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楚中民一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甲，男，汉族，大学文化。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女，彝族，大学文化。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开云，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乙，男，汉族，无文化，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乙，女，汉族，初中文化，农民。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华礼，姚安县光禄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因与被上诉人朱某乙、李某乙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4）姚民初字第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2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法律事实是：朱某甲与朱某乙系同胞弟兄关系。其母亲钮某甲与父亲朱某丙系姚安县栋川镇东街居委会五组居民，钮某甲�朱某丙共生育四子二女：大儿子钮某乙，老二朱某乙，老三钮某丙（已去世），老四钮某丁，老五朱某甲，老六钮某戊。2007年10月10日在父母主持下分家，并明确父母亲由朱某甲赡养。2008年6月27日父亲朱某丙病故后，母亲钮某甲仍与朱某甲、李某甲夫妇一起居住生活。2010年12月28日县政府因城镇建设需要，征用了姚安县栋川镇东街居委会五组土地170.428亩。按照征地协议，除征地补偿款外，留给10%的土地（共计17.292亩）给居民小组作为安置地。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请陈志弘一起到东街居委会五组组长王祖华家，由陈志弘代笔写下了《生前遗嘱》，并在第二条中明确自己的30平方米的安置土地给朱某乙。2011年7月起钮某甲搬回栋川镇旧房中单独居住生活，2013年6月9日钮某甲病故。2014年8月15日东街居委会五组安置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按照2010年12月28日截止的现有人口，生不加，死不减的原则进行征地款和安置地的分配（人均分配征地款48000元，安置地28平方米）。2014年10月17日栋川镇东街居委会五组按照钮某甲交给居民小组的《生前遗嘱》把属于钮某甲的28平方米安置地量在李某乙（朱某乙之妻）家的户头上。
原审法院认为，在政府征用中，货币安置和实物安置都是安置方式，安置地、回迁房等属于实物安置，具有财产性质。该案中的安置地，是东街五组土地被征用后，留给居民小组的安置地，并且参与安置地分配权是钮某甲生前享有的权益，钮某甲作为权利人有权处分安置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朱某甲、李某甲提交的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生前遗嘱》，虽然时间上是在朱某乙、李某乙提交的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生前遗嘱》之后，但朱某甲、李某甲提交证明自己持有的《生前遗嘱》真实性的证据不充分，不予采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某甲、李某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某甲、李某甲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朱某甲、李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4）姚民初字第430号民事判决，将该案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钮某甲的安置地28㎡由朱某甲、李某甲继承，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4）姚民初字�43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属违法判决。理由如下：l、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请陈志弘一起到东街居委会五组王祖华家由陈志弘代笔写下了生前遗嘱与事实不符，钮某甲系在朱某乙、李某乙诱骗威逼下到陈志弘家请陈志弘写了遗嘱，后钮某甲一人把遗嘱拿去交给王祖华，此遗嘱并不是在王祖华家当着王祖华书写，一审仅凭王祖华、陈志弘在法庭上的伪证进行了认定。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没有把朱某甲、李某甲提交的钮某甲在2013年5月16日所立的遗嘱进行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2、2011年2月28日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人钮某甲、见证人王祖华没有在遗嘱上签名，两人的名字系陈志弘一人书写，系无效遗嘱。