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浙01行赔终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堂，男，193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李增跃，男，197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系李元堂之子。
委托代理人李增富，男，196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系李元堂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大田村。
法定代表人徐雪峰，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俞ＸＸ，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小军，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元堂因与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常安镇政府）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元堂于2017年9月12日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常安镇政府对李元堂已拆除的附房在原址恢复原状，若无法在原址恢复原状，则要求常安镇政府在他处安置同等面积的店面房；2.常安镇政府赔偿李元堂重建费用50000元；3.常安镇政府赔偿李元堂租金损失6000元（暂计至2017年8月23日）及以后到搭建完成时的租金；4.常安镇政府赔偿李元堂维权导致误工费、车旅费损失共计25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常安镇政府承担；6.确认强拆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李元堂系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大田村人，其在大田村111号建有住房一幢，1990年发证确权，其中三间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72.11平方米，一间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9.91平方米。之后，李元堂在自家房子门口及旁边擅自搭建了简易钢架棚，用于房屋出租开店扩大场地。2016年6月份，常安镇政府根据区政府统一部署，对全区范围内彩钢棚及脏、乱、差现象进行排查。李元堂房子前后所搭建的简易钢架棚被列入整改范围。常安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3日向李增富发出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2016年6月29日前予以整改。事后，李元堂自行将简易钢架棚拆除，并在原址重新改建成木结构砖瓦棚。在建设过程中，常安镇政府于2016年7月23日发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责令李元堂停止违法建设行为，但李元堂未听从，并于2016年7月24日左右竣工。2017年1月9日，常安镇政府再次向李元堂发出集镇整治整改通知书（编号为2017年11号），要求李元堂所建的砖瓦棚在2017年1月12日前整改到位，整改要求为自行拆除，并要求租户进店经营。2017年1月22日，常安镇政府在检查集镇时再次向李元堂发出整治整改通知书（编号为2017年004号），认为李元堂违章搭建钢架棚，要求于2017年1月23日17时前，自行拆除并将现场清理干净，并将该通知书送达至李增富经营的米店，李增富拒签。后因李元堂到期后未自行拆除，2017年2月23日，常安镇政府到李元堂处对李元堂搭建的砖瓦棚进行强制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因李增富的请求，要求常安镇政府对南侧的棚子延后拆除，并由李增富写下承诺书，自愿在2017年3月10日前自行拆除，如到期未拆，同意强制拆除。故在当日，常安镇政府只对李元堂部分砖瓦棚进行拆除，拆除面积约为15-20平方米左右。2017年3月1日，李元堂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常安镇政府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的《常安镇集镇整治整改通知书》（编号为2017年004号）的行政行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经审查，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决定：撤销常安镇政府常安镇作出《常安镇集镇整治整改通知书》（编号为2017年004号）的行政行为。2017年9月12日，李元堂起诉至人民法院。
另查明，李增富系李元堂长子。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有三个：第一、李元堂的原告资格是否具备？第二、常安镇政府强拆行为是否违法？第三、案涉被拆构筑物是否为合法建筑？李元堂所主张的赔偿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针对焦点问题一，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常安镇政府拆除的构筑物系搭建在常安镇大田村111号房屋门口，与111号主房相连相通，从整体结构来看，其构筑物应属于111号房主所有，而大田村111号房屋所有权为李元堂，且从李元堂提交的证据租赁合同来看，出租人为李元堂，而并非李增富，虽李增富与李元堂在户口本上是同一户口本，其关系为父子关系，但常安镇政府不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构筑物为李增富所搭建，故认定该构筑物为李元堂所有。综上，李元堂可以成为本案原告。
针对焦点问题二，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作出违法建筑处置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的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应当记录、复核。……。违法建筑处置决定应当载明相关事实、理由、依据及不服决定的救济途径和期限，并依法送达当事人。第十七条规定：违法建筑依法应当予以强制拆除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发布载明强制拆除实施时间、相关依据、违法建筑内财物搬离期限等内容的强制拆除公告……。而本案中，常安镇政府在拆除李元堂的构筑物前虽下发了《整治整改通知书》，但下发的《通知书》中未写明行政行为相对人及整治整改的相关依据，在程序上也未按《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中给予当事人申辩陈述及不服决定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的权利。