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3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树文，男，1952年9月1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明胜，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程程，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树武，男，1957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666号。法定代表人：俞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辉，男，该公司拆迁科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菁华，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可才，男，1946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树武（邓可才之侄），住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钟村社区后西京21号。上诉人邓树文、邓树武、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枢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可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5民初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树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2007年7月25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的90平方米安置房等所有合同权益的一半权益由邓树文的女儿邓成萍享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可才、邓树武、空港枢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因诉争的70.1平方米房屋属于徐桂芳遗产，邓树武等四兄妹签名确认该房屋给孙女邓成萍和孙子邓成刚（邓树武儿子），邓树武擅自将该房屋拆迁安置权益转给邓可才系无权处分行为。现该房屋的物权已转化为2007年7月25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的90平方米安置房等合同权益，该权益的一半依法应当由邓树文女儿邓成萍享有。一审法院可以追加邓树文女儿邓成萍为原告，或直接确认邓成萍享有2007年7月25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的90平方米安置房等合同权益的一半权益。为此，上诉至二审法院请求判决支持其上诉请求。邓树武辩称，诉争的70.1平方米房屋产权是邓树武的，该房屋系其本人于1979所建，与他人无关。其母亲徐桂芳居住在此房屋内，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其把房屋赠与母亲徐桂芳，显然错误。邓可才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遗嘱是伪造的，遗嘱上面的证人证言也是无效的。空港枢纽公司辩称，不同意邓树文的上诉意见。诉争的70.1平方米房屋不归徐桂芳所有，应当归邓树武所有，并不属于应当可以依法继承的财产。邓树文要求二审改判90平方米安置房的权益的一半由邓成萍享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上诉请求偏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邓树武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审查、核实；由邓树文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涉案70.1平方米房屋系邓树武在1979年所建，当时共建造房屋5间，面积为136.8平方米和面积为14平方米的厨房一间，邓树武于1992年领取房产证。邓树武母亲徐桂芳一直生活居住在涉案房屋内，邓树武并没有将涉案房屋赠与徐桂芳。2002年12月，在江宁区禄口街道政府部门所做的房屋调查表上记载的该70.1平方米房屋户主姓名为徐桂芳，徐桂芳并不知情，邓树武在调查表上所盖的印章系其社区工作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能时所盖印章。邓树文所伪造的“遗嘱”，完全是邓树文自己的意思表示，与母亲徐桂芳无关，不应以此为证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邓树文辩称，1979年邓树武22岁，刚高中毕业，也没有娶妻生子，对老房屋翻建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其在庭审陈述中也自认1979年是其父亲借钱盖房，他没有娶妻生子没有收入，不可能给母亲和父亲盖房屋居住。其登记错误的陈述与事实不符。90年代邓树文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白天邓树文的妻子照顾父母，晚上工作回来以后邓树文照顾生病的父母。当时邓树文是在镇上做生意，所以邓树武说由他接母亲到身边照顾不是事实。调查表上属于家庭情况房产信息的所有权的一个基本确认，既然邓树武清楚地知道2002年调查表中所有权人属于母亲这一事实，为什么认为名字错误却不在法定的时间内申请撤销，这也证实其明知拆迁的房屋所有权属于其母亲。2004年遗嘱中邓树武再次签名确认诉争的房屋属于其母亲，并且认可母亲的遗嘱将诉争的房屋赠与孙女、孙子的事实。邓树武、邓可才说遗嘱是伪造的，但是邓树武却在上面签字确认，并且两个姐妹也签字确认，其陈述与当时的意思表示显然是不一致的，所以，邓树武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是虚假的，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信。空港枢纽公司辩称，同意邓树武的上诉意见。邓可才辩称，同意邓树武的上诉意见。空港枢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邓树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空港枢纽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解决的是70.1平方米房屋的权属问题，该权属与空港枢纽公司无关。因此，不应当将空港枢纽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二、一审判决虽然结果正确，驳回了邓树文的诉讼请求，但是事实认定错误，该70.1平方米房屋的所有权应归邓树武所有，其并没有赠与徐桂芳，更没有办理权属转移登记。三、所谓遗嘱是事后由邓树文代书，其他人签名，因此该遗嘱是一份假遗嘱，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事实部分重新查明认定后依法驳回邓树文的诉讼请求。邓树文辩称，一审因案情的审查需要列空港枢纽公司为被告并无不当。邓树武在该调查表上盖章行为，属于个人对房屋属于其母亲这一事实的确认。诉争房屋是1979年其父亲出资建造的，在2004年因母亲遗嘱，已经赠与邓成萍和邓成刚。该遗嘱经过全部利害关系人签字确认，具备法律效力。关于不动产登记变更，村镇房屋在江宁县拆迁改区后已不再办理登记，不能要求对村镇房屋进行所有的不动产登记变更。邓树武辩称，同意空港枢纽公司的上诉意见。房屋是其于1979年所建，那个时候其已24岁，在村里面当赤脚医生4-5年，建房时曾以其父亲的名义向其叔邓可才借过钱，但房屋盖好以后，一切的债权债务都由其享有和承担。邓可才辩论称，同意邓树武的答辩意见。邓树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位于南京市××××钟村社区后西京21-1号的房屋70.1平方米归徐桂芳所有。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邓树文系邓树武之兄。邓可才系邓树文、邓树武叔父。位于南京市××××钟村社区后西京21-1号原有平房5间（面积为136.8平方米）及厨房1间（面积为14平方米）。1992年11月15日，邓树武就其中的5间平房（面积为136.8平方米）领取了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证。