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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豫行终218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秀安，男，汉族，1935年5月15日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代理人邹伙发、张赛男，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副区长。
周秀安因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3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秀安一审诉称，2016年11月1日，中原区政府发布《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拆迁通告》。2017年3月起，中原区政府组织的人员开始对周秀安房屋所在的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实施改造拆迁。在中原区政府实施改造拆迁过程中，周秀安所在小区内的公共道路和绿地、暖气、电线、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拆除和毁损，公共场所和通道也被侵占，噪音和空气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周秀安的生活。周秀安作为小区业主，对小区内的道路、绿地等公共场所和公用设施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中原区政府对周秀安所在小区实施拆迁的行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违反法定程序，且严重侵害了周秀安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一审请求：确认中原区政府对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内公共设施和房屋实施拆毁的行为违法。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查明，2016年11月1日，中原区政府成立的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发布《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拆迁通告》及《郑州市中原区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周秀安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11号楼2单元16号的房屋在上述拆迁改造范围内。周秀安未与中原区政府下属的拆迁指挥部签订《郑州市中原区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周秀安的涉案房屋并未被中原区政府拆除。2017年3月22日，拆迁指挥部发布房屋拆除通知及通告，对92.05%已验房签约户腾空的房屋实施拆除。一审另查明，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共有402户业主，占小区总建筑面积及总户数的90%以上的业主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一审认为，一、关于周秀安所诉中原区政府对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房屋拆毁行为违法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周秀安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涉案房屋在起诉前未被中原区政府拆除。周秀安涉案房屋内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能够使用。中原区政府对周秀安个人拥有产权的房屋并未进行拆除，而是对该小区其他大多数已签约户腾空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与周秀安没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未直接侵犯周秀安的合法权益，周秀安对此起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二、关于周秀安所诉中原区政府对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内公共设施的拆毁行为违法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涉案小区的公共设施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周秀安所诉中原区政府对其居住区域公共设施的拆除行为，属于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周秀安以个人名义对中原区政府对其居住区域公共设施的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同样，该小区未达到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也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周秀安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周秀安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周秀安。
周秀安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主要称：一、原审遗漏重要事实，所认定的事实无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在小区实施征收无合法审批。原审认定的已验房签约数和比例无事实依据，且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生活设施无法正常使用。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所在区域事实违法征收，拆除已签约户房屋和小区公共设施的行为，直接侵害上诉人的相邻权、健康权、财产安全权，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拆除行为无利害关系，与事实和法律严重相悖。三、原审裁定以被上诉人拆除涉案小区公共设施为由，依据最新司法解释第18条规定，认定上诉人对公共设施拆除没有起诉资格，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中原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对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行政诉讼。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考虑到共同共有的决定权在于财产权或业主数量的过半数份额，单个或少数业主与过半数的意见不同的，应以过半数份额的权利者为准。一审原告要求确认中原区政府拆毁其居住小区内公共设施的行为违法，由于该公共设施由小区内业主共同共有，不可分割，应依据上述规定由业主委员会或多数业主或多数财产份额者决定是否起诉，一审原告作为单个业主，无权决定公共设施的去留，也无权独自提起本案诉讼。实际上，该小区内多数业主已签约腾空、同意拆除房屋，一审原告属于少数意见者，其应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对公共设施的去留，服从多数意见者。一审原告主张自己的相邻权即通行、流水等权利因公共设施的损毁而受到影响，因而具有利害关系，但这种相邻权整体上包含于对公共设施的使用之中，不可单独分割，不是法律上的相邻权，仍应当适用物权法关于公共设施使用的相关规定。但是，一审原告可根据公共设施的损毁情况等，考量自己的房屋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进而考量自己的房屋使用权等权利是否受到组织实施损毁行为的侵害，如果自己的房屋权利确实受到侵害，不能继续使用，其可再次提起确认违法并赔偿之诉。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松
审判员 马传贤
审判员 吕 平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玄晟颐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豫行终218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秀安，男，汉族，1935年5月15日生，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邹伙发、张赛男，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副区长。周秀安因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3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秀安一审诉称，2016年11月1日，中原区政府发布《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拆迁通告》。2017年3月起，中原区政府组织的人员开始对周秀安房屋所在的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实施改造拆迁。在中原区政府实施改造拆迁过程中，周秀安所在小区内的公共道路和绿地、暖气、电线、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拆除和毁损，公共场所和通道也被侵占，噪音和空气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周秀安的生活。周秀安作为小区业主，对小区内的道路、绿地等公共场所和公用设施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中原区政府对周秀安所在小区实施拆迁的行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违反法定程序，且严重侵害了周秀安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一审请求：确认中原区政府对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内公共设施和房屋实施拆毁的行为违法。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查明，2016年11月1日，中原区政府成立的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发布《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拆迁通告》及《郑州市中原区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周秀安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11号楼2单元16号的房屋在上述拆迁改造范围内。周秀安未与中原区政府下属的拆迁指挥部签订《郑州市中原区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周秀安的涉案房屋并未被中原区政府拆除。2017年3月22日，拆迁指挥部发布房屋拆除通知及通告，对92.05%已验房签约户腾空的房屋实施拆除。一审另查明，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共有402户业主，占小区总建筑面积及总户数的90%以上的业主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审认为，一、关于周秀安所诉中原区政府对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房屋拆毁行为违法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周秀安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涉案房屋在起诉前未被中原区政府拆除。周秀安涉案房屋内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能够使用。中原区政府对周秀安个人拥有产权的房屋并未进行拆除，而是对该小区其他大多数已签约户腾空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与周秀安没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未直接侵犯周秀安的合法权益，周秀安对此起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二、关于周秀安所诉中原区政府对中原区绿东村2号院小区内公共设施的拆毁行为违法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涉案小区的公共设施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周秀安所诉中原区政府对其居住区域公共设施的拆除行为，属于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周秀安以个人名义对中原区政府对其居住区域公共设施的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同样，该小区未达到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也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周秀安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周秀安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周秀安。周秀安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主要称：一、原审遗漏重要事实，所认定的事实无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在小区实施征收无合法审批。原审认定的已验房签约数和比例无事实依据，且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生活设施无法正常使用。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所在区域事实违法征收，拆除已签约户房屋和小区公共设施的行为，直接侵害上诉人的相邻权、健康权、财产安全权，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拆除行为无利害关系，与事实和法律严重相悖。三、原审裁定以被上诉人拆除涉案小区公共设施为由，依据最新司法解释第18条规定，认定上诉人对公共设施拆除没有起诉资格，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中原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对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行政诉讼。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考虑到共同共有的决定权在于财产权或业主数量的过半数份额，单个或少数业主与过半数的意见不同的，应以过半数份额的权利者为准。一审原告要求确认中原区政府拆毁其居住小区内公共设施的行为违法，由于该公共设施由小区内业主共同共有，不可分割，应依据上述规定由业主委员会或多数业主或多数财产份额者决定是否起诉，一审原告作为单个业主，无权决定公共设施的去留，也无权独自提起本案诉讼。实际上，该小区内多数业主已签约腾空、同意拆除房屋，一审原告属于少数意见者，其应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对公共设施的去留，服从多数意见者。一审原告主张自己的相邻权即通行、流水等权利因公共设施的损毁而受到影响，因而具有利害关系，但这种相邻权整体上包含于对公共设施的使用之中，不可单独分割，不是法律上的相邻权，仍应当适用物权法关于公共设施使用的相关规定。但是，一审原告可根据公共设施的损毁情况等，考量自己的房屋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进而考量自己的房屋使用权等权利是否受到组织实施损毁行为的侵害，如果自己的房屋权利确实受到侵害，不能继续使用，其可再次提起确认违法并赔偿之诉。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松审判员 马传贤审判员 吕 平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玄晟颐
甘肃省渭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甘1123行赔初27号
起诉人曹宝平，男，196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甘肃省陇西县人，农民，住陇西县。
2018年8月13日，本院收到曹宝平的起诉状，要求陇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陇西县房地产管理所共同赔偿因违法颁发陇西县木源名仕花园1号楼东7号商铺房屋所有权证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0元。
本院认为，陇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陇西县房地产管理所颁发陇西县木源名仕花园1号楼东7号商铺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属于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登记行政行为，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院作出（2018）甘1123行初41号行政裁定，对起诉人曹宝平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故该登记颁证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因此，起诉人以该登记颁证行为为加害行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一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起诉人曹宝平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渭平
审 判 员 王 鹤
审 判 员 金祖姣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杨芳珍
书 记 员 张婉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京执复108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被执行人）：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3号楼10层1102。
法定代表人：吴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新，男，该公司法务。
申请执行人：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舜宇路66-68号。
法定代表人：叶辽宁，董事长。
被执行人：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跃民，经理。
