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2民终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章桂，女，196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中国农业银行水城县支行工作人员，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号***室，现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农业银行水城县支行），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系贵州新黔景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211548914。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蕙瑛（余惠英），女，196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盘县西园殡仪馆投资人，住贵州省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发慧，系贵州忠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010307018。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影，系贵州忠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1661834。
上诉人杨章桂与上诉人余蕙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7）黔0222民初5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章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上诉人余蕙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发慧、纪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章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杨章桂的诉讼请求，即判决余蕙瑛偿还杨章桂借款本金1350000元，支付2015年4月21日至2017年2月20日共计22个月的利息594000元，合计1944000元，2017年2月21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余蕙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1287000元与在案证据体现的1350000元借款本金的客观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杨章桂向法庭提交了余蕙瑛亲笔签名、捺印的四张借条（即2012年1月2日的150000元借条、2013年3月24日400000元借条、2013年3月25日的500000元借条、2013年10月6日的300000元借条）形成时，余蕙瑛不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盘县西仪殡仪馆的投资人，其拥有的经商阅历和对事物的认知程度足以判断和辨别对外出具大额借条的意义和法律后果。换言之，如果余蕙瑛在没有收到杨章桂出借的1350000元情况下，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和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向杨章桂出具借条，更加不可能让杨章桂从借条出具之日保管借条至诉讼时。由此可见，杨章桂提交的四份借条是其与余蕙瑛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载体和认定本金的直接证据，借条上体现的借贷金额及利率约定也客观反映了双方在借贷关系产生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杨章桂提交的2012年1月3日其丈夫李荣平尾号为3711的农行卡转款140000元至余蕙瑛尾号为2771的农行卡的凭证，以及杨章桂从2013年3月24日至2013年9月30日向余蕙瑛尾号为8314的农行卡转账7次共计733500元的转账凭证，均能证实杨章桂向余蕙瑛交付借款的事实，银行转款金额与现金交付金额相加之和与借条体现的总金额一致。2013年10月6日的借条形成后，杨章桂于当日向余蕙瑛交付150000元现金及通过银行两次转款87000元至余蕙瑛尾号为8314的农行卡，杨章桂又在余蕙瑛的指示下，将300000元借款中的50000元作为利息支付给余蕙瑛的另一债权人邓先华。再次，原审判决书第十页第一行至第四行中认定：“一笔50000元在没有余蕙瑛授权的情况下，杨章桂以替余蕙瑛还利息为由支付给案外人兰承祥，另外13000元均为预先扣除的利息”的事实错误，理由是：1、在转款事实发生以前，杨章桂与兰承祥没有资金和业务往来，杨章桂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向兰承祥转入50000元。2、13000元虽是用于支付利息，但是支付的利息是2013年10月6日的借贷关系产生之前余蕙瑛拖欠杨章桂的利息，而非预先扣除该次借贷的利息，该基础事实在重审庭审时，余蕙瑛一方也予以自认，原审法院罔顾事实及余蕙瑛的自认，将13000元认定为预先扣除的利息，从而减少杨章桂出借的本金数额，不仅损害了杨章桂的合法权益，还直接导致余蕙瑛不当得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1287000元的借款本金的结论错误，双方当事人基于涉案借条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及杨章桂实际交付借款本金1350000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二、原审法院认定余蕙瑛共计偿还杨章桂借款12615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第十页第五行至第十三行载明：“余蕙瑛向杨章桂转账还款39次，还款953000元，通过案外人周双琴转付利息104500元、白慧琼转付利息55000元，……余蕙瑛共计偿还杨章桂借款1261500元”。