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黑0604行初1号
原告周金红，女，197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系个体，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林甸镇。
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赵兴才，职务：局长。
社会信用代码证书：112306240017749804。
委托代理人王晓龙，男，1976年12月11日出，蒙古族，系该局法制综合室干警，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
委托代理人石庆春，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金红不服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杜蒙公安局）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杜公（国）行罚决字﹝2016﹞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向被告杜蒙公安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金红及被告杜蒙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晓龙、石庆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杜蒙公安局于2016年10月19日对原告周金红作出杜公（国）行罚决字﹝2016﹞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6年10月18日，周金红因反映安置就业问题，在全国六中全会安保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之后，杜蒙县信访局将原告送回杜蒙公安局，被告于2016年10月1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周金红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被告杜蒙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原告周金红诉称，�讼请求：1．撤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杜公（国）行罚决字(2016)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1．原告于2016年10月17日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就大庆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违反《信访条例》规定期限不予给出复核意见书一事进行问题反映，本人上访属于正常上访。原告的行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相关规定。
2.2016年10月18日，原告到天安门游玩，因携带前一日上访的文件资料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拦截，在天安门地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相关规定。有天公(2016)第577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为证。训诫书不能做为原告违反行政处罚法的依据。
3．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原告进行训诫并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只是例行公事，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的职责是承担上访人员的接济、安置等方面工作，配合开展相关的法制宣传、教育等工作，并不是对来访人员给予行政处罚的部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也并未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并且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告户籍地：黑龙江省林甸县林甸镇邮政路3-8号JT门386室，现住址：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街阳光嘉城B小区2号楼1单元1502室，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对原告也无权进行行政处罚。
4．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陈述材料并未有原告本人签字确认。且杜公（国）行罚决字(2016)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处罚书中“2016年10月18日，周金红因反映安置就业问题，在全国六中全会安保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本身就是扭曲事实，并且也没有说明原告有何违法行为。
5．因非法拘留一事，给原告生活、工作、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名誉受损，精神受到打激。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错误，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对行政拘留一事实给予精神、经济赔偿，同时将“案底”予以撤销，并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其名誉。为此，原告依法提出行政诉讼起诉，请求诉讼机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杜蒙公安局辩称�1、本案中，原告进京越级上访的违法事实清楚。2016年10月18日，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公安局出具的训诫书及大庆驻京信访工作组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原告在2016年国家六中全会期间进京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并被天安门公安分局依法予以训诫，原告自称的正常上访并不属实。因原告在国家六中全会期间，到天安门地区上访，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2项规定，依法应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被告对原告处以7日拘留，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之内，并无不当之处。2、本案是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移交给杜蒙县公安局的，原告从北京带回后，大庆市公安局指定杜蒙县公安局管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1条第2款规定，杜蒙县公安局有管辖权。3、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严格履行了行政处罚的法律程序，该行政处罚合理合法，程�正常。4、天安门公安分局的训诫书，原告虽未签字，但是由北京公安机关的两名民警进行了签字，符合法律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原告的陈述材料在我局存档的卷宗材料里均有原告本人的签字。
被告杜蒙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周金红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案卷一册，包括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嫌疑人信息、到案经过、告知笔录、呈请处罚审批表、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执行回执、送达回执、询问笔录、书证、户籍信息（以上证据均为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其中国保大队的卷宗证明了被告依法履行了对原告从受案登记到结案的行政拘留的全部法律程序，法制部门的内部审批表证明了杜蒙县公安局履行了内部的审批程序，大庆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的通知证明了周金红等人扰乱公共秩�一案由大庆市公安局指定杜蒙县公安局进行管辖。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对其中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笔录上原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签写，按的手印也不是本人，其他法律文书有本人签名的都是由本人签写。对关于指定管辖周金红等人扰乱公共秩序一案的通知，我认为这是后补的手续，在案卷中没有，公章属于扫描件。其中龚明仁的户籍是齐齐哈尔的，应由齐齐哈尔分局处理，为什么指定由被告一并处理。
关于训诫书：（1）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本人可能有的行为，而不能证实已经有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也就是说，训诫书证明我还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我行为合法的证据。用训诫书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这显然是可笑的。（2）训诫书来源不合法。杜蒙县公安局以所持“训诫书”作为证据之一，按理说，《训诫书》应当是由北京市公安门分局给我本人出具的，杜蒙县公安局只有向我本人索取《训诫书》才是其合法持有训诫书的唯一途径，但事实是，我并不知道派出所给我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我本人的《训诫书》是怎样落到杜蒙县公安局手中的？因此，我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而对于来源不合法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3）在治安管理处罚各类中，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是行政拘留，既然“训诫”不构成行政处罚行为，自然也就不应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4）如果北京市天安门分局向我作出的所谓训诫行为不是一种行政处罚，那么只能说明，它只是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项普通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证明我的行为是必然违法的。训诫书的重要意义是告知，即告知我如果想信访应该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要依法维权，不要做违法事情，上面没有记录我有违法行为。（5）从法律性质上来讲，《信访条例》中的“训诫”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事实行为，它既不包含行政处罚意义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也不包含行政强制措施意义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6）根据《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并无设定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权限。只依据法律对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目的就在于确保限制措施在内容上得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体现人民的意志，在程序上得到严格的规范，避免恣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形。所以，该训诫书不能用来作为对我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
大庆市驻京信访工作组情况说明：纯属诬告，《信访条例》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本人到天安门游玩，并没有针对前一日上访情况向天安门地区安检人员或公安人员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游客携带的物品安检属于正常工作程序，不反映情况、不提出建议、意见、不投诉请求就不属于信访，信访都不属于就更不能说是非正常上访。杜蒙县公安局以大庆市驻京信访工作组情况说明为证据之一显然不合适，对�据的真实性没有进行调查。事实不清，不能充分认定本人有违法行为。《信访条例》规定的“训诫”不能构成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而《信访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位阶上低于法律，因此无权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因此杜蒙县公关机关以大庆市驻京信访工作组情况说明做为本案订案依据不合适。
到案经过：本人非传唤到场，也未收到任何书面传唤文件，本人是于2016年10月18日由大庆市驻京信访工作人员直接强行押送到杜蒙县公安局。到达公安局时间为2016年10月19日16时左右，所以被告伪造到案过程事实。《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不包括驻京信访工作组，而事实上当天本人是驻京信访工作组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押送回到杜蒙县公安局。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华人民共国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人没有接到行政处罚告知，在2017年1月4日前也没有见到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存在，此笔录中：“不陈述、不申辩、我不认为违法”非本人所说所写。被告知人也非本人签字。
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嫌疑人基本信息表、到案经过中有关机关印章为后打印进去的并非加盖的公章，我认�是后补的手续。按照逻辑分析受案登记表因为“属地管理”本人应为林甸县公安局或者是大庆市公安局才受理的案件，可在此受理登记表中，没有说明本人是由大庆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的案件。
本院对被告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8日，原告周金红就就业安置等问题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当地公安机关对其训诫后，杜蒙县驻京工作人员将原告带回杜蒙公安局。2016年10月19日，杜蒙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周金红行政拘留七日的�政处罚。拘留期限自2016年10月19日起至2016年10月26日止。该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1．撤销被告杜公（国）行罚决字(2016)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大庆市公安局指定管辖决定，杜蒙公安局对原告周金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对原告提出被告杜蒙公安局违法办案、其并非无理上访等主张，被告杜蒙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进京非正常上访的事实，原告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行政案件卷宗中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杜蒙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金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超
审 判 员 张金梅
人民陪审员 邵玉连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熊 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