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终3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经营者：成雯。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友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立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同，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文，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宁和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利波。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大山钢材）、长沙友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仁建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宇、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二十三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1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山钢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7）湘0111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一）首先，一审法院认为刘宇代表友仁建筑公司，二十三冶建设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从友仁建筑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向五矿二十三冶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可以看出两个事实：1、刘宇系友仁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2、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是友仁建筑公司与二十三冶建设公司共同合作承建的项目。其次，根据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4民初xx号民事调解书，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西南角1号出入口地下空间开发工程项目系二十三冶建设公司承建，刘宇为其项目负责人。再次，根据2017年10月24日的《建设工程结算审查定案表》显示：建设单位为湖南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xx中央广场连通地铁出入口通道工程，施工单位意见同意审查结论，加盖的公章为五矿二十三冶，代表签字为刘宇。友仁建筑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了涉案项目的承建单位为二十三冶建设公司，项目部由该单位组建和管理。同时，刘宇在庭审中也陈述其是代表二十三冶建设公司对外完成的涉案项目。由此可见，刘宇既是友仁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也是二十三冶建设公司的项目经理。一审法院仅判决友仁建筑公司承担责任显然不妥，二十三冶建设公司应当与友仁建筑公司一并承担法律义务。（二）一审法院认为《钢材供需合同》对垫资约定有两种计算方式，大山钢材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履行中的垫资情况，故无法确认具体垫资金额。根据《钢材供需合同》第五条结算及付款方式第1点的约定，本合同的付款结算方式是：供方为需方垫钢材400吨或垫资期4个月，以先到条件为准，需方应支付供方总垫资款的50%（收到此款后，供方才续供钢材），垫资余款在最后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60日内全部付清给供方；余下的500吨钢材均按货到工地3日内付清当批次的全部货款。合同虽然约定了两种垫资方式，但对满足每一种垫资方式的条件都约定的很清楚，而且是以先到条件为准，每一种垫资方式都能准确的算出具体的垫资金额。不管哪一种垫资方式达到条件以后，则按货到工地3日内付清当批次的全部货款。涉案项目的第一次送货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垫资至2014年7月19日为垫资期满。向一审法院提供的7张送货单中，最先送货的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故7张送货单均满足了合同约定的“货到工地3日内付清当批次的全部货款”的条件。违约金也应当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根据每批次的送货金额计算，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就认定被上诉人的付款时间最迟于2015年12月8日前付清，相应的违约金也是自该日起开始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上诉人大山钢材的上诉，上诉人友仁建筑公司辩称：（一）我方同意上诉状中的两个观点，五矿二十三冶与友仁建筑公司共同承建项目，对外是五矿二十三冶，刘宇是负责人，但刘宇不是我方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与负责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项目经理应该是五矿二十三冶备案的项目经理，根据合同约定应该是彭某甲，项目负责人准确的说只能是项目部负责人。对外而言涉案项目部是五矿二十三冶组建成立的项目部，刘宇代表的是五矿二十三冶。我方认可上诉人要求五矿二十三冶承担责任的观点，但是我方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二）关于利息起算点的问题，在一审中大山钢材经营部仅提供2014年7月28日起的七张单据，没有证据证明达到垫资期限，因此一审判决计算的利息起算点合法合理应予以维持，利息计算方式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大山钢材经营部的主张没有依据。