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民终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保明，男，196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
委托代理人：崔化琴，山西化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耿富明，山西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范庆锋，男，195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山东省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代理人：徐荣，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罗德康普螺杆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范庆锋，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波特利尼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郝家庄乡信义村。
法定代表人：范庆锋，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锦东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太行山农产品物流园区。
法定代表人：毕永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丽，山西三晋（长治）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宋元山，男，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南宋乡东掌村47号，系山西锦东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保明与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范庆锋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罗德康普螺杆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德康普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波特利尼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特利尼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锦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长民初字第00081号民事判决。判后，赵保明与范庆锋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保明的委托代理人耿富明、崔化琴，上诉人范庆锋的委托代理人徐荣，被上诉人山西锦东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丽、宋元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上海罗德康普螺杆压缩机有限公司及被上诉人山西波特利尼压缩机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保明诉称：2011年5月，原告与被告锦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毕永刚，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罗德康普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范庆锋。被告范庆锋一再与其二人商谈共同合作在山西省长治县新设开办生产压缩机的企业，并承诺其可确保长治新设公司未成立前即可完成生产销售2000万元，2012年生产经营规模可达15000万元的经营目标，但前提是原告及被告锦东公司必须向被告范庆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罗德康普公司注入资金。2011年7月16日，原告以及被告锦东公司与被告范庆锋订立《合资合作协议》，被告范庆锋将其持有的被告罗德康普公司60％的股权有偿转让给原告担任法人代表的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被告锦东公司各30％。此后三方又共同在长治县成立“山西波特利尼压缩机有限公司”。至此，被告罗德康普公司与被告波特利尼公司成为被告范庆锋、原告担任法人代表的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毕永刚担任法人代表的被告锦东公司三方持股企业。股东合作期间，被告范庆锋却严重违反三方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约定，造成被告罗德康普公司与被告波特利尼公司根本无法按约定正常生产经营。原告为了公司能够减少干扰，正常发展，无奈之下提出承包经营，经全体股东同意，2012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被告范庆锋却拒不履行相关承包交接事宜，并继续利用其董事长权利把持被告罗德康普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甚至以董事长身份到国家相关部门自行投诉阻挠被告波特利尼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办理工作，导致被告波特利尼公司从承包日起根本无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原告承包经营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原告向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经营承包协议书》，并判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14年3月13日，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3）长民初字第524号一审民事判决，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于2012年9月15日所签的经营承包协议。被告范庆锋对此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被告范庆锋通过网络及媒体大肆攻击原告所在地政府及人员，并胁迫原告，如不答应给其承包款，其将扩大对当地政府及人员的不良影响。原告迫于来自多方压力，在本人根本未能实际承包被告罗德康普公司与被告波特利尼公司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实为承包经营补充协议的会议纪要，支付了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871万元所谓的承包合同款（其中200万元系抵顶范庆锋借款），然而被告范庆锋拿款后，却再次欺诈原告，既不按约定消除网络影响，又不按约定办理上诉案件的调解结案手续，反而是在2014年10月30日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再行赔偿承包期间造成公司经济亏损500万元。为此，原告认为2014年5月14日达成的协议，实为三方就原告经营承包协议所达成的补充变更协议，该协议系被告范庆锋利用胁迫、欺诈手段，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且被告范庆锋承诺达成调解并付款后，由其申请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调解书，各方互不再追究。然而其拿款后却再次起诉原告另行主张经济损失赔偿，协议内容也存在重大误解。故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4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毕永刚签订的实为经营承包补充协议的股东会会议纪要；2、依法判令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返还原告871万元；3、依法判令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范庆锋反诉称：被告范庆锋系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被告范庆锋在上述两公司的股权比例均为40％。上述两公司与原告赵保明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了经营承包协议书，明确原告赵保明承包经营管理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2014年5月14日发包公司股东会与原告赵保明达成协议，确定原告赵保明对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承包经营管理期限为2012年9月26日至2014年5月14日止，原告赵保明由此也确认应支付股东范庆锋和锦东公司承包费用合计871万元。形成决议后原告赵保明通过直接给付及债务抵销方式合计向被告范庆锋支付了4656600元承包款。根据被告范庆锋与锦东公司的股权比例，即被告范庆锋占40％股权，锦东公司占30％股权，被告范庆锋应当获取承包款项金额为4977142．85元。目前原告赵保明尚欠被告范庆锋承包款320542．85元未支付。综上，被告范庆锋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请求依法判令原告赵保明支付被告范庆锋承包期间承包款320542．85元。
