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26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红，女，198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俭力，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蓓蕾，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昊，男，197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余姚市恒泰金机械厂（普通合伙）代表人，住余姚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芳芳，女，197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宁波市海曙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伟雪，宁波市西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陈春红因与被上诉人洪昊、徐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2民初2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春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洪昊、徐芳芳共同归还陈春红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截至2016年4月1日止的逾期利息190000元，之后的利息以未返还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本案借款是洪昊、徐芳芳的夫妻共同债务，该不予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并不成立。1.涉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3月至同年5月，而洪昊、徐芳芳于同年6月20日协议离婚。陈春红认为，即便借款发生时已临近洪昊、徐芳芳婚姻关系破灭，但涉案借款仍是发生在洪昊、徐芳芳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洪昊、徐芳芳仍有共同还款的义务；2.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徐芳芳的证据，其自有收入来源，有能力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但陈春红认为，作为出借方不存在需举证证明借款人即洪昊将涉案借款用于洪昊、徐芳芳生活经营，事实上应当由徐芳芳举证证明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3.一审法院认为从洪昊的银行记录看，其在收到陈春红出借的款项的同日或次日将大部分款项转给了第三人，洪昊自称借款用于归还赌债，一审法院将此作为不予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因之一，陈春红认为，一审仅凭洪昊的自认，在无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采信了洪昊的陈述，实属错误；4.陈春红与洪昊间的借款，陈春红亦有通过徐芳芳的妹妹徐晶晶中转，故徐芳芳事实上对于涉案借款是知情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结合本案，洪昊、徐芳芳未有证据证明洪昊向陈春红借款时明确确定为个人债务，陈春红亦不知洪昊、徐芳芳约定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为此，一审法院适用该法条判断涉案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严重错误。
洪昊答辩称：1.洪昊虽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借款，但是其个人借款，徐芳芳确实不知情，与徐芳芳无关。2.洪昊在一审时也陈述这个借条是稀里糊涂写的，当时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写的，赌债已经多达20000000多元，在这个情况下写下了借条。2014年4月18日，洪昊还通过徐晶晶向施海鸿借款1000000元用于归还赌债。徐晶晶虽然跟徐芳芳是姐妹，但徐晶晶生活在余姚，虽然徐芳芳跟洪昊关系不好，但徐晶晶跟洪昊关系还是不错，借钱的事情徐晶晶也没有跟徐芳芳说过。3.洪昊和徐芳芳在2009年9月份已经离婚，孩子当时判给女方，复婚的原因仅是为了便于接送女儿读书。洪昊所有借的钱很快就转出去了，没有给过徐芳芳，没有用于工厂，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综上，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徐芳芳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理由如下：1.关于洪昊的借款，徐芳芳根本不知情，两个人的婚姻名存实亡，2014年时因孩子也长大了，所以徐芳芳就提出离婚。2.从洪昊的银行卡账单里拉出来的名单，徐芳芳都不认识，这些债权人也没有找过徐芳芳讨债。3.徐芳芳买房子时是在第一次离婚期间（2009年10月份），是用徐芳芳自己的公积金购买的，没有用过洪昊一分钱，且徐芳芳每年有10多万的固定收入。4.徐晶晶是碍于面子给洪浩转钱，这个事情也没有跟徐芳芳说过。
