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7101民初48号
原告：马学贤，女，1933年8月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钢，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38号创景大厦5层。
负责人：玄海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清，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书丽，女，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
原告马学贤与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学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钢，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清、杜书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学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依法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罚三的原则，退还原告保费18万元，赔偿原告损失54万元，共计赔偿72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3.登报道歉，不少于500字。事实和理由：被告利用保险诈骗本案投保人共计26次，本诉讼案为其中之一。原告与本案投保人为夫妻两人，每月离休费结余存在工商银行，为养老看病请护工等之用，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被告2007年派遣工作人员在原告住地告诉没退休老干部，在被告处买保险和在银行存钱一样，但比银行利息高得多。他是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儿存钱安全有保障。所以，原告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被侵害行使法律权利，同时也说明原告及投保人对保险没有明确的认识。2008年原告开始在被告处存钱，接着一次次被骗，前17次原告被被告所骗钱款，原告将报国家有关权力部门另案起诉。
被告派新华社专职保险销售人员张丽娜于2014年9月下旬到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院找到董作蕴，以其子董健乘坐交通工具，如发生意外死亡可以得到数倍保险费赔偿，不出事可以得到高额利息为名，骗董作蕴投保人保寿险金鼎富贵两全保险，并拿出事先填好的保险合同，让董作蕴交纳保费18万元，保障期为6年，保险合同号为110018944106008。合同书共17页，所有书写签字均为被告员工代写。保险合同书中，除名字对了，其他均为编造。投保人地址、单位、电话，被保险人电话、地址、单位均为假的，被保险人对投保事项不知，没有签名，对投保金额没有认可。2015年，董作蕴去世。2016年在整理遗物时，儿子董小钢发现父亲的工商银行来往账户，利息很低，实际收益只有1.6%，远远少于被告承诺的8.1%。蹊跷的是，董小钢听说张丽娜从2008年开始，每个月都去宣西服务处，拿着一个背包，里面有几万块钱，如果老人和她理论说我的利息不对，她会说利息是浮动的，如果老人还坚持说不对，坚持不同意所给的利息，然后张丽娜给老人掏出现金，补足差额。没有任何的转账手续、签字。
从本案可以看出，绝不是被告一个员工所为，而是被告集体有组织的在作恶；不是被告所说的没按规章制度办事，而是被告疯狂地想怎么骗就怎么骗，能骗多少是多少。在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4年3月15日颁布后，被告仍不收手，主观恶意极大。被告不是在正常经营保险生意，而是假借保险做诈骗老人钱财的勾当。
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辩称：一、本案诉争保单系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欺诈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争议的八张保单全部都是投保人董作蕴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些保单不仅董作蕴在生前时长期执有，而且从未对保单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主张过欺诈。董作蕴身故后，现其妻子（本案原告）马学贤和其儿子董小钢（本案原告代理人）主张保单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但在客观事实上，无论是原告马学贤还是其子董小钢均未参与过本案争议保单的销售过程，现其主张的所谓欺诈，要不就是把业务员的违规行为与法律上的欺诈概念混同了，要不就是通过后期主观臆断的方式推理和臆想出来的。在本案首次开庭时，原告代理人董小钢虽然也提交了一些证据，但这些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我公司存在销售欺诈的行为，反而在其提供的证据《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的第二条中明确指出，“依据现有证据，未发现人保寿北分销售人员存在您反映的在销售过程中混淆保险与银行存款的区别，夸大保险产品收益的事项”。综上，原告主张我司存在销售欺诈一事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二、本案诉争之保单，因违反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为无效保险合同，应按合同无效处理。经查实，本案争议之保单的被保险人签字为他人代签，违反了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另外，原告在起诉书中以及庭审时也多次明确指出“投保人对投保事项不知，没有签名，对投保金额没有认可”，故此依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涉案的八张保单均为无效保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相关法学理论，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如果一个合同存在无效情形，即便同时存在有欺诈，也不能因为存在欺诈情形而改变法律对该合同效力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对于自始无效的合同而言，无须考虑合同是否存在欺诈的情形，应直接做出效力否定性评价，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
三、本案保险合同争议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涉案保单系新型保险产品，所谓新型保险产品包括：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投资联结保险。这三种保险产品属于投资型保险，也就是说新型保险具有投资属性。结合本案来看，原告强调和追求的就是保险的投资收益，起诉状中充斥大量不满言辞也集中在投资收益率上，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并不是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而是消费者为生活所必需而进行的消费。故此我公司认为，本案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9月19日，董作蕴作为投保人，与被告订立了保险合同。《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号为110018944106008；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9月19日零时零分；投保人为董作蕴、被保险人为董健；险种名称为人保寿险金鼎富贵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保险期满日为2020年9月18日，基本保险金额194220元，保险费180000元，实际缴费时间为2014年9月18日。所附保险条款记载了下列内容：保险责任包括满期保险金、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公共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空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保单红利：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险合同中还附有《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对此原告称，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均与事实不符；告知事项中第一项与事实不符；投保人签名以及声明部分的抄写均不是董作蕴亲笔书写，被保险人签名处并不是董健亲笔签字。合同还附有《产品说明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原告认为上述文件中投保人签字也不是董作蕴所写。被告认可《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产品说明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中投保人签名均为业务员张丽娜代签。