一审法院查明：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和被告波特利尼公司，其中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占股30％，被告范庆锋占股40％，被告锦东公司占股30％。山西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赵保明，被告锦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毕永刚。2012年9月15日，原告赵保明作为乙方，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愿意作为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经营承包者。在承包期内无论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实际盈亏状况如何，乙方承诺承包期第一年向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合计分配红利680万元，承包期第二年向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合计分配红利765万元，承包期第三年向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的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合计分配红利850万元。乙方应在每一承包年度届满15日内向甲方各股东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红利。乙方的承包期限为自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25日止。签署本承包协议后，应对罗德康普公司和波特利尼公司财务、资产状况进行审计，乙方承包期财务结算基准日为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25日止等。后原告赵保明与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波特利尼公司因履行上述承包经营协议发生纠纷涉至法院。2014年5月14日，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波特利尼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原告赵保明、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毕永刚参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一、经三位股东讨论协商后一致同意，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履行至2014年5月14日终止该合同，协商一致同意由承包人赵保明向锦东公司、范庆锋支付认定的承包合同款合计871万元。二、由于股东间的矛盾纠纷，导致媒体及网络等给当地社会和政府造成不良影响，范庆锋承诺消除涉及其本人及公司所造成的媒体网络的信息，如范庆锋不能履行上述承诺，今日股东会所议事项一律无效。三、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于2014年5月15日终止后，后续事项的处理按所签订的相关协议执行。承包人赵保明三日内将应付承包款如数打至三方指定的账户上，款到帐后必须删除网上信息，三方股东在确认媒体对当地社会和政府的不良影响信息确已消除后方可把应分得的承包款转入另外两位股东帐上。四、三方股东经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由股东范庆锋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解解决《承包合同》纠纷，其他二位股东予以积极配合，待调解书下达后三位股东对今后公司合作事宜作出决议。在未做出具体决议之前仍由赵保明主持山西工作等。2014年5月20日和2014年5月22日，原告赵保明通过第三方帐户向毕永刚电子转账共计6000000元。另外，原告赵保明通过债务抵销方式抵偿部分承包款。后毕永刚和被告范庆锋就分配原告赵保明所付承包款以及所涉双方其他债权债务进行结算。2014年8月20日，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就赵保明与罗德康普及波特利尼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3）长民初字重第05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赵保明撤回起诉。现原告赵保明以2014年5月14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被告范庆锋利用胁迫、欺诈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为由提起诉讼，要求予以撤销并要求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返还其8710000元承包款，同时还要求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和被告波特利尼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被告范庆锋则反诉要求原告赵保明继续支付其剩余承包款320542．85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赵保明与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后，双方因履行该承包经营协议发生纠纷，2014年5月14日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及被告波特利尼公司全体股东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就上述《经营承包协议书》所涉承包经营事项作出认定并形成会议纪要，该股东会会议纪要实质上是对《经营承包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应认定为经营承包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尽管原告赵保明诉称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被告范庆锋利用欺诈胁迫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的，应予以撤销，但本院认为，以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以将要发生的物质性损害或者精神性损害为要挟，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迫使其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订立的合同。此类合同一般应具备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胁迫者实施了胁迫行为，受胁迫者因胁迫而订立了合同，胁迫行为是非法的等要件，本案中，虽然股东会会议纪要中有关于“由于股东间的矛盾纠纷，导致媒体及网络等给当地社会和政府造成不良影响，范庆锋承诺消除涉及其本人及公司所造成的媒体网络的消息”及“款到帐后必须删除网上信息”等表述，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造成不良影响的媒体网络信息具体为何内容，是否与涉案《经营承包协议书》有关，也不能确定该信息是否为被告范庆锋本人为胁迫原告赵保明而故意制造，同时更不能确定原告赵保明是否因该信息而产生恐惧心理并在此种心理状态支配下被迫达成了股东会会议纪要，因此原告赵保明关于其受胁迫而达成股东会会议纪要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其要求撤销该股东会会议纪要并判令被告范庆锋及被告锦东公司返还8710000元承包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原告赵保明支付的承包款是以分配红利的形式由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和被告波特利尼公司的股东范庆锋及锦东公司获取，因此原告赵保明要求被告罗德康普公司和被告波特利尼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范庆锋要求原告赵保明支付其剩余承包款320542．