结合判决原文可见，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39次转账偿还本金953000元，案外人周双琴转付利息104500元、白慧琼转付利息55000元，利息和本金的性质和意义显然不同。即使基于原审法院的错误事实，将周双琴、白慧琼转付利息及袁勇向余蕙瑛出借200000元时支付的65000元利息，与本案无关的84000元全部计入本金得出偿还1261500元的本金的结论，也只是草率的将前述本金和利息相加，该认定结论与在案证据体现的客观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2、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上诉人杨章桂于2017年3月8日补写的收条中体现“收到白慧琼、周双琴转付利息”，2015年4月20日双方结算后产生的479000元的欠条中注明“利息”字样，从借条到收条乃至结算后产生的479000元的欠条，均无一例外体现“利息”字样，三证据间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余蕙瑛在2015年4月20日前直接支付给杨章桂的资金（不含余蕙瑛指示杨章桂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为利息，且杨章桂实际收到的总金额尚不能足额支付两人因借贷产生的利息。在利息未足额支付的情形下，不可能偿还本金。3、前述两点充分说明杨章桂实际收到余蕙瑛所支付的款项不足以支付双方之间借贷产生的利息，且双方当事人已经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结算，无论结算结果如何，均系双方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本案中，余蕙瑛支付的利息没有超过法定的3%的利率，且余蕙瑛也没有对此提出反诉或主张，原审法院主观地将双方多种性质的资金简单相加，并试图定义为偿还本金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三、原审法院从2013年9月30日起算案涉2013年3月24日400000元及2013年3月25日的500000元的借款利息系法律适用错误。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对于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从借款支付之日起计算。利息应当从借款支付后，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对“提供借款”时间进行了明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合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原审已经查明的杨章桂自2013年3月24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向余蕙瑛转账9次共计转入733500元的事实，本案的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分别按照借款本金支付时间起算，而非笼统地从2013年9月30日起算。
余蕙瑛针对杨章桂的上诉辩称，一、杨章桂以其提供的四份借条作为其向余蕙瑛支付了1350000元的直接证据，理由不能成立。1、第一笔150000元的借款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2年1月2日，按杨章桂的陈述，借条出具当日仅支付了10000元现金给余蕙瑛，在1月3日才通过案外人转账支付140000元，且杨章桂的陈述与第一次开庭时的陈述“该笔款项全部是现金支付”相互矛盾，故不应予以采信。第二笔900000元的转账凭证，也同样是出具借条之后，杨章桂才陆续向余蕙瑛转账支付了部分款项，并不是借条出具当日就支付全部的款项，据此可以证实双方之间是先出具借条，后陆续支付款项的交易习惯。二、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应当以出借人实际交付的款项认定借款的金额，而不是以借条作为单一的证据。杨章桂向余蕙瑛实际支付的款项为820500元，而不是1350000元。理由是：1、杨章桂称，第一笔150000元中有10000元是现金交付，第二笔900000元中有166500元是现金交付，第三笔300000元中有150000元是现金交付，但是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通过现金交付的具体经过，包括何时、何地、是否有证人在场、现金交付了多少张人民币，结合杨章桂系银行职员，根据其所从事行业的特点及习惯，应当是转账支付比较合情合理，而且其支付的大部分款项都是以转账的方式支付；2、杨章桂没有提供余蕙瑛收到其现金的收条等凭证予以佐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主张的现金交付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余蕙瑛所偿还的1261500元是偿还利息还是本金，在我方上诉状中有具体阐述。四、关于杨章桂所主张的利息计算，第一笔150000元系按照4%计算，第二笔900000元是按照3.5%计算，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余蕙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余蕙瑛向杨章桂偿还借款本金235291元，由杨章桂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一）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1月2日杨章桂向余蕙瑛出借借款150000元，约定月利率4%的借贷关系成立，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据不足。