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闽民申21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秀娟，女，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孟昭斌，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兰圃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任继敏，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陈秀英，女，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再审申请人张秀娟因与被申请人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发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陈秀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的（2015）榕民终字第4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秀娟申请再审称:（一）澳发公司通过张秀娟借款用于生产资金周转属实，一二审法院判决未审查该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张秀娟提交的《借款确认书》中有澳发公司的盖章、全体股东包括陈秀英的签字、捺印确认，是澳发公司向个人借款事实的确认，也是全体股东确认对外借款事实。因此《借款确认书》真实、合法、有效。《借款确认书》确认：一是澳发公司自开业以来因生产资金周转困难通过股东及股东亲属对外借款用于投资生产周转。二是截止2013年3月29日澳发公司通过股东及股东亲属共对外借款639万元，月息104350元。三是还款及月息由全体股东承担。四是澳发公司股东任继敏、刘荣贵、任天俤、陈秀英一致同意并签字捺手印。五是澳发公司盖章确认以上事实。即使张秀娟与澳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股东存在亲戚关系，也不影响《借款确认书》的效力，不能否认澳发公司通过股东及股东亲属包含张秀娟实施民间借款用于生产资金周转的事实。2.澳发公司出纳任某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确认收到再审申请人的借款款项，涉案款项均有澳发公司向张秀娟出具了由其盖章确认、追认并由其监事刘荣贵以及陈秀英的丈夫陈孝银签名的《收款收据》，结合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流水、出借人的证明、澳发公司支付利息记录等证据足以证实张秀娟具备出借借款的经济能力，并已经将借款交付给澳发公司的事实。张秀娟如果没有将借款出借给澳发公司，澳发公司不可能向其支付利息。且支付数额也是经过全体股东同意。上述凭证足以证明其已经将借款交付给澳发公司。澳发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财务人员的实际操作方式并不影响借贷合同的实际履行。3.张秀娟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澳发公司与严秀芳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为二审新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实澳发公司向严秀芳借款182万元，该案涉及的借款事实也包含在《借款确认书》所确认的澳发公司对外借款总额639万元中。该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该生效判决确认《借款确认书》和《借款明细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以此认定澳发公司通过严秀芳借款用于生产周转的事实。本案借款过程与严秀芳借款过程一样，严秀芳的借款事实和债权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作为同一份《借款确认书》和《借款明细表》确认的不同出借人，未能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4.即使一二审判决仅认定56.7万元进入澳发公司的账户，但同时也证明了56.7万元资金通过其对外借贷直接汇入公司账户或通过出纳任某的账户再进入公司账户的事实。该事实与《借款确认书》所确认的事实是相符的，所以应认定其所主张的事实。（二）张秀娟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证据间均存在关联性与一致性，都证明了其已将借款本金交付澳发公司，借款合同生效的事实。其已经完成了法律规定的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其举证责任。1.一审判决认定其提供的2011年4月30日至2012年3月28日期间的《收款收据》盖有“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样式公章，不合常理，涉嫌造假，且其未提供款项已交付澳发公司的凭证，故对上述《收款收据》均不予采信。该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上述《收款收据》有公司监事刘荣贵及陈秀娟丈夫陈孝银的签字，在刘荣贵以及陈孝银未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明显属主观臆断。其次，澳发公司在《收款收据》上补盖“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公章的行为，只是对债务的追认，不存在不合常理、涉嫌造假之说。陈秀英只以公司名称变更时间判断《收款收据》涉嫌造假，显然与澳发公司盖章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再次，澳发公司对《收款收据》上公司印章不持异议，且对债务的存在也不持异议。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在没有证据证实所盖公章是虚假的情况下，应依法认定《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的要求，本案中张秀娟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中的时间以及金额与澳发公司盖章并由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借款确认书》和《借款明细表》一致，相互佐证，证明了澳发公司对外借款的实际金额。张秀娟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了借款当天其确实拥有向澳发公司支付借款的能力。张秀娟提交的《澳发公司支付利息的凭证》证明了澳发公司履行了借款合同中关于支付利息的义务，其已经依法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举证义务并证明了借款合同生效的事实。3.二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加重了张秀娟的举证责任。在澳发公司已经自认借款事实及金额的情况下，澳发公司的出纳任某在一审时根据澳发公司和陈秀英的申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充分证明了澳发公司对外借款的真实性，一二审法院以实际进入澳发公司账户的金额56.7万元认定实际的借款数额，且二审法院要求其对“款项实际用于公司何种经营支出及资金具体流向进一步举证”。这一举证要求已经超出了其举证能力。首先，在仅有任某证言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以此为由判断其有举证能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要求其对澳发公司收款或资金用途举证，必须考虑其对公司财务账册等是否具有可控性、可取得性。其并非财务账册的保管者，从陈秀英提交的审计材料证据看，公司账册及印章保管、使用均由其他三名股东掌握。唯有让实际控制公司账务账册和公章的澳发公司提供证据才能体现举证责任的公平性。再次，陈秀英在一审时曾对澳发公司提出对公司账册进行证据保全。