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温商终字第8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维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西路株柏路公寓*幢****室。
法定代表人：程德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君伟，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学院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谷定英，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夏海玲，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州维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康公司）因与上诉人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附二医）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2）温鹿商初字第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方飞潮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久松、代理审判员王怡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维康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其经营范围为医疗固体废物处置等。
2005年7月20日，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温计费（2005）251号文件，通知维康公司及市区各医疗卫生机构，由维康公司对市区的医疗废物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并向市区医疗卫生机构收取处置费。其中处置费征收标准为：有固定病床的，按实际使用病床床位数每床每日收取3.2元处置费。同年10月10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温州市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过渡方案》，对处置费标准作了同样的规定。
2005年11月15日，原、被告签订《合同书》，约定由原告处理被告产生的医疗废物，收费标准为每床每天3.2元。合同第五条结算方式第2款的内容为：“甲方200年度实际病房床位使用数量900张；双方同意按（200年度）月平均数确定每月预收金额。每月预收床位数量张，预收金额人民币元。下一年度以此类推”；该条第4款约定每年年末，双方根据实际数据进行年终结算，多退少补；第5款约定被告如有拖欠，应以日利率6‰计算滞纳金。
合同签订后，被告产生的医疗废物均由原告负责处置，原告每月向被告开具发票。发票的主要内容为：病床数量、单价、总金额，并注明为“核定床位”，被告收到发票后根据发票内容向原告支付处置费。
2006年3月17日、2007年1月1日，原、被告又分别签订《合同书》，对权利义务的约定与前述合同一致。2008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原、被告继续按之前的惯例履行了各自的义务。
2008年，原告继续处置被告产生的废物，被告继续以每月900张病床的标准支付处置费，但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书》，也没有对应收费的床位数作出书面约定。
2009年4月6日，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书》，其中第五条“结算方式”第2款的内容为：“甲方2009年度实际病房床位使用数量张；双方同意按（2009年度）月平均数确定每月预收金额。每月预收床位数量1162张，预收金额人民币111552元。下一年度以此类推”，其他内容均与之前的《合同书》相同。
被告附二医2005年至2009年间的实际床位数为：2005年46256张，2006年522336张，2007年607537张，2008年639577张，2009年667452张。被告付款对应的床位数分别为：2005年31500张，2006年328500张，2007年328500张，2008年329400张，2009年424120张。
另查明：本案所涉的《合同书》文本均由原告提供，可填写的内容除合同编号、委托方名称、合同有效期外，仅在第五条第2款存在需要双方协商确定后填写的内容。
再查明：温州市区（包括鹿城、龙湾、瓯海）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均由原告负责处置，许多医疗卫生机构长期拖欠处置费。2007年2月，原告向温州市环保局递交报告，反映处置费收费难造成亏损，要求温州市政府给予补助；2008年下半年，原告再次向环保局递交报告，重申处置费收费难，要求帮助督促各医疗单位及时交足医疗废物处置费，并要求帮助解决在永嘉建造焚烧厂，要求政府提供补贴。在该份报告中附表部分列明了附二医的欠费情况；2010年，原告向温州市卫生局递交报告，要求帮助解决收费难的问题；向温州市人民政府递交报告，要求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医疗机构拖欠处置费的问题，并指出自2005年至2009年，附二医拖欠处置费3438422.4元。
原告维康公司于2012年3月2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根据温州市发改委文件［温计费（2005）251号］要求，原、被告于2005年11月1日就医疗废物处置服务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业务，定期送材料给被告，按时收集处置医疗废物。按照《合同书》第五条第四项约定：在每年年末，双方根据实际数据进行年终结算，多收的费用退还给被告，未交足的部分由被告补足。计算至2011年12月31日，被告累计共拖欠医疗废物处置服务费（以下简称处置费）3331641.6元。按照《合同书》第五条第五项约定：被告如果拖欠费，原告向被告方收取每日千分之六的滞纳金，直至交足所欠的费用。根据已生效的判决，违约金应按月利率2.5%计算。据此，被告应支付原告3447416.64元。为此，原告与被告经过多次协商，但被告始终不肯以实际病床数与原告结清处置费余款。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不以实际病床数与原告结清处置费余款，已经构成违约。现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拖欠处置费共计3331641.6元，并按月利率2.5%赔偿滞纳金（暂算至2011年12月31日，违约金为3447416.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附二医答辩称：1.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的款项涉及2005年至2009年共五个年度，涉及到五份合同，每一份合同都是独立的，每份合同的诉讼时效均为该份合同终止后两年。本案最后一份合同在2009年签订并履行，该份合同的终止时间是2009年12月31日，所以本案最迟的诉讼时效应当到2011年12月31日止。