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5）甘执审字第68号
异议人（申请执行人）马玉萍，女，1948年8月24日生，住址大连市西岗区。
被执行人曲中平，男，1965年1月3日生，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执行人刘海英，女，1971年10月2日生，住址同曲中平。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马玉萍与被执行人曲中平、刘海英（变更前被执行人为刘锦福）离婚纠纷一案中，马玉萍认为本院（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书错误，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异议人马玉萍称，本院（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错误，请求撤销该裁定。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裁定以过时效为由这是法院超期不执行造成的，与异议人无关。
异议人在执行期内一直向甘井子法院申请执行。2007年9月，原被执行人刘锦福死亡，异议人请求法院拍卖其房屋，但法院未予执行，而是在2008年1月出具变更被执行人《民事裁定书》，但对于被执行人迟延给付本金后产生的利息，法院始终不依法按异议人请求给予执行。2010年5月8日本案转交给原承办人骆法官（如果存在过时效再申请，骆法官早就会以过时效不予执行了），经院长同意、审委会讨论、调取（2006）年924号卷宗，符合申请人恢复执行申请。2010年恢复立案。2011年该案件中止执行，后该中止事由消失。但该案并没有自动恢复执行而是由异议人于2013年10月18日申请恢复执行，直到2015年予以立案。以上事实均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由此可见异议人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迟延交付本金后产生的利息。而法院以申请执行利息过时效为由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与事实不符，造成案件时效较长的根本原因是法院执行超期、消极、不作为造成的。异议人恢复执行违约利息申请，不适用民诉法第239条二年有效期，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规定试行18条第1项第3款规定限制。
法院认为异议人在（2006）甘执字第924号卷宗中，特别是在2006年3月13日申请书上异议人没有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此超过诉讼时效。但事实是异议人并不清楚也无法知道法院的内部规定，要求本金与违约金分开申请。异议人在申请执行时，骆法官称迟延履行金到2020年才能执行完，现也算不出违约金具体标的，可以以后有具体标的数额了再向法院申请执行。但异议人怕到时候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在二年的执行期内多次向该案的执行法官提出申请主张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也是在异议人的强烈要求下，2006年4月14日出具执行通知（2006）甘执字执行通知书第20011号，其中在强制执行内容中注明包括执行利息。2006年8月异议人为了能使案件早日执行完毕，让被执行人意识到执行时间越长产生的执行利息数额越巨大，于是向执行法官递交一份执行申请书，其中执行申请书中明确表明了执行请求中有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由于执行法官的个人原因，没有将其入卷，但异议人有当时与执行法官录音为证。
2.多个法律文书中载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与事实不相符，与法条相违背。
甘井子区出具的裁定书“于2008年9月9日执行终结。”但该执行案件并不符合执行终结程序，且在原（2006）甘执字第924号卷宗中也没有执行终结的相关手续。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15条规定。该案件没有执行完毕原判决书中所判决的全部内容，更没按规定制定结案通知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或做双方认可口头书面的执行完毕、任何形式的笔录，所以该终结程序应属于非法无效终结。
而裁定书中认定的申请恢复执行的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立案并于当日申请恢复执行”，但依据《恢复执行案件审批表》中记载申请人请求恢复执行的时间为“2013年10月18日”，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民法院执行活动中主动接受当事人监督若干规定》第4条的相关规定相违背。
二、（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被执行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253条及（2006）大民权终字第146号生效判决书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金。
（200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中载明“被执行人不同意其执行请求，故法院对申请执行人的本次执行申请予以驳回”，但异议人并没有看到任何相关材料证明其此项抗辩，对该抗辩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如果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出过过时效的抗辩，则法院作出的裁定就与《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83条相违背。该裁定违背法律程序，法院对被执行人并没有提出过时效抗辩主动提出过时效裁定，至少于裁定前没有被执行人口头和书面异议，就进行了所谓的审查予以认可不予执行，即便有也存在过时效（也是弄虚作假）。不但不符合相应法律程序，并与《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83条规定相抵触，“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应受理，被执行人提出异议再审查异议成立，才能裁定不予执行。”
异议人一直在主张申请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1年3月12日甘井子法院作出（2010）甘执恢字第1017号执行裁定中止执行。本案属于中止执行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2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案件不得作结案处理。而《民诉法》第256条中止执行消失后恢复执行该案应依法恢复执行，不应受2年的时效限制。而2011年3月12日中止裁定，用已死亡人刘锦福作为被执行人完全是因按法院要求及法院责任导致，原本异议人恢复执行请求书上请求的是变更后的被执行人。该中止裁定执行法官却称以没见过2008年变更被执行人为刘海英、曲中平为由，而2013年10月18日申请恢复一直不立案也是因为此原因才一直到2015年才立案。尽管以上法院存在消极怠于执行，但都不存在因过时效理由的事实。
然而无论把谁作为被执行人，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产生影响，依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债权人享有处分自己财产权利，债权人有自由变更和追加债务权利。有要求原被执行人与变更后的被执行人共同履行债务的权利，而谁替债务人还债，债权人都有权接收，从《案款发放审批表》可以证实刘海英是同意替父履行债务的。
