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59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良民，男，195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升，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国，男，194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敏，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启，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敏，女，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黄良民因与被上诉人李福国、原审被告周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9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良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升，被上诉人李福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启、叶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敏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良民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914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福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裁定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本案实际的借款人是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红山，借款用途是该公司在开发钟祥市王家湾地段冯家岭明珠广场项目时因资金紧张而借款周转，黄良民只是借款关系中的中间人。2.一审法院以《欠条》出具时间在李红山等转款之后认定转款不是本案还款，系依据假设和推定作出的没有证据支撑的结论，不是本案的法律事实，应予以重新认定。3.《欠条》是黄良民及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下被迫而为，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红山在《欠条》保证人处签名盖章，也是黄良民在李福国的威逼下请求李红山为之。加上黄良民当时是省政府机关公务员，临近退休，李福国对黄良民施以种种政治恐吓和迫害，黄良民在签署《欠条》后向夏春华借款20万元支付给李福国，也是不得已的。《欠条》不具有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一审认定其效力是错误的。4.《欠条》所依托的基础法律关系已因清结而消灭，此前并没有利息的约定，李福国关于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李福国二审答辩认为，黄良民称已还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未偿还210万借款本金及利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福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黄良民、周敏立即返还李福国借款本金285万元；2.黄良民、周敏向李福国支付利息147万元（因交不起诉讼费利息暂计算至147万元）；3.由黄良民、周敏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李福国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利息包括：2011年4月28日至2017年10月24日（以本金1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011年9月8日至2017年10月24日（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013年12月2日至2017年10月24日（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013年12月3日至2017年10月24日（以本金35.1万元，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即以285万元本金，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实际出借之日至2017年10月24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8日，李福国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账号：43×××26）转账110万元至黄良民的银行账户（账号：62×××02）。2011年9月6日，黄良民向李福国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李佛（福）国人民币壹佰万元。”2011年9月8日，李福国通过案外人武汉市汇鑫洲际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的中国银行账户（账号：19×××01）转账100万元至黄良民的中国银行账户（账号：46×××71）。2013年9月10日，案外人李红山通过湖北省农村信用社的账户（账号：62×××57）分别转账40万元至李福国的账户（账号：62×××61）；同日，李红山还通过其工商银行的账户（账号：62×××68）转账60万元至李福国的该银行账户；2013年9月13日，案外人李红山通过湖北省农村信用社的账户（账号：62×××57）转账10万元至李福国的账户（账号：62×××61），同日，李红山向李福国的该银行账户存入现金3万元；2013年10月8日，李红山通过其工商银行的账户转账50万元至李福国的银行账户（账号：62×××61）；2013年10月10日，李红山通过其农业银行的账户（账号：62×××17）转账50万元至李福国的银行账户（账号：62×××61）；上列转账金额共计213万元。2013年9月11日，案外人聂小军的中国银行账户（账号：62×××84）转账三笔（11万元、18万元、9万元）共38万元至李福国的账户（账号：62×××61）。2013年12月2日，李福国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账号：43×××26）转账40万元至案外人王根妹的银行账户（账号：62×××10）；2013年12月3日、4日，李福国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账号：43×××26）分别转账20万元、15.1万元至案外人张琼的银行账户（账号：62×××02）。2015年11月30日，案外人朱先强向李福国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载明：“2013年12月2日至3日，李福国通建行账户，将75万现金汇入本人指定的收款账户（其中张琼4次，王根妹1次）。该款项系黄良民归还本人的借款。特此说明。”2013年12月3日，黄良民向李福国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李福国人民币肆佰叁拾贰万元整（小写人民币肆佰叁拾贰万：4320000元整）。