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锦奇，男，汉族，1966年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玉欢，女，汉族，1972年1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理坤，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自然空间环保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王红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耿志华，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顺德市乐从镇大罗经济联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黎杰藩。上诉人曾锦奇、曾玉欢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自然空间环保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然公司）、原审被告顺德市乐从镇大罗经济联社（以下简称大罗经联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3）佛顺法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曾锦奇、曾玉欢应向自然公司支付本金1700000元及利息1428905元（计算至2004年7月31日）；大罗经联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831.24元，由曾锦奇、曾玉欢、大罗经联社社负担。上诉人曾锦奇、曾玉欢上诉提出：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判决不公。自然公司提交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根本不能证明曾锦奇、曾玉欢收到案涉贷款。上世纪90年代，在金融机构处于完全强势、支配地位及法制不健全的国情下，银行的贷款程序系借款人首先必须与其签订借款合同并在借款借据上签字，在填写完相关资料后，经过银行内部批准符合条件的才予以放款；而不符合条件的银行也不会将上述资料返还借款人。因此，按照当时历史原因，凭借《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不能说明银行实际向借款人支付了借款。从法律角度来看，中国农业银行顺德乐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乐从支行）只是与曾锦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是否履行仍需债权人举证证实。本案中，农行乐从支行在签订合同和借款借据后根本没有将诉争的款项划入曾锦奇的任何银行账号。因此，农行乐从支行从未向曾锦奇追讨任何利息。曾锦奇于1997年年中收到大罗信用社通知有笔借款期限届满需要交付利息，才知道案涉借款。曾锦奇为此向银行负责人核实。但曾锦奇从未支付1994年至1997年的利息。曾锦奇1994年前后在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乐从镇农业公司都有借款，总额不超过200万元，如果曾锦奇真有170万元的借款必然清楚。事实上，曾锦奇当时向农行乐从支行申请贷款250万元，但该行只批准了80万元贷款，另外的170万元没有批准亦没有将相关的贷款合同和借据退回曾锦奇。退一讲来说，若诉争款项已划入曾锦奇账号，按照当时银行的操作程序，农行乐从支行经审批后准予放贷的款项会下拨给大罗村营业部，而后曾锦奇从大罗村营业部分批取出用于购买食料及种苗，每次取款约1-5万元。而且，农行乐从支行及其下设的营业部均持有每笔款项的流转记录。因此，自然公司可将曾锦奇在农行乐从支行或大罗村营业部的取款记录提交法院予以证实其主张。然而，原审径以借款借据加盖“转讫”章即认定款项已经划入曾锦奇账号，缺乏依据。“转讫”章由银行持有，银行可随时加盖。综上，自然公司无法提交转账凭证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曾锦奇在当事人的催收通知书上签名，是由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有多笔借款，到期时间均不相同，银行催收贷款时未附有相应的借据，因此，曾锦奇签名确认时并不清晰催收的贷款内容。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自然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及《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的，信件或数据电文到达或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的，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因此，自然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及《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首先，《公证书》公证的内容是“证明把信函装进信封”，并没有证明“已经将信件寄给曾锦奇、曾玉欢”。其次，在媒体上刊登公告主张权利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而曾锦奇、曾玉欢一直居住在大罗村，住址一直没变。因此，自然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自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自然公司承担。上诉人曾锦奇、曾玉欢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曾锦奇于1993年在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乐从支行）开具的唯一账户，贷款都是转入该账户。被上诉人自然公司认为，曾锦奇、曾玉欢的举证已逾期，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亦无法证明贷款转入该账户。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自然公司辩称：一、原审举证责任分配客观公正，曾锦奇、曾玉欢称不确定是否收到案涉贷款，缺乏理据。案涉借款合同与借款借据上均有曾锦奇的签名确认，曾锦奇对该本人签名亦认可。至此，自然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其举证已足以证明农行乐从支行向曾锦奇发放了贷款。曾锦奇对其抗辩主张理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曾锦奇从1994年贷款到2000年6月9日长达6年时间内对催收贷款通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广州办）的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均签收确认。该两笔借款本金合共高达170万，曾锦奇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没有收到上述借款早向银行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每次均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确认，曾锦奇对其主张亦未能举证证实。因此，曾锦奇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二、原审认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客观公正。理由如下：1、农行乐从支行于1999年12月31日向曾锦奇、大罗经联社催收时距上次催收已超过两年，但曾锦奇、大罗经联社对该次催收的签名确认应视为其对该笔借款的重新确认，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曾锦奇于2000年6月9日又在《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回执》上签名盖章确认欠款并承诺继续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的行为，也可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现自然公司提交的经公证机关制作的公证书已经证明债权人多次向曾锦奇及大罗经联社催收欠款。3、《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案涉催收公告刊登于南方日报，该报系广东省党报，因此，南方日报上刊登的催收公告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曾锦奇、曾玉欢称没有看到报纸催收公告故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自然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顺德市乐从镇大罗经联社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期间，本院依法向农商行乐从支行、农行乐从支行调查案涉农银保借字94第0375号、0415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发放时的划拨情况。