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2163号
原告宋泽桐，男，1984年9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邱屹东，北京市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乃真，男，1956年7月20日出生。
被告钦培英，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
原告宋泽桐与被告王乃真、被告钦培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泽桐及其委托代理人邱屹东，被告王乃真、被告钦培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泽桐诉称，二被告共同出资，合伙制作《春代阿婆回来了》纪录片。原告曾以按天计酬方式参与该片若干前期拍摄工作。2014年6月20日，原告（乙方）与二被告（甲方）正式签订书面雇佣合同。其中约定，甲方决定聘用乙方担任摄影导演职务，受聘期限是5个月，即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工资报酬为税后30万元，乙方的片酬按三次给付，即签约15日内付40%（12万元）、拍摄工作过半给付40%（12万元）、合同约定拍摄时间截止日给付20%（6万元），乙方在合同生效期内不会受聘于除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甲方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商业保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参加电影各类仪式以及其他宣传活动，无需就此支付报酬，且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有关宣传合同，合同有效期是一年。签约后2014年7月至10月期间，原告依约进行工作，协助剪辑完成宣传片花、演员调换、制定具体拍摄方案，与摄制组一同辗转安徽合肥、江苏如皋以及湖南常德进行实地拍摄工作，与摄制组一同接待日本神田女士，拍摄其在北京、合肥、如皋、南京等地的探访活动，唯9月15日至9月26日摄制组去日本拍摄，原告听从安排未能前往。原告还协助进行相关剪辑工作，并进行拍摄素材整理等工作。2014年10月16日，原告向被告催要中间报酬。2014年10月18日，原告看到被告发来的电子邮件《终止拍摄告知书》，因其内容虚假，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继续安排拍摄工作或书面确认终止雇佣事宜，均无结果。因受雇佣合同约束，原告无法另行参加其他第三方的工作选聘工作。被告仅于2014年7月3日支付40%的工资12万元。原告认为，依法成立的雇佣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能随意变更或终止。根据雇佣合同，被告以税后30万的代价买断原告5个月的整体劳务，被告负有保障原告上岗5个月之义务，原告享有5个月的“就劳请求权”，被告在2014年10月18日单方终止雇佣，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除应当支付截止至2014年10月的欠付工资12万元外，还应当赔偿2014年11月6万元工资的可得利益。原告积极审慎地履行了被告安排的拍摄义务，应当得到合同约定的整体报酬30万元。摄制组主要工作人员有五人，包括投资人二被告，设计导演原告，副导演兼演员小林xx，演员景关xx。另外还有不固定的拍摄对象。原告主要负责拍摄和调配、指导演员，素材整理，后期剪辑。片子的拍摄计划被告王乃真处可能有但是没有给原告，在拍摄过程中，一般是拍几天，然后开几天会决定下一步的拍摄计划。原告工作至2014年11月30日，即合同截止日期。原告最后一次拍摄是在2014年8月底，之后就是剪辑和准备下一步的工作。2014年10月18日被告发来终止拍摄告知书，原告要求被告确认相关事宜，之后仍然从事编辑整理工作直至2014年11月30日。现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聘用合同；2、二被告支付原告劳务报酬及损失18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钦培英、王乃真辩称，一、关于原告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工作的事实。2013年2月，二被告自筹资金，在中国多省和日本多地，实施纪录片《春代阿婆回来了》（暂定名）的拍摄工作。截至2014年6月5日，被告钦培英、王乃真分别以个人名义出资，共计4次请原告随同参加前述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分别为2013年9月14日至17日赴沈阳、抚顺（共付其酬金人民币4500元，其中500元为其自用车在首都国际机场停车费用）；2014年4月13日至16日赴南京（共付其酬金人民币7500元）；2014年5月1日至4日赴合肥（共付其酬金人民币6000元）；2014年6月4日至5日赴上海（共付其酬金人民币3100元；其中100元为其自用车费），以上共计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1100元。