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汉江中刑初字第00028号公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45号，法定代表人王淼。诉讼代表人王治华，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辩护人陈重名，湖北陈重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雷，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众新联”）、武汉雷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源商贸”）、武汉华特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特变压器”）、武汉百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邦商贸”）、武汉专顺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专顺储运”）、武汉鑫源鑫日铁高技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鑫日铁”）实际控制人兼总经理。因涉嫌犯骗取票据承兑罪于2013年6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6日被逮捕。2015年7月15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刘进军，湖北陈重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彭兵，武汉众新联副总经理。因涉嫌犯骗取票据承兑罪于2013年6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6日被逮捕。2014年12月24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周立帆，湖北晨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刑立他字第0006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管辖，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以鄂汉检刑诉（201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被告人王雷犯骗取票据承兑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指控被告人彭兵犯骗取票据承兑罪，于2014年11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伯然、钟文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的诉讼代表人王治华及辩护人陈重名，被告人王雷及其辩护人刘进军，被告人彭兵及其辩护人周立帆到庭参加诉讼。经公诉机关建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后因案情复杂，经报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起诉指控：（一）骗取票据承兑罪被告人王雷系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的实际控制人、总经理。2011年底，武汉众新联为了取得交通银行武汉青山支行（以下简称“青山支行”）贷款授信，与吉林成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成城”）签订了担保合同，王雷与时任武汉众新联业务经理的被告人彭兵合谋，伪造了武汉众新联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国际”）等上游公司的煤炭供货合同，同时伪造了与广东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力燃料”）等下游公司的销售合同，骗取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额度。2012年3月21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黄冈顺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顺翔”）开具7400万元的承兑汇票，事后黄冈顺翔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而是由武汉众新联借用黄冈顺翔印章背书贴现。2012年3月23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山西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岢岚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岢岚”）开具1亿元承兑汇票，事后山西岢岚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山西岢岚印章背书贴现。2012年6月12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黄冈顺翔开具1亿元的承兑汇票，事后黄冈顺翔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借用黄冈顺翔印章背书贴现。2012年9月14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山西榆次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次国新”）开具了1.26亿元承兑汇票，但榆次国新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榆次国新印章背书贴现。2012年9月28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榆次国新开具了50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2年10月10日，武汉众新联在青山支行向榆次国新开具了1000万元承兑汇票。