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黑林商初字第2号
原告李兆强，男，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现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代理人闫玉国，吉林天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住所地黑龙江省方正县。
法定代表人王清文，男，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鲁统富，男，195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司法局局长，现住黑龙江省方正县。
委托代理人林木，男，198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方正林区司法所法律工作者，现住黑龙江省方正县。
原告李兆强为与被告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4年9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8日、2015年1月6日、3月11日、3月30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闫玉国、被告委托代理人鲁统富四次开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委托代理人林木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李希玉（本名李希余、有时签名李喜玉，已于1998年病故）的法定继承人。1985年11月，李希余作为原告家庭代表人与被告之间签订了《国有林地联合经营举办家庭经营林场合同书》（以下简称《1985联营合同》）。该合同约定：“联营承包地点：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施业区122、135、136林班，扣除农田地和石崖后，净联合经营承包举办家庭林场的面积为540公顷，承包期间自1985年1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共计20年”。该合同同时对承包的生产项目、联营承包的费用及收益分成、财务账目的设立、联营承包的有关规定等均作出了约定，并配发了《李希玉家庭林场平面图》。《1985联营合同》签订后，李希玉就以家庭代表人的身份从1985年12月起采取了采伐天然林，育苗并种植落叶松等形式履行该合同，截至1993年8月，共更新改造和种植林地面积为7360亩，提前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种植面积，所种植落叶松的成活率、保存率均达到合同约定的90%以上，上述更新造林完成后，原告家庭开始雇佣人员对上述林木进行管护至2013年底。
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届满后，2006年原告作为李希余家庭的代表人多次与被告协商变更合同期限、确认收益分成比例等事宜，被告以该林地存在纠纷，正在进行诉讼为由拒绝协商此事。2010年12月，黑龙江省林区中级法院对被告与案外人张金聚等人的诉讼作出了终审判决，但该判决生效后，被告仍拒绝与原告协商变更该合同的承包期限。
因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向原告确认产生的利益分成比例并分配利益，因此起诉至法院，请求：1、依照《1985联营合同》，判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收益分成比例为6：4；2、按照6：4的收益分成比例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经营期间（1985年-2005年）的收益31220276.40及利息损失16858949元（按年利率6%自2006年1月1日起计算至起诉时止），合计48079225.40元；3、诉讼费用及评估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原告于2013年向黑龙江省方正林区基层法院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主张过收益分配和合同延续，该法院已于2013年7月20日以（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案件与本案依据的为同一事实，系同一法律关系，因此违反了民事诉讼关于“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因此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合同中的一方为李希余，其本人已经在1998年死亡，原告不具备直接向被告主张权益的主体资格；3、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作为一级法人单位不具备个人合伙的主体条件，李希余作为自然人也不具备联营合伙的主体条件，双方之间也不存在书面的合伙协议，更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过合伙登记，不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行为，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更不能进行收益的确认和分配；4、原告提供的《1985联营合同》因约定的内容不符合国家关于国有林区森林经营政策的规定和上级机关的管理与经营要求，又欠缺牡丹江市、林口县、黑龙江森工总局、松花江林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审核与批准，因此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之间所存在的仅是劳务承包关系，且该承包关系已经进行了决算。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三份证据。