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威刑二终字第24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刘循英，女，1974年11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文登市香山南路**号楼*单元***室。2012年4月20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福良，男，196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
辩护人丁文强，山东昆嵛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刘循英犯合同诈骗一案，于二○一四年一月六日作出（2013）威技区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威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海涛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刘循英及其辩护人王福良、丁文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5月21日，威海市聚成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了《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河段防洪除涝治理续建工程合同书》，工期自5月21日至同年6月15日，施工方工地代表为丁某。丁某随后将工程交给刘循英施工。2009年1月，盖贤珍通过白某认识刘循英，刘自称是母猪河工程的工地代表，有权将采砂经营权对外发包，并将原合同变造后（工地代表变为刘循英，工期延至2013年）给盖贤珍，取得盖贤珍的信任。双方在凤林宾馆签订了两份清淤协议，金额分别为500000元和450000元。盖贤珍按约支付给刘循英380000元，并购置设备采砂，此后因文登市水利局作出停止采砂的行政处罚，并扣押了采砂设备，盖贤珍等人无法采砂。原公诉机关认为，刘循英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人刘循英辩称，其没有变造原合同，清淤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白某商定的，也告诉过白某没有采砂许可证。签协议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盖贤珍，得知盖贤珍是合伙人。其将采砂承包权转让给白某前，一直在母猪河采砂，并交给村委采砂款，所以认为她有权将采砂权对外转包。因此，不认可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原公诉机关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盖贤珍述称，2008年通过朋友认识东北人白某，其对他说刘循英承包了文登市母猪河的防洪除涝工程，想把采砂权对外承包。12月中旬左右刘循英到凤林宾馆与他见面，刘循英说在山东省水利厅有关系，她以聚成公司的名义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了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段防洪除涝工程，文登市水利局欠她一百多万元工程款，文登市水利局同意采河砂顶工程款，现在想对外承包。刘循英还拿出一份《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段防洪除涝治理续建工程合同书》的复印件给他看，合同乙方工地代表刘循英，工期2007年5月21日至2013年6月21日。看了这份合同他就相信了刘循英，后来他找了合伙人庄某、初言香，刘循英还带他们到母猪河看了看。2009年1月10日，他、庄某、初言香、刘循英、白某在经区凤林宾馆商谈承包事宜，商谈承包期是1年，承包费500000元，他们当天凑了30000元给刘循英作为定金，刘循英打了收条。1月12日刘循英带着已打印好的合同来到威海，他代表庄某、初言香与刘循英签订了两份协议，内容基本差不多，只是一份约定承包费是500000元，另一份是450000元，签两份合同是因为刘循英要给白某50000元介绍费，当天在凤林宾馆他交给刘循英100000元承包费。2009年2月12日他又交给刘循英250000元承包费，加上上次的100000元，刘循英给他打了350000元的收据。以后刘循英多次催要余下的承包费，并且给了其丈夫刘建峰的银行卡号，2009年2月28日庄某、初言香到经区农村信用社给刘建峰账号汇了40000元，以后又分7次付给刘循英70200元，前后共付了490200元。2009年3月份他们按协议约定去采砂，但当时河道在清淤，刘循英说等清完淤再采砂。2009年6月6日刘循英与他、庄某、初言香签订了一份清淤采砂补充协议，将第一次合同约定的时间顺延至2010年6月。补充协议签订后他们开始采砂，期间泽头边防派出所、文登市水利局人员多次去制止，7月23日文登市水利局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刘循英始终说她可以协调，但一直没协调好。他们多次找刘循英退款，刘循英不退，让他们去找白某，还说给了白某50000元好处费，并拿出了一份其与白某签订的声明，声明2009年1月12日与他签订的协议无效，这份声明他根本不知情。他给刘循英打过500000元的欠条，因为当时签了两份清淤协议，为了证明承包费是500000元，刘循英让他写的欠条。他们挖砂投入约1300000元，挖的砂卖了410000元，赔了近700000元。白某要求以干股的形式参与，所以也在清淤协议上签字了。
