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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终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晶，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积山东路支行，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麦积山路（长城山海苑三号楼一楼）。负责人：邓静兰，该支行行长。原审被告：甘肃水木艺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路23号。法定代表人：何海全，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甘肃致远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街道东岗东路凯地华丽家族2层001室。法定代表人：张凯，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原审被告：张凯。原审被告：汪晓燕。原审被告：邓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晶，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红星因与被上诉人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积山东路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麦积山东路支行）及原审被告甘肃水木艺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甘肃致远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公司）、张凯、汪晓燕、邓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该条款中规定的“当事人”为本方当事人，因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地址不准确，文书被退回，不能认定为已送达。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农商行麦积山东路支行提供的送达地址送达文书被退回，不能视为对张凯、汪晓燕、致远公司的送达程序已经完成。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减少当事人的累诉，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吴红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5431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杨 卓审 判 员  李 春审 判 员  晏 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昝世峰书 记 员  陈 彤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345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开封市兰考分公司。营业场所：兰考县黄河路中段东侧。
负责人：李波，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嘉然，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显超，男，汉族，1983年4月20日出生，住兰考县。
法定代理人：王连品，女，汉族，1944年10月2日出生，住兰考县。系安显超之母。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兰考县分公司。营业场所：兰考县城关镇车站路北侧。
负责人：王岩，该分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开封市兰考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兰考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安显超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兰考县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兰考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2民终1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移动兰考分公司申请再审称，涉案的信号塔位于联通兰考分公司院内，院子设有大门，并有专门的门卫，并非处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接触的公共场所，且信号塔本来就不是用来攀爬的，移动兰考分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本案事故是安显超故意造成的，生效判决判令移动兰考分公司对其损害承担20%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移动兰考分公司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的信号塔虽位于联通兰考分公司院内，但从安显超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该院可以自由出入，在安显超进入联通兰考分公司院内时，并没有门卫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询问、登记。移动兰考分公司作为涉案信号塔的所有人，对该信号塔未能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生效判决据此判令移动兰考分公司对安显超的损害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开封市兰考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谷丽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27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开发区财富大路1633号。
法定代表人：张凤林，该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山，该管理委员会建设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宏生，吉林武德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256号。
法定代表人：陈华森，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因与被申请人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终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开发区管委会申请再审称，（一）案涉工程项目属于财政资金工程。建筑公司中标该项目二、四、六、七标段，并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投标价格为固定价，投标文件是本案的“白合同”。工程施工过程中，开发区管委会未就工程设计及建设工程规划指标进行调整或提出与中标合同不一致的变更方案，并一直要求建筑公司按照中标文件进行施工，签证部分是建筑公司依富奥汽车零部件服务有限公司的要求进行施工的标外工程。双方分别于2011年12月12日、2012年3月28日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和2013年12月22日签订的《工程造价汇总表》实质上变更了中标合同的价格，是对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变更，属于“黑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结算价格应当以中标文件中约定的固定价执行。（二）案涉投标文件六标段上下册中，对2号“联合厂房采暖工程”进行了重复性计算，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第12、13、14项无对应表格，以上差额共计881401.32元，而开发区管委会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造价汇总表》中含四、六、七标段报标价24995958元，该中标价中含有上述重复计算的881401.32元，该部分应从工程总价款中扣减。综上，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案涉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问题。开发区管委会与建筑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28日、2011年11月4日签订两份中标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建筑公司承建开发区管委会发包的案涉工程第二标段（厂房基础及办公楼土建工程）及第四、六、七标段工程，该合同约定案涉工程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确定。施工过程中，因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吉林省相关部门对人工费、机械费进行调整等客观情况变化，双方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对案涉工程的材料费、人工费、机械费进行了部分调增，倾向于对承包人利益的保护。同时，双方对工程进度款付款比例由支付完成工程量的80%变更为50%，竣工时间由2012年5月30日变更为2012年5月20日，倾向于对发包人利益的保护。本院认为，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价款结算方式为固定综合单价，而非包死价，《补充协议》对部分工程价格的调整，是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市场行情及政策变化所作的交易安排，调整内容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补充协议》不属于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就同一工程项目另行订立的黑合同。从实际结算的情况来看，案涉工程竣工并交付使用后，双方经结算形成《工程造价汇总表》，双方结算的工程造价包括备案合同约定的暂定价加上《补充协议》约定的调增价，这表明无论是《补充协议》的签订还是工程价款的结算，开发区管委会均认可部分价款的调增。据此，本案一、二审判决依据《工程造价汇总表》的结算金额认定案涉工程造价，有明确依据，并无不当。开发区管委会此项申请再审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工程六标段工程价款是否存在重复计算（差额881401.32元）的问题。开发区管委会主张双方结算时对六标段工程价款重复计算881401.32元，并制作《六标段计算错误明细表》一份。因该明细表系开发区管委会单方制作证据，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建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不足以证明《工程造价汇总表》存在重复计价的错误。据此，开发区管委会此项申请再审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开发区管委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潘 杰
审 判 员 李桂顺
审 判 员 张代恩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汪传海
书 记 员 马之恒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民申36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印良，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云（董印良之妻），住北京市密云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苇子峪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苇子峪村。
法定代表人：张印春，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策，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董印良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苇子峪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苇子峪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6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董印良申请再审称，两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是申请人1997年7月10日与被申请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申请人承包地位于涝洼南队大楼东侧。被申请人于2009年在申请人承包地里商量征占该承包地建大棚养蘑菇，占地1.7亩，按每亩每年1500元。当时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村干部，应当讲信用，也没让签书面租地合同，只是口头协议，可是被申请人并未按协议给付租地费用。2017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不敢找申请人，而是找了申请人的妻子，让其在打印好的租地协议上签字，申请人根本不知情。申请人发现后，立即找被申请人说理，由于双方分歧较大，申请人起诉了被申请人。两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上述基本事实没有查清，错误的支持了被申请人。综上，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董印良与苇子峪合作社之间所签订的《租地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董印良主张系受胁迫签订的上述协议，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主张不能成立。对于租金给付时间问题，从上述协议履行的情况，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苇子峪合作社自2009年开始在每年年底向董印良支付土地租赁费用的事实且已形成惯例。董印良虽主张其向苇子峪合作社提出过异议，但苇子峪合作社对此予以否认，董印良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鉴于苇子峪合作社并未根本违约，而合同目的仍能实现，董印良要求解除《租地协议》，缺乏法律依据。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董印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董印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立杰
审判员 李 林
审判员 苏 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韩 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民申36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印良，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云（董印良之妻），住北京市密云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苇子峪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苇子峪村。法定代表人：张印春，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策，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董印良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苇子峪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苇子峪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6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董印良申请再审称，两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是申请人1997年7月10日与被申请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申请人承包地位于涝洼南队大楼东侧。被申请人于2009年在申请人承包地里商量征占该承包地建大棚养蘑菇，占地1.7亩，按每亩每年1500元。当时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村干部，应当讲信用，也没让签书面租地合同，只是口头协议，可是被申请人并未按协议给付租地费用。2017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不敢找申请人，而是找了申请人的妻子，让其在打印好的租地协议上签字，申请人根本不知情。申请人发现后，立即找被申请人说理，由于双方分歧较大，申请人起诉了被申请人。两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上述基本事实没有查清，错误的支持了被申请人。综上，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董印良与苇子峪合作社之间所签订的《租地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董印良主张系受胁迫签订的上述协议，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主张不能成立。对于租金给付时间问题，从上述协议履行的情况，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苇子峪合作社自2009年开始在每年年底向董印良支付土地租赁费用的事实且已形成惯例。董印良虽主张其向苇子峪合作社提出过异议，但苇子峪合作社对此予以否认，董印良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鉴于苇子峪合作社并未根本违约，而合同目的仍能实现，董印良要求解除《租地协议》，缺乏法律依据。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董印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董印良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立杰审判员  李 林审判员  苏 伟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韩 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刑更41号
