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顺法均民初字第601号
原告钟丰荣。
委托代理人汪旭东，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靓鸿达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三华工业区兆安路1号之北座，组织机构代码证号79629326-6。
法定代表人周康怡，总经理。
被告周康怡。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书辛，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丰荣诉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靓鸿达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靓鸿达公司）、周康怡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海昌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本案于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17日、2015年11月11日三次公开开庭，本案三次开庭时，原告钟丰荣的委托代理人汪旭东，被告周康怡及被告靓鸿达公司、周康怡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书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丰荣诉称，被告靓鸿达公司曾长期向原告购买布料，开始双方尚合作愉快，但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被告靓鸿达公司出现拖欠货款的情况。在原告催促下，被告周康怡向原告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但均未兑现。原告与妻子于2015年5月一起前往被告靓鸿达公司处讨债，两被告的态度恶劣，还派人殴打原告并将原告妻子的手机损坏，原告为此报警，双方均在派出所作了笔录，该事件仍在处理之中。至起诉时，两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447804.2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拖欠货款未还，属于违约。被告周康怡自愿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属于“债的加入”，被告周康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据此，原告钟丰荣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靓鸿达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447804.20元及利息（从逾期付款之日自2014年2月1日起计至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周康怡承担共同连带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靓鸿达公司辩称，根据被告靓鸿达公司与原告的往来单据及汇款记录，实际所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并非原告所起诉的金额，要求与原告进行对账，但原告却不同意。原告交付的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告靓鸿达公司有权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对往来单据核实后（扣除质量不合格部份），被告靓鸿达公司同意支付原告的相应货款。
被告周康怡辩称，原告提供的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是没有经过双方对账确认的，其他两份的对账核对通知书是确认。
综合双方当中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靓鸿达公司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应当如何认定？
原告钟丰荣在诉讼中提交以下证据及被告靓鸿达公司、周康怡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两被告认为：无异议。
2.2013年2月1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一份、2014年1月31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一份3页（含明细表）、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二份，证明经多次对账，截止至2014年11月3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857804.20元；
两被告认为：对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有异议，对其他的对账核对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中两张明细表也表明双方对账的过程，是应当核对发货的金额以及被告靓鸿达公司支付款项的明细来核对被告靓鸿达公司所欠原告的实际金额，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并没有明细表，因此，没有经过实际核对，且何某心是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出纳，其负责的业务范围是不包含对账，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对账人员为财务廖某用以及跟单卢湘萍，由此可推论，该份对账核对通知书与实际的经济往来相差较大，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为准。
3.还款计划二份，证明被告周康怡在原告催款时，是其个人出具还款承诺，承诺在2015年春节前支付原告400000元，在2015年2月9日，原告再次催款，被告周康怡再次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在2015年4月开始每月归还100000元，当时两被告对债务的金额是没有异议的，被告周康怡并没有按照还款计划来支付款项；
两被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当时有一批货物价值约400000多元，产品有质量问题，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的总公司提出异议，当时原告作为业务员要求暂不提出质量异议，且为应对总公司的年终财务需要，要求被告周康怡出具还款计划；从还款计划看，被告周康怡并未对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予以确认，因此，应该以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为准。
4.于2015年5月录制的光盘一只，证明原告及其妻子到被告靓鸿达公司处追款，在追款的过程中，原告的妻子对债务的金额以及被告周康怡逾期还款的情况进行全过程摄像，在录像里，两被告对欠款金额是确认的，以及其财务也确认欠款金额，但对货物的质量有异议，该录像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
两被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光盘内容并没有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而且也没有两被告对货款金额予以确认的内容，同时该光盘是在两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原告利用该条件进行引诱式的对话，因此该光盘不能证明被告靓鸿达公司所欠原告的实际金额。
