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9民终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运兵，男，195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申菊，女，195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兵（王申菊之夫），195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柳君（苏玲长女），200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婷（苏玲次女），200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峰玮（苏玲之子），201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
以上三位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之母），197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玲，女，197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华，陕西宁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际彩，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娇，陕西自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交能，男，198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秉，紫阳县蒿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禄本，男，198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
上诉人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因与被上诉人刘际彩、刘交能、陈禄本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紫阳县人民法院（2016)陕092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申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兵，上诉人刘运兵，上诉人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的法定代理人苏玲，上诉人苏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华，被上诉人刘际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娇，被上诉人刘交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秉，被上诉人陈禄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受害人刘际勇与刘际彩之间事实上形成义务帮工关系，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刘际勇被喊去刘际彩家中帮忙，并且是在饭后驾驶车辆为结婚筹备运输花炮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被帮工人刘际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刘交能在未谨慎注意刘际勇精神状态的情况下便交付了车辆钥匙，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陈禄本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应当谨慎了解借用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陈禄本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一审判决陈禄本承担20%的赔偿比例与其过错程度不相符；第四，一审法院在证人证言和“执事单”等证据的采信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第五，上诉人当庭增加主张重新认定刘际勇各项损失计算标准的诉讼请求，刘际勇虽是农村户口，但常年居住在高桥镇集镇以在外务工收入为生活来源，并未从事农业生产，故刘际勇的相应损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被上诉人刘际彩答辩称，第一，事发当天刘际勇仅仅是到刘际彩家中吃饭，没有任何人安排刘际勇外出采买鞭炮，而刘际勇在婚礼中的帮工行为被安排在次日的嫁女酒当天，故事故发生时刘际勇与刘际彩之间尚未形成帮工关系；第二，饭局上虽然供应了酒水，但并不存在劝酒的情况，刘际勇自愿喝酒并酒后驾驶车辆，造成了本次交通事故，与刘际彩没有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交能答辩称，刘交能并未受邀参加当日的答谢宴，无法知晓刘际勇是否饮酒，并且，刘际勇在驾车送其小姨到家返回后，才指派刘交能上楼找陈禄本取钥匙，作为小辈的刘交能便找到陈禄本转达了刘际勇的话，并领取了钥匙交给刘际勇，故刘交能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禄本答辩称，第一，陈禄本与刘交能系朋友关系，与刘际勇仅仅是认识，当时借车的人是刘交能并非刘际勇，鉴于答辩人知道刘交能没有驾驶证便问谁开车，得知驾驶人是刘际勇后才将钥匙交给刘交能，整个借车过程中，陈禄本根本无法得知刘际勇当时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第二，当日的饭局人数众多，陈禄本并未与刘际勇同桌，无法知晓刘际勇是否饮酒。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际彩、刘交能、陈禄本赔偿因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刘际勇死亡的各项损失费用共计104067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1日，为了按照当地农村习俗办“嫁女酒”的筹备事宜，刘际彩在自家摆“支客席”宴请所有为“嫁女酒”帮忙的人员，刘际勇亦在受邀之列。席间，刘际勇与刘际平、刘际华、舒少勤、金明礼等同桌用餐，刘际勇、刘际平、刘际华等有少量饮酒（相互间未劝酒）。饭局结束，刘际勇驾驶刘际平的小轿车将王申会（刘际勇的姨妈）送到家随即返回。在刘际彩家的一楼，刘际勇指派刘交能（刘际勇的侄子）到陈禄本处取车钥匙，刘交能前往刘际彩家找到陈禄本并转达了刘际勇的意思，后取到车钥匙交给了刘际勇。