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曲中民终字第10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已昕，男，1981年12月23日生，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
委托代理人张荣中、王玉莲，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会泽支行”）
委托代理人王格利，云南卢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谭永笙，男，1973年11月16日生，汉族，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法律顾问。（特别授权）
上诉人常己昕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法院（2014）会民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常已昕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荣中、王玉莲，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王格利、谭永笙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原告常己昕与深圳中金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在网上签订了中金贵金属客户协议书，进行中金贵金属现货买卖，并在深圳中金公司指定的托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开设了一个帐户，开卡银行为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银行卡的业务类型为多产品签约，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及电话银行。之后原告在网上进行贵金属交易。2013年8月9日，原告接到短信，得知自己帐户内的资金被扣划掉322537元，原告发现款项被扣后，立即通知被告，要求被告查处，后经被告核实，原告被扣金额为322537元。该款系深圳中金公司发出扣划指令至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银联将代扣指令发送至签约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沙井支行，通过上海银联与农业银行深圳沙井支行因签约而形成的代收平台系统自动扣除，业务类型为农行直连代扣，该款被扣至深圳中金公司帐户。原告常己昕认为未经自己授权，被告擅自扣划自己银行卡内的存款，与被告发生纠纷，于2014年3月17日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本金322537元及自2013年8月9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常己昕在深圳中金公司指定的托管银行，即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开设了一个帐户，银行卡的业务类型为多产品签约，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及电话银行，并将资金存入该帐户，以实现订单买卖和资金划转，双方成立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约定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不仅是银行单方面的义务，而是双方都应当注意的义务。原告常己昕在知晓贵金属买卖存在的风险后，与深圳中金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买卖协议书，在网上进行贵金属买卖。常己昕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开设的帐户，即深圳中金公司指定托管银行的结算帐户，而深圳中金公司与上海银联，上海银联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沙井支行，三方系委托代收代扣款服务，深圳中金公司认为常己昕恶意操作导致其损失，发出代扣指令至上海银联，上海银联将扣款指令发送至签约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沙井支行），银行依据指令完成扣款行为。本案中无法确认深圳中金公司扣划款行为是否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进行，原告常己昕是否认可该交易结算方式，其扣款行为是否合法。但发出扣款指令的是上海银联，中国农业银行深圳沙井支行依据双方签约形成的代收平台系统自动代扣，代扣行为是各方一系列协议的签订录入银行系统后以直连代收的形式来完成。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接受了该交易结果反映在原告常己昕银行卡记录上，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县支行在操作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且不是直接的扣款银行，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常己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44元，由原告常己昕负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原审原告常已昕不服，提出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储蓄合同依法成立。上诉人之前的每一笔交易资金的流出都必须经上诉人输入密码后才可以完成，唯有涉案金额322537元是在上诉人全然不知的情形下就被该银行系统无故扣划。且发现款项被无故扣划后，上诉人立即通知了被上诉人，上诉人已经依法履行了自己应当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纠纷并非因上诉人密码泄露导致银行划款，深圳中金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第三方合同纠纷，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且是否恶意操作未经确认；深圳中金公司与上海银联、农行深圳沙井支行的各种协议，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不能以此来约束上诉人；深圳中金公司、上海银联、农行深圳沙井支行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的划拨储蓄存款的机构。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储蓄合同纠纷，储蓄机构应举证证实上诉人存在过错或有划款指令，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应当承担返还存款的违约责任。本案并非侵权诉讼，法院不宜要求上诉人选择起诉直接划款银行。要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农行会泽支行答辩称，本案是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中金贵金属交易有限公司因贵金属现货交易而产生的结算纠纷。上诉人所持农业银行卡是与深圳中金公司进行贵金属交易的结算账户。上诉人所诉322537元是深圳中金公司通过上海银联直接发出代扣指令，由深圳农行沙井支行划扣处理，该笔资金最终进入了深圳中金的账户。深圳中金公司与上诉人的合同纠纷才是上诉人的款项被扣划的根本原因。深圳农行沙井支行只认可上海银联发来的数据，如果发生错误扣划，是由上海银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既没有违约行为，也没有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下列证据：1、从2013年7月29日到2013年8月7日常已昕与深圳中金公司买卖贵金属的交易记录，欲证明上诉人常已昕在深圳中金公司进行违规交易。2、空白客户协议书原件，欲证实深圳中金公司的交易规则。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所要证明的事实不认可。常已昕的行为没有任何违规，没有任何操作规范认定常已昕的行为违反了行业标准和双方的约定。中金公司收取的手续费，表明常已昕是按正常规则操作的。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客户协议书与上诉人签字的客户协议书内容不一致。
上诉人提供下列证据：1、有签字的客户协议书复印件三份，欲证实深圳中金公司的交易规则。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并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交易规则表明，客户签订合同时填写的帐户是客户指定的，这个帐户的钱中金公司可以转入转出，后果是自行承担。客户协议书第8条约定，中金公司对常已昕的帐户有控制权。
经庭审询问，上诉人表示其提供的三份客户协议书的来源是和上诉人一起操作的客户的协议书，协议书是深圳中金公司寄给操作者个人，操作者签字后原件返回给深圳中金公司，操作者自行保留的复印件。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本案当事人在二审提供的交易记录及客户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当事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不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法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对原判认定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观点，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农行会泽支行是否具有违反储蓄存款合同的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返还上诉人被扣划款项的义务。
本院认为，从合同关系来看，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主体是储户和银行，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银行存在违约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常已昕的存款被扣划的主体不是农行会泽支行，农行会泽支行没有扣划行为。深圳中金公司通过直连代扣的方式，以企业的财务系统完成对相关银行账户的代扣行为，上诉人常已昕的存款被扣划至中金公司账户。从举证责任来看，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举证证实中国农业银行深圳沙井支行依据上海银联的扣款指令将常已昕在农业银行卡上的322537元存款扣划至深圳中金公司，款项的扣划过程及款项的去向均已明确。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农行会泽支行将交易结果反映在常己昕银行卡记录上，已经履行了发卡银行的义务，被上诉人农行会泽支行在操作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是扣款银行，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上诉人农行会泽支行是否应当阻止其他银行或公司扣划款项。上诉人常已昕的款项被扣的银行卡是银联卡。每一张银联银行卡，均遵守银联卡扣款及使用规则，每个银联卡的使用终端均有相应的使用权限，深圳中金公司与常已昕存在交易关系，农行会泽支行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阻止银联卡使用范围内的其他主体的扣款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农行会泽支行不存在管理不当的违约行为。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上诉人与深圳中金公司的贵金属交易行为不属于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因农行会泽支行不是扣款主体，对扣款行为的依据不承担举证责任。深圳中金公司的扣款行为是否合法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
综上，上诉人常已昕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44元，由上诉人常已昕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仙莲
审判员 朱绍茂
审判员 张 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贾琼丽
温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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