澳发公司作为公司账册的持有人，不提供公司账册，一审法院未依职权保全本案关键证据，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该责任不应由其承担。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二审法院庭审后要求澳发公司于庭审后七天内提供财务凭证，但澳发公司拒绝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依法推定澳发公司确实收到其借款并用于公司经营。（三）澳发公司出纳任某开立个人账户作为保管澳发公司现金的专用账户，其资金进入该账户即应认定为公司收到其借款。其转入的借款共计181万元，有完整的银行转账明细，并与《收款收据》一一对应，应认定为其向澳发公司交付的借款。1.任某在一审庭审时证实其开设的个人账户用于澳发公司经营需要，全体股东均知情，澳发公司亦确认该账户系用于公司经营的账户。2.另严秀芳为出借人的案件中，严秀芳提交的《收款收据》、《转账凭条》均被法院采纳。该案判决已经生效。3.陈秀英否认知道任某开设个人账户供澳发公司使用没有事实依据。一是陈秀英担任公司经理职务，主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财务负责人提请陈秀英聘任，陈秀英的丈夫陈孝银于2012年6月之前都在公司负责经营管理，陈秀英知道任某开设的个人账户供公司使用。二是陈秀英在《借款确认书》中签字确认，没有提出异议。三是《股东会会议记录》证实陈秀英在股东会中没有对澳发公司对外借款是否存在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对公司对外借款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异议。四是陈孝银于2014年开始就经营管理澳发公司，澳发公司通过任某对外支付借款利息直至2014年12月份，陈秀英至今未提出异议。五是陈秀英在二审中未到庭，其诉讼代理人并未表示对任某账户的使用情况不知情，而是询问陈孝银后回答“不知道”。故该回答并非来自于陈秀英本人，而是陈孝银，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六是即使陈秀英不知情，也不影响澳发公司借贷合同的成立、生效。不能否定澳发公司向其借款的事实。澳发公司内部账务管理制度以及财务人员的实际操作及法律后果不及于债权人，如确实存在陈秀英股东权益受损的事实，与本案无关，陈秀英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4.其转入账户和出纳任某账户的借款共计181万元，有完整的银行转账明细与《收款收据》一一对应，均应认定为澳发公司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四）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与严秀芳案不宜采用同一证明标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秀芳系澳发公司股东任天俤之妻，也是任某的母亲，有能力获得澳发公司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借款真实性。但法院不要求严秀芳进一步举证，因严秀芳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证明借贷事实存在。本案中其并非公司股东，也无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所有股东目的是逃避还款责任。且二审法院如何认定其在本案中怀有恶意而让其进一步举证？应承担举证责任的澳发公司未能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却未承担不利后果。二审法院以双重标准作出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加重了其举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张秀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张秀娟与澳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继敏系母子关系，张秀娟与任继敏于一审庭审中均陈述张秀娟系澳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澳发公司的《股东会议记录》证实任继敏在澳发公司于2015年1月25日召开的股东会上说明其在公司中所担任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均是挂名的；原审第三人陈秀英的配偶陈孝銮在股东会上说明张秀娟负责澳发公司财务。证人任某在一审庭审中当庭证实张秀娟是澳发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总经理，2011年12月之前张秀娟担任澳发公司出纳，之后由其担任出纳并保管公章，其与张秀娟系婶侄关系。因此，原判认定张秀娟与澳发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仅以澳发公司及其股东的自认确认款项实际出借有事实依据。
其次，张秀娟提供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4年3月7日，加盖有“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拟证实澳发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了其向案外人林凤等人的借款均转借给公司用于生产经营。但“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的名称系于2012年6月1日由“福州澳发机械有限公司”变更而来。张秀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澳发公司向其借款时并未出具借条，澳发公司向其确认2011年至2013年3月29日的借款时系依据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款收据》。张秀娟的诉讼代理人陈述“虽然收款收据上有他人的名字，但这是原告为了辩明款项来源及支付借款利息方便而在借款给公司时特别要求公司这样写的。”以上陈述证明张秀娟及其诉讼代理人承认《收款收据》系借款给公司时出具并作为公司向张秀娟确认借款的依据。张秀娟申请再审时提出“澳发公司在《收款收据》上补盖“福建澳发机械有限公司”公章的行为，只是对债务的追认”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矛盾，难予采信。故2012年6月1日公司名称变更之前的《收款收据》上加盖有变更后公司名称的公章，不符合客观实际。原判对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2年3月27日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并无不当。
再次，对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至2014年3月7日的《收款收据》中，张秀娟能够提供汇款凭证证实相应款项进入澳发公司账户的部分，可以认定张秀娟已经向澳发公司交付了该部分出借款项。但对于只能证实相应款项进入了张秀娟本人账户或公司出纳任某个人账户的部分，虽然证人任某证实其设立该个人账户系专门用于“存放公司现金”，但其同时证实其系“根据公司领导张秀娟的要求办事，对具体的情况不大了解。”且其开设个人账户用于存放公司资金系其个人行为，并未得到澳发公司的明确授权，陈秀英作为公司股东之一，也否认知道上述账户使用情况。故证人任某的证言并不能证实进入其账户的款项系用于公司经营。同时张秀娟作为澳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该部分款项实际用于公司经营。故原判未予认定该部分款项已经交付给澳发公司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张秀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秀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建阳
审 判 员 胡伟荣
代理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尤惠丽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