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19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祝伟，男，1987年8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四龙，北京崇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祝秋名，男，1966年8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四龙，北京崇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木樨园特别特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7号北京大红门福成商贸市场中心601。法定代表人：陆建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祝伟、祝秋名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木樨园特别特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别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21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祝伟、祝秋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祝伟、祝秋名关于要求特别特公司返还联营商品销售额145860元、返还保底差额200000元以及赔偿损失1210087.50元的诉讼请求;由特别特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祝伟、祝秋名与特别特公司存在何种法律关系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在法律逻辑上也是混乱的。1、祝伟、祝秋名与特别特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存在房屋场地租赁法律关系。1)特别特公司自认双方存在的房屋场地租赁基本事实在一审判决中没有依法得到认定。在2016年5月12日特别特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祝伟的《民事起诉状》中，特别特公司明确其与祝伟存在的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且在该《民事起诉状》中明确了双方争议的房屋场地的租金等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2)祝伟、祝秋名在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依法履行或应依法终止解除并对违约产生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祝伟、祝秋名持有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复印件，属于法定的提交原件困难的情形。祝伟、祝秋名在一审庭审中不仅提交了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复印件，同时也提交了签订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即合同过程的录音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在特别特公司拒绝提供其持有的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原件的情况下，应依法认定祝伟、祝秋名主张的双方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上的房屋场地租赁关系。特别特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对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予以否认，且只有特别特公司自己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对自2015年4月1日双方形成新的房屋场地租赁关系没有认定。根据有关规定，因出租人根本违约行为导致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承租人要求出租人赔偿其另行寻找替代房屋周转期间所受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3)2015年8月14日特别特公司向祝伟开具的《收据》，与祝伟、祝秋名提交的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录音等证据形成证据链共同证明了双方自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法律关系为房屋场地租赁关系。2、祝伟、祝秋名与特别特公司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为联营合同法律关系，有关权利义务应按照联营合同法律规定处理。二、一审判决对下列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和不清的情形：1、一审判决对保证金事实及装修事实认定错误，对是否是联营合同法律关系，只选择性引用了《联营合同书》(《合作经营合同》)有关装修装饰条款，对该合同效力未认定，显然事实不清。2、2013年双方签订了《联营合同书》，场地为100平方米，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实际使用的也是同一处完全没有位移的场地，经实际勘查为87平方米，一审判决对此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或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适用存在错误。3、一审判决对房屋场地租赁合同解除后损失的赔偿法律适用存在错误。四、本案一审审限严重超期。特别特公司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祝伟、祝秋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祝伟、祝秋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特别特公司返还联营商品销售额145860元；2、判令特别特公司返还保底差额200000元；3、判令特别特公司返还保证金10000元；4、判令特别特公司赔偿损失1210087.50元（其中装修、货架损失110087.50元，压货、备货损失943686元，库房租金损失17900元，实际共计为1071673.50元）；5、判令特别特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祝秋名与祝伟系父子关系，2012年开始，二人与特别特公司建立合作关系。