8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虽然根据股东会会议纪要确定的承包款数额和被告范庆锋所占股比例能够计算出被告范庆锋应分得的承包款为4977142．85元，但因原告赵保明是将承包款转入被告锦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毕永刚账户，而后由毕永刚和被告范庆锋进行结算，这其中不仅涉及到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债务抵销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案外人的债务清偿问题，因此尽管本案中被告范庆锋所举证据显示其已获得的承包款为4656600元，但并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其与原告赵保明之间仍存在320542．85元承包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其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赵保明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范庆锋的反诉请求。
一审判决后，赵保明及范庆锋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赵保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
赵保明的主要上诉理由为：
（一）涉案的《经营承包协议书》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各被上诉人无权取得承包费用。因此《股东会会议纪要》应予撤销。1、本案的事实是，《经营承包协议书》于2012年9月15日订立后，上诉人赵保明并未实际承包罗德康普、波特利尼公司，时至今日，罗德康普、波特利尼公司均未进行审计移交，更没有通过董事会作出审计通告，在孟昭宏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后，范庆锋也没有按照约定辞去董事长职务。2、上诉人赵保明始终未能进入罗德康普公司承包。罗德康普公司始终掌握在范庆锋之手，上诉人赵保明根本无法染指，更无法承包。3、上诉人赵保明没有实际承包，也无法实际承包波特利尼公司。
（二）《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范庆锋利用网络，使用胁迫手段所达成，根本不是上诉人赵保明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该《股东会会议纪要》应予撤销。从协议本身看，就足以证明，该协议是因受到胁迫而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上诉人赵保明关于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会会议纪要》，并由范庆锋、锦东公司返还871万元的请求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完全错误的。
（三）本案中赵保明是承包人身份，假设应当缴纳承包费，也应当交给罗德康普、波特利尼公司，范庆锋、锦东公司无权以分红形式取得承包费用。《经营承包协议书》的发包方为罗德康普、波特利尼公司，承包方为赵保明，担保方为易通公司。而《股东会会议纪要》的签订者是上述两公司股东易通公司的法人代表赵保明，股东锦东公司的法人代表毕永刚以及自然人股东范庆锋。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股东会议无权决定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范庆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其一审要求赵保明支付承包款320542．85元的反诉请求。
范庆锋的主要上诉理由为：本案中被上诉人赵保明对上海罗德康普螺杆压缩机有限公司和山西波特利尼压缩机有限公司的承包经营期限是明确的，根据承包协议及相关会议纪要，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公司股东承包期间拟定的红利数额亦是明确的，即总额871万元。上诉人已举证证明根据承包协议及股东会会议纪要，合计取得款项金额为4656600元，尚有320542．85元权利未予实现。上诉人作为接受给付方，仅需举证证明其应当享有的债权数额，而作为债务人的赵保明应当举证证明其履行数额的相关证据。相应款项通过债务抵销方式处理，并不影响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支付金额及实际欠款金额。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根据上诉人赵保明及范庆锋的上诉请求，本案焦点问题为：（一）2014年5月14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是否应予撤销？（二）范庆锋及锦东公司应否返还赵保明871万元款项？（三）罗德康普公司及波特利尼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赵保明是否应支付范庆锋承包款320542.85元？
本院认为：对于2014年5月14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赵保明称《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范庆锋利用网络、使用胁迫手段达成，应予撤销。对此，从纪要形成的过程看，2012年9月15日，赵保明与罗德康普公司及波特利尼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了包括经营承包期限、每年向股东分配的红利数额等具体内容。2014年5月14日，赵保明、范庆锋、毕永刚作为罗德康普公司及波特利尼公司的股东参加了公司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会议纪要》，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纪要对赵保明的经营承包期限及承包合同款等内容作出变更，一审法院将《会议纪要》认定为系《经营承包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并无不当。赵保明虽曾向长治县人民法院诉请解除《经营承包协议书》，但其在长治中院二审过程中申请撤诉，对其权利进行了自由处分；其次，从纪要本身的内容看，纪要第二条约定：由于股东间的矛盾纠纷，导致媒体及网络等给当地社会和政府造成不良影响，范庆锋承诺消除涉及其本人及公司所造成的媒体网络的信息，如范庆锋不能履行上述承诺，今日股东会所议事项一律无效。第三条约定：三方股东在确认媒体对当地社会和政府的不良影响信息确已消除后方可把应分得的承包款转入另外两位股东帐上。从表述上，《会议纪要》所描述的网络不利言论并未载明具体内容、无法证明不利言论系范庆锋所制造、无法证明赵保明签订《会议纪要》系受他人胁迫，赵保明亦未提供其他确凿证据证明范庆锋利用网络、使用胁迫手段迫使其签订《会议纪要》，且《会议纪要》签订之后，赵保明依据纪要约定已支付部分承包款。故赵保明关于《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范庆锋利用网络、使用胁迫手段达成，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因无确凿证据证明，无法采信。
《股东会会议纪要》签订之后的2014年5月20日和5月22日，赵保明通过第三方账户向毕永刚电子转账共计6000000元，另当事人均认可通过债务抵销方式抵偿部分承包款。该系列款项均系赵保明履行《会议纪要》的行为，在其无法证明《会议纪要》应予撤销的情况下，赵保明关于范庆锋及锦东公司返还871万元款项的请求以及关于罗德康普公司及波特利尼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请求亦因无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无法支持。
另外，因三方股东之间的承包款项给付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债务抵销问题、亦涉及到案外人的债务清偿问题，一审法院对于范庆锋关于赵保明应支付其320542.85元承包款的请求因证据不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赵保明及范庆锋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均应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赵保明承担72770元，由上诉人范庆锋承担61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国义
审 判 员 王 迪
代理审判员 屈娅媛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雷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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