5.2013年4月、2013年5月由被告靓鸿达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单各一份，证明被告靓鸿达公司对双方之间发生的债务金额以及欠款金额都予以确认；
两被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证实双方对账应当以往来明细作为依据，关于主体资格，对账单上加盖了永祥布行的公章，对永祥布行的资格不太清楚，因此恳请法庭查明事实。
6.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的对账单三份、客户来款收据十份，证明1、争议的双方已就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欠款进行对账；2、该笔款项作为双方确认的“老账”；
两被告认为：无异议。
7.销售细码单多份、客户来款收据九份，证明1、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7月8日期间，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共产生“新款”2270874元；2、原告每次出具的销售细码单中会将“新账”中已付款项扣减从而结余最新欠款；
两被告认为：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因为货物是发给物流公司，但物流单上没有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签名，因此对真实性不确认，2014年4月15日、2014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也没有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签名，因此对真实性不确认，2014年4月24日的销售细码单的传真件上“李彩芬”的签名与两被告提供的销售细码单及原告提供的其他销售细码单上“李彩芬”的签名字迹不一致，因此对真实性不确认。
原告补充认为：上一份证据中的对账单，可证实被告靓鸿达公司与原告用发票专用章对账，本证据中，从2014年3月2日开始，就不会出现前单欠款，双方对账的习惯与付款纪录是有关联的，是环环相扣的，2014年3月26日的销售细码单上的货物是通过康记物流公司送到被告靓鸿达公司处，单上有写前单欠款495195元，与“李彩芬”签名的单据是一致的。
8.对账单传真件二份、对账通知书传真件一份，证明在2014年7月后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就没有合作，都是通过传真对账，由被告靓鸿达公司传真一份对账单，原告收到后，有不属实的部分，是由原告核实再处理，2014年9月6日的对账单中，2014年4月份的运费440元等合计90000多元，是双方存在争议的，在2014年9月16日经过反复对账形成了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
两被告认为：对真实性不确认，传真件上手写字迹不知是何人书写，没有签名，因此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另外从时间上看，原告称对账单对账至2014年9月16日，但被告靓鸿达公司经核对，即使对账单是真实的，也没有全部包含截止至2014年9月16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金额，因此2014年9月16日的对账单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例如2014年9月6日的对账单上，从2014年5月3日至2014年5月12日显示已付金额为零，实际上在2014年5月6日，被告靓鸿达公司支付的金额为208864.80元，除此外，还有其他支付金额，如2014年7月9日支付5498.40元、2014年7月14日支付30640元、2014年7月17日支付149980元，均未在对账单上显示，因此对账单是漏洞百出，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对外发加工单，原告作为证据举出，也证实次品的情况，该几张单据的金额应当在原告的起诉金额中予以扣除。
原告补充认为：2014年9月6日的对账单上有写清，在2014年5月3日至2014年5月12日款项是208876.80元，把款项列到新款上，第一份对账单的右上角，把208876.80元列为旧款，所以也表明是旧账，是被告靓鸿达公司列为新款，原告予以更正，2014年7月9日支付5498.40元、2014年7月14日支付30640元确实是漏列出了，在第二份对账单中有列明的，另外两份对账单第一行都有1577376元是旧账，是2014年3月2日前的旧账，在原告提交的证据6中，与对账单上的第一行是吻合的，2014年9月16日的对账单，经协商把1577376元减去208876.80元（老款）；在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7月8日总共发生2270874元的新款，两张对账单经比较，差异在于2014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8日有4581元的布款，原告提出后，被告靓鸿达公司在2014年9月16日的对账单已加上，布款的金额为2270874元，与证据7是一致的。退布货单是被告靓鸿达公司传真提供的，但不代表原告认同。
9.来往账目表一份，证明争议双方的“老款”、“新款”变化明细的情况；
两被告认为：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另对上述三组证据进行补充说明，对于客户收款收据，两被告只对收款情况予以确认，且该收据只是原告自行制作，并没有两被告的签名确认，不能作为双方核对后账目的依据。
10.商事登记信息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情况；
两被告认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原告应该提交由工商部门证实永祥布行是否存在的相关证明，否则无法证实原告与永祥布行之间的关系。
11.微信通信记录多份，证明两被告承认欠款的事实以及证明被告周康怡出具还款承诺，让原告去拿50000欧元，均系在对账无误的情况下发生的，并非被告周康怡所称“当时他并不清楚财务欠款数额的情况下由原告所逼才签署”。
两被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实原告的诉讼金额。
被告靓鸿达公司、周康怡在诉讼中提交以下证据及原告钟丰荣质证意见如下：
1.2014年永祥布行的付款记录一份、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的凭证八份，证明从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7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共计向原告支付了货款3186439.80元；
原告认为：确认在2014年11月3日对账后，在2014年11月7日支付了410000元；对于2014年6月6日的200000元，不是支付给原告的，原告也没有指定被告靓鸿达公司支付至汕头市伟兴针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兴公司），且原告没有收到该款，与原告无关，2014年7月18日的11996元，该款项是也不是代被告靓鸿达公司支付的，2014年10月12日的17000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是支付至伟兴公司，且原告没有收到该款，与原告无关，原告实际收款金额是2804443.80元，是与原告提交的证据8中的被告靓鸿达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的对账单显示的付款金额一致的，如果按照两被告提出的已支付的3186439.80元，那么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财务以及被告靓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周康怡不可能在录像中承认还欠1380000多元，还不包含争议的90000多元，也不可能在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上签字盖章。
