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玉，女，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孝群，女，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魁，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玉因与被上诉人罗孝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红玉、被上诉人罗孝群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罗孝群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罗孝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撤销、改判。1.一审判决对于罗孝群2016年2月24日签署《自愿放弃股权书》的事实认定错误。从内容上看，《自愿放弃股权书》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罗孝群自愿放弃持有的广州红屋饮食有限公司(以下称红屋公司)30％股权；第二，罗孝群提出放弃对价：红屋公司以往和以后所有债权债务及盈亏与罗孝群无关；第三，罗孝群承诺放弃后履行随附义务：协助红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或注销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罗孝群自愿放弃红屋公司股权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自其签署之日即刻生效，其不再享有放弃的红屋公司股权包含的收益权、表决权、决策权、转让权(即通过转让收取转让款的权利)等一切股东权利。故罗孝群在其已经放弃股权的情形下要求李红玉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罗孝群放弃股权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2.一审判决对于罗孝群、彭某作为转让方和李红玉、颜爱容作为受让方于2016年3月4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只不过是罗孝群和彭某事后履行《自愿放弃股权书》中承诺协助红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义务，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的真实交易行为的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原因分析如下：其一，从时间上看《自愿放弃股权书》于2月24日签署，在前，且有罗孝群和彭某承诺协助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内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备案日期为3月4日，在后，目的正是为了履行罗孝群和彭某之承诺。其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转让方包括罗孝群和彭某，彭某承认转受让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仅是弃权人协助公司变更股权备案所为，所谓的转让费是没有的，并且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其三，除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外，李红玉和罗孝群之间并无签署其他股权转让合同，甚至罗孝群据以起诉的合同都是从工商局复印的，如果真如罗孝群所称，有如此巨额交易真实存在，则双方行为实在与常理不合。其四，《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于2016年3月4日备案，合同第四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然而在提起诉讼前长达近一年时间内，罗孝群从来没有因为李红玉未付款而提出异议并要求李红玉支付转让款，如果有真实交易存在，罗孝群行为实在与常理不合。其五，2016年3月4日，红屋公司全体股东李红玉、罗孝群、颜爱容、卜某、彭某共同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罗孝群将认缴资本转让给李红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同日即予备案，且转让款与认缴资本一致(符合工商备案合同惯例)。如此行为实有悖于真实股权转让交易之通常操作流程。综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罗孝群和彭某为了履行自己在先放弃红屋公司股权时做出的承诺，协助红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而已，并非真实存在股权交易行为。3.一审判决对于罗孝群对于红屋公司的出资额为认缴资本，并未实缴资本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红屋公司章程，红屋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罗孝群认缴60万元，出资时间为2025年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在罗孝群没有提供出资证明书，亦不能提交任何实缴出资的证据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在罗孝群没有实缴资本的情况下，根据罗孝群弃权书内容，李红玉不可能有偿收购其股权。原因如下：李红玉和罗孝群之间所谓股权转让系罗孝群履行其承诺协助红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义务，为无偿，但接受其弃权并非没有对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之规定，罗孝群在签署放弃股权书时，提出“即日起公司以往和以后所有债权债务及盈亏与本人无关”，实质上是要求红屋公司及其他股东豁免其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依常理李红玉不可能在豁免罗孝群履行继续出资义务的前提下，还按照认缴资本额收购其股权，其结果岂非是李红玉要承担双倍认缴资本额的出资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依法撤销、改判。一审对于罗孝群2016年2月24日签署《自愿放弃股权书》时红屋公司经营状况，对外负债状况没有查清，而该事实对于罗孝群为何签署弃权书，进而推断其真实意图至关重要。1.截至2016年2月23日止，红屋公司对外各项债务合计达256577.98元。2月24日，全体股东为解决红屋公司困境召开股东会，并最终同意罗孝群和彭某放弃持有红屋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李红玉和颜爱容，并协助办理红屋公司股权变更手续。各方于同年3月4日依据本次股东会会议精神履行各自义务。2.2016年2月以后，李红玉向红屋公司增加出资6万元，颜爱容增加出资92000元，并支付房租162916元，水电费21603元，客户货款、工程款、酬劳31788元、员工工资19411元。在红屋公司背负巨额债务，罗孝群认缴出资尚未足额缴纳的情形下，因不愿继续出资，避免在认缴资本范围内承担红屋公司债务，罗孝群遂自愿放弃红屋公司股权。3.2016年8月4日，李红玉和颜爱容决议解散红屋公司，进一步证明红屋公司经营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改判。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李红玉和罗孝群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行为的事实的证据无非是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但是李红玉提供的证据足以反驳其真实性。原因如下：1.《自愿放弃股权书》证明罗孝群有放弃股权的意思表示，并承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证人卜某、彭某出具书面证人证言，并出庭作证，证明红屋公司背负巨额债务、罗孝群放弃股权，无偿转让、承诺及实际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的事实。3.李红玉提供的其他证据证明红屋公司确实存在巨额债务，并偿还了巨额债务，这恰恰是罗孝群自愿放弃股权的根本原因。4.罗孝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足额缴纳认缴资本。