2013年双方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甲方（特别特公司）同意在木樨园特别特购物广场六区位置为乙方（祝伟）提供100平方米经营场地，及相关经营条件作为乙方经营场地；乙方在此经营特步品牌运动类商品；本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甲方从乙方每月销售额中提取17%，作为合作经营分成，在联营期限内，乙方年度销售任务总额为2200000元，乙方必须保证完成分解后的月保底销售，如不能完成此考核指标，乙方同意甲方按当月保底销售额扣除联营扣率；乙方同意缴纳商品质量保证金及合同履约保证金，商品质量保证金及合同履约保证金用于乙方售出商品售后服务及本合同履行的保障，若乙方售出的商品发现质量问题，甲方按有关法律法规及甲方的相关制度对顾客进行先行赔付；本合同终止后三个月，如无任何商品质量、售后问题，质保金及合同履约保证金如数退还（不计利息）；甲方每月收取乙方综合管理费200元；乙方承担顾客信用卡购物的手续费，手续费标准为刷卡额的1%，外币手续费标准为刷卡额的2%，由甲方财务在每月对乙方结款时扣除；经营场地的装修，甲方负责商用基本装修并承担费用（地面铺砖、天花吊顶、消防设施、收银系统、监控系统、自动扶梯、空调冷暖设备等），乙方品牌形象柜自行装修；甲方对经营现场中乙方的商品、人员、环境负有监管权，若乙方有销售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损害顾客利益的假冒伪劣商品或者不遵守经营秩序的行为，甲方有权按购物广场相关处罚条例实施处罚。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一审庭审中，祝伟、祝秋名主张2013年度特别特公司未按该合同约定履行，此后按照《联营合同立项单》履行，未再签订合同；特别特公司主张2013年度双方按照此合同履行，以后双方合作是以此合同为基础，按照《联营合同立项单》履行。根据双方认可的2013年度部分供应商费用单显示，双方合作模式和费用收取模式均按照该合同履行。2014年4月27日，特别特公司与祝伟签订《联营合同立项单》，双方约定：特别特公司提供福成特别特商场六层场地给祝伟经营特步品牌产品，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经营面积100平方米，扣率17%，销售保底任务2200000元每年，综合管理费200元每月，积分扣点3%。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年度双方均按上述约定内容履行。一审庭审中，祝伟、祝秋名提供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上面载明：合同期限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经营面积87平方米，扣率17%，销售保底任务1780000元每年，每月合作款25139.38元，全年合作款301672.50元，履约保证金10000元，积分扣点3%从年末11月份扣，每月管理费600元全年7200元等内容。但该立项单没有特别特公司盖章或者工作人员签字。根据双方均认可的2015年4月1日至7月31日的特别特供应商费用单显示，特别特公司每月支付给供应商的金额=总销售额-税金-费用总额，祝伟需所支付的费用项目包括节日促销费（促销费）、汇款手续费、银行卡扣率、管理费、租档费；其中，节日促销费（促销费）为固定费用，20-500元不等，银行卡扣率为1%，管理费为每月600元，租档费为每月25139.38元（7月份未扣）。2015年4月24日，特别特公司以账扣方式收取祝伟质保金10000元（收据开具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2015年6月30日，特别特公司向祝伟、祝秋名发出通知，载明：贵公司（特步）品牌与我商场签约合同时间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因贵司负责人祝伟在合作期间扰乱卖场秩序，破坏公共财产，情节严重，经双方多次协商未有结果。现我司决定不再与该品牌签订续签合同，并于2015年07月31日正式撤出，如若逾期未撤，我商场采取相应措施，后果一切自负。特此通知！请贵公司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2015年7月31日，祝伟、祝秋名撤出了商铺。但货架未予拆除、搬走。一审庭审中，祝伟、祝秋名主张特别特公司在其搬出后即已经使用该货架，特别特公司主张是其他商家在使用该货架，并同意其拆除、搬走。经一审法院询问，祝伟、祝秋名表示不同意返还货架，坚持要求特别特公司赔偿货架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祝伟、祝秋名与特别特公司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双方约定的年2200000元的销售保底额条款是否合法有效，二是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是否生效及特别特公司解除合同是否存在违约，三是特别特公司提供经营面积是否符合约定，是否多收取了祝伟、祝秋名三年联营费用。关于焦点一，根据双方认可的事实及相关约定，自2012年至2015年3月，双方的合作模式为特别特公司从祝伟、祝秋名每月销售额中提取17%作为合作经营分成，并约定年保底销售额2200000元，如祝伟、祝秋名不能完成此考核指标，则特别特公司按照保底销售额扣除联营费率。祝伟、祝秋名据此认为双方之间为联营合同关系并主张该保底条款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有关规定，联营合同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通过协议或者章程而进行经济联合的组织形式。联营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实行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企业法人或者事业法人联营的，也可以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而本案中，一方面祝伟、祝秋名作为自然人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另一方面作为合同一方的特别特公司亦不存在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的事实，实际上其主要义务为提供经营场地及进行相应管理。故双方所建立的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联营合同关系，保底条款是否有效不能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现亦无证据表明该保底条款有违反其他强行性法律规定的情形，且双方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故一审法院对该保底条款的效力予以认定，祝伟、祝秋名以该约定无效为由要求特别特公司返还联营保底差额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所载内容及特别特公司陈述，该立项单无特别特公司签章或者授权人员确认，其上所载明的内容亦与2015年4月至7月的特别特供应商费用单显示的实际履行内容不尽一致，故该立项单上关于合同期限的约定并未生效，对双方无约束力。