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8民终3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刘后村村民委员会，住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后村。法定代表人刘传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兵，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笑林，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洪，男，195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杰（系刘传洪之子）,男，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鲁南，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刘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刘后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刘传洪、刘杰土地�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6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后村委会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2017）鲁0811民初61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刘后村委与刘传洪、刘杰之间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无效并判令二被上诉人返还刘后村委合同补偿款115000元及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9月29日计算至判决之日）。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9月29日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签订时的事实前提是双方之前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但是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为1999年12月11日至2004年12月10日。在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续签，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1999年12月11日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在合同到期后解除，双方承包合同关系终止。故《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签订没有事实基础。《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中的内容存在多处与事实不符的地方。首先是对原合同的签订日期记载错误，原合同签订日期为1999年，而不是1997年。其次是对原合同中的土地面积认定错误，面积应为1亩，而不是3.8亩。作为合同内容中的最重要的日期和标的数量均记载错误，故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原合同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误解。《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签订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签订时，刘杰系村委委员与自己的父亲刘传洪签订，刘杰明知签订该协议应当召开村委会议而不召开，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8项处分集体财产应当召开村民会议的强制性规定。《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虽然有南张街道办事处和单位工作人员李另立的见证，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该协议书所依据的真实事实基础，他们所见证的过程均是以本案二被上诉人所述和一份记载错误的原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被改为15年）。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刘后村委与刘杰签订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不是刘后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书中盖有村章，但是实际上并未召开村民会议，故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双方明知其签约行为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仍然不召开村民会议而进行签约，所以不能充分证明签约双方是善意的。故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八条和第四十四条认定合同成立，应属适�法律错误。其次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的签订不符合客观基础事实，双方的在该协议签订前并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并且该协议也未经法定程序签订。故原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应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签订违反客观事实，违反法定程序，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应当认定无效。刘传洪、刘杰答辩称，刘凤玉代表家庭与上诉人签订的涉案承包合同直至2014年9月29日才解除。另外在涉案合同当中并未约定土地为1亩，而是约定的整块土地租金每年为500元。虽然被上诉人一方存在欠交租金的问题，但是在2014年9月29日的解除协议当中对该租金问题双方经协商折半提取。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第8项规定，该规定并非强制性效力性规定，而属一般性管理规范，不能依据此来认定涉案解除协议无效。涉案解除协议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据解除协议的内容，被上诉人非但没有损害村委会集体利益，通过南张街道办事处做工作，被上诉人反而让出了近7万元的利益给村委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后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无效；２．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合同补偿款115000元及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9月29日计算至判决之日）；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2月11日，被告刘�洪之女刘凤玉代表家庭户（乙方）与原告刘后村委（甲方）签订《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刘凤玉承包土地建设灰膏厂，承包期为五年，每年承包费500元，签订合同时先付两年的承包费，第二年的年底再把下余三年的承包费一次性付清；承包期间甲方给乙方通路，如因下雨等情况例外；承包期满不干时，乙方应把承包地上的建筑物、灰渣、石块等垃圾清除干净（补充：如乙方不拆除或拆除不干净，甲方有权强行拆除，并用乙方建筑物上的砖、屋等固定资产作拆除费抵押金或物，甲方不负法律责任）。同日，刘凤玉交纳了承包费1000元。2014年9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刘传洪（乙方）签订《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为搞好招商引资，促进项目建设，甲乙双方决定解除1997年（原文如此）签订的窑坑土地承包合同，经南张街道办事处调解，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如下解除合同协议：一、基本情况：原合同于1997年签订，合同约定窑坑土地承包面积3.8亩，承包费共计每年500元，窑场本次新用地项目按每亩4万元的标准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二、原合同解除办法：双方经南张街道办事处调解，决定由甲方对乙方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补偿办法为：1、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每亩4万元，甲乙双方均分，乙方应得76000元；2、甲方另行支付给乙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5014元（评估报告部分）；3、甲方再另行支付给乙方一年包产每亩2300元，共计8740元；4、扣除乙方16年所欠地租金4000元（因自2000年以来，乙方无出路，折半扣除）。上述补偿款共计11.5万元，由甲方委托见证方南张街道办事处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乙方。