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48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浩，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黄权辉，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卫红，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天门。
委托代理人陈慧燕，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京安，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张军浩为与被上诉人吕卫红、张京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8日、2月10日、2月13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三份收条，确认收到原告款项（分别为80万元、50万元、30万元）。两被告共同在上述三份收条上签名予以确认。原告主张以上款项是借款，并提供转账凭证以及案外人刘某、历某、全某三人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两被告对涉案三份收条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款项性质并非借款，而是双方在澳门玩百家乐的赌资。庭审中，原告的三位证人并未到庭。
原告诉请判令：1、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并自2015年5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所有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还款利息；2、两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就应当提供充足、有效的主张证明这一主张。原告并未提供借条、借款合同或其他债权确认方面的证据。其提交的收条仅能证明两被告收到过该款项，而并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原告方提供证人证言的证人亦未出庭，故原审法院对其证明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现有证据并未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其借款主张，亦不具有排他性。该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原告在本案中请求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军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张军浩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并自2015年5月18日起至还清所有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还款利息；3、由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了160万元，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双方借贷关系明确，借款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予撤销改判。一、本案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关系明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依据上述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是不要式、实践性的合同，借款的实际交付是此类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自然人，就借款事宜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上诉人已经依照双方约定支付了借款，被上诉人确认收到了借款并出具了收条，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并履行。如果不是借款关系，上诉人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向两被上诉人支付涉案款项。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关系明确。2、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的事实清楚。(1)2014年11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80万元。上诉人经刘某介绍认识了两被上诉人，2014年11月，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借款80万元，上诉人为保证借款安全，与被上诉人约定通过刘某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2014年11月4日，上诉人从平安银行账户取现两笔，共计30万元现金支付给刘某；2014年11月16日，上诉人从上述平安银行账户分七笔向刘某的账户转款33.6万元；2014年11月16日，上诉人分别使用上诉人名下的工商银行信用卡、招商银行信用卡、交通银行信用卡、平安银行信用卡、浦发银行信用卡、建设银行信用卡等六张信用卡，以刷卡消费的方式，共向被上诉人指定的广东省珠海市××百货批发部支付了151130元；同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12870元。以上款项合计80万元整。(2)2015年2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80万元。2015年2月，两被上诉人再次向上诉人借款80万元。2015年2月10日，上诉人从光大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吕卫红的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2015年2月13日，上诉人分六笔从光大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吕卫红的账户转账30万元。3、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借款。2015年1月8日、2015年2月10日、2015年2月13日，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分别收到现金8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收条。两被上诉人确认收到了上诉人支付的160万元款项。二、被上诉人主张未收到该款及该款为赌资的辩解不成立。按两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一是两被上诉人未收到该款项，二是涉案款项是赌资。首先，上诉人将涉案款项支付给两被上诉人的事实，有转账记录和信用卡刷卡记录，并有证人证言为证。同时，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收到涉案款项，也不会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因此，两被上诉人未收到借款的辩解不能成立。其次，两被上诉人都明确表示，按约定的博彩方式是每人的赌资由自己保管。如果是赌资，上诉人应当自己保管，而不是转账给被上诉人。但本案中，上诉人直接将涉案款项转账给被上诉人，就表明涉案款项并非赌资。被上诉人关于涉案款项是赌资与赌资由自己保管的辩解相矛盾，同时转账记录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条的事实相矛盾。因此，被上诉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作为贷款人，一审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信用卡刷卡记录、证人证言和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条等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向两被上诉人支付贷款以及两被上诉人收到借款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就其诉讼请求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本案借贷关系明确、借贷的事实清楚，上诉人相关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而被上诉人关于未收到款项和涉案款项是赌资的辩解，应由两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两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真实、合法和关联的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明确，借款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被上诉人吕卫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存在多处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并且其陈述与其所提交的证人证言有所冲突。