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7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湘生，男，193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宜生，男，194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弘，男，195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月英，女，194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国，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援朝，男，195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凌斌，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衡，女，194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乃寿，男，194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委托代理人王援朝，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乃林，男，194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委托代理人王援朝，身份信息同上。原审第三人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郭东园巷8号中闽大厦北四楼。法定代表人沈武洪，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景、叶乃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因与被上诉人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原审第三人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上城区住建局）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王述仁（于2007年2月17日死亡）与赵英（于2011年1月31日死亡）共同生育了王乃林、王乃寿，后又与陆美霞（于1991年6月21日报死亡）共同生育了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湘生、王宜生、王桂衡系陆美霞与其前夫（已死亡，姓名及生卒年不详）的子女。王述仁籍贯为南京，1946年后，王述仁、陆美霞携王弘、王月英、王湘生、王宜生、王援朝、王桂衡从南京迁居至杭州共同生活。赵英携王乃林、王乃寿继续在南京生活。1965年左右，赵英随王乃林、王乃寿迁居柳州。王述仁迁居杭州后，赵英未再婚或与他人共同生活。另查明，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房屋系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登记为王述仁。2015年12月24日，第三人上城区住建局与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一份，载明第三人同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买方王述仁，该房屋总售价为29270.69元等事项。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在该协议书中代办人处签字，王援朝、王桂衡在协议底部注明“王述仁还有两个儿子没有签、因家庭有矛盾暂不同意”。2016年1月11日，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以王述仁名义向上城区住建局支付购房款29270.69元、维修基金552.6元。2016年4月19日，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为与上城区住建局公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涉案《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及房改款缴纳手续，该院经审理作出（2016）浙0102行初4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各方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并非行政协议，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起诉。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浙01行终55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再查明，2005年11月22日，王述仁自书《协议书》一份，载明：王述仁决定将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房屋买下后，与儿子王援朝拆迁时所得面积进行房屋分配；王述仁一人单过，六个子女必须对其尽赡养义务，每人每月支付起100元付房租费和保姆费；将来这部分财富中30%给每月能支付100元，能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平均分配，剩余70%可参考司法规定或其他途径来确认，六个子女是否都有权享受，除去不应该享受的和自动放弃的，再进行平均分配。又查明，王述仁遗有中国工商银行定期存款共计60000元、活期存款15628元，其中12499.8元于2007年4月9日打入其账户，备注为社保。1993年至1997年期间，因房屋拆迁，王述仁与王月英共同居住于过渡房中。1997年至2005年期间，王援朝与王述仁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王乃林、王乃寿长期生活于柳州，王桂衡在庭审中自认其未对王述仁尽赡养义务。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2015年12月24日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中王述仁享有的债权由各继承人共同继承（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各继承五分之一，王援朝、王桂衡各人继承十分之一，王乃林、王乃寿不享有继承份额）并依法分割；2.因前述房屋房改而支出的购房款及公共部位维修基金合计29823.29元，由各继承人按照前述房产的继承比例共同承担。王援朝在一审中提出请求：要求分割王述仁遗留的存款共计75628元（由王援朝继承三分之二份额，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平均继承其余三分之一份额）。