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庆，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安，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锡，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华金，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系广州市增城顺得利制衣厂的经营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平顺，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锋、蒋海行，分别为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国庆、刘玉安与上诉人何华金、汤平顺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庆、刘玉安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除一审判决支持加工费及利息外，另改判增加何华金、汤平顺支付刘国庆、刘玉安人民币82466.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15年10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2.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何华金、汤平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事实清楚，刘国庆、刘玉安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应当支持刘国庆、刘玉安的全部诉求。刘国庆、刘玉安与何华金、汤平顺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多年，交易习惯中，都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送货给刘国庆、刘玉安，双方在《收货单》签字，签了收货单后刘国庆、刘玉安开始加工，待加工完毕后把货物送回何华金、汤平顺处，双方签收《送货单》。而后隔一段时间对货款结算一次，由何华金、汤平顺的财务制作《对数单》，由双方财务签名确认，最后由何华金、汤平顺支付货款，有时通过现金支付，有时通过银行转账。这已经是双方多年的交易习惯，不管是收货单还是送货单，都不可能每单都是老板(何华金、汤平顺)亲笔签名。现实生活的交易习惯，也不可能每一次的交货都是由老板亲笔签名确认的。庭审中，何华金、汤平顺也承认了存在长期加工承揽合同的事实，并且承认拖欠货款的事实。
另外，刘国庆、刘玉安提供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拖欠加工费的事实。1、刘国庆、刘玉安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有：“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单价表)”，实际上这是双方签署的合同，内容为加工的费用，并且有何华金、汤平顺工厂的盖章及汤平顺的签名，并且注明“结算方式：月结”。何华金、汤平顺称对数单没有他的签名所以不认，那之前的“货款”是依据什么支付?这个很难解释得通。2、刘国庆、刘玉安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012年7月份，2012年8月对数单的对数人分别是刘某、汤某，银行流水显示交付款项人是汤平顺，这证明了何华金、汤平顺的交易习惯是由他人代替对数，刘某、汤某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第一次开庭中，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流水中何华金、汤平顺支付刘国庆、刘玉安的4万元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刘某、汤某不是他的员工为什么何华金、汤平顺要支付这笔钱，并且支付的钱与对数单的钱一致，这个何华金、汤平顺如何解释?这已经足以说明刘某、汤某等人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3、刘国庆、刘玉安提供的证据：从现在刘国庆、刘玉安留下来的《收货单》、《送货单》对应部分，可以证明：刘某、王某、张某、何某甲、谢某等人都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何华金、汤平顺辩称没有签名所以不认，但《收货单》签了名，《送货单》是另外一个人签名，为什么由另外一个人签名。因为货物加工是先送到刘国庆、刘玉安处，由刘国庆、刘玉安出具《收货单》，刘国庆、刘玉安与何华金、汤平顺签名确认，加工好了送回去，由刘国庆、刘玉安出具《送货单》由何华金、汤平顺签名确认。何华金、汤平顺称有他签名的就认，但《收货单》有何华金、汤平顺签名，《送货单》是其他人签的名他就不认，那这批货物加工完到哪里去了?难道给我方私吞了?这很难解释得通，实际上刘国庆、刘玉安加工完后把它送回去，而由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签名确认。同样道理，有些《送货单》是何华金、汤平顺签名的，但《收货单》没有其签名，如果何华金、汤平顺不认《收货单》的签名，那这笔货物谁送过来加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这批货物出现刘国庆、刘玉安吧?现在何华金、汤平顺不承认《收货单》，但承认有他签名的《送货单》，怎么解释这批货物会到刘国庆、刘玉安?并且刘国庆、刘玉安会加工完后送过去给何华金、汤平顺?很明显，在《送货单》《收货单》签名的这些人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上。