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7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486号。
法定代表人：郭留记，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曾用名杨某5，女，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芬，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某1，男，身份信息不详。
原审第三人：罗某，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以下简称老干局）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以及原审被告王某1、原审第三人罗某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7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老干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四被上诉人连带返还售房款147.5万元并从卖房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率支付相应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涉案打印遗嘱签署时由遗嘱执行人刘某律师负责照相，并根据立遗嘱人手写的遗嘱底稿在外打印店打印，且有立遗嘱人、见证人签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即使不认定为自书遗嘱，也应是略有瑕疵的代书遗书。遗嘱签订时有李某1和刘某律师两位见证人在场，遗嘱确定刘某律师为遗嘱执行人，就相当于刘某律师对该遗嘱的见证，没有签名仅仅是代书遗嘱存在的一点瑕疵，并不影响该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二、一审法院对遗嘱法定形式要件的理解过于机械化，违背了逝者的真实遗愿，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涉案打印遗嘱仅仅变更了遗嘱内容的承载方式，但绝不影响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定遗嘱有效性应以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与程序的真实性为主。三、被上诉人杨某4等四人应当连带返还1/2的售房款147.5万元并从卖房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涉案打印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为无效。
王某1、罗某未答辩。
老干局向一审起诉请求：1.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等四人赔偿因出售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华东路前鉴通津X号X房（以下简称：东华东路X房、涉案房屋）给老干局造成的损失（即实际售房款的一半，若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以重新评估价值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继承人王某2（曾用名：王士新、王铎）与李某3原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王某3、王某4、王某1、王某5、王某6五名子女。李某3于2000年4月1日去世。2001年6月21日，王某2与杨某6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杨某6与前夫杨某7（已故）生育了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四名子女。杨某6于2013年1月1日去世，王某2于2016年2月14日去世。王某2的父亲王某7、母亲张某1均先于其去世。
二、东华东路X房的房屋产权原登记在被告杨某4一人名下。2013年王某2向越秀区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越秀区法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573号民事判决，确认东华东路X房产权属王某2与杨某6（已死亡）的合法继承人（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共有。该判决于2013年12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王某2又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该房屋的继承之诉，经调解，于2014年8月8日作出（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46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东华东路X房继承并分割后，由王某2占有4/8所有权份额，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各占有1/8所有权份额。2016年6月30日，杨某4与第三人罗某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杨某4以总金额300万元将东华东路X房出售给罗某。后东华东路X房的产权人变更登记为罗某，登记时间为2016年7月8日。庭审时，老干局确认上述售价为合理售价，主张扣除相关税费后，以295万元为基数计算赔偿数额。
