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临民一初字第944号
原告闫万管。
委托代理人陆广仁，男，1948年4月28日生，汉族，农民，住临猗县三管镇陆喜营村。
委托代理人程金柱，男，1947年6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临猗县闫家庄工贸区。
被告张社东。
被告张峻杰。
委托代理人荆健民，男，山西郇都律师事务所。
被告杨志斌。
委托代理人姚会珍，女，临猗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王永红。
原告闫万管与被告张社东、张峻杰、杨志斌、王永红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于2011年9月28日诉至北景法庭，由审判员姚玲、张乃昭、人民陪审员郭晓军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判决后张社东、张峻杰、王永红不服判决，上诉至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的（2013）运中民终字第5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我院重新审理。我院于2013年6月3日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张丰收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毕翠芳、代理审判员梁菲妮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万管委托代理人程金柱、陆广仁，被告张社东及张峻杰委托代理人荆健民，被告杨志斌及委托代理人姚会珍，被告王永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闫万管诉称：我受雇于被告杨志斌，于2011年3月30日下午6时许给被告王永红建筑北房时，我在离地面7.3米高的二层上立木，被告张峻杰驾驶其父张社东的无牌吊车在施工处上楼板，因其疏忽大意，吊车钢丝绳将我打落地面，致我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后又转至西京医院。经诊断伤情为：1、胸、椎体骨折并截瘫；2、胸6-7关节骨折，胸6-9右侧骨折；3、双侧胸腔积液。先后住院27天，经鉴定为二级伤残。我认为，被告张社东是无牌吊车所有权人，被告张峻杰是造成事故的责任人，均是受雇于被告王永红，被告杨志斌承揽的是王永红的工程，他们四人均为赔偿义务人，现我身体受残，除王永红支付10000元，杨志斌支付20000元外，被告张社东、张峻杰不闻不问，我无力再支付继续治疗费用，精神上也受到极大伤害，只得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补助费、交通费、陪侍费共计93523.76元，伤残赔偿金85253.4元，护理费9472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1286.2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以上共计374789.6元。
被告张社东、张峻杰辩称：一、原告起诉我二人无任何事实根据，其诉状中称“……由于第二被告疏忽大意，其驾驶的无牌吊车的钢丝绳将原告打落地面……”不是事实，原告受伤与我二人无任何关系，请求判令驳回原告针对我二人的诉讼请求；二、我二人在吊车作业中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原告在诉状中称“……第一被告是无牌吊车所有人，第二被告是造成事故的责任人……”纯属不实，其一，我方在吊车作业过程中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其二，若吊车将原告打落在地，工地上的雇主和其他人不可能让吊车当日即开走；其三，如原告受伤是吊车所致，为何当时不保护现场、不报警、不报案，亦不通知我方；其四，事隔一天后，我方还给房主上过楼板，也无一人提及此事，而在事隔数天后，才让房主王永红通知我方，此时双方已经串通好了。综上，我方在吊车作业过程中无任何过错，原告受伤与我方无任何因果关系，我方不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三、原告应找对对象进行索赔，被告杨志斌作为原告雇主，雇员在施工中受伤，雇主应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杨志斌辩称：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我与工人合伙为被告王永红建房，全部受雇于王永红，我与原告及其他工人系搭伙求财关系，施工过程中吊车将人打落在地，原告受伤与我并无关系，之所以当日未拦吊车，是因为出事后有法院定夺，轮不上我们挡，况且当时我们是本着先救人的原则，我不应当对原告所受伤害进行赔偿，我作为与原告共同求财的搭伙人，因原告是在为共同求财的利益活动中受到损害的，我作为受益人应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在原告起诉前我已给其数万元，故不应再予补偿。
被告王永红辩称：我家建房明包暗点，由被告杨志斌组织人员施工，工资按大工每日100元，小工每日75元结算，另外给杨志斌8000元作为他的工资、架板租赁费、组织人员操心建房的费用。工人工资由我支付给杨志斌，再由杨志斌支付给工人，出事后才由我直接支付给工人。原告摔下来时我不在现场，出事后光顾救人，不知道人是怎么摔下来的，病人当晚送往西安的路上和杨志斌交谈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原告是被吊车碰下去的，我作为受益人已给原告看病拿了10000元，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证人刘治江的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吊车摆臂时钢丝绳将原告打下后背墙的事实。