罪犯胡家红，男，1992年6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服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5）乌中刑一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家红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毒品海洛因、苹果5S手机一部，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胡家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2015）新刑一终字第1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并核准原判。交付执行。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于2017年11月30日提出减刑建议，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于2018年3月27日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罪犯胡家红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现死刑缓期执行期满。执行期间，罪犯胡家红确无故意犯罪，罪犯胡家红于2016年5月24日、2017年2月20日、2017年8月22日获季度表扬奖励三次。
上述事实清楚，有执行、监管机关移送的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评审鉴定表等材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罪犯胡家红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应予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将罪犯胡家红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罚，自2017年8月3日起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李 阿 丽
审判员 宋 振 芹
审判员 吾尔古丽·吐尔逊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翟 伟 妙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闽01民终2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榕，女，198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功兴，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原审被告：ＸＸ，男，198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商榕因与被上诉人林功兴、原审被告Ｘ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111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商榕在收到法院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不予缴纳，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商榕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行亮
审判员 缪 羽
审判员 唐宇恒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叶 丹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闽01民终22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榕，女，198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功兴，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原审被告：ＸＸ，男，198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诉人商榕因与被上诉人林功兴、原审被告Ｘ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111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商榕在收到法院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不予缴纳，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商榕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行亮审判员  缪 羽审判员  唐宇恒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叶 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3）沪高执复议字第11号申请复议人(申请执行人)上海安暨实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公路。法定代表人钟志明。被执行人上海百达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王荣康。委托代理人黄永明。申请复议人上海安暨实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暨公司)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13年4月23日，二中院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抗字第37号民事判决一案中告知双方当事人安暨公司和上海百达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公司)，经该院委托金融机构计算，该案利息金额应为98,915.33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申请执行人安暨公司对上述结果不服，向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二中院经审查后认为，关于判决确定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抗字第37号民事判决，百达公司应支付安暨公司工程款本金153,650元，利息从2001年5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时止，已经执行的款项应予以扣减。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根据上述判决，并结合上述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履行金额及计息起止日期，该案判决确定的债务利息应为86,700.13元。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因被执行人百达公司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抗字第37号民事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故应当加倍支付安暨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止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规定的债务履行截至日2011年11月11日，百达公司还应支付安暨公司剩余本金71,200元，及截止2011年11月11日依照生效法律文书所产生的利息86,186.79元。因安暨公司认可2008年3月24日其除了收到本金82,450元外还收到利息16,413.25元，故16,413.25元应在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基数中扣除。安暨公司还认可其于2011年12月14日收到余款141,996元，故双方认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应以2011年12月14日为节点分段计算。2011年11月12日至2011年12月14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1,554.96元。截至2011年12月14日，安暨公司已经收到全部本金153,650元，还收到利息共计87,209.25元，至此，百达公司已经将截至日2011年11月11日其应付的本息总额全部还清，故2011年12月14日以后不再发生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综上，百达公司应支付安暨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1,554.96元。此外，鉴于百达公司已经在诉讼中缴纳了52,767元上诉费，故诉讼费不应作为该案执行标的计入执行款，更不能计算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百达公司同意在执行过程中向安暨公司支付20,000元审价费，但审价费不是判决确定的债务本金及利息，故亦不能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二中院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撤销该院要求百达公司向安暨公司支付利息98,915.33元的执行行为；被执行人百达公司应向申请执行人安暨公司支付利息86,700.13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554.96元。安暨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申请复议人安暨公司称，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抗字第37号民事判决确定，百达公司应支付评估费22,000元，而(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却认定被执行人支付评估费20,000元，没有依据地少了2,000元。安暨公司在一审时缴纳诉讼费52,767元，重审后，安暨公司上诉时又缴纳了52,767元，根据(2010)民抗字第37号民事判决，案件受理费105,534元，双方各承担52,767元，故要求百达公司支付诉讼费52,767元。此外，(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中附件二中本金71,200元的相应利息起算日期错误，应为2001年5月1日，适用的利率不应按同期央行三年贷款基准利率，而应按同期央行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请求对二中院(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予以调整。被执行人百达公司称，诉讼期间，百达公司已缴纳诉讼费52,767元，安暨公司的诉讼费用应向有关法院申请退款。百达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应承担评估费22,000元，诉讼期间已支付了2,000元，尚有20,000元百达公司愿意支付。关于71,200元本金相应利息的起算和利率问题，百达公司和安暨公司在二中院都已谈好并记明笔录，不应变动。安暨公司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故请求维持二中院(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本院查明，二中院裁定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复议审查的范围限于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行为。就本案而言，二中院的执行行为即为二中院要求被执行人百达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安暨公司支付案件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中院(2013)沪二中执异字第29号执行裁定中已经明确，诉讼费不作为执行标的计入执行款，而审价费、评估费不是判决确定的债务本金及利息，均不能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申请复议人安暨公司要求百达公司支付评估费22,000元、诉讼费52,767元的复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申请复议人应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关于安暨公司所称71,200元相应利息的起算日期及适用利率有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抗字第37号民事判决确认，百达公司应支付安暨公司工程款本金153,650元，利息从2001年5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时止，已经执行的款项应予以扣减。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3年10月23日，二中院约谈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在谈话笔录中均确认，百达公司于2008年3月24日归还安暨公司本金82,450元，利息16,413.25元。故上述本金153,650元扣除82,450元后剩余的71,200元应从归还次日，即2008年3月25日起继续计息。至于利率，双方当事人在上述谈话笔录中均确认，应以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准，满五年的以五年基准利率计算，满三年不满五年的以三年基准利率计算；满一年不满三年的以一年基准利率计算；不满一年的，按照银行有关规定计算。同时双方当事人还确认，利息的计算截止日期应以百达公司实际付款的日期为截止点。因剩余本金71,200元自2008年3月25日至百达公司再次还款日2011年12月14日满三年不满五年，故二中院以同期央行三年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并无不当。综上，安暨公司的复议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审 判 长  张永红审 判 员  毛译宇代理审判员  杜治平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史炜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辽行终78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抚顺众力叉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斗虎屯村。
法定代表人郑成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明玉，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清河路。
法定代表人吴振宇，该县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高屹伟，该县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ＸＸ，辽宁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抚顺众力叉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力叉车公司）因诉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清原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并赔偿一案，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行初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众力叉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成学及其委托代理人金明玉，被上诉人清原县政府的负责人杨玲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屹玮、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6日，清原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灾害。众力叉车公司位于受灾地区，因水灾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众力叉车公司认为水灾发生原因系清原县政府违规修建南天门水库及管理不当造成，故诉讼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众力叉车公司要求清原县政府赔偿损失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众力叉车公司提出的清原县政府违规修建南天门水库及管理不当导致水灾造成其企业损失一节，通过庭审调查，众力叉车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洪水来临时，清原县政府存在决策失误、措施不当、造成水库溃坝引发洪水灾害导致其财产损失，其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众力叉车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众力叉车公司承担。
上诉人众力叉车公司上诉称，2013年8月16日20:30分左右，一场大雨引发南天门水库溃坝造成特大洪水，洪峰高达10余米，冲倒上诉人5000平方米厂房，导致厂里近50台生产设备及成品、半成品被全部冲毁，造成千万元巨大损失。事发之后，清原县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到厂里统计受灾情况，但至今未做出任何赔偿。上诉人认为此次水库溃坝引起灾害的实际原因是政府管理不当，缺少必要应对预案以及水库本身存在重大隐患。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判令清原县政府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000万元。
