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7民终7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西县支行。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城广场路*号。
负责人：陈耀辉，该行行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行。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东门垌东门路*号。
负责人：许绍安，该行行长。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沛，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道锋，男，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程村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明，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扬，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西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阳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行（以下简称农行阳江分行）与被上诉人梁道锋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阳西县人民法院（2016）粤1721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农行阳西支行、农行阳江分行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梁道锋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梁道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调岗合法。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梁道锋从事“执行操作岗位”工作，银行的工作岗位分两类：一类是执行操作，一类是管理。客户经理和综合柜员工作均属于“执行操作岗位”，属于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内调整工作岗位，无需经双方协商。一审法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和《劳动合同法》第五条约定，认定农行阳西支行调岗违法，明显错误。本案中，梁道锋如果认为农行阳西支行对其工作调整属于必须“协商一致”的范围，完全可以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梁道锋入职银行20多年来梁道锋因岗位调整致劳动合同的变更已经发生了多次，都是通知报到的方式，只要梁道锋到下面的部门报到即视为同意或者服从，并开始履行职务。二、调岗合理。梁道锋在2013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派驻从事扶贫工作，现扶贫工作已经结束，必须调整到新的工作岗位。梁道锋2011年12月至2013年9月在阳西金穗支行担任客户经理期间与同事关系不和，经常发生矛盾，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并且目前该岗位与其他工作岗位配合协调，运作状况良好，比梁道锋负责该项工作时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高得多，因此，更加没有必要再将梁道锋安排回原来的客户经理工作的必要性。所以，农行阳西支行在“执行操作岗”序列上对梁道锋进行工作调整完全是合理的。一审法院否定农行阳西支行调整梁道锋工作的合理性，过于武断。必须说明的是，从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于2007年7月18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起至2011年11月期间，梁道锋一直在综合柜台工作，而且在上述劳动合同签订之前的20年时间里，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网点柜台工作，对于柜台工作来说，完全是一个熟练工。因此，农行阳西支行将梁道锋调整去负责非常熟悉的综合柜员工作是合理的。梁道锋称自己是助理经济师，是初级的职称，因此，其适合柜员岗位，经验和技能都没有问题，也不浪费人才，符合公序良俗。三、对于调岗后的工资待遇是否降低的问题。不应纵向相对比，因为负责扶贫工作是没有绩效工资的，即使是横向对比，也没有可比性，梁道锋调岗后根本没有认真上班，没有绩效工资。劳动争议仲裁委用梁道锋在调岗之前的岗位工资和调岗后的岗位工资进行比较得到工资水平相当的认定是非常合理的，法院应予支持。农行阳西支行实行能上能下、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措施，收入的构成包括岗位工资以及绩效工资，岗位工资变动的幅度极小，绩效工资根据员工的业绩计算，可以有较大差别，这不是岗位决定的，而是业绩贡献决定的，体现出多劳多得的薪酬分配制度。一审法院却片面调取陈开志、陈伟辉、李红波的那三个柜员岗位的工资情况与梁道锋在扶贫期间领取的平均绩效工资情况进行对比，以认定梁道锋岗位调整前后的待遇的差别，这样的对比，纯粹是以偏概全。况且刚好相反，综合柜员岗位员工的月工资达到7750元，比梁道锋的月工资6312元还要高，说明在执行操作岗序列的员工工资收入是由个人业绩贡献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对梁道锋的岗位调整，没有任何不合理。四、梁道锋违反劳动纪律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农行阳西支行解除与梁道锋的劳动关系合法。本案中解除梁道锋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关键是梁道锋是否违反了劳动纪律，是否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梁道锋自2016年4月21日起到阳西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上班，至2016年5月23日共33天时间里，其应上班的时间为19天半，但其仅有3天在上午9时前到达网点营业厅，其他时日均为9时后才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营业外厅，有16天属于迟到。在其应上班的19天半时间里，梁道锋在营业外厅逗留的时间合计为718分钟（平均每天上班时间不够40分钟），且未经批准擅自离开营业场所，属于擅自脱岗行为，脱岗天数为19天半。5月23日后至解除劳动合同日止，情况亦是如此。