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9民终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灿强，男，1966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军，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泰山生力源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新泰市谷里镇。
法定代表人：王玉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西坤，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化安，男，1962年7月10生，汉族，山东泰山生力源玻璃有限公司员工，住新泰市。
上诉人刘灿强因与被上诉山东泰山生力源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生力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17）鲁0982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灿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7）鲁0982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求，即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报酬236978.25元并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9万元；2、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债权转让协议相对方是奥行公司与被上诉人，是两个法人之间的独立民事行为，上诉人无论在奥行公司什么身份只能影响奥行公司的民事行为，与被上诉人主动委托自然人刘灿强从事委托事项的民事行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被上诉人职能科室的行为应当是被上诉人方的职务行为，不存在一审认定的绕开被上诉人与彭庆东所在的清欠办签订委托书。被上诉人主动委托上诉人以自然人身份从事的民事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债权转让合同书签订的背景是，在2002年许多的国有企业经营非常困难，面临破产，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对国有企业新泰市酿酒总厂的84万多的债权在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转让给奥行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优质债权，该协议书转让的后果是奥行公司并没有实现84万多的债权，因为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新泰市酿酒总厂即破产，奥行公司不但损失了价值84万多的金鲁泰酒还支付了9万多税款，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处理完委托事项后，上诉人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酬，而对被上诉人来说却得到了价值84万多的物品。4、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来认定《委托书》为无效，显然错误。适用该条款的前提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是“掩盖非法的目的”，在《委托书》中，刘灿强的目的是通过处理被上诉人委托的事项即提货来获得劳动报酬，获得报酬是刘灿强的目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获得劳动报酬属于非法目的，刘灿强也没有掩盖这一目的。即便刘灿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灿强并没有损害奥行公司的利益，即便损害也应当由刘灿强向奥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与被上诉人无关。法律并没有禁止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刘灿强不能接受别人的委托处理委托事务。5、一审法院认定“绕开被告，与彭庆东所在的清欠办签订委托书”显然错误。《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真实合法”，根据第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在2002年9月1日至2003年1月30日提货，并承担租车运费，奥行公司并没有送货的义务，在此背景下，被上诉人才委托刘灿强提货，并签订了《委托书》。《债权转让协议》中代表被上诉人签字的是彭庆东，《委托书》中代表被上诉人签字的也是彭庆东，且彭庆东又是被上诉人的清欠办主任，同时在《债权转让协议》和《委托书》中都有被上诉人的字号“泰山生力源集团玻璃有限公司”，彭庆东及清欠办代表的是被上诉人，是职务行为，委托刘灿强提货是代表的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存在绕开被上诉人的事实，另外，彭庆东收到5719箱酒以及将涉案酒运到被上诉人仓库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彭庆东代表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6、一审法院认定“在交付合同约定标的物过程中再收取额外报酬违反法律规定”显然错误。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合同的主体是被上诉人与奥行公司，没有刘灿强，刘灿强没有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更谈不上收取报酬。在《债权转让协议》中，提货的义务在被上诉人处，由被上诉人承担租车运费，供货方奥行公司也没有再收取额外报酬。在《委托书》中，被上诉人为了履行提货的义务才委托刘灿强提货，到目前刘灿强还没有收到任何报酬。
