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棠
委托代理人：李美芳，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埠成。
原审第三人：潘桂娟。
上述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冬仁、张永昭，均系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宗棠因与被上诉人何埠成、原审第三人潘桂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泽民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何埠成与潘桂娟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个体工商户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常汇牛仔布店（2001年成立，至2011年4月29日注销），该店登记的经营者为潘桂娟。李宗棠是原个体工商户江门市新会区大泽宗棠织布厂的经营者（2001年成立，至2005年5月17日注销）。2002年3月23日和5月15日，李宗棠以购买织布机为由分别向何埠成借款50000元及135000元，合计185000元。两次借款，何埠成均交付现金给李宗棠，李宗棠分别于当日出具《收据》给何埠成。两份《收据》均注明涉及款项为“借款资金”、“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等字样，何埠成在落款处的“收款人”签名。两份《收据》上均注明借款的金额及用途，但没有注明还款期限。后何埠成与潘桂娟共同经营的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常汇牛仔布店委托李宗棠经营的织布厂加工布料。何埠成认为扣减加工费96177.55元后，李宗棠尚欠其借款88822.45元未偿还。何埠成认为经多次口头催收无果，遂诉诸法院。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何埠成与李宗棠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二、何埠成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如果借贷关系成立，李宗棠应否偿还借款本息？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确认何埠成与李宗棠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成立、生效，基于如下理由：首先，李宗棠就两笔借款均分别出具《收据》给何埠成，两份《收据》均注明涉及款项为“借款资金”，李宗棠在落款处的“收款人”签名。其次，李宗棠确认其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经营个体工商户江门市新会区大泽宗棠织布厂，并确认涉案款项的用途为购买织布机，与李宗棠提供的两份《收据》所载明的时间、内容相吻合。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何埠成已实际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故何埠成与李宗棠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成立、生效。对于李宗棠认为双方之间是加工合同关系，两份《收据》涉及的款项是何埠成预付加工费给李宗棠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李宗棠向何埠成借款在先，借款后再跟何埠成与其妻子共同经营的牛仔布店发生加工合同关系，何埠成借款时虽然同意李宗棠以织布加工费扣减借款，但不足以改变双方之间借贷合同关系的性质。李宗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何埠成同意将前述借款的性质转化为预付加工费，故对李宗棠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二，李宗棠抗辩认为何埠成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何埠成经营的牛仔布店注销之日（即2011年4月29日）起计算，至今超过4年，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借贷合同关系，何埠成为出借人，李宗棠为借款人，在借款时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因此，何埠成可以随时要求李宗棠还款。何埠成认为曾多次口头向李宗棠催收欠款，但李宗棠否认何埠成曾向其催收款项，对催收的事实，无法查明。何埠成现诉诸法院要求李宗棠还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即使何埠成与其妻子共同经营的牛仔布店于2011年注销，但不影响何埠成随时向李宗棠主张债权，故对李宗棠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三，李宗棠抗辩认为双方约定在织布加工费扣减借款，故何埠成不能主张李宗棠以现金方式还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偿还借款是借款人在借贷合同关系中的义务，虽然双方约定“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但在双方发生的加工费不足以还清借款的情况下，此约定不应理解为免除李宗棠的还款义务。因此，对李宗棠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李宗棠已偿还款项的金额，李宗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何埠成承认已扣减加工费96177.55元，有利于李宗棠，应予以确认。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李宗棠尚欠何埠成借款本金88822.45元（185000元-96177.55元），何埠成请求李宗棠偿还借款本金88822.45元依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何埠成主张的利息请求，因双方没有约定逾期借款利率，何埠成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并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公民之间定期无息贷款，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的规定，李宗棠应从何埠成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给何埠成。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判决如下：李宗棠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88822.45元及逾期利息（以88822.45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给何埠成。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1元，由李宗棠负担。
