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民终9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红卫，女，196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春，天津佳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和平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吴家窑二号路50号3层。
法定代表人:徐宝刚，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天津拓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家树，男，1959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
上诉人郑红卫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以下简称“优全教育培训学校”）、原审被告王家树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4民初4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春，被上诉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原审被告王家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红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存在漏洞：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乐然文化艺术中心自始未能成立。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协议的当事人为上诉人本人，而并非所谓的乐然文化艺术中心。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将上诉人列为被告，既已证明其明知签署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为上诉人而非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二、既然所谓的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从未存在，与被上诉人签约的为上诉人，且一审已查明涉案房屋由上诉人独自使用。那么从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来看，合作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仅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与其他人无关。原审被告无权参与合作协议的变更及解除。三、被上诉人明知涉案房屋由上诉人独自使用，同时使用涉案房屋取得的收益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分配，那么协议的变更及解除亦应由双方协商确定，也没有征求上诉人意见，事后也没有及时告知上诉人。上诉人认为，不管乐然文化艺术中心是否成立，原审被告有无权代表上诉人签署该协议，这种直接关系到上诉人重大利益的行为，没有其本人参与也未通知及征求本人意见，其行为极为不正常，明显不符合常理。四、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署的合作解除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而在2015年10月、11月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仍然存在履行原合作协议的行为。既然被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从2015年7月1日终止，那么又为何继续履行该协议，其履行行为与合作解除协议自相矛盾。五、一审法院认为“既然协议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名义签订，该中心的义务均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承担合同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不存在共同经营行为，双方亦无对外共同承担法律责任的声明，只是曾经共同使用了乐然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名称，但在该中心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两个独立的自然人应当依法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被告的行为无法代表上诉人。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协议时不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未成立，但之后与原审被告签署合作解除协议时既未要求原审被告出具法人单位相应手续，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到场签字确认，其行为明显不是善意。六、作为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有义务审查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资质和是否有代理权限，反之因自己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给自己因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就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并承担后果。显然在一审判决中原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以致做出偏颇的结果。七、针对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始终没有依法登记，因此也就不存在合法成立，既然没有成立，那法律上也就不能赋予他任何权利，所以但凡只有加盖了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章而无任何自然人签字的任何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于2015年5月1日只加盖了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盖的合作解除协议应当是无效的。虽然一审当中，两个原审被告曾讲过在2013年欲合作成立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但事后郑红卫也不知该中心是否成立，事实上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始终就没有成立，因此也谈不上两个原审被告应对未成立的乐然文化艺术中心承担什么责任，从原审第一次开庭笔录中王家树还曾讲过上诉人是我雇佣人员，从这些笔录中再也找不出原审两个被告欲成立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的任何内容，比如出资比例、权利与义务，谁为负责人等等，因此一审法院就认定对与该中心运作期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应由二原审被告承担责任的结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答辩理由：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当事人三方在合作初，上诉人作为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的代表，原审被告作为该中心的负责人，均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和合作解除协议。签署协议的主体均是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三方在签约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均不知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未经批准成立。后来才了解到该中心并不存在。原审中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均认可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双方均对外使用乐然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名称。上诉人自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今占用涉讼房屋，并未支付任何使用费用。因此原审判令上诉人腾房并与原审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陈述的事实及理由中逻辑混乱，歪曲事实。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的主体是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在合作不能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自然与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签署解除协议，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应当承担该主体项下的权利义务。上诉人假设的前提条件并不能成立，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出其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时，并不知道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并未成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既然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并不存在，上诉人就无权以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与被上诉人签署协议，即其在签署协议时就存在欺诈行为，并且有存在私刻公章伪造行为主体之嫌。
