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武昌民重字第00017号原告：刘某，女，194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新，湖北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良桥，湖北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钱某1，男，197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新，湖北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良桥，湖北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钱某2，女，196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宇良，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维，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钱汉斌诉被告钱某2继承纠纷一案，2015年5月25日，本院立案受理。2015年8月4日，本院作出（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390号民事判决。钱某2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1427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原一审诉讼期间，钱汉斌于2015年6月27日死亡，原一审没有依法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并及时通知钱汉斌的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而迳行对该案作出判决，原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一、撤销本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39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本院重审。2015年12月22日，本案重新立案。钱汉斌的继承人刘某、钱某1表明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钱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新、谢良桥，被告钱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宇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钱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涉案遗产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2号房第三层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市省2007000492，权证编号01713621，也即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北三区15栋4门302号房屋）依法分割；2、对被继承人邹某的抚恤金15,600元及丧葬费5,000元依法分割；3、钱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钱汉斌与钱某2系被继承人钱重海及邹某之子女，二人为兄妹关系。本案被继承人钱重海及邹某原系武汉大学退休职工，其二人已分别于1986年和2014年病亡。被继承人钱重海及邹某相继去世后，其相关遗产（目前暂查明二被继承人留下遗产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北三区15栋4门302号房屋，也即在武汉市房产档案馆查询登记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3层2号房屋）及抚恤金15,600元、丧葬费5,000元依法应由继承人钱汉斌与钱某2共同继承。钱汉斌多次找钱某2协商上述相关遗产的分割事宜，但钱某2均未给予合理回应，为此提起诉讼。钱汉斌已于2015年6月27日死亡，其依法享有的相关权利，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刘某、钱某1依法予以继承，因此，案涉相关遗产依法应由刘某、钱某1继承。被告钱某2辩称，钱某2与被继承人邹某系收养关系，钱某2于1963年由钱重海、邹某在孤儿院办理收养手续领养。钱某1的父亲钱汉斌在其四岁时被继母邹某抚养，与被继承人之间系继母子关系。本案争讼的遗产为房改房，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3层2号房屋（权证号市省20070004**），其产权属于被继承人邹某个人所有，钱重海对该房屋不享有所有权。该房屋只有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土地使用权证，该房不能上市交易，目前只能经武汉大学同意后在武汉大学内部职工之间流转。起诉状中诉请的抚恤金15,600元、丧葬费5,000元属实，但钱某2办理被继承人邹某丧葬事宜已将上述费用予以使用，支出了26,335元，已超出了抚恤金和丧葬费，该部分遗产已经不存在。钱某2及其丈夫对被继承人邹某履行了全部赡养义务，应当多分或全分遗产。邹某退休后体弱多病，其生活基本不能自理，钱某2为了照顾邹某，与邹某一起共同生活，照料邹某的生活起居。1991年9月至1996年5月，钱某2因工作被调到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将邹某接到十堰市共同生活，照料其生活起居。