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113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秋，男，1954年8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体育馆路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岗子**号。法定代表人：李英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柱，男，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体育馆路分中心管理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存，男，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体育馆路分中心管理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之仁，男，1957年7月6日出生。上诉人李新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体育馆路分中心（以下简称体育馆路分中心）、周之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4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新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2号房（以下简称涉诉房屋）系我单位的福利分房，该房屋翻建完成后，体育馆路分中心趁我不在家之际，将我所有的物品清出，与周之仁恶意串通签订租赁合同，损害我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认定事实不清；周之仁并非体育馆路分中心的职工，为何会分得涉诉房屋，体育馆路分中心和周之仁对此并未给予合理解释，体育管路分中心亦未就房屋改扩建等房屋现状变更出具相关转移、变更手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一审法院认定体育馆路分中心于2005年与案外人签署租赁合同无事实依据；案外人与周之仁系夫妻关系，合同履行主体并未发生变化，一审法院认定体育馆路分中心和周之仁的合同已经终止，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体育馆路分中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周之仁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我与体育馆分中心不存在恶意串通，我与李新秋不相识，不可能对其存在恶意，李新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我自1989年在涉诉房屋居住至今，此前无任何人提出异议。李新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于1992年1月1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崇房体字第6-044号《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确认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于1995年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崇房体字第3-835号《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确认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于2000年4月1日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由体育馆路分中心和周之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体育馆路分中心原名称为北京市崇文区房地产管理局体育馆路管理所，2010年更改为现名称。1987年初，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标准化研究所分配给李新秋40号平房一间。1987年1月8日，李新秋（乙方）与体育馆路分中心（甲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契约》，该契约约定，李新秋承租40号平房北（灰瓦）房1间，使用面积14.3平方米，房号为2。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可以终止租约，收回房屋：1、把承租的房屋转租、转借或私自交换使用的；2、房屋无故空闲连续三个月以上的；3、未经甲方同意私自改变承租用途的；4、无故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的；5、全家迁往外地或在本市另有房屋居住的。1987年春节期间，李新秋承租的房屋失火，后体育馆路分中心将李新秋承租的房屋翻建。1988年6月3日，李新秋、案外人赵秋生及体育馆路分中心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40号院内北房两间靠门道，是房管所的公房，分别由赵某、李新秋两家承租，因失火使房屋增加了危险，赵、李两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分别提供了工力，为此，经协商由房管所提供材料对该房进行翻修。为保证今后房屋好管理，住户赵某、李新秋达成协议如下，1、旧房拆除的材料全部归房管所。2、翻建后按新面积向房管所交纳房租，不能以任何理由拒交房租。3、赵某还住东房一间，把东房一间改为和北房连接为半间北房，门道改为门楼，面宽为一点五米。4、因施工与邻居发生纠纷（如拆挪水表、拆门道改门楼）等问题由赵、李两家解决。北京市崇文区百货公司在协议上盖章。1989年11月，体育馆路分中心以翻建房屋后李新秋不交纳租金为由，收回了涉诉房屋。1989年12月，体育馆路分中心将涉诉房屋出租给周之仁。1992年1月15日，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签订合同编号为崇房体字第6-044号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周之仁承租3-4号房屋1.5间，总使用面积16.5平方米。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原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同时废止。1995年，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签订合同编号为3-835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周之仁承租40号3-4号房屋1.5间，总使用面积16.5平方米。后因租金调整，2000年4月1日,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签订新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的租赁房屋及面积不变。另查，2014年8月，李新秋将体育馆路分中心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体育馆路分中心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契约》，返还李新秋承租的东马尾40号平房。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新秋与体育馆路分中心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后，因李新秋未交纳房屋租金，体育馆路分中心将房屋收回后，又与他人建立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签订系在李新秋与体育馆路分中心签订租赁合同之后。李新秋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故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1066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李新秋的诉讼请求。李新秋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涉诉房屋目前已由案外人承租使用，李新秋与体育馆路分中心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2015年，本院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051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李新秋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高民申字第0241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李新秋的再审申请。一审庭审中，李新秋与体育馆路分中心和周之仁均认可李新秋原承租的40号平房2号房系现在的40号平房3-4号房。体育馆路分中心及周之仁称，2005年10月，涉诉房屋的承租人由周之仁变更为堪振桂，由堪振桂承租使用至今。关于李新秋要求确认三份《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的依据，李新秋称，周之仁系体育馆路分中心的职工家属，在明知李新秋与体育馆路分中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恶意串通，谎称李新秋未交纳租金将房屋闲置，将涉诉房屋收回并与周之仁签订合同，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恶意串通，损害了李新秋的利益。为证明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恶意串通，李新秋提交李新秋、付某、李某与孙某及其配偶的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稿两份。体育馆路分中心对李新秋提交录音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孙某之前虽为体育馆路分中心的副所长，但其后调至房管局工作，现已经退休多年，无法代表体育馆路分中心。周之仁对李新秋提交的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确定录音人、被录音人的身份，且无法确定录音的环境，被录音人说法不能称为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新秋与体育馆路分中心签订了《房屋租赁契约》，后体育馆路分中心以李新秋不交纳租金为由将其承租的涉诉房屋收回，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于1992年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后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又于1995年、2000年续签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2000年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1992年、1995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延续。2005年，体育馆路分中心与案外人堪某就涉诉房屋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由案外人承租涉诉房屋。故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于2000年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承租人变更而终止。现李新秋以体育馆路分中心和周之仁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要求确认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签订的三份《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因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之间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已经终止，李新秋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明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存在恶意串通，故李新秋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李新秋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体育馆路分中心提交李新秋书写的《关于房屋被封、被占的全过程》的书面材料四页，欲证明李新秋未交房租房屋被收回。李新秋认可上述材料系其书写，但称不全，且说明的是其对涉诉房屋一直主张权利，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周之仁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李新秋以体育馆路分中心和周之仁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双方之间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而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了比证明其他事实更为高的证明标准，规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系体育馆路分中心管理的公房，1989年11月，体育馆路分中心以翻建房屋后李新秋不交纳租金为由，收回了涉诉房屋；而后体育馆路分中心与周之仁建立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关系。根据李新秋提供的录音等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周之仁在此过程中存在恶意，难以认定周之仁和体育馆路分中心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新秋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李新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新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芳审判员  陈 妍审判员  刘丽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马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