被上诉人清原县政府答辩称，南天门水库始建于2003年11月，是综合性水库，至2013年已正常运转10年，不存在建设质量问题。众力叉车公司一审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南天门水库系违规修建以及县政府决策失误、措施不当导致水库溃坝引发洪水造成其经济损失的事实，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众力叉车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众力叉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并结合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其诉讼请求为判令清原县政府赔偿因2013年8月16日受灾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万元，主要理由是洪峰涨到12米高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水库质量不过关以及防洪措施不当造成。据此，众力叉车公司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有两项：一是确认清原县政府未履行确保水库质量过关以及防洪措施得当的法定职责违法，二是要求清原县政府赔偿因其未履行法定职责而导致洪峰冲毁厂房及设备物资造成的经济损失。虽然众力叉车公司在起诉状中没有明确提出确认清原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但该请求蕴含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且在庭审中也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而一审法院未能对众力叉车公司进行释明，指导其明确提出确认清原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故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应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赔偿。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不当，因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的法定前提条件是有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且已经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而本案中清原县政府并没有哪个行政行为或不作为被确认违法，故众力叉车公司不具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对案由的确定既不符合众力叉车公司的诉讼本意，也与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裁判方式相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赔偿的，行政机关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必须基于具体的事由、系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承担的具体的法定职责，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法定职责。即当事人有权提起诉讼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应当是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者不利影响的行为，如果当事人起诉的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对其辖区内所有管理对象产生了同等的不利影响，没有人有区别于他人的特别权益受到侵害，则起诉人与所诉的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众力叉车公司认为清原县政府怠于履行对水库建设的监督管理及采取有效防洪措施的法定职责，导致其厂房及设备物资被冲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案件事实表明众力叉车公司遭受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是特大洪水灾害，并非清原县政府不履行对水库监督管理职责、未采取有效防洪措施的直接法律后果。众力叉车公司起诉的清原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系对辖区内所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产生同等不利影响的行为，众力叉车公司并不存在有别于他人的特别权益受到侵害，故众力叉车公司遭受的财产损失与其所诉的清原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之间并未形成特定的职责义务对应关系，其以清原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众力叉车公司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系以不履行法定职责被确认违法为前提，因其请求确认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的诉请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对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亦应一并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众力叉车公司的起诉虽已立案，但因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一审法院实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众力叉车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行初32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抚顺众力叉车配件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蕊
审 判 员 李 明
审 判 员 邢家新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法官助理 倪弘毅
书 记 员 刘 冰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冀04执394号
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地址：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408号锦林大厦一层、二层。
负责人：邓鹏，该行行长。
被执行人：邯郸市德生人工环境工业有限公司，地址：邯郸市复兴区建设大街345号希望山城8-307号。
法定代表人：郗卫东。
被执行人:博大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住河北省邯郸市高开区华泽路与新园街交叉口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李玉杰。
被执行人：郗卫东，1960年12月24日出生，住邯郸市邯山区。
被执行人：栗忠强，1977年1月23日出生，住邯郸市丛台区。
被执行人：李玉强，1970年5月24日出生，住邯郸市邯山区。
被执行人：李玉杰,1962年7月30日出生，住邯郸市邯山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邯郸市德生人工环境工业有限公司、河北润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博大仪表集团有限公司、郗卫东、栗忠强、李玉强、李玉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石家庄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9月5日作出的石裁字[2017]第179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应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申请，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执行。
本院在执行中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向本院申请撤销执行申请。
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撤销执行申请，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执行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石裁字[2017]第179号裁决书。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李 勇
审判员 孟宪民
审判员 李国英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武 静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行终2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权民，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英俊，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黎娜，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燕军，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长财，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长怀，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女，汉族。
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占强，北京市永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号。
法定代表人：上官吉庆，市长。
委托代理人：吕斌，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上诉人林权民等七人因诉被上诉人西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安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陕71行初4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权民等七人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占强，被上诉人西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吕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为实施西安市莲湖区西桃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13年3月就西安市莲湖区西桃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制作了地形图（图号：50-60-9、10、14、15、19、20；75-60-6、11、16），并于2013年4月制作了第065号西桃园村城中村改造规划详规（工程号：2010J071）。2013年8月26日，陕西长九实业有限公司向西安市规划局递交了《关于办理西桃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规划选址意见书的申请》。2013年9月10日，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作出市城改发［2013］233号《关于莲湖区西桃园村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复》。2013年9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据此核发了选字第（2013）城棚027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以下简称选址意见书）。
原告均为西安市莲湖区西桃园村民，原告于2017年8月1日向西安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撤销西安市规划局核发的选址意见书。西安市政府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经审查，以西安市规划局核发的选址意见书未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原告与选址意见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并非西安市规划局核发的选址意见书的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定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市政复驳字[2017]199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西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六）属于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告西安市政府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书后，以西安市规划局核发的选址意见书未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原告与选址意见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并非西安市规划局核发选址意见书的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定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复议申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之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权民等七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林权民等七人共同负担。
上诉人林权民等七人上诉称：上诉人均为西安市莲湖区西桃园村村民，已进行了城中村改造。2017年7月22日，上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得知西安市规划局核发的选址意见书，上诉人所拥有的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在该选址意见书选址范围内。根据《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在施工前应当依法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因城中村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每一个过程都密不可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由于该选址意见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规定，缺乏事实依据。故该选址意见书与上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提起行政复议，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条件。被上诉人西安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未进行听证，不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西安市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选址意见书是建设单位在办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进行项目设计等建设技术活动之前向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相关申请，该申请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与选址意见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方式获得选址意见书，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选址意见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政府信息公开并未以申请人与政府信息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作为审查要件。被上诉人作出的复议决定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选址意见书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为满足城市用地规划，保证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对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在报送规划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向拟建单位核发的同意选址证明文件。因此，选址意见书是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等一系列许可的前期程序性行为，并非最终的规划审批行为。故与上诉人林权民等七人不具有利害关系，且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被上诉人西安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上诉人称选址意见书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提起行政复议符合受理条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林权民等七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林权民、邢英俊、杨黎娜、韩燕军、韩长财、韩长怀、高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宏果
