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内06民初236号原告：苏国栋，男，汉族，1956年12月21日出生，个体，现住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月寒，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增亮，男，汉族，1971年10月14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云五清，内蒙古久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国庆，内蒙古久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鄂尔多斯市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南路大恒郦城7楼。法定代表人菅锐,该公司董事长。原告苏国栋与被告杜增亮、鄂尔多斯市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大恒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判决后，被告杜增亮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国栋及其诉讼代理人刘月寒、赵波，被告杜增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云五清、康国庆，被告鄂尔多斯市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菅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国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执行裁定书，对位于天骄佳苑11-1-105室的房屋继续执行。本案诉讼费用由杜增亮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22日，其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大恒公司开发的大恒郦城5-9幢5-7号底商。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付了全部价款，但大恒公司未能如期交房。2013年，原告向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大恒公司交付房屋，并承担违约责任。2013年10月23日，仲裁委作出鄂仲裁字（2013）238号裁决书，裁决大恒公司向原告交付房屋，并承担违约责任。后杜增亮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法院作出的（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执行裁定书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支持了杜增亮的异议申请。且案涉房屋网签手续是在该房屋被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以后办理的。杜增亮辩称，苏国栋并没有向大恒房地产支付购房款，而是苏国栋与菅锐在2010年11月22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菅锐向苏国栋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9个月，月利率为3.2％但苏国栋为了规避不超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的贵定将其中的月利率1.5％的手续费、评估费、考察费135万元也就是该135万元是1000万乘于1.5％乘于九个月得出的，所以协议书面约定月利率1.7％，并将首个月的利率支付借款时扣除，并约定借款人对本借款以销售房屋做抵押手续不设担保人担保。同时大恒公司与苏国栋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苏国栋依据借款协议向借款人菅锐妻子杨某付款968万元，该968万元为扣除首月利息32万元的借款。2010年12月10日，苏国栋与菅锐又签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月利率为3.5％，借款期限,6个月，但苏国栋为了规避不超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的贵定将其中的月利率1.8％的手续费、评估费、考察费108万元也就是该108万元是1000万乘以1.8％乘于六个月得出的。所以协议书面约定月利率1.7％，并将首个月的利率支付借款时扣除，并约定借款人对本借款以销售房屋做抵押手续不设担保人担保。同时大恒公司与苏国栋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苏国栋依据借款协议向借款人菅锐妻子杨某付款965万元，该965万元为扣除首月利息35万元的借款。杨某之后分别给苏国栋汇款月利息32万元和35万元，一直付到2011年7月。之后又还款1038.9501万元。苏国栋与大恒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预售许可证号项下的房屋并不是本案争议的房屋因此苏国栋没有权利执行本案的房屋，而且苏国栋未付购房款，其向杨某付款只能证明是支付了借款。被告大恒公司答辩称：菅锐以大恒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两份《借款协议》，虽有大恒公司的字样，但未盖公章，且协议签订后，原告第一次向杨某和张馨月的账户支付了968万元，第二次向杨某的账户支付了965万元,两次借款均预先扣除第一个月利息。2010年11月22日第一次借款协议签订当日，原告要求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因此在合同中，任意填写了5、6、7号底商，按当时的底商价格为3-4万元之间，不可能是每平米1.5万元。虽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大恒公司也没有向原告出具购房收据或发票，合同约定交房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交房期满后，原告也一直没有要求大恒公司交房，直到2013年8月，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原告才向仲裁委主张交付房屋。所以大恒公司与原告之间实际并没有发生过房屋买卖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问题：1、2010年11月22日原告与被告大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购买被告大恒公司开发的5-9栋楼之间底商5、6、7号，建筑面积864平方米，合同价款为1296万元,且大恒郦城即天骄佳苑。2、房屋交付日期为2010年12月20日。证据二、银行打款凭证5张，证明问题：原告于2010年11月23日分四笔支付房款968万元，于2010年12月10日支付465万元，其中328万元是房款，故原告已经付清全部购房价款1296万元。证据三、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书，证明问题：1、因被告不履行交房义务，原告申请仲裁，仲裁委作出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书，要求被告大恒公司履行5-9栋楼之间底商5、6、7号的交房义务，并承担违约金。该裁决合法有效，且未被撤销，可以作为执行依据。