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鄂行申7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陈明昌，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云，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燕飞，湖北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号。法定代表人邓万想，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帆，该局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号。法定代表人刘江，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纪超，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建三公司）因诉被申请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市江岸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分别简称武汉市房管局、江岸区房管局）房屋登记行政赔偿一案，武建三公司、武汉市房管局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行初30号行政赔偿判决，分别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6）鄂01行终782号行政赔偿判决。武建三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因武汉瑞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发公司）拖欠武建三公司的建设工程款，武建三公司将其起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15日予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11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对瑞发公司开发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球延小区10号楼第一层、第二层3-7轴、第三层1-7轴的房屋等进行了保全查封。同年12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1）武民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瑞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武建三公司�付工程款17227160.75元及相应利息。2002年6月，因瑞发公司未能履行该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武建三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于2005年7月11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以上述房产抵偿所欠武建三公司的工程款。2005年8月8日，瑞发公司与武建三公司依据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就其中的一、二层房屋签订了两份《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2005年8月23日，瑞发公司向武汉市房管局申请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并提交了具结书，江岸区房管局（受武汉市房管局委托办理具体业务）经审核后同意登记备案并在两份《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加盖了“岸（02）武汉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专用章”，登记备案号分别为岸0516931号、岸0516933号。瑞发公司将该房屋交付武建三公司后，2006年11月6日，武建三公司持着上述《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武汉红日升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升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上述房屋租赁给红日升公司用作餐饮娱乐，租赁期为8年。合同签订后，红日升公司开始使用上述房屋。一审另查明，1998年，厦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投公司）与瑞发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瑞发公司开发的球延小区10号楼第1-2层3-7轴、第3层1-7轴的房产。1998年12月，为履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闽经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厦门国投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由厦门国投公司将购买的上述房产作价给海通证券以抵偿债务。同年12月，海通证券与瑞发公司就“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球延小区的香榭大厦10号楼第一层、第二层3-7轴、第三层1-7轴商品房”签订了《商品房�销合同》，并于1999年1月30日致函被告江岸区房管局，载明：“根据我公司1998年12月30日与武汉市瑞发房地产公司签订之商品房购销合同，现位于武汉市香港路中段香榭大厦一、二、三层之房产已为我公司所有，为避免该物业的产权发生变化，特向贵局申请：禁止武汉市瑞发房地产公司就上述房产对除我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进行转让、变卖、抵押或其他形式的房产转移。”函件下方手写有“来函收到。江岸房产科，杨能学，3月8日”。2005年6月10日，海通证券知晓上述房产在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中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后，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同年7月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2）武立执字第0307-1号民事裁定，认定该房屋购买人厦门国投公司因另案欠海通证券债务，将该房屋抵偿给海通证券，海通证券并与开发商瑞发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同时在江岸区房管局申报登记，故该房屋应属海通证券所拥有，海通证券提出的执行异议理由成立，裁定解除对上述房产及占用土地的查封。2006年9月5日，海通证券向被告江岸区房管局投诉，认为上述房产系其所有，请求对武建三公司的申报登记行为进行审查，并撤销武建三公司的登记备案。2006年12月26日，武汉市房管局对瑞发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武房法岸处[2006]第001号），认为瑞发公司的行为构成“一房二卖”，责令瑞发公司自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改正上列行为，并对瑞发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20000元整。2007年1月8日，瑞发公司向武汉市房管局提交了《整改报告》，表示对上述处罚决定无异议，该公司决定撤销武建三公司的相关房屋合同备案，并积极配合海通证券办理相关手续。2007年1月30日，武汉市房管局注销了瑞发公司与武建三公司于2005年8月23日办理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2007年1月11日，瑞发公司与海通证券就球延小区10号楼一、二层房屋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武汉市房管局对此予以了登记备案。2009年6月25日，武汉市房管局就上述房屋向海通证券核发了《房屋所有权证》。2009年12月25日，海通证券将上述房产转让给武汉麒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办理了房屋转让登记手续。一审还查明，2006年11月6日，红日升公司与武建三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开始对上述房屋进行改建和装修。2007年6月18日，海通证券向红日升公司发出通告，告知红日升公司其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要求红日升公司立即停止向违法出租人缴纳房屋租金，如需继续承租房屋，尽快与其重新协商租赁事宜，否则必须停止营业并限期撤离上述房屋。2007年6月22日，红日升公司�函武建三公司《关于暂不能按期缴纳房租的说明》，通知武建三公司因收到海通证券的通告，故暂不缴纳房租，请武建三公司与海通证券联系、协商。2007年9月3日，海通证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红日升公司从上述房屋腾退撤离并恢复原状，结清从使用该房屋至腾退之日所发生的所有费用。