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瑶民一初字第01471号
原告：赵传久，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安徽省长丰县，现住安徽省合肥市。
委托代理人：陈长志，安徽新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华俊，安徽新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正强，男，198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代理人：周成，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传久诉被告梁正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传久及委托代理人沈华俊、被告梁正强及委托代理人周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传久诉称：2012年原、被告合作承建安徽女子监狱太阳能热水器项�，被告没有资金，由原告投入大笔费用。后原告退出，经双方结算，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前期投入费用316000元。被告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借条一张，同时承诺，如2013年11月30日之前未还清，以后按月息五分计算。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316000元，并支付利息44240元（自2013年12月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暂计算至2014的6月30日，以且顺延至付清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方面费用。
被告梁正强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不存在，借条也不属实，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主张的合伙关系不存在。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合伙经营女子监狱的太阳能热水器项目，但其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在（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的第6页，其称是挂靠淮南四季沐歌太�能公司与合肥女子监狱签订的合同，而本次诉讼中，其又称是挂靠淮南普阳公司与安徽省女子监狱签订合同，这是由于被告在此次应诉后，被告提供了该项目的合同复印件，所以原告能说得准确了。原告对施工项目、投保单位、业主单位等等如此重要的事实都不清楚，前后表述不一，说明其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项目，不存在其主张的与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另外，原告诉称的其为了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投入了大笔的费用，关于其所称的这笔款项时如何给付被告的，原告当庭回答被告代理人发问时，其回答是和被告一起去银行转帐给被告的，而（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案件庭审中其回答是从他人处借款45万元现金直接将现金交给了被告，原告代理人解释是原告记忆出了问题，只是辩解。如果是转帐，原告也应该提供转帐的银行记录，但其也没有提供。因此，原告主�的投资也好，借款也好，根本就不是事实。而从常理来讲，其给原告大额的款项，不可能不要求原告出具一份借条或收条的，按照原告的主张，结算后的31.6万元都要求出具个条据，那前期投资的45万元反倒没有任何字据，显然不合常理。原告申请的证人梁某自称其和原、被告一起做女子监狱的太阳能工程，而且前前后后跟着他们跑了一段时间，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回答代理人发问时，对于该项目的业主是哪个单位、业主单位的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是谁、原被告之间关于合作是如何约定的、又是如何履行的、原被告如何结算的，证人均不知道，其也没有看到原、被告之间结算以及被告出具的借条，只是在借条上看到有被告的名字，就认为是被告出具的。一个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的人，其证言是不具有证明力的，其关于和原、被告一起做女子监狱的太阳能工程，�且前前后后跟着他们跑了一段时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此，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合伙关系，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告提交的借条不真实。原告提供的只是一份复印件，被告并不认可该借条是其出具的。原告称是被告将其原件撕毁，但这并非事实。派出所的报警记录并不能证明所谓的被告撕毁借条，被告提供的派出所的情况说明明确是“赵传久称梁正强将其借条撕毁，在处警现场没有看见有人撕毁纸质物件”。因此，原告提供的接处警详单的证明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原告称在处警现场双方均同意诉讼解决，因此足以证明相关事实存在这一说法，是其杜撰的，派出所只是告知双方自行协商，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耿某和作为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其没有出庭作证，起不到任何证明作用，并且其在前次诉讼中的证言也说了没有看到被告撕毁借条，而原告在（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案件庭审中明确表示“撕毁时，耿某和在场”，两人说法截然不同，那至少有一人在说谎，其证言不应得到支持，如果原告所述属实，则耿某和在说谎，其证言不应得到采信。且不论原、被告是否存在原告所述的合伙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即使有，对于这些关系的存在与否及具体情况，耿某和不可能知道得特别详细，其在上一次庭审中也陈述其对于原、被告之间合伙做什么生意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对于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只是听说的，属于传来证据，其本人不具有证明能力，证言也不具有证明力；同时，证人证言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另外，按照原告在（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案件庭审中的说法，其投入了45万元，后被告归还了13.4万元，下欠31.6万元，故而出具一张31.6万元的借条，这明显不符合常�。原告主张双方是合伙经营，那么自2012年双方开始合作至2013年10月29日出具借条，经营或施工上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支出，双方结算时不可能不考虑这些支出，只原封不动地计算投入，因此，原告的说明不符合常理；三、原告当庭提交的李继光的转帐记录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3日13时多，合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原告赵传久报警电话，合肥市公安局胜利路派出所出警现场，后该所在接处警详情单上载明出警情况“到现场，报警人赵传久（）同亲属梁正强（）因债务发生纠纷，梁将欠条撕毁。告知双方自行协商，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2015年4月16日，合肥市公安局胜利路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4年5月3日14点29分，胜利路派出所民警在按到报警后，到达现场了解到是赵传久与梁正强的经济纠纷，现场赵传久称梁正强将其借条撕毁，在处警现场没有看见撕毁纸质物件”。