并且，收货单与送货单的收送货是一致，从货物的型号，名称都是对应的，说明：日期不同，因为收货之后要加工，加工之后才能送货，这里有个时间差是正常的，值得说明的是，货物的型号一致，说明这是同一批货物，加工的型号都有它的特殊型号，不同工厂，它的型号是不同，这是不可能重复的。这已经足以证明：王某、张某、何某甲、谢某、刘某等人是汤平顺的员工。4、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证据《送货单》、《收货单》，虽然不齐全，但已经与对数单差距不大。足以证明何华金、汤平顺欠款事实。何华金、汤平顺既然能睁着眼睛说，这是刘国庆、刘玉安伪造的，试想，这么多《送货单》、《收货单》如何伪造，从单据也可以看出这些单据有一定年份的。如果伪造的话，是需要承担法律风险的。5、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证据：报警回执。如果刘国庆、刘玉安伪造证据恶意诉讼．为什么要去报警，报假案，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刘国庆、刘玉安作为有固定收入的生意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制造一个“刑事风险”。这个很难解释。6、刘国庆、刘玉安提交了证据：证人证言。这些证人都某以证明何华金、汤平顺拖欠刘国庆、刘玉安的加工费，证明对数单上的签名、《收货单》、《送货单》的签名都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这些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一审法院根据这些证据足以确认，《对数单》上金额的真实性，支持刘国庆、刘玉安的全部诉求。
二、一审法院判决依据存在部分错误，应当改判。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包括：本案刘国庆、刘玉安与何华金、汤平顺存在加工承揽的事实，何华金、汤平顺在一审开庭时确认的拖欠数额，确认了交易习惯，也确认了何华金、汤平顺为夫妻关系，拖欠的工程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何华金、汤平顺在庭审中前后陈述不一致的事实也予以否认，但对证据《对数单》不予确认，因此，判案依据是根据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送货单》金额为依据。
这里存在两个错误。1、从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送货单》，法院核对计算出的金额为：337912.7元。而后扣除了何华金、汤平顺之前清偿的4万元欠款。只支持297912.7元。实际上这4万元欠款不应对从337912.7元中扣除。原因是：刘国庆、刘玉安在一审起诉时，已经扣除了何华金、汤平顺清偿的4万元欠款的，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何华金、汤平顺总共拖欠刘国庆、刘玉安420379元，但刘国庆、刘玉安一审的诉讼请求中只主张了380379元，何华金、汤平顺归还的4万元，刘国庆、刘玉安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扣减，没有主张。如果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以《送货单》上的金额作为依据，那也应当是337912.7元，而不是297912.7元。2、本案的判案数额不应以《送货单》数额为依据，应当以《对数单》为依据。理由如下：(1)本案的交易习惯已经确定，何华金、汤平顺承认拖欠刘国庆、刘玉安货款，既然承认了交易习惯，按照交易习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送货给刘国庆、刘玉安，双方在《收货单》签字，签了收货单后刘国庆、刘玉安开始加工，待加工完毕后把货物送回何华金、汤平顺处，双方签收《送货单》。而后隔一段时间对货款结算一次。由何华金、汤平顺的财务制作《对数单》，由双方财务签名确认，最后由何华金、汤平顺支付货款。因此，何华金、汤平顺拖欠的金额应以《对数单》上的金额为准。(2)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证据中足以证明《对数单》的真实性。首先，每个月的《送货单》、《收货单》上的金额与《对数单》上的金额相近，有多数是基本吻合的；其次，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证据中“2013年9月份以前的《对数单》”，这些《对数单》的货款何华金、汤平顺已经支付过的，且有银行转账证明，双方已经确认的，并且2013年9月份以前的《对数单》的签名也并非何华金、汤平顺本人签名，对数人、形式等都与2013年9月份之后的《对数单》一致，何华金、汤平顺交付过的金额也与《对数单》的金额一致。这足以说明《对数单》即为双方确定的金额。(3)从实务交易习惯中，特别是增城地区的加工厂，所有账目都是由公司财务对数的，不可能是有老板亲自对数，结合本案的所有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足以证明《对数单》上的金额为实际欠款金额。