1996年6月，钱某2调回武汉后，直至2014年9月，一直与邹某生活在一起，且多次聘请护工照顾邹某，承担了日常生活开支和医疗费用，从生活上、情感上各方面照顾关心邹某，全面履行了赡养义务。从1986年至2014年9月邹某去世，钱某1的父亲钱汉斌有经济能力却未履行任何对邹某的赡养义务和责任，并且有一系列不孝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遗弃被继承人，依法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钱某1及其父钱汉斌一家人有稳定工作且在荆州市××曾××套住房，有良好经济条件但从没有赡养邹某，没有为邹某支付任何费用、未履行照顾和看护义务。实际是将邹某遗弃在武汉独自生活。如果没有钱某2的照顾，邹某不可能高寿85岁。钱汉斌在4岁时患有重度××，邹某本身也有疾病，为了省钱给钱汉斌治疗，自己放弃了治疗，导致终生不能生育。钱汉斌在荆州工作落户后，其父母邹某夫妇经常给予经济资助，但钱汉斌结婚后基本没有和邹某夫妇来往，回来几次也是找父母要钱。钱汉斌结婚，邹某夫妇为此举债300元，节衣缩食3年才还清，邹某省吃俭用，导致食物中毒住院治疗。1986年7月28日，钱重海去世后，骨灰安放在本案诉争房屋中，钱汉斌不顾母亲邹某丧夫悲痛，向其争要钱重海的存款，被父母单位武汉大学的领导训诫和驱逐。从1986年至2013年10月3日，近28年内，钱汉斌一家人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从没有电话联络邹某，亦没有来武汉探望过邹某，完全没有把邹某当作母亲来尊重和爱戴，根本没有尽过任何赡养责任和义务，钱汉斌明知生父钱重海的骨灰安放在家中，但在钱重海去世后27年内从来没有回来祭拜过。2013年10月4日，钱汉斌一家突然来到邹某家中，说是来看望老人相反还拿走了邹某4,000元，邹某向老友哭诉，并要求钱某2夫妇将4,000元要回。2014年2月，钱某2到荆州看望钱汉斌一家人，并提出建议由其出面将钱重海骨灰安葬入土为安，并建议钱汉斌将邹某接到荆州居住，让母亲晚年感情舒畅，但均遭到钱汉斌的拒绝。2014年4月，钱汉斌夫妇以祭拜父亲钱重海为由到邹某家中，目睹母亲病重的情况，丢下母亲不顾返回荆州。钱某2将邹某送往医院治疗直至邹某2014年9月23日去世，期间因邹某病情严重，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钱某2随即通知钱汉斌前来看望，但直至邹某去世下葬，钱汉斌一家人均未出现。28年来，钱汉斌一家一直居住在荆州，对邹某不闻不问，不承担任何赡养义务，只知道在邹某去世后争遗产，而且为了达到索要财产的目的，钱汉斌及家人多次到钱某2及其丈夫的单位闹事，毁损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名誉伤害。钱汉斌及其一家人的种种行为，充分表明了钱汉斌根本没有将邹某当作母亲来尊重，完全没有赡养的意愿，也没有任何赡养的行为，只想要财产要钱，不念亲情不讲感情，不赡养老人，遗弃被继承人，不应当分得遗产。经审理查明：钱重海与邹某系夫妻关系。婚后未生育子女。钱汉斌系钱重海与前妻所生，钱某2系钱重海与邹某收养。刘某系钱汉斌的配偶，钱某1系钱汉斌、刘某之子。1986年7月，钱重海死亡。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3层2号房屋，原由钱重海、邹某所在单位武汉大学福利分配给其居住使用。1993年，武汉大学根据房改政策，将该房按照公有住房标准价售房，邹某按核定的标准价向武汉大学缴纳了房款。2003年8月，武汉大学与邹某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将上述房屋按房改成本价出售给邹某。武汉大学填写了职工标准价住房向成本价过渡登记表，邹某填写了职工购房申请表、房改房交易过户权属登记申请表。上述表格中登记的购房地址为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4门3层302号，建筑面积为57.2013平方米。2005年元月13日，邹某补足成本价8,137元。2007年5月30日，该房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权属证号：武房权证市省字第××号，登记坐落地址为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3层2号，登记建筑面积为57.2平方米，登记产权人为邹某。该房至今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邹某晚年生活起居等主要由钱某2及其配偶郭轶群照料。2000年1月24日、2010年10月2日、2014年4月8日，邹某先后三次因病分别在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历首页联系栏处均填写联系人为钱某2及留存钱某2的联系电话。郭轶群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在邹某住院期间，该账户向相关医院支付了多笔医疗费用。2014年9月23日，邹某死亡。嗣后，钱某2为钱重海、邹某购买合墓及操办邹某的丧事等事宜，共计支出26,335元。2014年10月，武汉大学发给邹某安葬费5,000元、抚恤费15,600元，此款已由钱某2在武汉大学领取。2016年12月，钱某2为钱重海、邹某另行购买了墓位，墓位单价219,900元。庭审中，钱某2分别提供了据称是邹某在武汉中南医院肾内科病房的口述的遗嘱录音音频和自书的遗嘱，主要内容为钱汉斌没有尽到赡养扶助的义务，没有权利继承邹某的任何财产，全部财产归钱某2继承。邹某死亡后，钱汉斌的家人经多方联系，均未能与钱某2、郭轶群夫妇见面。2015年2月5日，刘某在他人陪同下进入郭轶群工作的神农汽车公司，期间进入有数百人正在用餐的公司员工食堂内，将扩大印刷有“郭轶群、钱某2夫妇独霸养父母遗产不让亲生儿子吊孝”文字的纸张粘贴在刘某身前，并在其身后张贴包含钱某2及郭轶群夫妇在内的照片，向食堂往来就餐的员工诉说钱某2及郭轶群独霸养父母遗产不让亲生儿子吊孝等行为，在食堂停留十余分钟后，被公司相关领导劝离。