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2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宜勇（曾用名杨小林），男。
委托代理人杨莹，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代表人肖德明，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菁，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宜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9年9月4日，杨宜勇因“摔伤致双足、右腕关节肿痛活动受限约2小时”被送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就诊，2009年9月10日杨宜勇在该院行“左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右跟骨石膏托外固定术”，出院诊断为“双足跟骨骨折，右桡骨远端多发性骨折，右耻骨上、下支骨折，膀胱积血、泌尿系统结石”。2010年7月22日，杨宜勇因“左跟骨骨折内固定术后11个月”再次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左跟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当天该院在腰麻下为杨宜勇行“左跟骨骨折内固定物取出术”。2011年3月5日，杨宜勇入住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诊断为“左跟骨骨折术后畸形愈合”，出院时“左跟部行走痛明显，休息后缓解”，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1年3月23日，杨宜勇因“外伤后左足疼痛1年半”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处住院治疗，入院检查见杨宜勇“左踝肿胀，可见伤口疤痕愈合，无渗液，足跟增宽，双踝活动受限，左踝背伸5°∽跖屈30°，右踝背伸5°∽跖屈20°，左跟骨结节外侧骨性隆起，局部压痛，纵向叩击痛阴性，未扪及骨摩擦感，双侧足趾感觉、活动正常”。2011年3月25日X线检查显示“左跟骨骨折术后骨折畸形愈合改变”；CT检查报告“符合左跟骨陈旧性骨折术后改变”。入院诊断为“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双侧距下创伤性关节炎”。2011年3月24日，杨宜勇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同意行“左跟骨骨折切开植骨关节融合（备内固定）术”，其中明确术中需要植骨（使用同种异体骨）；杨宜勇还另行在《临床治疗必需贵重药、自费药应用协议书》、《贵重医用材料使用登记表》上签名，同意术中使用同种异体骨。2011年3月25日，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在麻醉下为杨宜勇行“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29日术后X线复查，报告为“左跟骨骨折（内固定）术后表现”。杨宜勇于2011年4月5日出院。2011年8月30日，杨宜勇入住深圳市中医院，2011年9月1日在该院施行左跟骨骨折术后内固定物取出术，杨宜勇并于2011年9月6日出院。经杨宜勇申请，杨宜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致同意，法院依法委托深圳市医学会对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行为与杨宜勇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责任比例等进行鉴定。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杨宜勇对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提交病案资料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存在如下异议：1、对其中的《贵重医药材料使用登记表》前半部分有杨宜勇签字部分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杨宜勇当时不同意使用同种异体骨。杨宜勇主张该登记表后半部分即“以下由医师术后填写”部分是伪造的，是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事后添加，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并未告知杨宜勇；2、杨宜勇对其本人签名认可的《手术知情同意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本手术提请患者及亲属住院的本专科专病的特殊并发症及后遗症”部分有“术中需要植骨（使用同种异体骨）”的内容；3、认为杨宜勇入院时没有“扶拐”，只是“带拐”。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则认为《贵重医用材料使用登记表》“以下有医师术后填写”部分内容是明确术中使用材料的产地、规格型号、产品编号、生产单位、供货单位等，以便查询、管理，填写的内容与手术前告知患者的手术使用材料没有不同，只是明确了材料的具体的相关信息。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对杨宜勇提交的病历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杨宜勇提交的病历资料不全。法院依据双方的质证意见，对双方提交的病历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法院另依法调取杨宜勇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深圳市中医院的相关病历，并组织杨宜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双方进行质证；法院将所有病历资料、质证意见以及庭审笔录送达深圳市医学会。2013年3月21日，深圳市医学会出具深医会医损鉴（2012）209-12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书，分析认为：（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对患者杨宜勇的“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双侧距下创伤性关节炎”的疾病诊断是正确的。（二）医方对患者采取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的手术治疗是恰当的，符合医疗规范。（三）关于患方异议的几个问题：1、患者异议医方“违法摘取患者左跟距关节器官、左跟骨没有正确对位”的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医方针对患者高处坠落伤导致左跟骨粉碎性骨折（跟距关节受损），引起其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创伤性关节炎，导致疼痛，为其实施“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手术治疗是恰当的。该手术术中必需去除跟距关节的软骨面，才能融合该关节，达到治疗跟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的目的。术前医方已与患者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已将“跟距关节融合术”的手术方式和风险告知了患者。患者误解了关节融合术的概念，错误认为医方“摘取患者左跟距关节器官”。