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13民终18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庆南，男，汉族，1945年12月25日出生，住址：揭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枞，广东鸿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子敬，广东鸿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演达大道22号。
法定代表人：叶金带。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远雄，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文，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庆南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物权确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9276号驳回起诉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庆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粤1302民初972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进行审理。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上诉人李庆南是《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实际履行人。1995年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被上诉人）领导找到上诉人商议由被上诉人出地、上诉人出资合作开发办公楼及商住楼，当时约定由被上诉人在河南岸××路临街正面和侧面红线图内划出尽宽八米后面二楼开始标板和办好一切手续给上诉人建商住楼，上诉人先支出五十万元借给被上诉人作迁移高压线费用，并负责无偿出资建一幢宽15米长20米，8层楼约2400平方米一般装修综合办公大楼给被上诉人。因该项目为政府工程，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要挂靠一个有建筑资质的公司进行相关建设工作，一开始被上诉人领导指定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集体所有制）为上诉人的挂靠公司，但在签订《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后工程还未开工时，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病重逝世，无奈被上诉人领导又指定上诉人挂靠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集体所有制），三方签订了一份《挂靠开发经营合同》。因此上诉人李庆南是《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人，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及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均是上诉人为完成该工程的挂靠公司。
整个建设工程的工程款、材料款均是由上诉人李庆南支付。签订合同后上诉人以挂靠公司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的名义与xx建筑工程公司签订《土建工程施工合同书》，由xx建筑工程公司负责办公楼及商住楼建设，整个建设工程的土建、主体、装修工程都是由上诉人负责完成，工程款、材料款也是由上诉人个人进行支付，因此上诉人李庆南是该工程的实际出资人。
工程竣工后，商住楼由上诉人李庆南进行销售，工程款也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工程竣工后，上诉人将办公楼交付被上诉人使用，商住楼由上诉人进行销售，其中1997年10月20日上诉人将部分商住楼房产出售给被上诉人，1998年9月10日上诉人将螺子湖三路一层一、二号商铺出售给案外人xxx，将螺子湖三路一层三、四号商铺出售给案外人xx、xxx。并且双方于2000年8月13日对工程进行了最终结算，确认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工程款为9064593.56元，上诉人预收被上诉人工程款累计为10732515.29元，上诉人多预取被上诉人预收款共计1667921.72元，上诉人也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欠条，承诺该款在一年内还清。
被上诉人将涉案四间商铺登记在其名下，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001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在未取得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同意下，私自将以上四间商铺登记在其名下，侵犯了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案外人xx、xxx于2017年2月21日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起诉至惠城区人民法院并将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列为该案第三人，惠城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粤1302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但涉案商铺已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可由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认为既然法院判决确认《商品房销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上诉人对于涉案商铺就具有合法的处分权，现其合法权利受侵犯，按照法律规定就属于该案适格的原告。
因此，从始至终上诉人都是河南岸××路办公楼和商住楼的实际投资人及合法权利人，按照约定被上诉人仅应分得大约2400平方米办公楼，但现在从其办得的房产证显示办公楼建基面积为437.3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185.76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面积，并且商铺与办公楼是相互独立的建筑，性质也为商住楼，按照协议应属于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将以上商铺办理到其名下纯属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法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维扩其合法权益。
二、一审程序错误，对于上诉人提交证据未依法进行质证。一审庭审后，为证明上诉人是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及实际投资人，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土建工程施工合同书》及工程的工程款、材料款等收据，但一审法院在收到该证据材料后未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即作出了（2017）粤1302民初9726号民事裁定书，程序明显有误。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书面答辩称，李庆南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1995年3月1日，与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签订《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的是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李庆南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仅是签约代表。没有证据证明李庆南是挂靠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与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签订《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庆南是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李庆南不是《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人。
1995年9月21日，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河南岸税务所签订《挂靠开发经营合同》的是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李庆南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也仅是签约代表。该合同证明惠州市xxxx开发公司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不能证明李庆南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
（2017）粤1302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认定xx、xxx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协议书》合法有效，证明李庆南不是房屋销售方，不是所涉房屋的权属人。该判决表述的“第三人李庆南认为涉案商铺产权登记有误，可待证据充分，另行主张权利”，只是告知当事人诉讼上的权利，并非认定涉案商铺产权人是李庆南。李庆南上诉称“上诉人认为既然判决确认《商品房销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上诉人对于涉案商铺就具有合法的处分权”，是不成立的。
