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20民终128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肖伟强，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滨，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泳顺，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韩春梅，女，198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松创，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烈标，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肖伟强因与被上诉人韩春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12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伟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支付货款80861元。事实和理由：（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一审判决我向韩春梅支付货款210000元，实则包含我拖欠的实际货款80861元及韩春梅所称的利润130004元在内。但是，韩春梅将海鲜产品供应给“胜记”餐厅，货款体现的应当是海鲜产品的交换价值本身，即正常、合理的采购价，不存在韩春梅以进货价或平价出卖海鲜产品的情形，并不包含“胜记餐厅”在自行承担巨大的经营成本及风险前提下将正价采购的海鲜产品经加工销售给顾客之后所赚取利润的30%。韩春梅在一审中针对拖欠的货款提交了送货单、《协议》、微信截图予以证明，但关于利润部分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韩春梅在一审关于利润分成的陈述也与常理不符，不能采信。根据2016年8月3日微信对账单，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利润在10305元至29139元之间，结合韩春梅提交的2015年6月、11月、12月送货单，可知，2015年6月送货金额明显高于2015年11月、12月，而我国规定每年的6月份为休渔期，在该月海鲜的价钱比正常月份贵，我在6月份采购如此多的海鲜，明显违背经济规律，但利润仅为14076元，明显不合常理。而2015年7月至10月四个月总货款为255861.15元，7月至10月韩春梅应获的30%利润为94182元，以此来推算7至10月的全部利润为94182元÷30%＝313940元。总利润系总货款的1.226倍，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这只是简单计算，还未扣除实际经营成本如人力成本、经营场所租赁成本等。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我没有也不可能约定将正常价款购买的海鲜产品经加工、成品销售后利润的30%分配给韩春梅。这不符合现代商业惯例，亦违背市场规律。实际上，韩春梅之所以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把利润部分归入到《协议》所载欠付货款的数额当中，其动机无非是利用我不参与实际经营，对拖欠货款的具体数额不了解，以此来获取额外的利益。（二）一审庭审中，韩春梅确认2016年8月3日的微信对账单，但其在后来的陈述中又称，每次结算货款时，韩春梅将拟结算货款的送货单原件交予我，我就结算相应货款，未结清货款的送货单仍由其持有。该陈述与其提交的送货单、自认的微信对账单所载的内容自相矛盾，换言之，已结清货款的送货单（2015年5月、6月、11月、12月）不应由韩春梅持有并提交作为主张货款的依据，另一方面又无法就2016年8月3日微信对账单所主张的2015年7月、8月、9月、10月货款提供任何一张送货单，而对于彼此之间何时分配过利润，如何分配利润更是只字未提。“无利润分配经济基础、无利润分成约定、无分配习惯”，何来高达130000元利润分配款!（三）即便我与韩春梅之间存在利润分配，但利润系基于投资合作关系法律而发生，与货款基于买卖法律关系产生不同，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处理的是买卖双方因买卖而产生的争议，韩春梅仅主张支付货款，针对利润部分则须根据双方投资协议或其他合作协议进行认定，并不是本案中买卖关系所包含的法律关系。
韩春梅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于2017年1月份签订《协议》，肖伟强确认尚欠我海鲜货款250000元了，并且承诺还款计划，可见其对2016年8月3日的对账单予以确认，即肖伟强对2016年8月3日微信对账单中的“利润”属于货款是明知并且确认的，肖伟强应当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双方的买卖合同方式是我将海鲜以成本价出卖给肖伟强，肖伟强卖出海鲜后所得利润分30%给我，作为我出卖海鲜的合理利润，是合法的买卖关系。结合结算单及协议，肖伟强一直都认可并确认上述合作方式。现主张不支付对账单中的“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肖伟强提到的2015年6月份货款与利润不匹配的问题。双方于2015年6月份开始买卖合同关系，第一个月的进货肯定比较多。但是，海鲜餐厅的经营不可能做到将当月所进的海鲜全部销售出去，餐厅必须保证有相应的库存量。而“利润”是肖伟强在当月将海鲜卖出去以后所得的利润，因此，出现2015年6月份货款与利润不成比例是完全正常的。肖伟强的质疑不能成立。（三）关于肖伟强主张送货单及金额不匹配的问题。送货单为二联，送货时交给肖伟强一联，留底一联。刚开始合作时，肖伟强能按时付款，亦没有要求我交留底的一联。从2015年7月份开始，肖伟强要求按月结算，在月结的时候拿走当月留底的送货单，但是在拿走我留底的送货单后，并没有按时付款，2015年11月份开始，我不同意月结，在送货时要求肖伟强即时付款，所以2015年11月份、12月份送货单的留底一联也在我手上。对于我应得的“利润”部分，肖伟强从2015年6月份开始从未予以支付。（四）关于我主张货款与利润属不同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中所谓的“利润”，其实就是双方在买卖合同关系开始之初对于“货款”的一种约定，即我将海鲜以进货价出卖给肖伟强，肖伟强卖出海鲜赚取的利润分30%给我，作为我出卖海鲜的合理利润，即该“利润”的性质实为货款。对此，肖伟强在《协议》中亦将2016年8月3日的微信对账单中的利润明确为货款。所以，肖伟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中肖伟强签名确认的《协议》，有微信对账单予以佐证，肖伟强对上述事实从未提出异议，足以证实肖伟强尚欠我210000元。