审判员 徐 炯
审判员 马小莉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婉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民申36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战明秀，女，197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霍林郭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宇，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捷中，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民族大学支行，住所地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371号。
负责人：杨春梅，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红霞，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战明秀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民族大学支行（以下简称民族大学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11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战明秀申请再审称，（一）两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认为申请人未提供建设银行、民族大学支行公章管理不严的证据，过分加重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二）两审中，申请人申请调取（2013）科刑初字第78号刑事卷宗，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申请人及李明丽、程玉凤的陈述对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两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均未对该证据效力进行判定。（三）银行对业务专用章的监管是其应尽的管理责任，在申请人已经举证的情况下，两审法院认为民族大学支行对于公章管理不存在过错，缺乏证据证明。（四）两审法院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中认为本案中申请人损失由李明丽个人行为所致，系认定事实错误。（五）两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综上，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
民族大学支行提交意见称，两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和《文书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李明丽系利用其担任民族大学支行职员便利,私自加盖单位业务公章，向战明秀出具的借据。所得钱款未进入民族大学支行的账户，而是由李明丽进行高风险投资。李明丽的借款行为并非执行银行的工作任务，亦未得到其工作单位的授权，完全系其个人行为，其在案涉借据上加盖业务专用章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现李明丽已受到刑罚惩处，该行为与银行公章管理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银行在使用业务专用章方面与一般单位不同，银行主要业务在于吸收及兑付款项，银行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业务时，均需要接触及使用业务专用章，不宜对银行苛以过重的监管责任。另外，根据战明秀自述，其担任单位出纳人员，并多次在银行办理过业务，应知晓基本的财务专业知识及办理流程。其在既未看到银行相关业务公示也未填写银行制式单据，且承诺利率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仅以李明丽个人书写字据及李明丽个人持有的业务用章而将钱款数次汇入李明丽个人指定的私人账户，其行为本身即具有主观过错，不能认定其系善意相对人,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不应当由银行承担。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战明秀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战明秀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立杰
审判员 李 林
审判员 苏 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韩 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民申36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战明秀，女，197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宇，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捷中，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田国立，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民族大学支行，住所地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西371号。负责人：杨春梅，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红霞，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战明秀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民族大学支行（以下简称民族大学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11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战明秀申请再审称，（一）两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认为申请人未提供建设银行、民族大学支行公章管理不严的证据，过分加重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二）两审中，申请人申请调取（2013）科刑初字第78号刑事卷宗，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申请人及李明丽、程玉凤的陈述对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两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均未对该证据效力进行判定。（三）银行对业务专用章的监管是其应尽的管理责任，在申请人已经举证的情况下，两审法院认为民族大学支行对于公章管理不存在过错，缺乏证据证明。（四）两审法院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中认为本案中申请人损失由李明丽个人行为所致，系认定事实错误。（五）两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综上，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民族大学支行提交意见称，两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和《文书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李明丽系利用其担任民族大学支行职员便利,私自加盖单位业务公章，向战明秀出具的借据。所得钱款未进入民族大学支行的账户，而是由李明丽进行高风险投资。李明丽的借款行为并非执行银行的工作任务，亦未得到其工作单位的授权，完全系其个人行为，其在案涉借据上加盖业务专用章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现李明丽已受到刑罚惩处，该行为与银行公章管理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银行在使用业务专用章方面与一般单位不同，银行主要业务在于吸收及兑付款项，银行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业务时，均需要接触及使用业务专用章，不宜对银行苛以过重的监管责任。另外，根据战明秀自述，其担任单位出纳人员，并多次在银行办理过业务，应知晓基本的财务专业知识及办理流程。其在既未看到银行相关业务公示也未填写银行制式单据，且承诺利率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仅以李明丽个人书写字据及李明丽个人持有的业务用章而将钱款数次汇入李明丽个人指定的私人账户，其行为本身即具有主观过错，不能认定其系善意相对人,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不应当由银行承担。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战明秀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战明秀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立杰审判员  李 林审判员  苏 伟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韩 静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黑执监449号
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兆麟信用社，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59-3号。
负责人：王卓，该单位主任。
被执行人：刘伟，女，1977年10月1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道外区。
被执行人：胡玉妍，女，1976年7月27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被执行人：姜庆军，男，1971年7月29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兆麟信用社依据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5）里民二商初字第1739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伟、胡玉妍、姜庆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执行，至今未能执行。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兆麟信用社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将本案指定其他法院继续执行。
本院认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在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至今未能执结本案，申请执行人申请指定执行的请求，符合指定执行的法定条件，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统一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5）里民二商初字第1739号民事判决书，由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继续执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本裁定书后将有关卷宗材料移送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通知相关当事人。
本裁定立即执行。
审判长 刘 洋
审判员 李 滨
审判员 吴继平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崔 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8）黑执监449号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兆麟信用社，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59-3号。负责人：王卓，该单位主任。被执行人：刘伟，女，1977年10月1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被执行人：胡玉妍，女，1976年7月27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被执行人：姜庆军，男，1971年7月29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兆麟信用社依据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5）里民二商初字第1739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伟、胡玉妍、姜庆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执行，至今未能执行。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兆麟信用社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将本案指定其他法院继续执行。本院认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在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至今未能执结本案，申请执行人申请指定执行的请求，符合指定执行的法定条件，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统一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5）里民二商初字第1739号民事判决书，由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继续执行。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本裁定书后将有关卷宗材料移送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通知相关当事人。本裁定立即执行。审判长 刘 洋审判员 李 滨审判员 吴继平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崔 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149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肖小龙，男，197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忠，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红勤，女，197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系肖小龙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忠，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桂林，女，1963年3月18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磊，男，1987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再审申请人肖小龙、彭红勤因与被申请人王桂林、陈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终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肖小龙、彭红勤申请再审称：1、肖小龙的借款与王桂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王桂林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肖小龙的借款是王桂林提供的资金。2、一、二审法院判决肖小龙、彭红勤偿还本金398861元计算错误，应从2015年4月26日开始按月息2分计算。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驳回王桂林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王桂林于2014年6月27日与中亿佰联襄阳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亿佰联公司）签订《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王桂林通过中亿佰联公司向肖小龙出借100万元。后中亿佰联公司安排王桂林将100万元转入该公司员工陈磊账户，并由陈磊以个人名义与肖小龙签订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后陈磊向肖小龙转账200万元。上述事实有王桂林与中亿佰联公司签订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王桂林与陈磊签订的《合作放贷协议》、陈磊与肖小龙签订的《借款合同》、转款凭证、陈磊关于其行为属于中亿佰联公司的职务行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之后，因肖小龙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引起本案纠纷。本案中，王桂林委托中亿佰联公司向肖小龙放款，中亿佰联公司又委托其公司员工陈磊以个人名义与肖小龙签订借款合同，该行为属于隐名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虽然肖小龙与中亿佰联公司的员工陈磊签订借款合同时，并不知晓借款委托人为王桂林，但在受托人中亿佰联公司向委托人王桂林批露第三人为肖小龙及其妻彭红勤后，王桂林作为委托人有权行使中亿佰联公司对肖小龙、彭红勤的权利。因此，肖小龙、彭红勤关于肖小龙的借款与王桂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王桂林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肖小龙的借款是王桂林提供的资金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肖小龙、彭红勤与中亿佰联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4.2％，在借款当日付息8.4万元，其后，肖小龙、彭红勤在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期间每月向陈磊支付利息8.4万元，并于2015年12月30日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偿还陈磊1694895元。一、二审法院判决实际借款本金为191.6万元，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已付利息部分高于月利率3％的部分认定无效，按付息还本的原则处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肖小龙、彭红勤关于一、二审判决肖小龙、彭红勤偿还本金398861元计算错误，应从2015年4月26日开始按月息2分计算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肖小龙、彭红勤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建民
