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松民一终字第7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常州常发农业机械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常发南门工业园，组织机构代码K1206063-9。
法定代表人黄小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沈克平，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文新，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扶余县时运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郊新城局村，组织机构代码从缺。
法定代表人于庆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国志，吉林浩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松原市融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组织机构代码从缺。
法定代表人伍春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解洪涛，男，1968年8月16日生，汉族，系该公司副经理，住址吉林省松原市，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刘文举，男，1957年8月13日生，汉族，系该公司副经理，住址吉林省扶余市，身份证号码×××。
一审第三人松原市吉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内，组织机构代码58463244-9。
法定代表人陈国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贵福，吉林车宏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常发农业机械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扶余县时运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运公司”）、一审第三人松原市融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公司”）、一审第三人松原市吉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元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扶余市人民法院（2013）扶民初字第3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常发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克平与夏文新、被上诉人时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志国、一审第三人信融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文举与谢洪涛、一审第三人吉元公司委托代理人张贵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常发公司诉称，我公司系江苏省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子公司，所销售的农业机械产品遍及全国，包括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等地。为了方便销售，我公司在松原市和扶余市分别租赁了仓库存放农业机械，仓库地点分别为松原市前郭县单家围子农机大市场和扶余县新城局，该两处仓库的价值200万元农业机械被你院查封，经查问得知系吉元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我方认为，上述两处仓库由时运公司承租，所存放的农业机械均有我公司正常的出库、发运、接收等手续，足以证明其所有权属于我公司，无论是时运公司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均不能对其主张所有权。现上述农业机械被当作时运公司的财物由法院查封，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存放在松原市和扶余市两处仓库内的农业机械所有权属于我公司。为证实上述主张，常发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两份经销商协议，一份是常发公司与大安市锐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一份是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用于证明常发公司在松原地区有经销商在销售该公司的农机产品。2.三份租赁合同，用于证明常发公司在扶余市租赁了三块场地用于存放该公司的农机。3.（2013）扶民诉前保字第76-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被查封的农机具的书面文书。4.扶余库常发公司产品入库清单22份，用于证明法院扣押的财产在常发公司清单之中，该财产应该属于常发公司。5.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庆和的情况说明1份，用于证明本案诉争的产品归属于常发公司。
一审被告时运公司辩称，常发公司所述属实，没有别的意见。
一审第三人融信公司答辩称，常发公司主张这批农机的所有权应当向法庭提交足够的证据，现没有证据表明这批农机具是该公司的。常发公司提交的两份经销协议，不能证明该公司对这批农机具享有所有权，我方扣押的农机具不在常发公司提交的三份租赁合同载明的场地内，关于常发公司提交的22份产品入库清单，加盖的是时运公司的公章。关于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庆和的情况说明1份不是客观的，现于庆和涉嫌合同诈骗罪，与常发公司有利害关系，故其出具的这份说明法庭不应采信。常发公司请求确权的物品是特定物，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法院应判决驳回常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证实上述主张，第三人融信举证如下：1.被扣押产品的合格证，用于证明该产品合格是由时运公司交给融信公司，证明时运公司对该批产品享有所有权。2.融信公司与孙艳（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庆和的妻子）的协议书，用于证明孙艳同意将该批农资交给融信公司处理，时运公司对该批农资享有所有权。3.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1枚，用于证明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及常发公司为于庆和提供担保，现于庆和涉嫌合同诈骗罪。
一审第三人吉元公司答辩意见为：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之间主张的事实不存在，是虚假的，我方申请保全的财产属于时运公司，与常发公司没有关系。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之间的经销商协议的第三条第二款产品交付第一项已经明确了产品的交付地点为甲方（常发公司）厂内，运费及风险由乙方（时运公司）负责。关于三份租赁合同是虚假的，不符合商业管理，其他意见同融信公司一致。为证实上述主张，吉元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租赁协议1份，用于证明吉元公司扣押的产品是时运公司存放在陈国信院内的，存放时间是2012年2月26日，其扣押的产品属于时运公司，与常发公司没有关系。2.申请证人张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某证实，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庆和找其帮忙租赁场地，2012年2月份，时运公司租赁了陈国信的场地，存放了时运公司200多台农机产品。
