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衢江行初字第76号原告：黄江绥。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刘小琴。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李宁。被告：江山市峡口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毛建森。出庭负责人：祝新伟。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海龙。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方忠。原告黄江绥因要求确认被告江山市峡口镇人民政府强制关停其生猪养殖场行为违法，于2015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11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江绥的委托代理人刘小琴、李宁，被告江山市峡口镇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祝新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海龙、徐方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江绥起诉称：原告系被告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2014年，原告根据江山市政府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的整改要求，对位于适养区的养殖场投入数万元资金进行整改，但被告在没有进行价值评估的情况下，就强制关停原告生猪养殖场，胁迫原告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并强制拆除猪舍和猪栏。原告认为，被告在既没有法定职权也没有履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通过胁迫处置生猪及强制拆除养殖场的形式达到非法关停的目的，其行为显然违法。同时，被告也未妥善安排引导原告养殖转型，反而要求原告在短期内将生猪处理完毕，并错误适用《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进行补助，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综上，原告起诉要求：1、确认被告对原告生猪养殖场作出的强制关停、拆除行为违法，并依法进行赔偿；2、一并对《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其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被告对原告生猪养殖场的关停行为违法，并依法进行赔偿”。原告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黄某、郑某证言各一份，证明被告以不关停养殖场就按照“三改一拆”规定视同违章建筑拆除来胁迫原告处置生猪，并达到非法关停的目的。2、江山市峡口镇合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的养殖场经过合法备案，属于合法经营。3、《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受被告胁迫签订该协议，后被告通过强制拆除方式达到非法关停的目的；签订该协议的主体、内容、程序违法，且被告给予的补助款只涉及生猪部分，猪舍、猪栏等附属设施的补助均未涉及。4、照片、损失清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强制关停和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实际影响，并产生经济损失812706元。被告江山市峡口镇人民政府答辩称：被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对其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进行生猪养殖污染整治政策方面的宣讲，而未对原告实施过其主张的胁迫、强制关停和拆除养殖场的行为。原、被告通过自愿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明确了各自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原告对其生猪养殖场进行关停退养及拆除的行为，系原告的自愿履约行为，况且被告也依约支付了补助款。据此，被告认为，其行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限养区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补助验收意见、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养殖场的关停退养及拆除系协议签订后原告的履约行为，且被告也依约支付了补助款，进而证明被告并未对原告的养殖场实施过强制关停和拆除行为。2、《江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江政发【2012】59号）、《江山市生猪排泄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行)》（江政办发【2012】181号）、《江山市生猪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场关停转迁政策意见》（江政办发【2012】188号）、《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管理促进生猪产业科学健康发展的意见》（市委发【2012】48号）、《江山市养殖污染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市委办【2015】20号）各一份，证明被告在生猪养殖污染整治行动中向其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养殖户进行污染整治方面的政策宣传依据。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因证人未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询，故二份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恰恰证明了原告养殖场的关停和拆除系原告按照协议约定的履约行为，故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对损失清单认为，该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是原告的单方意思表示，故无证明效力；照片内容虽然真实，但与本案无关联，故无证明效力。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无法定职权与原告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故其签订主体违法；该协议系受被告胁迫签订，故其签订程序违法；被告给予的补助款只涉及生猪部分，猪舍、猪栏、附属设施未涉及，故其签订内容违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验收系环保部门的职权，故被告作出的限养区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补助验收意见不具有合法性；被告给予的补偿是胁迫原告签订协议后的违法补偿，况且还将应补偿的猪栏、猪舍、附属设施等其他损失排除在外，故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不具有合法性。对第2组证据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故不发表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认定：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确保证言具有逻辑上的完整性和程序上的中立性，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虽然原告主张证人未能出庭作证的原因是系迫于被告乡镇基层组织的压力，但该理由不符合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法定情形，故本院对二份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告对第2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因被告对《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原告主张该协议受被告胁迫签订，但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原告提供的照片所拍摄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原告养殖场在拆除后的现场基本状况，而原告主张的被告实施强制关停、拆除的事实和过程在照片中无法客观体现，故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被告对损失清单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第1组证据中有关原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限养区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补助验收意见及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对己方权利和义务作出的处分，各方也按照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在猪舍、猪栏拆除后也收到了被告给付的补助款。综上，本院对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予以采信。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本案被告在作出无被诉行政行为抗辩的情况下，为查明案件事实向本院提供第2组证据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2014年、2015年间，江山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强生猪养殖管理和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生猪养殖业科学健康发展，相继出台了《江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江山市生猪排泄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行)》、《江山市生猪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场关停转迁政策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管理促进生猪产业科学健康发展的意见》、《江山市养殖污染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被告根据前述相关文件精神，对其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进行生猪养殖污染整治政策方面的宣讲，并发送了相关宣传资料。2015年4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在2015年4月30日前关停生猪养殖场，并彻底拆除养殖场，拆除建筑面积876.45平方米;被告在原告完成关停退养后给予87645元补助款等内容。原告养殖场关停及猪舍、猪栏拆除后，被告支付原告关停退养补助款85400元、转产创业补助款8140元。本院认为：“五水共治”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为改善全省人民生活环境而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江山市委、市政府为了深入推进“五水共治”工作，根据全市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实际情况，对全市范围内的生猪养殖进行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其目的是为了着力优化城乡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本案中，被告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有义务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本行政辖区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有责任指导养殖户做好本行政辖区的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其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原告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对己方权利和义务作出的处分。从原、被告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生猪的处置及猪舍、猪栏拆除和收取补助款等一系列行为来看，都是原、被告各方的履约行为，被告的履约行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对其生猪养殖场关停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鉴于本院已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对原告要求损失价值进行评估的程序不作启动。关于原告申请一并附带审查《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原告认为，该文件违背了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补偿精神，制定的补助标准不合法、不合理，且违法将本属于环保部门的行政职权授予各乡镇（街道）。经审查，本院认为，《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的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冲突，制定的补助标准是江山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对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规定，并无违法之处，原、被告双方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以该文件规定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亦无不当。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江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江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伟平审 判 员  毛红菊人民陪审员  姜正柏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