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王述仁的遗产范围，二是继承人范围及继承份额。关于被继承人王述仁的遗产范围，该院认为，遗产系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主张作为遗产分割的财产有：一、《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的债权；二、王述仁名下存款共计75628元。对此逐一分析如下：关于《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其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而王述仁已于2007年2月17日死亡，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不属于王述仁死亡时遗留的财产，不属于王述仁遗产的范围，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虽主张王湘生有权基于王述仁生前意愿代表其签订涉案《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要求分割涉案《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权利，并要求各方分担购房款及公共部位维修基金的诉讼请求并非继承纠纷的审理范畴，故均不予支持。王述仁遗有的存款共计75628元，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虽主张在王述仁去世后打入其账户的12499.8元系丧葬费性质，不应作为遗产分割，但该款项备注为社保，应系基于王述仁生前所缴纳社保费用而产生。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主张该款项为丧葬费缺乏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上述75628元均属于王述仁遗产，在本案中依法予以分割。关于王述仁遗产的继承人范围，该院认为，王述仁在其留有的《协议书》中未提及涉案存款75628元，故该款项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本案中，王述仁与赵英、陆美霞开始共同生活的时间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并均共同生育有子女。王述仁死亡时，赵英尚健在，因此，其有权继承王述仁的财产。但其长期未与王述仁共同生活，本案所涉遗产并非其二人共同所得，故不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王述仁与赵英共同生育王乃林、王乃寿，与陆美霞共同生育王月英、王弘、王援朝。王湘生、王宜生、王桂衡系王述仁的继子女，关于该三人是否能够作为王述仁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该院认为，在王述仁与陆美霞共同生育的子女中，王月英最为年长，其出生时间为1949年11月2日。王湘生、王宜生、王桂衡在王月英出生时均未满十八周岁，故王述仁与该三人形成了扶养关系。因此，本案所有子女及赵英均系王述仁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关于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该院认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王乃林、王乃寿与王述仁长期没有往来，未尽赡养义务，王桂衡亦自认其未对王述仁尽赡养义务，对该三人的继承份额，酌情予以少分；王述仁于2007年去世，王援朝在1997年至2005年期间与王述仁共同居住，酌情予以多分；王述仁于1946年起即与陆美霞共同生活，赵英与王述仁难以相互扶养，其余继承人亦未有显著多尽扶养义务或少尽、未尽扶养义务的情形，酌情对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赵英的份额予以均分。赵英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应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王乃林、王乃寿。综上，该院酌定上述存款75628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各继承8500元，王援朝继承9500元，王桂衡继承7876元，王乃寿、王乃林各继承1212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王述仁遗有的存款75628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桂衡、王乃林、王乃寿共同继承，其中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各继承8500元，王乃寿、王乃林各继承12126元，王援朝继承9500元，王桂衡继承7876元；二、驳回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王援朝的其他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41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各负担2075.5元，王乃寿、王乃林各负担270元，王桂衡负担160元，王援朝负担239元。宣判后，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不服，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7、9、17认证错误。证据3《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和证据7中的《申请报告》，都是证明王湘生代理人身份的重要证据，尽管上诉人在本案中未提供前述证据原件，但在（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行政案件中，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杭州市住建局）提交的证据2《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就是本案的证据3，本案中上城区住建局对该证据也无异议。在前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申请报告》就是本案证据7中的《申请报告》，对于该证据，杭州市住建局和王援朝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案中，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原件，故提交了证据9即（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原件，以证明本案提交的证据2、3、4、6及7中公证书及公证书后附的具结书已由该判决认定且王援朝也认可，一审判决机械认定该行政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证据17中的身份证虽为复印件，但在（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中，该证据三方当事人均认可并为一审法院所认定。