上诉人李宗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催收事实无法查明错误。一审法院关于“何埠成认为曾多次口头向李宗棠催收欠款，但李宗棠否认何埠成曾向其催收款项，对催收的事实，无法查明”的事实认定错误。1、何埠成曾于2004年对李宗棠进行催收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均获得双方的确认，因而一审判决认定“对催收的事实，无法查明”认定错误。根据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何埠成提出李宗棠在2002年6月至8月期间为其牛仔店加工了96177.55元，何埠成对借款剩余部分于2004年、2005年以及之后向李宗棠进行催收。虽然何埠成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否认何埠成曾于2004年、2005年以及之后向李宗棠进行催收，但由于当时李宗棠本人没有到庭，因而后经征询何埠成的意见，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开庭时李宗棠代理人已经变更原来的说法，对何埠成曾于2004年对李宗棠进行催收的事实进行确认。根据李宗棠在一审庭审第二次开庭笔录，李宗棠是确认何埠成对于剩余款项曾于2004年对其进行催收，但认为后来在2004年底已经完成剩余款项的加工费。2、对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其诉讼时效应当从催收之日起计算，因而本案的诉讼时效因从何埠成向李宗棠主张还款之日的2004年开始计算。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合同法》第206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以及《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140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对于本案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诉讼时效应当从催收之日起计算，因而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何埠成向李宗棠主张还款之日的2004年开始计算。3、鉴于根据双方的笔录仅能证实何埠成曾于2004年对李宗棠进行催收，因而何埠成向李宗棠主张返还剩余款项的诉讼时效已超过。李宗棠仅对何埠成主张的其曾于2004年进行催收的事实进行确认，但对何埠成主张的其于2005年以及其后向李宗棠对剩余款项进行的催收的陈述不予确认，因而本案的诉讼时效从2004年发生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充其量也只能计算至2006年止。也就是说，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过。4、即使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从何埠成、潘桂娟共同经营的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常汇牛仔布店注销之日即2011年4月29日起算，也超过诉讼时效。虽然在两份收据中，双方均约定了还款方式，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但在2011年4月29日何埠成注销了牛仔店，不再需要李宗棠加工的情况下，即双方约定的“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的还款方式已经不能实现，何埠成已经明知道不可能再要求李宗棠以加工费去偿还借款，明知道双方约定的还款方式已经侵害了其权利，但何埠成还是一直没有向李宗棠主张权利。依照《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即自2011年4月29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本案的诉讼时效也早已超过。
二、一审法院关于“虽然双方约定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但在双方发生的加工费不足以清偿借款的情况下，此约定不应理解为免除李宗棠的还款义务”的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李宗棠借款在先，借款后再跟牛仔布店发生加工合同关系不正确。虽然李宗棠出具两份《收据》的日期分别为2002年3月23日和5月15日，但由于上述两份收据约定的还款方式是“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给何埠成，因而该款项是“一定”而不是“可以”以何埠成委托李宗棠织布厂的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可见在该收据确立时，双方加工布料合作意向已经确立，至于何埠成后来具体委托李宗棠加工布料，则是履行双方合作意向的具体操作。因而上述两份收据是具有双方的合作合同和往来款的收款收据的性质。双方日后具体委托加工布料合同，应当由该收据中的“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的条款，以及日后具体加工条款共同构成。2、李宗棠认为何埠成主张以现金方式清偿剩余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从未作出所谓“在双方发生的加工费不足以清偿借款的情况下，此约定不应理解为免除李宗棠的还款义务”的理解。双方存在委托加工布料的合作关系，上述两份收据约定的还款方式是“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给何埠成，因而该款项是“一定”而不是“可以”以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即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清偿该款项，所以何埠成起诉李宗棠要求以现金的方式偿还上述两份收据中的剩余款项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三、由于何埠成就本案向李宗棠提出退还剩余款项的诉讼，即不再履行原来收据约定的“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中扣除偿还”的还款方式，实际上是对于两份收据的借款合同进行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何埠成未经法定通知程序提起本案诉讼，法院应对其诉讼请求依法驳回。事实上，李宗棠至今仍有能力并且愿意在合理时间内，为何埠成继续进行织布加工业务，因而如果本案诉讼时效被认定没有超过，则李宗棠同意为何埠成继续加工布料。另，《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何埠成解除收据的借款合同，要求李宗棠返还剩余款项，必须经过通知的程序，否则法院不能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承担败诉的后果。
