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萧行初字第150号
原告周恩。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2699号。
法定代表人顾云杰。
委托代理人沈靖，
委托代理人胡桂红，后变更为洪文革。
第三人赵利红。
第三人周妙贵。
第三人蔡根娣。
第三人周洁怡。
原告周恩不服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塘街道）与第三人赵利红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于2015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3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10月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赵利红、周妙贵、蔡根娣、周洁怡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11月26日和2016年3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周恩，被告新塘街道负责人顾利江及委托代理人沈靖、胡桂红、第三人赵利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周恩，被告新塘街道委托代理人洪文革、沈靖，第三人赵利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周妙贵、蔡根娣、周洁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恩诉称：2014年9月10日深夜，被告新塘街道与原告妻子赵利红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在得知这一情况下，于2014年9月13日上午通过110报警及书面声明送达给被告，表示不承认该协议，因为该协议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是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不是与房屋权利人签订的，具有欺骗性质与强迫性，抹杀了原告作为房屋产权人的一切权利，被告明知此房屋产权人为原告，仍然欺骗原告妻子与其签订补偿协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第四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违反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在被告与原告妻子赵利红签订合同后，原告拒绝承认合同，拒绝搬迁。被告在收到声明后也未与原告进行协商解决，通过非法手段（断水、断电）逼迫原告搬迁，原告因自有房屋无法居住，只得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与原告妻子赵利红签订的合同，并通水通电，在起诉期间的2015年5月18日晚，被告在未通知原告搬迁，未取得强制拆迁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指使拆房公司对原告的房子进行了偷拆，致使原告的日常生活用品、家电，生产工具大多被埋在废墟之下，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综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与第三人赵利红于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原告周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周恩的书面声明一份及挂号信收据，证明原告对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不认可，第三人赵利红没有得到原告授权。
2.《房屋所有权证》（杭房权证萧换字第××号）、周恩与赵利红《结婚证》，证明案涉房屋为原告所有，系婚前财产，只有原告有权处置该房屋。
3.《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萧集建15字第040008号），证明案涉房产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原告本人。
4.萧山区新塘街道城中村改造征迁指挥部《通知》；5.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征地拆迁冻结通告》；证据4、5证明原告房屋是属于被告声称的拆迁范围。
6.照片两张，证明案涉房屋于2015年5月18日晚上被被告偷拆的事实。
7.民事裁定书（2015杭萧民初字第1325号），证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故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8.周恩与周建《房屋转让协议》、《房屋所有权证》及附图（萧字城东第B130944号）、案涉房屋评估报告测绘图，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10日购买了周建位于姑娘桥村的房屋，该房屋是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涉及的原告房屋的一部分。
被告新塘街道辩称：一、被告具有签订被诉行政协议的职权。
根据国务院、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批准，按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以下简称《补偿条例》）等法规政策规定，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8月8日作出杭萧土资征补字（2014）2号《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公告》及《新塘街道和平桥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确定被告系该改造项目的补偿人及动迁实施机构。原告户的房屋位于补偿实施范围内。故被告依法对原告户的房屋进行征迁。二、第三人赵利红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户内成员，有权代表该户进行签约。自姑娘桥村征迁动员大会开始，原告也是一直配合政府的各项征迁工作，参加动员大会，配合评估等。可见原告一直都是有意愿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原告家庭户内成员5人，原告的父母、妻子等均是拆迁安置补偿对象。拆迁协议可以由户内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这也是拆迁工作中的惯例，亦是协议中明确的。实际拆迁中也有不少非户主签约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来签约。应当说，拆迁作为一项涉及全部户内成员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原则上是以全部户内成员最广大意见为依据，并且，对于签还是不签，是各家庭成员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周恩户内的父母、妻子、女儿都是同意签约。三、周恩户签约的全部细节中，被告作为善意第三人也相信赵利红是在取得周恩的同意后才会签字。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系被告与原告家庭通过多日协商后达成合意，友好协商一致而签订，赵利红作为家庭户内成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代表处分家庭财产，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当时签订现场有诸多人员见证，应当说该房屋拆迁合同签订时各方都是协商一致的，绝不存在任何强迫的行为，被告也是相信第三人赵利红在取得周恩同意后签字。四、周恩虽是户主，但是拆迁涉及到的是周恩户内其他人员的利益。