2、如被告杜增亮对该裁决不服，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292条，不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证据四、（2014）鄂中法执备字第7号中裁定书及封条照片，证明问题：原告针对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书，申请了强制执行，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于2014年4月14日将以上3间底商进行了查封，并粘贴了封条进行公示，且明确告知，在查封期内，被执行人大恒公司不得转移被查封的财产，所以大恒公司的转移行为属于恶意转移，不得对抗执行。证据五：2015年调查笔录及2016年谈话笔录各一份，证明问题：被告杜增亮所述异议房屋11-1-105属于原告购房合同中6号底商，因为1号底商在住宅范围内，规划时不属于商业，所以从2号底商开始算，排序成11-1-105。大恒公司是在查封后的2015年1月份网签在杜增亮名下，明显属于恶意转移。证据六：（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裁定，证明问题：1、杜增亮本人陈述2014年12月份已经知道房屋被查封，且菅锐已经告诉了其情况，其依然于2015年1月6日办理网签完全属于恶意串通，且已经查明6号底商就是11-1-105号。所以杜增亮不是善意第三人，而是恶意串通人。2、2012年12月24日，该房屋已经办理在薛尚雄名下，后于2015年1月6日变更在杜增亮名下。说明大恒公司和杜增亮办理网签属于恶意转移，目的是不给原告交付。3、二被告恶意串通，按照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大恒公司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追究二人责任。证据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问题:杜增亮提供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日期为2010年3月6日，但是经鉴定，该认购协议的实际签订日期在原告提供的2010年11月22日《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说明大恒公司和杜增亮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明显是恶意串通，事后伪造而成。证据八：规划局的审定意见表及商品房终测报告，证明问题：规划局的审定意见书对本案底商的规划是地上二层商业楼，没有楼号，商品房终测报告中显示开发商后编的楼号为11号楼。证据九：2017年10月30日争议商业楼所在小区现场公证书一份，证明问题：因为1号底商在住宅范围内，规划时不属于商业，所以从2号底商开始算，排序成11-1-105，所以杜增亮所述异议房屋11-1-105属于原告购房合同中6号底商。证据十、分10次原告给菅锐之间出借借款的转款凭证，证明问题：除支付大恒公司全部购房款以外，原告和菅锐自然人之间还存在借贷关系，然后原告给大恒公司支付了借款。现在有证据证明的借款和购房款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存在抵顶。被告杜增亮质证称：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鄂）房预销售证第29号，该预售证项下的房屋都是住宅没有底商，合同第四条每平方米1.5万元与当时的房价不符，当时的房价为每平方3-4万元，合同第6条买受人一次性付款1000万元（已付）与事实不符，苏国栋并没有向大恒公司支付过一分钱房款，合同第8条出卖人应当2010年12月20日前交房，但苏国栋一直到2013年没有就该房屋主张过权利，只是在签订买卖合同后按月收取了32万元和35万元的利息。因此，该买卖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且预售证号下没有该房屋，因此该协议不合法也不真实。对于证据二，该5只付款凭证的收款人为杨某并不是大恒公司，因此苏国栋并没有向大恒公司支付过任何款，与本案购房款没有关系。对于证据三、仲裁裁决书的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裁定的房屋与本案房屋没有关联性，杜增亮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裁决书时人民法院告知杜增亮已经终止执行，所以不予受理。对证据四该执行裁定书明确写明5-9栋底商三间，而查封的房屋确是11号楼105房间，裁定书所确定的房屋与查封的房屋不一致。对于证据五的调查笔录，法院张贴封条的房屋是杜增亮的房屋，但是苏国栋和大恒公司争议的房屋是哪一个不清楚。对谈话笔录，该谈话笔录中杜增亮并没有陈述俩套房屋是否是一套房没有做出确认，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对于证据六，执行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应当予以支持，停止对争议房屋的执行。对于证据七，鉴定书合法性不予认可，该鉴定书没有鉴定人员的资质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营业执照，鉴定之前已经告知认购书是后补的，以前的丢失，没有必要进行鉴定，也并不能证明杜增亮和大恒公司是恶意串通的故意。对于证据八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不能证明原告购买的房屋是11-1-105。对于证据九，商业楼是否为住宅楼的范围内并不能以公证处的摄像为依据进行确认，而应当以登记部门的预售许可证进行确认，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对于证据十的质证，该份证据正是菅锐向苏国栋借款2000万中其中一次的付款凭证。与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能够相印证。被告大恒公司质证意见同被告杜增亮的质证意见。被告杜增亮向本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1.《大恒郦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2.购房款收据、白酒出库单3.《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问题：1.2010年3月6日，被告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大恒郦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认购大恒郦城商品房一套，房屋价格为800万元人民币，被告于2010年3月6日按照协议约定向大恒公司支付购房定金50万元，并陆续以现金支付及白酒抵顶的方式向大恒公司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800万元，大恒公司也向被告出具了购房款收悉的收据，被告与大恒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被告已经全面适当的向大恒公司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2.2015年1月6日，就被告认购的房屋，大恒公司为杜增亮购买的天骄佳苑11-1-105号底商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手续。证据二、1.2010年11月22日的《借款协议》、《借款借据》、汇款凭证、利息结算单、还款凭证2.《商品房买卖合同》3.2010年12月10日的《借款协议》、《借款借据》、汇款凭证、利结算单、还款凭证，证明问题：1.2010年11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担保2010年11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履行，2010年11月23日苏国栋向杨某、张馨月的汇款是扣除了第一个月利息32万元后苏国栋履行出借义务的行为，杨某及张馨月等人自2011年1月22日开始有规律的向苏国栋偿还借款733.9666万元，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也不存在支付购房款的事实。