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5民终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负责人王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文奎，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志家，男，1951年4月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系死者谭冬玲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达珍，女，1952年6月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系死者谭冬玲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港渝，男，1998年8月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系死者谭冬玲之子。
易达珍、汪港渝二人委托代理人谭志家，男，1951年4月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先铭，男，1968年12月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北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向先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武山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北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文奎，被上诉人谭志家并代理易达珍、汪港渝，被上诉人向先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0月6日13时16分，被告向先铭驾驶渝F3E6**号小型越野客车沿连霍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1471km＋828m处时，碰撞道路中央隔离带后翻滚，乘客谭冬玲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另一乘客周薇受伤，并造成车辆及公路不同程度损坏。经甘肃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新兴大队甘公交认字（2014）第0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向先铭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谭冬玲、周薇无责任。事后于2014年10月10日，经原告与向先铭家属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书》，约定向先铭向原告分期赔偿700000元，向先铭按照协议支付了部分赔偿款。2015年1月19日，甘肃省武山县人民法院（2015）武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向先铭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2015年6月5日，原告与被告向先铭又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已就事故赔偿事宜起诉向先铭与平安北碚公司，平安北碚公司的赔偿款包含于原《赔偿协议书》约定的向先铭应赔偿的70万元中，作为向先铭赔偿款的一部分。庭审中，原告放弃被告平安北碚公司赔偿21万元后剩余的2000元由被告向先铭赔偿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谭冬玲出生于1975年12月7日，谭冬玲与前夫汪厚权已离婚，婚生子汪港渝由谭冬玲抚养，原告谭志家系谭冬玲之父，原告易达珍系谭冬玲之母，原告汪港渝系谭冬玲之子。事故车辆渝F3E6**车主为向先铭，该车在平安北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率险，赔偿限额为1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甘肃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0804元／年，职工平均工资为46960元／年。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关于原告是否能够主张本案权利的问题。
事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向先铭签订了赔偿协议，就其之间的赔偿事宜作了约定，之后又达成补充协议，明确向平安北碚公司主张权利，平安北碚公司的赔偿款包含于向先铭应向原告赔偿的范围之内。上述协议的签约主体只限于原告与被告向先铭，是对签约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平安北碚公司不是上述协议的签约主体，且上述协议不但未排除原告向平安北碚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而且明确约定向平安北碚公司主张权利。庭审中，原告只是放弃了涉及本案被告平安北碚公司应赔偿的21万元后剩余的2000元由被告向先铭赔偿的诉讼请求，并未免除被告向先铭涉及协议中约定的剩余部分赔偿款的给付义务。原告作为死者谭冬玲的近亲属，有权向平安北碚公司行使本案权利。
二、关于原告是否能够向平安北碚公司主张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赔偿的问题。
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上述“本车人员”应当理解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机动车内的承载人员”。由于人时刻处于运动之中，而非静物，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相对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本案中谭冬玲系甩出车外致死，致死的原因是投保车辆发生事故之后，谭冬玲在脱离了车体保护的情况下，在车外受伤，死亡结果发生在车外，受伤致死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辆而言是在车外而非车内，与行驶中的被保险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其受伤致死虽系人体与地面撞击所致，但亦与乘坐的车辆有直接关系，谭冬玲在死亡之时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故平安北碚公司应在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理赔范围内予以赔偿。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向先铭向被告平安北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交强险限额为11万元，商业三者险限额为10万元，被告向先铭应赔偿原告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为439560元（20804元／年×20年＋46960元÷2），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被告向先铭付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在保险合同的约定及被告应承担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赔偿范围之内，故被告平安北碚公司应按上述规定予以赔付。被告向先铭应当赔偿原告的部分双方已在《赔偿协议书》中作了约定，且原告放弃被告平安北碚公司赔偿21万元后剩余的2000元由被告向先铭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不悖，予以照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110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80元，由被告向先铭承担。
