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102民初1685号
原告：汪利兵，男，198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平,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鹿江,男,195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被告：余香娇，女，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原告汪利兵与被告王鹿江、余香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利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平、被告王鹿江和余香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360000元，并支付以上欠款在2017年4月11日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初，两被告之子王侃在“九龙湖新城业主总群”的QQ群发布消息，称其是江西省港航局的工作人员，有江西省交通系统团购房指标转让，原告也在这个QQ群，便与王侃联系，询问了团购房的具体位置、价格等事项。2016年5月25日，原告与王侃签订《指标转让订金收取协议书》，约定王侃转让交通系统团购房给原告，原告于签订本协议时支付订金8万元整给王侃。王侃确认收到订金8万元。2016年9月5日，王侃以资金紧张为由收取原告8万元整，向原告出具收条予以确认，收条中明确如原告于2016年12月前确定购买房屋，则该8万元不予退还，转为购房款。2016年10月16日，原告再次向王侃支付购房款2万元整。2016年10月20日，原告与王侃签订了《指标房出让合同》，约定指标房是由江西省交通系统以团购名义组织的团购房，王侃为省港航局工作人员，拥有团购房指标，该指标房坐落于南昌市龙湖（绿地博览城附近），面积为98平方米左右（实际以房产证为准），合同还就指标转让价格、团购房预付款、违约责任等内容作出约定（内容详见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支付购房款5万元，11月3日支付3万元，11月17日支付5万元、11月21日支付4万元，王侃均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加上之前原告向王侃支付的购房款18万元，原告向王侃支付购房款总计35万元整。合同签订后，王侃拒不按合同约定将购买该房屋而开具的收据、发票等材料交由原告保存。2017年1月13日，原告与王侃协商后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将《指标房出让合同》予以解除；王侃应当于2017年2月7日之前将已付的购房款35万元退还给原告，并补偿原告5000元，总计退还355000元，逾期未退还的，每逾期一日按欠款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被告王鹿江得知此事后，于2017年2月13日在原告与王侃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上确认“同意为王侃担保在2017年4月10日前一次性还清36万元”。被告余香娇与王鹿江系夫妻关系，故被告王鹿江与余香娇均应承担还款责任。经多次沟通，王侃拒不还款，被告王鹿江、余香娇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法起诉来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两被告共同辩称，1.本案是因涉及诈骗的刑事案件引起，刑事案件现已移送检察机关，依据先刑后民原则，应当在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处理本案。被告接到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后，向法院提交了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逮捕通知书，并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2.本案主债务合同涉嫌刑事犯罪而无效，担保合同也应该无效。因此，担保人不应该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了《指标转让订金收取协议》、交通银行南昌赣鑫支行业务回单、《指标房出让合同》、2016年9月5日王侃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八一支行客户回单、原告与王侃的短信记录、2016年10月16日王侃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国建设银行孺子支行的存款凭条、2016年11月1日王侃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王侃分别于2016年11月17日和2016年1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国建设银行特约商户签购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八一支行业务回单，欲证明原告与王侃签订了《指标转让订金收取协议》、《指标房出让合同》，原告向王侃支付购房款35万元整。两被告表示对该组证据不知情，也无法辨认。结合被告王鹿江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上提供担保的事实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刑终89号刑事判决书，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2.原告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被告王鹿江确认担保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欲证明原告和王侃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被告王鹿江同意为王侃担保。两被告认为《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原告与王侃签订的，两被告不予辨认；王鹿江在上面签字担保是因为当时双方都认为是民事纠纷，但现在主合同被认定为刑事诈骗，故担保不是王鹿江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原合同延续部分，如果没有原合同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协议产生，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应当无效，担保人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本案涉及到的债权债务均应当按照刑事案件的追赃原则处理，而不能按照民事法律来处理，否则就会造成刑事和民事判决上的冲突。本院认为，被告王鹿江认可其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上签字担保，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王鹿江成立了保证合同，其主合同为《解除合同协议书》，并非《指标房出让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系原告与王侃就《指标房出让合同》的后续处理事宜达成的新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即便《指标房出让合同》也并不因王侃的一房多卖行为被判定构成犯罪而当然无效，仍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其效力，故本院对《解除合同协议书》及保证合同的合法性亦予以认定。
3.两被告共同提交了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逮捕通知书复印件、离婚证，欲证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本案主合同涉嫌刑事诈骗无效，担保合同也应当无效；两被告已经离婚，余香娇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原告对逮捕通知书的三性有异议，因为它是复印件，且本案是保证合同纠纷，不是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条件，也无法证明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对离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质疑，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本案保证之债产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期间，两被告应该共同承担保证责任。结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刑终89号刑事判决书，本院对逮捕通知书予以认定；离婚证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
