公司将转让款项汇入如下账户：户名彭琳，账号：62×××81……”委托单位处加盖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加盖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委托人处手写有“彭琳”的签名，日期为2014年2月10日。委托书中共记载3张承兑汇票，分别为：1、票号40200051/26260446，金额伍拾万元，到期日2015年8月5日，最后背书人为大连公司；2、票号10200052/21567431，金额为伍佰万元，到期日2015年7月20日，最后背书人为大连公司；3、票号10200052/23484990（即本案的涉案票据），金额为伍拾万元，到期日2015年7月22日，最后背书人为大连公司。委托书上的3张汇票的票面金额合计600万。
大连公司称，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委托书中加盖的大连公司字样的财务专用章真实性有异议，该印鉴非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对该委托书本身形式及填写的内容有异议，青岛公司存在伪造证据的嫌疑，据大连公司案前获悉，该份委托书在2015年3月份，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至青岛公司处调查取证时为空白，未填写任何内容，现青岛公司为应对诉讼，变造伪造证据。并且该委托书的填写日期为2014年2月10日，填写的内容为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涉案票据的出票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所以即使该委托书真实，而涉案汇票尚未出票，根本就不存在，何来授权之说。请法庭依法查明，不予采信该证据。
另查明，案外人彭琳系大连公司员工。青岛公司股东为高帅和秦丽。2015年2月13日，青岛公司股东高帅通过招商银行青岛李沧支行向案外人彭琳的建设银行大连联合路支行账户（账号：62×××81）分两次汇款，分别为400万元和179.1万元。青岛公司提交银行交易明细表一份，证明包括案外的其他人与大连公司达成购买票据的交易意向后，依照大连公司的请求交易款转到高帅名下，再由高帅将三张票面金额共计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交易款579.1万元支付给大连公司指定的彭琳账户。
大连公司称，对银行交易明细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记载的资金往来于本案无关，与大连公司无关。对于青岛公司依据该交易明细表提出的观点有异议，该交易明细表只能反应不同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证明不了青岛公司所主张的三张汇票600万金额之说，也证明不了案外其他人与大连公司达成交易意向的观点。高帅与彭琳属于个人行为，大连公司从未委托彭琳代表大连公司收款。也从未指定要求青岛公司将款项打入彭琳的账户，青岛公司提出的主张，大连公司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大连公司提交的《供货协议》与增值税专用发票，青岛公司提交的委托书、银行交易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
在审理过程中，大连公司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对青岛公司提交的“委托书”及涉案承兑汇票背书栏加盖的“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对于大连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青岛公司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司法鉴定，因为青岛公司受让票据时审查义务只是形式上的审查，委托书上的大连公司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与涉案票据背书处加盖的大连公司的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相同，青岛公司有理由相信彭琳是受大连公司委托转让涉案汇票。且青岛公司认为即使要进行司法鉴定，也应该鉴定青岛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上所用印章与承兑汇票背书所用的印章是否是同一印章，因为青岛公司当初接受该交易行为时，只能确认这两个印章的一致性，而没有能力去确认大连公司使用哪一个章以及印章的真实性。如果该两个印章不一致，青岛公司承担检查失误的相应责任，如果两个印章一致，足以说明彭琳的行为是代表大连公司的职务行为，大连公司与青岛公司之间的交易完全合理合法。如果大连公司否认承兑汇票上使用的系正规的章，那么大连公司在本案中就没有诉讼资格，该票据上没有赋予大连公司权益。
在审理过程中，大连公司提出调取证据申请，申请至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调取青岛公司向该局提交的盖有“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委托书，与在本案中青岛公司提交的“委托书”进行核对，用以证明青岛公司存在伪造证据嫌疑，大连公司未授权彭琳转让票据。
一审法院依大连公司申请至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调取了公安卷宗中与本案有关的相关材料。公安卷宗中材料内容显示：
1、2015年3月5日，大连公司业务部经理杨明到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其单位的600万承兑汇票被该单位一名叫彭琳的男子拿走。
2、2015年3月5日，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2015.3.5彭琳涉嫌挪用资金罪立案侦查。
3、大连公安对大连公司工作人员杨明、刘杰、董富军及青岛公司股东高帅所做询问笔录。
大连公司工作人员杨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大连公司和五征公司有业务往来，2015年2月12日五征公司说要给我公司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彭琳是我公司的驻五征公司的服务员工，当时正好要回大连，于是我公司工作人员刘杰就将要提供给五征公司的600万元非经营性收款收据交给彭琳的，让五征公司的人将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给彭琳，彭琳拿到票据后就没有交回公司。通常情况下是由大连公司出具该收款收据由刘杰拿着到五征公司收取货款，五征公司将款项交给刘杰，由刘杰交给公司。因为刘杰当时回到大连，刘杰就将此收款收据交给了彭琳，由彭琳到五征公司收取货款。