2.2010年12月1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010年12月10日原告向杨某汇款965万元是履行《借款协议》约定的出借义务，不存在原告陈述的支付328万元购房款的事实，在原告扣除第一个月35万元的利息后，杨某等人自2011年1月10日开始有规律的向原告偿还借款共计304.9835万元。3.以上证据能完整的证明苏国栋与菅锐之间的借贷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为了担保借贷法律关系的履行。苏国栋没有任何购房款支付凭证和收款收据及发票，也没有关于剩余296万元购房款的支付方式及支付凭证、购房款收据及发票。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但原告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不向大恒公司主张交房，不符合交易习惯。证据三、1.编号2012-0006341《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3-9003260《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2015-9000028《商品房买卖合同》；2.（鄂）房预销售证第2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鄂）房屋预销售证第壹佰壹拾捌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问题：1.同时期同地段，大恒公司公司的底商售价平均为3-4万元/平方米，原告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确定的单价为1.5万元/平方米，仅为正常售价的1/2近1/3，且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但原告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不向大恒公司主张交房，不符合交易习惯。2.（鄂）房预销售证第2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屋用途性质为住宅，不包含5-9幢5、6、7号底商，商业楼的预售许可证号为（鄂）房屋预销售证第壹佰壹拾捌号，其中包括本案诉争的房屋，原告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重大的瑕疵，原告与大恒公司之间并没有关于买卖诉争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3.（鄂）房屋预销售证第壹佰壹拾捌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网签时自动生成的房屋销售许可证号为2012-015-002，杜增亮购买的底商办理了网签备案，但原告没有为房屋办理网签，事实上也不可能办理网签，杜增亮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据四、《苏国栋与菅锐借款说明》，证明问题：苏国栋2010年11月22日向杨某、张馨月968万元的汇款、2010年12月10日向杨某的965万元的汇款是为履行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0日苏国栋与菅锐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的出借义务，并预先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协议中约定的135万元、108万元的手续费、评估费等也是由借款人按照每月偿还利息的形式由借款人菅锐支付。苏国栋的上述款项不是用于支付购房款，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证据五、2012-2016年采暖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问题：自2012年开始，杜增亮对诉争房屋（大恒天骄佳苑11-1-105号底商）进行持续的经营使用并按照规定缴纳了暖费。原告苏国栋质证称：对于证据一，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购书的日期2010年3月6，经过鉴定形成与2010年11月22日之后，鉴定结论出来后杜增亮又提出2014或2015年补签，说明不真实，认购书应该是杜增亮与大恒公司各持一份，大恒公司也未向法庭提供过，所以这就是2014年或2015年伪造。认购书上写着款项为现金支付，但杜增亮迄今为止未向法庭提供现金支付的转款凭证，其称是以白酒抵顶但是合同中没有约定以白酒抵顶的条款，所以杜增亮没有支付任何房款。其向法庭提供的网签，形成于2015年1月6日。但是法院在2014年的4月14日，就已经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查封、扣押、冻结司法解释26条，属于无效转移，所以该证据证明不了网签的合法，故为无效转移。对于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本案总结的焦点为被告是否有权利阻却执行。并不是大恒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对关于大恒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已经经过生效的仲裁裁决给予了确认，所以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其举证也属于无效举证。另，该所有的借款协议借款借据应该都是大恒公司持有。大恒公司将其持有的证据交予被告杜增亮本身说明其双方的恶意串通。对于证据三，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效力均不认可。原告和大恒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形成于2010年。而本案中杜增亮提供的几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都是12年和13年。与本案原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可比性和关联性。关于其提交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因为关于预售许可是由本案大恒公司所填。并不影响本案原告购买房屋的实体权利。且杜增亮提供的以上证据均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因此以上证据均应是大恒公司与杜曾亮恶意串通提供。本案中，大恒公司没有给原告办理网签，就是为了恶意逃避执行。对于证据四，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人没有到庭，无法说明证据的真实性。原告除与被告大恒公司存在商品房买卖，另外还与菅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原告和菅锐本人之间的借贷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也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对于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在房屋被查封以后的占有使用，均属于侵权行为。均不能因此影响原告作为申请人执行的权利，且上面显示的均是补交，即2017年11月14号以后所补交的。被告大恒公司对被告杜增亮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认可。被告大恒公司向本庭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原告支付的款项为借款，并非房屋购买款。原告质证称，证人与本案被告有利害关系，故不应采信。且证人陈述并未亲眼见过案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其不具有证人证言的效力。