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8行初37号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法定代表人陈芳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全有，浙江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志清，男，1942年5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系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府前路6号。法定代表人赖瑞洪，区长。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袁亚平，副区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卢礼成，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应静颖，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告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府前路6号。法定代表人方勇胜，局长。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邵小平，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素梅，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芬燕，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亭川西路6号。法定代表人陈玮，支队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敏慧，浙江中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振兴东路36号。法定代表人周柏青，局长。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龚爱国，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姚向东，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付夏莹，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经营场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丹桂路63号。诉讼代表人姜春生，经理。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交通行政许可一案，于2016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月28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证据材料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原告诉讼请求包含数个行政行为，原告经本院释明后于2016年9月8日拆分诉讼请求并重新提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3日及9月19日、9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当庭宣告裁判。9月13日庭审中，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芳明及委托代理人朱全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的副区长袁亚平及委托代理人应静颖、卢礼成，被告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的副局长邵小平及委托代理人姜素梅，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党委委员魏四坑及委托代理人徐敏慧，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龚爱国及委托代理人姚向东、付夏莹，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姜春生到庭参加诉讼。该次庭审中，经审查，被告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非本案适格被告，本院当庭裁定驳回原告对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的起诉。9月19日、9月30日庭审中，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芳明及委托代理人朱全有、陈志清，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的副区长袁亚平及委托代理人应静颖、卢礼成，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姜春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15日批准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车牌号浙H×××××号大型专用校车《浙江省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其中，校车服务提供单位：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车辆号码：浙H×××××号；车辆类型：大型专用校车；车辆性质：专用校车；驾驶人员及资质：刘在洪、A1;运行时间：上下学接送；开行方案、车辆合格证明、车辆参保证明、协议安全责任书均另附。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诉称，该公司系从事道路汽车客运服务的有限公司，2014年参与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中标后与该局签订了《衢州市区城乡客运班线经营权使用合同》。《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第二章第6条附件1的“具体经营要求”中明确规定：“中标人应当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衢州市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意见》及相关实施办法要求，履行辖区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学生接送车辆、人员必须符合校车接送标准，并办理有关校车许可登记手续，接送时间和趟次符合校车接送标准，遇运输高峰时，中标人必须及时合理调度运力，确保学生安全运输。”此后，政府对校车运营启动财政补助机制。原告于2015年2月购买4辆专用校车，被告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告知原告只能给予三辆的许可及补助份额，并告知原告不要擅自购置校车。另一辆专用校车一直闲置到2015年9才安排。但被告却暗中将原告中标片区的数个学校校车接送服务许可给第三人，均配置了财政补助。导致被告无法许可原告从事相同路线的校车接送学生服务。因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许可从未与原告协商，也未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致使原告未能及时了解被告的行政许可。原告直至上访中得知部分线索后，才于2016年7月22日通过信息公开方式取得具体许可文书。原告认为，涉案行政许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且超越职权。其一，《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仅就校车使用安全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未明确规定如何确定校车服务提供者，更未规定许可机关可以指定校车使用许可对象，故应根据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三款，以招标形式确定许可对象。其二，被告超越职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申请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向县级或者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证明其符合本条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材料。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分别送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回复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该条以列举方式阐明设区的市级政府与区级政府之间的校车许可职权归属设区的市级政府，以明文方式排除了区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校车许可职权。其三，第三人不属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不属于可以赋予校车运营许可的对象。综上，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对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车牌号浙H×××××大型专用校车作出的校车服务许可行为；责令被告按照《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决定校车服务许可对象。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证明被告作出违法行政许可；2.《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证明接送学生的校车服务事项列入该招标文件；3.2015年1月5日原告与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签订的《衢州市区城乡客运班线经营权使用合同》，证明原告取得衢南片包括校车服务在内的客运经营权；4.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举报信的答复》，证明被告在该答复中提供了侵犯原告权利的校车服务许可行为存在的线索。5.