为此，钱某2、郭轶群分别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某公开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2日分别作出（2016）鄂01民终923号、924号民事判决，撤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分别驳回钱某2、郭轶群的诉讼请求。钱汉斌于2015年6月27日死亡。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协商一致，案涉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10,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武汉大学人事部关于本案当事人关系的证明，钱重海填写的武汉大学工作人员登记表、干部履历表二份、入党志愿书、工人履历表；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珞珈山派出所关于钱重海身份信息的证明；武汉大学人事部及离退休工作处关于邹某相关抚恤金、丧葬费金额的证明；钱汉斌、刘某与钱重海、邹某来往的照片1张、钱汉斌、刘某与钱某2夫妇来往的相片数张；钱汉斌的通话记录；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钱汉斌在荆州市中心医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武汉大学与邹某签订的公有房屋买卖合同、武汉大学教职工购房信息确认单、公有房屋标准价售房评估定价表、湖北省职工标准价住房向成本价过渡登记表、职工购房申请表、房改房交易过户权属登记表；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珞睿社区居委会的证明；钱某2之夫郭轶群为邹某支付医疗费的银行转账记录；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中南医院、协和医院的住院病历材料及相关缴费单据；邹某在武汉中南医院肾内科病房的遗嘱录音；邹某自书的材料；钱汉斌的死亡证明；武汉市公墓使用合同及相关缴费单据；被继承人邹某的朋友文秀某、护工陈某、珞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徐某的证人证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923号、92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加以证明。上列证据在法庭中出示，经各方当事人质证，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说明、质疑与辩驳。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全面、客观的审核，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上列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涉遗产的认定。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3层2号房屋，原由钱重海、邹某所在单位武汉大学福利分配给其居住使用，根据鄂房改办[1993]24号《省房改办关于在汉部属高校实施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该房屋属于高校生活区内的住房，根据房改政策，按标准价出售给教职工。该通知对住房出售的折扣政策，如工龄折扣、校龄折扣、标准价售房的计算方法等作了规定。经查案涉房屋的全部档案，没有发现在标准价售房时计算了钱重海工龄折扣额的相关证据，在目前证据所反映事实情况下，只能认定邹某作为武汉大学职工，个人出资按标准价购买了该房屋。根据国发[1998]2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教发[1998]23号《教育部、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学校住房制度改革，加快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若干意见》、鄂房改办[1998]42号《省房改办关于印发〈中央在汉委部属高校出售公有住房的实施办法〉的通知》、鄂房改办[1999]5号《省房改办关于中央在汉委部属高校及试点单位已出售的标准价住房向成本价过渡的通知》等规定，武汉大学于2003年发布《武汉大学出售公有房屋实施办法》，对教职工已按标准价购买的现住房，按成本价出售。对成本价售房价格的标准及折扣，包括工龄、校龄优惠及计算、地段、楼层、朝向调节率、现住房折扣等进行了规定。虽然上述相关房改的政策、规定均有关于丧偶单职工家庭在购买公有房屋时，其配偶生前的工龄可计算在夫妻工龄和之内的规定，但同时对未使用配偶生前的工龄的情形也有相关的规定，经查案涉房屋的全部档案，没有发现在成本价售房时计算了钱重海生前工龄折扣额的相关证据，且在邹某填写的职工购房申请表中“购房人配偶单位”人事部门、房管部门均未在表上确认邹某配偶即钱重海的工龄、校龄，在目前证据下，不能简单的根据有关规定即推定邹某在成本价购房时计算了钱重海生前工龄折扣额，而只能认定该房屋由邹某个人按成本价出资购买。虽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923号、924号民事判决中写有该房屋“为钱重海与邹某的房改房”，但纵观该表述的上下行文，该表述并不是终审判决对此事实的判断与认定，而是引用“继承案一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该一审判决已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非为生效判决，不能作为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证据所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该房屋为邹某生前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该房屋应认定为邹某个人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十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被继承人邹某的配偶、父母已先于其死亡，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为继子钱汉斌和养女钱某2。