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8民再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志刚，男，195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垣曲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利红，男，197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垣曲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都ＸＸ，男，196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垣曲县。
以上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屈正凯，垣曲县新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常明，男，1984年7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代理人：杜瑞琴，山西河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纪贵宝，男，196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曲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盾，山西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与被申请人常明、纪贵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民终2538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晋民申126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及其委托代理人屈正凯，被申请人常明的委托代理人杜瑞琴，被申请人纪贵宝的委托代理人马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诉称：原告系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原始大股东，2012年9月4日，原告所在公司与被告纪贵宝所在的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垣曲县黄河路西135亩商住用地意向书，并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正式合作开发协议书，双方约定由被告方公司以原告方公司名义进行自行投资、自主开发。被告方为了确保自己在合作开发项目中的投资利益，被告纪贵宝指派被告常明到原告方公司持空股，参与合作开发事宜。2013年元月10日，原告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分别与被告常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所持有的本公司30％、10％、10％的股权无�转让给了被告常明。但后来，由于被告方所在公司屡屡违约，无力履行合作开发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2015年11月22日，合作开发协议依约解除，合作协议解除后，被告常明所持原告股份已无任何依据，应当恢复到三原告名下，2015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君子协议”，被告常明应将其持有的50％股权分别退还给三原告，但时至今日，二被告一直拖延，没有将股权恢复变更到三原告名下，严重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要求确认被告常明所持隆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50％股份系三原告所有，并要求二被告办理股权变更到原告名下。
王志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被告常明所持有的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股份分别系原告王志刚30%、梁利红10%，都ＸＸ10%。2、判令被告纪贵�、常明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到原告名下的手续。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代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系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昌公司）股东、被告纪贵宝系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苑公司）原始股东、实际控制人、垣曲合作开发项目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常明系被告纪贵宝在垣曲合作开发项目中指派持空股控股的人员。2012年9月4日，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垣曲县黄河路西段135亩商住用地的意向书，由隆昌公司提供开发使用的135亩土地，贵苑公司以隆昌公司的名义自行投资、自主开发，一为了保障贵苑公司在合作开发项目中的投资利益，双方协商由纪贵宝委派常明到隆昌公司持空股控股。2013年1月，原告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分别与被告常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所持有的本公司30％、10％、1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被告常明，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5月18日，隆昌公司、贵苑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在协议书第6条中明确约定：甲方接受乙方指派常明、申磊到甲方公司持空股控股，旨在诚实信用，保障乙方开发利益。为此常明、申磊所持股权只对本次开发项目有效，不得干预甲方公司其他工程项目的权、责、利。当乙方已实际取得合作开发房地产的主控权后，即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具备法人资格的项目部后，或者此次合作开发结束时，乙方常明、申磊无条件退出甲方股东，取消其控股股权，恢复甲方公司原来的股东股权。后来，双方在合作开发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合作开发无法继续，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虽经多次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协议，2015年11月22日，原告方代表、被告纪贵宝及其他相关人员再次协商无果，隆昌公司单方发出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函，通知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要求贵苑公司委派的参股人员退回股权，后来，原告先后与被告纪贵宝签定“君子协议书”、“维护乙方有效投资权益保障协议书”，进一步对常明退还50%的股权作了约定，但二被告一直未将该股权恢复到原告名下，从而引起原告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可以转让，股权的转让方式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本案中，双方均认可股权是无偿转让，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三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股权是否合法有据。