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88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建国。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红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隆中讨（又名隆海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娴，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珊，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易建国、徐红娥因与被上诉人隆中讨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易建国、上诉人徐红娥、被上诉人隆中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建国、徐红娥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审隆中讨的全部诉讼请求；2.隆中讨负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在隆中讨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迳行对隆中讨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违反了法定程序。原审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是合伙纠纷。隆中讨虽然同意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是却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由于隆中讨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原审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而应驳回隆中讨的起诉。原审法院在隆中讨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迳行对隆中讨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既代替行使了隆中讨的起诉权利，又剥夺了易建国、徐红娥的抗辩权利，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按照合伙纠纷审理本案，但对《清远假日半岛碧桂园F区3-2，共18栋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协议》）是否合法不予评判，而仅仅依据《借据》判决易建国、徐红娥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易建国、徐红娥、隆中讨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据》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纠纷，原审判决既然按照合伙纠纷审理，理应对隆中讨、易建国、徐红娥之间关于合伙纠纷之间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评判。如果双方的协议不合法，依据这样的不合法的协议形成的《借据》不应该得到法院支持。隆中讨主张易建国向其借款430000元，并出具了《借据》。但是，隆中讨除出具注明“另有协议”的《借据》外，不能提供转账付款等任何证据。而且，《借据》明确注明的“另有协议”的内部承包协议也非常清楚写明，实际没有发生借款，只是以《借据》的形式要求工程内部承包者，即本案的易建国对利润进行保证，工程的其他股东和财务人员也可以证明。原审判决在不对易建国、徐红娥、隆中讨之间关于合伙关系的协议的合法性进行评判的情况下，直接依据《借据》判决易建国、徐红娥承担付款责任明显依据不足。（三）原审判决认定隆中讨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审判决认定“鉴于隆中讨持有短信通讯记录原件并显示发送人手机号码为该号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就算是隆中讨主张的短信确实是手机号码186××××1111发出来的，原审判决依据隆中讨出示的一部没有显示发送号码的手机，就断定186××××1111的主人就是隆中讨，缺乏依据。3.刘某甲、刘某丙与隆中讨存在利害关系，且两证人证言均存在诸多矛盾，其证言不足采信。（四）徐红娥并非合伙人，涉案的债务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涉案的债务不是为了满足夫妻共同生活所造成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徐红娥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却以徐红娥与易建国是夫妻为理由，冻结徐红娥的个人私房钱。首先，徐红娥当时在工厂上班，从未参与他们之间的合伙，也对合伙事务毫不知情。其次，被冻结的300000属于徐红娥的个人私房钱，在此之前，尽管徐红娥与易建国是夫妻，但易建国对徐红娥存下的私房钱一概不知。徐红娥认为，私房钱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不应冻结其个人财产。而且，易建国合伙投资工程实际上是亏损的，隆中讨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有工程利润被用于徐红娥的生活。况且，诉讼过程中，其他合伙人和工程财务人员、施工人员都证明他们的合伙工程是亏损的。既然是亏损的，那么，易建国又哪里有合伙利润用于共同生活？