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闸民一（民）初字第732号
原告徐明，女，197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沈龙飞，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吉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李阵听，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雪娇。
被告周利忠，男，197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徐明与被告上海吉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王红霞独任审理。审理中，经被告吉沁公司申请，本院于2015年3月30日依法追加周利忠为本案被告。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沈龙飞、被告吉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雪娇、被告周利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明诉称，2013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的监事高雪松在被告的经营地本市共和新路XXX号签订了一份《购车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一辆红色的马自达6二手轿车，车牌号为苏E7XX**，发动机号为XXXXXXXX，车架号为LFPM4ACLXXXXXXXXX，登记日期为2008年12月26日，约定价格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5000元，同时又约定了车辆过户、交割等事项。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分两次在吉沁公司的POS机上通过信用卡向被告支付了购车款85000元，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车辆交付义务。2015年1月15日，原告委托律师向吉沁公司发《律师函》，要求协商处理，但无果。原告诉至本院，要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吉沁公司于2013年6月1日签订的购车协议；2、吉沁公司返还原告购车款85000元；3、吉沁公司支付原告利息，以8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被告吉沁公司辩称，原告已经收到系争车辆，原告居住的本市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产权人是原告等人，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开具了物业证明，证明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原告的车牌号为浙F0XX**红色马自达6车辆每月要付小区停车费100元，证明吉沁公司已经实际向原告交付了系争车辆，原告的确已经收到系争车辆，且每月支付停车费100元。吉沁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周利忠辩称，原告确实收到系争车辆，是周利忠与原告一起购车，并一起将车辆开回家。原告与周利忠于2013年3月30日假离婚，但离婚后仍同居至2014年5月才分居，不同意原告的说法，同意吉沁公司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1日，原告与周利忠共同至吉沁公司购车。当日，原告与吉沁公司签订了一份《购车协议》，约定：“原告向吉沁公司购买一辆红色的马自达6车一辆，车牌号为苏E7XX**，颜色为红，发动机号为XXXXXXXX，车架号为LFPM4ACC181A92391，登记日期为2008年12月26日。一、该车售价为人民币捌万伍仟元。二、该车成交后产权属于徐明┅┅。四、┅┅交割日期为2013年6月1日。┅┅六、本协议待车辆过户（转籍）手续办妥后，本协议履行完毕。”该协议上甲方的名称为高某某，但吉沁公司认可签协议人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及《购车协议》的有效性。《购车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场将85000元的购车款支付给吉沁公司。周利忠于2013年6月1日向吉沁公司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马自达6红色二手车一台%26lt；苏E7XX**%26gt；，全额付清，手续自办，车已提走。”