刘际勇便驾驶陈禄本的轻型普通货车（号牌号码为川SZ30**）和刘际华（坐副驾驶位置）一同离开了刘际彩家，车辆行驶至权洄路高桥镇在建路0KM＋800M处坠入右侧路外坎下，造成刘际勇和刘际华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询问了证人，调查了当事人及车辆基本情况，抽取了刘际勇、刘际华的血液样本送检，经安康市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中心检验,刘际勇为70.75MG／100ML,刘际华为79.79MG／100ML，公安交警部门作出了紫公交认字［2016］第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际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操作不当，遇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际华无过错、无责任。刘际勇之妻苏玲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并申请复核，安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了安公交复字［2016］第12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维持了原办案单位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另查明，刘际彩与陈禄本系邻居，2016年1月11日下午，陈禄本在刘际彩家帮忙并用餐（未与刘际勇同桌）。“支客席”结束后，陈禄本仍留在刘际彩家二楼玩耍。陈禄本出借的轻型普通货车停放在自家门前的公路上，车辆符合安全行驶条件，并已经购买了交强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陈禄本对刘交能无驾驶资格的情况知情，故在向刘交能交付钥匙时询问驾驶人是谁，刘交能告知车辆驾驶人是刘际勇，但陈禄本未向刘交能了解刘际勇是否饮酒，也未告知刘交能不能酒后驾驶。
再查明，2016年1月11日上午，“嫁女酒”的总管之一刘际兵曾电话通知刘际勇前往刘际彩家帮忙。刘际彩于1月12日按当地习俗办“嫁女酒”，为了运行顺畅、明确各帮忙人员的分工，事前制作了“执事单”，根据安排，嫁女酒的当日，刘际勇的职责是“管礼”，陈禄本的职责是“铺席”。死者刘际勇生前具备驾驶资格，系农业家庭户口，兄弟姐妹共3人，刘际勇的被扶养人是：父亲刘运兵、母亲王申菊、女儿刘柳君、女儿刘思婷、儿子刘峰玮。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争议焦点是:一、陈禄本出借车辆的行为是否有过错；二、刘交能对刘际勇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三、刘际勇与刘际彩之间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际勇与陈禄本在同一时间段接受刘际彩的宴请，并在同一大厅内坐席吃饭，虽未同桌用餐，但在“支客席”这样一个特殊场合，陈禄本应当预见到刘际勇可能饮酒，同时，陈禄本在出借车辆时也明知驾驶人就是刘际勇，面对刘际勇的借车请求，陈禄本未对刘际勇是否具备正常驾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作必要的审查和注意，存在疏忽大意，有一定的过失，况且，事故发生后陈禄本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也承认自己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陈禄本应对刘际勇死亡所造成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死者刘际勇自负80％的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际勇具备驾驶资格，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酒后驾车和操作不当，刘交能受刘际勇指派传递车辆钥匙的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刘交能明知刘际勇饮酒仍向其提供车辆钥匙，因此，刘交能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刘际彩在嫁女酒前一天为酬谢帮忙的人员，邀请全体帮忙人员“吃支客席”，刘际勇作为嫁女酒当天在礼房帮忙的人员亦受邀到场。证据显示刘际勇的职责仅仅是管礼，饭局（支客席）结束后，刘际勇两次驾车离开的行为均与次日将要履行的义务帮工行为明显无关。虽然刘际勇的职责已经确定，但帮工行为尚未开始，双方还不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尽管酒后驾车是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但刘际勇所在的饭桌上无人劝酒，况且，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主人在“支客席”上提供酒水供客人享用的行为并无不当，因此，刘际彩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但刘际彩在庭审结束后，表示愿意补偿死者家属30000元，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根据法律规定，刘际勇的被扶养人的被扶养年限确定为：刘运兵17年、王申菊20年、刘柳君6年、刘思婷10年、刘峰玮12年；五名被扶养人被扶养的共同期间为6年，刘运兵、王申菊、刘思婷、刘峰玮被扶养的共同期间为10年，刘运兵、王申菊、刘峰玮被扶养的共同期间为12年，刘运兵、王申菊被扶养的共同期间为17年。结合相关证据，因刘际勇死亡所产生的赔偿范围确定为：五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共计129050元(7901元×12年＋7901元×5年÷3人×2＋7901元×3年÷3人)、死亡赔偿金173780元、丧葬费26059.50元，上述相关费用共计328889.50元。根据确定的各自应承担责任的比例，陈禄本应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5777.90元(328889.50元×20％)，刘交能不承担赔偿责任，刘际彩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刘际彩自愿补偿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一审遂判决:一、陈禄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各项损失共计65777.90元；二、刘际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各项损失30000元；三、驳回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是视频资料及对应的文字文本，内容是对陈禄本陈述的记录，予以证实陈禄本的车辆实际是出借给刘际彩专门为婚礼运输货物，而刘际勇通过刘交能前来取钥匙就是为了给刘际彩家运输花炮，陈禄本在一审中未全面客观陈述以上事实是受到了刘际彩等人的许诺和干扰。被上诉人刘际彩质证称，该视频资料系陈禄本醉酒后受到诱导所录，陈述的内容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致，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刘交能质证称，陈禄本在一审中已经作出了相关陈述并签字确认，现在却又反悔，明显是与上诉人达成了某种协议，车辆钥匙确实是由刘交能取来交给刘际勇，只是听刘际勇说拉东西，并不知晓具体是什么。被上诉人陈禄本质证称，视频资料中自己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当日上午陈禄本还用车给刘际彩运输货物，而刘际勇也是为了给刘际彩家拉花炮才让刘交能拿钥匙。