复议申请人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执异13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本院在审查期间，复议申请人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提出撤回复议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复议申请人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自愿撤回复议申请，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复议申请人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撤回复议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齐立新
审判员 禹明逸
审判员 张文斌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闫 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吉行申1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辽源市鸿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辽源市通利检车院内。
法定代表人杨晓霞，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艳芳，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辽源市运输管理处，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齐宁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君，处长。
委托代理人武宏生，吉林武德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建威，辽源市运输管理处法规科负责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辽源市交通局，住所地辽源市人民大街2683号。
法定代表人王岩，局长。
再审申请人辽源市鸿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福公司）诉被申请人辽源市运输管理处、辽源市交通局出租汽车运营许可行政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4行终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鸿福公司申请再审称：（一）鸿福公司依法取得的150个出租汽车客运运营行政许可的有效期至2016年1月19日，在经营期限内每年考核等级都是AA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出租车经营权延续的条件，原许可机关应根据《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的规定，审核后批准其继续经营。（二）辽源市运输管理处作出的不予许可决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鸿福公司申请延续运营权行政许可，而非初始申请，不适用《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三十七六条关于初始申请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九条。（三）鸿福公司申请延续许可的行为发生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施行后，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合同》签订时间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施行之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错误。申请：对本案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支持鸿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撤销辽源市运输管理处作出的《不予出租汽车客运运营许可决定书》（编号001），给予鸿福公司延续150台出租汽车经营权许可，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延续运营期限8年。
本院认为，《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实行出租汽车总量控制，并根据出租汽车客运专项规划、市场供求状况，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等，合理确定出租汽车数量，并适时调整，保持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在许可时不得承诺许可期限内不增加或者减少出租汽车数量。出租汽车运营许可期限最长不得超过8年。”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出租车行业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出租车经营权属于稀缺公共资源，政府根据市场供求、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实行特许经营许可审批制度。本案中，2007年9月26日，依据当时的有关规定，通过有偿出让招投标方式，鸿福公司取得150个出租汽车经营权，并与辽源市交通局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合同》，经营期限从2008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19日。该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双方约定的经营权有效期限届满，本合同自行终止，经营权甲方无偿收回，乙方不得继续营运，否则按非法营运处置”。因此，经营权使用及收回问题在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应优先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即2016年1月19日经营权有效期限届满后，合同自行终止，鸿福公司不得继续营运。
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14年第16号）第八条及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有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取得的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营方案、服务质量状况或者服务质量承诺、车辆设备和安全保障措施等因素，择优配置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向中标人发放车辆经营权证明，并与中标人签订经营协议。由此可知，《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构建了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总体框架，确立了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基本制度，鼓励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配置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以规范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因此，在有关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管理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鸿福公司的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系通过有偿出让招投标方式取得，且没有符合《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规定条件的驾驶员，故辽源运管处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无不当，辽源市交通局复议决定亦无不当。鸿福公司认为其延续许可申请符合《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主张，系对该规定的错误理解。鸿福公司要求撤销辽源市运输管理处作出的《不予出租汽车客运运营许可决定书》（编号001），给予延续150个出租汽车经营权许可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驳回鸿福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其上诉正确。鸿福公司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辽源市鸿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辽源市鸿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审 判 长 孔德岩
审 判 员 刘吉红
代理审判员 李慧玲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海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刑终328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帮贵，男，汉族，1971年3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水城县，无业，户籍地水城县。2016年11月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7年3月4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徐立群，浙江格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帮贵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7）浙06刑初24号刑事判决。胡帮贵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通知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为胡帮贵指派了辩护人。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胡帮贵离异与丧偶的被害人李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2016年年初，被告人胡帮贵与李某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工，并居住在公司宿舍白云家园18幢509室。同年10月22日晚，被告人胡帮贵与李某因经济等问题发生争吵。期间，正在喝酒的胡帮贵用啤酒瓶砸中李某头部，后又拿起菜刀朝李某的头颈部等处乱砍数刀，致李某颈部损伤致颈动、静脉断裂引起大失血合并颈部损伤致颈髓断裂联合死亡。被告人胡帮贵作案后逃离现场，于同年11月6日在绍兴市柯桥区路段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原审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胡帮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胡帮贵上诉提出，其在酒后受到强烈刺激，情绪失控继而杀人，是突发性犯罪；其认罪、悔罪，原审量刑过重，要求改判。
胡帮贵的二审辩护人提出，胡帮贵认罪、悔罪，且系初犯、偶犯，原审量刑过重，亦要求从轻改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胡帮贵与被害人李某（女，殁年42岁）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2016年年初，胡帮贵与李某至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务工，并居住在该公司宿舍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云家�18幢509室。同年10月22日晚，胡帮贵与李某因经济等问题发生争吵，期间，胡帮贵持啤酒瓶砸击李某头部，后又持菜刀疯狂砍击李某的头、颈部等处数刀，致李某当场死亡。经法医鉴定，李某系颈部损伤致颈动、静脉断裂引起大失血合并颈部损伤致颈髓断裂联合死亡。
上述事实，有章某、田某、熊某、王某、龙某、陈某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法医学尸体鉴定意见、DNA鉴定意见、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监控视频截图、公安机关情况说明及提取的作案工具菜刀一把等证据证实。胡帮贵亦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上述证据，经一审庭审查证属实，并已在一审判决书中分项列述，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关于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原审综合考虑本案的起因、胡帮贵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等本案的具体情节，对胡帮贵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量刑适当。胡帮贵及其二审辩护人提出原审量刑过重，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帮贵因琐事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原审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胡帮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胡帮贵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审判长 钟连福
审判员 刘启和
审判员 吴郁槐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潘丽珏
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峨民二初字第97号
原告李天在，男，1974年3月5日生，彝族，农民，住峨山县富良棚乡翻家村民委员会清泉村*号，公民身份号码：5324271974********。
委托代理人谢鸿辉，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李光友，男，1970年8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峨山县甸中镇小甸中组，公民身份号码：5324271970********。
原告李天在因与被告李光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独任审判于2014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天在及其委托代理人谢鸿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光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天在诉称，原告系车牌号为云F308**的东风牌中型货车实际车主。原告征得车辆登记所有人鲁学林同意后，于2013年8月9日与被告签订车辆出售协议，约定原告以31000元的价格将车牌号为云F308**的东风牌中型货车出售给被告，签订协议当日付款10000元，余款21000元于2013年8月底一次性付清，自双方签字生效后车辆所有权归被告。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按约定付款，经其多次追索未果。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其购车款21000元及经济损失5000元，并承担诉讼费。
被告李光友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车牌号为云F308**的东风牌中型货车实际车主。原告征得车辆登记所有人鲁学林同意后，于2013年8月9日与被告签订车辆出售协议，约定原告以31000元的价格将车牌号为云F308**的东风牌中型货车出售给被告，签订协议当日付款10000元，余款21000元于2013年8月底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原告车款10000元，原告将车辆交由被告使用。2013年9月28日，被告出具欠条，载明：“2013年8月8日李光友欠李天在卖云F308**车钱贰万壹仟元整（21000元）到今2013年9月26日未付……”。现被告尚欠原告购车款21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车辆出售协议书原件、欠条复印件、情况说明原件、证人鲁学林证言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车辆出售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其应当支付原告购车款2100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购车款21000元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因被告拖延付款造成了损失，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元，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李光友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李天在购车款21000元。
二、驳回原告李天在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0元，减半收取225元，由被告李光友负担182元，由原告李天在负担43元。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
审判员 李 丹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徐加云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6刑终903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锦云，男，195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德庆县。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11月1日被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7年2月14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2月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顺德区看守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曾锦云犯盗窃罪一案，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粤0606刑初227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曾锦云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曾锦云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上诉人曾锦云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曾锦云撤回上诉。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刑初2272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上诉人曾锦云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蔡大宇