该案中杭州市住建局提交的证据7身份证就是本案证据17中的身份证，该证据原件早在2005年3月15日王湘生提交《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时就交给了相关部门，上诉人手中不可能再持有原件。因此，一审判决仍以证据17中的身份证系复印件为由而不予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对于证据17中的《杭州市直管公房业务办事指南》，上城区住建局认可该证据的三性，一审判决却不予认定，令人费解。上城区住建局作为房改的具体业务办理部门，对于《杭州市直管公房业务办事指南》是不是当时办理房改手续的业务指引应当完全知情。二、基于前述证据认定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湘生有权基于王述仁生前意愿代表其签订涉案《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本案中，上城区住建局明确表示承认王湘生的代理人身份，并陈述“2015年5月18日的申请报告已经表明王述仁委托王湘生参加房改”，“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杭州市住建局在（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行政案件中也认可王湘生的代理人身份，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7身份证中，除了有王述仁的身份证复印件外，还有王湘生的身份证复印件，而且该身份证复印件上还标注了“代办人”字样。《杭州市直管公房业务办事指南》中“如何办理直管公有住房房改”所需提交资料15指出，“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该规定与案涉《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的材料中有王湘生的身份证复印件的事实相吻合，如果王湘生不是代理人，其身份证复印件就不可能出现在该材料中。经办部门也从未提出房改资料中缺少了对王湘生的委托书。（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案件提交的证据12即申请报告（即本案证据7中的申请报告），在该报告中，王述仁明确表述“今委托长子王湘生，在2005年3月参加房改”，杭州市住建局和王援朝都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参加房改”是一系列程序的统称，包括申请、受理、审批、签约、付款、甚至办证。《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的备注2注明“经审批同意的，请在30个工作日（不含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后，凭此单到住房所在区房管站领取《审批表》并办理交款、签约手续……”，由此可见，办理审批凭的是《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而不是申请表，更不是2006年10月22日的申请表。此外，“凭此单办理交款、签约手续”，说明此单的签署人即王湘生有权代王述仁交款、签约。根据以上情况，足以认定王湘生系王述仁生前参加房改的代理人。三、王述仁死亡后，王湘生实施的代理行为不因王述仁的死亡而归于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之（4）规定，“在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进行、而在被代理人死亡后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完成的”代理行为有效。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杭住保办［2013］68号）规定，“承租人在购房申请受理后死亡的，仍以申请人的名义继续办理房改审批手续、出具价格审批表。承租人无配偶也未办理委托公证的，由法定继承人以承租人名义代为签订买卖协议，未在通知期限内到场代承租人签订买卖协议的法定继承人，视为放弃该法定继承人代签字的权利”。四、基于《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产生的债权属于遗产范畴。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等等”，但该规定并非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其并未排除《民通意见》第82条规定适用的情形。从司法实践来看，也有被继承人死后获得的某项财产作为遗产分割的判例。当然，该项财产性权利作为遗产的前提是，该项财产性权利在正常情况下应当是被继承人自身应当获得的。本案参加房改是被继承人王述仁的法定权利，正常情况下获得该项权利的主体也是王述仁本人，而不是其继承人。五、赵英、王乃林、王乃寿对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的权利没有继承权，上诉人在均分案涉房产30%的份额的基础上，对剩余70%的份额每人还可分得六分之一的份额。王述仁生前立有遗嘱，就案涉房屋参加房改后如何分割，由谁来参与分割都有明确表述，王述仁的遗产赵英、王乃林、王乃寿无权继承。上诉人在王述仁设立遗嘱的2005年11月22日后，一起出钱为王述仁支付房租、保姆费、购买家电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直至王述仁去世。这一点可以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7即《王述仁向各位领导的反映信》可以印证。王述仁在该反映信中称“他（指王援朝）强占了我的家，把我赶了出去”，“我被迫住在出租房里靠另外几个子女资助过活”。结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租房及雇工协议书，完全可以证明王述仁设立遗嘱后是四上诉人按照王述仁的要求尽到了赡养义务（王桂衡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未尽过赡养义务），所以，四上诉人应均分案涉房产30%的份额。按照遗嘱，剩余70%的份额有六个子女平均分配，所以，四上诉人还可以分到70%的六分之一。遗嘱中讲到的“王援朝拆迁时所得面积”，这只是王述仁个人的认识错误，案涉房屋中不存在“王援朝拆迁时所得面积”。根据房改的相关规定，案涉房屋参加房改的主体只能是王述仁本人，如果王述仁尚健在则该房产的所有权仅归属于王述仁一人，不存在王援朝的份额。所以，整个房产都应当按照遗嘱中讲到的3成和7成的分割方式进行分割。六、赵英对王述仁的其他遗产没有继承权。一审判决关于“1946年后，王述仁、陆美霞携王弘、王月英、王湘生、王宜生、王援朝、王桂衡从南京迁居至杭州共同生活。赵英携王乃林、王乃寿继续在南京生活，1965年左右，赵英随王乃林、王乃寿迁居柳州”的认定正确。