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2民终46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36年8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1，男，1973年2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峰（受杨某1、戴某1共同委托），江苏正太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2，女，1950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蔚，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焱，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无锡捷威房产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堰新路318号618室-1。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江苏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1、戴某1因与被上诉人戴某2、原审第三人无锡捷威房产拆迁有限公司（下称捷威公司）房屋确权、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5）锡滨民初字第00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戴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即判决所有权人为××Ｎｏ××××××的《无锡市市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项下的补偿安置权归其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06年戴某2对高巷××号房屋进行重新落地翻建前，原高巷××-2号房屋灭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其提交的房屋“照片”可以清楚地证明该房屋屋顶、墙体都是完好存在于所属地块上的，并未倒塌。戴某2已确认“照片”是“当时为房屋翻建而拍摄的”，已构成自认，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确认未侵权的依据是法院调查笔录，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即向洪燕秋等五位证人调查取证属于程序违法，明显是不公正的。
戴某2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捷威公司与其签订的拆迁协议系对其落地翻建的房屋进行的拆迁补偿安置，该利益因属于其所有。2、老屋已经倒塌，物权已经灭失，其落地翻建房屋不构成侵权。照片上反映的是翻建前的情况，而非翻建时的情况，所以照片反映的内容是片面的，能够最直接、清楚反映房屋是否坍塌的依据是该房屋周边邻居对该房屋的陈述。根据法律规定如杨某1、戴某1认为其构成侵权，应当进行举证，一审法院调查也是为杨某1、戴某1的举证责任而调查，不存在偏袒一方的行为，故法院的调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只是对照片反映的情况进行认可，其未认可房屋翻建时并未坍塌，况且如果法院查明的事实与诉讼自认的事实不一致，应当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房屋翻建已经取得杨某1的同意，是客观事实，只是受限于科学技术未能还原真实情况，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及一审法院的调查足以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房屋倒塌的事实，而杨某1、戴某1从未对其构成侵权进行过举证，所以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捷威公司未作答辩。
杨某1、戴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戴某2与捷威公司签订的关于拆迁无锡市拥宪高巷戴国良所有的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拆迁安置利益归其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戴国栋与戴国良（曾用名戴国樑）系同母异父兄弟，戴国栋父亲系戴阿根，戴国良父亲为施龙庆（又名戴龙庆），两兄弟母亲为薛来娣。戴龙庆、薛来娣另生有戴秀珍、戴国珍、戴国英、戴国芬四个女儿。戴国良与杨某1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戴某1。戴某2系戴国栋与妻子刘小妹之女。戴龙庆于1979年死亡，薛来娣于1991年去世，戴国良于1995年去世，戴国栋于2010年去世。
