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四终字第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治滨，男，1964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韩礼御，山东岳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望，男，196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学金，男，1947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宋治滨、张军望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2）龙民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治滨的委托代理人韩礼御，上诉人张军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宋治滨一审诉称，1998年1月1日，原告与龙口市徐福镇乡城东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原告承包该村两块土地共计25.67亩（其中一块9.49亩，另一块16.18亩）；承包期限17年，从1998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还约定该承包土地用于“栽培果树使用”、合同期满后原告必须按照每亩平均布局栽植不低于40棵果树的标准完整无损的归交发包方。原告承包后，即按合同约定，在该土地上栽植了苹果树、梨树等果树进行经营管理。1998年春天，蒋学金通过亲戚关系向原告提出转包原告的16.18亩果树地进行经营。原告考虑到当时实际情况，便同意将该土地不定期转包给蒋学金经营，但强调必须按照原告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进行经营管理，蒋学金允诺予以遵守。随后，该16.18亩土地一直由蒋学金经营。期间，经原告同意，蒋学金将原告栽种的梨树变更为桃树。2008年约5月，原告发现该土地上栽植了速生杨，经询问蒋学金，方知蒋学金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于2008年2月14日私自将该土地有偿转让给张军望，张军望接手该土地后，将地上果树全部刨除，栽种了速生杨进行经营。原告找被告交涉一直未果。原告认为，蒋学金依照与原告之间的口头协议取得该土地的不定期转包经营权，其无权将该土地擅自转让他人，其与张军望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应认定为无效协议；原告与蒋学金之间系不定期的无偿转包关系，加之蒋学金不按照约定管理土地和缴纳承包方属于严重违约，故原告棵随时主张要求解除该土地的口头转包关系并要求收回土地；由于二被告未按照原告的要�及原告与发包方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造成原告极大地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承包经营权及财产权利不受侵害，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08年2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将上述协议项下的承包土地返还原告；3.依法判令蒋学金支付原告为其垫付的承包费28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并明确诉讼请求为：1.诉讼请求前两项同诉状。2.诉讼请求第三项变更为：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其应该承担的承包费5601.6元（自2008年至2013年，每年933.6元＊6年）。要求蒋学金赔偿，张军望负连带责任。3.增加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照每亩45棵树，15.56亩，共计700棵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补种该树苗的成本费、人工费和四年盛果期的收益损失，暂定20万元（实际数额以司法鉴定的数额为准）。要求蒋学金赔偿，张军望负连带责任。
原审被告蒋学金辩称，我向乡城东村村委交纳承包费至2008年，2008年2月份将土地转包给张军望，2008年之后的承包费应当由张军望支付。
原审被告张军望辩称，1.该诉争土地是张军望于2008年2月14日从蒋学金手中转包而来，上面原有蒋学金种植的桃树及修建的三间房屋，张军望共给付蒋学金8000元并签订有书面协议，转包时蒋学金告诉张军望该土地是他自原告处转来的，期限至2014年底，原告在该土地上原种植有梨树苗，蒋学金共支付给原告3000元。张军望转包该土地的原因是当时政府下达了任务，其将该土地转包后栽种速生杨，完成大绿化任务，有政府出具的证明为证。2.张军望于2008年转包该土地后，将桃树砍伐，栽种速生杨，至原告起诉已有2年余，在此期间原告应该知道张军望砍伐桃树，但其一直未向张军望提出，现�出并要求赔偿损失已超时效。3.关于承包费，因张军望与乡城东村村委有经济往来账，已与村委协商好，从往来账中转账，该承包费与原告无关。4.转包该土地后张军望花费5000元购买速生杨苗，支付人工费3000元栽种速生杨，现树木正在生长期。5.张军望至原告起诉时才知道原告与蒋学金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但是双方流转土地时蒋学金给付原告3000元，且蒋学金在经营该土地11年的过程中一直由蒋学金向乡城东村村委交纳承包费，村委对此予以认可，张军望认为蒋学金是合法承包人，所以张军望从蒋学金处合法转包了该土地。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1月1日，原告宋治滨与龙口市徐福镇乡城东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将东村坐落在乾山东边地片承包给埠后村宋治滨栽培果树使用，权属条件如下：土地面积16.18亩，道北东边地片9.49亩，详见土地平面图�共计两片土地25.67亩，其中减去四边防风林面积1.33市亩（东边道南片0.62市亩，北片0.71市亩），实有面积24.34市亩；承包土地面积期限为17年，自1998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土地每亩金额定为60元，全年共计承包金额1460元；所承包的面积内的果树期满后乙方（宋治滨）必须按每亩平均布局栽植不低于40棵果树的标准完整无损的归交甲方（东村村委），如有尚缺，1棵树罚款叁佰元整计算上交给甲方……”，双方还对合同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承包涉诉土地后，即在该土地上栽种了梨树。