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02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为民，男，1968年12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孟莉莉，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伟岸，男，1984年12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姜为民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8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8月，姜为民起诉称：我于1995年入职国家投资银行，并与国家投资银行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1999年底，国家投资银行因政策调整并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按照国务院的相关文件规定，我的人事档案和劳动关系应该移转至国家开发银行，由国家开发银行安排工作并保管我的档案。但国家开发银行并未给我安排工作，档案也不知去向。2004年我得知档案在国家开发银行处，便多次找相关领导协商我的人事档案事宜，但一直未解决。2008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找到我，并把人事档案交给本人。但根据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人事档案不能自持，我找职介存放，职介以无法接受个人档案为由拒绝接收，致使人事档案一直滞留在我手中。2011年底，国家相关政策调整以后，职介才予以接受，保险得以缴费。因人事档案滞留之事给我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1999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1日期间未报销的医疗费15000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未能享受的199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9日期间失业保险待遇10000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自2008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1日期间未能正式上岗造成的损失赔偿30000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在199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9日期间不能享受正常的评职造成的职称待遇损失15000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2000年3月政府对下岗失业人员一次性创业奖励2000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自2003年11月起所不能享受创业税收优惠政策损失共计114200.11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因未能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损失300000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我未能领取的独生子女费用240元；国家开发银行支付因扣押档案所造成的精神损失费100000元。
国家开发银行辩称：姜为民于1989年入职中国投资银行，并与该行签订6年期限的劳动合同。1998年12月，中国投资银行移交到国家开发银行。国家没有规定姜为民档案和劳动关系应该转移至我公司，并由我公司保管姜为民档案。我单位没有见过相关规定。2004年年底，姜为民向我公司反映问题，我公司告知姜为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2008年6月3日，双方签订协议，我单位一次性给付姜为民救济款168000元，姜为民拿走其人事档案。2007年3月，职介就有关于解决自持职工档案有关问题的通知。现我单位不同意姜为民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姜为民签署的《确认书》对包括档案问题在内的一揽子事宜进行解决，姜为民已经领取了一次性救助款，其行为证明其放弃了与此相关的一切实体权利。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没有义务为姜为民保存档案。因中国投资银行移交人员档案时的工作疏漏，导致姜为民档案夹杂在其他卷宗中交付给我公司，我公司直至2004年姜为民找来时才发现其档案在我公司处，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公司对此没有过错。姜为民自身对档案延迟转移存在过错，且其个人自愿拿走档案，姜为民应当自行承担与此相关的不利后果。姜为民要求我公司承担档案滞留责任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具体理由参见（2012）西民初字第13112号判决书。姜为民诉讼请求无法可依或者已经生效判决所驳回。姜为民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已经被（2012）西民初字第13112号判决书驳回。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该驳回姜为民起诉。姜为民第三至八项诉讼请求不是法律规定的与迟延转移档案相关的损失类型，应予驳回。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姜为民第九项诉讼请求，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因此，姜为民要求的赔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有关规定，因为用人单位的过错迟延转移档案给员工造成损害的，可根据当事人的损失后果，最高赔偿不超过6万元。此外，姜为民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于档案问题提起劳动仲裁，姜为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姜为民提起劳动仲裁的起始时间应为1995年8月13日。姜为民与中国投资银行签订的就业协议在1995年8月13日期满，姜为民对档案问题有争议，应该以此时间作为仲裁时效的起算点，而当时仲裁时效为60天。姜为民之前的诉讼和仲裁不是时效中断的理由。由于原中国投资银行的工作疏漏，我公司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于2008年6月3日一次性给付姜为民168000元救助款，双方关于姜为民人事档案、劳动争议一揽子事宜一并解决。上述行为得到了姜为民本人的认可，也已经得到仲裁机构和法院的认可。综上所述，姜为民此次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姜为民多次找国家开发银行解决其问题数年之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确认书》，且姜为民自国家开发银行处领取款项，后其主张签订《确认书》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经法院生效判决不予支持，现法院依据生效判决的判定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姜为民在2008年6月3日签署的《确认书》中确认因为原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时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其个人档案夹在其他卷宗中交付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立足于“承担社会责任，对遗留问题进行社会救助”的角度一次性给予姜为民168000元，姜为民亦确认双方将来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现法院依据该《确认书》认为，双方就中国投资银行将姜为民个人档案夹在其他卷宗中交付国家开发银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解决，姜为民因该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生活困难已经得到救助。现姜为民的各项诉求及所依据的法律关系虽有别于前案，但其各项诉求仍基于档案问题而提起，鉴于双方签订的《确认书》所确认的国家开发银行给付姜为民金钱的行为已经履行，姜为民亦从国家开发银行处领取相关款项，故双方就此问题产生的纠纷已经解决完毕。故姜为民的各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作出判决：驳回姜为民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姜为民不服，上诉至本院称：《确认书》中一次性社会救助168000元，是国家开发银行在我生活困难及患病期间支付的生活救济款，并不包含因我的人事档案滞留在国家开发银行所造成的损失，故国家开发银行支付上述我在原审阶段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及费用。国家开发银行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1989年8月14日，姜为民与中国投资银行人事教育处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姜为民）到工作岗位后，要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在此期间，乙方（中国投资银行）将对甲方的工作、思想状况进行全面考查，试用期如果达不到乙方要求，乙方可以辞退甲方。甲方试用期满，应为乙方连续服务五年，不得调出，也不得自费出国留学。1998年12月，中国投资银行整体移交给国家开发银行，其全部债权债务由国家开发银行承担。国家开发银行称，2004年底姜为民开始向国家开发银行反映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告知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
