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1民初14317、14766号
原告（〔2017〕粤01**民初14766号案被告）：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夏茅村第十一社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马赞阳。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新，男，197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市劳动关系协会推荐。
被告（〔2017〕粤01**民初14766号案原告）：刘乐思，女，197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平、李芳，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达物流公司）与刘乐思劳动争议纠纷案，本院分别于2017年11月9日、1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ＸＸＸ适用简易程序并案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冠达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新、刘乐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平等均到庭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诉称，虽然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我司与刘乐思之间的劳动争议作出了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第534号仲裁裁决，但我司对该裁决不服。我司认为，刘乐思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其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应由社保管理基金中心支付，按广州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6年6月6日出具的《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表》显示，刘乐思的生育津贴待遇为15358.72元，因此，现刘乐思要求我司支付产假工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另，刘乐思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份期间的月均工资为4826.08元，仲裁委在未经核实的基础上就认定刘乐思的月均工资为5160元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我司不应向刘乐思支付产假工资差额6657.28元。
刘乐思诉称，我于2006年11月6日入职冠达物流公司任职财务工作，每周工作6天、周一至周五每天工作9小时、周六工作8小时；多年来，我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屡次获得“忠诚卫士奖”、《优秀干部奖》等荣誉称号。我休产假的期间为2016年2月15日至同年5月31日，休假期间的2016年4月21日，冠达物流公司方老板娘唐小姐打电话给我，表明因有客户终止与公司合作故在我复工后需要换岗到操作部工作，由于操作部是晚班上班，故我对此提出异议；在双方为此协商过程中，冠达物流公司就将我移出了“冠达公司群”、“冠达感情交流群”及“冠达工作交流群”。2016年5月30日，我如约回到公司商谈，冠达物流公司方再次提出要求给我调岗，并称“你要不同意调岗，那就列出你要求公司要怎样补偿你”，也就是说公司要解除与我的劳动关系；我没有想过冠达物流公司会在哺乳期解雇我，当时我刚刚生完小孩，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家里还有2个小孩和3个老人要养，而冠达物流公司又刁难声称要将我调到外地做财务工作，双方因此不欢而散。2016年6月1日早上8时，我正式打卡上班，却发现我的工作电脑已被收回（经了解，冠达物流公司在我来上班之前就搬走了我的工作电脑）；后，冠达物流公司非但不给我安排工作，反而百般刁难我，只是要求我提出补偿条件；至当天中午，财务部的门锁被更换，我已无法进入财务室；当天下午16时许，冠达物流公司方又叫我带上有关书面的补偿要求去法定代表人办公室，而公司同事也给我打印了一份涉及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以及按劳动法应该支付赔偿金的资料；在法定代表人办公室时，冠达物流公司方法定代表人突然性情大变，激动地把有关明细撕掉，非要求我手写相关材料，公司新任的财务部经理（法定代表人的妹妹）也突然拍着桌子指着我大骂并语言威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懵了，反应过来后赶紧打电话给丈夫，我丈夫建议我赶快报警解决。同年6月2日，鉴于冠达物流公司一直没有向我发放产假工资以及在休假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一直要给我调岗，且在我不同意调岗的情况下冠达物流公司也没有协商的诚意，千方百计阻碍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工作，甚至以恶劣态度对我言语威胁，经咨询12348法律服务热线后，我遂给冠达物流公司写了一封自己不敢回去上班的情况说明文件；但冠达物流公司对此却一直都没有回复。另，冠达物流公司从2016年2月份起就再也没有向我发放过工资，而社保部门在2016年7月份就已将涉及我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15358.72元转账至冠达物流公司账户，但该司却一直非法扣留上述生育津贴不予发放。虽然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我与冠达物流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作出了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第534号仲裁裁决，但我仅同意该裁决有关要求冠达物流公司向我支付产假工资差额6657.28元的部分。我认为，仲裁委没有支持我有关哺乳期工资损失及变相解雇赔偿金是错误的；冠达物流公司拒不向我发放产假工资，不顾我还在哺乳期的事实就将我移出工作微信群、收回我的办公电脑、更换财务部之门锁等行为，已在事实上变相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关系，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我在2016年6月2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案号：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时就已明确要求冠达物流公司按照月工资5100元标准计付10年工作年限两倍的补偿金102000元，这显然就是在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因仲裁委当时没有认定冠达物流公司存在单方强行变相解除劳动关系的过错行为，故我现重新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冠达物流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不属于重复请求；同时，基于冠达物流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我要求冠达物流公司承担至我小孩一岁前的工资待遇也是合理合法的。综上，我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冠达物流公司向我支付128天的产假工资22016元（包含社保部门已经发放到冠达物流公司账户的生育津贴15358.72元及因生育津贴低于原工资标准需补足产假差额部分6657.28元）、哺乳期工资损失43860元（按5160元/月标准计算8.5个月）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3200元（5160元/月×10个月×2倍）。