陈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洪昊、徐芳芳返还陈春红借款25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为258749元，2500000元*6%/365*621=258749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洪昊、徐芳芳返还陈春红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日起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为207000元，2000000元×6%/360×621）。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至同年5月期间，洪昊通过施海鸿、胡飞飞多次向陈春红及案外人陈伟君、周涌、胡士康等人借款。陈伟君于2014年2月10日向洪昊转账2700000元，周涌于同年4月9日向洪昊转账1000000元，胡士康于同年3月28日、4月30日各转账300000元、1000000元，李彩儿于2014年2月28日、5月8日各转账13700元、1500000元，陈春红于2014年3月12日、4月16日、4月28日、5月6日各转账500000元、1000000元、1500000元、300000元，以上共计9937000元。同年4月25日，洪昊向陈春红转账还款1000000元。2014年5月12日，洪昊向胡士康转账1000000元。2014年2月至同年6月期间，洪昊向李彩儿转账6637000元（按洪昊认为是归还借款本金的转账记录统计）具体为：2014年4月3日转账300000元、同年4月16日转账1000000元、同年4月23日转账1000000元、同年4月28日转账37000元、同年5月8日转账1500000元、同年5月16日转账2400000元、同年5月28日转账400000元。2014年4月3日至同年5月28日期间李彩儿向陈春红转账2818000元，具体为：2014年4月3日转账100000元、同年4月23日转账1000000元、同年5月16日转账1418000元、同年5月28日转账300000元。同年6月11日，洪昊向陈春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陈春红借款2500000元，2014年7月1日前归还，以余姚市成功机械厂作抵押；如逾期未归还，同意把余姚市成功机械厂厂房土地过户给陈春红及洪昊名下所有财产归陈春红所有。审理中，陈春红认可上述借条中其享有债权2000000元，其余500000元债权实际属于案外人陈伟君。借条出具后，洪昊父亲向陈伟君交付300000元承兑汇票以代洪昊还款。2015年，陈春红曾持借条向洪昊催讨借款。2015年底洪昊向陈春红转账20000元。2016年4月18日，洪昊电话联系施海鸿，以陈春红、陈伟君已取走300000元承兑汇票为由要求施海鸿出具证明；施海鸿回复钱不是其取走的，其出具证明没有用，要陈春红他们写，并称“她会弄好呐，这只不过起诉时候，借条上面全部是要写2500000，到时光全部会给你减下来”，“2500000一起写拢的，一个拿去30万，一个拿去了2万，账全部在的”。
一审法院另查明：陈春红向洪昊汇款3300000元均是根据施海鸿短信指示。除洪昊外，陈春红还根据施海鸿短信指示向徐晶晶、陈伟君、胡飞飞、洪灵敏、李冬菊等人汇款共计4550000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2009年9月4日，洪昊与徐芳芳协议离婚；2011年5月5日，洪昊和徐芳芳复婚；2014年6月20日，洪昊和徐芳芳又协议离婚。洪昊以其转账给李彩儿的部分款项是后者不当得利为由，于2016年12月1日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浙0205民初4255号。在该案审理中，胡士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当庭陈述称其出借给洪昊的1300000元均已还清。2017年1月22日，洪昊以该案审理需以本案审理结果为前提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次日裁定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春红与洪昊之间是否存在2000000元的借贷关系。综合陈春红、洪昊的举证、质证以及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陈春红主张的洪昊尚欠其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在借款人未能提供足够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对借条所载之事实予以认定。洪昊抗辩称其出具涉案借条是因其计划再次向陈春红借款，但陈春红实际未交付借条项下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具有一般生活常识的行为人均应了解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在未收到借款之前即出具大额借条、在未收到借款后也未采取有效措施收回或销毁借条，洪昊该解释缺乏合理性、可信性；第二，根据法庭调查，陈春红曾于2015年持借条向洪昊催讨借款，在询问下洪昊明确陈述当时其未曾否认过收到2500000元款项，不符合一般社会人的逻辑反应；第三，洪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洪昊的父亲向陈伟君交付了300000元承兑汇票，因2500000元借条中有500000元属于陈伟君，这也与其抗辩的2500000元借条实际未履行相互矛盾；从洪昊提供的录音资料看，洪昊电话联系施海鸿时也没有提出借条项下的2500000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而是要求后者出具证明，以证明其已还款300000元。录音资料中施海鸿称“到时光全部会给你们减下来的”、“到时光起诉时光他们会给你们减下来”，联系前后陈述，应理解为洪昊已经还款的300000元在起诉时会扣除，洪昊认为应作其已还清全部借款之解释属于断章取义，且该解释与其在答辩中所称的借条项下借款陈春红实际未交付的意见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胡飞飞通过李彩儿向陈春红的转账记录不足以推翻借条的效力。根据洪昊和李彩儿的银行转账记录，2014年4月3日至同年5月28日期间，洪昊向李彩儿转账合计6600000余元，李彩儿向陈春红转账合计2800000余元。洪昊主张其直接向陈春红转账还款1000000元，通过李彩儿向陈春红还款2700000元，故其所借的3300000元已经还清，涉案借条并非结算借条。胡飞飞陈述2014年4月3日至同年5月28日期间从李彩儿账户转给陈春红的2800000余元中2700000元是洪昊还款，其在收到洪昊汇款当天即转给了陈春红，但洪昊出具的借条确实是对之前未还借款的结算，陈春红出借金额超过3300000元。对此，陈春红解释称其是通过施海鸿、胡飞飞介绍、短信指示汇款，借款人是谁、还款人是谁均不清楚；除借款给洪昊外，陈春红还根据施海鸿指示汇款给其他人4550000元，其收到的李彩儿汇款并不全是洪昊还款，事实上施海鸿向其交付了洪昊出具的2500000元借条，告知陈春红洪昊还欠借款20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胡飞飞的陈述，其与陈春红是亲戚，除洪昊借款的相关款项外，双方之间也有借款往来；而根据陈春红提供的施海鸿短信及相应汇款记录，陈春红确实有按照施海鸿的指示向陈伟君、胡士康及洪昊、徐芳芳的妹妹徐晶晶等人汇款，因此，胡飞飞通过李彩儿账户转账给陈春红款项，除是洪昊还款外，也存在其他款项性质的可能；而且，胡飞飞、施海鸿也均认为涉案借条是洪昊就未返还借款出具的结算借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仅凭胡飞飞的陈述和李彩儿向陈春红的转账记录不足以推翻涉案借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涉案借条是借贷双方对未返还借款进行结算而出具的。