青岛公司股东高帅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之前不认识彭琳，2015年2月13日，我的朋友袁显阳跟我说他朋友手里有两张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要转让，问我要不要，我说可以，我问袁显阳扣多少利息，他说两张一共要扣4.5万元的利息，也就是说要付95.5万元现金买这两张总计金额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我觉得价格可以，就委托我朋友袁显阳带彭琳到银行验证一下这两张承兑汇票的真伪，经查这两张票没问题，我就给彭琳的银行账户打了95.5万元。袁显阳说彭琳是大连公司的财务来青岛收款，公司委托彭琳将这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贴现，而且彭琳还给了我们一份大连公司的委托书，上面盖有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企业法人章，彭琳的手中还有这两枚印章，我们才相信他的。我所在的青岛公司和大连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4、公安卷宗中青岛公司股东高帅提交给公安机关的“委托书”仅加盖了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内容空白。
大连公司称，1、对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2、但大连开发区公安对青岛公司的股东高帅的询问笔录中，高帅向公安陈述的是两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50万元，高帅指示会计王梦将94.5万元打入到彭琳账户，该陈述与青岛公司在本案中陈述的三张汇票金额600万元买卖汇票支付的价款579.1万元明显不符，足以说明青岛公司方在接受公安调查时明确知悉自己的行为违法，存在严重的过错，而为了减轻自己的过错回避法律责任，刻意做虚假的陈述。3、高帅的询问笔录第三页中其向公安明确讲明与大连公司无业务经济往来，与彭琳无经济往来，涉案汇票买卖过程中，高帅作为青岛公司一方的代表，从未与彭琳见面，高帅陈述是由一名叫袁显阳的个人在从中联系介绍。4、调取的材料中有青岛公司提供给大连公安的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空白，未填写授权彭琳转让汇票，并收受价款的内容，该委托书与青岛公司在首次开庭时提交的委托书为同一份文书，而青岛公司向大连公安提交该委托书的时间是2015年5月21日，即青岛公司主张以买卖方式取得涉案汇票时该委托书内容仍为空白，而本案诉讼后青岛公司当庭提交的已填写相关内容的委托书明显系伪造。请法庭依法追究青岛公司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据的责任。该伪造行为进一步证明青岛公司明知自己的过错，为了掩盖自己的重大过失，采用了伪造行为，该所谓的委托书在本案中依法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并不应当被采信。
青岛公司称，1、对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2、该材料证明大连公司已经以其员工彭琳涉嫌挪用资金案向公安报案，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所谓的刑事责任，该事实证明彭琳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刑法关于挪用资金罪的犯罪的主体是公司工作人员，该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大连公司以挪用资金罪向公安报案的事实实际上就认可了彭琳对外转让包括涉案汇票在内的三张汇票，并将转让款归个人使用的事实。3、高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本案的陈述并不矛盾，彭琳所持有的大连公司的三张汇票合计金额是600万元，三张汇票分别为一张500万元，两张50万元，高帅在公安机关陈述受让的两张50万元的汇票，另外一张500万元的汇票是经高帅介绍彭琳转让给了青岛润之革有限公司，该公司将转让款根据彭琳的指示汇入了高帅的账户，高帅将三张汇票的转让款合计579.1万元汇入了彭琳的账户，该事实在本案调取的公安材料中也有两张招商银行的电子回单记载高帅于2015年2月13日分两笔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彭琳的记录，不存在大连公司所说的刻意做虚假陈述的情形，也就是高帅在公安做的陈述与庭审做的陈述是一致的。4、关于授权委托书，高帅在公安机关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有大连公司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该委托书内容虽未填写，但是大连公司在空白委托书上盖章的行为表明其已授权持有该授权委托书的人对空白处内容进行补充填写，大连公司所说青岛公司伪造证据没有事实依据，授权委托书的公章并非青岛公司伪造，在空白处补写内容也并非对证据的伪造，授权委托书内容不完整并不影响其授权效力，大连公司应当对其加盖空白委托书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关于委托书上加盖的公司财务章，同时加盖了公司法人印章，即使没有公司的财务管理章仅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该授权委托书也是合法有效的。
大连公司又称，1、青岛公司称彭琳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彭琳自五征公司取得包括本案争议汇票在内的三张汇票，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彭琳私自将三张汇票带至青岛违法进行转让不属于职务行为，大连公司在2015年3月6日向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报案所陈述的案情也是三张汇票丢失，被彭琳取走后未交还公司，当时大连公司并不知晓该三张汇票已被彭琳私自买卖转让，因此大连公司的报案目的仍然是基于追回三张汇票，并不存在认可彭琳私自买卖转让本案争议汇票在内的三张汇票进行转让款被其个人侵占使用的事实。2、青岛公司的陈述存在逻辑矛盾，青岛公司提供的委托书证明其受让三张汇票是因为彭琳持有该委托书，而青岛公司向彭琳账户打款两笔分别为400万元、179.1万元，没有高帅在公安笔录中所称的打款94.5万元，青岛公司称另一张500万元的汇票是经高帅介绍彭琳转让给了润之革公司，但高帅在公安的笔录中清楚讲明整个过程从未与彭琳见面，一直是袁显阳在联系经办。