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2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介峰，男，197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梁堪贵，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良，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中山八路支行，住所地：，-10首层铺。
负责人：方春伟，职务：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聪，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莉，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符介峰因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中山八路支行（以下简称渣打中山八路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法院（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6日，符介峰以购买家电为由向渣打广州分行申请个人贷款200000元，并申办了两张借记卡。卡号分别是62×××21（账号：50×××17）、62×××11（账号：50×××60），前者属于贷款的指定还款账户，后者属于放贷的“现贷派客户专享卡”。《“现贷派客户专享卡”申请表》第3.1条显示“借款人通过专享卡仅可办理如下业务：受托商户POS机刷卡消费，于银行ATM及银行营业网点柜台做账户余额查询。除上述业务外，借款人将无法通过银行营业网点柜台及／或ATM及／或其他电子银行渠道进行现金存取、转账、以专享卡账户资金进行交易，及其他任何专享卡账户内资金流转。渣打广州分行于2012年6月6日把人民币139500元放贷至62×××21卡中，之后银行通过内部操作划转至62×××11卡中。2012年6月11日20：08：21，62×××11卡发生了POS刷卡机消费交易，交易金额为139500元，交易商户为广州市明展电脑经营部（陆敏菁）。卡被刷后至今，符介峰每月均在其62×××21卡中存款还贷。
庭审中，符介峰向法庭陈述事发时其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单位上班，其一直保管有上述银行卡，从未丢失、没有把卡借予他人使用，其不知道是谁进行了刷卡消费。对于本案的渣打中山八支行主体问题，符介峰陈述其在渣打中山八路支行开户，并且该支行向其提供综合月结单（该单上盖有渣打中山八路支行业务章），故其认为被告应当是该行而非渣打广州分行。
2013年12月31日，符介峰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天河经侦大队”）报案。原审法院到该大队调取了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26日的询问笔录。前者笔录显示符介峰陈述“在2012年6月3日，我通过平安银行转账时发现6222980601191127的平安银行卡被人于2012年5月30日消费120000元，2012年6月11日，发现我渣打银行银行卡62×××21被人冒用，消费了139500元。我卡设置了密码，但没有泄露给他人知道，也没有借给他人使用。由于一直未没能取得银行的流水，故现在才报警。”后者笔录显示符介峰陈述“我平安银行卡由女朋友谭某冰使用。该120000元人民币是我向平安银行办理的消费贷款。我马上问谭某冰怎么回事，谭某冰说欠别人钱急用。第二笔也是消费贷款，我的渣打银行银行卡62×××21在2012年6月11日20时08分在POS机上消费139500元，谭某冰向我承认是她没有经过我同意；从我钱包拿银行卡刷卡套现还债。谭某冰说有钱就还给我，实际上一直没有还钱。这两笔消费贷款一直由我在每个月还银行贷款。谭某冰现在和我分手了，她现在不肯承认拿了我259500元人民币，也不肯听我的电话。”警察问“根据你提供的情况，谭某冰使用你的两张银行卡用POS机刷卡取现，事后你是知情的？”符介峰答“确实是这样。”天河经侦大队已受理并立案侦查，现该案尚未侦破。本案庭审中，符介峰陈述曾将其名下的广发银行的信用卡交给谭某冰使用，但涉案的银行卡其并没有交谭某冰使用；其因不清楚银行具体的卡账户操作情况，故其在上述笔录中称是62×××21卡被刷，事实上应是62×××11卡被刷。
另查：渣打银行《个人贷款核准通知书》上显示符介峰账户（账号：50×××17）的开户银行是渣打广州分行。卡号分别为62×××21、62×××11的两份《渣打银行借记卡业务办理表》落款处盖有渣打广州分行业务受理专用章，并显示服务中心、领卡网点均是广州分行。《银行卡业务运作规章》第二卷“发卡业务规则”第3.4A条“持卡人账户查询、维护服务”显示：对需采用个人密码确认交易的，发卡机构对持卡人账户的处理应以密码验证后的交易结果为准。第6.10条“交易确认”显示：对ATM交易和需输入个人密码的POS交易，持卡人应输入个人密码，送发卡机构完成交易验证和应答。持卡人签名是持卡人在商户消费时，对商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确认。
