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北四路一小区198号。
负责人惠文巢，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兴群，浙江苏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敬生,男,194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华,女,195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振英,女,197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文朝,男,199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男,200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亦鸣、黄慧玲，浙江如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涛,男,198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滨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舒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三区34幢1号。
法定代表人高世柱，总经理。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绍明、戚燕萍，浙江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雉城街道金陵南路128号。
负责人庄伟民，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陆曦农，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公司（以下简称石河子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李涛、杭州舒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兴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4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5月19日，李涛驾驶市政公司所有的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从杭州九堡开往余杭区运河街道博陆码头，当日22时38分许，在新丝路由南往北行驶途径至振兴路路口时与沿振兴路由西往东行驶由侯某驾驶的皖Ｊ×××××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侯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5月31日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李涛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经检验制动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重型自卸货车行经路口时超速行驶且违反信号灯通行；侯某驾驶已报废的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在此事故中，李涛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大于侯某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故李涛负事故主要责任，侯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2016）浙0110刑初96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李涛与被害人侯某亲属达成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并已支付丧葬费人民币5万元、预赔款人民币40万元、额外补偿款人民币5万元及部分医药费，获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判决：被告人李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本案中查明，市政公司垫付侯某医药费76025.86元，并向侯某亲属支付了现金40万元。侯某在杭州市公安局办有暂住证二份，有效期限分别为2013年10月8日至2014年10月8日、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10月9日。2013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侯某与杭州远博朔料板材有限公司签订二份劳动合同。侯敬生于1946年8月10日出生，李立华于1951年6月8日出生，系侯某父、母；侯敬生与李立华育有四个儿子。朱振英系侯某妻子，马文朝与马某为其继子。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长兴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在石河子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保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于2016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一、李涛、市政公司赔偿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损失532665.12元；二、长兴保险公司、石河子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交强险、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在第一项诉请中增加医疗费76025.86元，住宿费变更为5000元，合计金额1211357.26元；按责任比例划分并扣除李涛、市政公司已经支付费用后，要求李涛、市政公司、长兴保险公司、石河子保险公司承担593485.81元。另，增加第一项诉讼请求即非医保费用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应当予以赔偿。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李涛负事故主要责任，侯某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酌定李涛承担本案民事赔偿的比例为80%，市政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为此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长兴保险公司抗辩交强险不予赔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交强险突出的特点是公益性和强制性，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分散侵权人无力赔付的风险，让受害人能够及时、有效得以赔付，从而迅速填补其在交通事故中所受的损失，使其得到及时救治，因此法律法规赋予了交强险向“受害人”无条件赔付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肇事当事人各自过错责任比例分担损失。因此，长兴保险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长兴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关于石河子保险公司抗辩商业三者险不予赔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以上条款来看，虽准驾不符系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但只是减轻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并不能免除保险人的提示义务。由此，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石河子保险公司举证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好福汽车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且石河子保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对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已尽提示义务。因此，石河子保险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石河子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经原审法院审查确认，本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伙食补助费，为550元。2、护理费，为1558.70元。3、受害者家属处理丧事的误工费，为2975.70元。4、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赔偿，为87428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8729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侵权人李涛已负刑事责任，对侯敬生五人已具抚慰功能，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7、丧葬费，为25859.50元。8、交通费，酌定为3000元。9、住宿费，不予支持。10、医疗费，为76025.86元。以上各项之费用合计为1092978.76元。本案的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部分，由长兴保险公司赔付120000元（非医保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其中优先支付）。