三、法院应当以客观事实为基本，支持刘国庆、刘玉安的所有诉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拖欠的数额。何华金、汤平顺承认拖欠刘国庆、刘玉安的货款，只承认有何华金、汤平顺亲笔签名的单据，但又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刘国庆、刘玉安提交证据的证明内容。例如：何华金、汤平顺不承认《对数单》但又不能合理解释之前的“货款”支付是以什么作为依据的；不能合理解释之前支付的货款与《对数单》的金额为什么是一致的：不承认刘某、汤某、王某、张某、何某甲、谢某等人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会在何华金、汤平顺留下来的《收货单》、《送货单》中出现，并且与何华金、汤平顺对应：更不能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在《对数单》上出现。没错，《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刘国庆、刘玉安已经履行举证义务，何华金、汤平顺一味声称“只要没有何华金、汤平顺本人签名的，一概不认”。但没有合理的理由否认刘国庆、刘玉安的事实与依据，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否认刘国庆、刘玉安证据中的真实性、合理性、关联性。何华金、汤平顺实际心里非常清楚这笔加工费是否真实存在，但是想利用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来撇开自己的责任，利用证据规则的缺陷来逃避自己的债务。本案中，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何华金、汤平顺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否认《对数单》、《送货单》、《收货单》等证据的三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并且何华金、汤平顺在几次开庭中的陈述中前后不一致，据此表明何华金、汤平顺诚信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刘国庆、刘玉安认为，法院应当依据《对数单》上的金额，《对数单》上的金额为：42037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4万元，应当支持刘国庆、刘玉安380379元，而不是仅支持297912.7元。虽然《对数单》上没有何华金、汤平顺的签名，但结合整个证据链，足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
何华金、汤平顺答辩称：我方希望二审驳回刘国庆、刘玉安的上诉，依法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内容。刘国庆、刘玉安没有证据证明该除汤平顺之外的其他人签名及产生的责任归汤平顺、何华金承担，本案的焦点问题该签名人员受谁之委托，是否存在签名人员的真实身份，一审均没有核实和查清，造成的结果扩大化，让何华金、汤平顺承担不必要的损失。刘国庆、刘玉安由于其经营管理的失误任由非汤平顺的公司员工的人员签名就起诉汤平顺，将其未尽责的责任归结于我方，那是不应当支持的。希望二审能够查清本案，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何华金、汤平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除何华金、汤平顺承认部分款项外，驳回刘国庆、刘玉安其他诉讼请求；3、请求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国庆、刘玉安承担。
上诉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对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收货单》上经手人有“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等人签名即是受何华金、汤平顺所托的认定属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所托”的依据是什么?是存在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关系，即上述人员是何华金、汤平顺员工?还是指上述人员是受到何华金、汤平顺的授权委托?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上述问题，所作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逻辑混乱且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何华金、汤平顺。首先，一审庭审期间刘国庆、刘玉安没有证据证明何华金、汤平顺与上述人员存在劳动关系；何华金、汤平顺与刘国庆、刘玉安也没有任何协议书约定由上述人员代为收货签名，更没有任何一张《送货单》或《收货单》同时签署了何华金、汤平顺与上述人员名字，刘国庆、刘玉安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人员存在代理权限。因此，没有授权委托，上述人员便无代理资格。一审法院因为《送货单》与《收货单》上显示货物型号、数量基本吻合就断定《收货单》上经手人有“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等人签名便认定是受何华金、汤平顺所托毫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其次，一审法官仅凭主观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就认定“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等人是受何华金、汤平顺所托，显然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基本原则。一审庭审没有查清“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等人员身份信息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核实《收货单》上签名是否由上述人员本人亲自签署。若依据一审判决，只要名字叫“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的人均可向何华金、汤平顺主张权利，或让何华金、汤平顺承担责任，显然损害何华金、汤平顺合法权益。同时，任何人员只要在《收货单》上签名就能认定是受何华金、汤平顺所托或是何华金、汤平顺员工，那么必将引发许多争议纠纷，何华金、汤平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2、一审法院对《送货单》的真实性认定有错误。