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再初字第00030号
原告于彬，女，196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丁海鹏，北京市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勇，男，1962年2月18日出生，满族。
委托代理人杨春雷，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彬与被告张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张勇不服本院（2010）西民初字第5925号生效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查后，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一中民申字第460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于2013年7月9日作出（2013）一中民提字第774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0）西民初字第5925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彬及委托代理人丁海鹏，被告张勇及委托代理人杨春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彬在重新审理中诉称，我与被告张勇均系北京市西城区万家马甸邮币卡市场内经销电话磁卡的个体工商户，我的业务范围主要是神州行、铁通17995等电话充值卡的批发兼零售。自2007年开始，我与被告合作”神州行”50元充值单业务，方式为：我每次提前向被告支付预订”神州行”50元充值单的款项，两、三天后被告按邮币市场开盘价向我交付充值单，同时返还余款。双方2007年账目已结清。至2008年4月30日，双方业务合作正常，但从2008年5月起，被告开始以低于进价的价格向我批发”神州行”50元充值单，诱使我多次提前向被告支付两批次、甚至三批次订单款项。由于我当时对被告的进价并不了解，加之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对被告没有任何警觉。2008年9月18日，被告在尚押我一批次60万元预付款未向我交付充值单的情况下，谎称双方货款已经两清，拒不向我交付充值单，亦拒不退还60万元款项。我多次向被告交涉，并向公安机关报警，但被告一再抵赖，拒不认账。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返还我人民币60万元；2、被告向我支付非法占有我60万元款项期间的利息（自2008年9月18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勇在重新审理中辩称，我与原告均是北京市西城区万家马甸邮币卡市场的个体工商户。我向原告批发神州行50元充值单，一般情况下每周交易两次，原告付款后我给货。每次原告向我交款并确认我或我弟弟张毅记账后离开。自2008年2月12日至2008年9月20日止，双方实际61次交易货款全部结清。2008年9月，原告经营的小卖部失火，为了转嫁损失，原告谎称我多收其一笔60万元的货款，然后从我经营的市场内抢走2600张神州行50元的充值单，我当场报警。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德外派出所（以下简称德外派出所）的警官查看了我的录像，调查后进行调解，原告向我出具了欠款10万元的字据。后原告就我欠其60万元的事情报案，经公安机关调查我不欠原告货款。双方应派出所的要求在市场对账时，原告抢走了我收款和供货的记账本，后又拆走我的监控录像电脑硬盘拒不归还。我无奈于2011年2月起诉原告，至2012年2月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才将上述物品返还给我。记账本上7月21日的”50＋8＋2”不是我或张毅书写的，原审时张毅因离婚未参加诉讼，导致事实并未查清。后我和张毅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结论也是该数字不是我和张毅书写。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我收取了其60万元货款但未供货，故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重新审理查明，原、被告均系北京市西城区万家马甸邮币卡市场零售磁卡的个体工商户，原告经营地址为A3003号，被告经营地址为A3083、3085号。2008年2月12日至2008年9月20日期间，双方就面值为50元的神州行充值卡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双方未订立书面协议，亦未对交易方式予以约定。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每次向被告支付60万元货款，被告向原告提供面值为50元的神州行充值卡12000张。被告收取原告给付的充值卡货款并不书写收据，只在记账本内载明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款人的交款金额及对应充值卡数额及相应的钱货汇总，并由被告向交款人提供充值卡。后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其60万现金但未给付充值卡，被告予以否认，双方发生争议。2012年9月18日，原告抢走被告2600张充值卡，后双方报警。德外派出所出警，经公安机关协调，原、被告于2008年9月28日达成和解，原告出具欠条，双方并签署字据，内容为：于彬和张勇德外派出所报案一事自行解决（除明天于彬还张勇人民币壹拾万元外）共他账目全部结清（13万，2600张单子）。双方签字生效。后原告将字据中的全部结清划掉。次日，原告给付被告100000元，被告出具了收条。后原告以被告诈骗其60万元货款为由向公安局刑警队报案，公安机关经审查未予立案。
2008年9月18日以后，原告陆续拿走被告的收款、发货共计四个记账本、被告在公安机关凭记忆书写的2008年2月至2008年9月的五页对账单原件及安装在被告摊位、能够监控客户交易情况的监控录像电脑硬盘，经被告多次催要，原告拒绝归还。2011年2月，被告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起诉原告，要求原告返还账本、对账单及硬盘。原告认可上述物品在其处，但称因被告欠其60万元，不同意归还。本院经审理，作出（2011）西民初字第580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被告要求原告返还记账本和对账单的诉讼请求，但认为原告虽认可拿走了电脑硬盘，但与被告主张硬盘内容并非完全一致为由，驳回被告该项诉讼请求。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57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原告未自觉履行判决，被告通过申请强制执行，于2012年2月拿到账本、记账单和硬盘。
被告本人所作账本内容显示，原告每次给付被告60万元货款的方式有所不同，有时交付方式为”50＋9＋1”，有时交付方式为”50＋10”，但均体现每次交易原告交付被告货款总额为60万，充值卡面额50元，每60万元对应12000张充值卡。