两被告被充认为：上述原告陈述的三笔款项，其中向伟兴公司的还款是原告指定被告靓鸿达公司转入该账号，且之前只要被告靓鸿达公司需要开具发票，原告均指定公司账号收款，因此，原告否认该笔款项，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补充认为：原告委托第三方代收款之前都会发送代收款账号给被告靓鸿达公司，代收款在2014年也不仅是伟兴公司，中山市伍陆捌布料商行也是代收款单位之一，如果两被告认为有争议的三笔款项，是原告指定被告靓鸿达公司支付至指定账号的，两被告应提交证据证实。
2.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的销售细码单复印件多份，证明该期间原告向被告靓鸿达公司送货的金额为1441909.20元，同时销售细码单是一式三份，对方保留两份；
原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至于是否完整，暂时不能确认，双方之间在2014年11月3日就双方付款和欠款已经进行了对账，不仅有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财务人员签字，而且有公司盖章，该印章与2013年4月和2013年5月的对账单的盖章是一致的，故何某心能代表被告靓鸿达公司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双方往来过程中，在2014年1月31日前，分了旧款和新款。
3.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何某心是2014年9月才进入被告靓鸿达公司处做出纳，对2014年9月份之前的交易往来是不清楚的；
原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何某心的入职时间，从2010年12月至2014年8月没有参保，但不代表何某心不在被告处工作，即使何某心是2014年9月入职，在对账的过程中，已经是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对于公司的过往支付记录与原告应付款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账册来获取相关信息，其在核对后，签名确认，而且被告靓鸿达公司加盖了公章核实确认，证明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行为是真实有效的。
4.证人廖某用、何某心的证言各一份，证人何某心的证言主要证明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的出具经过，当时没有经过核对双方往来情况，由何某心擅自出具；证人廖某用的证言主要证明双方经济往来中，对账的习惯、依据；
原告认为：1、因为两个证人是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与被告靓鸿达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的内容没有证明力；2、对于何某心开始确认只签订一份对账单，在盘问之下，之后又称不记得，是显然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原告与她先对账，之后何某心请示其老板再签名，因为原告认为要加盖公章比较稳妥，故又找何某心签名盖章；3、双方都承认发票专用章能对账，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行为是合法有效。
在诉讼期间，本院调取以下证据及原告钟丰荣、被告靓鸿达公司、周康怡质证意见如下：
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文书、鉴定费发票各一份。
原告认为：对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检材1由同一人书写无异议，检材2和检材3，该两份销售细码单都是物流公司配送的，书写的方式与李彩芬的方式较相似，书写方式存在误差，鉴定机构没有采集到李彩芬本人的签名，只是使用了原、被告双方确认的检材样本，李彩芬既然是被告靓洪达公司的员工，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两被告可联系李彩芬本人到鉴定机构证实销售细码单上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书写，本案中两被告没有尽到举证责任。退一步说，即便检材2、3的签名并非李彩芬本人所签，同样不影响法庭可以判定货物是由被告靓鸿达公司已经收取的事实，销售细码单上的金额是相互印证的，也经过多次确认，若被告靓鸿达公司没有收到货物，不可能对后续的销售细码单以及对账核对通知书进行签名确认，实践中若李彩芬不在岗位上，由其他员工代李彩芬签收，是符合生活或生产经验的，2014年3月25日的销售细码单，样本3“李彩芬”的签名与样本1、2及检材1不一样，但两被告确认2014年3月25日的货物已签收，有人代李彩芬签收货物也是符合生活常识的，所以两被告不能推卸责任认为没有收到货物，从多份证据中看出被告靓鸿达公司使用发票专用章对外对账，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没有反证证明其公章管理不严，所以其对账是真实的。
两被告认为：对三性无异议，鉴定报告恰恰能证实以前（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鉴于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上部分销售细码单签名是虚假冒充，因此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并非被告靓鸿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不具有合法效力，关于原告所陈述的2014年3月25日的销售细码单上“李彩芬”的签名与样本1、2及检材1不一样，但两被告仍然予以确认，是因为被告靓鸿达公司与其他员工核对过确实收过此批货物，因此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交易才予以确认，而不是基于销售细码单确认的，该销售细码单仍然可能是原告从不合法途径取得，因此请求法院按照该鉴定报告所认定的对与李彩芬签名不一致的销售细码单的金额予以扣减。
经公开质证，对原告钟丰荣与被告靓鸿达公司、周康怡提交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1.原告提交的证据1、6，两被告无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2.原告提交的证据2，两被告对其中的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7，两被告对其中的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15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8、9，两被告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其中的2014年6月6日的200000元、2014年7月18日的11996元、2014年10月12日的170000元的三份付款凭证的关联性有异议。两被告提交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被告提交的证据4，原告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调取的证据，原告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两被告无异议。