2、本院对刘治江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吊车上檩条时钢丝绳碰到原告致其摔落受伤。
3、证人刘治江的当庭证词，证明：①出事时，施工现场墙上有5个人，自己、王培兴、三孩、刘振军、原告，自己亲眼看到原告是被吊车的吊钩碰到致其摔落受伤，现场有人喊“把人打下去了”。②自己是被杨志斌叫来干活的，出事前的工资由杨志斌给付，出事后由王永红给付。③出事后大约不到10天，自己告知房主王永红吊车将原告打下来的事实。
4、证人王培兴的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吊车摆臂时钢丝绳将原告打下后背墙的事实。
5、本院对证人王培兴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证据4书面证言系证人本人书写。
6、证人王培兴的当庭证词，证明：①出事时，自己亲眼看到吊车从东向北转向时吊钩将原告打落。②自己是杨志斌叫来干活的，每天100元工资，出事前是和杨志斌结算，出事后和王永红结算。③出事后十多天，自己和王永红聊天时告知其吊车将人打落的事实。
7、证人刘振军的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吊车钢丝绳碰落原告的事实。
8、本院对证人刘振军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证据7书面证言系证人本人书写。
9、证人罗黑岗（系被告王永红丈人）、刘振军、杨志斌、王永红的书面证言各一份，证明吊车钢丝绳碰落原告的事实。
10、西京医院日清单18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3月31日至2012年4月12日在该院住院治疗，共花费75007.36元。
11、院外购药发票3份，证明原告院外购药花费581元。
12、临猗县人民医院收据一份（复印件），证明原告4月13日至4月26日在该院住院，共花费2883.83元。
13、原告在本村医疗票据40份，证明原告出院后在本村治疗共花费4809.50元。
14、伤残鉴定费票据2份，证明原告因伤残鉴定支付2200元。
15、临猗县司法鉴定中心（2011）第26号司法鉴定书一份，证明原告伤残等级为二级伤残。
16、临猗县人民医院的出院证、西京医院入院记录、病历、诊断证明，证明原告的伤情。
17、高家庄村委会书面证明2份，证明原告的陪侍误工费用。
18、户口证明2份（复印件），证明原告有两子：闫腾江（1999年11月27日出生）、闫腾哲（2001年2月22日出生）。
对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张社东、张峻杰质证后认为：证据2、5、8不属法院调取证据范围。证据3、6证人的当庭证言，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并未申请证人出庭，法院对该二证人证言组织质证违反法定程序，该二人证言与其书面证言证据1、4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书面证言上说原告系被吊车钢丝绳打落，当庭证言改口为吊钩、吊钩和钢丝绳结合处，内容相互矛盾，可见是串通所为。证据7、9证人未到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其不予认可。证据10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11正大药店的票据无医生处方及建议。证据12住院清单是医院内部结算凭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13无医生处方建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14鉴定费无异议，送达费用不应判。证据15、16无异议。证据17村委会无权确定陪护费用。证据18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由原告夫妻二人各承担一半。
被告杨志斌、王永红对原告所举证据无异议。
被告张社东、张峻杰为证实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证人崔东宁的当庭证言，以证明原告受伤与吊车无关。
2、证人张军峰的当庭证言，以证明事发当日现场并无人说原告受伤系吊车所致。
对被告张社东、张峻杰所举证据，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1证人崔东宁与张社东、张峻杰有亲属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证据2不属实。
被告杨志斌、王永红未提交证据。
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确认如下事实：