原坐落于无锡市滨湖区××街道××房屋（以下××号房屋）原系解放前的祖宅。上世纪50年代土改时该房屋登记在戴龙庆、薛来娣、戴国良、戴国珍、戴国英、戴国芬、戴秀珍名下。
1988年，高巷××号房屋中的东开间前后两造平房（建筑面积58.4平方米）产权登记于戴国栋名下，西开间前后两造平房（建筑面积58.4平方米）产权登记于戴国良名下。高巷××号东开间房屋的东墙与高巷46号房屋合墙，西开间房屋西墙与高巷48号房屋东墙合墙，高巷××号内部房屋东开间与西开间合墙。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此次产权变更登记具有确权效力，即戴国栋享有东开间房屋的产权，戴国良享有西开间房屋的产权。另外，1990年土地登记申报时，高巷××号房屋宅基地登记在薛来娣名下。
2011年4月21日，高巷××号房屋列入政府拆迁范围。拆迁时，登记在戴国栋名下的东开间前后两造平房被编号为高巷××-1号房屋，西开间前后两造平房被编号为高巷××-2号房屋。2011年6月6日，甲方捷威公司与乙方戴国樑（亡），戴某2（侄女）、戴筱岚（侄外孙女）签订《无锡市市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该协议由戴某2在乙方处签名。该协议约定：因建设周新镇信成道西侧地块基础设施，拆迁高巷××-2号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91.82平方米（核定有效面积91.82平方米，安置面积91.82平方米），房屋所有人戴国樑（亡），继承人戴某2；房屋由无锡诚和房地产评估公司评估，评估价为40975元，装潢30738元，附属物评估20008元，合计91721元；乙方支付甲方电话移机费312元、有线电视移装费270元、空调移装费225元、太阳能热水器移装费300元、过渡费（暂计24个月）8815元、搬家费900元、提前搬迁奖励费7346元，合计18168元；甲方另支付乙方期房补贴6611元；甲方向乙方提供周新苑、华盛苑小区的安置房；安置时由太湖街道拆迁办与乙方统一结算（即《拆迁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总额为116500元）。2011年11月15日，戴某2与太湖街道拆迁办商定选取周新苑558号301室拆迁安置房（建筑面积136.24平方米）。由于该拆迁安置房系现房，故拆迁补偿总额变更为102497.45元，且被拆迁人需支付安置房结算款132518.4元及水表费250元、电表费280元、装修押金500元、垃圾清运费200元。因此戴某2与太湖街道拆迁办结算后，于同日支付31250元领取了周新苑558号301室拆迁安置房屋。另外，高巷××-1号房屋也由戴某2与捷威公司签订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相应拆迁安置利益也由戴某2享有，该房屋拆迁安置为周新苑558号302室房屋。
一审中，杨某1、戴某1对于《拆迁协议》所确定的拆迁安置利益无异议，且表示不需要重新签订《拆迁协议》，以原先签订的《拆迁协议》确定的拆迁利益为准，但认为被拆迁人应系杨某1、戴某1。
上述事实，由户籍信息证明、死亡注销证明、南京市鼓楼区档案馆证明、虎踞关居委会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无锡市房屋登记簿证明、高巷××号房屋的土地档案材料及××-2号房屋的产权审批档案材料、《拆迁协议》、安置房分配协议书、太湖街道拆迁安置结算单、戴某2缴纳31250元的结算票据、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如下：
一、关于1988年产权变更登记，虽然双方均确认此次产权登记具有确权效力，但具体的事实基础不一。
戴某2陈述系因高巷××号祖产年久失修，1978年戴国栋重新落地翻建了东西两开间的房屋，由于1978年重新落地翻建前老房即已不存在，因此1988年产权变更登记具有确权效力；杨某1则称1978年戴国栋并未重新落地翻建高巷××号房屋，只是修缮，但是1988年产权变更登记改变了土改时该房屋的权属状态，具有确权效力。对此，戴某2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洪某的证言，洪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娘家在高巷××西隔壁××号。高巷××号房屋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戴国栋全部重新落地翻建。
