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盘中民二终字第003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法定代表人杨永伟，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法定代表人何义斌，该公司董事长。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永权，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宪青，女，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大洼县。
委托代理人刘本文，男，农民，住辽宁省大洼县。
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大洼县人民法院（2014）大洼民一初字第00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永权、被上诉人张宪青及委托代理人刘本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张宪青一审诉称，原告在大洼县新立镇后胡村承包土地52亩。2010年7月二被告开始在原告承包的土地附近维修铁路，降水过后，由于二被告的维修造成原告承包地内的积水无法正常排出，致使原告的耕地部分水稻减产、绝收，原告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赔偿损失的相关情况，二被告拒绝赔偿。请求二被告赔偿承包52亩稻田的经济损失。
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一审辩称，1、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水稻减产的事实和损害后果是由二被告施工行为造成的。2010年盘锦地区气候情况多变，全地区水稻都减产，属于自然灾害。减产的数量如何确定、是否存在减产及与被告的施工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2、原告家水稻的减产，二被告已作出合理补偿，且补偿款已全额发放给新立镇人民政府，由政府对农户进行补偿，请求追加新立镇政府为本案被告。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张宪青与案外人中铁十九局一处生产基地于2009年2月10日签订稻田耕种承包合同书，约定中铁十九局一处生产基地将52亩土地承包给原告至2010年底。2010年7月19日天降大雨，因二被告为施工便利，将新立镇苏家洼子组及后胡西组排水系统阻塞，导致田块长期积水内涝，因此时正逢水稻分蘖末期至孕穗期，导致水稻根系发育不良，分蘖大量死亡，导致水稻减产。原告张宪青耕种52亩承包地，总产水稻10800市斤。另查，此地块承包户属于新立镇区域，原告认可该区域的赔偿标准。二被告对同类受损地块的承包户按三个等级给予赔偿，减产计算依据是以2010年大洼县全县水稻亩产为525公斤，每公斤按3元为计算标准。原告张宪青的经济损失为65700元【525公斤／亩x52亩-10800／2）x3元／公斤】。二被告对此计算方式并未提出书面异议予以否认。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大洼民一初字第004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诉讼。本院向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委托申请，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5日委托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测绘报告，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原告张宪青承包地被淹没的坐标，并没有作出因果关系及受灾稻田损失数额的鉴定。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本案是否应追加新立镇人民政府为被告的问题。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并未对原告造成损害事实的行为，不具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追加被告的条件，故本案不应追加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为被告。二、原告所诉52亩承包地是否包括二被告已给付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受灾1287亩土地面积范围内赔偿款的问题。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盘荣测字（2013）第006号测绘报告书，证明张宪青承包地包含在盘荣测字（2013）第006号所确定的水田面积之内，故原告所诉52亩承包地包括二被告已给付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受灾1287亩土地面积范围内赔偿款。但关于二被告所述已将原告受损的赔偿款给付新立镇人民政府，不同意重复给付，因二被告的给付行为与本案的侵权行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起诉，故对二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三、二被告施工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否与原告受损的承包地减产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二被告已给付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受灾1287亩土地面积范围内的赔偿款，说明原告水田逢大雨系二被告施工阻水所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故二被告的施工行为导致的后果与原告受损的承包地减产存在因果关系，应赔偿原告水稻减产的经济损失。