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023民初1087号
原告：周芳，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
委托代理人：周和明，系原告周芳之父。
委托代理人：朱旭平，男，194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特别授权。
被告：湖北省监利县国家税务局，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玉沙大道39号。
法定代表人：柳宏，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陶桓茂，系监利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芳与被告湖北省监利县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监利国税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的二位委托代理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称，请求：一、对县劳动仲裁委监劳人仲不字（2017）1号仲裁不予受理通告书进行纠正；二、判决被告为原告办理五险一金手续，重新安排工作，补偿军工龄工资。
事实和理由：原告1991年应征入伍，1994年退伍，1996年7月监利县政府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向被告出具关于安置周芳工作通知：“现安排到你所属单位工作，为国家固定工，工资福利待遇凭本人档案申报到劳动人事部门办理手续。”但被告一直没有按规定落实工资福利待遇，长期遭受非正常对待，月工资内定300元。2002年被告借改革之机在对原告前期工资进行补偿后清退回家，但应享受的五险一金和一年补一个月的工龄工资均未解决。
被告监利国税局辩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7月5日对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指出：“依据《兵役法》、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规定，安置与被安置的关系，不是《劳动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建立的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的争议是安置争议，不是《劳动法》调整的劳动争议”。该局把原告周芳安排在建星税务师事务所，是临时的安排，所以该局没有也不可能与周芳签订劳动合同。建星税务师事务所当时就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由该局主管，自收自支，从税务代收待征中创收。周芳临时安排到该事务所被聘为代征员与该事务所建立了劳动关系，1999年底，建星税务师事务所与监利国税局脱勾改制，成为社会中介机构，周芳自谋职业，该局在考虑周芳的实际情况后，根据相关规定对周芳进行了有偿转移安置，前后共补偿了11万多元，周芳已经与该局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长达15年之久。这不仅仅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周芳与监利国税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条件，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
围绕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本院对无争议的证据予以采信并在案佐证。对有异议的原告证据本院作出如下认证：对证四，上面未写明已安置的7人姓名和未安置的三人姓名，与本案无关；对证七予以采信；对证九，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对证十，系原告自己所书写，而且是以2014年为标准所书写，被告不认可，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佐证，故不予采信。
对有异议的被告证据本院作出如下认证：对证三，原告已提供该证，故采信；对证四，与本案有关，故采信；对证五、证六予以采信。
查明：原告周芳系监利县毛市镇人，于1991年4月入伍，于1994年退伍，于1996年10月持监利县政府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周芳同志安排工作的通知》文件及对被告监利国税局所开的《安置工作介绍信》找被告监利国税局报到，因被告监利国税局没有人事录用权，考虑到原告周芳刚退伍其就业能力有限，为了扶持其就业，给其提供一个晢时工作的平台，在没有编制的情况下，被告监利国税局于1998年11月晢时将原告周芳安排到被告监利国税局所属的监利县监星税务师事务所，原告周芳被聘为代征员并由该税务师事务所介绍到被告监利国税局所属的五分局（即毛市分局）代理部从事税务代理工作，月薪300元。
2002年3月12日，被告监利国税局对毛市分局颁发监国税（2002）20号《关于对退伍军人周芳实行有偿转让安置的通知》称：“1996年7月，县退伍安置办对我局开具安置介绍信，指令性地分配我局安置退伍军人周芳的工作，我局以助征员身份将其安排在毛市分局工作。为了落实荆国税发（1998）130号文件精神，根据《湖北省拥军优属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除5万元有偿转让安置费外，并按县安置办开具介绍信之日起至2002年4月止，按正式人员工资标准补齐补足差额予以辞退。”并称：“具体计算项目是：1、有偿转让安置费50000元。2、从1996年7月至2002年4月补齐工资差额是应发工资46460.80元，已发放13200元，应补发工资33260.80元。以上合计83260.80元，自本文下发之日起周芳同志与国税部门解除一切关系。”原告周芳于2002年3月18日从被告监利国税处领取了上述款项83260.80元。
过了近七年，原告周芳找被告监利国税局要求给予补偿，以“是原告周芳属于退伍军人连续上班12年”为理由，具体要求被告监利国税局补偿：12年工龄工资，12年社会养老保险，2年失业保险，12年住房公积金补贴。2009年3月10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原告周芳及其父亲周和明从被告监利国税局领取了补偿款30000元。原告周芳及其父亲周和明在该领款条上还写明：“按国家劳动法有关条款已与国税局结清一切帐目”。
