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04民特54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李长云，男，汉族，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勤，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大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开发区黄海路88号东英写字楼506室。法定代表人：李长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松，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郜树良，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史元，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重庆海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重庆海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杨孜，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重庆海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承永，北京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OudomWang(中文名“王×”)。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TaiXiDevelopmentGroupCo.，Ltd（泰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21stFloor,LeConcordeTower,RachadaphisekRoad,HuaiKwang,Bangkok10310Thailand。申请人李长云、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李长云、恒运公司申请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的〔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42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当事人对实体适用法律的约定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但仲裁庭并没有根据仲裁规则决定案件实体的法律适用，致使本案实体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就本案“法律适用”称：“仲裁庭注意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第10.1条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股权转让部分适用泰国法律。据此，仲裁庭认为，本案协议的效力问题适用中国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见裁决书第25页），仲裁庭并依据合同法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仲裁庭同时认为“本案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适用泰国法律。…根据泰国《民商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记名股权的转让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股权转让需要以书面形式进行；2）股权转让需要转让人和受让人双方的签字；3）需要至少一名证人签×证明；4）股权转让文书需要表明被转让的股份编号。”（见裁决书第30页）但仲裁庭并未根据泰国法的前述强制性规定对本案股权转让效力进行认定。我们认为，仲裁庭适用中国法认定本案协议的效力是错误的。尽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但由于合同转让标的属泰国公司股份，具有涉外因素，且案涉协议第12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七份，三方各持两份，其余一份用于呈交政府有关主管机构作变更登记备案之用…。”故本案转让行为效力的认定及转让行为的完成必然受制于泰国法律。根据前述泰国《民商法典》第1129条第2款之规定，“记名股份的转让，如果不做成书面形式并有转让人和受让人的签×及至少一名证人签×证明，该转让行为无效。此外，该文书上必须标明被转让的股份编号。”，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因缺乏证人签×应属无效。可见，本案当事人就实体适用法律选择中国法与股份所在国泰国的强制性规定存在抵触，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以下简称《贸仲规则》)第4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于案件实体适用法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其约定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由仲裁庭决定案件实体的法律适用。”本案应当由仲裁庭决定案件实体的法律适用，而仲裁庭未经考量即迳行适用双方约定法律，显然违反贸仲规则的有关规定。二、仲裁庭违背证据指引，明知史元、杨孜的关键证据存在伪造的重大嫌疑却不加核实即采信，并据此伪造的关键证据对本案基本事实进行认定，致使裁决结果无法执行，构成枉法裁判。1、史元、杨孜提供的关键证据即“证人王×”和“证人邓玉琼”分别以见证人身份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证人在《情况说明》中称见证了史元、杨孜与李长云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但事实上，《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王×和邓玉琼人在泰国，根本不在协议签订的国内现场，而协议文本可见王×与邓玉琼均以担保人身份具名，且落款日期明显晚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史元、杨孜签订协议的落款日期。目前，证人王×和邓玉琼已就其作伪证事实向泰国警方做了坦白，并撤回了其向史元、杨孜所作的《情况说明》。申请人的代理人在仲裁庭审中，针对该两份证据内容虚假、存在伪造证据情形，多次要求仲裁庭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并通知证人到庭质证，但仲裁庭对此合理请求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故意曲解泰国法律就证人签×的规定，称见证人签×的缺失可以后续补签（见裁决书第37页倒数第一段）。当庭称申请人可以像在中国一样随便找个人签×，诱导被申请人找人冒用见证人身份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的见证人处具名，以骗取泰国政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显然，仲裁庭的行为严重违反职业操守，构成枉法裁判，根据《仲裁法》第58条“（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之规定，仲裁员的行为构成枉法裁决，裁决使用伪造证据，裁决应予以撤销。2、仲裁庭将本案当事人王×和邓玉琼作为证人对待，并将其陈述作为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严重违反证据规则。王×作为仲裁案件第二被申请人，系《股权转让协议》的付款义务人和担保人，邓玉琼代表仲裁案件第四被申请人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担保人处具名，均系当事人，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其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依法不属于证人证言，且两人作为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质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证据指引》第21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其证言不得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证人王×和邓×的证言《情况说明》依法不具有证明力。仲裁庭却将两人的陈述当做证人证言加以采信，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严重违反公平、公正和程序合法原则。三、本案仲裁庭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做出裁决。1、仲裁庭对于协议的履行情况认定为：“申请人已经按照协议要求在收到被申请人的协议首付款后，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署了四份《股权转让文书》并已转交第一被申请人，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本案协议项下的义务。”此认定存在严重错误。首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目标公司股份，取代被申请人成为目标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获得股份收益，而要实现这一合同目的，先决条件是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泰国法律。