邓树文、邓树武之父已于1995年去世。邓树文、邓树武之母徐桂芳居住使用该处房屋中的2间。2002年12月31日，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禄口街道办事处）在农户房屋及附着物调查表上登记载明户主姓名徐桂芳，平房新建房，领建房证时间85年，尺寸、数量为2/5×19.2×7.3、3.5×4.0。禄口街道办事处在该调查表上盖章，表格的行政村签字栏加盖了邓树武的印章。徐桂芳于2005年2月20日去世。在徐桂芳去世后，邓树文以徐桂芳的名义书写了所谓遗嘱1份，记载内容“我本人已有七十四岁，身体状况不好，在这段时间我孙女成萍对我照顾比较周到；我现有老房屋两间，在我百年后，这两间房分别给孙女成萍和孙子成刚每人一间。特立遗嘱2004、11、20”。立嘱人徐桂芳的名字由邓树文书写。邓树文、邓树武、邓树华、邓树琴兄妹四人在该所谓的遗嘱上见证人处签名。2006年因建设需要，讼争的房屋中3间被征用拆迁，由邓树武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2007年因建设需要，空港枢纽公司对该处房屋中剩余的2间房屋（面积56.1平方米）及厨房（面积14平方米）征用拆迁。邓树武将剩余的70.1平方米的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转给邓可才。同年6月4日，在住宅房屋拆迁调查表上登记的该70.1平方米房屋的被拆迁人为邓可才。在该调查表上，邓树武写明“此户拆迁全权由邓树武负责，一切家庭矛盾责任后果自行解决，与拆迁办无关”。同年7月25日，空港枢纽公司与邓可才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空港枢纽公司拆除邓可才位于南京市××××钟村社区后西京的70.1平方米房屋，邓可才用补偿费购买空港枢纽公司统建的安置房按政策为90平方米。邓树武代邓可才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签名。2007年8月，该70.1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该拆迁安置房位置至今未确定，也未领取。邓树文认为该70.1平方米的被拆迁的房屋系其母徐桂芳所有，邓树文于2015年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邓可才与空港枢纽公司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邓树文撤诉。2016年1月，邓树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70.1平方米的房屋归徐桂芳所有。上述事实，有房产证、拆迁安置协议、房屋及附着物登记表、遗嘱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讼争的70.1平方米房屋中的56.1平方米房屋产权在1992年登记在邓树武名下。但在2002年12月，在政府部门所做的房屋调查表上记载了该70.1平方米房屋户主姓名为徐桂芳，邓树武在该调查表的行政村签字处加盖了印章，可以证明邓树武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在2002年12月时已知道该70.1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赠与给徐桂芳。在徐桂芳去世后，邓树文书写的所谓的“遗嘱”中也载明该70.1平方米房屋属徐桂芳，及对该房屋的分配方法。邓树武也在该所谓的“遗嘱”上签名，再次可以证明邓树武是认可将70.1平方米的房屋已赠与给徐桂芳，属于徐桂芳的遗产。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讼争的房屋的产权虽登记在邓树武名下，但邓树武已将该70.1平方米的房屋赠与徐桂芳。徐桂芳已去世，该70.1平方米的房屋属于徐桂芳的遗产。但该70.1平方米的房屋在2007年8月即已被拆除。房屋已不存在，该房屋的所有权已消灭。现邓树文要求确认该70.1平方米的房屋归徐桂芳所有，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邓树文的诉讼请求。本案应收案件受理费80元，由邓树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邓树文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邓树武、邓可才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邓树武对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其将诉争的70.1平方米房屋赠与母亲徐桂芳的认定有异议，主张其从未将该房屋赠与其母徐桂芳，且该房屋所有权一直未变更。空港枢纽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的认定有异议。主张：一、邓树文在徐桂芳去世以后以徐桂芳的名义写了所谓的遗嘱系假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二、拆迁调查表里面虽然写了户主是徐桂芳，但是拆迁调查表里面并不是由徐桂芳签名，而是由街道办事人员代签，不能以调查登记表来确认房屋的所有权。三、不能认定70.1平方米的房屋已由邓树武赠与给了徐桂芳，且属于徐桂芳的遗产。对一审查明的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邓树武对南京市××××钟村社区后西京21-1号原有平房5间领取了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证，其母徐桂芳居住使用该处房屋中的2间。2002年12月31日，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办事处在农户房屋及附着物调查表上登记载明户主姓名徐桂芳，邓树武作为工作人员在该调查表上加盖了印章。但是，街道办事处用于调查农户房屋及附着物情况的登记表并非房屋所有权登记文件，其载明的户主姓名并不等同于所有权人，邓树武作为工作人员的盖章确认行为也不能视为邓树武将诉争的70.1平方米房屋赠与其母亲徐桂芳。故一审判决关于“邓树武在该调查表的行政村签字处加盖了印章，可以证明邓树武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在2002年12月时已知道该70.1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赠与给徐桂芳”的认定，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邓树武、空港枢纽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该项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邓树文在徐桂芳去世以后以徐桂芳名义书写的“遗嘱”。因该“遗嘱”既非徐桂芳本人书写，也不是徐桂芳口述并由他人代书，且形成于徐桂芳去世以后，显然不符合遗嘱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以邓树武也在该“遗嘱”上签名，认为“邓树武认可将70.1平方米的房屋已赠与给徐桂芳，属于徐桂芳的遗产”，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邓树武、空港枢纽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该项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邓树文上诉请求，改判确认2007年7月25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的90平方米安置房等所有合同权益的一半权益由邓树文的女儿邓成萍享有。因根据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诉争的70.1平方米房屋已由邓树武赠与徐桂芳而属于徐桂芳的遗产，且该上诉请求属于邓树文在二审中新的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树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邓树武、空港枢纽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邓树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钮丽娜审判员  曹 艳审判员  龚 达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