2007年10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07）武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海通证券与瑞发公司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生效的法律文书亦确认球延小区10号楼第一、二层3-7轴房屋的所有权归海通证券所有，武建三公司并未合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其无权处分该房屋，故武建三公司与红日升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判决红日升公司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从该房屋腾退并将房屋交付海通证券，红日升公司承担使用该房屋期间发生的费用。此案经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作出（2010）鄂监二抗再终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武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2010年5月16日，红日升公司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红日升公司与武建三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武建三公司赔偿红日升公司的相关经济损失，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发回重审、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审，2015年4月2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武民终字第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红日升公司与武建三公司于2006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武建三公司返还红日升公司保证金2万元，赔偿红日升公司房屋装饰工程及其他工程损失684063.2元及承担18256元的诉讼费。该判�生效后，武建三公司共向红日升公司支付了720119.20元的执行款。一审还查明，因武汉市房管局注销登记备案的行为并未直接通知武建三公司，武建三公司在与红日升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得知武汉市房管局于2007年1月注销了涉案房屋的登记备案手续后，并于2007年12月14日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武汉市房管局注销《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2008年9月8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08）岸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武建三公司的诉讼请求。经武建三公司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5日作出了（2008）武行终字第18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建三公司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2年2月28日作出（2011）鄂行申字第3号行政裁定，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法院再审。2012年9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2）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2008）武行终字第189号行政判决和（2008）岸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撤销武汉市房管局于2007年1月30日作出的注销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号为岸0516931号、岸0516933号的具体行政行为。海通证券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6月3日作出（2013）鄂行申字第00022号行政裁定，提审该案，又于2014年7月22日作出（2013）鄂行再终字第00005号行政裁定，撤销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发回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4年12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认为武汉市房管局在进行注销备案登记程序中及注销后均未通知武建三公司，�反了《武汉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管理工作程序规定》第四项第3条“已经办理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确需进行变更、注销时，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承购人提出申请，共同持已办理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全套）和变更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全套）办理变更、注销手续”的规定，遗漏了共同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主体，致使武建三公司未能行使其依法享有的知情权、申辩权，属违反法定程序，因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属于依当事人申请进行的行政行为，故依法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同时，认为注销《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是武汉市房管局依瑞发公司请求而为的行政行为，是其继行政处罚后对瑞发公司整改回应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虽然违法，但并不影响瑞发公司对其享有的商品房所有权的处分权利，判决撤销“注销《武汉市商�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不利于相对人行使其民事权利，也有悖行政诉讼裁判的原则。武汉市房管局作出注销《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行政行为，并未为相对人设定新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经过开庭审理可以确认其程序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且诉讼过程中，瑞发公司自始至终自愿接受“注销《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行政管理，故判决确认武汉市房管局于2007年1月30日作出的注销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号为岸0516931号、岸0516933号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5年11月25日，武建三公司向二被告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二被告于2016年1月21日分别向武建三公司作出了《答复书》。武汉市房管局答复称，注销登记备案行为系江岸区房管局作出，其应当向该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由该局就是否赔偿问题作出�面答复。被告江岸区房管局答复称，2005年7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武立执字第0307-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争议房屋属海通证券所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江岸区房管局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并没有为相对人设定新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且不影响相对人对其商品房之民事权利的处分，也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内容，故武建三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与注销备案登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系因瑞发公司“一房二卖”导致，武建三公司向江岸区房管局申请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赔偿。武建三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武汉市房管局、江岸区房管局赔偿因违法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而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7947735.9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具体包括：1.�建三公司丧失已占有的抵债房产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17227160.75元；2.