被告杜增亮质证称，认可证人证言。对于双方提供的以上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证据一至十，被告杜增亮提供证据一中3、证据二中的汇款凭证和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确认。其他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2日，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大恒公司开发的大恒郦城5-9幢5-7号底商。合同约定购房价款为1296万元，约定房屋交付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提交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因大恒公司逾期交付房屋，苏国栋向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裁决大恒房地产公司自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十日内向苏国栋交付大恒郦城第5-9幢5-7号底商，并支付苏国栋逾期交房违约金3732480元。仲裁裁决后，因大恒公司不履行仲裁结果，苏国栋向本院提出执行申请，本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鄂中法执备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大恒郦城项目第5-9幢5-7号底商，并在查封房产处张贴了查封封条。杜增亮于2015年2月10日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认购了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本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执行裁定书，支持了杜增亮的异议，并裁定中止对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的执行。苏国栋后向本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继续对该涉案房产进行执行。另查明，杜增亮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份合同上标注打印日期及合同生成日期为2015年1月6日，但在合同中杜增亮与大恒公司均未签写合同达成日期，该份合同盖有鄂尔多斯市房管局合同备案专用章，但未有经办人签字并填写备案日期。还查明，涉案房产最初规划名称为大恒郦城5-9幢6号，后更名为天骄佳苑11-1-105号。本院认为，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实地勘查后认为，大恒郦城5-9幢6号底商与天骄佳苑11-1-105室系同一房屋。该诉争房产，在2013年10月23日鄂尔多斯仲裁委作出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中已经明确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真实有效，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且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鄂尔多斯仲裁委裁决大恒公司向苏国栋交付涉案房屋。该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杜增亮作为案外人，其陈述其早在2010年3月就购买了涉案房屋，但经本院委托鉴定，其提供的认购书上虽注明签订时间为2010年3月6日，但实际签写日期晚于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杜增亮作为申请人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自认2011年6月至2014年11月，大恒公司先后从其公司提走700万元白酒抵顶购房款，但在本案中，涉案房屋早于2014年4月14日已被本院作出的（2014）鄂中法执备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进行了查封，即在查封之后仍以抵顶白酒的方式支付部分购房款，即便认为杜增亮的上述陈述属实，也不能认定杜增亮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已全部支付了购房款，其异议也显不成立。杜增亮虽在2015年1月6日与大恒公司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合同备案登记手续，但也在本院查封之后办理。杜增亮、大恒公司辩称，苏国栋在本案中交付的钱款并非购房款而是借款，对此提供相应的借款事实的证据，但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纠纷，而杜增亮所举证的证据显示的是大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菅锐与苏国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本案涉案房屋的买卖发生在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菅锐与苏国栋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争议房屋占有使用方面杜增亮提供2017年11月14日补交2012-2016年采暖费电子发票，不能证实其本院查封之前已占有使用争议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杜增亮提出执行异议，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因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真实、合法权利人且该项权利能够排除执行。但在本案中，杜增亮无法证实其真实购买了涉案房产，且即便其已向大恒公司购买了该涉案房产，但其仅可能取得要求大恒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或产权过户登记的依据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而债权不具有优先性，该项权利不能排除本案中的强制执行。同时，即便认为，如案外人认为人民法院在生效执行仲裁裁决的过程中有侵害其合法利益的情形，其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以阻却执行。但在本案中，即便不考虑该生效仲裁裁决的拘束力，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三个要件审查，作为仲裁裁决的案外人，杜增亮在本案中针对涉案执行标的所提出的异议也无充分证据证明能够依法成立，故本院从此角度而言，对其异议亦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苏国栋要求对涉案房屋继续进行执行的请求依法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杜增亮与大恒公司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准许对对位于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继续执行。案件受理费42068元，由被告杜增亮、鄂尔多斯市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黄 图 雅审判员 乌兰托亚审判员 脑敏达来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哈斯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