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7民终13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凌海市。
法定代表人：张仁仲，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华，辽宁龙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永吉，男，195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阎贺生，男，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清，辽宁名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袁永吉、阎贺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17）辽0781民初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张仁仲、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华，被上诉人袁永吉、阎贺生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本案是林地封育补偿合同引发的纠纷，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林地封育补偿合同完全是无效合同，因为这份合同是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违背了2015年7月11日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内容。会议确定以前封育就封了，以后不能再封育了，这份7月20日签订的合同违反村民会议决定，为无效合同。另外，本案中的被上诉人所耕种的地块，至今也没有封育，上诉人有若干份证据可以证明，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地块进行了封育，与事实不符。从2011年至2016年这块地始终由村委会往外发包，没有封育过，没有封育何谈补偿。况且本案所争议的地块压根就不是应封育范围内的土地，因为这块地为林地。凌海市人民政府2011年凌政办发的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林地不在封育之内。被上诉人在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中面积为170亩，而补偿合同只补偿145亩，另外25亩不在封育之中，一块地怎能出现一部分封，另一部分不封呢？封育不是哪个人说封就封，而是要通过一定程序，现在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合同就认定合同有效，违背了村委会的决定、侵犯村民的利益，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告诉。
袁永吉、阎贺生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2015年3月10日，被上诉人以公开投标的形式承包了上诉人170亩土地，缴纳了141600元承包费，承包期一年。被上诉人在承包地种西瓜、辣椒，上诉人承认该事实。时任村书记刘金达出庭证实2015年7月找到二被上诉人，通知二人承包地为封育林地，地上不得有附着物，否则得不到赔偿。约二个星期左右被上诉人将西瓜卖了，二人就没有再种植下茬。从2011年开始被上诉人的170亩地全部都在封育范围内，2015年封育了6492亩，2011年至2015年一直都在封育，封育是永久性的，封育土地由省里丈量，这些事实一审已经查证。2015年7月20日双方签订了封育林地给予承包方补偿合同书，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已得到了2015年省里下发的封育地拨款。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应支付被上诉人补偿款87000元，但至今没有支付，违反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60条、109条判决上诉人给付二被上诉人补偿款87000元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理，请依法驳回上诉。
袁永吉、阎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封育林地补偿款87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0日，原告袁永吉、阎贺生以公开投标的形式承包了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地名为“老黄房后”、“槐树茬子”170亩土地，并一次性缴纳了承包费141600元，承包期为一年。二原告在该承包地块内种植了西瓜及辣椒。至2015年5月，时任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书记刘金达找到二原告，通知二人承包地块为封育林地，地上不得有附着物，否则得不到封育补偿。二原告与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于2015年7月20日达成了补偿协议书，约定“李坨村（圈河）封育林地145亩，承包给村民袁永吉、阎贺生（其中袁永吉1**亩、阎贺生45亩）上级封育款全部给予承包方（袁永吉1**亩、阎贺生45亩）计145亩，每亩600元。”双方达成协议后，二原告袁永吉、阎贺生收获了西瓜后，按协议未对承包地中的145亩继续经营。2015年退田还河补偿款下发后，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未履行协议内容，未对二原告的损失予以补偿。二原告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方应按协议内容履行补偿义务。被告辩称该承包地块未进行封育且该协议违反村民意愿，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对被告的辩论意见不予采信。二原告承包土地进行农作物种植，仅经营部分承包期，即被通知中止种植，理应获得补偿。故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应按协议约定支付给原告袁永吉、阎贺生补偿款87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给付原告袁永吉、阎贺生补偿款人民币870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履行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提交凌海市凌河保护区管理局情况说明一份，主张林地不在封育地范围内，不享受封育补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因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上只有出证单位公章，并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或盖章，该证据形式上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在签订案涉补偿协议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承包的林地不能封育，不能享受封育补贴，故该证据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不应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二被上诉人承包的145亩土地是否属于封育地范围，二被上诉人是否进行了封育，是否应得到封育补偿。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经查，一审中上诉人提交村委会会议记录及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主张其与二被上诉人2015年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违反了之前的村委会会议决定以及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中林地不能封育的规定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案涉补偿协议书是在印有“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委会”名头的信纸上签订的，其上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该协议应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由于该补偿协议书明确记载“李坨村（圈河）封育林地145亩，承包给村民袁永吉、阎贺生（其中袁永吉1**亩，阎贺生45亩）…”，从中可以看出案涉的145亩土地在二被上诉人承包之前就属于封育地，故双方当事人就该土地签订封育补偿协议并不违反之前村委会会议中“以前封育就封育了，以后不能再封育了”的决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而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会议决定以及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能以其作为认定案涉补偿协议书无效的依据。另外，林地能否封育其决定权在上诉人村委会，现无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在签订补偿协议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承包的林地按政府文件规定不能封育，不能享受封育补贴。如果签订协议时上诉人告知二被上诉人林地不能封育，不能享受封育补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二被上诉人是不会与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的。故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补偿协议书系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系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经查一审卷宗，一审中二被上诉人申请时任村书记刘金达出庭，证明其2015年承包的145亩土地属于封育地，2015年5月刘金达通知二被上诉人地上有附着物就没有封育补偿，约一个星期后二被上诉人将其承包地上的西瓜卖掉后就没有再种植下茬，封育补偿款已经发放。一审质证时上诉人对刘金达的证言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对该证人证言的认可。且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凌海市凌河保护区管理局的情况说明，亦证明本案二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已被划入封育地的范围。在本案二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已被划入封育地的范围且二被上诉人实际进行封育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照补偿协议书的约定给付二被上诉人封育补偿款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凌海市新庄子镇李坨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开升
审判员 方结平
审判员 韩晓武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