通过庭审调查可以明确，被告常明受让的50%的隆昌公司股权，并没有实际出资，三原告之所以同意无偿转让，是基于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之间的合�，是对贵苑公司在垣曲县开发项目中的投资利益提供的一种保障，正因为如此，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中才明确约定，常明所持股权只对本次开发项目有效，并对退还股权的条件作了约定，即当被告方已实际取得开发房地产的主控权后或此次合作开发结束时，常明应无条件退出隆昌公司股东，退还股权。现在由于客观原因，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的合作开发已无法继续，隆昌公司已于2015年11月22日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双方的合作已经结束，常明再继续持有隆昌公司的股权，已无前提基础，其应当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中第6条的约定，无条件退还股权，所以并不存在因该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三原告与被告常明个人之间，故应由被告常明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被告纪贵宝对此不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常明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其持有的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50%股权返还给原告王志刚30%，原告梁利红10%，原告都ＸＸ10%。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常明负担。
常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垣曲县人民法院（2016）晋0827民初42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对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因原审将本案案由错误的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导致原审错误认定案件主体，本案当事人双方主体均不适格，应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一审的起诉或诉讼请求。根据被上诉人一审诉状载明的内容，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是基于2013年5月18曰，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因前述协议书于2015年11月22日解除，故一审请求上诉人将股权过户给被上诉人。从前述事实来看，本案诉争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而原判最终引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也足以证明该问题。既然为合同纠纷，那么本案的当事人应为涉案合同的双方即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不应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由于原判将本案案由确定错误，导致对案件的主体认定错误，故应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二、原判判令上诉人将其持有的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返还给三被上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令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返还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公司的股权，是基于2015年11月22日，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的《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函》。该函件系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而非向上诉人发出，所解除的协议应为垣曲县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该解除行为与上诉人无关。涉案股权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而非曲沃县贵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判依据两个案外人的协议，就判令上诉人将其持有的股权返还给三被上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确定案由错误，导致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判令被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违反法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一审对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辩称，1、被上诉人诉请的是确认股权并返还，一审法院审理的是股权转让纠纷，符合事实，案由正确。2、本案股权设立及工商变更登记系附条件行为，因上诉人持有股权丧失合同及法律依据，而答辩人对涉案股权享有所有权，上诉人应配合答辩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纪贵宝述称，1、一审法院确定的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原审被告与隆昌公司股权毫无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2、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原审被告纪贵宝非项目适格主体。综上，一审法院将原审被告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依据。
