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肇中法民二终字第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伟明，男，汉族，196X年X月X日出生，住广东省四会市，委托代理人：胡玉清，广东祥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玲玲，女，汉族，197X年X月X日出生，住河南省偃师市，委托代理人：谢红伟，河南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宇亨，广东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甲甲，男，汉族，195X年X月X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陈海斌，广东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博，广东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伟明、郭玲玲因与被上诉人赵甲甲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作出（2013）肇四法民初字第590号民事判决。江伟明、郭玲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12月31日作出（2013）肇中法民四终字第2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3）肇四法民初字第59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作出（2014）肇四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江伟明、郭玲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11月30日，赵甲甲与四××市X镇水利水电管理站签订《综合治理、利用开发龙头区龙头大寨“长山山岗、山塘”的合约》，约定由赵甲甲对位于龙头村委会龙头大寨的“长山山塘、山岗”整体开发利用，开发承租期限为1997年1月1日至2046年12月31日止。赵甲甲在承租期内有自行改造、整治开发、经营自主权。赵甲甲承包上述土地后，经过多年的整治开发，在承租土地上建设了一些房屋、院落，对外称“X山庄”（未有办理工商登记）。2011年8月30日，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合作协议书》（甲方：X山庄赵甲甲、乙方：肇庆X江伟明），约定双方共同经营开发X山庄（开发成“X生态农庄”）。《合作协议书》主要条款为：1、甲方提供X山庄内的别墅院落（包括停车场）、路边鱼塘（约三亩）、猪栏（6间）及可利用空闲坡地（用于种菜、养鸡等），折算为100万元。2、乙方负责房屋装修、整改（包括电器、家具配套等）及后续资金的跟进，费用约60-70万元。3、生态农庄建成后，乙方为管理方，需制定相关章程，以确保双方共同利益，在农庄产生利润后，双方各占50%。4、双方合作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46年12月31日止（2011年8月30日至2012年1月1日为乙方装修期，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协议书的2047年是笔误，应为2046年）。5、双方如在合作期间，如有章程中未提出问题，应共同协商解决，并应对章程进行修改补充。6、此协议一式二份，签字日起生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后，江伟明开始投资对山庄进行装修。2013年2月1日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草拟协议》（甲方：赵甲甲；乙方：江伟明）。主要内容为：双方共同经营山庄，由于经营方（乙方）未能妥善经营，致使甲方利益受损。经共同商议决定，于2013年2月25日起由甲方接手经营。甲方接手经营后，需按年度上缴租金给乙方。第一个五年即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每年租金2.5万元，以此类推至2033年，每五年租金上浮20%，租金在每年的3月1日至4月1日内交齐。两年后甲方经营顺利，产生利润双方按5：5进行分成。《草拟协议》签订后，赵甲甲于2013年3月14日向江伟明于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存入25000元租金，但江伟明没有按协议约定将山庄的经营权交给赵甲甲。2013年3月22日，赵甲甲到广东省××市公证处申请对其向江伟明送达《通知函》及其过程进行公证，作证据保全。该公证处于2013年3月27日出具公证书，载述赵甲甲2013年3月22日16时35分在公证处致电“顺丰速递”来收邮件，当着公证员面前装封《通知函》，邮寄给江伟明。《通知函》的主要内容为：赵甲甲已依约支付租金25000元，要求江伟明按《草拟协议》约定退出山庄经营，三天内自行搬出其所属物件，否则后果自负。同日（2013年3月22日），赵甲甲向四会市公证处申请对（富品）山庄的物品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处人员对山庄现场进行拍照、对物品进行了清点，并制作《富品山庄清单》一份。另查明，2012年6月28日，江伟明与郭玲玲擅自签订《转让协议书》（甲方：江伟明；乙方：郭玲玲），主要条款为：1、甲方现将未装修完毕的X生态农庄别墅院落（包括停车场）及路边鱼塘（约3亩）、猪栏（6间）及可利用空闲坡地（用于种菜、养鸡等），一次性作价80万元转让给乙方（折合50%股份）。2、乙方负责装修完毕（包括电器、家具）。3、生态农庄建成后，乙方为管理方，需制定相关章程，以确保双方共同利益，在农庄产生利润后，双方各占50%。4、甲方让给乙方的期限为2012年6月28日至2046年12月31日止（2012年6月28日前甲方所有债务与纠纷等与乙方无关）。5、双方如在合作期间，如有章程中未提出问题，应共同协商解决，并应对章程进行修改补充。6、此协议一式二份，签字期后生效。同日江伟明签下“今收到郭玲玲山庄转让费80万元整，61万元抵之前欠单，19万元整现金”的《收据》一张给郭玲玲。