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嘉民终字第33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甲。
委托代理人：丁正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
委托代理人：范云海、洪义。
原审第三人：沈某乙。
委托代理人：江平。
原审第三人：桐乡科翰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Ｃａｌ某。
上诉人沈某甲因与被上诉人丁某，原审第三人沈某乙、桐乡科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翰公司）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2）嘉桐民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6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正松，被上诉人丁某的委托代理人范云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沈某乙及科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沈某乙系沈某甲、丁某的婚生子，沈某甲、丁某于2002年4月2日经桐乡市屠甸镇法律服务所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同年4月3日桐乡市屠甸镇人民政府颁布了离婚证。离婚协议第一条约定，沈某乙由丁某抚养，父亲沈某甲负担抚养费每月500元。但2002年8月份后，沈某乙变更为由沈某甲直接抚养。离婚协议第三条约定，科翰公司利润30%中60%归丁某所有，40%归沈某甲所有。第四条约定100000元现金归儿子所有，作为儿子成长教育经费。第五条约定，美元7000元整、人民币104000元归沈某甲所有，其余归丁某所有。该美元和人民币，丁某于2002年7月25日和同年9月30日分两次支付给了沈某甲。
2002年7月25日，沈某甲、丁某订立了补充协议一份，第一条约定原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计人民币85000元和截止2002年3月30日的12%利润计34600元人民币，都归属儿子沈某乙所有。原由沈某甲承担的抚养费每月五百元，由此列支。第二条约定，原桐乡市屠甸科盈电子厂原属沈某甲的50%权益及截止此协议签订之日前产生的利润共�78700元人民币也归儿子沈某乙所有。第三条约定，第一、第二条共计人民币198000元整由母亲丁某代为管理。除提取必要的抚养费，为期五年分五次（每年12月30日止）存于沈某乙名下。2011年3月28日，沈某乙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录取，2011年1月27日，沈某甲为其缴纳保证金500000元（到期日为2011年9月1日）。现沈某甲以儿子沈某乙到美国大学深造需大量学费，而丁某未将由其代管的财产、权益及时交付为由，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科翰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6日，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70000美元，丁某投资21000美元，占30%的股份，阿曼帝投资有限公司投资49000美元，占70%的股份。2003年进行增资，将原注册资本70000美元增加到170000美元，丁某增资30000美元，阿曼帝投资有限公司增资70000美元，增资之后原股东的股权比例不变。2008年科翰公司分配利润额1280000元。另�某于2004年为沈某乙购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寿鸿星少儿两全保险两份，被保险人为沈某乙，投保人和身故受益人均为丁某，丁某分三次缴纳保费合计303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科翰公司成立于沈某甲、丁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丁某名下30%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2002年7月25日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原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计人民币85000元和截止2002年3月30日的12%利润计34600元，都归属儿子沈某乙所有”。该条款首先将30%股权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份额分配，明确沈某甲占该股权的50%比例，即15%的股权。其次该条款在文义上有两种理解：一、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归属沈某乙所有，即沈某甲将其份额赠与第三人沈某乙，该30%股权变更为丁某与沈某乙共有；二、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转化为人民币85000元归属沈某乙所有，即共同财产中属沈某甲的份额折价给丁某，该30%股权归丁某一人所有，折价款85000元归沈某乙所有。沈某甲基于第一种理解而提出第一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文义解释存在歧义时，应结合合同其他条款进行整体解释：首先从逻辑上看，补充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系并列条款，一个是关于科瀚公司的约定，另一个是关于科盈电子厂的约定。关于科盈电子厂原属沈某甲50%的权益折价为人民币归属沈某乙的事实，双方是没有争议的。那么，从思维逻辑的一致性来讲，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也应该是转化为人民币85000元归属沈某乙所有。其次，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以上共计人民币198000元整由母亲丁某代为管理。为期五年分五次（每年12月30日止）存于沈某乙名下，除提取必要的抚养费”。人民币198000元沈某甲明确由以下三项组成：（一）补充协议第一条�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计85000元；（二）补充协议第一条科翰公司截止2002年3月30日的12%利润计34600元；（三）补充协议第二条科盈电子原属于沈某甲的50%权益及相应利润计78700元。