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7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西园子76号。
法定代表人：赵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戈利，北京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恒达工贸总公司（原北京市崇文区修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西花市大街45号。
法定代表人：申春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恒达工贸总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市崇文区修理公司，2006年8月25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恒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城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华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以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借贷合意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没有合法依据。根据本案基本事实可以确定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华城公司拆借的800万元资金基于恒达公司与北京市崇文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崇文房管局）于1995年3月3日签订的《合作兴建马家堡康居工程住宅楼协议书》及1997年5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了使用面积的分配，如上述协议顺利履行，恒达公司有可能在西革新里小区享有部分产权房，待房屋销售后的售房款即可冲抵华城公司拆借的800万元。华城公司认为恒达公司在该项目中享有产权房，并于2002年6月23日与恒达公司签订了《委托销售协议书》。2003年10月15日恒达公司与北京市崇文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崇文咨询公司）签订《房地产事务委托合同》。事实上，履行过程中由于恒达公司法人涉嫌刑事犯罪，恒达公司与崇文房管局1995年3月3日签订的《合作兴建马家堡康居工程住宅楼协议书》及1997年5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目前双方因上述协议已经发生争议，正在诉讼中。2002年6月23日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书》约定的委托事项也因恒达公司没有产权房，无售房资格而履行不能。2003年10月15日恒达公司与崇文咨询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事务委托合同》，因房价结算须经恒达公司与崇文房管局共同确认，目前马家堡康居工程项目还没有结算，双方争议正在诉讼中。崇文咨询公司无法履行房价结算的约定。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可以得出：马家堡小区房屋产权单位系崇文房管局，该小区的房屋出售方、房款收取单位均系崇文区房管局。恒达公司在马家堡小区没有产权房，没有售房资格，也就无法得到售房款，且，崇文咨询公司因没有得到恒达公司与崇文房管局就房价结算达成共同确认而无法代恒达公司办理房价款结算，华城公司拆借的资金不是售房款且至今无法得到冲抵，故该笔款项在没有冲抵的情况下应界定为借款。崇文咨询公司与恒达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崇文咨询公司为办理委托事务从华城公司处拆借了资金，恒达公司是款项的实际使用者，代理人为办理委托事项的行为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一审法院如认为诉讼案由有误也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引导华城公司确定具体的法律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在结案前法院有权依据法庭查明的法律关系变更民事案由，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民事案由。
恒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华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达公司偿还借款2272310元（含回迁房款859650元、工程款149871元、退还的余额1262789元）；2.诉讼费由恒达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3月3日，崇文房管局与恒达公司签订《合作兴建马家堡康居工程住宅楼协议书》，协议约定，崇文房管局负责支付工程的全部投资，恒达公司以全部产权（崇文区马家堡路56号）作为投资，不承担任何资金方面的责任。建成后康居楼使用权分配：若康居楼建成以后的建筑面积在15000平方米以下时，恒达公司使用52%，崇文房管局使用48%，总建筑面积在15000平方米以上时，各使用50%。双方对康居工程住宅楼的使用权或产权的划分，经双方协商同意，按上述所定比例进行分配。1997年5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中对康居楼使用权的分配进行了修订，即康居楼总建筑面积在15000平方米以上或建高层，恒达公司与崇文房管局分配使用权的比例为48比52。2002年6月23日，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签订《委托销售协议》，恒达公司将与崇文房管局合作建设的住宅部分委托华城公司销售。该合作建设的“马家堡康居工程”竣工后，改称西革新里112号院。2003年10月15日，恒达公司与崇文咨询公司签订《房地产事务委托合同》。该委托合同约定，恒达公司在崇文区西革新里112号院五号楼有部分住宅楼房，销售以后，委托崇文咨询公司按规定进行房价结算，但数额必须经恒达公司确认；恒达公司在崇文区金鱼池小区购置办公房，委托崇文咨询公司办理相关买房手续；恒达公司委托崇文咨询公司办理金鱼池小区回迁安置房交款手续；崇文咨询公司适当收取恒达公司服务费。2003年11月14日，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开具名为“结算房价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发票。2003年12月8日，华城公司向崇文咨询公司开具名为“代修理公司交回迁房款”，金额为859650元的发票。2003年12月10日、2004年1月9日，华城公司向崇文咨询公司分别开具12张名为“修理公司房款”，金额共计5727690元的发票。2005年5月11日，崇文咨询公司向恒达公司出具说明。内容为：2003年11月14日，崇文咨询公司从华城公司划拨恒达公司西革新里112号院五号楼部分售房款800万元。2003年12月8日，交付金鱼池小区西区2号楼南部回迁房增购房款859650元。2003年12月10日，交付金鱼池小区东区4号楼5门10套购房款4716795元。2004年1月9日交付金鱼池小区东4号楼3门2套购房款1010895元。2003年11月28日给付一建公司工程款149871元。上述支出房款6737211元，余额1262789元。2005年5月13日，崇文咨询公司将剩余的1262789元退还给恒达公司，恒达公司出具了发票。