三、老干局提交了一份打印遗嘱用以证明其主张，遗嘱主要内容为：立遗嘱人王某2，男，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住东华东路X房。我在见证人李某1（女，身份证号）面前立以下遗嘱：1、东华东路X房是我与杨某6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杨某6于2013年元月一日患脑溢血病故。而今对上属于我个人的房产份额在我死亡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4条第三章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我自愿将此房产遗赠给广州市海珠区委老干局。……4、本遗嘱执行人为XX律师事务所刘某律师，向所有继承人遗赠人公布上述遗嘱。该遗嘱落款“立遗嘱人”处有“王某2”的手写签名及手写日期“2013年5月24日”，遗嘱打印日期为2013年3月30日，空白处有“见证人：李某1”的手写签名及手写日期“2013.5.24”。庭审时，老干局方自述该遗嘱是王某2生前致电给单位，由单位派员到其家中收取的。王某2去世后，老干局先后于2016年2月18日、2016年3月10日向刘某律师、王某5、王某3、王某4、王某6、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出示《关于接受已故离休干部王某2同志遗赠房产的函》。上述人员均签名签收。2017年2月15日，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共同签署《放弃对王某2广州房产遗产继承的声明》，声明放弃对东华东路X房的法定继承。
四、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为反驳老干局的主张，提交了王某2和杨某6共同出具的手写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东华东路X房系2003年5月我们老俩用养老金购买的商品房。当时我们以委托书由女儿杨某4办理购房事宜，并以杨某4的名字为产权人，几经周折，于2012年5月18日领取了房产证。如今我们年事已高，经过我们慎重考虑之后，将我们所购置房产在我们百年之后，赠给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等四个儿女所有，分为四等份，每人一份，仍由杨某4负责处理，所得款项四人平分。落款处有“继父王某2”、“母亲杨某6”的手写签名及盖章，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16日”。老干局认为这份遗嘱在前，2013年5月24日的遗嘱在后，应以后一份遗嘱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老干局提交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有五种，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其中，自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老干局提供的《遗嘱》为打印体，并非遗嘱人亲笔书写，因此不属于自书遗嘱。同时，该《遗嘱》亦非代书遗嘱，内容并非由他人代为书写，落款处仅有遗嘱人王某2的签名和一名见证人的签名，并无代书人、其他见证人的签名。因此，老干局提供的《遗嘱》不符合遗嘱法定的形式要求，或称不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为无效遗嘱。由于该《遗嘱》因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而被确认无效，其所包含的遗赠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461元、保全费5000元，由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老干局提交了新证据：1.手写遗嘱复印件（无原件），签名人为王某2，加盖印章，时间为2013年3月30日，内容除见证人为“越秀区长庚门居委会张主任”,与打印遗嘱见证人为“李某1”不同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拟证明涉案打印遗嘱系根据王某2手写遗嘱打印，系王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2.王某2驳马某1答辩状，拟证明手写遗嘱与答辩状笔迹一致，系王某2亲手手写，王某2立遗嘱时神志清醒，思路清晰。3.李某2签署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其曾听王某2说过，愿把房产份额捐赠给老干局。4.王某2签署打印遗嘱时的照片，并主张该照片是2013年5月24日现场拍摄，记录了王某2亲自签署打印遗嘱和按压指纹的情形，拟证明遗嘱是王某2真实意思表示，且现有并非只有一名见证人，另有一人在照相，涉案打印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
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共同质证称：1.自书遗嘱底稿没有原件，且和打印遗嘱部分内容有出入，自书遗嘱里面写了张主任，但是打印件遗嘱中写的是李某1，对自书遗嘱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自书遗嘱即使存在，也是在先遗嘱，被在后的打印遗嘱所替代，而打印遗嘱一审已经认为无效。2.对于王某2的答辩状无异议，该答辩状是2013年7月20日在两份遗嘱后形成的，但并未提及将涉案房屋赠与老干局，故王某2根本没有将房产赠与老干局的意思。3.对于《情况说明》，李某2未出庭作证，对其身份和签名的真实性不确认，对该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4.关于照片，无法看到拍摄时间，照片中的人只是坐在那里，无法得知是否在谈论本案的事情，所显示的遗嘱内容不清，无法证明是本案打印遗嘱，故证明力不足，与本案无关。
老干局二审期间申请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某到庭陈述：被继承人王某2一直想立遗嘱，他自己写了两份，但是形式上均不符合格式，我让王某2修正，在大约3月份又写了一份。当时王某2提出要求找老干局，想把财产贡献给党，但党是一个宽泛的组织，总要找一个代表，最后他就选定海珠区老干局作为接受单位。我也帮他找了海珠区老干局，老干局的领导来了解情况，遗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当时王某2想找的遗嘱见证人是居委会的张主任。
后来到了5月份，老干局派人来到王某2家中，当时王某2的大女儿、邻居李某1以及我在场，张主任因为出外开会，所以没有来，老干局的许科（许某）也在场。当时有一份遗嘱是手写并盖印，但是那份遗嘱上面写的是张主任，李某1就拿着这份遗嘱下去打印店打印，后来打印发现错误，又打印了一份，打印件把王某2手写遗嘱的时间也打印上去了。我当时是以人情帮忙的，我让王某2拿着打印遗嘱读了一遍，有两份录音材料，都交给老人收藏，不清楚他有没有交给老干局。签署的过程我是按照公证处的流程做的，拍照是王某2的大女儿拍的，我在录像，录像都是不间断的，现手写遗嘱原件和录像应该在老人的遗留物品里面，照片是王某2提供给老干局的。我确认老干局提交的这份手写遗嘱复印件与我当日所看到的王某2自己所书写好交给我的最后一份遗嘱，也就是李某1拿去打印的底稿原件一致，里面提到我的律师身份，因为他希望我以律师身份作为遗嘱的执行人。