隆中讨辩称，（一）易建国、徐红娥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上诉理由是对法律的误解，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审庭审中，隆中讨提出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不存在隆中讨超过诉讼时效提起诉讼的问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隆中讨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易建国、徐红娥连带偿还隆中讨借款本金245000元，并支付相应借款利息（利息自2012年2月1日起，以本金24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案件的诉讼费用由易建国、徐红娥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8日，刘某甲、易建国、隆中讨、案外人丘某、邹某甲、万某共同签订《合伙协议书》，内容如下：“……二、合伙名称：经营地址：清远市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F区第三部分标的（与黑龙江省第一工程建筑公司安徽公司签订的项目经济管理责任书）……五、出资方式、期限（一）本合同分为10股，共计总股资1000000元，其中二股当干股形式入股，其余八股每股分摊人民币125000元，共1000000元。……3、合伙人：隆海生（又名隆中讨）以现金方式，计人民币250000元._占2股。4、合伙人：易建国以现金方式，计人民币250000元._占2股。5、合伙人：刘某甲以现金方式，计人民币125000元._占1股。……(三)本合伙出资共计人民币1000000元，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七、入伙、退伙、出资转让，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2011年3月6日易建国、隆中讨、刘某甲、案外人丘某、邹某甲、万某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内容如下：“……（1）由承包者易建国承担本工程的一切债务债权，其他股东不承担一点责任。（2）承包者按本工程的承包利润人民币1250000元支付给股东。即每股125000元。（3）付款方式：2011年4月30号付股东投入股资的50%，剩下每股余款按九个月平均支付完，（注：包括利润，股金在内的款项总和）。（4）承包者责任：如工程中途施工出现一切问题，由承包者承担。如施工出现因承包者造成的问题。股东集体有权收回本工程，前期已付股东的款项由承包者承担，承包者在本工程的股权丧失。（5）由承包者给各股东写下《借据》作为依据，股东凭承包者写下的《借据》向承包者追索承包利润和股资。……”下方易建国作为“入股人”签字确认。当日，易建国向隆中讨出具《借据》一份，内容如下：“今借到隆海生现金肆拾叁万元整人民币（430000.00元）。另立协议一份。”易建国签名确认该《借据》。此后，易建国于2011年5月3日至同年10月分9笔向隆中讨支付共计185000元。此后，易建国未向隆中讨支付剩余的245000元，遂引致纠纷。诉讼中，隆中讨表示其于2013年、2014年向易建国追讨欠款，并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短信通讯记录两组（一组为手机号码“186××××1111”与“150××××0278”的短信通讯记录：2013年7月21日，手机号码“186××××1111”发送信息“他们三个我都打了电话，刘某甲说时间，刘某丙来，远哥要问邹某甲怎样，还是你也约一下他们，定好时间告诉我。”次日，手机号码“150××××0278”回复：“钟村商贸城晚上7点半”。另一组为手机号码“186××××1111”与“186××××8652”的短信通讯记录：2013年10月12日，手机号码“186××××1111”发送信息“……你写的白纸黑字，《借据》、说好昨天今天见面，还说不见面不是人。欠债还钱是没得说的，”）。2.迟佳伟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其与隆中讨等人共同前往钟村向易建国追讨欠款。3.刘某丙的证言，证明2013年下半年及2014年下半年其与隆中讨、刘某甲等人共同前往钟村商贸城向易建国追讨欠款，以及手机号码“186××××8652”与“150××××0278”归易建国所有。4.刘某甲的证言，证明2014年4月或5月其和隆中讨前往钟村向易建国追讨欠款，以及手机号码“186××××8652”与“150××××0278”归易建国所有。徐红娥仅确认手机号码“186××××8652”由易建国使用，但其与易建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提出质疑，并认为手机号码“186××××1111”并非隆中讨所有，不确认手机号码“150××××0278”归易建国所有，同时基于迟佳伟旁听了庭审活动质疑证据2的合法性，另，证据3与证据4所述时间、人员不一致。另查明：1994年，易建国与徐红娥登记结婚。易建国、徐红娥向原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手机短信通讯记录的发送时间、发送号码、收件号码、发送成功与否等事项进行鉴定。再查明：2015年9月30日，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受理隆中讨诉易建国、徐红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当日作出（2015）蒸民一初字第808-1号民事裁定，冻结了徐红娥名下的84XXX13、84×××13、84XXX13等银行账户的存款300000元。易建国、徐红娥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同年10月29日，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蒸立管字第20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移送原审法院处理。因隆中讨补充提供担保，2016年2月2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754-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案外人邱春梅所有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华丰大厦1层47号铺。