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25号
诉人（一审被告）：广宇电子株式会社（Ｋｗａｎｇｗｏ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Ｌｔｄ）。住所地：大韩民国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北面白鹿里674-3。
代表人：李根培（LeeKeunbae），该公司代表理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三，天津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宇，天津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朴一镕（ParkIlyong），男，1967年6月24日出生，韩国国籍，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娜·萨丽玛，天津义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天津义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北京中源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临河村村委会南1500米。
法定代表人：高成权，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第三人：天津广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朴一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宇电子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国广宇）因与被上诉人朴一镕、一审被告北京中源志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志诚公司）、一审第三人天津广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广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一中民五初字第013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国广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三、李凌宇，被上诉人朴一镕委托诉讼代理人斯娜·萨丽玛、王美，一审被告中源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成权，一审第三人天津广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国广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朴一镕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朴一镕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8月1日签订的《出售、收购合同书》为股权转让合同与事实不符，《出售、收购合同书》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认定为资产处置性质的协议，而非对股权的处分。天津广宇公司系韩国广宇全资设立，不存在股权转让行为。至于收款人是韩国广宇还是天津广宇公司，系公司内部决定，一审判决依据收款方为韩国广宇即认定该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是《出售、收购合同书》未履行完毕。一审中已经明确中源志诚公司只向韩国广宇支付了8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人民币）转让款，剩余部分至今未付。韩国广宇已就此提起另案解除合同之诉。二是在中源志诚公司未履行全部合同义务、韩国广宇亦未书面认可等情况下，中源志诚公司无权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朴一镕。该行为属无效行为。三是韩国广宇只收到了800万元，目前无论是中源志诚公司还是朴一镕均未履行剩余800万元款项。在合同未履行完毕情况下，一审判决要求韩国广宇配合朴一镕（非合同相对方）办理相关手续，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无论是依照交易习惯还是相关法律规定，在未收到中源志诚公司剩余款项时，韩国广宇无义务为中源志诚公司或朴一镕办理相关手续。（三）一审法院存在程序瑕疵。一审庭审时，李相熙本为旁听人员，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让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李相熙的证言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或辅证。且李相熙是外籍人员，对中文不十分了解，曾明确表示只懂得一些中文，根据其表述内容，李相熙并不能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思，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之规定，为其提供翻译。