符介峰在原审诉称：其在渣打中山八支行处开立了一个账户（有两张卡），渣打中山八支行于2012年6月7日向其发放贷款。2012年6月11日，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名下的渣打银行借记卡（卡号：62×××11，帐号：00×××17）被他人刷去了139500元。2013年4月15日其通过向渣打中山八支行的客服电话查询得知，涉案的款项被他人消费，因渣打中山八支行一直拖延向符介峰出示POS机签购单，故符介峰于2013年12月才报警。在此期间，其有按时向银行卡账户还款。渣打中山八支行作为符介峰的存款行，对符介峰的资金安全没有尽到谨慎审查和保障义务，造成了符介峰的资金损失，对此渣打中山八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现符介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渣打中山八支行向符介峰赔偿损失人民币139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6月11日起计至渣打中山八支行实际偿还全部借款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渣打中山八支行承担。
渣打中山八支行在原审辩称：一、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伪卡交易民事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条规定，持卡人起诉发卡人以银行卡申请表或领用合约上签字或盖章的单位，发卡行总行作为诉讼主体。本案中，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渣打广州分行”）向符介峰办理发放贷款、开卡等业务，在业务受理表中也是该行盖章，故本案被告应该是渣打广州分行。二、法院即使认为本案的被告适格，也应该驳回符介峰诉讼请求，因为本案并不存在伪卡交易的情形。本案刷卡发生在2012年6月11日，按常理受害人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应立即报警并与银行沟通，但是符介峰却在2013年10月12日才致电银行，同年12月31日才报警，符介峰的行为不合常理。在本次交易中，渣打中山八支行已尽到协助义务，符介峰主张的损失渣打中山八支行不应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诉讼主体问题，符介峰向渣打银行申请贷款，根据《渣打银行借记卡业务办理表》和《个人贷款核准通知书》均显示符介峰所持的借记卡的开户行是渣打广州分行。而符介峰提交的综合月结单虽盖有渣打中山八路支行的印章，但这只能证明是该行向符介峰出具借记卡存取款明细单，并不能反映该行与符介峰存有办理银行卡和发放贷款等业务往来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与符介峰存在业务交易的权利义务主体应是作为发卡行的渣打广州分行。故此，符介峰对渣打中山八路支行并没有任何相应的法益权利，其主张要求该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退一步讲，假设渣打中山八路支行是本案适格被告，则本案争议焦点是该行对符介峰帐户被人消费所导致的139500元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银行卡消费的程序，在POS刷卡过程中，银行卡和正确的密码是完成提款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案必须围绕这两个条件并结合有关事实进行分析和确认，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根据天河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可反映，符介峰承认知道其女朋友谭某冰使用了涉案的渣打银行卡进行刷卡消费，而该询问是在诉讼前符介峰主动报案所作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在本案庭审中，符介峰却陈述不知道是谁使用了银行卡且认为是发生了盗刷。符介峰的前后陈述自相矛盾，降低了其在法庭陈述的可信性和真实性。根据询问笔录中符介峰表示其案涉银行卡是谭某冰使用，结合其曾把名下的其他银行卡（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交由谭某冰使用的陈述，可证实符介峰对密码保管不当，私自泄露密码给他人。本案事发日期是2012年6月11日，但符介峰却于2013年12月31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事隔一年半之久，符介峰亦没有证据证实其就银行卡被刷一事及时向银行反映并办理止损等事宜，符介峰至今仍每月划款入银行卡进行还贷，符介峰的这些行为明显与一般持卡人当得知银行卡被盗刷后及时报警和要求银行处理的常理行为不相符。本案刷卡的地点是位于广州的广州市明展电脑经营部，而符介峰陈述事发时其身处广州，故涉案交易不排除是用真实的银行卡进行消费的可能；询问笔录亦记载符介峰认为卡是被谭某冰使用，故此，符介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卡被盗或存在伪卡的情形，符介峰认为涉案交易是被人盗刷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符介峰认为银行没有提供POS机的签购单故此银行方有过错，但是，根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第3.4A条、第6.10条的内容，以及借记卡的交易管理行规的相关消费流程反映，并不以签购单签名为成立要件，刷卡人是否签名和签名是否真实也不需要消费交易系统进行甄别；且根据《银行卡业务运作规章》第3.4A也仅仅是规定对需采用个人密码确认交易的，发卡机构对持卡人账户的处理应以密码验证后的交易结果为准。故此银行在涉案交易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对符介峰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判决：驳回符介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55元，由符介峰负担。