泰山生力源辩称：1、刘灿强依据《委托书》向答辩人索要报酬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该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所涉及的《委托书》应属无效。经过原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均已经查明刘灿强系奥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经理，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其实际控制的奥行公司与答辩人正常交易中收取额外报酬，这种利用职务之便，索要回扣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及《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属违法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委托书》无效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公司法》第148条第7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七)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应当代表公司的利益，不能收取他人支付的佣金。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就是利用职务为自己牟取利益，这种行为违背了忠实义务，应当禁止。因此，本案中《委托书》是否有效，关键看被委托人的身份。如果本案中奥行公司拒绝向答辩人交付所抵顶的金鲁泰白酒，答辩人委托他人向奥行公司清欠这批货物，被委托人不是奥行公司的高管或工作人员，这样的委托书并不违反法律。但本案中，答辩人与奥行公司2002年8月9日签订了以酒抵款的《协议书》，同一日，答辩人清欠办又出具《委托书》委托其经理刘灿强个人提货，并承诺支付巨额报酬，这完全符合“收受回扣”和“收受佣金”的特征。刘灿强在起诉状中声称“被告为保证债权转让协议书的落实，于同日委托原告负责清收奥行公司抵顶的白酒”，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当天签订《协议书》时奥行公司并没有表示违约迹象，答辩人为何要支付巨资委托他人清收这批白酒？更何况刘灿强是奥行公司经理和实际控制人，交付金鲁泰白酒既是奥行公司的法定义务，也是刘灿强的职责，难道还需要委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他控制的公司清欠吗？实际上，就相当于刘灿强自己向自己清欠。刘灿强的这种行为是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额外向客户索要报酬归个人所有，是一种索贿行为。其索要报酬所依据的《委托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必然也是违法的。刘灿强在上诉状中称其向答辩人主张的报酬，是答辩人委托其装车、找车运酒而支付钱物的行为，是债权转让协议以外另一独立的民事行为。这里暂且不说装车、运酒本来就应该是奥行公司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使需要装车、运酒，在2002年的新泰市需要支付23万余元的巨额费用吗？之所以该“报酬”如此奇高，与刘灿强本人身份存在巨大关系，因此，所谓上诉人主张的“独立的民事行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2、刘灿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刘灿强对新泰市人民法院调取的答辩人原清欠办主任彭庆东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笔录中法官问彭庆东刘灿强是否找你要过债时，彭庆东陈述：“2004年内退，未返聘，退休后未找过我”，这里的退休很显然指的是内退，而不是刘灿强反驳的2014年彭庆东正式退休后再没找过他。支持答辩人观点的证据有两个：2016年12月7日泰安中级法院庭审笔录（第60页）刘灿强提供的证人王某证言：“12年时候吧，××了之后就见不到他了”；庭审笔录（第70页）法官向刘灿强发问什么时间找过彭庆东要钱的，刘灿强答：××之后，12年还是13年，可能12年”。既然刘灿强对彭庆东的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就可以证实自彭庆东2004年内退后上诉人就没再和他要过钱。刘灿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其两位证人的证言存在多处矛盾之处：证人均称在厂里见到彭庆东，而刘灿强陈述：生力源公司不让其进门；一个证人称厂内办公场所一层，另一证人称两层，实际上生力源公司办公区域是平房，且其位置也不是证人所说的在厂子的南头。3、签订委托书不是独立行为，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有关联性，目的均是为了刘灿强得到回扣，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特征。该报酬的实质就是回扣，其本人在发回重审一审中也认可其是奥行公司实际控制人。4、上诉人称生力源公司主动委托完全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刘灿强主动找到彭庆东，并告诉彭庆东其哥哥是新泰酿酒总厂厂长刘灿民，其有关系，条件是给他个人巨额佣金，才出现了这个委托书。5、奥行公司是否从酒厂收回该款与本案无关，该酒实际价值仅为21元每箱，顶给生力源公司价格是148元每箱且质量不合格，另外上诉人称其未收回该笔欠款应向法庭提供证据，刘灿民是原告的哥哥，是酒厂厂长，不可能没有收回货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灿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清欠提成款236978.25元；2、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9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8月9日，被告与新泰市奥行物资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签定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其内容：被告将应收新泰市酿酒总厂的货款846350.90元转让给奥行公司，奥行公司用846350.90元的白酒抵顶受让被告的债权。被告为保证债权转让协议书的落实，于同日委托原告负责清收奥行公司抵顶的白酒，并出具委托书一份，承诺原告将846350.90元白酒入库后，参照其公司的清欠提成规定，按抵顶白酒总价款的28%，现金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做为报酬。为此，原告分六批将5719箱四星“金鲁泰”牌白酒交给了被告，被告方经办人彭庆东也打了收到条。但是，被告言而无信，至今不给原告兑现清欠收回白酒后应得提成款236978.25元，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该提成款经原告多年来无数次的催要，被告都置之不理。以上有原告出具的委托书、收货条等证实。