史元、杨孜作为股权出让方需依据泰国法律规定向申请人交付股权，办理股权的实际交接和变更手续。本案中，史元、杨孜仅向申请人转交股权转让文书，但该文书并非股权凭证，不能作为已交付股权的证据。就该股权转让文书而言，除了转让人史元、杨孜签×外，其余内容包括转让标的、数额、股份编号、董事署名等信息均为空白，亦未见任何人以见证人身份在股权转让文书上具名，故该《股权转让文书》不符合泰国《民商法典》关于股权转让须有书面协议且有见证人签×和载明被转让股份编号的规定，根据泰国法规定，该《股权转让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即便该《股权转让文书》有效，由于目标公司授权签字董事及案涉股份的原持有人以被申请人史元、杨孜未向原股东及公司支付案涉股份购买款，依据泰国《民商法典》第1119条、第1120条、第1123条及第1124条之规定，公司董事有权没收案涉股权，拒绝在史元、杨孜出具的《股权转让文书》上签×，故申请人凭被申请人出具的《股权转让文书》也无法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被申请人出具《股权转让文书》的行为不能视作全面履行了合同项下交付股权的义务。《贸仲规则》第49条规定：“（一）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和合同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公平合理、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据此，出于对股权转让双方的平等、公平保护及合同目的的实现，仲裁庭理应根据案件实情，准确适用股权所在国的法律对本案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和履行情况进行认定，而本案仲裁庭无视泰国法律规定、无视标的股权存在严重权利瑕疵无法交付的重要事实，仅凭一纸空白股权转让文书即认定被申请人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证据不足，显失公平，违反了贸仲规则和《仲裁法》第7条之规定。2、退一步说，即便仲裁庭依据中国法律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由于申请人已按照约定依法履行了通知程序，该协议已经依法解除。如前所述，被申请人并未向申请人实际交付股权，被申请人亦未实际取得股东身份，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约定地址发送了限期履行的书面通知，根据协议第11.1条约定，该通知在寄出后5日视为送达。由于被申请人在通知规定期限内仍未履行办理股权交付手续，申请人按约定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解除协议通知书。根据协议第9.2条“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及陪同乙方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经乙方书面催告后甲方在乙方宽限期内仍未全面履行相应义务，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应退还乙方所付股权转让款，并双倍返还首付款。”之约定，《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及第96条之规定，申请人单方解除协议有效，协议已经解除。四、仲裁庭把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案件合并审理不符合仲裁规则，合并审理需要经一方当事人请求，我方在仲裁庭决定合并审理后也提出了书面意见，但仲裁庭一直未回复，合并审理导致我方丧失了选择仲裁员的权利。五、仲裁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仲裁庭在裁决书中也认为，根据《泰国民商法典》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需要至少一名证人签×证明。裁决书第36页认定，依据史元、杨孜提供的经泰国尼采国际律师事务所2016年3月4日见证的王×、邓玉琼所做的《情况说明》，王×、邓玉琼见证了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过程，从而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泰国民商法典》中关于记名股份的转让应该有见证人签字的法律规定。申请人李长云、恒运公司有新证据证明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伪造的，不真实的。2016年10月12日，Mr.AnurakVijitpan受王×、邓玉琼授权到泰王国中央公安局做笔录，证实：撤销2016年3月15日16:45时在Bangphongpang公安局做的笔录内容关于SkyViewsAirwaysCompanyLimited的股份转让，因我本人误会，在笔录中说我作为中国天津市恒运集团(HENGYUNGROUP)股份转让合同签署事件的见证人这一内容，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在该转让合同上作为见证人签署保证，由此我要撤销该笔录。由此确认，史元、杨孜向仲裁庭提交的《情况说明》系伪造。六、史元、杨孜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2016年9月21日，斯凯威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签字董事拉察达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斯凯威航空公司从未收到史元、杨孜所持股权的全部股金；史元、杨孜不能把股权转让给任何人，股权仍为公司所有。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李长云、恒运能源公司多次向仲裁庭提出史元、杨孜的证据存在瑕疵，公司授权签字董事拉察达不同意签字，要求仲裁员行使职权调查核实情况，但仲裁庭不予采纳。史元、杨孜隐瞒其所有的股权具有重大瑕疵，导致股权不能按照泰国法律完成过户变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七、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徇私舞弊，枉法裁决。仲裁过程中，仲裁员明知王×、邓玉琼未参加仲裁庭审，但未核实《情况说明》真伪的前提下仍然认定其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据此做出裁决。仲裁庭具有明显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被申请人史元、杨孜答辩称，1、本案为涉外仲裁，李长云、恒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的理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涉外仲裁裁决法定撤销理由。2、仲裁庭的组成不违反《仲裁规则》。本案仲裁庭于2015年11月27日组成，申请人于2016年1月11日提出仲裁反请求。根据《仲裁规则》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仲裁庭组成后，由仲裁庭就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仲裁庭已经明确告知申请人受理其反请求申请，申请人在仲裁庭庭审中并未提出异议，裁决作出后还与被申请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申请人现认为仲裁庭违反《仲裁规则》的理由不成立。3、申请人认为“仲裁庭没有依据仲裁规则决定案件实体的法律适用，致使本案实体法律适用错误”的观点不成立。泰国《民商法典》第1129条规定了泰国法律项下股权转让行为的实施程序和手续，该条是在《股份转让文书》已签署，并将其提交公司的情况下，该法条被用来认定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本案中，申请人至今未签署《股份转让文书》，股权转让行为在履行过程中，见证人在《股份转让文书》上签×是能够完善的。4、申请人关于“仲裁庭违背证据指引，采信伪造证据，枉法裁判”的说法不成立。首先，证据指引不是仲裁规则的组成部分。其次，申请人提交的笔录说明，2016年10月12日，王×、邓玉琼并未亲自到警察局做笔录。王×、邓玉琼于2016年11月11日分别出具了《申明》，明确表示Mr.AnurakVijitpan于2016年10月12日在泰国Bangphongpang警察局报警记录不属实，报警记录中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2016年3月15日到泰国Bangphongpang警察局所做笔录的内容予以确认，表示其笔录内容不变，继续有效。为此，王×、邓玉琼专门于2016年12月2日亲自到泰国Bangphongpang警察局博阿静，在报警记录中对上述《申明》的内容予以了确认，并且该报警笔录经过了泰国外交部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认证。5、王×作为案件被申请人，也是知晓案件信息的当事人，有权向仲裁庭陈述事实。王×虽未出庭，但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经过了尼采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又在泰国曼谷警察局报警做了笔录予以确认，并经泰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认证，仲裁庭认可王×的被申请人身份并采信其《情况说明》并无不妥。6、被申请人对斯凯威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拥有股权，自2013年起至今向泰国商务部DBD官方登记机构报备的股东名册中均对被申请人的股权予以确认。