四、如存在因果关系，二被告造成原告水稻减产的损失数额应如何计算的问题。二被告与大洼县交通局、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共同作出《调查报告》及《补助协议》，原告认可《调查报告》及《补助协议》中规定的各项补偿标准，故应以此补偿标准计算原告水稻减产的损失数额。综上，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单纯以证据本身存在问题，而否定客观事实。原告所承包的稻田受损害是事实，原告与案外人中铁十九局一处签订稻田耕种52亩承包合同，总产水稻10800市斤证据是事实，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承包的稻田没有被淹没，亦不能证明推翻原告张宪青提供的证据。因此，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65条的规定，对原告张宪青陈述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现二被告作为直接侵权人且无法确定双方责任大小，二被告应对原告损失各自承担50%的连带责任。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分别赔偿原告张宪青经济损失65700元的50%即32850元。二被告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8元，由二被告分别承担360.6元，余款146.8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及理由是：被上诉人耕种的52亩土地，在上诉人已经支付补偿费的1287亩土地的范围内，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重复支付土地补偿费不当。关于程序问题，上诉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申请追加大洼县新立镇政府为本案当事人，新立镇政府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也参加了诉讼，但判决当中并没有体现新立镇政府为本案的当事人及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张宪青服从原审判决。
本案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张宪青的土地受灾是否与二上诉人具有因果关系及被上诉人张宪青的经济损失数额如何确认；二上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认为，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被上诉人诉请因上诉人的施工行为造成其种植水稻的减产，系财产损害赔偿案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为此，上诉人在原审举证期间，向原审法院递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法院委托专业鉴定机构，1、对被上诉人诉称的承包地是否在大洼县交通局组织新立镇政府确认受灾补偿面积1287亩范围内进行鉴定，即对被上诉人承包地的坐标点位置予以确认；2、如果不在此面积内，请求对被上诉人水稻减产与上诉人的施工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予以鉴定；3、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对减产数额一并作出鉴定。经法院委托，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第006号《测绘报告书》，确认被上诉人张宪青的承包地的坐标点位置包含在（2011）第002号《测绘报告书》地块三的面积之内。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承包地受灾补助款，应当包含在上诉人提交的《新立镇前胡村农民水稻减产补助协议书》中已经支付给新立镇人民政府的受灾面积1287亩（（2011）第002号测绘报告实测面积1104.5亩，多支付182.5亩）的补助款之内。被上诉人没有得到补助款的责任，是新立镇政府的截留行为，而非上诉人未支付。确定受灾面积、受灾数量、补助款数额等，都是大洼县交通局组织测算的，委托新立镇政府发放补助款也是大洼县交通局实施的。上诉人原审中已经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追加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为本案当事人。原审法院未予追加，其行为是明显的地方保护。原审法院不顾本案事实，不分青红皂白，判决上诉人两家外阜企业重复承担赔偿责任，是故意欺负外阜企业，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减产，可能是事实。但是2010年整个盘锦市全地区的水稻都减产，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减产主要原因是受到极端天气影响。首先是春季遭遇低温寡照，秧苗烂根，重新插秧，水稻生长期短；其次是夏季又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大暴雨，仅2010年7月19日就降雨高达179毫米，造成整个大洼县水稻几乎全部被淹，而且，被上诉人承包地又是新立镇最洼的区域，水稻减产是必然的。被上诉人将水稻减产的原因归责于上诉人的施工行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水稻减产数量多少，没有证据支持。