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冀民一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潞川炉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滏河南大街443号金威写字楼。
法定代表人：王跃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侯振刚，河北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10号。
负责人：谢宏儒，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汉禄，该分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渚河路47号4楼北侧。
法定代表人：江彦军，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建秋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联纺西路368号光华苑小区5-1-8号。
法定代表人：黄建秋，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彦军。
上诉人邯郸市潞川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被上诉人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公司）、被上诉人河北建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秋公司）、被上诉人江彦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石民三初字第00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潞川公司之委托代理人侯振刚，被上诉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之委托代理人王汉禄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泰昌公司、建秋公司、江彦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1月6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编号为2012冀银贷字第121010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约定：乙方（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向甲方（泰昌公司）提供人民币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3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6日。贷款用于采购焦炭。贷款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000000%。贷款支付方式分为自主支付和受托支付，甲方、乙方约定如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应采取受托支付方式：1、单笔金额超过（含）1000万元的贷款资金支付；2、甲方首次在乙方处办理业务且信用评级在CCC以下（含）的；3、乙方认定的其他情形。如采取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乙方应在贷款资金发放支付前审核甲方提交的支付申请所列支付对象、支付金额等信息是否与相应的商务合同等证明材料相符；乙方审核同意后，根据甲方的支付委托书，将贷款资金通过甲方在乙方处开立的账户（账号72×××53）划至甲方在支付委托书中所列明的甲方交易对手账号。还款方式为定期付息，到期还本。违约责任：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偿还的本金，乙方除有权行使合同第十三条13·3款约定的权利外，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00%罚息利率计收利息；乙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差旅费、主债权总额10.00%内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费等）均由甲方承担。
为确保《贷款合同》的履行，保障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债权的实现，2013年1月6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了2012冀银质字第12141087号《动产质押合同》，泰昌公司将自有的47000吨焦炭质押给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担保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所享有的本金为3000万元的债权，担保期限自2013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6日。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贷款合同》）项下的授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质押物的费用和实现债权及质权的费用。泰昌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无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均有权直接要求泰昌公司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就本合同项下质物的移交和监管，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双方一致同意由中国外运秦皇岛公司作为质物监管人对质物进行监管。就此，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泰昌公司和中国外运秦皇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监管13910004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泰昌公司将质物提交质物监管人保管，质物监管人和泰昌公司联合向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出具《质物清单》，即视为质物移交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占有。
2013年1月6日，为保障《动产质押合同》及所担保的主合同的履行，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泰昌公司、中国外运秦皇岛公司三方签订了编号为（2013）监管13910004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该协议对质物、质物提取、质物监管、质权的行使等作了明确的约定。同日，为履行该协议，中国外运秦皇岛公司与泰昌公司另签订合同编号为QH-
ZX-12129号《租赁及监管协议》，对质物监管专区、质物入库、质物出库等作了明确的约定。
为保证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江彦军、潞川公司、建秋公司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2013年1月6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江彦军签订了2012冀银最保字第1212167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3900万元，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3年1月6日至2014年5月22日期间因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向泰昌公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2012年12月28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潞川公司签订了2012冀银最保字第121217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3900万元，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2月27日期间因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向泰昌公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2012年12月28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建秋公司签订了2012冀银最保字第1212177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3900万元，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2月27日期间因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向泰昌公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江彦军、潞川公司、建秋公司提供的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均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当泰昌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有权直接要求江彦军、潞川公司、建秋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另查明，2013年1月6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将贷款3000万元打入泰昌公司帐户。泰昌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6日还息3.21元，2014年1月10日还息121687元，2014年2月20日还息99806.14元和还本金1408.86元，2014年3月21日还息1.33元。截至2014年3月21日，泰昌公司欠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本金29998591.14元、利息511882.25元。