朴一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性质为股权转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是从合同内容来看，若该协议仅处置资产，则不会涉及到银行贷款的偿还、债权债务、工商登记变更及人事劳务等问题，但该协议对上述事项也作了约定。二是从签订合同及收款的主体来看，合同的签署以及转让款的收取均由李相熙完成，结合一审中朴一镕提交的《委托书》及李相熙当庭陈述可以看出，李相熙代表的是韩国广宇而非天津广宇公司。韩国广宇与天津广宇公司作为不同国家的独立法人，实施独立会计核算，韩国广宇并无证据证明天津广宇公司授权李相熙代为收取资产处置的转让款。三是从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韩国广宇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合同后，韩国广宇派遣的韩国驻在人员全部离开天津广宇公司，其余中国籍劳动者仍留在天津广宇公司进行生产。如果是资产转让，在天津广宇公司继续存续的情况下，韩国广宇应当继续开展企业经营活动而不是将驻在人员集体撤离，且朴一镕经营天津广宇公司三年，韩国广宇从未对其经营管理提出异议，显然不符合常理。四是从李相熙当庭陈述来看，其当庭认可了在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的陈述，陈述的内容明确了合同包括天津广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名义的变更。(二)韩国广宇应当履行法定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是《出售、收购合同书》已经依法成立，在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转让、受让合同书》后，韩国广宇与朴一镕多次就股权转让问题进行了商讨，韩国广宇以行为确认了朴一镕的地位，朴一镕取得了《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权利义务。二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二十四条规定，韩国广宇履行报批（或备案）手续系其法定义务，不应因合同未明确约定而免除该义务或作出任何逃避履行该义务的抗辩。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朴一镕要求韩国广宇向外商投资审批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的报批（或备案）手续有明确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一审法院程序问题。在一审开庭中，李相熙本人亲自回答可以听得懂中文，且李相熙作为涉案转让合同的经办人，一审法院传唤其出庭对案情进行说明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程序无任何错误。
中源志诚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
天津广宇公司述称，不同意韩国广宇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依据充分，认定正确。《出售、收购合同书》、韩国广宇向李相熙和李相和出具的《委托书》《股权整理程序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涉案谅解备忘录）、各方往来电子邮件、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案卷材料等，均能证明涉案合同系股权转让合同。韩国广宇认可其收到转让款800万元，天津广宇公司从未收到任何转让款，亦可证明涉案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二）一审判决判令韩国广宇、天津广宇公司共同办理股权转让报批（或备案）手续，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依据涉案谅解备忘录等相关证据认定中源志诚公司将涉案合同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朴一镕，已经过韩国广宇认可，故朴一镕承受中源志诚公司在涉案合同的地位，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韩国广宇负有办理股权转让报批（或备案）手续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三）关于一审法院程序问题。李相熙并非一审旁听人员，而是经朴一镕申请出庭作证。李相熙通晓中文，且一审法院经确认其能够以中文作证后才允许其作证。李相熙也未要求法庭为其聘请翻译。故一审法院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朴一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韩国广宇负担。审理中，朴一镕向一审法院明确，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指朴一镕与韩国广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备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日，中源志诚公司与天津广宇公司签订了《出售、收购合同书》，写明该合同为双方关于出售、收购天津广宇公司的合同。合同书约定出售金额为1600万元，并对出售对象与范围、出售金额及支付方法，其他事项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中源志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成权、李相熙在合同书上签字。
2014年7月21日，韩国广宇的代表人李根培向李相熙及李相和出具《委托书》。《委托书》写明：韩国广宇（代表理事李根培）系天津广宇公司的投资人及所有者，此后天津广宇公司关于经营的所有决定（包括人事权）委托二人（系韩国广宇的股东及管理者）进行。
2014年8月7日，朴一镕与李相和签订涉案谅解备忘录。涉案谅解备忘录写明：1.天津广宇公司股权变更尽快研究。2.第一项所述内容进行时为了使合理避税方案的程序简便，需要互相积极协助。3.若第一项、第二项可以进行，变更名义时支付金额的50%。12月止50%支付完毕。高社长800万元已支付，需再向韩国广宇支付10亿韩币（此为天津广宇公司股权受让金额）。
2015年1月26日，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了《转让、受让合同书》。《转让、受让合同书》写明该协议是双方依据2013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而签订的第二次协议，与《出售、收购合同书》转让对象及范围、内容相同。《转让、受让合同书》对受让的对象及范围、价款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根据第一次合同，中源志诚公司将权利转让给朴一镕。朴一镕向中源志诚公司分期支付800万元后，第二次转让合同书替代第一次合同书。