榆次国新并未收到该两笔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榆次国新印章背书贴现。武汉众新联从青山支行累计办理4.6亿元的承兑汇票并均已背书贴现，到期后，武汉众新联累计归还本金1.74亿元，担保方吉林成城承担担保还款本金1.932亿元，扣除武汉众新联缴纳的保证金8580万元后，尚欠交通银行武汉青山支行本金700万元。（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以欺骗手段取得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额度后，为了向银行提供贸易背景并应对监管，被告人王雷与黄冈顺翔的戴某商议合作开展煤炭贸易。2012年8月2日，武汉众新联与黄冈顺翔、榆次国新签订了虚假的混煤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武汉众新联按每吨663元的价格（含税价，下同）销售混煤7.6万吨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按每吨666元将7.6万吨混煤销售给榆次国新，榆次国新再按每吨670元的价格将7.6万吨混煤销售给武汉众新联。武汉众新联、黄冈顺翔、榆次国新进行三方资金循环，资金最终流回武汉众新联。2012年8月9日至16日，武汉众新联向黄冈顺翔开具《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注明销售混煤7.6万吨，价款43066666.52元，税款7321333.48元，价税合计50388000元。2012年8月9日至10日，黄冈顺翔向榆次国新开具《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注明销售混煤7.6万吨，价款43261538.43元，税款7354461.57元，价税合计50616000元。2012年10月12日至23日，榆次国新向武汉众新联开具《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75张，注明销售混煤7.6万吨，价款43521366.75元，税款7398633.25元，价税合计50920000元。三方发生了资金流转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纳税，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抵扣进项税额，并未发生实际的煤炭贸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证言、书证、鉴定意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情节严重，被告人王雷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彭兵是其他责任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虚开、接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王雷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被告人王雷、彭兵的刑事责任，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被告人王雷的刑事责任。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的诉讼代表人王治华、被告人王雷、彭兵均未提出辩解意见。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及被告人王雷的辩护人均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指控武汉众新联伪造与上、下游公司的购、销合同，并用于骗取授信的证据不足；2、出具4.6亿元承兑汇票的银行并未发生损失，武汉众新联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3、武汉众新联骗取银行票据承兑的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故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4、武汉众新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银行对承兑汇票的监管，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王雷的辩护人还提出，武汉众新联虽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是并未造成税款流失。综上，请求法院对王雷从轻处罚。被告人彭兵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彭兵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2、彭兵认罪态度较好。综上，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骗取票据承兑罪被告人王雷系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的实际控制人、总经理。2011年底，武汉众新联为了取得青山支行贷款授信，以向吉林成城出售30%的股权等为条件，要求吉林成城为其提供担保，吉林成城遂于2012年2月27日与青山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武汉众新联贷款额的70%（即敞口部分2.8亿元）提供了担保，并于同年6月7日与武汉众新联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购买武汉众新联30%的股权。王雷还用其实际控制的湖北乐中和投资有限公司、专顺储运、华特变压器等公司及王世军、王淼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方式对吉林成城提供反担保，前述公司及个人分别与吉林成城签订了《反担保协议》。王雷指使时任武汉众新联业务经理的被告人彭兵，伪造了武汉众新联与中建材国际等上游公司的煤炭供货合同，以及与广东电力燃料等下游公司的销售合同，骗取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额度。