李红玉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反驳李红玉和罗孝群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根据双方举证，应当认定罗孝群自愿放弃红屋公司股权事实存在，争议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署只是罗孝群和彭某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协助红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一审判决未对双方尤其是李红玉一方提供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仅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即简单粗暴地认定举证不能反驳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系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支持罗孝群的背信行为，无异于否定民事活动中应广泛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截至2016年2月23日止，红屋公司对外各项债务合计高达256577.98元，罗孝群认缴资本尚未足额缴纳，红屋公司濒临破产境地。在此情形下，如果罗孝群意图按照认缴出资额转让其股权，具备普通人思维的投资人恐怕无人会接手。而在罗孝群已经自愿放弃股权的情况下，李红玉竟然愿意按照其认缴出资额全额收购其股权，实在于理不合：罗孝群放弃权利反而获取了比不放弃权利时更大的利益!由是推之，争议双方之间用于红屋公司股权变更备案的股权转让只能是无偿的。其实罗孝群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其才会提出所谓以欠颜爱容的12万元借款抵销股权转让款的说法。其之所以提起诉讼，完全是因为罗孝群背负数起诉讼，将承担巨额债务，遂起不良之心，违背当时承诺，企图利用形式上的瑕疵牟取非法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李红玉请求二审法院要求罗孝群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
罗孝群辩称：（一）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涉案的《自愿放弃股权承诺书》仅仅证明罗孝群放弃自己持有的股权，而不是无偿放弃，更不能证明罗孝群放弃了股权转让款。李红玉对该证据中关于红屋公司以往的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股权转让是有对价的。罗孝群作为红屋公司股东，仅仅对红屋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红屋公司的债权债务即盈亏与股东本人无关。罗孝群证据九证据十三已经证明李红玉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存在罗孝群对红屋公司的出资额和认缴出资有问题的情况。根据李红玉一审证据十三，其内容明确记载了涉案红屋公司法定代表人颜爱容，于2016年3月4日认可了罗孝群投资款已经交清并且有剩余的事实。根据李红玉一审证据十六，一审法院2016民初39776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页倒数1-8行，第五至七页的内容均证实，涉及红屋公司的投资款剩余款项应当退还罗孝群的事实，因此罗孝群在该案中再次提出债权抵销的事实。2.根据李红玉一审证据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明确约定了股份转让的价款及对价及付款时间等基本事实。而李红玉一直没有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并且对罗孝群多次使用抵抗权的事实。参照李红玉一审证据十六。（二）涉案红屋公司对外所负债权债务应当由红屋公司财产承担责任，与股东有限责任属于两种法律关系。红屋公司是否存在债务与罗孝群无关。李红玉显然犯了概念混淆的原则性错误。（三）针对上诉状第三点，其观点不能成立。1.罗孝群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实了罗孝群的主张，即李红玉多次拖欠转让款的事实。2.李红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两名证人与李红玉属于亲戚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不具有证明力。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孝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红玉向罗孝群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5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李红玉实际付清之日止）；2.李红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4日，罗孝群、彭某（转让方）与颜爱容、李红玉（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红屋公司由彭某出资10万元，罗孝群出资60万元，颜爱容出资60万元，李红玉出资30万元、卜某出资30万元共同设立。现转让方罗孝群将原出资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转让给颜爱容，转让金额为40万元；转让方罗孝群将原出资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转让给李红玉，转让金额为20万元；转让方彭某将原出资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转让给颜爱容，转让金额为1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从2016年2月28日起，颜爱容、李红玉、卜某为本公司的股东；至2016年2月29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并已经明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罗孝群、彭某自转让出资之日起，不得再以红屋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日，红屋公司出具《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变更项目由原登记内容“颜爱容、李红玉、罗孝群、彭某、卜某”申请变更内容为“颜爱容、李红玉、卜某”。2016年3月7日，工商部门发出《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2015年7月8日，颜爱容、李红玉、卜某、罗孝群、彭某签字确认《广州红屋饮食有限公司章程》，其中载明红屋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卜某出资数额为30万元，颜爱容出资数额为60万元，彭某出资数额为10万元，李红玉出资数额为40万元，罗孝群出资数额为60万元；另据工商部门的档案资料中《股东（发起人）、合伙人、投资人出资信息表》记载：颜爱容、李红玉、卜某、罗孝群、彭某分别认缴出资60万元、40万元、30万元、60万元、10万元。
2016年2月24日，罗孝群出具《自愿放弃股权书》，载明“本人罗孝群自愿放弃持有的广州红屋饮食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占比30%），即日起红屋公司以往和以后所有债权债务及盈亏与本人无关，但罗孝群必须协助红屋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或注销手续”。罗孝群在弃权人一栏签字确认，同日，彭某出具内容一致的《自愿放弃股权书》，确认自愿放弃其持有红屋公司全部股权（股权占比5%）。2016年3月4日，红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彭某将认缴资金10万元（占股权5%）转让给颜爱容；2.同意罗孝群认缴资金60万（占股权30%），分别转让颜爱容40万（占股权20%），和李红玉20万（占股权10%）。原股东李红玉、颜爱容、彭某、卜某、罗孝群和新股东李红玉、颜爱容、卜某均签字确认。2016年8月4日，红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1.同意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进行清算备案，同意注销本公司；2.同意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组成员为：颜爱容、李红玉。据工商部门2017年3月21日《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记载：红屋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罗孝群是依据与李红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事实提出本案的诉讼请求，李红玉则依据罗孝群签署的《自愿放弃股权书》的事实辩称合同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行为。针对李红玉、罗孝群的诉辩及举证，一审法院评析如下：本案中，罗孝群对红屋公司60万元出资的事实，有红屋公司章程以及工商部门备案登记予以证实，据此，罗孝群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权利。