经审查，该组证据系陈禄本的陈述，而陈禄本作为本案当事人，当事人的陈述属于民事证据的一种，本院对陈禄本的该陈述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一致的部分予以采信。第二组新证据是高桥镇双龙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予以证实刘际勇在高桥镇集镇居住且未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与其妻共同经营商店为生活来源；被上诉人刘际彩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民事证据中的新证据，不应当被采信；被上诉人刘交能质证称，村委会的证明不具有真实性，而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名称是苏玲，无法证实刘际勇也是经营者，不能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陈禄本质证称，该组新证据无法证实刘际勇从事经营，无法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审查，该组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其中村委会的证明无负责人、经办人签字，证据形式不合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显示的经营者是苏玲，无法证实刘际勇是否参与经营及其是否在城镇居住、务工，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故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刘交能、刘际勇、陈禄本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的上诉请求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事发当天刘际勇驾车外出是否服务于刘际彩的嫁女事宜，刘际彩应否承担责任？第二，刘交能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责任？第三，一审法院对陈禄本过错程度和责任比例的认定是否正确？第四，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际勇的各项损失？第五，一审法院在采信证据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当地农村筹办婚礼的风俗习惯，提供帮忙的人虽然各自分工，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共同协作以保障婚礼的顺利进行，一审法院以“执事单”和相应证人证言中明确的刘际勇帮工范围，就认定其驾驶货车外出的行为与婚礼安排的帮工内容无关，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民间风俗习惯。经审查，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关证人的证言可以确定：刘际勇在事发当日上午被通知到刘际彩家帮忙，饭后驾驶轿车将王申会送回家，遂返回刘际彩家门口更换陈禄本的货车再次外出拉东西，而该货车在事发当日为刘际彩家曾拉过货物。基于以上事实及当地风俗习惯，可以综合认定刘际勇驾驶货车外出拉东西的行为服务于整个婚礼，刘际勇与刘际彩之间构成帮工关系，刘际彩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刘际勇对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重大过失，且考虑到当地友好互助的善良风俗，不宜对被帮工人刘际彩认定较大责任，酌情认定被帮工人刘际彩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为宜。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交能不具有驾驶资格，在被刘际勇要求去陈禄本处取车钥匙时，向陈禄本告知了驾驶人是刘际勇，故刘交能并非实际的借车人，其传递钥匙的行为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存在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联系，一审法院认定刘交能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陈禄本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理应在出借车辆的过程中，主动了解实际驾驶人刘际勇的驾驶资格、精神状态、身体状况等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特别是当日下午陈禄本与刘际勇均在刘际彩家做客，对每桌提供酒水的情况知晓，更应当谨慎注意驾驶人是否存在饮酒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陈禄本的出借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认定陈禄本承担20%赔偿责任与其过错程度相符，原审对该责任比例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刘际勇常年在城镇居住并持续务工，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所针对的是证人来敏的证言和书证“执事单”的采信问题，经审查，一审根据法院对证人来敏证言中与其他证人证言一致的内容进行了认定，而“执事单”上载明的内容与相关证人证言一致，故原审对上述证据的采信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综上，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紫阳县人民法院（2016)陕092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紫阳县人民法院（2016)陕092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变更紫阳县人民法院（2016)陕092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际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各项损失共计32888.95元；
四、驳回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700元，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共同负担5340元，予以免收，陈禄本负担3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预收1000元，根据上诉请求确定收取1000元，由上诉人刘运兵、王申菊、苏玲、刘柳君、刘思婷、刘峰玮共同负担500元，被上诉人刘际彩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仁和
审 判 员 马 娟
代理审判员 罗 潇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