2012年3月21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黄冈顺翔开具7400万元的承兑汇票，事后黄冈顺翔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而是由武汉众新联借用黄冈顺翔印章背书贴现。2012年3月23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山西岢岚开具1亿元承兑汇票，事后山西岢岚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山西岢岚印章将该笔1亿元承兑汇票背书贴现。2012年6月12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黄冈顺翔开具1亿元的承兑汇票，事后黄冈顺翔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借用黄冈顺翔印章背书贴现。2012年9月14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和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榆次国新开具了1.26亿元承兑汇票，但榆次国新并未收到该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榆次国新印章将该笔1.26亿元的承兑汇票背书贴现。2012年9月28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购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榆次国新开具了50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2年10月10日，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销货合同在青山支行向榆次国新开具了1000万元承兑汇票。榆次国新并未收到该两笔承兑汇票，双方也没有真实的贸易往来，而是由武汉众新联用伪造的榆次国新印章将该两笔合计6000万元的承兑汇票背书贴现。王雷取得贴现资金后，将小部分资金（约1800万元）用于煤炭购销业务，其余资金用于归还借款等其他事项。承兑汇票到期后，武汉众新联累计归还本金1.74亿元，担保方吉林成城承担担保还款本金1.932亿元，扣除武汉众新联缴纳的保证金8580万元后，尚欠青山支行本金700万元。上述事实，有以下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证人许某的证言：我是吉林成城的员工。武汉众新联实际控制人王雷以向我公司出售该公司30%的股权为由，骗我公司作为其公司的担保人，于2012年2月27日取得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额度，继而采取提供虚假煤炭供销合同的方式骗取该行银行承兑汇票4.6亿元，造成我公司履行了约2亿元的担保责任后无法追偿，且王雷、彭兵等人下落不明。所以我代表公司于2013年1月1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最高额保证合同》证实，吉林成城于2012年2月27日与青山支行签订该合同，为武汉众新联取得该行的授信提供担保，其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2.8亿元。《股权转让意向书》证实，武汉众新联与吉林成城于2012年6月7日签订该协议，约定武汉众新联向吉林成城出售30%的股权，并将经营管理权交予吉林成城。2、武汉众新联登记资料、营业执照证实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淼，注册资本5000万元等基本情况。青山支行提供的到期承兑汇票证实了众新联公司到该行先后六次共骗取4.6亿元承兑汇票的事实。3、证人谢某的证言：我和吉林成城的董事长成清波既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我们均拥有武汉天瑞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酒店”）和武汉豪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迈酒店”）的股份。2011年春节前，王雷对我说他要向银行贷款，愿意转让武汉众新联30%的股权给吉林成城，让吉林成城来给他贷款70%的敞口部分提供担保，并将煤炭生意50%的利润分给吉林成城，此外还借款给天瑞酒店进行装修。我转告成清波后，成清波表示同意。2012年2月，武汉众新联在吉林成城的担保下取得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2012年3月下旬，成清波要我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调查武汉众新联的财务状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的要求，我组织了两个会计师事务所对武汉众新联的财务进行了审核，均因武汉众新联的账目没有配套的票据而未能得出结论，于是我怀疑武汉众新联造假，但此时武汉众新联已经从银行取得了1.74亿元的贷款。2012年7月，王雷用其实际控制的华特变压器等四家公司和吉林成城签署了《反担保协议》，还给了约2800万元到迈豪酒店账户上，用于该酒店装修。所以吉林成城就一直担保到了2012年12月31日。相关事实，得到了《反担保协议》的证实。4、证人彭某乙的证言：我是青山支行客户经理。2011年12月，武汉众新联的王雷向我行申请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我代表青山支行对武汉众新联进行授信前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王雷向我提供了武汉众新联与中建材国际签订的《战略合作意向书》等8份合同。上市公司吉林成城也表示愿意为武汉众新联提供担保。通过调查，我行同意为武汉众新联授信4亿元，可以循环使用2年，占授信额30%的保证金由武汉众新联缴纳，占70%的敞口部分由吉林成城担保。2012年2月27日，我行与吉林成城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吉林成城还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将担保授信一事公示，交行法规部审查所有担保文件之后同意放款。武汉众新联一共办理了六笔银行承兑汇票，共计4.6亿元。