2、被害人庄新某称，2008年年底，盖贤珍通过白某认识了刘循英，刘循英称她以聚成公司的名义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了文登市母猪河防洪除涝工程，可以采砂，现对外承包。盖贤珍找他和初言香商量一起承包，刘循英带着他们一起到文登市小观镇去看了现场。后来他们跟刘循英要合同，其拿出一份《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河段防洪除涝治理续建工程合同书》的复印件，是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乙方工地代表刘循英，工期自2007年5月21日至2013年6月27日。他们就相信了刘循英，这事就定了下来。2009年1月10日盖贤珍交给刘循英30000元定金，刘循英写了收条。2009年1月12日盖贤珍代表他和初言香与刘循英签订了协议，承包期一年，承包费500000元。他和初言香、盖贤珍凑了100000元给了刘循英，2月12日又付了250000元，刘循英一起写了一张350000元的收条，以后又分几次付了十万余元，共计五十万元左右。合同签订后迟迟不能开工，他们找刘循英，其称会与文登市水利局协调。直到2009年6月份刘循英又和他们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6月底可以开工，承包期顺延。但小观镇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根本不让采砂，7月23日文登市水利局给他们下达了违法采砂通知书，把铲车扣押了。他只知道500000元的合同，不知道还有一份450000元的合同，后来盖贤珍说是为了给白某50000元好处费，又不想被他们知道。
3、被害人初言香述称，盖贤珍通过白某认识了刘循英，刘循英有个清淤工程可以采砂，盖贤珍、初言香、刘洪想合伙干，但他们三人都不太懂，就想让他加入。有一天白某、盖贤珍他们几个在凤林宾馆见面，白某、盖贤珍给他介绍了砂场情况，还给他看了一份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清淤合同，他基本同意了。过了段时间他在老虎山请刘循英、白某和他们几个合伙人吃饭，白某和刘循英介绍了砂场的情况。2009年1月份盖贤珍代表他们几个合伙人和刘循英签订了清淤合同，把合同拿给他们几个看，合同约定每年承包费500000元，先付100000元。他、庄某、刘洪（后来退出合伙）每人凑了25000元给了盖贤珍，具体盖贤珍给了刘循英多少钱、怎么给的他们不清楚。2009年2月份他们准备进砂场采砂，刘循英要剩下的承包费，他们又凑了250000元在凤林宾馆给了盖贤珍，盖贤珍当时就把钱给了刘循英，一会盖贤珍拿着刘循英写的350000元的收条给他们看。交了钱后他们就往工地运设备，陆陆续续开始采砂，当时河道正在清淤不顺利，他们又和刘循英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时间顺延。7月下旬文登市水利局给他们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过了几天就把他们的铲车扣押了，他们通过关系把铲车要回来继续采砂，10、11月份文登市水利局又把铲车扣押了。2009年6月份他才知道当时盖贤珍、白某与刘循英还签订了一份承包费450000元的合同，盖贤珍说签两份合同是为了给白某50000元好处费，又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从进砂场到最后撤出共采了几万方砂，卖了410000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徐某（聚成公司经营部部长）证实，2007年5月他代表公司与文登水利局签订了母猪河下游防洪除涝工程合同，并将工程承包给了丁某的施工队施工，丁某是个体户，有铲车、推土机，他不认识刘循英，公司也没有这个人。
2、证人于某（文登市水利局副局长）证实，他代表文登市水利局与聚成公司签订了一份母猪河下游防洪除涝工程合同，丁某具体负责施工。他认识刘循英，其因非法采砂被该局多次处理过。母猪河工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年4月至7月南桥村护坝工程，由聚成公司承揽；第二阶段2007年11月至2008年6月姚山头护村坝工程，由威海望岛建筑公司承揽；第三阶段2009年4月至6月从南桥村北的南桥闸到虎口窑特大桥（环海路）全长6公里的扩挖子槽工程即清理河道淤泥工程，该工程有7家公司中标，与聚成公司无关。整个工程至2009年6月份全面结束。
3、证人丁某证实，他是个体户，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的合同他是实际施工人，他把工程分成几个标段，分给几个施工队施工，其中一段分给刘循英。为了便于施工，每个施工队他都给了一份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将河里的淤塞物清理出来，能用于筑坝的就筑坝，不能用的施工队自己处理。清淤不给钱，按照筑坝的工程量结算工程款。
（三）书证
1、聚成公司和文登水利局签订的合同（伪造的合同），伪造的合同系将真实合同的施工人由丁某变更为刘循英，将工期截止日从2007年6月变更为2013年6月，其余部分与原合同一致。
2、文登市水利局与聚成公司提供的双方签订的《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河段防洪除涝治理续建工程合同书》两份。
3、刘循英与白某、盖贤珍、初言香、庄某等签订的清淤协议、清淤采砂补充协议和作废声明，其中清淤协议为两份，承包费分别为450000元和500000元，清淤协议中有“甲方将自己与水利局签订的清理防涝合同转让给乙方”的表述。
4、刘循英分别于2009年1月10日、2009年2月12日出具的30000元、500000元收条两张。
5、盖贤珍2009年1月12日出具的500000元欠条。