2、商业三者险部分，由石河子保险公司赔付778383元（1092978.76元-120000元=972978.76元×80%）。鉴于市政公司已垫付476025.86元，属于替石河子保险公司履行的义务，扣除该476025.86元后，石河子保险公司尚应在商业三者险部分赔付302357.14元。综上，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诉请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长兴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各项损失120000元；二、石河子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各项损失302357.14元；三、驳回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35元，减半收取4867.50元，由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负担1050元；由李涛负担3817.50元，市政公司负连带责任。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李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石河子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其裁判错误，故应予改判。本案基本事实为作为代理公司的好福公司代市政公司投保了涉案保险，在保险期间内，涉案车辆因无相应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员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致受害人死亡。虽庭审中，市政公司称其直接购买保险，但并未出示相应的付款单证。基于上列事实，上诉人认为：首先，被上诉人基于保险合同主张权利即意味着其认可因代理投保而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那么，在该保险关系中，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生效。而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缴纳保险费视为对保险关系的追认，而该追认实际上是对代理关系的追认。若被上诉人不认可上列代理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因代理的无效，则保险关系无效，当然也不可能发生被上诉人基于保险关系主张权利的情况。因此，本案中，好福公司在投保单和免责告知书上的签章行为应认定为其作为代理人就被保险人市政公司与上诉人间成立保险关系的代理行为，而该行为应当视为被代理人市政公司的行为并对其生效。其次，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属于该保险的免责事由，而保险单正文中明确以特别醒目和有别于其他文字的形式就免责事由进行了告知和提示，免责告知书也进行了相应的免责告知。应认定上诉人完成了告知和提示义务，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效力。更为重要的是，本案中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之禁止违法行为，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只要就法律禁止之行为免责进行了提示即可发生免责的效力。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市政公司之间基于好福公司的代理行为达成了涉案车辆的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已经就该保险关系中的责任免除等重要事项通过保险条款、特别告知等形式向被保险人进行了告知和提示，被保险人已经就上列告知和提示义务的履行予以了确认。基于本案涉案车辆驾驶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本案交通事故之违法行为属于保险合同的免责范围，故上诉人于本案中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而本案一审法院对好福公司的签字签章行为未认定为代理行为，却认定保险关系的效力属事实认定错误。对保险法司法解释关于提示和告知的规定置之不理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保险人一方承担的80％民事责任明显过高，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各项保险理赔款合计302357.14元，并驳回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石河子保险公司举证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符合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称本案是好福公司作为代理人代理市政公司向其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但其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1）上诉人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认为“缴纳保险费即视为对保险关系的追认，而该追认实际上是对代理关系的追认”，该主张并不成立。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回单只能证明石河子保险公司与好福公司之间存在着金额为382095.11元的资金往来，但此金额远远高于涉案车辆的商业险保费16335．87元；且回单注明转账用途为“3天保费”，并未注明保费的投保对象，且投保期限与案涉车辆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与其宣称的缴纳保险费一事未建立任何关联关系，与涉案车辆的商业保险毫无关联性。因此，其提供的银行回单无法证明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投保关系。(2)上诉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任何业务往来或合作关系或关联关系。因此，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委托代理投保关系。2．上诉人认为“若被上诉人不认可代理行为，则因代理的无效，保险关系无效，当然也不可能发生被上诉人基于保险关系主张权利的问题”，此主张属于错误认识，也不符合事实，不应得到支持。因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委托代理投保关系，而案涉车辆真实的商业保险关系是发生在市政公司与石河子保险公司之间的。此项事实已经由市政公司提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原件予以证明，并已被一审法院所采纳。该发票主要载明了开票时间、代码、发票号码，载明付款人为市政公司，承保险种为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费金额为16335．87元，复核、经手人为王某。此证据可以证明为案涉车辆投保的真实投保人为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在一审中陈述石河子保险公司的王某拿到公司车辆行驶证和保险费用后，给市政公司寄回了保单发票。此陈述与现实中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的惯常做法相符合，结合市政公司提供的保险发票，完全可以证明市政公司自己作为投保人在石河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事实。市政公司为名下的案涉车辆投保的事实不需要通过对所谓代理关系有效与否的推论或反证而得出，此事实完全有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因而上诉人关于代理无效则保险关系无效的主张缺乏逻辑，无法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证据不予确认，不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石河子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100万元的判决完全正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其已经按照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保险单正文及免责告知书中进行了相应的免责事由告知，完成了告知和提示义务，故不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此主张并不能成立。1、鉴于石河子保险公司提供的保单和免责告知书上都仅有好福公司的公章，而其又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之间存在着委托投保关系，因此无法根据加盖好福公司公章的保单和免责告知书而认定石河子保险公司对市政公司尽到了免责告知提示义务。案涉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关系发生在市政公司与石河子保险公司之间，因此有关保险责任免责事由应由保险人石河子保险公司告知、提示市政公司。而市政公司称在缴纳保险费后只收到了保险发票，从未收到任何保单和免责告知书，即投保人市政公司既未在保单上也未在免责告知书上签章。而石河子保险公司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市政公司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示和告知过免责条款和事由。由于其未尽到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2、上诉人称本案机动车驾驶人的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之禁止之违法行为，与事实不符。