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2民初5827号
原告：上海公茂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奉旺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马福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文，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男，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开源储运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XXX号(幸福村)。法定代表人：孙金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冰，上海康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公茂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开源储运码头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6年3月29日、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公茂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202万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4月30日，原、被告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拆装协议》各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坐落于闵行区江川东路XXX号的30t-38m门座起重机进行设计、改造。其中服务费66万元、拆装改造费190万元。2010年11月29日，双方又签署了《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协议》，协议总价666万元。协议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质保期为半年，尾款付款时间为质保期满后一周。原告于2011年11月就对该项目完成了己方的义务，同时也向被告开具了相关发票。但截止2016年1月底，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720万元，仍有202万元服务费尚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被告上海开源储运码头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本案诉讼事实涉嫌虚假。1.原告提交的不同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相互比对不一样，不是被告的公章；2.被告对涉案标的30t-38m门座式起重机从未有过使用权或所有权；3.2007年开始，涉案开源码头在江川东路的场地是由案外人上海联存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存公司)使用的，其法定代表人为吴孙松；4.本案案由为技术服务合同，但按照原告的诉请和理由涉及三份合同，即技术服务合同、拆装合同、改造合同，故应该是三个不同法律关系，应该分三个案件审理，如果合并在一起审理，则无法查清事实；5.即使涉案合同是真实的，距今已过六年，超过了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拆装协议》《技术服务合同》《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合同中未有被告方经办人的签字，三份合同中被告的公章从肉看就可辩别系由两枚不同的章加盖，合同涉及特种设备却未到有关部门备案。本院审查认为，不能因未有经办人签字而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合同未至有关部门备案系当事人是否违反行政监管的问题，亦不能因此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合同上加盖的章是否系两枚不同的章，肉眼无法判断，经本院释明，被告亦未在限定的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可以推定合同上的章是真实的。结合被告陈述涉案被告经营的码头由吴孙松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联存公司在租赁使用、被告的财务账册均在吴孙松处，以及原告的涉案合同项下的发票均出具给了被告，并由被告的财务支付货款的事实，又结合作为被告股东的吴孙松关于涉案合同上的公章是真实的、合同已履行、目前尚欠原告200余万元钱款等证言，本院认定涉案合同及合同项下的业务真实存在。被告对发票、签收单、银行转账凭证等提出异议，认为被告的财务账册都在吴孙松的控制之下，且被告的财务账号只有一个，另一个付款账号可能是吴孙松以被告的名义开具的，所以该些材料有虚假，是吴孙松与原告恶意串通做账到被告名下。本院认为，原告将发票出具给被告，被告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签收，被告通过银行划款给原告，两个账号显示的付款单位为被告，因此，对该些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提出的财务账册都在吴孙松的控制之下，这是被告内部股东间的管理问题，与原告无关，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吴孙松与原告有恶意串通的行为，故不能因被告内部的管理方式或授权情况来否认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原告的履约善意，也不能以此认为涉案合同虚假。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协议书》没法确认其真实性，因该协议系被告与联存公司间的租赁协议，吴孙松在证言中对其真实性予以了确认，故本院认为可以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但由于原告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其事先已将协议内容告知过原告，因此，被告与联存公司间的协议内容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原告。而且，本院注意到，虽然《协议书》的内容可以证明被告和联存公司就涉案码头进行租赁合作，约定联存公司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是被告仅是将码头的部分场地、房屋、设备租赁给联存公司，该《协议书》并未禁止被告自主经营码头装卸业务的权利，因此不能证明被告不需要涉案设备。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30日，原、被告签订了《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拆装协议》一份，双方就原30t-60m门座起重门机拆装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将外埠的30t-60m门座起重门机拆下，装船运至东真船厂码头，然后将改造好的门机装船运至闵行码头，再将运抵闵行码头的门机卸下并按要求安装好，总费用190万元。