6、文登市水利局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刘循英停止采砂，并将采砂设备搬出河道。
7、刘循英收取盖贤珍等后续承包款的收条七份，时间分别是2009年8月、9月和11月，共计70200元。
8、初言香保管的反映2009年5月31日前和6月至8月份采砂收入及投资支出情况的账目。
上述书证均为复印件。
9、被告人刘循英户籍证明，证实其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四）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刘循英供述，2007年邻居丁某以聚成公司名义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了母猪河段筑坝工程，让她在一段河道内挖砂。2008年冬天通过朋友认识了白某，其几次约她到威海商谈承包挖砂的事。2009年1月10日白某约她到威海，中午和白某、盖贤珍、庄某、初言香在经区老虎山饭店吃饭，饭后一起到经区凤林宾馆洗浴中心，在那里白某给了她30000元，她写了收据“收到盖贤珍沙款3万元”，白某说钱是盖贤珍给的。2009年1月12日她又来到威海，与白某、盖贤珍签订了两份清淤合同，一份是每年承包费450000元，一份每年承包费500000元。签订每年500000元承包费的合同是因为盖贤珍说为了给白某50000元好处费，他不想让合伙人知道又不想自己拿这个钱。合同是白某与盖贤珍打印好，白某带来的。签合同的当天她又和白某签订了一份声明，将两份合同作废，当时盖贤珍回莱阳了就没有签字，但给盖贤珍打过电话，盖贤珍知道声明的事。签这份声明是因为担心他们把聚成公司与文登水利局签订的合同复印件改动，这份合同复印件是丁某给她的，她给了白某，她没有改过那份合同。签完合同后，白某分两次给过她40000元，都没有写收据。2月12日盖贤珍他们准备进工地，她要求付款。盖贤珍说给她写一张550000元的欠条，并要求她给其写一张350000元的收据，证实上半年砂场钱已付清，下半年还差200000元，下午在工地上盖贤珍给了她十七八万元。过了几天她才发现盖贤珍写的欠条是500000元，后盖贤珍又将40000元打到了她丈夫刘建峰的卡上，她实际共收到盖贤珍二十八九万元。丁某筑坝时她就开始在那里挖砂，没有人干涉，且她每年交给村里费用，她自认为可以对外承包。
原审庭审中，刘循英提交了下列证据支持其辩解意见：
（一）刘循英与白某、盖贤珍签订的年转让费为450000元的清淤协议原件。
（二）刘循英与庄某、初言香、盖贤珍签订的清淤采砂补充协议原件。
（三）刘循英向南桥村委交采砂款的收据，时间分别为2007年12月、2008年6月、2009年3月和5月。
（四）刘循英关于合同签订、履行经过的书面意见。
综合上述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07年5月21日，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了《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河段防洪除涝治理续建工程合同书》。合同约定，工期自2007年5月21日至同年6月15日（实际工程延期，确切验收日期不详），施工方工地代表为丁某，工程内容为在泽头镇南桥村附近加固和续建河堤，取土场在河流子槽附近。丁某随后将工程的其中一段交给被告人刘循英施工，被告人刘循英遂在该河段清淤采砂，并向南桥村委交纳采砂款。2009年1月，被告人刘循英与白某、盖贤珍签订了清淤协议，将南桥村下游河段一年的采砂权转让给对方。但由于当时文登市水利局将该河段的清淤工程承包给其他公司，盖贤珍等人无法正常采砂。同年6月，被告人刘循英又与盖贤珍、庄某、初言香签订了清淤采砂补充协议，将合同期顺延至2010年6月30日。后来，由于母猪河下游河段防洪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文登市水利局对刘循英、盖贤珍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制止，扣押了采砂设备。2010年12月12日，盖贤珍向威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报案。
原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循英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首先，合同是否是刘循英伪造的事实不清。盖贤珍、庄某、初言香关于刘循英向其出示伪造证据的叙述不一致，被告人刘循英一直否认这一事实，又无其他旁证佐证，尤其是缺少关键证人白某的证言，难以认定。对此，公诉机关初步审查起诉时也持同样意见，但在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未能补充证据后，又转而认定这一事实，依据不足。其次，被告人刘循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主观目的的证据不足。被告人刘循英在涉案河段采砂，依据的是聚成公司和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防洪除涝合同，该合同有清淤的施工内容，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丁某将合同的一部分标段转包给刘循英，刘循英即在该河段清淤采砂，并向当地村委交纳采砂费用，因此，不排除其主观上存在在该河段有事实上的采砂权和流转权的认识。再次，被告人刘循英在与盖贤珍等人签订合同收取大部分款项后，仍然向当地村委交纳采砂款，并在非法采砂行为受阻后，与盖贤珍等人续签了补充协议，约定了各自负责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说明其主观上有促成合同履行的意图，但由于合同的约定内容违法，导致合同实际无法履行。经审委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刘循英无罪。