1、《1985联营合同》1份（共计4页）及《李希玉家庭林场平面图》1份，合同的主要内容为：“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迅速把宜林两荒落实到户的紧急通知’精神和松林管局营林经营承包二十条规定，充分调动农林交错地区的农民更新造林和爱林护林的积极性，经方正林业局资源科批准，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以下简称甲方）与林口县三道通乡长胜村农民李希玉同志（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如下国有林地联合经营举办家庭经营林场合同。一、联营承包地点：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施业区122、135、136林班，扣除农田地和石塘后净联合经营承包举办家庭林场面积为540公顷；二、乙方承包时间：从1985年11月1日始至2005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为20年；三、乙方承包的生产项目：凡联营承包区内的整个采育生产过程，即清、采、打、造、集、归、整、加、整地、植苗、抚育、管护、防火及病虫鼠害防治等；四、联营承包的费用及收益分成的规定，1、甲方财务和资源档案管理单立联合经营家庭林场账户和档案，逐年核算和记载双方投资股份，2、甲方投资的股份资金主要来源是联营承包区内林地上的天然林采伐后的经济材……，3、乙方投资的股份资金主要来源是自身劳动和自有资金……，4、收益分成按甲、乙双方投资比例确定分成比例；五、联营承包区内的林权所属的规定，1、山地权属归国有，2、林权属归国有，3、经营权归乙方……，除共同信守合同规定外，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乙方的经营自主权；六、甲、乙双方共同信守的规定……，七、联营承包的有关规定……”；2、林口县三道通派出所于2014年8月20日出具的关于李希余（有时也叫李希玉或李喜玉、下同）家庭人员情况的《证明》1份及李希余的《户口注销证明》1份；3、李希余妻子张士芹、长子李兆强、次子李兆军、长女李兆梅出具的委托书各1份。
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证明李希余与被告之间于1985年11月签订合同，就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施业区122、135、136林班的面积为540公顷的林地自1985年11月1日-2005年12月31日期间联合举办家庭林场所约定的权利及义务，双方之间存在着联营合同的法律关系；证据2证明李希余于1998年8月1日死亡，其家庭成员分别为妻子张士芹、长子李兆强、次子李兆军、长女李兆梅；证据3证明张士芹、李兆军、李兆梅已经授权原告作为代表人参加与被告之间的民事诉讼，其诉讼主体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质证称：存在《1985联营合同》这一文本，但该合同没有成立、生效也没有履行，该合同没有相应主管部门批准盖章、同时该合同也存在缺页的情况，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李希玉家庭林场平面图》只能证明四道林场的范围，证明不了双方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证据2中的《证明》缺少派出所经办人的个人名章，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3无法确定其真实性。
第二组三份证据。1、1985年至1992年李希余自行记载的李家林场收支情况的账本7册；2、1988至1991年李希余及李家林场交纳育林费、木材运输证明、装运木材人工费、木材销售发票、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调拨通知书等部分原始凭证；3、被告在2008年6月10日对原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场长赵普山所作的调查笔录［该笔录复印件保存于（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卷宗内］，主要内容为：“我在1982年到四道河林场担任书记，后于1986年改任场长，一直工作到1995年退休。四道河林场和李家林场的承包合同是我代表四道河林场与李希余签的字，具体细节我都记不清了，当时主要是为了落实森工总局推广桃山林业局呼兰经营所对国有林分户经营承包经验，结合方正林业局在三道经营所经营试点的同时，在四道林场搞了一个蔡家家庭林场之后又搞了一个李希余家庭林场。但这份合同并没有完全履行和生效，由于这份合同的特殊性，双方签字后，还需要经过林口县和三道通乡以及林业局的业务主管部门的盖章同意，应该不少于六、七个公章，而且，当时还要经过公证，在给合同办公证的过程中，出现了缺页的情况，是损毁还是灭失的，后来也没查清，再加上林业局与李家林场的业务变了，合同的主要内容都调整和改变了，变成劳务合同了，而且在1993年林业局与李希余就所有的项目都做了结算”。
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证明《1985联营合同》签订后，李希余按该合同约定投入了人工工资、设备采购、上交育林费、出差费、往来费共计2414794.59元；证据2证明自1985年12月至1992年7月间雇佣人员从事伐木、运木、育苗、管护的事实，因为票据保存不完整，无法确定具体数额；证据3证明《1985联营合同》真实存在并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证据1系李希余自行制作的账簿，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证据2的票据与合同是否履行无关；证据3不仅不能证明《1985联营合同》成立并生效，相反可以证明该合同因缺少生效要件而没有成立和生效。
