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钟晓晖，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路桥工程分公司，住所地。
负责人：谢永生，该公司经理。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翟帆，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红星，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桂花岗四街5号504房，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的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达铭，男，195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李小林，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省基础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路桥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蒲达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蒲达铭为证明其起诉陈述的属实，向原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由“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乙方，签约代表：邝国权）与路桥分公司（甲方，签约代表：薛小平）于2000年6月9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该合同约定甲方在施工期间租用乙方的吊车，结算方式：每月25日结算一次，结算后3日内甲方采用支票形式付款给乙方，合同明确约定了台班单价等等。对此，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2.机械租赁计价单2张。对此，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3.由经办人“邹运来”、证明人：“薛小平”于2000年7月至11月期间共同出具的关于蒲达铭工程吊机租赁情况及费用的证明单5张。对此，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认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如果是真实的，也不应该在蒲达铭手里，与本案无关。4.工商登记查询结果：无查询到“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的登记。对此，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确认该司确实无办理工商登记属实。5.蒲达铭带《租赁协议书》的乙方签约代表邝国权到庭说明签约情况，拟证明该协议确实是由蒲达铭授权签订及履行。
原审庭审中，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陈述：“涉案工地确实有租赁设备，确认产生的租赁费用为277455元，已付款126484元，尚欠150975元，但是否是出租给蒲达铭或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不清楚，因我司2000年至今已换了不少人，所以无法确认，这是向很多人询问过的。但因被告在这10多年中也搬了多次办公地址，确实是付出了这么多钱，但向谁支付不清楚，自2000年之后没有再与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有过合作。邹运来、薛小平确实是路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2013年9月26日，蒲达铭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向蒲达铭支付机械租赁费159075元；2.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向蒲达铭支付违约金20019.68元（以1590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倒推两年即2011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6日止）；3.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原审法院认为，在省基础公司无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根据蒲达铭提供的现有证据的内容，结合省基础公司在原审庭审中陈述的关于涉案工地情况，现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租赁协议书》中的乙方实际是蒲达铭，该合同实际由蒲达铭履行。现蒲达铭主张机械租赁费用共计为277455元、省基础公司已付126480元、省基础公司尚欠150975元有上述证据为证，省基础公司对上述金额亦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蒲达铭已履行出租义务，路桥分公司应当支付租赁费。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由于省基础公司至原审开庭时仍不确认蒲达铭的权利主体身份，亦不同意向蒲达铭付费，即双方未作最终结算，故蒲达铭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省基础公司关于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蒲达铭要求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支付剩余租赁费150975元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蒲达铭要求省基础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倒推两年的违约金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15日作出判决：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向蒲达铭支付机械租赁费150975元；二、驳回蒲达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0元，由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定事实错误，裁判错误。从蒲达铭在原审提供的所有证据来看，与省基础公司签订合同的是所谓的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公司，而不是蒲达铭，根本体现不了省基础公司与蒲达铭有何法律关系。蒲达铭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所有证据都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有合同法律关系，也看不出蒲达铭曾向省基础公司出租过所谓的吊车等设备，更没有证据证明省基础公司工程项目中涉及的吊车等设备是由蒲达铭所有或者提供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蒲达铭是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的设立人。该公司也没有出具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与省基础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由蒲达铭来履行并享有相关合同权利。2014年1月8日，原审法院在未告知并通知省基础公司到场的情况下，并不是由主审法官而是由书记员通过蒲达铭的代理律师找来所谓的案外人邝国权做了一份《询问笔录》，主审法官更在没有核查被询问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的情形下，即根据该人在笔录中宣称的内容，断定说蒲达铭就是本案的当事人。省基础公司一直不知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公司是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的，更不知道案外人邝国权与蒲达铭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认为是与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的。