天津广宇公司原名为“天津广宇电子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现名称：“天津广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韩国广宇为天津广宇公司唯一股东。2013年10月11日，天津广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根培变更为朴一镕。
李根培因天津广宇公司的股权纠纷在韩国举报了朴一镕，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以伪造私人文件行为、公文文件舞弊行为对朴一镕进行调查，并最终于2016年做出不起诉决定。根据不起诉的《意见书》，李相熙作为李根培的代理人陈述：2013年8月1日高成权收购了天津广宇公司。收购金额1600万元。……一共收到了800万元。但做成任命书的2013年9月10日和做成股东决议书的2013年9月23日始还没有支付收购金额的状态，所以高成权没有权限变更天津广宇公司的董事长名义。……高成权要求变更公司股东名义，但需要支付全部公司收购资金1600万，我们就给高成权变更股东名义，但是没有支付余额不能给高成权变更股东名义。
《出售、收购合同书》签订后，中源志诚公司支付了约定的部分收购款。关于收取的收购款数额，朴一镕、中源志诚公司主张为800万元。韩国广宇的陈述前后不一。在2016年3月8日的庭审中，韩国广宇多次陈述，其收到了中源志诚公司支付的800万元。2016年6月7月，韩国广宇陈述李相熙仅收到400万元，之前记忆错误导致错误陈述。
《转让、受让合同书》签订后，朴一镕向中源志诚公司支付了680万元，中源志诚公司认可朴一镕已经履行了《转让、受让合同书》约定的付款义务。
李相熙、李相和系李根培之子。审理中，一审法院传唤了李相熙，就相关事实及证据对李相熙进行了询问。李相熙做了如下陈述：1.李相熙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合同时代表天津广宇公司或韩国广宇没有区分，两公司没有区别。2.涉案谅解备忘录上有李相和签字，李相熙知道李相和签了涉案谅解备忘录。3.确认了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不起诉的《意见书》中记载的李相熙陈述的内容。
另查，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23日，天津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对天津广宇公司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认定天津广宇公司存在违法事实，2011年至2013年三年共计应补缴增值税4842274.16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81260.30元；并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处理决定，要求天津广宇公司限期补缴增值税4842274.16元，补缴企业所得税81260.30元，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加收滞纳金。2015年1月9日至2015年11月26日期间，天津广宇公司补缴了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的税款共计4923534.46元。2016年2月26日，天津广宇公司缴纳了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期间的增值税滞纳金共计505937.63元。
本案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修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举办外资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韩国广宇为在韩国注册的公司，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涉及的合同性质是否为股权转让；2.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协议后，是否取代中源志诚公司，成为与韩国广宇的《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权利义务承受方；3.朴一镕在审理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包含履行审批手续是否属于诉讼请求的变更，朴一镕是否有权要求韩国广宇及天津广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股权转让合同的审批备案手续。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朴一镕、中源志诚公司、天津广宇公司主张涉案合同为股权转让，韩国广宇主张为资产买卖。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性质应为股权转让而非资产买卖。
首先，《转让、受让合同书》系基于《出售、收购合同书》产生，判断涉案合同性质应以《出售、收购合同书》的内容以及《出售、收购合同书》的履行行为为依据。
其次，从《出售、收购合同书》的内容分析，虽然《出售、收购合同书》抬头写明甲方为天津广宇公司，但代表甲方签字的李相熙具有双重身份。李相熙不仅是天津广宇公司的财务经理、副总，受李根培委托与李相和一起经营天津广宇公司；而且依据李根培的《委托书》，李相熙也是韩国广宇的股东及管理者，在处理天津广宇公司关于经营的所有决定时代表天津广宇公司的唯一股东韩国广宇。李相熙本人在出庭时也陈述，《出售、收购合同书》由其签署，其签字代表天津广宇公司还是韩国广宇并没有区别。结合后续韩国广宇确认李相熙代韩国广宇收取了转让款的陈述看，李相熙签署《出售、收购合同书》时实际代表韩国广宇，而非天津广宇公司。
再次，从履行《出售、收购合同书》的行为分析。双方对中源志诚公司已付收购款数额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韩国广宇多次陈述李相熙收到了中源志诚公司支付的800万元，李相熙对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也陈述高成权共支付了800万元，韩国广宇仅以记忆错误推翻以前的陈述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因此认定中源志诚公司支付了韩国广宇收购款800万元。