一审法院将农行阳西支行是否送达通报批评文件给梁道锋，视为解除劳动合同的要件，这完全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二）无正当理由经常迟到、早退或者擅自脱岗，经批评教育无效，一个月内累计5次或半年内累计15次的”。可见，对梁道锋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农行阳西支行只要进行过批评教育无效即可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农行阳西支行提交的陈敏、梁子云与梁道锋的于2016年5月25日进行的《谈话笔录》，已足以证明农行阳西支行对梁道锋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按时到岗上班、采集指纹、参加晨会等。除此之外，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多次对梁道锋进行批评教育，指出其岗位是综合柜员，必须在营业内厅跟班学习，并要求梁道锋服从工作安排和遵守网点的劳动纪律。阳西支行纪委书记许立茂及运营财会部经理李启照于4月26日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并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陈仲包陪同下对梁道锋进行批评教育。该事实梁道锋一直没有否认。“批评教育”并不等同于“通报批评文件”。批评教育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可以是正式文件，也可以是谈话。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梁道锋屡次迟到、早退、不到工作单位，在员工队伍中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行阳西支行不可能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一审法院认定农行阳西支行未对梁道锋进行批评教育，认定事实错误。关于证据中的《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情况的通报》问题。该通报是一份正式公文，是通过在农行阳西支行公文系统及电子邮件系统公开发布及传递的，这是中国农业银行全系统的公文下达方式（中国农业银行已取消公文纸质流转方式），该通报全体员工无不知晓，不应认定没有送达梁道锋。而且梁道锋所在单位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也专门组织了全体员工对该《通报》进行了讨论学习，梁道锋不可能不知道。农行阳西支行提交的陈敏、梁子云与陈仲包等人于2016年5月25日进行的《谈话笔录》也充分证明了梁道锋对该《通报》是非常清楚、明了的。再次，一审法院超越了法院审理案件的权限范围。一审法院强调要求农行阳西支行提供证据证明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增加一个综合柜员的必要性，这是越权审理。农行阳西支行基于自身业务需要设置综合柜员岗位，是农行阳西支行的经营管理行为，是农行阳西支行的自主经营权，农行阳西支行无需向法院证明设置一个岗位的必要性，法院也无权审查农行阳西支行内部设置一个岗位的必要性。另外，解除劳动合同程序问题。农行阳西支行依照相关的规定对梁道锋进行了多层次的教育，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也征询了工会的意见，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最后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程序合法。
被上诉人梁道锋辩称：一、农行阳西支行歪曲事实，掩盖其没有对梁道锋进行调岗前的业务培训的事实。农行阳西支行描述梁道锋在2007年7月8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前的20年间里，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网点的柜台工作，对于柜台工作来说，完全是一名熟练工，这种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相符。梁道锋于1987年5月入职于农行阳西支行，1987年5月至1989年8月在农行阳西支行原程村营业所从事手工的柜台工作（当时没有电脑等设备）任柜台记账员，1989年9月至1997年4月在农行阳西支行原程村营业所任信贷员从事信贷员工作，已完全脱离了营业柜台业务。1997年5月至2000年任农行阳西支行原儒洞营业所主任，2001年3月至2011年10月在农行阳西支行客户部工作任客户经理，2011年12月至2013年8月在农行阳西支行金穗支行工作任客户经理，2013年9月至2016年4月被阳西县县委组织部抽调至阳西县程村镇黄什村从事驻村扶贫工作，2017年4月17日被农行阳西支行强制安排至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从事综合柜员工作。由上述简历可见，梁道锋参加工作30多年，只从事过2年的手工柜台工作。且目前的综合柜员与30年前的柜台营业人员要求、性质、工作内容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农行阳西支行说梁道锋完全是一名熟练工，是不尊重事实，弄虚作假欺骗法院的行为。二、农行阳西支行摄造违规事实，将违反劳动纪律的责任强加给梁道锋。农行阳西支行描述梁道锋的上班违反劳动纪律是错误的。理由：1、不参加晨会的问题。梁道锋被安排至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工作，即多次向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陈仲包询问上、下班时间及晨会召开的时间，均未作答复，亦未见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办公大楼内有张贴要求员工的上、下班时间及召开晨会的公示。故梁道锋只能按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对外营业时间上午9时正至下午5时正，作为上、下班时间。梁道锋按劳动合同的规定，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从没有违反过上、下班时间的规定。2、上班迟到、早退的问题。梁道锋从来都是上午9时前到达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办公楼内上班，下班为下午5时后离开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从来都没有出现迟到、早退现象。