继承开始后，钱汉斌作为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没有表示放弃继承，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其配偶刘某与其子钱某1。被继承人邹某的遗产应由刘某、钱某1及钱某2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虽然钱某2分别提供了据称是邹某口述的遗嘱录音音频和自书的遗嘱，但该录音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自书的遗嘱未签名，也未注明年、月、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法定形式要件。遗嘱是要式民事法律行为，虽然应对邹某口述和自书的内容，作为其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特别关注，但遗嘱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遵循严格法定主义，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应当对继承法关于遗嘱法定形式要件的要求予以从严掌握，故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四条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钱汉斌是否尽到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是否可以少分；钱某2是否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是否可以多分。就此，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供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对各方提供的证据，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据此，判断分析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如下：刘某与钱某1提供的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钱汉斌全家与钱重海、邹某的合影，只能证明双方在此期间有往来，在钱重海死亡后至邹某病重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钱汉斌与邹某之间有过往来。虽然刘某与钱某1自述，“常回武汉家中看望，带小孙子陪伴邹某，邹某非常喜欢重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却没有任何证据就此加以佐证。诚如刘某与钱某1自述，日常生活中，子女和老人在一起时，不会刻意录音录像，但是，会桃花之方圆，序天伦之乐事，家和事兴之时，合家欢乐之际，数十年间，居然悄无声息，无只言片影，没留下一点存在过的痕迹，该情形令法官无法从常理中对其自述的“其乐融融”加以理解。刘某与钱某1提供的钱汉斌全家与钱某2、郭轶群夫妇合影的照片，只能证明其与钱某2、郭轶群夫妇的往来，不能证明与邹某的往来。且既然钱汉斌全家与钱某2、郭轶群夫妇往来时能够多次合影，却在此期间与邹某无任何合影，同样令法官无法从常理中对其自述的“其乐融融”加以理解。以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结合邹某自书的内容，只能得出钱汉斌与邹某极少往来的事实。由此，自然得不出刘某与钱某1自述钱汉斌对邹某有所谓感情赡养的结论。刘某与钱某1提供的钱汉斌与邹某的通话记录，从记录上来看2014年一年内不超过两次，此外再无任何通信记录留存，根本不能证明钱汉斌已尽到扶养邹某的义务。钱汉斌与邹某为继母子关系，应当基于法定权利义务而发生自然的法定扶养关系，即使钱汉斌曾经看望过住院期间的邹某，也是应有之义，并不能抵消前述数十年间极少往来的事实。且寥若晨星的通话、屈指可数的见面，尚不能达到人子的基本责任与担当，再侈谈履行了赡养扶养义务，实为无根之本。钱汉斌、刘某与钱某1曾先后多次陈述，邹某生前有退休金并有积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据此，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虽然邹某每月有一定收入，但是子女对老人进行经济上的供养并不以老人是否有经济来源为前提条件，不能认为老人必须在自己财产耗尽后才能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老人的退休金并不能替代子女的赡养扶养责任。钱某2提供的2000年至2014年期间邹某住院的病历，病历留存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均为钱某2，钱某2的配偶郭轶群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在邹某住院期间，该账户向相关医院支付了多笔医疗费用。而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钱汉斌或其家人为邹某支付过任何医疗费用，如前所述，即使邹某以其退休金等收入支付自己的全部医疗费用，也不能免除钱汉斌的赡养扶助的义务。