泰山生力源一审期间辩称，在2001年8月至2004年3月期间，刘灿强是奥行公司经理，也是该公司实际股东和控制人。刘灿强的哥哥刘灿民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被新泰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在该刑事卷宗中，奥行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侯士文、张丰平分别向新泰市检察院陈述，两人分别是饭店厨师和刘灿强的司机，都是刘灿强的亲戚。刘灿强借走两人的身份证，在新泰市工商局注册了奥行公司。两人在奥行公司均未投资也未参与过经营活动，办理工商登记、安排签订合同、联系买家、安排送货、支付货款等行为均是刘灿强实施，刘灿强是实际经营人。奥行公司是刘灿民挪用了鲁中酿酒总厂60万元给刘灿强作为注册资金成立的公司，刘灿民为此被新泰市人民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在该刑事卷宗中，其中有新泰市工商局的工商登记材料。其中明确载明委托刘灿强为办理一切公司设立手续的代理人，材料均由刘灿强亲笔书写，其中包括刘灿强本人在《公司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会成员情况》书写“刘灿强经理聘任”这一事实。刘灿强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明显是虚假陈述。刘灿强声称其与奥行公司无任何关系，但在诉状中又称其为奥行公司代为垫付开发票的税款十四多万元，明显自相矛盾。刘灿强庭审中称2002年以酒抵债，签债权转让协议时，向李建成请示，明显是虚假的。刑事卷宗内容显示，2004年4月份，李建成通过收购股权的形式担任奥行公司经理。2002年以酒抵债时李建成尚未进入公司，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向李建成请示这一事实。刘灿强称彭庆东患了喉癌，不能说话，却又称给其打电话索要款项，明显自相矛盾。刘灿强依据《委托书》索要报酬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和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违法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生力源公司如委托的是其他一般人清欠奥行公司这批酒，该《委托书》不应当认定违法。但在本案中，刘灿强是奥行公司经理这种特定身份，在此《委托书》就是违法无效的。交付金鲁泰白酒既是奥行公司的法定义务，也是作为经理的刘灿强的法定义务。刘灿强有权决定奥行公司是否交付，实际上，就相当于刘灿强自己向自己清欠，还额外索要巨额报酬。因此刘灿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额外索要报酬归个人所有，是一种索贿行为。其索要报酬所依据的《委托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必然也是违法的。如果法院认定该《委托书》合法有效，即实际上是支持了受贿行为。因此，刘灿强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更何况该批酒质量不合格，亦违反其在协议书中约定的“乙方保证金鲁泰酒的质量，符合该产品上的商标标准要求，出现质量问题乙方负责”的承诺。刑事卷宗中的金汶水公司价格表证明奥行公司用酒水批发价只有21元/箱的“金鲁泰”，却按148元/箱抵顶债权，致使国有资产流失（被告当时系国有企业），属于严重欺诈行为，该民事行为应无效。奥行公司不但得到846350元的优质债权，还要主张28%的“报酬”，数额达236978元，仅就该“报酬”与其购买“金鲁泰”的总价5719箱×21元/箱=120099元相比较，就净赚116879元。王某、尹燕鹏两名证人在二审中称曾向张延田、彭庆东要过帐，被告今向法庭提供张延田、彭庆东证人证言，证明王某、尹燕鹏的证言均是虚假的。其中张延田证人证言，证明从来没有任何人曾向其要过涉案款项；彭庆东证人证言，证明自其内退后，从来没有人向其要过涉案款项。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王某、尹燕鹏证言存在多处矛盾，与张延田、彭庆东证言相印证，完全可以证明王某、尹燕鹏的证言是虚假的。王某、尹燕鹏均称在厂里见到彭庆东，刘灿强诉状中称“生力源公司不让其进门”，显然互相矛盾。王某说厂内办公场所一层，尹燕鹏说是两层。实际上生力源公司办公区域是平房，且其位置也不是其所说的在厂子的南头。刘灿强及王某、尹燕鹏均称2012年之前每年都只向彭庆东要账，彭庆东患喉癌后才向张延田副总要债。但张延田、彭庆东都否认王某、尹燕鹏及原告向其要过帐，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王某、尹燕鹏均是刘灿强的朋友，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一审期间，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2002年泰山生力源与新泰市奥行物资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奥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实该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对该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强调：第一、奥行公司必须用“金鲁泰”酒价值846350.90元冲抵生力源同样数额的债权。但奥行公司用酒厂销售价只有21元/箱，却按148元/箱抵顶债权，属于严重欺诈行为。5719箱×21元/箱=120099元，原告不但得到84余万元的国有优质债权，仅支出购酒款12余万元。现在还额外向生力源索要“报酬23万余元”，显然其行为是诈骗行为。第二、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原告保证“金鲁泰”酒的质量，但该酒经检验不合格，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原被告均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被告2002年8月9日给原告出具的委托书一份，证实被告与奥行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的协议书之后，自愿委托刘灿强去办理金鲁泰酒的提货，提货后，被告应当以提货总价格的28%支付报酬。被告认为该证据是虚假的。退一步说，如果确实是时任清欠办主任彭庆东的亲笔签字，该行为也是彭庆东的个人行为，该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与生力源公司无法律关系，且该委托书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是无效的。第一，生力源公司从未向原告或其他人出具过这份委托书；第二，委托书上的“生力源公司清欠办”公章不知如何加盖的，清欠办是公司的一个内设科室，对外不存在公章，生力源公司从来没用过这个公章；第三，委托书与协议书的签订时间都是2002年8月9日，如果是公司委托刘灿强向奥行公司清收抵顶的白酒，为什么不加盖生力源公司的公章，而加盖一个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且不存在的内部科室公章？