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民终2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盛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某某街36号。法定代表人：刘丽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兵，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北京市坚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冬海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盛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道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冬海波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道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兵、李文杰，被上诉人冬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道集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错误的认定“2000年8月14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审核批准将原建筑面积1552.36平方米的房证分割为两个产权执照，分别为建筑面积1233.50平方米和386.86平方米”。事实是该房是2000年8月经大连印刷总厂申请分割，将其中1233.50平方米办理了一个房证，权证号中单字2000130951，而另318.86平方米办到印刷总厂的另一产权证上，即大房权证中单字第20001309**号，丘地号14-41-16，建筑面积4268.44平方米。2012年7月4日，权利人由大连印刷总厂变更为盛道集团，权证号为中单字第2012200855。而一审判决却只列出了大房执中字第00056号和大政权中字00060号两个早已注销的房证。一审判决不顾案外人付某某通过拍卖取得标的物以及被上诉人从付某某处购得该房并已占有使用长达十多年的事实，仅仅因出现了该房登记丘地号与实际不符的情形，即武断的认定被上诉人从付某某处所购得房屋座落在丘地号14-41-15地块上。付某某是通过法院委托拍卖取得的房屋产权，因此该房是（1996）大经初执字第140号查封的房产，也是委托司法鉴定、委托评估的房产，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付某某通过拍卖所购的房屋，位置坐落在丘地号14-41-14号。付某某接受的房屋，也在丘地号14-41-14号。被上诉人从付某某处购得的房屋，必然也是坐落在丘地号14-41-14号上。房屋是特定的标的物，按拍卖程序，参拍人在拍卖前都会到现场查看拍卖物的现状和情况后才能参加竞拍，竞得后必然会办理接受所拍得的房屋手续。按照一审的认定，岂不是付某某从1999年12月10日拍得了房屋，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五、六年尚未收房。事实上付某某以153.9万元拍得后，积极的办理收房，并取得了实际坐落在14-41-14地号上的270平方米房屋，但产权证却错误的登记在14-41-15地号上。2001年11月6日，被上诉人以70万元人民币购得此房，并将此房做为营业场所，2002年4月开办了李某某酒家，该酒家负责人为被上诉人。后因被上诉人刑事犯罪，该房屋被省公安厅查封。被上诉人被判刑入狱后，2008年8月5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物品文件清单第一项即是产权证号中私2001105078、李某某酒店建筑面积270平方米的房屋，被上诉人在领取人处签了名。这才使得被上诉人对李某某酒家除租用上诉人的部分外，其余的270平方米房屋使用至今。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一份取得程序违法，不仅存在许多瑕疵，其内容也严重与事实不符的调查笔录，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本案关键问题是在付某某从l999年12月拍卖取得房屋后，2000年8月在申办房屋证时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是把本应登记在丘地号14-41-14地块上的房屋错误的登记在丘地号14-41-15地块上。被调查人杨少杰在明知付某某产权证的丘地号写错的情况下，为了推卸责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一审法院却以此调查笔录做为证据，作出错误的判决。事实充分表明，拍卖房屋本是坐落在丘地号14-41-14地块上，却被错误的登记在丘地号14-41-15地块上。本案的主审法官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哥哥冬某涛房租纠纷案件的主审法官。在另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代理人根据错误登记的产权证，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一审法院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查明事实，但主审法官却将此案搁置起来，使被上诉人利用这个错误，违背起码的诚实信用原则，提起本案诉讼。本案是一起恶意诉讼，但一审法官竟将另案中上诉人代理人的与事实不符的表述作为根据使用。另，一审查明“另一个房产管理号14-41-14，房屋产权证号：大政权中字000**号，建筑面积2280.46平方米，总层数三层的某某街36号房屋……辽宁省高院的调解书中亦提到‘该转让房屋的一部分270平方米被法院查封拍卖’。”上述查明的事实恰恰证明被上诉人买得的房屋座落在丘地号14-41-14地块上，而一审却当做该房座落在14-41-15地块上的证据使用。一审判决在未查明案涉房屋真正坐落地块的情况下，违反规定支持被上诉人对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房屋进行测量、估价，求偿巨额经济损失，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本案被上诉人系加拿大籍，应属涉外诉讼，因此一审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项、第七十项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的第一条，同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冬海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解决双方争议房屋坐落的准确位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并不限于上诉人刚才陈述的，仅向房产档案馆副馆长杨少杰做的调查。而是就诉讼双方各自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例如各自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属转移登记审批书等相关房地产管理机关对房屋权属管理作出的相关资料。