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18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1，女，1928年1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胥钢，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6，男，1959年3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宣房房屋经营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吴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焦全和，男，1956年8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1，男，1933年12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树琴，女，1965年7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姚×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7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姚×1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丈夫赵×1自1985年7月15日经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落实房屋政策办公室分配获得121号公有住宅三居室一套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的承租权，并依法与北京宣房房屋经营公司四分部（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房管所，以下简称宣房公司四分部）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1989年赵×1去世后，我继续租住诉争房屋至今，并且依约一直按时向宣房公司四分部交纳房屋租金。1995年6月29日，宣房公司四分部要求重新签《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合同乙方系我本人签名。2012年，我依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之规定：同意将该房屋承租人更名为我的孙子赵×8，赵×8曾多次以书面形式向宣房公司四分部提出承租人更名申请，宣房公司四分部却以种种借口推诿，不予答复。赵×8无奈依法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院审理期间，宣房公司四分部承认其已于2000年4月1日与段×1私下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但是我一直对此不知情。我认为，宣房公司四分部私下与段×1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严重违约，依法应当确认无效。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北京宣房房屋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宣房公司）于2000年4月1日与段×1签订的宣房外字第4-186号《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宣房公司、段×1承担。
宣房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姚×1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诉争房屋为我公司管理的直管公房，原房屋承租人系赵×1。2、根据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0）宣民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一中民终字第35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姚×1、赵×2、赵×3、赵×4、赵×5、赵×6、赵×7（以下简称姚×1等7人）将诉争房屋腾空，并由北京市长城技贸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技贸公司）收回。我公司依据上述生效判决于2000年由长城技贸公司调配住房安置公司职工段×1，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3、姚×1诉我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一案，我公司认为诉争房屋事实清楚，姚×1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段×1辩称：我同意宣房公司的答辩意见、不同意姚×1的诉讼请求。1、我和宣房公司于2000年4月1日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有效的合同；2、姚×1起诉我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原则，该案已经经过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请求法院驳回姚×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宣房公司作为诉争房屋的经营管理单位，其依据生效的裁判文书及长城技贸公司同意将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段×1的申请书，与段×1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属于宣房公司依据职权行使公有住房分配的行为，该合同的签订并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亦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合同。关于姚×1主张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签订日期2000年4月1日早于一审法院的判决时间2000年6月16日，宣房公司与段×1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缺乏依据导致无效的意见，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宣房公司的原始档案资料中《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未填写签订日期，段×1亦自认2000年4月1日系其转让房屋时按照调租日期自行填写，同时结合宣房公司提交的《准住证》、长城技贸公司申请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证据，可以认定宣房公司与段×1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时于法有据。综上，姚×1主张确认宣房公司与段×1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判决：驳回姚×1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赵×1与姚×1系夫妻关系，赵×1已于1989年去世。
诉争房屋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直管公房，现由宣房公司经营管理。1985年7月15日，赵×1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承租权，起租日期自1985年7月15日开始。1995年6月29日，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房管所（现为宣房公司四分部，以下简称广外房管所）与姚×1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由姚×1继续承租诉争房屋。后，广外房管所与段×1就诉争房屋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诉争房屋一直由姚×1一家祖孙三代居住使用并交纳房屋租金。
2000年，长城技贸公司曾将姚×1等7人诉至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要求收回诉争房屋，该院经审理于2000年6月16日作出（2000）宣民初字第819号民事判决，判决姚×1等7人及其共居亲属将诉争房屋腾空，交由长城技贸公司收回。判决后，姚×1等7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0年12月6日作出（2000）一中民终字第359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经长城技贸公司申请，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2日向原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局依据（2000）宣民初字第819号和（2000）一中民终字第3597号民事判决书协助办理相关手续。2001年11月23日，长城技贸公司向广外房管所提交申请书，同意将诉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段×1。2002年3月19日，广外房管所为段×1办理了诉争房屋的《准住证》。
2001年，姚×1曾将长城技贸公司及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武分局诉至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武分局于1999年3月20日出具的“北京长城工商联合公司电子经营服务中心是北京长城技贸公司下属企业，已于一九八八年六月注销，该中心所有债权债务均由北京长城技贸公司承担”、“北京市宣武区咨询商行是北京长城技贸公司开办的企业，隶属于我公司管理”的两份证明材料违法，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该院经审理于2001年7月6日作出（2001）年宣行初字第28、29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了上述两份证明材料违法。
2013年，赵×1之孙赵×8向宣房公司申请将其变更为诉争房屋的承租人，宣房公司以原承租人赵×1已变更为段×1为由，认定赵×8不具有承租资格。为此，赵×8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将诉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段×1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要求将承租人变更为赵×8。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西行初字第306行政裁定，裁定认为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驳回了赵×8的起诉。
诉讼中，姚×1主张因段×1与宣房公司之间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是2000年4月1日，早于北京市长城技贸公司要求其腾退诉争房屋一案一审判决作出的时间即2000年6月16日，故段×1与宣房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对此，宣房公司提交了诉争房屋原始档案资料，档案中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没有填写签订日期，并称：段×1持有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上载明的签订日期2000年4月1日系段×1自行填写，该日期是国家规定的调租起始日期，其公司是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长城技贸公司出具的申请书方才与段×1就诉争房屋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段×1认可其持有的租赁合同中载明的签订日期“2000年4月1日”系其于2012年将诉争房屋使用权转让给案外人刘×1时填写。另，宣房公司认可其公司与段×1就诉争房屋签订租赁合同时对其公司与姚×1之间的租赁合同未予处理。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申请书、《准住证》、租金交纳凭证、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段×1持有的其与宣房公司之间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载明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00年4月1日，但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宣房公司存档的段×1与宣房公司之间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并未写明合同签订日期，长城技贸公司亦曾于2000年起诉要求姚×1等7人腾退诉争房屋，该案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姚×1等7人应将诉争房屋返还给长城技贸公司，后经长城技贸公司申请，法院向相关部门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长城技贸公司同意将诉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段×1，且宣房公司为段×1办理诉争房屋《准住证》的时间为2002年3月19日，段×1亦自认2000年4月1日系其将诉争房屋使用权转让给案外人刘×1时自行填写，故对宣房公司主张其公司系依据法院的生效判决、《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长城技贸公司的申请书方才与段×1签订租赁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手续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姚×1所称段×1与宣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早于长城技贸公司起诉要求其腾退诉争房屋一案一审判决时间的上诉理由，因该事由不属于合同无效之法定情形，故现姚×1以此为由主张段×1与宣房公司之间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宣房公司在未对其公司与姚×1之间的租赁合同办理相关解约手续的情况下即与段×1就诉争房屋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欠妥，宣房公司应妥善处理其与姚×1之间的纠纷。
综上所述，姚×1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姚×1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代理审判员 马兴芳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