钱某2提供的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珞睿社区居委会证明，载明，“邹某生前一直由其女儿钱某2、女婿郭轶群赡养，再无其他人尽赡养义务。”虽然刘某与钱某1提供同一社区居委会的证明，以该证明中“邹某属于社区的独居老人”的内容对此加以反驳，但分析刘某与钱某1提供的该证明，虽然有邹某属于独居老人的内容，但同时证明“郭轶群经常来探望和照顾老人”，与钱某2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内容大致相同，均能证明钱某2及其配偶赡养扶助邹某的事实，不能证明钱汉斌有赡养扶助邹某的事实。即使邹某为独居老人，但社区的证明只能说明邹某的生前居住场所为案涉的遗产与独居的居住状态。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知识结构以及需求层次的不同，独居老人产生的原因较为多样，并不能仅仅以老人的生活状态作为唯一标准判断子女是否履行赡养扶养义务。社会转型期间，子女难以在独居老人身边服侍已成常态，这对子女履行赡养扶养义务有了新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每个子女的赡养能力不一致，应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各尽所能满足老人的生活需要，使老人无忧无虑地度过晚年。对老人赡养的方式，依其实际生活情况，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允许的，都是应当提倡的。“常回家看看”已经立法，子女回家尽孝不仅是道德上的义举，更是法律上的义务。有事没事常到老人那坐坐、看看，也是对老人尽赡养义务的一种表现。虽然钱汉斌居住生活在荆州，但既非远在天边，也非远水不解近渴，更不属于工作岗位特殊、不能正常休息的社会群体，完全可以做到以各种方式使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但如前所述，并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钱汉对邹某经济上进行了供养、生活上进行了照料、精神上进行了慰藉。虽然钱汉斌患有重症，但系在近年内确诊，因此不能成为其多年来未尽到赡养被继承人邹某义务的理由。证人珞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徐某出庭证明，在对独居老人专门登记时，对邹某“只登记了女儿和女婿”，“原来一直都不知道邹某还有儿子”，徐某同时证明，邹某由“女婿和姑娘在照顾，买东西，每次提到女婿、姑娘都笑得合不拢嘴”，“没有提过她有儿子和媳妇”，证人护工陈某出庭证明，钱某2和郭轶群经常过来看望邹某，邹某的护工工资也由钱某2支付，证人邹某的朋友文秀某虽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但通过视听资料对此也作了相同的证明，而刘某与钱某1对此并没有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综合判断分析，钱某2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刘某与钱某1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当认定钱汉斌、钱某2作为邹某的子女，是钱某2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分配遗产时，钱某2可以多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与钱某1同时具备分配遗产时应给予照顾的生活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两个条件，其继承权基于转继承法律关系，因钱汉斌未尽主要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综合以上因素，钱某2应继承65％的份额；刘某与钱某1应当转继承钱汉斌35％的份额。因转继承实质上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连续发生两次继承，转继承人没有享有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只是享有分割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邹某死亡，钱汉斌已取得其遗产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钱汉斌35％的份额中，应有一半为钱汉斌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钱汉斌死亡后，其所继承的遗产中，只有另一半可以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基于转继承法律关系，刘某作为继承人钱汉斌的配偶，应分得邹某遗产的26.25％，钱某1应分得邹某遗产的8.75％。案涉遗产为邹某所有的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继承法的这条规定，要求对房屋遗产进行分割时不同于其他财产的分割，应掌握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也就是不能把无法分割的房屋遗产，强行分开、割断，以致造成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或给生活带来不便。二是不损害遗产的效用，房屋本身就是用来生产经营或居住生活的，不能因继承分割而改变了房屋的使用属性，丧失了房屋原有的使用价值。因此，在分割房屋遗产时，因继承人的实际需要，并兼顾各继承人的利益，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一是采取共有方法，继承人按份额占有房屋遗产，并按各自的份额享受权利。二是采取折价补偿的方法。一方获得房屋所有权，其他各方按份额依房屋价值折价获得补偿。