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当事人。本案中，特别特公司提前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要求祝伟、祝秋名在一定期限内予以撤离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祝伟、祝秋名时解除。现祝伟、祝秋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特别特公司要求撤离的一个月期间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特别特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祝伟、祝秋名未按期限撤离所造成的货架损失、备货压货损失，均应由其自行承担。对祝伟、祝秋名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装修损失，因2013年《合作经营合同》对经营场地的装修有如下约定：“甲方负责商用基本装修并承担费用，乙方品牌形象柜自行装修”，可见祝伟、祝秋名（乙方）的装修仅限于品牌形象柜等装饰性内容，现其仅提供进行装修时的收据，不仅证据本身证明力不足，亦未扣除其在经营三年后原装修项目的损耗和折旧，且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均认可原店铺装修装饰均已拆除，无法再行勘验、评估，故祝伟、祝秋名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对于特别特公司同意予以赔偿的20000元，一审法院不持异议。祝伟、祝秋名要求特别特公司退还保证金的请求，合理正当，特别特公司亦同意退还，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关于焦点三，首先，关于店铺经营面积是否为100平方米问题，根据祝伟、祝秋名提供的两项证据，其中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未生效，该立项单上载明的经营面积87平方米亦无法认定为特别特公司认可的商铺实际面积；而录音证据即使真实，其中亦无任何特别特公司人员承认经营面积实际平米数为87的内容，故祝伟、祝秋名关于特别特公司提供经营面积与约定不符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其次，虽然特别特公司2013年、2014年度联营费用的收取方式为年保底销售额2200000元×17%，双方约定的店铺经营面积为100平方米，但没有证据表明双方所约定的联营费用计算方式系依据经营面积所确定，且上述两年度协议双方均已实际履行完毕，祝伟、祝秋名再行要求返还缺乏法律根据。最后，对于2015年度（2015年4月1日之后）的联营费用收取，双方实际履行中是以特别特公司每月收取固定租档费的方式对原有方式予以了变更，不存在2200000元保底差额的问题，更不存在多收取联营费用的问题。故祝伟、祝秋名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木樨园特别特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祝伟、祝秋名保证金10000元；二、北京木樨园特别特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祝伟、祝秋名损失20000元；三、驳回祝伟、祝秋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祝伟、祝秋名向本院提交了电话录音和《民事起诉状》各一份，用以证明双方2015年度的合同真实存在。特别特公司不认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认为与祝伟、祝秋名对话的人的身份无从查证，该证人也没有出庭作证。特别特公司认可《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但提出该案已经中止审理，其起诉祝伟是为了索要房屋使用费，不认可祝伟、祝秋名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由于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祝伟、祝秋名提交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祝伟、祝秋名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内容亦不能反映祝伟、祝秋名所要证明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祝伟、祝秋名自2012年开始与特别特公司建立合作关系，2013年双方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2014年4月27日，祝伟与特别特公司又签订了《联营合同立项单》，就特别特公司提供福成特别特商场六层场地给祝伟经营特步品牌产品进行了约定，且双方已按该《联营合同立项单》实际履行。祝伟、祝秋名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联营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祝伟、祝秋名主张双方签订了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祝伟、祝秋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祝伟、祝秋名提交的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系复印件，且该立项单上没有特别特公司签章或者授权代表签字，祝伟、祝秋名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特别特公司持有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原件，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立项单所载有关内容对双方没有约束力是正确的。至于店铺经营面积的问题，因祝伟、祝秋名提交的2015年度《联营合同立项单》、录音等证据不足以证明特别特公司提供的店铺经营面积与约定不符，且双方约定的合作经营分成及相关费用收取方式并非依据经营面积确定，在双方2013年、2014年度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祝伟、祝秋名要求返还有关费用，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祝伟、祝秋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94元，由祝伟、祝秋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岩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代理审判员  陈 洋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