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502民初5170号
原告（被告）：沈金玲，女，197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大荔县沙底乡霸一村*组，现住渭南市高新区法苑小区*号楼*单元*楼*户。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县荣，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向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原告）：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西五路电信大楼15层。
法定代表人：任明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培群，陕西西岳律师事务所律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红英，女，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系被告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住渭南市临渭区西南京路42号。
被告：中移铁通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前进路恒生国际大厦708-711室。
法定代表人：薛武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兰，女，197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系被告中移铁通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人力资源经理，住渭南市临渭区新民街6号。
被告：王爱玲，女，1972年7月3日出生，汉族，系长沙西木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员工，住陕西省华阴市华山火车站。
原告沈金玲与被告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下称惠通公司）、中移铁通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下称铁通公司）、王爱玲劳动争议纠纷一案[（2017）陕0502民初5170号]以及原告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沈金玲劳动争议纠纷一案[（2017）陕0502民初5206号]，本院受理后依法对上述两案进行并案审理，将（2017）陕0502民初5206号案件并入(2017)陕0502民初5170号案件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沈金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县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明亮及铁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武星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培群、成红英、张金兰及王爱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金玲诉称，其自2006年2月24日起被铁通公司聘用到其营业厅从事营业员工作，到2017年4月1日，惠通公司因合同到期原因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后，沈金玲不仅未能得到任何经济补偿，惠通公司也未能及时支付沈金玲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也未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沈金玲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另外，惠通公司向沈金玲收取了应由其缴纳的沈金玲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4189.8元，而实际未予缴纳。沈金玲认为，自2006年2月24日至2017年4月1日止，期间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铁通公司被安排到新的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从未间断，工作地方，岗位、任务从未改变。最后一个用人单位是惠通公司，最后一个用工单位是已被王爱玲申请注销的临渭区欣荣通信器材销售部（下称欣荣销售部）。因惠通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未及时支付沈金玲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解除沈金玲劳动关系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当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缴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对此争议，沈金玲于2017年5月31日向渭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劳动仲裁委）申请：1、惠通公司支付申请人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1日无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6320元；2、惠通公司支付沈金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300元；3、惠通公司退回收取沈金玲已交的应由惠通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代扣代缴的沈金玲应交部分保险费，2017年1月至3月共计4109.8元，以及管理费80元；4、铁通公司与临渭区欣荣通信器材销售部承担连带责任。劳动仲裁委于2017年9月7日作出渭劳人仲案字[2017]第037号裁决书，裁决：1、惠通公司支付沈金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20元；2、对沈金玲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现因沈金玲对裁决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被告惠通公司支付沈金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5个月×2200元/月=25300元；2、惠通公司支付沈金玲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1日的沈金玲无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1580元/月×4个月=6320元；3、被告惠通公司退回收取沈金玲的应由惠通公司给沈金玲缴纳的2017年1月至4月的社会保险费4189.8元；4、惠通公司为沈金玲缴纳2017年1月至3月社会保险费；5、铁通公司及王爱玲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惠通公司辩称，一、不应支付沈金玲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5300元。首先，沈金玲与惠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而系铁通公司的员工。2013年10月1日沈金玲与惠通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而是业务外包合同。2015年9月1日沈金玲与渭南市鑫创兴通信有限公司（下称鑫创兴公司）所签的合同为“员工合同”，即劳动合同。该合同到期后，沈金玲于2016年9月1日与王爱玲、贾莉荣、王改宁四人各自出资5000元合伙创办欣荣销售部，随后欣荣销售部承包了铁通公司的部分业务，2016年9月1日沈金玲与惠通公司签订了社会保险代理协议，沈金玲的工资由欣荣销售部负责人王爱玲发放。沈金玲与惠通公司仅属于社会保险代理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其次，沈金玲自己承认实际是铁通公司员工。结合沈金玲自己提供的荣誉证书、业务名片和铁通公司的答辩状来看，铁通公司承认惠通公司仅是为其员工代缴社会保险，且沈金玲与铁通公司均认可沈金玲曾在陕西信德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陕西铁龙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代管，沈金玲也承认实际是铁通的工作人员。可见，沈金玲的所有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权利均不属于惠通公司，惠通公司不是沈金玲的劳动法意义上的实际用人单位。最后，沈金玲书写的辞职报告明确记载辞职原因属于“个人原因”。