因梁道锋经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陈仲包同意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办公大楼的二楼接待室进行业务学习，从来没有任何人要求梁道锋每天到一楼的营业大厅签到及逗留，为此梁道锋较少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一楼营业大厅逗留，也就是说梁道锋严格按照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上班时间，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且在上班的八个小时里从未离开过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办公大楼。农行阳西支行只是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一楼营业厅内的视频资料，认定梁道锋上班迟到、早退是严重错误的。3、旷工行为的问题。梁道锋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工作期间，从未有过旷工现象，按用人单位的要求，在上班的时间内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工作单位。4、农行阳西支行与其下属员工谈话记录证明梁道锋有上班迟到、早退的现象是片面的，是不真实的。原因之一是谈话笔录中的员工都是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一楼的营业大厅内工作，梁道锋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二楼的接待室进行业务学习，他们并不知道梁道锋的工作情况及上、下班时间，故他们认为“迟到、早退”是指梁道锋离开或不在一楼营业大厅，这样的认定违背了事实的本质。原因之二是农行阳西支行与其谈话笔录的对象，是农行阳西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员工,存在着上、下级隶属关系，谈话笔录内容有失公平、公正。农行阳西支行用不完整的视频资料，对梁道锋作出违反劳动纪律的决定，是违背事实真相的，是将违反劳动纪律的责任强加给梁道锋的，请法院查明。三、农行阳西支行混淆视听，将一般工作性质的谈话，解释为专题的违规教育，是完全错误的。农行阳西支行描述于2016年4月26日在农行阳西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对梁道锋进行违规批评教育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存在着教育的过程。事实是这样的：2016年4月26日，农行阳西支行纪委书记许立茂、运营部经理李启照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要求梁道锋到农行阳江分行采集指模从事综合柜员工作，梁道锋当即向他们反映，梁道锋因身体状况，无法从事综合柜员工作，已不能适合从事综合柜员工作，希望调整工作岗位。许立茂、李启照当即表示要将梁道锋反映的情况带回去向农行阳西支行党委汇报，并叫梁道锋等侯农行阳西支行党委的批复，当时并没有谈及到其它工作情况，更谈不上教育。四、农行阳西支行颠倒是非，毫无事实根据，用妄加推测梁道锋知晓《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情况的通报》的内容。梁道锋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个公文系统，也不知晓电子邮件系统是用于流转公文的（梁道锋在收到农行阳西支行的上诉状当天，梁道锋立即咨询了农行员工，该两个系统是有密码控制的，密码由网点负责人掌握，并没有对员工公开，因此员工是不能登录该两系统浏览文件的）。这点可以查询农行阳西支行公文流转系统的登录记录为证，以证明梁道锋是否知道有此系统。2016年5月25日上午9时15分左右，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陈仲包告之梁道锋一份《通报》。值此之前，梁道锋一直不知道有《通报》一事。2016年5月25日下午陈敏、梁子云与梁道锋谈话，问及是否知晓《通报》一事，当时梁道锋回答知晓。事实上梁道锋是于2016年5月25日上午得知《通报》一事，并于2016年5月27日上午向农行阳西支行请假计划到上级行进行申诉。2016年5月27日下午，农行阳江分行、农行阳西支行分别派员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宣布与梁道锋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可见，农行阳西支行是想断绝梁道锋的申诉机会，是刻意制造梁道锋违反劳动纪律的事实，以达到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本意。五、一审法院将有关对梁道锋违反纪律通报的送达问题作为争议的焦点是正确和极有必要的，因为按照农行阳西支行的规章制度中182条第二款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是违反劳动纪律，经批评无效，对于农行阳西支行的公告的送达是梁道锋的一个知情权和辩解权。其次，农行阳西支行代理人说梁道锋参加了相关的通报批评的事实，这与农行阳西支行在一审提供的证据是矛盾的。一审时，有关的谈话记录在农行阳西支行提供证据的23-24页，有一份肖明与马婧的谈话记录，其中讲到梁道锋是否参加相关通报批评的学习，马婧明显提到梁道锋没有参加，因此整个通报是隐瞒着梁道锋进行的，非但没有在事先了解情况，也未在事后告知其救济的权利。直至2016年5月25日，在农行阳西支行准备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梁道锋才得知该份通报的存在，在2016年5月27日，农行阳西支行已经作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五、农行阳西支行以偏概全，用全行月收入最高的柜员员工工资与梁道锋进行比较，是完全错误和荒唐的。农行阳西支行描述梁道锋的月工资问题。梁道锋在被调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之前的工资是按客户经理职别的平均数领取。一审法院以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三位综合柜员陈开志、陈伟辉、李红波与梁道锋进行比较是非常合理的、公平公正的。至于农行阳西支行提到的柜员员工月工资为7750元，这不是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综合柜员员工工资，完全无可比性，是完全错误的。六、关于农行阳西支行单方面调岗合法性的问题。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的前提是双方协商一致，本案中调岗行为是单方面强加的。其次，根据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第5条的约定，因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用人单位可以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这说明农行阳西支行的单方调岗问题不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违反了双方用工的约定，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另外，在此次之前的历次岗位调整均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劳动者梁道锋方是没有提出异议的，但对于此次的调岗从一开始梁道锋就通过了各种方式向上级及本级银行的人事部提出异议。