2、证人戴某3的证言，戴某3出庭陈述：戴某2系其姐姐，其系戴国栋儿子，高巷××号房屋确实在上世纪70年代被落地翻建，该翻建系其父母亲具体实施的。
3、证人王某的证言，王某出庭陈述：其住高巷46号房屋。其于1977年嫁到高巷46号的。1978年，由于高巷××号房屋年久失修，就翻建过一次。翻建后薛来娣还住在房子里。
关于是否存在1978年落地翻建高巷××号房屋的事实，戴国芬向法院反映：高巷××号房屋原为祖宅（系两开间平房），戴龙庆、薛来娣、戴国栋、戴国良、戴国珍、戴国英、戴国芬、戴秀珍都在该房屋中生活，后戴国栋与戴国良去南京工作，四个女儿也出嫁，该房屋只有戴龙庆、薛来娣生活居住。1978年左右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戴国栋便回乡找人对该房屋重新落地翻建，建造后仍为东西两开间平房，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两开间分别登记在戴国栋和戴国良名下，后来该房屋只有戴龙庆、薛来娣居住，戴龙庆、薛来娣先后去世后，该房屋空置。戴国英向法院反映：高巷××号房屋原为祖宅，戴龙庆、薛来娣、戴国栋、戴国良、戴国珍、戴国英、戴国芬、戴秀珍都在该房屋中生活，后来四个女儿都出嫁了，戴国栋与戴国良都到南京工作，仅有戴龙庆与薛来娣居住在房屋中。后来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戴国栋将祖宅拆掉后重新落地翻建给父母生活，后来落地翻建后的房屋分别登记在戴国栋、戴国良名下。薛来娣去世后，该房屋便空置。
另外，法院还向原高巷××号周边邻居走访调查，洪燕秋（高巷48号房主洪阿纪的大女儿）陈述:其本人嫁在高巷村上，对高巷××号房屋的情况比较熟悉，其称高巷××号房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翻建过，翻建后的房屋东西各一间，东西开间均为前后两造，东西开间中间合墙，西间与洪阿纪的48号房屋合墙。××号两间房屋均为砖木结构。高玲娣（原住在高巷××房屋马路南面的老房子里）陈述：其从小在高巷村上长大，也嫁在了村上，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高巷××号房屋在上世纪70年代由戴国栋翻建，翻建后房屋分为东西各一开间，每开间都有前后两造。××号房屋只有一扇大门，开在东开间南面，××号后造也只有一扇北门，开在东开间后造。洪长兴（原住在高巷××、××）陈述：1978年左右高巷××号房屋翻建由戴国栋出资翻建的，翻建过程中其还是瓦工，翻建后的房屋系土砖木结构，屋梁及承重是木头，砖用的是薄青砖再加土，所以房屋并不是很结实。翻建后的房屋分为东西两开间，东开间前造南面开有朝南大门，西开间没有大门，只有窗户，东西开间之间从合墙开的房门进出。洪培金（原住在××）陈述：其家与高巷××号只间隔高巷48号房屋，其也一直在高巷村上生活，对于高巷××号房屋情况比较熟悉。××号房屋在1978年左右戴国栋翻建过一次，翻建后房屋由戴龙庆、薛来娣居住。翻建后的房屋结构为东西两开间，均为前后造，东两开间中间合墙，东开间与高巷46号合墙，西开间与高巷48号合墙，东西开间均为砖木结构房屋。东西开间只有东开间南面开有大门，西开间没有外开门，东开间与西开间室内靠合墙所开房门进出。
根据戴某2提交的证人证言、戴国芬的情况反映、戴国英的情况反映以及法院走访调查，应当认定原高巷××号房屋在1978年左右确由戴国栋进行落地翻建，落地翻建后的房屋为东西两开间房屋。
二、被拆迁的高巷××-2号房屋是否在2006年左右进行翻建？翻建时原房屋的状态如何？翻建有无得到杨某1的同意以及翻建后房屋的权属有无约定？
戴某2主张由于高巷××号房屋年久失修以及高巷48号翻建房屋原因，导致高巷××号房屋坍塌，其便于2006年对高巷××号房屋进行落地翻建，此次建造重新挖了墙脚，扩大了建筑面积，且该翻建行为已征得杨某1、戴国栋、刘小妹书面同意，杨某1、戴国栋及刘小妹均认可翻建后的房屋所有权归戴某2所有，而翻建一事，当地村委及邻居均知情。为证明该主张，戴某2提供如下证据：
1、《申请》，内容：“无锡市滨湖区东绛拥宪村民委员会：兹有东绛拥宪村高巷××号二开间，房产证上，东为父亲戴国栋，西为叔叔戴国樑（已故），土地证上为祖母薛来娣（已故），因隔壁翻修房屋把高巷××号倒塌了，经由父母和婶婶等亲人商量同意下，现有戴某2重新翻造、今后此房产归戴某2所有。现申请给予公证。申请人：戴某22007年8月3日。父母签字：戴国栋、刘小妹。婶婶签字:杨某1。”该申请上杨某1签名处还有红色捺印。戴某2陈述该《申请》系2007年8月2日形成，《申请》上有杨某1的签名及捺印，2007年8月3日其在《申请》上填写了日期后将《申请》交给太湖镇拥宪村村民委员会敲章。该村村委会并要求该镇司法办给予见证。
2、证人戴某3的证言。戴某3到庭陈述：70年代其父母对高巷××号房屋进行翻建后，该房屋有过多次损坏，都是戴某2修缮的。后该房屋倒塌了，于是戴某2在2000年左右重新翻造了。翻建时是整体的翻建，包括对戴国良名下的高巷××-2号房屋进行翻建。翻建前，其与戴某2一同去过杨某1家，让杨某1签过同意翻建的书面文件。签字时戴某1也在场，戴某1也同意给戴某2，所以杨某1就签了名、捺了手印。当时戴某1的妻子、儿子均在场。
