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伟强，男，198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吴伙金，男，195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赵南先，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林学坚，广州市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刘沅瓒，增城市公安局民警。
上诉人吴伟强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11月22日，被告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99）穗劳字80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因抢劫决定送原告吴伟强劳动教养一年。同日，被告向原花都市公安局发出（99）穗劳通字8029号《劳动教养通知书》，注明原告因抢劫决定送劳动教养。2000年9月4日，原告被解除劳动教养。2013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认为原告因被告捏造抢劫罪名注明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发给赤坭派出所入档案，该抢劫罪名困扰原告10多年，多次找工作受挫，精神受到巨大打击、损失惨重，影响极坏，故申请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7万元，误工费3万元。被告收到上述申请书后经审查，于2013年3月20日作出穗劳行赔字［2013］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上述（99）穗劳字80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被告将原告送劳动教养的情况通知其户籍地赤坭派出所，送达的《劳动教养通知书》的内容与《劳动教养决定书》对原告的违法行为的定性完全一致，并无错误。《劳动教养决定书》原告本人也签名确认，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原告在1999年11月22日被送劳动教养处理，且本人已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上签名确认，原告解除劳动的时间为2000年9月4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因不可抗力或障碍导致其无法行使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情形，因此，原告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国家赔偿申请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被告发出的（99）穗劳通字8029号《劳动教养通知书》与（99）穗劳字80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内容一致，只是通知原告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文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以上述通知书注明抢劫罪名为由而申请被告国家赔偿的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吴伟强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吴伟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第一，上诉人在1999年9月28日被抢劫犯曾庆潇（在增城市抢劫摩托车入刑四年）诱骗到清远市区参与销赃抢来的摩托车，被清远市警方抓获（上诉人事后才知道该车是抢来的）。同年10月8日移交增城市公安局处理、11月22日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抢劫罪，作出（99）穗劳字80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送上诉人劳动教养一年。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应不构成抢劫罪。被上诉人毫无证据事实，只凭上诉人等人的供述及一支电击棒（上诉人事后才知道曾庆潇携带了电击棒）作为证据认定上诉人抢劫罪并标注在《劳动教养决定书》、《劳动教养通知书》上发给上诉人户籍所在地赤坭派出所入档案，及强制送上诉人劳动教养一年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纯系捏造抢劫罪名强加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构成捏造罪名罪，要负法律责任。第二，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上诉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和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根据。原审法院认为《劳动教养通知书》与《劳动教养决定书》内容一致，只是通知上诉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文书，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驳回上诉人吴伟强的赔偿请求。上诉人当时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上签名确认的是抢劫未遂，后被篡改为抢劫打印在《劳动教养决定书》、《劳动教养通知书》上。上述两文书被篡改打印为抢劫罪名后，上诉人及家属从未收看过和签名确认，被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的知情权，导致上诉人不知道两文书内已被打印为抢劫罪名。2011年12月上诉人应聘辅警，经户籍所在地赤坭派出所出具的犯罪证明《劳动教养通知书》上注有抢劫罪名，不能应聘。上诉人才知道之前签名确认的抢劫未遂已被篡改为抢劫，和之前就业多次受挫的原因。上诉人马上要求该派出所给该通知书复印件，向广州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法制处申诉。省公安厅法制处三次督办后，被上诉人才给上诉人行政赔偿决定书，所以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没有超过法定期限，对此被上诉人负全责。《劳动教养通知书》是依照《劳动教养决定书》打印的，因为内容性质一致才造成上诉人就业时，该派出所出具该通知书证明上诉人有抢劫犯罪，不能应聘。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没有抢劫的证据事实，居然把上诉人当时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上签名确认的抢劫未遂篡改为抢劫（一次违法），再把该抢劫罪名打印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发给赤坭派出所入档案（二次违法），造成该派出所在上诉人就业时又出具该通知书证明上诉人有抢劫犯罪（三次违法）。导致上诉人10多年多次就业受挫，精神受到极大打击，损失惨重。与《劳动教养决定书》内容一致的《劳动教养通知书》，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已产生实际影响，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名誉权，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失费八万元、误工费四万元、合计人民币十二万元是依法行事，依法维权。故上诉请求：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书；二、判决被上诉人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赔偿精神损失费八万元、误工费四万元、合计人民币十二万元。
被上诉人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我委只是认定上诉人是违法行为，并未给上诉人定罪。二、上诉人混淆了违法形态，违法行为有可能是预备或者未遂、中止以及既遂，但是案件的定性均是抢劫，上诉人认为我委将抢劫未遂篡改为抢劫，但是从一审至今上诉人从来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根据一审时提供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上面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决定书上的定性也是抢劫，依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是可以进行劳教的。因此，我委对上诉人作出的劳动教养属于合法的行政行为，而合法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国家赔偿的责任。本案的事实很清楚，相关的证据材料在曾某的刑事判决书中已有所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依法予以采纳，上诉人认为本案只有被告的供述不能定案，但是不能定案的前提是只有被告本人（不包括同案），本案中，上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也被缴获了相关的作案工具，被告与同案的供述是一致的，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可以证明上诉人抢劫的违法事实是清楚的，因此我委不应承担上诉人提出的相关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被上诉人作出的《劳动教养通知书》不存在上述规定的违法情形，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其予以国家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篡改其被劳动教养的罪名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毅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代理审判员 姚 伟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严顺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