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丹民初字第253号
原告何某某，男，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丹寨县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进，男，丹寨县龙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何某一，男，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丹寨县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曾祥荣，男，丹寨县城关法律服务中心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何某某诉与被告何某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4日立案受理，2014年8月5日，依法由审判员赵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进、被告何某一及其委托代理人曾祥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98年按照国家当时的土地承包政策，与被告及其母亲胡某某延包了父亲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2年遇国家建设征用老八村的土地，原告和被告的部分土地被征用。2013年，被告向原告提出其分得的田地少了，要求重新分配。2013年5月10日，在老八寨村民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了重新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协议，然而被告在2014年的春耕时节恶意抢种按协议分给原告的张也塘（地名）田，原告只好先后请求村民委员会和镇司法所进行调解，均因双方的意见分歧太大，未达成协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承包的220平方米张也塘田的承包经营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土地收益8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户籍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全户的身份情况。
3、土地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原、被告共同享有土地经营权的相关情况。
4、协议书，用以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情况。
5、调解笔录，用以证明原、被告曾经在相关组织主持下调解的事实。
6、调查笔录及证人龙某某、王某某的出庭证词，用以证明被告何某一确实抢种了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
被告的质证意见：1、对原告所举的第1、2、3、5号证据无异议；2、第4号证据协议书无效，因为没有村民委员会的调解笔录，也没有共有人胡某某的签字，并且这份协议书是违背被告意志，被胁迫签字的一份无效协议；3、第6号证据调查笔录及证人龙某某、王某某的出庭证词不属实，实际情况是被告的母亲种植的。
本院认证意见：1、被告对第1、2、3、5号证据无异议，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2、第4号证据协议书因侵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该协议为无效协议，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3、被告的行为不属于抢种的性质，故第6号证据调查笔录及证人龙某某、王某某的出庭证词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但被告已耕种张也塘田是事实。
被告辩称：原、被告及其父亲何国伍、母亲胡某某、姐姐何某二（出嫁在福建省仙游市）、祖母（2009年病故）等6人，在农村实行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共承包耕田3.72亩、耕地0.58亩、林地0.2亩，共计4.5亩，人均0.75亩。1988年分家时，原告分得两人的承包地即原告和祖母的份额1.55亩，余下的2.95亩由被告及其父母和姐姐耕种。分家分田后，原告以老弯田由两户管理不方便为由，要求将老弯田的另外0.4亩划给了原告，被告实际分得2.55亩。2013年5月10日，原告又以其多次寻找失踪的父亲花销太大为由，要求将父亲的承包份额归其耕种，否则，不偿还所借被告的70000元人民币。被告惧怕70000元血本无归，才叫女儿何倩钦在协议上代签名，自己按了手印，原告便将张也塘田、小四方田据为己有。同年8月12日，其母就原告的这一恶意抢占行为上书扬武镇人民政府，但至今未得解决。2014年3月，胡某某在原告强占的张也塘田里种苞谷，原告不服砍掉，遂引发本次诉讼。原告的诉请无理，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身份证，用以证明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户籍证明，用以证明被告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家庭关系，与原告不属于同一户的事实。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表，用以证明原、被告及祖母何肖氏、父亲何国武、母亲胡某某、姐姐何某二六人共同承包土地面积为4.5亩。
4、协议书，证明2013年5月10日原告违背胡某某以及被告的意愿强占张也塘田地0.64亩，胡某某拒绝签字，被告违心捺印的事实。
5、情况反映，用以证明胡某某就原告强迫被告签协议不满，于2013年8月12日向政府反映的情况。
6、证明，用以证明被告曾借给原告人民币7万元，原告以不还借款强行逼迫被告在协议书上捺印，现今仍欠6400元未归还的事实。
第3、4号证据已经组织过质证和认证，不再赘述。
原告的质证意见：1、对第1、2、5号证据无异议；2、第6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1、原告对第1、2、5号证据无异议，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2、第6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采纳原告的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在农村实行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被告及其父亲何国伍（现下落不明）、母亲胡某某、姐姐何某二（出嫁在福建省仙游市）、祖母（2009年病故）等6人以何国伍为户主共同承包耕田3.72亩、耕地0.58亩、林地0.2亩，共计4.5亩。1989年1月，因原告结婚另立一户，原告耕种自己和其祖母的承包份额1.55亩，余下的2.95亩由被告及其父母和姐姐何某二耕种。1996年，何国伍前往福建省探望其女后下落不明。1998年第二轮延包时，原、被告及其父亲何国伍、母亲胡某某、姐姐何某二、祖母等6人作为一户，以原告为户主延包前述土地4.5亩（0400540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现有人口10人。2013年，原、被告为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分割发生纠纷，同年10月5日，在老八寨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双方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将张也塘田等土地划给原告耕种。2013年8月12日，胡某某不同意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书面向扬武镇人民政府反映，经扬武镇人民政府组织调解未达成协议。2014年3月，被告在原、被告协议划给原告耕种的张也塘田里种苞谷，原告认为被告侵害其承包经营权，再次发生纠纷，遂引发本次诉讼。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证明，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不是该农户内的每个家庭成员。本案的原、被告系同一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持有同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双方的承包经营权是不分彼此地融合在家庭的承包经营权中，而不是分割到每一个家庭成员，各个家庭成员不是土地的承包主体，承包主体是农户。土地承包农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对该户承包的土地均享有耕种的权利，虽然在村委会调解时，原、被告已对该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进行了分割，但未经相关部门进行分户承包登记，并且，原、被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达成的分割协议，侵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原、被告之母胡某某提出了反对意见，该协议系无效协议，原告不能以该调解协议作为依据起诉被告侵害其承包经营权，因此，被告在原、被告协议划给原告耕种的张也塘田里种苞谷的行为不具有侵害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法律属性，原、被告间不存在侵权问题。原告之所以以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起诉的原因是其错误地认为该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在调解时已经协议分割，其实分割并未成立。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同一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因分户要求分割承包经营权产生的纠纷。这一纠纷既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也不是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更不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的受案范围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未将同一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因分户要求分割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作为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2）项也规定，当事人因土地使用权发生权属争议的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属于土地使用权属争议纠纷，按此规定，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
综上理由，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将该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针对该纠纷，原告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2）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何某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何某某。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接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赵 巍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