期间，二被告还负担了原告外出工作时的交通、食宿等全额费用。2014年6月20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后，原告分别于2014年7月9日至10日赴安徽合肥，7月11至16日赴江苏如皋、湖南石门，7月21日至26日赴安徽合肥、江苏如皋、南京，8月13日至20日赴安徽合肥，共4次参加拍摄工作，其共为本纪录片拍摄用时22天。扣除路途所耗时间，原告实际拍摄时间为14个工作日，不足纪录片总拍摄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二、关于聘用合同（一）合同的签订与合同的履行。2014年6月20日，双方在海淀区交大东路60－28号的“半束光咖啡厅”签订了税后人民币30万元天价酬金的聘用合同。2014年7月3日，二被告按照合同第四条约定，向原告支付了40％的酬金，合计人民币12万元。原告亦在8月20日之前，按照合同约定参加拍摄工作。（二）合同的终止。1、因合同履行不能导致合同终止。2014年9月10日，有意向投资该纪录片的投资人，在得到日本厚生劳动保障省和日本中国残留邦人援护基金会关于不允许任何组织及个人对临时回国省亲者及家属进行拍摄和采访的规定的消息后，明确表态取消投资意向。为此二被告于9月11日下午在“半束光咖啡厅”向原告通告了：1、日方不允许拍摄采访的回复，2、投资方亦因此明确取消了投资意向的决定；3、由于投资方终止投资意向的决定造成二被告资金枯竭，致使该片终止拍摄工作，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亦因合同履行不能同时终止。9月13日下午至14日凌晨，二被告再次在“半束光咖啡厅”向原告通报：1、即时全面终止拍摄工作；2、双方合作因合同履行不能同时终止。2014年10月16日、17日，二被告在原告多次以短信、微信、电话等方式干扰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下，依照合同约定，以电子邮件告知方式，向原告发出《终止拍摄纪录片告知书》。2、原告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能达到合同要求，一是原告在拍摄现场的关键时刻多次出现停机等事故，二是原告所拍摄的画面经常出现不应有的抖动、画面景别变化与运动的节奏突兀，三是由于原告拍摄素材的画质不能达到专业质量要求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宝贵史实纪录时机与重大经济损失，四是原告在工作过程中对设备的损坏造成二被告的经济损失并给整体摄制工作进度带来延误。3、原告严重违反合同义务。2014年11月9日、10日，原告未经摄制组同意，自称被告王教授，两次对桂川君老奶奶家进行电话骚扰，严重违反拍摄纪律和合同义务。4、原告工作过错造成损失，原告在工作中对设备的损坏导致整体工作进度的延误并给二被告造成严重损失。一是摔坏并隐瞒由被告王乃真个人为其提供使用的EG-30SONY高清晰摄像机（价值约人民币20000元）致使该机的水平控制系统损坏无法使用，修理费用人民币5300元，二是摔坏由被告钦培英个人为其提供使用的德国原产蔡司35-1.4镜头及同品牌UV滤光镜片的事实（价值共约人民币15000元），三是至今未归还由被告王乃真向其提供使用的国产BENRO-
百诺牌摄影机三脚架一台、读卡器、视频输出转换线等配件（价值共约人民币1000元），四是至今未归还由被告钦培英个人向其提供使用的美国原产摄影反光板一副（价值约人民币1000元），五是私自扣留了2014年8月14日12：00至13：00期间，在安徽省合肥市卢湾区濉溪路桂川君老奶奶家中卧室拍摄时，由原告助手宋志强同期录制时长2分30秒左右的原声音频资料一份。5、关于告知原告合同终止的方式，在合同第一页双方明确了电子邮箱地址以作为各自联系方式，因此二被告认为，被告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原告进行合同终止告知符合本合同约定。综上，二被告认为：一、因合同履行不能导致合同终止，故二被告不能支付原告剩余的酬金；二、因原告工作数量、工作质量均不能达到基本要求，且出现的重大工作过错给二被告的史实纪录摄制工作和经济方面带来巨大且无法挽回的损失，二被告不能支付原告剩余的酬金；三、二被告告知原告解除合同的方式符合合同约定，合法有效。摄制组主要工作人员有五人，包括投资人二被告，摄影原告，副导演兼演员小林xx，演员景关xx。拍摄对象是确定的，为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原告主要负责摄影。片子的拍摄计划是依据拍摄对象的身体情况和家人意愿，临时确认时间，计划在2014年11月底或者12月初拍摄完毕。纪录片的拍摄相比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在时间上比较被动。原告工作至2014年8月20日，之后不再从事其他工作，也并不负责剪辑，在拍摄过程中不负责演员调配等工作，被告从来没有做过后期工作。现同意解除合同。不同意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0日，原告（乙方）与二被告（甲方）签订《〈春代阿婆回来了〉摄制组演职人员聘用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担任其电影的摄影导演职务，乙方同意接受甲方聘用，受聘日期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止，甲方应付给乙方片酬共人民币30万元（税后），按三次付给乙方，签约15天内付酬金总额的40%，拍摄工作过半再付酬金总额的40%，合同约定拍摄时间截止支付酬金总额20%，合同有效期为一年。