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杨章桂并没有提供其直接向余蕙瑛转款150000元的任何银行转账凭证，仅是提供了2012年1月2日借条一张，2014年6月28日转款凭证一张，2012年1月3日李荣平通过农业银行转款140000元的转款凭证来证实其向上诉人交付了150000元，但是原审判决在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时已经明确“杨章桂转给案外人黄湘的银行转款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够认定2012年1月2日150000元的借贷关系成立。2、杨章桂一审陈述其从黄湘处借了150000元，先拿了10000元现金给余蕙瑛，后又将140000元通过其丈夫转给余蕙瑛毫无逻辑可言，杨章桂提供的140000元的转款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实就是杨章桂转给余蕙瑛的140000元。杨章桂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其向余蕙瑛交付了150000元，而是用10000万现金的借口和140000元案外人所转的款项进行拼凑，一审法院没有严格审查双方的交易习惯，对杨章桂提出用现金支付的部分也没有具体核实，便认定2012年1月2日15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据不足。（二）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3月24日的400000元和2013年3月25日的500000元借贷关系中的借款本金为900000元事实不清，依据不足。1、对于400000元和500000元的借款，原审法院对于杨章桂提交的其向案外人马家珍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及马家珍签名的收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但又认定杨章桂向余蕙瑛现金交付了127000元。杨章桂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无法证实其现金存款39500元，不能达到其的证明目的，杨章桂一审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其向余蕙瑛交付了733500元，而不是900000元。2、一审庭审时，杨章桂诉称双方是在2013年3月24日和2013年3月25日达成借款合意，借条出具后才向余蕙瑛支付了相关款项，即“余蕙瑛达成借款900000元的合意，约定月利率为3.5%，余蕙瑛向杨章桂出具了2013年3月24日、2013年3月25日的借条2张，杨章桂于2013年3月24日转账交付了100000元，于2013年3月25日现金交付了127000元，2013年3月26日现金存款4笔39500元”（案号2017黔02**民初5446号庭审笔录第七页）。但是原审法院却认定“余蕙瑛在先收到杨章桂交付的166500元现金后，向杨章桂出具了两张借条”，且杨章桂自称的现金付款的时间一个是2013年3月25日，一个是2013年3月26日，这完全与杨章桂诉称的是“先打借条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相悖，原审认定2013年3月24日和2013年3月25日的两张借条借款本金为900000元明显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实际仅为733500元。3、虽然余蕙瑛向杨章桂出具了400000元和500000元的借条，但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都是“先写借条，后付款”，杨章桂从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陆续分七次共计向余蕙瑛支付了733500元，该笔款项有转账凭证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该笔借款杨章桂实际向余蕙瑛交付的款项仅为733500，而不是900000元。（三）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6日借款300000元，约定月息3%的借贷关系的本金为237000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据不足。杨章桂在一审时为了证明该笔款项已经支付给余蕙瑛，提交了借条1张，案外人兰承祥的收条1张，转账凭证2张予以证明。但是该借条不具有真实性，余蕙瑛在出具借条当天并未收到300000元的款项，案外人的收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真实性也无法核实，不能证实杨章桂向兰承祥交付的款项就是交付给余蕙瑛的款项，原审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部分对该部分证据的三性均不予采信的，但又认定该笔借贷关系中杨章桂向余蕙瑛交付150000元现金，同时原审法院又认定其中63000元未实际交付，对于没有证据证实的款项一部分以口头陈述的现金交付予以认可，一部分又说没有证据证实已经实际交付不予认可，互相矛盾。杨章桂提供的转账凭证可以证实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本金仅为87000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总额为1287000元事实不清，依据不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后改判。二、原审判决结果错误，余蕙瑛所欠杨章桂的借款截止到2017年2月20日本金为235291元，利息已还清。（一）余蕙瑛已经偿还杨章桂的款项为1261500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余蕙瑛提供的证据包括：1、2013年90000元，有打款凭证12张；2014年244000元，有打款凭证15张；2015年450000元，打款凭证有9张；2016年135000元，有打款凭证3张；2017年40000元，有打款凭1张。以上总计：959000元。扣除杨章桂代余蕙瑛偿还案外人杨功的6000元，实际转账凭证证实余蕙瑛向杨章桂偿还的款项为953000元。2、通过白惠琼代余蕙瑛支付了杨章桂550**元。该事实有杨章桂出具给白惠琼的收条为据。3、通过周双琴（白勇的老婆）代余蕙瑛支付了杨章桂1045**元，该事实有杨章桂出具的收条为据。