首先，刘国庆、刘玉安所提供的《送货单》，何华金、汤平顺明确对有其本人签名的予以认可，其他人员签名的单据及发生的法律责任与何华金、汤平顺无关。其次，刘国庆、刘玉安所提供的《送货单》金额合计数额大的单据均由其他人员所签名，而不是何华金、汤平顺本人签名，有悖常理，真实性值得怀疑；而且，一审法院已认为刘国庆、刘玉安无法证明在《对数单》上签名的“黄某甲、何某乙”等人是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仅凭不实的《送货单》并不能就此认定何华金、汤平顺欠巨额货款的事实。若仅凭货物型号、数量基本吻合即视《送货单》真实有效，则刘国庆、刘玉安完全可以通过伪签《送货单》或《收货单》人员姓名，作为收款依据，以达非法目的。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刘国庆、刘玉安应当对《送货单》经手人签名的“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等人是何华金、汤平顺员工或具有代理权限且上述人员真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刘国庆、刘玉安并不能就上述情况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所以应该承担不能证明的后果。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该《送货单》《收货单》真实的情况下，强行将举证责任倒置，要求何华金、汤平顺举证证明该凭证非真实的，一审法院审判逻辑存误。在本案一审质证中，何华金、汤平顺已明确表示“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等人不是其员工，但一审法院仅凭何华金、汤平顺因时间间隔久且单据数量之多记不清是否与刘国庆、刘玉安发生过交易，后经何华金、汤平顺查阅账单确认欠刘国庆、刘玉安22453.6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何华金、汤平顺诚信值得怀疑，未认可何华金、汤平顺关于《送货单》情况的说明。
刘国庆、刘玉安答辩称：1.包括有合同、对数单、对数人的签名、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显示的交付人是汤平顺本人，签名的单据与汤平顺支付金额一致，一审时何华金、汤平顺也承认支付4万元用于还货款。收送货单，同一笔货物收货人是汤平顺，送货单又是其他人，我方有一堆单证明这些人是汤平顺的员工，报警回执、证人证言、2013年前对数单和银行流水，2013年9月前就是说对方已支付款项有银行流水，支付的是员工，银行流水签名是汤平顺，支付的金额支付款项是一致，如果不真实的话，都是由其他人签名，是由汤平顺签名，且金额和款项是一致，说明这些单据是对方结算依据。2.2015年12月1日庭审笔录第7页对方说双方没有发生交易，不欠货款。2016年2月4日对方又说只欠10714元，第3次又说承认欠款22453.6元，前后矛盾。对方说法多次不一致，对方说对帐单没有其签名就不承认，对方又说支付过4万元通过银行转帐支付，那支付依据是什么。希望二审结合整个证据链、生活中加工承揽习惯、交易习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单都不是老板签名的，如果承认只有汤平顺签名的，其他不承认，这是极不公平的。
刘国庆、刘玉安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何华金、汤平顺连带向刘国庆、刘玉安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洗水加工费合计380379元及其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何华金、汤平顺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庆、刘玉安称以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名义与何华金、汤平顺经营的广州市增城顺得利制衣厂自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发生交易，双方交易金额为420379元。庭审中，何华金、汤平顺确认与刘国庆、刘玉安签订《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单价表》，但否认有与刘国庆、刘玉安发生交易。《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单价表》对童装长裤、童装中裤及童装短裤/短裙等加工价格进行约定，并注明“2013年5月12日开始按此单价。以上单价不含税票，结算方式：月结”。刘玉安代表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签名并加盖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公章，汤平顺在客户签名栏上签名并加盖广州市增城顺得利制衣厂公章。
刘国庆、刘玉安提交双方交易期间《送货单》，客户载明“顺得利”，收货单位经手人有“何某甲”、“汤平顺”、“汤某”、“刘某”、“何某丙”等人签名。另外，刘国庆、刘玉安还向原审法院提交《顺得利服装厂对数单（桂某洗水厂）》主张委托会计黄某乙与顺得利制衣厂的会计刘某、黄某甲和何某乙就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份期间的交易进行对数，何华金、汤平顺否认以上对数的三人为其员工。第一次庭审后，何华金、汤平顺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确认与刘国庆、刘玉安发生了交易，且确认有“汤平顺”签名的送货单，金额合计50714.1元。何华金、汤平顺亦承认汤平顺分别在2014年11月26日、2015年2月16日、6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过2万元、1万元、1万元货款，故认为尚拖欠刘国庆、刘玉安货款10714元。