根据该事实可知，自1946年王述仁迁居杭州就与陆美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此后直至王述仁死亡，再未与赵英共同生活。依据《婚姻法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五条的原则处理。而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由此可见，无论是事实婚姻的认定，还是继承权的认定都要满足婚姻的实质条件，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在王述仁死亡前的61年时间里，王述仁都未与赵英共同生活，更未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所以赵英不符合王述仁继承人的条件，对王述仁的遗产没有继承权。七、被上诉人王援朝不应多分王述仁遗产。根据证据7《王述仁向各位领导的反映信》“他（指王援朝）强占了我的家，把我赶了出去”；“我被迫住在出租房里靠另外几个子女资助过活，度日如年，每每想起这件事就老泪纵横”等内容，足以证明王援朝不善待被继承人、不尽赡养义务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直接相关，一审判决认定“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所谓“王援朝与王述仁共同生活”，其实质不是为了照顾王述仁，而是意图强占案涉房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行政答辩状》也可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5，王述仁称：“我儿子王援朝只户口在我处，其他什么也不管我”；“为什么自己有房子要住在车棚里，因为我儿子现在不照顾我，还说我死了他能多活两年。我在住时，他晒台都不让我去坐。他说这房子是他的，我只有8个平方，不然他把门锁换掉，把我赶出外面去”；“我请保姆是我付钱、房子是我的，我年纪大了请个保姆他不同意，你说有道理吗？我现在还是一个人烧点饭。”王述仁的这些直观感受，直接反映出王援朝不赡养被继承人、不善待被继承人事实。王援朝还极度污蔑被继承人王述仁的人格。在被上诉人王援朝提交给房管部门的《要求暂停办理房改审批的报告》中，王援朝称“我们一家三口在与父亲一起居住过程中，妻子反映，父亲经常对我妻子进行性骚扰，现导致家庭纠纷，我与妻子已经协议离婚。”该证据与认定王援朝是否履行了赡养义务直接相关，一审法院关于“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的认定也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关于王援朝“酌情予以多分”的判定是错误的。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王援朝答辩称：一、上诉人无权代表王述仁签订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1、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王述仁自始至终没有向王湘生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没有授予其明确的代理权限，更没有授权王湘生作为其代理人代为签署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即标注收件日期为2005年3月15日的《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申请人一栏填写为“王述仁”，虽然该受理单的落款签名处填写的是王湘生的名字，但没有证据证明王述仁委托了王湘生代为申请购房，没有委托书或者公证书，也没有明确的委托权限。退一步讲，根据受理单的内容来看，至多只能表明王湘生代替王述仁提交了受理单中列明的有关文件资料，其委托权限也仅限于提交文件资料，而不包括申请购房，更不包括代签买卖协议，因为该受理单所对应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1日的《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系由王述仁本人填写，故其委托权限不包括申请购房及其他事项。此外，根据本案事实可知，王述仁于2005年3月1日提出购房申请表之后，由于其申请不符合规定要求，没有对同住的王援朝的居住权利作出承诺，故在王述仁于2006年1月6日对王援朝的居住权利作出公证承诺之后，王月英于2007年2月17日重新提交了新版购房申请表，房改部门依据后一份申请表重新启动了购房审批程序。而王述仁在2007年2月17日凌晨已经去世，故王月英在该日提交购房申请的行为未经王述仁授权，不能代表王述仁。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湘生是王述仁的代理人，更不能证明王述仁已经授权王湘生签署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关于证据7中的《申请报告》，上诉人第一次提交该证据所陈述的证明对象是欲证明“王援朝强占案涉房屋、不善待被继承人、不尽赡养义务以及上诉人出资赡养被继承人”的事实，但在上诉状中却声称其是“证明王湘生代理人身份的重要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上诉人在二审中改变一审当庭陈述的行为不应得到认可。从该报告的内容来看，王述仁委托王湘生办理的事务是“在2005年3月参加房改”，该表述证明其委托期限仅限于2005年3月，委托事项仅限于在2005年3月参加房改。根据“已办妥一切手续”的表述可知，王述仁委托王湘生的一切事务均已办理完成，委托已经因委托事务办理完毕而终止。结合2005年3月15日的《市直管公房房改受理单》来看，王述仁委托王湘生处理的事务仅限于2005年3月15日向房改部门提交文件资料，不包括其他内容。可见，王述仁没有委托王湘生，也没有委托王月英在2007年2月17日重新提交购房申请表，更没有委托王湘生或者王月英在其去世七年后签订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关于证据9，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证明对象是欲证明“本证据清单中的证据2、3、4、6及7中的公证书已由该判决认定且王援朝也认可了该四项证据”，但在上诉状中陈述的证明对象却变成“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4、6及7中的公证书及公证书后附的具结书已由该判决认定且王援朝也认可该五项证据”，增加了“及公证书后附的具结书”字样。上诉人在二审中改变一审陈述的行为不应得到认可。