在全部的拆迁补偿奖励款项中，绝大部分应当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权益，而非周恩个人所有。拆迁安置补偿的对象并不是原告一个人，原告家庭户内的其他成员都是非常同意本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并要求尽快签约，以保障最大的利益。签约是代表家庭成员共同利益的行为，赵利红作为家庭成员，在充分征求家庭成员的意见达成签约合意。家庭内部的不同意见应当自己解决。如果周恩认为赵利红不能代表其户签字，那么周恩也无权代表户内其他人员主张该协议无效。五、原告诉请撤销补偿合同的事实与理由，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塘街道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塘街道和平桥村（含姑娘桥村周家金自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批复》（萧发改投资（2014）118号），证明2014年3月5日，新塘街道和平桥村（含姑娘桥村周家金自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经萧山区发改部门立项，新塘街道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2.姑娘桥村村委会《情况说明》及户长会议工资清单，证明2014年3月16日姑娘桥村召开周家金自然村户长会议，原告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户内有民事责任的成员都有签约权限。
3.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公告（杭萧土资征补字（2014）2号）及新塘街道和平桥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证明根据补偿公告的规定，被告作为被补偿人及动迁实施机构实施征迁获得。
4.周恩与赵利红《结婚证》及结婚登记资料，证明第三人赵利红与原告周恩系夫妻关系。
5.周恩户分户估价报告、周恩户户口本复印件及挂靠协议等，证明周恩户的房屋补偿价格系由房屋评估公司评估得出，周恩作为户主从拆迁开始就知情、参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价款及安置人口公正合理、符合政策。
6.签约后的款项支付资料，证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被告履行了协议规定的付款义务。
7.周恩户《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
8.证人杨某的证言，内容是：其是新塘街道工作人员，2014年其在周家金自然村拆迁工作组工作，参与了周恩户的签约过程。2014年9月10日下午2点多，其与和平桥村村干部吴某和、金某前往临安市找周恩做签约工作，第三人赵利红、周妙贵也一起去了，赵利红、周妙贵是同意签约的，他们去是劝周恩签约的。当天下午4点左右，其一行人找到周恩所在工地，周恩不同意签约，后他们一行人返回萧山区。在路上工作人员又跟赵利红做思想工作，赵利红的想法有松动。当晚11点多，其一行人回到姑娘桥村指挥部，赵利红下车后给周恩打了电话，其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等赵利红，赵利红打完电话就到办公室谈了协议的细节，随后赵利红就与新塘街道签订了被诉补偿安置协议。
9.证人吴某和的证言，内容是：其是新塘街道姑娘桥村党支部书记。2014年9月10日下午2点多，其与新塘街道工作人员杨某、和平桥村村干部金某、第三人赵利红、周妙贵一同前往临安市找周恩做签约工作，劝周恩签约。当天下午5点左右，其一行人找到周恩所在工地，周恩不同意签约，后他们一行人返回萧山区。在路上工作人员又跟赵利红做思想工作。当晚11点多，其一行人回到姑娘桥村指挥部，赵利红下车后给周恩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之后，赵利红到办公室里就与新塘街道签订了被诉补偿安置协议。
证据8、9证明在签约过程中，被告征询了原告的意见，且第三人赵利红是自愿签订了被诉补偿安置协议。
法律、法规依据：《补偿条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第三人赵利红述称：被告新塘街道的工作人员在2014年9月10日与第三人一起到第三人的丈夫、原告周恩的工作地去洽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签约一事，当时第三人与原告在安置办法上有分歧，当场没有签订协议。在回来的路上，工作人员不断给第三人做工作，到了萧山第三人家附近时已经快深夜11点了，第三人要求回家休息，被告工作人员不让第三人回去休息，把第三人带到被告的拆迁指挥部驻地，又给第三人做签约工作，动员签字，说第三人签字协议也是有效的，被告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当时第三人不知道签字有没有效，不知道第三人无权签字处理这件事情），补偿款上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不少（这一情况原告是不知情的），并说当晚一定要签字，否则过了以后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没有了，原来谈好的补偿数额都不作数了。如果其他人家比第三人一家补偿的价格高可以反悔，第三人在权衡利弊和被迫无奈下签了字，签字之前第三人打电话给原告，原告在电话里不同意签约。
第三人赵利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周妙贵、蔡根娣、周洁怡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未提交证据材料。
庭审时，原告周恩对被告新塘街道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无权作出该批复。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不具有关联性关。对证据3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案涉建设项目的拆迁程序违法。对证据5中的评估报告有异议，认为该评估报告内容有错误。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原告没有领取过被告支付的补偿款。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的内容显失公平，不予认可。对证据8、9所述被告一行人在临安市动员其签约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赵利红与新塘街道签约的过程不知情，不予认可。对被告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新塘街道对原告周恩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原告个人所有，应当是原告及各位第三人的共同财产。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赵利红对原告证据没有异议，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质证意见相同。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原告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证据1、2、3、5、8、9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原告对上述证据提出了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被告证据6不能证明原告已经领取了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款额，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其他证据，经审查，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杭萧土资征补（2014）2号《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公告》，根据该公告及补偿方案，因新塘街道和平桥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需要，需要对该项目涉及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拆迁；补偿人是被告新塘街道；补偿实施范围是：东至新街镇、新塘街道娄下陈村，南至新塘街道朱家坛村、五联村，西至新塘街道五联村、姑娘桥村，北至新街镇、104国道（上述范围以规划红线图为准）；签约期限自2014年8月8日起的3个月内。