对于“为期五年分五次（每年12月30日止）存于沈某乙名下”，沈某甲认为是人民币198000元减去15%的股本计人民币85000元，所得人民币113000元，也即上述第（二）项加上第（三）项，合计113000元分五次存于沈某乙名下，而15%的股本变更到沈某乙名下。丁某认为是15%的股本已经折为人民币85000元，加上上述第（二）项，再加上第（三）项，合计人民币198000元，分五次存于沈某乙名下。法院认为丁某的理解具有合理性，符合日常经验规则，法院予以采纳。据此，可认定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已经折为人民币85000元归属沈某乙所有了。再次，从补充协议“抚养费每月五百元正，由此列支”、“除提起必要的抚养费”等的表述中，可以印证上述认定。综上，法院认定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转化为人民币85000元归属沈某乙所有。
至于科瀚公司2003年的增资，沈某甲认为增资的来源是沈某甲赠给第三人沈某乙的钱，所以增资后的股权，由沈某乙享有。首先，沈某甲对此未举证证明；其次，该说法不符合逻辑，因如该金钱已用于增资转化股权，且沈某甲对该股权也进行了诉求，那么沈某甲就不能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主张丁某交付该部分金钱了。故法院对沈某甲上述诉称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法院对沈某甲要求判令丁某在第三人科翰公司中拥有30%股权中15%股权归第三人沈某乙所有，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即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理，法院对沈某甲根据股权而主张的2008年利润所得153600元的诉讼请求，即沈某�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丁某辩称其已为沈某甲购买两份保险，并支付了303000元的保险费，且开始有收益了，因此丁某已经履行了补充协议第三条的内容。法院认为补充协议系沈某甲、丁某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分割协议，且沈某甲在该协议中明确将其分割所得财产，即198000元赠与第三人沈某乙，并约定由丁某向第三人沈某乙进行交付，在交付前，该198000元由丁某代为管理。在该交付约定中，相对人仍系沈某甲，从严守合同原则来讲，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双方虽未明确约定以何种方式存于沈某乙名下，但“为期五年分五次（每年12月30日止）”在一定范围内限定了“存的方式”，丁某以买保险的方式履行，显然超出了双方当时的合意范围。对于证人王某的证言，沈某甲作为亲历者予以否认，不足以证明双方协议变更了书面约定。再者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均为丁某，不符合沈某甲、丁某双方关于利益主体的约定。故该两份保险应视为母亲丁某对儿子沈某乙的另外赠与，不能视为对补充协议第三条的履行。至于提取必要的抚养费，鉴于2002年8月份以后，儿子沈某乙变更为由沈某甲抚养，且丁某在庭审中并未提出具体数额，故法院不作处理。据此，丁某应按照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将人民币198000元交付给第三人沈某乙，但沈某甲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只请求其中的113300元（2002年7月25日的补充协议第一条“截止2002年3月30日的12%利润计34600元”，加上补充协议第二条“50%权益及截至协议签订之日前产生的利润共计78700元”，合计113300元），其余85000元并未请求，而是以15%股本的形式体现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据此，法院对沈某甲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丁某向第三人沈某乙交付213300元中的1133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至于11330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补充协议第三条，虽约定了“为期五年分五次（每年12月30日止）”的分期履行期限，但对每期履行的数额未明确约定。约定不明时，逾期付款利息应从最后一期付款时间届满次日起算，即从2006年12月3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至于沈某甲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其余100000元，沈某甲在庭审中明确是2002年4月2日离婚调解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的100000元，而该100000元现金双方明确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赠与儿子沈某乙的。现沈某甲以自己名义要求丁某将该款项交付给第三人沈某乙，但在赠与合同关系中，应由受赠人即第三人沈某乙主张，故沈某甲主体不适格。同时该协议明确100000元作为沈某乙的成长教育经费，丁某为沈某乙购买的保险合同第五条明确“被保险人生存至一定年龄，可领取一定比例的�险金额作为大学教育保险金。”丁某虽辩称该100000元没有明确由谁来支付，但认为支付了300000元保险费，已经按协议履行了约定款项，包括198000元和100000元，即具有履行该100000元的意思表示，故丁某为第三人沈某乙购买保险的行为可视为对上述协议的履行。据此，法院对沈某甲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丁某向第三人沈某乙交付213300元中的1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丁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第三人沈某乙支付113300元，并承担利息（以113300元为本金，自2006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二、驳回沈某甲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54元，减半收取5327元，保全费2520元，合计7847元，由沈某甲负担6550元，丁某负担1297元。