审判员 彭世宇
审判员 刘辉华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梁 静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6刑终903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锦云，男，195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德庆县。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11月1日被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7年2月14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2月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顺德区看守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曾锦云犯盗窃罪一案，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粤0606刑初227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曾锦云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曾锦云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上诉人曾锦云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曾锦云撤回上诉。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刑初2272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上诉人曾锦云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蔡大宇审判员  彭世宇审判员  刘辉华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梁 静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凤民初字第261号
原告梁鸿，男，汉族，1986年6月6日生，云南省洱源县人。
被告辉志洲，男，汉族，1977年9月18日生，云南省凤庆县人。
原告梁鸿与被告辉志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4日在凤庆县勐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鸿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辉志洲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鸿诉称：被告辉志洲在我鸿锐轮胎行赊销轮胎三次：1、2013年6月18日赊销欠款2560.00元，欠款定于2013年7月18日前付清；2、2013年7月2日，被告辉志洲在我行赊销轮胎，赊欠金额25280.00元，定于2013年10月31日前付清；3、2014年3月10日，被告又在我行赊销轮胎，赊欠金额9700.00元，定于2014年4月10日前付清。被告辉志洲于2014年8月4日还款4000.00元，2014年8月23日还款5000.00元两次共偿还原告货款9000.00元，实际拖欠原告货款28540.00元至今未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辉志洲立即支付拖欠货款2854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辉志洲未到庭参与诉讼，经开庭前电话询问，其答辩意见为共拖欠原告人货款28540.00元是事实，但自己也是等着别人结清拖欠的工程款，待结到工程款后再偿还原告货款。
经审理查明：被告辉志洲曾三次在原告梁鸿开办的鸿锐轮胎行赊销轮胎，2013年6月18日欠下2560元货款；2013年7月2日欠原告货款25280.00元；2014年3月10日欠原告9700.00元货款，三次合计共欠原告货款37540.00元，在偿还原告9000.00元货款后，还拖欠28540.00元货款至今未还原告。
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三份原、被告签定的《轮胎赊销合同》，证明了被告辉志洲拖欠货款的事实。以上有关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被告作为买方在取得赊销货物所有权后，就应按约定向卖方支付价款，原告的诉讼主张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辉志洲向原告梁鸿支付欠款2854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513.50元，由被告辉志洲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胡占元
代理审判员 杨旺丹
人民陪审员 陈 湘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祁小斌
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凤民初字第261号
原告新乡金灯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振和
住所地新乡市凤泉区宝山路158号
委托代理人张在范，河南书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栗绍涛，河南书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赵娟，女，1967年9月9日出生，住新乡县大召营镇。
本院在审理原告新乡金灯水泥有限公司诉被告赵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查明：赵娟与新乡金灯水泥有限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新乡市凤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书。赵娟不服仲裁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2月4日已立案受理。新乡金灯水泥有限公司不服该仲裁也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2月16日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依据此规定，本院决定对已受理的双方起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并案审理，互为原、被告。对双方的诉讼请求在先受理的原告赵娟诉被告新乡金灯水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一并作出处理。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终结诉讼。
案件受理费10元，退回原告新乡金灯水泥有限公司。
审判员 李新民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刘建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续，男，198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修文，江苏天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久隆投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园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夏一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飞阳，江苏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刘侠，女，196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再审申请人冯续因与被申请人江苏久隆投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隆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刘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冯续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将合同的相对主体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将买卖合同主体和委托经营协议主体混为一谈。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冯续与久隆公司，而委托经营协议的主体是冯续与徐州赛纳物业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纳物业公司）与徐州久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隆集团）。2.冯续与久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规范、标准的合同，已经生效。冯续委托赛纳物业公司受领案涉房屋，足以证明冯续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二审法院却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冯续的房屋是返租给久隆公司，其没有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二）二审法院认定刘侠签订解除买卖合同协议构成表见代理，适用法律错误。2007年4月1日冯续出具的委托书是授权陈家芝处理冯续与赛纳物业公司、久隆集团委托经营事宜，与久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冯续所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委托经营协议纠纷。二审法院以谁持有合同谁就有权解除合同，认定刘侠解除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最基本的要求是相对人是善意的，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而本案，首先，久隆公司不是出自善意，为了搞大开发在很多业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房屋拆掉，明显是恶意。其次，从久隆公司要求刘侠书写“具结书”可以看出，久隆公司对刘侠没有代理权是明知的。（三）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审理的是冯续与久隆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不是冯续与赛纳物业公司、久隆集团之间的委托经营协议纠纷，这两个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事实上，久隆公司在2013年4月将案涉房屋拆除完毕，2013年底冯续来徐州才知道案涉房屋已经拆除，在找久隆公司索赔无果的情况下，于2014年10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冯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久隆公司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冯续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1.刘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就本案而言，刘侠在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并无获得冯续的授权，且事后冯续亦拒绝追认，故应当认定刘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系无权代理。在此情况下，只有刘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才能够由冯续承受。本案中，刘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2007年4月1日冯续向陈家芝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现委托陈家芝同志代理我与贵单位的一切正常业务，若因委托人的原因给我造成损失，与你单位无关”。冯续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到领取收益，再到解除合同均未出现，所有前期的合同签订，缴纳房款及领取收益均由陈家芝完成。之后陈家芝将领取收益的权限以口头转委托的形式交给刘侠，刘侠也确实领取了收益，并提供了开户名为冯续的银行卡。其次，刘侠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提供了作为行使权利重要凭证且通常应由本人保管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委托经营协议》原件。上述代理权外观事实的存在，足以使得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久隆公司对刘侠具有解除案涉合同的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也即久隆公司属于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刘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冯续主张二审法院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委托经营协议纠纷主体混淆，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冯续先后领取了五年的投资回报收益，但其在2010年12月28日之后未能再收到投资回报。冯续购买房屋的目的之一就是领取投资回报，在未能领取投资回报的情况下，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但其到2014年10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综上，冯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冯续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展飞
审 判 员 周伦军
审 判 员 仇晓敏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牧晗
书 记 员 陈则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3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续，男，198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修文，江苏天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久隆投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园路*号***室。法定代表人：夏一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飞阳，江苏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刘侠，女，196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再审申请人冯续因与被申请人江苏久隆投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隆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刘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续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将合同的相对主体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将买卖合同主体和委托经营协议主体混为一谈。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冯续与久隆公司，而委托经营协议的主体是冯续与徐州赛纳物业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纳物业公司）与徐州久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隆集团）。2.冯续与久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规范、标准的合同，已经生效。冯续委托赛纳物业公司受领案涉房屋，足以证明冯续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二审法院却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冯续的房屋是返租给久隆公司，其没有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二）二审法院认定刘侠签订解除买卖合同协议构成表见代理，适用法律错误。2007年4月1日冯续出具的委托书是授权陈家芝处理冯续与赛纳物业公司、久隆集团委托经营事宜，与久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冯续所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委托经营协议纠纷。二审法院以谁持有合同谁就有权解除合同，认定刘侠解除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最基本的要求是相对人是善意的，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而本案，首先，久隆公司不是出自善意，为了搞大开发在很多业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房屋拆掉，明显是恶意。其次，从久隆公司要求刘侠书写“具结书”可以看出，久隆公司对刘侠没有代理权是明知的。（三）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审理的是冯续与久隆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不是冯续与赛纳物业公司、久隆集团之间的委托经营协议纠纷，这两个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事实上，久隆公司在2013年4月将案涉房屋拆除完毕，2013年底冯续来徐州才知道案涉房屋已经拆除，在找久隆公司索赔无果的情况下，于2014年10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冯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久隆公司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冯续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1.刘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就本案而言，刘侠在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并无获得冯续的授权，且事后冯续亦拒绝追认，故应当认定刘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系无权代理。在此情况下，只有刘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才能够由冯续承受。本案中，刘侠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2007年4月1日冯续向陈家芝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现委托陈家芝同志代理我与贵单位的一切正常业务，若因委托人的原因给我造成损失，与你单位无关”。冯续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到领取收益，再到解除合同均未出现，所有前期的合同签订，缴纳房款及领取收益均由陈家芝完成。之后陈家芝将领取收益的权限以口头转委托的形式交给刘侠，刘侠也确实领取了收益，并提供了开户名为冯续的银行卡。其次，刘侠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提供了作为行使权利重要凭证且通常应由本人保管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委托经营协议》原件。上述代理权外观事实的存在，足以使得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久隆公司对刘侠具有解除案涉合同的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也即久隆公司属于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刘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冯续主张二审法院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委托经营协议纠纷主体混淆，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冯续先后领取了五年的投资回报收益，但其在2010年12月28日之后未能再收到投资回报。冯续购买房屋的目的之一就是领取投资回报，在未能领取投资回报的情况下，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但其到2014年10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冯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续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展飞审 判 员 周伦军审 判 员 仇晓敏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牧晗书 记 员 陈则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行申143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号金隅嘉华大厦*座***室。