武建三公司被法院判决赔偿武汉红日升餐饮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684063.20元及支出的诉讼费用36512元；3.上述两笔经济损失的利息损失。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四条及《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武汉市房管局是本市的房产主管部门，负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的管理职责。被告江岸区房管局具体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及房屋权属登记的行为，应当视为是受武汉市房管局的委托实施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武汉市房管局应当对江岸区房管局办理登记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亦是认定武汉市房管局注销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行为违法。故本案中武汉市房管局是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以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中，武汉市房管局注销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武建三公司申请赔偿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损害事实的存在；2.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行政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武建三公司主张的两项损失分别为因丧失占有抵债房屋而产生的抵债经济损失17227160.75元和因赔偿红日升公司而产生的经济损失684063.20元及诉讼费损失，武汉市房管局的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武建三公司主张的两项损失与武汉市房管局的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也是确定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和前提。1.武建三公司主张的因丧失占有抵债房屋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17227160.75元是否应当得到赔偿的问题。首先，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商�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主要为了通过对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管理，对房地产开发商预售商品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进而防止预售期间“一房二卖”行为的发生，以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根据以上规定，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实质是为保护一项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为目的的请求权而为的登记，登记备案行为并不直接产生物权的效力。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要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与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无关，登记�案与注销登记备案行为均不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本身的效力。本案中，武建三公司于2005年8月8日与瑞发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虽在武汉市房管局处办理了登记备案，但根据以上规定，并不必然产生武建三公司享有涉案房屋物权的效力。其次，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所涉的球延小区10号楼一、二层房屋予以了诉讼保全，因案外人海通证券在执行过程中提出执行异议，该院经审查认为该房屋应属海通证券所有，于2005年7月18日作出了（2002）武立执字第0307-1号民事裁定书解除了对上述房屋的查封。故武汉市房管局作出本案所涉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时，人民法院的生效文书已经确认了该房屋的权属，且房屋权属并非属武建三公司所有。武汉市房管局对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登记备案于法无据。故武建三公司主张其在武汉市房管局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前已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9日作出的（2014）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虽判决确认被告注销登记备案行为违法，理由是认定武汉市房管局办理注销手续时违反法定程序，该判决书同时认定武汉市房管局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并没有为相对人设定新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并不影响相对人对商品房之民事权利的处分。综合以上，武建三公司主张的因丧失抵债房屋的占有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与武汉市房管局的注销登记备案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武建三公司主张的该项损失事实上是因瑞发公司拖欠其工程款而直接造成，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亦予以了确认，其应当通过其他途径向瑞发公司主张。2.武建三公司被法院判决赔偿红日升公司的经济损失684063.20元及支出的诉讼费用是否应当得到赔偿的问题。根据行政法意义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变更、撤销或废止该行为，否则必须合理补偿或赔偿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为有效存续的信赖而获得的利益或造成的损失。行政相对人主张保护信赖利益，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存在信赖基础，即行政行为已作出并被行政相对人所知晓；二、实施信赖行为，即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而实施了特定的具体行为；三、信赖值得保护，即行政相对人对信赖的成立为善意并无过失。本案中，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就人民法院查封房屋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后至武汉�房管局（江岸区房管局受武汉市房管局委托办理具体业务）处申请登记备案，武汉市房管局经审核后予以登记备案，在无证据证明武建三公司知晓瑞发公司在此之前已将涉案房屋卖给海通证券的情况下，武汉市房管局的登记备案行为对武建三公司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而武建三公司基于对武汉市房管局登记备案行为合法有效的信赖，依据备案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租赁给红日升公司，至此本案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情形。武建三公司与红日升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因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属武建三公司信赖武汉市房管局登记备案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武汉市房管局应当就注销该登记备案行为给武建三公司造成的该项损失予以赔偿。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提�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事实上，武汉市房管局对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实质是其对房地产开发商预售商品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防止“一房二卖”。而本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武立执字第0307-1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后，向武汉市房管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故武汉市房管局在作出登记备案行为前应当知晓人民法院已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海通证券，在此情况下其仍对武建三公司和瑞发公司就相同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予以登记备案，武汉市房管局未尽到审慎审查的职责，即武汉市房管局对于登记备案行为存在过错。