中源志诚公司为履行合同支付了收购款800万元，韩国广宇确认收到了收购款，天津广宇公司表示其没有收取收购款。从收款主体看，《出售、收购合同书》性质应为股权转让，由股东韩国广宇收款。若《出售、收购合同书》性质为资产转让，则收购款应支付给天津广宇公司。
最后，从履行《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法律效果分析。朴一镕及中源志诚公司对产生《转让、受让合同书》的原因陈述一致，中源志诚公司陈述：其给付800万元后，多次要求李相熙配合变更法定代表人，但李相熙以各种理由不配合，要求支付后续800万元。李相熙向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陈述，……作成任命书时的2013年9月10日和作成股东决议书的2013年9月23日是还没有支付收购款项的状态，所以高成权没有权限变更天津广宇公司的代表理事名义……高成权要求变更公司股东名义，但需要全部支付公司收购资金1600万，我们就给高成权变更股东名义，但是没有支付余额而没有给高成权变更股东名义……。从上述内容可知，履行《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法律效果包括变更天津广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名义，双方就变更名义发生分歧的原因在于转让款没有全部支付完毕。
综上，中源志诚公司与韩国广宇真实的意思表示为股权转让，而非资产买卖。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朴一镕主张其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转让、受让合同书》后取代中源志诚公司，成为与韩国广宇股权转让合同的对方当事人。韩国广宇主张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之间的《转让、受让合同书》侵害了韩国广宇的利益，因此应认定为无效。中源志诚公司、天津广宇公司均表示同意由朴一镕继续履行与韩国广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转让、受让合同书》后，韩国广宇以行为确认了原告的地位，朴一镕因此取代中源志诚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地位，取得《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权利义务。
首先，李相熙当庭陈述涉案谅解备忘录上有李相和的签字，李相熙知道李相和签署了涉案谅解备忘录，而根据涉案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朴一镕与李相和商讨的是天津广宇公司的股权变更，对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1600万元也进行了确认。
其次，依据李根培的《委托书》，李相和是韩国广宇的股东及管理者，在处理天津广宇公司关于经营的所有决定时代表天津广宇公司的唯一股东韩国广宇。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转让、受让合同书》后，韩国广宇确认了朴一镕的地位，朴一镕因此取得《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权利义务，成为韩国广宇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韩国广宇辩称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之间的《转让、受让合同书》基于下列理由应被认定为无效：1.中源志诚公司无权转让天津广宇公司的资产；2.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的《转让、受让合同书》无权否定韩国广宇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的《出售、收购合同书》的效力；3.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的《转让、受让合同书》无权表示剩余800万元无需支付；4.韩国广宇对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之间的合同毫不知情。
一审法院认为，《转让、受让合同书》基于《出售、收购合同书》产生，除韩国广宇同意外，《转让、受让合同书》的内容不应超出《出售、收购合同书》。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在《转让、受让合同书》约定：本协议签订时，2013年8月1日签订的第一次协议书即为无效，第二次受让协议书发生法律效力。该内容的约定虽然没有经过韩国广宇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但涉案谅解备忘录及李相熙的当庭陈述表明，韩国广宇已经确认了朴一镕通过《转让、受让合同书》取代中源志诚公司在《出售、收购合同书》中的地位，成为韩国广宇股权转让的受让方。韩国广宇以上述第1、2、4点理由提出的抗辩不能成立。《转让、受让合同书》第六条约定，朴一镕向中源志诚公司支付其已付800万后，“第一次合同书内容全部终止”。该约定变更了《出售、收购合同书》约定的转让款数额，但未经韩国广宇同意。庭审中，朴一镕表示其同意按总价1600万元支付剩余转让款，中源志诚公司也明确表示由朴一镕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因此认定朴一镕应按照《出售、收购合同书》约定的转让款数额履行给付义务。朴一镕与韩国广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及价款明确，朴一镕已经支付了部分转让款，朴一镕与韩国广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韩国广宇提出，朴一镕要求办理合同审批手续属于诉讼请求的变更，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间，不应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朴一镕与韩国广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虽然成立，但未经审批（或备案），该合同未生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款，朴一镕与韩国广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虽然未生效，但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朴一镕在诉状及庭审中均明确其诉讼请求包含继续履行合同，朴一镕要求办理合同报批手续属于对诉讼请求具体内容的明确，符合法律规定。