审判员 李成林
审判员 高 倩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汤 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14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肖小龙，男，197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忠，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红勤，女，197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系肖小龙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忠，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桂林，女，1963年3月18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磊，男，1987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再审申请人肖小龙、彭红勤因与被申请人王桂林、陈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终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肖小龙、彭红勤申请再审称：1、肖小龙的借款与王桂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王桂林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肖小龙的借款是王桂林提供的资金。2、一、二审法院判决肖小龙、彭红勤偿还本金398861元计算错误，应从2015年4月26日开始按月息2分计算。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驳回王桂林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王桂林于2014年6月27日与中亿佰联襄阳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亿佰联公司）签订《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王桂林通过中亿佰联公司向肖小龙出借100万元。后中亿佰联公司安排王桂林将100万元转入该公司员工陈磊账户，并由陈磊以个人名义与肖小龙签订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后陈磊向肖小龙转账200万元。上述事实有王桂林与中亿佰联公司签订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王桂林与陈磊签订的《合作放贷协议》、陈磊与肖小龙签订的《借款合同》、转款凭证、陈磊关于其行为属于中亿佰联公司的职务行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之后，因肖小龙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引起本案纠纷。本案中，王桂林委托中亿佰联公司向肖小龙放款，中亿佰联公司又委托其公司员工陈磊以个人名义与肖小龙签订借款合同，该行为属于隐名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虽然肖小龙与中亿佰联公司的员工陈磊签订借款合同时，并不知晓借款委托人为王桂林，但在受托人中亿佰联公司向委托人王桂林批露第三人为肖小龙及其妻彭红勤后，王桂林作为委托人有权行使中亿佰联公司对肖小龙、彭红勤的权利。因此，肖小龙、彭红勤关于肖小龙的借款与王桂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王桂林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肖小龙的借款是王桂林提供的资金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肖小龙、彭红勤与中亿佰联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4.2％，在借款当日付息8.4万元，其后，肖小龙、彭红勤在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期间每月向陈磊支付利息8.4万元，并于2015年12月30日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偿还陈磊1694895元。一、二审法院判决实际借款本金为191.6万元，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已付利息部分高于月利率3％的部分认定无效，按付息还本的原则处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肖小龙、彭红勤关于一、二审判决肖小龙、彭红勤偿还本金398861元计算错误，应从2015年4月26日开始按月息2分计算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肖小龙、彭红勤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建民审判员  李成林审判员  高 倩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汤 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行申13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娇娇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2号。
法定代表人：蔡奇，市长。
再审申请人杨娇娇因诉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546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长包剑平、审判员张淑芳、审判员李志强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娇娇不服北京市人民政府所作《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杨娇娇向被告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是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就其申请公开有关接访信息所作告知行为,而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对其申请作出答复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市政府针对该申请事项对原告杨娇娇作出的被诉决定书,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原告杨娇娇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杨娇娇的起诉。杨娇娇
杨娇娇不服一审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以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的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杨娇娇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杨娇娇因不服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朝信公开〔2016〕第111号-答），于2016年5月28日以邮寄方式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对杨娇娇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杨娇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以杨娇娇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系信访告知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亦不属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北京市人民政府针对该申请事项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杨娇娇的起诉。杨娇娇认为其要求公开2016年3月30日（周三）北京市朝阳区领导接待日负责接待的区领导姓名、职务等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程序违法，应当撤销；一二审法院认为杨娇娇所提的诉讼不属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于法无据，应当撤销并发回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诉的利益。本案中，杨娇娇已经依申请获取了“2016年3月30日（周三）北京市朝阳区领导接待日负责接待的区领导为区委副书记陈涛”的信息，并不存在合法权益因政府信息公开行为遭受侵害的可能，因此，杨娇娇对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朝信公开〔2016〕第111号-答）不具有诉的利益，对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亦不具有诉的利益。故杨娇娇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杨娇娇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杨娇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娇娇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包剑平
审 判 员 张淑芳
审 判 员 李志强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海婷
书 记 员 胡 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行申13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娇娇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2号。法定代表人：蔡奇，市长。再审申请人杨娇娇因诉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546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长包剑平、审判员张淑芳、审判员李志强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娇娇不服北京市人民政府所作《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杨娇娇向被告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是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就其申请公开有关接访信息所作告知行为,而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对其申请作出答复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市政府针对该申请事项对原告杨娇娇作出的被诉决定书,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原告杨娇娇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杨娇娇的起诉。杨娇娇杨娇娇不服一审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的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杨娇娇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杨娇娇因不服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朝信公开〔2016〕第111号-答），于2016年5月28日以邮寄方式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对杨娇娇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杨娇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以杨娇娇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系信访告知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亦不属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北京市人民政府针对该申请事项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杨娇娇的起诉。杨娇娇认为其要求公开2016年3月30日（周三）北京市朝阳区领导接待日负责接待的区领导姓名、职务等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程序违法，应当撤销；一二审法院认为杨娇娇所提的诉讼不属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于法无据，应当撤销并发回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诉的利益。本案中，杨娇娇已经依申请获取了“2016年3月30日（周三）北京市朝阳区领导接待日负责接待的区领导为区委副书记陈涛”的信息，并不存在合法权益因政府信息公开行为遭受侵害的可能，因此，杨娇娇对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朝信公开〔2016〕第111号-答）不具有诉的利益，对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京政复告字〔2016〕179号）亦不具有诉的利益。故杨娇娇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杨娇娇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杨娇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娇娇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包剑平审 判 员 张淑芳审 判 员 李志强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海婷书 记 员 胡 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民申46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亮甲店镇北苍屯72号。
法定代表人：中川雄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梦川，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铮，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街道姜家村姜家堡子301—3号1层。
法定代表人：胡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辽宁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铭丰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海星路5号101/201。
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研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同公司）、大连铭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丰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1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日研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日研公司不承担对益同公司的付款义务。虽然日研公司与益同公司签订了《产品加工合同》，但是合同并非日研公司履行，且益同公司虽按约交付油箱，但实际接收人并非日研公司，而是铭丰公司履行了该合同，实际接收货物并转卖至日本的陆岛公司，且陆岛公司已将涉案油箱款项交付给铭丰公司。铭丰公司给付益同公司的188,100元货款并非日研公司委托支付，而是其因履行合同自行支付的货款，整个交易过程，日研公司没有参与。日研公司在涉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仅起到居间作用，没有参与合同的履行，也未从中获益，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日研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益同公司提交意见称，日研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一）日研公司就同一事实前后陈述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有关两份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原审日研公司陈述因其他原因未实际履行。现日研公司再审称其并非加工合同的定作方，既与原审陈述和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也和其法定代表人与益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日本客户往来邮件体现的内容相矛盾。（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三）益同公司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完全能够证明其主张。（四）日研公司所谓的证据在一、二审之前即已存在，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也证明不了其主张。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日研公司是否为本案《产品加工合同》的相对人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12年7月23日、2012年9月28日，日研公司与益同公司分别签订《产品加工合同》。原审期间，田布施工业株式会社董事长竹内昌伸出具的状况说明书载明：“2012年7月18日和2012年9月20日，田布施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川雄一在日本设立的陆岛有限公司订购了油盘以及关联部品PANOILP-