依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个人原因辞职用人单位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就沈金玲要求惠通公司支付其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无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6320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沈金玲与王爱玲、贾莉荣、沈金玲、王改宁等四人合伙成立了欣荣销售部，与铁通签订了业务承揽合同，有铁通公司和欣荣销售部结算发票复印件和原负责人王爱玲结算沈金玲工资的银行转行转账流水单为证。2016年12月四人商议解散，沈金玲因个人原因辞职，惠通公司虽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只是为了给沈金玲办理失业保险所用，并不能证明与沈金玲有事实劳动关系，因此，沈金玲要求惠通公司支付其无工作期间的工资是不成立的。三、沈金玲要求惠通公司退还其缴纳的2017年1至3月社保费不成立。2016年9月欣荣销售部与惠通公司签订了一年的社会保险代理协议，2016年12月销售部解散后，王爱玲、贾莉荣去了长沙西木公司，欣荣销售部原负责人王爱玲按照代理协议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继续为沈金玲缴纳了社会保险费1024.97元和1024.97元及代理服务费40元，有社保核算单和王改宁通过ATM机转账的明细清单为证（转账金额2060元，为了凑整多转了0.14元）。故惠通公司已为沈金玲缴纳了部分社保，仅剩养老保险3275.82元没有缴纳，惠通公司同意返还未缴纳的3275.82元。四，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沈金玲要求惠通公司为其缴纳2017年1至3月的社会保险没有任何依据。
铁通公司辩称，沈金玲于2006年2月24日通过熟人介绍在铁通公司市场部临时工作；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8月通过陕西信德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公司派遣到铁通公司营业厅工作；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通过陕西铁龙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铁通公司营业厅工作；2011年10月至2013年12月通过惠通公司派遣到铁通公司营业厅工作。2014年1月，由于铁通公司业务变更，取消了自有营业厅业务，原有营业厅业务由安娜通讯服务部进行承揽（铁通公司和安娜通讯服务部签订业务代理协议）。原营业厅派遣人员沈金玲通过口头协商，同意2014年1月1日起，通过惠通公司派遣到安娜通讯服务部工作，相关社保费用由安娜通信服务部进行缴纳（惠通公司代缴）。2015年9月，安娜通信服务部承揽的营业厅业务转由鑫创兴公司承揽（铁通与鑫创兴公司签订有业务承揽合同），沈金玲再次由惠通公司派遣到鑫创兴公司工作，相关社保费用由鑫创兴公司进行缴纳（惠通公司代缴）。2016年9月沈金玲由惠通公司派遣到欣荣通讯部工作，2017年3月10日，沈金玲因个人原因，向惠通公司提出辞职申请。故沈金玲自2014年1月已改派到安娜通讯服务部工作，与铁通公司已经不存在用工关系。对于2014年以前存在的劳动关系争议，应该在2014年1月1日起一年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故铁通公司认为，沈金玲于2017年6月提出的申请已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时效。
王爱玲辩称，铁通公司营业厅原由鑫创兴承包，王爱玲、沈金玲、王改宁、贾莉荣四人觉得干的非常受气，经商议，决定四人共同承包此营业厅。与铁通公司沟通后，四人每人出5000元，共计20000元交付了押金。并将营业厅更名为临渭区欣荣通讯器材销售部，王爱玲为负责人。四人对工资及社保达成一致，铁通公司转账给四人的工资，扣除社保、税费及其他费用后，负责人多发500元，出纳多发100元，剩余的钱四人均分。2016年9月9日取得营业执照后，与铁通公司签订了业务承包合同。后因营业厅具体承包费用事宜与铁通公司未达成一致，四人决定不再承包该营业部。铁通公司通知四人工作到2016年12月15日。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15日期间的工资及社保由铁通公司结算并转账给王爱玲，王爱玲将社保转给惠通公司，剩余金额按照上述约定分发。而此期间营业厅的营业款均按规定上交给铁通公司。2016年12月19日，王爱玲与贾莉荣到铁通公司办理了对账及退押金手续。2016年12月23日，王爱玲给沈金玲、王改宁的账户退还了押金5000元，并于2017年1月4日注销了欣荣销售部。营业执照注销后，经沟通，沈金玲及王改宁将社保费用转给王爱玲，由王爱玲转给惠通公司。2017年3月15日，王爱玲向沈金玲、王改宁催交社保款时，二人告知王爱玲已与惠通公司办理了手续，不交社保，经与惠通公司成红英核实属实。故认为四人都是承包者，共同经营，彼此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承担原告起诉的诉求。
惠通公司另诉称，沈金玲自2006年2月至2011年9月在铁通公司从事临时工，在此期间与惠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沈金玲由惠通公司派遣到铁通公司工作。2013年10月起铁通公司将业务外包，沈金玲先后在安娜通信服务部、鑫创兴公司、欣荣销售部三家公司工作。惠通公司为沈金玲代缴了社会保险，但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故沈金玲要求为其支付25300元的经济补偿金不成立。其次，沈金玲在欣荣销售部工作，欣荣销售部与铁通销售部签订有业务承揽合同，故沈金玲要求惠通公司支付无工作期间工资6320元不成立。最后，惠通公司已按照欣荣销售部委托为沈金玲缴纳了社会保险，故其要求惠通公司退还其保险费的事实不成立，故诉至本院请求：1、依法确认沈金玲要求为其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不成立；2、依法确认沈金玲要求为其支付无工作期间的工资不成立；3、依法确认沈金玲要求惠通公司退还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不成立；4、本案诉讼费由沈金玲承担。
针对惠通公司上述诉称，沈金玲辩称理由同其起诉事实与理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沈金玲提供的劳动合同书两份、员工履历表、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三份、劳动争议答辩书、沈金玲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工协议、无视同缴年限人员基础信息核对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岗位协议、员工合同、沈金玲荣誉证书、EMS快递单、沈金玲名片、欣荣营业部员工2017年1月、2月社保核算明细、欣荣营业部离职人员社保补费清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凭条、沈金玲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惠通公司、铁通公司及欣荣销售部工商登记材料各一份，因惠通公司、铁通公司、王爱玲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惠通公司提供的沈金玲社会保险参保信息、档案材料移交清单、个人辞职报告、成红英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及王爱玲提供的其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因沈金玲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在卷作证。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及原告提供的证人王改宁、李江辉出庭作证及惠通公司、铁通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将结合案情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双方提供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6年2月24日，铁通公司与沈金玲签订了用工协议，约定期限自2006年2月24日至2006年11月23日止。2011年9月30日，铁通公司与惠通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惠通公司按照铁通公司要求从2011年10月1日起派遣人员到铁通公司工作，派遣期两年，铁通公司承担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等相关费用，另详细约定了劳务协议的期限、费用的支付、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2011年10月11日，惠通公司与沈金玲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止，工作岗位为渭南分局营业员岗位。