法定代表人：付国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北京市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亚凯，北京市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委员会主任。
再审申请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超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行终22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世纪超星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责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具体事实和理由为：1、诉争商标“学习通”指定使用在“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服务上，并未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具有显著特征。2、诉争商标为再审申请人所独创，“学习通”三个字经过设计创作后具有独创性，诉争商标整体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诉争商标能够起到区分服务来源功能，不应被认定为缺乏显著特征情形。“学习通”并非汉语中固定词汇，从诉争商标整体呼叫、外观构成来看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计算机编程、文档数字化(扫描)等”服务项目能够起到区分服务来源功能。3、二审判决书违反了审查一致性的原则。
本院经审查认为：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缺乏显著特征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应当根据商标所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判断该商标整体上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商标标志中含有描述性要素，但不影响其整体具有显著特征的；或者描述性标志以独特方式加以表现，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
本案中，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既要考虑商标文字本身描述性程度，同时要考虑商标描述性与指定使用商品的关联度。诉争商标为汉字“学习通”，“学习”为“通”的修饰词，二者结合后虽非汉语惯常表达中的常见词汇，但其含义明确，容易被相关公众理解为“一学就通”或者“有助于学习”之意。伴随计算机的普及，具有学习功能的计算机软件或程序种类繁多。“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服务项目与“学习通”的描述性含义关系密切，消费者并不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得知其含义，因此诉争商标用在指定使用服务上应当被认定为直接描述而非暗示性描述。若核准诉争商标的注册，可能会不适当地影响同类经营者对于商品或服务特点的描述。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诉争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并无不当。
此外，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其他商标的注册情况系基于不同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亦不能作为本案诉争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依据，对此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世纪超星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艳芳
审 判 员 毛立华
审 判 员 杜微科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宾岳成
书 记 员 张栗萌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皖刑核15908269号
被告人王永刚，男，1971年5月23日出生，安徽省太和县人，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太和县。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8月7日被太和县公安局抓获，同年8月9日被监视居住，8月15日被刑事拘留，8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太和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德礼，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永刚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皖12刑初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永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永刚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国太、寒秀荣丧葬费29551元。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案件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王永刚的辩护人辩护主要提出：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具有严重过错，建议二审法院对王永刚从轻处罚。
经复核查明：被告人王永刚与被害人王某系夫妻关系。2017年8月7日16时许，王永刚与王某因家庭琐事在家中争吵，王永刚情绪激动之下心生怨恨，持刀对王某颈部进行割划、捅刺，致王某当场死亡。案发后，王永刚自杀，后被及时送医抢救而脱离危险。当晚，王永刚在太和县人民医院被侦查人员抓获。经鉴定，王某系被他人用锐器刺断左侧颈总动脉致失血休克死亡。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当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现场勘验、检查、辨认笔录、鉴定意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王永刚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永刚因家庭琐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被害人王某对案件的引发负有一定责任，但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一审法院在量刑时对此已予考虑，故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王永刚持刀捅刺、割划王某颈部数刀，致其当场死亡，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鉴于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纠纷引发，被害人的言行客观上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故对王永刚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刑初21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永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本裁定宣告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 帅
审 判 员 宋兴林
审 判 员 曹 昆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岳 岳
书 记 员 张 璐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24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中原西路东段路北。
负责人：张士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宁，女，汉族，1976年1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系该公司职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红选，男，汉族，1970年1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
再审申请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孙红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负赔偿责任错误。涉案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弃车逃逸，根据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且就该免责条款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已履行了提示及说明的义务。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主张根据免责条款，其不应在商业险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并未就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向孙红选尽到明确提示及解释说明的义务，二审判决认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并判令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晓东
审 判 员 庄卫民
审 判 员 于跃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戚寒箫
书 记 员 李淑静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豫民申24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中原西路东段路北。负责人：张士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宁，女，汉族，1976年1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系该公司职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红选，男，汉族，1970年1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再审申请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孙红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负赔偿责任错误。涉案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弃车逃逸，根据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且就该免责条款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已履行了提示及说明的义务。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主张根据免责条款，其不应在商业险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并未就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向孙红选尽到明确提示及解释说明的义务，二审判决认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并判令阳光财险濮阳支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晓东审 判 员 庄卫民审 判 员 于跃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戚寒箫书 记 员 李淑静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甘民申8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曾荣，男，汉族，农民，住甘肃省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曾彩丽，女，汉族，农民，住甘肃省漳县，系曾荣女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宏，女，汉族，退休工人，住甘肃省漳县。
再审申请人曾荣、曾彩丽因与被申请人王宏返还彩礼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11民终1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提出：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11民终11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判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1.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子已登记结婚，由于被申请人之子有暴力行为，致使双方难以共同生活离婚，且给付的彩礼已支出，一、二审判决返还不符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返还彩礼”的规定。2.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经济困难，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3.本案不符合彩礼返还的条件，请求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是否应当返还彩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彩礼应当退还。被申请人主张给付彩礼给其造成了生活困难的主张，由于再审申请人索要彩礼数额较大，被申请人又无固定工作，给付较大数额彩礼与其收入不符，应当认定给其造成了生活困难。
综上，再审申请人曾荣、曾彩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曾荣、曾彩丽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孙鲁
审判员满春梅