因原告在诉讼中并没有提交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的证据，故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从上述证据来比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显示，原告提交的2014年4月15日的销售细码单为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李彩芬签名，而2014年4月24日的二份销售细码单传真件上的签收人“李彩芬”与原告提交的销售细码单上其他的李彩芬的签名并不相符，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上并没有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签收，被告靓鸿达公司亦否认有收取上述货物，因此，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的销售细码单上共计255803元的货物，不应认定为被告靓鸿达公司已收取，亦不应认定被告靓鸿达公司在2014年7月8日向原告退回了价值202.50元的货物，虽原告在所出具的销售细码单上，均注明尚欠未付款的金额，但被告靓鸿达公司的签收人员，均非具有对账职能的人员，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签收原告的送货，不应视为对原告认为的尚欠货款的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8，为传真件，并未反映进行对账的对方身份，原告提交的证据9，仅为原告的单方记账，原告提交的证据8、9均需与其他销售细码单、付款凭证相结合来认定。从两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来认定，原告对其中的2014年6月6日的200000元、2014年7月18日的11996元、2014年10月12日的170000元的三笔还款有异议，由于两被告在双方的业务往来过程中，曾出现将尚欠原告的货款通过两被告的账户及李定鸿、曾萍的账户按原告的指示以转账的方式向原告的账户、中山市伍陆捌服装布料商行的账户、伟兴公司的账户进行还款的情况，而2014年6月6日的200000元、2014年7月18日的11996元、2014年10月10日的170000元的三笔还款，均与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原告所确认的其他还款方式相符，在原告未提交证实上述三笔款项与本案无关的证据的前提下，上述三笔款项，应视为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的还款。对原告与两被告提交的销售细码单、还款凭证相比对，在2014年1月31日前，被告靓鸿达公司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777375.80元，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5月12日，原告的总送货价值为2015071.8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从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7日，共还款3186439.80元，另被告靓鸿达公司需负担发票的税金118871元，扣减需由原告负担的运费44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至2014年11月7日，尚欠原告的货款为724438.80元。经比对，可印证原告提交的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未反映被告靓鸿达公司在与原告的业务往来结束后的真实欠款，也可印证两被告提交的何某心、廖桂永的证言的真实性。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除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采信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9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8、9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证明内容，本院采信从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5月12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共收取原告的送货为2015071.80元的部分，其余部分，本院不予采信；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4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
3.原告提交的证据3，两被告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实被告周康怡是以其个人身份还是以被告靓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原告做出还款承诺及还款计划，也不能反映被告周康怡明确表示其个人愿对被告靓鸿达公司尚欠的货款进行偿还，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本院采信被告周康怡在原告催款时，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承诺在2015年春节前支付原告400000元，在2015年2月9日，被告周康怡再次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在2015年4月开始每月归还100000元的部分，其余部分，本院不予采信；
4.原告提交的证据4，两被告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反映了原告及其妻子向两被告追收货款的情况，对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原告所提及的被告靓鸿达公司所欠货款的金额，并未真实反映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被告靓鸿达公司的真实欠款金额，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5.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对永祥布行的资格有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10，两被告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在诉讼过程中，两被告对拖欠原告的货款并未否认，而原告与两被告对双方在2014年1月31日前的货款金额均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反映原告以永祥布行的名义与被告靓鸿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10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
6.原告提交的证据11，两被告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未反映被告周康怡是表示其个人还是表示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归还50000欧元（折人民币410000元），但证实对其余的欠款，被告周康怡认为由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财务进行安排还款，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本院采信被告周康怡表示愿向原告归还欧元50000元（折人民币410000元），但未表明是其个人还款还是被告靓鸿达公司进行还款，对其余的欠款，被告周康怡做出由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财务进行安排还款的意思表示的部分，其余部分，本院不予采信；