2014年7月3日，二被告支付原告12万元。
2014年10月16日，二被告出具《终止拍摄纪录片〈春代阿婆回来了〉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并于2014年10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原告。《告知书》的内容为：“宋泽桐先生：因投资方钦培英、王乃真在拍摄纪录片《春代阿婆回来了》的过程中，用于本片的资金枯竭致使不得不终止该片的拍摄工作，前述实际情况，已于2014年09月11日，星期四13：30-19：30及09月13日，星期六15：00-09月14日，星期日01：30，在半束光咖啡馆两次召开由投资方钦培英、王乃真与受聘方宋泽桐共同参加的通报与决议会议。现以书面形式再次向你重申并通告：上述作品的拍摄工作，于2014年09月14日凌晨01：30已在投资方钦培英、王乃真，受聘方宋泽桐当事三方同时在场之情况下明确宣布：即时全面终止拍摄工作。投资方与聘用方的合作亦因合同履行不能同时终止。此当场的口头表达与事实无异，本告知书对此予以书面确认。双方就合同履行无其他争议。特此书面告知。”
2014年11月3日，原告出具《催促函》，并于当日寄送被告王乃真。《催促函》的内容为：“要求书面确认《告知书》并支付剩余18万元薪资的催促函。尊敬的王乃真、钦培英老师：学生我打扰二位了。2014年6月20日，我能有幸得到二位的认可并签署《〈春代阿婆回来了〉摄制组演职人员聘用合同》，使我倍感荣幸，特别是合同签订那刻我们三人把手握在了一起是何等的激昂，至今想起都为之动容。学生为此也毅然决然的推掉了《暖城》与《午夜凶铃》两剧以及其他设置项目的工作机会，迅速调整状态，全身心的投入到你方长达5个月的摄制工作中。鉴于摄制期间没有剧本和详尽的策划案，我们时常是一边深入探讨任务故事脉络一边制定拍摄计划而后才进行拍摄工作，大家不辞劳累辗转于如皋、合肥、石门、南京、北京等地，甚是辛苦却也其乐融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几多艰辛几多欢歌。在工作中与摄制组的每个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2014年10月17日，接您二位电子邮件《终止》拍摄纪录片〈春代阿婆回来了〉告知书》，被告知本片因资金枯竭全面终止拍摄工作，我们之间的聘用合同亦同时终止，学生对此深感吃惊和不解，之后多次联系二位要求以书面形式确认电子邮件内容并催要所欠薪金事宜，但至今未果。现不得不向二位发函：一、如二位所述资金问题已解决，学生当一如既往的继续效力。二、如老师确实全面终止聘用合同则希望二位出具亲笔签名的书面通知，以便学生能够定夺是否可以寻找其他工作计划。三、希望按合同约定给付剩余薪金18万元……”。二被告认可收到该函，但认为已按合同约定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解除事宜，收到后未与原告联×。
诉讼中，原告申请证人井×出庭作证。证人为日本人，其到庭表示可通过汉语进行交流和沟通，不需要聘请翻译人员。证人作证，2014年6月份证人与二被告口头约定参加拍摄记录片，7月份开始参加拍摄，8月份去农村拍摄完毕回到北京之后，二被告一直没有与证人联系，9月初证人与被告王乃真联系询问下一步的计划，被告王乃真说再等一会，后二被告发生了矛盾，说暂时不能拍，要再等一等，证人一直等，之后又和二被告联系了好几次，也没有明确的答复，证人一直等到12月，按照原来的拍摄计划，12月份拍摄结束，证人刚开始同意参加拍摄的时候，原本打算离开北京，后觉得这个纪录片值得参加，约定的报酬共计17万元，二被告于7月初支付证人6万元，剩余部分没有支付。原告询问证人原告的工作内容和二被告的关系如何，证人陈述原告为摄影师，每次去农村的时候都是证人与原告、二被告和另一名演员一起做，原告还要写拍摄的内容，其他的证人不清楚，二被告一开始很和睦，9月份的时候可能有矛盾了。二被告询问证人9月份原告王乃真如何与其交谈，是否提到资金问题，证人陈述被告王乃真说被告钦培英一直没有给被告王乃真钱，所以现在没有拍摄的资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开始拍摄。本院询问证人2014年8月回来之后原告是否还从事工作，证人陈述，一直闲着。原告认为证人作为剧组工作人员可以证明拍摄停止是因为二被告之间内部投资问题，证人只能知晓与原告在一起工作时的状态，无法证明未与原告一起工作时的状态，证人受聘日期为2014年7月初至2014年12月底，二被告单方终止行为违约，且对原告造成损害。二被告认为与证人之间的约定与原告无关，认可证人证言所述。
