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92行初4号
原告：吴自明，男，汉族，1946年4月4日出生，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被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住所地：武汉市珞喻路546号。
法定代表人：李楚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晓苗，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飞，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吴自明诉被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以下简称“东新社发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自明、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晓苗和吴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自明诉称：1966年农村大集体时期，地方一级政府流芳人民公社和基层组织福群大队以及原告村湾第四小队为改变当时一穷二白的面貌，经研究决定，派出部分人员（本人在内）去武钢乌龙泉矿做合同工，所得工资交给以上社队集体使用。在一次当班生产时，原告因公受伤，左腿骨折，医疗终结为部分丧失劳动力，三年多合同期满后，回到社队，经当时的一级政府流芳人民公社和基层组织福群大队共同确认，书面证明原告属于为集体、为人民因公受伤致残，今后由集体安排照顾。至2004年，多次找政府解决因公致残待遇，后流芳街政府经请示上级部门和街民政办公室以及原告基层组织大谭村（原福群大队）村委会向德堂同志共同协商，以“低保”的名义给付原告待遇。而在享受这一“低保”待遇时，从2004年到2012年期间，民政部门从每月80元至120元给付原告，没有按照国家政策给原告予以调整递增，且数额比其他××人低保低很多。2012年底，国家对老年人发放养老金，街区民政又将原告作为正式低保予以取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曾于2013年1月因要求被告办理因公致残抚恤金将被告诉至法院，但由于街民政领导通过大谭村党支部与原告协调，将取消的低保改名为××补助金，按每月200元发还给原告，原告就将该案撤诉。2013年11月起，有关政策规定享受低保的七种人每月低保涨浮20%，原告再三请求街区民政给原告办理涨浮事宜，且期间再次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办理抚恤金被以同一事宜重复起诉裁定驳回。2014年被告分两次给原告涨浮了11%。2015年10月，原告在媒体上发现对低保的再次进行涨浮增加20%补助金，原告多次询问街区民政，均不告知原告真实情况，原告要求办理本次涨浮事宜，被告均不同意，后原告直接写申请，要求被告将原告的××补助金转改为抚恤金，被告没有同意。综上所述，原告特具状起诉，请求：1、法院判令被告将原告前期所享受的“××补助金”名义确认为“因公致残抚恤金”；2、判令被告按照法律规定将原告的××补助金调整涨浮；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被告认为吴自明不符合因公致残抚恤条件，且因其家庭条件好转已不符合低保、××人定补发放标准，不给予评定因公致残，取消其低保、××人定补待遇，是依据法律政策做出的合法行政行为。1、被告未授权任何单位及组织与原告签订撤诉协商协议。原告提供的协商协议为大谭村委会与原告签订，被告对此没有授权，不承担法律责任。原告为集体劳动时受伤，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没有行政属性，事故伤害发生后集体经济组织与其签订善后协议，也是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2、原告不符合因公致残的受理条件，不属于伤残抚恤受理对象。民政部2007年《伤残抚恤管理办法》规定，民政部门受理的伤残抚恤对象为：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役的军人；在服役期间因病评定了××等级退出现役的××军人；因战因公负伤时为行政编制的人民警察；因战因公负伤时为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参战、参加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致残的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以及其他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致残的人员；为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财产致残的人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民政部门负责伤残抚恤的其他人员。原告不符合《伤残抚恤管理办法》规定的伤残抚恤受理条件，也不属于1997年施行的《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民政部门负责的5类评残对象，不符合因公致残的受理条件。3、省级以下机关无权审批申请人的因公致残身份，原告提供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其伤残抚恤资格的法律效力。《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对评定、调整伤残等级，给予抚恤待遇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申请人申请评定××等级，须提出书面申请，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并报县级人民政府部门审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报送的有关材料进行核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签发受理通知书，认为申请人符合因战因公负伤条件的，通知其对属于因战因公导致的××情况进行鉴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据××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对申请人拟定××等级，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并报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行政公署民政部门。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行政公署民政部门对报送的材料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将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报送的材料初审后，认为符合条件的，逐级通知县级人民政府对申请人的评残情况进行公示。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公示中反馈的意见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逐级上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公示的意见进行审核，签署审批意见，最终认定伤残身份，对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伤残人员证。原告提供的社队证明、优待证明不具有认定其因公伤残身份的法律效力。4、街道将原告纳入低保对象是落实国家低保政策，不能视为认定其因公致残的依据。2004年颁布实施的《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持有本市常住非农业户口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可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鉴于原告身体受伤后，家庭生活有一定困难，符合规定的“低保”受理条件，街道和村委会按照法定程序，认定其“低保”身份，给予其相应待遇，但这不是对其因公致残的抚恤。5、2012年开始，原告有养老金收入，街道按照“动态管理”的原则，取消其低保待遇，符合政策。《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将离退休养老金、保险给付收入等计入家庭收入；第十九条规定“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走访、信函索证、消费测算、居民代表评议、张榜征求意见等方式，对申请人和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进行核实。”2012年原告开始享受社保养老待遇，街道通过核实其家庭收入，认定其已不符合《实施办法》第五条对低保资格的认定条件，故按政策取消其低保待遇。取消低保待遇后，基于对原告生活的关心，民政办积极协助其在残联部门按政策办理××人定补（原告属三级××，即轻度××）。6、2013年××人定补与低保并轨，民政部门按政策可以取消原告××人定补待遇。