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木林木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赛云台西一路8号5-1幢1层4号。
法定代表人：张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欣，四川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杨，四川金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宜叡，男，汉族，1986年7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柏杨村**号6-10。
委托代理人：戴驰，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幸，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木林木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木公司）与被上诉人贾宜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026号民事判决，木林木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木林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欣、曹杨，贾宜叡的委托代理人戴驰、张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贾谊叡与所谓的木林木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一份，约定：木林木公司向贾谊叡借款476万元，并承诺于当日下午17时偿还；贾谊叡应将借款476万元支付至木林木公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木林木公司以票号为1030005222438970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成都九和源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川盛源聚德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500万元）作为抵押担保。该协议上加盖有印文内容分别为“木林木公司”、“木林木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超”的印章。同日，案外人卢翔受贾谊叡的委托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协议约定的木林木公司银行账户转款476万元。
木林木公司于2014年2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上印文内容分别为“木林木公司”、“木林木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超”的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同意申请，并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渝法正[2014]物鉴字第45号《文书物证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上加盖的“木林木公司”、“木林木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超”的印章印文分别与其他文字内容相同的样本印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印文。
另查明，案外人贵州淘玉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淘玉公司）于2013年7月28日向木林木公司出具《委托收款函》一份，载明：“因卢翔所欠我司借款476万元，现已与卢翔达成口头还款协议，现将收款事宜委托给贵公司全权办理。我司已将贵公司名称、账户账号以及开户行信息等情况告知卢翔，该笔款项将于2013年7月29日到账。请注意查收！”
还查明，案外人陈志奇于2014年3月5日出具《委托转款说明》一份，载明其于2013年7月23日受木林木公司的委托，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贵州淘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万伦的银行账户转款91.5万元。2013年7月23日，陈志奇向陈万伦转款91.5万元。同日，案外人王晓梅向陈万伦转款380万元。
贾宜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木林木公司立即向贾谊叡返还不当得利476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以476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木林木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
一、贾谊叡于2014年8月18日将其基于借款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基于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该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贾谊叡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司法鉴定结论否定了其据以起诉的事实、且该事实可能导致其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变更诉讼请求的。同时，在木林木公司申请司法鉴定后，贾谊叡也应重新获得举证期限。故贾谊叡于2014年8月18日将其基于借款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基于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木林木公司收取卢翔转款476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该院认为，虽然贾谊叡最初是基于其与木林木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的476万元，但司法鉴定结论已否定了《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上加盖的“木林木公司”、“木林木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超”印章的真实性，从而导致贾谊叡与木林木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成立，致使贾谊叡最初的给付目的消灭。因此，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木林木公司收取卢翔转款476万元缺乏合法依据。木林木公司抗辩称，其收取476万元的依据是基于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但仅举示了贵州淘玉公司单方面出具的《委托收款函》和其与贵州淘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万伦有资金往来的证据。而贵州淘玉公司单方面出具的《委托收款函》涉及第三人卢翔的利益，在未得到卢翔认可又无其他证据证明贵州淘玉公司与卢翔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木林木公司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对抗直接付款人卢翔的意思表示，从而不能达到木林木公司收取本案所涉款项476万元有合法依据的证明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规定，该院对木林木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木林木公司没有合法依据，获取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将其获取的不当利益返还他人。由于本案所涉476万元是贾谊叡委托卢翔付款，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遭受损失的主体是贾谊叡，该院对贾谊叡要求木林木公司返还不当得利47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此外，由于木林木公司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占有、使用贾谊叡的资金会产生孳息等不当利益，同时这也是贾谊叡的资金被非法占用而遭受损失的一部分，该院对贾谊叡要求木林木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木林木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贾谊叡返还不当得利476万元，并以476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30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资金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万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18万元，由木林木公司负担。
木林木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贾谊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贾谊叡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木林木公司从未与贾谊叡签订过《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贾谊叡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本身存在滥诉。2.木林木公司收取卢翔476万元的款项是基于贵州淘玉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函》，也正是贵州淘玉公司告知卢翔关于木林木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卢翔才将476万元款项转款至木林木公司的银行账户内。二、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错误。1.贾谊叡在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木林木公司返还不当得利476万元，但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而木林木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是基于委托收款的法律关系收取476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拒绝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错误地将贾谊叡主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作为认定不当得利关系的证据使用，应属采信证据错误。2.一审法院在对木林木公司举示的《委托收款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基础上，又以该函件未得到卢翔的认可就否定了木林木公司因受委托而收取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的认定前后矛盾。3.卢翔单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直接证明贾谊叡是否实际给付款项的事实，也不能证明贾谊叡是否实际受损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该《情况说明》就片面认定贾谊叡受到损失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诉争款项真实性质、同时在贾谊叡未举证证明双方不当得利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就主观臆断适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相关法条，错误认定该款项属于木林木公司的不当得利。四、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一审程序错误。1.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一审原告贾谊叡在庭审中未提交自己权利受损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贾谊叡提交的证据与其自身权利是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情况下，就断定本案讼争款项应归属于贾谊叡，并认定贾谊叡是利益受损的主体，应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在贾谊叡变更了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仍在送达木林木公司的开庭传票上记载案由“借款合同纠纷”，同时在庭审中没有向木林木公司释明该案的管辖权问题。一审法院的目的就在于恶意规避管辖权。3.基于上述事实，贾谊叡依据《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的约定管辖在一审法院起诉并无不当。但该协议经鉴定为虚假，其约定管辖也应无效。在贾谊叡变更诉讼请求后，本案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诉讼管辖法院也应当随之变化。