宣判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其抗诉理由为：1、用以欺骗盖贤珍等人的合同，虽无直接证据证明系刘循英变造的，但盖贤珍、白某均无变造合同的动机，故完全可以认定刘循英参与伪造并使用该变造的合同；2、刘循英虚构自己的身份、社会关系及使用伪造的合同等行为足以证实其有用虚构的事实骗取盖贤珍等合伙人的信任后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人钱财的主观故意；3、刘循英明知其无合法采砂许可证、无权转包采砂经营权、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制止非法采砂行为，仍与盖贤珍等人续签补充协议，更证实刘循英主观上有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因此，刘循英用虚构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并冒用他人名义签订自己没有履行能力的合同，骗取被害人380000元转包费，且在2009年7月23日文登市水利局对非法采砂行为作出停止采砂的行政处罚、扣押了采砂设备后，被害人向刘循英索还承包费时，其避而不见，属逃匿而拒不退还，至一审判决时仍分文不退，其主观上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故意昭然若揭。本案证据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三）、（四）、（五）项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刘循英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审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员认为原审被告人刘循英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刘循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一、明知自己未经批准不具有采砂的对外承包权，仍对外进行承包，且无任何保障措施来保障被害人能进行合法的采砂活动。二、使用伪造的合同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用签订明知内容违法而无法履行的合同的方式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尽管其在补充协议中协商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确保合同履行，但在被害人采砂行为受阻后，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刘循英采取了协调行为；同时非法采砂行为被相关部门制止后，仍与被害人签订补充协议、收取被害人的承包款，更证实其具有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其次，刘循英明知合同系伪造的仍然实施了使用该合同与盖贤珍等人签订协议的客观行为：一、刘循英已当庭承认2009年1月12日签订的两份清淤协议其已对内容进行了阅读并确认签字，说明其此前见过伪造的合同并知晓内容；二、丁某的证言及刘循英的供述可以证实刘循英对真实合同施工期至2007年6月15日是明知的，但其仍在2009年1月12日与被害人签订清淤协议，检察员二审出示的证据证实该河段已于2007年年底全部完工；三、刘循英明知自己没有对外转让采砂权的资格，而故意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原审被告人刘循英辩称其没有伪造过合同，也没有实施任何行为去诈骗盖贤珍等人。辩护人认为抗诉书及出庭检察员所称原审被告人刘循英伪造并使用伪造的合同骗取被害人信任这一事实仅有被害人盖贤珍、庄某、初言香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现有证据无法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原审被告人刘循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诈骗他人钱财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庭审中，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1、《文登水利志》中相关材料一宗证实，2007年4月13日至6月13日，首先实施了保护南桥村的新建和临时加固堤坝工程。2、文登市水利局出具的文登市母猪河防洪治理一期工程续（5）标段（河道轴线桩号3＋170－5＋350）结算款资料一宗证实，2007年12月10日文登市水利局与丁某结算工程款799302.88元。3、文登市水利局出具的记账凭证及收据证实支付丁某工程款的情况。4、文登市水利局下达的《责令整改通知书》、《查封、扣押用于采砂机具通知》、水事调查笔录等材料证实，刘循英、盖贤珍等人非法采砂被处理的情况。5、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他自2007年至今任泽头镇南桥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从其上任到现在南桥村委只收取了刘循英一次款，不是采砂款，是占用场地款和道路经过补偿款；收据上写的“购沙款”是村记账员随意写的，村里账不规范；村委无权批准他人在河道清淤或采砂。6、泽头镇政府财政经管服务中心会计于国江出具的收款收据及明细表证实，2009年3月2日收刘循英购砂款10000元，收款人孙志刚。7、证人于某的证言证实，文登市水利局与聚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没有“清淤”二字，合同与刘循英、盖贤珍没有关系；合同约定工程内容是加固河堤，取土现场设在原河流子槽附近的意思是为了筑坝在该处取土，取土是以筑坝为目的，清淤是以疏通河道为目的，二者目的和标准不同；合同只是规定取土筑坝，至于挖出的砂该如何处理是合同规定以外的事情；至于从南桥村村头往下6公里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合同里没有，南桥村村南头往下分多段承包给了多家公司，《文登水利志》中有记载。