1998年春天，原告将承包土地中的道南片16.18亩（扣除防风林面积0.62亩，实为15.56亩）即本案所涉土地口头转包给蒋学金耕种，包括当年的承包费在内蒋学金共给付原告3000元，蒋学金接包涉诉土地后经营至2008年。1999年的承包费由蒋学金交给原告，自2000年每年的承包费均由蒋�金直接交给乡城东村村委，村委向蒋学金出具收款收据。蒋学金经营期间，将原告栽种的梨树刨除改为种植桃树。因双方未签订书面转包协议，有关转包事宜双方陈述不一。原告陈述双方并未约定转包期限，且转包涉诉土地当时，其将与东村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复印件给了蒋学金，并告知蒋学金要按照原告与村委的承包合同执行相关条款，合同期满时要按每亩四十棵果树上交土地，缺一棵罚款三百元；蒋学金陈述双方只是约定转包期限按照原告与东村村委签订的合同执行，但原告并未告知蒋学金按照村委的合同履行其他条款。原告与蒋学金转包土地时的中间人王春斌作为证人到庭证明蒋学金的主张。2008年2月14日，蒋学金与张军望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将涉诉土地流转给张军望耕种。协议载明：“兹有蒋学金承包东村乾山15亩桃树地（由宋治斌转让给蒋学金）一次性转让给张军望经营管理，转让金人民币捌仟元正。承包地中桃树及房屋全归张所有。协议签订之日起，再与蒋学金没有任何关系”。张军望给付蒋学金8000元后，即接手该涉诉土地，将上面栽种的桃树刨除，栽种了速生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四：一是原告与蒋学金之间土地转包的期限；二是蒋学金与张军望之间土地转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三是承包费的交纳问题；四是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问题。
一、原告与蒋学金之间土地转包的期限。原告主张双方未约定转包期限；蒋学金主张双方约定转包期限至原告与东村村委签订的合同期限即2014年年底，双方转包土地时的中间人王春斌也到庭证明了蒋学金的主张。因双方未签订书面转包合同，庭审中双方陈述不一，蒋学金的主张仅有中间人王春斌的证言为证，再无其他证据佐证，故蒋学金的主张证据不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方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据此规定，原告与蒋学金之间的土地转包行为应为不定期的转包。
二、蒋学金与张军望之间土地转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张军望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与蒋学金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接包涉诉土地后栽种速生杨进行经营活动，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双方的土地转包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三、承包费的交纳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其应该承担的承包费5601.6元（2008年至2013年6年每年933.6元）。蒋学金自原告处接包涉诉土地后，自2000年-2008年即由蒋学金直接向东村村委交纳承包费，村委向蒋学金出具收款收据，表明村委对此予以认可。故该承包费应由被告直接向村委交纳，且原告亦未向村委交纳该期间的承包费，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四、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问题。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二部分：一是按照每亩45棵树，15.56亩共计700棵的标准补种树苗需花费的成本费、人工费；二是四年盛果期的收益损失。关于第一部分损失，原告与东村村委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承包面积内的果树期满后乙方（原告方）按每亩平均布局栽植不低于40棵果�的标准完整无损的归交甲方（东村村委），如有尚缺，1棵树罚款叁佰元整计算上交给甲方”，该条约定是附期限的约定，即承包期满后该约定才生效，现约定尚未到生效期限，原告即主张该部分的损失，时机尚未成就，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部分损失，原告已将涉诉土地转包给蒋学金，在转包期间的经营收益应由接包人享有，原告主张该期间的收益，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与东村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依法取得涉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将其中的16.18亩（扣除防风林面积0.62亩，实为15.56亩）土地转包给蒋学金经营，从蒋学金提交的东村村委出具的承包费交纳收据可看出，村委对蒋学金接包涉诉土地是知情且同意的，原告与蒋学金的转包关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两者之间的土地转包关系为不定期的转包，原告可随时主张解除转包关系，要求被告返还土地。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土地，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现涉诉土地在张军望处，故应由张军望将涉诉土地返还原告。涉诉土地上现有张军望栽种的速生杨，因张军望与蒋学金签订的转包协议系无效合同，其法律后果导致合同自始无效，合同约定的义务对当事人无约束力。张军望依据无效合同在涉诉土地上栽种的作物，不受法律保护，由其自行处理。鉴于本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判决：一、被告蒋学金与被告张军望于2008年2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二、被告张军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涉诉土地16.18亩（扣除防风林面积0.62亩，实为15.56亩）返还给原告宋治滨。三、驳回原告宋治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蒋学金、张军望承担。