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共同质证称：根据证人描述的情况，可以确认，1.老干局提供的王某2手写的遗嘱是没有人看到是否是他亲自书写，且这份手写遗嘱已经经过打印并修改。2.证人刘某律师并不是作为见证人而是作为遗嘱执行人，其并未在遗嘱上签名。
对于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3年3月30日，王某2亲笔书写《遗嘱》一份，具体内容除见证人与涉案打印遗嘱不同外，其余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某2的遗嘱是否有效。遗嘱作为当事人处分个人财产的法律行为，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应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二审期间，老干局提交署名为王某2且加盖印章的手写遗嘱底稿，并主张该复印件为王某2的手写遗嘱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目前证据情况，应认定该手写遗嘱复印件是真实的，是被继承人王某2亲自书写的遗嘱复印件，本案应按自书遗嘱处理。理由如下：1.涉案打印遗嘱虽因形式瑕疵无法认定为有效代书遗嘱，但该情况系因法律对遗嘱的特殊格式要求所致，并不代表其无证据效力。该打印遗嘱经王某2亲笔签名，且有见证人李某1签名见证，可证明所载关于财产处理的内容系王某2的意思表示，而上述意思表示与手写遗嘱复印件内容相符。2.王某2的亲生子女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共同签署《放弃对王某2广州房产遗产继承的声明》，并证称王某2签署了涉案打印遗嘱并自愿将涉案房产遗赠给老干局。3.证人刘某作为王某2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其出庭作证证明，手写遗嘱复印件与当日王某2拿出的自己手写的遗嘱原件相符，打印遗嘱亦是根据该手写遗嘱打印，并对手写遗嘱与打印遗嘱的不同之处——见证人由张主任改某，以及打印遗嘱形成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该描述与老干局提交的照片相符，可证明打印遗嘱的来源系王某2手写遗嘱，而老干局提交的复印件是该手写遗嘱复印件。4.证人刘某证称，手写遗嘱原件应该在王某2的遗物里，老干局亦主张该原件由王某2自行保存，后王某2去世，遗物已经清理，无法找到原件。老干局并非王某2亲属，王某2去世后丧葬事宜及遗物的整理、处置由王某2亲属进行，老干局提出其无法提交原件的解释属合理解释。5.王某2曾于2012年4月23日书写《申报》，于2014年3月18日书写《我的自述》，在该两份材料中，其表现了对党、国家的深厚感情和党员的高尚情操，表示“我死后，将昆明干休所X室私有房产赠给国家，由原属单位接收。我是党的人，以房产作为党费还报党的培养和关爱，这是我最后的心愿”、“我自愿把我风烛残年的躯体献给研究人类生命科学的工作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我要求我的儿女深明大义，努力完成我的最后遗愿，为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和平幸福献身的伟大事业作最后一点尽心”，该内容与证人刘某的证言“王某2想把财产贡献给党，但党是一个宽泛的组织，总要找一个代表，最后他就选定老干局作为接受单位”相符，本案遗赠行为符合王某2的思想认知。综上，虽然老干局无法举出被继承人王某2手写遗嘱的原件，但本案证据足以证明手写遗嘱复印件是真实的，属王某2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虽对此不予确认，但并无证据推翻上述证据或证实该复印件系伪造，故本案应按自书遗嘱处理，即涉案房产属于王某2的份额，应由老干局继承。又因涉案房产在诉讼期间已出售，老干局确认价格符合市场价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杨某3等人返还相应的售房款，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及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则，老干局的诉求应予支持。
双方确认涉案房屋售房款为300万元，扣除相关税费后，余295万。杨某3等四被上诉人确认该295万元已由四人平分。根据原审法院已生效的（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465号民事调解书，涉案房产王某2占有1/2所有权份额，现根据其遗嘱，该1/2所有权份额应由老干局继承。又因分割房屋所有权已实际无法实现，而老干局所继承的房产份额所对应的售房款147.5万元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四人占有，四人共同侵犯了老干局的继承权，应负连带返还责任。对于老干局所主张的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予以改判。老干局的上诉请求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采纳。因本案改判系因老干局迟延提交新证据导致，故二审诉讼费由其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7971号民事判决；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向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返还售房款147.5万元，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61元、保全费5000元，由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负担6230.5元，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共同负担623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61元，由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老干部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慧
审判员 沙向红
审判员 徐俏伶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赵 琳
龙劲文
郭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