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22民初2093号
原告何清华，男，汉族，1937年12月16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委托代理人李治伦，桐梓县燎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何登远，男，汉族，1976年3月7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遵义县，系原告何清华之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杨志权，男，汉族，1968年2月6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开明，系该村村委会主任。
原告何清华与被告杨志权，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桐梓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张海翔独任审判，于2016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清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治伦、何登远，被告杨志权，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陈开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清华诉称，1999年5月25日，原告将位于大河镇××组××号的房屋卖给被告，并约定将原告的承包责任地由被告长期管理使用，但权属仍属于原告，并签订了《合同》。2009年元月17日，原、被告双方针对原告的土地承包责任地和山地再次约定“承包期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壹壹年止（两年）合同期满后，乙方有权优先承包”的《转包协议》。该《转包协议》早已到期，并未经发包方同意，被告应当归还属于原告的责任地和山林。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属于原告家庭的承包责任地和山林；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志权当庭答辩称，原、被告双方于1999年5月25日签订了《合同》是事实，《合同》中除了买卖房屋的约定外，还约定了原告将其承包的责任地、山林转包给被告，这一约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被告在当地居住的生存问题。现原告要收回转包的土地、山林，将会导致被告失去生存的基础。如果法院判决原告收回土地、山林，那么原告也应将其卖给被告的房屋收回，撤销原、被告双方于1999年5月25日签订的合同，赔偿被告因此所受的损失，并补偿被告为村组集体组织修建马路、完善农村用电网络设施工程时的出资及提供的义务劳动。
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当庭答辩称，关于原、被告土地转包的问题，村委只认可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原、被告的转包未经村委同意，签订合同后也未到村委备案。
原告何清华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拟证明位于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廷昌组地名为三尖、荒河坝、石院子等的责任地（田）的权属属于原告；2.林权证原件，拟证明位于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廷昌组小地名为华向火土、沙湾、方方尖等9幅山林的权属属于原告；3.自留山证原件，拟证明位于桐梓县大河镇××组地××侧后、沙土、××三幅自留山的权属属于原告；4.卖约、合同原件，拟证明原、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将原告承包的土地、山林长期转包给被告的事实；5.转包协议原件，拟证明原、被告另立约定，将土地、山林的承包期限改为2009年至2011年两年的事实；6.委托书原件，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代为管理自留山的事实；7.证人姜某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原、被告于2009年元月17日签订了转包协议的事实。
被告杨志权质证认为：1.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林权证原件，对其真实性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3.自留山证原件，对其真实性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4.合同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5.卖约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6.委托书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7.转包协议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转包协议是原告之子何登远与被告签订，被告是在不知道协议内容的情况下才在协议上签字的，后来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土地、山林时，才知晓协议的内容；8.证人姜某出庭作证证言，有异议，签订转包协议时，只有原告之子何登远、证人姜某、被告杨志权在场，被告杨志权文化程度低，识字有限，原告之子何登远将转包协议写好后念了一遍，但证人姜某在看过转包协议后并未念给被告听。
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质证认为：1.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一轮承包与第二轮承包的一致性，因为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大河镇向阳村的土地有部分调整；2.林权证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林权证上所记载的斑号地块可能与实际地名有出入，应以组里面实际分割情况为准；3.自留山证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填写有不一致的地方，且无填写年月日；4.卖约原件、合同原件、转包协议原件、委托书原件，因对原、被告之间相关协议签订的情况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5.证姜某田出庭作证证言，无异议。
被告杨志权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拟证明原告承包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并将土地转包给被告耕管，同时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自留山证交由被告保管，后原告将自留山证收回的事实；2.账本原件，拟证明村组集体组织修建马路时，被告的出资及为修建该马路被告提供义务劳动的工天，以及为完善农村电网改造设施时被告提供义务劳动的工天；3.联名证实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提供的义务劳动已经超出了其作为集体成员应尽的义务。
原告何清华质证认为：1.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并非是原告交给被告保管的；2.账本原件、联名证实复印件，有异议，被告作为向阳村廷昌组成员，为村组集体的公共建设进行出资并提供义务劳动，是其应尽的义务。
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质证认为：1.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对该证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系前表转抄；2.联名证实复印件，对其具体情况不清楚，需要进行核实，未发表质证意见；3.账本原件，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未向本院举证。
本院对原告何清华提交的证据的认证如下：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林权证、自留山证、委托书、合同、卖约、转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姜某田出庭作证证言，对其见证原告之子何登远与被告杨志权签订了转包协议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他陈述不予采信。