平安北碚公司不服甘肃省武山县人民法院上述判决，上诉称：一、谭冬玲系车上人员，其死亡损失不是交强险限额赔偿范围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的理赔对象。本案的事故发生经过是被上诉人向先铭驾驶的渝F3E6**号小型越野客车沿连霍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1471KM828m处时，碰撞道路中央隔离带后翻滚，乘客谭冬玲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谭冬玲的致死原因是投保车辆发生事故之后，谭冬玲在脱离车体保护的情况下，在车外受伤，死亡结果发生在车外……其受伤致死虽系人体与地面撞击所致，但亦与乘坐的车辆有直接关系，谭冬玲在死亡时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从本案的基本事实中可以看出谭冬玲的死亡结果是因其在事故发生时从被保险车辆上面甩出与地面撞击导致的，其在甩出车后并未与被保险车辆接触，也未被被保险车辆碰撞。另外关于乘客，我国立法上也将其排除在第三人的范围之外，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立需要在参加保险的普遍性、费率的高低及赔付的可能性等诸多因素间取得平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是一定的，如果把本车人员的特殊形态下也纳入“第三者”的范围予以赔偿，则势必会相应减少本车直接侵害的“第三者”的赔偿数额，有悖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设立目的。第二，除了机动车强制险之外，乘客尚存在其他的保障方式，例如，车上人员险、运输合同的合同责任等，因此，应当看到，通过本车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对乘客进行保护并非唯一的方案。因此谭冬玲不管是事故发生时还是死亡时均不能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之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因谭冬玲在事故发生时属于车上人员，其不能成为被保险车辆以外的“第三者”。因此谭冬玲的死亡损失不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赔偿范围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的理赔对象。而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谭冬玲在死亡之时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被上诉人之间已达成赔偿协议，因此被上诉人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已无向上诉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本案一审开庭前，被上诉人双方已达成了赔偿协议，就其之间的赔偿事宜作出了约定，其约定的赔偿数额达70万余元，分期赔偿，在一审开庭前向先铭也已支付了其中的一部分即23万，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的交通事故赔偿经协商已处理完毕。因上诉人不是直接的侵权人，仅仅是因为保险合同关系的赔偿义务人，因在肇事双方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达成协议后，受害方就不再有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就不是适格的原告，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判处。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答辩称：我是农村人也没办法认定，只能由现场证据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判决。
向先铭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本次交通事故死者谭冬玲的赔偿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付正确。本案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谭冬玲在事故发生时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那么谭冬玲在事故发生时已经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是正确的。就本案类似的车上人员因事故发生时转化为第三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付的案件，在全国法院均有多起判例。上诉人将车上人员与第三者固定化，认为二者不能转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本案被上诉人谭志家、汪港渝、易达珍系本案的权利人，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中被上诉人谭志家、易达珍系本次交通事故死者谭冬玲的父母，汪港渝系谭冬玲的儿子，他们是死者的直系亲属，是本案的权利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中被上诉人之间达成的赔偿协议，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只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且该协议中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并没确放弃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补充协议明确由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起诉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并包含在总赔偿款70万元之内。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当事人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交强险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故本案中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具有诉权，有权就交强险和商业险主张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建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是指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据此，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事故发生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由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之上，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如果在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属于“第三者”。本案谭冬玲系甩出车外致死，致死的原因是投保车辆发生事故之后，谭冬玲在脱离了车体保护的情况下，在车外受伤，死亡结果亦发生在车外，与行驶中的被保险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其受伤致死虽系人体与地面撞击所致，但亦与乘坐的车辆有直接关系，谭冬玲在死亡之时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故应由上诉人平安北碚公司在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理赔范围内予以赔偿。关于被上诉人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与被上诉人向先铭家属协商，达成签订的赔偿协议，对赔偿事宜作了约定，之后又达成补充协议，明确了向平安北碚公司主张权利，平安北碚公司的赔偿款包含于向先铭应赔偿的范围之内。该协议的签约主体只限于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与向先铭，协议是对签约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能免除平安北碚公司的赔偿义务，上述协议已明确约定由谭志家、易达珍、汪港渝向平安北碚公司主张权利，并未免除向先铭涉及协议中约定的剩余部分赔偿款的给付义务，故赔偿权利人有权向平安北碚公司行使本案权利。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平安北碚公司所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斌
代理审判员 王梅芳
代理审判员 田东生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