2011年3月份，被告王永红家因建房屋，通过谢全义联系到长期从使建造农村居民住房的被告杨志斌，经三方商议达成口头协议，房屋承建工程由杨志斌负责，使用杨志斌的施工设备（架板、升降机等），并由杨志斌组织工人具体施工，王永红一次性付杨志斌8000元（含杨本人的工资、架板、升降机等施工工具使用费、组织工人操心费），对具体的施工工人按出勤的天数计算，大工一日100元，小工一日70元。协议达成后，杨志斌即从本地和外地寻找10余名工人开始给被告王永红家承建房屋。出事前王永红和杨志斌结算并将工人工资付给杨志斌，杨志斌再分发给每个工人。3月30日当房屋建到二层顶最后一根檩条放好后，卸掉吊车的吊钩同捆绑檩条钢丝绳，吊钩摆动过程中，原告突然从距地面7.3米二层房屋顶跌落地面致伤。房主王永红同工头杨志斌将原告送至临猗县医院，临猗县医院做了相应救治措施之后建议转院治疗，王永红付医疗费2000元。次日即送往陕西省西京医院住院治疗，起程途中原告闫万管清醒后就向房主王永红、工头杨志斌告诉其跌落是被吊车的吊钩扩打下去，房主王永红、工头杨志斌答复先治病为重。西京医院对原告病情诊断为：1、胸、椎体骨折并截瘫；2、胸6-7关节骨折，胸6-9右侧骨折；3、双侧胸腔积液。3月31日至4月12日在西京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60621.34元。4月13日转至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月26日出院花费2883.83元，由县新农合支付1506.48元。此外原告院外购药花费581元，出院后在本村治疗花费4809.50元。医疗费共计69389.19元。原告为鉴定支出鉴定费2000元，加油200元。事发后被告杨志斌向原告支付过55000元；被告王永红向原告支付过15000元，另垫付临猗县医院抢救治疗费2000元。原告的伤经临猗县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二级伤残。
另查明：被告王永红家建房时，在景氏庙预制厂（业主张荣）购买了楼板，楼板厂负责楼板的运送和上至所建造的房上，张荣雇佣被告张社东的吊车为王永红家上板，工钱与张荣结算。2011年3月30日，张峻杰开吊车将当日楼板上完后，王永红因还需上木檩条，找张军峰（张荣妻弟）中间说话，让张峻杰用吊车将木檩条吊上去，由王永红另外支付给张峻杰200元工钱。
还查明：原告被抚养人有两子，长子闫腾江，1999年11月27日生；次子闫腾哲，2001年2月22日生。被抚养人长子闫腾江的抚养费为4587元／年×6年×50%=13761元，次子闫腾哲的抚养费为4587元×7年×50%=16054.5元；原告主张误工费，算至定残前一天为140天×50元／天=7000元；护理费9472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天×20元／天=540元；营养费27天×20元／天=540元；残疾赔偿金为5601.4元／年×20年×90%=100825.20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原告向被告索要未果遂诉至本院。审理中，原、被告对原告受伤的原因、责任承担、具体赔偿的数额均坚持其诉辩意见，各执己见，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有三：一、原、被告及被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原告受伤的原因。三、原告所受损害具体数额的认定及如何承担。
一、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接受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并给付约定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的标的是定作人要求承揽人完成并交付的工作成果，而不是劳务，这与直接以劳务为标的的合同如雇佣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承揽人为了完成工作必须付出劳务，但这只是实现合同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的本身。即使合同承揽人付出劳务，如果没有完成工作成果，就不能取得报酬。承揽人主要义务就是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按照约定完成工作成果并交付等义务。就本案而言，被告王永红为建造其房屋通过中人与被告杨志斌达成协议，由被告杨志斌为其承建，杨志斌长期从使农村居民建造工作，购有建房的设备，并在本次建造活动中使用该设备，具体的施工人员由杨志斌选定，如何具体施工亦由杨志斌安排，杨志斌给王永红交付的是劳动成果即将房屋建成。因此房主与工头之间是一种承揽的法律关系，即房主为定作人，工头为承揽人，而具体施工人员为工头的雇员，而不是房主的雇员。对如何支付雇员工资并不反映房主与工头之间法律关系，更否定不了房主与工头之间承揽的法律事实，因此被告杨志斌坚持认为是由房主王永红按天给原告计付工资，即为王永红雇员，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原告跌落的原因：原告系解脱吊车的吊钩与捆绑檩条施工人员之一，当原告解脱吊钩与捆绑檩条的钢丝绳，吊钩回缩摆动过程中，原告从距地面7.3米房上跌下，不仅原告本人陈述系吊钩将其打下，而且在场施工人员均证实系吊钩打下。被告张峻杰虽予以否认并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一位系现场指挥上楼板的崔东宁，崔东宁与张峻杰系亲戚关系，且原告从房上跌落时已下到一楼，未能亲眼目睹原告跌落原因。另一位证人张军峰在另一家与房主王永红结算帐目，根本不在现场。被告证人证明不了不是其吊钩所为，从证据盖然性来讲原告证据大于被告张峻杰所举的证据。再从证据规则推定上亦应认定是被告所为，被告张峻杰从使的是将地面的木檩条吊至空中房上，属高度危险作业，对高度危险作业程序法、实体法均有明确规定，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指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由否定其主张成立或否定其部分事实构成要件的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下列侵权诉，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是故意跳下房屋造成自己的伤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应认定原告从房上跌下是被告张峻杰所驾驶的吊车所致。