专家鉴定组复核了医方的手术记录，其中记载医方术中只是“去除残留的关节软骨”组织，阅读了术后多家医院的影像学资料［如：2013年3月18日患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进行的X线（片号：436159）显示其左跟骨畸形愈合，距下关节面融合良好］，左跟骨畸形较术前有所改善，不存在由于医方手术导致患者“左跟骨没有正确对位”的情况。说明医方没有摘除患者的“左跟距关节器官”。2、患者异议医方“未给患者使用跟骨钢板，丢失左足底部跟骨骨块，错误使用异体骨及5枚不同规格型号钢钉”的问题。医方为纠正患者的左跟骨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并发创伤性关节炎，为矫正畸形和融合跟距关节而选择去除关节软骨面、植骨和加压螺钉固定是恰当的。查阅医方的手术记录和相关术后影像学资料，术中从跟骨中截下的松质骨组织已连同同种异体骨一起回植于需融合的跟距关节处。因此，不存在“丢失左足底部跟骨骨块”等问题。（四）目前患者损害后果的原因分析。专家鉴定组认为，目前患者存在“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主要依据：1、专家组现场，对患者进行了体格检查，见患者可不依赖辅助器具自行行走，其左跟部外侧11cm的重叠弧形切口疤痕，左足弓稍变浅，左足跟轻度外翻，左踝关节背伸5°，跖屈30°，左足内外翻活动受限。2、2013年3月18日患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进行的X线（片号：436159）检查，显示其左跟骨畸形愈合，距下关节面融合良好。其“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的原因主要是：（1）患者高处坠落伤，系高能量损伤，导致左跟骨粉碎性骨折（跟距关节受损）是引起其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创伤性关节炎的主要原因。（2）患者由于跟骨畸形愈合和跟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所致疼痛而实施了“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治疗必需的跟距关节融合术后该关节的固定影响其活动功能。（五）专家鉴定组认为，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患者“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无因果关系。主要理由：1、专家鉴定组复核了患者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手术前后的影像学资料，将术前2011年3月24日X线片和CT片（片号：013041747）与术后2012年10月24日CT片（片号：322756）和2011年3月18日X片（片号：436159）比较，其影像提示患者目前左跟骨畸形较术前有所矫正，跟距关节融合良好。2、患者步入鉴定会现场，经相关体格检查，其现状与入院时的病史资料比较，患者的体征和功能较术前需拐杖辅助行走的情况有改善。表明医方的手术有一定的效果。依据上述意见，深圳医学会作出鉴定结论：1、患者杨宜勇在接受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诊疗过程中，“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后存在“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目前患者“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相应的器质性病变和／或功能性病属于玖级伤残。2、医方不存在医疗过错，其医疗行为在影响患者目前的不良后果的原因力没有作用。3、医方的医疗行为在患者上述不良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为0。4、医方的医疗行为在患者上述不良后果中不应当承担责任。杨宜勇向法院表示不认可该鉴定结论，其理由如下：1、依据鉴定报告专家组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中，“见患者可不依赖辅助器具自行行走，其左跟部外侧11cm的重叠弧形切口疤痕”，记录的切口形状是弧形，而根据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手术记录为，“沿原手术切口疤痕选择外侧L形入路”，弧形切口与L形切口是两种不同的术前诊疗、手术治疗方式，也导致两个手术治疗结果；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诊疗行为给杨宜勇造成了左跟骨由大变小的损害，由长变短的损害，由多变少的损害，左距下三个关节的软骨面丧失的损害，左距跟骨受到损害，左跟骨中后部形态较明显失常的损害，左距下三个关节显示不清楚的损害；3、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对杨宜勇的病史采集不够详细认真，杨宜勇入院时并未需扶拐辅助行走。据此，杨宜勇认为深圳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不公正、不客观、不合法，不应予采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对上述鉴定结论没有异议，认为杨宜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双方选择至深圳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是依杨宜勇方的主动申请，说明杨宜勇方亦认可深圳市医学会具有合法鉴定资质。深圳市医学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应予以采纳。法院同时查明，杨宜勇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处住院期间所花费的医疗费为28221.97元，深圳市怡盛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为杨宜勇办理工伤保险，工伤保险计发基数为2173元。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就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而言，应确定医疗机构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是否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确定医疗过错及相关因果关系是专业问题，应依法借助有关医疗鉴定部门的权威意见。本案中，深圳市医学会作为具有医疗损害技术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依据杨宜勇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外院的病史材料以及双方的陈述，结合相关诊疗、护理规范与常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且经过质证符合证据的证明效力，因此，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依据。深圳市医学会经鉴定认为，患者杨宜勇在接受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诊疗过程中，“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后存在“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医方不存在的医疗过错，其医疗行为在影响患者目前的不良后果的原因力没有作用；医方的医疗行为在患者上述不良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为0。