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98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51年9月15日出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50年6月1日出生，浙江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列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市瑄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有则，北京市英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6年8月24日出生，北京卫生材料厂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1954年11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珊珊（刘某4之女），1981年8月3日出生，北京国发机关后勤服务有限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女，1965年10月6日出生，杭州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4、顾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涉案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继承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按照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继承人刘玉琨、顾毓茉仅育有子女四人，未收养子女。一审判决将顾某认定为刘玉琨、顾毓茉的子女并继承遗产错误。2.刘某4在一审中出示的代书遗嘱存在瑕疵，不认可代书遗嘱的效力。
刘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涉案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继承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按照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刘玉琨、顾毓茉仅育有子女四人，未收养子女。一审判决将顾某认定为刘玉琨、顾毓茉的子女并继承遗产错误。
刘某4辩称：1.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2.刘玉琨的代书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见证人一审也出庭作证。刘某1、刘某2对代书遗嘱的质疑缺乏事实依据。3.顾某从小就和刘玉琨、顾毓茉生活在一起，成年后像子女一样赡养刘玉琨和顾毓茉，同意顾某分得遗产。
顾某辩称：1.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2.顾某从小与刘玉琨、顾毓茉一家共同生活，户口也在一起。顾某成年以后，刘玉琨、顾毓茉所有需要出费用的地方顾某都出了一份，顾毓茉住院的费用也是顾某垫付的。顾毓茉生前对顾某一直当女儿看待，对顾某特别信任，存折都是交给顾某保管，去世前住院签字都是顾某签的。所以基于顾某对刘玉琨、顾毓茉的赡养事实，顾某也应该分得遗产。4.认可刘玉琨遗嘱的真实性，认可遗嘱效力。
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原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197号北楼2-4-402号房屋归刘某4所有。2.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等费用按照遗嘱进行分割。3.案件受理费由对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刘玉琨、顾毓茉有二子刘某1、刘某4，二女刘某2、刘某3。2010年7月24日，顾毓茉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2012年5月27日，刘玉琨死亡。2006年4月，刘玉琨取得位于原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197号北楼2-4-402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该建筑面积为54.30平方米，共有权人为顾毓茉，共有权份额为二分之一。刘玉琨、顾毓茉生前与刘某4共同生活，刘某4曾被北京市西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评为区级孝星称号。顾某自幼随刘玉琨、顾毓茉生活至结婚。顾某婚后对刘玉琨、顾毓茉进行了照顾。
2010年12月24日，李某代笔刘玉琨书写刘玉琨遗嘱，内容为：我和贤妻顾毓茉感谢党和政府政策英明，国泰民安。加之子女孝顺，长女志苓、长子志强、次子志远、幼女志萍并侄女顾某均尽孝道，我们才能生活到耄耋之年，享受天伦之乐。我和贤妻生前有过这样的约定：一、我们的家产即现居屋室并其中一切设施，由次子刘某4继承。因他为我二老生活起居一贯付出最多，一向任劳任怨，实属难能可贵。二、我们的财产即银行存款，除我晚年使用外，剩余金额，由志苓、志强、志远、志萍、顾某五人均分。口说无凭，立此遗嘱为证。立遗嘱人刘玉琨，公证人XX法律事务所，2010年12月24日，李某代笔，见证人刘自生。刘某1、刘某2对该遗嘱不予认可，并要求对遗嘱中刘玉琨签字是否为本人所写；遗嘱代书人李某的“代书人”与遗嘱正文的文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遗嘱中的“李某代笔”五个字与公证书李某签字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鉴定机构为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一审法院委托该所对遗嘱中刘玉琨签字是否为本人所写；遗嘱代书人李某的“代书人”与遗嘱正文的文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遗嘱中的“李某代笔”五个字与公证书李某签字是否一致进行鉴定，该所出具京民鉴（2013）函字第91号公函，公函认为双方提供的样本材料从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检验鉴定条件，该所终止鉴定。刘某1、刘某2要求继续鉴定，刘某4不同意继续鉴定。
2012年11月1日，李某出具证人证言，内容为：我与刘玉琨（刘兄）和顾毓茉（刘嫂）是几十年的朋友，刘兄生前拜托我替他书写了一份遗嘱，我想把立遗嘱的前后经过说一遍，2010年五一节，我和刘自生（见证人）以及我俩的爱人，四人同去刘兄家拜访。趁孩子们不在刘嫂对我们说想立个遗嘱，求我帮忙，想把他们现在住的房子留给次子刘某4。虽然几个孩子都很孝顺，但次子的日子过的最苦。当时刘嫂身体还比较好，没想到2010年7月24日，刘嫂突然心梗去世，遗嘱之事也就暂时搁置了。直至2010年底，有一天刘兄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带着纸笔到他家来一趟，我就去了。刘兄只走了此后身边的次子志远，跟我们说想立遗嘱，要把房子留给志远，因为怕他百年之后次子志远的生活没有依靠。当时刘兄的精神状况很好，思维清楚，说话很有条理，从七十年代说起一直到现在，说志远一直很辛苦的照顾他照顾家。我按照刘兄所述起草了一份遗嘱，刘兄看过后点头满意，在立遗嘱人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和刘自生作为见证人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上就是立遗嘱的过程，刘兄的几个孩子对我都不错，我不会为了志远而伤了其他的孩子，我只是凭自己的良心完成刘兄对我的嘱托。希望孩子们能谅解，共同遵循你们父亲的遗愿。对以上陈述的内容，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声明人为李某。当日，李某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出申请，申请对其在证人证言上的签字行为进行保全证据。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2）京长安内民证字第11535号公证书，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证人证言》系申请人李某在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白璐的现场监督下签字所取得，与实际情况相符。刘某1、刘某2对公证书认为不能证明立遗嘱的过程，遗嘱的内容没有公证，与本案无关。