双方确认交易习惯为：何华金、汤平顺将要加工的裤交付给刘国庆、刘玉安，刘国庆、刘玉安向何华金、汤平顺出具《收货单》；刘国庆、刘玉安加工完毕后将货物交还给何华金、汤平顺，并出具《送货单》由何华金、汤平顺签收。过一段时间后，由刘国庆、刘玉安根据《送货单》与何华金、汤平顺结算，但否认有在《对数单》上签名。为证明以上交易习惯，刘国庆、刘玉安提交了双方交易期间货物型号、名称对应为同批货物的部分《收货单》与《送货单》。其中，《收货单》客户签名为王某、对应《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为汤平顺的有3张；《收货单》客户签名为张某、对应《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为汤平顺的有5张；《收货单》客户签名为汤平顺、对应《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为何某甲的有13张；《收货单》客户签名为汤平顺、对应《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为汤平顺的有9张；《收货单》客户签名为谢某、对应《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为汤平顺的有4张。另外，2013年12月4日由正华公司桂某车间出具的《收货单》（单号：1329811），记载“H8886K#童装短裙400条，板1条”，客户签名为王某；2013年12月6日由正华公司桂某车间出具的《送货单》（单号0093534）记载“H8886K#童装短裙……399条，板1条”，收货单位经手人为刘某。何华金、汤平顺认为，刘国庆、刘玉安所称的《收货单》与《送货单》对应只是货物型号一致，无法证明是同一批货物。随后，何华金、汤平顺依据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的单据重新确认拖欠加工费22453.6元。
另查明，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无登记资料。广州市增城顺得利制衣厂是何华金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于2014年12月22日注销登记。汤平顺与何华金是夫妻关系。
再查明，刘国庆于2013年10月1日与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正华公司将部分厂房租给刘国庆使用。
原审法院认为：刘国庆、刘玉安与汤平顺签订的《增城市正华有限公司桂某车间单价表》，何华金、汤平顺确认该单价表真实性，但先是在庭审中否认与刘国庆、刘玉安就单价表约定的内容发生过交易，在刘国庆、刘玉安提供《送货单》、《收货单》等证据后，又承认欠刘国庆、刘玉安加工费22453.6元，据此表明何华金、汤平顺诚信值得怀疑。基于何华金、汤平顺现承认与刘国庆、刘玉安发生交易且欠刘国庆、刘玉安加工费，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何华金、汤平顺拖欠刘国庆、刘玉安加工费的数额。
针对以上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本地加工行业惯例以及双方确认的交易习惯，可确定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确实通过“一送一收”完成货物的交接。其次，刘国庆、刘玉安提交同批货物“一送一收”的《送货单》、《收货单》显示货物型号、数量基本吻合，表面上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既然汤平顺确认有“一送一收”的交易习惯，却又认为刘国庆、刘玉安提交相应的《送货单》、《收货单》不能证明是同一批货物，应就其主张举证，即提供同批货物有汤平顺签名的《送货单》、《收货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汤平顺未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采信《送货单》、《收货单》的真实性，且根据日常交易经验，确认型号、数量对应《送货单》、《收货单》指向的为同一批货物。再次，何华金、汤平顺仅确认有“汤平顺”签名的《送货单》、《收货单》中加工费金额，换言之，同一批货物与之对应的《收货单》、《送货单》上代表顺得利签名的人应是受汤平顺所托，即有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签名的《收货单》、《送货单》对汤平顺有约束力，汤平顺应为之承担责任。
由于汤平顺否认有对账的交易习惯，而刘国庆、刘玉安又无法证明在《对数单》上签名的黄某甲、何某乙系何华金、汤平顺员工，故原审法院根据刘国庆、刘玉安提交有汤平顺、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签名的《送货单》核算双方在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的加工费金额。有以上人员签名的《送货单》情况如下：2013年9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61717.6元，2013年10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79872.5元，2013年11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10232.9元，2013年12月有汤平顺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14399.7元，2014年1月有汤平顺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6000元，2014年3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33272.4元、有汤平顺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9146.