原判按照大洼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水稻减产情况的调查报告》和大洼县交通局组织订立的《新立镇前胡村农民水稻减产补助协议书》的相关标准和数据草率地计算被上诉人的水稻减产损失，不符合本案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定。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9日作出（2013）盘中民终字第21号《函》已经指出，原审法院参照《调查报告》及《补助协议》的标准认定被上诉人损失额依据不足，但本次原审法院的判决仍然对上级法院的意见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判决外阜企业承担责任没商量。二、原判程序违法，判决内外有别。上诉人作为外阜的专业铁路施工企业，要想顺利完成工程施工，必须依靠和协调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在征地、动迁和通行、运输方面。由于新立镇部分村民挖断道路、占领施工场地阻碍施工，不得已由大洼县交通局出面协调新立镇政府对部分村民给予经济补助。受灾面积的确定，补助金额的测算、确认，补助金的发放等均按照大洼县交通局的指定，交由新立镇政府组织发放。上诉人施工可能影响的受灾面积1287亩，是大洼县交通局和新立镇政府共同确定。上诉人是按照受灾面积1287亩的补助金足额支付给新立镇政府。上诉人已经按照补助协议书的约定全面履行了给付补助费义务。而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测算的应当补助的实际受灾面积仅为1104.5亩，小于政府部门确定的受灾面积。被上诉人张宪青的承包地面积位于补助面积之内，给付责任应当由新立镇政府承担。新立镇政府和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原审中申请追加新立镇政府为当事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本案事实。遗憾的是，原审法院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区别对待。对上诉人主张的追加新立镇政府为本案当事人申请未予支持。判令上诉人重复支付补偿款，这难道就是因为上诉人是外阜施工企业而实施的内外区别对待吗？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审判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被上诉人张宪青认为，1、被上诉人耕种的52亩土地是承包于中铁十九局一处生产基地，该土地并非属于大洼县新立镇政府的土地，上诉人所补偿的是给予大洼县新立镇政府的补偿并未给被上诉人补偿。关于应否追加当事人，被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只知道在第一次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时，新立镇政府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后就离开了。现被上诉人要求二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
审理查明：2009年2月10日作为甲方的中铁十九局一处生产基地与作为乙方的被上诉人张宪青签订了一份稻田耕种承包合同，内容为“一、甲方将本单位稻田1--
3号地，52亩，承包给乙方种植水稻，时间二年（2009年2月至2010年底）。……”。
2010年12月21日，被上诉人张宪青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其在大洼县新立镇后胡村承包土地52亩。2010年7月二上诉人在其承包的土地附近维修铁路，降水过后，由于二上诉人的维修造成其承包地内的积水无法正常排出，致使其耕种的稻地部分地块水稻减产，部分地块水稻绝收，要求二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
2010年12月15日作为甲方的大洼县交通局、作为乙方的中铁九局盘营客专TJ-1标段项目经理部五工区、作为丙方的中铁十一局盘锦疏港铁路项目经理部一分部、作为丁方的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共同签订了一份《新立镇前胡村农民水稻减产补助协议书》，内容为“由于2010年7月份降雨较大（197mm），中铁九局、中铁十一局在施工过程中对前胡村苏家洼子组、后胡西组水稻的排水系统造成一定影响，导致排水不畅，田块长期积水内涝，影响了水稻的正常分蘖、孕穗及生长，造成水稻减产欠收。根据2010年12月9日在大洼交通局召开的水稻减产补助比例分割精神，经中铁九局、中铁十一局、新立镇人民政府的充分协商，就水稻减产补助事宜达成了共识，协议如下：一、减产欠收评估1、减产面积减产欠收水稻田共涉及前胡村两个村民组，分别为苏家洼子组、后胡西组，受灾面积共计1287亩。2、测产评估经大洼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组测产评估，一等田块面积582.28亩，平均亩产424.69公斤；二等田块面积331.75亩，平均亩产262.01公斤；三等田块372.97亩，绝产。二、补助费用1、根据大洼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新立镇前胡村苏家洼子组、后胡西组水稻减产情况的调查报告》，减产计算依据以2010年大洼县全县水稻平均亩产量525公斤为标准，水稻价格以市场价每公斤按3元为标准。2、费用构成费用总计为1044005.04元。三、补助比例界定根据水稻减产标准比例分割会议精神，确定补助比例为：中铁九局承担50%责任，中铁十一局承担40%责任，新立镇政府承担10%责任。……”