此外，该具结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委托他人代为申请房改事宜，更没有提到委托王湘生或者其他人签订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关于证据17，上诉人认为在（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行政案件书中杭州市住建局提交的王述仁的身份证复印件就是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7中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从形式上看，行政案件中杭州市住建局提交的仅为王述仁的身份证复印件，而本案证据17是将王述仁的身份证复印件与王湘生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在同一纸张的左侧，并且左侧上方还有不知何人书写的“代办人”三字，右侧还增添了户口簿复印件，两者显然不同。在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完全合法。由于不能确定该证据中的“代办人”系何人所书写，且没有委托书，也没有明确委托权限和内容，故该证据不能产生委托的法律效力，亦不符合上诉人自己提供的办事指南中关于“委托人办理需要提交委托书”的明确要求。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湘生是王述仁的代理人，更不能证明王述仁已经授权王湘生签署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3、《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解答（十八）的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公有住房承租人已故，不能成为购房申请人，但在购房申请受理后、审批尚未完成前申请人死亡的，仍以申请人名义继续办理审批手续。”本案中，王述仁在2005年3月1日提交房改申请后，由于其申请不符合有关房改政策规定的要求，没有对同住的王援朝的居住权利作出承诺，故王述仁于2006年1月6日对王援朝的居住权利作出公证承诺。之后，王述仁于2007年2月17日凌晨死亡，王月英于王述仁死亡当日自行代表王述仁重新提交购房申请表，房改部门依据后一份申请表重新启动购房审批程序。本案同时存在两份房改购房申请，一份是2005年3月1日提交的申请，另一份是2007年2月17日提交的申请。之所以会产生两份申请，是由于2006年4月26日出台的解答17要求申请人对同户居住人的居住权益作出书面承诺，故此出现了第二份符合解答17要求的申请表，并且第二份申请表的格式和内容与前一份完全不同，系政府部门在解答17出台后根据杭房改办【2006】17号文件重新印制的表格.这就表明房管部门据以审批的不是2005年王述仁提交的申请，而是2007年2月17日提交的申请。上城区住建局在一审中认为本案的房改手续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即从2005年就开始了房改审批。但是，如果房管部门是根据2005年的申请进行审批并办理房改手续，那就不需要在2007年2月17日重新提交申请，更不需要填写新版的申请表格，只需补交材料即可，房管部门更不需要重新启动审批，只需继续进行审批即可。但事实上，王月英在2007年2月17日重新提交新版申请表，房管部门依据该新申请重新启动审批，此前的审批当然归于无效。因此，根据解答18第四条前半段的规定，由于王月英提交申请表之前，王述仁已经于该日凌晨死亡，故王述仁已经不能成为申请人。退一万步讲，即使按照该第四条后半段的规定，房管部门也仅是仍以王述仁的名义办理审批手续，即在审批过程中依然沿用王述仁的名义，而不是把已故的王述仁作为买卖协议书中的一方当事人，因为公民在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均归于终止，当然无法签订合同、更无法取得包括债权在内的任何权利。4、《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及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第八条的规定，“承租人已办理委托公证委托他人办理房改购房手续且明确委托签订买卖协议的，由委托人代为签订买卖协议，无配偶也未办理委托公证的由法定继承人以承租人名义代为签订买卖协议……”。本案中王述仁并未办理委托王湘生或者其他人代为办理房改购房手续的委托公证，更没有在委托公证中明确委托他人签订公房买卖协议，故不符合可以由某个委托人代为签订公房买卖协议的必备条件。事实上房管部门也并非仅通知了所谓的某个委托人一人到场签字，而是按照上述规定后半段的要求，通知了全体法定继承人到场。上诉人在本案中认为王湘生就是委托代办人，但事实上全体上诉人均到场且均在协议书上以自己名义签字。这一事实充分证明王述仁并没有按照有关要求委托他人办理签订公房买卖协议书事宜，并且全体上诉人及房管部门当时对这一事实均予以确认。根据民事代理的法律规定，如果成立民事委托，则受托人须以委托人名义签订合同，而本案中作为出卖方的房管部门通知了全体法定继承人到场签字，作为王述仁法定继承人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也均到达了签约现场，而非由某一人代签字，并且也不是以王述仁的名义，而是以上诉人本人的名义签的字，这显然不符合民事代理的规定。另外，由于案涉买卖协议书中房改价格是在2014年7月7日才产生的，而王述仁在2007年死亡，其不可能在7年前就知道房改售价进而早在7年前就委托他人以该价格购买房屋并签订协议书。由此可见，王述仁生前没有委托王湘生或者他人办理案涉房屋的房改购房事宜，更没有委托王湘生或者他人代为签订案涉公房买卖协议书。5、王月英在王述仁于2007年2月17日凌晨死亡后以代办人身份向房管部门提交新版的房改申请表，也不能产生委托代理的法律效力。二、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所涉债权不能成为王述仁的遗产。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签订于王述仁死亡后，上诉人也不具有代理权能，故该协议缺少一方当事人，依法尚未成立。协议书载明执行的出让房屋价格是2014年7月7日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中经审批确定的价格，而审批单位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在该审批表中明确注明，“根据《杭州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现审批如下，在2014年8月7日之前执行有效。”但案涉协议书上标明的签订日期是2015年12月24日，已经超过审批价格有效期一年多时间。上城区住建局在没有另行报审的情况下，仍依据早已失效的审批价格作为签约价格，显然违反了相关政策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签订工作操作程序通知》中关于申请人死亡后由他人在协议书上代签字的规定，以及未签字的法定继承人视为自动弃权的规定，属于涉及民事主体基本权利义务的范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此类事项只能通过法律进行规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无权对此进行规定。因此，通知中关于代签字及未签字人自动放弃权利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确定公民的遗产范围，应以其死亡时已经取得的合法财产为限。