第三组五份证据。1、（2007）方林民初字第162号民事裁定书1份；2、（2008）清民初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1份；3、（2009）清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书1份，主要认定的事实内容为：“原告：张金聚、张金广、张金会，被告：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经审理查明1985年方正林业局“为调动农林交错地区农民更新造林和爱护林的积极性”，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作为甲方与乙方林口县三道通乡长胜村村民李希玉（本名李希余、有时签名李喜玉）签订了《1985联营合同》，李希余在合同上签字，合同期限自1985年1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希余以李家林场的负责人身份与林业局进行业务往来，李家林场内部张金聚管生产、张金广是会计、张仕胜是出纳员，张金会是技术员。1992年李希余举家搬迁辽宁省，1998年死亡。1992年以后，李家林场与林业局仍有业务往来，以上内容也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事实”；4、（2010）黑林民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1份（系该组证据3的二审判决书，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方林民初字第42-1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
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2证明被告在另一诉讼中承认与李希余存在合同关系，方正林区基层法院和清河林区基层法院认定被告只与李希余个人家庭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证据3、4证明被告承认在1985年与李希余存在合同关系，方正林区基层法院与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合同的履行进行了法律事实的认定，认定李希余林场的性质为家庭林场，其平面图名称为《李希玉家庭林场平面图》；证据5证明方正林区基层法院对（2009）清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和（2010）黑林民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已经采信，并确认了《1985联营合同》存在并履行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该组证据1、2、3、4的诉讼主体与本案不一致，而且这几份法律文书确定的案由均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同时判决结果也全是驳回诉讼请求，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1985联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
第四组二份证据。1、（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案件中的起诉状1份。主要内容为：“原告：李兆强，被告：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诉讼请求：判令将原告家庭代表李希余在1985年与被告签订《1985联营合同》的承包期限变更至2055年10月31日及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案件开庭笔录1份。
该组证据证明（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变更之诉，与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同时证明李家林场自2005年12月31日后即为被告占有，被告没有依照《1985联营合同》确定双方的收益比例及给付相应的收益。
被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五组三份证据。1、由吉林天利人律师事务所委托黑龙江辰星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针对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施业区122、135、136林班中的林木，作出的黑辰资评字（2014）第57号资产价格评估报告书。主要内容为：“1、2005年林木价值部分评估总值取整为52033794元，2014年林木价值评估总值取整为41052887元......”；2、黑龙江辰星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数额为10万元的财务发票各一张；3、松花江林业管理局1986年1月20日印发的关于颁发《黑龙江省松花江林业企业划荒造林育林承包试行办法》的通知即松林资发（1986）3号文件1份。主要内容为：“第2条的规定：对宜林荒山、荒地和低湿地，可打开山门，实行放开经营，土地权属不变，由承包者投资投劳，造林育林，长期经营，谁造谁有，并可继承或变价转让给林业局；第二项（划、包范围与形式）第3条的规定：成林后的产品收益实行“二八”分成（联营者得八、企业得二）......第16条凡划出的林地和承包责任区，都要建立健全经营档案，经营承包合同书要一式五份（经公证处签证），分别由林业局、林场（所）、集体经济部门、承包者个人和公证处保管，以便互相监督执行......”。
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证明截至2005年12月，李家林场树木总数为1842324株，林木总价值52033794元；证据2证明共支出评估费20万元；证据3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1985联营合同》在当时是有政策依据的，“李家林场”按比例取得收益是合法的；原告主张确定分成比例为6：4是在政策范围内的、是合情合理的主张，而且按《1985联营合同》的约定记载双方投入资金、分成比例的责任人是被告，如果被告不能出具这样的证据，原告的主张就应当成立。
被告质证称：证据1、2的评估程序是在被告未到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我国至今没有对森林的活体木材颁布过相应的价格标准；证据3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同时该文件明确说明《1985联营合同》需要公证处公证。