判决宣告后，沈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科翰公司中属沈某甲的15%股本已转化为85000元的事实错误。双方的离婚协议对股份作了分割，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该股份虽然已经分割但未转让。离婚协议的约定是指15%的股份为85000元，并非指沈某甲以85000元将15%的股份折价给丁某。并且，离婚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自协议签订执行之�起，沈某甲脱离与科翰公司和科盈电子厂所有关系，故沈某甲请求确认股权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于法有据。离婚补充协议是一份附延缓条件的赠与合同，延缓条件是丁某执行该协议，即丁某将约定的款项存入沈醉涛名下。但至今丁某并未执行该协议，所以赠与合同并未生效。二、调解协议书第四项约定的10万元为儿子成长教育经费，应专款专用，丁某为儿子购买保险的行为不能视为丁某履行了该项约定，买保险是丁某的个人行为，原审既认定保险是丁某对沈醉涛的另外赠与，后又认定丁某买保险的行为可视为对上述约定的履行，显然相互矛盾。原审认定沈某甲无权要求丁某支付10万元儿子成长教育经费，这与（2011）嘉桐民初字第2225号民事裁定自相矛盾。沈醉涛曾起诉主张相关权益，法院裁定沈醉涛主体不适格，应由沈某甲向丁某主张。请求撤销原判，支持沈某甲的上诉请求。
丁某在二审中答辩称，关于科瀚公司30%股份的问题，双方签订的离婚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30%股份中的一半折价为85000元，该85000的现金加其他款项存入沈某乙名下。第二，关于原离婚协议第四条约定的10万元儿子成长教育经费的问题，首先丁某为儿子购买保险的行为应视为对协议的履行；其次，在离婚协议中不能看出该10万元是由丁某还支付；再次，按离婚协议的约定，沈某乙是随丁某生活的，所以应当支付10万元的是沈某甲。另外，如果10万元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应该是夫妻双方赠送，应由沈某乙来向丁某和沈某甲共同主张权利。
沈醉涛、科翰公司在二审中均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在于科翰公司15%的股份是否已经折价为85000元以及丁某为沈醉涛购买保险的行为是否能视为对协议的履行。
关于争点一。沈某甲认为该离婚补充协议是附延缓条件的赠与合同，理由是协议第五条约定“自协议签订执行之日起，沈某甲脱离与…所有关系”，但丁某始终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所以该协议未生效。本院认为该理由不成立。首先，从该条款的字面意思来看，当事人既然以“自…之日”来表达，“签订执行之日”应理解为一个日期。如签订和执行为两日，则不符合语言表达的基本逻辑；其次，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性质来看，该协议乃是一份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当事人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应是尽快解决双方的财产争议，使法律关系趋于安定。从签订协议之日起，沈某甲脱离与…所有关系更加符合双方当时的心态。再次，该协议书是丁某与沈某甲之间有关将沈某甲的部分财产权益归属于沈醉涛的约定，而离婚时沈醉涛归母亲丁某抚养，协议第五条亦约定“�上共计…元由母亲丁某代为管理。为期五年分五次存于沈醉涛名下”，所以丁某“执行”该协议的时间跨度为五年，这显然与“自…之日”的行文表述相矛盾，所以该协议第五条只能理解为从签订协议之日起，沈某甲脱离与科翰公司与科盈电子厂的关系。结合此协议书的上下节约定及行文的表达，科翰公司15%的股份已经折价为85000元，此一理由在原审中已经阐述清楚，本院在此不做赘述。综上，沈某甲有关离婚补充协议书是附延缓条件的赠与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点二。本院认为，丁某为沈醉涛购买保险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履行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归沈醉涛所有的钱款共计298000元，该笔数字亦是丁某负有的总给付义务。离婚调解协议第四条仅约定“壹拾万元人民币现金归儿子所有，作为他成长教�经费”，离婚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以上共计人民币壹拾玖万捌仟元整由母亲丁某代为管理，为期五年分五次存于沈醉涛名下”。由此可见，第一份协议仅表明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归属于沈醉涛，第二份协议约定丁某将198000元分五次存于沈醉涛名下，两份协议对给付钱款的具体形式及方式均未作出约定。而丁某于2004年起开始为沈醉涛购买国寿鸿星少儿两全保险，保险金额共计333600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金额共分五次返还，当沈醉涛18周岁时返还保险金额的25%，19、20、21周岁时各返还保险金额的15%，22周岁时返还剩余的30%。本院认为，首先，该保险的给付性质与调解协议约定的“成长教育经费”相吻合，因为该保险的性质是教育类保险，被保险人21周岁前的四次返还金额均作为其大学教育保险金；其次，丁某作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明确约定其放弃解除该保险合�的权利，也就是说，该33万余元的保险金额与保险公司不定期的分红必将归属于沈醉涛，这亦是丁某将33万余元存于沈醉涛名下的方式之一。并且该保险的保额与丁某负有的总给付义务相当。综合以上分析可见，丁某为沈醉涛购买保险的行为应当视为履行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但因丁某在二审中撤回上诉，视为其对一审服判，而沈某甲要求丁某给付10万元现金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沈某甲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沈醉涛、科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54元，由上诉人沈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嘉 雄
审 判 员 �翔
代理审判员 毛 彦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