并且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大经执字第140号执行案件的执行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原审判决是在进行了上述认真调查核实基础上最终才确认了唯有被上诉人才是诉争房屋合法的所有权人，进而支持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强调了两点事实：中院在140号案件中委托拍卖的标的不是丘地号14-41-15号而是14-41-14号；上诉人指出房地产登记管理机关在对法院委托拍卖成交的房屋颁发所有权证书时存在登记错误。但是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40号执行裁定和执行通知书中记载的房屋以及查封拍卖的房屋，原房产证书号均为大房执中字第00056号，房产管理号为14-41-15，建筑面积1552.36平方米，房屋总层数为2。而被上诉人持有案涉房屋的房产证书上相对应的管理号、房屋层数与当年法院执行的房屋是完全一致的。上诉人虽然在原审中提出对被上诉人享有房屋所有权的质疑，但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已释明上诉人可对案涉房屋进行确权，但上诉人并没有提起确认之诉。而且在与本案相关联的另案即原告为盛道集团、被告为冬某涛的案件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被上诉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所对应的房产即本案争议的房屋而不是位于李某某酒家的位置，在该案的二审中上诉人一再向法庭主张案涉房屋的位置位于李某某酒家的位置，但向冬某涛索要租金时没有作出任何的扣减。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本案诉争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冬海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占有使用费7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连印刷工业总厂（以下简称“印刷总厂”）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某某街。1986年8月，印刷总厂取得了二个行政街号均为中山区某某街36号的房屋产权证，一个房产管理号14-41-15，房屋产权证号：大房执中字第000**号，建筑面积1552.36平方米，总层数二层；一个房产管理号14-41-14，房屋产权证号：大政权中字000**号，建筑面积2280.46平方米，总层数三层。因印刷总厂与建行信托公司的借款纠纷一案，本院作出了（1996）大经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书。依据该判决，本院执行庭委托大连市价格事务所对位于中山区某某街36号，二层砖混结构三间一层公房，建筑面积253.15平方米进行价值鉴定后拍卖，由案外人付某某拍得。2000年8月14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审核批准将原建筑面积l552.36平方米的房证分割为两个产权执照，分别为建筑面积1233.50平方米和386.86平方米，1233.50平方米对应的房屋坐落为中山区某某街36-2号，2012年7月4日，房地产权利人由印刷总厂变更为本案被告盛道集团，权证号：（中有限）2012200854号。2000年8月28日，本院向大连市房地产交易所出具（1996）大经初执字第1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于1998年6月8日查封印刷总厂某某街36号二层公建l552.36平方米中的一层公建270平方米（管理号14-41-l5，证号00056）的查封，将上述房屋转籍给付某某名下。2000年9月13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在大连日报发公告声明产权人为印刷总厂的坐落中山区某某街36号，房产管理号14-41-15，证号：大房执中字第00056号，建筑面积l552.36平方米的房证作废。2000年10月11日，付某某取得了大房权证中私字第20001040**号房产证，证载“房屋坐落中山区某某街36号一层部分，丘(地)号14-41-15，建筑面积270平方米，房屋总层数2，所在层数1”。2001年11月6日，付某某将该房屋转让给本案原告冬海波，冬海波取得权证号为（中私有）2011105654号大连市房地产权证。后因该产权证丢失，又补发了大房权证中私字第20011050**号产权证。另一个房产管理号14-41-14，房屋产权证号：大政权中字000**号，建筑面积2280.46平方米，总层数三层的某某街36号房屋，因印刷总厂与案外人大连圣某某娱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转让合同纠纷，2002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02）大民房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后印刷总厂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双方达成调解，辽宁省高院依据调解书解除了对印刷总厂位于中山区某某街36号房屋中大连圣某某娱乐有限公司正在使用的建筑面积651平方米房屋的查封，并要求大连市房产交易所将该房屋过户至大连圣某某娱乐有限公司名下。2004年6月8日，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经审核，将原登记面积2280.46平方米的坐落中山区某某街36号房屋的房证，扣除其中的651平方米，剩余面积重新测量，变更房屋建筑面积为l629.46平方米，印刷总厂取得该房屋产权证，证号为大房权证中单字第20042001**号，即现李某某酒家的位置。2012年7月4日，被告取得房地产权利人为自已的、权证号：（中有限）2012200851号房地产权证，证载“房屋坐落为中山区某某街36号，房屋号14-41-14，建筑面积1629.46平方米，房屋总层数3，所在层数1-3”。在印刷总厂与案外人大连圣某某娱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提到“中院在执行（1996）大经初执字第140号案件时，将双方约定的转让的三个门头房共270平方米予以查封并委托拍卖”，辽宁省高院的调解书中亦提到“该转让房屋的一部分270平方米被法院查封拍卖”。1997年11月28日，印刷总厂与案外人大连跆拳道协会（以下简称“跆拳道协会”）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印刷总厂将中山区某某街36号、原赛丽印务有限公司780平方米的厂房租给跆拳道协会，租期9年，自1997年12月1日至2006年12月1日。1998年10月1日，双方又签订另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将中山区某某街36号（印刷总厂院内车库）80平方米租给跆拳道协会使用，租期3年，自1998年10月1日至2001年10月1日。2006年11月30日，印刷总厂、案外人冬某涛（本案原告冬海波哥哥）、跆拳道协会三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跆拳道协会将该租赁房屋向冬某涛转租用于其经营李某某酒家。