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案件中，隆中讨以《借据》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易建国、徐红娥依据合伙协议关系提出抗辩，双方亦确认隆中讨、易建国、刘某甲、案外人丘某、邹某甲、万某等6人合伙经营清远市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F区第三部分标的系合伙协议关系,故案件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协议关系进行审理。但考虑到隆中讨主要是依据易建国向其出具的《借据》提起的案件诉讼，该《借据》对双方债权债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案件的争议焦点应为以下三点：第一，案件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易建国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第三，徐红娥是否需要承担偿还责任。第一，案件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内部承包协议》约定，2011年4月30日支付股资的50%，剩下余款分9个月平均支付，即涉案债务履行期限于2012年1月30日届满。隆中讨主张其于2013年、2014年向易建国追讨欠款，有刘某甲、刘某丙证言及手机短信通讯记录等相互佐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证人证言，迟佳伟旁听了部分庭审过程，对其证言，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易建国、徐红娥依据刘某丙、刘某甲证言中所述时间、人员不一致，质疑两人证言的真实性，但刘某丙陈述其与隆中讨、刘某甲等人于2013年下半年及2014年下半年追讨欠款，刘某甲陈述其与隆中讨于2014年4月或5月追讨欠款，两人陈述并不矛盾，故对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短信通讯记录，易建国、徐红娥质疑手机号码“186××××1111”非隆中讨所有，鉴于隆中讨持有短信通讯记录原件并显示发送人手机号码为该号码，而易建国、徐红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易建国、徐红娥不确认手机号码“150××××0278”归易建国所有，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而刘某甲、刘某丙均陈述该手机号码归易建国所有，故对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易建国、徐红娥质疑短信通讯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并申请对短信通讯记录相关事项进行司法鉴定，考虑到2013年7月21、22日的短信通讯记录内容有刘某丙证言予以佐证，且刘某丙、刘某甲证言证明隆中讨数次追讨欠款，故原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不予允许。综上，涉案债务履行期限于2012年1月30日届满，诉讼时效于2013年、2014年隆中讨向易建国追讨欠款，及于2015年9月30日隆中讨向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发生中断，因此，案件尚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易建国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案件中，易建国作为借款人向隆中讨出具了《借据》，载明借到隆中讨430000元，且实际支付了其中的185000元给隆中讨，现隆中讨要求易建国支付剩余的245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易建国、徐红娥质疑《内部承包协议》的效力，但《内部承包协议》的效力并非案件争议焦点之所在，况且易建国作为一名成年人，理应清楚在《借据》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应为该签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事实上易建国已部分履行了该《借据》，在没有有效证据或合理理由进行反驳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借据》是易建国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易建国应当按照《借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易建国、徐红娥以《内部承包协议》的效力主张易建国无需履行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徐红娥是否需要承担偿还责任。隆中讨主张徐红娥知悉并参与涉案工程，徐红娥予以否认，隆中讨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隆中讨主张涉案债务是发生于易建国与徐红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徐红娥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情形，对于隆中讨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易建国、徐红娥主张涉案工程利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经营状况及徐红娥收入状况，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隆中讨要求易建国偿还245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