3、青岛公司坚持认为该委托书中加盖大连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印章，并认为即使委托书空白也应当视为无限授权，可以随意填写。姑且不论青岛公司该种观点是否成立，是否有法律依据，但仅就该委托书在2015年2月12日彭琳将三张汇票以买卖方式转让给青岛公司，当时该委托书空白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青岛公司无任何理由和依据将579.1万元数额巨大的款项打入彭琳个人账户，此为重大过失，高帅在公安的笔录中明确讲明当时彭琳拿着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私章，如果高帅说的这一点成立，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更加应该警醒、持有谨慎注意的态度来怀疑为何一名普通的业务员会持有公司的财务章与企业法定代表人私章随意外出加盖，但青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该委托书中加盖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均为虚假伪造。
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卷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票据的转让、取得是否必须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二、青岛公司取得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是否系善意取得，是否存在重大过失。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本案中青岛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该院调取的公安卷宗中转账汇款单及青岛公司股东高帅的陈述，足以证明青岛公司系从案外人彭琳处经由民间贴现方式取得票据，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票据法》第十条系一般性的原则性规定，但目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于非经营性的通过支付现金对价取得票据的行为并无禁止性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出发，为保障票据流通、促进票据功能的发挥，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对票据关系不产生影响。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票据当事人应当在票据活动中尽到审慎义务，持票人应该真实、合法、善意取得票据，并审查票据本身是否存在瑕疵。本案中，青岛公司从案外人彭琳处通过民间贴现的方式取得涉案票据，并支付了相应对价。青岛公司取得涉案票据时，票面文义完整，要素记载齐全，背书连续，系有效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结合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权利的行使以持有票据为必要，实际持票人只要证明其所持票据系有效票据，且背书连续，即完成了对自己享有票据权利的举证责任，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推定持票人的票据持有是合法的，持票人无需对取得票据的原因和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青岛公司无需审查也无能力审查涉案票据上前手所加盖印章的真实性，青岛公司受让票据，已尽到审慎义务，其取得票据行为真实合法，故对大连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大连公司主张青岛公司取得票据系非善意取得，且存在重大过失应举证证明。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的前提是提出主张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票据存在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大连公司无相反的证据证明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存有持票人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或持票人有重大过失，实际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等抗辩事由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青岛公司是涉案票据的正当持票人，具有完全的票据权利。大连公司关于要求确认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归大连公司，并由青岛公司向大连公司返还涉案票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大连公司对青岛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11820元（大连公司已预交），由大连公司负担。
二审中，根据大连公司的申请，本院向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调取了对彭琳的讯问笔录，讯问笔录记载：我从五征集团取得金额为500万元、50万元、50万元三张承兑汇票后，在网上联系了换承兑汇票的一个姓高的人，约了在青岛见面。我从日照到了青岛给他看了三张汇票，我告诉他单位急等现金用，他说汇票少你单位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的名章，并说还少一个银行的什么章，我就回日照了。第二天我到青岛后，在青岛汽车站附近一个打印刻印章的地方，按照我提供的公司收款收据上的模板刻了一枚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名章。我拿着章和姓高的见了面，姓高的开车拉我到了一个招商银行，当时有4至5人在场，对方验完票后，让我在汇票上盖章，我盖了一张500万元的汇票，另二张是他们盖的章。我告诉他们往我的建行卡打款，姓高的告诉我570多万元款打进后，我就坐车回日照，在回日照的路上顺车窗把两枚章扔了。在和高帅承兑600万元汇票时，没有给过高帅加盖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的名章的空白委托书。我卖了汇票得到钱回到大连后，高帅确实给我打过电话，说500万元的那张汇票背书时章盖的有点问题，让我找大连公司再出一份证明，当时我已拿到钱了就没给他出。