审判员杨军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俞雨佳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8）甘民申8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曾荣，男，汉族，农民，住甘肃省漳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曾彩丽，女，汉族，农民，住甘肃省漳县，系曾荣女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宏，女，汉族，退休工人，住甘肃省漳县。再审申请人曾荣、曾彩丽因与被申请人王宏返还彩礼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11民终1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提出：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11民终11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判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1.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子已登记结婚，由于被申请人之子有暴力行为，致使双方难以共同生活离婚，且给付的彩礼已支出，一、二审判决返还不符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返还彩礼”的规定。2.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经济困难，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3.本案不符合彩礼返还的条件，请求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是否应当返还彩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彩礼应当退还。被申请人主张给付彩礼给其造成了生活困难的主张，由于再审申请人索要彩礼数额较大，被申请人又无固定工作，给付较大数额彩礼与其收入不符，应当认定给其造成了生活困难。综上，再审申请人曾荣、曾彩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曾荣、曾彩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孙鲁审判员满春梅审判员杨军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俞雨佳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行终275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丘宇君，女，1981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上诉人丘宇君因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第三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行政其他一案，不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行初3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丘宇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予以立案。事实与理由:1.延边州人民政府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属于对外发布的批复，不是政府机构之间或之中的内部批复。延边州人民政府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外部对象，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是具体外部事务，所以延边州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完全具有行政行为的外部特征，属于可诉讼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立案。2.根据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法释【201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予受理。法释规定只有“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才不予受理立案。上诉人认为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行政批复对上诉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延边州人民政府2016年4月1日做出的有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越权审批批复，直接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得以设立吉林国际藏品交易中心这一交易平台，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拿着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批复，在媒体，网络上做大肆宣传，官网客服也以此批复为主要依据使上诉人相信其交易平台是正规合法平台，可以放心入金和参与交易，最终导致上诉人损失所有本金。这足以证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行为与上诉人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的起诉诉讼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应依法予以立案。3.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延边州人民政府做出行政审批批复，就要对其监管，就要对其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由于延边州人民政府在监管中的失职，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经营中：（1）采取电子撮合、T+0交易等国家明令禁止的交易模式;（2）通过网络虚假宣传，指导老师喊单操作等手法骗取上诉人高位接盘后，又制造暴跌、违规强制退市，导致上诉人巨额损失。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和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要求延边州人民政府与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赔偿全部损失的诉讼请求也同样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立案。
本院认为，2016年4月1日，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出《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延州政办函[2016]16号），内容为：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扩展经营东北土特产（包括黑果、鹿茸、灵芝、蓝莓、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和文化艺术收藏品（包括集邮票品、钱币、艺术品、工艺品等）两大类商品交易业务，同意给予相关产业指导和政策扶持，具体由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项目推进协调小组研究落实。上述批复系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针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请而做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且上诉人丘宇君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案涉批复亦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丘宇君的上述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则其主张的赔偿损失的诉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综上，原审裁定对丘宇君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上诉人丘宇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婧
代理审判员 杨丽娜
代理审判员 孙 妍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向超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吉行终275号上诉人（原审起诉人）：丘宇君，女，1981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上诉人丘宇君因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第三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行政其他一案，不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行初3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丘宇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予以立案。事实与理由:1.延边州人民政府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属于对外发布的批复，不是政府机构之间或之中的内部批复。延边州人民政府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外部对象，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是具体外部事务，所以延边州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完全具有行政行为的外部特征，属于可诉讼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立案。2.根据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法释【201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予受理。法释规定只有“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才不予受理立案。上诉人认为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行政批复对上诉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延边州人民政府2016年4月1日做出的有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越权审批批复，直接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得以设立吉林国际藏品交易中心这一交易平台，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拿着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批复，在媒体，网络上做大肆宣传，官网客服也以此批复为主要依据使上诉人相信其交易平台是正规合法平台，可以放心入金和参与交易，最终导致上诉人损失所有本金。这足以证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行为与上诉人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的起诉诉讼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应依法予以立案。3.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延边州人民政府做出行政审批批复，就要对其监管，就要对其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由于延边州人民政府在监管中的失职，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经营中：（1）采取电子撮合、T+0交易等国家明令禁止的交易模式;（2）通过网络虚假宣传，指导老师喊单操作等手法骗取上诉人高位接盘后，又制造暴跌、违规强制退市，导致上诉人巨额损失。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和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要求延边州人民政府与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赔偿全部损失的诉讼请求也同样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立案。本院认为，2016年4月1日，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出《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延州政办函[2016]16号），内容为：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扩展经营东北土特产（包括黑果、鹿茸、灵芝、蓝莓、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和文化艺术收藏品（包括集邮票品、钱币、艺术品、工艺品等）两大类商品交易业务，同意给予相关产业指导和政策扶持，具体由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项目推进协调小组研究落实。上述批复系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针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请而做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且上诉人丘宇君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案涉批复亦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丘宇君的上述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则其主张的赔偿损失的诉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综上，原审裁定对丘宇君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上诉人丘宇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 婧代理审判员  杨丽娜代理审判员  孙 妍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向超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京03行终64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建明，男，195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南康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
法定代表人于晓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卫，男，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晓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建明因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工商分局）工商行政备案登记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9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吴建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错误变更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监理赖某1；请求判令恢复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监理人李某。
一审裁定认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吴建明诉求指向的是朝阳工商分局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的将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由吴建明变更登记为赖某2，将监事由李某变更为赖某1的行为，但该行为系朝阳工商分局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吴建明要求撤销的监事变更登记系备案行为，该行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吴建明所提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吴建明的起诉。
吴建明不服一审裁定，以一审法院未依法审理，对本案未通知上诉人开庭，未调查事实审理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案中，吴建明所诉行政行为系朝阳工商分局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吴建明所提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吴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贾志刚
审 判 员 胡兰芳
审 判 员 董 巍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 毅
书 记 员 张 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3行终64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建明，男，195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南康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法定代表人于晓军，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海卫，男，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张晓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建明因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工商分局）工商行政备案登记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9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吴建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错误变更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监理赖某1；请求判令恢复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监理人李某。一审裁定认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吴建明诉求指向的是朝阳工商分局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的将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由吴建明变更登记为赖某2，将监事由李某变更为赖某1的行为，但该行为系朝阳工商分局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吴建明要求撤销的监事变更登记系备案行为，该行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吴建明所提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吴建明的起诉。吴建明不服一审裁定，以一审法院未依法审理，对本案未通知上诉人开庭，未调查事实审理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案中，吴建明所诉行政行为系朝阳工商分局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吴建明所提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吴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贾志刚审 判 员 胡兰芳审 判 员 董 巍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毅书 记 员 张 怡
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甘02行初35号
原告贾旦元，男，汉族，1977年9月24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无业，现住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东闸村六社。