此据按年息28%始计息至还款（本息全部结清）为止，注：所欠款项全部付清收回欠条”。黄良民在“欠款人”处签字，“担保方”处盖有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及李红山的签名。2014年11月20日，案外人夏春华通过其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62×××53）转账20万元至李福国的银行账户（12×××42）。2017年11月20日，黄良民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夏春华人民币二十万元整（200000）借款，时间叁年不计利息。”同日，夏春华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此款未还原件存我处，当时由我转到李福国存折，存折由黄良民给我，特此证明。”一审另查明，黄良民与周敏系夫妻关系。案外人李红山系案外人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李福国就本案债务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之后李福国又撤回了诉讼。一审中，李福国自称，2013年12月2日至4日黄良民请李福国代替其偿还欠案外人朱先强的债务，将75.1万元打入了朱先强指定的王根妹、张琼的银行账户，该75.1万元系李福国向黄良民出借的借款；2013年12月3日的《欠条》中的432万元包括285.1万元的本金及147万元的利息（以本金285.1万元为本金，按约定的28%的年利率，从借款之日算至2013年12月3日）。黄良民称，实际借款数额为210万元，而非285.1万元。2013年9月11日李红山委托案外人伍廷刚通过后者在农业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至李福国的账户，李福国就此提交了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案外人聂小军账户转账至李福国账户的款项亦系受案外人李红山的委托。2013年12月3日的《欠条》系黄良民受胁迫所签。2014年11月20日黄良民不堪李福国恐吓、骚扰、胁迫，向案外人夏春华借款20万元，由夏春华向李福国的存折转款20万元，该20万元系被告黄良民向李福国的还款。李福国认可黄良民提供的证据中他人向李福国银行账户转款的事实，但自称他人转款是其与他人有业务来往，而不是他人代黄良民偿还债务。李福国还明确表示不起诉担保人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李福国与黄良民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有李福国向黄良民转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收条》、《欠条》等证据予以佐证，李福国与黄良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本案的焦点是借款本金的数额、是否约定利息以及黄良民是否还款。关于2013年12月2日、3日、4日李福国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案外人王根妹、张琼共计75.1万元的转款是否系李福国出借给黄良民的借款。李福国应对75.1万元系借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李福国虽提供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案外人朱先强向李福国出具的《情况说明》，但《情况说明》系案外人朱先强向李福国单方面出具。黄良民要求李福国代其向他人还款，应当是黄良民向李福国出具借据。据此，李福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付款行为系受黄良民委托，也不足以证明李福国的付款行为系代黄良民向案外人朱先强偿还债务。李福国主张该75.1万元系借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李福国向黄良民出借借款本金共计210万元的事实，李福国证据充足，且黄良民也认可该借款金额，予以确认。关于李福国与黄良民之间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李福国主张2013年12月3日《欠条》中的432万元包括285.1万元的本金及147万元的利息，该利息系以本金285.1万元为本金，按约定的28%的年利率，从借款之日算至2013年12月3日计算所得，即李福国认可《欠条》中的432万元既包含了本金，又包含了利息。黄良民认为没有约定利息，但其认为实际借款为210万元，而黄良民却签订了432万元的《欠条》，亦能推断432万元不仅包含了本金，也包含了利息。且根据李福国所述的本金和利率计算出的利息与147万元基本吻合，故可推定，李福国与黄良民双方约定了自借款之日至2013年12月3日期间利息的标准为年利率28%。关于黄良民是否已向李福国还款。黄良民主张案外人李红山的银行账户及案外人聂小军、伍廷刚的账户向李福国的转款共301万元系还款。黄良民对301万元系还款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黄良民提供了李红山、聂小军及伍廷刚的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据，其中李红山的银行账户向李福国转账共213万元、聂小军的银行账户向李福国转账38万元、伍廷刚向李福国账户转款50万元。李福国认可上列转款事实，但认为上列转款系其他业务来往，不是黄良民的还款。因李红山系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黄良民该债务的担保人，据此，不排除李红山等人向李福国的上列转款为黄良民的还款，李福国应当对上列转款为其他业务来往提供证据，李福国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但是李福国提供的黄良民向李福国出具《欠条》的时间是在上列转款之后，且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该《欠条》的担保人处盖章，其法定代表人李红山也在该《欠条》上签字，若李红山等人已代黄良民向李福国偿还了借款，黄良民、担保人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仍向李福国出具《欠条》，则有违常理。黄良民虽辩称《欠条》系其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但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黄良民还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出具《欠条》后近一年的时间还向李福国偿还借款20万元，若此前黄良民已清偿借款，却再度还款，亦不符合常理。综合李福国与黄良民上列证据证明的事实，李福国的证据具有优势。李福国主张李红山等人向李福国的上列转款系其他业务来往，不是黄良民的还款的事实，予以采信。黄良民主张李红山等人向李福国的上列转款301万元系还款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采信。黄良民主张夏春华向李福国的存折转款20万元系黄良民向李福国的还款。