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衡民一终字第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春芳之子）：崔彦军，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春芳之妻）：周秀云，农民。
委托代理人：蒋汉章。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彦顺，农民。
原审第三人：故城县青罕镇候庄村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李玉峰。
上诉人崔春芳因与上诉人崔彦顺、原审第三人故城县青罕镇候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侯庄村会委）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故城县人民法院（2013）故民一初字第1338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过程中，崔春芳于2014年10月11日因病去世。经询问，上诉人崔彦顺同意崔春芳的妻子周秀云、儿子崔彦军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彦军及其与周秀云的委托代理人蒋汉章、上诉人崔彦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侯庄村委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原审原告崔春芳一审中诉称：村委会发包给原告崔春芳位于村东北角承包地1.3亩，因此地靠道边，在该基础上又多分给1米。承包期间，因原告崔春芳家缺乏劳动力，故将该承包地让地邻崔彦顺代耕，而被告崔彦顺改变承包地用途，挖沟建设，致使此地无法耕种。要求被告崔彦顺停止侵权，恢复原状，返还给原告崔春芳的承包地。
原审被告崔彦顺一审中辩称：原告崔春芳诉状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崔彦顺没有耕种原告崔春芳的承包地，原告崔春芳也未让被告崔彦顺代耕过，被告崔彦顺耕种承包地与原告崔春芳无关，被告崔彦顺没有侵权。原告崔春芳将承包地建成厂房改变了耕地性质，其承包地亩数远远超过村内人均耕地亩数。原告崔春芳是否取得诉争的1.3亩承包地应以候庄村委会的地亩账为准。现村委会有机动地60多亩，如果原告崔春芳没有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向村委会另行主张权利，不应向被告崔彦顺主张权利，故要求驳回原告崔春芳对被告崔彦顺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候庄村委会一审中称：村委会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原告列村委会为被告是错误的，现任村委会并不知道崔春芳让崔彦顺耕种承包地的事，是否更换承包人姓名也不知情。因当时崔彦顺是村会计，管理账目及向上级报表，都是由崔彦顺掌握，故村委会没有任何责任。村委会仅知道在1982年原告家分过土地，现任村委会未调整过。请求判令驳回原告崔春芳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取得位于村东北角1.3亩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被告均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现诉争土地由被告耕种，并在该地的东边和南边挖沟。原告于2013年9月27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归还承包地、恢复原状。被告则以自己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未对原告构成侵权为由，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候庄村委会未明确表示该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所诉争土地，虽然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取得承包经营权，但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已期满，1999年第二轮承包土地时原告未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未实际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原告应依法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不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因原、被告对诉争土地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享有承包经营权，故该诉争土地应由第三人侯庄村委会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承包经营权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崔春芳的起诉。
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崔春芳的主要请求及理由为：1982年第一轮承包时，崔春芳家取得村东北1.3亩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期间村委会未调整过承包地，第二轮延包时村委会未召开村委会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实行原承包地延包形式，崔彦顺利用担任村会计职务便利，在崔春芳不知情的情况下，划为其承包地，在勘验时其承包地的实际亩数远超过其应承包的土地，而崔春芳家无地可种。崔彦顺不珍惜承包地，私自在崔春芳家的承包地挖沟建房，破坏耕地，现已无法耕种。原审法院认定崔春芳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崔春芳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判令崔彦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上诉人崔彦顺的主要上诉请求及理由为：请求依法确认崔彦顺拥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驳回崔春芳的诉讼请求。双方所在村委会因小队合并成了大队，1994年全村统一调整过一次承包地，双方诉争的1.3亩土地经村委会发包给了崔彦顺。1998年10月进行二轮承包，人均分地1.28亩，双方诉争的1.3亩由崔彦顺承包，1998年村里的地亩账可以证实。1999年3月村委会根据1998年秋后调整土地的情况，给崔彦顺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崔彦顺拥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崔春芳于1994年、1998年也参加了村委会对承包土地的调整，其有相应的承包地块，但不是双方诉争的1.3亩。原审法院认定1999年二轮延包时双方均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崔春芳未参加二轮延包为由告知崔春芳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审理案件不注重事实，不正确适用法律，暗埋隐患，促成纷争，实为渎职行为，崔彦顺将向纪检部门投诉。
