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湘0104行初214号原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236号2幢108室。法定代表人姜雨辰，总经理。原告姜雨辰，男，汉族，1975年7月23日出生，住上海市卢湾区。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欧阳震，男，汉族，1963年6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系原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被告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一办公楼5楼。法定代表人付旭明，主任。委托代理人潘叶，系该委员会法规处副处长。委托代理人刘德文，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8号。法定代表人谢建辉，主任。委托代理人向盈盈，系该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唐志，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劳动东路***号新城新世界**栋*单元****房。负责人陈革平，该所主任。第三人陈革平，男，汉族，1968年9月19日出生，住长沙市天心区，系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远、喻雷，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一）、原告姜雨辰（以下简称原告二）不服被告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一）对其举报第三人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信律所）、第三人陈革平涉嫌价格违法行为作出的编码为54315000911《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以下简称《处理结果告知书》）以及被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二）作出的湘发改复决字【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欧阳震，被告一的委托代理人潘叶、刘德文，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向盈盈、唐志，第三人恒信律所、陈革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远、喻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于2015年6月25日向被告一举报第三人恒信律所涉嫌价格违法行为，被告一经审查，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处理结果告知书》，决定不予立案。两原告不服，遂于2016年8月22日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受理后，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行政行为。被告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申请湖南省长沙市物价局履行法定职责的函》、《关于对的补正和补充》。拟证明被告一收到原告关于举报第三人价格违法行为的函。证据二、《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2份，编号为54315000910、54315000911）。拟证明被告一对两原告价格举报予以受理并分别告知了两原告。证据三、《检查通知书》、《检查登记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一依法履行了调查职责。证据四、湘发改复决字【2016】4号《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一在收到该决定书起(2016年6月16日)60内对两原告价格举报事项予以办结。证据五、《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一）、《补充委托协议》及相关财务票据。拟证明原告姜雨辰与第三人恒信律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证据六、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初字05166号《民事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538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两原告对160万元的奖励的异议已通过民事诉讼得到处理，且该民事诉讼的生效判决认定上述奖励金额不属于“风险代理”。证据七、《处理结果告知书》（2份）。拟证明被告一对两原告举报按时办结并予告知，程序合法。证据八、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5）芙行初字第353号《行政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终字75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两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已由司法行政机关介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责令湖南省司法厅对原告投诉的事项进行处理。证据九、长沙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转办函、长沙市律师协会作出的《告知函》、长沙市司法局作出的《关于姜雨辰投诉恒信律所陈革平律师案件的调查处理报告》。拟证明长沙市司法局已受理原告姜雨辰对第三人的投诉并移交长沙市律师协会进行前期处理。证据十、长沙市人民政府部门权力清单（长沙市司法局）。拟证明长沙市司法局可以依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二、依据：依据一、《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16】611号）。依据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依据三、《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依据四、《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湘价服【2006】176号）。被告二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材料、EMS快递单、邮件签收查询记录、《行政复议收文处理单》。拟证明被告二于2016年8月22日收到两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受理了申请。证据三、《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二于2016年8月22日向被告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其附件，要求其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被告一于8月23日收到。证据四、被告一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拟证明被告一遵守了举报办理的程序规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依法履行了职责。证据五、《延长审理通知书》及其EMS快递单、邮件签收查询记录。拟证明被告二于2016年10月18日将《延长审理通知书》邮寄给两原告，两原告于2016年10月21日签收了该文书。证据六、《复议决定书》的EMS快递单及邮件签收查询记录。拟证明该复议决定于2016年11月l7日邮寄给两原告，两原告于2016年11月21日签收了该文书。二、依据：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依据三、《关于请求明确司法活动专业名词“风险代理”含义的函》（湘发改函【2016】100号）。原告一、二共同诉称：2015年6月25日，两原告以邮政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向长沙市物价局寄交了《申请湖南省长沙市物价局履行法定职责的函》，要求该局：1.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依法给予恒信律所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责令恒信律所改正违法行为，依法向申请人退还非法收取费用53.4万元；停止向申请人继续非法索取风险代理费160万元。