第四，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向生力源公司提供金鲁泰白酒是奥行公司的一项义务，作为实际股东和经理的刘灿强本身就有决定权，生力源公司还有必要委托奥行公司的负责人刘灿强向奥行公司清欠这批酒吗？第五，刘灿强有无生力源对彭庆东的授权委托书？被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该证据是虚假的，对委托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告彭庆东代表被告写的收条6份，证实彭庆东代表被告收到原告酒的数量为5719箱。收条原件在奥行公司，在一审庭审质证后，原件已经退回。被告对该证据本身没有异议。对收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2006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电子转账专用完税证一张，证实原告垫付的税款为90759.04元，原件在奥行公司。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应当提供证据原件，该份证据显示纳税人是新泰市奥行物资经贸有限公司，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告称最后一次入库时间是2003年4月15日，而完税凭证税款所属时期为2006年9月1日至2006年9月30日，相差3年多，与本案涉案货物并无关联。退一步讲，原告即使垫付该笔款项，也说明其作为经理或者实际控制人，如果决定交付白酒其就能获得巨额好处，属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回扣。完税凭证与原被告发生业务的时间相隔较长，对该完税凭证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原告提交在被告给原告的委托书中，有原告的承诺书一份，证实委托书中所提到的报酬236978.25元，在原告收到时即交给奥行公司所有，原告在处理委托事项中，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该承诺书原件在奥行公司。被告该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为虚假证据，奥行公司早于多年前被吊销或注销，公司属于无人管理状态，法定代表人李建成也曾因刘灿强哥哥的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能找到该份证据，也是原告事后为了诉讼利益而虚构的，也不能证明进入了奥行公司的财务账目。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委托书原件明显不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原告提交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通过王某、尹燕鹏的证人证言，证实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没有超过。被告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该笔录是经过双方庭审签字确认的，对二审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奥行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来源：新泰市工商局。证明民强公司登记股东侯士文是40万元，张丰平占20万元，注册资金共60万元。2001年8月17日民强公司变更名称为奥行公司。2004年3月29日，奥行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建成20万元，张凤云40万元。本案债权转让期间奥行公司的经理是刘灿强。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中，原告并不知道自己是奥行公司的经理，对其所有内容，原告一概不知，且无原告本人签字。原被告均对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侯士文证言，来源：新泰法院档案室刑事卷宗。证明侯士文系原告亲戚，是原告借侯士文的身份证，让他挂个名办理的民强公司，工商局的材料有些是侯士文签的，有的不是，如公司股权转让上的签名就不是侯士文。说明奥行公司实际股东和负责人都是刘灿强。原告对该证据的来源及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人证言所述与事实不符，所表述的亲属关系真实，但其表述的原告是奥行公司的经理、股东、借身份证登记均是虚假的。庭审中，原告修正质证意见，对其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以上所述修改为，对其证实内容代理人不清楚；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应当经过法庭质证；该证据与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无关。
被告提交张丰平证言，来源：新泰法院档案室刑事卷宗。证明张丰平系原告亲戚，是原告借其身份证，让他挂个名办理的民强公司。他担任刘灿强的司机，原告让他签字他就签，对签字的内容不知道。涉及本案以酒抵款都是刘灿强安排张丰平等人实际办理的。说明奥行公司实际股东和负责人都是刘灿强。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实内容代理人不清楚；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应当经过法庭质证；该证据与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无关。上述两组证据均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对证人的询问笔录，真实可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金汶水公司价格表，共两页，来源：新泰法院档案室刑事卷宗。证明奥行公司用酒厂批发价只有21元/箱，却按148元/箱抵顶债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属于严重欺诈行为。原告对酒水价格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体现的价格是奥行公司从新泰市金汶水酒业有限责任有限公司批发进货的价格，奥行公司本身是经营酒水的公司，因此，奥行公司在对外销售是按照该类酒市场价148元/箱计算的。原被告对价格表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金鲁泰”白酒质量检验单，证明白酒质量不合格。原告认为该检验报告无法证明是奥行公司抵顶的酒。