原告周芳曾于2015年11月以监利国税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纠纷诉讼，同年12月9日原告周芳以“拟与被告进行庭外和解为由”申请撤诉，当日本院作出裁定：准许原告周芳撤回起诉。2017年4月24日，原告周芳向监利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日，监利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你们诉讼的请求已超过劳动人事争议受理时效”为由向原告周芳送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于是，原告周芳于2017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本院认为，我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第规定“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
无论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都只是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而没有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除了经济补偿以外还有其他补偿。在本案中，2002年3月18日被告监利国税局与原告周芳正式解除劳动关系之时，已经向原告周芳给予了5万元有偿转让安置费，并给予了应补发工资33260.80元；在2009年3月10日，经原告周芳与被告监利国税局双方协商达成共识：由被告监利国税局一次性给予原告周芳“12年工龄工资，12年社会养老保险，2年失业保险，12年住房公积金补贴”共计人民币30000元，此款已经被原告周芳领取。其中的“12年工龄工资”实际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原告周芳自1991年4月入伍到1994年退伍期间的军龄，并计算连续工龄至2002年3月18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止；二是这“12年工龄工资”就是解除劳动关系时被告监利国税局给予原告周芳的经济补偿（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由此可见，被告监利国税局不仅依照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给予了原告周芳经济补偿，而且还给予了原告周芳“经济补偿”以外的其他补偿（即“有偿转让安置费”、“补发工资”、“12年社会养老保险”、“2年失业保险”和“12年住房公积金补贴”）。其中“12年工龄工资”、“12年社会养老保险”、“2年失业保险”和“12年住房公积金补贴”的总和金额30000元还远远高于劳动法律法规所定的标准及本地当时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补贴实际水平。
“五险一金”是指“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2009年3月10日，被告监利国税局已经向原告周芳给予了其中其中的“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共三项，“医疗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劳动或工作期间患病应享受的待遇，在2002年3月18日以前被告监利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没有参加医保之前，患者凭住院医疗费票据可以找被告监利国税局实报实销，而原告周芳没有向本院提供其在2002年3月18日以前的住院医疗费正式票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监利国税局就完全没有义务向原告周芳给予所谓“医疗保险”；“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劳动或工作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原告周芳没有向本院提供其在2002年3月18日以前“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证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监利国税局就完全没有义务向原告周芳给予所谓“工伤保险”；再说“生育保险”，其对象是女职工或者女性劳动者，而原告周芳是男性，故被告监利国税局就更没有义务向原告周芳给予所谓“生育保险”。
关于原告请求“对县劳动仲裁委监劳人仲不字（2017）1号仲裁不予受理通告书进行纠正”一说，这实际上是原告在法律程序上的诉求，本院认为本院在2017年4月28日已经对本案依法立案受理就已解决了原告的这一诉求；关于原告请求“判决被告为原告办理五险一金手续”和“重新安排工作”一说，因为被告监利国税局已经与原告周芳在2002年3月18日正式解除了劳动关系，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称用人单位有为已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办理“五险一金手续”并重新安排工作的义务，所以，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补偿军工龄工资”一说，因为，在2009年3月10日原告找被告监利国税局领取的30000元中已经包括了这一内容（即“12工龄年工资”），所以，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
据此，为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芳对被告湖北省监利县国家税务局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10元，由原告周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 俊
审判员 李成纲
审判员 朱 斌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潘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