原告购买专用校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原告《衢州市衢江区接送学生车辆许可审批表》，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6日购买四辆专用校车，被告经过较长时间才准予许可。6.衢州市人民政府（2013）年9号专题会议纪要，证明会议纪要针对衢州市柯城区范围内的校车许可，不适用于衢江区。除上述证据外，原告还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补充提供了自制的《校车与客运班线关联表》及示意图、《关于要求将航埠片区坝下班线调整至衢南片区申请》，证明涉案校车许可所涉校车线路和原告中标的客运线路最近，位于原告中标的衢南片区，原告与被诉行政许可具有利害关系。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不是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主体不适格。该区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对第三人校车许可进行审批，原告在2013、2015年也分别获得校车使用许可42件，原告的权益没有因行政许可行为受到侵害，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该区政府作出的校车服务许可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一，第三人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校车服务，属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依法设立的校车服务单位，可以提供校车服务。其二，第三人向该区教育局申请校车使用许可时，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提供了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经审查，完全符合许可条件。被告根据上述条件许可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其三，被诉许可行为程序合法。3.原告没有通过招标获得校车服务专营权，校车服务由市场经营，被告无权决定校车服务提供者。其一，客运服务许可与校车服务许可是不同的行政许可，适用法律及条件不同。原告2014年经招投标取得的是衢州市城乡（衢南片）的客运班线经营权，校车服务许可并未被一并许可。涉案招标文件也明确规定了在中标并签订合同后，原告应当申请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其中包括校车许可登记手续。其二，校车服务许可并不以招投标为前提。《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九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校车服务方案，校车接送服务并不需要以招标、拍卖的方式作出决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其三，招标文件中的“经营要求”的内容，是对投标人的义务进行确定，而非权利条款。原告不能以此为依据限制其他人参与校车服务，并取得校车服务许可。同时根据衢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衢政办发〔2012〕122号文件的规定，校车工程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原则运营。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都可以向区教育局提出校车使用许可申请，各学校对校车服务方式有自主选择权，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无权决定校车服务提供者，更不可能决定原告为校车服务提供者。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营业执照；2.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3.涉案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及附属材料，包括许可审批表，校车运行方案、校车服务协议、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责任保险凭证、机动车强制保险单、校车驾驶员安全责任书、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驾驶员A1驾驶证、校车驾驶员安全责任书。证据1-3，共同证明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作出的校车服务许可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4.《衢江区已取得校车使用许可信息公开》及其附件，证明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依法向符合申请校车服务许可条件的对象进行许可，并予以主动公开，许可对象包括原告及第三人。5.浙江省教育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浙教安〔2012〕121号《关于做好校车许可审核登记工作的通知》；6.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衢州市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证据5-6共同证明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许可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答辩称，1.该局非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提起诉讼的，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为被告”，该局作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原告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主体不适格。校车服务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中，原告权益没有因行政许可行为受到侵害，与涉案许可无利害关系。审批机关按照法定标准对第三人校车使用许可进行审批，没有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或规则，更没有干预各学校校车服务方式的选择，原告无法参与校车服务与行政许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3.原告没有通过招标获得校车服务专营权，校车服务由市场运营，该局无权决定校车服务提供者。根据衢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衢政办发〔2012〕122号文件的规定，校车工程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原则运营。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都可以向该局提出校车使用许可申请，各学校对校车服务方式有自主选择权，该局无权决定校车服务提供者。4.该局有权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行政许可行为。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申请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该局有权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作出行政许可行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的条件，该局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第三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该局作出同意的初审意见，依法报相应部门征求意见，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可以撤销的情形，不应当撤销。该局行为也符合浙江省教育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浙教安〔2012〕121号《关于做好校车许可审核登记工作的通知》及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衢政办发〔2012〕122号《关于印发衢州市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答辩称，1.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该支队不是校车使用许可部门，不具备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该支队根据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递送的第三人校车使用许可征求意见材料，依法定程序查验后作出同意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核意见于法有据，程序内容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的规定。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答辩称，1.原告撤销被诉校车服务许可的请求不能成立，应当被驳回。其一，原告不是被诉行政许可行为的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许可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涉案许可是依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作出的独立的许可行为，与原告取得的客运班线经营权没有冲突。根据《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附件1的内容，中标人应该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履行学生接送义务，车辆、人员需符合校车接送标准，并办理有关校车许可登记手续。原告在没有按规定提交校车许可申请，也没有取得许可登记的情况下，要求按照招标文件决定校车服务许可的请求不能成立。该招标文件非取得行政许可的前提条件。