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在拆装开工前一周，被告需付给原告50%，工程竣工后经验收后合格，一次性付清45%，在质保期后一周内支付5%。拆装工程完工后，必须有质量保证书。质保期为三个月。协议还对拆装工程项目、工程质量等作了约定。同日，原、被告还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一份，双方就30t-38m门座起重机的设计达成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使用GB3811-2008起重机设计规范和GB6067-2011起重机安全规程进行30t-38m门座起重机的设计，提供全套设计图纸和完善的技术资料，提供门机制造中的技术服务，并负责门机的调试和试车工作。服务费66万元。分期支付：第一次10万元，第二次50万元，第三次6万元。合同还对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等作了约定。同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协议》一份，双方就原30t-60m门座起重机，进行整机改造事宜达成协议。约定将原吊装用30t-60m门机进行技术改造，成为快速装卸用码头起重机，使之性能优越，操纵灵活、安全高效、可靠性高、寿命长。改造项目有十余项，包括新设计制造起升机构、换新电动机等等。价格包括使用原机的结构件、行走机构新做、改造费等十项费用，合计666万元。质保期半年。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一周内，支付合同价的40%，即266.4万元；结构件成型，外购件订货后，支付合同价的40%，即266.4万元；制作安装完成支付合同价15%，即99.9万元；质保期后一周，尾款一次性结清。协议还对改造后的技术参数(起重量、幅度、起升速度等)、工程质量保证等作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并未严格按照三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被告通过两个账号共支付给原告720万元，其中，2010年4月28日支付30万元、同年7月21日支付70万元、同年12月21日支付280万元、同年12月14日支付1,012,512元(原告确认当日实收1,072,512元，但其中的6万元为维修费，非涉案合同款)、2011年3月29日分别支付40万元和648,000元、2011年7月4日支付359,488元(原告确认当日实收399,988元，但其中的35,750元和4,750元为案外的16t-32m门机的维修质保金，非涉案合同款)、2012年1月11日支付78万元、2014年3月20日支付20万元。涉案三份合同总价922万元，被告尚有202万元未支付。原告提供了被告支付上述钱款的银行凭证，其中，2014年3月20日被告共支付给原告220万元，但原告又于当日划账给被告200万元，原告实收20万元。在庭审中，原告对此解释为当时被告支付给原告220万元，涉案货款基本付清，但被告付款后又提出资金困难，需要用钱，要求原告退一部分，其会很快再予支付的，当时原、被告关系较好，故原告就退了200万元给被告。原告于2011年10月25日出具给被告30t-38m门机设计费发票一张，金额66万元；出具给被告30t-38m门机设备费发票六张，每张111万元，合计666万元；出具给被告30t-38m门机拆装费发票二张，金额合计120万元；于同年11月16日出具给被告30t-38m门机拆装费发票一张，金额70万元，该些发票金额总计922万元，均已由被告方刘姓经办人签收，并加盖了被告财务专用章。又查明：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房地产权证显示，座落于塘湾镇幸福村二组的36,601平方米的土地，用途为港口、码头用地，其权利人为被告。2007年6月1日，被告与联存公司签订《协议书》，案外单位上海春染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该协议书约定被告将位于本市闵行区江川东路XXX号内长度130米的5,000吨级码头租赁给联存公司用于装卸作业，将码头内配置的装卸机械设备及部分房屋等设施一并租赁给联存公司。合作期为十年。为了保证联存公司在租赁期内正常开展装卸工作，本案被告应向联存公司提供能够进行散杂货装卸作业的批文、工商、税务等有关证照。原件由被告保管，复印件交由联存公司。联存公司租赁被告的场地后，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进行纳税，被告不干涉联存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各方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3年5月21日，吴孙松承诺由本案被告股东确认的被告机械设备明细表上的所有设备处置权归联存公司所有，该明细表将同时作为本承诺书的附件。被告所欠联存公司及其他公司的所有欠款，均由本人被告股东吴孙松全部承担。同日，吴孙松及联存公司还承诺，本案被告所欠联存公司的所有欠款向被告股东吴孙松追讨，与另两位股东孙金都、孙蓓君无涉。联存公司承诺不因这些欠款诉诸法律。吴孙松签字确认的机械设备明细表显示，表中列有数台门座式起重机及其他财产，其中注明有2台20t-38m门座起重机，销售单位为本案原告，实际采购单位为联存公司，款项支付方式为联存支付，总计价款15,790,000元，名义购买单位为本案被告。吴孙松确认机械设备明细表中的设备所有权人为联存公司，购买设备由联存公司实际出资，处置权归联存公司。在该机械设备明细表中并没有涉案起重机。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的股东为吴孙松、孙金都；联存公司的股东为肖绍冬、郑秀芳、吴孙松。庭审中，被告确认联存公司的股东吴孙松与被告公司的股东吴孙松为同一人。另查明：原告曾于2014年9月1日将涉案纠纷起诉至本院，后以需要提供新证据为由撤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要求追加联存公司为被告，原告不予同意。本院曾多次联系吴孙松未果，后于2016年1月11日庭审时，吴孙松主动到本院，本院找其了解情况，其在谈话笔录中称其为被告公司的控股股东，向原告购买起重机的是被告，涉案三份合同上被告的公章是真的，是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已履行完毕，发票都是开给被告的，被告已收到，都做在被告的账册里了，被告尚欠200余万元未付，尾数多少不清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认为吴孙松系本案虚假诉讼的操控者，故其陈述不一定真实。联存公司与被告确实有合同关系，既然吴孙松承认发票都在被告公司的账册里，应当要求其提交并进行审计。吴孙松将账都调整到被告公司，利用事后取得的股东身份侵害公司权益。原告对吴孙松的陈述无异议，认为公章鉴定、账册审计、追加联存公司或吴孙松为被告或第三人均无必要，原告与被告履约，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且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与原告无关，被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内部救济。本院认为，原、被告先后签订的《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拆装协议》《技术服务合同》《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应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一、关于被告抗辩的案由问题。