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盐商终字第00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大丰市鸿基汇金购物公园15号D31。
法定代表人ＸＸ，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马旭东，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鼎，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Ｘ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桂萍，1965年12月23日。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建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亚慈，退休职工，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委托代理人仲小平，江苏众连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建高。
原审第三人张雅。
原审第三人陆华。
原审第三人于蓉。
原审第三人顾爱萍。
原审第三人吴红旗。
原审第三人贾承顺。
原审第三人陈芹。
原审第三人阮柯华。
原审第三人倪菊萍。
原审第三人谢佩珞。
原审第三人李素元。
原审第三人张洪勋。
原审第三人陈风楼（曾用名陈凤楼）。
原审第三人陈平。
原审第三人唐继勋。
原审第三人朱崇仪。
原审第三人姚婷。
原审第三人王永芳。
原审第三人李素洁。
原审第三人李素萍。
原审第三人李玲。
原审第三人马新传。
原审第三人马艳秋。
原审第三人马宇。
上诉人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珍鹿公司）、ＸＸ、杨桂萍、陈建平因与被上诉人沈亚慈、原审第三人王建高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2014）大商初字第0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亚慈一审诉称：2014年初，在我与珍鹿公司及第三人ＸＸ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审理过程中，珍鹿公司出示了其所持有的2004年7月12日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7.12决议）、2004年10月11日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10.11决议）各一份，以证明我同意转让股权的事宜。实际上，该两份决议从形式到内容均不合法，依法应为未成立的股东会决议，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首先，珍鹿公司在2004年7月12日、2004年10月11日从未召开过股东大会，该两份决议系伪造；其次，7.12决议中称我减少股本8万元，不符合公司的规定，应为无效；第三，10.11决议中称同意我转让股权30.5万元、24万元，但所谓的“股权转让”未约定转让价格，依法应属未成立的合同。第四，我也从未收到所谓决议上载明的股权转让款。现为维护股权权益，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珍鹿公司提交的2004年7月12日、2004年10月11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
珍鹿公司一审辩称：第一，2004年7月12日、2004年10月11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是客观真实的，股东会会议召开地点是在大丰市烟草公司五楼大会议室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亦有包括沈亚慈本人在内股东的签名。2004年7月12日股东会会议的召开，沈亚慈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召集了会议，会议决议载明的股权的转让都是在沈亚慈主持下完成的，其现对股东会会议决议提出质疑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根据股东会的决议，对公司章程作了修改，有沈亚慈本人的签名，印证了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沈亚慈转让8万元股金的转让款已由挂名在沈亚慈名下的隐名股东郑萍、顾华萍、吴海燕三人领取，2004年10月11日股东会会议上转让的54.5万元股权有沈亚慈本人的签字，股权转让款亦由挂在其名下的隐名股东实际领取。第三、当时召开股东会会议，确定股权转让事宜是有一定的政策背景的。当时省烟草局、国家烟草局都有文件规定，要求清理系统内干部、职工在关联企业的入股，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我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并进行的股权转让。综上，两次股东会会议均实际召开，且决议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沈亚慈的全部诉讼请求。
ＸＸ述称，2004年7月12日下午，在烟草局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珍鹿公司全体股东参与的股东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背景是烟草局领导传达了国家烟草总局的（2004）665号文件，要求清理烟草局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在关联企业的股权。鉴于珍鹿公司最早是烟草专卖局的干部职工出资开办，后股东又转变为了干部职工家属或退休干部职工，在新一轮政策下，沈亚慈名下的8万元股份（该8万元股份实际由烟草局三位领导的家属享有）转让给了我，该行为相关决议也是全体参会股东举手通过的。当日，沈亚慈本人也参加了会议，并表决通过了决议。同日，还修改了公司的章程，全体股东都在公司章程上签字。仅部分老同志没有参加会议，在决议上及章程上均由他人代签名。2004年10月11日的股东会会议也是在大丰市烟草局五楼会议室召开的。大部分第三人都签了字，有部分股东没有出席，部分股东由家属代签。会议上还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退股股东都将钱领走了，同时都有签字。