第一笔0.74亿元承兑汇票于2012年3月21日放款，第二笔1亿元承兑汇票于2012年3月23日放款，第三笔1亿元承兑汇票于2012年6月12日放款，第四笔1.26亿元承兑汇票于2012年9月14日放款，第五笔0.5亿元承兑汇票于2012年9月28日放款，第六笔0.1亿元承兑汇票于2012年10月10日放款。武汉众新联每次申请放款时均提供了购销合同的复印件，我没有去核实这些购销合同的真伪。2012年10月，行里要求查看购销合同的原件，武汉众新联就没有再来提款了。这些票据出去以后怎么背书、使用我均不知道。相关事实，得到了证人陶某、蔡某甲、叶某的证言及青山支行提供的伪造合同等书证印证。证人蔡某甲（武汉众新联员工）还证实，其经手了2012年9月14日的1.26亿元、9月28日的0.5亿元和10月10日的0.1亿元3笔共1.86亿元的承兑汇票，这1.86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都是开给榆次国新用于煤炭贸易的，但办理出来以后，就用于归还王雷的欠款了，榆次国新根本就没有收到这1.86亿元的承兑汇票。5、证人张某甲的证言：我是浙ＸＸ宇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11年底，我、谢某和王雷商议合作煤炭生意，由我负责联系上下游公司、煤炭的购销业务，王雷负责从银行贷款出来，谢某负责找公司替王雷担保。之后我按照王雷的要求带彭兵等人去山西岢岚考察，彭兵代表武汉众新联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意向性的合同，然后又去内蒙古的伊丰和蒙发两个矿看煤炭的品质，对方矿主也愿意合作。2012年3月，王雷要求我给他提供购销合同，我就把以前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发到了彭兵的邮箱。2012年4月，彭兵说第一笔贷款要出来了，要我做好准备。后来我带彭兵到山西岢岚，彭兵代表黄冈顺翔与山西岢岚签订了销售合同，做了一次煤炭生意。流程是山西岢岚将煤卖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卖给武汉众新联，武汉众新联卖给浙ＸＸ宇，浙ＸＸ宇再卖给其他多家公司。武汉众新联以黄冈顺翔的名义进了3.3万吨价值1800万元的煤炭，其中山西岢岚发了1.6万吨煤（价值1000万元）到京唐港，由于煤价大幅下降，我卖出了600至700万元的货，大部分货款用于归还我公司在信用社的贷款，只支付给武汉众新联169.5万元，还有2000多吨货（价值100万元）被武汉众新联拉走了。另外一部分1.6万吨一直放在山西岢岚的煤场里，到2012年底由彭兵卖出。同年11月，王雷要我帮忙骗银行的核查人员，说我欠他1.5亿元的煤炭款。11月30日，王雷陪着交通银行的叶某和夏副行长来我公司核查，我在《询证函》上填写了1.5亿元并且签字盖章。过了一周，叶某说之前的《询证函》不合格，要我再盖章，我没有同意。我和王雷合作就只有山西岢岚这一笔生意。后来王雷要我提供几个亿的增值税发票，但我未提供。相关事实，得到了《询证函》的证实。6、证人陶某的证言：2012年1月至10月，我任武汉众新联的融资经理，主要负责融资业务。王雷向青山支行申请4亿元的授信谈妥后，要我准备公司与上下游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等资料。我就按照贷款的要求，将所需要的资料名称报给王雷，由王雷督促其他部门提供给我，我整理好了以后就与青山支行客户经理彭某乙联系，按照他的要求补充或修改。我把合同拿回公司以后一般都是交给王雷，然后王雷交给彭兵去修改，修改好以后通常是王雷交还给我，偶尔也有彭兵修改了直接交给我的。这些合同是武汉众新联与上下游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上游公司有榆次国新、山西岢岚、中建材国际；下游公司有浙ＸＸ宇、武钢国际、山西晋华等。这些合同上面的对方公司的印章都是伪造的。经过几轮补充和修改，到2012年1月底，所有贷款资料全部达到彭某乙的要求。2012年2月底，这笔4亿元的授信就办妥了。我们到银行总共去办理了6笔承兑汇票，总金额为4.6亿元。相关事实，得到了证人蔡某甲的证实。7、证人陈某的证言：百邦商贸和武汉众新联都是王雷的公司，我虽说是百邦商贸的业务助理，但做的却是武汉众新联的事情。一般是业务主管彭兵安排我的工作。2012年春节后，武汉众新联在青山支行申请授信，彭兵安排我帮他制作合同，就是他拟好合同后，我扫描进电脑，然后彭兵提供对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印模，让我把合同上对方公司的公章用电脑合成的方法粘贴到他拟好的合同上面去，然后打印出来给他。我记得有武汉众新联与黄冈顺翔、中建材国际、榆次国新等公司的购货合同，以及与浙ＸＸ宇、大唐河南电力等公司的煤炭供货合同等。那段时间彭兵没有出去和别人签订合同，他让我不保存这些合同和印模，所以我做完以后都删掉了。彭兵还叫我修改了一份黄冈顺翔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就是在黄冈顺翔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里加了经营煤炭的内容。彭兵还在2012年下半年将大唐河南电力的合同专用章（2）和中建材国际的合同专用章（2）交给我保管，他交给我之后到现在都没有人用过。相关事实，得到了陈某提供的物证印章的证实。8、青山支行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煤炭供需合同》及鄂公刑鉴文字（2013）34号、35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实，盖有山西岢岚印文的《煤炭供需合同》上的印章与该公司的印章不是同一印章，该合同上的山西岢岚法定代表人王某乙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鄂公刑鉴文字（2013）33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实，盖有山西岢岚财务专用章及张春生印的《银行承兑汇票》上的印章与该公司的印章不是同一印章；鄂公刑鉴文字（2013）32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实，盖有榆次国新财务专用章及王某丙印文的《银行承兑汇票》上的印章与该公司的印章不是同一印章。9、证人卫某的证言：我是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港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我集团公司托管山西晋华等几家企业。