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06条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执行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司法机关执行迟延利息计算都以执行本金后，无论申请人是否申请，法院都自动依职权履行执行被执行人迟延期间产生利息，赔偿利息应与主债权一致，是债务人附随义务，体现国家司法公信力，保证债权人权利得以实现，具有强制性，体现法院对生效判决书的内容应全部执行的态度。
三、二被执行人给付异议人75，216.50元并未满足本案的执行标的，本案不应终结。异议人从未放弃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主张。
二被执行人均不同意异议人的异议主张。理由如下：
一、依据（2015）甘查字第2390号裁定书和（2006）甘执字第924号裁定书，在程序上该案已执行终结，客观上二被执行人也按裁定书及法院的要求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因此异议人提出恢复执行申请及异议申请，是没有客观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二、人民法院启动异议审查程序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终结执行的裁定或文书是生效裁定或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异议人认为终结执行的裁定有错误，应该启动再审程序，而不是异议申请；
三、二被执行人依法依裁定已全部履行了法定义务，与本案任何程序再没有关系了。
1.（2006）大民权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付款人主体为刘锦福，此判决书只对当时还在世的当事人刘锦福有法律效力，当此判决书中的责任主体当事人刘锦福去世后，甘井子法院于2008年1月22日又下达了变更被执行人为曲中平、刘海英的（2006）甘执字第924号民事裁定书，此时的（2006）甘执字第924号的法律主体变为曲中平、刘海英。所以，曲中平、刘海英只对（2006）甘执字第924号民事裁定书负责，并且按此裁定书执行无错误。此裁定书是在视为曲中平、刘海英已接收该房屋的前提下，并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变更二人为被执行人的，所以当我们在2008年9月4日清偿了裁定书中的全部款项75，216.50元后，不但我们已经按法律规定完全履行了应尽的法律义务，并且法律同时也应该承认保护了甘井子区天河路102-2-1号的房子顺理成章地归我们所有，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
2.（2006）甘执字第924号民事裁定书中除了规定可以强制执行75，216.50元债务款外，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四、关于过时效问题
从2008年9月4日我们交完最后一笔执行款6，117.50元后，至2015年12月10日，7年多时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并有我们签字的材料等。
五、关于迟延执行问题，二被执行人认为不但没有迟延而是提前了12年。（2006）大民权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甘井子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刘锦福患肝癌晚期，人民法院本着生命权放在第一位的人性化原则，经过审委会讨论于2008年8月开始让当事人刘锦福分期付款，每个月从当事人刘锦福工资中扣除500元给异议人，扣款扣至2020年9月，而我们在2008年9月4日已付清全部判决款，所以应该认为提前执行完毕，并且提前12年之久。异议人所说的迟延与本案实际执行情况不符。
六、（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书已明确了二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至2008年9月9日案件执行终结。
经审查，刘锦福与马玉萍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9月26日作出（2004）甘民权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准予刘锦福与马玉萍离婚；二、个人衣物归各人所有。共同财产小鸭淋浴器归刘锦福所有。三、承租房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天河路102号楼2单元2楼1号）由原告刘锦福承租；四、原告刘锦福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马玉萍房屋及电器补偿款人民币8万元。逾期付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执行。案件受理费2913元（原告交纳250元，被告交纳2663元），评估费5200元（被告交纳），保全费1620元（被告交纳），共计人民币9733元，原、被告各承担一半，原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差额部分给付被告。宣判后，原告刘锦福不服，提出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1日作出（2006）大民权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刘锦福未按期履行，马玉萍于2006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请申请书，申请强制执行，其请求事项为“请求对被申请人刘锦福实行强制执行，应给付申请人马玉萍人民币84，616.50元钱款”。本院于同月15日以（2006）甘执字第924号立案执行。2006年4月14日，本院向刘锦福送达《执行通知书》，内容为“（2006）大民权终字第146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决定，限你于2006年4月25日前履行完上述法律文书对你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予以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的责任。”
执行过程中，本院查明原被执行人刘锦福有工资每月2583.62元。因刘锦福提供了身患肝癌的医学证明和每月治疗超过工资的医疗费用以及借款单12万元，异议人马玉萍提供了残疾证、租赁房屋合同等情况，2006年6月26日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每月从刘锦福工资中扣除执行款500元。同日，本院作出（2006）甘执字第924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从2006年8月起，每月从执行人刘锦福工资中扣除500元人民币，直至扣足84，616.50元为止。其中不含执行费773元（在七月份扣除）”，并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天河路军队干休所送达，被该所拒收。2006年7月17日，本院将上述裁定及协执留置在该干休所。上述执行方式本院已于2006年6月30日以执行笔录的形式告知了异议人马玉萍。据执行案件结案报告记载，该扣款截至月份为2020年9月。其中2006年7月份的773元被扣做本案执行费，马玉萍从2006年8月份起收到款项500元。