第六组一份证据。证人张士胜出庭证言1份。主要内容为：“李希余是我姐夫，原告是我外甥，我与被告没有关系，李希余在1985年找我去林场负责记账，我把林场的收入和支出记账到1992年完事，具体记了多少账目记不清了，当时李希余与林业局签订了合同（指《1985联营合同》）后成立的李家林场，签合同的时候我不在场，签完以后这份合同和另一份图纸交给我保管，我在林场山上住的时候一次意外不小心把合同的后两页给烧了，1992年采伐完后，我就一直是林场护林员，在四道河林场干活，李兆强给我开支，不干活不开支”。
该组证据证明李家林场在履行《1985联营合同》时存有账目，记账人为张士胜，同时证明该合同后两页灭失的原因。
被告质证称：证人自1988年就是被告下属四道河林场的护林员，证人所述合同后两页灭失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七组一份证据。1985年时任方正林业局副局长凌德尧于2012年11月12日在高愣方林宾馆215房间时长为1小时56分钟的谈话录音1份。主要内容为：“李家林场是按照中央文件在84年推广的，有合资、股份、自费造林等形式，李家林场是按照股份来承包，我们对李家林场只认李希余，合同是他签的，是他的名，还认李家林场的公章，合同第一年实行了，后来就解除了，没实行，原来的合同有分成，后来就改了，但合同原始的有这个（分成的约定），合同缺两页或一页半的内容，内容是有你们得7（成），林业局得3（成）”。
该组证据证明《1985联营合同》确实存在，合同双方约定的利益分成比例为7：3，原告占70%，被告占30%，同时证明被告提交的结算与决算表均是从凌德尧处获得。
凌德尧对该组证据述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确实与原告在一起，但当时原告是以询问张金聚［指（2009）清民初字第376号民事案件］诉讼一事找的我，而且我也始终在强调《1985联营合同》并没有生效和履行。
被告质证称：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本院根据原告的调取证据申请，于2014年11月11日到方正林业局资源科及所属四道河林场调取《1985联营合同》原件、记载双方投资股份的账目、永久性标志台帐时，对方正林业局营林处主任周乃君、资源科科长鲁统春、四道河林场场长闫家宝作的询问笔录各1份。询问笔录主要内容均为“没有相应的档案与台帐，也没有《1985联营合同》的原件”。
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法院调查笔录所针对的对象都不是合同签订时的部门负责人，所以不了解情况。
被告质证称：对笔录内容没有异议，合同没有成立、生效并履行，因此没有建立账目和永久台帐的必要。
本院根据原告的调取证据申请，于2015年3月3日到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林区分院调取《1985联营合同》原件时，对现任该院渎检局副局长陈长滨作的询问笔录1份。主要内容为：“我在1995的时候，在当时的松花江林区检察院担任法纪科科长一职，当年我是对时任方正林业局副局长凌德尧职务犯罪一案侦查的专案组成员之一，这起案件最后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个案件距今时间太长，期间又经历了松花江检察院和全省检察院的合并，因此这起案件的相关资料现在已经找不到了，《1985联营合同》的原件也找不到了”。
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原告已经提供了凌德尧的录音，被询问人虽然陈述材料不存在，但不能否认《1985联营合同》存在并由检察办案人员拿走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笔录内容与本案无关。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五份证据。1986年至1993年《李家林场承包合同结算表》4份及《李家林场承包合同决算表》1份。主要内容为双方就生产完成数、结算成本、调出木材及上述项下产生的费用作出的汇总表格，该表格方正林业局、该局营林处、李希余均签字确认。证明原告与李希余之间不是林地承包合同关系而是劳务承包合同关系，且该劳务承包双方已经进行了决算。
原告质证称：该组证据原件系从凌德尧个人手中获得，取得方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986-1987、1988-1989两份结算表中的签名不是李希余本人书写，《1985联营合同》的废止、解除、变更均需要双方之间的书面协议，且被告也无法提供李希余收到结算款的凭证，因此该组证据只是双方依照《1985联营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对李希余投入成本进行的核算而不是另行成立的劳务承包关系的决算。
第二组二份证据。《1988-1989冬运畜力集材合同书》1份及方正林业局出具的（89）方林证内字第16号公证书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劳务生产关系，同时证明《1985联营合同》并没有成立及履行。
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均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合同书第四页上的李希余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
第三组一份证据。《关于李家林场承包畜力集材及造林合同有关补充规定》1份（复印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同时证明《1985联营合同》并没有成立及履行。第二条第一款中的约定明确说明合同中的施业区为被告的施工区。
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均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合同书第四页上的李希余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
第四组二份证据。《生产工作验收单》4份及《营林生产单项验收》合格证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被告收购李希余种植人工林的情况。
原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没有李希余的签名，是被告单方作出的行为。