被告张掖市司法局，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甘州区法院11楼。
法定代表人杨瑗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兴禄，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贾旦元诉被告张掖市司法局司法行政管理一案，于2017年8月1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原告贾旦元诉称：2006年之前，原告是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替他人代写上访信，被被告及其原局长责令张掖市甘州区司法局、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将原告开除，原告向被告索要开除并注销原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手续，被告于2017年3月15日向原告出具了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收回并注销的决定。该决定显示，2006年7月20日原告被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根据司法部60号令第21条规定，对原告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作了注销处理。原告认为：1、被告答复2006年7月对原告的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做了注销处理是伪造的，原告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开庭时见过原告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盖的是注册章子。2、被告的答复是2017年3月15日出具给原告的，原告是此时才知道被告注销原告执业证的行政行为。所以，原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司法部60号令第55条、第58条规定的清楚，没有规定包打官司，恐吓人民法院和政府应当给予开除。所以，不应当开除原告。被告对甘州区司法局和甘浚镇法律服务所有依法监督管理的责任，甘州区司法局和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对原告的处理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应当予以纠正，并说明理由，被告监管不利应当承担责任。4、甘浚镇法律服务所至今没有给原告送达过任何开除决定，当时是口头的。原告在2006年甘肃省司法厅注册公告中发现没有原告的名字就开始上访，后来走司法程序至今。据此，1、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行为或认定为无效。2、赔偿原告自2006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2日12年的损失67569元/年×12年=810828元。
此案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不明确，经法官释明原告答复其诉讼请求为撤销或者认定无效被告注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行政行为并给予赔偿。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张掖市司法局2016年3月5日《关于贾旦元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2011年《关于贾旦元信访相关问题的回复》、2013年贾旦元信访问题的答复、张掖市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关于处理贾旦元信访问题会商协调会议纪要》、甘肃省司法厅《行政答辩状》。
被告张掖市司法局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被所在职业机构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其法律工作者执业证被所在单位收回，被告作为执业登记机关做注销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者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收回《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证》，报请职业登记机关予以职业注销，（二）因被辞退、开除而停止执业的。”甘浚镇法律服务于2006年7月20日作出开除的决定并告知原告，被告在诉状也陈述“原告在2006年甘肃省司法厅注册公告中发现没有原告的名字”。所以，原告当时就知道自己被开除后执业证收回注销，没有被注册的事实。按照1990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在知道该事实起3个月内提出诉讼，现原告在10年之后才对本案提起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2、本案的被告不适格。原告是被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不是张掖市司法局，所以，原告起诉张掖市司法局显属错误。3、原告要求撤销或者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执业证是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信息、职业登记和业绩考核的记载，原告被开除，执业证必然收回注销，原告称“自己虽然被开除执业证当时没有注销”的说法没有道理和根据。原告又称“其执业证注销章是2016年9月才加盖的”的说法错误。4、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系无理要求。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给予贾旦元开除处分的决定。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经审查查明，2005年，张掖市司法局向贾旦元签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2006年7月20日，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以贾旦元不遵守司法部59号、60号令，不遵守法律工作者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当事人包打官司，煽动群众威胁、恐吓人民法院和人民政府，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损害法律工作者形象为由，作出给其开除处分的决定。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掖市司法局公开注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信息，本院以（2016）甘02行初23号判决书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确认“被告提交的已收回的贾旦元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显示，已经加盖“注销”章，但未标注注销时间。”
2017年3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关于贾旦元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载明“2006年7月20日你因被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我局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21条之规定，当时对你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收回做了注销处理。”
本院认为，1、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2017年3月15日向原告出具了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收回并注销的决定。”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交的证据证实，2017年3月1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是《关于贾旦元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而不是原告诉称的“决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2017年3月15日作出了收回并注销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决定”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2、答复明确告知原告，2006年7月20日开除并收回注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事实，而且原告在诉状中也称“在2006年甘肃省司法厅注册公告中发现没有原告的名字就开始上访，后来走司法程序至今。”说明原告在2006年就已经知道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没有注册的事实，故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贾旦元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素兰
人民陪审员 张艳芳
人民陪审员 李 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田 野
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甘02行初35号原告贾旦元，男，汉族，1977年9月24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无业，现住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东闸村六社。被告张掖市司法局，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甘州区法院11楼。法定代表人杨瑗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兴禄，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贾旦元诉被告张掖市司法局司法行政管理一案，于2017年8月1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原告贾旦元诉称：2006年之前，原告是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替他人代写上访信，被被告及其原局长责令张掖市甘州区司法局、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将原告开除，原告向被告索要开除并注销原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手续，被告于2017年3月15日向原告出具了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收回并注销的决定。该决定显示，2006年7月20日原告被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根据司法部60号令第21条规定，对原告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作了注销处理。原告认为：1、被告答复2006年7月对原告的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做了注销处理是伪造的，原告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开庭时见过原告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盖的是注册章子。2、被告的答复是2017年3月15日出具给原告的，原告是此时才知道被告注销原告执业证的行政行为。所以，原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司法部60号令第55条、第58条规定的清楚，没有规定包打官司，恐吓人民法院和政府应当给予开除。所以，不应当开除原告。被告对甘州区司法局和甘浚镇法律服务所有依法监督管理的责任，甘州区司法局和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对原告的处理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应当予以纠正，并说明理由，被告监管不利应当承担责任。4、甘浚镇法律服务所至今没有给原告送达过任何开除决定，当时是口头的。原告在2006年甘肃省司法厅注册公告中发现没有原告的名字就开始上访，后来走司法程序至今。据此，1、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行为或认定为无效。2、赔偿原告自2006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2日12年的损失67569元/年×12年=810828元。此案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不明确，经法官释明原告答复其诉讼请求为撤销或者认定无效被告注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行政行为并给予赔偿。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张掖市司法局2016年3月5日《关于贾旦元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2011年《关于贾旦元信访相关问题的回复》、2013年贾旦元信访问题的答复、张掖市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关于处理贾旦元信访问题会商协调会议纪要》、甘肃省司法厅《行政答辩状》。被告张掖市司法局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被所在职业机构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其法律工作者执业证被所在单位收回，被告作为执业登记机关做注销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者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收回《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证》，报请职业登记机关予以职业注销，（二）因被辞退、开除而停止执业的。”甘浚镇法律服务于2006年7月20日作出开除的决定并告知原告，被告在诉状也陈述“原告在2006年甘肃省司法厅注册公告中发现没有原告的名字”。所以，原告当时就知道自己被开除后执业证收回注销，没有被注册的事实。按照1990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在知道该事实起3个月内提出诉讼，现原告在10年之后才对本案提起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2、本案的被告不适格。原告是被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不是张掖市司法局，所以，原告起诉张掖市司法局显属错误。3、原告要求撤销或者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执业证是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信息、职业登记和业绩考核的记载，原告被开除，执业证必然收回注销，原告称“自己虽然被开除执业证当时没有注销”的说法没有道理和根据。原告又称“其执业证注销章是2016年9月才加盖的”的说法错误。4、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系无理要求。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给予贾旦元开除处分的决定。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经审查查明，2005年，张掖市司法局向贾旦元签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2006年7月20日，张掖市甘浚镇法律服务所以贾旦元不遵守司法部59号、60号令，不遵守法律工作者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当事人包打官司，煽动群众威胁、恐吓人民法院和人民政府，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损害法律工作者形象为由，作出给其开除处分的决定。2016年7月29日，原告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掖市司法局公开注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信息，本院以（2016）甘02行初23号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确认“被告提交的已收回的贾旦元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显示，已经加盖“注销”章，但未标注注销时间。”2017年3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关于贾旦元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载明“2006年7月20日你因被甘浚镇法律服务所开除，我局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21条之规定，当时对你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收回做了注销处理。”本院认为，1、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2017年3月15日向原告出具了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收回并注销的决定。”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交的证据证实，2017年3月1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是《关于贾旦元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而不是原告诉称的“决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2017年3月15日作出了收回并注销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决定”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2、答复明确告知原告，2006年7月20日开除并收回注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事实，而且原告在诉状中也称“在2006年甘肃省司法厅注册公告中发现没有原告的名字就开始上访，后来走司法程序至今。”说明原告在2006年就已经知道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没有注册的事实，故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贾旦元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素兰人民陪审员  张艳芳人民陪审员  李 蓉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田 野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521刑初265号