4、杨章桂自认从案外人袁勇向余蕙瑛借款200000元中扣取了149000元。以上共计1261500元。（二）由于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分期付款最后履行完毕之日视为合同生效之日，故733500元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是2013年09月30日，87000元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是2013年10月6日。2013年9月30日-2013年10月6日期间，共6天，余蕙瑛应偿还的本金是733500元，利息为733500×2%÷30天×6=2934元。2013年10月7日-2015年4月20日期间，共560天，余蕙瑛应偿还的借款本金是733500元+87000元=820500元，利息为820500元×2%÷30天×560天=306320元。2015年4月21日-2017年2月20日期间，共671天，余蕙瑛应偿还的本金为820500元，利息为820500×2%÷30天×671天=367037元。据此，截止到2017年2月20日，余蕙瑛共欠杨章桂本金820500元，利息676291元，本息合计为1496791元。在此期间，余蕙瑛共向杨章桂偿还1261500元，就算先支付利息，也超过了585209元，应当折抵为偿还本金。截止到2017年2月20日，余蕙瑛所欠杨章桂的利息已还清，尚欠的本金为235291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原判决结果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盼。
杨章桂针对余蕙瑛的上诉辩称，原审认定案涉本金为135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2012年1月2日的借款150000元借条形成之前，杨章桂及其家人与余蕙瑛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该借条的产生，充分说明二人之间形成了150000元的借贷关系；2012年1月3日，杨章桂之夫李荣平通过尾号为3711的农行卡转款140000元至余蕙瑛2771的农行卡，杨章桂提交的转账凭证与余蕙瑛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充分说明杨章桂已经通过其丈夫履行了借款交付的义务，充分说明150000元借贷的存在。二、2013年3月24日及2013年3月25日900000元的借款。1、2013年3月24日，双方达成借款的一致意见以后，杨章桂通过转账方式向余蕙瑛账户转入100000元，一笔为95000元，另一笔为5000元。2013年3月25日，杨章桂通过现金方式交付127000元，2013年3月26日，杨章桂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分四次存入39500元，该证据体现于余蕙瑛向法庭提交的打印时间为2017年3月26日16时10分23秒户名为余蕙瑛账户尾号为2771的农行卡交易清单第一至四行中，该明细清单显示，2013年3月26日当天，该账户当中既有存入又有支出，存入的交易代码为239000，也就是杨章桂所工作的农行水城支行的交易代码，而238880系支出代码，该代码为盘县的交易代码，根据银行卡的使用规定，可以无卡存款，却不能无卡取款，在同一天之内，余蕙瑛不可能在水城存款的同时，又在盘县取款，该交易记录客观印证杨章桂向余蕙瑛交付借款的事实。此后，杨章桂从2013年4月3日至2013年9月30日，分七次向余蕙瑛转款支付633500元，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3日42000元，2013年4月9日95500元，2013年4月10日96000元，2013年4月19日194000元，2013年5月9日96500元、48500元，2013年9月30日61000元，上述证据，充分说明900000元借贷关系的存在，且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关于2013年10月6日的300000元的借款。该借条当中，余蕙瑛已经亲笔在借条中写明收到现金150000元，该内容也客观证实在出具借条的当天，余蕙瑛确实收到150000元的现金交付，后杨章桂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二次转入39500元以及47500元，共计87000元，余款63000元，其中的13000元系余蕙瑛用于抵偿其拖欠的利息，另50000元根据余蕙瑛指示，交付给兰承祥用于支付其它借贷关系的利息，故该笔300000元的民间借贷事实认定清楚。四、关于本案起诉前，余蕙瑛是否向杨章桂偿还本金的问题，详见本案上诉状。
杨章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余蕙瑛偿还原告杨章桂借款本金1350000元，支付2015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2月20日止共22个月的利息594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合计1944000元；2、判决被告余蕙瑛支付原告杨章桂从2017年2月21日起至法院判决指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2日，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150000元，余蕙瑛收款后出具了借条，约定月利率4%，未约定还款期限（该张借条有杨章桂丈夫李荣平转给余蕙瑛140000元的凭证）；2013年3月24日、2013年3月25日，余蕙瑛分两次向原告杨章桂借款人民币400000元、500000元，余蕙瑛在先收到杨章桂交付的166500元现金后，向杨章桂出具了两张借条，约定月利率3.5%，未约定还款期限，余蕙瑛之子王伟在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确认。借条出具后，杨章桂通过银行转账将剩余的733500元借款交付给余蕙瑛。该733500元支付情况如下：2013年3月24日分别转账95000元和5000元；2013年4月3日转账42000元；2013年4月9日转账95500元；2013年4月10日转账96000元，2013年4月19日转账194000元；2013年5月9日转账96500元和48500元；2013年9月30日转账61000元。2013年10月6日，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300000元，并出具了借条一份，约定月利率3%，未约定还款期限。杨章桂向余蕙瑛交付现金150000元，后通过银行转账向余蕙瑛支付39500元和47500元，余下的63000元未实际支付（一笔50000元在没有余蕙瑛授权的情况下，杨章桂以替余蕙瑛还利息为由支付给了案外人兰承祥，另外13000元均为预先扣除的利息）。余蕙瑛向杨章桂所借借款本金共计为1287000元。