2013年10月22日农商行乐从支行向本院出具《关于曾锦奇贷款划拨情况的复函》载明：“我行没有调查函中所述的农银保借字94第0375号、农银保借字第0415号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相关记录”。2013年12月农行乐从支行向本院出具的《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查询调查函（回执）》载明：“《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综合应用系统业务操作规程》（201107）版本第一部分第四章第一节及《附表：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规定：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其附件保管15年，交易流水保管5年，结算账户分户账保管15年。贵院查询的资料是1994年发生的业务，至今已超过15年，所以相关资料已销毁，无法提供”。上诉人曾锦奇、曾玉欢质证认为，对农商行乐从支行的复函真实性和内容无异议，案涉两份合同项下的贷款确实没有划入该账户；对农行乐从支行的复函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有异议，根据相关规定贷款材料应保存20年，该行不予提交是由于经核查没有找到相关贷款的发放材料。被上诉人自然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两行的复函真实性均无异议，在两行均无法找到相应材料的情况下，本案应依据自然公司提供的借款借据及其他资料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上述复函来源合法，内容可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采纳。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关于“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曾锦奇、曾玉欢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一、案涉两份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是否实际发放；二、本案债权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两份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是否实际发放的问题。经征询，贷款发放银行农行乐从支行向本院复函称，因业务发生至今超过规定的会计档案保管期限，故相关资料已经销毁。由此，现难以通过对贷款等直接证据之考量判定争议事实。曾锦奇认为相关资料的保管期限为20年而非15年，但对此未能举示相应依据支持，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因此，对该系争事实依法根据本案现有在卷证据的证明力判断予以综合认定。自然公司提交了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及相应的借款借据证明合同签订当天农行乐从支行分别向曾锦奇发放了相应的贷款。借款借据上有农行乐从支行的转讫章及曾锦奇的签名确认，可初步反映贷款已经发放之事实。且自贷款发生后，农行乐从支行于1996年7月14日、1997年5月22日、1997年12月28日、1999年12月31日分别向借款人曾锦奇、保证人大罗经联社催收逾期贷款，曾锦奇、大罗经联社均予以确认，亦近一步补强印证了案涉两份合同项下共170万元贷款已经发放的事实。曾锦奇上诉认为其当时有多笔贷款故不清楚被催收的具体贷款内容而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农行乐从支行于1996年7月14日发出的第一份《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上并未载明合同号，但注明本金为“（2笔）壹佰柒拾万”，现曾锦奇未能举证其向农行乐从支行的贷款中除案涉两笔贷款外恰好存在其他数量为两笔、金额共为170万元的贷款发生，依法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曾锦奇上诉认为其在1997年曾向相关银行提出异议，但对此未能举证，亦与其之后继续对相应催收函件予以确认的行为事实不相符，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因此，自然公司关于借款合同与借款借据的签订以及曾锦奇、大罗经联社对债权人多次催收案涉借款的确认行为之举证已经形成证据优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予以认定案涉贷款已经发放。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曾锦奇、曾玉欢上诉认为案涉两份合同项下的贷款没有发放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债权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农银保借字94第0375号、第0415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分别于1994年12月30日、1995年6月17日到期，借款人曾锦奇分别于1996年7月14日、1997年5月22日、同年12月28日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签名确认，因此，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应当从1997年12月29日起算，到1999年12月28日届满。农行乐从支行于1999年12月31日向曾锦奇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至此，农行乐从支行对曾锦奇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彼时依法取得时效届满的抗辩权。但农行乐从支行与债权受让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广州办）于债权转让时向主债务人曾锦奇发出《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曾锦奇于2000年6月9日在载明“借款人和担保人保证继续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内容的《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回执》上签名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曾锦奇在回执上签名确认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仍受法律保护。依据该司法解释，借款人曾锦奇在回执上签名确认行为性质属于对原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带来的抗辩权的放弃，原审认定案涉债权至此未过诉讼时效期间，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长城公司广州办受让案涉债权后于2001年10月12日、2002年6月11日、2003年1月24日、同年7月15日、2005年7月13日在南方日报、审计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并于2005年8月30日将案涉债权转让予案外人HUIZHOUONELIMITED后与其共同于2007年3月29日、同年9月1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曾锦奇等主张了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答复》（法函〔2003〕3号）的规定，本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因长城公司广州办在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再次引起案涉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HUIZHOUONELIMITED受让案涉债权后于2007年9月11日、2009年8月25日、2011年8月8日以公证方式向曾锦奇邮寄《债务催收通知书》，后于2011年11月15日亦以公证邮寄将案涉债权转让予自然公司事宜通知曾锦奇等并进行催收。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前述公证邮寄催收欠款的行为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自然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曾锦奇上诉主张其从未收到上述邮寄催收的材料。经审查，上述催收人依据曾锦奇办理案涉贷款的身份证上所载地址公证送达催收通知书，其行为属积极主张债权，应确认上述公证邮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曾锦奇、曾玉欢关于自然公司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曾锦奇、曾玉欢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31元，由上诉人曾锦奇、曾玉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罗 睿代理审判员  李秀红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区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