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2013年8月8日，被告盛道集团作为原告将冬某涛诉至一审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292号），要求解除与冬某涛之间的租赁关系；冬某涛支付所欠租金；腾退房屋。冬某涛辩称租赁面积780平方米中的270平方米系其弟（本案原告冬海波）所有，应从租金中扣除，并提供大房权证中私字第20011050**号房屋所有权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物品和文件清单予以佐证，但盛道集团称大房权证中私字第2001l050**号权证中记载的丘地号为14-41-15，而其出租的房屋（现中山区李某某酒家）的丘地号为14-41-14，故该270平方米房屋并非位于李某某酒家的位置。本案原告遂到大连市档案馆查询，得知其270平方米的房屋在佳美口腔、天龙海洗浴的位置。自2001年11月1日起，印刷总厂将案涉房屋先后出租给大连佳美口腔门诊、彦年洗浴、大连中山区天龙海洗浴中心使用，并收取租金。2012年8月20日被告与佳美口腔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在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载明中租赁面积为463平方米，在大连市房屋租赁登记管理中心备案的租赁面积为300平方米。为查明案涉房屋的坐落位置，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4日到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进行调查，该馆副馆长、测绘中心副主任杨少杰代表单位证明：原告所有的某某街36号一层270平方米房屋即为案涉房屋，被告所有的某某街36-2号面积1233.5平方米房屋是在本院（1996）大经执字第140号案处置的1552.36平方米房屋分割270平方米后形成，该两处房屋的丘地号均是14-4l-15号。房屋所有权证中的示意图是根据当时房屋的现状绘制的，由于房屋后期经过装修改造，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被告对原告所有房屋的具体位置有异议，提出本案应先进行确权，案件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将确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但被告未提起确认之诉。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案涉房屋自2001年11月20日起至起诉日（2013年9月23日）的租金进行估价，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通过本院司法技术处委托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鉴定，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l4年9月22日出具退鉴函，以该房屋证载面积与现状面积不符、需先对该房屋现状实际面积进行测绘为由退回鉴定。2014年l0月29日本院司法技术处委托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面积进行测量，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出具大连市中山区某某街36号一层部分房屋的《面积鉴定测量报告》（工程编号：N2014-QT0173），结论为：案涉房屋的实测建筑面积为634.28平方米。2015年1月8日，本院司法技术处再次委托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租金进行鉴定，大连人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人信房估字[2015]009号)，结论为：某某街36号一层部分房屋自2001年11月20日至2013年9月23日期间的租金总额为669.16万元。被告对鉴定报告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了质证。经查，1997年3月12日，大连市经济委员会大经发[1997]97号文件批复，同意将印刷总厂的国有资产划拨给被告，授权被告进行管理和经营，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全责。现案涉房屋由原告实际掌控。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向案外人购买了通过法院执行拍卖所得的案涉房屋，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但在交付房屋时，原告与案外人均以为该房屋坐落在另外一处地址，直到本案被告提起房屋租赁之诉，原告才得知自己所购买的房屋实际在现在案涉房屋的位置。案涉房屋一直处于被告的控制之下，被告将案涉房屋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其行为侵犯了原告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故对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占用房屋期间租金损失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由于案涉房屋经过改建，导致房屋的实际使用面积超过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面积，而房屋的租金与房屋的实际可使用面积密切相关，被告出租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时，由其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可见被告也是按照房屋实际面积计算租金。根据鉴定机构对案涉房屋自2001年11月20日至2013年9月23日期间的租金总额进行的估价结论，对原告诉请的租金损失780万元，一审法院部分支持669.16万元。关于被告所述被告系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原告购买的某某街36号一层270平方米房屋并非案涉房屋，原告的房屋应位于李某某酒家一层一节，无论从房屋的丘地号以及楼层数来看，案涉房屋均不在李某某酒家处。李某某酒家的位置的丘地号为14-41-14，总楼层为三层，而案涉房屋的丘地号为14-41-15，总楼层数为二层，并且在中院（1996）大经初执字第1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明确写明“印刷总厂某某街36号二层公建1552.36平方米中的一层公建270平方米”，而某某街36号1552.36平方米的房屋房产管理号14-41-15，总层数为二层，并且在后来分割为两个产权执照，分别为建筑面积1233.50平方米和386.86平方米，1233.50平方米对应的房屋坐落为中山区某某街36-2号，房屋的丘地号为14-41-15，总楼层数为二层。一审法院在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对其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中亦证实了案涉房屋的具体位置并非在李某某酒家处，并且解释了房产证后面附的示意图与实际不符是因为后期经过装修、改造造成的。