对上诉人大山钢材的上诉，刘宇辩称：当时该项目中标是五矿二十三冶中标，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是业主和五矿二十三冶给出的，项目经理也是五矿二十三冶的彭某甲，因为彭某甲年龄大，基本都是我在负责，我是项目负责人。我签订的合同上面的收货方是五矿二十三冶，材料单注明的送达工地也是五矿二十三冶的工地。大山钢材经营部上诉状提出的利息算法不当，我本人赞同友仁建筑公司提出的算法。对上诉人大山钢材的上诉，被上诉人五矿二十三冶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友仁建筑公司是买卖相对方证据充分，该项目实际是友仁建筑公司负责承建，刘宇系友仁建筑该项目的负责人。刘宇与大山钢材经营部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所购买钢材用于该项目，虽然该合同未加盖公章，但是只有可能代表的是友仁建筑公司。大山钢材经营部签订合同时认定的合同相对方也是友仁建筑公司，一审起诉时我方并不是被告，举证证据目录也可以说明大山钢材经营部在签订合同时是知道合同承建人是友仁建筑公司，刘宇是代表友仁建筑公司。上诉人友仁建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主张：（一）请求撤销（2017）湘0111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大山钢材对友仁建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山钢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宇在《钢材供需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友仁建筑公司的职务行为，进而认定合同相对方为友仁建筑公司，系事实认定错误，大山钢材的合同相对方应当为五矿二十三冶。本案为合同纠纷，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合同相对方在合同成立的这一刻即已应当明确。刘宇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首先取决于大山钢材签订合同时认定的合同相对方，且是否有相应依据；其次取决于刘宇自己行为时是否代表了其他人，而非由法院经过事后取得的证据来判断确认的。而庭审调查阶段，大山钢材明确合同签订时的相对方是友仁建筑公司与五矿二十三冶，刘宇则明确回答自己并非代表友仁建筑公司，一审法院迳行认定合同相对方仅为友仁建筑公司，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大山钢材认定相对方是五矿二十三冶是有足够证据的，反而对于友仁建筑公司是合同相对方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已查明涉案项目系五矿二十三冶承建；《钢材供需合同》中需方即买受人为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部，且在合同中特别注明了该项目由五矿二十三冶承建，xx房地产集团开发；由刘宇代表需方在合同上签字，没有单位在合同需方加盖公章。另送货单上注明收货单位是五矿二十三冶项目部，施工现场的所有可见标志都标明是五矿二十三冶的项目部。与此同时，大山钢材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合同签订之时刘宇身份的证明材料。即从合同的签订到履行完毕，友仁建筑公司从未出现。这些已足以说明，刘宇代表的是五矿二十三冶。从刘宇对外显示的身份亦是代表了五矿二十三冶。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7年6月19日作出的（2017）湘0104民初xx号民事调解书中，因同一项目，刘宇作为项目负责人与五矿二十三冶作为共同被告承担责任；涉案项目的建设工程结算审查定案表上，刘宇作为五矿二十三冶项目负责人与业主方进行结算。刘宇对外代表项目部，而项目部是五矿二十三冶的，即刘宇代表五矿二十三冶，这是共识。友仁公司与五矿二十三冶之间的关系是项目内部之间的关系，五矿二十三冶承担责任后并不影响内部责任分担，但就本案而言，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二）一审法院支持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大山钢材主张按照实际欠款为基数，每月2%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过高。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在货款当中即已包含当事人应得的利润在内，即便是存在垫资情况，亦已考虑到这一点而在单价当中予以了补偿，逾期付款对其造成的损失不能参照民间借贷最高利率标准来计算。且合同法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可以得出，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违约金有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为依据，故本案当中，违约金最高只能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对上诉人友仁建筑公司的上诉，上诉人大山钢材辩称：（一）上诉状中提到的本案五矿二十三冶应承担责任，该部分我方是认可的，但是我方认为友仁建筑也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根据我方及庭审查明的证明能够证明刘宇系友仁建筑公司及五矿二十三冶共同的项目负责人，涉案项目由友仁建筑公司和五矿二十三冶合作承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完全能够证明刘宇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友仁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五矿二十三冶的项目负责人，故五矿二十三冶与友仁建筑一并承担法律责任。