省基础公司是在原审时才得知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并未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但省基础公司对双方之间的结算结果一直没有否认。换句话说，省基础公司一直认可的是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公司来履行合同的，而且一直确认双方已结算的结果。省基础公司在原审答辩时已明确表示，若法院依法查明认定省基础公司的工程项目确实是由蒲达铭履行且蒲达铭享有合同权利，则省基础公司认可蒲达铭在诉状中自认的前述事实，即蒲达铭确认省基础公司按照该《租赁协议书》约定的台班单价、付款方式等条款在实际履行该合同，并且蒲达铭也按照《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结算方式，每月与履行该协议者进行结算义务，即结算结果为：至2000年11月工程完结，省基础公司尚欠租金150975元，其中，工作日为2000年6月9日-6月25日的结算日为2000年7月7日；工作日为2000年6月26日－7月25日的结算日为2000年7月31日；工作日为2000年7月26日－8月25日的结算日为2000年8月27日；工作日为2000年8月26日－10月9日的结算日为2000年10月10日；工作日为2000年10月11日－11月11日的结算日为2000年11月17日。但原审法院否认省基础公司和蒲达铭均确认的双方在2000年11月已经结算的事实，判定双方未作最终结算。根据原审法院的认为，如果双方没有最终结算，那在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确定的情形下，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未有，蒲达铭无权向法院主张其诉讼请求。在双方权利和义务尚未有的情况下，按法律的本义，原审法院依法应当对蒲达铭的主张予以驳回。而且事实上，省基础公司与蒲达铭结算后蒲达铭并没有再向省基础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时至今日蒲达铭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保护，依法也不应当支持其诉求。（二）原审法院调查证据的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2014年1月8日向案外人邝国权调查时除法院工作人员之外还有蒲达铭的代理人在场，并没有通知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而且事先蒲达铭也没有向法院提出过申请，案外人邝国权在本案中的身份不明。原审法院向邝国权所作的笔录作为定案的依据，严重违法。另外，蒲达铭与案外人邝国权有亲戚关系，且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原审法院在调查取证时却无视相关的法律程序。省基础公司认为，该证据的调查程序严重违法，不能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此外，需要补充的是：1.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将路桥分公司承租人的身份错误表述称出租人；2.原审判决遗漏查明蒲达铭刻意隐瞒了其私自印刻未经工商登记的“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公章与路桥分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蒲达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00年6月9日至2013年9月11日期间有告知过路桥分公司其为《租赁协议书》的实际履行者承担该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告知路桥分工公司“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没有成立的事实；3.原审判决遗漏查明蒲达铭是否履行了催告的义务从而中断了诉讼时效；4.原审判决查明部分与认定部分互相矛盾。原审判决查明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答辩意见是“若法院依法查明认定我方的工程项目确实是被上诉人履行且被上诉人享有合同权利，则我方认可原告诉状中自认的前述事实，但认为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却作出了相反的认定，即“由于被告至开庭时仍不确认原告的权利主体身份，亦不同意向原告付费”。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认为，其并没有否认该工程的履行，只是无法核实案涉合同是否由蒲达铭履行；5.蒲达铭向原审诉请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支付机械租赁费150975元，蒲达铭很明确的在起诉状和原审庭审中表示路桥分公司是按照2000年6月9日路桥分公司与“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履行的，即每月结算一次。蒲达铭认为按照该协议已经对该工程进行了结算，且蒲达铭为此提交的证据也被原审法院依法查明并采纳。但是原审法院却在依法查明了2000年7月至11月期间每月对关于涉案工程吊机租赁情况及费用是按照《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结算时间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却相反的认定双方未作最终结算，从而严重背离了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与蒲达铭明确具体的要求支付150975元机械租赁费的诉讼请求不符，与已经结算的事实更加不符。综上，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蒲达铭的诉请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蒲达铭承担。
被上诉人蒲达铭答辩称：不同意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意原审判决。1.原审判决已经查明，根据蒲达铭提交的证据及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陈述，充分证明租赁协议中的乙方实际就是蒲达铭，而且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承认涉案工地的确有租赁设备，对所发生的费用及支付款项的数额也予以确认。同时，蒲达铭提交的证据中写明是租蒲达铭的吊车等设备，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邹远来、薛小平在单据也签名确认，故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不承认蒲达铭在合同中的主体资格的陈述是毫无依据的。2.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至今不承认蒲达铭的合同主体资格，更谈不上双方之间存在结算。蒲达铭提交的5份计价单不是结算单，同时在计价单中注明已付款项，只代表付款行为，不代表结算行为，整个合同没有进行最终的结算。双方合同存在很多计价单，在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付款，如双方不在工程完毕后进行一次结算，无法说清楚双方发生多少款项，欠款是多少。正因为双方没有结算，未经结算的债权是不确定的，蒲达铭受到何种侵害和侵害程度无从知晓，诉讼时效无从计算，蒲达铭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原审法院向案外人邝国权作了调查，该调查是要查明诉讼主体的问题，邝国权明确表明租赁协议中的乙方是蒲达铭，邝国权不是该租赁协议的权利主体，该调查笔录是经过在原审质证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与蒲达铭一致确认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引用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陈述“但是否是出租给原告或者广州市白云其中运输有限公司不清楚”有误，路桥分公司在案涉合同中的身份是承租人。此外，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认为原审判决遗漏查明如下事实：1.