2014年3月，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泰昌公司偿还贷款3000万元及利息511882.25元（截止到2014年3月21日），以及还清贷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江彦军、潞川公司、建秋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对《动产质押合同》项下泰昌公司提供的质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月6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关于《贷款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泰昌公司对该合同及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泰昌公司在庭审时承认其交易对手收到了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划转的3000万元、认可贷款合同已经履行。故，泰昌公司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贷款3000万元且已履行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认定。对于潞川公司、建秋公司不认可贷款合同已经履行的主张，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保证合同是否成立，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2013年1月6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对质物的移交、占有等进行了明确约定，该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于2013年1月6日与江彦军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2012年12月28日与建秋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条款符合法律规定，故以上两份保证合同应认定成立且合法有效。对于2012年12月28日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潞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提供了合同原件予以证实，潞川公司辩称其未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签订过该保证合同，但因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潞川公司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认定保证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保证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当泰昌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有权直接要求江彦军、潞川公司、建秋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既然当事人已对实现债权作出了约定，不属于没有或约定不明的情形，债权人可以按照双方的约定实现债权。因此潞川公司、建秋公司提出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依法对贷款本息享有债权，对泰昌公司质押的财产在担保债权范围内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江彦军、潞川公司、建秋公司对其担保的贷款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据此，该院判决：一、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偿还贷款本金29998591.14元及截止到2014年3月21日利息511882.25元（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的约定，从2014年3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江彦军、邯郸市潞川炉料有限公司、河北建秋贸易有限公司对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欠款本金29998591.14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对2012冀银质字第12141087号《动产质押合同》项下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提供的质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案件受理费194350元，由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江彦军、邯郸市潞川炉料有限公司、河北建秋贸易有限公司连带承担。
上诉人潞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其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将案件发还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提供的所谓与潞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1、潞川公司与出借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及借款人泰昌公司均不认识，也从无业务往来，此事实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及泰昌公司的代理人当庭均予以承认。2、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及泰昌公司均未要求潞川公司对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此事实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及泰昌公司的代理人当庭也予以认可。3、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提供的所谓与潞川公司签订的2012年12月28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并不成立。事实上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潞川公司从未直接接触，二者也从未协商担保事宜，更没有达成担保的合意，二者也从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系案外人中国外运秦皇岛公司提供给潞川公司并欺骗潞川公司签字盖章的，并非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提供给潞川公司的。潞川公司因与借贷双方均不认识，故根本不可能牺牲自身利益冒巨大风险为泰昌公司提供担保，也根本不可能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达成担保意思的约定，除非潞川公司丧失理智或受骗。本案潞川公司恰恰受他人欺骗在所谓的保证合同签字盖章，该合同应认定无效，潞川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二）一审法院对编号为1212176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订立情况并未查清，该合同事实上系潞川公司受欺骗所订立的，潞川公司并非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2013年1月6日《贷款合同》第八条只载明了编号为12121678号及12141087号合同为借款的担保合同，并未载明2012年12月28日签订的12121769号合同也是该借款合同的担保合同，这充分表明12121769号合同并非该借款的担保。另外从合同签署时间来看，既然2012年12月28日就已订立了12121769号担保合同，为何2013年1月6日签订《贷款合同》时不在第八条将该担保合同载明。这也进一步说明借款合同签订时12121769号担保合同并未签订，进而更说明该担保合同与借款合同没有关联。（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退一步讲，即使该保证合同有效，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也不能直接起诉潞川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即潞川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泰昌公司在本案中作为债务人已提供了动产质押担保，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以及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债权人即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应当先就泰昌公司提供的价值4616万元的47000吨焦炭实现债权，即应当先将焦炭变卖来实现债权，而不应当直接要求潞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且从《动产质押合同》及《质物清单》来看，泰昌公司提供的焦炭价值远远超出债务的数额，足以清偿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的债权，无需保证人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无论泰昌公司提供的动产是否足以清偿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的债务，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依法均应当先行就质押物实现债权，这是法定程序要求，只有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清偿后，就不足部分，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才可以向有关保证人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已履行证据不足。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直到一审庭审结束也未向法庭提供3000万元借款的交易凭证。潞川公司不认可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借款的真实性。（五）本案有遗漏当事人的情况，程序违法。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江彦军签订的1212167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可以看出，李有华作为借款人和保证人江彦军的配偶也在保证合同上签字，依法应当追加李有华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未予理睬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导致担保责任承担有失公允。