3、证人洪某的证言。洪某到庭陈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戴国栋对高巷××号房屋进行翻建后，该房屋由薛来娣居住使用，后薛来娣去世后该房屋便一直空置。此后，高巷××号房屋坍塌，其将坍塌情况告知戴某2，并由其与戴某2对坍塌情况予以拍照后，将情况反映给当地村委会，经村委同意后，2006年由戴某2对高巷××号房屋全部落地翻建。戴某2翻建时，将工程包工包料给了一个姓杨的泥瓦匠师傅。翻建好后的房屋还搭建了玻璃房。
4、证人杨某2的证言。杨某2到庭陈述：2006年至2007年左右，其为戴某2落地翻建了高巷上的全部老房子。当时老房子中有些地方已烂塌了，有些地方还在。老房子的西面还有一些墙，但只能看到房屋的轮廓了，东面房屋的屋面还在。其与戴某2谈好价格就开工了。由于原先房屋的地坪较低，所以其清理了墙脚，重新挖了地基，将地面抬高后将老房子翻建为一层平房。翻建好的新房屋为三米多宽一间，共两间，前后大概十几米长，中间有2米的天井。造好后，其对该房屋还进行了装修。造房子上，戴某2支付了5万元左右，装修上大概是8万元，是包工包料的。
5、证人王某的证言。王某到庭陈述:2006年高巷××号房屋基本坍塌了，西面较东面坍塌的程度严重。墙倒了，屋顶坍塌了，大门还在。于是，戴某2就找来杨师傅重建房屋。至于杨师傅具体如何造的新房子，其不清楚。但其确定杨师傅是重新开的墙脚，因为老房子的后面的墙延伸了，且我们翻造房屋时留给了××号房屋85公分的距离，××号房屋东面一边靠在我家的墙上，所以房屋的两边也变大了。
对于证据1，杨某1、戴某1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申请》上的“杨某1”签名及捺印均非杨某1所为。
对于证据2，杨某1、戴某1认为由于戴某3与戴某2系姐弟关系，关系密切，因此证言不客观，且戴某3不清楚翻造情况，所以证词缺乏应有的关联性。
对于证据3，杨某1、戴某1认为洪某陈述高巷××号房屋已全部坍塌，而实际该房屋并未全部坍塌并由戴某2全部重建，故洪某的证词不具有真实性，不客观。
对于证据4、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戴某2充其量仅在房屋的天井中及房屋后进行了部分添附，系争房屋的所有权仍应属戴国良的继承人杨某1、戴某1所有。
对于证据1上的捺印，杨某1、戴某1申请对该捺印进行指纹鉴定。在原审中，法院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捺印进行鉴定，并向该鉴定所移交了在戴某2的见证下，由法院采集的杨某1的指纹样本。2012年3月12日，该所出具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2）痕鉴字第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认为：由于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采集的指纹样本纹线模糊，指印特征反映差，不具备比对条件，故鉴定所于2012年3月7日采集了杨某1在该所捺印的指纹样本，该采集的样本指印特征反映良好，具备比对条件。《申请》上的捺印与比对样本放置于放大镜、立体显微镜下进行检验后发现杨某1的十指样本指印中未发现与《申请》上的捺印相匹配的指纹特征，据现有样本，《申请》上的“杨某1”红色捺印并不是杨某1所留。对于该鉴定意见，戴某2认为由于鉴定的比对样本非在其在场时采集，故该鉴定意见所依据的鉴定依据不足，要求重新鉴定。经法院审委会讨论后，法院另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捺印进行重新鉴定。2012年12月11日，该所出具司鉴中心（2012）技鉴字第107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认为:《申请》上“杨某1”签名字迹处留有红色指纹一枚，该需检的红色指印中心花纹以及其他部位的指印纹线均较模糊、不够清晰，指印特征难以辨识。《申请》上需检的指印未能检见足够的、稳定的指印细节特征，故该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因此无法判断检材上落款“婶婶签字杨某1”签名字迹处的指印是否杨某1所留。