四、何埠成涉嫌利用李宗棠对其的信任而违法恶意诉讼，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双方于2004年底之后一直没有往来，但何埠成一直处心积虑，在得知李宗棠不再经营织布厂，并销毁了本能推翻本案两份收据的大量加工单据后，趁机起诉索取财物。李宗棠以为在双方加工完毕后，该两份收据已经不能作为追索的依据，故而没有强烈要求何埠成取回，反而轻信何埠成当时声称其已经销毁该两份收据的陈述。李宗棠以为自己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且注销了织布厂，进而销毁了本能提供的能够足以推翻该两份收据的大量加工单据，一切行为是李宗棠的疏忽所致。请法官们慎重考虑，还原事实的真相，除了原始的书证外，还应该包括生活常理、交易习惯等，如果双方的加工关系确实没有结清，何埠成为何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向李宗棠催收，甚至在自己不再经营牛仔店，双方约定的还款方式已经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催收。既然何埠成认为在2002年6月至8月双方加工了96177.55元，请法院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下，责令何埠成提供该加工单据给李宗棠质证，以便查明本案的事实真相。如果何埠成不能提供的话，请法院考虑何埠成在本案的所有陈述的真实性。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驳回何埠成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何埠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何埠成及原审第三人潘桂娟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分析论述正确，何埠成及潘桂娟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如果何埠成是恶意诉讼，则没有必要在扣减已产生加工费后主张剩余的借款，何埠成是本着实事求是、诚信信用的原则主张权利，理应获得支持，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宗棠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何埠成与李宗棠之间成立何种合同关系；2、何埠成主张李宗棠向其偿还借款本金88822.45元及逾期利息是否成立；3、何埠成主张的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何埠成与李宗棠之间成立何种合同关系的问题。经查明，2002年3月23日及5月15日，李宗棠因购买织布机需要资金分两次共向何埠成借款185000元，并签名出具了两张《收据》给何埠成。两张《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顺德何埠成先生交来借款资金（用作购买织布机）人民币50000元（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用扣除偿还）”、“今收到顺德何埠成先生交来借款资金（用作购买织布机第二笔款）人民币135000元（此款定于在织布加工费用扣除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上述《收据》符合借款合同的构成要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且出借人何埠成已向借款人李宗棠实际交付借款资金，故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并已依法生效。李宗棠上诉称两张《收据》确立的是借款和委托加工两方面的关系，主张即使存在未还借款也必须通过加工费抵扣偿还而不能通过现金偿还。对此，本院认为，《收据》记载的是双方对借款偿还方式的约定，但该约定并不能改变双方已经成立的借款关系，李宗棠向何埠成借款理应进行偿还，在双方发生的加工费不足以抵偿借款时，李宗棠仍负有向何埠成偿还借款的义务。故在何埠成未明确表示加工费不足以抵偿借款时李宗棠无需承担借款偿还责任的情况下，李宗棠的还款责任不能当然被免除，李宗棠仍应向何埠成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李宗棠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何埠成主张李宗棠向其偿还借款本金88822.45元及逾期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何埠成主张李宗棠向其借款185000元后，李宗棠代其加工织布产生加工费96177.55元，扣减后尚欠借款88822.45元未偿还，提供了《收据》予以证明。李宗棠确认《收据》的真实性，但抗辩主张相应借款已经通过加工费抵扣方式偿还完毕。对此，本院认为，李宗棠主张借款已经偿还完毕，理应进行举证，但本案一、二审期间，李宗棠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主张因注销其经营的织布厂故无保留相应的单据理据亦不充分，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何埠成虽未对扣减的加工费96177.55元进行举证，但该扣减金额属其自认并有利于合同相对方李宗棠，故何埠成已就其主张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故原审法院据此判令李宗棠应向何埠成偿还借款本金88822.45元及逾期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何埠成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涉案《收据》未约定借款的具体还款期限，何埠成作为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借款人李宗棠还款。本案中，何埠成主张每年均向李宗棠进行催收，李宗棠则主张涉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应自其确认的2004年何埠成向其催收之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李宗棠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何埠成2004年催收时已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也不能证明双方另行约定了偿还借款的期限，故本案诉讼时效不应从何埠成2004年向李宗棠催收涉案借款之日起计算。且何埠成与李宗棠成立的是借款关系，何埠成与其妻子共同经营的牛仔布店虽于2011年注销，但何埠成与李宗棠之间的借款关系仍存在，该注销行为并不影响何埠成向李宗棠主张债权，故李宗棠关于涉案借款从2011年何埠成注销牛仔布店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院对李宗棠关于涉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李宗棠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021元，由上诉人李宗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萍辉
审 判 员 蔡镇海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美珊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