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朱某甲、李某甲提交的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遗嘱系伪造的情况下否认了该遗嘱，原判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之规定错误，该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原判把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认定为是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属张冠李戴，故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朱某乙、李某乙提交的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合法有效属错误认定，该遗嘱是无效遗嘱，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仅只有陈志弘与钮某甲在场书写，写好后钮某甲拿去交给王祖华，并未有两人以上在场见证，且钮某甲、王祖�并没有在遗嘱上签名，遗嘱上的签名是陈志弘一人所签；三、朱某甲、李某甲提交的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生前遗嘱》合法有效，立遗嘱时有徐红星、张乔兰、甘德佑在场，立遗嘱人钮某甲在遗嘱上亲笔签字并按手印，代书人徐红星，见证人张乔兰、甘德佑均在遗嘱上签字并按手印，并在法庭上作了证实，此遗嘱属合法有效的遗嘱。同时，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一审判决仅以徐红星、张乔兰在法庭上所陈述的立遗嘱的时间不一致，就进行否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张乔兰己70多岁，又患了两次脑梗，不可能把一年多前参与立遗嘱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违法，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朱某乙、李某乙答辩称，一、朱某甲、李某甲称“钮某甲系在朱某乙、李某乙诱骗威逼下到陈志弘家请陈志弘写了遗嘱，后钮某甲一人把遗嘱拿去交给王祖华，此遗嘱并不是在王祖华家当着王祖华书写，一审仅凭王祖华、陈志弘在法庭上的伪证进行了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朱某甲、李某甲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播放的录音是一片噪音，朱某甲、李某甲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播放的录音就清楚了，录音系朱某甲、李某甲伪造。二、证人王祖华一审作证时对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立遗嘱的经过己陈述得十分清楚。居民小组要求有多个子女的老人必须提交关于安置地的书面意见，以免老人百年归终后分配安置地产生矛盾。钮某甲先去王祖华家请王祖华写遗嘱，王祖华称自己是组长不能写，要求钮某甲去请他人写。2011年2月28日中午，钮某甲请陈志弘一起到王祖华家，并由陈志弘亲笔代书遗嘱，将她份额内的30㎡安置地立遗嘱留给朱某乙，陈志弘写好遗嘱后，钮某甲、王祖华在遗嘱上盖了章。在一审庭审中，居民小组出示的领征地补偿费花名册上钮某甲印章同2011年2月28日《生前遗嘱》上的印章一致（均为条形章），证人陈志弘在一审陈述写遗嘱的经过与王祖华的证言一致。2011年2月29日王祖华将遗嘱交给朱某乙、李某乙，并要求朱某乙、李某乙将遗嘱复印一份给居民小组。过了一段时间，钮某甲、李某乙一起到东街居委会，请文书包世云在《生前遗嘱》上盖居委会的公章，包世云说家务事居委会不盖公章，钮某甲按个手印就可以了，包世云拿出印泥，钮某甲在遗嘱原件上按了手印，王祖华当天在东街居委会办事，目睹了钮某甲按手印的事实。三、朱某甲、李某甲提交的钮某甲2013年5月16日立的《生前遗嘱》是伪造的。一审时证人甘德佑因身体原因表达不清楚，另外两位证人的证言互相矛盾。证人徐红�证实：1、2013年5月16日中午12点左右，在街道上偶遇钮某甲，钮某甲请他代书遗嘱，他进去以后，又陆陆续续来了三四个人，他都不认识。遗嘱从12点左右写到下午4点左右；2、钮某甲是坐在藤椅上说，钮某甲说话十分吃力；3.遗嘱写好后钮某甲没有签名，他就走了。而张乔兰证实：1、2013年5月16日早上，她先去，去了以后，写遗嘱的人才去，遗嘱从8点多写到中午12点左右；2.钮某甲是坐在床上说；3、在场的人除了她和老伴甘德佑、写遗嘱的人和钮某甲外，无其他人；4.张乔兰说她本人是医生，经常给钮某甲看病。上述两个证人的证言，一是从时间上不一致，二是同场人的人数不一致，三是钮某甲坐的位置不一致。再者，证人徐红星在法庭上的陈述支支吾吾，遮遮掩掩。四、若朱某甲、李某甲真的持有钮某甲2013年5月16日立的《生前遗嘱》，其在2014年5月17日晚送《分关�书》、钮某甲2012年3月3日立的《遗嘱》、钮某甲2013年5月12日立的《遗嘱》给在东街五组文化室开会的居民代表、安置地分配领导小组代表时，为何不将2013年5月16日立的《生前遗嘱》一同复印送给上述人员，该遗嘱是伪造的。五、关于适用法律问题。一审判决将第二十条错写成第十九条及一审判决第四页倒数第九行将“调查笔录”误写为“调解笔录”，并不影响主体内容，判决结果是公正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两项异议：1、“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请陈志弘一起到东街居委会五组组长王祖华家，由陈志弘代笔写下了《生前遗嘱》”有异议，认为钮某甲只是一个人到陈志弘家请陈志弘书写遗嘱，五组组长王祖华并没�到陈志弘家；2、遗漏认定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立有《生前遗嘱》及该遗嘱的具体内容。