2015年7月2日，两原告指派委托人向被告一当面再次递交该函，并根据被告一工作人员的要求，于2015年7月8日补寄了《补正与补充》，书面同意申请事项转由被告一履行法定职责。2016年8月11日，被告一作出《处理结果告知书》，称未发现被举报人恒信律所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决定不予立案。对此，原告不服，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二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被告二于2016年11月21日向原告邮寄了《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两原告认为，被告一和被告二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如下问题：一、被告一对原告举报投诉的5项违法行为，就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未作调查，也未阐明理由，就轻率地作出了“未发现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结论，是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两原告从2015年6月25日发函要求被告一履行法定职责，而被告一作出《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为2015年10月8日。从受理开始计算，到2016年8月11日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系严重超时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两个月”的期限。被告一仅适用了位阶很低的《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并未就本案所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因此，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系严重的行政不作为，依法应予撤销。二、被告二在《复议决定书》的“经审理查明”的部分对于两原告要求被告一查处的违法事实，只字未提，对被告一的调查情况、过程未作认定，并且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另查明，长沙市司法局已受理申请人对恒信律所律师执业行为的投诉。”两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二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被告二于2016年11月21日才向两原告送达《复议决定书》，超过复议期限。被告二应适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未指明10万元律师服务费不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并且其依据法院民事判决认定160万元的奖励费与其认定的“被申请人应当依据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履行政府价格监督检查职能”这一事实相互矛盾。综上，被告一构成了实体的行政不作为，被告二违法作出复议决定，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二、撤销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书》；三、判令被告一履行法定职责，在法定期限内对两原告提交的《申请湖南省长沙市物价局履行法定职责的函》予以立案查处。两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证据一、《申请湖南省长沙市物价局履行法定职责的函》。拟证明原告于2015年6月25日向被告一提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对第三人恒信律所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证据二、《处理结果告知书》（2份）。拟证明被告一对第三人恒信律所决定不予立案，系行政不作为，构成违法，应予撤销。证据三、《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证据四、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终75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根据终审判决，湖南省司法厅应按照原告一的申请重新作出调查处理。因此，被告二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一辩称：一、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程序合法。2015年6月25日，两原告向被告一寄交了《申请湖南省长沙市物价局履行法定职责的函》，举报投诉了恒信律所在代理原告二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案件中收取其律师服务费存在违法行为，要求予以查处。被告一于2015年10月8日受理了该价格举报，后即展开了调查。因案情复杂，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后两原告申请了行政复议。2016年6月16日，被告一接到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要求被告一在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对两原告的价格举报事项进行办结。被告一在接到该决定书后，根据前期举报调查中查明的相关情况，继续对该案继续调查研究，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了不予立案的行政决定，并向两原告送达了《处理结果告知书》。因此，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的程序合法。二、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被告一受理两原告的举报后，便开展了相关调查，询问了当事人，提取了原告与恒信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补充委托协议》、财务票据等相关证据。经查，在2013年10月31日至2015年3月28日期间，恒信律所代理原告二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案件的侦查、起诉的辩护工作，双方约定：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律师服务费各5万、侦查阶段的4项费用（即长途电信费、复印费、文件快递费、外地办案差旅费）包干为5万元、起诉阶段办案费40万、并支付公安机关退还案款总额的20%为奖励。后两原告向第三人恒信律所共支付了55万元。在已调取和收集的证据的基础上，被告一认为第三人恒信律所涉嫌价格违法证据不足，故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一不得依据失效文件认定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各收取律师费5万元是否超过收费标准。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16】611号）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同时，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自动失效。第三人恒信律所在代理原告二案件期间，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被告一不能依据失效的湘价服【2006】176号文件认定恒信律所存在价格违法行为，更不能依据失效的文件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二）采用包干形式收取电话费、复印费、快递费、异地差旅费等4项费用5万元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处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均对律师事务所在收取代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差旅费的形式上进行了规定，要求据实结算。同时，该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了不按规定进行结算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故原告二针对第三人恒信律所此条违规收费的举报，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查处。