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京铁中民终字第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滕怡，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安玲，女。
委托代理人王福江，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旭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铁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杨宇栋，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瑞洪，男。
委托代理人耿晓璐，女。
上诉人滕怡、罗安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4）京铁民初字第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刚担任审判长，法官李军、李冬梅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11月17日、2014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上诉人滕怡、罗安玲的委托代理人王福江、朱旭东，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许瑞红、耿晓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滕怡、罗安玲在一审中起诉称：罗XX（滕怡之母、罗安玲之女）于2014年3月16日乘坐由北京南——福州的G55次列车，前往宁德。列车早上08时13分驶离北京南站，当日下午17时10分左右，罗XX女士突发哮喘病，由于列车工作人员未能及时采取救助措施，也没有及时通知地面医疗机构，使罗XX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当福鼎市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到时，确认了罗XX的死亡的事实。当乘客购买车票乘上列车的那一刻起，承运方就有责任将乘客按时，安全的运往目的地。当其遇到紧急情况时，承运方也负有提供施救的义务，否则造成乘客伤亡后果的，理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罗XX的死亡事实，是由于列车乘务人员不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造成的，所以北京铁路局应该承担该起事件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北京铁路局向滕怡、罗安玲支付死亡赔偿金300000元（按照北京市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计算20年为806402元，原告请求300000元）；2、北京铁路局向滕怡、罗安玲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3、北京铁路局承担诉讼费用。
北京铁路局一审中答辩称：认可罗XX和北京铁路局存在客运合同关系。罗XX在2014年3月16日8时13分乘坐被告担当值乘的G55次列车，该车当日16时54分从温州南站发车后，17时13分有旅客反映列车7号车厢有哮喘病人发病，列车乘务人员一边寻医，一边与乘警赶到7号车厢车厢。乘警及时疏散了围观的旅客，创造了救治的环境，经多次广播，车上没有找到医务工作者，在与罗XX旅客同行人员协商一致以后，中断了其行程，到福鼎站下车救治。17时23分54秒列车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上了福鼎站，请求福鼎站联系120准备进行救护，G55次列车于17时30分正点到达了福鼎站，将罗XX及同行旅客交给了福鼎站的工作人员。列车工作人员在罗XX病发后第一时间通知了福鼎站，并在到站后将其交给了福鼎站。车站工作人员在17时26分也确实联系了当地的福鼎医院，而福鼎医院的120说是17时30分接到的电话通知，急救车17时32分从医院出发。福鼎市医生介绍，罗XX确实存在哮喘病，且120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也证明其死亡。被告在内的所有铁路承运一方完全尽到了合同相关规定的责任，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且被告没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所列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同时，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规定，列车应当配备两原告方所说的治疗常见突发疾病的急救药品，以及乘务人员接受急救培训，从而达到有效救助罗XX疾病的这些要求。原告诉称在列车到站后120救护车没有在站台上等待，这是被告方意志以外的原因。从17时13分到17时30分，在17分当中，列车工作人员从巡检得到罗XX病发消息到赶到车厢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在17分当中列车工作人员既联系了福鼎站，又与罗XX的同行人员进行了协商，又做了下车准备，被告方完全尽到了救助的义务。依据合同法第302条和原铁道部制定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被告对于罗XX的死亡没有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法院：1、依法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二原告自行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罗XX系原告滕怡之母、罗安玲之女，罗XX于2014年3月16日8时13分乘坐北京铁路局担当职乘的G55次列车前往宁德。该车于当日16时54分从温州南驶出，17时10分罗XX哮喘病发，17时13分列车工作人员收到消息，17时15分列车工作人员到达罗XX乘车位置，乘警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围观旅客，并通知列车广播寻找乘车旅客中是否有医务人员，但未找到。17时23分54秒列车工作人员葛鹏飞电话联系了下一到站福鼎站，通话时间44秒。17时30分福鼎站当地120急救中心接到福鼎站电话求助，120急救中心于17时32分发车。该次列车于17时30分正点到达福鼎站，列车工作人员将罗XX及其同行旅客交给了福鼎站工作人员。17时52分120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达车站确认罗XX已经死亡。
另查明，原告方认为，列车上应该备有救治常见突发疾病的药物及设备，列车乘务人员也应有急救培训，罗XX发病后列车工作人员应及时通知就近到站120急救中心，列车工作人员到达罗XX位置为17时15分，120急救中心应在17时20分左右接到求救电话才是合理的，但120急救中心在17是30分才接到求救电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9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承运人有救助旅客的义务，且应善尽救助义务，但被告没有尽到救助义务，应当承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被告方认为，从列车工作人员17时13分接到旅客病发消息到旅客下车的17时30分，共17分钟，列车工作人员在此17分钟内，到达罗XX位置、疏散围观旅客、广播寻医、并于17时23分54秒与福鼎站取得联系，并在与旅客同行人员协商后中断了罗XX的行程，送罗XX在就近到站的福鼎站下车，并将罗XX交予到站工作人员，尽到了救助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再查明，罗XX患有哮喘疾病，上次病发到本次病发之间有三年左右未发病，罗XX随身携带了治疗哮喘的喷雾型药品，罗XX病发后在列车上其同行旅客给其使用了治疗哮喘的喷雾型药品。G55次列车当日16时54分从温州南驶出，当日17时30分正点到达下一到站福鼎站。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北京铁路局是否尽到了承运人义务，及时救助了哮喘病发的旅客罗XX。