郭玲玲与江伟明签订《转让协议书》后，又擅自将“X山庄”更名为“四××市X镇X山庄”，向四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并将经营者登记为郭玲玲，将“X山庄”（向工商登记为：四××市X镇X山庄）的经营权转交给郭玲玲，现争议的山庄由郭玲玲在经营。请求：1、判令江伟明、郭玲玲江伟明与江伟明、郭玲玲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X山庄（现改名为四××市X镇X山庄）的经营权归原告所有；3、判令由两江伟明、郭玲玲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赵甲甲对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表示并不知情，认为江伟明、郭玲玲没有经过赵甲甲同意就将整个山庄转让给郭玲玲，完全排除了赵甲甲的权益，侵占了赵甲甲的利益，因此，坚持认为该协议书无效。而江伟明、郭玲玲认为赵甲甲知情并同意转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江伟明、郭玲玲举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登记的经营者为郭玲玲，并认为是赵甲甲协助办理的情况，赵甲甲表示其没有协助办理山庄的经营者为郭玲玲的证照，对证照登记经营者为郭玲玲并不知情。法庭依职权对X镇水管站站长王X祟、X镇委组织委员、党政办主任冼灵进行调查核实，从王X祟、冼灵二人的陈述证实：X镇水管站与赵甲甲签订《综合治理、利用开发龙头区龙头大寨“长山山岗、山塘”的合约》后，到现在一直由赵甲甲交付租金。X镇水管站与江伟明、郭玲玲没有签订过山地或农场租赁合同，在三方发生纠份前不知道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合作协议书》，也不知道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转让协议书》，X镇水管站也没有同意转租过土地给郭玲玲。盖有X镇水管站和X镇人民政府印章的2012年12月29日的《证明》，是江伟明自已事先打印好拿到水管站，称要办理营业执照需水管站盖个章，因之前赵甲甲带江伟明来说过与江伟明合作需办理营业执照的事，在没有仔细看《证明》内容情况下，在《证明》上加盖了印章。当时因疏忽大意，没有留意《证明》上有“同意转给租郭玲玲作经营使用”的内容，X镇水管站根本不知道转租给郭玲玲的事，赵甲甲也没有说过转租给郭玲玲的事。另查，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在有些方面是不够详细或欠缺的。如2011年8月30日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合作协议书》，有约定江伟明负责房屋装修等的投入约60-70万元，山庄产生利润后各占50%。但无约定江伟明如按约定数额投入资金后，可占山庄财产多少份额，投入不足或超额投入又可占山庄财产多少份额。按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的规定，江伟明对山庄装修整改的资金投入及方案应由合伙双方共同决定。又如2012年6月28日江伟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约定江伟明将整个山庄作价80万元转让给郭玲玲，而转让后江伟明又可占50%的利润。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针对赵甲甲的诉讼请求和江伟明、郭玲玲的抗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赵甲甲的1、2项诉讼请求能否在本案一并审理的问题；二、“X山庄”的权属及江伟明的《转让协议书》将“X山庄”转让予郭玲玲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郭玲玲所办工商税务等证照的问题；三、“X山庄”由谁经营的问题；关于赵甲甲的1、2项诉讼请求能否在本案一并审理的问题。赵甲甲的1、2项诉讼请求都是基于山庄的权利的同一法律事实产生的，一并审理更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审判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中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应按当事人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因此本案合并审理有法律依据，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对江伟明、郭玲玲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二、“X山庄”的权属及江伟明的《转让协议书》将“X山庄”转让予郭玲玲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以及郭玲玲所办工商税务等证照的问题。“X山庄”是赵甲甲在其承租的土地上兴建形成，其权利应属赵甲甲所有。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双方应系构成合伙关系。江伟明入伙后，投入资金对山庄原有房屋进行装修、整改，山庄随之增值，按理江伟明应享有山庄的若干份额财产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的规定，“X山庄”积累的财产归赵甲甲与江伟明按投资份额共有。江伟明在未经赵甲甲同意的情况下，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将与赵甲甲共有的“X山庄”的财产擅自作价（80万元）转让给郭玲玲，把山庄交给郭玲玲经营，其行侵犯了赵甲甲的财产所有权和对“X山庄”的经营权，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行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５１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该法适用对象虽是合伙企业，但就合伙特征而言，与个人合伙的特征是完全相通的。