陈建平、杨桂萍述称，2004年7月12日在烟草局五楼开股东大会，大丰市烟草局领导和沈亚慈通知股东参加的，当时形成的决议都签了字。2004年10月11日在同样的地点开的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都签了字。股权转让款我们都是缴纳给公司财务的，公司账册上都有记录。
第三人顾爱萍述称，2004年7月12日和2004年10月11日的股东会会议是否实际召开我不记得了，但是会议决议上我的签名是真实的。
第三人于蓉、倪菊萍、吴红旗述称，我们仍然是珍鹿公司的股东，公司也是认可的。我们没有自己或委托他人参加过2004年7月12日和2004年10月11日召开的所谓股东会会议，也从未收到过案涉股东会会议通知，但是案涉两份决议上我们的签名是真实的，是顾爱萍将打印好的会议决议拿给我们签字，当时说是配合上级清退关联企业股份的决定所制作的虚假材料，完全是应付上级检查，所以我们也没有当真，就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
第三人李素元述称，我仍然是珍鹿公司的股东，公司也是认可的。我没有自己或委托他人参加过2004年7月12日和2004年10月11日召开的所谓股东会会议，也从未收到过案涉股东会会议通知，案涉的两次股东会会议实际并未召开。7.12决议上的签名好像是我自己签的，10.11决议上的签名肯定不是我签的。
第三人马艳秋述称，武某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已经于2011年去世。我从1996年开始就在烟草局上班，案涉的两份决议上我母亲的签名是我签的，当时说好是应付检查的假材料，我看见人家签字，也就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代她签了名。当时说好是假材料，当然也就没有收到所谓的股权转让款。
第三人张洪勋述称，我仍然是珍鹿公司的股东，公司也是认可的。珍鹿公司就没有实际召开案涉的两次股东会会议，更谈不上参加的问题。案涉两份决议上的签名，我不确定是否是我签的。起初，被告珍鹿公司是大丰市烟草局的下属三产企业，所以珍鹿公司的事情实际上也是烟草公司的领导说了算。珍鹿公司的股东开始是烟草公司的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然后变更成了非正式职工、职工家属或离退休职工，再后来将股份挂在了第三人ＸＸ、杨桂萍、陈建平名下，当然ＸＸ、杨桂萍、陈建平均不是烟草公司的正式职工，ＸＸ是珍鹿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杨桂萍是会计、陈建平是烟草局局长的驾驶员。从整个过程来看，完全是一个根据政策变化，变更名义的股东，应付上级检查的过程，所以说案涉的两份股东会会议决议也完全是应付上级检查而制作的虚假材料。现在，原来的烟草局领导已经退休，无法控制ＸＸ、杨桂萍、陈建平三人，他们三人就“假戏真做”，企图侵吞所有烟草公司正式职工的股权。
第三人姚婷述称，我从未收到被告珍鹿公司的股东会会议通知，更谈不上自己或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会议，案涉的两份决议上“姚婷”的签字都不是我签的。当然，我向珍鹿公司缴纳10000元股金是事实，此后，从未退股或将股权转让他人，所以我认为我仍是珍鹿公司的股东。
第三人王建高、陆华、陈平、朱崇仪、陈芹、张雅、谢佩珞、唐继勋均述称，我们没有收到过股东会会议通知，也没有自己或委托他人参加过2004年7月12日和2004年10月11日召开的所谓股东会会议，案涉两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并未实际召开，案涉两份决议上我们的签字也不是真实的。
第三人王永芳等既未到庭应诉，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珍鹿公司设立于1996年10月18日，原名称为大丰市珍鹿烟酒有限责任公司，后于1997年3月2日变更为现名称。各方均认可2004年7月12日以前珍鹿公司的股权构成、法定代表人等公司状态与同时期工商部门登记的状态一致，其中注册资金为103.5万元，股东为沈亚慈（625000元）、武某（45000元）、王建高（45000元）、张雅（45000元）、陆华（30000元）、于蓉（25000元）、ＸＸ（15000元）、杨桂萍（15000元）、顾爱萍（15000元）、吴红旗（15000元）、贾承顺（15000元）、陈芹（15000元）、阮柯华（15000元）、倪菊萍（15000元）、谢佩珞（15000元）、李素元（10000元）、张洪勋（10000元）、陈建平（10000元）、陈凤楼（10000元）、李永德（10000元）、陈平（10000元）、唐继勋（10000元）、朱崇仪（10000元）、李明生（5000元），法定代表人为沈亚慈。
案件审理中，珍鹿公司提交的7.12决议和10.11决议，其中7.12决议载明：“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04年7月12日，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就公司董事会改组、新增股东和股本变更、分支机构的撤销问题进行讨论协商，现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沈亚慈同志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解散公司董事会和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解散公司监事会，选举顾爱平同志为监事。2、同意新增股东两名，姚婷投资10000元、钱越华投资10000元。因李永德股东病故，同意退股10000元。同意ＸＸ股东增加股本80000元，同意沈亚慈股东减少股本80000元。3、同意撤销大桥、三龙两镇名烟名酒商店。以上决议由财务部门负责办理注册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特此决议”。