宣判后，宋治滨、张军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宋治滨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张军望、蒋学金连带赔偿其补种树苗的成本费、人工费、四年盛果期的收益损失。理由是：原判认为宋治滨的损失包括两部分，一是按照每亩45棵树，共计700棵树的标准补种树苗的成本费、人工费，二是四年盛果期的收益损失，这混淆了两个合同的责任主体和抗辩理由，对有关损失认定不清，判决的理由和依据明显错误。宋治滨主张的是蒋学金在与宋治�之间的口头转包协议履行中的违约责任，而非宋治滨与徐福镇乡城东村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的违约责任，原判混淆了两个合同关系，导致错判。原判认为第二部分损失即转包期间的收益应属接包人，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原判既然认定宋治滨与张军望之间是不定期转包、宋治滨随时可解除合同，那么，从2008年5月宋治滨要求解除之日起，至宋治滨补栽树苗成长为盛果期果树的四年中的预期收益当然属于宋治滨应得。综上，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宋治滨的合法权益，纵容了张军望、蒋学金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请求查明事实，改判张军望、蒋学金连带赔偿宋治滨经济损失。
针对宋治滨的上诉，张军望答辩称，应以过诉讼时�为由驳回宋治滨的起诉。
张军望上诉称，1.原判认定我是公务员是错误的，我虽在镇政府工作，但非纳入行政编制的公务员，且无任何干部身份，属于招聘工，每三年与镇政府续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条，不属于公务员。原判不应以张军望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款而判决承包无效，即使我是公务员，承包行为属违纪行为，也只能按照该法的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条，由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分。2.从镇政府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我是应政府要求而种树，原判认定我从事盈利活动有误。我为服从及响应大绿化号召，不得不变相以个人名义承包土地以完成政府的政治任务指标，并非以盈利为目的，种植杨树也无收益。3.宋治滨之诉已过诉讼时效，理应驳回起诉。从我转包改种杨树之时，至宋治滨起诉时，已经过诉讼时效。宋治滨原审中自称其在2008年4月即发现涉诉土地种植了杨树，但未向我主张及制止。综上，原判有误，不应判决张军望的转包无效，应撤销原判，改判转包有效，驳回宋治滨的原审请求。
针对张军望的上诉，宋治滨答辩称，张军望的身份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确认，张军望在政府上班，又自称是属于政府聘任制，与政府之间签订了聘任合同，我方虽没有见到聘任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九条规定，政府行政机关可以参照公务员程序进行公开招聘，聘用的人员依据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进行管理，不论是行政编制还是政府聘任的人员应遵守公务员法规定，原审以此为由认定其与蒋学金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是正确的，我方认为无效的主要理由是蒋学金将土地转让给张军望没有经过直接承包人宋治滨同意，且不是转包而是转让。张军望认为其是代表政府的行为无证据证实，一审中政府出具一份证明，该证明中政府未认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2008年时在其承租地块中种植了杨树，不能简单认为杨树生长周期需要几年而认定不存在盈利。宋治滨在外面经营生意，无暇顾及土地的经营，在转包给蒋学金后对该土地的经营情况不了解，在得知蒋学金与张军望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后多次反复找到蒋学金了解情况，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宋治滨与蒋学金及其妻子的录音、律师调查笔录均可以证实，一审中已提交录音、调查笔录，故不应认定宋治滨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蒋学金未到庭答辩。
二审庭审中张军望提交2013年12月15日龙口市徐福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用以证实其是事业单位招聘的干部，不是公务员；提交其2008-2013年期间缴纳承包费的单据，用以证实村委认可其承包使用涉案土地。宋治滨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没有异议；对收款收据我方不知情，村委收到承包款，不表示村委认为张军望是承包人。
二审庭审中张军望称，现在土地已经不是我在管理，原审判决我将土地返还给宋治滨，宋治滨便将土地转出去建的水泥管厂，我的树去年已砍伐了。二审庭审中宋治滨称，与涉案土地相邻的土地已被南山集团征用，补偿款已被扣留在村委，宋治滨拿不到补偿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在于，宋治滨要求张军望、蒋学金连带赔偿其补种树苗的成本费、人工费、四年盛果期的收益损失，应否支持；宋治滨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宋治滨要求张军望、蒋学金赔偿因移走果树所致的自蒋学金转让土地给张军望之日起至今的果树补种人工费、�苗费及每年收益等损失200000元，但其转让涉案土地给蒋学金时，与后者并无关于该块土地转包期间的经营收益或损失的约定，而且其主张的损失数额，也无明确具体的计算标准和相关证据，宋治滨的该主张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蒋学金与张军望之间土地转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根据上述规定，张军望与蒋学金订立的转让涉案土地经营权的合同，是无效的。
二审庭审中，张军望称，其于2013年将树砍了，原审中其称，2008年至2013年向村委缴纳土地承包费，因其使用涉案土地的时间持续至去年，宋治滨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上诉人宋治滨与张军望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治滨、张军望均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春光
审判员 张莉莉
审判员 刘海波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牟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