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崔春芳家取得双方诉争的位于村东北角地名为“村后地”的1.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地的四至为：东邻大道、西邻崔彦顺承包地、南邻候庄村、北邻邢德公路。现崔彦顺耕种该诉争土地，并在该地的东边和南边挖沟。上述事实已当庭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围绕争议焦点，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称：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该由人民法院受理。1982年候庄村委会将承包地分给各家经营，上诉人崔春芳在村里分了诉争土地1.3亩，1982崔春芳家庭取得了该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地是崔春芳一家生活来源，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其家庭享有物权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从1982年开始崔春芳耕种诉争土地10年，1994年崔彦顺才开始耕种诉争土地，双方达成口头协议1.3亩土地由崔彦顺代耕，约定崔春芳什么时候要崔彦顺什么时候还，崔彦顺一直耕种至今。原审认为崔春芳未取得双方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查明的事实是矛盾的。1999年侯庄村没有进行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没有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他意见详见书面代理词。提交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1994年和1999年均没有调整土地。
经质证，上诉人崔彦顺对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
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崔彦顺称：本案应由法院受理，因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1982年崔彦顺是候庄村第二小队的会计，每个小队都有自己队里的地亩账，1994年村委会把地都收回了，村里由大队统一按人口分地，原来大队会计是崔春才。1999年侯庄村开展了二轮延包工作，1999年3月村里给全村的村民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崔彦顺的证上土地的面积是自己涂改的，因为想把崔彦起家的地也写到证上（崔彦起是上诉人崔彦顺的弟弟），后来因崔彦起告诉上诉人崔彦顺，不更改也不会争地，所以就在原来改掉的地方上打了一个勾，相当于没有更改。其他理由详见当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现二审提交证据一、1994年候庄村的地亩账复印件三份（有原件账本），证明在1994年崔春芳家分得湾南地2.7亩，1994年崔彦顺家分得村后地5.4亩，这5.4亩村后地包括双方诉争的1.3亩土地。崔彦顺的村后地西邻崔荣祥，1994年分地2.36亩。证据二、于立田的书面证明复印件，原件今天没带来，庭后提交原件，证明1992年诉争的1.3亩土地分给崔彦顺耕种。证据三、1999年3月崔延（彦）顺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崔彦顺。证据四、1998年的地亩账，地亩账都是上诉人崔彦顺写的，地亩账第一页有支部书记于希成、村长崔彦良、副村长崔春胜的亲笔签字，证明1998年村里调地。原审中上诉人崔彦顺将证据交给了第一次请的律师蔡锐，开庭时不能到庭，其又给崔彦顺找的陈章岩代理，崔彦顺一审没有出庭，陈章岩没有提交，其称蔡锐没有将证据转交。
经质证，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对上诉人崔彦顺提交的证据一至四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称证据一中崔春芳名下的内容不是一个人书写，也没有载明是1994年记载，两个小本其他页面都是整张的，只有崔春芳和崔彦顺名下是半页，故对真实性不认可，崔荣祥名下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的证人应出庭作证，该证据及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三不是一个人书写，字迹的颜色也不一样，还更改了承包地的亩数，且该证没有政府的公章，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四的整本账都是崔彦顺一个人所写，不认可真实性。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不认可上诉人崔彦顺一审未提交证据的理由。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是：本案审查的关键问题是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家庭是否已实际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崔彦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为证明其拥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是否拥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对其二审中提交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二审提交的村委会的证明，证明主要内容为1994年和1999年村里均没有调整土地，不能证实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家庭现在拥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亦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为双方二审中均无争议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所在的故城县青罕镇候庄村1982年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工作，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家庭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取得双方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国家号召农村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虽然国家及其部门的文件对第二轮承包都有“延长承包期”或者“延包”的提法，但都明确指出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的情况下实施的“新一轮土地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虽在政策层面上，二轮承包是一轮承包的延续，但在法律角度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土地承包合同而取得，二轮承包重新订立的承包合同，是承包人取得新的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依据。本案中，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家庭对诉争土地既未提交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亦未提交村委会相关证明证实其现享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仅以1982年第一轮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认为自己现在拥有该地承包经营权，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驳回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家庭起诉，并无不妥。本案审查的关键问题是上诉人崔彦军、周秀云家庭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关于上诉人崔彦顺是否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应在本案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中予以评判。原审认定上诉人崔彦顺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超出本案审查范围，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原审裁定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许晓芬
审判员 崔清海
审判员 刘万斌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孙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