其中10.11决议载明“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04年10月11日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就股东股权转让的问题进行了协商，经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1、同意ＸＸ股东接受沈亚慈股东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金额为305000元。2、同意杨桂萍股东接受股权转让285000元，其中沈亚慈转让给股权240000元，武某转让给45000元。3、同意陈建平股东接受股权220000元，转让股权方为陆华30000元、王建高30000元、张雅30000元、于蓉10000元、姚婷10000元、钱越华10000元、贾承顺15000元、陈芹15000元、阮柯华15000元、谢佩珞15000元、陈凤楼10000元、陈平10000元、唐继勋10000元、朱崇仪10000元。4、股权转让股权、接受股权双方另订股权转让协议。特此决议”。两份决议下方均有ＸＸ、张洪勋等第三人署名。
审理中，除第三人ＸＸ、陈建平、杨桂萍三人外，其余第三人均表示案涉的两次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或表示签名真实但不是经过会议作出的决议，而是在打印好的“决议”上签字，或表示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且未委托他人代签。珍鹿公司主张案涉股东会会议实际召开，同时认可部分股东的签名由家属或他人代签但无明确授权手续，且未举证会议通知、会议记录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珍鹿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变更、终止等均应受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范与调整。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亦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案中，各方对2004年7月12日前被告珍鹿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公司状态不持异议，故对于2004年7月12日前公司章程的可适用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诉争的股东会会议决议载明的时间为2004年7月12日和2004年10月11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实施的，以下简称《1999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实施的，以下简称《2004公司法》），在上述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讼争的7.12决议和10.11决议是否成立。股东会会议决议的成立与否是股东会会议决议生效与否的逻辑前提。《1999公司法》和《2004公司法》均规定，除章程另有规定及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外，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且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也就是，公司就股东会会议的召开通知股东、形成会议记录等系公司的法定义务，公司应对股东会会议的实际召开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珍鹿公司及第三人ＸＸ、杨桂萍、陈建平主张讼争的两次股东会会议均实际召开，与绝大多数股东的陈述不一致，且无法提供会议通知、会议记录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珍鹿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原审法院认定讼争的2004年7月12日、2004年10月11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并未实际召开。现行《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部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因此，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议的前提是全部股东就决定事项一致同意，且在决定文件上签章。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讼争的7.12决议和10.11决议上均有部分股东的签名为他人代签（如陈平），被告珍鹿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代签人员得到了股东本人的授权，且该部分股东亦不予追认，故不能适用一致同意原则来补正案涉的股东会会议决议的效力。
公司系拟制的法律主体，其并不具有自然人特有的意思表示机能，其意思表示系通过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会以多数决的形式形成，股东会会议书面决议系公司意思表示的载体。也就是说，在公司法领域除全体股东意思一致无需召开股东会会议就形成公司决定之外，公司个体股东虽有就公司的事项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与自由，但只有当股东在决议事项上个体意思表示通过股东会会议这一机构形式予以结合，并且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特定条件时，才能形成公司的意志。本案中，珍鹿公司全部股东并未就议决事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且未实际召开股东会，故珍鹿公司就讼争的议决事项并未形成公司的意志，讼争的两份股东会会议决议系虚构股东会会议所形成，其自始不存在。