其二，该局无权撤销涉案校车许可，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该局系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履行的职能系勘察涉案校车经过的路线是否存在不符合安全通行条件的状况或是否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并改善道路安全通行条件、消除安全隐患。涉案车辆许可过程中，该局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在勘察路线合格后，同意向上级报批的行为符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其三，第三人是专门经营校车服务的企业，其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经申请确实取得了校车使用许可，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可以撤销的情形。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未提供书面意见，当庭表示同意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并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了其自制的衢南片客运线路分布图及从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获取的《衢南片前程客运有限公司班线示意图》、《奔达衢州分公司校车接送线路示意图》，证明涉案校车许可所涉校车接送线路与原告中标的客运班线无交叉、无重合，原告与被诉行政许可没有利害关系。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质证意见一致，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审批表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恰能证明被诉校车许可行为合法。对证据2招标文件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系对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招标，没有涉及校车服务许可，与本案校车许可无关。对证据3合同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仅是对客车运营的约定。对证据4、证据5发票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会议纪要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专题会议纪要是针对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本案第三人是该公司的衢江分公司。认为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只是用以证明涉案校车许可所涉路线与原告客运班线最近，并非重合，不能证明原告与被诉行政许可有利害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审批表能够证明被诉校车行政许可审批行为的流程及许可内容，本院予以认证。证据2招标文件及证据3合同能够证明原告中标《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衢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该文件“具体经营要求”中包括：“中标人应当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衢州市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意见》及相关实施办法要求，履行辖区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学生接送车辆、人员必须符合校车接送标准，并办理有关校车许可登记手续，接送时间和趟次符合校车接送标准，遇运输高峰时，中标人必须及时合理调度运力，确保学生安全运输。如因运力不足，无法承担区域内学生接送工作，中标人应无条件允许其他客运企业承担学生接送工作。”，本院予以认证。证据4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举报信的答复》、证据5购车发票及原告《衢州市衢江区接送学生车辆许可审批表》、证据6会议纪要，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原告补充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所中标的衢南片客运班线图的基本范围，本院予以确认。针对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第三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不具备旅客运输的经营资格，原告的工商登记属于凭空登记。对证据3审批表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超越职权，相关线路是原告中标的客运班线内的学校，首先要许可给原告，在原告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许可给第三人构成侵权。对证据4《衢江区已取得校车使用许可信息公开》及其附件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看不出公开的途径及时间，不能证明被告的许可行为合法。对证据5、6两个文件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文件没有规定校车的行政许可由哪个机关支配，或者他人已经中标范围内的运营业务可以许可给别人，不能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第三人身份情况，本院予以认证。证据3的认证意见同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4能够证明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就该区已取得校车使用许可情况进行信息公开，本院予以认证。证据5、6用以证明相关文件对校车许可的规定，本院予以认证。针对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无异议，原告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中标的是衢南片区的学生接送服务，涉案校车许可所涉路线均处于该片区范围，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诉行政许可没有利害关系。本院认为，相关示意图能够用以反映涉案校车许可所涉学校与原告中标的客运班线的位置关系，本院予以认证。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就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进行招标。其中，《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第二章第6条附件1的“具体经营要求”规定：“中标人应当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衢州市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意见》及相关实施办法要求，履行辖区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学生接送车辆、人员必须符合校车接送标准，并办理有关校车许可登记手续，接送时间和趟次符合校车接送标准，遇运输高峰时，中标人必须及时合理调度运力，确保学生安全运输。如因运力不足，无法承担区域内学生接送工作，中标人应无条件允许其他客运企业承担学生接送工作。”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参与招标并中标，并于2015年1月5日与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签订《衢州市区城乡客运班线经营权使用合同》，约定“原告通过招标投标获得衢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具体客运线路、车辆、班次配置见附件。……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年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等内容。2014年12月23日，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成立，并经衢州市衢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登记营业期限为2014年12月23日至长期；经营范围：校车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5年9月8日，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就第三人车牌号浙H×××××大型专用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进行初审后加盖印章。2015年12月1日，衢州市交通警察支队该表公安部门审核意见栏中盖章同意。2016年1月13日，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在交通运输部门审核意见栏中签署同意上报意见并加盖印章。2016年1月14日，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在教育部门审核意见栏中加盖印章。2016年1月1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栏中盖章。原告对该审批行为不服，于2016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使用校车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许可”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许可。