原二审审理查明：2013年1月10日，被上诉人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分别与上诉人常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各自持有的隆昌公司30%、10%、1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常明，隆昌公司目前的工商登记载明上诉人常明持股50%，2013年5月18日，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常明持空股股权。2015年11月22日，隆昌公司向贵苑公司发送解除合作开发协议通知函，载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贵苑公司负责参股人员退回股权，但未提供相对方签收的证据。2015年12月26日，隆昌公司与原审被告纪贵宝签订君子协议书，约定贵苑公司负责常明从隆昌公司股东中退出，转让50％的股权份额给原股东，协议上批注“具体情况另定”。2016年3月29日，隆昌公司再次与原审被告纪贵宝签订维护乙方有效投资权益保障协议书，约定协议以纪贵宝交回土地证及退出股权，双方签字成立生效。上诉人常明从未授权原审被告纪贵宝签署任何�关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等，原审被告纪贵宝称自己在相关协议等签字代表不了上诉人常明。庭审中，原审被告纪贵宝申请证人佘某、吴某出庭作证，两证人当庭陈述，其与原审被告纪贵宝一同前往隆昌公司协商合作土地开发事宜，隆昌公司向在场人员宣读了拟好的君子协议书，并让原审被告纪贵宝签字，原审被告纪贵宝提出“能做到做，不能做到另行协商”，并在协议上进行批注，庭审中，两证人对君子协议书及批注“具体情况另定”进行核对，确认该协议即为隆昌公司宣读的协议，协议上批注内容系原审被告纪贵宝所为。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是否正确；二、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股�是否有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是否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三被上诉人的主张，基于2013年5月18日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隆昌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因前述协议书已于2015年11月22日解除，故请求确认上诉人持有的隆昌公司50％股权系自己所有，上诉人常明应将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本院认为，三被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方、上诉人作为股权受让方，双方因股权的持有、退股事宜产生纠纷，三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向其返还股权，双方之间应属股权转让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本案应属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是否应返还三被上诉人股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持有隆昌公司50％的股权是基于2013年1月10日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系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对协议本身的效力并不持异议，在前述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三被上诉人此时再否认上诉人股东资格，要求上诉人返还股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被上诉人辩称基于2015年11月22日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等，上诉人持股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因此应向其返还股权。针对三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全部证据，庭审中上诉人称其仅在2013年1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上及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过字，除此之外，其他协议书等均无上诉人的签字。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协议书等均系隆昌公司与贵苑公司或隆昌公司与原审被告纪贵宝所签订，原审被告纪贵宝亦明确表述其在相关协议上签字代表不了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辩称的协议书等对上诉人并不具有约束力。现上诉人持有隆昌公司50％股权，该50％的股权作为上诉人合法财产，未经上诉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处分，原审法院依据案外人贵苑公司、隆昌公司或贵苑公司与原审被告纪贵宝签订的协议等，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股权，明显错误。
综上所述，常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1、撤销山西省垣曲人民法院。（2016）晋0827民初428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200元，由被上诉人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负担。
再审申请人王志刚、梁利红、都ＸＸ的再审请求：1、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民终2539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被申请人申磊、纪贵宝共同负责将申磊所持隆昌公司20％的股权恢复到王志刚名下；3、由被申请人申磊、纪贵宝承担一、二审及再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查明的所谓新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只是对一些细微末节质疑和挑剔，是根本站不住脚的。l、二审判决书第六页在“本院查明的事实为……2015年11月22日，隆昌公司向贵苑公司发送解除合作开发协议通知函（以下简称解除通知函），载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贵苑公司负责参股人员退回股权，但未提供相对方签收的�据。”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后第四天，双方于2015年11月26曰就签订了解决遗留问题的“君子协议书”，足以证明双方对解除协议不持异议。事实上，该解除通知函是通过会议形式宣布直接送达的，本案中有申请人（原审原告）提交的会议纪录书证，在会议签到上纪贵宝亲笔签字；而且，由于当时纪贵宝已经将贵苑公司抵债卖给了武江某，武江某当时也参加会议，并收执了解除通知函。2、“20l5年12月26日，隆昌公司与原审被告纪贵宝签订君子协议书，约定贵苑公司负责申磊从隆昌公司股东中退出，转让50%的股权份额给原股东，协议上批注'具体情况另定'。”协议上批注的是“具体协议另定”，并非原审判决“具体情况另定”，时间应当是2015年11月26日。