我公司和武汉众新联没有发生过贸易往来，但是以山西晋华的名义和对方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和一份《封闭回款协议》。2011年12月7日，我时任公司业务部部长，武汉众新联的业务员彭兵与另外2人到我公司，说想和我公司合作，这样我就代表山西晋华和对方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由我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交由他们带回去签字盖章，再寄回来给我存档备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给我寄回来。到2012年3月，彭兵又到公司找我，要我和他们签订一份《封闭回款协议》，说想更好的执行前面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我就代表山西晋华和对方签订了一份《封闭回款协议》，具体内容就是我公司收到武汉众新联的货以后把货款打入到武汉众新联在青山支行的账户，用来保证银行的利益。他们要我先签字盖章，然后把协议带回去签字盖章，并要第三方即青山支行签字盖章后再把协议寄给我存档，但是后来他们一直都没有给我寄回来。《煤炭买卖合同》是我们协商好了现场打印出来的，而《封闭回款协议》是他们直接带来的。我们秦皇岛分公司于2012年3月和武汉众新联还签订了一份《煤炭购销合同》，但是一直未执行。10、证人王某乙的证言：我是山西岢岚的总经理。我公司没有和武汉众新联做过生意，也没有与他们签订任何合同，更没有帮助该公司背书过承兑汇票。只是武汉众新联的彭兵用黄冈顺翔的名义与我们做生意，签订过《煤炭业务合作协议》，后来通过银行转账付款。我公司的印章也未借给他人使用。黄冈顺翔和我公司做生意，是由他们自己寻找货源，然后打款到我公司，由我公司和上游结算，并收取上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运力，开具增值税发票，把煤炭运到他们指定的京唐港。黄冈顺翔给我公司累计打款1875万元，并运了3万吨煤炭到我们货场。2012年5月，我公司按黄冈顺翔的要求一共发了1000万元煤炭到京唐港，同年6月，彭兵过来说资金短缺，剩余的煤炭折价卖给我，于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退了700万元给黄冈顺翔。11、证人戴某的证言：我是黄冈顺翔的总经理。我公司跟武汉众新联做了一笔铁矿石生意、二到三笔煤炭生意。我公司只在第一次煤炭生意时加盖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其中，有一笔业务是以我公司名义卖货给榆次国新，而对方说准备给承兑汇票付款，由于我没有时间去拿，王雷就叫我把公司印章、法人代表印章、财务专用章给他去办理承兑汇票背书，我答应了。王雷于2012年8月9日派人到我公司把印章拿走，一周后还给了我。我在与王雷的合作过程中没有接收武汉众新联的承兑汇票，没有帮助武汉众新联背书承兑汇票，也没有给彭兵下委托书之类的证明文件。12、证人王某丙的证言：我是榆次国新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我公司于2012年与武汉众新联有过一笔煤炭交易，具体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马某经办的。武汉众新联在汇款前派人拿了承兑汇票来，但是我们没有接受，后来他们就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货款。我们也没有帮武汉众新联在承兑汇票上背书。相关事实，得到了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13、证人吴某、蔡某乙、张某乙、韩某、王某丁的证言分别证实了前述人员所在公司（均与武汉众新联的煤炭贸易无关）应王雷的要求，于2012年3月至10月期间帮助王雷在青山支行开具出来的承兑汇票上背书或贴现的事实。14、证人孙某、喻某、程某、江某的证言分别证实了王雷于2012年4月至10月间向前述人员所在公司拆借资金用于缴纳承兑汇票保证金的情况。15、武汉市公安局东湖风景区分局、天门市公安局分别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公安机关于2013年6月11日在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玛雅海滩酒店720室抓获王雷，于同月19日在武昌鼎杰奥迪4S店抓获彭兵。16、鄂汉检技鉴（2014）15号司法会计鉴定书证实，2012年3月至10月，武汉众新联共从青山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53张，金额4.6亿元，均已背书贴现，风险敞口3.22亿元。已偿还风险敞口本金及部分逾期罚息3.17亿余元，尚欠交行青山支行垫支的银行承兑汇票风险敞口本金700万元未归还。天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4.6亿票据承兑情况说明》及《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证明》、《武汉太元国科实业有限公司证明》证实，武汉众新联在青山支行办理4.6亿元承兑汇票后，累计还款1.74亿元，担保方吉林成城还款1.932亿元。青山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行认为武汉众新联于2012年3月21日至9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已由武汉众新联及担保人吉林成城还清，仅有2012年10月10日武汉众新联开具的1000万元承兑汇票尚欠700万元未还。17、被告人王雷的供述：我实际控制的公司有武汉众新联、华特变压器、百邦商贸、专顺储运、鑫源鑫日铁、雷源商贸共6家。其中，武汉众新联是我的独资公司，于2006年成立，主要经营钢材、矿石、煤炭业务。我是总经理，财务部的负责人是我嫂子时代，业务部由余德明和彭兵负责。2011年底，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谢某，谢说他可以代表吉林成城的董事长成清波跟我谈业务，我就通过谢某与吉林成城合作做煤炭生意，我公司提供平台和保证金，对方提供贷款担保，由我公司向交行青山支行申请4亿元的授信用来做煤炭生意。吉林成城收购我公司30%的股权，谢某还要拿一些钱出去用，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向银行贷款需要提交的与上、下游公司的购、销合同，谢某代表吉林成城指定了山西岢岚、山西晋华、浙ＸＸ宇这3家上下游公司，我公司自己找了榆次国新和黄冈顺翔2家公司。