2014年9月17日，原告赵传久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起诉被告梁正强，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316000元，并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本金316000元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4年11月7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传久申请证人耿某和出庭作证。证人耿某和陈述：“以前2012年、2013年之间，原、被告在一起在合肥做工程，后2013年因经济问题双方不愉快，由此双方说要算帐。2013年10月二十几日，我们在银河利港新城37栋205室棋牌室内，我和原、被告三人在场，他俩算帐后，被告出具了借条给原告，原告让我做被告的担保人，我不同意，我说我只能做个见证人，梁正强出具借条后我当场在梁正强在场的情况下，在借条上‘见证人’后面写了‘耿某和’三个字，‘见证人’这三个字也是梁正强写的，原告将借条拿走了。今年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有个上午，梁正强上午打电话约我到我们小区徽州足道见面（我有房子在该小区），我又打电话给原告，说被告约他去徽州足道见面。上午10点左右，梁正强父子先到，我去的时候，原告也到了，当时梁正强说带钱了来算帐，最后原告说了：这都是亲戚，借条上是5分的利息，我借的是2分5的利息，你还照2分5利息给我。说完就将条子往桌上一放，然后梁正强将条子就拿去，装到自己的口袋，具体有无撕毁我不清楚，最后双方不愉快，都走掉了。我因家属还在医院，就在11点多先走了，走前对梁正强父子说不行下午再约时间谈谈。下午2点左右，梁正强父子和我先到上午的地点，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原告，原告报案了，派出所在原告来之前来人了，接着原告也到了，我一看，我也不高兴，我来调解，你还报案。然后梁正强的父亲发火了，说不存在调解了，派出所还对我摄像了，我很不高兴。派出所人走后，大家都散了。”后原告赵传久撤回起诉。
2015年2月5日，原告赵传久以民间借贷纠纷再次起诉被告梁正强，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316000元，并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本金316000元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方面费用。审理中，原告赵传久于2015年6月25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主张双方为合伙协议纠纷，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316000元，并支付利息44240元（自2013年12月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暂计算至2014的6月30日，以且顺延至付清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方面费用。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案件庭审笔录均表示认可。
原告赵传久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借条复印件一份，载明“今借到赵传久叁拾壹万陆仟元整（￥316000元），备注：如果到2013年11月30日之前未还清，以后按月息五分计算”，借条下方载明“见证人耿某和”，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29日，署名借款人为梁正强。被告梁正强否认曾出具过该借条。
上述事实，由身份证、借条复印件、（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案件庭审笔录、合肥市公安局胜利路派出所接处警单、情况说明、徽商银行对帐单、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梁正强是否向原告赵传久出具过涉案借条；二、本案基础法律关系问题；三、被告梁正强是否应归还原告赵传久投资款及利息。
关于被告梁正强是否向原告赵传久出具过涉案借条问题。原告赵传久提供的借条虽系复印件，�该借条复印件上有见证人耿某和的签名。耿某和作为证人已证明该借条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并详细陈述该借条出具的情况及其在2014年5月3日双方争议现场曾见过该借条原件的事实。根据证人耿某和的证言和借条复印件足以证明该借条原件的存在。被告梁正强虽否认出具过该借条，但其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对该借条的字迹进行司法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被告梁正强辩称合肥市公安局胜利路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在处警现场没有看见撕毁纸质物件”，所以原告赵传久提供的接处警单不能证明其撕毁借条原件。但合肥市公安局胜利路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证明也不能证明被告梁正强未出具过涉案借条，故被告梁正强的该辩称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问题。原告赵传久起诉时主张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后在本案�理过程中变更主张双方为合伙关系，并提供借条复印件和证人耿某和、梁某证言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审理中，原、被告对（2014）瑶民一初字第04202号案件庭审笔录均予认可，证人耿某和就同一事实在法院作出的并经双方质询的证言应具有证明力。根据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耿某和和梁某的证言，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曾有过合伙做生意的事实。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被告梁正强于2013年10月29日向原告赵传久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对合伙期间帐务的结算，该条据虽以借条的形式出具，其债务形成的原因仍是由合伙关系而引起的，故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争议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被告梁正强辩称因证人不知晓双方合伙经营的项目、人员、具体约定等合伙事项的具体内容，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双方有过合伙关系的事实。根据常理，有关具体合伙事项的内容，作为合伙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不可能完全详细知晓，证人仅需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即可，故被告梁正强的该辩称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成立合伙关系，被告梁正强应支付经双方结算形成的应返还给原告赵传久的投资款及利息。根据被告梁正强出具的借条，双方对被告梁正强应返还原告赵传久的资金金额明确为316000元，但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权利，现原告赵传久要求被告梁正强返还31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虽然被告梁正强在借条上承诺“如果到2013年11月30日之前未还清，以后按月息五分计算”，该利息的计算标准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现原告赵传久自愿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标准主张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梁正强应支付原告赵传久自2013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梁正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传久316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00元，保全费2320元，合计9020元由被告梁正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费广银
代理审判员 方 芳
人民陪审员 李孝年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慧琦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四十九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