以上两条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疲劳驾驶及服用精神或麻醉药品驾驶、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的禁止性规定，而本案驾驶人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皆无上述情形。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而且，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可以减轻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而本案事实是石河子保险公司并未对投保人市政公司作出任何免责条款和事由的提示，因此不符合该法律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其明确说明义务不能减轻，免责效力也不能发生。3、本案中驾驶人不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行为属于商业险免责事由，此约定属于商业险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合同条款，该约定只能约束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之外的受害第三人不能当然适用。侯敬生五人是按照保险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请求上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不能对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侯敬生五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涛、市政公司答辩称：李涛、市政公司同意受害人代理人的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另外补充：第一，上诉人与市政公司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这个由市政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供的发票以及上诉人自行提供的保险单副本印证，市政公司在上诉人处缴纳了16335元的保费，也约定了机动车商业保险，该发票与保单副本、保险金额、保险日期也是一致的，双方是一种合法有效的保险关系，双方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本案的事实。第二，上诉人在本案中人为地创造了法律关系，即所谓的代理关系，市政公司既不认识好福公司，也没有与它发生过关系，上诉人人为的认为是代理关系，该证据不能成立，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作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市政公司给好福公司授权，市政公司根本不认识好福公司，其主张的代理关系不存在。上诉人与市政公司的保险关系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第三，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应当做出提示或者说明，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上诉人收到市政公司1万多元后，只给市政公司邮寄机打发票，谈不上有提示，也没有履行说明义务，所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的认定是正确的。
原审被告长兴保险公司答辩称：一、长兴保险公司对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长兴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支付赔款的描述有异议，应称垫付赔款。然后依法获得追偿权。且长兴保险公司已按一审判决向一审法院的指定账户履行了交强险的垫付款项。二、长兴保险公司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应该成立。保险合同成立时，只要投保人依法取得被保险人口头或书面的同意，同时被保险人将相关的投保必须资料及相应的保险费用交付给投保人，然后由投保人来保险人处投保相应保险并代为签订保险合同，符合合同法及保险法的规定，并无违法之处。至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何种关系这并不是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的法定审查范围，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投保人提供必要的投保资料并交纳保险费已足以让保险人相信投保人前来投保的诚意，是其真实意思的表达。而被保险人既然已授权投保人来投保，那么理应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为代理行为是双方的行为，而不是三方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需要审查的是上诉人和好福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有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如履行那么免责条款应有效。而一审法院强调必须要向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由亲属或朋友代为办理保险并签订保险合同的比比皆是，从促进交易的大背景原则角度出发，这有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一审法院这种片面的认定，会严重影响保险事业的发展。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财产保险中并没有要求投保人必须与被保险人或者保险标的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而本案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代理行为，故一审法院认为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而否认保险人依法已履行的告知义务明显属适用法律不当。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另认定，二审中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李涛、市政公司均确认除一审认定的垫付医疗费76025.86元及已支付40万元，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还收取了丧葬费5万元，侯敬生等人认可该款从一审判决的金额中再予扣除。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判决书中“杭州市舒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应为“杭州舒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关于责任比例，各方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载明的李涛与侯某的过错情形并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确定货车一方承担8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市政公司提供了由石河子保险公司开具的付款人为市政公司保险费发票原件一份，可以证实其与石河子保险公司存在商业保险合同关系，石河子保险公司应当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石河子保险公司主张本案存在准驾不符的情形，其根据保险合同可予免责。本院认为，虽然准驾不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但石河子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仍负有提示义务。石河子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好福公司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好福公司与市政公司存在委托投保关系或其已将免责条款送达市政公司的相关证据，故其主张免责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石河子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鉴于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在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的基础上还应扣除市政公司、李涛一方已支付的5万元丧葬费，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二项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491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各项损失120000元；驳回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49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各项损失252357.1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735元，减半收取4867.5元，由侯敬生、李立华、朱振英、马文朝、马某负担1813.5元，由李涛负担3054元，杭州舒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508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