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3民终2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潼侨镇工业基地联发大道北面86号B栋2楼。
法定代表人：陈启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勇，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大田洋工业区13小区第八栋。
法定代表人：张家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安辉，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军公司”）因与上诉人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乐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勇，上诉人得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安辉到庭参与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乐军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03369.5元；2、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逾期未付款利息人民币5932.98元（货款本金103369.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计算，暂计至2018年3月12日，暂计利息人民币5932.98元）；3、请求判允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出货日期为2016年6月4日的《出货单》未加盖有被告印章，仅有“朱某”备注有“细数未点”的文字……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系错误的。原因如下：
朱某为被上诉人公司员工。朱某为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为查明事实，上诉人将申请法院调取／提交朱某社保清单，证明朱某当时确为被上诉人公司员工。朱某代表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之货物并签署之行为属职务代理行为，应对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建立电源线产品供应的合作关系，朱某在双方交易之时任职于被上诉人公司采购部，并签署上诉人所出具的《出货单》，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朱某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此行为应对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且朱某的签署行为应与被上诉人加盖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院应对相关证据予以采信。因此，一审法院仅因《出货单》未加盖有被上诉人印章而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系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得量电机向原告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87922.5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87922.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系错误的。原因如下：
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共计人民币103369.5元，而不是人民币87922.5元。由于朱某的签署行为为职务代理行为，法院应采信《出货单》作为证据并将对应货款纳入被上诉人拖欠货款的范畴内。因此，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共计人民币103369.5元。
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利息应以人民币103369.5元为基数，并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共计人民币5932.98元。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的《订购单》显示，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且根据《对帐明细表》，双方对帐时间为2016年12月，由此推断，被上诉人的付款时间应为2017年1月1日，而被上诉人并未按时支付货款人民币103369.5元，因此被上诉人应以人民币103369.5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向上诉人支付5932.98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得量公司辩称：朱某的签收行为不能代表得量的代表行为。
上诉人得量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305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所有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订购单》证实，案涉交易的卖方为仪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原告，故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不能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
被上诉人所交付的货物不符合上诉人要求，至今仍放置在上诉人公司内无法使用。被上诉人应取回货物，上诉人没有义务支付货款。上诉人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根据上诉人核实，上诉人并未拖欠仪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或被上诉人货款。为维护合法权益，故依法具状上诉，请判如诉请。
上诉人乐军公司辩称：朱某是得量公司的员工，应当在职期间签收的单据承担责任。
原审原告乐军公司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03369.5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未付款利息人民币2248.29元（货款本金103369.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暂计利息人民币2248.29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证明被告尚欠其货款103369.5元，向本院提交了五份《出货单》、两份《订购单》、《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2016年12月份对账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邮件截图等证据。其中，出货日期为2016年6月4日的《出货单》中“客户签收”处未加盖有被告的印章，仅有“朱某”备注有“细数未点”的文字，品名/规格为P209+S304VFF0.75/2CB1800mm出货数量150件；出货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4日、7月7日、7月13日、8月12日的《出货单》中“客户签收”处均加盖有“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物料暂收章”字样的印章，品名/规格为P209+S304VFF0.75/2CB1800mm出货数量分别为4972件、9941件、15837件，品名/规格为P209+S204VCTFK0.75/2CB1800mm出货数量分别为100件、8000件、5000件；两份《订购单》均未加盖有印章或有关人员的签名确认；《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2016年12月份对账明细表》显示，客户名称：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送货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4日、7月7日、7月13日、8月12日，品名/规格均为P209+S304VFF0.75/2CB1800mm，数量分别为100件、5122件、9941件、15837件，未税单价均为2.85元/件，税额分别为48.45元、2481.61元、4816.41元、7673.03元，合计人民币103369.5元；该对账明细表亦未加盖有被告的印章或有关人员的签名确认。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2017年8月14日，原告以被告拖欠货款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被告确认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由原告向其提供电源线物料，因其已停产，相应的对账单、送货单均已找不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出货日期为2016年6月4日的《出货单》未加盖有被告的印章，仅有“朱某”备注有“细数未点”的文字，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且原告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朱某系被告处的工作人员或有权代表被告收货，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出货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4日、7月7日、7月13日、8月12日的《出货单》均加盖有“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物料暂收章”字样的印章，虽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其他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显示，原告已向被告提供了货物，被告亦应支付相应的货款。
庭审中，被告确认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辩称其未拖欠原告货款，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因双方均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所涉货物的单价，原告主张按2.85元/件计算，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原告主张的货款所对应的货物在上述《出货单》中记载的出货数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为87922.5元{（100件+4972件+9941件+15837件）×2.85元/件}，原告请求的货款中超出87922.5元的部分，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被告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87922.5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87922.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41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负担412元，由被告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并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乐军公司是否为交易的供货方；二.得量公司拖欠货款的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乐军公司是否为交易的供货方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上诉人乐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提交了得量公司出具的《订购单》以及得量公司签收的《出货单》予以证明，虽然《订购单》抬头的供货公司为“仪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与乐军公司名称并不一致，但乐军公司持有该《订购单》，且《出货单》载明的货物能与之对应，得量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与仪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实际发生交易的证据，故应认定乐军公司是交易的供货方。
关于得量公司拖欠货款的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上诉人乐军公司主张朱某为上诉人得量公司员工，其签收属于职务行为，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交证据证明朱某为上诉人得量公司员工的事实。上诉人乐军公司二审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范围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上诉人乐军公司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本案中，对于上诉人乐军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上述范围，对其申请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乐军公司举证不能，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乐军公司、上诉人得量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分别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4元，由上诉人乐军电线电缆（惠州）有限公司负担2412元，由上诉人得量电机（深圳）有限公司负担24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巍
审 判 员 邓耀辉
审 判 员 刘艳妹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嘉伊
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