继承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债权”，也应当是公民死亡时已经取得并且遗留下来的债权。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在王述仁死亡之时尚未成立，更没有生效，协议书所涉债权还没有产生，显然不能作为遗产处理。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认为被代理人王述仁死亡后，委托代理人王湘生为了王述仁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完成的代理行为有效，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王湘生不是王述仁的委托代理人，“为了继承人的利益”也应该解释为“为了全体继承人的利益”，如此方能体现对全体继承人权利的平等保护。王援朝作为继承人，在王述仁生前即已多次表达了“房改购房将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意见，上诉人对此均明知，本案中无法适用民通意见第82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2005年11月22日的《协议书》中有关王述仁对案涉房屋的处分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案涉房屋不属于王述仁的遗产，至今所有权人依然是国家，王述仁无权处分。即使按照协议书的意思，也应该是先将王援朝及其配偶子女在拆迁时所分得的面积与王述仁自己分得的面积分开，再将其中属于王述仁拆迁分得的面积进行处理，因此能够处理的也仅为王述仁拆迁分得的8个平方米房屋。其次，协议书中讲到进行分配的是6个子女每月给王述仁的费用100元钱，这部分财富进行平均分配，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笔财富，王述仁遗留下来的存款是王述仁的工资和社保，其中的定期存款也不能证明其来源是王述仁的子女给王述仁的月供100元钱；最后，该协议书由于没有实际确定取得其遗产的具体对象且没有指明具体的遗产范围，故不能作为判决依据。王援朝与王述仁常年共同居住，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关于王述仁遗留的存款75628元，一审法院参考各继承人对王述仁的扶养等情况酌情进行分割，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的答辩意见与王援朝一致。原审第三人上城区住建局答辩称：尊重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继承纠纷和上城区住建局没有关系，对于他们的家庭内部事务也不了解。涉案协议是合法有效的。2015年签订协议时，当事人提出异议，上城区住建局也进行了核实，当时没有发现王乃寿、王乃林的信息。该《协议书》符合法律、政策的规定，依据是杭州市住建局的审批表等，该2004第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核表经过了之前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二审中，四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出具的参保证明一份（原件），拟证明2014年王述仁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一共12499.80元，不属于遗产范围，该部分钱款已在处理丧事时花销完毕。经质证，被上诉人王援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抚恤金也应该在法定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上诉人主张在处理王述仁后事过程中已经支出相关费用，但是上诉人并未就此举证。被上诉人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的质证意见与王援朝一致。原审第三人上城区住建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由法院予以审查。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有关，故本院予以采信。其他当事人在二审举证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对四上诉人于一审提交的证据2-5、7、9-11予以采信。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王述仁于2005年3月15日申请购买案涉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公房，该申请于同月受理，房改受理单号为杭房改受650315006号。后因王援朝对房改事宜提出异议，王述仁依据当时的政策要求对保障同户居住权人居住权作了承诺。后王述仁于2007年死亡，房改审批手续中止。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于2014年7月7日出具审批号为200400005的《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王援朝对此有异议，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审批表【案号（2014）杭上行初字第63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解答（十八）”的通知》（杭房改办〔2012〕5号）第四条的规定：“公有住房承租人已故，不能成为购房申请人，但在购房申请受理后、审批尚未完成前申请人死亡的，仍以申请人的名义继续办理审批手续。”王述仁于2005年3月15日提交房改申请，后于2007年2月17日死亡，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于2014年7月7日出具《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并无不当。截止到2014年7月7日前，王述仁的购房手续尚处在办理过程中。故驳回王援朝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还查明，王援朝曾参加房改获得住房。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继承人王述仁的遗产范围的界定问题，二是各继承人身份和应继承份额的确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王述仁银行账户里的定期存款60000元和活期存款中的3128.2元属于遗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社保机构汇入王述仁银行账户的12499.8元，根据二审提交的社保机构出具的证明，该钱款属于抚恤金丧葬费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畴。