被上诉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答辩称：（一）潞川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章是其真实意愿，该合同合法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的订立与合同双方是否有业务关系、是否认识没有关系，只要双方具备签订合同的法定要件即可。潞川公司一味强调与泰昌公司、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没有业务关系、不认识来否认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实则是在逃避保证责任。潞川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完全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应知道签署合同的后果，其称受欺骗没有证据证实。另外，潞川公司称与泰昌公司不认识与事实严重不符，据了解，潞川公司与泰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忠信认识，签订保证合同就是通过李忠信召集潞川公司在泰昌公司办公场所签订。（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贷款合同》具有关联性。《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了担保的借款人为泰昌公司，明确了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2月27日”，也明确了担保的最高额度。而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泰昌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所约定的债权是在2013年1月6日发生，贷款本金3000万元，上述日期、金额均包含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的范围内，足以证明二者具有关联性。（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要求潞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在实现债权时，有约定的应先按照约定实现债权。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潞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第三条第3.1款、第3.2款均对如何实现债权做出了约定，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有权直接要求潞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潞川公司在上诉状中引用的《担保法》相关规定，完全与《物权法》冲突，应适用《物权法》。（四）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正确。在一审庭审中，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据、付款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且泰昌公司已经当庭认可3000万元的借款事实，潞川公司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认借款事实，实则是为逃避保证责任寻找借口。（五）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在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江彦军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其配偶李有华只是在最后保证人配偶确认栏中签字，表示对江彦军（包括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的知晓与认可，并不能认定为共同保证人。退一步说，即使李有华为共同保证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有选择起诉或不起诉的诉讼权利。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
本院二审期间，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又提交新证据即2013年1月6日《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和《往来户明细表》，其中，《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中显示“付款人：泰昌公司，收款人：河北顺起贸易有限公司，金额：3000万元，用途：购买焦炭”，该凭证收款人名称、账号、金额与《贷款合同》附件二《支付委托书》载明的泰昌公司交易对手的名称、账号、金额一致，证明《贷款合同》实际履行，3000万元贷款资金打入泰昌公司账户后又于同日转至交易对手河北顺起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内。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还称，《特种转账借方凭证》的原件在该行的金库中，并存有相关影像扫描，但无法取出，如潞川公司提出质疑，可到该行金库中去核实。潞川公司对《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和《往来户明细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泰昌公司转入河北顺起贸易有限公司3000万元，并不能证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转给泰昌公司3000万元。此外，本院通知潞川公司限期到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金库核查原件的真实性，但潞川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到金库去查看原件。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贷款合同》是否履行问题，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提交的2013年1月6日《贷款合同》、借据、《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往来户明细表》及还款明细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贷款合同》已实际履行，3000万元贷款转至泰昌公司指定的交易对手河北顺起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内，且一审时借款人泰昌公司也当庭陈述称《贷款合同》已实际履行，现潞川公司否认《贷款合同》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和理由，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潞川公司所签2012冀银最保字第121217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虽一审中泰昌公司表示与潞川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认识、也没有要求潞川公司提供担保，但潞川公司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其主张该保证合同无效未提交充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潞川公司以《最高额保证合同》未在《贷款合同》中列明为由主张该保证合同不存在，对此，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解释称未列明该保证合同属于遗漏，不能以此否定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贷款合同》对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建秋公司所签1212177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未列明，而建秋公司一审中对1212177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表示认可，故仅凭《贷款合同》中未列明121217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节不足以证明潞川公司的主张，一审认定双方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潞川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潞川公司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第3.2条约定，泰昌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有权直接要求潞川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既然当事人对实现债权方式已作出明确约定，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应按当事人的约定实现债权，故一审判决潞川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潞川公司上诉主张应先行就质押物实现债权、不足部分再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遗漏当事人问题。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与江彦军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为江彦军，合同落款虽有江彦军配偶李有华签名，但同时注明“甲方（江彦军）配偶确认：已知晓上述合同约定并对于甲方依据本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异议”，因此，李有华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潞川公司要求追加李有华为共同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94350元，由邯郸市潞川炉料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芳
代理审判员 宣建新
代理审判员 申 毅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