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1民初7288号
原告：王玲，女，1950年8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贾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澈，女，1990年10月17日出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住所地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郭象，主任。
委托代理人：靳丽娜，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佘艳，女，1989年2月12日出生，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干部。
被告：王兰，女，1941年4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京松（王兰之子），男，1965年4月5日出生。
被告：王地，女，1947年6月2日出生。
被告：王英，女，1955年10月8日出生。
被告：王建国（兼被告王静委托代理人），男，1960年6月4日出生。
被告：王静，男，1957年8月7日出生。
原告王玲诉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立案受理。由代理审判员杨莹适用简易程序，依法追加王兰、王地、王英、王建国、王静为本案共同被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玲及其委托代理人贾严、于澈，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靳丽娜、佘艳，被告王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京松，被告王英、王建国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申明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玲诉称：肖友华与王东洲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子女六人，即原告王玲、被告王兰、王地、王英、王建国、王静。1994年，肖友华与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肖友华承租本市朝阳区×××南里×号楼×××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2001年3月18日，肖友华去世。2003年3月，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决定对涉诉房屋进行出售，此时承租人肖友华已经去世，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应与新的承租人签订出售涉诉房屋的相关协议。然而原告多年后获知，2003年3月27日，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居然与已经去世两年之久的肖友华“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原告认为该份《房屋买卖契约》系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伪造肖友华签名的第三人恶意串通的结果，《房屋买卖契约》当属无效。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2003年3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不成立;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辩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2003年3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应该是不成立，但是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直到收到起诉状才知道肖友华去世。在2003年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时，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要求肖友华出具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购房人单位证明、购房人的户口以及现住房共居人口认定表。当时提交的文件显示，肖友华当时有户口本，而且肖友华所在单位在2003年3月26日为其出具了购房证明，但是并未说明肖友华已经去世。在共居人口认定表中显示肖友华的共居人徐京松也同意购房。鉴于购房人提交的材料，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才与肖友华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而且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向北京房修一公司调取的相关档案显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的过程中，肖友华的委托代理人王兰进行了签章。因此，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不存在与他人恶意串通的情况，是被欺骗的一方。而且涉诉房屋已经交付肖友华的亲属，据了解现在涉诉房屋居住人为徐京松。因本案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涉及房屋返还问题，申请追加徐京松作为本案第三人。
被告王兰辩称：原告提交的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2003年3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中，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的公章较小，契约上有肖友华的名章，该《房屋买卖契约》与被告王兰所持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不同，王兰认为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契约》系伪造。对于王兰购买涉诉房屋的情况原告知情，王兰认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2003年3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成立的。当时涉诉房屋的承租人为肖友华，购买涉诉房屋应该以肖友华的名义购买，当时的购房材料是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让王兰办理。徐京松当时虽然是被安置人，但因徐京松当时在监狱，无法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也不了解情况。故被告王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地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王英辩称：原告提交的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2003年3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从国家机关调取，该《房屋买卖契约》不成立，被告王英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建国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静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肖友华与王东洲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子女六人，分别为原告王玲、被告王兰、王地、王英、王建国、王静。王东洲于1981年去世，肖友华于2001年3月18日去世。
1994年7月2日，北京市东城区×××号拆迁，肖友华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署《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有正式户口贰人、应安置人口贰人，后附《国家建设用地拆迁分户调查表》显示在册人口为肖友华、徐京松，安置方式为直接安置于北京市朝阳区×××南里×号楼×××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1994年7月4日，肖友华与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签署《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由肖友华承租涉诉房屋。
2003年3月27日，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甲方）与“肖友华”（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该契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朝阳区×××南里×楼×层×××号二居室住房，总建筑面积64.1平方米出售给乙方。甲方根据696号文件规定的成本价每建筑平米1560元的价格出售现住房。乙方应交纳款项33656.3元，公共维修基金1999.9元，制证服务费5元，产权登记费80元，印花税5元，合计35746.2元。乙方按照国家房改政策规定的成本价每建筑平米1560元购买现住房，房价款一次性付清。双方签订买卖契约后，由甲方到房地产交易所办理契约过户手续并办理产权登记，各项费用由乙方按规定交纳，乙方向甲方付清全部购房费用后，领取《北京市房地产所有证》。本契约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房管部门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2003年4月21日，涉诉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登记所有权人为肖友华。
庭审中，被告王兰称《房屋买卖契约》上“肖友华”为王兰签署。王兰为肖友华女儿，王兰之子徐京松是涉诉房屋被安置人，徐京松在监狱无法变更承租人，因王兰不懂法律，涉诉房屋承租人为肖友华，故以肖友华的名义购买涉诉房屋。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不知道肖友华去世的情况，要求王兰提供相关材料，王兰准备了相关材料，并在《房屋买卖契约》上签字。涉诉房屋全部购房款为王兰支付。原告称涉诉房屋购房款为王兰支付，但是以肖友华账户购买的。被告王英称不清楚购房款由谁支付。被告王建国、王静认为肖友华去世后，其不清楚肖友华账户中有多少金额，认为涉诉房屋购房款为肖友华支付。
关于《房屋买卖契约》，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称其与“肖友华”共签订了一式三份合同。三份合同内容相同。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房屋买卖契约》，房屋档案，（2015）朝民初字第2655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王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王兰在案外人肖友华去世后，以肖友华的名义与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签订关于购买涉诉房屋的《房屋买卖契约》，并最终根据该《房屋买卖契约》，将涉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肖友华名下。订立《房屋买卖契约》时，肖友华本人已死亡，民事权利能力已经终止，故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2003年3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依法不成立，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与肖友华于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不成立。
案件受理费321元，由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杨莹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