原告方认为，列车上应该备有救治常见突发疾病的药物及设备，列车乘务人员也应有急救培训，罗XX发病后列车工作人员应及时通知就近到站的120急救中心，列车工作人员到达罗XX位置为17时15分，120急救中心应在17时20分左右接到求救电话才是合理的，但120急救中心在17时30分才接到求救电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9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承运人有救助旅客的义务，且应善尽救助义务，但被告没有尽到救助义务，应当承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被告方认为，列车工作人员17时13分接到旅客病发消息到旅客下车的17时30分共17分钟，列车工作人员在此17分钟内到达了罗XX的位置、疏散围观旅客、广播寻医、并于17时23分54秒与福鼎站取得联系，并在与旅客同行人员协商后中断了罗XX的行程，送罗XX在就近到站的福鼎站下车，并将罗XX交予到站工作人员，尽到了救助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罗XX病发时间为17时10分，列车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为17时13分，到达罗XX位置为17时15分，列车工作人员与乘警在到达后及时疏散了围观旅客，并及时广播寻医，列车工作人员葛鹏飞于17时23分54秒电话通知了下一到站福鼎站，通话时间为44秒，而福鼎站所在地120急救中心于17时30分接到求救电话，随后列车于17时30分正点到达福鼎站，列车工作人员及时将罗XX交给车站工作人员。从时间和行动上，承运人已经尽到了及时救助病发的罗XX的义务。从救助手段上，原告称列车上应配有治疗常见突发疾病的药物，列车乘务员应具备急救培训，但运输企业并非专业医疗机构，且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运输企业必须配备专业医疗人员和药品及设备，且在罗XX病发后同行旅客给罗XX使用了治疗哮喘的喷雾型药品，因此对原告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原告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73条规定，承运人应善尽安全保障义务。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并未作出过该解释，因此，原告所称于法无据。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滕怡、罗安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滕怡、罗安玲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G55次列车工作人员在罗XX女士突发哮喘时，已经尽到了及时救助义务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如果在罗女士发病的第一时间，能够及时通过地面车站与福鼎市120取得联系，而不是耽搁了20分钟，让罗女士在车站站台上等待救助，其结果完全可能不会是家人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情景。再者，车站的救助环境明显好于列车上，站台上等120的20分钟也同样没有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二、罗女士的死亡与该此列车的工作人员救助措施不及时，不适当具有因果关系。列车工作人员没有在采取救助措施的同时及时与下一站福鼎站联系，而是在17时30分才联系上了福鼎医院的120。当列车到达福鼎车站时，罗女士在站台足足等待20分钟。在这期间，车站也没有采取任何施救措施；三、承运人在运输的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罗女士与承运人成立合同关系后，遇到突发疾病，列车工作人员有及时救助义务。救助不当与罗女士死亡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对于人身损害事实，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标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适当条件的，即构成因果关系要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北京铁路局应当对罗女士死亡承担侵权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4）京铁民初字第60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死亡赔偿金300000元人民币；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人民币；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北京铁路局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滕怡、罗安玲的上诉理由口头答辩称：列车工作人员已经尽到法律和相关规定规定的义务。从17时13分列车工作人员接到罗XX发病消息到17时30分列车正点到达福鼎车站内的17分钟时间内，列车工作人员到达罗XX位置，疏散了围观旅客，进行广播寻医，与罗XX协商形成中断其旅程的合意，并于17时23分54秒与福鼎站取得联系。到达福鼎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将罗XX交予到站工作人员，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罗XX病亡是其自身疾病引发的结果，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罗XX车票，客运记录，葛鹏飞电话通话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罗XX乘坐G55次列车于17时10分突发哮喘，列车工作人员17时13分接到消息后于17时15分到达罗XX位置，疏散围观旅客，与罗XX同行人员确定中断旅程，并通知列车广播寻找乘车旅客中是否有医务人员。17时23分54秒，列车工作人员联系下一到站福鼎站。列车于17时30分正点到达福鼎站后，列车工作人员将罗XX及其同行旅客交给了福鼎站。从时间上看，从到达罗XX位置到列车正点到达福鼎站罗XX离开列车期间内的相关时间点上，列车工作人员已经及时采取相应的救助手段进行救助，并不存在拖延救助行为；从救助手段上看，作为铁路运输企业，列车工作人员在封闭行驶的高速列车内也已经采取了与其工作性质、职责、所处空间相适应的合理限度内的救助措施。综上，北京铁路局对罗XX哮喘病发后死亡并不存在过错，故上诉人关于罗XX的死亡事实是由于列车乘务人员不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造成的，北京铁路局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千二百七十五元，由滕怡、罗安玲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六千五百五十元，由滕怡、罗安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刚
审判员 李 军
审判员 李冬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崔西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