此次岗位调整，农行阳西支行未对梁道锋进行岗前培训，也没有安排梁道锋具体的柜员岗位，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扶贫工作并非是农行的岗位，是农行应阳西组织部的要求提供人员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并由原单位按照原来的待遇发放工资。当梁道锋完成扶贫工作后，也理应回到原岗位进行工作，梁道锋原岗位是客户经理，和柜员岗位有明显的区别。关于工资待遇的问题，将梁道锋在扶贫之前的月平均收入对比农行阳西支行提供的柜员员工的工资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得出，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收入的差距情况。
梁道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农行阳西支行对梁道锋单方面调岗的行为违法；2、确认农行阳江分行作出的农银阳发[2016]49号《关于给予梁道锋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3、农行阳西支行继续履行与梁道锋之间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4、本案诉讼费用由农行阳西支行、农行阳江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道锋于1987年5月8日入职农行阳西支行，其后一直在农行阳西支行工作，并于2007年7月18日与农行阳西支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约定：乙方（梁道锋）同意根据甲方（农行阳西支行）工作需要，从事执行操作岗位工作；因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可以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根据乙方的工作岗位，乙方执行以下标准工作时间制，标准工作制为乙方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周总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具体工作时间由甲方统一安排；甲方按“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对乙方进行安全保卫、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和操作规程培训以及其他的业务技能培训，乙方应参加上述培训并取得资格后方能上岗，乙方应严格遵守其岗位有关的安全卫生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的用人单位可以即行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后，在2011年至2013年5月期间，梁道锋在农行阳西支行从事客户经理职位。2013年6月至2016年3月期间，梁道锋经农行阳西支行派驻阳西县程村镇黄什村从事扶贫工作，派驻期间工资按客户经理职位待遇支付。梁道锋从事扶贫工作期满后，于2016年4月19日被调整到阳西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柜台服务（柜员）岗位工作。梁道锋收到调动通知后，于2016年4月19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报到。梁道锋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工作期间，多次向农行阳西支行反映其身体不适宜久坐，希望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但农行阳西支行对此没有进行答复处理。与此同时，梁道锋在新岗位上消极怠工，多次出现迟到、早退以及没有参加早会的情况。为此，农行阳江分行以梁道锋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农银阳江发[2016]49号《关于给予梁道锋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决定解除与梁道锋的劳动合同关系。梁道锋对此不服，遂向阳西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农行阳西支行对梁道锋的私自调岗的行为确认违法；2、确认农行阳江分行作出的农银阳江发[2016]49号文件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3、裁决两被申请人继续履行与梁道锋之间的劳动合同；4、仲裁费由两被申请人承担。2016年8月21日，阳西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西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后梁道锋不服该仲裁裁决书，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5月6日，农行阳西支行出具一份梁道锋违反组织和劳动纪律的书面材料，并作出对梁道锋通报批评的决定。2016年5月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组织该网点员工对梁道锋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一事进行教育学习。2016年5月19日发布一份《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的通报》，向网点通报梁道锋违反组织和劳动纪律的情况，该通报载明：梁道锋同志除了4月28日和5月17日两天外，其余时间均为9时后才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营业外厅，从未参加网点晨会，上述行为已违反劳动纪律；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多次对梁道锋同志进行批评教育，指出其工作岗位是综合柜员，必须在网点的营业内厅跟班学习，并要求梁道锋服从工作安排和遵守网点的劳动纪律，该行纪委书记许立茂及营运财会部经理李启照于4月26日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并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负责人陈仲包陪同下，对梁道锋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同日，农行阳西支行又向农行阳江分行报告梁道锋违反组织和劳动纪律的情况，并制作农银阳西法[2016]14号《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载明：支行于5月6日印发了《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的通报》，对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但梁道锋置之不理，仍不改正。