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民再2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台州揽信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体育场路东段1468号1幢三层。法定代表人：李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章，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嵊州市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富民街491号。法定代表人：任忠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诉讼代理人：王春琼，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方达，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台州揽信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揽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嵊州市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1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浙民申51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章、陈新，被申请人万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琼、吕方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揽信公司申请再审称，1.办理原产地证无需产品购销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订立产品购销合同系为办理原产地证之需错误。原审判决以领取纸质原产�证需要签字机构要求的其它文件为由，对揽信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但万利公司提交的原产地证均系复印件而非原件，无法证明其确已领取纸质原产地证，且前述原产地证与揽信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并无对应，原审判决仅根据双方QQ聊天记录即认定万利公司业已办理纸质原产地证缺乏依据，亦违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2.揽信公司与万利公司间系货物买卖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二者间系进出口代理关系不当。揽信公司与万利公司间的产品购销合同非系无效，据其内容属买卖合同。揽信公司仅为货物生产商，并未参与其它外贸交易环节。万利公司系先与国外客户订立外贸合同，再向揽信公司下订单；在对收到的国外客户货款结汇后，再将款项作为采购货款汇付至揽信公司，从而赚取货物退税金额。对于结汇和向揽信公司汇款的时机，均由万利公司自行决定。万利�司并未在向揽信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截留代理费用，亦未向揽信公司交付全部退税款项。上述交易流程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综上，揽信公司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万利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揽信公司的再审申请。揽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万利公司支付货款2806434.6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6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利公司为办理原产地证，与揽信公司订立多份购销合同。揽信公司根据万利公司指示发送烫平机。在万利公司收到货物后，揽信公司根据货物数量及价款向万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7份，对应金额总计16716937元，万利公司陆续向揽信公司支付款项总计13910502.39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揽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揽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还是进出口代理关系。揽信公司以涉案购销合同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双方员工曾在2014年4月10日、同年6月6日、2015年1月7日的QQ聊天中明确提及订立购销合同是为了办理原产地证，故涉案购销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具有货物买卖的意思表示。尽管海关报关单、出口退税申报单所载的出口单位均系万利公司，但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实为买卖关系。据双方QQ聊天内容，万利公司主要负责货物装船、报关退税、货款汇付等事宜，双方不存在明显的购销行为特征。此外，据万利公司员工与揽信公司法�代表人李俊的往来邮件，双方曾就各笔付款及退税所对应的客户来源进行梳理核对，结合万利公司提供的出口退税及相应的汇付凭证等材料，万利公司的证据优势于揽信公司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双方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并无不当，揽信公司无权以买卖关系主张万利公司支付货款。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万利公司于再审期间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绍兴市委员会出证认证处出具的《咨询复函》，拟证明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系为办理原产地证之需所订立，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揽信公司对前述《咨询复函》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拟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双方并非每笔交易均订立有产品购销合同。本院经审查，对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前述《咨询复函》载明，为核实产品原产地及实际生产企业，避免未经授权而使用第三方生产企业名称而造成侵权，申请出口货物一般原产地证明书时，如需在证书上显示第三方生产企业名称等相关信息，需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如代理出口协议或购销合同，以及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等。另据当事人于原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万利公司与国外客户订立有形式发票（ProformaInvoice），亦与揽信公司订立有订购单及多份产品购销合同。据产品购销合同所载，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为供货90天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结算付款。揽信公司根据万利公司的规格要求为万利公司提供烫平机。在万利公司收到货物后，揽信公司以其公司为销售方、万利公司为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7份，金额总计16716937元。万利公司陆续向揽信公司支付款项总计13910502.39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揽信公司与万利公司间的法律关系系买卖关系还是进出口代理关系。买卖关系以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为主要内容；进出口代理关系以有货物进出口需求的委托人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受托人办理货物进出口事宜，并支付手续费为主要内容。揽信公司与万利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应结合外贸交易规则、买卖或进出口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以及当事人的交易方式等因素综合加以判断。基于以下理由，揽信公司与万利公司间系买卖关系而非进出口代理关系。一、未有证据显示双方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的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揽信公司应当对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万利公司应当对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揽信公司提交了万利公司与国外客户订立的形式发票（ProformaInvoice）及与揽信公司订立的订购单、产品购销合同等证据。据产品购销合同所载，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为供货90天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结算付款。上述证据初步显示，万利公司系向揽信公司采购产品再行向国外客户销售，在上述证据能够初步证明揽信公司的诉讼主张的情况下，万利公司对此提出反驳，主张其公司与揽信公司间系进出口代理关系，产品购销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相关的进出口代理合同或者其它证据予以证明。万利公司提出，双方之间未订立进出口代理合同系因相关人员彼此熟识，而订立的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仅系为办理原产地证之需。对此，本院认为，据前述《咨询复函》所载，申请出口货物一般原产地证，如需在证书上显示第三方生产企业名称等相关信息，需提供如代理出口协议或购销合同等相应佐证材料。故办理原产地证时，购销合同并非唯一的佐证材料，代理出口协议亦可作为佐证材料。在进出口代理合同与产品购销合同均可用于办理原产地证的情况下，倘如万利公司所述双方确系进出口代理关系，双方为办理原产地证之需，理应订立能够彰示真实法律关系的进出口代理合同，而非另行订立虚假的产品购销合同。万利公司的主张显与常理相悖，亦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二、双方间的交易方式不符合进出口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如前所述，进出口代理关系以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进出口事宜、委托人支付手续费为主要内容。万利公司主张其公司系接受揽信公司委托为揽信公司办理货物进出口事宜，作为交易对象的国外客户均系由揽信公司自行联系。对此，万利公司应当提供揽信公司向其批露国外客户信息的相关证据，现因其对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万利公司还提出，其向揽信公司汇付出口退税款项时，逐笔对国外客户信息进行了批露，其向揽信公司批露属商业秘密的客户信息，显与买卖关系的交易规则不符。本院认为，据双方电子邮件内容，万利公司向揽信公司批露的国外客户信息，均系仅能够与货物订单相对应的简略信息，并未包含有属商业秘密的详细客户资料信息，对于批露的原因，揽信公司所作的系为双方逐单核算交易货款所需的解释亦属合理，故仅凭万利公司�揽信公司批露的上述信息无法认定双方非系买卖关系。此外，即使倘如万利公司所述双方确系进出口代理关系，万利公司并未提供向揽信公司收取代理手续费的相关凭证，对在向揽信公司汇付出口退税款时长期未扣取代理手续费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万利公司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综上，双方的交易方式不符合进出口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综上所述，万利公司关于其与揽信公司间系进出口代理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揽信公司的主张有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予以采信，万利公司与揽信公司间系买卖关系。万利公司作为买受人，应当向出卖人揽信公司支付价款。鉴于双方均予确认，揽信公司已向万利公司发货价值总计16716937元，万利公司已向揽信公司支付款项总计13910502.39元，故万利公司还需向揽信公司支付价款2806434.6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揽信公司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最晚开票日期为2015年6月4日，根据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结算方式为供货90天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结算付款的约定，揽信公司主张万利公司赔偿自2015年6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于法有据，亦符合双方前述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揽信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1207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5）台椒商初字第3129号民事判决；二、嵊州市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台州揽信电器有限公司支付价款2806434.61元，并赔偿自2015年6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2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252元，均由嵊州市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启其审判员  王 丽审判员  梅 冰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王雅倩??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