本院认为，涉案三份合同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围绕同一个标的物展开，相互间联系紧密，难以分割，故就此产生的纠纷在一个案件中审理，更有利于查清事实，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亦方便解决纠纷，故本院对被告要求分三个案件审理的意见不予采纳。但本院注意到，涉案三份合同的权利、义务虽然围绕同一个标的物，且联系紧密，难以分割，但三份合同的法律关系确有所区别，其中，《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拆装协议》，主要约定了原告按被告的要求从外埠拆下旧的30t-60m门座式起重机运至指定码头并进行安装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其性质为承揽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原告需提供全套设计图纸和完善的技术资料，提供门机制造中的技术服务，并负责门机的调试和试车工作，其性质为技术服务合同；《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协议》主要约定原告将被告的原30t-60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成30t-38m门座式起重机，在改造过程中，既要利用部分旧的零部件，又要原告依其掌握的技术设计添制新的零部件，从而达到改造设备的目的，被告只需提出技术参数和质量标准，具体工作均由原告实施，故该合同有部分承揽合同的性质，但主要还是技术服务。综上分析，涉案三份合同联系紧密，难以分割，其纠纷放在一案中审理较妥，但毕竟三份合同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法律关系有所不同，本案仅立一个案由尚不能全面反映三份合同的法律性质，故本院据情将本案案由改为技术服务合同、承揽合同纠纷为妥。二、关于被告抗辩的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涉案三份合同虽然均分别约定了付款的条件及时间，但是，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约定的金额、时间分期支付钱款，被告先后多次支付钱款，累计720万元，但没有一笔付款能对应三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期或金额，故可以确定被告将三份合同的金额混同在一起，视自己的资金情况予以付款，原告对此也未持异议，故可以认定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原合同的约定。虽然涉案三份合同签订于2010年，至今已超过二年，但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且被告当时支付了220万元，后因被告要求原告又划给被告200万元，该付款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故就涉案三份合同付款义务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3月20日起往后推算二年。原告曾于2014年9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又中断，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以提供新证据为由撤诉，之后又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纠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被告抗辩的涉案三份合同履行情况。本院在上文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分析时，已作详细阐述，认定涉案三份合同真实有效，合同的相对方均为原、被告双方。涉案三份合同的标的物为特种设备，当事人未将合同提交有关部门备案，确有不妥，但当事人违反的是行政管理规定，并不影响涉案三份合同的效力和实际履行。虽然被告抗辩对涉案标的30t-38m门座式起重机从未有过使用权或所有权，原告也未能提供其已完成涉案三份合同义务的直接证据，但本院经审查三份合同的约定内容，发现当事人仅在《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拆装协议》中的“付款方式”中约定有“工程竣工后经验收后合格”，在《30t-38m门座式起重机改造协议》的“付款方式”中约定有“制作安装完成”；在“工程质量保证”中约定有“技术改造部分质量应符合……并经技术监督机构通过认可”的文字内容，但对被告如何检验并确定原告已完成三份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并未作详细的约定，因此，对于三份合同的履行情况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涉案三份合同具有关联性，即由原告将位于外埠的旧的30t-60m门座式起重机拆下后运至被告指定的码头安装，然后进行改造，将其改造成符合要求的30t-38m门座式起重机，三份合同分别约定了不同的付款方式，根据被告实际的付款情况判断，三份合同合计费用922万元，被告已支付给原告720万元，尚有202万元未支付，而涉案三份合同对应的原告的主要义务可概括为设计出改造的方案(合同价66万元)、从外埠拆下30t-60m门座式起重机运到指定的东真船厂码头并安装，然后再将改造好的30t-38m门座式起重机从东真船厂码头拆下运到闵行码头，再安装(合同价190万元)、将30t-60m门座式起重机技术改造成30t-38m门座式起重机(合同价666万元)。原告的合同义务有先后顺序之分，故根据被告的付款情况可以推定原告已完成相应的合同义务，涉案起重机已改造完毕并安装在指定的码头上用于被告的经营业务，否则，被告不可能支付了绝大部分的钱款，而在数年中未提任何异议。被告称其公司账册均在吴孙松处，显然证明了其公司的业务系交由公司股东吴孙松管理的，虽然吴孙松又为联存公司的股东，但我国公司法并未禁止同一个自然人做不同公司的股东。吴孙松作为被告公司的股东，其已证实被告已收到原告出具的发票，已做到被告的账册中，涉案合同已履行好，尚欠原告200余万元钱，因此，本院综合本案的证据材料，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定涉案合同的履行主体为原告和被告，确认原告已履行涉案三份合同项下的义务，被告理应支付给原告尚欠的合同款202万元。至于被告股东间的矛盾或承诺，与原告无关，被告的股东吴孙松是否有违公司法的行为，被告公司管理问题如何救济，也与原告无关，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开源储运码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公茂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欠款20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被告上海开源储运码头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吕清芳
代理审判员 牟 鹏
人民陪审员 曹文进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俞海苓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
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第三百二十二条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第三百五十六条……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