我们按照银行的授信额度与这些公司签订意向性的合同，然后再按照当时的煤炭价格来签定具体的单笔合同。要取得授信，首先必须要我公司自身过硬，没有不良贷款，其次要有足够的抵押或者担保，必须由吉林成城担保70%的敞口部分，自己预交30%的保证金。经贷前调查及审批，我公司于2012年年初取得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期间，我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吉林成城的担保证明等材料。至于我们与浙ＸＸ宇等上下游公司的购销合同，都是先收集他们的旧合同，然后通过电脑合成新合同的方式伪造的。我公司则根据申请的金额提供相应的分合同，比如需要银行出具1亿元的承兑汇票，我就会提供一份与榆次国新签订的18万吨煤炭供货合同，至于交易时就以交易的实际数量为准。由于对方公司不肯收承兑汇票，所以承兑汇票均没有按照在银行办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的规定使用，只是履行了小部分合同，大部分的资金回笼后被我挪作他用。我总共开了6笔共4.6亿元承兑汇票，每一笔的贷款申请手续都是我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办理，包括《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等相关手续。第一笔承兑汇票是青山支行于2012年3月21日开给黄冈顺翔的7400万元，经过几家公司背书后由中铁公司贴现，扣除贴现费用后，资金回到我公司的账户。按照我公司与山西岢岚签订的合同，我跟山西岢岚进行一次煤炭交易，打过去2000多万元的购货款，实际成交了1000多万元，他们给我公司开具了10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剩余的运输发票等费用还没有给，为此我们起了纠纷，一直拖到现在。我这1000多万元的煤卖给了浙ＸＸ宇，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浙ＸＸ宇的货款。第二笔承兑汇票是青山支行于2012年3月23日开具给山西岢岚的1亿元，由时代找公司贴现后回笼，山西岢岚并未收到这1亿元的承兑汇票。第三笔承兑汇票是青山支行于2012年6月12日开具给黄冈顺翔的1亿元，也是由时代找公司贴现后回笼。第四笔承兑汇票是青山支行于2012年9月14日开具给榆次国新的1.26亿元，第五笔承兑汇票是青山支行于2012年9月28日开具给榆次国新的5000万元，第六笔承兑汇票是青山支行于2012年10月10日开具给榆次国新的1000万元，这三笔合计1.86亿元都是交由谢某找票据公司贴现的，贴现后资金回到我公司了。我贴现回来的资金首先是归还30%的保证金，第二支付贴现利息，第三做真实的买卖，第四被谢某借走了将近1亿元的资金，第五归还以前的借款。4.6亿元贷款中只有小部分用来做煤炭生意，其他的资金都用于公司的正常周转。前两次开具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是自有的，第三次起就是拆借的。18、被告人彭兵的供述：我在武汉众新联负责煤炭业务。2011年11月左右，我根据王雷的要求听张某甲讲了他过去做煤炭生意的经验，具体就是从山西、内蒙古那边的矿上买煤，用汽车拉到山西岢岚火车站，再运到京唐港，然后销售给一些电力公司。张某甲、王雷等人商议，可以由吉林成城、武汉众新联、浙ＸＸ宇合作，销售收入按照三三四分成。2012年1月，张某甲带我到内蒙古的伊丰矿、山西的岢岚、河北的秦皇岛、京唐港、北京这条线路去考察了一遍。我还代表武汉众新联与山西岢岚、山西晋华、中建材国际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2012年初，武汉众新联要在交行青山支行申请授信，王雷安排我按照三条购销的线路伪造合同，一条线的上游公司是中建材国际，下游公司是武钢国际；第二条线的上游公司是山西岢岚，下游公司是浙ＸＸ宇；第三条线的上游公司是山西井坪集运站，下游公司是山西晋华。具体模式就是从上游公司买煤炭进来，然后卖给下游公司，每份合同的总价值要超过1亿元。我说合同可以伪造，但是没有印章，王雷叫我去找张某甲，我就打电话给张某甲说做出来的合同上涉及到6家公司，均没有印章，他说他有印章的模板（山西岢岚、广东电力、浙江富兴、山西井坪集运站、山西晋华、浙ＸＸ宇的合同专用章），然后就传到我的电子邮箱了。而武钢国际、中建材国际合同专用章的印模我们公司原来就有。我按照王雷的要求拟定合同以后，跟王雷说我不会把电子版印章“盖”到合同上去，王雷就叫我找陈某。我把6家公司的印模传给了陈某，然后让她把这些红色的印模加到我拟定的合同上。陈某把合同打印出来后，我就拿去交给王雷。王雷把这些合同交给陶某找银行办理授信，但是陶某拿去以后回来又说不合格，要由我来修改。王雷后来又追加了广东电力工业等公司作为下游公司要我伪造销售合同，直到2012年3月才没有再修改。申请授信的过程中，银行的业务员没有找我核实合同。我不知道银行的贷款出来后如何使用的，都是王雷在指挥运转。我仅参与了山西岢岚1000多万元的交易，那是2012年4月中旬我以黄冈顺翔名义与山西岢岚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2012年7月我又代表武汉众新联与浙ＸＸ宇签订了一份1.6万吨煤炭的销售合同，其他的我都没有参与。19、（2015）武昌司矫审评字第036、088号《非监禁刑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经调查评估，被告人王雷、彭兵均符合适用非监禁刑的条件，社区矫正机关愿意接受两人为社区矫正对象。