2013年9月14日，市民政局联合市残联、市财政局下发《关于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改善革命老区生产生活条件等相关政策衔接并轨工作的通知》，要求“取消困难××人定额补助”，重点保障××人且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七类对象。由于原告已不是低保对象，按政策要求，取消了原告的××人定额补助。原告没有评定因公致残的资格，已不是低保和××人定补政策享受对象，后期街道基于人性化考虑，对其实施的是临时救助，不存在与低保标准同步涨浮的问题。目前，街道每月给原告发放救助金，实施临时救助。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伤残抚恤管理办法》、《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关于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改善革命老区生产生活条件等相关政策衔接并轨工作的通知》、武汉市民政局武民政规（2014）3号文件等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原告吴自明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2013年4月15日由吴自明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大谭村村民委员会签字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了涨浮的承诺；2、1977年3月20日流芳人民公社和福群大队革委会共同盖章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因公负伤；3、2008年8月18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佛祖岭办事处民政科出具的优待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应当享受优待；4、2013年3月的起诉状和（2013）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原被告的协议是在原告起诉后协调达成；5、2013年12月的起诉状和（2014）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反复就该事宜与被告沟通未果；6、2013年10月19日武汉晚报剪辑；7、2014年武汉晚报剪辑；8、2015年武汉晚报剪辑；以上证据材料6—8用以证明原告要求××补助金涨浮的依据。9、2015年原告写给被告的信；10、2016年原告写给被告的信；11、2016年原告向民政部门写的申请书（由大谭村村民委员会盖章）；以上证据材料9—11用以证明原告我向被告作出书面申请。12、原告身份证、××证；13、工伤证；以上证据材料12、13用以证明原告因公受伤的事实。14、抚恤金存折，用以证明原告每月收到抚恤金的事实。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均进行了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关于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改善革命老区生产生活条件等相关政策衔接并轨工作的通知》、武汉市民政局武民政规（2014）3号文件与本案无关。被告对原告证据材料1、2、3、11、13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原告证据材料材料4、5、6、7、8、12、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对以上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1、2013年4月15日由吴自明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大谭村村民委员会签字的情况说明，；2、1977年3月20日流芳人民公社和福群大队革委会共同盖章的证明；3、2008年8月18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佛祖岭办事处民政科出具的优待证明；4、2013年3月的起诉状和（2013）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裁定书；5、2013年12月的起诉状和（2014）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裁定书；6、2015年原告写给被告的信；7、2016年原告写给被告的信；8、2016年原告向民政部门写的申请书（由大谭村村民委员会盖章）；9、原告身份证、××证；10、工伤证；11、抚恤金存折。以上证据原被告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1966年，为搞活集体经济，原告被福群大队革命委员会组织到乌龙泉做工，在工作过程中受伤。1977年武昌县流芳人民公社和福群大队共同证明，明确原告为集体公伤事故，由福群大队集体照顾，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008年8月18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佛祖岭办事处民政科出具优待证明，说明“原告同伤残军人以及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致残人员一样，应该享受国家和社会的特别保障，请各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予特别优待和照顾。”2013年4月7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向其发放因公致残抚恤金。2013年4月15日，原告形成书面文字，主要内容为民政部门从2013年4月10日起，每月发给原告定期××补助金200元，并比照低保按规定同时进行同等递增。该书面文字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大谭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2013年4月17日，原告将该案自动撤回起诉。2013年4月19日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办事处向原告以工资名义每月发放200元。2013年12月26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因重复诉讼被裁定驳回起诉。2014年1月、2015年1月、2015年2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办事处将对原告发放的款项作了三次递增至272元。2015年10月，原告向被告相关负责人邮寄报告，要求将××补助金给予增发20%。2016年1月，原告再次向被告相关负责人邮寄信函，要求将××补助金给予增发20%。2016年1月13日，原告向武汉市民政局、被告、佛祖岭街民政科申请，要求将其“××补助金”改发为“因公致残抚恤金”。被告未书面回复。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其均是要求被告履行相应法定职责，被告虽未书面回复，但均表示不能按照原告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一、根据原告明确的诉讼请求，原告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原告前期所享受的“××补助金”名义确认为“因公致残抚恤金”，如将该项请求直接理解为“更名确认”，则根据本院认定事实和证据，原告现收取的款项是根据原告在2013年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大谭村村民委员会确认的情况说明所发放，可以认定该款项的发放是基于协商行为形成的合意，其性质并不是法定的伤残补助金性质或是低保性质。且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的规定，伤残抚恤金只有经过申请及逐级审批等法定程序的方式取得，并无直接确认或更名的取得方式，故被告没有原告诉称第一项的法定职权，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若将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理解为“要求被告向原告发放伤残补助金”，则该项诉请与2013年原告对被告两次诉讼的诉讼请求重复，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为要求判令被告按照法律规定将原告的××补助金调整涨浮，从前述可知，原告现领取的是基于协商合意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办事处发放的款项，该款项的发放并不是被告依职权行为，该款项是否应当调整涨浮是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的约定内容，如原告对约定内容的履行有异议，应当另案解决争议。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其诉请的法定职责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自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施何梅
人民陪审员 金太建
人民陪审员 卢建荣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