另查明，本市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权利人为原告和案外人徐某某。吉沁公司提供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控江路XX弄管理处于2015年3月21日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1”），载明：“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车辆为浙F0XX**红色马自达6从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停放在本小区，每月付泊位费壹佰元正。”原告提供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2”），载明：“一、2015年3月21日的证明由物业公司下属管理处出具，小区管理处领导事后知晓。二、该证明由当事人周利忠与原小区保安杨某某来管理处，要求出具证明（未说明证明用途）。该户车辆在小区停放按月100元临停收费（定额小票），一次性收缴（附记录）。停车费由该户周利忠支付。三、该户车辆平时由周利忠驾驶停放在小区内。特此证明。”证人杨某某出庭作证称：其从2007年6月25日起至2014年12月在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所在小区做保安工作，小区的车位均是其安排的。其对原告、周利忠均认识，俩人当时是夫妻关系，本案系争的红色马自达车辆于2013年6月进入小区，一开始没有牌照，到8月份才上好牌照：浙F0XX**，原告和周利忠均开过，杨某某和其同事均看到过。停车费多数是周利忠支付，原告也支付过。2014年初，原告对杨某某说系争车辆要开到外地去半年，希望其固定车位保留半年，半年后再说，后不久原告告诉杨某某其已和周利忠离婚，系争车辆不停回来，让杨某某处理车位。又过了一个月，原告的妈妈跑到杨某某领导的办公室要求返还车位，是一辆牌照为沪J7XX**银白色的车辆，杨某某遂告知原告母亲原告的车位已经安排给别人，没有车位了，原告母亲还和杨某某争吵了起来。证明1是保安队长出具的。2015年1月15日，原告的代理人沈龙飞就本案系争车辆的交付事宜发函给吉沁公司。
再查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NO.OCCXXXXXXXXXXXXXXXXXX的《机动车辆保险证》，载明被保险人申阿飞，发动机号码为XXXXXXXX，车架号为LFPM4ACCXXXXXXXXX，保险期限为2013年2月6日零时至2014年2月5日二十四时止。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60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载明的被保险人为周春亚，发动机号码为XXXXXXXX，车架号为LFPM4ACCXXXXXXXXX，签单日期为2014年9月26日。
审理中，原告称其与周利忠于2000年10月18日结婚，于2013年3月30日协议离婚，双方没有闹得很不开心，因周利忠对车辆比较熟悉，就让周利忠陪其去买车。周利忠替原告看完车况后，原告和吉沁公司签订合同并付了车款，因买的是二手车，高某某称行驶证是原车主的，原车主不放心将车交给原告，要求过完户再提车，考虑到是和公司签的合同，吉沁公司还需准备资料，原告没考虑周全，遂先离开。2013年6月后，原告至吉沁公司找高某某交涉，但一直没有找到高某某。原告律师遂于2015年1月15日发函给吉沁公司，要求吉沁公司与原告磋商归还购车款事宜。原告对《购车协议》的效力无异议，但坚持要求解除《购车协议》，并要求吉沁公司归还购车款85000元，不要求周利忠归还购车款。
吉沁公司称，原告和周利忠一直以“老公老婆”相称，原告付款后，告诉吉沁公司让周利忠去开车，吉沁公司就让周利忠写了《收条》，因当时原告和周利忠一起来购车，并以夫妻相称，所以没考虑到他们是否离婚，后原告和周利忠一起将车开走。2015年1月15日，吉沁公司收到原告律师的函才知本案系争之事，此前原告从未和吉沁公司交涉过。原告和周利忠的离婚证是在收到法院传票后，收集证据时获得，为了证明原告和周利忠是夫妻关系。
周利忠称，2013年3月30日，原告和周利忠因为要做一个房屋贷款才离婚，但离婚后仍同居在一起，购车时其和原告关系较好，直到2014年5月才分居。2013年6月1日，原告和周利忠去吉沁公司买车时以“老婆老公”称呼，原告当天提车，周利忠开车回去，原告坐在系争车上。因原告是上海户口，不能上上海周边地区的车牌，而周利忠的姐姐周某某在嘉善有房屋，2013年7月初，原告和周利忠遂以周某某的名义上了车牌，车辆登记在周某某的名下，上完车牌后周利忠就将系争车辆交给原告使用。车位也是周利忠和原告一起去物业和保安协商的。2015年上半年，周利忠将系争车辆以40000元的价格出售。至于原告和周利忠关于系争车辆的事情，不同意在本案中处理，应当另案处理。
高某某称，其是吉沁公司的监事，2013年6月1日原告和吉沁公司签订《购车协议》时，其在外地，系争车辆虽然登记在其名下，但其已经将该车出售给吉沁公司，其也拿到车款，因不想多付一次过户费，所以如果找到下家就直接一次性过户。但2013年6月1日当天，其在外地，《购车协议》由同事李某某代其签订，李某某在电话中和高某某确认过。两被告对高某某的陈述均无异议，且吉沁公司认可李某某代吉沁公司签订《购车协议》有效。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原告与吉沁公司签订的《购车协议》一份、广发银行的交易明细二份、吉沁公司的《股东决定》一份、原告代理人发给吉沁公司的《律师函》一份、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的《证明》一份及收费明细清单11张、吉沁公司出具的周利忠写的《收条》一份、原告和周利忠的《离婚证》复印件一份、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控江路18弄管理处的《证明》一份、房产交易中心房产登记簿一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保险证》各一份、证人杨某某的证言、高某某与吉沁公司签订的《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复印件一份、高某某出具给吉沁公司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纵观本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吉沁公司是否履行了交付系争车辆的义务。