2012年11月1日，刘自生出具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和李某与刘玉琨（刘兄）和顾毓茉（刘嫂）是几十年的好友。2010年五一节，我和李某等4人去刘兄家做客，刘嫂趁孩子们不在时对我们说想立份遗嘱，求李某帮忙写一写，想把他们唯一的住房留给小儿子刘某4。当时刘嫂身体挺好的，可没想到80天后刘嫂去世了，遗嘱就没来的及写。刘嫂去世后，刘兄就和他的小儿子刘某4一起过，由小儿子照顾他。2010年底，刘兄给我和李某打来电话，让我们带笔纸到他家去一趟，希望我们帮他写一份遗嘱，把现住的房子留给他的小儿子刘某4，剩下的钱由5个子女平分（包括顾某）。当时刘兄精神状况很好，说话很清楚。李某按刘兄的意思写完遗嘱，刘兄看后很满意并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见证了整个立遗嘱的过程，并在见证人处签字。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对以上陈述的内容，我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声明人为刘自生。当日，李某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出申请，申请对其在证人证言上的签字行为进行保全证据。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2）京长安内民证字第11536号公证书，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证人证言》系申请人刘自生在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白璐的现场监督下签字所取得，与实际情况相符。刘某1、刘某2对公证书认为不能证明立遗嘱的过程，遗嘱的内容没有公证，与案件无关。
一审法院庭审中，刘某4申请证人李某及刘自生出庭作证，李某与刘自生陈述的事实与证人证言一致。
刘玉琨死亡后，刘某4交纳涉案房屋2012年至2014年度供暖费，每年为1520元；刘某1支付刘玉琨丧葬费13418元。刘玉琨留有丧葬费66110元、医药费报销29904.15元、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10118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司法解释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
从形式上看，双方争议的《代书遗嘱》由李某执笔，有刘自生见证，在立遗嘱人和代笔人、见证人各签名处签字，符合我国法律中关于该类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从内容上看，遗嘱全文语意明确，除对其与生前配偶顾毓茉遗留的共同财产份额处理部分系缺乏法律依据外，其他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刘某1、刘某2认为遗嘱存在严重瑕疵，该遗嘱为格式遗嘱，并非真正使用的遗嘱，立遗嘱人本身希望有公证人即XX法律事务所等机构以法人形式进行的公证见证，而非自然人的形式进行见证。该遗嘱没有立遗嘱人所希望的形式进行，不符合立遗嘱人的初衷；对刘玉琨书写的三个字及李某的签字真实性存有异议；刘某4提交的遗嘱是草稿形式，非正式遗嘱，行文出现用语文字颠倒，有涂改等行为，该遗嘱从形式内容上存在重大漏洞的抗辩，法院认为，从遗嘱内容上能体现刘玉琨在立遗嘱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某1、刘某2虽认为从遗嘱的形式上存有瑕疵，但该瑕疵并不会导致遗嘱无效，亦不影响法院判断刘玉琨处分自己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某1、刘某2虽提出对遗嘱进行鉴定，因双方提供的样本材料从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检验鉴定条件而终止鉴定。刘某4提供的李某及刘自生证人证言，该证据亦能证明刘玉琨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刘某1、刘某2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
涉案房屋系刘玉琨与顾毓茉的共同财产。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顾毓茉生前未留有遗嘱，其死亡后，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份额归刘玉琨个人所有，剩余二分之一由刘玉琨、刘某1、刘某4、刘某2、刘某3、顾某共同继承。鉴于刘某4夫妇与顾毓茉共同生活，对顾毓茉照顾较多，可适当多分得遗产。刘玉琨生前留有代书遗嘱，法院按照代书遗嘱内容处理刘玉琨的遗产。
刘玉琨生前留有丧葬费、医药费报销款项及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费，各方均同意分割，法院不持异议。刘玉琨死亡后，刘某4交纳涉案房屋2012年度至2014年度的供暖费，刘某1支付刘玉琨丧葬费，从上述款项中扣除后，由各方当事人均分。
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玉琨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197号北楼2-4-402号房屋由刘某4继承68%份额，由刘某1、刘某2、刘某3、顾某各继承8%份额。二、刘玉琨留有的丧葬费、医药费、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费由刘某2、刘某3、顾某各分得17630.83元；刘某1分得31048.83元；刘某4分得22190.83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刘玉琨所立《代书遗嘱》是否有效，二是顾某是否应分得遗产。
针对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刘玉琨所立《代书遗嘱》是由刘自生见证，由李某见证并代书，刘玉琨、李某、刘自生均在《代书遗嘱》上签字并注明年、月、日，因此《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据此确认《代书遗嘱》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中，刘某4为证明《代书遗嘱》的形成过程，申请见证人李某、刘自生出庭作证。因李某、刘自生的证人证言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内容上能够与本案已有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刘某1、刘某2上诉主张《代书遗嘱》存在瑕疵，但除提出质疑外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未能证明《代书遗嘱》并非刘玉琨的真实意思。比较刘某4与刘某1、刘某2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为刘某4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更大，故对于刘某1、刘某2主张《代书遗嘱》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顾某自小与刘玉琨、顾毓茉共同生活，成年后亦对刘玉琨、顾毓茉进行了照顾。一审法院根据顾某对刘玉琨、顾毓茉赡养的事实，比照法定继承原则酌情分给顾某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刘某1、刘某2、刘某3主张顾某不应分得遗产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1元，由刘某1、刘某2各负担391元（均已交纳），由刘某3负担69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晨阳
审判员 魏曙钊
审判员 屠 育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翟 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