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了赵甲甲的财产所有权等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合同。江伟明与郭玲玲认为签订《转让协议书》将“X山庄”转让给郭玲玲是经赵甲甲同意认可的主张，因赵甲甲一直否认，而江伟明、郭玲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因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郭玲玲依据《转让协议书》，办理了“四××市X镇X山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不能成为其与赵甲甲合伙及拥有“X山庄”（四××市X镇X山庄）财产权的依据。郭玲玲因《转让协议书》转让取得的“X山庄”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依法无效，应当予以返还。江伟明至今未向赵甲甲提出退伙，故江伟明仍然属“X山庄”的合伙人，由江伟明对“X山庄”行使合伙权利及承担义务。江伟明与郭玲玲因《转让协议书》无效所产生的二人之间的权利及义务问题，由江伟明、郭玲玲自行协商解决，或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三、“X山庄”由谁行使经营权的问题。法律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的《草拟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履行协议约定。该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山庄从2013年2月25日起由赵甲甲接手经营，且赵甲甲已依约将第一年的租金汇至江伟明的账户，故江伟明应当依约将山庄的经营权交还赵甲甲。对于江伟明提出《草拟协议》的约定有不公平的条款，对于不影响合伙经营活动安排的约定，应予以确定，如江伟明认为是显失公平的条款可以要求与赵甲甲协商解决，或依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５１条、第５2条的规定，判决：一、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二、赵甲甲与江伟明合伙开发坐落在四××市X镇龙头村委会龙头大寨“X山岗、山塘”的“X山庄”（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称“X生态农庄”，郭玲玲在工商注册登记的“四××市X镇X山庄”的经营场所）的经营权由赵甲甲行使。本案一审受理费50元，由江伟明负担。上诉人江伟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协议书，将其在尚艺X山庄的50%股权转让给郭玲玲，赵甲甲自始至终很清楚将江伟明行使山庄经营权转让给郭玲玲一事，赵甲甲是同意的，又是赵甲甲亲自带领江伟明到四××市X镇水利水电管理站开具替郭玲玲办理营业执照的证明，这些事实有《转让协议书》、《合作协议书》、《餐饮服务场所使用证明》、《证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证人曹某的证言等证明，这些证据能够形成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赵甲甲事先不仅知道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转让协议书》，将其在山庄的股份和经营权转让给郭玲玲的事实，而且是非常同意和支持的。该协议书是江伟明与郭玲玲的真实意思表达，其内容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又征得了赵甲甲的同意，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应依法有效。2、江伟明很清楚在与郭玲玲签订《转让协议书》，继而郭玲玲依法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许可证》等证照时，山庄的经营者已经是郭玲玲而非江伟明，在未征得郭玲玲同意的情况下是无权将该经营权转让的。至于在赵甲甲起草的《草拟协议》上签名，纯粹是为了搪塞、敷衍赵甲甲而已。江伟明即使签名该草拟协议也不会生效。因该《草拟协议》仅是一个意向书或者预约，而对江伟明无强制履约的拘束力。该《草拟协议》很多关键条款尚需正式拟正，且内容也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达，赵甲甲已多次承认其与江伟明之间系合作关系，山庄系双方共同共有，双方不存在出租和承租的关系，何来《草拟协议》所言的“甲方接手经营后，需按年度上缴租金给乙方”。江伟明投资200多万元装修一新的别墅山庄交给他人经营，而仅收取连一年期存款利息一半都不足的租金，因此，该《草拟协议》的内容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达，依法根本没有成立，更别说生效了。对江伟明没有强制拘束力。司法实践中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唯一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而赵甲甲又没有举证证明2012年6月28日江伟明和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符合该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3、赵甲甲的一审二项诉讼请求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当事人，依法不属于同一个诉。第一个诉是郭玲玲和江伟明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转让协议书》，江伟明将其在山庄的股份和经营权转让给郭玲玲这个法律事实而提出的，依法属于确认之诉。