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1326民初520号原告：盛中信，男，汉族，1953年9月4日生，住淅川县。委托代理人：王青山，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李同会，男，汉族，1969年4月22日生，住淅川县。委托代理人：崔浩，北京市远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陈占基，男，汉族，1964年8月15日生，住淅川县。第三人：王同瑞，男，汉族，1947年7月25日生，住淅川县。第三人：李华珍，女，汉族，1957年12月3日生，住淅川县。原告盛中信诉被告李同会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2017年4月7日被告李同会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陈占基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4月18日王同瑞、李华珍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也向法庭提出申请，请求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追加陈占基、王同瑞和李华珍为本案的第三人。原告盛中信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青山、被告李同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浩和第三人陈占基、王同瑞、李华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盛中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李同会支付原告人民币本金27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12月16日至还清之日的借款利息；（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6万元的利息6060元（利率为月息1分，自2015年12月16日计算至2016年12月4日）；（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16日之前，第三人陈占基曾向原告借款33万元一直没有偿还。2015年7月16日，陈占基将该笔债务转移由李同会承担，李同会当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约定月息1分，2016年12月30日还清。李同会出具借条后，截止到2015年12月15日共支付了5个月利息，未付本金，后于2016年8月21日至12月4日偿还了6万元本金，但未付6万元利息。到期后，经多次催要，被告借故不还。原告盛中信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7月16日李同会出具给盛中信的33万元借条。以证明，原告盛中信、被告李同会和第三人陈占基达成了33万元的债务转移协议。（2）2017年2月16日陈占基就该借条所作出的情况说明.证明方向同上。（3）2016年1月8陈占基在淅川县处非办写给李同会的信函。以证明33万元债务转移到被告李同会名下。（4）2017年4月10日，陈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方向同证据（3）（5）2017年4月11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帐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的打印件（户名：李华珍）。以证明李同会已经履行了债务转移协议的部分义务。（6）证人陈某、周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王同瑞、李华珍多次到县处非办反映，并通过县处非办协调，李同会认可33万元债务已转移到其名下。被告李同会辩称：（1）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出示的借条并未实际支付，我也没有支付过利息，原告仅凭一张借条不能证明债务转移。（2）我与陈占基协调，经陈占基同意，我用其在矿山投资的股份钱还陈占基所欠的债务，按陈占基的要求给了李华珍6万元，从未向原告支付6万元本金。（3）陈占基涉嫌非法集资，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中止审理。李同会为支持其辩称，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7月16日，陈占基向李同会出具的借条。以证明，借条明确注明盛中信、金亮停两人的钱由陈占基负责偿还。（2）2015年6月1日陈占基书写的一份证明。以证明，李同会在陈占基公司所借的35万元以用于在内蒙古矿山的投资，李同会与陈占基不存在借贷关系。第三人陈占基述称：李同会在我公司借款三次累计共70万元，因他一直未还，我们就商量这笔钱在他开的矿山中算合伙入股。后来我搞投资公司，外面有债务，我就让他给我接点债务，他给我接了59万元的债务，其中包括盛中信的33万元。第三人陈占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王同瑞述称：盛中信起诉的33万元中有我18万元，因此我应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同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李华珍述称：盛中信起诉的33万元中有我6万元，虽然李同会把本金6万元还我了，但未支付我利息，因此我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李华珍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上述证据均当庭出示、证人均出庭作证，并经各方当事人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1）、（3）、（5）、（6）证据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2）因第三人陈占基已经参加诉讼，证据（4）因证人陈某已出庭当庭作证，本院认为属重复举证，不予评价。