买600万元汇票的高某就是人口信息表上的高帅。大连公司质证称：对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彭琳在公安机关明确回答，从未向青岛公司提供或出具过2014年2月10日的委托书。根据彭琳陈述的三张承兑汇票的交易过程，结合青岛公司的股东高帅陈述的涉案承兑汇票的交易过程，均未述及2015年2月13日双方交易时彭琳现场提供委托书或在委托书上加盖印鉴的情形。因此，根据青岛公司自认的委托书内容及委托书落款的时间，足以证实该份委托书非彭琳提供。青岛公司质证称：对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彭琳的供述多处与事实不符。高帅从未与彭琳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更未见过面。彭琳称委托书不是其提供的，与事实不符。彭琳作为犯罪嫌疑人，其供述可信度不高，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大连公司的申请，本院委托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对标称时间2014年2月10日委托书上盖印的两枚“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董春波印”印文与票号为23484990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栏中盖印的同名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鉴定。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作出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2014年2月10日委托书上的两枚“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票号：23484990银行承兑汇票中粘单背书人处的同名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标称时间2014年2月10日委托书上的“董春波印”印文与检材票号：23484990银行承兑汇票中粘单背书人处的同名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大连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10500元。大连公司质证称：对联科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意见书的真实性与案件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效力无异议。该鉴定意见书形成的涉案承兑汇票与委托书中加盖的印鉴、法人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结论与彭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青岛公司在本案中自认的委托书手写内容是由其填写的事实相互印证，否定了青岛公司在本案中陈述的2014年2月10日的委托书是由彭琳提供的主张。青岛公司在承兑汇票买卖中存在重大过失，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青岛公司质证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由法院依职权确定。1、本案票据的交易过程不需要委托书，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是否与票据上印鉴一致不影响票据的转让。2、即使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与票据上的印鉴不一致，也不能由此推定青岛公司在交易中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彭琳在公安机关的多处供述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即使根据彭琳的供述，委托书对票据的交易也没有任何影响。根据彭琳的供述，其在交易过程中没有出示该委托书，也就是说转让票据根本不需要委托书，委托书不是转让票据的必要条件。该委托书只是青岛公司内部记账所用，对外没有其他影响。即使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与票据上的印鉴不一致，也不能由此推定是青岛公司加盖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彭琳私刻两套印章的可能，更不能以此证明青岛公司在票据转让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3、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全面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对本案的审理不具备参考价值。退一步讲，即使需要对委托书的印鉴进行鉴定，应当对与本案汇票同时转让的另一张500万元的汇票上加盖的印鉴全面进行鉴定，以查明案件事实。根据彭琳的供述，彭琳共转让了三张汇票，该三张汇票上均是彭琳直接交付给受让方，未经过中间环节。只要任何一张汇票上的印鉴与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一致，就能证明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是彭琳加盖。
青岛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委托书与本案汇票同时转让的票面金额为500万元的汇票及转让票据时彭琳提供的交接证明上加盖“大连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董春波印”名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同时，青岛公司提交了关于申请出具专家辅助意见书的说明及青岛忠证鉴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专家辅助意见书，以证明：与涉案汇票同时转让的另外的500万元汇票上加盖的印鉴与涉案委托书加盖的印鉴为同一枚印鉴，授权委托书系彭琳在转让汇票时提供的。大连公司认为：不同意青岛公司的鉴定申请。1、500万元承兑汇票非本案审理的标的，该汇票与青岛公司提供的2014年2月10日的委托书之间的关系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2、青岛公司在鉴定申请中，提到的所谓的交接证明，在本案一审中从未提交或出示或阐述，该所谓的交接证明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不应被二审法院采纳。