该诉讼请求应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第二个诉是江伟明和赵甲甲于2013年2月1日签订《草拟协议》，江伟明将山庄的经营权交回给赵甲甲、赵甲甲按年支付租金给江伟明这个法律事实而提出的，应属变更之诉。应为合伙协议纠纷。最主要是郭玲玲目前是涉案山庄的法定经营者，郭玲玲该经营权是基于四会市工商局的依法颁证行为而取得。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势必会与四会市工商局、税务局等行政部门颁发证照给郭玲玲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冲突，因此，一审法院将这两个诉讼请求放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并判决，实属错误，理应依法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甲甲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赵甲甲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针对江伟明的上诉，郭玲玲表示没有意见。上诉人郭玲玲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郭玲玲与江伟明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江伟明作为尚艺天龙生庄的经营者，将自己负责经营并持有该山庄的份额转让给郭玲玲，是其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转让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郭玲玲作为善意第三人，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转让行为依法应有效。郭玲玲是X山庄的实际经营者和负责人。江伟明与赵甲甲签订《草拟协议》时，其对持有该山庄份额不再享有处分的权利，郭玲玲事后对江伟明该行为也没有予以追认，故江伟明作为无权处分人与赵甲甲签订的《草拟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对郭玲玲不发生法律效力。郭玲玲在与江伟明、赵甲甲协商一致后，赵甲甲同意郭玲玲受让江伟明的份额并作为实际经营者才签订《转让协议书》，且从其后水管站站长王德崇加盖公章同意办理郭玲玲为该山庄负责人、一审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均可看出赵甲甲是知道郭玲玲与江伟明转让份额及经营权，同意并通知水管站开具证明的。赵甲甲通知水管站在郭玲玲办理工商登记的资料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其以行为表明对于郭玲玲受让该山庄份额及经营权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从赵甲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上写有“此协议已无效12.9.8”的注释，是赵甲甲对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转让协议书》后的书面最终确认，是其同意江伟明将对山庄的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郭玲玲的真实意思反映，并证明其与江伟明已经实际解除合作关系，该山庄所有权应属于郭玲玲与赵甲甲共同共有，对外经营权属于郭玲玲。2、赵甲甲的一审二项诉讼请求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当事人，依法不属于同一个诉。第一个诉是基于江伟明和郭玲玲于2012年6月28日签订《转让协议书》，江伟明将其在山庄股份和经营权转让给郭玲玲这个法律事实而提出的，依法属于确认之诉，该诉讼请求应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第二个诉是基于赵甲甲与江伟明于2013年2月1日签订《草拟协议》，江伟明将山庄的经营权交回给赵甲甲、赵甲甲按年支付租金给江伟明这个法律事实而提出的，应属变更之诉，应为合伙协议纠纷。郭玲玲目前是涉案山庄的法定经营者，该经营权是基于四会市工商局的依法颁证行为而取得，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势必会与四会市工商局、税务局等行政部门颁发证照给郭玲玲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冲突，因此，一审法院将这样两个诉讼请求放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并判决，实属错误，理应依法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甲甲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甲甲负担。针对郭玲玲的上诉，江伟明表示目前没有回应。针对郭玲玲、江伟明的上诉，被上诉人赵甲甲答辩称：1、2012年6月28日，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整个山庄作价80万元转让给郭玲玲，并约定江伟明与郭玲玲各占50%的股份，完全排挤了赵甲甲对山庄的所有权，侵犯了山庄所有权人赵甲甲的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即使江伟明转让的是自己在山庄的50%的份额，也因没有征得赵甲甲的同意而无效。对于郭玲玲提出是赵甲甲亲自带其以及江伟明到水利水电管理站开具证明一事，郭玲玲以及江伟明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赵甲甲同意江伟明将X山庄（股权份额）转让给郭玲玲。相反，赵甲甲提供了证据证明郭玲玲到水利水电管理站开具证明一事并没有征得赵甲甲同意。在一审时，郭玲玲称其知道山庄是赵甲甲的，因此，郭玲玲在明知山庄所有权的情况下与江伟明签订《转让协议》，并非是善意第三人，且转让款项有无支付根本无从得知。