本院对被告提交的上述（1）、（2）证据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讼争的事实已成既往，法庭不可能逆行时间隧道回到过去而亲临现场，也不能因此而拒绝裁判。只能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的质证意见及陈述，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最大限度的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判断和评价。本案中，通过各个诉讼环节的进行，法庭可以确认以下事实：第三人陈占基系淅川县信用合作联社职工，陈以其妻子名义成立了兴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兴业投资公司），对外吸收资金，进行投资经营，而公司的实际运作控制人为陈占基。原告盛中信是兴业投资公司的业务员，对外为公司揽储。2015年7月16日，原告盛中信与第三人陈占基、被告李同会达成协议：以盛中信名义揽储的33万元，由李同会对准盛中信偿还。李同会为此给盛中信出具了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盛中信现金叁拾叁万元整（330000元），还款时间为农历2016年12月三十日前还清（息壹分）。借款人：李同会。2015年7月16日”。该借条的后面附有李同会的手机号码。同时，该借条李同会的签名之后还有以下内容：“此笔借款由我负责收回。陈占基，2015.7.17号”。陈占基在庭审中述称，他这样写是对盛中信的一个承诺。另查明，以盛中信名义揽储的这33万元中，有第三人王同瑞18万元和第三人李华珍6万元，盛中信自己有9万元。由于兴业投资公司不能及时兑付借款，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淅川县处非办于2015年12月初成立了兴业投资公司工作专班，专门负责处理该公司的涉嫌非法集资事宜。该专班由淅川县信用联社工作人员陈某、淅川县公安局民警周某等人组成。原告盛中信和第三人王同瑞、李华珍曾多次到兴业投资公司工作专班反映问题，陈某、周某等人曾召集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协调处理。2016年8月21日至2016年12月4日，被告李同会往第三人李华珍的农村信用联社银行卡汇款6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盛中信与被告李同会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原告方及第三人认为，本案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陈占基对盛中信所负的33万元的债务，已于2015年7月16日转移到了李同会的名下，因此李同会对盛中信负有履行该笔债务的义务。而被告方则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李同会通过第三人陈占基向原告盛中信借款33万元，因盛中信未实际支付借款，双方的借款法律关系未形成，因此李同会不负有向盛中信履行33万元的义务。本院结合原、被告举证情况和庭审中各方的质证意见及庭审陈述，认为原告盛中信的诉讼主张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可以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陈占基之间系债务转移合同关系。为此，本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该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做出了相应的事实认定。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盛中信所主张的事实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根据该规定，结合原告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评析如下：（1）关于原告提交的2015年7月16日李同会给盛中信出具的借条。本院认为，借条，一般情况下体现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但现实生活中受制于当事人对民事行为的法律认知水平，在民事活动中借条也可能成为其他法律关系的载体。本案中，原告盛中信在陈述中表示：之所以要求被告打借条，是因为第三人陈占基将欠原告的33万元借款“磨帐”给被告李同会，李同会也同意，这就相当于我借给李同会33万元，因此让李同会出具了借条，李同会也就按我的要求出具了借条。本院认为，原告盛中信的这一主张也存在可能性。（2）关于淅川县处非办工作人员陈某、周某当庭的证言。证人陈某、周某在出庭作证中陈述，兴业投资公司工作专班开展工作过程中，本案原告和第三人王同瑞、李华珍多次到工作专班反映，二位证人协调过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了解到2015年7月16日陈占基将对盛中信的33万元债务转移到李同会名下的情况。二证人还见证了陈占基2016年1月8日在县处非办给李同会的信函形成情况。（3）关于陈占基2016年1月8日在县处非办给李同会的信函。该信函在县处非办的工作人员参与下形成，可进一步说明2015年7月16日债务转移存在的可能性。（4）关于李同会2016年8月21日至12月4日分批付给李华珍6万元的事实。该事实也印证了李同会在原告和第三人李华珍、王同瑞的催促下，已实际履行了债务转移协议的部分义务。（5）原告和第三人的当庭陈述与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的举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主张的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转移的构成要件，使法庭有理由确信本案债务转移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主张的举证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二）被告李同会对原告主张的反驳和被告所举证据并未达到使本案所待证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根据该规定，结合被告及其代理人的辩解和提交的证据，评析如下：（1）被告李同会及其代理人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7月6日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存在未实际履行借款的借贷关系，而非债务转移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的这一主张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如上所述，原告盛中信关于债务转移的主张也存在可能性。