因而，杨宜勇要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宜勇对鉴定结论的异议，医学鉴定问题是专业问题，深圳市医学会对专业问题已作出了明确认定，杨宜勇的第1、2项异议理由仅为其主观认识问题，并无科学、明确的依据。杨宜勇第3项异议理由中认为医方对患者的病史采集不详细、不认真，认为其入院时没有需扶拐辅助行走，但医方采集的信息与杨宜勇在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出院时“左跟部行走痛明显，休息后缓解”的症状及杨宜勇质证时亦自认其入院时“带拐”等情况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符合事实情况；且深圳市医学会只需对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出鉴定即可，杨宜勇是“扶拐”还是“带拐”入院的认定与深圳市医学会所做鉴定结论并无直接关系，故杨宜勇不认可鉴定结论之第3项理由亦不成立；深圳市医学会系由杨宜勇自行选定的鉴定机构，亦属于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在鉴定过程认真审查了医患双方提交的材料，听取医、患双方的意见，现场对患者进行了检查，其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可信，杨宜勇对深圳市医学会所作鉴定结论的异议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杨宜勇签名确认的《临床治疗必需贵重药、自费药应用协议书》、《贵重医用材料使用登记表》及《手术知情同意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杨宜勇申请撤销上述文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宜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6元，经法院批准予以免交；深圳市医学会收取的鉴定费4500元（已由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预交），由杨宜勇承担。
杨宜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1）法院判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医疗行为给杨宜勇造成的身体健康严重损害为医疗事故。（2）法院判决杨宜勇属于柒级伤残，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3）法院判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恢复杨宜勇左距跟骨的软骨、左距下三关节软骨等的术前原形状态，恢复左足背外侧皮肤术前原形状态及恢复弧形切口（11厘米）损害的28条神经及血管、软骨等，恢复左跟骨，距骨原形状态，取出左距下异骨物并在确保不损害人身体健康情况下进行。3、判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赔偿医疗事故损害治疗费33871.7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780.00元、住院期间生活费728.00元、误工费26726.00元、伤残费160374.00元、鉴定费4500.00元，合计222479.77元。事实和理由是：2009年9月4日，杨宜勇因日常工作受伤到罗湖人民医院处就诊，实施手术“左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右跟骨石膏托外固定术”，疗效：冶愈，2009年12月8日出院。2010年7月22日入院，实施左跟骨内固定物取出，疗效：治愈，2010年8月9日出院。2011年3月5日，杨宜勇入住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诊断：左跟骨术后畸形愈合，建议行畸形手术，因该院技术受限，建议至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1年3月8日出院。2011年3月23日，杨宜勇入住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诊断：1、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2、双侧距下创伤性关节炎。2011年3月25日，、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给杨宜勇实施手术：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距骨截骨内固定术，造成杨宜勇左跟骨中后部形态较明显失常的损害后果，左跟距骨5条隧道洞样至今的损害后果，左跟距：前关节，中关节，后关节显示不清楚的损害后果，左跟骨骨体变短，变小的损害后果，左足背外侧“弧形”形切口（11厘米）损害28条神经及血管的后果。深圳市医学会出据的鉴定结论显失公平主要事实有以下几点：1、医方的医疗行为过错造成患者杨宜勇属于玖级伤残，参照《道珞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人评定标准》，患者杨宜勇应属于玖级伤残。根据医疗事故处理《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第二十五条等相关规定，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应有法医参加鉴定组深圳市医学会专家组鉴定组，在给杨宜勇进行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时没有法医参加鉴定组，显失公平。2、认定医方不存在的医疗过错及其医疗行为在影响患者杨宜勇目前的不良后果的原因力没有作用，显失公平。3、认定医方的医疗行在为患者杨宜勇上述不良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为0，显失公平。4、认定医方的医疗行为在患者杨宜勇上述不良后果中不应当承担责任显失公平。综上所述：杨宜勇左跟骨术后畸形愈合，应该行畸形手术。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给杨宜勇实施手术时使用锐器金属钢刀及5枚锐器金属钢钉进行“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非法侵害了杨宜勇的人权、造成杨宜勇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口头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的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对于杨宜勇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其提到的深圳市医学会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
