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0民终字第003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良。
委托代理人：刘学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承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伶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凌飞。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雄，湖北松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邦清。
委托代理人：许启发，松滋市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学良因与被上诉人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袁邦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松滋市人民法院（2015）鄂松滋民初字第01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学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学才，被上诉人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雄，被上诉人袁邦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诉称：刘学良欲拆除位于松滋市八宝镇东岳村五组的房屋，遂要求袁邦清联系人员进行施工。袁邦清联系了本村村民袁邦和、邓求玉及杨传明，四人于2015年10月3日进场开始拆除，施工至下午5时许，砖墙突然倒塌，将袁邦和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刘学良支付抢救费4000元，丧葬费20000元。袁邦清支付丧葬费费10000元。嗣后，因赔偿事宜未能协商处理，故具文起诉，要求二赔偿义务人赔偿其经济损失261097元。包括死亡赔偿金216980元、丧葬费21609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亲属办理丧事所花的交通费、误工费2508元。
刘学良辩称：1、袁邦清与刘学良系承揽合同关系，在施工中发生的事故，刘学良不存在任何过失，不应由刘学良承担任何责任；2、袁邦清与袁邦和系雇佣关系，袁邦清是雇主，雇员受害应由雇主袁邦和承担赔责任。
袁邦清辩称：1、袁邦和是受刘学良的委托雇请他人帮忙拆除房屋的，其报酬与其他三人同等，也是每天150元。袁邦清为刘学良提供劳务，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2、袁邦清施工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认定，刘学良欲将自己所有的座落在八宝镇东岳村五组的附属房屋（厨房和猪栏屋）拆除。2015年9月30日，刘学良找袁邦清协商拆除相关事宜，双方口头约定：该房屋的拆除由袁邦清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工资总额为1000元，加上100元的中餐费，合计1100元。同年10月2日旱晨，刘学良与袁邦清就房屋拆除之事按照原先协商的意见再次达成共识（有本组组长王光志在场），并约定次日动工。10月2日晚上，袁邦清到邓求玉家通知邓，明天给刘学良拆除房屋。10月3日早晨，袁邦清电话通知杨传明到刘学良家拆房，同时喊来其弟袁邦和并告知三人，每人每天工资为150元。四人施工�下午5时许，袁邦清说休息一下。杨、邓、袁邦清三人在原地休息时，袁邦和一人去打墙，导致墙体倒塌，将其压在砖下。袁邦和被救出后送到松滋市人民医院抢救，后死亡。袁邦和受伤后花去抢救费3089.8元。事发后，袁邦清支付丧葬费10000元，刘学良支付抢救费及其他费用24100元。
一审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邦和、邓求玉、杨传明均受袁邦清指派前往刘学良处对其附属房屋进行拆除工作，且工资均由袁邦清支付，可见袁邦和、邓求玉、杨传明与袁邦清形成劳务关系，即袁邦清为雇主，袁邦和、邓求玉、杨传明为雇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袁邦清未对袁邦和进行妥善管理，亦未为施工人员提供足够的安全施工条件，应当对袁邦和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袁邦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实施具有一定危险性作业时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对造成自身损害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学良对袁邦清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合同关系符合承揽的特征，即刘学良与袁邦清形成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学良系拆除房屋的业主，其房屋的拆除工程交由不具有资质的袁邦清个人完成，在选任上存在过失，亦应对袁邦和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16980元（10849元／年×20年）、丧葬费21609元（43217元／年÷12月×6月）、抢救费3089.8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办理丧事的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1508元，合计264186.8元。由刘学良承担总额264186.8元的15%，即39628.02元，冲除已支付的24100元，还应赔偿15528.02元。袁邦清承担总额264186.8元的60%，即158512.08元，冲除已支付的10000元，还应赔偿148512.08元。余下的25%由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袁邦清赔偿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经济损失148512.08元；二、刘学良赔偿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经济损失15528.02元；三、驳回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学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刘学良拆除的厨房和猪栏屋属于低层自建住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不需要施工人员具有相应资质。刘学良作为定作人，不是雇主，不存在选任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共同答辩称：袁邦和给刘学良提供劳务时受伤，袁邦和与另外参与建房的人都是同工同酬。刘学良没有经过建筑管理部门许可，进行建设活动是违法的，而且刘学良雇请没有资质的人拆除房屋，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袁邦清答辩称：刘学良没有经过建筑管理部门许可，私自进行建设活动，施工人员均没有资质，主观上具有过错。袁邦清受刘学良的委托介绍工人帮忙拆房，与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刘学良是实际雇主，应由刘学良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刘学良向本院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袁邦和在松滋市卫生院的出院记录两份，××，冒险从事体力劳动，自身具有一定过错。证据二、袁邦清妻子彭绍芬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刘学良已与袁邦清结清1100元拆房工程款，刘学良与袁邦清之间系承揽关系。
被上诉人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质证认为，证据一出院记录没有加盖医院公章，对真实性有异议，××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1100元收条的用途是工资还是承包款无法确定，不足以证明承揽关系。
�上诉人袁邦清质证认为，认可杨承玉、袁伶俐、袁凌飞的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彭绍芬不是本案当事人，证据二收条不足以证明承揽关系。
本院认为，××，其自身健康状况××，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过错。因此，本院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刘学良与袁邦清系承揽关系，袁邦清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服从一审判决。1100元收条的真实性已经被袁邦清自认，该收条可以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佐证，本院对证据二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2015年10月3日，袁邦清与袁邦和、邓求玉、杨传明四人开始为刘学良拆除厨房和猪栏屋，刘学良在施工现场帮忙。袁邦清、刘学良仅在口头上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安全，现场没有任何安全设施，施工人员没有佩戴安全帽。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刘学良作为定作人，有无选任过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定作人的选任过失立足于“选任”二字，定作人应当选任适合的承揽人完成定作成果，承揽人的资质只是判断定作人有无选任过失的一个方面。本案所涉的厨房和猪栏屋属于农村低层自建房屋，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虽然对施工人的资质没有要求，但定作人仍然应当尽到妥善的选任职责，尽可能地去选任施工经验丰富、现场管理规范、安全设施齐备的承揽人进行施工，从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可�性。从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拆房施工时刘学良亲自到现场帮忙，现场没有任何安全设施，施工人员未带安全帽。刘学良明知承揽工程的袁邦清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然选任袁邦清作为承揽人，其主观上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一审以承揽人袁邦清无建筑施工资质为由，认定刘学良存在选任过失，该认定理由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但酌定刘学良承担15%的赔偿责任，该责任比例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学良以拆房施工无需资质为由，认为自己不存在选任过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学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军华
审 判 员 陈红芳
代理审判员 潘川川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