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淮中民终字第019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大道与北门大街光汇处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袁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俊，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芯芯，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润青，南京同舟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徐向阳，南京同舟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顾彬菁，南京同舟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严润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6日作出（2015）淮法商初字第015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俊、王芯芯，被上诉人严润青的委托代理人徐向阳、顾彬菁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一审诉称，2014年9月13日，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价值为973元的卫衣数件，该服装吊牌标注的生产者为：安徽省阜阳市等地生产。原告将该产品送往权威部门进行质量检验，检验结果已确认该商品为不合格商品。原告索赔未果，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退还货款973元，支付价款三倍的赔偿金2919元，赔偿交通费3000元，合计68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一审辩称，对原告在被告公司购买了卫衣7件，总价值为973元没有异议，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卫衣质量中的耐洗、色牢度、纤维含量都是合格的，因此没有必要对耐洗、色牢度、纤维含量重新鉴定。原告购买了卫衣已经很久，因产品的保存方式、环境对商品检测存在影响。检验报告中仅仅是制造商等是不合格，且卫衣7件，原告购买的是同一种款式，每一件关于“标识”的标注情况是一样的，鉴定1件就可以了。根据国家标准《GB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鉴定机构对服装标识所应当包含的内容就七项，其中没有说标注经销商及地址是不合格的。标注经销商及地址和制造商及地址是一回事，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查明，2014年9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7件“CHEROKEE”男贴布卫衣（黑色7件，规格为L175／96A），每件139元，共支出商品价款973元。商品所附吊牌标注了品牌、品名、款号、成分、质量等级等内容，其中“产地：安徽省阜阳市；经销商：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江场西路255号；价格179元……”。后原告委托了泰州市纤维检验所对所购物品进行检验，该所出具了《检验报告》一份，该报告载明，送检产品为“CHKE”男罗纹口袋卫衣，产品标识有“经销商名称、地址但无制造商名称地址”，检验结果为单项不合格。原告索赔未果，遂诉至本院。
原审认为，原告举证的购物发票和涉案商品实物，足以证明其从被告处购买了涉案商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被告在庭审亦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销售者负有验明其销售商品的产品标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要求的义务，如销售者未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且不能证明自己实施此种销售行为确无欺诈故意，应当视为故意隐瞒产品真实情况使消费者陷入认识错误的情形。本案中，双方诉争的“CHKE”男贴布卫衣及其外包装的标识上仅标注了经销商：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及产地：安徽省阜阳市，无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规定，应当属于标识不合格产品。被告作为专业的超市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其销售的商品的标识内容真实。但其在销售涉案物品时未对产品标识的显著瑕疵进行严格核实，将该类产品向不特定对象出售，而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而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购买了不合格产品，据此应当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三倍的赔偿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交通费3000元的主张，本院参考淮安至南京的正常公路票价及原告往返的次数酌情确定交通费为1000元。审理中原告申请对涉案货物进行鉴定，但由于庭审中双方对泰州市纤维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仅对该报告中“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单项不合格”内容有异议，对报告的其他内容无异议，且通过直观可以了解到产品标识上无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量，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的数额，为降低诉讼成本，该项鉴定无必要进行。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严润青货款973元，并支付原告严润青赔偿金2919元，承担原告交通费1000元，合计4892元；同时原告严润青将其购买的7件“CHKE”男贴布卫衣退还给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25元），由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即一审开庭未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组织当庭质证且没有进行法庭辩论和当事人最后陈述。2、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即涉案商品因未标注“生产厂”的厂名和厂址，所以系不合格产品。上诉人认为对产品标签中的“生产厂的厂名和厂址”的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没有具体规定。涉案商品标签中的“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前面“经销商”三个字的使用足以表明商品的“生产者”或“制造者”是谁，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同时，上诉人也提供了相关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该报告认定涉案商品为合格产品。综上，涉案产品系合格，上诉人并不构成欺诈，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严润青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持原判。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的一审委托代理人唐飞鹏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一审庭审笔录中含有原、被告举证和质证、法庭辩论、当事人最后陈述环节，唐飞鹏在开庭笔录上签字予以认可。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1、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119号一案的鉴定报告以及相关材料。证明上述案件中衣服的标签与本案的衣服标签关于生产者的标注是一致的。鉴定报告结果是合格的，以证明上诉人销售的衣服也是合格的。