STD(图纸番号37813－50101)BOSS（图纸番号32513－40117）后，陆岛有限公司的中川雄一通过在中国设立的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委托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加工上述田布施工业股份公司所购的部品。中川雄一、我以及我公司的山崎幸秀专务曾多次去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针对订购部品的试作、加工进行了指导。现在全部的订购品已受领，全部的货款也已经向陆岛有限公司以及中川雄一支付完结”。日研公司法定代表人中川雄一、益同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建华、田布施工业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竹内昌伸三方之间的电子邮件可以证明日方客户田布施工业株式会社已经收到了其向陆岛有限公司订购的油盘，且该油盘来自于益同公司，表明涉案合同已实际履行。因此，日研公司主张未参与涉案合同的履行，依据不足。虽然铭丰公司向益同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但是铭丰公司与益同公司之间并未缔结合同，益同公司亦不认可其与铭丰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二审法院认定日研公司为涉案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
日研公司于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发票、装箱单、报关单、提单等证据，形成时间均为一审起诉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认定条件，对其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娄秀娟
审判员 樊少忠
审判员 陈 晨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韩 笑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辽民申46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亮甲店镇北苍屯72号。法定代表人：中川雄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梦川，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铮，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街道姜家村姜家堡子301—3号1层。法定代表人：胡建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辽宁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铭丰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海星路5号101/201。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研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同公司）、大连铭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丰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1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日研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日研公司不承担对益同公司的付款义务。虽然日研公司与益同公司签订了《产品加工合同》，但是合同并非日研公司履行，且益同公司虽按约交付油箱，但实际接收人并非日研公司，而是铭丰公司履行了该合同，实际接收货物并转卖至日本的陆岛公司，且陆岛公司已将涉案油箱款项交付给铭丰公司。铭丰公司给付益同公司的188,100元货款并非日研公司委托支付，而是其因履行合同自行支付的货款，整个交易过程，日研公司没有参与。日研公司在涉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仅起到居间作用，没有参与合同的履行，也未从中获益，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日研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益同公司提交意见称，日研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一）日研公司就同一事实前后陈述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有关两份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原审日研公司陈述因其他原因未实际履行。现日研公司再审称其并非加工合同的定作方，既与原审陈述和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也和其法定代表人与益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日本客户往来邮件体现的内容相矛盾。（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三）益同公司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完全能够证明其主张。（四）日研公司所谓的证据在一、二审之前即已存在，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也证明不了其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日研公司是否为本案《产品加工合同》的相对人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12年7月23日、2012年9月28日，日研公司与益同公司分别签订《产品加工合同》。原审期间，田布施工业株式会社董事长竹内昌伸出具的状况说明书载明：“2012年7月18日和2012年9月20日，田布施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川雄一在日本设立的陆岛有限公司订购了油盘以及关联部品PANOILP-STD(图纸番号37813－50101)BOSS（图纸番号32513－40117）后，陆岛有限公司的中川雄一通过在中国设立的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委托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加工上述田布施工业股份公司所购的部品。中川雄一、我以及我公司的山崎幸秀专务曾多次去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针对订购部品的试作、加工进行了指导。现在全部的订购品已受领，全部的货款也已经向陆岛有限公司以及中川雄一支付完结”。日研公司法定代表人中川雄一、益同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建华、田布施工业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竹内昌伸三方之间的电子邮件可以证明日方客户田布施工业株式会社已经收到了其向陆岛有限公司订购的油盘，且该油盘来自于益同公司，表明涉案合同已实际履行。因此，日研公司主张未参与涉案合同的履行，依据不足。虽然铭丰公司向益同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但是铭丰公司与益同公司之间并未缔结合同，益同公司亦不认可其与铭丰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二审法院认定日研公司为涉案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日研公司于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发票、装箱单、报关单、提单等证据，形成时间均为一审起诉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认定条件，对其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大连日研工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娄秀娟审判员  樊少忠审判员  陈 晨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韩 笑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终9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兴珍，女，195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恩施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匡明，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原审第三人：林彩龙，男，195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上林村3-112号。
原审第三人：恩施市东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大道78号。
法定代表人：林彩龙，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向兴珍因与被上诉人方匡明、原审被告林彩龙、恩施市东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兴珍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向兴珍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俊毅
审判员 王仁祥
审判员 林志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 凡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终9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兴珍，女，195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恩施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匡明，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原审第三人：林彩龙，男，195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上林村*****号。
原审第三人：恩施市东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大道78号。
法定代表人：林彩龙，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向兴珍因与被上诉人方匡明、原审被告林彩龙、恩施市东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兴珍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向兴珍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俊毅
审判员 王仁祥
审判员 林志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 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沪行申5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唐克忠，男，194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文化路***号***室。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路１号。
法定代表人：沈雪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镇长。
再审申请人唐克忠因与被申请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泗泾镇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唐克忠申请再审称：涉案房屋是农民宅基地建房，应当适用《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作为泗泾镇政府的职权依据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不适用于本案；原审认定涉案房屋三、四层等建筑部分未取得规划许可证、违反《小区建房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小区建房协议》本身是违法的；泗泾镇政府违法用地，违反规划管理办法，导致唐克忠无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针对对违法建筑物强制拆除决定，唐克忠在法定期限内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015年7月20日，泗泾镇政府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后，次日唐克忠就提起了行政诉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泗泾镇政府停止强制拆除行为。7月27日泗泾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在法定期限内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原审判决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泗泾镇政府作为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在限期拆除决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作出被诉强拆决定的职权。本案中，唐克忠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且违反《小区建房协议》约定，在松江区泗泾镇赵非公路XXX弄XXX号搭建三层、四层及三角屋顶，泗泾镇政府经调查认定唐克忠违法搭建的事实后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唐克忠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泗泾镇政府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进行了催告。因唐克忠经催告逾期仍不拆除违法建筑，且未提出正当理由，故泗泾镇政府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被诉强拆决定并送达唐克忠，符合《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及《若干规定》等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唐克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唐克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唐克忠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周宏伟
审 判 员 邓永杰