债务履行期限至2012年1月30日止，故隆中讨要求易建国以245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款项时止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隆中讨要求徐红娥与易建国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易建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隆中讨支付245000元及利息（以245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徐红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7425元，其中受理费4975元、保全费2450元，由易建国、徐红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易建国、徐红娥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徐红娥以前的收入证明及医疗证明，证明被冻结资金属于徐红娥个人所有，没有收益于易建国承包工程管理。证据2，合伙人丘某、万某及施工管理员邹小山证言，证明工程被收回，合伙人前期投入已亏损，说明《借据》的真实意思仍是六个股东共同经营管理。证据3-4，相关费用支付凭证及隆中讨工资领取证明，证明合伙人投入已亏损。隆中讨没有退伙，对工程亏损情况知情。证据5，清远市城中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工程被收回，《内部承包协议》的基础和前提已经丧失。证据6，广州市花都区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工程被收回，《内部承包协议》的基础和前提已经丧失。证据7，邹某甲在易建国所书写的清远假日半岛项目收支说明上签名确认该说明的真实性。证据8，邹某乙、廖某证言，证明徐红娥的工作及收入。针对易建国、徐红娥提交的上述证据，隆中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徐红娥的工资收入可以通过银行流水查出来。证据2，这三份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时效不应作为本案依据。况且，三位证人证言对于《借据》的理解，仅是出于他们对于自己所持《借据》的意思表示的理解，不能将他们自己的理解及于本案的隆中讨。本案隆中讨在收到易建国出具的《借据》后，双方对于《借据》的真实性都无异议，并且已经实际履行。证据3-4，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且该两份证据是双方达成退伙协议之后发生的，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且本案对合伙纠纷已经签署了承包协议，相当于已经签署了退伙协议。易建国对隆中讨已经出具了《借据》，相当于债务已经履行，所以隆中讨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5，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并且该份公证书是对工地现状实行证据保全，双方当事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同时公证书所显示的内容是案外人就劳资纠纷达成的协议书，当事人并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7，该份证据主体有问题，签名是邹某甲，与易建国本人不一致，不清楚是否是邹某甲的证言。并且该案在原审时已经经过两次审理，就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形成过程都已经非常清晰，因此隆中讨认为这份收支说明的内容不真实。证据8，该两份证言都没有出示与其工作证明有关的相关证据，用以证明两位与徐红娥是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工作。并且这两份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属新证据。证人丘某、邹某乙、廖某在向本院递交证人保证书后，二审当庭确认上述所涉三人的证人证言属实。丘某的证人证言：2011年3月6日，易建国与我们股东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附《借据》共6份，每个股东都有1份，现我作为股东之一声明《借据》的真实意思，易建国从来没有向我们所有股东借过钱，包括隆海生在内。《借据》的意思是让易建国把整个工程管理好有利润分红的时候作为一种担保和依据，并不是要求按《借据》还钱，而是按实际利润分红，当时所有股东都在场也同意了。原来是由隆海生管理了一段时间，由于隆海生的股资投入不到位经常跟各班组争吵，当时拖欠工程材料款也多了，导致工地快要停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全体股东就协商推荐易建国来管理，所以就签下了这份协议。在易建国管理期间大概三个月的时候，碧桂园和黑龙江建工集团就将F区所有工区都赶了出来，才导致我们工区亏损。现在我们工区亏损状况大概如下：我们的总投入700多万元，从黑龙江建工集团拿了500万元左右的进度款，亏损大概200多万元，具体多少以账单和票据为准。账单在刘某甲手上，票据在易建国手上。以上情况全部属实。本工程股东工作安排如下：邹某甲乐以法人代表负责与甲方沟通结算。刘某甲为财务出纳，所有工程款都打入刘某甲的账户上。易建国负责管理工地现场，管理监督财务和工地会计签名事项。易建国书写的清远假日半岛项目收支说明：本人易建国受合作股东委托负责管理本项目，由于总承包公司黑龙江建工集团与清远假日半岛碧桂园在施工过程中中止合同，导致黑龙江建工集团下属各工区停工等待处理，至今仍未结算。由于当时各股东委托本人易建国管理本项目，以本项目顺利完成有利润分红时以《借据》形式让各位股东作为依据。具体内容已向贵法院说明并提供了股东合作协议。现向贵法院说明本项目的收支情况。本项目总承包公司黑龙江建工集团支付进度款5000000元。项目实际支付材料款人工费合计700多万元，实际本项目投入现金200多万元。