而后，杨某1、戴某1申请对证据1上的“杨某1”签名申请笔迹鉴定。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对该签名是否系杨某1所写进行鉴定。由于《申请》落款为2007年，故该所要求法院补充提交本案诉讼前2006年至2008年期间的签名字迹用于比对。经法院通知双方继续补证后，双方均未提交补充鉴材样本，故该所于2013年11月26日出具退卷函，其上载明该案做退卷处理。后经法院协调，双方一致同意另行委托鉴定机构对该签名进行鉴定。经摇号，确定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对签名进行鉴定。法院向该所移交的比对样本为2011年12月1日杨某1在法院所做的谈话笔录、2011年12月1日杨某1在法院及戴某2见证下书写的2页100余个签名。2014年7月4日，该所出具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4）文鉴字第××2号鉴定意见书，内容为：《申请》上的“杨某1”为黑色字迹，笔迹特征反映较好，具备鉴定条件。送检的样本字迹“杨某1”与样本字迹“杨某1”进行检验发现：两者在书写水平及书写风貌等一般特征上不相符，且在字迹的起收比笔、运笔动作等细节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申请》上的“杨某1”与样本字迹就“杨某1”之间笔记特征的差异点质量较高，基本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由于本案的样本字迹为案后样本，据笔迹真伪鉴定的规范要求，宜做倾向性意见。在笔迹真伪鉴定中，用以比对的样本极为重要，鉴定意见是相对于检验时能够与比对的样本做出的结果。因此。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申请》上签名字迹“杨某1”不是杨某1本人所写。
杨某1、戴某1为证明高巷××号房屋在杨某1翻建前并未坍塌，提交6张高巷××号房屋的照片。上述六张照片，反映房屋已有部分坍塌，其余房屋年久失修，房屋墙体、粉刷层等老化严重。对于该6张照片的真实性，戴某2予以认可，称该照片系其提供给杨某1、戴某1一组照片中的一部分，其中反映天井状况的照片系××-2号房屋中的一部分，其余照片均反映的是高巷××-1号房屋的状况。另外，上述6张照片在2006年6月前至少两个月拍摄，反映的房屋状况并非翻建前房屋的实际情况，翻建前高巷××-2号房屋已经基本全部坍塌了，其也将反映房屋基本坍塌的照片交给了村委，从而村委才允许其落地翻建新房。
一审中，法院向周新社区居委会进行调查。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朱祖清陈述：高巷××号房屋属于拥宪村委会管辖，后因行政区划变更，拥宪村村委会撤销，建立周新社区。2005年开始，拥宪村高巷有四五间房屋因为年代久远而破旧不堪，房屋倒塌。高巷××号房屋亦属于此种情况。村民向村委会反映申请落地翻建房屋。而自1997年开始，村委会不再核批新建房屋的宅基地，但对于倒塌房屋在原先的宅基地上新建或者修复还是允许的。高巷××号房屋基本都坍塌了。对于坍塌的房屋，村委会曾告知村民进行危房鉴定，但村民后来都没有做此鉴定。高巷××号房屋倒塌后，戴某2曾至村委会递交翻造申请，称已与戴国良家人协商好，由其落地重建高巷××号房屋。后经村民反映，高巷××号房屋由戴某2重新予以了建造。《申请》上的拥宪村委会的公章是其加盖的，且其书写了要求本镇司法办予以见证。该份《申请》是否系杨某1、戴某2至村委会签字捺印，其没什么印象。
一审中，法院向原××号房屋周边邻居走访调查：
1、洪燕秋陈述：2006年戴某2找了工匠对高巷××号两间房屋进行了落地翻建，翻建前东面一间房屋前造门厅还存在，后造都坍塌掉了；西面一间房屋屋顶都坍塌了，墙也基本都坍塌了。
2、高玲娣陈述：2006年上半年，高巷××号房屋坍塌了，坍塌后东面一间门厅位置没有坍塌，西面一间房屋屋顶都坍塌了，墙也基本都坍塌了，后来戴某2出资对高巷××号房屋进行了重新落地翻建，翻建后的房屋比原先了房屋面积更大了。
3、洪长兴陈述：2006年，高巷××号房屋坍塌了，即东开间门厅位置基本还存在，东开间后造屋顶都坍塌了，墙也基本坍塌了；西开间整个房屋的屋顶坍塌了，墙也基本都坍塌了。之后戴某2对高巷××号房屋进行了落地翻建，翻建时重新挖了墙脚，所以面积也增大了。另外法院将杨某1、戴某1提交的照片给其查看后，其陈述这些照片主要反映的是东开间的情况，且并不是翻建前的情况，翻建前房屋坍塌情况比照片上反映的情况糟糕得多。
4、洪培金陈述：2006年上半年，高巷××、48、49号房屋都出现了坍塌，在戴某2翻建××号房屋前，××号房屋只有东开间门厅位置没有坍塌，东西开间屋顶全部坍塌，墙也基本都坍塌了。××号房屋大概在2006年8、9月份落地翻建完毕，此次翻建重新挖了墙脚，所以房屋面积也扩大了。
5、王某陈述：高巷××号房屋在戴某2翻建前，西面那间屋顶都坍塌掉了，四周的墙也都坍塌了。