（二）关于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违约金的起算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合同中双方对于付款结算方式约定的非常明确，垫资期四个月，从第一次送货日期计算，至2014年7月垫资期限满，我方提供的送货单均是在此之后的送货，这七张送货单应是货到工地三日内付款，且合同对于违约金约定明确，逾期付款应按照实际欠付货款的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因此一审法院违约金的起算点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友仁建筑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我方不予认可，其提出的算法是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采取的计算方式。但是本案约定明确，且本案拖欠货款金额巨大，期限长，本案送货发生在2014年，截止至现在仍欠付100万余元，给我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三）我方向法院提交的七张送货单，只是未付款的送货单，该项目共计供应了1200万的钢材，有些部分已经付款，我方只是就未付款的送货单主张权利。对上诉人友仁建筑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刘宇辩称：从项目进场到项目结束一直都没有体现友仁建筑公司。从中标开始全部体现的都是五矿二十三冶。大山钢材经营部与项目签订合同的时候其并不知道友仁建筑公司，大山钢材经营部知道友仁建筑公司是从第一次付款开始，项目挂牌全是五矿二十三冶，业主单位也从来不知道友仁建筑公司。对上诉人友仁建筑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五矿二十三冶辩称：刘宇系友仁建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一审中已经查明，有友仁建筑公司的盖章、付款承诺书和委托书。上诉人否认刘宇代表其签订购销合同，难以自圆其说，付款责任应当由友仁建筑公司承担，不是我方。一开始大山钢材经营部就清楚知道合同相对方是友仁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是刘宇。上诉人友仁建筑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大山钢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五矿二十三冶和友仁建筑公司支付大山钢材款本金1065052元及违约金882198元（暂计算至2017年7月28日止，之后以欠款为基数，按月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刘宇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五矿二十三冶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日，五矿二十三冶与湖南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包括：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第二部分合同通用条款，第三部分合同专用条款，第四部分合同附件。其中合同协议书部分约定：一、工程概况为：工程名称xx中央广场连通地铁出入口通道工程，工程地点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289号，工程内容为xx中央广场连通地铁出入口通道施工（具体见合同附件及相关工程图纸）；二、工程承发包范围：包括长沙大道路面破除及恢复工程、基坑支护、基坑挖土方、主体通道工程、水电工程、地下所有管线的迁改及修复和施工交通信号灯及完工交通标志标线以及所有完成本项目主体施工需办理的除交通管制外的各种手续和相关工作。不含电梯设备、空调、消防和精装工程；三、合同工期：总工期240日历天；此外双方还就工程质量标准、合同价款、合同文件、发包人承诺、承包人承诺、合同订立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12月16日，友仁建筑公司和刘宇向五矿二十三冶出具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为：“在xx广场项目工程的建设中，我是乙方的项目负责人刘宇，我承诺贵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合同文件，包括《施工合同》、《安全生产合同》、《廉政合同》等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概由我公司履行和承担。对本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资金使用等负全面责任。如发生安全事故、质量事故、工程进度滞后、工程款挪作他用、拖欠材料款、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一切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概由本人承担。”友仁建筑公司在承诺书落款处加盖了合同专用章，刘宇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字。2014年3月16日，大山钢材（供方）与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部（需方）签订《钢材供需合同》，约定：一、需方承建的工程为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该项目由五矿二十三冶承建，xx房地产集团开发，工期八个月，建筑钢筋总用量约900吨，供方负责向需方提供该工程的建筑用钢材；二、需方提前3天将材料的具体品种、规格及数量通知供方，供方按需方要求组织货物运送到需方工地，由需方指定夏国栋为收货、验收人；三、结算及付款方式：钢材单价按送货当日长沙xxx钢材网发布的价格为准（不含税）。运输费、装车费及过磅费按每吨40元计算，由需方负责；供方为需方垫钢材400吨或垫资期4个月（从第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120日），以先到条件为准，需方应支付供方总垫资款的50%，供方才继续供货，继续所供批次货款在货到工地3日内付清，垫资余款在最后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60日内全部付清。如未按约定付款，则按实际欠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大山钢材在合同尾部盖章，刘宇作为需方代表在合同尾部签字。合同签订后，大山钢材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经刘宇与大山钢材核对，截至2015年12月8日，尚有货款1315052元未支付。