另外，申请人所谓《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申请人的恶意不作为，导致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一直未能完善。综上，申请人撤销裁决的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其撤销裁决的申请。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8日，史元、杨孜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依法受理，本案适用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规则》。2015年11月27日成立仲裁庭审理本案。仲裁案件审理中，2016年1月11日，李长云、恒运公司共同向仲裁庭提交了仲裁反申请书。2016年1月21日，仲裁庭决定受理李长云、恒运公司共同提出的仲裁反请求，并与史元、杨孜的仲裁请求一并进行审理。2016年7月27日，就第一申请人史元、第二申请人杨孜与第一被申请人李长云、第二被申请人OudomWang(中文名王×)、第三被申请人恒运公司、第四被申请人TaiXiDevelopmentGroupCo.,Ltd(泰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贸仲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42号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60315200泰铢、月利息2404728铢；（二）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本案委托中国律师产生的律师费人民币160000元，委托泰国律师产生的律师费5012444泰铢；（三）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差旅费人民币72909元及3322164.5泰铢；（四）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因本案产生的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人民币102000元；（五）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因本案产生的资料翻译费68577泰铢，开庭翻译费人民币2800元；（六）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因本案产生的泰国外交部认证费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认证费共计42450泰铢；（七）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第四被申请人对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六）项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的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九）驳回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三被申请人共同提起的全部仲裁反请求；（十）本案仲裁本请求仲裁费用为人民币574545元，全部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该笔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的等额仲裁预付金予以冲抵，故第一被申请人还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574545元，以补偿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用。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第四被申请人对前述第一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的仲裁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仲裁反请求仲裁费用为人民币475946元，全部由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三被申请人共同承担，该笔费用已由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三被申请人共同预缴的等额仲裁预付金予以冲抵。上述由被申请人应支付给申请人的款项，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定作出之日起十五天内支付完毕。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另查明，2014年7月，史元、杨孜作为转让方，李长云作为受让方，王×、恒运公司、泰国泰玺投资公司作为担保方，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股权转让部分适用泰国法律。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争执或冲突，各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通过协商解决，若各方在争议、争执或冲突产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协商不成的，认可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争执或冲突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起该等仲裁时该委员会的有效仲裁规则在中国北京进行仲裁，仲裁所用语言为中文。仲裁员所作出裁决为终局裁决，对仲裁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在审查过程中，李长云、恒运公司认为仲裁庭有故意曲解泰国法律关于证人的规定，误导当事人欺骗政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请求法院到贸仲调取仲裁案件的庭审笔录。本院认为，泰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在泰国注册的公司，涉案仲裁裁决系贸仲按涉外仲裁程序审理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依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院适用内地法律，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审理本案。关于涉外仲裁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该法2012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贸仲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李长云、恒运公司主张的仲裁庭法律适用错误、证据伪造、证人证言不当采纳、错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证据隐瞒等事由均不属于上述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关于李长云、恒运公司主张仲裁庭将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合并审理，剥夺其选择仲裁员权利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年版）第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如有反请求，应自收到仲裁通知后30天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提交反请求期限的，由仲裁庭决定是否延长反请求期限；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作出决定。上述规定并未将仲裁反请求列为独立案件，也未规定须另行组成仲裁庭审理仲裁反请求，故李长云、恒运公司认为仲裁庭将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合并审理，剥夺其选择仲裁员权利的主张缺乏依据，该项撤销裁决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另，李长云、恒运公司申请调取笔录的理由不属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故本院对李长云、恒运公司提出的调取仲裁案件庭审笔录的请求不予准许。综上，李长云、恒运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即案涉仲裁裁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李长云、恒运公司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长云、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42号仲裁裁决的申请。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李长云、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冀 东审判员 高 晶审判员 崔智瑜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法官助理崔西彬书记员张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