关于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及被告人王雷的辩护人均提出，指控武汉众新联伪造与上、下游公司的购、销合同，并用于骗取授信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青山支行提供的武汉众新联用于申请授信的合同及证人彭某乙的证言证实，武汉众新联为取得授信向青山支行提供了其与中建材国际等8家企业的供货或销售合同，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向彭兵提供了前述部分企业的印章（电子版）用于伪造合同，证人陶某、陈某的证言证实，武汉众新联提供给银行用于融资的合同均系被告人彭兵伪造，印章系陈某通过电脑添加，鄂公刑鉴文字（2013）34号、35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分别证实，武汉众新联提供的《煤炭供需合同》上山西岢岚的印章及王某乙的签名均系伪造，被告人彭兵对于受王雷指使伪造前述合同的事实供认不讳，故公诉机关指控前述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对辩护人所提前述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及被告人王雷的辩护人均提出，出具4.6亿元承兑汇票的青山支行并未发生损失，武汉众新联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公诉机关未举出证据证实银行已将武汉众新联下欠的700万元作为损失处理，也未指控武汉众新联的行为给银行造成了损失，银行根据《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仍然有权向武汉众新联、吉林成城等债务人追偿，但武汉众新联骗取票据承兑的金额达到4.6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立案追诉，故目前虽不能认定武汉众新联的行为给银行造成了损失，但其骗取票据承兑的金额巨大，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辩护人所提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以欺骗手段取得了青山支行4亿元的授信额度后，为了向银行提供贸易背景并应对监管，被告人王雷与黄冈顺翔的戴某商议合作开展煤炭贸易，并分别伪造了武汉众新联、黄冈顺翔对葫芦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港集团”）的《货权转移证明》。2012年8月2日，武汉众新联与黄冈顺翔、榆次国新签订了虚假的混煤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武汉众新联按每吨663元的价格（含税价，下同）销售混煤7.6万吨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按每吨666元将7.6万吨混煤销售给榆次国新，榆次国新再按每吨670元的价格将7.6万吨混煤销售给武汉众新联。武汉众新联、黄冈顺翔、榆次国新进行三方资金循环，资金最终流回武汉众新联。2012年8月9日至16日，武汉众新联向黄冈顺翔开具《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注明销售混煤7.6万吨，价款43066666.52元，税款7321333.48元，价税合计50388000元。2012年8月9日至10日，黄冈顺翔向榆次国新开具《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注明销售混煤7.6万吨，价款43261538.43元，税款7354461.57元，价税合计50616000元。2012年10月12日至23日，榆次国新向武汉众新联开具《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75张，注明销售混煤7.6万吨，价款43521366.75元，税款7398633.25元，价税合计50920000元。三方发生了资金流转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纳税。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证人彭某乙的证言：我行进行贷后检查的方法就是收集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提供的销项增值税发票。武汉众新联提供的每一笔承兑汇票到期以后我都检查了该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但是没有一笔承兑汇票出去以后的增值税发票是完整的，王雷的解释是因为煤炭有质量争议，没有完全交割，所以都没有收集起来，只提供了黄冈顺翔、榆次国新等公司的部分发票，还提供了两份葫芦岛一仓库的煤炭库存证明，称武汉众新联有几万吨的煤放在那里。2、证人陈某的证言：余德明于2012年8月叫我伪造了两份《货权转移证明》，一份是武汉众新联对葫芦岛港集团的《货权转移证明》，内容是武汉众新联将堆放在葫芦岛港的7.6万吨煤炭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黄冈顺翔；另一份是黄冈顺翔对葫芦岛港集团的《货权转移证明》，内容是武汉众新联已将堆放在葫芦岛港场地的7.6万吨混煤所有权转让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又将该批货权全部转让给榆次国新。葫芦岛港集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印鉴变更申请表证实，该公司与榆次国新、武汉众新联、黄冈顺翔没有业务往来，也没有给上述公司出具过入库凭证，武汉众新联提供的入库凭证格式、编号均与该公司凭证不符，该公司没有收到上述公司的《货权转移证明》。3、证人王某丙的证言：2012年我公司（即榆次国新）和武汉众新联有过一笔7.6万吨的煤炭交易，由武汉众新联卖煤炭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卖给我们，我们再卖给武汉众新联，就这样走了一圈，货物没有动。黄冈顺翔卖给我公司的这批煤炭总共是7.6万吨，进价每吨666元，黄冈顺翔在2012年8、9月的时候总共开具了总价50616000元的增值税发票。我公司卖给武汉众新联也是7.6万吨，每吨670元，于2012年10月总共开具了400多份增值税发票，总价50920000元。起初，因为这笔交易金额太大，我公司和税务局都没有见到货物，况且对方还说支付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榆次区国税局不同意做这笔交易，为此还专门向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国税局稽查科发了增值税抵扣凭证协查函核实，最后收到复函以后，才同意我们做了这笔交易。武汉众新联于2012年9月11日转款2300万元到我公司账户，我公司马上给黄冈顺翔转过去2286万元。2012年9月19日武汉众新联转款1000万元到我公司账户，我公司马上给黄冈顺翔转过去994万元。2012年9月20日武汉众新联又转款1792万元到我公司账户，我公司马上给黄冈顺翔转过去1781.6万元。我公司和武汉众新联没有其他业务往来。相关事实，得到了证人马某、戴某的证言及《煤炭买卖合同》的证实。