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2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号武汉天地A5企业中心*****楼。
负责人：谷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善飞，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刘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永佑，
委托代理人：潘正东，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
法定代理人：程永佑，住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何程村何程湾*组***号，系程某祖父。公民身份号码：4201241944********。
委托代理人：潘正东，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伦胜，系死者程勇之母。
委托代理人：潘正东，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程永佑、程某、赵伦胜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5）鄂新洲仓民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程永佑、程某、赵伦胜原审诉称：死者程勇系程永佑与赵伦胜的儿子、程某的父亲，程勇生前于2012年3月5日，通过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原保险代理人胡某，为自己在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投保了智胜人生终身寿险及附加智胜重疾、无忧意外、无忧医疗保险，其中智胜人生险种的保险金额为200000元，死者程勇每年应缴纳保险费6000元。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向死者程勇签发了保险单，死者程勇亦按保险合同约定于2012年3月5日缴纳保险费6000元，2013年3月6日缴纳保险费6000元。2013年12月28日，死者程勇因病身亡，程永佑、程某、赵伦胜向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决定解除保险合同退还部分保险费6313.60元。程永佑、程某、赵伦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赔付死者程勇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00000元。
上诉人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原审辩称：死者程勇在我公司投保智胜人生终身寿险及附加智胜重疾、无忧意外、无忧医疗保险并缴纳保费属实。但是死者程勇在投保时隐瞒其患有××史的情况，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我公司有权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5日，死者程勇通过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原保险代理人胡某联系，为其本人在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投保了智胜人生终身寿险及附加智胜重疾、无忧意外、无忧医疗保险，被保险人为死者程勇，其中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每年应缴纳保险费6000元，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于2012年3月5日向死者程勇签发了保单，其中智胜人生险种的身故保险金额为200000元，死者程勇亦于2012年3月5日缴纳保险费6000元，2013年3月6日再次缴纳保险费6000元。2013年12月28日，程勇因病身亡，向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被保险人程勇投保前存在××史，而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为由决定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部分保险费6313.60元。程勇死亡后，其妻朱红香书面放弃对其子程某的抚养权，并放弃对死者程勇身故后所享有保险金继承的权利，其儿子程某由祖父即程永佑抚养。原审另查明，死者程勇因病分别于2011年9月7日至2013年12月28日因病住院治疗五次，2013年12月28日，程勇抢救无效死亡。
原审法院认为，死者程勇生前向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提出投保智胜人生终身寿险，其保险金额200000元，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同意承保，死者程勇与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死者程勇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缴纳保费的义务，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保险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和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发生争议，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就询问事宜进行举证，但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所举证据中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条款，没有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不足以证明其向投保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原保险代理人胡某在办理死者程勇投保过程中，直接与死者程勇接触，应当是最了解事实情况，但保险代理人胡某陈述事实与该院核实的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证据证明事实不相符，且保险代理人胡某又不愿意出庭作证，亦不能证明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对投保人死者程勇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另外，关于对保险人的免责条款采用了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对条款内容发生争议，应当作出有利于相对方的解释，对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未向死者程勇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意见，该院予以采信。
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提出死者程勇于2011年9月7日至2013年12月28日因病住院治疗五次之多，程永佑、程某、赵伦胜无异议，足以推断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死者程勇有病投保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收取了死者程勇两年的保险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收取保险费，又依照保险费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该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程永佑、程某、赵伦胜在投保人死者程勇死亡后主张理赔时，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认为死者程勇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直接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作出理赔决定书，未先行使合同解除权，故对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拒绝赔付的决定，该院不予支持。投保人死者程勇在保险期间因病死亡，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赔付死者程勇亲人保险金200000元。
本案中，保险单载明投保人为死者程勇，被保险人为死者程勇，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法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被保险人死者程勇在投保时对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指定不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程勇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配偶、父母、子女依法继承。死者程勇死亡后，其妻朱红香已经书面表示放弃对死者程勇的人寿保险金享有继承的权利，该院予以认定，程永佑、程某、赵伦胜作为程勇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对保险金依法享有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在死者程勇投保的智胜人生险保险金限额内赔偿程永佑、程某、赵伦胜保险金2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负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死者程勇生前已核对了其在投保过程中的告知内容，原审法院认定本公司未尽到健康询问义务系事实认定错误。证人胡某的证言前后颠倒、相互予盾，一审却予以采信，违背民事证据基本原则。本公司在程勇家人理赔后才茯取程勇既往病史，并非保险合同成立后就知道死者程勇投保时即患××。基于以上理由，本公司有权解除与程勇的合同，依法拒绝赔付程勇身故保险金。
程永佑、程某、赵伦胜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8日对经办程勇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胡某进行了调查，胡某在调查中陈述，其在游说程勇签订保险合同期间，因看到程勇年纪轻，身休较好，没有过问其个人健康问题。程勇的保险是由程勇自己决定买的，但签订合同时，程勇不在家，不是由程勇本人签的。双方签订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的内容系保险公司人员填写，确认书上程勇的签名系按程勇的签名样本扫描上去的。同日，原审法院还对介绍程勇签订保险合同的胡和平进行了调查，胡和平陈述，签订程勇的保险合同时，程勇在深圳打工。因程勇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亲自签名，便将一张有其小叔子程勇和其小姑子程双珍签名的纸张交给了胡某。
本院认为，原审所作的两份调查笔录，虽然保险代理人胡某关于程勇的签名系扫描与事实不符，应不予认定，但其关于订立保险合同时程勇不在家以及确认书上的签名不是程勇所签的陈述与胡和平的陈述一致，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是否有权解除与程勇的保险合同以及是否应赔付程勇身故保险金。
本院认为：保险人在投保人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时，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有举证责任”。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虽然举证证明程勇生前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填写了“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的内容，且进行了签名。但上述证据系对合同内容确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是否进行过询问。投保人对合同内容清楚如否，反映的是投保人对合同条款法律后果的认知情况，其法律后果反映在合同条款对投保人的效力。而保险人询问的内容，则是保险人是否订立合同的依据，被保险人告知的情况是否属实，影响保险人对合同是否订立的判决，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故只要保险人未对投保人进行询问，即便前述对保险条款内容的认知情况确系程勇所填、签名也确系程勇本人所签，保险人也无权解除保险合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订立保险合同时，程勇本人并不在家，前述确认书上对保险条款的确认并非程勇本人所填，订立保险合同整个过程中保险人都未询问程勇个人健康状况，故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无权解除其与程勇之间的保险合同，应依照合同的约定赔付程勇身故保险金200000元。至于原审法院以程勇2011年9月7日至2013年12月28日因病住院治疗五次为由，推断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程勇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确实依据不足，但根据前面论述，因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不能证明其向程勇进行过询问，无论其何时知道程勇未尽如实告知义务者都不能解除保险合同，因此，原审法院前述判断正确与否不影响对本案的处理。故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关于其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程勇身故保险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平安人寿保险湖北分公司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波
审判员 邓万杰
审判员 陶 歆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