2016年5月25日，农行阳江分行的两名员工就梁道锋违反纪律的情况向梁道锋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员工陈仲包、马婧等5名员工了解情况，并制作相关的笔录。其中梁道锋在与农行阳江分行的员工谈话过程中陈述：其从事综合柜员职位，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通知其去采集指纹，但谈话时仍未采集；上班时间一般为9时前到岗，下午5点多下岗；其是在内外厅、会议室学习，其到会议室学习已取得许可。陈仲包、马婧等5名员工均陈述：梁道锋没有参加早会，上午9时才会看见梁道锋，下午一般关门前离开，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已组织他们学习梁道锋违反组织纪律通报文件。但梁道锋在庭审中陈述其并没有收到该份通报，没有人告知其该通报的内容，亦没有人通知其参加关于其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教育学习会议。两银行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份通报已公告或已告知梁道锋，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已通知梁道锋参加关于梁道锋违反劳动纪律学习会议。谈话当天，农行阳西支行的运营财会部向其公司工会委员会报告梁道锋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情况，农行阳西支行的工会委员会收悉该情况报告后，经讨论一致同意给予梁道锋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并向农行阳西支行请示批准。农行阳西支行同意该决定，并向农行阳江分行及其工委会报告，请求农行阳江分行及其工委会讨论决定。经农行阳江分行讨论决定，一致同意给予梁道锋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原审法院再查明：《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条载明：其他处理为积分处理、经济处罚、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待岗管理、岗位降级、停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解除劳动合同等；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条载明：无正当理由经常迟到、早退或擅自脱岗，经批评教育无效，一个月内累计5次或半年内累计15次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第一百九十三条载明：对违规人员作出纪律处分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被处理人，并同时告知复议的期限和部门，对无法送达的，由送达人员在送达通知书注明情况或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第一百九十四条载明：被处理人拒绝签字的，须有两名以上送达人证明；第一百九十七条载明：按本行劳动合同管理权限解除劳动合同的，在给予违规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前，人力资源部门应事先通知工会委员会，提交行长办公室讨论，工会委员会有异议的，经行长办公会讨论后，人力资源部门应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委员会，同时将处理结果送达被处理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梁道锋在2011年5月16日作出书面不违反《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的承诺，并表明其已参加该处理办法各项内容的学习。2016年3月24日起，农行阳西支行对于人事管理仅享有其负责辖区内管理、员工岗位调配和考勤、员工绩效考核的权限，其他权限在分行或分行以上。农行阳江分行享有审批辖区内科级以下干部任免的权限。
诉讼中，原审法院要求两银行提供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担任银行柜员职位的三个人的工资单及农行阳西支行担任客户经理职位的三个人的工资单。其后农行阳江分行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柜员陈开志、陈伟辉、李红波三人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工资单以及农行阳西支行客服经理邵亨留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工资单、梁道锋2013年1月-12月以及2016年5月的工资单。其中陈开志三人的工资幅度在3600元至7750元，且多数集中在4500元至5500元区间，三人18个月平均工资为5553.32元。邵亨留六个月平均工资6546.09元。梁道锋提供的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其2015年1月至12月份的平均工资为6312.73元（不包含绩效奖金）。
原审法院认为：梁道锋和农行阳西支行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双方理应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农行阳西支行对梁道锋的调岗行为是否合法合理；二、两银行以梁道锋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合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农行阳西支行辩称其因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业务需要增设柜员职位，因此将梁道锋调职至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综合柜员职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五条“因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用人单位可以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约定，农行阳西支行调整梁道锋的工作岗位，应经双方协商一致。