本院对被告杨志权提交的证据的认证如下：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件，该证土地明细登记（表一）所记载的内容与原告提交的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使用权证所记载的内容一致，能够互相佐证，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土地明细登记（表二）所记载的内容不予采信；账本原件、联名证实复印件，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廷昌组作为村组集体，为本集体的公共建设向集体成员进行集资、组织集体成员进行义务劳动，被告杨志权作为该集体成员，为本集体的公共建设出资并提供义务劳动，是其作为村组成员的义务，其也因此受益，故不予认证。
经审理查明，1999年5月25日，原告何清华与被告杨志权基于合意签订了《合同》，该《合同》约定主要事项如下：1.原告何清华将正房三间、猪圈、牛栏等共计十三间卖予被告杨志权，价款为6080元；2.被告杨志权分两次付清价款，先支付正房三间的价款4580元，剩余价款于原告何清华搬离该房屋时付清，在被告杨志权付清全部价款后，房屋产权归被告所有；3.原告何清华将其承包的耕地长期转包给被告杨志权耕管，原告何清华不收取任何费用，被告杨志权自行承担国家征购和税费；4.被告杨志权在原告何清华承包的森林中砍柴取暖，打竹子获得收入，但不得出租；原告何清华将其指定的树木交由被告杨志权管理，原告何清华不向被告杨志权支付管理费，其余部分归被告杨志权所有；5.原告何清华及其家人代家会、何青云去世后可在原告的土地中选地安葬，但不得在房前屋后。《合同》签订时，有钟先友、何登银、村委张太远等人见证。2000年元月25日，在被告杨志权付清价款后，原、被告双方在何政、姬明先等三人见证下签订《卖约》，确认房屋归被告杨志权所有。同日，原、被告双方写下《委托书》，确认由被告杨志权管理原告何清华指定的树木。2009年元月17日，原告之子何登远、被告杨志权姜某田在场的情形下，何登远写好《转包协议》后，何登远以原告何清华之名义与被告杨志权在《转包协议》上签字姜某田作为证人也在该协议上签了字。《转包协议》约定：“一、甲方将法定承包耕地、山林转包给乙方，乙方在耕种（承包）期内负责完成国家各项税收以及相关义务。二、乙方承包期内，甲方将不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三、耕地、山林产权属于甲方，乙方在承包期内享有管理的权利。四、乙方在甲方承包森林中砍柴取暖、打竹笋出售获得收入，但不得出租。甲方将指定杉树拾根，乙方在承包期内负责管理。五、承包期限自二零零九年至二零壹壹年止（两年），合同期满后，乙方有权优先承包。”《转包协议》签订时未经发包方同意，签订后未向发包方备案。现原告何清华以《转包协议》约定的承包期已到期为由，诉请本院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和山林。
另查明，现桐梓县大河镇向阳村系原大河镇向阳村与原大河镇冲锋村合并而成，张太远系原大河镇向阳村村委人员，原向阳村村委人员均已不在现在的大河镇向阳村村委中任职。原告何清华一家在出售房屋后于1999年5月举家搬往遵义县龙坑镇居住，在大河镇向阳村已无居所。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于1999年5月25日签订的《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原、被告就承包地、山林的约定，其目的是什么；2.原、被告于2009年元月17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
一、关于原、被告于1999年5月25日签订的《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原、被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合同主要内容协商一致，采用书面合同的形式订立《合同》，原、被告在《合同》上签字并有多名见证人在《合同》上签字见证，《合同》依法成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及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被告杨志权作为大河镇向阳村村民，与原告系同一经济组织成员，且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具有受让的资格。《合同》中就原告将其承包的土地长期转包给被告、将其承包的山林交由被告管理的约定，有原向阳村村委张太远的签字，说明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土地、山林转包协议，原大河镇向阳村村民委员会是明知且同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未有导致其无效的情形，故原、被告双方于1999年5月15日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并自成立时生效。转包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限的剩余年限；……”的规定，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期限应认定为原告何清华承包的剩余年限。原、被告于2000年元月25日签订的《卖约》是对房屋归被告杨志权所有的确认，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关于原、被告就承包地、山林的约定，其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被告杨志权作为农民，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业，与原告何清华达成买卖房屋的同时约定将原告承包的土地长期转包给被告、山林交由被告管理使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在当地的生存所需，且在原告何清华举家搬离大河镇向阳村后，被告依约定为原告代缴了相关农业税费。
二、关于原、被告于2009年元月17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的问题。2009年元月17日的《转包协议》是原告之子何登远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杨志权签订的，2016年7月6日开庭时，原告何清华当庭表示当时是给予了何登远授权，但其未能说明授权的具体内容，故应认定何登远取得了原告何清华的授权，但属于授权不明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第十六条第一款：“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的规定，《转包协议》是由原告之子何登远写成，并以原告何清华之名义当面向被告杨志权做出了订立《转包协议》的要约，该要约系对特定人以对话方式做出的要约，自相对人了解时对相对人生效。本案中，被告杨志权文化程度低，识字不多，缺乏从书面合同上了解合同真实内容的能力，原告之子何登远应尽合理的解释说明义务，让被告杨志权了解《转包协议》的真实内容，但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该义务，虽有见证人姜某在场，但其不能证明被告杨志权知晓《转包协议》的主要内容。故何登远以原告何清华之名义向被告杨志权做出了订立《转包协议》的要约未到达被告杨志权，该要约对被告杨志权未生效。同时，该《转包协议》是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直接关系到被告杨志权对其经流转取得的土地、山林经营权的放弃，不符合其订立《合同》时承包土地、管理山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保证生存所需的目的。故被告杨志权在《转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应认为是对上述要约的承诺。
综上所述，原、被告于1999年5月25日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其中关于土地、山林的约定是为了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被告在当地居住的基本生存需要；原、被告于2009年元月17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未依法成立。故原告诉请法院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属于原告家庭的承包责任地和山林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清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0元，由原告何清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费60元，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张海翔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邓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