2017年4月底，原告就涉案保单向中国保监会北京保监局（以下简称保监局）进行投诉。2017年7月7日，保监局出具《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内容如下：一、您反映的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编制虚假投保单信息，诱骗投保人退旧保险买新保险欺骗投保人，保险公司未按规定进行回访，投保档案非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填写、抄写或签字，未按规定寄送红利通知书的事项，经查证属实，我局将依法采取监管措施。二、依据现有证据，未发现人保寿北分销售人员存在您反映的在销售过程中混淆保险与银行存款的区别，夸大保险产品收益的事项。
被告提交了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原告不认可上面的投保人签字系董作蕴亲笔所写。被告陈述，被告认可涉案合同无效，同意退还全部保费。被告还提交了八份合同的现金价值、累积分红金额、退保合计统计表，截至2018年1月31日，被告同意退还原告涉案保单的现金价值180134.63元、累积分红金额11216.56元，上述共计191351.19元。
投保人董作蕴于2015年1月27日死亡，其继承人包括配偶马学贤、儿子董小钢、儿子董健，董小钢与董健作出书面声明，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
上述事实，有京保监诉[2017]第00697号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保险单、保险条款、保险费收据、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产品说明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保险合同送达回执、统计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本、声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可总结如下：第一，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效力；第二，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调整；第三，被告是否构成欺诈；第四，被告应当赔偿的数额。
第一，本案保险合同的效力。人民法院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主动审查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包含多项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但是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未经被保险人董小钢同意，故本院认定该份保险合同无效。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应退还保险费，故被告应退还原告保险费180000元。
第二，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调整。原告根据合同订立的时间为2014年9月19日，选择适用2014年3月15日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被告则认为，本案保单具有投资属性，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并不是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而是消费者为生活所必需而进行的消费，因此本案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生活消费”是指为个人或者家庭生活需要而消费物质资料或者精神产品的行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消费”的内涵是逐渐扩大的。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购买保险为人身或者财产提供保障。虽然本案的保险名称为“分红型”，但是从保险产品设置的保障内容、保险责任、分红的分配方案来看，购买该款保险的行为可以界定为“为生活所必需而进行的消费”。故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调整。
第三，被告的相关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过程中，在信息获取、专业知识等方面都与保险经营者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就尤为重要。本案的投保人为耄耋之年的老人，保险人更应当充分尽到对保险产品的说明义务。但事实上，北京保监局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已经书面确认被告“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编制虚假投保单信息，诱骗投保人退旧保险买新保险欺骗投保人，保险公司未按规定进行回访，投保档案非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填写、抄写或签字，未按规定寄送红利通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并结合案情可以认定，原告因被告的欺骗行为，基于会获得高收益的错误认识进而作出了签订合同的错误意思表示。原告有权请求三倍惩罚性赔偿。
第四，三倍惩罚性赔偿的基准应如何判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原告主张按照保险费的三倍计算赔偿数额，对此本院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目的在于加大对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遭受欺诈所致损失的保护力度。但是，保险产品具有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性，不宜将保险费额度视为购买对价。原告遭受的损失可以理解为其所交纳保险费的收益权。本院综合考量本案事实及案件属性，认为将原告交纳保险费的利息损失视为三倍惩罚性赔偿的基准较为适当。本院利息损失按照保险费
180000元、年利率6%标准、由交纳保险费之日2014年9月18日至实际判决之日2018年5月30日进行计算（共计1350天），所得基准数为40500元，进而计算得出三倍赔偿额应为121500元。原告主张按照180000保险费的三倍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而本案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修正）》第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马学贤保险费180000元；
二、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马学贤损失121500元；
上述款项共计301500元；
三、驳回原告马学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原告马学贤负担6394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46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博
审 判 员 丁晓云
人民陪审员 靳艺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