2013年4月27日至2017年1月24日期间，余蕙瑛先后通过银行向杨章桂转账还款39次，还款金额共计953000元。2017年3月8日，杨章桂补写收条认可2014年1月14日收到余蕙瑛委托案外人白慧琼转付的借款利息55000元，2017年3月9日，杨章桂补写收条认可2013年12月13日收到余蕙瑛委托案外人周双琴转付的借款利息104500元。庭审中，杨章桂认可余蕙瑛于2014年5月9日向案外人袁勇借款200000元时用该笔200000元借款偿还了杨章桂借款84000元，支付利息65000元。综上，余蕙瑛共计偿还杨章桂借款共计1261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向原告借款的行为系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双方对借款金额的约定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的多笔借款协议中，2013年3月24日出具的400000元的借条与2013年3月25日出具的500000元的借条存在借条出具的时间与借款交付的时间并不一致的情形，因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以双方实际交付借款为生效要件，故该两笔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应为分期付款最后履行完毕之日即2013年9月30日。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被告之间每笔借款约定利息均超过3%。被告从2013年4月27日起至2017年2月20日止共向原告偿还了1261500元，本案利息应计算如下：1、2012年1月2日至2013年9月30日的借款本金为150000元，利息计算为95550元（150000元×3%÷30天×637天=95550元）；2、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0月6日期间借款本金为1050000元，利息计算为6300元（1050000元×3%÷30天×6天=6300元）；3、2013年10月7日至2015年4月20日期间的借款本金为1287000元，利息计算为720720元（1287000元×3%÷30天×560天=720720元）；4、原告主张2015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该期间的利息计算为575718元（1287000元×2%÷30天×671天=575718元）。上述利息共计1398238元。被告尚欠原告的利息为136788元。综上，被告应偿还原告本金1287000元，支付利息136788元。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合计1944000元的诉讼请求，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余蕙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杨章桂借款本金1287000元，支付利息136788元；并从2017年2月21日起以借款本金1287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章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96元，由原告杨章桂负担5966元，被告余蕙瑛负担16330元。
二审中，余蕙瑛向本院出示杨章桂发给邓先华的手机短信信息（存储于余蕙瑛的手机上），用以证明杨章桂要求邓先华作伪证。杨章桂质证认为，该短信信息是真实的，但不能说明杨章桂要求邓先华作伪证。杨章桂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余蕙瑛二审向本院提交的手机短信信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为：2012年1月2日，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150000元，余蕙瑛收款后出具了借条，约定月利率4%，未约定还款期限（杨章桂支付现金10000元，通过杨章桂丈夫李荣平转给余蕙瑛140000元）；2013年3月24日、2013年3月25日，余蕙瑛分两次向原告杨章桂借款人民币400000元、500000元，余蕙瑛在收到杨章桂交付的166500元现金后，向杨章桂出具了两张借条，约定月利率3.5%，未约定还款期限，余蕙瑛之子王伟在借条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名确认。借条出具后，杨章桂通过银行转账将剩余的733500元借款交付给余蕙瑛。2013年10月6日，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3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月利率3%，未约定还款期限。杨章桂向余蕙瑛交付现金150000元，后通过银行转账向余蕙瑛支付39500元和47500元，余下的63000元未实际支付（一笔50000元，杨章桂以代替余蕙瑛还邓先华利息为由支付给了案外人兰承祥，另外13000元杨章桂认为系扣除余蕙瑛之前欠杨章桂的利息）。余蕙瑛向杨章桂所借借款本金共计为1287000元。
2015年4月20日，经杨章桂与余蕙瑛结算，余蕙瑛欠向杨章桂借款利息269500元未付，余蕙瑛向杨章桂出具了479000欠条一份（包含269500元和杨章桂为余蕙瑛代付的其他利息）。