虽然梁道锋在收到农行阳西支行的调整岗位的《介绍信》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报到，但其多次向该支行的负责人、员工反映其不适宜从事综合柜员岗位，亦拒绝上岗，由此不能认定梁道锋已同意用人单位的调岗决定。同时，农行阳西支行述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在2016年4月14日恢复为基础网点，并根据该网点工作需要增设一个综合柜员岗位，但两银行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网点因业务量增加等经营情况急需增设一个综合柜员岗位，且因综合柜员岗位工作与梁道锋原来从事的客户经理工作对员工技能有明显不同的要求，并对比调岗前后的工作岗位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工资待遇和工作时间等，确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农行阳西支行单方面调整梁道锋工作岗位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故梁道锋请求确认农行阳西支行的调岗行为违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没有规定对违规人员作出其他处理时送达程序，但该处理办法规定了对违规人员作出纪律处分时的送达程序，且该处理办法亦给予了因违规行为受到其他处理的员工复审的权利，再者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给予他人处分亦应通知受处分本人。该案中，农行阳西支行在2016年5月6日以梁道锋迟到、早退以及擅自脱岗为由对其作出通报批评处理，但梁道锋述称并没有收到该处理决定，且从农行阳西支行提供视频中亦没有显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的员工已将该通报批评的处理决定告知梁道锋或在已在明显区域公示，两银行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该事实，因此梁道锋主张其不清楚该处理决定的内容，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通过查看两银行提供的的视频录像并结合梁道锋和其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员工的陈述，梁道锋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上班期间确实存在迟到、早退以及不在综合柜员岗位上岗的情况，但梁道锋作出上述行为是基于对岗位调整有异议，不属于梁道锋无故消极怠工，而是因为农行阳西支行单方面对梁道锋调整工作岗位所致，且用人单位不合理调整岗位，劳动者有权拒绝在新岗位上工作。同时，农行阳西支行在知晓梁道锋拒绝在综合柜员岗位上岗后于2016年4月26日派员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了解情况，梁道锋再次向农行阳西支行表示明确拒绝到综合柜员岗位工作，但农行阳西支行在知晓梁道锋所提出的上述异议时并没有及时妥善解决双方之间就调职问题所产生的矛盾，而是继续要求劳动者梁道锋服从用人单位的安排，并没有为梁道锋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且农行阳西支行于2016年5月6日对梁道锋上述行为作出通报批评处理时并没有送达给梁道锋，因此两银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无正当理由经常迟到、早退或擅自脱岗，经批评教育无效，一个月内累计5次或半年内累计15次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规定，以梁道锋上班期间迟到、早退并擅自脱岗，经批评教育无效为由，解除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之间劳动合同，理据不足。故梁道锋请求确认两银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的规定，梁道锋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农行阳西支行将梁道锋调职至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综合柜员岗位的行为违法；二、确认农行阳江分行解除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的劳动合同关系属违法解除；三、农行阳西支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履行其与梁道锋之间的劳动合同。该案受理费10元，由农行阳西支行、农行阳江分行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按照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梁道锋从事“执行操作岗位”工作。而农行阳西支行的工作岗位分执行操作类和管理类，客户经理和综合柜员工作均属于“执行操作岗位”，客户经理与综合柜员岗位的岗位工资水平相当。梁道锋2011年12月至2013年9月在农行阳西金穗支行担任客户经理，2013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派驻从事扶贫工作，扶贫期间，工资按客户经理岗位平均工资支付。扶贫结束后，梁道锋被调岗到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任综合柜员职位。梁道锋自2016年4月21日起到阳西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上班，至2016年5月23日共33天时间里，其应上班的时间为19天半，但其仅有3天在上午9时前到达网点营业厅，有16天属于迟到，且未经批准擅自离开营业场所，脱岗天数为19天半。2016年5月23日后至解除劳动合同之日，情况亦是如此。
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合同争议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农行阳西支行调整梁道锋的工作岗位是否属于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二、农行阳江分行解除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的劳动关系是否符合规定。
