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聊民再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谷县供销合作社阿城中心社。住所地：阳谷县阿城镇。
法定代表人：左庆彬，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东全，山东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保平（曾用名杜保国），男，汉族，阳谷县供销合作社阿城中心社职工。
委托代理人：庞勇华，山东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谷县供销合作社阿城中心社（以下简称阿城供销社）因与被上诉人杜保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商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阿城供销社的委托代理人张东全、被上诉人杜保平的委托代理人庞勇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月25日，一审原告杜保平诉至阳谷县人民法院称，2006年12月20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其老棉站北院（供销社生产部）租赁给原告使用，租赁期限为50年，租赁费共计25万元。后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租赁合同进行了更详尽的约定。原告按照约定交纳了租赁费用25万元，可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至今未能交付租赁标的物，致使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解除2006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5万元租赁费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阳谷县人民法院重审中，杜保平称，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袁本厚代表单位与我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私两章，应认定为职务行为。2.袁本厚本人的证言及2011年5月27日的调查笔录、袁本厚妻子孟庆元等五人的证人证言，充分证明我缴纳的25万元为现金。3.阿城供销社称上述证人证言是在我方授意下作出的，属于主观猜测，无事实依据。4.阿城供销社财务账上有没有收到25万租金的记录是其内部事务，与我无关。
一审被告阿城供销社辩称：一、首先对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提出质疑：1.该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从合同主体分析，一方为原告，一方为阿城供销社，而事实上袁本厚实为租赁合同的主体，即出租方。该合同除了原告和袁本厚二人外，阿城供销社的其他任何人均不知悉，原告和袁本厚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的利益。2.补充协议也是无效合同。该协议是袁本厚擅自同原告签订的，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暗箱操作。3.袁本厚是否收取了原告25万元，除了原告和袁本厚，阿城供销社其他人无人知晓，阿城供销社账面上也没有显示，如果袁本厚确实收了原告的25万元租赁费，也是袁本厚中饱私囊。二、原告同阿城供销社每年一签的《租赁合同》仍在履行，是有效合同。自2005年6月25日至2009年6月28日，原告每年同阿城供销社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每年租金18000元，并且原告按季度交纳。这充分说明，原告同阿城供销社不仅有租赁合同，而且正常履行，对同一租赁标的，原告同袁本厚于2006年12月20日不应再签。三、袁本厚应是本案的民事诉讼主体。因袁本厚同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是本案合同的真实主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追加袁本厚为本案的被告或第三人。重审中，阿城供销社称，1.自2005年7月1日起至2010年6月止，我方将老棉站北院部分房产租赁给杜保平，租赁合同一年一签，租金每年18000元；2006年12月20日，当时的中心社主任袁本厚在未召开职工大会、也未经领导班子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将老棉站北院的3009.5平方米的土地及50间房产全部租赁给了原告，事实证明两份租赁合同所租赁的是同一租赁物。2.2010年3月31日袁本厚在检察机关供述“从手续上看，我收到了老棉站租金25万元，实际上是我欠杜保平25万元钱，这25万元是杜保平拿着我写的欠条分两次换成了收到租金25万元，第一次是11万元，第二次是14万元，将老棉站租给杜保平没有经班子研究”，该供述足以认定袁本厚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而是拿着国家、集体的资产偿还他自己的欠款，这纯属恶意串通行为。3.阳谷县纪委、公安局、阳谷县供销社联合对阿城供销社查账及阳谷县供销社审计科对阿城供销社的审计记录，均没有阿城供销社收到25万元租金的记录。