8元，2014年4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62405.1元，2014年5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32728元，2014年6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14652.8元、有汤平顺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2055元，2014年7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2287.8元、有汤平顺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4518.1元、有谢某签名《送货单》金额845元，2014年8月有何某甲签名《送货单》金额合计3779元。以上《送货单》合计金额337912.7元。鉴于刘国庆、刘玉安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凭证，主张汤平顺向其清偿4万元欠款，现汤平顺拖欠刘国庆、刘玉安加工费应为297912.7元。刘国庆、刘玉安诉请超过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未对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现刘国庆、刘玉安请求何华金、汤平顺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涉案债务产生于汤平顺与何华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广州市增城顺得利制衣厂是登记在何华金名下的个体工商户，故涉案债务应为何华金、汤平顺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国庆、刘玉安诉请何华金、汤平顺共同清偿，于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汤平顺、何华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刘国庆、刘玉安支付加工费297912.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15年10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国庆、刘玉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6元、诉讼保全费2422元，合计9428元由汤平顺、何华金共同负担。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仍为何华金、汤平顺拖欠刘国庆、刘玉安加工费的数额问题。对此，本院经查认为，首先，由于刘国庆、刘玉安无法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对数单》上签名的黄某甲、何某乙为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故刘国庆、刘玉安主张以涉案《对数单》为依据来核算何华金、汤平顺拖欠加工费的理由不充分。其次，原审法院在认定有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签名的《收货单》、《送货单》对汤平顺有约束力的基础上，并以汤平顺、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签名的《送货单》为依据核算双方在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的加工费金额总计为337912.7元，并无不当，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第三，原审法院是以《送货单》不是以《对数单》为依据核算出加工费为337912.7元，并扣除汤平顺在2014年8月之后支付的4万元欠款，得出何华金、汤平顺实际拖欠刘国庆、刘玉安的加工费为297912.7元并无不当，并无重复扣减4万元。原审法院判决何华金、汤平顺向刘国庆、刘玉安支付加工费297912.7元及相应利息正确。
关于刘国庆、刘玉安上诉提出应以涉案《对数单》为依据核实加工费的问题，本院经查认为，如前所述，由于刘国庆、刘玉安无法证明涉案《对数单》上签名的黄某甲、何某乙为何华金、汤平顺的员工，而且汤平顺否认有对账的交易习惯，所以，即使存在何华金、汤平顺在2013年9月之前根据《对数单》支付相应的加工费的事实，但是该事实并无当然推定之后的涉案《对数单》的真实性，即涉案《对数单》无法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对刘国庆、刘玉安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何华金、汤平顺上诉提出不应以涉案《送货单》为依据核算加工费的问题，本院经查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涉案《送货单》、《收货单》显示货物型号、数量等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认定有何某甲、王某、谢某、刘某签名的《收货单》、《送货单》对汤平顺有约束力，有事实根据，符合日常交易和常理，分析到位，本院予以确认。何华金、汤平顺上述主张纯属无理，缺乏诚信，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国庆、刘玉安、何华金、汤平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68元，由上诉人刘国庆、刘玉安负担1862元，上诉人何华金、汤平顺负担70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楚文萃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