也就是说武汉市房管局若尽到审慎审查职责，在办理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之间的�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时告知武建三公司涉案房屋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海通证券所拥有，而不予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则不会导致武建三公司后续损失的发生。综上，武建三公司主张的因赔偿红日升公司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与市房管局的注销登记备案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武汉市房管局应当就其注销登记行为给武建三公司因向红日升公司租赁该房屋而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武建三公司与红日升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判决武建三公司赔偿红日升公司的相关损失，根据执行情况，武建三公司共向红日升公司支付了720119.20元，该款项属武建三公司的直接损失，根据上述规定，武汉市房管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武汉市房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武建三公司720119.20元。二、驳回武建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四条及《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武汉市房管局是本市的房产主管部门，负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管理职责。被告江岸区房管局具体办�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及房屋权属登记的行为，应当视为是受武汉市房管局的委托实施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武汉市房管局应当对江岸区房管局办理登记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亦是认定武汉市房管局注销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行为违法。故本案中武汉市房管局是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本案中，上诉人武建三公司在二审开庭中向法院提交了与曾向一审法院类似的调取证据的申请，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限。此外，一审法院亦依武建三公司的申请进行了相应的调取，但因所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主要事实无关，一审法院未予组织另行质证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以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中，武汉市房管局注销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武建三公司申请赔偿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件：1.损害事实的存在；2.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行政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登记的，给当事人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武汉市房管局作出的涉案房产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行为与注销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行为系属相对独立的两个行政行为，而本案武建三公司申请行政赔偿的基础为法院对市房管局2007年1月30日作出的涉案房产注销合同预售备案登记行为因程序问题确认违法，但保留了注销备案登记行为的法律效力。武汉市房管局在办理注销合同备案登记过程中未通知权利人武建三公司的过失问题与武建三公司提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此外，武建三公司对红日升公司的装修装饰赔偿是基于对武汉市房管局作出的合同预售备案行为的信赖而产生，且发生在武汉市房管局作出上述备案登记行为之后。综上，涉案注销备案登记行为与武建三公司提出的损失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属于行政赔�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行初30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武建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对相关证据没有组织当事人质证或不予调取，程序违法，影响公正审判；一、二审判决否认申请人的直接损失与被申请人注销登记备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72万余元的判项，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武汉市房管局、江岸区房管局具有对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备案登记的法定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要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武建三公司与瑞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虽在江岸区房管局办理了登记备案，但该登记备案行为与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无关。此外，武建三公司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故武建三公司仅凭上述登记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必然产生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法律效力。关于武建三公司的直接损失与武汉市房管局注销登记备案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问题。经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武立执字第0307-1号民事裁定认定案涉房屋系海通证券所有，并非属于武建三公司。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行再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虽确认武汉市房管局注销案涉房屋登记备案行为违法，但同时认定注销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行政行为没有为相对人设定新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并不影响相对人对其商品房之民事权利的处分，也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内容。故案涉商品房所有权在不归属于武建三公司的情况下，武汉市房管局因办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注销过程中未通知武建三公司的程序瑕疵被确认违法与武建三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武建三公司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注销备案登记行为导致其赔偿红日升公司装饰装修经济损失，并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向武汉市房管局、江岸区房管局主张经济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武建三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与一审期间类似的调取证据申请，超过了法定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依武建三公司的申请所调取的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无关，一审法院未组织另行质证并不违法。综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782号行政赔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武建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徐飞审 判 员 吴晋审 判 员 谢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伟书 记 员 王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