阳谷县人民法院重审查明：2006年12月20日，时任阿城供销社主任的袁本厚同杜保平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甲方为阿城供销社，乙方为阿城供销社职工杜保平，双方约定：一、甲方愿将老棉站北院（供销社生产部），东西长92.6米，南北长32.5，面积3009.5平方米；临街门市7间，倒座2间，仓库17间，敞篷2间，车库1间，办公室、住房18间，厨房3间，大门1座，有偿租赁给乙方使用伍拾年（房产永远归乙方）。二、租金贰拾伍万元，签订合同后一次性付给甲方。三、承租期间，甲方不得随意转让和转租给他人。四、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违约方承担法律责任及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该合同加盖了阿城供销社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袁本厚的私章，杜保平按有手印。后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没有日期。主要内容为：一、对2006年12月20日甲乙双方签订的老棉站北院租赁合同第二条租金付款方式，把“一次性付给甲方”变为先付60％。二、合同第四条规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变为：待甲方条件许可后，乙方欠款（40％）付清之日起生效。三、如甲方2007年底前条件不许可，从2008年元月1日起，乙方付给甲方60％的租金可按银行基准利率由甲方付息。2008年底前如乙方付清40％的欠款，甲方无条件地撤销补充协议，原合同正式生效。四、补充协议未撤之前，乙方不能随意对外宣称合同内容，由其造成的后果乙方负完全责任。该协议盖有阿城供销社的公章及袁本厚的私章，杜保平签字并按有手印。2006年12月20日，袁本厚给杜保平出具收款凭证一份，注明：交款单位（或交款人）杜保平摘由：老棉站北院租金金额：壹拾壹万元整￥110000.00元。该凭证盖有阿城供销社的公章和袁本厚的私章。在该收款凭证右上角又载明：2007年12月30日收￥壹拾肆万元，￥140000.00元，袁本厚签字并加盖了个人私章。关于杜保平所交25万元租金情况，法院对袁本厚进行了调查，袁本厚称杜保平所交租金是分两次交的现金，用来偿还了阿城供销社的欠款。
另查明，自2005年6月至2009年6月，杜保平与阿城供销社每年都签订一份租赁合同。阿城供销社提交了四份租赁合同，分别为：（1）2005年6月25日签订的合同，阿城供销社将老棉站北院、仓库十间、办公室三间及一切办公营业设施有偿租赁给杜保平使用，租赁期一年，即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止，租金18000元；（2）2006年7月1日签订的合同，阿城供销社将老棉站北院、仓库七间、敞篷三间及一切办公营业设施有偿租赁给杜保平使用，租赁期一年，即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止，租金18000元；（3）2008年6月30日签订的合同，阿城供销社将生产经营部仓库10间、办公室3间及一切办公营业设施有偿租赁给杜保平使用，租赁期一年，即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止，租金18000元；（4）2009年6月28日签订的合同，阿城供销社将生产经营部门市（院）、仓库7间、办公室1间及一切办公营业设施有偿租赁给杜保平使用，租赁期一年，即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止，租金18000元。阿城供销社还提交了杜保平2006年7月至2010年2月交纳租金的收据12份，证明二者之间有租赁关系，且杜保平按时交纳租金。杜保平对此予以认可。
又查明，本案一审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杜保平与阿城供销社于2011年10月31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款已过付给杜保平。
阳谷县人民法院重审认为：2005年6月至2009年6月，原审原、被告每年都签订租赁合同，且双方一直都在履行，这几份合同所涉及的租赁标的是阿城供销社北院的部分房屋，而原审原、被告于2006年12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整个阿城供销社北院的土地及房屋等地上附属物，实为土地租赁合同。2006年12月20日，原审原告杜保平与袁本厚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系袁本厚以阿城供销社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原审被告的单位公章。该行为应视为袁本厚在执行原审被告阿城供销社的职务行为。原审被告辩称原审原告杜保平与袁本厚恶意串通，杜保平有过错，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原审被告的辩称理由，法院不予采纳。原审原告杜保平分两次交纳了租金25万元，袁本厚在同一张收据上给杜保平出具了证明，就意味着杜保平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至于该款项是否列入原审被告阿城供销社账目，并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故原审被告辩称“袁本厚未将该款交给单位会计，也未下账，应由杜保平和袁本厚个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审原告交清租金时租赁合同生效，原审原告履行了交款义务，而原审被告一直未履行交付租赁物的义务，因此，该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现在已不能继续履行。原审原告要求依法解除原审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12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原审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原审被告应返还原审原告交纳的租金25万元及利息。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维持（2010）阳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即：一、解除原告杜保平与被告阳谷县供销合作社阿城中心社2006年12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阳谷县供销合作社阿城中心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租金2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08年1月1日起至判决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同期借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阿城供销社负担。