一审查明，2013年3月20日，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签订了《2013年常发农装经销商协议书》，时运公司作为常发公司的经销商销售常发公司生产的农机产品。2013年，因时运公司与融信公司、吉元公司有债务纠纷，融信公司、吉元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于2013年10月14日作出（2013）扶民诉前保字第76-1号民事裁定书，对被申请人（时运公司）所有的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4台、手扶式插秧机80台、稻麦联合收割机6台、轮式拖拉机13台予以扣押。关于常发公司提交的22枚产品入库清单，由于该出库单上加盖有时运公司公章，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被扣押产品归常发公司所有，故不予采信。另查明，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庆和因在中国建设银行武进区支行借款800万元，由江苏常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常发公司系其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于庆和以其房产进行反担保，2013年12月2日，常发农业装备公司已支付中国建设银行武进区支行800万元，于庆和提供的三本其房产“他项权证”系伪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4年2月11日，于庆和被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现取保候审。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确认物应为特定物，常发公司不能向法院提供其主张确认的农机产品的具体位置和特定属性，该公司提交的22枚产品入库清单，加盖的是时运公司公章，虽然时运公司对常发公司的主张予以认可，但其二者的行为严重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常发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认定该公司对请求确认的农机产品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于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对常发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融信公司在庭审中提出调取相关卷宗材料，因其未在指定期间递交申请书，视为其放弃申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常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常发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常发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在对本案所涉农机进行查封时，没有制作相关的查封物资清单，这种做法违反法律规定，使得上诉人无法区分、确认被查封农机的具体型号，也就使得确认物无法特定，其过错不在于上诉人；上诉人因为销售的需要租用被上诉人租用的部分仓库用以存放待销农机，待销农机的具体存放由被上诉人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掌管大门钥匙的是被上诉人员工，为进出仓库和管理方便以及区分所有权的需要，由被上诉人时运公司在上诉人的入库清单上加盖公章，这种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时运公司对上诉人的主张及证据均予认可，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诉人的主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时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东西就是上诉人的。
一审第三人融信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吉元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原判。我们公司扣押的产品是时运公司租赁的第四个场地中的农机，不是上诉人主张的那三个租赁场地中的农机；上诉人主张该公司只租赁时运公司的部分场地是虚假的，场地是时运公司整体承租的；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间签订的合同中明确是“现款提货”，上诉人说双方间没有买卖合同是不正确的。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时运公司是上诉人常发公司在扶余市的经销商，双方协议已经履行多年，协议一年一签。根据常发公司与时运公司签订的“2013年常发农装经销商协议”（签订日期为2013年3月20日，有效期为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0日）内容确认，甲方为常发公司，乙方为时运公司，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产品交付地点均为甲方厂内，运输费用及风险由乙方自负，乙方派车自提的需在提货计划中注明‘自提’，委托甲方代办运输的注明‘委托常发代办运输’”；“每笔货物交付之日起，货物的损毁及风险就转移至乙方”；资金结算方式为“现款提货：乙方应以现款向甲方全额支付货款（以甲方产品开票价为准），在甲方确认货款到账后方可提货”。2013年10月14日，扶余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扶民诉前保字第76-1号民事裁定书，“对被申请人（时运公司）所有的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4台、手扶式插秧机80台、稻麦联合收割机6台、轮式拖拉机13台予以扣押。”2013年10月16日，扶余市人民法院又作出（2013）扶民诉前保字第76-2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被申请人玉米联合收割机4台、稻麦联合收割机6台、手扶式插秧机80台的扣押。”
本院认为，上诉人常发公司主张其与时运公司间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常发农装经销商协议”，协议一年一签，协议内容时有变更，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变更的事实，鉴于双方协议已经履行多年，对于合同的主体框架没有较大变动，故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3年常发农装经销商协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常发农装经销商协议”约定，双方资金结算方式为“现款提货”，时运公司给付货款，常发公司交付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据此，可以确认上诉人常发公司与被上诉人时运公司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常发公司虽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时运公司是代销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常发农装经销商协议”，货物交付、风险转移条款等约定，该货物出厂即为交付，所有权已转移，故对常发公司主张的代销关系，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常发公司庭审中还称其租赁了被上诉人时运公司部分场地以存放农机具，并于一审提交了22枚入库单，用以证明该公司对入库单上农机具的所有权，经审查，上述入库单显示：常发公司主张所有权的农机具型号不规则夹杂在其他已售农机具中，这与常发公司主张其租赁部分场地存放机械，为了管理方便才由时运公司统一入库管理的说法相悖，且上述入库单上均加盖有被上诉人时运公司的公章，应视为合同双方已经完成货物的交付，至该时起，入库单上所列农机具的所有权转移至时运公司所有。上诉人常发公司为证明诉争农机具的所有权，还向本院提交了数枚时运公司订货与退货票据复印件，但上述退货票据相对应的规格型号及单价数额与常发公司提交的入库单上信息不符，缺少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且与原审第三人融信公司提交的证明诉争农机具所有权的合格证（该合格证系随机交付的必要凭证）相互矛盾，无法证明常发公司称诉争农机具所有权未转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常发公司主张的农机具系种类物，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已扣押农机具的所有权，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常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常州常发农业机械营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福桐
审判员 王明星
审判员 李 铭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