4.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了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刑终89号刑事判决书。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保证合同纠纷，保证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6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被告王鹿江对该判决书无异议，但判决认定王侃收取原告35万元，且应由王侃本人偿还，王鹿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主合同以外的从合同，余香娇没有签字，也不知情，原告起诉余香娇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应该查封余香娇名下的财产。本院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25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王侃（甲方）签订了《指标转让订金收取协议》，约定甲方转让交通系统团购房给乙方，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团购房指标；双方议定转让费为55000元整,乙方于签订本协议时支付订金8万元整给甲方，甲方在45天内不再转售他人，并在此期限内随时应乙方要求签订正式转让协议。
2016年5月25日和26日，原告向王侃支付订金8万元，王侃于2016年5月26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后原告向王侃又支付了8万元，王侃于2016年9月5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2016年10月16日，原告向王侃再次支付购房款2万元，王侃向原告出具了收条。
2016年10月20日，原告（乙方）与王侃（甲方）签订了《指标房出让合同》，约定本指标房为2014年8月21日江西省公路开发总公司工会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团购九龙湖项目住房预交房款的通知》中的指标房，是由江西省交通系统以团购名义组织的团购房，甲方为省港航局工作人员，拥有团购房指标；该指标房坐落于南昌市龙湖（绿地博览城附近），面积为98平米左右（实际以房产证为准）；甲方自愿以55000元整转让指标给乙方，甲乙双方均无异议；甲方已缴纳团购房预付款35万元整，乙方已向甲方支付18万元，合同签订时乙方再支付8万元，并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9万元；指标费55000元于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后一次性付清，如签订合同时未能将购买人由甲方调整为乙方，则指标费在办理完房屋过户手续后一次性付清；收款时甲方应出具收款收据给乙方，并提供所有前期因购买该房屋而开具的手续、缴费凭证，交由乙方保管。
《指标房出让合同》签订后，原告向王侃支付了购房款共计17万元，分别于2016年11月2日支付5万元，2016年11月3日支付3万元，2016年11月17日支付5万元，2016年11月21日支付4万元，王侃均向原告出具了收条。
因王侃未按《指标房出让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乙方）与王侃（甲方）于2017年1月13日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原《指标房出让合同》自2016年12月29日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乙方已向甲方交付购房款35万元，双方对此予以确认；甲方应于2017年2月7日前将乙方已交纳的购房款35万元退还乙方，并按原《指标房出让合同》约定补偿乙方5000元，总计应退还乙方355000元；逾期未退还的，每逾期一日，甲方按欠付金额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017年2月13日，在上述《解除合同协议书》下方空白处被告王鹿江写明“乙方解约同意为王侃担保在2017年4月10日前一次性还清叁拾陆万元整”，原告写明“本人同意解约”。此后，王侃和被告王鹿江均未偿还原告上述款项。
另查明，2014年10月至2016年7月间，王侃利用涉案团购房指标，采取一房多卖的方式，先后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被害人签订了该套团购房指标转让合同，共骗取四百多万元。王侃于2017年3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9日被执行逮捕。经过本院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王侃于2018年5月23日被终审判决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同时责令王侃退赔被害人（其中退赔原告35万元）。刑事判决生效后，王侃并未退赔原告35万元。
再查明，王侃系被告王鹿江与余香娇之子。被告王鹿江与余香娇于1982年3月8日登记结婚，2017年8月14日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鹿江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上表明原告解约，被告王鹿江同意为王侃担保在2017年4月10日前一次性还清36万元整，双方成立了保证合同关系。该保证合同系原告与被告王鹿江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王侃未履行《解除合同协议书》（主合同）约定义务情形下，被告王鹿江未按期足额偿还原告36万元，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被告王鹿江违约，原告主张被告王鹿江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逾期之日起以3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辩称涉案主合同因刑事犯罪无效，保证合同也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保证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涉案保证之债形成于被告王鹿江与余香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法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主张被告余香娇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王鹿江偿还3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鹿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汪利兵36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以3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汪利兵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00元、保全费2520元，共计92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鹿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香芬
人民陪审员 刘 红
人民陪审员 万祥如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子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