韩国广宇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出售、收购合同书》《转让、受让合同书》虽然不包含履行报批义务条款，但履行报批（或备案）为该类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条件，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第一款负有报批义务。因此，即使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受让方仍有权依据法律规定，要求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履行报批（或备案）义务。由于朴一镕取得中源志诚公司在《出售、收购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而中源志诚公司已经支付了50%的转让款，朴一镕有权要求韩国广宇、天津广宇公司共同办理股权转让合同的报批（或备案）手续。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韩国广宇、天津广宇公司共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办理朴一镕与韩国广宇的股权转让的报批（或备案）手续。二、驳回朴一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朴一镕负担40000元，由韩国广宇负担77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韩国广宇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2016年刑第7273号《起诉书》，其中，朴一镕为被告，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与事实不符；证据二、涉案谅解备忘录翻译件，拟证明一审证据涉案谅解备忘录存在部分翻译错误。从标题到第五项中的具体内容都不能准确表达真实文件内容。该文本仅是朴一镕与李相和的内部意向文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三、2014年7月25日李相熙与高成权通话录音，拟证明高成权与李相熙进行协商解除《出售、收购合同书》的财产返还问题。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存在串通行为，当时高成权的真实意思是不想履行合同的。
在本案二审庭审时，证据一、证据二虽经韩国公证机关公证证明，但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使领馆认证。在二审庭审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釜山总领事馆于2017年2月21日对该两份证据进行了认证。2017年3月1日，韩国广宇将经公证、认证的该两份证据提交本院，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补充质证。
朴一镕对韩国广宇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证据二形式无异议，但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一，相关陈述应视为自认，朴一镕一审证据八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作出的不起诉案件记录和不起诉《意见书》中，李相熙已自认了合同性质。韩国广宇本次提交的《起诉书》系原刑事调查案件结束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再次提起的刑事调查所形成的，不能推翻此前做出的自认，且该调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该文件系国际协议通常所称的谅解备忘录，即双方协商形成共识记载在文件上，仅客观反映股权转让谈判的过程。翻译细节存在不一致，且此份翻译件存在生涩之处。译为“第三人”或“第三投资人”并无区别，不影响对涉案谅解备忘录文本条款的理解，朴一镕相对原股权转让受让方来说属于第三人或第三投资人身份。该文件是韩国广宇与朴一镕协商制定，韩国广宇于2014年7月25日与朴一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涉案谅解备忘录形成于2014年8月7日，此时朴一镕并非韩国广宇人员；对证据三，不属新证据，不应被采纳，且该通话录音不具有连贯性，无其他证据佐证，也未看到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014年7月25日之后，韩国广宇与朴一镕间形成涉案谅解备忘录，因此朴一镕已经取代了中源志诚公司成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
中源志诚公司对韩国广宇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证据二不了解，同意天津广宇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三，该份录音材料不完整，录音中说话人之一确系高成权，通话对象系李相熙，当时对方想继续经营，中源志诚公司表示其应将800万元返还，但对方表示没有钱退还。关于录音的时间，现在记不住，无法确认。