现由常安镇政府作出的《常安镇集镇整治整改通知书》已被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撤销，常安镇政府对李元堂的构筑物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已无依据，李元堂要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针对焦点问题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本案中，常安镇政府下达的《通知书》及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虽被撤销和确认违法，但《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国家赔偿必须是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其财产遭受损害时，才能得到赔偿。因此本案常安镇政府在2017年2月23日拆除的构筑物是否为合法建筑成为李元堂能否获得赔偿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李元堂被拆除的构筑物系未依法取得乡村规划许可及相关部门批准同意，于2016年7月份在拆除原来简易钢架棚的基础上重新建造，应属违法建筑。即便如李元堂所说其原来的简易钢架棚搭于1983年左右，属历史遗留，但从李元堂提供的1990年房屋产权登记证来看，该房钢架棚也未被相关部门确权登记为合法建筑。且李元堂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原有钢架棚是经相关部门批准同意，故对原有的钢架棚也应认定为违法搭建。李元堂被强制拆除的构筑物即便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修，其也属于违法建筑。综上，李元堂要求常安镇政府对李元堂已拆除的附房在原址恢复原状，若无法在原址恢复原状，则要求常安镇政府在他处安置同等面积的店面房及要求常安镇政府赔偿李元堂重建费用25000元及判令常安镇政府赔偿李元堂租金损失6000元（暂计至2017年8月23日）及以后到搭建完成时的租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李元堂要求常安镇政府赔偿因其维权而导致的误工费、车旅费损失2500元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李元堂现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2500元的事实，即使存在，该损失亦不属于因常安镇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2月23日拆除李元堂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大田村111号所搭建的附房的行为违法。二、驳回李元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人民政府负担。
李元堂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案涉附房系历史遗留并非违法建筑，房屋形成于1983年，确权于1990年，其附房在1983年建造时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且是在自家宅基地上进行的建造，只是在1990年确权时，不宜将钢架棚子（附房：原猪舍）写入产权证而已。2016年6月23日常安镇政府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其才对附房进行了房顶瓦片的更换和立面美观，不是拆除后翻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11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第二项；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常安镇政府在二审期间未提出新的意见和理由。
经审查，原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李元堂系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大田村人，其在大田村111号建有住房一幢，1990年发证确权，其中三间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72.11平方米，一间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9.91平方米。之后，李元堂在自家房子门口及旁边擅自搭建了简易钢架棚，用于房屋出租开店扩大场地”一节，对李元堂自行搭建简易钢架棚的时间认定缺乏充分依据，本院指正为“李元堂系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大田村人，其在大田村111号建有住房一幢，1990年发证确权，其中三间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72.11平方米，一间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9.91平方米。李元堂在自家房子门口及旁边自行搭建了简易钢架棚，用于房屋出租开店扩大场地”。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规定，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到侵犯并造成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1982年2月13日施行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确实需要占用耕地、园地的，必须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本案中，即便按李元堂的主张其案涉被拆除的附房系在1983年建造，在该房屋坐落的土地性质经诉讼双方确认是集体土地的情况下，该房屋的建造也需依法取得《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规定的相关部门批准同意，李元堂也没有向法院提供的上述证明该建房用地系经合法批准证据。且1990年12月2日富阳县房地产管理处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亦未将该附房确认为合法建筑。故李元堂不能证明案涉被拆除建筑系其合法财产。综上，李元堂要求常安镇政府对案涉已拆除的附房在原址恢复原状，若无法在原址恢复原状，则要求在他处安置同等面积的店面房及要求赔偿其重建费用人民币25000元及判令赔偿李元堂租金损失6000元（暂计至2017年8月23日）及以后到搭建完成时的租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对于李元堂要求常安镇政府赔偿因其维权而导致的误工费、车旅费损失2500元的诉请，本院认为上述费用不属于因常安镇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且李元堂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经济损失存在的事实，亦不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李元堂的各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审判员 李 云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薛黄一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修正)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