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31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梅琴，女，197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道义，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松佰，男，198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伊森森，女，198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听，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梅琴因与被上诉人洪松佰、伊森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324民初1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梅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筹集的资金用途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通过起诉从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一审法院的认定实际上回避了筹集资金的用途，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洪松佰虽然一开始占有筹集的资金是合法的，但是筹集的资金实际上并没有用于起诉涉案房开公司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这一根本用途上，所以被上诉人已经丧失了继续占有资金的合法性。同时，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用于委托律师起诉涉案房开公司的2万元，事实上，上诉人并未得到被上诉人的通知与委托律师签订协议，最终也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二、本案筹集的资金并非共有关系。虽然涉案资金在形式上是筹集，但实际上应该是分别委托律师的费用，如果上诉人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则上诉人的权益不可能得到维护，而之所以进行筹集是因为委托人数多，则律师代理费的收费总额高，律师才愿意代理。三、被上诉人应当就涉案资金去向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用去的资金中有10万元是作为律师费支付给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闫拥军律师的，但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依法纳税。但被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开具的税务发票，所以不能认为是已经支出的费用。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餐饮发票也不能证明是筹集资金的支出依据，上诉人及其他业主筹集的资金是用于委托律师起诉的，而非他用。
被上诉人洪松佰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其他业主无疑形成了组织，具体的集资款并非仅用作聘请律师打官司，还用于召开聘请律师的参与会的布置、业主聚会的餐饮费等等。一审庭审中，证人王某、范某均表示认可，两位证人也属于组织者之一，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协议上有两位证人的签字，与律师解除委托的协议上也有该两位证人的签字，但却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所以被上诉人亦不知道为什么解除了与律师的委托合同。因此，洪松佰在本次筹资款用于业主维权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失。一审法院认定集资款用于聘请律师及业主协商相关事宜的支出是正确的，一审认定资金共有并无不妥。二、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就资金去向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第一，关于委托律师支出的相关费用，被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委托律师的代理费用已经支付给闫拥军律师，该事实有一审出庭的证人予以证实。一审庭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也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如果法庭需要我们可以于庭后提供。第二，关于聚会、布置会议现场支出的相关材料费、餐饮费均是从集资款中支出，这已经得到了一审出庭的三位证人的证实。第三，被上诉人洪松佰曾以微信方式向上诉人支付4800多元，一审中，上诉人自己也无法说清被上诉人为什么向其支付4800元，上诉人也不承认收到4800元，被上诉人认为若上诉人没有收到该4800元，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证人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银行单据等，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所支出的餐饮费用发票、会议支出发票等是极有可能存在的花销，实际上就是用于业主共同维权所支出的相关费用，并未超出维权范围。被上诉人已经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伊森森辩称：即使法院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也属于洪松佰的个人债务，因为伊森森没有参与业主维权的任何事宜，该款项也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以不应当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胡梅琴于2017年3月1日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洪松佰、伊森森返还胡梅琴不当得利款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胡梅琴起诉之日起至洪松佰、伊森森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2.判令洪松佰、伊森森支付胡梅琴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5500元；3.诉讼费用由洪松佰、伊森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洪松佰与伊森森于2012年12月12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洪松佰与胡梅琴均系温州滨江首府的业主。胡梅琴与洪松佰及部分其他业主认为楼盘开发商侵害了业主的权利，商议一起维护权益。经协商，该部分业主决定筹资一起维权，筹集的资金由洪松佰保管、管理。其中，胡梅琴在2014年11月18日、2014年12月23日两次向洪松佰汇款共计20000元。业主代表（包括洪松佰、范某、王建康等人）在2014年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期代理费100000元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洪松佰在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13日分三次汇给闫拥军共计100000元。2015年8月6日，业主代表（包括范某、王建康等人）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解除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协议书》。合同约定：解除此前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所有补充协议，收取的律师费不退还，应交的律师费不再缴纳；交通差旅费双方予以结清。2015年8月12日，洪松佰分三次向闫拥军的账户共汇入150000元。2015年9月29日，邢珂铭的账户向洪松佰账户汇入147000元，摘要注明为“闫拥军案件退款”。2015年10月7日，洪松佰向王建康指定的账户转入168454元。集资的业主在商议相关事宜所产生的费用在业主集资款项中支出。
一审法院认为，胡梅琴、洪松佰及其他业主将筹集资金共同使用，全部筹资的业主对筹集的资金为共有关系，对筹集的资金享有共有权利。筹集资金的使用、分配、清算应由全部集资业主协商确定。洪松佰占有集资款项系经业主协商确定。洪松佰将部分集资款交付给业主王建康系对部分共有资金交付其他共有人管理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集资资金交由洪松佰管理系共有人协商确定，故洪松佰占有管理款项存在合法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所有共有人对款项的管理进行了其他约定或共有人已解除了共有关系，故洪松佰作为集资业主即共有人之一，即使占有部分共有款项也难以认定为无合法根据。胡梅琴主张洪松佰、伊森森占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胡梅琴主张洪松佰、伊森森支付律师代理费，亦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洪松佰现是否占有的款项，因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故不作认定，相关费用支出的证据不作认定。对于共有物分割问题（是否分割、如何分割）并非本案的处理范围，不予处理，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梅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元，减半收取220元，由胡梅琴负担。
在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胡梅琴主张构成不当得利必须符合如下构成要件：被上诉人获取利益、上诉人因此遭受损失、被上诉人获取利益与上诉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被上诉人获利没有合法的依据。本案上诉人胡梅琴、被上诉人洪松佰以及其他业主将筹集的涉案资金交由被上诉人洪松佰管理供全部筹资业主共同使用，一审法院认定全部筹资的业主对筹集的资金形成共有关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洪松佰管理涉案的筹集资金系全部筹资业主协商确定的，故被上诉人洪松佰占有管理涉案筹集资金具有合法的依据。况且，被上诉人洪松佰将部分筹集资金交付给业主王某，其行为系将部分筹集资金交付给其他共有人管理。鉴于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全部筹资业主业已对涉案筹资款的管理另行予以约定亦或是解除了共有关系，故被上诉人洪松佰即使占有部分涉案筹资款项，因其系集资业主之一，亦难以认定其不具有合法依据。因此，上诉人胡梅琴主张被上诉人洪松佰、伊森森构成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筹集资金是否应予以分割的问题，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依法不予处理，一审法院认定可由相关权利人另行主张，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胡梅琴主张被上诉人支付其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的问题，其该项主张缺乏相应的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梅琴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元，由上诉人胡梅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习军
代理审判员 潘文舒
代理审判员 丁 虹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叶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