判后，上诉人符介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渣打中山八支行主体是适格的，原审法院认定渣打中山八支行主体不适格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符介峰办理业务是在渣打中山八路支行，双方提交的月结单等证明：涉案债权债务发生在渣打中山八支行和符介峰之间。况且，渣打中山八支行作为渣打银行广州分行的分支机构，双方存在隶属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之规定，渣打中山八路支行作为分支机构，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渣打中山八支行主体完全适格，而原审法院认为符介峰“对渣打中山八路支行并没有任何相应法益权利，其主张要求该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不成立。二、天河经侦大队《询问笔录》与符介峰当庭表述并不矛盾，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是被人盗刷的理由不能成立”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天河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和符介峰当庭陈述并无矛盾。《询问笔录》仅仅是符介峰对借记卡被盗刷后报案时指出的盗刷卡的怀疑对象，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盗刷者并未查明。因渣打中山八支行怠于提供签购单等证明盗刷者，符介峰至今不知涉案交易为何人所为。况且《询问笔录》并没有经过刑事程序确定证据效力。因此，《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其次、原审法院关于“涉案交易不排除是用真实银行卡进行消费的可能”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符介峰之所以报案，就是不清楚涉案交易被何人盗刷，符介峰与渣打中山八支行多次交涉的目的，也是希望渣打中山八支行调出签购单，以便提供警方查明涉案交易的盗刷者。然而，原审法院以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测作出上述认定，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更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三、原审法院认定符介峰依照与渣打中山八支行之间签订的还贷协议，按期按额偿还贷款，视为符介峰默认另外一个储蓄卡被盗刷的行为，这是毫无法律依据、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符介峰依规定按期按额偿还贷款是符介峰的义务，也是权利，盗刷事件发生后，符介峰为了避免违反相关协议而导致严生不必要的法律后果，坚持一边依照贷款协议按期按额偿还贷款，一边多次强烈要求渣打中山八支行提供pos机刷卡签购单，根据银联相关法规规定，渣打中山八支行应当保存原始纸质签购单至少一年以上，影像资料至少两年以上，符介峰多次提出调取pos机签购单都是在银联法规规定的一年内。渣打中山八支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提供pos签购单，拖延至今日，就搪塞说时间太长，丢失了。还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关联起来互证，这是毫无依据的。四、渣打中山八支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盗刷的银行卡是借记卡，是与贷款还款卡相互独立的。该借记卡形成的是符介峰与渣打中山八支行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渣打中山八支行对符介峰在该借记卡中的款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鉴于渣打中山八支行在借记卡交易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漏洞，致使符介峰涉案储蓄借记卡被盗刷；而且在符介峰屡次要求其调出签购单以查明真相的情况下，渣打中山八支行一再推诿，至今未调出签购单，致使盗刷者逍遥法外。显然，渣打中山八支行在事前、事中、事后都没有对符介峰的存款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应当对符介峰的涉案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渣打中山八支行答辩称：一、渣打中山八支行作为原审被告并不适格。符介峰是与渣打广州分行就涉案借记卡构成相应的合同法律关系。月结单的性质只是账户交易明细单，符介峰作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客户，可以在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市内任何一个营业网点打印月结单。符介峰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银行分支机构的确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有诉讼权利能力不一定适格。二、询问笔录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具有证明力。