阿城供销社不服，上诉称：1.对于发生争议的租赁合同，原审法院认定实为土地租赁合同，违背了客观实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该租赁合同实质上是袁本厚利用职权把上诉人名下的老棉站北院整体出售给被上诉人杜保平，这一点袁本厚在2010年11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说的十分清楚。2005年6月至2010年6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每年签订一份租赁合同，上诉人将老棉站北院（供销社生产部）部分房产租赁给被上诉人有偿使用。该租赁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袁本厚和被上诉人在明知存在有效租赁合同的情况下，另外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把原本就归被上诉人使用的租赁物再次“租赁”给被上诉人，所谓“租赁”实为买卖，其真实目的是袁本厚私自将老棉站北院出售给被上诉人，用于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2.原审法院认定袁本厚2006年12月20日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与事实不符。袁本厚以法定代表人身份所从事的行为获利不是归于上诉人。袁本厚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为掩护，伙同被上诉人将其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转嫁给上诉人，根本不是职务行为。1986年至2003年7月袁本厚是生产部的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袁本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30多万元。根据2010年4月1日阳谷县人民检察院对被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和袁本厚的供述，所谓25万元租金，一部分是被上诉人代替袁本厚偿还的公共存款，一部分是被上诉人放给袁本厚的高息存款，与老棉站租金没有关系，2006年12月20日的租赁合同是二人掩盖事实真相的幌子。袁本厚欠账需要偿还，被上诉人以替袁本厚还账为条件得到老棉站北院，二人为达到各自的目的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故原审认定为职务行为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商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杜保平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2006年12月20日的租赁合同为土地租赁合同，是依据合同内容和客观实际作出的正确事实认定。2005年6月至2009年6月的租赁合同所涉标的物是2006年12月20日租赁合同所涉标的物的一部分，都属于上诉人的资产，但两部分合同的标的并非属于相同的租赁物。2.2006年12月20日签订租赁合同的背景是上诉人因盖大楼欠下许多债务，急需资金还账，时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袁本厚为照顾身有××的答辩人，代表单位与答辩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因当时想要承租的人多，加上原来的合同未到期，院子里还有人居住未搬出，条件不成熟，无法将租赁物交付，就约定了暂不公开此事，以免其他想要承租的人有意见。尽管答辩人一再催促交付租赁物，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无法实现，退还租金更是无望，但答辩人始终抱着希望等待，对原来双方每年一签的租赁合同只能继续签订履行，直到后来得知袁本厚被立案审查才提起诉讼。3.原审法院认定袁本厚2006年12月20日与答辩人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正确的。至于袁本厚代表单位收取答辩人的25万元租金是否下账，怎么使用，是上诉人内部事务，答辩人不能左右，无从得知，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更不影响袁本厚职务行为的成立。4.关于租赁费交纳的事实，有2010年11月9日阳谷县人民法院对袁本厚的调查笔录、2011年5月27日抗诉机关对袁本厚的调查笔录、发回重审后法院对袁本厚的调查笔录，加上能够证明租金来源的孟宪荣等五位证人的证言，与答辩人提交法庭的租赁合同、收款凭证及答辩人在原审中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据间形成了链条，充分证明了答辩人已向上诉人足额交纳了25万元租赁费且全部为现金这一基本事实的真实性。