第五组五份证据。《付款凭证》1份、《收款凭证》1份、《收据》1份、《内部转账凭证》1份、《营林生产验收单》1份。证明被告收购了李希余种植的人工林，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造林费。
原告质证称：该组证据的部分付款凭证即使是真的，也是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的投入款，而不是回购人工林的造林费。
第六组十份证据。被告列举的在原告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转账付款凭证》7份及《生产工作验收单》3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的劳务关系及给付劳务款的情况。
原告质证意见与被告提供第五组证据的意见一致。
第七组四份证据。《蔡家林场结算表》4份（复印件）。证明被告与李希余之间劳务关系已经决算的真实性。没有原件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已经结束，同时也超过了档案保管期限。
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均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被告与蔡家所签的合同与《1985联营合同》的内容是否一致无法确定。
第八组三份证据。证人凌德尧、闫家宝、徐长明的出庭证言各1份。凌德尧证言主要内容：“我在1985年至1988年间担任方正林业局营林处处长职务，后担任主管营林的副局长，1985年间当时国家政策鼓励开荒造林举办家庭林场，李希余与林业局之间存在一个合同，但作为李希余一方需要地方的村、镇、县、市的四级审批，而作为林业局一方也需要四道河林场、方正林业局、松花江林业管理局、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的四级公章，并经过公证后才能说明这份合同生效。我记得这份合同中李希余那方只盖了村、镇两个公章，县、市的公章是否加盖我不清楚，但林业局这方却没有审批下来，因此这份合同没有成立也没有履行。因为李希余当时住在葫芦崴子，属于《1985联营合同》区域的中心地带，为了便于农林混居地区的国有林保护，方正林业局决定将这540公顷的次生林改造工程委托李希余进行，每年的生产任务必须按距离下发计划，经森林调查设计队规划后上报松花江林业管理局审批后执行计划，采伐由李希余执行，如果对外进行销售向方正林业局交纳资源补偿费，采伐后需要造林，并于3年后验收，自1987年开始向李希余拨付造林款，该笔造林款等同于木材收购款，林业局与李希余之间就次生林改造没有具体合同，就是每年局里给下任务后由李希余自行执行。双方之间存在着结算和决算单，上面我作为部门领导均有签字，自1986年给付收购款直到1993年结束”。证人闫家宝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是在1971年成立的，李家林场平面图中所注明的122、135、136林班在1989年重新编号时变更为36、37林班，上述区域的管护工作自林场建立时就一直由林场职工负责，具体措施是管护、林政、防火、巡查等工作”。证人徐长明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在1979年至2010年担任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营林技术员，负责对1985至1993年李希余更新造林期间进行规划设计、技术指导、质量监督及各项任务完成情况的统计，李希余在造林期间确实进行了采伐与造林行为，我只听说双方之间有合同，但没有见过，后来听李希余本人说合同作废了，当时造林也是给国家造的，因为林业局已经将造林款给李希余了”。证明《1985联营合同》并未成立、生效及履行，李希余所造林木被告已经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了收购，李家林场的日常管理、保护等工作均由被告单位职工进行，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
原告质证称：三名证人均系被告单位内部职工，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明效力很低。证人凌德尧所称的回购款其本质是被告依照合同约定给付的入股款；本案诉争的540公顷林地一直由原告雇人进行管护，并非被告单位职工进行管护。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1的《1985联营合同》系本案关键证据，虽然形式要件存在瑕疵，但被告承认该份合同的存在，对其形式要件予以确认，该组证据2系行政机关依职权对李希余的自然情况及家庭成员情况出具的证明，应予采信，该组证据3是李希余的家庭成员对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进行处分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采信；原告提供第二组证据1系李希余因生产经营需要制作的内部账簿，属于单方证据，在原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予采信，该组证据2系李希余生产经营过程中记载支出费用及相应行政许可事项的部分原始凭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形式要件予以确认，该组证据3双方均未对其形式要件提出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第三组三份证据均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对其形式要件进行确认；原告提供第四组二份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形式要件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第五组证据1、2，评估报告中依据的检材及具体勘察的范围并未得到被告确认，因此该证据客观性不足，不予采信，该组证据3系林业主管机关就“宜林荒山造林育林”作出的政策规定，虽然行文时间是1986年1月16日，在《1985联营合同》之后，但可以作为行业管理规定，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适用，应予采信；原告提供第六组证据系证人证言，其证明效力较低，在原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明问题不予采信，但其他方面的陈述可予参考；原告提供第七组证据谈话录音的取得方式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形，对其形式要件进行确认。原告申请调取的四份证据，因内容无法反映原告所要证明问题，均不予采信。
