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10民终1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维伟，男，198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侯马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静，女，198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侯马市，系何维伟之妻。
以上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涛，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男，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侯马市。
委托代理人：杨国庆，山西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德龙，男，197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侯马市。
委托代理人：魏红星，山西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春霞，女，197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侯马市，系沈德龙之妻。
委托代理人：张欣，山西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维伟、张静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6）晋1081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维伟及其与上诉人张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涛，被上诉人李俊的委托代理人杨国庆、被上诉人沈德龙的委托代理人魏红星、被上诉人尚春霞的委托代理人张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14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何维伟银行卡转账15万元，2014年6月11日原告向被告何维伟银行卡转账49万元，两次共计64万元，转账用途一栏均写明为借款，说明何维伟对此款为借款一事是知情的；庭审中被告沈德龙与何维伟均承认双方是共同的生意伙伴，并且两人多次因为生意需要向原告借款到原告办公室谈论借款事宜，借款汇到何维伟卡上后，何维伟并没有如数的交给沈德龙，而是和沈德龙商议后用到共同生意上的款项支付，所以该借款的实际用途是用于被告沈德龙与何维伟共同生意；更为重要的是庭审中原告称何维伟在2014年8月曾给原告送过一次利息现金23000元并且也从何维伟卡上给原告付过借款利息，被告何维伟对此不承认也不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认定为被告何维伟对此事实承认，也就是说何维伟向原告支付了一定数额的利息。所以综上所述，尽管借款条据是沈德龙个人为原告出具，但原告将借款汇至何维伟账户，由被告沈德龙与何维伟共同商议使用，利息有时是沈德龙支付，有时却由何维伟支付，并且沈德龙也称借款属于两人共同借款，可以认定64万元借款为被告沈德龙与何维伟共同借款。
一审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民事借贷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到法律保护，两被告应该在原告催要借款后将借款及利息给付原告，但一直未能给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沈德龙的妻子尚春霞及被告何维伟的妻子张静均未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沈德龙、何维伟的借款明确为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明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被告沈德龙、何维伟的借款均应认定为各自的夫妻共同债务，共同偿还。关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利息月息20000元，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其约定超过月息2%的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沈德龙、尚春霞、何维伟、张静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李俊借款64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4年11月1日计算至付清日止）。如果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8420元，由被告沈德龙、尚春霞、何维伟、张静共同承担。
上诉人何维伟、张静上诉称：1、沈德龙与何维伟不是共同的生意伙伴，不存在所谓的共同生意，原判认定所借款项用于共同生意上的款项支付没有证据。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与沈德龙是合伙关系，上诉人受雇于沈德龙，领取的是工资报酬，是雇佣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原判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不符合合伙的其他条件，且没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明的情况下，仅凭沈德龙指定使用过上诉人的银行卡，就认定是合伙关系，违背相关规定；2、上诉人基于与沈德龙的雇佣关系，受沈德龙委托和指派，向原告支付款项，并不能得出上诉人就是借款人的结论，原判认定上诉人对此事实承认是适用法律错误；3、上诉人与沈德龙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沈德龙借用上诉人的银行卡事出有因。2013年11月-12月间，上诉人购买了一辆二手大众途观越野车，因家人反对，遂将此车以21万元的价格卖给沈德龙，沈德龙当时支付了1万元现金，商定其余等贷款后再给我，其中10万元是付给我的车款，另5万元他有急用。2014年6月10日沈德龙让我跟他一同去李俊处拿车款，他们两人当时说好李俊借给沈德龙50万元，因沈德龙没带卡，说把款转到我的卡上，李俊当时就给我卡上转了49万元，沈德龙给李俊打了借据。沈德龙说先给我付6万元的车款，另4万元过段时间再给我，其余43万元暂留在我卡上，由我根据他提供的账号分别转付，这也就是我向他人支付的原因，是属于受委托代付款项，我并不是借款的当事人；4、原告起诉后，我曾给李俊打过电话，李俊明确说明他知道借款之事与我没有关系，也知道沈德龙付给我车款的事实，他之所以起诉我，仅仅是因为当时款项进入了我的银行卡内，而沈德龙本人联系不到，从未提起过沈德龙与我有过合伙的事。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俊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俊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上诉人与李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上诉人与沈德龙合伙做煤炭生意急需经营资金，二人共同到李俊位于XX的办公室向李俊借款，2014年1月19日李俊向上诉人银行卡转账15万元，2014年6月11日李俊向上诉人银行卡转账49万元，两次共计64万元，转账用途一栏均写明为借款，说明上诉人对此款为借款是知情的。一审中上诉人承认与沈德龙共同合伙经营洗煤厂，并且两人多次因生意需要向李俊借款，借款到上诉人的账户后，上诉人并没有将钱交给沈德龙，而是与沈德龙商议后将借款用于共同生意上的款项支付。因此，可以完全认定64万元借款为上诉人与沈德龙的共同借款。上诉人收到借款后与沈德龙二人怎样使用借款，与上诉人是不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关系，共同借款人即使将16万元借款用于支付了购车款，那么还有43万元在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内，这部分借款仍然是由上诉人与沈德龙共同支配使用，因此，上诉人说自己不是借款的当事人的理由不成立；2、上诉人提出的电话录音证据，与上诉人是不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该电话录音不能反映出双方谈话提及的款项的具体发生时间及金额，并且没有其它证据印证其真实性，因此该电话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沈德龙辩称：1、沈德龙与上诉人之间不是雇佣关系，是合伙关系，双方于2013年底开始就合伙从事煤炭生意，双方之间虽无合伙协议，但是有实际合伙的行为，有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2、与李俊之间的两项借款都是由沈德龙和上诉人二人共同前往借用，在出具借据时，沈德龙要求上诉人共同在借据上签字，但上诉人说转账记录中注明借款就表示已经签字；3、双方在2013年至2015年的合伙期间，沈德龙并未支付过上诉人任何报酬；4、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所说的车辆系双方共同购买，在购买该车辆时沈德龙并未与实际车主见面，而是由上诉人前往谈定价格支付款项，对于该车辆购买的原因是上诉人当时与沈德龙协商称以后贷款如果有车辆会更加容易，基于这个理由沈德龙同意共同购车并由双方确认登记在沈德龙名下；5、上诉人所称电话录音不能全面反映沈德龙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也不能认定李俊在电话中的相关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该录音是在起诉之后；6、上诉人至今没有向沈德龙提供后续支付其他款项的用途去向以及银行支付记录，因此，除16万元以外的其他款项至今仍在上诉人处，故可认定上诉人是该笔借款的共同使用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何维伟是否为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对此既称其与被上诉人沈德龙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又称其与沈德龙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关系，还称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但其对此说法均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几种说法前后不一致，且被上诉人沈德龙不予认可，另一方面从借款转入上诉人何维伟银行卡上之后的支取使用情况看，也不能印证上诉人的说法，综合比较各方陈述的证明力，被上诉人一方陈述的理由对确信上诉人为共同借款人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其证明力大于上诉人陈述理由的证明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2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涛
审判员周峰
审判员张琼
二0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王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