20l5年11月22日晚上纪贵宝带领武江某、李广某三人参加了在隆昌公司办公室召开的合作协议解除会议，首先是协商继续合作，贵苑公司拿钱，进工地重启施工。贵苑公司负责人武江某拒绝再投资，施工队李广某也表示不再投资，纪贵宝更是明确声明他更没钱。在此种情况下，隆昌公司才宣读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并当场送达每个当事人。会议结束后，只有纪贵宝留下来没走与隆昌公司王志刚继续和谈善后事宜。双方本着“不争议、不诉讼，用双方的聪明智慧解决遗留问题”，提出了君子协定的意向，纪贵宝积极主动与隆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刚协商沟通，仅用了四天时间，2015年11月26日双方协商签定了“君子协议书”。2015年11月26日，双方对君子协议逐条进行商定，纪贵宝对君子协议不持任何异议地很痛快地签了字。纪贵宝要求的他方退股后需对如何进一步维护他的投资利益进行另行商定，这才是纪贵宝在协议上批注“具体协议另定”的本意。为防止纪贵宝再次违约，隆昌公司在君子协议打印的文本上也增添了相关违约责任的手写内容。为此，君子协议书上批注有“具体协议另定”的字样，与君子协议本身及效力毫无关联。3、“2016年3月29日，隆昌公司再次与原审被告纪贵宝签订维护乙方有效投资权益保障协议书（以下简称维护乙方权益协议书），约定协议以纪贵宝交回土地证及退出股权，双方签字成立生效。”二审判决书提出这一问题，质疑尚不明确，更不能推翻一审查明的事实。申请人只就当时的本意予以释明。“君子协议”签订生效后，纪贵�满口答应办理退股和追回土地证。他于2016年元月5日告知隆昌公司，他委托了他的“亲家”名叫社会（佘某）的高人具体操办落实退股和追回土地证等事宜，进一步与隆昌公司协商他所关心的“具体协议另定”的协商谈判。隆昌公司与纪贵宝签订了维护乙方权益协议书，对纪贵宝的有效投资予以协议确认，为了防止纪贵宝再次违约，才在维护乙方权益协议书中设置了生效条件，旨在让纪贵宝能够切实履行交回土地证和退还回股权。4、“上诉人申磊从未授权原审被告纪贵宝签署任何有关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等。”根据2013年5月18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第6条的约定，常明是受命代持股的行为，替纪贵宝和贵苑公司而持有的50%股权。5、“原审被告纪贵宝称自己在相关协议等签字代表不了上诉人常明。”原审被告纪贵宝就是贵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双方公司合作开发的直接当事人。隆昌公司70％的股权是通过纪贵宝拿走的，现在应当由纪贵宝负责予以归还。纪贵宝不仅应当代表由他亲自指派为他持股的常明和申磊，同时还应当代表贵苑公司，虽然纪贵宝的小舅子李承某充当法定代表人，但贵苑公司的一切事情都由纪贵宝说了算，2013年4月15日纪贵宝将贵苑公司抵债转让给武江某。（二）有新的证据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的主要的证据是伪造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对“具体情况另定”的认定，原审对“具体情况另定”采信了原审被告纪贵宝的证人佘某、吴某出庭作的伪证。第三，君子协议是隆昌公司与纪贵宝从合作协议解除四天后双方协商的结果，当场逐条商榷有钢笔添加的字迹为证，根本不是两个“证人”所编造的“宣读”后就签了。第四，吴某是纪贵宝生意伙伴，对本案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其证词虚假实属伪证。（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歪曲了事实性质，根本否定不了一审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书载明，“通过庭审调查可以明确，被告申磊（常明）所受让的隆昌公司股东的股权，并没有实际出资，转让方与受让方本不相识，无任何关系，原告方（被上诉人）之所以同意转让给常明、申磊，是基于常明、申磊持股所代表的贵苑公司与隆昌公司之间的合作，是对贵苑公司在垣曲开发项目中的投资利益提供一种保障，正因为如此，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中才明确规定，被告方（常明、申磊）所持股权只对本次开发项目有效，并对退还股权的条件作出约定，即当被告方已实际取得开发房地产的主控权后，或此次合作开发结束时，常明、申磊应无条件退出隆昌公司，退还股权。”由此可见，常明、申磊两个是为纪贵宝和纪贵宝所代表的贵苑公司合作开发利益的临时性、阶段性的挂名股东与纪贵宝以及纪贵宝所代表的贵苑公司是一个具有主从关系的代持股关系，纪贵宝及纪贵宝所代表的贵苑公司与隆昌公司所签的协议为主合同的法律效力，完全及于常明和申磊受让股权的从合同。一审查明的事实才是正确的，二审判决所查的新事实缺乏证据，又错误的适用法律，作出了颠倒是非的判决。（四）二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二审对常明上诉案不审即判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九）项的规定，请求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诚信原则，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审判决及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常明取得隆昌公司的股份是基于常明自身之外的因素，且未支付相应的对价。从被申请人常明所主张的“为了达成合作而无偿赠与常明”，可以看出，常明取得股份是基于隆昌公司、贵苑公司将要进行的合作开发，现在合作终止，其无偿取得的股份的基础条件已不存在。
从利益衡平的角度来看�再审申请人将50%的股份转让给常明，而常明却未支付对价，显然与公平原则相悖。从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表示的角度来看，股份的转让并非只需一个单一的行为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履行一系列的工商登记等法律手续。被申请人常明在此过程中，不仅自身要主动行为，而且还需要与转让人进行配合，其当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无偿取得股份的原因与基础。综上，再审申请人主张原审判决对基础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分析认定与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本院予以支持。被申请人常明理应在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双方的合作已经结束情况下，无条件退还其持有的50%股份给三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再审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民终253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垣曲县人民法院（2016）晋0827民初428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200元，由被申请人常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丽
审判员 常邓飞
审判员 陶佩林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贾月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