三、在乙方款项到位后，甲乙双方原1997年签订的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自行解除，甲乙方不得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甲方由刘庆斌（支部委员）、刘杰签字、盖章，乙方由刘传洪签字、捺印。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张街道办事处）作为见证单位盖章。次日，被告刘杰领取了补偿费11.5万元。2014年10月1日刘后村委（甲方，代表人为刘庆斌、刘杰）与文臣涛（乙方）签订《联建联营合同书》一份，其中约定了甲方提供项目建设用地，乙方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经营，在土地征用之前，双方约定以联建联营的方式进行合作，期限暂定50年。合同签订后，乙方委托见证方南张街道办事处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详见附页，原窑场承包户田学春、刘凤玉、刘传亮的补偿费由见证方南张街道办事处直接代为支付）。合同后附：1、任城区国土资源局测绘中心坐标图；2、款项收支详表。其中拨款情况第四项为“窑体及房屋田学春部�：335791.85元（评估报告）”，第五项为“灰膏池、房屋、机井刘杰（刘凤玉）部分：25609元（评估报告）”；支付情况第一项为:刘后村田学春320万元，第二项为：刘杰（刘凤玉）11.5万元。3、评估报告。户主刘杰的评估结果汇总表显示：机井4000元、围墙4545元（无顶房屋）、围墙（灰膏池）17064元、乔木（三种规格）共计6005元、果树（两种规格）3400元，合计35014元（被告提交的《联建联营合同书》所附材料中只有刘后村委和田学春的评估结果汇总表，刘杰的评估结果汇总表是本院向当时负责该片区项目占地事宜的南张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李另立了解情况时，李另立提供）。2015年9月2日刘后村委（甲方，代表人为刘传东、刘庆斌）与文臣涛（乙方）签订《联建联营补充合同书》一份，双方就联建联营土地面积、期限、地上附�物补偿款（再支付10万元）、收益支付办法、联建联营期间的用工等进行了补充约定，还约定其他事项执行原2014年10月1日签订的合同。2016年7月12日南张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一份（经办人为当时负责该片区项目占地事宜的南张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李另立），证明中载明了因南张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需要占用四个村的窑场，由项目投资人拿出资金，通过南张街道办事处对涉及的地上附着物所有人和土地所有权人进行补偿。刘后窑场当时承包人分别是田学春、刘传亮、刘凤玉（刘传洪之女），其中刘凤玉（刘传洪之女）所承包的窑场为3.8亩。2014年9月29日，刘后村委会与刘传洪在南张街道办事处协调见证下，针对窑场承包合同解除事宜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略），以上刘凤玉所领取的补偿款是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和包产费，并不包含窑场土地收益。该分配方式，�后村委会并没有遭受损失，原因是每亩4万元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是南张街道办事处参照周边征地惯例，向新用地项目协调来的，该3.8亩窑场地上除35014元的地上附着物以外，并没有其他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该资金的协调，是为了新用地项目顺利进驻，该协议的签订，是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在南张街道办事处见证下进行，并不存在协议双方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形。本案审理过程中，向南张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李另立进行了调查，李另立详细介绍了给被补偿人做工作（三户，每户都谈了几十次）以及达成协议的过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签订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否无效的问题。本案中：1.有刘凤玉代表其家庭与原告刘后村委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2.刘凤玉�虽未交纳后续承包费，但原告刘后村委未提交曾与刘凤玉方解除合同的证据，双方在《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中就拖欠的地租金进行了协商处理，有事实依据；3.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前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汇总表中逐项列明了地上附着物的现状及价值；4.代表原告进行协商的还有支部委员刘庆斌；5.南张街道办事处派员给双方反复做工作，并见证了双方达成协议的过程；6.《联建联营合同书》后附的补偿费支付情况中，刘后村的三户承包户分别列明了补偿金额。因此原告称其与被告签订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刘后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原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刘后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涉案《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传洪签订，上面加盖了刘后村委会的单位公章，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作为见证人在上面也进行了签字，该解除协议书对原合同的基本情况、解除办法和补偿办法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内容具体完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上诉人刘后村委会主张1999年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在5年的合同期限到期后解除，双方承包合同关系终止，故《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没有事实基础。本院认为，1999年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虽然约定承包期限为5年，但并未约定合同到期后自动终止或解除，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与被上诉人解除《承包合同》。且被上诉人承包期间建设的灰膏池、房屋、机井等一直存在，应视为被上诉人一直占有、使用涉案土地。《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对中间拖欠的租金问题进行了明确约定，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认可双方承包关系一直存续的事实，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刘后村委会主张《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签订没有依法召开村民会议，刘杰作为村委委员与其父亲刘传洪签订，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八项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八项关于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故上诉人以此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杰虽然与刘传洪系父子关系，但其作为刘后村的代表在《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中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因同时代表刘后村委会签字的还有案外人刘庆斌，且任城区南张街道办事处亦作为见证人在上面加盖了单位公章，事后也出具了相关证明，一审法院对负责拆迁补偿事宜的南张街道办事处副书记李另立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均印证了《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综合上述情况能够认定《刘后村窑坑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系充分协商的结果，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上诉人刘后村委会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张街道办事处刘后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上诉人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南张街道办事处刘后村村民委员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史海洋审判员 史宝磊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