一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贾谊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木林木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木林木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主要事实及理由：一、木林木公司收取贾谊叡476万元款项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1.贾谊叡基于相信其与木林木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和所抵押的汇票真实有效而向木林木公司支付476万元借款。木林木公司收到款项后否认协议的效力，且汇票被认定为虚假，导致贾谊叡的给付目的消灭。木林木公司收取贾谊叡476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2.木林木公司关于“卢翔与贵州淘玉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木林木公司接受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收取卢翔款项的行为合法有效”的抗辩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1）除贵州淘玉公司的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贵州淘玉公司与卢翔之间存在476万元的借款关系，无借款合同，无付款凭证，无收据，也无卢翔的认可。（2）鉴于贵州淘玉公司与卢翔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的事实，即使贵州淘玉公司委托木林木公司向卢翔收款，该委托也不是合法有效的委托。（3）卢翔是接受贾谊叡的委托，将贾谊叡出借给木林木公司的476万元款项汇入木林木公司银行账户，而不是归还贵州淘玉公司的借款。二、木林木公司对贾谊叡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返还不当得利是明知的，但从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已应诉答辩，应当视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三、一审鉴定意见书出具后，贾谊叡才知道其据以起诉的借款协议被否定，这可能导致贾谊叡起诉时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和协议效力发生变化。贾谊叡有权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四、关于本案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分配。1.不当得利三个构成要件中的两个积极事实“一方获得利益”和“造成他人损失”应由主张该事实成立的贾谊叡举证证明，一个消极事实“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应由否认该消极事实存在的木林木公司举证证明。2.木林木公司抗辩称其接受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收取卢翔归还的款项，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认定事实、证据错误；三、一审判决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包括贾谊叡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和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两个问题。
关于贾谊叡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该法条要求，原告应当基于自己的或法律规定由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发生争议、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贾宜叡因与木林木公司发生民事权益争议，请求其偿还借款、支付利息和违约赔偿金，后变更为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款、支付利息，都是为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提出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2.本案中，贾宜叡主张其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了款项、木林木公司拒不返还而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木林木公司称并不认识贾宜叡、贾宜叡与诉争款项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贾宜叡可以行使卢翔对木林木公司的权利。因此，木林木公司关于贾宜叡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本院认为：1.一审法院受理贾宜叡以管辖协议为依据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贾宜叡于2014年8月18日变更诉讼请求，是在一审法院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对当事人双方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新认定的情况下提出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针对贾宜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木林木公司没有提出管辖异议，而是针对该请求进行了实体答辩，认为其收取卢翔476万元款项是基于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有合法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一审法院管辖本案违反了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综合以上分析，木林木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二、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认定事实、证据错误。包括贾宜叡是否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了款项和木林木公司收受款项有无合法根据两个问题。
关于贾宜叡是否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了款项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方获得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本案中，贾宜叡主张木林木公司取得其委托卢翔支付的476万元款项，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贾宜叡举示了卢翔出具的《关于委托付款的情况说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建新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卢翔也出庭提供了证言。本院认为，在贾宜叡举示的证据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建新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虽不能证明贾宜叡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款项的事实，但能够反映木林木公司收到卢翔款项的事实。而且，木林木公司也对此亦予以承认。卢翔出具的《关于委托付款的情况说明》、证言和贾宜叡的陈述关于卢翔基于《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而受托转款的说明，虽然《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虚假，不能以该协议作为贾宜叡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付款的理由，但委托付款理由的虚假不足以否定贾宜叡与卢翔之间委托付款关系成立的事实。综合以上分析，应当认定贾宜叡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了款项的事实。
关于木林木公司收受款项有无合法根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贾宜叡陈述其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款项的原因，即基于《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而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476万元款项，并举示了相关证据。虽然《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虚假，不能据此认定贾宜叡与木林木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也表明贾宜叡没有依据《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向木林木公司付款的义务、木林木公司没有依据《银行承兑汇票抵押协议》向贾宜叡收取款项的权利。因此，贾宜叡对木林木公司收取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的事实进行了初步证明。此外，贾宜叡关于木林木公司收取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的主张，是对消极事实的主张，贾宜叡对此难以举证证明。木林木公司承认收到卢翔支付的款项，但认为系基于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有合法依据，是对积极事实的主张，木林木公司对此有举证证明的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木林木公司应当对其接受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接受卢翔付款有合法根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中，木林木公司举示了贵州淘玉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函》等证据，并向一审法院提出了通知贵州淘玉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认为，虽然没有充分依据表明贵州淘玉公司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在开庭前，依法通知了贵州淘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但贵州淘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因此，贵州淘玉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函》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结合关于贾宜叡是否委托卢翔向木林木公司支付了款项这一争议焦点的分析，本院认为，木林木公司关于其接受贵州淘玉公司的委托、接受卢翔付款有合法根据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三、一审判决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即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该规定表明，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一方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三个条件。本案中，木林木公司接受了贾宜叡委托卢翔支付的款项，木林木公司接受该笔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木林木公司拒绝返还该笔款项及其孳息的行为损害了贾宜叡的民事权益。因此，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认定木林木公司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至于木林木公司与贵州淘玉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木林木公司可以另行依法请求解决。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1条之规定，木林木公司应当向贾宜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476万元款项及其孳息。孳息是指原物所产生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本案中，虽然贾宜叡没有举证证明木林木公司在占有476万元款项期间产生了孳息，但按照交易习惯，木林木公司可以获得存款利息。一审法院将476万元款项的孳息判定为贷款利息，并不妥当。由于木林木公司没有提出变更孳息的上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80元，由成都木林木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彬
代理审判员 谭 铮
代理审判员 冯衍昭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