被告提供第一组证据，1986-1987、1988-1989两份结算表中李希余签名并非本人书写，但李希余对决算表进行了签字确认，而且在比照并结合另外两份结算表后，与最终决算表的金额及项目内容均能吻合一致，可以推定李希余对不是本人签名的两份结算表进行了追认，因此对上述五份结、决算表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第二组及第三组证据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其形式要件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第七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与本案又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第八组三份证据均为证人证言，虽然证人是被告单位职工，其证明效力较低，但证人闫家宝作为四道河林场的场长，应对辖区内林木资源及管护情况均有了解，同时原告提供的证人张士胜也承认自己作为四道河林场的护林员参与了管护行为，因此对于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法庭调查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系李希余（1998年8月1日死亡）长子，被告系从事国有森林经营、管理及其他行政职能的法人单位。
1985年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作为甲方与乙方林口县三道通乡长胜村村民李希余之间形成《1985联营合同》。该合同书内容为承包期为20年，承包地点为方正林业局四道河林场施业区122、135、136林班。同年开始至1993年，李希余雇佣人员在该区域内进行了林木的采伐、销售及造林行为，被告依职权为其销售木材提供了相应的行政许可事项所需的凭证，并为其造林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苗木。该期间内，李希余向被告交纳了一定数额的资源补偿费，被告也给付李希余一定数额的更新造林费。1993年8月31日，李希余与被告之间形成1份《李家林场承包合同决算表》，双方就“生产完成数”、“结算成本”、“调出木材”等具体项目进行了决算。决算后，李希余所造人工林的林政、巡护、防火等管护行为均由四道河林场护林员完成。1994年末，李希余离开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辖区，居住于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后于1998年8月1日在当地死亡，其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张士芹、长子李兆强、长女李兆梅、次子李兆军。张士芹、李兆梅、李兆君一致委托李兆强作为家庭代表进行诉讼。
2013年3月12日，本案原告李兆强将本案被告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起诉至黑龙江省方正林区基层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李希余与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之间《1985联营合同》中的承包期限变更至2055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方正林区基层法院于同年7月30日以（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李兆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通过以上审查，本院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有权作为李希余的继承人所推举的代表人参与诉讼；2、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3、原、被告双方之间所存在法律关系的性质；4、双方之间形成的《1985联营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履行及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否已经消灭。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作为李希余继承人所推举的代表人参与诉讼的问题。原告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对李希余本人及其家庭人员情况的说明，同时也出具了李希余其他家庭成员推举李兆强作为原告处理与被告之间纠纷的委托书，在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书证真实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对李兆强有权作为李希余的法定继承人及家庭成员代表人参加诉讼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的问题。“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中的“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请求，而同一当事人就同一事实主张不同的实体权利时，不应视为违反该原则。