经审理查明，冠达物流公司与刘乐思存在劳动关系，刘乐思任职冠达物流公司的财务人员（入职时任财务文员、后期任职财务负责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冠达物流公司为刘乐思参加了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冠达物流公司每月5日左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乐思发放上上个月的工资（2016年2月15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间工资的除外）。2016年2月5日，刘乐思向冠达物流公司提交《请假单》，申请在2016年2月15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间休产假共107天，冠达物流公司方批准了刘乐思的上述申请；后，刘乐思在2016年2月15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间休产假，并于2016年2月15日在符合国家计生政策范围内生育二孩。据广州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6年6月6日出具的《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表》显示，刘乐思的产假天数为128天，核发的生育津贴待遇为15358.72元（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为3599.72元）；后，社保部门将涉及刘乐思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15358.72元转账至冠达物流公司公司账户。另，刘乐思最后一天在冠达物流公司处上班的时间为2016年6月2日。2017年2月14日，刘乐思以其于2016年11月6日入职冠达物流公司处担任财务工作，每月固定工资5160元，并在2016年2月15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休产假，而冠达物流公司于2016年6月1日收回刘乐思的工作电脑、更换财务部门的门锁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等为由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冠达物流公司向刘乐思支付128天的产假工资22016元（含社保部门已经发放到冠达物流公司账户的生育津贴15358.72元以及因生育津贴低于刘乐思原工资标准而应补足的产假差额部分）、哺乳期工资损失43860元以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3200元；2017年9月27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534号非终局裁决，裁决冠达物流公司向刘乐思支付产假工资差额6657.28元，并驳回刘乐思的其他仲裁请求。冠达物流公司与刘乐思均对该裁决不服，分别于2017年11月9日、同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7〕粤01**民初14317号、〔2017〕粤01**民初14766号）。
诉讼中，刘乐思表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口头约定，刘乐思在冠达物流公司工作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从2015年1月份起已调整为5160元/月，而刘乐思在产假128天期间的生育津贴是低于其原工资标准的，故冠达物流公司应按5160元/月的工资标准向其补足产假128天期间的产假工资差额6657.28元。为此，刘乐思提供了其名下银行账户（账号：62×××14）在2015年1月5日至2016年5月27日期间的账户明细为证，刘乐思并表示，上述银行账户就是刘乐思用以收取冠达物流公司发放工资的银行账户，账户明细中显示了刘乐思在2015年1月份至2016年2月份（2月1日至2月14日）实际收取工资的情况，其中2016年1月份的工资数额本应为5163元，在扣除刘乐思借资5000元后，冠达物流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实际转账支付了163元。查，据上述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刘乐思在2015年1月份的到账工资为5059元、同年2月份的到账工资为4414元、同年3月份的到账工资为4542元、同年4月份的到账工资为5048元、同年5月份的工资为5025元、同年6月份的工资为4899元、同年7月份的到账工资为4867元、同年8月份的到账工资为4575元、同年9月份的到账工资为4285元、同年10月份的到账工资为5008元、同年11月份的到账工资为5018元、同年12月份的到账工资为5069元、2016年1月份的到账工资为163元、同年2月份（2月1日至2月14日）的到账工资为2873元。冠达物流公司对于上述银行账户明细所反映的工资发放情况无异议（也确认刘乐思在2016年1月份的工资数额为5163元）并表示，刘乐思刚入职时是文员，后随工作岗位调整其工资标准也作出调整，从2015年1月份起双方口头约定刘乐思的月工资标准调整为5100元/月，但5100元/月应该是员工全勤（即不存在请假情况）时的工资，若有请假其工资就会相应扣减；而根据实际考勤情况，刘乐思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份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仅为4826.08元；同时，由于冠达物流公司已为刘乐思参加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刘乐思在2016年2月15日起休产假期间的工资应由社保部门发放生育津贴，而社保部门已依法核定了刘乐思128天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为15358.72元（有关款项已于2016年7月份转账至冠达物流公司账户），该款项就是刘乐思因生育而应得的生育待遇，故冠达物流公司应无须向刘乐思支付产假工资差额。虽然刘乐思坚持认为其在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为5160元，但刘乐思在举证期限内却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另，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冠达物流公司已于2017年11月将社保部门核发的刘乐思128天产假期间生育津贴15358.72元转给刘乐思。