因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检验的白酒即是原告交付的白酒，对检验报告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被告提交彭庆东内退文件，证明彭庆东于2004年元月29日内退，从而说明原告及其证人所称的2012年前每年在厂里向彭庆东要债的虚假性。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彭庆东是被告的员工，只能证明解除了原聘任职务。原被告对内退文件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原审庭审笔录，证实两证人及原告存在虚假陈述与虚假证言，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第五页中，原告明确陈述“每次都是他们二人和我一起要的”，二审中，两证人称有时候是两个人去要的，互相矛盾。原告认为原告既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也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原告的陈述只是作为一般人的说法，不能根据原告不是很严谨的语言，来否定其所陈述的真实性，另外，原告的陈述并不能代表是两个证人的陈述意见。原审庭审笔录是经过双方庭审签字确认的，对原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依被告申请依法调查彭庆东，被告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彭庆东陈述“该公章仅在济宁中院诉讼活动中使用过，其他单位未用过”证实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中的印章为虚假的，其又陈述“2004年内退，未返聘，退休后未找过我”此处的退休承接上面的内容，指的是内退时间。该笔录中，未出现2014年，其正式退休的内容，说明2004年内退之后，原告没有带人找过彭庆东。原告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调查笔录证实彭庆东陈述的“退休后刘灿强没带人找过我要账”，该句话证实了刘灿强在2014年12月之前，一直找彭庆东催要账，只是在彭庆东2014年12月退休后，没有找过他，同时证实，委托书中清欠办的印章，被告不但有且使用过，彭庆东明确陈述的是退休后未找过而不是内退。原被告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告刘灿强即是奥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本人一直以奥行公司的名义从事各种民事活动；彭庆东于2004年内退，患病后在泰安市泰山区灵芝花园居住五年，被告未返聘彭庆东；委托书中泰山生力源玻璃有限公司清欠办公章只使用过两次，另一次是被告在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中使用过。
又查明，泰山生力源集团玻璃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8日变更为山东泰山生力源玻璃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原告刘灿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与委托书是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加盖有泰山生力源集团玻璃有限公司与新泰市奥行物资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该协议是原被告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真实合法。泰山生力源集团玻璃有限公司清欠办给原告出具的委托书与债权转让协议系同一天形成，债权转让协议加盖的是泰山生力源集团玻璃有限公司公章，委托书加盖的是泰山生力源集团玻璃有限公司清欠办公章。刘灿强作为奥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与其他法人进行的民事活动中，明知在交付合同约定标的物过程中再收取额外报酬违反法律规定，其绕开被告，与彭庆东所在的清欠办签订委托书。该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民事上应评价为无效行为，该行为所涉委托书亦无效。综上所述，原告刘灿强作为奥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过程中收取被告报酬，在民事上应评价为无效行为，该行为所涉委托书亦无效。对原告刘灿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灿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05元，由原告刘灿强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2年8月9日，泰山生力源与刘灿强实际控制的奥行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泰山生力源将对新泰市酿酒总厂（时任厂长为刘灿强的哥哥刘灿民）享有的债权846350.9元转让给奥行公司，奥行公司则交付给泰山生力源相应的酒，在签订该债权转让协议的当天，泰山生力源清欠办又给刘灿强出具委托书，委托刘灿强办理奥行公司所应交付酒的提货事宜，并承诺提货入库时，泰山生力源按提货总价款的28%，现金一次性支付给刘灿强作为报酬，上述事实清楚。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委托书的效力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泰山生力源与奥行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奥行公司负有向被上诉人交付“金鲁泰”酒的义务，刘灿强系奥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其所控制的公司与被上诉人的上述经济活动中，刘灿强通过与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书的形式，约定另外收取高额报酬（数额达236978.25元），显然不当，一审认为该委托书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认定委托书无效并判决驳回刘灿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刘灿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05元，由上诉人刘灿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朱惠东
审判员 魏 军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