本案原告在（2013）方林民初字第42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是“延长《1985联营合同》的期限”，属于变更之诉，而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联营比例并就比例进行分成”，属于给付之诉，上述二项请求的内容不同、目的不同，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对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被告双方之间所存在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合伙型联营是指为实现共同经济目的，参加联营的当事人以各自的优势和条件，在自愿基础上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经济活动形式，其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林业承包是指发包方就开发、经营和利用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林业资源与承包方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其特征是承包方独立完成一定的工作，并向发包方交纳一定的费用。虽然《1985联营合同》的名称为“国有林地联合经营举办家庭经营林场合同书”，合同内容中也有“投资股份来源及收益分成的约定”，但在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际参与经营行为的情况下，缺少“共同经营”这一联营构成要件，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联营合同关系。相反从该合同第五条第三款的约定内容来看，已经将双方争议的林场经营权交由李希余单独享有，并约定了该林地中所涉及的清、采、打、早、集、归、整等生产项目均由李希余自行完成，同时在李希余经营期间所采伐的林木也以“资源补偿费”或“苗木款”的形式向被告交纳了相应的费用，上述行为特征符合林业承包的构成要件，因此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林业承包合同关系。本案案由也应确定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
（四）、关于双方之间形成的《1985联营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履行及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否已经消灭的问题。该合同形成于1985年，当时我国并未颁布实施约束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但该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不仅可以参照适用合同形成时的国家政策、行业规定，也可以在合同债权债务存续期间内适用其后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被告承认存在《1985联营合同》的事实，可以认定这份合同成立，根据松花江林业管理局［松林资发（1986）第3号］文件第16条：“凡划出的林地和承包的责任区，都要建立健全经营档案，经营承包合同书要一式五份（经公证处签证），分别由林业局、林场（所）、集体经济部门、承包者个人和公证处保管，以便互相监督执行”的规定，公证处进行签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合同主体之间相互监督执行合同内容，因此《1985联营合同》在没有经过公证处签证的情况下，其效力上存在瑕疵。依照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当事人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履行、终止均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原告还需另行提供证据证明《1985联营合同》的履行情况，根据原告现有的账本、交纳育林费、木材运输证明、木材销售发票等票据及其他证据内容来看，仅能证明李希余曾经从事过类似的工作内容，但不能得出上述行为仅是履行1985联营合同这一唯一结论，同时李希余已经在1994年离开方正林业局辖区，客观上也失去了履行《1985联营合同》的现实可能，且诉争林地的管护行为也均由被告所属护林员完成，因此在《1985联营合同》效力存在瑕疵、合同履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合同有效并实际履行。
被告提供了李希余签字确认的4份《李家林场承包合同结算表》和1份《李家林场承包合同决算表》，其中结算是指双方在经济上的往来，并进行收与付的过程而决算则是指在一定期间内的所有的收入与支出做出汇总与统计，因此原告关于“该决算表系双方之间对投资数额进行确认”的主张不符合决算概念的解释，不予支持。该决算单中记载“应付”和“应收”的科目数额在经过核算后相等，同时决算本身也是对双方履行情况进行的汇总确认，因此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决算单没有实际履行的问题。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法律关系已经在1993年决算后消灭，在原告不能再行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另有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无论原、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均因双方之间的决算行为而终止，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无法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九十二条、一百零八条、一百一十四条、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兆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2196元，由原告李兆强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正欣
审 判 员 高 颖
代理审判员 黄大可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永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