2013年4月27日至2017年1月24日期间，余蕙瑛先后通过银行向杨章桂转账还款39次，还款金额共计953000元。2017年3月8日，杨章桂补写收条认可2014年1月14日收到余蕙瑛委托案外人白慧琼转付的借款利息55000元，2017年3月9日，杨章桂补写收条认可2013年12月13日收到余蕙瑛委托案外人周双琴转付的借款利息104500元。诉讼中，杨章桂认可余蕙瑛在2014年5月9日向案外人袁勇借款200000元时，余蕙瑛用该笔200000元借款偿还了杨章桂借款84000元，支付向杨章桂借款利息65000元。综上，本案和本院（2018）黔02民终313号两个案件，余蕙瑛支付给杨章桂款项共计1261500元。
另查明，在余蕙瑛支付给杨章桂的上述1261500元中，包含了2014年2月5日，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24000元，同年5月6日，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60000元，还包含了从2015年4月20日至2016年11月20日期间，余蕙瑛支付给杨章桂偿还袁勇的314000元（本金200000元，利息114000元）。余蕙瑛针对向杨章桂所借款1287000元，实际偿还了杨章桂8635**元（1261500元-84000元-314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本金多少；二、偿还了多少本金及利息；三、现还欠多少本金及利息。
对于余蕙瑛认为2012年1月2日向杨章桂出具150000元借条后，没有得到该款的问题。在本案二审庭审中，余蕙瑛认可在2012年1月2日，从杨章桂丈夫李荣平账户转款140000元到余蕙瑛的账户，因此，余蕙瑛认为没有得到该笔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余蕙瑛认为2013年3月24日、2013年3月25日分别出具400000元和500000元的借条后，实际只得到杨章桂通过银行转款733500元，没有得到现金166500元的问题。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杨章桂陈述通过银行自助柜台机在2013年3月26日分别向余蕙瑛账户存入一笔99000元、一笔10000元、两笔9800元，向案外人马家珍借款150000元，用其中127000元支付给余蕙瑛。对于杨章桂所称2013年3月26日分别向余蕙瑛账户存入一笔99000元、一笔10000元、两笔9800元，余蕙瑛认可收到该款，但称不是杨章桂存入，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是何人存入，因此，余蕙瑛认为没有收到杨章桂9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杨章桂主张2013年10月6日余蕙瑛向其借款300000元的问题，余蕙瑛只认可收到87000元，不认可收到其余款项，但是余蕙瑛在该借条中注明“实收现金150000元”，因此余蕙瑛认为在2013年10月6日出具借条后，只收到银行转款87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2013年10月6日，余蕙瑛出具300000元的借条后，杨章桂认可有50000元是代余蕙瑛付利息给邓先华，有13000元是扣除之前余蕙瑛欠杨章桂的利息，故2013年10月6日余蕙瑛实际向杨章桂借款的金额应为237000元，因此余蕙瑛向杨章桂的借款应认定为1287000元。对于杨章桂认为代余蕙瑛付给邓先华的50000元应作为余蕙瑛向杨章桂的借款，但是余蕙瑛不予认可，杨章桂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余蕙瑛授权杨章桂代付50000元给邓先华，因此杨章桂认为该50000元应作为余蕙瑛向其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余蕙瑛认为13000元应作为扣除余蕙瑛欠杨章桂的利息问题，由于本案对余蕙瑛向杨章桂的借款利息已经进行了计算，因此杨章桂的这一理由也不能成立。
对于杨章桂主张余蕙瑛支付利息的问题。2015年4月20日，经杨章桂与余蕙瑛结算，余蕙瑛欠向杨章桂借款利息269500元。对于余蕙瑛向杨章桂借款1287000元的利息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和杨章桂的请求，从2015年4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按月利息2%计算，即1287000元×2%×36（个月）=926640元，从2018年4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仍按2%计算。综上，至2018年4月20日止，余蕙瑛欠杨章桂本金1287000元，利息332640元（926640元+269500元-863500元）。
综上所述，余蕙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杨章桂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7）黔0222民初5446号民事判决；
二、由余蕙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章桂借款本金人民币1287000元、利息332640元，共计1619640元；
三、由余蕙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从2018年4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1287000元为基数，按2%月利息计算支付给杨章桂；
四、驳回杨章桂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余蕙瑛的上诉请求。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296元、杨章桂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296元，共计44592元，由杨章桂负担14592元，余蕙瑛负担30000元；余蕙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829元，由余蕙瑛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元军
审 判 员 岑加祥
审 判 员 杨 梅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胡金丽
书 记 员 周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