天津广宇公司对韩国广宇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形式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所体现的朴一镕在韩国被提起刑事诉讼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且相关案件仍在诉讼程序中，并无最终结论，不能证明指控内容真实客观。对证据二，形式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与一审朴一镕提交的相应证据翻译件基本一致，关键内容无明显差异。即使存在翻译错误，也不影响朴一镕一审同一证据不同翻译件的证明力和证明目的。朴一镕提交该证据意图证明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签订《转让、受让合同书》系在韩国广宇认可下进行的，该翻译件与朴一镕提交的其他文件一起证明相关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已依法履行通知和同意的程序。涉案谅解备忘录是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客观反映了合同性质，可证明朴一镕取代中原志诚公司成为合同相对方，双方达成了一致。对证据三，录音不完整，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反映的是一个协商过程，但最终并未解除《出售、收购合同书》。此外，该录音可以证明李相熙中文流利，足以在法庭作证。
朴一镕、中源志诚公司、天津广宇公司二审期间均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院审查了韩国广宇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关于证据一，该《起诉书》系域外司法机关作出的公文书证，亦经公证、认证，推定其为真实，但仅能证明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对朴一镕正式提起刑事诉讼，与涉案合同性质、涉案合同权利是否已转让、韩国广宇是否可行使相应抗辩等本案关键问题无关，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关于证据二，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经比对文本，该翻译件与朴一镕一审证据涉案谅解备忘录翻译件并无实质不同。且两份证据中对转让标的的描述均为“股权”“股份”而非公司资产或类似表述，可证明涉案合同具有股权转让性质。由于涉案谅解备忘录签署人之一李相和系韩国广宇的股东及管理者，亦具有授权，在处理天津广宇公司关于经营的所有决定时代表天津广宇公司的唯一股东韩国广宇。因此，涉案谅解备忘录虽非正式协议，但其签署可视为韩国广宇对中源志诚公司将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朴一镕予以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之规定，对韩国广宇的相应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证据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录音虽反映高成权与李相熙曾协商解除《出售、收购合同书》并返还财产，但仅具磋商性质，《出售、收购合同书》并未最终解除。亦不足以证明朴一镕与中源志诚公司存在串通行为。对韩国广宇的相应主张不予采纳。另外，该证据可证明李相熙具备相当之中文听说能力，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足以佐证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询问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韩国广宇、朴一镕等当事人系韩国法人或公民、部分涉案事实发生地在韩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本院认定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
关于本案的准据法确定，首先，就涉案合同定性而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之规定，本院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该问题的准据法。其次，就涉案合同法律关系而言，韩国广宇、朴一镕、中源志诚公司、天津广宇公司均认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朴一镕、中源志诚公司间《转让、受让合同书》虽约定“本协议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大韩民国法律产生法律效力”，经本院二审释明，朴一镕、中源志诚公司均明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该问题的准据法。
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涉案合同已支付800万元价款、涉案合同效力为未生效等问题均无异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焦点为：韩国广宇是否应协助办理天津广宇公司股权转让的报批（或备案）手续。涉案合同性质、中源志诚公司是否有权转让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给朴一镕、在800万元余款未支付前韩国广宇是否可行使相应抗辩等问题，均属于该焦点项下重要问题。
一、涉案合同的性质
韩国广宇认为，涉案合同应认定为资产处置性质的协议而非对股权的处分。对此，本院认为，该问题系合同解释问题，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结合合同文字、签署人身份、合同履行情况、外部材料、资产转让与股权转让区别等因素，对涉案合同进行客观解释。
第一、从涉案合同文字来看，《出售、收购合同书》明确记载其为“关于出售、收购天津广宇电子有限公司的合同”。《出售、收购合同书》中对工作场地、内部设备、固定资产等的处理约定，均系“双方协议的详细内容”。因此，应认定天津广宇公司系该合同标的，而非该合同主体。
第二，从涉案合同签署人身份来看，《出售、收购合同书》的签署人为李相熙与高成权，而在签署该合同时，李相熙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韩国广宇的股东及管理者，又在天津广宇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据一审法院庭审询问“你签字的时候代表的是天津广宇还是韩国广宇公司”，李相熙陈述为“没有区分”。而《出售、收购合同书》虽记载甲方为“天津广宇公司”，但如前所述，天津广宇公司并不能成为该合同主体，李相熙签署《出售、收购合同书》即不能代表天津广宇公司，只能认定其签署《出售、收购合同书》系代表韩国广宇。