据此，可以认定珍鹿公司案涉的7.12决议、10.11决议不成立。参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珍鹿公司应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上述两份股东会会议决议所作出的变更登记。当然，珍鹿公司及第三人ＸＸ等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达成的问题，与股东会会议决议的成立与否、效力如何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法院不予理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修正，以主席令第29号发布）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以主席令第20号公布）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珍鹿公司所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7月12日的《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二、确认珍鹿公司所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10月11日的《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案件收费80元，由珍鹿公司负担。
上诉人珍鹿公司、ＸＸ、杨桂萍、陈建平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珍鹿公司设立的初衷是作为大丰烟草局的三产企业为全体职工谋福利。2004年起，国家和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发文要求烟草系统干部职工与三产企业脱钩，而沈亚慈及大部分第三人是烟草系统的干部职工或亲属。2004年7月12日股东会是脱钩第一步，即沈亚慈系烟草系统职工不再担任董事长；二是沈亚慈代持的烟草局三位局领导的股份先行退出。随着上级股权清理力度的加大，10月11日，在烟草局的推动下，再次在局会议室召集股东开会，局领导在宣传文件的基础上要求烟草系统的股东全部退出，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沈亚慈等其他烟草职工将股权分别转让给上诉人。其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烟草局相关会议记录可以证实此事。二、本案所涉两次股东会在召集、召开程序上是否有瑕疵，不影响两份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不能否认股东会决议的客观真实性。该股东会决议上有股东的签字确认，部分股东虽然为他人代签，但是均已经认可收到投资款，表明部分他人代签的股东是认可股东会决议的，故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可以证实股东会已经实际召开。2004年10月11日股东会上沈亚慈和ＸＸ、杨桂萍、陈建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可以证实股东会的召开。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不应当将两份股东会通知和会议记录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沈亚慈答辩称：一、召开股东会及股东会表决情况，提供相应的通知及记录情况，应当是公司的职责。因此我们认为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大丰烟草局在一审中提供了一系列证据均证明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股东会在大丰烟草局召开。二、股东会根本没有召开过。股权变更是当时大丰烟草局局长的意思，而不是股东的意思。公司法规定如果未通知全体股东，未召开股东会议，则相关股东会决议就是虚假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素元陈述，7.12股东会的内容涉及到我父亲李永德的股权转让问题，该份决议的内容，我从来没见过，字好像是我签的，可能是空白纸上签的字。
其余原审第三人未陈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本案讼争的7.12决议和10.11决议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除章程另有规定及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外，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且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上诉人珍鹿公司对股东会召集程序、会议记录及决议的形成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就上述事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的形成，珍鹿公司未实际召开股东会，未经股东表决程序，故珍鹿公司就讼争的议决事项并未形成公司的意志，应当认定讼争的两份股东会会议决议系虚构股东会会议所形成，其自始不存在。综上，关于珍鹿公司7.12决议、10.11决议依法不成立。据此，上诉人珍鹿公司、ＸＸ、杨桂萍、陈建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ＸＸ、杨桂萍、陈建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晓平
审 判 员 张晨阳
代理 审 判员 陈 娴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代） 郑成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