在李红玉、罗孝群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罗孝群、李红玉确认在实际履行中公司已经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的事实，据此，罗孝群在履行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后，有权要求李红玉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李红玉就其辩称提交了罗孝群在2016年2月24日签署《自愿放弃股权书》，以证明罗孝群明确表示放弃其对红屋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的事实。但是，在2016年3月4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合同约定了罗孝群是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处分其享有的股权,且合同书中明确订明转让一方的主体、受让一方的主体和转让的出资金额以及受让价款等条款。因此，该合同所订的条款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自愿放弃股权书》所订的条款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截然不同，并不能证明李红玉所主张的合同书是罗孝群履行《自愿放弃股权承诺书》中承诺的义务，李红玉亦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同意按《自愿放弃股权承诺书》实际履行的事实。此外，李红玉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合同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行为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李红玉的举证不能反驳罗孝群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红玉辩称合同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罗孝群要求李红玉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的主张符合双方的约定且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罗孝群主张的利息应从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诉日2017年2月14日）起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李红玉向罗孝群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支付该款利息（从2017年2月14日起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二、驳回罗孝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480元，由罗孝群负担254元，李红玉负担422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3月4日，罗孝群、彭某作为转让方，颜爱容、李红玉作为受让方签订另一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该合同书除了转让金额均约定为0元，并手写“股东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本合同的约定不一致，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外，其他内容与四人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一致。罗孝群否认李红玉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真实性，主张其落款处签名不是其签名。罗孝群申请就李红玉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落款处是否为其本人签名进行鉴定。而李红玉主张其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罗孝群提交的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落款处签名是同一人的笔迹。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就李红玉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罗孝群提交的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落款处签名笔迹“罗孝群”是否为同一人笔迹进行鉴定。经本院摇珠选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就此笔迹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2018年4月10日的鉴定意见书（穗司鉴18010030600023号）及2018年5月8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补正书（粤天正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012号），鉴定意见为，李红玉、颜爱容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转让方落款处“罗孝群”签名与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转让方落款处的“罗孝群”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
《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转让方彭某及红屋公司股东卜某作为证人出庭、二人均表示罗孝群转让股权时不用负担红屋公司债务，故不收取股权转让金。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罗孝群已经向李红玉转让红屋公司股权之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罗孝群向李红玉转让股权的转让金额。双方分别提交了2016年3月4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但罗孝群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转让金额为200000元，李红玉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转让金额为0元。本院认为，罗孝群出具的《自愿放弃股权书》明确放弃红屋公司股权，但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如果涉案股权转让金额为200000元，那么罗孝群与李红玉等签订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外，则不必另行出具《自愿放弃股权书》。相反，罗孝群除了签订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还另行出具《自愿放弃股权书》；且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的情况下，并无证据证实罗孝群在签订合同之日后至起诉之前曾向李红玉主张过股权转让费。另外，红屋公司原股东彭某也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签名转让股权并单独出具了《自愿放弃股权书》，其出庭表示当时因红屋公司陷入亏损状态，故他们作为原股东为了不负担公司债务，所以就无偿转让了股权。上述事实可以证实李红玉关于双方股权转让金额为0元，但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才另行签订工商局备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之抗辩成立。罗孝群要求李红玉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与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李红玉要求罗孝群本人出庭及对其进行测谎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认定本案事实，因此，罗孝群是否出庭及是否对其进行测谎鉴定对本案的处理并无实质影响，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至于鉴定费9300元，由于鉴定结果与李红玉、颜爱容的主张相悖，故鉴定费分别由李红玉、颜爱容负担4650元。
综上所述，李红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罗孝群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4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26元，均由被上诉人罗孝群负担。鉴定费9300元，由李红玉负担4650元（该费用罗孝群已预交，由李红玉向罗孝群迳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艳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袁绿凡
张罗澜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