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建英。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漏志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彬。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志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马郁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春。
上诉人樊建英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笕商初字第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1997年2月5日，余志明与陈晓春签订协议一份，载明：陈晓春欠余志明欠款肆拾伍万元，争取在1997年内归还，自1997年3月份起，陈晓春按欠款总额每月1.5%的利息计付给余志明，双方其他有关往来欠据全部作废。二、1998年6月30日，陈晓春出具欠条载明：到1998年6月底共欠余志明本金584256元（包括樊建英借款），利息114347.92元，争取在年底前归还部分。三、1999年9月10日、2000年6月30日、2001年11月6日、2003年11月6日、2007年10月17日，陈晓春分别出具欠条对欠余志明的欠款本金584256元予以确认，并对利息按照月息1.5%的标准进行相应结算，截止2007年9月30日利息共计1087166.16元。三、2009年10月11日、2011年9月7日、2013年8月31日，陈晓春归还部分欠款本金后，对所欠余志明的欠款本金和利息进行相应结算，截止2013年8月31日，结欠本金38万元，利息1554076.88元，之后利息仍按照月息1.5%计算。四、1983年8月，陈晓春与樊建英登记结婚。2009年5月14日，陈晓春与樊建英离婚并达成离婚协议约定，位于江干区邻里人家东苑6幢1单元302室经济适用房一套、建国南路三昧庵巷1号其中产权9平方米归樊建英所有，购买经济适用房借款20万元由樊建英承担，其他各自名下的债权债务分别由名下人自行享受和承担等。
原审法院认为：余志明与陈晓春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陈晓春欠余志明借款本金38万元，至今未予归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陈晓春自1998年结欠余志明本金584256元至今，时间跨度十五年有余，双方多次协商确定期间利息按照月息1.5%计算，经折算后年利率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至2013年8月31日陈晓春亦出具欠条确认结欠利息1554076.88元，故余志明诉请陈晓春支付按该标准计算的利息，于法有据，合理正当，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借款发生于陈晓春与樊建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樊建英未提交证据证明余志明与陈晓春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存在余志明知道陈晓春与樊建英夫妻之间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故本案因借款所负债务应为樊建英与陈晓春夫妻共同债务，余志明诉请樊建英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陈晓春、樊建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余志明借款本金380000元并支付利息1554076.88元，2013年9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07元，减半收取11103.5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14123.5元，由陈晓春、樊建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
宣判后，樊建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立案受理的案由不当。1、从余志明提供的证据协议、欠条看，原审法院未区分欠条与借条的法律关系，单凭欠条的欠款就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不当。借条与欠条有区别，在债务产生的原因及性质上存在不同。2、余志明提交协议和欠条，没有说明是借款协议，也没有借条。虽余志明起诉状表述的是多次借款，但一直未能提供相应的借款证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余志明没有提交证明本案纠纷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有效证据，原审法院立案不当。二、本案债务是两家企业法人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非公司企业法人基本情况》可以证明，余志明、陈晓春分别是两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余志明、陈晓春在原审庭审的陈述，协议、欠条中欠款形成的用途，均系以余志明为法定代表人的丝绸市场经营部代偿以陈晓春为法定代表人的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法院执行款、被监视居住期间第三方债务以及两家企业商品交往的货款。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本案债务是两家企业法人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2、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资金借贷。从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判决书可以证明，陈晓春一直以来都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担企业的民事、刑事责任。何况余志明也表述，本案债权的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证明余志明是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行使职权。3、证据协议中“双方其他有关往来欠据全部作废”的表述，说明余志明、陈晓春在签署协议之前有多次经济往来，45万元的欠款本息是根据双方各有相欠的欠款结算出来的。由此可见，本案债务是余志明、陈晓春分别代表的企业多次其他交往产生的结算欠款，是两家企业法人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三、如果本案债务存在，也最终应当认定为陈晓春的个人债务。1、协议、欠条中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并不知情，也没有在事后予以追认，本案债务并没有用于夫妻家庭生活所需，而是用于偿还企业债务以及企业经营所需。余志明对其中两份欠条中“包括樊建英借款”5万元的表述是上诉人“出面借”的，“原来是有借条的”。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也没有告知上诉人。且将近20年以来，余志明从来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由此可以证明余志明、陈晓春不但知情而且也明确约定了本案债务为陈晓春的个人债务。2、我国法律没有排除夫妻一方单独债务的存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为标准。45万元的本金数额，上诉人的家庭生活根本没有该需求。3、本案余志明既没有上诉人事后对债务进行追认的证据，也未能有效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陈晓春的个人债务。四、其他。1、陈晓春自从离职经商以来，一直经营不善，公司债务缠身，家庭生活以及婚生女的教育等费用都是依赖于上诉人的收入。公司经营上的事更是从来不告知上诉人。2、陈晓春不仅没有在经济上照顾家庭，而且还先后将家庭中政府照顾购买的特困房以及子女受赠的拆迁安置房用于偿还公司债务。3、当上诉人收到本案传票时才知道本案债务。当上诉人责问陈晓春时，其承诺债务由其一人承担。4、出于同情心，上诉人在离婚后还是同意陈晓春住在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属于上诉人的经济适用房。5、陈晓春作为上诉人的原审代理人，在原审庭审调查表述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①庭审笔录第四页，陈晓春回答“向原告借了5万，由被2出面”；②庭审笔录第五页显示的被2代（陈晓春）对《借条》一词的表述与事实不符，在本案证据中并没有出现《借条》，只有欠条。鉴于余志明与陈晓春长期以来的特殊关系，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存有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综上，请求驳回余志明的起诉或者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本案债务偿还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志明、陈晓春承担。