综上，李庆南与本案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李庆南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一审程序正确，不存在错误。一审中，李庆南作为原告，未申请延期举证，其在开庭后才向法院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法院不予采纳，不组织质证是正确的。李庆南逾期举证，应自行承担逾期举证的后果，其认为“一审法院在收到该证据材料后未依法组织双方质证，即作出了（2017）粤1302民初9726号民事裁定书，程序明显有误，无疑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裁定正确，李庆南上诉无理，依法应予驳回。
上诉人李庆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位于惠州市河南岸××中××四间商铺归原告所有（该四间商铺建筑面积共计约141.30平方米，价值约人民币424万元，连同以上楼层共计八层现登记在被告名下，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2、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移交前述四间商铺，并配合原告将该四间商铺的产权过户到原告名下；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1995年3月1日，被告与案外人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约定：被告在河南岸××路这块地上在临街正面、侧面红线图内划出尽宽八米实地及后面二楼开始标板二米并办妥手续给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综合办公大楼及商住楼；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无偿出租建一幢宽15米、长20米八层约2400平方框架结构，一般装修综合办公大楼。
1995年9月21日，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为开发河南岸××路综合办公大楼及商住楼，由被告作为担保，挂靠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三方签订了《挂靠开发经营合同》。1995年11月13日，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与被告签订《转让商品房产权协议书》，约定：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将河南岸××路的部分开发商住楼地中重新在1号房和2号房二楼至八楼及车场转让给被告报建，作为干部职工宿舍，产权重新给被告所有。1995年12月6日，惠州市惠城区计划委员会向被告发出《惠州市惠城区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预备项目通知书》，载明：同意被告在河南岸××路建设综合楼，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总投资300万元，列入市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预备项目计划。1997年10月20日，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与被告签订《转让商品房产权协议书》，将部分房产转让给被告，合计3074038元。1997年11月26日，惠州市公安局向被告发出《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意见书》，同意被告在河南岸兴建的一幢八层办公楼投入使用。
1998年7月21日，原告与案外人余伟雄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位于惠州市河南岸××路地税局办公大楼左侧第一间至第四间第一层临街铺面四间约156平方米左右，加隔楼四间约142平方左右，共约298平方米转让给余伟雄经营服装场地，转让借用期定八年，自1998年8月20日起至2006年8月20日；前五年每月支付折旧费12000元，后三年每月支付折旧费13200元。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在1998年9月10日已将上述四间商铺对外出售，租金转为买受人收取。
2000年12月22日，被告已取得惠州市河南岸××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地号xxx-2，使用权面积980平方米。2001年7月25日，被告对河南岸××路的八层框架结构向惠州市地方税务局提出单位房地产权登记申请，惠州市地方税务局于2001年7月26日同意该申请。2001年10月31日，被告取得河南岸××路办公楼首层、二至八层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2001年11月9日，被告取得河南岸××路八层办公楼的《房地产权证》，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3185.7平方米。
另查明，原告在起诉之前，其儿子xx、妻子xxx已向本院提起诉讼，诉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xx、xxx要求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将河南岸××路第一层3、4号的商铺过户登记到其名下，本院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粤1302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两间商铺产权所有人系惠州市惠城区税务局并判决驳回xx、xxx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依据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签署的《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诉称其是河南岸××路第一层的四间商铺的所有权人，但从该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原告仅是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原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根据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签订的《挂靠开发经营合同》来看，也仅是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原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另外，原告在起诉状中称涉案四间商铺已于1998年9月10日出售给案外人，因此，原告也并非涉案商铺的权利人。综上所述，原告并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
驳回原告李庆南的起诉。
本案收取原告李庆南预交的受理费40720元，应予以退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在（2017）粤1302民初1779号案件中，抗辩称与上诉人李庆南之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但主要依据为1995年9月21日《挂靠开发经营合同》，且同时抗辩涉案房产属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所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上诉人李庆南诉请主张合同关系，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李庆南在一审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合股联营开发协议书》、《挂靠开发经营合同》，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签订书面合同的相对方并不是上诉人李庆南，上诉人李庆南仅仅为签约代表。同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李庆南用事实行为履行了合同约定。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在（2017）粤1302民初1779号案件中，抗辩称与上诉人李庆南之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主要依据为1995年9月21日《挂靠开发经营合同》，相对方是惠州市xxxx开发有限公司，且同时抗辩涉案房产属于惠州市河南岸xxxxxxx开发总公司所有，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李庆南是实际施工人。
上诉人李庆南以个人名义转让商铺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不导致合同无效，相反，买卖合同有效，也不能反推出卖人具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
上诉人李庆南一审庭后提交的材料，首先，超出了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上诉人李庆南并未申请延期举证；其次，从附卷材料来看，该部分材料并没有制作证据清单，阐明来源以及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上诉人李庆南将此作为证据提交。故原审法院未组织质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庆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退还给上诉人李庆南。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沈 巍
审 判 员 邓耀辉
审 判 员 刘艳妹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嘉伊
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