庭审中，原告出示拍摄素材、预告片整理镜头，《影片〈回来的老奶奶〉阐述》文档、公证书和电子邮件打印件二份，证明其负责素材整理、剪辑和拍摄工作，并提供拍摄器材，2014年8月之后继续工作，在受聘二被告前已收到别的邀请，因参与二被告的拍摄，失去了别的拍摄机会。本院对拍摄素材、预告片整理镜头载体硬盘的打开过程进行了截图，其中“预告片剪辑”中包含四个文件夹，“合肥8月”、“神田来访”、“神田来访前夕”三个文件夹的修改日期均为2014年8月29日，“素材”文件夹的修改日期为2015年2月9日，该文件夹中各文件的修改日期为2014年8月28日、29日。本院对《影片〈回来的老奶奶〉阐述》文档载体U盘的打开过程进行了截图，其中“纪录片相关”文件夹中包含五个文档，“《回来的老奶奶》阐述”文档的修改日期为2014年9月11日，另外四个文档的名称和修改日期分别为“纪录电影器材表格”2014年6月27日、“拍摄行程计划表”2014年7月8日、“《春代阿婆回来了》神田幸子合肥版中文……”2014年7月20日、“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2014年10月16日。公证书的相关内容为原告与其他演员小林xx的电子邮件，内容为2014年9月24日原告发送“最近你们在日本怎么样？我给王老师发了邮件。他可能没有看到或者太忙没有顾的上回复我，你问问王老师，就说是我问的，什么时候回北京？方便的话给我回个邮件，谢谢”，2014年9月26日发来“宋哥：对不起，我这几天比较忙，没有回复了。这次拍摄很不顺利，人家（日本政府的机构方）什么都不让我们拍……所以王老师是早就回京了。我跟朋友有事儿所以还留在日本。”电子邮件打印件分别为原告收到的2013年11月14日附件《暖成一九七九》、2014年3月9日附件《午夜凶铃原名隔壁》剧本初稿韩改。二被告认可拍摄素材、预告片整理镜头的真实性，称2014年8月14日至20日与原告讨论过是否要拍摄几分钟的片花，原告负责整理素材，被告曾提出让原告剪辑，原告称其不行让被告另找他人，2014年8月20日之后没有安排原告进行过任何工作，不认可《影片〈回来的老奶奶〉阐述》文档的真实性，否认安排原告撰写该文稿，称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原告该证据的证明目的。
上述事实，有《〈春代阿婆回来了〉摄制组演职人员聘用合同》、告知书、催促函、拍摄素材、预告片整理镜头、《影片〈回来的老奶奶〉阐述》文档、电子邮件打印件、（2014）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6266号公证书、（2014）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6267号公证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聘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原告的主要工作为摄影、摄像，原告认可拍摄工作截止到2014年8月底，称此后其继续从事剪辑、整理等工作至2014年11月30日，但原告提交的拍摄素材、预告片整理镜头的修改日期为2014年8月28、29日，《影片〈回来的老奶奶〉阐述》文档的修改日期为2014年9月11日，原告2014年9月26日与其他演员的电子邮件不能证明原告尚在继续工作，原告申请作证的证人到庭陈述原告2014年8月之后没有继续工作；二被告称原告工作至2013年8月20日，此后因资金原因停止拍摄，原告未继续从事其他工作，被告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原告从事摄影、摄像工作至2014年8月底，此后继续从事整理工作至2014年9月11日。被告辩称原告工作未达要求、存在重大过错，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劳务报酬至2014年9月11日。关于应当支付的数额，本院根据双方约定的受聘期间、劳务报酬总额、原告工作的期间、被告已支付的劳务报酬数额等因素酌定为2.5万元。此后，被告以资金问题为由做出终止拍摄告知书，应属违约，原告要求解除聘用合同，被告表示同意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据双方约定的劳务报酬标准，酌定赔偿损失的数额为4万元。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合同应属履行不能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宋泽桐与被告王乃真、被告钦培英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签订的《〈春代阿婆回来了〉摄制组演职人员聘用合同》；
二、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王乃真、被告钦培英支付原告宋泽桐劳务报酬二万五千元、赔偿原告宋泽桐损失四万元；
三、驳回原告宋泽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王乃真、被告钦培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千九百五十元，由原告宋泽桐负担一千二百二十九元五角（已交纳），由被告王乃真、被告钦培英负担七百二十元五角。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代理审判员 王 蒙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