7.两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告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仅能反映被告靓鸿达公司从2014年9月才为何某心购买社保，并不能证实其他情况，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本院采信被告靓鸿达公司从2014年9月为何某心购买社保的部分，其余部分，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是经营布匹买卖的个体工商户，平时对外以永祥布业的名义进行经营。被告靓鸿达公司与原告有长期的业务往来，由原告向被告靓鸿达公司供应多种型号的布匹。在双方的业务往来过程中，被告靓鸿达公司会使用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与原告进行对账。2014年1月31日，被告靓鸿达公司确认截止当日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777375.80元。2014年3月2日起，原告继续向被告靓鸿达公司送货。2014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靓鸿达公司出具对账核对通知书一份，在对账核对通知书上，原告注明：2012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31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共欠1368499.20元。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8月14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共欠税金118871元。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7月被告靓鸿达公司共欠370874元。扣4月份运费440元。截止到目前被告靓鸿达公司共欠原告货款1857804.20元。2014年9月9日32匹布退布金额26934元有待原告核实确认，收到32匹布再扣此货款。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出纳何某心在对账核对通知书上签名并加盖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予以确认。对账后，被告靓鸿达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支付了欧元50000元（折人民币410000元）。因被告靓鸿达公司未再向原告还款，原告为此向被告靓鸿达公司追收。2015年1月27日，被告靓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周康怡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一份，表示在2015年2月10日前支付400000元，2015年2月9日，被告周康怡再次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认为所欠原告的布款，从2015年4月开始，每月还款100000元，至还完为止。因被告靓鸿达公司未按计划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与其妻子在2015年5月到被告靓鸿达公司处追收货款，在追款过程中，原告及其妻子与被告周康怡发生冲突。因追收未果，原告遂于2015年6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两被告对被告靓鸿达公司实际拖欠原告的货款金额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销售细码单，对其中的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15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申请对2014年4月15日的销售细码单、2014年4月24日的二份销售细码单传真件上的“李彩芬”的签名是否是其员工李彩芬的签名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证实2014年4月15日的销售细码单上的“李彩芬”签名为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李彩芬的签名，2014年4月24日的二份销售细码单传真件上的“李彩芬”的签名并非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李彩芬的签名。被告靓鸿达公司为此支付了鉴定费15800元。扣减两被告有异议的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15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的送货金额，原告从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5月12日，共向被告靓鸿达公司交付的货物价值为2015071.80元。在诉讼过程中，两被告提交证据证实从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7日，两被告以其账户或通过李定鸿、曾萍的账户按原告的指示向原告的账户、中山市伍陆捌服装布料商行的账户、伟兴公司的账户进行还款，另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现金，合共还款3186439.80元。在诉讼期间，原告与两被告均未提交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之间在业务往来过程中对货款结算如何进行约定的证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之间的买卖业务合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靓鸿达公司收取原告交付的货物后，应履行及时付款的义务。被告周康怡系被告靓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2015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的还款承诺及于2015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的还款计划，并没有明确做出其个人愿对被告靓鸿达公司所欠原告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被告周康怡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及还款计划，应视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靓鸿达公司承担。
