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阜行赔终字第00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英。
委托代理人：于邦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界首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江利国，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刚丰，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李政，该局新华派出所民警。
上诉人张爱英因治安处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的（2014）界行赔初字第0000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爱英及其委托代理人于邦科，被上诉人界首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许刚丰、李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爱英向一审法院诉称：2012年7月5日下午，张爱英进京申诉反映其丈夫被杀害一事，信访时被北京市巡警发现，后被送至久敬庄分流中心。当日夜12点左右，界首市驻京办把张爱英强行接出久敬庄。7月7日晚9点多钟将张爱英带回，送到界首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作笔录，作完笔录就直接将张爱英送到界首市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关押八日。界首市公安局以张爱英到天安门非信访接待场所信访为由，给予张爱英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依据，明显违法。即使张爱英有上述违法行为，也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界首市公安局没有管辖权。为此，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界首市公安局对张爱英作出的界公（新华）行决字（2012）第06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并要求界首市公安局赔偿张爱英被拘留期间的经济损失，赔偿咨询费、代写费、打印费、信访、申请行政复议差旅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4万元；并赔礼道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5日下午，张爱英到北京上访反映其丈夫被杀害一事，在北京天安门周边地区被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发现，北京警方以张爱英等人的上访行为系非正常上访为由，将张爱英等人送至久敬庄分流中心。同时将张爱英等人上访情况通知阜阳市驻京接访劝返工作组。当日，界首市接访人员接到阜阳市驻京接访劝返工作组的通知，及时到久敬庄分流中心将张爱英等人接出。2012年7月7日晚，张爱英等人被接回界首。界首市公安局经立案、调查、处罚告知、审批等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2年7月8日对张爱英作出界公（新华）行决字（2012）第06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对张爱英行政拘留八日。张爱英不服，向阜阳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阜阳市公安局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阜公行复字（2011）第07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界首市公安局对张爱英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张爱英要求撤销界首市公安局对其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故其要求界首市公安局给予行政赔偿就没有事实根据，因此张爱英要求界首市公安局给予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爱英要求界首市公安局给予行政赔偿的赔偿请求。
张爱英上诉称：张爱英没有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违法上访，也没有实施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不应对其予以行政拘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界首市公安局赔偿张爱英被拘留期间的经济损失，赔偿咨询费、代写费、打印费、信访、申请行政复议差旅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4万元；并赔礼道歉。
界首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界首市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和依据：第一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由公安派出所决定。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该组证据证明界首市公安局具有对张爱英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1、张爱英的陈述和申辩；2、对郭河林的询问笔录；3、对张芳的询问笔录；4、对孙金启的询问笔录；5、2012年7月6日阜阳市驻京接访劝返工作组出具的情况说明；6、2012年7月7日界首市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7、张爱英、郭河林、孙金启、张芳的户籍证明。该组证据证明张爱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存在。第三组证据：1、受案登记表；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行政处罚决定。证明界首市公安局对张爱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第四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该组证据证明界首市公安局对张爱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
张爱英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张爱英的身份证；2、界首市公安局界公（新华）行决字（2012）第06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3、阜阳市公安局阜公行复字（2011）第0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据证明张爱英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二审开庭时，张爱英提供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2014）第401号登记回执；2、北京市公安局（2014）第335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张爱英申请获取的2012年7月5日下午，张爱英在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界首市公安局的信息并不存在。
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张爱英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界首市公安局认为，因为北京市公安局并未对张爱英2012年7月5日违法上访的行为作出处罚，所以其没有张爱英在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界首市公安局的信息，但这并不代表张爱英没有去北京违法上访。张爱英2012年7月5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违法上访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爱英所举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界首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成立，因此，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依据采信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爱英要求行政赔偿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张爱英本人陈述以及界首市公安局对郭河林、孙金启、张芳的询问笔录、阜阳驻京接访劝返工作组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012年7月5日张爱英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违法上访的事实。《信访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因此，张爱英反映问题应该去专门的信访接待场所。天安门并非信访接待场所，张爱英去天安门违法上访的行为扰乱了该地区的秩序，依法应予处罚。界首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张爱英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张爱英称其没有违法上访，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 善 义
代理审判员 杨 柳
代理审判员 吕 洁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耿牛牛（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