3、青岛公司的鉴定申请是要求对500万元汇票进行鉴定，并未对联科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提出合理有效的异议，也未提供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错误，或者存在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该鉴定意见应被法院采信，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青岛公司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鉴定申请，依法应当不予以准许。对青岛忠证鉴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专家辅助意见有异议，1、对该所谓的专家辅助意见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及所谓专家辅助意见的权威性提出异议。根据青岛忠证鉴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的经营范围，多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防伪技术咨询、商务咨询等，并无印章、印文或者文字类的鉴定资质，且该公司也不是人民法院系统入围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因此，其对印章、印文的一致性进行比对并发表专业意见，超出了其经营范围和能力范围，其在本案中出具的意见及其身份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具有专门知识人的条件。2、对于专家辅助意见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效力提出异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发表意见是代表当事人对涉案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简言之，应针对或围绕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但该所谓的专家辅助意见根据其自述内容，系针对5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与委托书加盖的印章进行分析，并非针对联科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意见，因此该所谓的专家辅助意见明显与本案无关，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3、所谓专家辅助意见，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质上是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结合青岛忠证咨询有限公司不具有鉴定印章、印文鉴定资质，该所谓的专家辅助意见不具有可信度，应不予以采信。
二审诉讼中，青岛公司以本案争议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到期日起将届满二年为由，向本院申请将票据款项划拨至本院。2017年7月18日，本院从票据承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支行将汇票金额50万元划拨至本院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民间票据贴现是否有效；二、大连公司和青岛公司谁是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并享有票据权利。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主张，作如下分析认定：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民间票据贴现是指持票人为了融通资金，将未到期的票据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民间票据贴现是票据融资功能的重要体现，民间票据贴现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和真实的交易关系，目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于非经营性的通过支付现金对价取得票据的行为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不应否认民间票据贴现在民商事法律上的效力。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一、付款人仅有义务对票据进行形式审查,而无义务进行实质审查。本案票据从形式上看，必须记载的事项完全，背书连续，且青岛公司向银行核实了票据，已尽到审查义务。持有票据的人原则上应当推定为票据权利人或对票据具有处分权，受让人基于对其持有票据的信赖而受让票据，应得到法律保护。彭琳是大连公司的员工，彭琳持有大连公司的印章并在其持有的票据上签章，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青岛公司按照持票人彭琳的指示将票据贴现款汇入持票人个人账户，支付了对价，应认定青岛公司系合法取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二、大连公司发现彭琳失联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以彭琳涉嫌挪用资金罪立案侦查。因此，本院对大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因本案票据项下款项已从承兑行划拨至本院账户，该款项应归青岛公司所有。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确认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支行划拨至本院账户的银行承兑汇票款50万元归被上诉人青岛华宝通商贸有限公司所有。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鉴定费10500元，由上诉人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超
审判员 冷 杰
审判员 李鸿宾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