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04572号
原告祁×，女，1951年2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红笑，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耿燕，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1，男，1949年10月5日出生。
被告刘×2，女，1952年11月22日出生。
被告刘×3，女，1955年10月28日出生。
被告刘×4，女，1958年12月5日出生。
被告刘×5，女，1961年10月4日出生。
被告刘×6，女，1964年7月14日出生。
以上六被告委托代理人宋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祁×与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30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王轶楠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杨莹、人民陪审员王淑玲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祁×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红笑，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委托代理人宋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祁×诉称：原告祁×与案外人刘×7于2003年1月6日结婚，二人均系再婚。结婚时双方子女均已成年。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系刘×7的子女。2014年12月6日，刘×7因病去世。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号楼×层×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系刘×7婚前个人财产。2012年6月12日，刘×7将诉争房屋50%赠与原告并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10月9日，刘×7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将属于其名下的诉争房屋产权份额指定全部由原告继承。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号楼×层×单元××号房屋刘×7名下的50%产权份额由原告继承。
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辩称：1、刘×7与许树珍为夫妻关系，二人生有子女六人，分别为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许树珍1993年12月15日去世。诉争房屋不是刘×7的个人财产，诉争房屋为房改房，是用许树珍的工龄购买，是许树珍与刘×7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为许树珍的法定继承人，应该继承许树珍的份额。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录像遗嘱的有效要件不认可。2、原告提交的录像遗嘱有重大瑕疵，应该认定无效。形式上该录像是不完整的，录像画面显示三人，两个见证人及刘×7，但参与制作的过程有四个人，没有出现在画面中的人在整个录制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该人与原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排除，故录像不完整，不能认定为有效。录制遗嘱的程序有重大瑕疵，录像遗嘱应该是立遗嘱人通过录音录像设备设立遗嘱，应该是立遗嘱人先口述遗嘱，然后打印或者书写。但是录像中，有一份已经打印好的遗嘱放在刘×7面前的桌板上，录像中没有出现在画面中的人指着幻灯片让刘×7读。刘×7并非立遗嘱而是被动的念遗嘱。录像遗嘱制作完毕没有密封保存。继承开始后也没有见证人及所有继承人到场拆封，是由原告擅自取回。原告提交的录像遗嘱书面打印件上有几处错误。该录像不是刘×7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录像来看，刘×7非独立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被动的应答，是有人授意让刘×7念某份已经打印好的遗嘱，刘×7是在被干扰和授意过程中读的遗嘱。刘×7在录像开始明确表示自己患有帕金森病，且刘×7死于脑梗死。帕金森疾病及脑血管疾病会导致病人思维意识不清，反映迟钝。刘×7读遗嘱时读的许树珍及刘×7父亲的去世时间有误，但刘×7没有意识到，日期也是写错后重新改的。遗嘱内容不符合常理。刘×7的六个子女对其很孝顺，但刘×7自己购买的房屋却不留给自己的儿女，而是写明如果原告先于刘×7去世，诉争房屋给原告之子。综上，被继承人刘×7遗嘱有瑕疵，不应该为有效遗嘱，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综上，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刘×7与许树珍原系夫妻关系，该二人生育子女六人，即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许树珍于1993年12月15日去世。刘×7于2014年12月6日去世。许树珍去世后，刘×7于2003年12月17日与原告祁×再婚。
1998年12月22日，刘×7（乙方）与原崇文区房地产管理局（甲方）签订《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原崇文区×××楼×单元×××号房屋，总建筑面积44.79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价款17336元整。乙方交纳公共维修基金941元。甲方根据市政府《京政发（1994）71号文件》和七区房地产管理局1994年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方案的规定，同意乙方享受以下优惠，包括年工龄折扣率0.9%、已竣工年限23、现住房折扣率3%。甲乙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后，乙方将房价款一次性付清，付清房价款后次月停租。乙方购房后，产权归属问题按（94）京房改办字第054号文件第八条执行{第八条，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住用5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在外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职工以标准价购买的住房，拥有部分产权，具体规定按《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京政发（1992）35号）执行}。上述合同签订后，刘×7于2000年11月8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2012年6月12日，刘×7与祁×签订《房屋共有协议》，约定诉争房屋由刘×7和祁×共同共有。2012年6月12日，刘×7与祁×取得了诉争房屋的共有权证，其中刘×7的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东字第×××号，祁×的共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东字第×××号。
2014年10月9日，刘×7到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登记，并在该中心工作人员安×、陶×1见证下录制录像遗嘱，遗嘱内容为：“我的全部遗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遗产），均由祁×继承：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号楼×层×单元××号的房屋，X京房权证东字第×××号，在刘×7名下，该财产中我个人的份额及我可能继承的份额。如果祁×先于我去世，则我的全部遗产由张洪福继承100%。我去世时，如有依法必须保留遗产份额的情况，则从我的遗产中先行拨付少量财产（不超过2万元）给他们，不因此影响本遗嘱效力，不影响剩余遗嘱按以上方案进行分配。上述人员继承的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我去世时，以上财产内容有所增减的，以届时财产内容为准；财产不在的，则该项内容撤销，不影响本遗嘱对其他财产和合法份额的安排。如我对财产或份额认识有错误的，则错误的部分撤销，对其他财产或有权份额，仍然按本遗嘱中该条款的安排进行继承。本遗嘱共壹页，内容均为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遗嘱是目前我认可的唯一有效的遗嘱”。刘×7在遗嘱的文字底稿立遗嘱人处签字并捺印，见证人安×、陶×2的文字底稿签字并捺印。