（三）恒信律所与原告二签订收取40万元办案费是否属于“风险代理”的性质不明，不应由价格主管部门界定。该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奖励办法，且两原告给予第三人恒信律所40万元的办案费现已支付。该40万元在开具发票时注明为“律师费”，因当时的律师服务收费无标准可依，无法认定其是否属于超标收费。另外，第三人恒信律所在收取本项费用时是否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第十二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定性的范畴，且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风险代理”这一司法活动专业名词没有明确的定义与解释，价格主管部门无法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属于“风险代理”。该规定是对律师行业在执业过程中的一种规范，目的不是调整收费标准的高低，而是维护司法环境及保障当事人权利，应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且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终756号《行政判决书》，已责令湖南省司法厅对两原告的举报投诉事项限期作出处理。（四）恒信律所收取160万元“奖励”费用是否属于“风险代理”行为，不应由被告一立案处理。在第三人恒信律所与原告二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第三款中约定，律师事务所协助委托人向司法机关申请退还被司法机关收缴的案款800万元后，委托人应支付退款金额的20%作为奖励费用。该笔费用在被告一处理举报时两原告并未实际支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就此提起了民事诉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并未认定这160万元属于不应收取的“风险代理”。因此，价格主管部门对该行为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无不妥。综上，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被告二辩称：一、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5年8月22日，被告二收到两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并依法予以受理。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9月1日，被告一向被告二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有关证据、依据。因案情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于10月18日作出《延长审理通知书》，决定将复议审理期限延长30日；10月21日，两原告签收了该文书。11月7日，被告二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其中，两原告于11月21日签收了该文书。二、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二经审理认为，被告一作出《处理结果告知书》符合规定权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且在60日期限内办结，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违法行政的情形。综上所述，被告二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恒信律所、陈革平共同述称:一、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以及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是指导和规范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如何具体办理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和投诉及相关工作的程序性规章。被告一依此处理两原告的举报是正确的，并非适用法律错误。两原告认为第三人恒信律所在提供律师服务过程中违反《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涉嫌违法收费。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上述两个法律文件的施行时间为2007年1月1日，期间未经重新审议和公布，至2012年1月1日已经自动失效。而第三人恒信律所与原告二签署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10月和2014年1月，此时律师收费已经没有强制参照标准。二、两原告投诉第三人恒信律所“违法”收费的根本原因和目的是为了赖掉后续应支付的160万元律师代理费。自第三人恒信律所与原告二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及2014年1月21日签订《补充委托协议》起，至2015年3月底检察机关对原告二作出不起诉决定时止，时间跨度三年，第三人恒信律所认真全面地提供了法律服务，两原告每次都主动支付了律师费。第三人恒信律所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将原告二被收缴的800万元款项，于2015年6月5日退至其账户上。之后，两原告意图过河拆桥，借投诉、举报之名妄图撕毁合同，赖掉应付第三人恒信律所的160万元律师费。三、因两原告既不愿支付160万元律师费，又不愿协商，故第三人恒信律所于2015年9月22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两原告依约支付律师费160万元及违约金。该案经过一、二审诉讼程序，已经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作出了终审判决。该判决书认定第三人恒信律所与两原告之间的《补充委托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恒信律所与两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其次才涉及到收费的行政性规范问题。如果该合同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已由法院判决确认有效，则根本不存在另行由相关行政部门再来给予违法性认定。两原告如果认为第三人恒信律所收费不合法，完全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出反诉，但其自始至终并未提出。二审判决生效后，第三人恒信律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6年12月执行完毕。作为既定事实不应再重复处理，或由行政机关作出相反结论。四、第三人陈革平不应作为被投诉的主体。第三人陈革平作为案件承办律师，履行的是一种职务行为，且其在履职过程中尽职尽责，积极有效行使辩护权，最大程度地挽回了两原告的损失。故两原告对第三人陈革平的投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恒信律所、陈革平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被告一提交的证据，两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证据一、二、六、八，无异议；证据三，对该组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有异议，被告一在处理过程中没有按照询问笔录所记载的内容进行审查；证据四，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反而证明了被告一消极拖延的处理态度；证据五，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七，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的《补正笔误函》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是明显错误而不是笔误，应当撤销；证据九，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1行终756号行政判决，责令湖南省司法厅重新作出处理，因此，该证据为虚假证据；证据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内容不完整，达不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对被告一的证据，第三人恒信律所、陈革平当庭表示无异议。