被上诉人余志明答辩称：一、关于本案涉及的欠款性质。本案涉及的欠款都是对于之前陈晓春与余志明以及樊建英与余志明之间发生借款的总和，欠条和借条是一样的，如果上诉人认为不是民间借贷纠纷，答辩人也不清楚这应属于什么纠纷。二、对上诉人提出的第二点意见。上诉人认为在50多万元借款本金中有部分属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这个58万元债权中，答辩人是认可其中有20万元是通过公司转帐支票交付。但余志明交付给陈晓春的转帐支票是答辩人经营的公司，该公司已经注销。至于余志明与公司之间，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是余志明拿着转帐支票给上诉人和陈晓春，首先明确的借款关系。陈晓春和上诉人将支票用于什么用途，不是一定要告知答辩人的。三、对于上诉人第三、四点理由，答辩人认为在一审判决中已经解释的很明确。陈晓春在原审中是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对于上诉人向余志明借款5万元的事实，就是上诉人本人认可的事实。一审判决对离婚协议内容也有认定，离婚后陈晓春将所有的房产都给樊建英，将债务均归自己所有。从余志明角度来看，有逃避债务的嫌疑。本案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晓春所欠的债务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三条规定的情形，故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陈晓春答辩称：对上诉人的陈述没有异议。在一审庭审后，有询问笔录，其中有说明。
二审期间，上诉人樊建英提供下列证据：1、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3份、刑事判决书1份，欲证明：陈晓春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担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刑事、民事责任，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没有理由承担；2、退休证1份，欲证明上诉人于1995年10月退休，享受养老金，有稳定的经济收入；3、杭州华昌贸易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陈晓春是该企业法定代表人；4、杭州华昌贸易公司丝绸市场经营部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余志明是该企业法定代表人。
被上诉人余志明、陈晓春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余志明对上诉人樊建英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以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从证据一判决中可以看到，陈晓春是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不能等同，上诉人以及陈晓春向余志明借款用于归还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债务也好，用于共同生活也好，不能改变上诉人以及陈晓春向余志明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也承认是被上诉人陈晓春经商不善欠下债务，如果陈晓春经营成功，公司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证据二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三、四显示两个公司都属于集体企业，是个人承包的性质，两个企业的收益和亏损分别由陈晓春和余志明个人享受和承担。
被上诉人陈晓春对上诉人樊建英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余志明、陈晓春对上诉人樊建英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余志明主张其与陈晓春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陈晓春共积欠其借款本金38万元，利息1554076.88元。为此，余志明提供了双方于1997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及陈晓春于1998年6月30日直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出具的欠条九份。从协议及欠条载明内容看，双方确认经核对欠帐的款项包括本金和利息，其中在1998年6月30日及2000年6月30日的二份欠条中，还载明了“包括樊建英借款”的内容。一审中，陈晓春答辩称：“┄┄1997年2月5日，经对账，签订协议一份，确认答辩人结欠原告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45万元。之后，因被告生意周转需要，又向原告借款、还款多次。截止2013年8月31日，经双方对账确认，答辩人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8万元，累计结欠利息1554076.88元”。根据上述协议、欠条记载的内容及余志明、陈晓春的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就案涉款项的性质为陈晓春向余志明的个人借款是明确的。即使协议中的部分款项确如陈晓春答辩中所称的系“1995年11月中旬，因个人承包经营的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经济纠纷，在法院执行阶段支付执行款需要，原告以丝绸市场经营部的银行转账支票代付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执行款”，也仅说明陈晓春向余志明借款是用于“支付杭州华昌贸易公司的执行款”以及余志明支付借款的方式为“以丝绸市场经营部的银行转账支票”之事实。对款项的性质及债务主体，在此后的协议及欠条中陈晓春多次进行了确认。因此，上诉人樊建英提出的“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两家企业法人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余志明与陈晓春之间的借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现余志明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据此受理立案并依法审理并无不当。因案涉借款发生在陈晓春与樊建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否已将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事实，应当由共同债务人陈晓春和樊建英承担举证证明的义务。虽陈晓春与樊建英在一、二审审理期间提供了包括离婚证、离婚协议书、人民法院判决书、退休证及杭州华昌贸易公司、杭州华昌贸易公司丝绸市场经营部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但上述证据仅证明陈晓春与樊建英的离婚事实、樊建英的收入来源、杭州华昌贸易公司涉及的经济纠纷以及杭州华昌贸易公司、杭州华昌贸易公司丝绸市场经营部作为企业法人在工商登记的基本情况，并不能证明案涉债务已明确约定为陈晓春的个人债务，或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之情形。故案涉债务应按陈晓春与樊建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樊建英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07元，由上诉人樊建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洪悦琴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陈 剑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倪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