诉讼中，原告称自2008年2月12日至9月18日期间，预付被告62笔款，取得61批充值卡并提供被告记账本复印件。被告认可原告支付其61笔款项，否认收到7月21日记载为”50＋8＋2”的60万款项，不认可”50＋8＋2”的字迹为其本人或张毅书写。
经查被告的记账本格局如下：横向为单个付款人的付款情况及对应的充值单总额，纵向各付款人的名称、各付款日期的付款金额及对应的充值单总额。双方争议的2008年7月18日至7月21日的账本页载明：1、于姐：7月18日”48＋12”万，7月21日”50＋8＋2”万，充值卡数”12000”张；2、小关：7月18日”5”万，”1000”张；3、小施：7月18日”5”万，”1000”张；4、向大：7月18日”6”万，7月20日”5”万，”2200”张；5、向四：7月20日”5”万，”1000”张；6、向三：7月19日”10”万，”2000”张；7、老齐：7月19日”10”万，”2000”张；8、刘子龙：7月19日”5”万，7月21日”5”万，”2000”张；9、张姐：7月19日”5”万，”1000”张；10、小陈：7月19日”15”万，”3000”张；11、李姐：7月19日”2.5”万，7月21日”2.5”万，”1000”张；12、小杨：7月21日”5”万，”1000”张；13、曾奇：7月21日”50”万，”1万”张。虽然7月21日原告名下存在”50＋8＋2”的款项记载，但被告统计的该日各人合计付款金额为”62.5”万元，缺少60万元。原告名下虽存在”48＋12”及”50＋8＋2”两笔60万元，但与其后被告统计的7月18日至21日充值卡张数”12000”张，款货不能相对应，缺少12000张。7月18日至21日期间除原告外其余十二人合计付款136万元，对应充值卡数总计27200，加上原告13人充值卡总数为”39200”张，亦缺少60万元对应的12000张。
2012年2月13日，被告及张毅单方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对”50＋8＋2”是否为张勇、张毅所写进行鉴定，2012年2月16日，该中心出具京民司鉴（2012）文鉴第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50＋8＋2”不是张勇、张毅书写。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对被告单方委托鉴定提出异议。2014年7月10日，本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账簿2008年7月21日”50＋8＋2”字迹是否为张勇、张毅所写，是否与2008年5月13日到2008年8月1日账簿复印件上”于姐”一栏中字迹是同一人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经该中心专家初检后认为，本案检材字迹为阿拉伯数字及符号，数量较少，不能稳定反映书写人的习惯，检材字迹不满足鉴定条件，故于2014年7月10日对本案予以终止鉴定。
又查，被告在公安机关自行书写的2008年2月至9日的对账单为61笔，且有涂改，被告电话录音中曾认为8月16／17日与8月20日为一笔60万元。在原审中被告称7月18日的”48＋12”与7月21日的”50＋8＋2”系同一笔货款，7月18日原告承诺先给付其48万元再给付12万，但该日原告实际先付被告50万元，后给付2万和8万。因7月18日栏内无法填写，故将”50＋8＋2”填写在7月21日栏内。对该陈述不一致被告解释为原告拿走记账本，其凭记忆记账并不准确，以记账本为准。该解释曾多次出现在德外派出所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对原审7月18日的”48＋12”与7月21日的”50＋8＋2”解释与重审不一致的情形，被告另解释称摊位为其与张毅共同记账，原审系其凭记忆陈述，张毅因离婚纠纷未参加诉讼，致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并提供张毅2011年2月22日在吉林省船营区民政局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原告认为张毅系假离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账本、对账单、欠条、收条、派出所调取的笔录、鉴定书、民事判决书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重新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没有举证或者举证不充分的，依法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账本中2008年7月21日所载”50＋8＋2”的60万元是否存在。在不能通过鉴定查清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双方提交的账本内容进行审查，可以确认如下事实：被告认可的自己账本中记载的双方交易记录，与原告自己制作的交款收货记录的对应项均能吻合。原告与被告均认可双方交易过程中被告交付充值卡61次，但因前述”50＋8＋2”的存在，双方对付款次数存在一次差异。
在被告的收款账本中，2008年7月18日、19日、20日、21日四天的收款情况记录在同一页，其上记载了四天中被告收取”于姐”（即原告于彬）、”小施”等13人的货款及对应充值卡汇总情况。本页的最后一列数字，为每名客户这一时段中所交货款对应的充值卡数量，总数为”39200”。”于姐”一行记载的充值卡数量为”12000”，对应的货款数量为60万元。四天中被告共收取原告以外的其他12名客户货款136万元，对应充值卡数量为27200，加上”于姐”一栏的12000，总数为39200，与记载的总数一致。所以，通过”于姐”一栏对应的充值卡数量”12000”、其余12名客户的货款以及充值卡总数”39200”，结合被告的记账方式和习惯，可以印证本页中”于姐”一栏中只存在一笔60万元的货款，原告主张7月18日、7月21日为两笔60万元货款，明显与本页其他相关数字记载不能取得一致。另，2008年9月20日双方发生争议后，原告即将被告的记账本、对账单、监控录相电脑硬盘等拿走，至2012年2月被告通过另案诉讼及强制执行上述物品才得已返还。鉴于该记账本原件等由原告长期占有，原告有义务证明其向被告返还的账本等与原始状态完全一致，并应当对自己的主张与账目记载不能取得一致作出合理的解释。原告未尽到上述举证义务，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欠其60万充值卡的陈述，难以采信。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原告称被告对账目的陈述存在反复，故对被告的抗辩不应采信。考虑被告与原告长期以同等数额进行交易，且非独自记账，在原告拒不返还记账本的情况下，凭借记忆陈述存在反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所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三百元，由原告于彬负担（已交纳五千一百五十元，余款五千一百五十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审 判 长 张 霞
人民陪审员 陈 锦
人民陪审员 许子莲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翟 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