2012年前，原告从未直接向被告主张拖欠处置费，因此，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已经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全额支付处置费。政府部门确定的按每床每天3.2元计算处置费，这只是最高定价，原、被告已经约定按核定床位数收费，并将核定床位数填写在《合同书》实际床位数处，被告按合同约定按月支付了处置费，从未拖欠。合同约定年终结算，从原告年终开具的发票也是按核定床位数出具来看，可进一步印证双方已约定按核定床位数计算处置费。3.如果法院认定被告存在拖欠处置费，原告主张的滞纳金利率过高，要求调整。4.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约定的处置费是按核定床位数计算还是按实际床位数计算，被告是否拖欠处置费；二、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首先，《合同书》系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第五条第2款系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后填写的非格式条款，其余内容均为格式条款。在发生争议时，需要填写的内容的效力高于格式条款的效力。2005年至2007年的《合同书》第五条第2款中的实际床位数量均需人工填写，其效力高于其他条款的效力，应认定手工填写的内容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根据《合同书》填写内容可认定双方已经约定按每天900张床位数支付处置费。其次，从双方的交易惯例来看，2005年至2007年间，原告在每个月的月初均向被告开具上一个月应收的处置费发票，在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被告拒绝按原告开具的发票付款的情形。如900张床位数仅为预收床位数，原告会在年末的时候按实际床位数开出发票要求付款，但本案中不存在这种情形，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也认可按每天900张床位数支付处置费。2008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不能推定双方对床位数进行了约定，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执行政府定价，即按实际床位数每床每天3.2元的标准计算。2009年的《合同书》中对实际床位数没有进行填写，填写了预收床位数及预收金额，应按实际床位数计算。综上，本院认定2005年至2007年的处置费应当按合同填写的900张床位数计算，2008年至2009年的处置费应当按实际床位数计算。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温州市卫生局的证明可以证明原告自2010年9月17日起要求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医疗机构拖欠处置费的问题，故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在2012年前从未向其主张拖欠处置费，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书》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双方已经约定按每天900张床位数计算处置费，现原告要求被告按实际床位数付费，与双方约定不符，不予支持。被告认为双方在2008年和2009年也约定按核定床位数计算处置费，缺乏依据，被告应按实际床位数向原告支付处置费。2008年，被告的实际床位数为639577张，2009年为667452张，合计1307029张，被告已按753520张床位数付款，还欠553509张床位数的费用，因此还欠原告处置费1771228.8元（553509×3.2），被告应当继续支付。考虑到合同履行多年以来，双方均按约定的床位数支付处置费，原告从未直接向被告主张应按客观存在的实际床位数计算处置费的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要求调整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并酌情确认被告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向被告支付违约金。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于2013年3月26日判决：一、被告附二医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维康公司医疗废物处置费1771228.8元并支付违约金（自2012年3月2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维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379元，由原告维康公司负担13639元，被告附二医负担20740元。
上诉人维康公司、附二医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维康公司上诉称：一、根据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要求，经双方自愿协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5年11用1日签订了医疗废物处置服务《合同书》。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业务，定期按实际使用床位数送材料给被上诉人，风雨无阻地按时收集和处置医疗废物。按照《合同书》第五条第四项约定：在每年年末，双方根据实际数据进行年终结算，多收的金额退还被上诉人，未交足的部分由被上诉人补足给上诉人。现算至2011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除了支付每天900张床位数2009年度以后按1162张床位数预收的款项外，始终不愿与上诉人核对实际病床使用数。根据被上诉人上报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的实际病床使用数计算，共累计拖欠服务费3331641.60元。每年的合同都明确约定只是预收，并从2007年2月开始有报告给温州市卫生局等有关部门，相关部门也多次帮助督促结算余款，要求被上诉人单位对实际床位数进行结算，事实非常清楚。依据合同约定，对实际床位数差额部分在年终结算时多还少补，非常明确。且在多次质证时也没有涉及到对900张床位数预收的款项还是约定全额结算付清的约定问题。而一审法院对没有合同服务的年份却按实际床位数计算处置费，自相矛盾。何况医院已在病人身上每床每天都收取3.2元的医疗废物处置费。二、一审法院双重标准，判决不公。按照《合同书》第五条第五项约定，被上诉人如果拖欠医疗废物处置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方收取每日千分之六的滞纳金，直至交足所欠费用。现在对这滞纳金有关联的案件经鹿城区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违约金按月利率2.5%计算。这是上诉人从被上诉人等单位收取医疗废物到下家作无害化处理，因为被上诉人不支付实际床位数，造成上诉人亏损几百万元。