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韩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判令肖伟强向其清偿货款210000元及利息（以210000元作为本金，自2017年3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春梅与肖伟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春梅向肖伟强供应海鲜。2016年8月3日，韩春梅通过微信向肖伟强发送一份对账单，列明双方交易情况及肖伟强的付款情况，载明2015年7月至10月货款合计255861.15元，2015年6月至12月份利润合计130004元，上述款项合计385865（对账单中省去小数），扣减肖伟强已支付的货款，肖伟强实欠的款项为260865元。韩春梅称前述对账单所载的交易发生于2015年5月31日至同年12月21日，其中2015年5月、6月、11月、12月的货款已经结清，故在前述对账单中并未注明该月份的送货情况，双方约定其以进货价供应海鲜给肖伟强，肖伟强卖出海鲜赚取的利润分30%给韩春梅，故肖伟强应支付的货款为对账单所载的货款与利润之和。肖伟强对前述对账单中所载的货款及付款情况予以确认，但认为韩春梅主张的利润没有任何依据，且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017年6月12日，韩春梅通过微信再次向肖伟强发送了一份对账单，注明肖伟强的付款情况，并注明截至2017年1月2日，肖伟强尚欠的货款为250000元。
再查，肖伟强与韩春梅曾签订一份协议，双方确定肖伟强尚欠韩春梅货款250000元，并约定肖伟强于2017年1月25日前还20000元，余款每月20日前各还10000元，直至全部清还之日止。签订该协议后，肖伟强支付了40000元，余款未支付，韩春梅遂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过程中，韩春梅为了证明其与肖伟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66份送货单。该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日期为2015年5月、6月、11月、12月份。韩春梅主张该月份的货款已经结清，故并未在上述对账单中列明。
一审法院认为，肖伟强主张其与韩春梅签订的上述协议书系在韩春梅的胁迫下签订，因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并认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结合韩春梅于2016年8月3日通过微信向肖伟强发送的上述对账单，协议所载尚欠货款包括对账单所载的利润。对此，韩春梅解释称其以进货价供应海鲜给肖伟强，肖伟强卖出海鲜赚取的利润分30%给韩春梅，故肖伟强应支付的货款为对账单所载的货款与利润之和。按韩春梅的陈述，上述对账单约定的利润性质实为货款。因肖伟强签订上述协议书对尚欠货款金额予以确认，视为肖伟强对韩春梅陈述的前述货款的结算方式予以确认。因此，上述对账单所载的利润，肖伟强应予以支付。肖伟强未清偿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韩春梅诉请肖伟强支付尚欠的货款21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上述协议约定肖伟强于2017年1月25日前支付20000元，余款于每月20日前各支付10000元，截至2017年8月20日肖伟强未支付到期价款金额达成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韩春梅自2017年8月21日起可要求肖伟强支付全部价款。因此，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应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4月21日起计算；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5月21日起计算；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计算；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7月21日起计算；以17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8月21日起计算。对韩春梅超出前述认定范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肖伟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韩春梅支付货款21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4月21日起计算；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5月21日起计算；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计算；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7月21日起计算；以17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8月21日起计算）二、驳回韩春梅的超出上述第一判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265元，由肖伟强负担（该款韩春梅已预交，肖伟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迳付韩春梅2265元，一审法院不另作清退）。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肖伟强是否欠付被上诉人韩春梅210000元货款。
肖伟强否认其与韩春梅约定了利润加货款的货款结算方式，但是，韩春梅向其发送的微信对账单中写明，截止2017年1月2日，货款加利润的总额扣减肖伟强已付金额后尚余250865元，去掉零头后肖伟强尚欠250000元。而双方在《协议》里亦约定肖伟强尚欠韩春梅250000元海鲜货款。肖伟强辩称《协议》是其受到胁迫而签订的，但并未提交证据，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协议》，本院对其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协议》和微信对账单，本院认定肖伟强对于韩春梅将利润计算进货款总额是明知且确认的，肖伟强应当履行《协议》。因肖伟强在《协议》签订后向韩春梅支付了40000元，故一审判决肖伟强支付《协议》签订后的尚欠货款210000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肖伟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83元，由上诉人肖伟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以劲
审判员 葛贻环
审判员 蔡惠群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