代理审判员 肖 宁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慧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沪行申5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唐克忠，男，194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文化路***号***室。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路１号。法定代表人：沈雪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镇长。再审申请人唐克忠因与被申请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泗泾镇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唐克忠申请再审称：涉案房屋是农民宅基地建房，应当适用《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作为泗泾镇政府的职权依据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不适用于本案；原审认定涉案房屋三、四层等建筑部分未取得规划许可证、违反《小区建房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小区建房协议》本身是违法的；泗泾镇政府违法用地，违反规划管理办法，导致唐克忠无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针对对违法建筑物强制拆除决定，唐克忠在法定期限内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015年7月20日，泗泾镇政府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后，次日唐克忠就提起了行政诉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泗泾镇政府停止强制拆除行为。7月27日泗泾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在法定期限内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原审判决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泗泾镇政府作为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在限期拆除决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作出被诉强拆决定的职权。本案中，唐克忠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且违反《小区建房协议》约定，在松江区泗泾镇赵非公路XXX弄XXX号搭建三层、四层及三角屋顶，泗泾镇政府经调查认定唐克忠违法搭建的事实后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唐克忠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泗泾镇政府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进行了催告。因唐克忠经催告逾期仍不拆除违法建筑，且未提出正当理由，故泗泾镇政府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被诉强拆决定并送达唐克忠，符合《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及《若干规定》等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唐克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唐克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唐克忠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周宏伟审 判 员  邓永杰代理审判员  肖 宁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慧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辖终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云先，男，197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叁点零易货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马庙巷17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尹锦琳，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伍家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夷陵路358号。
负责人：汪瑞雪，该支行行长。
上诉人熊云先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参点零易货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参点零公司）、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伍家支行（下称建行伍家支行）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人民法院（2018）鄂05民初6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
熊云先上诉称，⒈本案属因非法期货交易引起的期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⒉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经营、组织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而主张双方合同无效并返还合同款项即保证金，争议标的为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负有支付款项义务，接收货币一方为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另涉案争议合同属网络电子交易合同，全部交易通过下载杭州参点零公司的电脑客户端或手机客户端后在网上进行交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亦应为上诉人住所地。原审法院作为上诉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裁定认定被上诉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建行伍家支行通过建行E商通签订有《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客户三方服务协议》，建行伍家支行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提供出金、入金、资金划转、监管、保证金扣划等支付结算服务，违反了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交易场所类特约商户资质审核和风险监测，严禁为非法交易场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风险提示》的相关规定，应当与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上诉人主张建行伍家支行承担连带责任能否得到支持，属于案件实体审理范围，需要经过审理后由人民法院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建行伍家支行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原审法院以本案主要法律关系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为由，而排除其作为被告建行伍家支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⒋原裁定在程序上没有保障上诉人对案件的答辩、陈述和申辩权利，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裁定，确定本案由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被上诉人杭州参点零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熊云先在杭州参点零公司处开设交易帐户，并通过该公司电子交易平台进行杭交油（原油）、行交沥青等涉案交易过程中引发的纠纷。因熊云先系以杭州参点零公司所宣称的涉案交易名为“现货交易”，实为未经许可设立期货交易平台，组织并经营“非法期货交易”等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其在杭州参点零公司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判令杭州参点零公司返还款项746115.27元，由建行伍家支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案由应依据熊云先所主张的双方实质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为期货交易纠纷。
熊云先在对杭州参点零公司提出相关诉讼主张的同时，另以建行伍家支行违法违规为非法期货交易提供资金托管服务以及出入金等服务，未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等为由，要求建行伍家支行在本案中对杭州参点零公司应返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因熊云先提出的该项诉求系基于其认为建行伍家支行在案涉的非法期货交易中应当承担相应的帐户安全�障义务，至于熊云先主张的该项连带责任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属于案件实体审理内容，需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故对杭州三点零公司在一审管辖异议时提出的熊云先与建行伍家支行之间仅为储蓄存款关系，建行伍家支行作为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因被告之一建行伍家支行的住所地位于湖北省××西陵区，属于原审法院管辖范围，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裁定认为“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关系为熊云先与杭州参点零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应以主要法律关系来确定管辖法院”，并据此排除其作为被告建行伍家支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法院作为被告建行伍家支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在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已立案受理的情形下，裁定将案件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5民初69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俊毅
审判员 王仁祥
审判员 林志农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 凡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辖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云先，男，197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叁点零易货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马庙巷17号101室。法定代表人：尹锦琳，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伍家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夷陵路358号。负责人：汪瑞雪，该支行行长。上诉人熊云先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参点零易货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参点零公司）、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伍家支行（下称建行伍家支行）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人民法院（2018）鄂05民初6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熊云先上诉称，⒈本案属因非法期货交易引起的期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⒉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经营、组织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而主张双方合同无效并返还合同款项即保证金，争议标的为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负有支付款项义务，接收货币一方为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另涉案争议合同属网络电子交易合同，全部交易通过下载杭州参点零公司的电脑客户端或手机客户端后在网上进行交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亦应为上诉人住所地。原审法院作为上诉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裁定认定被上诉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建行伍家支行通过建行E商通签订有《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客户三方服务协议》，建行伍家支行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提供出金、入金、资金划转、监管、保证金扣划等支付结算服务，违反了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交易场所类特约商户资质审核和风险监测，严禁为非法交易场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风险提示》的相关规定，应当与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上诉人主张建行伍家支行承担连带责任能否得到支持，属于案件实体审理范围，需要经过审理后由人民法院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建行伍家支行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原审法院以本案主要法律关系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为由，而排除其作为被告建行伍家支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⒋原裁定在程序上没有保障上诉人对案件的答辩、陈述和申辩权利，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裁定，确定本案由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被上诉人杭州参点零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熊云先在杭州参点零公司处开设交易帐户，并通过该公司电子交易平台进行杭交油（原油）、行交沥青等涉案交易过程中引发的纠纷。因熊云先系以杭州参点零公司所宣称的涉案交易名为“现货交易”，实为未经许可设立期货交易平台，组织并经营“非法期货交易”等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其在杭州参点零公司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判令杭州参点零公司返还款项746115.27元，由建行伍家支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案由应依据熊云先所主张的双方实质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为期货交易纠纷。熊云先在对杭州参点零公司提出相关诉讼主张的同时，另以建行伍家支行违法违规为非法期货交易提供资金托管服务以及出入金等服务，未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等为由，要求建行伍家支行在本案中对杭州参点零公司应返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因熊云先提出的该项诉求系基于其认为建行伍家支行在案涉的非法期货交易中应当承担相应的帐户安全�障义务，至于熊云先主张的该项连带责任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属于案件实体审理内容，需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故对杭州三点零公司在一审管辖异议时提出的熊云先与建行伍家支行之间仅为储蓄存款关系，建行伍家支行作为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因被告之一建行伍家支行的住所地位于湖北省××西陵区，属于原审法院管辖范围，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裁定认为“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关系为熊云先与杭州参点零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应以主要法律关系来确定管辖法院”，并据此排除其作为被告建行伍家支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作为被告建行伍家支行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在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已立案受理的情形下，裁定将案件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5民初69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俊毅审判员  王仁祥审判员  林志农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 凡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30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号*号楼。
法定代表人：白立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卫明，河南中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文宇，男，汉族，1985年1月6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代理人：孙希成，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翼，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姝锜，女，汉族，1986年2月4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代理人：孙希成，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翼，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常文宇、李姝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本院审查过程中，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以双方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由于2017年11月14日请求撤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永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行申6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华夏国医馆。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北新街**号。
