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1民终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军骏。
委托代理人：陈延升，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洋路280号。
法定代表人：周杭，系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程良伟，系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李永红。
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99号浦发国际金融中心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吴国华，系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范文帅，河南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军骏为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原审被告李永红、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2015）丽云民初字第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军骏的委托代理人陈延升、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良伟、原审被告大地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文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永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章军骏系浙K×××××号小型轿车车主，其将该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租金。2015年4月16日5时51分，钟伟枫驾驶浙K×××××号小型轿车从丽水市莲都区驶往景宁县，途经G25长深高速公路福建车道2652公里＋300米（朱岭头隧道内）处时，车辆与前方在慢车道上行驶的由李永红驾驶的豫P×××××／豫P×××××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平板半挂车发生追尾碰撞，事故造成浙K×××××号车的乘客叶海勇受伤、浙K×××××号和豫P×××××／豫P×××××挂号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丽水支队二大队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了浙公高丽二认字（2015）第2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由钟伟枫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李永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叶海勇无责任。原告章军骏的车辆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和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被告李永红驾驶的车辆在被告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强制责任保险和商业三者险，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原审法院认为：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丽水支队二大队对此次交通事故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调查程序合法，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章军骏主张其车辆损失价值为98000元，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亦予以确认。被告李永红驾驶的豫P×××××／豫P×××××挂号车辆在被告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所以本案原告章军骏主张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不足部分，根据被告李永红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应由被告李永红承担30%为宜。又因豫P×××××／豫P×××××挂号车辆在被告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故由被告李永红承担的30%赔付责任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由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即28800元。原告章军骏将家庭自用车辆改为出租营运车辆，致使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同时原告章军骏未将该情况及时书面通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内容，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对原告章军骏的车辆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章军骏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章军骏28800元，共计30800元；上述款项经过云和县人民法院中转，账户名：云和县人民法院（中转款专户），账号：19×××4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云和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章军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710元，减半收取1855元，由被告李永红承担335元，由原告章军骏承担1520元。
宣判后，上诉人章军骏不服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将家庭自用车用于出租属于从事营业运输行为，属于定性错误。1、道路运输是指在道路上通过交通动载工具运送旅客或者货物的活动。道路运输活动根据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可以区分为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其中经营性主要指为社会提供服务、发生各种费用结算或者获取报酬的道路运输。营运车辆通常是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的从事客运、货运的车辆；或车辆的运载是以完成商业性传递或交通运输为目的。不难看出营业性运输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为社会不特定公众提供劳务服务；二是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符合“取酬运输”的性质。显而易见，上诉人出租车辆的行为不属于劳务服务。上诉人只是提供车辆而不是从事劳务输出。虽产生费用结算，但该费用是基于租赁车辆产生的租赁费，而不是基于劳务输出收取的费用，不属于客运营利性质。2、本案驾驶人钟伟枫承租汽车后，直至事故发生时对于车辆的使用用途均未发生改变，租用人钟伟枫租借车辆是用于接送其父亲到丽水医院去看病的日常生活出行使用，与车辆所有人自身的私人生活用车并无本质区别。钟伟枫承租和使用车辆目的不是为了从事营利性的运输及收取运费，不符合营运车辆的基本范畴。上诉人作为投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就是明确约定该投保车辆不特别指定固定的驾驶人。上诉人在不参加驾驶的情况下，将车辆交付承租人使用，该出租行为属于租赁性经营行为，与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营运行为存在明显不同。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三十七条对于“营业运输”术语的含义作了明确解释：“营业运输，指经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视为营业运输。”从该术语解释中可以确定构成营业运输至少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二是应当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本案被保险人虽然存在将车辆出租获利的行为，但其允许的驾驶人并不存在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该机动车向社会公众提供旅客运输服务的行为。二、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将家庭自用车辆改为出租营运车辆，致使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对于认定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缺乏证据。1、本案的保险车辆实质上并不属于改变车辆用途，尤其是不存在因车辆出租给个人私用便必然导致车辆危险程度达到显著增加的情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于出租行为是否存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至今为止保险公司仅是证明了此次事故中的车辆是驾驶人租赁所得，除此之外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我们不能主观的将上诉人存在车辆出租行为直接等同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并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因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法律也未禁止非营运使用性质的车辆不能用于租赁，只要租赁双方约定承租人不得将车辆用于营业性质的运输即可。2、按照保险合同对于“营业运输”的定义，真正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应当是车辆所有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将车辆用于日常旅客运输获利的情形下，才能形成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结果。三、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因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未履行明确告知义务，依法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1、被上诉人提出免赔应当要证明车辆受损是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某一项原因造成，才具备免责的初步要件。通过保险合同第六条关于“责任免除”的条款约定，可以发现上诉人车辆损失的赔偿并不在免责约定之中。2、保险公司提出抗辩的依据是保险合同第十六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义务”条款的约定。该条款约定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从合同文本对于文字特别标注黑体的格式可以看出，合同约定要求的是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才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何确认哪一类情形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合同并未明确；尤其是本案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因出租而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这一原因才造成事故的发生，也难以定论。因此，不能以车辆发生租赁就直接认为可以免责；不能以存在租赁行为就认为是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3、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时，保险合同第十二条也约定，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向投保人说明投保险种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期间、保险费及支付办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等内容。但是，在办理保险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未告知上诉人车辆投保后不能用于出租给私人日常使用，更未告知哪些情形属于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上诉人认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仅要求保险人将免责条款的内容明白无误的告知投保人，作出与其他情况的显著区别，而且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明确、清晰的向投保人解释清楚，直至投保人理解为止。如果投保人不能理解免责条款的含义，也就无所谓对免责条款的判断和承诺，那么该免责条款也就不能产生效力。因此，仅凭在保单上属于格式条款的责任免除告知条款，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尽到了明确的说明和提示义务。四、对于搭乘车辆人员死亡产生的乘客损失险30000元，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将投保车辆出租给承租人钟伟枫使用，钟伟枫驾驶汽车搭乘其朋友叶海勇前往丽水。驾驶人钟伟枫与乘坐人叶海勇之间并无旅客营运关系存在，叶海勇作为搭乘人员因交通事故死亡，且其不存在过错，对于该部分费用保险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给予理赔乘客损失险，不能免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5）丽云民初字第2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改判支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付机动车损失费67200元及车上乘客损失费30000元，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为自己所有的车辆投保时登记的性质为家庭自用，且行驶证上登记也是非营运，事故发生时该车辆使用性质为对外出租经营，与保险合同约定的家庭自用不符。同时，上诉人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对车辆使用性质的相关变更。二、根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及《机动车辆损失保险条款》的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保险人。其第二款也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四、本案中，被保险人章军骏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保险人亲自签订免责告知书，保险公司已履行了告知义务，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章军骏的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用于出租经营，且系上诉人未经保险公司批改私自将车辆用途由家庭自用改为出租经营性质，致使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擅自改变车辆使用，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办理批改手续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因将家庭自用车辆从事出租经营致车辆危险程序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赔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原审被告大地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李永红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章军骏投保时申报的机动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投保时明确约定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将被保险车辆用于出租，擅自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案涉事故系被保险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过程中发生，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与案涉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拒绝赔偿有法律和合同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元，由上诉人章军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洋
审 判 员 苏伟清
代理审判员 王晓璐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何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