公诉机关德清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鑫斌，男，199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中专，农民，浙江省德清县人，家住德清县。2018年3月14日因寻衅滋事行为被德清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一日。2018年3月22日因本案被德清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7日被依法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德清县人民检察院以德检公诉刑诉［2018］25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鑫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8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德清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宣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鑫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
2018年3月13日20时许，被告人徐鑫斌在本县舞阳街道中利达花园小区西门处，因琐事与被害人施某发生纠纷，后被告人徐鑫斌采用手戴金属拳套殴打等手段，殴打被害人施某致其两侧鼻骨骨折、左额面部、额中上面部、头顶后部、头右后枕部受伤。经鉴定，被害人施某鼻部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左额面部、额中上面部、头顶后部、头右后枕部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案发后，被告人徐鑫斌已赔偿给被害人施某人民币13万元，并取得谅解。
上述事实，被告人徐鑫斌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书证证据保全清单、收缴物品清单、前科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人口信息、谅解书、收条、病历资料、情况说明、到案经过、证人许某的证言、被害人施某的陈述、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现场勘查笔录、保全证据照片、现场照片、伤势照片、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鑫斌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徐鑫斌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已向被害人作出赔偿并取得其谅解，具有悔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徐鑫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员 杨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代书记员 娄丹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辽行终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卫东，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葫芦岛市龙港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路73号。
法定代表人：王连民，该区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恩华，葫芦岛市龙港区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于力，辽宁大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李春波，女，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葫芦岛市龙港区。
于卫东、李春波与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政府履行棚户区改造法定职责并赔偿一案，于卫东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4行初1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于卫东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于卫东自愿申请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依法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于卫东撤回上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康宪雷
审 判 员 徐桂伶
审 判 员 武 江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思远
书 记 员 鞠 林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辽行终6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卫东，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葫芦岛市龙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路73号。法定代表人：王连民，该区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张恩华，葫芦岛市龙港区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于力，辽宁大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李春波，女，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葫芦岛市龙港区。于卫东、李春波与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政府履行棚户区改造法定职责并赔偿一案，于卫东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4行初1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于卫东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于卫东自愿申请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依法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于卫东撤回上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康宪雷审 判 员 徐桂伶审 判 员 武 江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思远书 记 员 鞠 林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鲁民终8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山中图石化加油站。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韩垓镇开河村西位于梁济公路25公里处路南。
投资人：蔡宗文，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济宁石油分公司。经营场所：山东省济宁市中区供销路。
负责人：邓世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西欣，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鲁，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山中图石化加油站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济宁石油分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初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梁山中图石化加油站以其已与被上诉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济宁石油分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18年6月21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梁山中图石化加油站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梁山中图石化加油站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上诉人梁山中图石化加油站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金柱
审判员 柳维敏
审判员 于志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邢晓宇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川行申2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省仁寿县奇香菌类种植加工场。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视高乡兴佳*组。
负责人邱廷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泽，四川华夏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仁寿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清水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王昆鹏，镇长。
原审第三人仁寿县贵刚天然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清水镇。
法定代表人杨道明，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四川省仁寿县奇香菌类种植加工场（以下简称奇香菌加工场）因诉被申请人仁寿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清水镇政府）、原审第三人仁寿县贵刚天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刚公司）土地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行终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奇香菌加工场申请再审称：一审（2017）川1402行初8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证据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部分合议庭成员与被撤销的（2016）川14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的合议庭成员相同，合议庭组成违法，所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确属错误。二审（2017）川14行终32号行政裁定维持了一审（2017）川1402行初8号行政裁定亦属错误。请求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行终32号行政裁定；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2行初8号行政裁定；判决确认清水镇政府与贵刚公司于2016年3月8日就原六粮液酒厂厂房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奇香菌加工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清水镇政府与贵刚公司于2016年3月8日就原六粮液酒厂厂房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但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清水镇政府与贵刚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所涉及的财产权属于奇香菌加工场，故奇香菌加工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奇香菌加工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2017）川1402行初8号行政裁定系二审法院撤销一审（2016）川14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后，一审法院所作出的行政裁定。（2017）川1402行初8号案件并非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其合议庭部分成员与（2016）川1402行初25号案件的合议庭成员相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奇香菌加工场所提（2017）川1402行初8号案件的合议庭组成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奇香菌加工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省仁寿县奇香菌类种植加工场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洪峰
审判员 王代伍
审判员 牟 琼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王 耸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甘民申8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贾玉清，女，生于1964年1月9日，汉族，无业，住甘肃省酒泉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酒泉丝绸之路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酒泉市肃州区雄关路176号。
法定代表人：任登勋，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艳霞，女，生于1968年7月7日，回族，无业，住甘肃省酒泉市。
再审申请人贾玉清因与再审申请人酒泉丝绸之路矿业有限公司（简称丝路矿业公司）、被申请人张艳霞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均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终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贾玉清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主张的误工费、餐费、停尸费等为实际发生的费用，一、二审不予支持错误；2.二审判决确定的各项工伤待遇标准错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参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即2018年公布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丧葬补助金应按照2018年公布的上一年度采矿业平均工资计算，抚恤金应按照2018年公布的上一年度采矿业平均工资计算；3.供养亲属未将申请人纳入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丝路矿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的主体错误。本案中王本静与王北京分别为两个人，（2012）酒民一终字第53号判决认定王北京曾用名为王本静，当时并无证据证明，在此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是公安机关提供的查询信息，申请人提供的王本静身份信息资料及派出所对王北京的询问笔录等足以否定当初的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贾玉清提交书面意见称，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据证实，王本静与王北京系同一人，一、二审认定主体正确，应当驳回丝路矿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因工伤保险权利义务的实现发生的争议应当适用劳动、社会保险等法律法规并参照相关规章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规定了职工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亦明确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肖建华被依法认定为因工死亡，其遗属应当依据上述规定的范围获得相应物质帮助，故一、二审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未支持贾玉清主张的误工费、餐费、停尸费等并无不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肖建华工亡事故发生于2010年10月，前述两项补助金计算标准应为2009年甘肃省职工月平均工资和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故一、二审判决就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计算标准的确定并无不当，贾玉清主张应当按照2018年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无法支持。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算标准，《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为”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故二审参照2010年甘肃省采矿业在岗职工人均工资确定计算标准并无不妥，贾玉清主张应当按照2018年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亦无法支持。至于供养亲属范围确定的问题。依据《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贾玉清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为”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符合”工亡职工配偶女年满55周岁的”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二审查明贾玉清在肖建华工亡时未年满55周岁，且未提供经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其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鉴定证明，故认定贾玉清不具备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亦无不妥。