2008年6月3日，姜为民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确认书》，内容为：“本人姜为民，原系中国投资银行总行员工。1998年底，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向开行提交的移交人员花名册中没有姜为民，但由于工作疏漏，姜为民个人档案夹在其他卷宗中交付国家开发银行。本人于2008年6月3日从国家开发银行拿走个人档案。本人确认自始与国家开发银行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国家开发银行没有任何义务帮助本人解决工作，本人与国家开发银行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联系，将来亦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国家开发银行立足于‘承担社会责任，对遗留问题进行社会救助’的角度，于2008年6月3日，一次性给予姜为民人民币168000元整，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特此确认。”当日，姜为民向国家开发银行领取了168000元的款项，同时写有内容为“今收到国家开发银行一次性经济救济人民币十六万八千元整”的收条。
2008年6月26日，姜为民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其与国家开发银行之间的劳动关系，2、国家开发银行继续履行姜为民与中国投资银行的劳动合同，即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西城区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姜为民与国家开发银行已就劳动关系问题在双方所签订的《确认书》中进行了确认，即姜为民自始与国家开发银行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且姜为民亦未提供该《确认书》中的相关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认为姜为民所提出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西城区仲裁委于2008年8月4日作出京西劳仲字（2008）第222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姜为民的仲裁请求。此后，姜为民以国家开发银行为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其与国家开发银行在2008年6月3日签订的《确认书》第二项，确认该项没有法律约束力。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姜为民多次找国家开发银行解决其问题长达几年之久，姜为民对国家开发银行的答复不满意后也被告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姜为民并未直接诉诸法律，而是在2008年6月与国家开发银行达成一致意见并领取了《确认书》中约定的款项；上述事实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姜为民提出其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确认书》的相应条款系受到国家开发银行胁迫所为。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2日作出（2009）西民初字第87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姜为民的诉讼请求。姜为民不服该判决结果，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2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16985号民事判决书，以姜为民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为民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一中民终字第1698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2年6月5日，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民申字第001566号案件谈话中，姜为民称其1995年到2004年待岗期间在其家属开的向阳院餐厅里面帮忙报税和家庭经济救济；国家开发银行代理人称“我们是出于社会救助考虑，看到申请人的确家庭生活困难，所以才一次性给付其168000元的救助款，这并不是基于劳动关系给付的补偿款”，“当时测算时候应该考虑了1995年到1999年期间的社平工资等资料，经过协商确定下来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一、二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和现有证据，对本案所作认定和判决并无不当；姜为民的再审理由缺乏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应当再审的情形。据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7日作出（2012）高民申字第0156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姜为民的再审申请。
此后，姜为民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以国家开发银行为被告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国家开发银行赔偿其因滞留档案造成的经济损失432786.20元（自1999年至2008年期间，每年赔偿标准按照北京市国有金融业年平均工资70%计算）。2013年3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西民初字第131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姜为民的诉讼请求。姜为民就本案向我院申请再审，我院于2014年2月作出（2014）二中民申字第0016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姜为民的再审申请。
2013年7月26日，姜为民就本案诉求向西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以姜为民的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作出京西劳仲通字（2013）第53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诉讼中，姜为民称因国家开发银行滞留其人事档案导致其本案诉求的各项损失。国家开发银行称姜为民在与原中国投资银行终止劳动关系后，先是于1999年以前到杨福芹所开的北京宏润达餐厅工作，又于1999年将此餐厅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并更名为向阳院餐厅，该餐厅直至2003年都持续经营且有盈利。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北京向阳院餐厅卫生许可证、企业增（减）补执照登记审批表及检查材料、企业更换营业执照申请表、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姜为民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向阳院餐厅由其几个亲戚朋友出资承包经营，其仅担任了法人代表，并不参与经营管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协议、《确认书》、收条、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谈话笔录复印件、北京向阳院餐厅卫生许可证、企业增（减）补执照登记审批表及检查材料、企业更换营业执照申请表、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业已生效的（2009）西民初字第8750号民事判决和（2009）一中民终字第16985号民事判决认为姜为民要求确认《确认书》第二项无法律约束力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关于因受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才签订《确认书》的主张亦未予采信；此后，姜为民提起再审，但（2012）高民申字第01566号民事裁定认为上述一、二审判决所作认定和判决并无不当，姜为民的再审理由缺乏依据，裁定驳回姜为民的再审申请。姜为民在本案中仍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签订《确认书》确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法院依据上述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以及双方签订的《确认书》认为姜为民与国家开发银行因人事档案所产生的纠纷已经解决完毕，并无不当。姜为民虽上诉称《确认书》中所涉钱款168000元仅是国家开发银行在其生活困难及患病期间支付的生活救济款，并不包含因其人事档案滞留在国家开发银行所造成的损失，但此主张与《确认书》所载明的内容相违，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姜为民的各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姜为民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窦江涛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