综合陈春红与陈伟君、施海鸿、胡飞飞等人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借条项下陈春红对洪昊享有2000000元借款债权。关于另外500000元债权，陈伟君与洪昊可另行处理。陈春红认可于2015年底收到洪昊转账的20000元，洪昊在其提供的证据5往来对账清单中认可该20000元是支付利息，本院予以确认。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7月1日前，洪昊未按约履行，陈春红有权要求其支付自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以未返还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4月1日为210000元，扣除已付利息20000元后，尚应支付190000元。关于陈春红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洪昊徐芳芳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3月至同年5月，而洪昊和徐芳芳于2014年6月20日协议离婚，即借款发生时已临近洪昊和徐芳芳婚姻关系破灭；根据徐芳芳的举证，其自有收入来源，有能力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陈春红出借给洪昊的借款金额较大，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洪昊收到陈春红借款后为家庭添置了重大财产，或者为公司经营进行投资支出；徐芳芳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紫薇巷2号202室的房屋购置于2009年，房屋总价款为750000元，且是以公积金贷款方式支付400000元；从洪昊的银行记录看，其在收到陈春红借款的同日或次日就将大部分款项转给了翁玮、洪国军、史晓芬、张育芽等个人，而洪昊自称借款是用于归还赌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陈春红主张本案借款是洪昊与徐芳芳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对陈春红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限洪昊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陈春红返还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截至2016年4月1日止的逾期利息190000元，之后的利息以未返还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春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44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29456元，由陈春红负担136元，洪昊负担2932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洪昊对陈春红所负的2000000元欠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徐芳芳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处理。该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夫妻单方非处理共同财产的举债引发的外部债务纠纷，其适用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即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换言之，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是基于债务所带来的利益由夫妻共同享有。当债务发生之后，无论夫妻事先或者事后是否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只要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该债务即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非直接举债方无须担负共同还款义务。本案中，涉案借款虽发生于洪昊、徐芳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段婚姻关系不久之后便已解体；且徐芳芳为证明其与洪昊在第一次离婚后的复婚期间双方实际并未共同生活亦未共同从事经营等事实提供了房产证、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等证据。就此而言，徐芳芳已经完成了其并无因共同生活而需对外举债之必要的证明责任。结合洪昊的自述及其提供的银行记录，洪昊并非仅向陈春红借款且其在收到款项之后多数于同日或者次日就发生转出行为，故能从侧面印证徐芳芳并未就涉案债务获益或其并不知情的事实。因涉案借款系洪昊与陈春红多次借贷并经结算确认后的款项，该2000000元实为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额举债。既然徐芳芳已提供证据证实其并无参与分享洪昊举债所产生的利益之必要，亦未实际享有洪昊所负涉案债务带来的利益，则涉案债务由徐芳芳承担还款义务的基础并不存在。故本院认为，涉案2000000元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徐芳芳无须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春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320元，由上诉人陈春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 华
审 判 员 梅亚琴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赵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