2013年12月12日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依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事项“1、对被申请人所诉的50亩承包地是否包含在申请人给付大洼县新立镇政府1287亩受灾土地面积之中，确定出坐标点位置、是否属于施工阻水影响之范围。2、如承包地不包括在受灾面积1287亩之中且在申请人施工阻水影响范围内，请求司法鉴定机构对申请施工行为与被申请人承包地减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3、如果存在因果关系，请求对可能造成被申请人减产的损失数额一并作出鉴定”。并接受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对所涉地块进行了测绘，并出具了盘荣测字（2013）006号测绘报告书，该测绘报告中显示“……五、测绘过程我公司测绘人员与委托方共同对测区进行了实地踏勘，根据确认的测区范围和临近测量控制点的分布情况，制定施测方案。首先使用GPS定位系统在测区范围内进行控制测量，布设图根控制点2个，然后采用GPS接收机RTK测量技术进行碎部点采集，共采集碎部点坐标42个，外业使用的仪器为南方S86GPS双频测量系统，坐标系统为1980年西安坐标系。经综合技术评定，测绘成果精度满足国家有关测绘规范的精度要求。外业测绘时，张宪青承包地的地表已经破坏，已辨别不清水田的基本形状，现为园区道路和其他建设用地，经与委托方沟通，委托方同意张宪青承包地的位置及界限由被申请人张宪青实地指认，并结合该区域原有的平面图和影像图确定。外业数据采集完成后，进行业内成果成图及面积量算等工作。业内成果采用南方CASS9.0数字化成图软件计算机成图，绘制《张宪青承包地平面位置示意图》，图上确定界址点坐标，并量算地块面积。因实地指界误差的影响和未考虑地块内田间小路及ＸＸ地的占地面积，图上量算的承包地面积可能与被申请人张宪青实际的承包面积不符。六、测绘结果（一）《张宪青承包地平面位置示意图》，图中红线为承包地边界线。（二）张宪青承包地包含在《测绘报告书》（盘荣测字（2011）第002号）所确定的水田面积（地块三）之内……”。
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未对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事项中的2、3项进行鉴定。
另查明，被上诉人张宪青在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盘中民二终字第21号案件中，即本案第一次二审审理中，自认“我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在1287亩之内，我承包的是中铁十九局的土地，中铁十九局的土地在新立镇后湖村后胡西组，与老百姓的地不在一起，新立镇政府补偿的是老百姓的地，不包括我承包的地，一审期间新立镇政府及大洼县新立镇水利站均出具证明，证实十九局的地不在新立镇上报受灾补偿面积之内”。
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已将1287亩的受灾土地补偿款支付予了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张宪青主张其承包的52亩土地是否包含在二上诉人已支付给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1287亩受灾土地面积补偿款范围内的问题。被上诉人张宪青在本案诉讼中已自认其承包的土地并不在二上诉人已支付给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1287亩受灾土地面积补偿款范围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的规定，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张宪青承包的土地不在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1287亩受灾土地面积之内。
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盘荣测字（2013）第006号测绘报告中所载明的“张宪青承包地包含在《测绘报告书》（盘荣测字（2011）第002号）所确定的水田面积（地块三）之内”的测绘结果是依据被上诉人张宪青对土地的自行指认而作出的，其并未征得土地所有权人的认可，该测绘报告缺乏客观真实性，且被上诉人张宪青已自认承包的土地并不在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1287亩受灾土地面积之内。据此，对盘锦荣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盘荣测字（2013）第006号测绘报告不予采信。
关于被上诉人张宪青水稻减产的损失及二上诉人的施工行为是否与被上诉人张宪青受损的承包地水稻减产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大洼县交通局、中铁九局盘营客专TJ-1标段项目经理部五工区、中铁十一局盘锦疏港铁路项目经理部一分部、大洼县新立镇人民政府共同签订的《新立镇前胡村农民水稻减产补助协议书》是针对大洼县新立镇1287亩受灾土地而签订的，而被上诉人张宪青所承包的土地并不在1287亩受灾土地范围之内，且被上诉人张宪青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所承包的土地受灾与二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受灾土地的面积及损失的数额。据此，被上诉人张宪青要求二上诉人给予其经济赔偿，依据不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大洼县人民法院（2014）大洼民一初字第00404号民事判决。
驳回原审原告张宪青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6元，合计2604元，由被上诉人张宪青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宝明
审 判 员 李 野
代理审判员 王 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冠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