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6776号
原告史灯宣，男，1966年9月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
法定代理人陈连云（系原告史灯宣之妻），住同原告史灯宣。
委托代理人邹高飞，上海慧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居福恒，上海慧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志取，男，1984年9月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
被告姚巍，男，1974年6月2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
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杜申明，上海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洋，男，1989年5月2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
原告史灯宣诉被告杜志取、姚巍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李洋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同年11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灯宣的法定代理人陈连云及委托代理人邹高飞、被告杜志取、姚巍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杜申明、被告李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灯宣诉称，原告与被告杜志取、姚巍系老乡，在同一工地工作。2014年12月13日晚，原告应杜志取邀请随杜志取、姚巍共同在杜志取朋友李洋工地宿舍里喝酒吃饭。在喝酒吃饭的过程中，被告等人频繁向原告劝酒，原告碍于同乡情分，不好意思拒绝。原告回到自己的工地宿舍就醉倒在床上。次日，原告从床上摔下，被送往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救治，诊断为创伤性脑疝、脑出血。后经鉴定，原告因脑部伤情构成XXX伤残和八级XXX伤残。原告认为，原、被告系同乡，被告应当知道原告只有2两酒量，不仅未照顾原告反而频繁劝酒，导致原告饮酒过量，从床上摔下致伤。因此原告受伤与被告劝酒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被告对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偿：1、医疗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35，522.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20元（20元／天×81天）、营养费6，750元（30元／天×225天）、护理费17，553.05元（2，020元／月×255天）、残疾赔偿金169，536元（21，192元／年×20年×0.3＋21，192元／年×20年×0.1）、误工费86，360元（XXX伤残170元／天×268天＋XXX伤残170元／天×240天）、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杜志取、姚巍共同辩称，当日，杜志取并未邀请原告聚餐，而是原告自愿跟随杜志取一起去。原、被告共同喝酒，被告不存在频繁劝酒行为，当晚除一人不喝酒外，其余每人饮酒量基本均等。喝酒后，原告与杜志取、姚巍一路自行从李洋所在工地走回自己工地宿舍，途中还跨越了约1米高度的一道围墙，原告并未表现异常。当日喝酒至晚上十点左右回工地，次日中午原告从床上摔下受伤，期间间隔了十几个小时，因此原告摔伤与喝酒并无因果关系。被告事后才知道原告曾有病史，事前并不知情。而且被告得知原告摔下床后，也及时将原告送至医院抢救。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如果法院认定被告需承担赔偿责任，则对于各赔偿项目，被告认为医疗费应扣除住院伙食费和护理费；原告构成XXX伤残和XXX伤残休息期间有交集，不应重复计算；残疾赔偿金应按0.32系数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可15，000元。
被告李洋辩称，被告和杜志取原系工地工友。事发前，两人分别在相邻工地工作。事发当日，杜志取带姚巍、原告到被告工地宿舍聚餐，其余三人是被告工地工友。被告并不认识姚巍和原告。聚餐时除了一人不喝酒外其余人共喝了2-3瓶白酒和1瓶黄酒，每人饮酒量基本均等。原告大概喝了3-4两白酒。当晚十点左右结束，原告和杜志取、姚巍步行回相邻工地宿舍，还跨越了一道围墙。被告将三人送至围墙处就回自己工地。被告并不清楚原告酒量，也没有对原告劝酒。聚餐结束，原告也没有表现醉酒。原告是在喝酒结束间隔十多小时后自己摔伤，因此原告受伤和被告无关，被告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对于各赔偿项目的意见和杜志取、姚巍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杜志取、姚巍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万嘉商业广场工地工友。杜志取与被告李洋系同乡，两人偶遇后，李洋提议杜志取到李洋工地宿舍聚餐。2014年12月13日18时许，原告、姚巍随杜志取前往李洋工地宿舍聚餐，共同聚餐还有李洋及李洋宿舍工友三人。期间，除李洋处一人不喝酒外，其余六人将三瓶白酒均分，六人还另外喝了黄酒。原告约喝了3两多白酒和3两左右黄酒。晚22时30分许聚餐结束，原告、杜志取、姚巍步行回相邻的自己工地宿舍，在宿舍内搭建的距地40厘米左右床铺上各自睡觉。次日早7时许，姚巍离开宿舍去工地上班，杜志取出门玩耍，原告在宿舍睡觉。中午11点半左右，原告从床上摔下昏迷。