2、委托加工协议。3、涉案商品使用商标的备案情况。4、国标GB5296.4-2012归口管理机构的回复函。证据2-4意在证明，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委托其他厂家生产，对衣服的整体质量负责，是涉案衣服的生产者。
5、检验报告。证明涉案衣服是合格的，且上诉人已经标注生产者。
被上诉人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证据1，其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同其合法性和关联性。理由：一是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不是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资质，所以其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性。二是鉴定应当依据《产品质量法》第2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296.4-20125），即《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标准进行鉴定，任何鉴定结论不得与国家法律和国家标准相悖。三是法院并未对该报告作出生效的认定。
对于证据2，其认为该证据系虚假的购货协议。理由为，该协议上没有签订的日期、生效日期或结算日期。
对于证据3，其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享有商标的专用权，并不能证明其是生产者或制造者。
对于证据4，其认为该证据中明确记载纺织品和服装要有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且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一个学会下面的分支机构，并不是国家政府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解释职能。
对于证据5，其对真实性不表异议，但是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报告与法律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相悖。
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送检的检材与涉案商品有别，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于证据2，该份证据仅能证明涉案商品系委托加工所为，不能证明涉案商品已经标注了“生产厂及其名称和地址”。
对于证据3，该份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享有商标的专用权，并不能证明其是生产者或制造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于证据4和5，该份证据中的检测机构，是否具有对相关标准进行解释的权利，上诉人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且证据4中也明确载明“委托加工时，纺织品和服装应该标明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委托方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但涉案商品吊牌上并未标注“委托方”字样。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诉称的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问题。本院认为，在原审法院2015年6月8日的开庭笔录中，明确记载了双方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法庭辩论和当事人陈述，且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唐飞鹏在开庭笔录上予以签字认可，唐飞鹏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故本院对于上诉人此诉称不予采信。
二、关于涉案产品是否合格以及是否构成欺诈。
本院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中“经销”的含义为：经手出卖。顾名思义，“经销商”是指在某一区域和领域内，是从其他企业进货后再销售给消费者或提供相应服务的单位或个人。而生产厂是指通过标识标注并足以使他人同样认为其是产品制造者的单位。可见，涉案商品吊牌上的“经销商”的含义与“生产厂”的含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当然，并不排除生产者本身也从事销售的情形，但仍应依法在商品中予以明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本案中，涉案商品的吊牌上并没有显示“生产厂的厂名和厂址”，本院故对于上诉人辩称的涉案商品标签中的“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前面“经销商”三个字的使用足以表明商品的“生产者”或“制造者”是谁以及涉案商品系合格产品的理由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以专章规定消费者的权利，体现了该法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该第八条明确规定了知情权，即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其中包括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可见对于商品来说，生产厂的名称和地址至关重要，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按图索骥”，及时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我国《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对于欺诈的构成要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本院认为对欺诈的界定应当从民法原则的角度理解，因为根据“特别法无特别规定时使用一般法规定”原则，作为《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适用这一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行为。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欺诈行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情况，前者表象为一方当事人采取积极的行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后者则表象为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应当告知而未告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可见，销售者应当确保其销售的商品的标识内容真实，具有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的法定义务。本案中，上诉人知道依法应在商品上标注生产者及其地址，但却以自己作为经销商并是涉案商品的委托生产者为由不标注生产者及其地址，首先商品上并未标注上诉人的委托身份，其次又未告知生产者的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以及消费者在权利可能受损的情况下行使救济的权利，并且在未标注生产者身份信息情况下又未向消费者明示。可见上诉人没有尽到法定义务，被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的信赖而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购买了不合格产品，上诉人这一行为构成消极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三倍的赔偿费用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晓明
审 判 员 王百川
代理审判员 孙 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孙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