财务管理是合作人刘某甲。具体收支票据提供票据复印件给贵法院。邹某甲在上述说明下方书写以下内容：“以上情况属实”。廖某、邹某乙二人证言：二人与徐红娥是同事关系，一起工作十几年。从2000年起在南村服装厂工作到2003年。2003年-2010年在马帝尼晚礼服装公司工作8年。再从2014-2016年在兰钰服装厂做了3年。近几年工资每月4000元左右。以上属实，特此证明。关于2011年3月6日易建国、隆中讨、丘某及其他三位合伙人共同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签订的背景及实际履行情况，丘某在本院及隆中讨的询问下，作如下陈述：审：丘某，你今天出庭为易建国作证，你要证明什么？丘某：我是和本案易建国、隆中讨和其他3位股东形成合伙关系，共同做清远碧桂某假日半岛这个项目。我确认本案中《内部承包协议》上“丘某”三字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审：丘某，你与其他五位股东就该项目有无结算过？丘：我没有参与过结算。审：那么就你们六位合伙的项目，合伙结束了吗？丘某：没有结束，因为钱还没收回来。审：丘某，在2011年3月6日《内部承包协议》中第一条约定“由承包者易建国承担本工程的一切债务债权，其它股东不承担一点责任”，为何会约定工程由易建国承担一切债权债务？丘某：因为股东之间当时意见不统一，面临很大困难，要组织一个人来领头，将项目管理起来。审：丘某，这份协议签订过之后，易建国有没有根据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出具《借据》给你？丘某：有。审：在易建国出具《借据》给你之后，易建国有没有给钱给你？丘某：没有。我也没有向易建国要过，因为当时在投资中，工程还没结束，所以我没有向他要，易建国也没有给我。审：丘某，你认为你与五个合伙人共同合伙，你所取得的收益是以最终的结算为依据还是以协议中约定的18万多为依据？丘某：易建国说是有利润分配，所以我认为我所取得的收益除了18万之外，还有其他款项可以分，18万是我的投资本金。审：丘某，你与其他五位股东于2011年3月6日所签的协议是否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丘某：确认是我自愿签订的。审：隆中讨是否有需要问丘某的？隆中讨：请问签署协议之后，易建国向你出具的《借据》是否带过来？丘某：没有，确实收到了易建国的《借据》。隆中讨：《借据》上的数额是多少？本金是多少？含不含分红？丘某：本金有，分红也有。隆中讨：丘某，在隆中讨向易建国追讨款项时，你是否与易建国一起参与向隆中讨还款，并给隆中讨5000元？丘某：确认这一事实。但是当时基于什么原因给的，我记得不清楚。隆中讨：丘某，2011年3月6日签完协议、出完《借据》后，你是否仍然与易建国继续合伙？丘某：是的。没有退伙。隆中讨为证明徐红娥清楚并参与合伙的事实，为此原审时提交了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5年9月11月开庭审理（2015）蒸民一初字第808号案的笔录。在该次开庭笔录第9页1-12行记载如下内容：“被代2（即本案徐红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原告（即本案的隆中讨）出资本金是18万，不是原告所讲的18.5万元。审：被告（即本案的易建国），你签署协议并出具《借据》后是否按照内部承包协议给付原告现金？被代2：给了，是以四工区F区3-2碧桂园项目退股金名义给了18.5万元，并出具相应票据，数额是16.5万元。其中2011年5月3日经易建国同意通过财务刘某甲付隆中讨退股金3万……”徐红娥对于其在该次开庭时的陈述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易建国交待其弟弟徐某这样陈述的。徐某即为徐红娥在该案中的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针对隆中讨主张易建国、徐红娥拥有别墅及奔驰轿车，易建国、徐红娥予以确认。另徐红娥确认奔驰轿车登记在其名下。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原审判决第四页第二段第三行电话号码“150××××0278”应为“186××××8652”，第八行“186××××8652”应为“150××××0278”之外，对于其余事实均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隆中讨将记载有本案所涉短信的手机再次提交法庭核对，经核对与原审判决查明的该部分事实一致。关于易建国、徐红娥主张隆中讨与原审证人刘某丙、刘某甲存在利害关系的问题，二审经当庭询问，易建国称他们是朋友关系。隆中讨对易建国这一主张予以否认。本院认为,隆中讨以《借据》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易建国、徐红娥则依据合伙协议关系提出抗辩，双方亦确认隆中讨、易建国、刘某甲、丘某、邹某甲、万某等6人合伙经营清远市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F区第三部分标的系合伙协议关系,故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本案纠纷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易建国、徐红娥对此提起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易建国、徐红娥的上诉及隆中讨的答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本案纠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易建国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三）徐红娥是否需承担偿还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第（3）条“付款方式：2011年4月30日付股东投入投资的50%，剩余每股余款分9个月平均支付完”，即涉案债务履行期限于2012年1月30日届满。隆中讨主张其于2013年、2014年向易建国追讨欠款，有刘某甲、刘某丙证言及手机短信通讯记录等相互佐证。