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06行终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桥，男，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红，女，196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红，女，196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起超，男，199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传荣、金小娟，浙江广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剡溪路***号。法定代表人沈水梫，主任。委托代理人张爱锋，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冯永华，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阿夫，男，195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罗丽娟（系原审第三人徐阿夫妻子），女，195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徐建桥、徐建红、徐红红、徐起超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行初1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建桥、徐建红、徐红红、徐起超一审起诉称，原告徐建桥、徐建红、徐红红系徐永泉与朱阿娥夫妻的子女。徐起超系徐永泉的遗嘱继承人。徐永泉夫妻名下有位于绍兴市××城区××城东乡朱尉居委会图号3-21、地号548，占地面积为74平方米的房产，其中包括建筑面积29.78平方米的坯屋一间。2011年4月拆迁期间，徐永泉为多购安置房屋面积，经与第三人协商，经签订分书形式将上述房屋分给第三人。第三人用该分书在2011年4月11日与被告签订了《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居民拆迁安置协议书》，取得了位于绍兴市××城区龙××单元××室及车棚的房产，购房费用由徐永泉儿媳支付。第三人办理相关手续后，实际占有了该房屋。徐永泉夫妻与第三人发生争议后，于2013年1月24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作出的（2013）绍越民初字第704号民事判决认定，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日的声明有效。该判决同时认定徐永泉与第三人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3年10月2日的分书内容为虚假赠与。后徐超超等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法院以本案具有涉嫌经济犯罪为由作出（2014）绍越民初字第1072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6年4月，本案第三人向公安机关反映，经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纠纷调解中心调解未成，派出所建议双方到法院以诉讼形式确认房屋产权归属。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居民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判令被告重新对诉争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庭审中原告明确其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居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徐建桥、徐建红、徐红红之父徐永泉与第三人徐阿夫系兄弟关系。2011年4月，徐永泉户籍所在的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相关区域列入拆迁范围。2011年4月11日，第三人持落款时间为2003年10月2日的分书，土地使用者为王阿云（系第三人与徐永泉的母亲）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资料，与被告签订了《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居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并于2012年10月取得了龙骧园13幢2单元104室及车棚的安置房屋。同时查明，2013年1月24日，徐永泉等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龙骧园13幢2单元104室安置房屋及车棚属徐永泉等所有。2014年1月9日，本院以（2013）绍越民初字第704号判决确认，第三人徐阿夫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日”的声明有效，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该声明内容为“兹声明我与兄长徐永泉于2010年10月2日订立的《分书》只作为向政府申请拆迁赔用，不作为其他依据。拆迁后所分房屋仍由徐永泉所有，与本人无关。”同时该判决在事实部分还认定“落款时间为2003年10月2日的分书内容为虚假赠与，原告徐永泉和被告徐阿夫之间就涉案坯屋一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赠与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法院确认第三人出具的“2010年10月1日”的声明有效。本院认为，该声明虽然已被法院确认了效力，但徐永泉出具分书给第三人，并由第三人以其名义实施涉案房屋安置补偿的意思表示客观真实，这与声明中记载的“2010年10月2日订立的《分书》只作为向政府申请拆迁赔用，不作为其他依据”相吻合，故声明约定的利益分配系原告方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约定，现原告方因双方对拆迁安置后取得的房屋权属产生争议为由，以该内部约定来对抗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早已形成的外部安置协议。本院认为，从徐永泉拆迁时向第三人及被告提供分书之时，徐永泉就应当知道其已让渡了涉及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利，故其与之后形成的拆迁安置补偿行政协议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至于第三人声明中提及的“拆迁后所分房屋仍由徐永泉所有，与本人无关”的内容，只是涉及拆迁安置之后的利益，与涉诉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本身无关联性。更何况，法院的民事判决只是认定涉案坯屋不存在真实赠与的意思表示，但未对该行为的后果作出判决，原告也未向该院提供双方已撤销该赠与关系的相关证据。综上，原告不属于涉案行政协议的利害关系人，依法无诉讼主体资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建桥、徐建红、徐红红、徐起超的起诉。上诉人徐建桥、徐建红、徐红红、徐起超上诉称：根据已经生效的（2013）绍越民初字第704号判决书确认“落款时间为10月1日的声明有效，同时认定落款时间为2003年10月2日的分书内容为虚假赠与，原告徐永泉和被告徐阿夫之间就涉案坯屋一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赠与合同关系”。本案中徐永泉与徐阿夫为获取更多拆迁补偿权益签订的赠与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徐永泉，被诉《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居民拆迁安置协议书》涉及该房屋权利义务，故徐永泉当然有利害关系。因徐永泉及其妻子朱阿娥均已过世，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徐阿夫述称，一审裁定正确，请求维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上诉人自认2011年4月11日已经知道被诉《迪荡街道瓦窑头居委会居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签订，且协议书实际由上诉人徐建桥代签。然上诉人直至2017年6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扣除因提起相关民事诉讼耽误的时间，亦已经超过2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一审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起诉不当，但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毕金刚审判员  王 建审判员  蒋 瑛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