根据双方举证以及法院调查情况，应当认定如下事实：由于年久失修以及合墙的48号房屋翻建原因，2006年高巷××-2号房屋（也即西开间登记在戴国良名下房屋）屋顶已经全部坍塌，四周墙体也已经基本坍塌。后戴某2经过向拥宪村委会申请对包括高巷××-2号在内的房屋进行落地翻建及装修，落地翻建时戴某2重新开挖了墙脚，翻建后原建筑面积58.4平方米的高巷××-2号房屋不复存在，而是建成了91.82平方米的新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基于本案查明事实，首先，1978年左右翻建后，高巷××号房屋产权在未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应再由戴龙庆、薛来娣、戴国良、戴国珍、戴国英、戴国芬、戴秀珍共有，1988年该房屋东开间产权登记于戴国栋名下，西开间产权登记于戴国良名下，该次产权登记具有析产的效力，此后，西开间即高巷××-2号房屋应属戴国良所有的财产，东开间即高巷××-1号房屋应属戴国栋所有的财产。其次，2006年戴某2对高巷××号房屋重新落地翻建前，高巷××-2号房屋由于坍塌已经失去了房屋本身的属性及价值，尔后戴某2重新利用高巷××-2号房屋的宅基地落地翻建，并不存在先拆后建的侵权行为。再次，2006年戴某2对高巷××号房屋进行重新落地翻建前，作为物权客体的标的物即原高巷××-2号房屋灭失，因而物权也随之消灭，而后捷威公司与戴某2签订的《拆迁协议》系对戴某2落地翻建后的新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安置，该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系戴某2建造的高巷××-2号房屋的转化利益，应属戴某2所有。据此，杨某1、戴某1提出的《拆迁协议》项下的拆迁安置利益归其所有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某1、戴某1提交的照片以证明所涉高巷××-2号老房在翻建前仍然完好存在的主张，由于所涉照片无法反映确为高巷××-2号房屋的状况，且反映的状况与周新社居委的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以及法院走访调查笔录不相符，因此杨某1、戴某1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某1、戴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31元，鉴定费3790元，合计13721元，由杨某1、戴某1负担11826元，戴某2负担189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杨某1、戴某1上诉请求及一审诉请为要求确认戴某2与捷威公司签订的关于拆迁无锡市拥宪高巷戴国良所有的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拆迁安置利益归其所有，故关于高巷××-2号房屋被拆迁利益归谁所有，是双方的争议所在。首先，2011年6月6日捷威公司与戴某2签订的《拆迁协议》安置的房屋标的已非老屋，而是戴某2经申请建成的新房屋，《拆迁协议》是对戴某2落地翻建后的新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安置，故对杨某1、戴某1以老屋未坍塌要求确认新的高巷××-2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归其所有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戴某2翻建新房时，是否存在侵犯杨某1、戴某1老屋的行为，杨某1、戴某1为证明涉案老屋并未完全坍塌提供了照片。但从照片反映的画面看，并不能清晰看出高巷××-2号老屋的面貌，且戴某2陈述照片是2006年6月前两个月拍摄，不能反映翻建前房屋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为查清事实走访了当地居委会和涉案老房周边邻居，被调查人均陈述高巷××-2号老屋屋顶已经全部坍塌，四周墙体也已经基本坍塌，戴某2在高巷××-2号房屋的原宅基地落地翻建，并不存在先拆后建的行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戴某2翻建前老屋已经坍塌的事实并无不当。因此，杨某1、戴某1主张戴某2侵权翻建缺少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调查老房屋是否坍塌一事未经当事人申请即进行，确属程序违法，但该事实是确定案件的基本事实，若不查清将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即使法院在当事人申请后重新调查，也不会改变调查结果，故一审程序瑕疵经纠正后并不影响裁判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本案可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某1、戴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31元，由上诉人杨某1、戴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晓伟
审判员 孙 宏
审判员 杜伟建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