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湖商终字第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惠芬。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永坤。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贤明，浙江雅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炳权。
委托代理人：姚建生。
上诉人周惠芬、周永坤为与被上诉人沈炳权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5）湖浔双商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沈炳权与周惠芬、周永坤素有毛纱生意往来，截止2013年1月12日，周惠芬、周永坤共结欠沈炳权价款146769元。之后，双方又发生毛纱业务往来，周惠芬、周永坤又结欠沈炳权价款35316元。周惠芬、周永坤仅支付沈炳权价款5万元并退回部分毛纱（价值为3000元），尚结欠沈炳权价款129085元至今未付，上述欠款经沈炳权催讨未果，以致纠纷成讼。另查明，周惠芬、周永坤系夫妻关系。
沈炳权一审提起诉讼称：周惠芬、周永坤系夫妻关系，尚欠沈炳权毛纱款136132元未付，经催讨未果，请求判令周惠芬、周永坤立即支付毛纱款136132元，本案诉讼费由周惠芬、周永坤承担。
周惠芬、周永坤一审答辩称：1.当事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定作合同关系；2.周惠芬、周永坤已结清所有欠款；3.沈炳权未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需向周惠芬、周永坤开具业务往来款相关发票；4.沈炳权主体不适格，周惠芬、周永坤一直与湖州华仕毛纺厂进行业务往来，而非沈炳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质证及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系何法律关系。二、沈炳权主体是否适格。三、周惠芬、周永坤是否结清所欠价款。四、沈炳权是否应向周惠芬、周永坤开具业务往来发票。一、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定作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双方未签订明确的业务合同，周惠芬、周永坤提出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发货清单标明为“定作加工毛纱发货清单”，并标明相应的批号及品名，且周惠芬、周永坤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故认定本案为定作合同关系。二、沈炳权主体是否适格。结合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1.虽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发货清单标题上有“湖州华仕毛纺厂”字样，但发货清单上的“发货人”均为沈炳权；2.沈炳权持有周惠芬、周永坤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发货清单等业务往来凭证；3.沈炳权已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系“湖州莫蓉华儒毛纺厂”的业主，该厂于2008年1月1日开始经营，于2011年3月9日注销，沈炳权一直沿用印有“湖州华仕毛纺厂”标题字样的发货清单。三、周惠芬、周永坤是否结清所欠价款。周惠芬、周永坤提出已结清欠款的抗辩，因沈炳权已提供周惠芬、周永坤结欠其价款的证据，且周惠芬、周永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结清欠款，故对该抗辩不予采纳。四、沈炳权是否应向周惠芬、周永坤开具业务往来发票。1.双方未明确约定，沈炳权需向周惠芬、周永坤开具相关发票；2.开具发票属于国家税收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故对周惠芬、周永坤提出的沈炳权应向其开具相关发票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双方之间的定作合同行为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沈炳权已履行了交付定作货物的义务，周惠芬、周永坤理应根据沈炳权的请求及时支付价款，引起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是周惠芬、周永坤未及时支付价款。据此，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周惠芬、周永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炳权价款129085元。二、驳回沈炳权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3元，减半收取1512元，财产保全费1270元，合计诉讼费2782元，由沈炳权负担144元，周惠芬、周永坤负担2638元。
周惠芬、周永坤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沈炳权诉讼主体不符，一审应依法裁定驳回诉讼。本案诉讼主体应该为“湖州华仕毛纺厂”，而不是沈炳权，故应从程序上驳回沈炳权的诉讼。二、本案法律关系应该为买卖关系，而非加工定作关系。一审在认定法律关系时，以发货清单上标明了“定作加工”字样而认定法律关系，但在认定诉讼主体时却不以发货清单上标明了“湖州华仕毛纺厂”而认定本案诉讼主体为“湖州华仕毛纺厂”，沈炳权之所以把本案法律关系主张为加工定作，无非是为了法院的管辖权而已。本案中有退回的物品，说明双方交易的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所以法律关系应为买卖关系。三、本案关键证据是一份所谓的由周惠芬出具的没有名称的证据一“对账单”。周惠芬、周永坤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持有异议。该份证据是复写件，被裁减过，且没有标明周惠芬结欠沈炳权款项的字样，是一张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草稿纸。四、关于开具发票问题，一审认定更是错误。一审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约定，所以无需开具发票，更以开具发票属于税务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民事法律范畴为由，不予支持，这无疑助长了他人的偷税漏税行为。五、如果沈炳权符合诉讼主体，二审也给予维持，那么说明沈炳权属于典型的无证经营行为。综上，周惠芬、周永坤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驳回沈炳权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沈炳权承担。
沈炳权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周惠芬、周永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诉讼主体的问题，一审原告主体适格。实际上一审开庭时已经说明，湖州华仕毛纺厂和“华儒毛纺厂”系同一家厂，且工商登记没有湖州华仕毛纺厂。“儒”当地话就是与“仕”同样的发音，当地人也是这样认可的。二、对定作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根据现有的票据来看，是双方定作发货清单，双方定作的毛纺也是有一定颜色、规格、支数，符合定作合同的要求。三、关于对账单的问题。这份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要件，去年多少、今年多少、付了多少、余款多少，还有确认人，符合对账单的客观要件。这张纸是复写纸开具的，不存在复印件的问题。四、关于开票的问题。双方约定是不开票的价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周惠芬、周永坤的全部上诉诉请，维持原判。
二审中，当事人双方均无新的证据材料向本院提交。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周惠芬、周永坤是否应向沈炳权支付一审判决认定的129085元。周惠芬、周永坤上诉提出，沈炳权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沈炳权持有周惠芬、周永坤签字确认的发货清单、退货单、对账单等交易凭证，且发货清单中“发货人”一栏载明为“沈炳权”。对发货清单所载“华仕”与“华儒”的关系，沈炳权亦作了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说明。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沈炳权以债权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周惠芬、周永坤主张，双方系买卖法律关系而非定作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发货清单名为“定作加工毛纺发货清单”，且每笔业务均载明批号和品名，一审据此认定双方系定作法律关系，并无明显不当。周惠芬于2013年1月12日向沈炳权出具的结欠146769元的单据具备对账单的实质性内容，沈炳权据此向周惠芬、周永坤主张债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周惠芬、周永坤提出的发票问题，本院认为，开具发票系出卖人的法定义务，但本案当事人双方并未约定开具发票为付款的前提条件，开具发票并非主合同义务，周惠芬、周永坤也没有就此提出反诉，未开具发票不能成为其在本案中拒绝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23元，由上诉人周惠芬、周永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闵海峰
审 判 员 杨瑞芳
代理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