因原被执行人刘锦福于2007年9月16日死亡，本院于2008年1月22日作出（2006）甘执字第92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执行过程中，因刘锦福于2007年9月16日死亡，其租住的大连市甘井子区102-2-1号房屋（经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0.8万元），由刘锦福的女儿刘海英和女婿曲中平居住使用。应视为其已接收该房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4条之规定，裁定：一、变更刘海英、曲中平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应在其继受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二、限被执行人刘海英、曲中平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执行人马玉萍清偿75，216.50元债务。三、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2008年1月29日，本院向刘海英、曲中平送达了该变更裁定。
刘海英、曲中平被变更为被执行人后，于2008年5月4日、7月4日和9月4日分三次向本院交纳执行款10000元、59199元和6117.50元，共计75，316.50元。本院亦分三次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了马玉萍。
2010年8月15日和9月1日，异议人马玉萍两次向本院提交材料，要求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曲中平、刘海英拖欠的25，622.50元迟延履行金。2010年11月5日，因马玉萍以“刘锦福于2007年9月17日死亡，留有一套位于甘井子区天河路102号-1号房屋，面积83.83平方米，具有市场价值70多万元，现申请人申请法院对该房产给予拍卖或者出租，易于偿还欠申请执行人马玉萍2.5万钱款”为由申请恢复执行，本院以（2010）甘执恢字第1017号恢复执行。
2011年3月12日，本院作出（2010）甘执恢字第101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被执行人已经死亡（注：该裁定所列被执行人为刘锦福，但此时已裁定变更，应列被执行人曲中平、刘海英），恢复执行线索被执行人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天河路102号2-2-1号房屋是使用权房屋，不具备拍卖条件，申请执行人表示可以中止执行，遂裁定：本院（2004）甘民权初字第1810号判决书中止执行。
2013年10月19日，异议人马玉萍申请恢复执行，要求被执行人给付迟延履行金34，515.46元。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以（2015）甘查字第2390号恢复执行。
2015年7月13日，本院作出（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书，查明，刘锦福与马玉萍离婚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1日作出（2006）大民权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人马玉萍于2006年3月1日向本院申请执行，要求原被执行人刘锦福给付84，616.50元。在执行过程中，本院采取强制扣划原被执行人工资收入的执行措施，并在刘锦福死亡后变更其继承人刘海英、曲中平为本案被执行人，要求其二人继续履行义务，至2008年9月9日案件执行终结。2015年5月27日，申请执行人马玉萍申请恢复执行要求被执行人给付上述生效判决中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据本院（2006）甘执字第924号卷宗记载，申请执行人在申请执行84，616.50元时未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陈述，其于最后一次领取执行款时（2008年9月9日）曾口头向本院提出过。经与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曲中平的电话号码联系，曲中平认为本案早已执行完毕，不同意申请执行人马玉萍的执行请求。故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马玉萍向本院申请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执行请求已过申请执行时效，且被执行人不同意其执行请求。遂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马玉萍的本次执行申请。该裁定于2015年10月15日已向马玉萍送达。马玉萍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原1991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被执行人刘锦福因未按执行依据确定的履行期间即2006年3月15日之前履行判决义务，而应承担2006年3月16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且该迟延履行利息，由于法律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无论申请执行人是否申请，法院都应当依职权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申请执行人马玉萍虽在执行申请书中未主张刘锦福给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但本院应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入对刘锦福的执行标的中。2007年9月，原被执行人刘锦福死亡，其在本案中承担的债务（包括本金、诉讼费用和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依法应由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2008年1月22日本院作出的（2006）甘执字第924号民事裁定书，变更继承人刘海英、曲中平为被执行人，并确定了二人应承担的债务额为75，216.50元，故本案对被执行人刘海英、曲中平的执行标的应为75，216.50元及该二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该裁定，刘海英、曲中平应于2008年2月7日前履行裁定确定的债务。但二人于同年5月4日、7月4日和9月4日才履行该债务，已产生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本案尚有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执行完毕。（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以申请执行人马玉萍向本院申请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执行请求已过申请执行时效，且被执行人不同意其执行请求为由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显系不当。综上，异议人马玉萍的异议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的（2015）甘查字第2390号执行裁定。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 高 磊
审判员 杜 旭
审判员 韩洪忠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安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