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滁民一终字第015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玉超，男，1971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
委托代理人：陈荣，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赛赛，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延茂，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
委托代理人：陈友利，凤阳县小溪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周玉超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日作出的（2015）凤民一初字第01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玉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荣、梁赛赛，被上诉人石延茂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友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4日，周玉超与石延茂签订了一份《合伙经营施工协议书》，合伙承包凤阳奋祥物流钢材市场（现更名为凤阳京都物流产业园）商铺6#、10#楼的施工建设。双方约定对合伙经营施工的投入按各50%出资，盈利按各50%分配，亏损按各50%分担。2014年2月27日，周玉超与石延茂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石延茂自愿退伙，石延茂收回出资款34.1万元。双方确定石延茂将分得工程利润20万元。《协议书》并对违约责任、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石延茂退伙后工程事宜等进行了约定。现周玉超以2014年2月27日《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诉讼来院，要求撤销周玉超与石延茂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案件诉讼费由石延茂承担。审理中，经过计算，周玉超提出该工程总工程款为530万元，工程成本为679.8万元，工程亏损大约148.7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周玉超与石延茂在2014年2月2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或为周玉超受胁迫所签？二是如果该协议书为可撤销合同，是否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周玉超称其受到石延茂胁迫签订2014年2月27日协议，且该胁迫不是发生在2014年2月27日当天，是之前的持续性行为，不论如何，至迟自2014年2月27日协议签订日起，周玉超已知其权利可能受到侵害，至起诉之日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从胁迫角度看，即使该协议符合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其行使撤销权也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周玉超申请本院自公安机关调取有关接处警记录，实无必要，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及在重大误解前提下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问题，所谓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对民事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规格等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使得行为后果与其真实意思相悖，合同的效力有瑕疵，并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周玉超与石延茂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又为理性之经济人，其行为应当经过考虑，双方签订的2014年2月27日协议约定的是石延茂的退伙事宜，其中主要条款是石延茂退伙，周玉超退给石延茂出资款34.1万元，并付给石延茂预计工程利润20万元。石延茂的出资款，石延茂诉称为34.1万元，周玉超辩称为287500元，而退伙协议上载明为34.1万元。2014年2月27日《协议书》第一款载明，“甲、乙双方合作开始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合作，共同出资各50%，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期间，乙方只出资叁拾肆万壹仟元（￥34.1万元）其余均由甲方独立出资并独立施工管理”。协议中的甲方为周玉超、乙方为石延茂。由该条款可以看出，双方对于石延茂的出资不足是有明确的认识的。虽然石延茂的出资未达到合伙协议约定的50%水平，但退伙前双方并未因石延茂出资不足而解除合伙关系。按周玉超所述以及退伙协议，周玉超出资远超石延茂出资，但退伙协议并没有按总出资额的50%退给石延茂出资款，依然是按石延茂实际出资额的数额退款，显然是双方经过考虑和商讨后得出的合意。从该协议书本身出发，当事人对于法律标的及标的物的认识谈不上错误，对该协议书的性质和法律后果也有清晰的认识。不论石延茂退伙前后工程有无亏损，亏损与石延茂退伙前在经营中的活动有无关联，都不应轻易变更、撤销协议。如果签订合同后，以重大误解为由动辄要求变更、解除、撤销合同，不但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的秩序。
周玉超在举证期限内申请对凤阳京都物流产业园商铺6#、10#楼的工程造价进行评估，于庭前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工程施工承包协议补充书》原件以及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向安徽凤阳京都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于庭后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保管在凤阳京都物流产业有限公司的竣工验收报告二份及保管在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该公司扣除周玉超管理费的凭证。造价评估与周玉超申请调取的证据均与原审法院待证事实即构成重大误解无意义，没有评估和取证的必要，故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玉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周玉超负担。
周玉超上诉称：涉案工程是由安徽凤阳京都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发包给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后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转包给李龙英、李龙强，再由李龙英、李龙强转包给周玉超，周玉超于2012年8月29日至2014年2月27日与石延茂合伙经营该工程施工。本案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周玉超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是在石延茂胁迫情况下所签订的，应当被撤销。且在签订协议时，该工程的粉刷工程尚未完成，更未竣工验收，直至2014年12月26日本案工程才竣工验收及进入工程款决算，才知道涉案工程亏损达一百多万元，该协议属认识上错误。且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4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石延茂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周玉超提供如下证据：已支付的部分工程成本凭证一组46份，证明涉案的工程是花了巨额成本。
石延茂对周玉超提供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都是周玉超自己写的条子，内容没有经过合伙人石延茂的签字和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对周玉超提供上述证据认证意见为，涉案收条、收据、领条等上面签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石延茂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有可撤销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符合本条规定的情形，可以变更或撤销。所谓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对民事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规格等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使得行为后果与其真实意思相悖，合同的效力有瑕疵，并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周玉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石延茂签订协议时，并不存在符合上述情形下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其现在以重大误解为由来撤销涉案的协议书，本院不予采信，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违诚信原则。根据周玉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并不存在胁迫行为，同时周玉超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石延茂在签订协议时利用其优势或利用周玉超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周玉超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本院对周玉超该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另根据双方于2012年12月4日签订的《合伙经营施工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在正常施工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退伙，且该协议并未约定工程必须在完工结算后才予以退伙的情形，本案中2014年2月27日，石延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与周玉超协商退伙，并对签订协议时该合伙工程盈亏情况进行统筹核算，确定的利润数额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有效性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周玉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周玉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贺建国
代理审判员 贺 斌
代理审判员 刘先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宗 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