原告周恩是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姑娘桥村周家金自然村村民，该户成员包括原告妻子赵利红、原告父亲周妙贵、原告女儿周洁怡。原告是该户户主。2014年4月29日，原告与其兄弟周建、母亲蔡根娣、父亲周妙贵签订一份《挂靠协议》，约定在佂迁时，周妙贵、蔡根娣所享受的城乡一体化安置面积挂靠在周恩处。周恩户房屋位于姑娘桥村周家金自然村52-1号（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萧换字第××号，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是周恩）；2013年12月10日，原告与周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周建所有、位于该村的房屋（房产证号为萧字城东第××号）转让给周恩所有。上述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位于杭萧土资征补（2014）2号《房屋补偿公告》确定的补偿实施范围之内。
2014年9月1日，浙江利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根据测绘，原告房屋主房、附房共有635.14平方米，房屋、附属物即装修补偿金额合计622078元。2014年9月10日下午，第三人赵利红、周妙贵与被告新塘街道工作人员一行前往临安市周恩的工作地点做周恩的拆迁签约动员工作，周恩表示不同意签约，一行人当晚返回萧山后来到被告的姑娘桥村佂迁指挥部，第三人赵利红在办公室外与原告周恩通电话后，进入办公室与被告新塘街道就案涉房屋的补偿安置问题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告就案涉房屋向原告户（包括周恩、赵利红、周妙贵、蔡根娣、周洁怡）支付补偿、奖励等费用合计1707165元，约定该户安置人数为6人，协议中对补偿、奖励费的支付方式、腾房期限、过渡方式等内容也进行了约定。2014年9月13日，原告周恩以挂号信方式向被告邮寄一份书面声明，认为赵利红与被告签订的案涉协议书具有无效情形，不予认可。
2015年2月2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赵利红与被告新塘街道签订的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本院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2015）杭萧民初字第1325号民事裁定，认为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遂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
本院认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征地房屋补偿管理工作；市辖各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内征地房屋补偿管理的实施工作。”第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应当经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的内容应当包括：补偿人、实施范围、补偿安置的方式和标准、签约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实施步骤等。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经批准后，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公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补偿人与被补偿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和经批准的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就补偿、安置等事项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中，根据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房屋补偿公告》，被告新塘街道是案涉拆迁项目补偿方案载明的补偿人，根据《补偿条例》的上述相关规定，被告具有签订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第三人赵利红作为原告家庭的主要成员，其与被告在签约期限内（2014年9月10日）签订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应认定为是代表原告家庭全体成员的行为。对于原告以其未授权赵利红签约、赵利红系无权处分属于原告个人房产为由主张协议无效的观点，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系农村村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以及原告婚后购买的房屋，应为该户家庭成员共同所有，故原告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被诉协议的签订及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案涉补偿实施方案等拆迁政策文件，亦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故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认为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或者存在受欺诈、胁迫以致违背真实意思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撤销权自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而消灭。本案中，原告周恩以赵利红签约时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为由要求撤销被诉协议，原告作为被诉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行使撤销权，但必须在一年内行使，该期限为除斥期间，起算点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原告周恩于2014年9月13日邮寄给被告新塘街道的书面声明称赵利红是在受胁迫且不清醒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被诉协议，表示不予认可，可以认定原告在此时已经知道撤销事由，虽然原告在2015年2月26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但在本院2015年8月21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其起诉后，原告于2015年9月23日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消灭，其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周妙贵、蔡根娣、周洁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恩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苏 杰
人民陪审员 周桂珍
人民陪审员 何汉潮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