而相应格式合同，同样的鹿城法院的判决，要求支付给第三人的违约金高的有每月3.5%，低的每月2.5%，上诉人只要求按2.5%具实是远远不能弥补损失，但一审法院竟然以双重的标准作出相反的判决，也是直接影响法院的公信力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附二医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2005年到2009年双方合作以来，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直接提出上诉人有拖欠处置费，更没有按照双方支付费用的惯例，向上诉人开具该笔费用的发票。从温州市卫生局的《证明》来看，其中讲到被上诉人分别于2010年9月17日和2010年11月30日向市政府和市卫生局提交了要求解决各医院所欠医疗处置费的报告，要求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医疗机构拖欠医疗废物处置费的问题。这里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最早提出的时间是2010年9月17日，那么两年之前即2008年9月17日之前的费用就应该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从被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几份报告来看，均没有提到被上诉人，更没有直接指出被上诉人拖欠了多少处置费。这与市卫生局的证明中讲到的被上诉人拖欠3438422.4元处置费明显矛盾。二、原审判决2008年执行政府定价按照实际床位数每床3.2元的标准计算是错误的。从双方的交易惯例看，2005年至2008年间，被上诉人在每个月的月初向上诉人开具上一个月的处置费发票，发票开具的金额均为核定床位数，上诉人均按照该发票金额付款，从未存在拒付的情形。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应当在年末的时候按实际床位数开具发票要求付款，但几年以来被上诉人从未在年末开具发票给上诉人。也正是因为此，原审法院认定在2005年至2007年签订合同时，双方认可按每天900张床位数支付处置费。2008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2008年处置费的计算方式应当按照交易习惯，与2005年至2007年一样。原审判决依据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2009年按实际床位数计算处置费没有依据。双方从2005年开始合作以来，被上诉人均每月按照核定床位数开具处置费发票，上诉人按照发票金额付款。每年年末被上诉人均没有要求上诉人按照实际床位数结算处置费，更没有开具发票。2008年由于被上诉人的审批没有通过，双方没有签订合同。2009年继续签订合同，还是原来的格式合同，付款方式还是延续几年以来的方式，同样，年末被上诉人也没有要求上诉人结算。合同中床位数写在那个位置并不影响双方费用的支付。原审判决仅仅依据合同中床位数填写的位置不同就按照实际床位数计算处置费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对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维康公司与附二医之间签订的合同文本系维康公司提供。合同条款除第五条第2项非格式条款外，其他条款均为格式条款。2005年至2007年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甲方（附二医）年度实际病房床位使用数量900张；双方同意按约平均数确定每月预收金额。”2009年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双方同意按（2009年度）月平均数确定每月预收金额。每月预收床位数1162张，预收金额111552元。”上述合同第五条第4项均约定“医疗处置费在每年年末，双方根据实际数据进行年终结算，多收的金额退还甲方（附二医），未交足的部分甲方（附二医）补足给乙方（维康公司）。”从上述合同第五条第2项、第4项的内容分析，2009年合同第五条第2项非格式条款的内容与第4项格式条款的内容一致，而2005年至2007年合同第五条第2项非格式条款的内容与第4项格式条款的内容不一致。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2005年至2007年间，维康公司在每个月的月初向附二医开具上一个月应收的处置费发票，附二医均按发票记载的处置费金额全额付费，不存在附二医拒绝按发票额付款的情形。如合同约定的900张床位数仅为预收床位数，维康公司应在年末的时候按实际床位数开具超出预收床位数部分的处置费发票要求附二医付款，但本案中不存在这种情形。因此，原审法院依照合同约定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认定2005年至2007年的合同双方约定按每天900张床位数支付处置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由于2008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对床位数、报酬如何计算存在异议，事后亦不能协商一致，依照公平原则、交易习惯及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确定按实际床位数每床每天3.2元的价格计算处置费，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附二医已经按合同约定支付了2005年至2007年的处置费，并不存在违约行为。2008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鹿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0）温鹿藤商初字第49号案件过程中曾冻结附二医应支付给维康公司的处置费。原审法院在附二医提出维康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的情况下，依照上述事实及合同履行情况，酌情判令附二医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向维康公司支付违约金，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温州市卫生局出具的证明证实维康公司自2010年9月17日起要求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医疗机构拖欠处置费的问题。维康公司于2012年3月2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维康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上诉人维康公司、附二医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79元，由维康公司负担16716元，附二医负担176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飞潮
审 判 员 陈久松
代理审判员 王怡然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润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