被告靓鸿达公司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应当如何认定？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了销售细码单、2014年1月31日的对账核对通知书、2014年11月3日的对账单核对通知书、对账单传真件等证据用以证实被告靓鸿达公司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447804.20元，两被告提交了付款凭证、销售细码单用以证实被告靓鸿达公司实际拖欠原告的货款并非1447804.20元，从上述证据来比对，原告与两被告对被告靓鸿达公司截止至2014年1月31日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777375.80元均无异议。原告所提交的销售细码单中，经鉴定，原告提交的2014年4月15日的销售细码单为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李彩芬签名，而2014年4月24日的二份销售细码单传真件上的签收人“李彩芬”与原告提交的销售细码单上的李彩芬的签名并不相符，而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上并没有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签收，被告靓鸿达公司亦否认有收取上述货物，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在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被告靓鸿达公司已收取了原告的送货及被告靓鸿达公司曾向原告退货的前提下，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24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的销售细码单上共计255803元的货物，不应认定为被告靓鸿达公司已收取，亦不应认定被告靓鸿达公司在2014年7月8日向原告退回了价值202.50元的货物，虽原告在所出具的销售细码单上，均注明尚欠未付款的金额，但被告靓鸿达公司的签收人员，均非具有对账职能的人员，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员工签收原告的送货，不应视为对原告认为的尚欠货款的确认，原告提交的销售细码单，可证实原告从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靓鸿达公司所交付的货物总价值为2015071.80元。从两被告提交的还款凭证来认定，原告虽对其中的2014年6月6日的200000元、2014年7月18日的11996元、2014年10月12日的170000元的三笔还款有异议，由于两被告在双方的业务往来过程中，曾出现将尚欠原告的货款通过两被告的账户及李定鸿、曾萍的账户按原告的指示以转账的方式向原告的账户、中山市伍陆捌服装布料商行的账户、伟兴公司的账户进行还款的情况，而2014年6月6日的200000元、是通过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账户转入伟兴公司的账户，2014年7月18日的11996元、是通过李定鸿的账户转入原告的账户，2014年10月10日的170000元、是通过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账户转入伟兴公司的账户，均与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原告所确认的其他还款方式相符，在原告未提交证实上述三笔款项与本案无关的证据的前提下，上述三笔款项，应视为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的还款，被告靓鸿达公司从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7日，合共向原告还款为3186439.8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截止至2014年1月31日尚欠原告的货款为1777375.80元、从2014年3月2日至2014年5月12日共收取原告价值2015071.80元的货物、需向原告支付税金118871元，合共需支付3911318.6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截止至2014年11月7日已向原告支付了3186439.80元、原告另需向被告靓鸿达公司抵扣运费440元，被告靓鸿达公司实际拖欠原告的货款为724438.80元，因此，何某心代表被告靓鸿达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在原告出具的对账核对通知书上签名并加盖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发票专用章，认为被告靓鸿达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为1857804.20元（未扣减2014年11月7日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还款410000元），并不能真实反映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之间的收货金额及款项往来情况，属重大误解所为，对被告靓鸿达公司的实际欠款金额，应以本院采信的证据所认定的金额724438.80元为准。
被告靓鸿达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724438.80元未及归还，被告周康怡作为被告靓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做出还款承诺及还款计划后，被告靓鸿达公司仍未向原告支付尚欠的货款，被告靓鸿达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724438.8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的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判令被告靓鸿达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447804.20元及利息（从逾期付款之日自2014年2月1日起计至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判令被告周康怡承担共同连带责任的主张，因被告周康怡于2015年1月27日做出还款承诺、于2015年2月9日做出还款计划，是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被告靓鸿达公司所为，属于职务行为，且被告靓鸿达公司实际拖欠原告的货款为724438.80元，而原告与两被告在诉讼中均未提交原告与被告靓鸿达公司之间在业务往来过程中对货款结算如何进行约定的证据，被告靓鸿达公司应在双方最后一次交易的次日即2015年5月13日向原告支付货款，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支持被告靓鸿达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724438.80元及利息（从2014年5月13日起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的部分，其余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靓鸿达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钟丰荣支付货款724438.80元及利息（从2014年5月13日起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
二、驳回原告钟丰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靓鸿达服装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计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414.61元（已由原告钟丰荣垫付），由原告钟丰荣负担5039.64元，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靓鸿达服装有限公司负担4374.97元。本案鉴定费15800元，由原告钟丰荣负担8450元，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靓鸿达服装有限公司负担73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海昌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