上诉人本人以及证人在一审、二审庭审中均没有到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京安答辩称，答辩人和吕卫红是合作伙伴，澳门的事情是因答辩人而起，吕卫红因为非法融资刑满释放后向老友借了6万元赌博，后来吕卫红找到了答辩人，雇佣答辩人去澳门弄赌博的事情，吕卫红负责出钱，其先拿自己的房子押了20万元，之后加了80万元。本案是吕卫红骗答辩人和上诉人，所有人其都骗。上诉人所述160万元并不是借款，而是一个骗局。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上诉人于2015年1月8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张京安、吕卫红捌万壹仟港币（2014年12.7）玖万港币（2015年1.8）”，被上诉人主张款项系赌博红利，上诉人则主张未能体现款项的属性是否为赌资。
二、上诉人二审中提供了三张收条（复印件），上诉人称是两被上诉人出具的，被上诉人吕卫红通过手机发送给上诉人，原件在吕卫红处，其中2015年2月10日的两张收条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50万元借款后按双方的约定先写了月息10%，后来改为15%，双方事先约定的利息也是15%，证明双方是借款关系；2015年2月13日的收条证明两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30万元借款后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约定的利息是15%/月，用款期限是2个月。被上诉人吕卫红的质证意见：吕卫红没有见过这三张收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张京安的质证意见：该三张收条是真的，关于后面的80万元，当时吕卫红在澳门打电话给张军浩，说因为有大客户过来，叫张军浩追加80万元给她，理由是利息给高一点，这80万元张军浩已经打到了吕卫红的卡上，钱被吕卫红拿走了；关于前面的80万元，刘某认识全某，全某又认识张军浩，刘某带全某、历某、张军浩过去澳门考察百家乐博彩，吕卫红和张京安定的游戏规则是吕卫红管钱，张京安负责操盘，但吕卫红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做，把几个投资者（刘某、历某、全某、张军浩）的钱全部拿走。
三、被上诉人吕卫红二审中提供了如下证据：1、吕卫红、张京安的港澳通行证，证明上诉人在一审诉称的事实理由中捏造事实。（1）证明两被上诉人自2014年11月1日至8日均在澳门，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4日向其借款80万元，并于当天取现30万元给刘某，由刘某转交给被上诉人，但事实上，当天本案三方当事人、刘某均在澳门，上诉人本人自带现金在赌场玩百家乐，不存在借款的情况；（2）证明两被上诉人自2014年11月17日至24日均在澳门，上诉人称2014年11月16日其转账336000元给刘某，并由刘某转交给被上诉人，事实上，刘某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没有交付给被上诉人，而是于11月17日与两被上诉人一起到澳门进行百家乐赌博；（3）证明两被上诉人自2015年1月3日至10日均在澳门，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8日向其出具80万元的收条，但事实上当天两被上诉人均在澳门；（4）证明两被上诉人自2015年2月10日至15日均在澳门，上诉人称两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10日、13日分别向其借款50万元、30万元，并于当天出具收条，但事实上该两天两被上诉人均在澳门。2、吕卫红、刘某的通话录音记录及录音光盘，证明上诉人、证人刘某、两被上诉人均为博彩团队成员，各成员对于博彩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博彩团队在澳门出现了比较大的亏损，各方出现矛盾。上诉人张军浩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分别是在2015年1月8日、2015年2月10日、2015年2月13日，只是在当天书写，并非是将原件在当天提供给上诉人，而且2015年2月10日、2月13日的原件还在被上诉人吕卫红处，没有提供给上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已经按约定支付借款给两被上诉人，两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利息，上诉人不清楚借款的用途。被上诉人张京安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录音证据不清楚。
四、上诉人称其在2014年底通过证人全某认识两被上诉人，算是朋友关系，双方除了涉案的款项往来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两被上诉人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上诉人借款，关于2014年支付的80万元，因上诉人认识全某，全某认识刘某，上诉人为了保障资金安全，所以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通过刘某支付部分款项，上诉人在2014年11月16日当面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12870元，加上通过刘某及通过刷信用卡支付的款项，刚好是80万元，上诉人认为钱转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收到了，就是一个借款过程，而且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利息，所以当时没有按照民间借贷办理完善的手续。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即涉案款项是否属于借款性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三份收条可证明两被上诉人确认收到上诉人支付的160万元，至于款项性质，上诉人主张是借款，被上诉人则主张是双方在澳门合作博彩的赌资。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主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应依法对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借条或借款合同等书面借款凭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收条、银行流水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支付的160万元，并不能证明本案借款事实成立、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第二，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三份收条均是复印件，被上诉人吕卫红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张京安虽认可真实性但并不确认所涉款项是借款；第三，上诉人虽在一审提供了三名证人出具的书面说明，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且该说明内容即便属实，亦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第四，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其中的80万元系在2014年11月通过证人刘某支付、在被上诉人指定的商户刷信用卡支付以及当面现金支付给被上诉人，而从上诉人二审中的陈述可知，其与被上诉人当时是通过证人全某介绍认识，即双方并不熟识，上诉人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即通过他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近80万元款项，在付款后亦未立即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等借款凭据明确款项性质是借款，有违常理。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亦否认涉案款项为借款，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张军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