原审被告王家树述称，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签合同的合作地点在西青区中北镇，其余的我都不清楚。
优全教育培训学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红卫、王家树将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175号华都大厦201中的两间房屋腾交优全教育培训学校；2、判令郑红卫、王家树向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至实际腾房之日止按每日700元计算的房屋使用费；3、受理费由郑红卫、王家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红卫、王家树在2013年商议成立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但未在相关部门办理注册手续。2015年3月4日，郑红卫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的名义与优全教育培训学校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提供场地、乐然文化艺术中心提供教师合作开办书法、绘画、国学课程培训班。合同期限自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郑红卫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公章。此后，优全教育培训学校将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175号华都大厦201中的两间房屋交与郑红卫使用。因出现招生困难，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欲解除双方合作关系。2015年5月1日王家树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名义与优全教育培训学校签订《合作解除协议》，约定自2015年7月1日起终止双方于2015年3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如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继续使用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教室及办公室则按小教室400元/天，办公室300元/天收取费用。该解除协议上加盖“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公章，但没有郑红卫、王家树的签字。此后，优全教育培训学校要求郑红卫腾房未果，故而成讼。上述事实，当事人均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主张王家树参与了《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其提交银行账户证明为证。王家树、郑红卫否认优全教育培训学校的主张。王家树提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提交的银行账户证明上的账户是王家树管理的、双方另外有合作关系的和平校区的账户。经审查，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提交“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的银行账户证明上明确写明系“优全教育（和平校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提交涉诉场地的使用状况照片，证明涉诉房屋由郑红卫经营使用。郑红卫、王家树对照片均无异议。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家树参与本案涉及的《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且根据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与王家树提交的证据及优全教育培训学校、郑红卫、王家树的陈述，可以认定郑红卫自协议书签订时起就独自在涉诉房屋内经营至今，期间优全教育培训学校及王家树曾要求其腾房未果。一审诉讼中，优全教育培训学校申请对郑红卫、王家树的财产采取诉讼保全，因未提供郑红卫、王家树财产线索，保全未能完成。
一审法院认为，郑红卫、王家树商议成立“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但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既以该中心名义对外从事教育培训及相关业务，故对于该中心运作期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应由郑红卫、王家树承担责任。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与“乐然文化艺术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又于2015年5月1日签订《合作解除协议》，无论郑红卫、王家树对于签订协议是否清楚，既然协议以“乐然文化艺术中心”名义签订，该中心的义务均应由郑红卫、王家树共同承担。《合作解除协议》中已经约定了合作解除的期限、腾房日期和逾期腾房应承担的责任，且自2016年2月1日起《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作期间已经届满，优全教育培训学校有权要求郑红卫腾交房屋。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的房屋使用费，应由郑红卫、王家树按照《合作解除协议》中的约定承担连带给付义务。自2016年2月1日起，《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间届满，郑红卫仍拒绝腾房，该责任应由其自行负担，故自该日之后的房屋使用费应由其自行交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郑红卫将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175号华都大厦201中的两间房屋腾交原告天津市和平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王家树、郑红卫连带给付原告天津市和平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的房屋使用费150500元；三、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郑红卫按每日700元的标准给付原告天津市和平区优全教育培训学校自2016年2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腾房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00元，减半收取7450元，由郑红卫负担。保全费1620元，由优全教育培训学校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拟证明2015年7月份以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履约事实，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未能改变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故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乐然文化艺术中心虽未经注册登记，成为具有法律属性的经营主体，但确系上诉人郑红卫与原审被告王家树共同使用且对外参与经营活动的“字号”。本案《合作协议书》就是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为合同一方，虽王家树抗辩其对该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但无法对由其掌握的印章盖在协议中之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加之，该协议中有郑红卫的签字，故此可以确定本案《合作协议书》中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一方权利义务主体指向即为郑红卫与王家树。
从《合作解除协议》的形式要件上看，乐然文化艺术中心一方仅有一枚印章，虽王家树不否认对此知情，但抗辩其以为是解除与他自己的合作合同，而非指向本案的《合作协议书》。在该《合作解除协议》中已明确终止“2015年3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即涉案《合作协议书》，显然王家树的抗辩不能成立。故此解除协议的效力应当及于郑红卫和王家树二人，一审法院依据解除协议的约定判决腾房并支付租金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特别是在租金承担的分配方式上，充分体现了民法通则中所确立的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红卫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0元，由上诉人郑红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捷
代理审判员 魏晓川
代理审判员 李兴明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单体玉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