2015年12月8日，友仁建筑公司向五矿二十三冶出具《付款委托书》，载明：“五矿二十三冶集团：我公司和贵公司合作的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应付钢材款壹佰叁拾壹万伍仟零伍拾贰元整（￥1315052.00元），现委托贵公司将该笔款项分两次直接付于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长沙体育新城支行；账号：62×××52）为感！收款人：成雯；注：每次具体付款金额由我公司项目经理刘宇根据业主方的付款金额和贵公司协商安排；长沙友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12月8日。”友仁建筑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大山钢材在当日和2017年1月26日分别收到货款50000元和200000元，剩余款项经多次催收未果。2017年8月31日，大山钢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大山钢材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因需提供担保，向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支付了保险费3612.53元。另查明，大山钢材为证明友仁建筑公司等尚欠货款金额和违约金的计算依据，向一审法院提交送货单7张：1、2014年7月28日，送货52.224吨，货值（含运费）172025元，另载明2015年2月16日结算余83837元未结算，实际为255862元；2、2014年8月4日，送货60.331吨，货值（含运费）197582元；3、2014年8月11日，送货41.647吨，货值（含运费）134520元；4、2014年8月20日，送货41.784吨，货值（含运费）135835元；5、2014年9月26日，送货66.307吨，货值（含运费）206580元；6、2014年10月4日，送货56.436吨，货值（含运费）175848元；7、2014年10月8日，送货65.399吨，货值（含运费）208825元；以上7张送货单共计送货384.128吨，货值（含运费）131505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的《钢材供需合同》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关于付款责任主体。本案的《钢材供需合同》中供方即出卖人为大山钢材，需方即买受人为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部，由刘宇代表需方在合同中签字，没有单位在合同需方加盖公章。刘宇在合同中是何身份，谁应对大山钢材方主张的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工程虽为五矿二十三冶承建，但从友仁建筑公司向五矿二十三冶出具的《承诺书》及《委托付款书》的内容来看，可以确认五矿二十三冶与友仁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工程的转包或分包等合作关系，刘宇为友仁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直接负责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管理的事实。故刘宇在本案的《钢材供需合同》中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友仁建筑公司的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友仁建筑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对所欠大山钢材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承担付款责任。五矿二十三冶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大山钢材没有直接关系，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二、关于尚欠货款金额。经刘宇与大山钢材核对，截止至2015年12月8日，尚欠钢材款1315052元，友仁建筑公司向五矿二十三冶出具的《委托付款书》对前述金额予以确认，之后大山钢材确认收到款项250000元，友仁建筑公司和刘宇没有提供付款依据证明已付货款金额，故一审法院对大山钢材主张的尚欠货款金额1065052元予以确认。三、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钢材供需合同》中结算及付款方式条款的约定，双方约定垫资部分的50%是在最后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60日内付清，但双方对垫资约定有两种计算方式，大山钢材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履行中的垫资情况，故无法确认大山钢材在合同履行中的具体垫资金额。大山钢材提供的7份送货单，仅能证明大山钢材向涉案工地送货384.128吨及货值1315052元（其中包含2015年2月16日结算时未支付货款），不能证明大山钢材提供此7批钢材是合同中约定的货到工地3日内即需支付货款的货物，但一审法院确认依据合同的约定，友仁建筑公司最迟也应在2015年12月8日前付清尚欠货款1315052元。友仁建筑公司没有依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支付货款，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以实际欠款金额按每天千分之三的进行计算，而大山钢材方起诉要求以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按每月百分之二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考虑到大山钢材在合同履行中存在垫资及垫资额度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大山钢材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并不过高，故对友仁建筑公司等提出违约金标准过高应予调整的要求，不予采信。本案的违约金的计算为：2017年1月26日前的违约金为341564元[1265052*2%*（12+45/30）]，从2017年1月27日起至2017年7月28日止的违约金为129227元[1065052*2%*(6+2/30)]，此后以1065052元为基数按每月百分之二的标准计算。