关于手机短信通讯记录，隆中讨原审时当庭出示了收发该短信的原始手机，故原审法院鉴于此支持隆中讨的主张并无不当。易建国、徐红娥要求鉴定该短信的来源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丙、刘某甲的证言，易建国、徐红娥主张其二人与隆中讨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称二人和隆中讨是朋友关系，隆中讨对此予以否认。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刘某甲也系本案所争议的合伙人之一，同样与易建国之间也存在着合作关系。故本院对易建国、徐红娥主张刘某丙、刘某甲与隆中讨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纳。由于隆中讨提交的证人证言及短信记录证明其已于2013年、2014年向易建国追讨过欠款，且于2015年9月30日向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故本案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易建国、徐红娥对此提起上诉无理，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易建国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首先，关于易建国、徐红娥申请的证人丘某所出具的证言，根据本案二审当庭询问的情况来看，丘某确认其于2011年3月6日与其他合伙人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也确认同样收到了易建国所出具的《借据》。因此，关于丘某的证言，本院以其当庭陈述的为准。其次，虽然本案纠纷的基础关系为合伙协议，但在易建国作为借款人向隆中讨出具《借据》后，双方的法律关系即转换为借贷关系。易建国作为一名成年人，理应清楚在《借据》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应为该签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事实上易建国已部分履行了该《借据》，在没有有效证据或合理理由进行反驳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借据》是易建国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易建国应当按照《借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正确。第三，关于易建国以丘某的证言为据，主张《借据》中所载明的款项非真实借款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丘某明确没有向易建国追讨易建国向其出具的《借据》中的投资本金加红利，但由于丘某已经当庭确认签署《内部承包协议》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明确表示易建国出具的《借据》上所载明的款项为投资本金加红利。因此，易建国称其与合伙人之间没有发生借贷关系，与丘某所陈述的相悖。故本院对于易建国所称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协议第（3）条约定的“付款方式：2011年4月30号付股东投入股资的50%，剩下每股余款按九个月平均支付完，（注：包括利润，股金在内的款项总和）”及第（5）条约定的“由承包者给各股东写下《借据》作为依据，股东凭承包者写下的《借据》向承包者追索承包利润和股资。”的约定来看，易建国出具给其他合伙人《借据》中的款项是要归还的，而且明确约定了归还的时间。因此，丘某或者其他协议人是否向易建国追讨款项并不影响隆中讨向易建国追收欠款的权利。因此，易建国以丘某及其他合伙协议人的证言证明《借据》中的款项非借款无需归还缺乏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第四，至于易建国主张其合伙项目后期的亏损的问题，如易建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需其他合伙人承担的，则易建国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易建国作为借款人向隆中讨出具了《借据》，载明借到隆中讨430000元，且实际支付了其中的185000元给隆中讨，现隆中讨要求易建国支付剩余的245000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徐红娥是否需要承担偿还责任。易建国、徐红娥均否认易建国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根据徐红娥在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5年9月11月开庭审理（2015）蒸民一初字第808号案时所作的陈述来看，其是清楚并实际参与了该合伙项目。况且，从徐红娥提交的有关其收入的证人证言来看，其收入也仅可维持基本的生活，而根据二审徐红娥确认的事实来看，其和易建国作为夫妻不仅拥有别墅，在其名下还登记有奔驰轿车。徐红娥所拥有的财产远远超过其个人收入。况且，诉讼中，徐红娥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于隆中讨主张易建国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易建国、徐红娥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二人所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易建国、徐红娥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上诉人易建国、徐红娥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陈舒舒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钟晨曦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