而且原审法院并未将询问笔录作为唯一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是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本案中符介峰没有尽到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而导致损失的产生，渣打银行在涉案交易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对符介峰的损失结果承担赔偿责任。三、就符介峰提出的查询交易记录及调单的要求，渣打银行已经尽了一切必要的协助义务，因此渣打银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符介峰最早于2013年5月6日向渣打银行申请调取签购单，渣打银行于当天就通过中国银联差错处理系统发出了调单请求，而且也与收单机构联系要求提供交易凭证。但根据银联制定的《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的规定来看，商户保管银联卡纸质交易凭证，收单机构保管由商户终端或商户系统上送的POS交易电子化凭证。而该商户己于2012年9月撤机，根据与收单机构联系获悉，纸质交易凭证由商户保管，商户撤机后无法联系，所以无法调取交易凭证。因此，根据收单机构及银联的回复，以及银联的相关规章可知，纸质交易凭证并不保留在发卡行渣打银行，而是由商户保管，所以渣打银行只能通过银联系统协助客户向收单机构调取相关的交易凭证。渣打银行已经妥善履行了该等协助义务，不能提供纸质交易凭证的责任不应由渣打银行承担，符介峰更不能向渣打银行主张由此造成的损失。四、依据现有证据以及符介峰在原审中的陈述，依逻辑推理不难判断出：本案并不存在被盗或者伪卡交易的情形，涉案借记卡的涉案交易是因为符介峰没有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所造成的，渣打银行在涉案交易中并无过错，所以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另，二审中符介峰与渣打中山八支行均确认，涉案的银行卡申领手续是在渣打中山八支行办理。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主体问题。符介峰在渣打中山八支行办理向渣打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商业贷款的手续并领取了涉案的62×××21、62×××11借记卡。渣打中山八支行向符介峰提供偿还商业贷款综合月结单（该单上盖有渣打中山八路支行业务章），因此渣打中山八支行是本案是被告。
关于渣打中山八路支行应否对2012年6月11日62×××11卡的消费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根据《银行卡业务运作规章》第3.4A规定：对需采用个人密码确认交易的，发卡机构对持卡人账户的处理应以密码验证后的交易结果为准；《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第6.10条对交易确认的规定：收单机构应将发卡机构给出的应答作为交易确认的基本信息。对ATM交易和需输入个人密码的POS交易，持卡人应输入个人密码，送发卡机构完成交易验证和应答。持卡人签名是持卡人在商户消费时，对商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确认；《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第4.3条凭证保管和凭证调阅规定：商户保管银联卡纸质交易凭证，收单机构保管由商户终端或商户系统上送的POS交易电子化凭证，保管期限均为自交易日起至少1年。如发卡机构对交易产生异议，收单机构应协助发卡机构向商户办理调单手续。根据上述规定的内容，对需采用个人密码确认交易的借记卡消费，并不以签购单签名为成立要件，刷卡人是否签名和签名是否真实也不需要消费交易系统进行甄别，消费签购单由商户保管。
根据现有证据显示2012年6月11日，62×××11卡在广州市明展电脑经营部（陆敏菁）处消费139500元，该交易是凭正确的密码通过了渣打银行交易验证。符介峰在2013年5月向银行提出异议，2013年10月报警的行为不足以证明该交易是伪卡交易，渣打银行未能识别伪卡交易及对客户密码信息保护不力。因此，符介峰没有证据证明渣打银行在审核此笔交易中有过错。事后，符介峰提出要求调取签购单，渣打银行在接到符介峰的申请后已在合理的时间按规定程序向中国银联提出请求，且根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关于借记卡消费的规定，刷卡人是否签名和签名是否真实不需要消费交易系统进行甄别，消费的签购单由商户保管，因此渣打银行在审核和提供签购单方面不存在过错，未能调取签购单的责任也不在渣打银行。
综上所述，符介峰上诉认为渣打中山八支行在借记卡交易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漏洞，致使符介峰涉案储蓄借记卡被盗刷，且至今未调出签购单，致使盗刷者逍遥法外，渣打中山八支行在事前、事中、事后都没有对符介峰的存款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和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二审受理费3110元，由上诉人符介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咏梅
审 判 员 杨晓怡
代理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陈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