对被告二提交的证据，两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证据一，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有异议；证据二、三、五、六，无异议；证据四，对《检查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表中没有执法人员的签名，而被告一提交的原件中是有签名的。对第三人恒信律所开出的发票有异议，发票上注明的全部是律师费，与实际收费情况不同。对该组证据的其他材料均无异议。对被告二的证据，第三人恒信律所、陈革平当庭表示无异议。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一经当庭质证认为：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三，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四，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二经当庭质证认为：同意被告一对两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另外，证据二说明被告一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问题，证据三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制作过程中不存在不合法的情形，证据四能证明两原告投诉的事项中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的问题，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处理。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恒信律所、陈革平经当庭质证认为：同意被告一、被告二的质证意见。另外，对证据一至证据四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两原告的投诉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三人恒信律所不存在违法收费的行为，被告一已经依法作出处理。关于证据四，两原告错误理解了该行政判决书的内容，二审判决是认定湖南省司法厅作出的处理存在程序瑕疵，而非法律适用和认定事实存在问题。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一、被告一的证据：证据一、二、六、八，两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四，两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来源合法且与被告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联，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五，两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与认定第三人是否存在价格违法行为有关，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七，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编号为54315000910的《处理结果告知书》的“建议”不予立案，经与编号为54315000911的《处理结果告知书》进行比对，可以确认为笔误，被告一也通过《补正笔误函》进行了补正说明，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九，反映了长沙市司法局处理两原告投诉事项的部分过程，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十，与二被告是否具有处理两原告投诉事项的法定职责有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被告二的证据：证据二、三、五、六，两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一，内容真实、来源合法，系被告二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系被告一向被告二递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三、两原告的证据：证据一，两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二、三，两被告及第三人仅对其证明目的提出了异议，上述证据材料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与被告一提交的证据八中的《行政判决书》内容一致，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5年6月25日，两原告以邮政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向长沙市物价局（系被告一的下属机构，受其委托负责物价行政管理工作），寄交了《申请湖南省长沙市物价局履行法定职责的函》，要求该局依法查处第三人恒信律所在代理原告二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一案中，存在超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和违规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问题，要求依法给予第三人恒信律所责令停业整顿、改正违法行为，并责令第三人恒信律所向两原告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53.4万元，同时制止其继续向两原告非法索取风险代理费160万元的行为。2015年7月8日，两原告按被告一的要求补寄了《补正与补充》的材料，同意将请求事项变更为履行法定职责。2015年10月8日，被告一受理了两原告的举报。次日，被告一向第三人恒信律所送达了《检查通知书》，并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由于被告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两原告举报的事项作出答复，两原告于2016年3月16日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要求责令被告一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同年6月12日，被告二作出湘发改复决字【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一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对两原告的举报事项作出处理；6月16日，被告一收到了该复议决定书。2016年8月11日，被告一对两原告分别作出《处理结果告知书》并送达给两原告，决定对其举报的事项不予立案处理。两原告对此决定不服，于2016年8月22日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依法予以受理。2016年10月18日，被告二决定将审理期限延长30日，并将《延长审理通知书》送达给两原告。2016年11月7日，被告二作出《复议决定书》，并以邮寄方式送达给两原告（其签收日期为当月21日）。该复议决定书对两原告所举报的事项作了如下认定：“10万元的律师服务费不存在价格违法行为。5万元的办案费与风险代理的认定根据国家发改委、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属于司法行政主管机关的执法范围，不属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职能。另外160万元的奖励，在被申请人受理举报时，已由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现长沙市法院已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并认定这160万元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据此，被告二决定维持被告一作出的原行政行为。对该复议决定两原告仍不服，于2016年12月2日以邮寄方式向本院递交行政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同月12日，本院受理了此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恒信律所和陈革平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另查明：一、2013年10月30日，原告二与第三人恒信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2014年1月21日，原告二（原告一为其提供担保）又与第三人恒信律所签订《补充委托协议》。