需要说明的是，答辩人确实曾替袁本厚偿还了部分集资款并借给了他部分现金，加起来约有三、四万元，曾提出用这些条子顶部分租金，但袁本厚以先还上诉人的应急账为由予以拒绝，无奈答辩人又交上第二笔14万元现金。过后隔了一天，答辩人因急需钱找到袁本厚，经努力争取，用条子换回了三、四万现金。答辩人认为该款应当是从那14万元中所出，才有了在检察院调查中称租金大部分为现金，三、四万元为欠条和垫付的集资款的说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所涉供销社生产部即老棉站北院，是阿城供销社的下属单位，无独立的法人资格，曾由本单位职工长期承包。1986年至2003年7月袁本厚系该生产部的实际控制人，之后生产部公章一直在袁本厚处。1997年1月袁本厚任阿城供销社主任。从1997年至2009年，袁本厚未经批准以阳谷县阿城镇供销合作社生产部名义非法吸收存款达143户330万余元。阳谷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5日作出了（2010）阳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以袁本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经查该刑事案件卷宗，阳谷县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3月31日讯问袁本厚时，袁本厚称杜保平曾多次替其垫付集资款，2006年不少人想租赁老棉站整个北院，杜保平也想租，并用之前垫付的集资款抵顶了25万元租金，集资款大多用在供销社身上了。该刑事案件中，未明确认定杜保平的25万元租金包括在袁本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围内。原一审诉讼中，法院于2010年11月9日对袁本厚进行询问，袁本厚称本案中的租赁合同实际上就是卖给杜保平，因手续问题，按的长期租赁。该合同未经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袁本厚还称分两次收到杜保平的租金25万元，是现金，用于阿城供销社盖楼还账了。并称在检察院询问时因存在想法说法不一，本次说的才是真实的。诉讼中，杜保平称其是以现金形式交纳的租金，并提供出借人的名单和借款数额。法院依法对原告提供的出借人孟宪龙、李传华、董玉清、付桂景、王林友进行了调查，除孟宪龙外，其他出借人均出示了杜保平出具的借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袁本厚签订涉案2006年11月20日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阿城供销社应否向杜保平承担返还25万元租赁款的责任。
对于本案争议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时任阿城供销社法定代表人的袁本厚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和个人印章的行为，符合职务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至于袁本厚是否违反单位组织原则和制度，未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即私自签约，属于阿城供销社的内部事务，阿城供销社以此抗辩称袁本厚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理由不足；对于阿城供销社认为上述合同的签订属于袁本厚与杜保平之间的恶意串通，损害其单位利益，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2005年至2009年期间，阿城供销社与杜保平每年一签且正常履行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物是阿城供销社老棉站北院中部分仓库、办公室及一切办公设施。本案争议的2006年12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物是老棉站北院整体院落及地上全部建筑物。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内容，所涉租赁物确实存在部分重合，但该情形并不能导致本案争议的租赁合同绝对无效，且袁本厚与杜保平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作出了合理解释，故该租赁合同中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是合法成立的。该租赁合同签订后，因出租方的原因未将该合同所涉租赁物交付杜保平使用，杜保平提出解除合同，阿城供销社也不认可按该合同履行，故原审判令解除上述争议合同，并无不当。
关于阿城供销社应否承担租赁费返还责任的问题。上述争议合同签订后，袁本厚向杜保平出具了租金收据，虽然袁本厚对该笔租金的交付形式前后陈述并不一致，但均未否认其收到了杜保平的该笔款项，至于袁本厚将该笔款项是否列入阿城供销社账目，基于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并不影响其职务行为的成立，进而也不影响杜保平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完成，故在案涉争议合同予以解除的前提下，杜保平要求阿城供销社返还其25万元租赁费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重审判令解除诉争租赁合同并由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25万元租赁费，无不当之处，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上诉人阳谷县供销合作社阿城中心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磊
代理审判员 刘云宝
代理审判员 刘红珍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