对检察员当庭出示的证据，原审被告人刘循英及辩护人认为证人于某、孙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文登市水利局与丁某签署的合同虽然没有“清淤”二字，但这与实际工程是不相符的，不清淤就无法达到治理水患的目的，且检察员出示的《文登水利志》中明确记载母猪河下游防洪除涝治理方案的思路是“清障疏河、筑堤束水”；一审庭审时出示的南桥村收款收据证实刘循英不止一次向南桥村村委交过砂款，而不是像证人孙宗某说只交过一次，对于所交款项的性质也应以收款收据记载的为准，孙某的证言不能推翻书证证实的内容。原审被告人刘循英及辩护人对检察员出示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刘循英当庭供述，丁某给她的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她看过，对合同内容及工期是知晓的。合同里虽然没有清淤的内容，但不清淤就无法筑坝，工期延后了。她后来把合同复印件给了白某，因为其想承包这个工程。在威海华联酒店一楼与白某、盖贤珍签协议时没有仔细看，协议是盖贤珍写的。签完协议后她才仔细看了一下，看到协议里有一条意思是她和文登市水利局签过合同，她就告诉白某她没有和文登市水利局签过合同，让白某打电话给盖贤珍回来修改协议，盖贤珍说他回老家了没时间回来。她就和白某说将协议作废，等盖贤珍回来重新签协议。所以她就和白某签了一份作废声明，当时白某打电话告诉盖贤珍了，盖贤珍也同意了。因为和盖贤珍他们关系比较好，后期就没再重新签合同，虽然声明之前签的协议作废了，但盖贤珍他们还是愿意承包工程，实际没有作废。
综合一审及二审庭审出示并质证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相同外，另查明，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文登市母猪河下游河段防洪除涝治理续建工程合同书》中的工程于2007年12月份验收。
本院认为，原公诉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循英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首先，盖贤珍等人与刘循英签订清淤协议是基于看到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工地代表为“刘循英”、工期截止日为“2013年6月21日”的伪造合同后对刘循英产生的信任，而原审被告人刘循英是否伪造合同、是否使用该伪造的合同骗取盖贤珍等人的信任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盖贤珍、庄某、初言香关于刘循英向其出示伪造合同的陈述不一致，刘循英对此一直否认，尤其是缺少证人白某的证言，无法认定原审被告人刘循英伪造、使用伪造的合同骗取被害人信任。故抗诉机关关于刘循英参与伪造并使用该伪造的合同骗取被害人信任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无充分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刘循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主观目的。刘循英依据聚成公司与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防洪除涝合同在涉案河段清淤采砂，并向当地村委会交纳采砂费用；盖贤珍、初言香的陈述及采砂收入、投资支出情况账目证实其在涉案河段确实进行过采砂、卖砂；刘循英在相关职能部门制止非法采砂行为前与被害人续签了补充协议，并约定了各方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审被告人刘循英明知自己无合法采砂许可证、无权转包采砂经营权而与被害人签订没有履行能力的协议非法占有被害人钱财。故抗诉机关关于刘循英明知自己无合法采砂许可证、无权转包采砂经营权、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制止非法采砂行为，仍与被害人续签补充协议，足以证实刘循英具有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抗诉机关提出的刘循英虚构自己的身份、社会关系骗取被害人信任的抗诉理由。经查，该事实仅有盖贤珍、庄某、初言香在2013年9月份补充侦查阶段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难以确认该事实，且盖贤珍等人对刘循英的信任主要是基于上述的伪造合同，故抗诉机关的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宣告原审被告人刘循英无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牛建军
代理审判员 梁 静
代理审判员 刘 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宋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