法定代表人：金建波，该馆馆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峥，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淑芹，该委员会审查员。
再审申请人石家庄华夏国医馆因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行终18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申请再审称：（一）华夏或华夏及字母组合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是极其普遍现象。通过网上查询，以华夏或华夏及字母组合作为商标注册的已多达103个，且商标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也极为广泛。这些注册商标中注册时间最早的已有三十余年，早已被社会公众所熟知，不具有欺骗性。（二）“国医”是“中医”的别称，在基层建立中医馆、国医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国医”的解释仅有一条，即：中医，因此“国医”是“中医”的别称。《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10月26日）头版登载题为“建设健康中国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的文章，该文载：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推广适宜技术，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该文中的“中医馆”、“国医堂”是同义的，就是指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疗机构，这一点在国中医药医政发[2016]33号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石家庄市新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华夏国医馆中“国医馆”的使用说明》指出：“国医”单纯指的就是“中医”，是中医药行业�中医诊疗机构的一个统称，是中医诊疗机构通用的称谓，并没有夸大宣传含义，在实际使用中相关公众不会产生误认。二审判决将“国医”解释为“具有最杰出的医术或医效的含义”，把“国医”的范围缩小、层次拔高，其结果是使相关标志丧失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的可能性。综上所述，诉争商标“华夏国医馆”使用在指定服务上不会造成相关公众对服务的质量等产生误认，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请求本院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意见称，诉争商标“华夏国医馆”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在再审审查阶段的争议焦点问题为：诉争商标“华夏国医馆”是否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本院认为，带有欺骗性，是指将商标指定使用在其商品或者服务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错误的认识。对于商标是否带有欺骗性的审查，应该从相关公众对申请商标与指定使用商品及商标申请人之间关系的一般认知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关于对诉争商标中“国医馆”部分的理解，根据石家庄华夏国医馆提交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医”的解释、《中国中医药报》头版刊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建设健康中国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文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印发的国中医药医政发﹝2016﹞33号文件等，可以证明“国医”是“中医”的别称，不具有描述医术或者医效的高超程度的含义，“国医堂”则是我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与“中医馆”并列的一类中医服务机构。二审判决关于“国医”也指“御医”，具有最杰出的医术或者医效的含义的解释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诉争商�“华夏国医馆”的整体理解。“华夏”是我国的古称，“国医馆”则是有关传统中医的医疗服务的名称。当“华夏”和“国医馆”结合在一起，使用在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等服务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对服务的规模、质量等产生错误的认识，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石家庄华夏国医馆提交的有关华夏或华夏及字母组合作为注册商标的证据，虽可以说明“华夏”本身不具有欺骗性，但无法证明“华夏国医馆”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在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等服务上不具有欺骗性。二审判决对“国医”的解释虽有所不当，但认定诉争商标“华夏�医馆”使用在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等服务上具有欺骗性的结论正确。石家庄华夏国医馆关于诉争商标不具有欺骗性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朱 理
审 判 员 毛立华
审 判 员 佟 姝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博
书 记 员 刘方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行申67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华夏国医馆。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北新街**号。法定代表人：金建波，该馆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峥，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号。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淑芹，该委员会审查员。再审申请人石家庄华夏国医馆因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行终18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申请再审称：（一）华夏或华夏及字母组合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是极其普遍现象。通过网上查询，以华夏或华夏及字母组合作为商标注册的已多达103个，且商标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也极为广泛。这些注册商标中注册时间最早的已有三十余年，早已被社会公众所熟知，不具有欺骗性。（二）“国医”是“中医”的别称，在基层建立中医馆、国医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国医”的解释仅有一条，即：中医，因此“国医”是“中医”的别称。《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10月26日）头版登载题为“建设健康中国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的文章，该文载：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推广适宜技术，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该文中的“中医馆”、“国医堂”是同义的，就是指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疗机构，这一点在国中医药医政发[2016]33号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石家庄市新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华夏国医馆中“国医馆”的使用说明》指出：“国医”单纯指的就是“中医”，是中医药行业�中医诊疗机构的一个统称，是中医诊疗机构通用的称谓，并没有夸大宣传含义，在实际使用中相关公众不会产生误认。二审判决将“国医”解释为“具有最杰出的医术或医效的含义”，把“国医”的范围缩小、层次拔高，其结果是使相关标志丧失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的可能性。综上所述，诉争商标“华夏国医馆”使用在指定服务上不会造成相关公众对服务的质量等产生误认，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请求本院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意见称，诉争商标“华夏国医馆”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在再审审查阶段的争议焦点问题为：诉争商标“华夏国医馆”是否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本院认为，带有欺骗性，是指将商标指定使用在其商品或者服务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错误的认识。对于商标是否带有欺骗性的审查，应该从相关公众对申请商标与指定使用商品及商标申请人之间关系的一般认知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关于对诉争商标中“国医馆”部分的理解，根据石家庄华夏国医馆提交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医”的解释、《中国中医药报》头版刊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建设健康中国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文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印发的国中医药医政发﹝2016﹞33号文件等，可以证明“国医”是“中医”的别称，不具有描述医术或者医效的高超程度的含义，“国医堂”则是我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与“中医馆”并列的一类中医服务机构。二审判决关于“国医”也指“御医”，具有最杰出的医术或者医效的含义的解释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诉争商�“华夏国医馆”的整体理解。“华夏”是我国的古称，“国医馆”则是有关传统中医的医疗服务的名称。当“华夏”和“国医馆”结合在一起，使用在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等服务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对服务的规模、质量等产生错误的认识，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石家庄华夏国医馆提交的有关华夏或华夏及字母组合作为注册商标的证据，虽可以说明“华夏”本身不具有欺骗性，但无法证明“华夏国医馆”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在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等服务上不具有欺骗性。二审判决对“国医”的解释虽有所不当，但认定诉争商标“华夏�医馆”使用在医疗诊所服务、医院等服务上具有欺骗性的结论正确。石家庄华夏国医馆关于诉争商标不具有欺骗性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石家庄华夏国医馆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朱 理审 判 员  毛立华审 判 员  佟 姝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博书 记 员  刘方方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73行初2341号
原告北京晟基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31幢A单元203。
法定代表人谷艳飞,执行董事。（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增鑫，北京腾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学兵，北京腾凯律师事务所律师。（未到庭）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到庭）
案由：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被诉决定：商评字【2018】第0000006117号关于第20426721号“大漠神杞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18年1月15日。
本院立案时间：2018年3月7日。
开庭时间：2018年4月4日。
被告以原告申请注册的第20426721号“大漠神杞及图”商标(简称诉争商标)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情形为由，作出被诉决定，驳回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的注册申请。
原告诉称：一、诉争商标与第17438587号“大漠蓝杞及图”商标（简称引证商标二）无论在文字构成、整体外观上，还是整体呼叫及商标文字含义上都存在明显不同，不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二、诉争商标具有显著性和独特性，完全区别于引证商标二，经过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已与原告建立起唯一对应关系。因此，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
被告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诉争商标
1.申请人：原告。
2.申请号：20426721。
3.申请日期：2016年6月24日。
4.标识：
5.指定使用商品：啤酒;果汁;水（饮料）;矿泉水（饮料）等商品。
二、引证商标二
1.注册人：景泰恒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号：17438587。
3.申请日期：2015年7月15日。
4.专用权期限至2026年12月27日。
5.标识：
6.核定使用商品：啤酒;果汁;水（饮料）;奶茶（非奶为主）等商品。
三、其他事实
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与引证商标二核定使用商品构成类似商品没有异议。
被诉决定认定诉争商标与第4453113号“大漠神溪”商标（简称引证商标一）在文字、含义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未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诉争商标和引证商标二档案、行政阶段相关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本案中，诉争商标申请日期为2016年6月24日，引证商标二申请日期为2015年7月15日，初步审定日期为2016年9月27日，故相对于诉争商标，引证商标二为在先商标。
商标近似是指商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注册商标的商品或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本案中，诉争商标为图文组合商标“大漠神杞及图”，引证商标二为图文组合商标“大漠蓝杞及图”，两者在文字构成上仅相差一个字，在构图元素、设计风格及整体视觉效果上近似，构成近似商标。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与引证商标二核定使用的商品构成类似商品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对此予以确认。故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二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
商标驳回复审案件为单方程序，因此引证商标持有人不可能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到该程序中，有关引证商标知名度的证据因而在该程序中无法得以出示。在缺乏对诉争商标，特别是引证商标进行充分举证和辩论的情况下，商标知名度实际上无法予以考虑，否则将有违程序的正当性。本案中，只有原告提交证据试图证明诉争商标知名度强，而引证商标二的持有人并未参与进来。因原告的证据均为单方证据，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经使用已可与引证商标二相区分。故原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因此，被告认定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与引证商标二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原告北京晟基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晟基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北京晟基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宁 勃
人民陪审员 刘晓红
人民陪审员 窦玉莲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法官 助理 郝 倩
书 记 员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