关于农行阳西支行调整梁道锋的工作岗位是否属于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的问题。按照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梁道锋从事“执行操作岗位”工作。而农行阳西支行的工作岗位分执行操作类和管理类，客户经理和综合柜员工作均属于“执行操作岗位”，客户经理与综合柜员岗位的岗位工资水平相当。况且梁道锋自签订《劳动合同》后，也曾在农行阳西金穗支行担任客户经理，并且也被派驻从事扶贫工作。梁道锋从事扶贫工作期间，农行阳西支行也已调整其它员工负责其原岗位工作。因此，梁道锋扶贫结束后，农行阳西支行将其调整至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综合柜员岗位工作，也是《劳动合同》约定的“执行操作岗位”工作。况且调整后的综合柜员岗位与调整前的客户经理岗位都是从事与客户直接接触的业务的第一线工作，其调整后的岗位不属于清洁、保安等生产辅助性岗位等，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该调整岗位的行为不属于单方面对劳动合同的变更，而是农行阳西支行业务经营的需要，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梁道锋主张其身体不适宜综合柜员岗位，因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梁道锋岗位调整后的工资待遇是否降低的问题。由于梁道锋岗位调整后多次上班迟到、擅自离岗，没有绩效工资。而农行阳西支行员工的收入包括岗位工资以及绩效工资，岗位工资变动的幅度极小，绩效工资根据员工的业绩计算，有较大差别。从原审法院调取陈开志、陈伟辉、李红波三人（柜员岗位）的工资情况与梁道锋在扶贫期间领取的平均绩效工资情况进行对比，综合柜员岗位员工的月工资达到7750元，比梁道锋的月工资6312元还要高，说明调整工作岗位后梁道锋正常工作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相比并无明显减少。因此，农行阳西支行调整梁道锋的工作岗位属于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原审法院认定调岗前后的工作岗位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工资待遇和工作时间等存在明显差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农行阳西支行调整梁道锋工作岗位的行为违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农行阳江分行解除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的劳动关系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梁道锋被调任至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柜台服务（柜员）岗位工作期间，虽然对岗位调整问题向农行阳西支行提出过异议，但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仍应当遵守农行阳西支行制定的的各项规定。梁道锋主张农行阳西支行未安排其本人进行岗前培训，也未安排具体操作台位，其只能在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二楼学习业务知识，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梁道锋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梁道锋认为农行阳西支行调整其工作岗位违反合同约定，损害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申请处理予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应违反农行阳西支行制定的的各项规定。原审判决认为农行阳西支行单方面调整梁道锋工作岗位，梁道锋有权拒绝在新岗位上工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梁道锋采取多次迟到，不参加晨会及擅自离岗的行为，经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在调岗后的33天时间里，除了休假和请假的时间外，只有3天是准时上班的，并且未经批准擅自离开营业场所，属于擅自脱岗行为，严重违反了农银规章[2010]140号《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无正当理由经常迟到、早退或者擅自脱岗，经批评教育无效，一个月内累计5次或半年内累计15次的”规定以及农行阳西支行与梁道锋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劳动合同的变更、终止、解除、续订”第三十七条第2款第（4）点：“有其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的，用人单位可以即行解除劳动合同”的约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农行阳江分行解除与梁道锋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问题。梁道锋长时间迟到、早退、不到工作单位是事实，农行阳西支行主张对其多次进行批评教育，本院予以采信。同时，对于梁道锋是否知道农行阳西支行作出《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情况的通报》的问题。因该《通报》是通过在农行阳西支行公文系统及电子邮件系统公开发布及传递，而且农行阳西县上洋支行也专门组织了全体员工对该《通报》进行了讨论学习，梁道锋应当知道该《通报》的内容。农行阳西支行依照相关的规定，对梁道锋进行了多层次的教育，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也征询了工会的意见，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最后报请农行阳江分行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为农行阳西支行没有将《关于梁道锋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和劳动纪律的通报》送达给梁道锋本人，损害了梁道锋复审的权利，认定农行阳西支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上诉人农行阳西支行、农行阳江分行上诉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梁道锋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阳西县人民法院（2016）粤1721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梁道锋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被上诉人梁道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德印
审 判 员 李 桥
审 判 员 黄光汉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高 玲
书 记 员 陈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