原、被告双方就借条的主张，既都有可能性，也都有瑕疵。原告的瑕疵在于，既然陈占基将欠原告的33万元借款“磨帐”给被告，原告要求被告打“欠条”更符合实际。被告的瑕疵在于：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在未收到借款的时不会向贷款人出具借条；另，被告既然给原告打了借条，在没有实际收到款的情况下，按常理要么催要借款，要么收回借条，但被告在全部诉讼过程中并未有这方面的陈述和举证。综上，此种情况下判断哪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更具可能性，还要结合双方的其他证据进行评价。（2）被告李同会向法庭提交的陈占基在2015年7月16日给其出具的借条中注明“盛中信、金亮停两个客户的钱由我负责偿还”。被告李同会及其代理人认为，原告盛中信的33万元应由陈占基负责偿还。对此，本院认为，该约定只是其与陈占基的约定，对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其他人无约束力，不影响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3）被告李同会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6月1日，陈占基给李同会出具的一个说明。本院认为，该说明可以证明陈占基认可李同会在兴业投资公司所得的35万元已用于二人生意上的投资，计入陈占基的投资股份，说明李同会与陈占基有生意上的合作关系，但与被告的主张关联性不强。相反，可以说明陈占基将债务转移给李同会存在现实基础。（4）被告及其代理人辩称，原告盛中信是借钱给兴业投资公司而非陈占基本人，因此陈占基将公司债务作为个人债务转移不符合实际。对此，本院认为，陈占基认可自己是兴业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人，盛中信作为公司的揽储人员，在公司不能兑付的情况下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占基还款，符合实际情况。陈占基将公司债务作为个人债务进行转移也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5）就被告李同会往第三人李华珍银行卡上汇入6万元的事实，被告及其代理人认为该6万元只是应陈占基的要求打给李华珍的，与盛中信的33万元无关。本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争议的33万元中有6万元是李华珍的，李同会打入李华珍银行卡上的钱，正是该6万元。这一点盛中信、李华珍、陈占基均予以认可。故被告方关于支付给李华珍的6万元与盛中信无关的辩解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李同会所举的证据及辩解未达到使“债务转移的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相反，原告盛中信围绕诉请所举证据与被告李同会的反驳原告主张所举证据相比有较大的优势。故被告李同会的主张不予支持。本院认为：（1）被告李同会应及时向原告盛中信支付27万元。盛中信与李同会及第三人陈占基之间既然达成了33万元的债务转移协议，各方就应当按照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定，及时全面的履行协议。李同会已经履行了6万元，尚未履行的27万元应及时履行。原告盛中信对被告李同会的这一主张应予支持。（2）原告诉请的利息部分不应支持。原告在庭审中陈述：2015年7月16日之前，案外人（第三人）陈占基曾向原告借款33万元一直没有偿还，2015年7月16日，陈占基将该笔债务转移由李同会承担，李同会当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约定月息1分。结合李同会2015年7月16日给盛中信出具的借条，可以看出，陈占基与李同会约定转移的债务是33万元，而没有涉及利息部分，借条中的利息是李同会与盛中信之间的约定。2015年7月16日李同会给盛中信出具的借条中有“（息壹分）”的字样，本院认为该利息的约定属约定不明。该处的“息壹分”，没有明确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内的利息还是履行期限外的利息，也没有明确是年利息还是月利息。本案中利息约定不明时应如何处理，本院认为，本案系金钱给付之诉，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按没有约定利息处理。因此，原告盛中信向被告李同会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如果原告盛中信认为该33万元债务在转移前与原债务人在借贷关系的形成过程中约定有利息，其对于该利息的主张可向原债务人提出。（3）被告李同会认为，本案第三人陈占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本案应中止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债权债务关系的双方是原告和被告，第三人陈占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犯罪，与本案的处理关联性不大，中止诉讼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同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盛中信人民币27万元。驳回原告盛中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8元，由被告李同会承担5070元，原告盛中信承担93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胡建成审判员  谢蕊娜审判员  付天勇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凌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