黄良民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及《借条》、《情况说明》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则黄良民向李福国偿还了20万元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黄良民尚欠李福国借款本金21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李福国与黄良民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黄良民应当在李福国起诉后的合理期限内即2017年11月19日前向李福国偿还借款本金210万元。李福国要求黄良民立即返还李福国借款本金285万元的主张，仅支持其合理请求，即210万元。如上所述，自借款之日至2013年12月3日期间利息的标准为年利率28%，《欠条》约定了2013年12月3日之后至付清本息之日的利息标准为年利率28%，计算的本金为432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李福国与黄良民双方对借款利率和逾期年利率28%的约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黄良民应当按照本金210万元，年利率24%的标准向李福国支付利息和逾期利息。现李福国仅要求黄良民向李福国支付自实际借款之日至2017年10月24日止的利息，不要求黄良民支付2017年10月25日之后的利息是其自愿放弃自身权利，系李福国的自由处分权。根据李福国主张的时间段计算，以本金11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1年4月28日至2017年10月24日的利息和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1年9月8日至2017年10月24日的利息之和为323.1万元，因黄良民已支付了20万元的利息，则上述时间段内黄良民应支付的利息为303.1万元，李福国虽主张按上述时间段和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但李福国主张黄良民支付利息的金额为147万元，未超过上述303.1万元，予以支持。黄良民与周敏系夫妻关系，黄良民以个人名义向李福国借款，虽该债务系黄良民与周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但该债务显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务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李福国主张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黄良民与周敏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李福国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列事实，李福国请求周敏与黄良民应当共同偿还该债务、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黄良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李福国偿还借款本金210万元；二、黄良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李福国支付利息147万元；三、驳回李福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1360元，由黄良民承担。二审审理期间，黄良民提交：1.湖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6年8月4日向黄良民作出的《反映问题清单》，及黄良民于2016年11月12日作出的回复；2.紫阳派出所于2016年9月作出的昌公（紫）调解字（2016）号治安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上述证据拟证明李福国采取胁迫威胁的手段逼迫黄良民出具《欠条》及偿还债务。李福国质证认为，对《反映问题清单》和回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出具时间均为2016年，与黄良民出具《欠条》的时间相距三年，无法证明《欠条》系胁迫出具；对治安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从调解时间看也是2016年的，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李福国对黄良民所提交《反映问题清单》和回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反映问题清单》和回复均为2016年出具，黄良民于2013年出具《欠条》，《反映问题清单》和回复无法证明黄良民在出具《欠条》时存在被胁迫的情形；治安调解协议书无原件相核对，亦无公安机关盖章确认复印件的真实性，对治安调解协议书依法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李福国的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1年3月15日，李福国向李红山转款79万元。本院认为，黄良民收取本案借款并出具收条，本案借贷关系成立。根据黄良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黄良民于2013年12月3日出具的《欠条》能否认定其效力；二、黄良民主张的还款应否支持。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欠条》的效力问题。黄良民主张，《欠条》系受胁迫出具，应为无效。从黄良民二审提交的证据看，其所在单位纪检部门向黄良民调查的时间和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时间均为2016年，无法证明黄良民在2013年出具《欠条》时因受胁迫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此外，黄良民在2016年11月12日向其所在单位纪检部门作出的回复中陈述：“由于当时还没有翻脸，他说他家有急事，2014年11月27日我找人借了20万元还给了李福国。”可见，在2014年11月27日黄良民向夏春华借款20万元向李福国还款之时，双方“还没有翻脸”。黄良民于2013年12月3日出具《欠条》，该时间早于2014年11月27日。黄良民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欠条》系受胁迫出具，对《欠条》的效力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还款的问题。黄良民主张李红山、聂小军等向李福国的转款为偿还本案借款。李福国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1年3月15日，李福国向李红山转款79万元，由此可见，李福国与李红山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李红山向李福国的转款不一定为偿还本案借款。2013年12月3日，黄良民出具《欠条》时，李红山及湖北博皇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还作为担保人在《欠条》上签名盖章。如李红山事前已清偿本案借款，其再就本案借款进行担保，有违常理。据此，黄良民主张的还款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黄良民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360元，由黄良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玲审判员  李行审判员  叶欣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