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提出的异议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予以评述。被上诉人朱某乙、李某乙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申请证人张乔兰出庭作证，证人张乔兰陈述：其与钮某甲相识二十几年，其参与钮某甲2013年5月16日立《生前遗嘱》，该遗嘱中立遗嘱人，代笔人，同场人均是本人亲笔签名并捺印，遗嘱从中午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该遗嘱钮某甲立好后交给其保管，后来听说要分地才把遗嘱拿出来。经质证，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对张乔兰的证言无异议。经质证，被上诉人朱某乙、李某乙对张乔兰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张乔兰一审陈述属实，二审陈述不实。本院认为，对张乔兰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的予以采信。
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遗嘱是否有效要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予以审查，在审核遗嘱的形式要件的同时，也应结合遗嘱的内容，根据法律规定综合判断遗嘱的效力。首先，本院对本案争议的两份遗嘱进行形式审查。关于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虽双方均确认该遗嘱上立遗嘱人钮某甲、代笔人陈志弘、见证人王祖华三人的签名均系陈志弘一人所签，但该遗嘱已经由钮某甲加盖印章并捺印，陈志弘、王祖华亦同场加盖各自印章，该遗嘱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有效形式要件。关于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该遗嘱有两个以上合格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个见证人代书，代书人、其他见证人、遗嘱�均签名，该遗嘱亦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有效形式要件。其次，本院对本案争议的两份遗嘱进行实质审查。1、遗嘱的真实性。关于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姚安县栋川镇东街居委会五组为避免安置地分配引发纠纷，要求年长居民对相关事宜订立遗嘱，并交由居民小组保管。后钮某甲于2011年2月28日订立《生前遗嘱》并将该遗嘱交予了王祖华（姚安县栋川镇东街居委会五组居民组长）保管，故能够确认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客观存在。关于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该遗嘱见证人徐红星与张乔兰在一审中对见证过程陈述多处存在矛盾，张乔兰在一审中的陈述与二审中的陈述亦存在矛盾，居民小组对该遗嘱亦不知情，除该遗嘱的见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能够予以印证，故无法确认该遗嘱的真实性；2、遗嘱的公示公信力。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订立《生前遗嘱》后，将该遗嘱交付居民小组保管了两年多，直至钮某甲去世前均未向居民小组提出撤销或变更该遗嘱。而朱某甲在钮某甲安置地的继承发生纠纷并与居民小组就此事进行商处期间，向居民小组出示的是朱某甲自己作为执笔人和见证人，且钮某甲的签名亦系朱某甲所签的遗嘱（朱某甲庭审中确认该遗嘱无效），朱某甲一直未向居民小组出示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生前遗嘱》具有更强的公示公信力。综上，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有效，而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真实性无法确认。
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居民小组根据其保管的2011年2月28日钮某甲所立《生前遗嘱》对安置地进行了分配，朱某甲、李某甲主张其享有遗嘱继承权，朱某甲、李某甲需对其遗嘱继承权利是否存在负证明责任。经审核，因朱某甲、李某甲提交2013年5月16日钮某甲所立的《生前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结合本案现有证据，钮某甲是否于2013年5月16日订立遗嘱的情况真伪不明，应由朱某甲、李某甲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某甲、李某甲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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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善从安
审判员 杨 霞
审判员 刘 莹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佳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