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民终1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宗祥，男，1951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高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军，男，1981年9月18日，汉族，农民，住聊城高新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生，聊城东昌南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许营镇许营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许广宾，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许营镇许营村第三村民小组。负责人许广非，组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长静，山东普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宗祥、许军因与被上诉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许营镇许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许营村委）、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许营镇许营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许营村三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6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许宗祥、许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地上物补偿款194285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老林公路南斜角地”一直由上诉人承包经营，事实清楚。一审上诉人提交了2009年12月10日的承包费交款收据和前任支部书记的证明，可以充分说明上诉人是该块土地的承包经营人。对该事实一审许营村委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说款已给了村民三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即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所以应认定村委会承认上诉人是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人。村民三组一审辩称：“被征收的土地是14亩，不是6亩，原告与村民三组不存在合法的土地承包关系，涉案地块系许宗祥于2003年强行占有，原告对涉案土地不具有合法的经营权，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2009年12月10日村民三组收取了上诉人1200元的承包费，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实际使用上述土地的时间是2005年，而不是2003年。如果涉案地块系许宗祥于2003年强行占用，那么为什么2009年还要收取上诉人的承包费？其次，假如说2009年12月10日村民三组收取上诉人1200元的承包费，不能证明是2009年至2015年的应交费用，也只能说上诉人欠交了承包费，欠交承包费不会发生否定上诉人承包经营事实的结果。村民三组在答辩中并没有否定上诉人一直是涉案土地的使用人，仅仅认为经营权不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证实拥有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能提交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驳回上诉人主张地上物补偿款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上诉人自2005年起在“老林公路南斜角地”，进行平整、投入、种植、耕作，至2015年政府对该土地征收，其地上物的所有人是上诉人，该事实是真实的。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承包土地应签订书面合同，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承包使用“老林公路南斜角地”，没有书面合同和经营权证，就无权获得补偿，并无此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承包合同和土地经营权证而驳回上诉人的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三、二被上诉人持有“老林公路南斜角地”征收补偿合同，拒不出示，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村民三组辩称“被征收的土地是14亩，不是6亩”。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补偿合同的相对人，被上诉人持有补偿合同。上诉人主张的194285元，究竟是6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还是14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上诉人处于举证盲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所以，上诉人的主张，应得到支持。上诉人曾在一审提到承包土地约6亩，与被上诉人辩称被征收土地14亩，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该块土地中间地带约6亩，三面是沟壕，沟壕与土地相加，实际亩数为14.8236亩。上诉人在一审中说的6亩，仅是指中间地带，事实上三面沟壕也在承包人的承包和经营范围内。被上诉人许营村委、许营村三组共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宗祥、许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地上物补偿款19428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于2005年获得涉案6亩土地经营权，期限至2015年，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不能提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提交2009年12月10日以许士领（许宗祥之子）交纳涉案土地承包费的收据一份，收据载明：交老林公路南斜角地承包费6年收费，1200元。收据未记载承包费起止年份。原告主张系2015年12月10日之前的6年，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主张系2003年至2009年6的承包费，并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2014年10月涉案土地被征收，许宗祥得补偿款11630元，许军得补偿款1650元，另194285元补偿款许营村三组分配给了村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原告主张于2005年获得涉案6亩土地经营权，期限至2015年，被告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于2005年获得涉案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至2015年，但不能提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涉案土地被征收时，原告不能证实拥有承包经营权，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地上物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许宗祥、许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86元，减半收取计2093元，由许宗祥、许军负担。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许宗祥、许军提交许营镇广场绿化建设项目征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明细，该证据来源是二上诉人于2017年6月6日与管区书记高建民一块到许营乡财科（财支办公室）查阅复印的，拟证明二被上诉人在乡财科领取附属物补偿款共计21.253万元，该附属物分两个项目：项目一是坟头，共5000元；项目二是青苗补偿，补偿亩数为14.8236亩，每亩1.4万元，合计20.753万元，上述补偿除坟头外，应归上诉人所有。二被上诉人许营村委、许营村三组对补偿明细表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证明主张有异议，因为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就提到了当时政府在征用土地时除了法定的4.8万元/亩，其余土地包括空闲地、荒地等1.4万元/亩。二上诉人在一审也从没有主张过所谓的承包地是14.8亩，另外在当时发生争议后，二上诉人已领取了11630元及1650元的补偿款，并且出具了手续。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证明涉案土地青苗补偿亩数为14.8236亩，每亩1.4万元，合计20.753万元，不能证明青苗补偿款应给二上诉人多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许宗祥、许军主张于2005年取得涉案6亩土地经营权，期限至2015年，二被上诉人许营村委、许营村三组不予认可，认为是许宗祥强占的土地，许宗祥、许军不能提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驳回许宗祥、许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涉案土地被征收后，涉案土地青苗补偿亩数为14.8236亩，每亩1.4万元，合计207530元，许宗祥得补偿款11630元，许军得补偿款1650元；另194250元青苗补偿款中是否仍有许宗祥、许军的份额，许宗祥、许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许宗祥、许军待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享有多少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4250元青苗补偿款中有其多少份额后可再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许宗祥、许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3元，由上诉人许宗祥、许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孙久强审判员 郭召勇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