按双方的约定，由第三人恒信律所担任原告二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一案侦查、起诉的辩护工作，为其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为此，原告二须向第三人恒信律所支付律师费及办案费20万元（若案件在侦查阶段了结则退回10万元，若在起诉阶段了结则退回5万元，若在审判阶段了结则无须退还）。同时双方还约定：案件若在公安侦查阶段撤销时，原告二须另外向第三人恒信律所支付60万元办案费；若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原告二须另外向第三人恒信律所支付40万元办案费；若在审判阶段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判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时，原告二须另外向第三人恒信律所支付20万元办案费。此外，双方就原告二被公安机关收缴的800万元案款问题上作出如下约定：由第三人恒信律所协助原告二将该款退回，原告二则按照退款金额的20%作为奖励支付给第三人恒信律所。2015年3月，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对原告二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后，长沙市公安局向原告二退回了全部案款。自2013年10月31日至2015年3月28日止，两原告共向第三人恒信律所支付了55万元费用（即侦查阶段5万元办案费、起诉阶段5万元律师费、差旅费等4项包干费用5万元、办案费40万元）。因原告二在收到公安机关的退款后，未按约向第三人恒信律所支付20%的奖励费（即160万元），该所遂于2015年9月22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两原告依约支付律师费160万元及违约金。该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5）雨民初字05166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应当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遂支持了第三人恒信律所的诉讼请求。两原告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0月18日作出（2016）湘01民终538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两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第三人恒信律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笔费用已于2016年12月强制执行完毕。二、2015年6月25日，两原告向湖南省司法厅提交了《申请省司法厅履行法定职责的函》，请求吊销第三人恒信律所的执业许可证和第三人陈革平的律师执业证，其他请求事项与向被告一投诉时一致。由于该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原告一遂于2015年12月8日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2016年4月6日，该院作出（2015）芙行初字第353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一的诉讼请求。原告一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湘01行终756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判决，责令湖南省司法厅对两原告的举报投诉事项限期重新作出处理。三、在与原告二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及《补充委托协议》时，第三人恒信律所取得了湖南省物价局核发的《湖南省服务价格登记证》（证号为湘Ｆ-×××××）,有效日期为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2009年12月19日，第三人恒信律所获得湖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为24301200210362466）。四、2006年12月13日，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司法厅联合发出湘价服【2006】176号《关于印发和的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之后未修订也未重新公布，按照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上述规范性文件自2012年1月1日起自动失效。2016年1月27日，被告二与湖南省司法厅联合发出湘发改价服【2016】129号《关于公布湖南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律师服务和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范围和标准的通知》，从2016年4月1日起执行。本院认为：一、对两原告投诉举报的事项是否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认定。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价格违法行为是指违反价格和收费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按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具体实施办法与收费标准由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本案中，两原告向被告一投诉举报的事项为第三人恒信律所存在超范围或幅度收取律师服务费和违规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问题。由于原告二与第三人恒信律所签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期间，湖南省物价局与湖南省司法厅印发的湘价服【2006】176号文件已自动失效，而新的实施办法与收费标准尚未公布，期间无“标准”可依。因此，不能认定第三人恒信律所在收取律师服务费的过程中存在价格违法行为。至于第三人恒信律所向两原告收取“包干”差旅费等费用是否违法的问题，按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的范围。另外，原告二与第三人恒信律所就案款退回问题达成的“奖励”条款，是否属于刑事案件代理中禁止的“风险代理”收费行为，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不能认定为价格违法行为。二、对被告一作出的《处理结果告知书》是否合法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一在收到被告二责令其限期对两原告的举报事项作出处理的复议决定后，根据已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两原告投诉的事项中不存在依法应当由其查处的价格违法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不予立案处理的决定，并送达给两原告。因此，该告知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三、对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二在受理两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开展了相关的审查工作，查明了被告一作出不予立案处理决定的原因，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了复议决定书。因此，该行政复议行为合法。综上所述，两原告诉称被告一作出的告知行为和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存在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两原告要求判决撤销两被诉行政行为、责令被告一对投诉事项重新立案查处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姜雨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姜雨辰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翰旻审 判 员  苏舸飞人民陪审员  庞仕萍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李 思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法律条文：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