原审判决遗漏查明蒲达铭刻意隐瞒了其私自印刻未经工商登记的“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公章与路桥分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蒲达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00年6月9日至2013年9月11日期间有告知过路桥分公司其为《租赁协议书》的实际履行者承担该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告知路桥分工公司“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没有成立的事实；2.原审判决遗漏查明蒲达铭是否履行了催告的义务从而中断了诉讼时效。对此，蒲达铭认为，蒲达铭确实在未经工商部门核准的情况下刻制了“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公章，蒲达铭一直有向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催款。双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蒲达铭提交的由经办人“邹运来”、证明人“薛小平”于2000年7月至11月期间共同出具的关于蒲达铭工程吊机租赁情况及费用的5张证明单记载的部分内容如下：（1）5份证明单的抬头均为“黄埔大道放射线二标段”，正文开始部分的表述为“蒲达铭吊机”或“蒲达铭吊机车队”，且均未涉及证明单上的款项的履行时间；（2）邹运来于2000年7月31日出具的证明单确认蒲达铭吊机施工费用为73625元，薛小平于同日证明该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后又在该证明单上加注“已付伍万元正”；（3）邹运来于2000年7月2日出具的证明单确认蒲达铭吊机施工费用为37380元，薛小平于同日证明该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后又于2000年7月7日在该证明单上加注“已付贰万元正”，后又再加注“已付16480元，余900元（玖佰元正）”；（4）邹运来于2000年8月27日出具的证明单确认蒲达铭吊机施工费用为70725元，薛小平于同日证明该记载内容的真实性；（5）邹运来于2000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明单确认蒲达铭吊机施工费用为80425元，薛小平于次日证明该记载内容的真实性；（6）邹运来于2000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明单确认蒲达铭吊机施工费用为15300元，薛小平于同日证明该记载内容的真实性。2.经查阅原审卷宗记载，2014年1月8日商务，蒲达铭的委托代理人李小林律师带案外人邝国权到原审法院说明情况，原审法院由杨月琴法官进行询问，由蔡晓珊书记员进行记录。后该笔录于2014年1月14日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向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出示，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邝国权的询问笔录，与上述意见一致，因签订协议的是邝国权，原告第一次庭审时称是其妻子的小舅子，在2000年就知道该公司没有成立，至于其称的受原告委托签约我方不清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二审的上诉意见、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审法院向案外人邝国权进行调查取证的程序是否违法；二是蒲达铭是否为案涉《租赁协议书》的当事人；三是蒲达铭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租赁协议书》乙方的签约代表为“邝国权”，且双方对该协议书的主体亦存在争议，故原审法院对邝国权进行询问并无不当。而且，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对该询问笔录发表的质证意见也并未质疑原审法院进行该项调查取证工作的合法性。综上，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上诉主张原审法院调查取证程序违法，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蒲达铭为证实其为案涉《租赁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交了案涉《租赁协议书》、机械租赁计价单2张、由经办人邹运来、证明人薛小平出具的证明单5张、证明不存在“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工商查询结果证明等证据，并由在案涉《租赁协议书》上作为乙方签约代表的邝国权到庭确认蒲达铭作为案涉《租赁协议书》乙方当事人的身份，上述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已达到民事诉讼的举证要求。相反，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不予确认蒲达铭的主张，但却没有提交任何反证。而且，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上诉称“一直以来都是认为是与广州市白云起重运输有限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但案涉邹运来、薛小平出具的证明单均写明是“蒲达铭吊机或蒲达铭吊机车队”，对此，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并不能就其上诉主张的事实与上述证明单记载的内容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解释。综上，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有关于此的上诉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蒲达铭为案涉《租赁协议书》的乙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蒲达铭提交的由经办人“邹运来”、证明人“薛小平”于2000年7月至11月期间共同出具的关于蒲达铭工程吊机租赁情况及费用的5张证明单记载的内容进行审查，应视为蒲达铭与路桥分公司已分别就上述证明单记载的租赁吊机、车队的租赁费进行了结算。同时，蒲达铭与路桥分公司并未就上述5张证明单记载的租赁费进行合并计算。而且，从上述5张证明单记载的路桥分公司已付款（50000＋36480=86480元）看，该款项与双方确认的路桥分公司已付款126484元也不对应，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未作最终结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案涉《租赁协议书》约定结算方式为：每月25日结算一次，结算后3日内甲方采用支票形式付款给乙方。但从蒲达铭提交的由经办人“邹运来”、证明人“薛小平”于2000年7月至11月期间共同出具的关于蒲达铭工程吊机租赁情况及费用的5张证明单记载的内容进行审查，双方并未按照案涉《租赁协议书》约定每月25日结算一次，现路桥分公司亦无提交证据可以证实已向蒲达铭支付的126484元是按照案涉《租赁协议书》约定的在结算后3日内付款，故应视为有关上述5张证明单记载的费用的结算时间和付款时间，双方已在实际的履约过程中进行了变更；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上述5张证明单记载的结算款项均未涉及路桥分公司应向蒲达铭付款的期限，属于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形，且蒲达铭与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对蒲达铭是否在起诉前曾向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催款的事实各执一词，且均无法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蒲达铭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上诉主张蒲达铭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省基础公司、路桥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19.5元，由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路桥工程分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何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