关于丝路矿业公司认为主体错误的问题。经查，肖建华发生事故后，经贾玉清申请仲裁，请求确认肖建华与丝路矿业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经仲裁、民事诉讼确认了肖建华与丝路矿业公司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贾玉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丝路矿业公司又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维持了肖建华因工死亡的工伤认定结论。本案系贾玉清因要求丝路矿业公司支付工伤保险费用申请仲裁引起，一、二审以生效民事判决、行政判决所认定肖建华与丝路矿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及肖建华系因工死亡的事实，判决丝路矿业公司按照争议涉及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认定支付主体并无不当。加之，本案一审诉讼时丝路矿业公司主要主张其不认识肖建华，且不是其雇佣，肖建华死亡也是在其与王本静的矿山管理经营合同终止后发生，应由雇主王本静承担责任。二审丝路矿业公司上诉时即提出王本静与王北京身份证号不同，非同一人，仍主张其与肖建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据此，丝路矿业公司申请再审时所提证据均出现于原审期间或者之前，丝路矿业公司亦无法定逾期提供证据的正当理由，且二审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已详尽阐述，丝路矿业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贾玉清、酒泉丝绸之路矿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钟伟平
审判员魏淑梅
审判员高华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秦春蕊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8）甘民申8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贾玉清，女，生于1964年1月9日，汉族，无业，住甘肃省酒泉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酒泉丝绸之路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酒泉市肃州区雄关路176号。法定代表人：任登勋，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艳霞，女，生于1968年7月7日，回族，无业，住甘肃省酒泉市。再审申请人贾玉清因与再审申请人酒泉丝绸之路矿业有限公司（简称丝路矿业公司）、被申请人张艳霞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均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终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贾玉清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主张的误工费、餐费、停尸费等为实际发生的费用，一、二审不予支持错误；2.二审判决确定的各项工伤待遇标准错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参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即2018年公布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丧葬补助金应按照2018年公布的上一年度采矿业平均工资计算，抚恤金应按照2018年公布的上一年度采矿业平均工资计算；3.供养亲属未将申请人纳入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丝路矿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的主体错误。本案中王本静与王北京分别为两个人，（2012）酒民一终字第53号判决认定王北京曾用名为王本静，当时并无证据证明，在此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是公安机关提供的查询信息，申请人提供的王本静身份信息资料及派出所对王北京的询问笔录等足以否定当初的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贾玉清提交书面意见称，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据证实，王本静与王北京系同一人，一、二审认定主体正确，应当驳回丝路矿业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因工伤保险权利义务的实现发生的争议应当适用劳动、社会保险等法律法规并参照相关规章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规定了职工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亦明确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肖建华被依法认定为因工死亡，其遗属应当依据上述规定的范围获得相应物质帮助，故一、二审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未支持贾玉清主张的误工费、餐费、停尸费等并无不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肖建华工亡事故发生于2010年10月，前述两项补助金计算标准应为2009年甘肃省职工月平均工资和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故一、二审判决就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计算标准的确定并无不当，贾玉清主张应当按照2018年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无法支持。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算标准，《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为”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故二审参照2010年甘肃省采矿业在岗职工人均工资确定计算标准并无不妥，贾玉清主张应当按照2018年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亦无法支持。至于供养亲属范围确定的问题。依据《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贾玉清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为”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符合”工亡职工配偶女年满55周岁的”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二审查明贾玉清在肖建华工亡时未年满55周岁，且未提供经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其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鉴定证明，故认定贾玉清不具备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亦无不妥。关于丝路矿业公司认为主体错误的问题。经查，肖建华发生事故后，经贾玉清申请仲裁，请求确认肖建华与丝路矿业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经仲裁、民事诉讼确认了肖建华与丝路矿业公司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贾玉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丝路矿业公司又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维持了肖建华因工死亡的工伤认定结论。本案系贾玉清因要求丝路矿业公司支付工伤保险费用申请仲裁引起，一、二审以生效民事判决、行政判决所认定肖建华与丝路矿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及肖建华系因工死亡的事实，判决丝路矿业公司按照争议涉及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认定支付主体并无不当。加之，本案一审诉讼时丝路矿业公司主要主张其不认识肖建华，且不是其雇佣，肖建华死亡也是在其与王本静的矿山管理经营合同终止后发生，应由雇主王本静承担责任。二审丝路矿业公司上诉时即提出王本静与王北京身份证号不同，非同一人，仍主张其与肖建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据此，丝路矿业公司申请再审时所提证据均出现于原审期间或者之前，丝路矿业公司亦无法定逾期提供证据的正当理由，且二审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已详尽阐述，丝路矿业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贾玉清、酒泉丝绸之路矿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钟伟平审判员魏淑梅审判员高华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秦春蕊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3刑初802号
公诉机关东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何丹枫，男，1985年10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家住东阳市。曾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2月12日被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又因犯盗窃罪，于2006年12月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因犯盗窃罪，于2009年1月20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因盗窃，于2010年1月25日被浙江省金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再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8年5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8年7月23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诉刑诉[2018]78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丹枫犯盗窃罪，于2018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厉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丹枫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3月底的一天，被告人何丹枫窜至本市歌山镇塘下村吴某未入住新房的地下车库，趁四周无人之机，爬窗入内，窃得价值人民币408元的佳丽奇牌电动车1辆和洗车机1个。
2018年4月23日下午，被告人何丹枫窜至本市歌山镇尚侃村赵某1葡萄园内，趁四周无人之机，溜门进入赵某1种植葡萄时居住的屋内，窃得价值人民币800元的仿浪琴牌手表1只和接线板1个。
2018年5月10日晚，被告人何丹枫窜至本市歌山镇塘下村吴某未入住新房的地下车库，趁四周无人之机，爬窗入内，窃得价值人民币1000元的丰能牌蓄电池5个和自行车1辆。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何丹枫处追回电动车1辆、手表1只，现已分别发还被害人吴某、赵某1；被告人何丹枫已退赔被害人吴某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上述事实，被告人何丹枫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人吴某、赵某1的陈述、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平面示意图、现场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现场辨认笔录、照片、接受证据清单、蓄电池包装盒照片、东阳市价格认证中心东价认（2018）23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本院（2009）东刑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书、金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金劳教委（2010）1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公安民警出具的抓获经过、情况说明及被告人何丹枫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何丹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多次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被告人何丹枫曾因盗窃，多次被处罚，仍不思悔改，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何丹枫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且盗窃所得已追回，可酌情从轻处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私财物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何丹枫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服刑至2018年11月1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上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员 黄兰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Ｘ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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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783刑初802号公诉机关东阳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何丹枫，男，1985年10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家住东阳市。曾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2月12日被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又因犯盗窃罪，于2006年12月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因犯盗窃罪，于2009年1月20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因盗窃，于2010年1月25日被浙江省金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再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8年5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8年7月23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诉刑诉[2018]78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丹枫犯盗窃罪，于2018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厉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丹枫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3月底的一天，被告人何丹枫窜至本市歌山镇塘下村吴某未入住新房的地下车库，趁四周无人之机，爬窗入内，窃得价值人民币408元的佳丽奇牌电动车1辆和洗车机1个。2018年4月23日下午，被告人何丹枫窜至本市歌山镇尚侃村赵某1葡萄园内，趁四周无人之机，溜门进入赵某1种植葡萄时居住的屋内，窃得价值人民币800元的仿浪琴牌手表1只和接线板1个。2018年5月10日晚，被告人何丹枫窜至本市歌山镇塘下村吴某未入住新房的地下车库，趁四周无人之机，爬窗入内，窃得价值人民币1000元的丰能牌蓄电池5个和自行车1辆。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何丹枫处追回电动车1辆、手表1只，现已分别发还被害人吴某、赵某1；被告人何丹枫已退赔被害人吴某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何丹枫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人吴某、赵某1的陈述、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平面示意图、现场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现场辨认笔录、照片、接受证据清单、蓄电池包装盒照片、东阳市价格认证中心东价认（2018）23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本院（2009）东刑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书、金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金劳教委（2010）1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公安民警出具的抓获经过、情况说明及被告人何丹枫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何丹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多次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被告人何丹枫曾因盗窃，多次被处罚，仍不思悔改，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何丹枫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且盗窃所得已追回，可酌情从轻处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私财物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何丹枫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服刑至2018年11月1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上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员 黄兰蔚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ＸＸ元?*ArabicDash?-4-??*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