首先，原告和吉沁公司签订《购车协议》之前，本案系争车辆登记在高某某的名下，但该车已经由高某某出售给了吉沁公司，李某某以高某某的名义代吉沁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购车协议》，吉沁公司认可李某某代吉沁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并认为该《购车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也认可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原告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故对《购车协议》的有效性，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原告称因为购买的是二手车，高某某称行驶证是原车主的，原车主不放心将车交给原告，要求过户后再提车，所以原告在2013年6月1日签完合同、付清车款后没有提车，先打的回去了。而两被告均称周利忠陪同原告来签订《购车合同》，周利忠出具《收条》，周利忠当时和原告一同回去，由周利忠开车。对此本院认为，《购车协议》约定：系争车辆的交割日期为2013年6月1日，故原告应当知晓系争车辆应于2013年6月1日提取。后系争车辆于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一直停放在原告居住的小区，且每月都向物业公司交纳停车费，原告作为居住在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业主，称不知晓自己购买的车辆停在此有悖常理。且原告自己也称与周利忠是协议离婚，没有闹得很不开心，所以购车时让周利忠陪同去。周利忠也称购车时与原告关系蛮好，以“老公老婆”相称，直至2014年5月周利忠才搬出原告的住处。吉沁公司称原告与周利忠共同来购车，以“老公老婆”相称，原告让周利忠验车，故没有询问双方是否离婚，也符合常理。另外，证人杨某某证明原告开过系争车辆，以为当时原告与周利忠是夫妻，停车费原告和周利忠均交纳过。故原告如果不使用系争车辆或不允许周利忠使用系争车辆，周利忠仍旧以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的名义交纳停车费，并将系争车辆停在原告居住的小区，与生活常理不符。
再者，原告律师于2015年1月15日才发律师函给吉沁公司，提出要求交付系争车辆，此前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原告没有采取起诉、报警等方式要求交付车辆，与常理不符。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吉沁公司催讨过系争车辆。
最后，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控江路18弄管理处出具的《证明》1与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内容上并不矛盾，《证明》2并没有否认《证明》1内容是虚假的，只是管理处领导事后才知晓。并且《证明》2恰恰证明了《证明》1是经过当时管理车位的保安杨某某核实后，由保安队长出具，杨某某本人亦出庭作证，其证言与两被告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而《证据》2中“┅┅停车费由该户周利忠支付。三、该户车辆平时由周利忠驾驶停放在小区内”的内容，由于《证明》2是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控江路18弄管理处的上级单位上海杨浦区市政建设物业有限公司出具，《证明》2的经办人员是如何知晓停车费都是由周利忠支付、平时由周利忠驾驶并停放在小区内？《证明》2的该部分内容与当时管理小区车位的保安杨某某的证言相反，因为经办人员和单位负责人未在《证明》2上签字或者盖章，致使本院无法传唤经办人员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能形成有效的心证。
综上，被告方的证据已经形成一个证据锁链，可以推定2013年6月1日周利忠提车是经过原告授权，退一步说，事后原告也是认可周利忠的提车行为，故吉沁公司已经完成了交付系争车辆的义务。此外，系争车辆已被周利忠出售，原告坚持不要周利忠返还钱款，周利忠也要求另案处理，因本案《购车协议》的相对方为原告与吉沁公司，故原告与周利忠之间就本案系争车辆的纠纷，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徐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25元，由原告徐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盛玉英
审 判 员 王红霞
人民陪审员 钱佩英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
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