姚巍及工友拨打120，杜志取赶回与姚巍随救护车将原告送往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救治，诊断为创伤性脑疝（双侧）、创伤性脑出血（右侧额叶、颞叶）、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右侧颞部）、创伤性硬膜外出血（左侧颞顶部）、脑挫伤（左侧颞叶）、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颞骨骨折（左侧）、头皮挫伤（左侧颞顶部）。当日原告住院治疗，于2015年1月10日转院至上海安达医院住院治疗，同年2月7日出院。同年2月8日至3月6日，原告转至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原、被告未能对赔偿意见达成一致，原告于2015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另查明，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病史记载，原告同事陈述原告有20余年饮酒史，每天2两白酒。根据上海安达医院病史记载，原告家属陈述20年前原告有“胃穿孔”手术史；原告有饮酒史20余年，平均每天4两白酒。根据被告及其余工友在公安机关陈述记载，12月13日晚22时至12月14日早8时许，除周良陈述12月14日凌晨3时许在四楼走道内看到原告呕吐外，其余人陈述宿舍内没有任何异常的声音。
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情进行鉴定，该所出具两份鉴定意见书，认定原告因2014年12月14日摔伤导致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构成XXX伤残；可酌情考虑其营养期90日、护理期120日、休息期至本次评残日前一日。同时认定原告因故致颅脑外伤，目前后遗颅骨缺损，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XXX伤残。伤后一期治疗休息期210日、护理期120日、营养期120日。今后若行二期治疗，则休息期30日、护理期15日、营养期15日。为此，原告支付鉴定费6，300元。
以上事实，有调查笔录、门诊病史、入院记录、出院小结、询问笔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及当事人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从床上摔下受伤与前日原告喝酒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对原告存在频繁劝酒行为及原告喝酒后状态是否已达到醉酒状态
首先，根据原告就医病史记载，原告从床上摔下受伤造成创伤性脑疝、脑外伤等后果，上述损害后果直接原因是原告从床上摔下所致，无法推断原告的脑外伤等损害后果与2014年12月13日原告喝酒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况且原告喝酒至摔下床，期间间隔十多个小时，难以得出喝酒导致原告摔下床的必然后果。其次，原告主张被告对原告存在频繁劝酒行为以致原告喝酒后达到醉酒状态且疏于对原告尽到照顾、注意义务。从社会的一般经验知识可知，过量饮酒确实可能会造成饮酒者醉酒，严重醉酒状态可能会造成饮酒者不良后果。因此同桌饮酒人在饮酒后因共同饮酒这一先前特定行为可能会相互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比如应对同饮人的酒量和饮酒后的反应予以谨慎注意，避免因醉酒产生不良后果。本案中，第一，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中均无被告存在对原告频繁劝酒的任何陈述。在公安机关事发后第一时间形成的询问笔录中，被告均陈述当日各人饮酒量基本均等，原告大概喝了3两多白酒及3两左右黄酒，不存在被告对原告劝酒的行为。第二，原告有20余年饮酒史，基本每天饮白酒2两，根据原告饮酒史和酒量，当日饮酒量对于原告而言应该尚不足以造成原告严重醉酒状态。从原告聚餐结束后能与被告等正常步行回宿舍并自行躺下睡觉等行为判断，原告当时应该未达到醉酒状态。第三，原告与杜志取、姚巍喝酒后结伴回宿舍，各自睡觉。据工友反映，原告在宿舍睡觉时并未表现异常，直至次日上午仍在睡觉。被告虽与原告共同饮酒，但在原告未严重醉酒且表现无异常，已结伴回宿舍睡觉，且间隔十多小时后，仍要求被告持续履行对原告注意义务，无疑是对共同饮酒人注意义务的过度苛求。最后，原告是成年人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20余年饮酒史，应当清楚自己的酒量和身体的健康状况。在参加聚餐时，原告应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为并对自己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然原告却因疏于对自己安全注意义务导致摔伤。综上，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陈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喝酒后已达到严重醉酒状态以及原告喝酒与摔下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摔伤造成的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灯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05元，减半收取计3，952.50元、鉴定费6，300元，由原告史灯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韩 伶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兆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第八十九条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
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