证人戴某还证实，黄冈顺翔在这笔交易中收到武汉众新联开出的价税合计50388000元增值税发票，对榆次国新开出了价税合计50616000元增值税发票，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全部到黄冈市国税局抵扣税款了。相关事实，得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明细》、《认证结果清单》等书证的证实。4、鄂汉检技鉴（2014）15号司法会计鉴定书证实，武汉众新联于2012年8月9日至16日，开具《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价款43066666.52元，税款7321333.48元。接受榆次国新20**年10月12日至23日开具的《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75份，价款43521366.75元，税款7398633.25元。该笔业务有货款结算，产生了资金流，资金流动方向是从最终的购买方武汉众新联流出，经榆次国新和黄冈顺翔后，再回到最初的销售方武汉众新联。武汉众新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纳税。5、被告人王雷的供述：武汉众新联从青山支行开出承兑汇票，需要提供进行贸易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我公司一直没有将银行资金用于实际贸易，所以不能提供足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又在催交。为了能够得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做了一笔循环贸易。2012年8月，武汉众新联、黄冈顺翔以及榆次国新三方签订合同，由榆次国新以670元／吨的价格将7.6万吨煤炭卖给众新联，众新联再以663元／吨的价格将7.6万吨煤炭卖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再以666元／吨的价格将7.6万吨煤炭销售给榆次国新。资金由武汉众新联付给榆次国新，榆次国新扣除差价后将资金付给黄冈顺翔，黄冈顺翔扣除差价后将资金转回到武汉众新联。三方都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没有实际的货物交易，我公司在三方交易中是亏损的。关于王雷的辩护人提出，武汉众新联虽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是并未造成税款流失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戴某的证言、鄂汉检技鉴（2014）15号司法会计鉴定书及《认证结果清单》等书证均证实，武汉众新联等三家公司在指控的循环交易中开具和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到税务机关办理了认证，但是否将进项税额抵扣税款造成税款流失，公诉机关并未指控，也未举出相关证据，故该笔“循环交易”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事实不清，故对辩护人所提该项辩护意见，部分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以伪造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4亿元的授信额度并多次累计办理4.6亿元的承兑汇票，至案发仍未归还银行700万元本金，严重危害了银行资金的安全，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被告人王雷和彭兵分别作为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对该单位所犯骗取票据承兑罪承担罪责，其行为均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被告人王雷和彭兵犯骗取票据承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对武汉众新联及王雷的辩护人提出武汉众新联的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武汉众新联在骗取银行授信后，与黄冈顺翔、榆次国新三方相互签订虚假的循环购销合同，在没有货物交付的情况下循环交易，并按照交易额对外开具和接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还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武汉众新联及王雷的辩护人所提武汉众新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鉴于该行为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情节轻微，且武汉众新联系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来实现继续骗取银行票据承兑的目的，该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相互牵连，可作为骗取票据承兑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不必要单独判处刑罚。王雷、彭兵到案后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对彭兵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王雷、彭兵均具有悔罪表现，经社区矫正机关调查，均符合适用非监禁刑的条件。综上，根据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和被告人王雷、彭兵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及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王雷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彭兵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徐毅人民陪审员余泽阳人民陪审员肖丽君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潘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