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提起诉讼的，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为被告”，本案中，据双方提供的涉案《浙江省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显示，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系审批部门，为作出该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原告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许可，应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在教育部门初审意见栏及审核意见栏中加盖印章的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及在审核意见栏中加盖印章的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均非作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的行政机关，原告以三者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许可，被告主体不适格。本院经向原告释明被告不适格并告知变更被告，原告拒绝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关于“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对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局、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衢州市衢江区交通运输局的起诉。针对原告对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提起的诉讼，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系“撤销被告对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车牌号为浙H×××××校车使用许可行为；责令被告按照《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决定校车服务许可对象”，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对被诉校车服务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及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一、针对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参与衢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中标该次招标范围内的衢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并签订了《衢州市区城乡客运班线经营权使用合同》，《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第二章第6条附件1的“具体经营要求”中明确规定“中标人应当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衢州市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意见》及相关实施办法要求，履行辖区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学生接送车辆、人员必须符合校车接送标准，并办理有关校车许可登记手续，接送时间和趟次符合校车接送标准，遇运输高峰时，中标人必须及时合理调度运力，确保学生安全运输。如因运力不足，无法承担区域内学生接送工作，中标人应无条件允许其他客运企业承担学生接送工作。”该规定赋予作为中标人的原告履行辖区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的义务，并要求其依法办理校车许可登记手续等，原告与中标辖区内的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相关，被诉校车行政许可对前述学生接送工作可能构成影响，故原告对被诉行政许可具有利害关系。对被告提出的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因从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接送工作需依法办理校车许可手续，而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依法办理相应校车许可登记手续，缺乏履行该招标文件规定的接送学生义务的条件，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涉案许可提交申请，故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按照《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决定校车服务许可对象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被诉行政许可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属于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依法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定职权。该条规定：“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申请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证明其符合本条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材料。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分别送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回复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原告以该条文将“县级人民政府”与“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区别列明，主张区级人民政府相应部门无权许可，本院认为，县级人民政府包括区级人民政府，原告的主张属于对法律的误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二，第三人是否符合许可对象的要件。本院认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学校可以配备校车。依法设立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以及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可以提供校车服务。第三人衢州市奔达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衢江分公司属于依法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其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校车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可以提供校车服务的主体。原告提出的第三人未取得经营权运营许可，缺乏许可要件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三，关于被诉行政许可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及许可机关是否依法履行审查职责等问题。本院认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校车许可应当符合的条件包括：（一）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二）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三）有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四）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五）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本案中，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提供的涉案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及附属材料能够证明第三人申请涉案校车使用许可时，提供了上述法规规定的申请材料，经被告依法审查符合相关许可条件。原告在庭审中提出校车许可被审查通过的时间明显短于原告其他校车许可申请，并以此为由主张不公平，推断许可行为存有违法嫌疑，本院认为，被告审查期限符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关于审查期限的规定，原告以被诉行政许可审查期限短为由推断被告许可行为违法，缺乏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对其自身其他校车许可期限存有的异议，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原告还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未明确规定如何确定校车服务提供者等事项为由，主张本案校车使用许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开招标，相关主张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专章形式规定校车服务提供者（第二章）及校车使用许可（第三章）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第三人车牌号浙H×××××大型专用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表，符合法定许可要件，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并判令依据《2014年衢州市区城乡（航埠片、衢南片、衢北片）客运班线经营权招标文件》决定校车服务许可对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衢州市衢江区前程客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桂英代理审判员  颜朝童人民陪审员  胡志远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何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