但鉴于王述仁的丧事已经办理完毕，各方当事人也未就办理丧事费用的支出和负担情况进行举证，基于纠纷一次性解决的诉讼效率原则，本院确定该钱款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关于案涉签订于2015年12月24日的《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权利是否属于王述仁遗产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根据（2014）杭上行初字第63号生效行政判决的认定，王述仁于2005年3月申请房改购房的审批手续一直在持续办理中，前述2015年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载明的买受人也为王述仁，该协议的签订肇始于王述仁于2005年3月申请房改和有关主管部门受理该申请的行为。期间虽屡经波折，但2015年最终签订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的行为，应视为是前述申请房改和受理申请行为的延续。因最终签订协议时王述仁已经死亡，依据当时的政策，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王援朝、王桂衡作为王述仁的法定继承人在该协议代办人处签字，该协议依法有效，且协议相对方上城区住建局对协议的效力也不持异议。王述仁是案涉公房的承租人，也是参加房改的适格申请人。王援朝及其妻子和儿子作为拆迁当时王述仁户的安置人口，该三人仅享有居住的权利，且拆迁安置扩面款的缴纳人也是王述仁。鉴于该三人均已成年，且王援朝已经另行参加房改并取得房屋的事实，王援朝在本案中再行主张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损害其利益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债权应作为王述仁的遗产进行分割，原审对该节事实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王述仁于2005年11月22日自书《协议书》一份，对案涉坐落于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房屋的遗产分割事宜做出安排，该字据具有遗嘱的效力。基于案涉《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没有履行完毕，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尚未变更，故该遗嘱的效力应及于《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的债权。根据前述《协议书》的内容，案涉房屋30%的份额由每月支付100元赡养费，已经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享有，其余70%的份额归六个子女依法继承。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述仁现有8个子女，而非6个子女，《协议书》中载明的6个子女具体所指何人不明，但限于子女范畴应属明确。据此，根据该部分遗嘱内容的相对确定性，本院认为该70%份额由8个子女继承更为妥当。根据王述仁生前向相关部门书写的书信和申请报告，结合四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彩霞岭社区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和数份雇佣保姆协议，应当认定四上诉人尽到了赡养王述仁的义务，王桂衡明确表示未尽赡养义务，王乃寿、王乃林长期与王述仁分居两地，无证据证明尽到了赡养义务，王援朝虽与王述仁为同一户籍，但根据前述材料反映，王援朝确实因房改问题与王述仁产生诸多矛盾，结合立遗嘱后王述仁在外租房居住的事实，不足以认定王援朝尽到了赡养义务。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定《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的30%权利份额由四上诉人平均享有，剩余70%的权利份额由四上诉人和四被上诉人平均享有。即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各享有16.25%份额，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各项有8.75%份额。相应地，《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项下发生的购房款及公共部位维修基金合计29823.29元，也应由八位继承人依据享有的权利份额按比例负担。关于王述仁银行账户遗有的75628元，因王述仁生前未对该部分财产进行处理，故应当依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由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赵英在解放前与王述仁共同生活且生育子女，解放后无证据证明解除了配偶关系，应当作为王述仁的继承人参与继承。赵英在分割遗产前死亡，其应得的遗产份额由王乃寿、王乃林转继承。鉴于本案在房产权利份额的分割上已经考虑了四上诉人的尽赡养义务情况，故本院确定在本项钱款分割中由九位继承人均等继承，赵英应继承份额由王乃寿、王乃林两人均等继承，即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桂衡各继承8403.11元，王乃寿、王乃林各继承12604.67元。综上，四上诉人的合理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729号民事判决。二、就坐落于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房屋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四人各享有该协议项下权利16.25%的份额，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四人各享有该协议项下权利8.75%份额；因该协议发生的购房款及公共部位维修基金29823.29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八人按照享有的前述权利份额负担。三、王述仁银行账户遗有的75628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桂衡各分得8403.11元，王乃寿、王乃林各分得12604.67元。四、驳回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41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八人各负担1155.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41元，由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援朝、王桂衡、王乃寿、王乃林八人各负担1155.13元。审判长  石清荣审判员  俞建明审判员  王 亮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