另查，2016年6月3日，刘乐思就其与冠达物流公司间劳动争议曾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并以其于2016年11月入职冠达物流公司处，担任财务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冠达物流公司于2016年6月2日辞退刘乐思等为由，要求冠达物流公司向刘乐思支付2006年11月6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的加班费331002.1元、支付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2月15日期间的哺乳期工资43350元以及按照月工资5100元标准双倍计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2000元；同年11月2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非终局裁决，裁决冠达物流公司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440元（5160元/月×9个月），并驳回刘乐思的其他仲裁请求。冠达物流公司对该裁决不服，以其并没有解除与刘乐思的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续、其无须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440元等为由，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之诉（案号：〔2016〕粤01**民初14979号），而刘乐思方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8月26日作出（2016）粤0111民初14979号民事判决，在确认双方间劳动关系可视为因用人单位冠达物流公司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而于2016年6月2日解除这一基础上，判令冠达物流公司应参照5100元/月的月均工资标准及刘乐思的实际工作年限（即2007年11月23日至2016年6月2日）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900元。判后，冠达物流公司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号：〔2017〕粤01民终19428号），上诉主张其不应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900元，其上诉理由为冠达物流公司没有解除与刘乐思的劳动关系、造成双方劳动关系暂时中止履行的责任在于刘乐思等；而刘乐思方并没有因不服上述判决而提出上诉；现就上述案件仍在二审审理期间。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表》、银行账户明细、工资明细、仲裁申请书、受理回单、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534号仲裁裁决、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仲裁裁决、（2016）粤0111民初14979号民事判决、上诉状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刘乐思入职冠达物流公司处工作，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劳动用工双方的劳动权益均受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保护。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而《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更规定“女职工按照规定休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假的，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未参加生育保险或者欠缴生育保险费，造成女职工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本省及所在统筹地区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标准向女职工支付费用；其中生育津贴低于女职工原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还应补足差额部分。前款所称女职工原工资标准，是指女职工依法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假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按照女职工应得的全部劳动报酬计算……”，《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也规定“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一）生育医疗费……（二）生育津贴。女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以所属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规定的产假期计发。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未缴纳生育保险费期间，用人单位所属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按照所在统筹地区的待遇项目和标准向职工支付”。可见，职工按照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其生育津贴是应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逐月垫付，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用人单位的，而生育津贴实际上是属于职工产假期间的产假工资，当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给职工，当生育津贴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就应由用人单位补足。