第三、从涉案合同履行情况来看，按照本案现有证据，《出售、收购合同书》签署后，中源志诚公司已直接向韩国广宇支付800万元。而如涉案合同系资产转让协议，则应由中源志诚公司直接向资产所有权人天津广宇公司而非韩国广宇支付款项。
第四、从涉案合同外部材料来看，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不起诉的《意见书》中，李相熙表示“高成权要求变更公司股东名义，但需要全部支付公司收购资金一千六百万，我们就给高成权变更股东名义……”，上述陈述使用“变更公司股东名义”而非“移交公司资产”或类似表述，可见其亦对涉案合同性质明确认可系股权转让。另外，关于2014年8月7日朴一镕与李相和签订的涉案谅解备忘录，虽朴一镕、韩国广宇两审期间分别提交的翻译件文本有所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出，涉案谅解备忘录约定需予变更的均非“资产”，而系“股权”或“股份”。虽当事人股东及管理者的案外自认不直接发生自认的法律效力、涉案谅解备忘录本身亦并非正式协议，但均可作为认定涉案合同性质的重要参考。
第五、从法律上而言，资产转让合同的标的仅限于出售公司的特定资产，而不包括该公司的负债，这是资产转让合同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本质区别。但按照《出售、收购合同书》第一条第四项约定，该合同的标的还包括天津广宇公司所持贷款，即涉案合同还包括了转让负债，与资产转让性质亦有不符之处。
综上所述，应认定本案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韩国广宇的相应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二、中源志诚公司是否有权转让涉案合同权利义务
韩国广宇主张，在涉案合同义务未全部履行、韩国广宇亦未书面认可的情况下，中源志诚公司无权将涉案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朴一镕，该行为系属无效。对此，正如本院在对韩国广宇二审补充证据二的认证意见中所述，由于涉案谅解备忘录签署人之一李相和系韩国广宇的股东及管理者，亦具有授权，在处理天津广宇公司关于经营的所有决定时代表天津广宇公司的唯一股东韩国广宇。因此，涉案谅解备忘录虽非正式协议，但其签署可视为韩国广宇对中源志诚公司转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给朴一镕予以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之规定。朴一镕其后与中源志诚公司签署《转让、受让合同书》即应认定为涉案合同权利义务发生转让，由朴一镕承继取得中源志诚公司在涉案合同中的地位。涉案合同在朴一镕与韩国广宇间继续产生效力。
三、韩国广宇是否可行使相应抗辩
韩国广宇主张，自己只收到800万元，剩余款项未履行完毕。在此情形下，对配合办理报批（或备案）手续的请求，韩国广宇享有相应抗辩。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在外商投资企业合同中，报批（或备案）义务不同于合同其他义务，具有独立性。第二、从逻辑上严格而论，只有在履行报批（或备案）义务后，涉案合同才为有效，当事人才得履行涉案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换言之，履行报批（或备案）义务是合同生效及至履行的前提，具有先决性。第三、尽管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外商投资企业合同也可以约定在受让方支付一定对价的情形下转让方才应履行报批（或备案）义务，但涉案合同并未作出上述约定。因此，本案中，韩国广宇虽未收到剩余款项，但对朴一镕关于配合办理报批（或备案）手续的请求，其并不享有相应抗辩。
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瑕疵问题，主要集中为李相熙作证前是否旁听了一审法庭审理、一审法院未在李相熙出庭作证时为其提供翻译是否违法两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李相熙在作证前曾旁听过一审法庭审理。且即便李相熙旁听过一审法庭审理，我国现行民事证据规范并未明确规定旁听过法庭审理之证人所出具证言应予以绝对排除。本着民事诉讼发现真实的基本任务，基于诚实信用、利益衡量等原则予以考量，应认定在该种情况下证人仍然可以作证，只是在评价其证言的证明力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在本案李相熙证言中，关于自己签署《出售、收购合同书》代表天津广宇公司还是韩国广宇并无区别、涉案谅解备忘录系李相和签署、韩国春川地方检察厅江陵支厅不起诉的《意见书》中“李相熙陈述”系其本人陈述等内容，对韩国广宇较为不利。且在李相熙出庭作证后，韩国广宇亦表示“法庭传唤李相熙作为证人作证，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原告询问李相熙，我们有异议”，而前述李相熙证言中对韩国广宇较为不利之内容，均系在法庭询问下作出。故而，应认定李相熙证言相应部分的证明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正如本院在对韩国广宇二审补充证据三的认证意见中所述，李相熙与高成权的录音可证明李相熙具备相当之中文听说能力，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足以佐证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询问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之规定，本案中，韩国广宇或李相熙本人在李相熙出庭作证时亦未要求提供翻译。故而，韩国广宇关于一审法院程序瑕疵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韩国广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800元，由广宇电子株式会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