据悉，郭玲玲与江伟明一直关系密切，其取得营业执照也是通过江伟明向水管站骗取转租《证明》而办理的，属恶意串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江伟明与郭玲玲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郭玲玲不能成为山庄的合伙人。2、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的《草拟协议》是双方的真是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合同已经具备主体、标的、数量等主要条款，已经具备生效的基本条件。江伟明也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该《草拟协议》已经成立并且生效，江伟明应当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将经营权交还给赵甲甲。3、法律是允许实际经营者与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不一致的。且在确定实际经营者之后，对于工商登记的错误，实际经营者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另行解决。一审法院将涉及山庄经营权的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的《合作协议书》、《转让协议书》、《草拟协议书》确定为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越权干涉和审理行政案件。综上所述，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合作协议》后，赵甲甲只是同意由江伟明负责经营打理山庄，江伟明为实际经营人，江伟明对外以谁的名义经营并非代表山庄的所有权和实际经营权归该人。赵甲甲从未与郭玲玲签订过任何协议，也从未同意江伟明将山庄转让与郭玲玲，也未同意江伟明将合伙份额转让给郭玲玲，因此，涉案山庄的土地承租权人仍是赵甲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2014月10日22日﹚，原审法院对X镇水管站站长王X祟作了《询问笔录》王X祟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12月29日的《证明》是出给江伟明的，是江伟明写好拿过来称要办理营业执照，需要水管站盖个章，但赵甲甲在电话里头说过有这一回事，章是我盖的”。2014月12日1日，王X祟补充提供《情况说明》，载明“2012年9月份，赵甲甲和江伟明一起找我要求办理‘X锅台院’营业执照。当时我本人下乡外出，赵甲甲给我电话讲明情况，我交带水管站工作人员加盖办理执照证明所需资料”。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郭玲玲与江伟明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四××市X镇水管会与赵甲甲签订的《综合治理、利用开发龙头区龙头大寨“X山岗、山塘”的合约》和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四××市X镇水管站及站长王德崇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原审法院对其的《询问笔录》均否认了2012年12月29日的《证明》及2012年12月6日《餐饮服务场所使用证明》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表示2012年12月29日的《证明》是开具给江伟明，赵甲甲只是通过电话告知该《证明》用于与江伟明合作并办证所用，并没有告知转租给郭玲玲或与郭玲玲合作等事宜，同时，王德崇更明确表示该站无权进行转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江伟明和郭玲玲并无证据证明赵甲甲同意其俩人转让涉案场所经营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江伟明直接将涉案场所转让50%份额给郭玲玲并约定将利润各半分成，直接排除了赵甲甲的在涉案场所的权利。庭审中，江伟明及郭玲玲认为是将江伟明的份额及利润各半转让，并无损害赵甲甲的利益，亦意味着郭玲玲知道江伟明与郭玲玲合伙经营涉案场所的事宜，郭玲玲即便没有意识到要求三方重新签订合作协议，亦应当要求赵甲甲在《转让协议》上签名确认该转让行为。赵甲甲显然对江伟明与郭玲玲之间的转让行为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对赵甲甲无效，郭玲玲并无取得合伙人的资格。至于郭玲玲支付给江伟明的转让款及对涉案场地的投入，其可另循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江伟明与郭玲玲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没有得到赵甲甲的同意，该《转让协议》效力待定。现赵甲甲对《转让协议》不予认可，那么该《转让协议》对赵甲甲无效。赵甲甲与江伟明签订《草拟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赵甲甲亦已经向江伟明支付了转让款，江伟明应当将涉案场所的经营权交付给赵甲甲。原审判决认定《转让协议》对赵甲甲无效，并无不妥，予以维持。上诉人江伟明、郭玲玲主张《转让协议》有效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事项，不作审查。综上所述，江伟明、郭玲玲上诉请求之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江伟明、郭玲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强审 判 员  徐俭玲代理审判员  梁达明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邵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