本案中，刘乐思于2016年2月15日在符合国家计生政策范围内生育二孩，其依法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虽然冠达物流公司已经为刘乐思参加生育保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已核定刘乐思128天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为15358.72元并已将该款项转账拨付给冠达物流公司，双方当事人也确认冠达物流公司已于2017年11月将上述生育津贴15358.72元转给刘乐思，但由于上述生育津贴是按冠达物流公司上年度参保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3599.72元标准计算，而冠达物流公司在庭审中也承认从2015年1月份起刘乐思的月工资标准已约定为5100元/月（即员工全勤而不存在请假的情况下每月工资5100元），且通过对涉讼银行账户明细所显示刘乐思在2015年2月份至2016年1月份期间实际收取工资的情况核算，刘乐思在上述十二个月期间每月实得工资之平均数额也已为4826.08元/月，故刘乐思现主张其在128天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低于其原工资标准，并据此要求冠达物流公司补足产假工资差额部分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双方对于刘乐思每月应得的全部劳动报酬数额亦存在一定争议，而刘乐思在举证期限内也未能举证证实其主张的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5160元，结合冠达物流公司在诉讼中已承认刘乐思从2015年1月份起的月工资标准为5100元/月（即员工全勤而不存在请假的情况下每月工资5100元）以及按刘乐思在2015年2月份至2016年1月份期间的每月实得工资计算之月平均数额也已达4826.08元/月等情况综合分析，就刘乐思于2016年2月15日在符合国家计生政策范围内生育二孩一事，可按5100元/月作为计算刘乐思生产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参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刘乐思产假天数128天计算，在扣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发放的生育津贴15358.72元后，冠达物流公司尚应向刘乐思综合参加产假工资差额6401.28元（5100元/月÷30天/月×128天﹣15358.72元）。由此，冠达物流公司现主张无须向刘乐思支付产假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至于刘乐思要求冠达物流公司支付超过上述数额部分的产假工资差额之诉请，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对于刘乐思以冠达物流公司存在单方强行变相解除劳动关系之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过错行为为由，要求冠达物流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3200元及哺乳期工资损失43860元的问题。由于就刘乐思提及的冠达物流公司辞退员工所引发的争议实际发生于2016年6月初，及至2016年6月3日，刘乐思已就上述劳动争议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涉讼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仲裁申请，其仲裁请求中更明确以冠达物流公司于2016年6月2日辞退刘乐思为由，要求冠达物流公司向其支付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2月15日期间的哺乳期工资43350元以及按照月工资5100元标准双倍计付其工作近10年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2000元等；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已裁决冠达物流公司需要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440元（5160元/月×9个月）并同时驳回刘乐思的其他仲裁请求；虽然冠达物流公司对该裁决不服，并以其无须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440元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劳动争议之诉（案号：〔2016〕粤01**民初14979号），但刘乐思一方却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甚至在人民法院对上述劳动争议案作出（2016）粤0111民初14979号民事判决，在确认双方间劳动关系可视为因用人单位冠达物流公司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而于2016年6月2日解除这一基础上，判令冠达物流公司应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900元后，刘乐思一方也没有因不服上述判决而提出上诉，上述劳动争议案件只是因冠达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上诉主张其不应向刘乐思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900元，才导致案件至今仍处于二审审理期间。由此可见，就刘乐思所述的因冠达物流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哺乳期工资损失等诉请，刘乐思已实际在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仲裁案件中提出权利主张并得到处理，对于穗云劳人仲案字〔2016〕1694号仲裁裁决就其上述权利主张的认定及处理意见，刘乐思一方并不持异议，上述仲裁裁决只是因冠达物流公司不服裁决并向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之诉（案号：〔2016〕粤01**民初14979号），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才导致案件至今仍处于二审审理期间。因此，刘乐思在本案中再次提出要求冠达物流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哺乳期工资损失等的诉讼请求，已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第十三条，《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刘乐思产假工资差额6401.28元；
二、驳回刘乐思在（2017）粤0111民初14766号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在（2017）粤0111民初14317号案中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017）粤0111民初14317号、（2017）粤0111民初14766号案的受理费共20元，均由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并由广州冠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20元（已支付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ＸＸＸ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