另查，2015年5月，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将祁×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诉争房屋50%产权份额为许树珍的遗产。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刘×7参加房改售房购买诉争房屋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取得时其配偶许树珍已死亡，非与许树珍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虽刘×7在房改购房时使用了许树珍的工龄，但许树珍当时因已去世，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行取得财产。2015年10月14日，本院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073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的诉讼请求。刘×1、刘×2、刘×3、刘×4、刘×5、刘×6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1246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对录音遗嘱不予认可，认为录像过程中有一个人没有出现在录像中，刘×7在录像过程中不是录遗嘱而是念事先打印好的遗嘱，而未出现在镜头中的人操作要求刘×7念遗嘱，刘×7签署遗嘱时没有看就直接签字，遗嘱内容也不符合常理。故该遗嘱不是刘×7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有瑕疵。此外，刘×7患有帕金森，被告对刘×7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有异议。
经本院释明，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不申请对刘×7在订立录像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遗嘱见证人安×、陶×1出庭接受质询。安×、陶×1均称，中华遗嘱库是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与中国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一个公益项目，二人为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遗嘱的登记流程为先按照身份证对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进行阅读及登记，工作人员核实立遗嘱人为本人。立遗嘱人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后，按照立遗嘱人意愿对遗嘱进行起草，起草遗嘱稿件。录像的过程就是视频显示的内容。录制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允许家属在场，当时录像有两个见证人及一个登记人员及刘×7在场。按照规定，登记人员不需要出现在录像之中。登记人员对老人进行提问，录制时刘×7按照手中的打印的遗嘱底稿进行宣读。最后刘×7及见证人在遗嘱底稿签字捺印。关于遗嘱的提取，安×称立遗嘱人进行信息核实时会设立一个或多个提取人，立遗嘱人去世后，凭借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及立遗嘱人死亡证明、遗嘱证、身份证及户口本等到现场办理提取，通过系统核实，确认申请人是否为适格提取人，按照流程填写项目文档信息，经审核后办理提取。同时，见证人向本院提交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相关事项说明》，该说明称：“受当事人祁×的申请，我会同意指派工作人员安×、陶×1参加你院对祁×诉刘×1、刘×2、刘×3、刘×4、刘×5、刘×6继承纠纷一案的审理，接受法庭和当事人双方的询问，以说明其作为见证人见证刘×7在中华遗嘱库登记遗嘱的事实和过程。中华遗嘱库是我会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公益项目，为年满六十周岁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见证人安×、陶×1系我会工作人员，在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73号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服务，与继承人没有利害关系。按照中华遗嘱库登记流程，刘×7（身份证号×××）于2014年10月9日在我处办理了遗嘱的登记。1、其本人持身份证原件，经过我处遗嘱登记系统读取身份信息，并经工作人员核验后，确认本人亲自办理；2、经我处工作人员询问后，按办理流程为其出具遗嘱草稿，经本人确认；3、其本人提交了精神评估正常的结果报告；4、按照登记流程，其本人和见证人、登记人员在登记室内办理登记，其他人员不得在场。经登记人员询问，在见证人员×的情况下，完成了录音遗嘱的录制（音频视频同步录制）。录制过程中，刘×7按照遗嘱草稿宣读遗嘱内容，并向登记人员明确了遗嘱订立时未受胁迫的情况、本人遗产分配意愿、遗嘱查询提取的授权、个人信息核对、风险提示等事项。5、按照流程，以上录音录像资料和书面材料扫描文件等电子文档当天上传到中华遗嘱库登记系统，之后通过我会审核，向其发放了《遗嘱证》。6、刘×7去世后，经其所指定的提取人张洪福提交资料和申请，我处于2015年1月7日将遗嘱的录音录像资料拷贝和遗嘱草稿扫描件的打印文件移交给提取人”。经质询，被告表示对录音遗嘱仍不认可，认为见证人的见证程序具有重大错误及漏洞，刘×7是受人指挥宣读遗嘱，该遗嘱应认定无效。对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相关事项说明》，原告表示认可。被告对于该说明不予认可，认为说明不能认定遗嘱的效力，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与中华遗嘱库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明信，死亡证明书，《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2015）东民初字第07350号民事判决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12464号民事判决书，录像遗嘱、遗嘱文字底稿、说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办理，没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诉争房屋为刘×7与祁×共同共有；刘×7去世后，其名下诉争房屋共有份额为其遗产。刘×7至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登记，并在该中心工作人员安×、陶×1见证下录制录像遗嘱，将其在诉争房屋中的全部份额由祁×一人继承，该遗嘱内容与形式均符合继承法对于录音遗嘱所作规定。且从现场录像看，刘×7神智清楚，语言表达清晰，态度明确。宣读完毕后，刘×7本人及见证人在遗嘱文字底稿签字及捺印。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对刘×7录制遗嘱时行为能力有异议，未提交翔实、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可以认定录音遗嘱为刘×7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继承人刘×7及原告祁×共同共有的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号楼×层×单元××号房屋中刘×7的份额由原告祁×继承所有。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刘×1、刘×2、刘×3、刘×4、刘×5、刘×6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轶楠
代理审判员 杨 莹
人民陪审员 王淑玲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