一审法院另查，2006年8月25日，恒达公司由北京市崇文区修理公司更名为北京恒达工贸总公司。一审法院再查，2016年4月20日，一审法院受理崇文咨询公司起诉恒达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崇文咨询公司要求恒达公司返还代为垫付的回迁房款859650元、工程款149871元、垫付房款的余额1262789元。该案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752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对崇文咨询公司有关该800万元是其从华城公司拆借的、不是恒达公司西革新里的售房款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崇文咨询公司与恒达公司设立了有偿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现双方均确认委托事项已经按约办理完毕，委托人也已支付了服务费用，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权利义务已经依法终止，并驳回崇文咨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崇文咨询公司未上诉，该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庭审中，关于800万元的性质，华城公司认为崇文咨询公司虽出具了说明，但说明的内容可以反映出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拆借800万元是所有委托事项的前提。当时虽是以销售房款定性，实际上恒达公司没有产权，所以不能说此款是房款，只能是拆借款项。2003年11月14日，咨询公司从华城公司处划拨800万元时，华城公司认为就是借款，考虑当时恒达公司对房屋享有产权，购房款可以充抵800万元的借款。2002年6月23日，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签订《委托销售协议》后，直到2016年5月，恒达公司起诉崇文房管局时，华城公司才知道恒达公司对争议的房屋是没有产权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借贷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华城公司认为与恒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对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现华城公司以崇文咨询公司向其拆借800万元为恒达公司办理委托事项为由，要求恒达公司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应当提供与恒达公司间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首先，华城公司认为，恒达公司委托崇文咨询公司向其办理售房款结算等事宜，并出具授权委托书，应视为恒达公司向华城公司提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恒达公司与崇文咨询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事务委托合同中，恒达公司并未委托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借款，不能证明此份委托合同构成恒达公司通过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恒达公司亦明确表示，并未委托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借款来办理委托事项，也未向崇文咨询公司出具委托借款的相关授权。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之间也并未就借款达成合意。其次，华城公司虽称，2013年11月14日崇文咨询公司从华城公司处划拨800万元时，就与恒达公司形成借款关系。当时基于误解认为恒达公司享有房屋的所有权，能够充抵借款，并向崇文咨询公司开具了房屋结算款的发票。对此，崇文咨询公司给恒达公司出具的说明中表示，其从华城公司处划拨恒达公司西革新里的部分售房款800万元，而非从华城公司处借款办理委托事项。华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恒达公司已就此说明中的销售购房款800万元转化为借款协商一致。因此，800万元并不能认定为华城公司向恒达公司交付的借款。故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之间形成了借款关系。现华城公司主张崇文咨询公司为办理恒达公司的委托事项向其拆借了800万元，崇文咨询公司亦偿还了其
5727690元，其应向崇文咨询公司另行主张。对于华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均认可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2003年11月14日，原告向崇文咨询公司开具名为“结算房价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发票。”实为2003年11月14日，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开具名为“结算房价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发票。
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华城公司主张其与恒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能够反映出恒达公司与崇文房管局签有合建协议，约定恒达公司享有部分康居楼使用权。后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签有《委托销售协议》，恒达公司将其分配的与崇文房管局合作建设的住宅部分委托华城公司销售，恒达公司又与崇文咨询公司签订《房地产事务委托合同》，委托崇文咨询公司对上述康居楼的销售进行房价结算等。2003年11月14日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开具名为“结算房价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发票。此后崇文咨询公司向华城公司支付两笔回迁房款亦是履行《房地产事务委托合同》项下恒达公司的委托事项。上述事实所涉证据不能表明华城公司与恒达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华城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华城公司凭其主观分析即认定2013年11月14日崇文咨询公司从华城公司处划拨800万元时，就与恒达公司形成借款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故对于华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处理正确。现华城公司主张崇文咨询公司为办理恒达公司的委托事项向其拆借了800万元，崇文咨询公司已偿还5727690元，其应按照其与恒达公司、崇文咨询公司之间恰当的法律关系进行主张。另，关于华城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的问题，因在一审审理中，在恒达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要求华城公司就其主张借贷关系举证的情况下，华城公司仍然坚持其主张，华城公司执意继续要求一审法官行使释明权，没有合理依据。
综上所述，华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978元，由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丽红
审 判 员 种仁辉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姜 源
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