被告对一审法院调取的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没有加盖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公章，不能证明是单位出具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接受法院调查出具相关意见系其职务行为，只要签字即可，无需加盖单位公章，被告若认为非单位意见，可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的效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大连盛道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冬海波所有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某某街36号一层部分房屋自2001年11月20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期间的租金损失669.16万元。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冬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145,300元（含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64,900元），由原告负担10,715元，被告负担134,585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将“冬海波取得权证号为（中私有）2011105654号大连市房地产权证。后因该产权证丢失，又补发了大房权证中私字第20011050**号产权证”纠正为“冬海波取得权证号为大房权证中私字第20011050**号产权证。后因该产权证丢失，又补发了（中私有）2011105654号大连市房地产权证”外，对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冬海波所有的位于中山区某某街36号一层270平方米的房屋[权证号为：（中私有）2011105654号大连市房地产权证]的具体坐落位置，盛道集团主张案涉房屋并非冬海波在本案中主张的位置，而应位于李某某酒家一层。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冬海波提举的证据更具有证明力，主张更为合理。理由如下：第一，经现场勘查，李某某酒家所在的楼房原为三层。而冬海波所主张的位置及其持有的房地产权证上均显示所在楼房的总层数为二层。且李某某酒家位置所在的丘地号为14-41-14，而冬海波主张的房屋位置及房地产权证上均显示丘地号为14-41-15。故盛道集团主张的李某某酒家所在楼房的层数与丘地号均与案涉房屋房地产权证上的记载不符。第二，冬海波在一审中提交的本院（1996）大经初执字第1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明确载明：“解除本院于98年6月8日查封印刷总厂某某街36号2层公建1552.36㎡中的一层公建270㎡的查封，（管理号14-41-15，证号00056）。”该协助执行通知书系法院拍卖案涉房屋时所作，在解除查封后，将房屋拍卖给案外人付某某，后付某某又卖予冬海波。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载明的楼房层数、管理号与1552.36平方米房屋的房证、冬海波持有房地产权证的层数及丘地号一致：楼房层数均为二层，丘地号均为14-41-15。第三，关于一审法院依照冬海波的申请到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所作的调查笔录。因盛道集团对冬海波所持房地产权证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对其上载明的位置有异议。而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系管理房地产发证登记等过程中相关资料的权威部门，其出具的证据较其他部门出具的证据更具证明力。该馆副馆长所作笔录中所称的案涉270平方米房屋系从1552.36平方米房屋分割所得，与上述本院（1996）大经初执字第1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能够前后印证。该笔录所称位置与冬海波主张的位置一致。第四，盛道集团曾就李某某酒家的腾退及租金给付等问题起诉案外人冬某涛（冬海波的哥哥），并在庭审中称案涉270平方米的房屋并非位于李某某酒家的位置，不应将案涉270平方米的租金予以扣除。盛道集团一方面在另案中主张其应享有李某某酒家所在的一层270平方米房屋的租金，另一方面在本案中又主张该270平方米的位置系李某某酒家一层位置，属前后矛盾。第五，盛道集团在二审中曾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本院调查核实当时法院拍卖给付某某时的房屋相关情况，以确定案涉房屋的位置。经本院向当时的执行人员、拍卖公司、估价部门核实，均称因时间久远，办案人员或记不清楚或已调离，相关留存在拍卖公司及估价部门的材料亦未予保留。但盛道集团在二审中提交的拍卖当时的司法鉴定书载明：“评估标的位于中山区某某街36号，二层楼砖混结构”，该鉴定书上载明的楼层数与冬海波主张的案涉房屋所在的楼层数一致，而与盛道集团主张的李某某酒家所在的楼层数不一致。关于盛道集团称在付某某拍卖取得房屋后，将本应登记在丘地号14-41-14的房屋错误登记在丘地号14-41-15上一节，其对此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且不属于应在本案中予以纠正的范围。如其所述属实，其可通过其他行政或司法途径予以解决。现在冬海波所持案涉房地产权证未被依法撤销之前，冬海波可持证主张相应权利。关于盛道集团上诉称一审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一）重大涉外案件；（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冬海波虽系加拿大籍，本案属涉外诉讼，但并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第（二）、（三）项的情形。关于是否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第（一）项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涉外案件，包括争议标的额大的案件、案情复杂的案件，或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本案的标的额属于一审法院受理的范围，案情的复杂程度并非一审法院不宜审理，亦不属于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故一审由基层法院审理，并无不当。盛道集团的其他关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盛道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400元（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大连盛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樊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