本院经审理查明，杨宜勇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赔偿杨宜勇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补助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等共计222479.77元；2、撤销《临床治疗必需贵重药、自费药应用协议书》、《贵重医用材料使用登记表》及《手术知情同意书》；3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杨宜勇在二审期间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赔偿杨宜勇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600000元，请求判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承担杨宜勇全部续医费。杨宜勇在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1、深圳市雨花餐饮连锁有限公司的票据，拟证明其在本案手术前在雨花西餐厅正常工作；2、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体格检查表、健康证，车票、社保清单，拟证明其在本案手术前经过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深圳市中医院、深圳市防疫站检查体检合格，四肢正常行走；3、深圳市工伤（职业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拟证明其为八级伤残，深圳市医学会出具虚假的鉴定结论；4、深圳市工伤医疗特殊检查治疗项目申请审批表，拟证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误诊误治的侵害行为是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违反社保的相关规定进行违规检查、治疗、记账。杨宜勇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委托中华医学会就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对杨宜勇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2013年3月21日，深圳市医学会出具深医会医损鉴（2012）209-12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书上“六、对鉴定过程的说明”中载明：“2013年3月12日上午10时30分，由深圳市医学会主持医患双方当事人、代理人抽取专家鉴定组成员。在抽签前首先由医学会将专家库相关学科专业组中专家的姓名、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单位告知双方当事人。医患双方提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罗湖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回避的要求。深圳市医学会予以同意。在深圳市医学会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分别随机抽取骨外科专家的编号各2个、候补的骨外科专家的编号各2个；最后1个骨外科专家的编号和1个候补骨外科专家的编号由医学会随机抽取。随机抽取专家结束后，深圳市医学会当场向双方当事人公布所抽取的专家鉴定组成员和候补成员的编号并记录在案”。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根据上述规定，杨宜勇超出其原审诉讼请求部分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院二审审理的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杨宜勇未能举证证明深圳市医学会出具深医会医损鉴（2012）209-12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书存在上述情形，故对其在二审期间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在对杨宜勇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是否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深圳市医学会系经双方一致同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且该鉴定结论经过质证符合证据的证明效力，因此，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依据。深圳市医学会经鉴定认为，患者杨宜勇在接受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诊疗过程中，“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后存在“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医方不存在的医疗过错，其医疗行为在影响患者目前的不良后果的原因力没有作用；医方的医疗行为在患者上述不良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力）参与度的比例为0。因而，杨宜勇主张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要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宜勇对鉴定结论的异议，本院分析如下：1、该鉴定书已载明鉴定组成员是由双方在深圳市医学会主持下分别随机抽取及由医学会随机抽取，且在抽签前医学会已将专家库相关学科专业组中专家的姓名、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单位告知双方当事人，可见双方在鉴定前均已清楚鉴定组的组成人员，亦未提出异议；2、鉴定书中已对杨宜勇异议的“医方违法摘取患者左跟距关节器官、左跟骨没有正确对位”、医方“未给患者使用跟骨钢板，丢失左足底部跟骨骨块，错误使用异体骨及5枚不同规格型号钢钉”等问题作出答复，明确：（1）、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为杨宜勇实施的“手术治疗是恰当的。该手术术中必需去除跟距关节的软骨面，才能融合该关节，达到治疗跟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的目的。杨宜勇误解了关节融合术的概念，错误认为医方“摘取患者左跟距关节器官”，医方的手术记录记载医方术中只是“去除残留的关节软骨”组织，并没有摘除杨宜勇的“左跟距关节器官”；（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术中从跟骨中截下的松质骨组织已连同同种异体骨一起回植于需融合的跟距关节处，因此，不存在“丢失左足底部跟骨骨块”等问题；3、该鉴定书中亦对杨宜勇目前存在“左足部分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是：（1）杨宜勇高处坠落伤，系高能量损伤，导致左跟骨粉碎性骨折（跟距关节受损）是引起其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创伤性关节炎的主要原因；（2）杨宜勇由于跟骨畸形愈合和跟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所致疼痛而实施了“左跟骨骨折畸形愈合外侧骨突切除＋距下关节融合＋跟骨截骨内固定术”，治疗必需的跟距关节融合术后该关节的固定影响其活动功能。综上，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可信，杨宜勇对该鉴定结论的异议仅为其主观认识，并无科学、明确的依据，故杨宜勇对深圳市医学会所作鉴定结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杨宜勇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12.39元，经法院批准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媛
审判员 黄 国 辉
审判员 袁 劲 秋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曾瑾（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