对大山钢材主张的超出部分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财产保全保险费。本案纠纷虽系友仁建筑公司违约所致，但大山钢材在诉讼中因申请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支付保险公司的保险费3612.53元，非因诉讼而必须支出的损失费用。大山钢材要求友仁建筑公司承担该财产保全保险费，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长沙友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支付货款1065052元及其违约金（截至2017年7月28日的违约金为470791元，从2017年7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期间的违约金以1065052元为基数按每月百分之二的标准进行计算）；二、驳回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06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033.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033.5元，由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负担3033.5元，长沙友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大山钢材、友仁建筑公司、被上诉人刘宇、五矿二十三冶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两方面：一是欠付钢材货款及违约金的支付主体；二是欠付的违约金及计算方式。具体分析如下：（一）欠付钢材货款及违约金的支付主体。上诉人大山钢材主张友仁建筑、五矿二十三冶连带承担清偿责任；上诉人友仁建筑主张五矿二十三冶应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现行法律并未对钢材购买主体资质予以特别限制，付款主体则应是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本案《钢材供需合同》买受主体的认定，应从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过程予以综合分析。本院认为，友仁建筑系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主体，亦应是付款责任主体，理由如下：第一，从合同签订过程来分析：《钢材供需合同》中首部载明供方为大山钢材，需方为“长沙轨道2号线长沙大道站地下空间开发项目部”；合同尾部供方处盖有大山钢材合同专用章及供方代表签字，需方处仅有“刘宇”在需方代表处签字。从现有证据来看，在合同签订时，刘宇并非五矿二十三冶在职工作人员，亦未获得五矿二十三冶公司特别授权；大山钢材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合同订立时，其有充分理由相信刘宇能构成表见代理。第二，从合同履行过程来分析：大山钢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五矿二十三冶作为交易对象持续、稳定地支付货款；亦未证明其向五矿二十三冶主张支付欠款及违约金。即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大山钢材并不认为五矿二十三冶是合同买受方。第三，从诉讼过程分析：大山钢材在起诉状及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中其均主张友仁建筑系合同交易对象。直至一审庭审中友仁建筑主张刘宇系五矿二十三冶代表人、五矿二十三冶应承担付款义务等主张时，大山公司才向法院申请追加五矿二十三冶为被告，同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五矿二十三冶承担连带责任。即在一审第一次审理前，大山建筑均认为其交易对象为友仁建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友仁建筑系交易对象且应承担付款义务，符合合同订立及履行事实，本院予以维持。（二）欠付的违约金及计算方式。上诉人大山钢材主张其向法院交付7张送货单载明的货款均应在“货到工地三日内付清当批次的全部货款”，相应的逾期违约金应当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根据每批次的送货金额计算。本院认为，《钢材供需合同》约定：“…五、结算及付款方式：…1、本合同的付款结算方式是：供方为需方垫钢材400吨或垫资期4个月（从第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120日），以先到条件为准，需方应支付供方总垫资款的50%（收到此款后，供方才续供钢材），垫资余款在最后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60日内全部付清给供方；余下500吨钢材均按货到工地3日内付清当批次的全部货款；若需方延期付款，则另按每延期一天5元每吨计算补偿给供方。…”。双方当事人合同中约定预计钢材购销量为900吨，且后500吨钢材均按货到工地3日内付清当批次全部货款。大山钢材提交的7份送货单及其他证据并未证明大山钢材实际交付钢材为900吨左右，亦未证明7份送货单载明的钢材确系后500吨钢材的范围，即其未证明该7批次钢材属于货到工地3日内应付清货款的货物。另一方面，上诉人大山钢材亦并未证明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垫资情况。一审法院根据合同及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诉讼请求等判处违约金，处理妥当。综上，上诉人大山钢材、友仁建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67元，由长沙市雨花区大山钢材经营部负担13033.5元，由长沙友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303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柳ＸＸ审判员  王晓虹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法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