同日，铁通公司与沈金玲签订了岗位协议。2013年10月1日，惠通公司与沈金玲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委托代办业务完成，工作岗位为安娜通讯服务部营业员岗位。2015年9月1日，惠通公司与沈金玲签订的员工履历表中明确了沈金玲用工单位为鑫创兴公司，用工形式系派遣制。当日，惠通公司与鑫创兴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书，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其中详细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而鑫创兴公司同时与沈金玲签订了员工合同，约定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惠通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31日、2016年8月31日、2017年3月10日因合同到期，给沈金玲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三份。2016年9月1日，铁通公司与欣荣销售部签订了业务承揽合同，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其中详细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承揽范围等内容。当日，欣荣销售部与惠通公司签订了社会保险代理协议，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其中约定了惠通公司按照欣荣销售部提供的人员做好社会保险代缴服务。经协商，2016年9月8日，沈金玲、王改宁与贾莉荣均向王爱玲转款5000元，王爱玲当天将20000元转到铁通公司账户，同年9月9日，王爱玲注册登记了临渭区欣荣通讯器材销售部，经营者系王爱玲。2017年3月10日，沈金玲向惠通公司书写了辞职报告，惠通公司向沈金玲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均载明沈金玲系惠通公司派遣到欣荣营业部的员工。
本院认为，沈金玲与惠通公司分别于2011年10月11日、2013年10月1日及2015年9月1日，三次签订劳动合同及员工履历表。期间，沈金玲分别被派遣到用工单位铁通公司、安娜通讯服务部及鑫创兴公司从事营业员工作，期限自2011年10月1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另外，2017年3月10日，沈金玲书写的辞职报告及惠通公司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均载明沈金玲系惠通公司派遣至欣荣销售部的营业员，分别因个人原因及合同到期解除劳动关系。可见，沈金玲与惠通公司自2011年10月11日至2017年3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现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故对沈金玲请求惠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至2017年3月10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沈金玲在惠通公司的工作年限为五年零五个月，故惠通公司应支付沈金玲5.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根据沈金玲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惠通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可以证明，沈金玲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工资为：2016年7月1800元，2016年6月1799.91元，2016年5月1624.24元，2016年4月1799.91元，2016年3月1799.91元，2016年2月1799.91元，2016年1月1799.91元，2015年12月1799.91元，2015年11月1799.91元，2015年10月899.91元，2015年9月2834.91元，2015年8月1946.82元。故本院认为沈金玲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808.77元，惠通公司应支付沈金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948.23元（1808.77元×5.5个月）。
沈金玲请求惠通公司支付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1日的无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6320元的请求。审理中，惠通公司提供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中表明，2017年3月10日，双方办理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因而在此之前的劳动报酬应当由惠通公司支付。而沈金玲无工作期间的工资，应按《陕西省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安排工作的劳动者，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5%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的标准支付。按照2015年陕西省二类工资区最低工资标准1370元的计算，惠通公司应支付沈金玲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工资3082.5元（1370元×75%×3个月）。
沈金玲请求惠通公司退回应由惠通公司为沈金玲缴纳的2017年1月至4月的社会保险费4189.8元的诉请。惠通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已为沈金玲缴纳了上述期间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明确表示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为3275.82元，故惠通公司应退回沈金玲未缴纳的养老保险费3275.82元。
沈金玲请求惠通公司缴纳其2017年1月至3月的社会保险，审理中，惠通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为沈金玲缴纳了2017年1至3月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而补缴养老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故对沈金玲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沈金玲请求铁通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请，铁通公司认为沈金玲起诉超过劳动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沈金玲与铁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06年2月24日至2006年11月23日，沈金玲于2017年5月31日提起劳动仲裁明显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故对沈金玲请求铁通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沈金玲请求王爱玲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请，2017年3月10日前，沈金玲与惠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王爱玲无关，故对沈金玲请求王爱玲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陕西省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沈金玲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948.23元；
二、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沈金玲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无工作期间工资3082.5元。
三、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沈金玲未交缴纳养老保险费用3275.82元；
四、驳回沈金玲和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两案案件受理费共计20元，由渭南市惠通代理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卫民
审 判 员 赵红艳
人民陪审员 刘稳良
二０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