考虑到本案各方当事人积怨已久，如果采取按份共有方式分割，由于各当事人互相之间存在消极的情绪，情感与动机的状态导致难以解决按份共有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为案结事了，采取折价补偿的方式，可以彻底解决案涉房屋的继承纠纷。房屋作价标准可以根据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房屋估价标准，并参照当地市场价格合理评定，也可以由继承人自行协商确定。在庭审中，原、被告协商一致，案涉房屋的单价为每平方米10,000元，考虑到该房屋无土地使用权证，目前不能直接在市场流转，该单价不宜与同地段商品房市场价格作简单的参照，故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院予以照准。关于案涉房屋归谁所有，原、被告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给对方以相应补偿，并对自己的理由有各自的表述。刘某和钱某1主张，“钱家的孙子读书需要，在武汉没有房”，目前所知，“钱家的孙子”年仅十余岁，并未在武汉读书，如果刘某和钱某1考虑到其以后在武汉读大学需要而主张房屋所有权，首先，将来是未发生的存在，不宜以将来的可能来主张现在的要求；其次，“钱家的孙子”读书与在武汉是否有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性，海阔鱼跃，天高鸟飞，“钱家的孙子”未来前程未必不可限量，未必将来不会到广阔天地另有作为。加之刘某与钱某1均不在武汉居住生活，对该房屋管业面临较多现实的困难。因此，刘某和钱某1主张的理由并不能说服法官。此外，刘某和钱某1多次陈述，其经济困难、家徒四壁，考虑到其支付能力以及今后的执行问题，也不宜由刘某和钱某1出价补偿。而由钱某2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给予刘某和钱某1以相应补偿，对钱某2而言，为锦上添花；对刘某和钱某1而言，为雪中送炭。虽然钱某2取得房屋所有权，可能会因房屋房价上涨而获得相应的利润，但刘某和钱某1获得折价补偿款后，也可以就该价款进行投资而取得相应的利润，实为达到双赢。据此，钱某2应补偿刘某折价款：57.2平方米×10,000元×26.25％=150,150元；钱某2应补偿钱某1折价款：57.2平方米×10,000元×8.75％=50,050元。关于刘某、钱某1诉请对被继承人邹某的抚恤金15,600元及丧葬费5,000元依法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范围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公民死亡的时间是划定遗产的特定时间界限，抚恤金是公民死亡后死者单位给予死者近亲属及被扶养人的生活补助费，同时具有一定精神抚慰的内容。丧葬费是死者单位给予死者亲属处理死者后事的一种补助，属于遗属津贴的范围。抚恤金和丧葬费均发生于死者死亡后，而不是公民在死亡时所遗留的，不符合遗产的应得性特点。同时，公民只有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下才能通过行使一定的民事行为，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其他合法债权，而丧葬费和抚恤金是在公民死亡时才给付，不是基于公民死亡前的民事行为而取得，因此不是遗产，而应将其归为家庭的共有财产。刘某、钱某1请求对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进行分割，应属于对共有财产的析产。如前所述，抚恤金不符合遗产的法律特征，将赔偿金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抚恤金的处理可参照继承法中的遗产处理原则的情况下，刘某、钱某1应就此以所有权确认纠纷立案，另行主张权利，以确认这笔费用的归属。丧葬费是对死者近亲属处理死者丧葬事务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是死者单位对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务的一种经济帮助，它是用于解决死者家属在殡葬花销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对死者安葬是近亲属或遗产继承人应尽的义务，也是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要求，让死者安息也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某一亲属或继承人支付的丧葬费可以从单位给付的丧葬费中扣除，但不足部分不应从抚恤金中扣除，而应与其他继承人或近亲属共同分担。丧葬费超过实际支出的，超过部分可同抚恤金一起另案各方予以合理承担。据此，刘某、钱某1诉请在继承纠纷案件中对邹某的抚恤金及丧葬费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某、钱某1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北三区第15栋3层2号房屋，权属证号武房权证市省字第××号，由被告钱某2继承所有权；二、被告钱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某折价补偿款150,150元、支付原告钱某1折价补偿款50,050元；三、驳回原告刘某、钱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26元，由原告刘某、钱某1负担6,322元；被告钱某2负担3,4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ＸＸ睿人民陪审员  谢 莎人民陪审员  廖 瑶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谢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