三、责任承担：既然原告从距地面7.3米高处跌落是被告张峻杰吊车的吊钩扩打所致，吊车所有人张社东同司机张峻杰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作为原告的雇主杨志斌未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即在乡村承揽建筑施工工作，且在本次承揽建房活动中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设示，亦是导致原告受伤的一个原因，应承担相应过失责任。《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人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房主王永红作为定作人将自己房屋建造工作交给无施工许可证、无资质的杨志斌完成，又将上檩条交付给无牌、无驾驶证、无特行使用证的张峻杰完成，选人确有过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本人在从使雇佣活动中明知自己在高空中卸吊钩有危险，亦不建议工头安装防护设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主观上有一定的过失，对自己的损害后果应担负一定的责任。总之，原告从房顶跌落致自己受到伤害，属“多因一果”，应根据行为人的过错大小或数行为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比例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告所受的损害应按以下比例承担，吊车所有人张社东和其子张峻杰应承担50%，工头杨志斌承担25%，房主王永红应承担15%，原告自担责10%。
四、原告损失的认定：原告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补助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原一审查明已作确认，本次发还重审后未在举证期内提交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书面申请，本次庭审中原告突然要求护理费由原来9万余元增至21万余元，亦没有提供变更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期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可见护理期限根据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最长期限不能超过二十年，即护理费计算不是必须按照20年计付。原告在原审请求护理费9万余元，显然不是按照20年计付，该请求未超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但原告在本次审理中未提出变更护理费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庭审中亦没有阐明变更的理由，所以只能以原诉讼请求为限，即为94726元。逾期后仍需护理可另案处理。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考虑到原告正值壮年，伤残程度又较大，对自身及家庭成员造成很大精神痛苦，余年余岁的生活质量也将造成影响，酌定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为宜。原告其余损失均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确认。至此，原告总损失为：1、医疗费69389.19元（60621.34＋2000＋2883.83-1506.48＋581＋4809.50）。2、误工费7000元。3、护理费94726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540元。5、营养费540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29815.5元×90%=26834元（13761＋16054.5）。7、精神抚慰金30000元。8、残疾赔偿金100825.20元。9、鉴定费2200元（2000＋200），共计332054元，被告之前已付款从本次应付款项中予以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社东、张峻杰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闫万管166027元（332054×50%）。
二、被告杨志斌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闫万管28013元（332054×25%-55000）。
三、被告王永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闫万管32808元（332054×15%-17000）。
四、原告闫万管自担责10%。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张社东承担1150东元，被告杨志斌承担575元，被告王永红承担345元，原告闫万管承担2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丰收
审 判 员 毕翠芳
代理审判员 梁菲妮
二〇一四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