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桂市行初字第7号
原告资源县车田苗族乡木厂村上寨坪村民组（以下简称上寨坪组）。
诉讼代表人邹联槐。
原告资源县车田苗族乡木厂村下寨坪村民组（以下简称下寨坪组）。
诉讼代表人邹定旭。
原告资源县车田苗族乡木厂村七星谷村民组（以下简称七星谷组）。
诉讼代表人潘金星。
委托代理人邹联怡，男，1957年8月1日生，苗族。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曾令琼。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唐琮沅，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林。
第三人资源县车田苗族乡木厂村桐木坪村民组（以下简称桐木坪组）。
诉讼代表人曾庆权。
委托代理人蒋受祥，广西法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寨坪组、下寨坪组、七星谷组不服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4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2月12日受理后，于2014年3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上寨坪组的诉讼代表人邹联槐、下寨坪组的诉讼代表人邹定旭、七星谷组的委托代理人邹联怡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令琼，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林，第三人桐木坪组的诉讼代表人曾庆权及其委托代理人蒋受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3）17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争议的井湾界、井湾漕部分山场在土改时分配给了申请人村民，人民政府为申请人村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该证据可以作为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被申请人在认定该证据时，将其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予以认定，其显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相违背。在被申请人行政确权过程中，申请人提交了1953年兴安县第十区人民政府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该调查表证明了申请人村民曾广权在井湾界自有山场一处，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该证据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1981年木厂大队制定的《山界林权登记册》没有经过大队和相邻生产队核对，程序上存在瑕疵，被申请人对此证据的法律效力未予认定，亦属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被申请人以曾昭惠在村委会存档的承包合同书中记载其个人承包山场的上止界限为邹姓山，从而推断第三人邹姓确实有其山林权属在争议山场中证据不足。为此，被申请人作出的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之规定，决定撤销被申请人2013年4月11日作出的《资源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资政处字（2013）2号），由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1、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土改时部分争执山场分配给桐木坪村民。
2、兴安县第十区山林调查表，证明在争执山场内有属于桐木坪村村民的山场。
3、刘新柳谈话笔录，证明填写合同所出现的混乱情况。
4、曾昭惠持有的合同书，证明曾昭惠在争执山场内承包的事实，同时，不能证明在争执山场内有原告的山场。
5、适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之规定。
原告上寨坪组、下寨坪组、七星谷组诉称，（一）《复议决定》认为，对争议的井湾界、井湾漕部分山场在土改时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资源县人民政府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对该证据的认定时将其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予以认定，其显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相违背。被告这一理由是违背证据规则和客观事实的，因为第三人195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所记载的四至界线简单、不明确。该证据记载争执山场井湾漕2亩，四至界线为：东凭曾姓山，西凭邹姓山，南凭河，北凭刘姓山。井湾界0．5亩，四至界限为：东凭刘姓山，西凭邹姓山，南凭曾姓山，北凭大河。这样的表述无法确定界线。按证据规则不能完全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只能做参考依据，需其他证据佐证。可事实上，资源县人民政府在《行政处理决定》中己将该证据作为确权依据，在查明事实时已作了认定。并且在处理结果中也按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确定了山林权属。在界线不明确的情况下，参照第三人《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面积来确定两者之间的界线，是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且处理结果中第三人在井湾界有20亩左右的山林，远远超过其原记载的0．5亩；井湾漕也有大大超过原记载的2亩山林面积。文字上用“参照”只是用词瑕疵，并没有影响案件主要事实。（二）《复议决定》认为，资源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没有对第三人提交的1953年兴安县第十区人民政府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作证据效力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这不符合事实。资源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中，在查明事实后一段己总结性作认定，只是没有逐证作分析，但该证据所证实的井湾界山林一处己认定，并且处理结果中第三人也有此处山林。《复议决定》认为属认定事实不清是错误的，只能说在证据认定时存在瑕疵。《复议决定》认为双方提交的1981年的《山界林权登记册》未作证据效力认定，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这是错误的。因双方提交的《山界林权登记册》没有经过大队和相邻队的核对，程序违规，影响其效力，对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没有太大影响，只属证据认定存在瑕疵，不属认定事实不清。（三）《复议决定》认为，“资源县人民政府以曾昭惠在村委会存档的承包合同书中记载其个人承包山场的上止界限为邹姓山，从而推断第三人邹姓确实有其山林权属在争议山场中证据不足。”资源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本没有以“推断”来确定原告的山林权属，这是断章取义。资源县人民政府确定原告山林权属是根据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和调查所取的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而佐证的。充分考虑了第三人的历史文字依据和原告的管业历史事实和证人证言，案件主要事实是清楚的。被告在《复议决定》中过分强调历史文字依据，而忽视最为重要的历来管理事实。几十年来，原告多次在此山场砍树和租地给他人耕种，如是第三人的山林，为何不主张权利。（四）原告从资源县档案局所找到的1953年兴安县第十区人民政府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进一步证实资源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案件主要事实是清楚的，被告所作的《复议决定》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该登记表与上寨坪村民组的《山界林权登记册》记载的内容和管业事实、证人证言相符。（五）被告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为。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作出复议决定，超期限3个多月。综上所述，资源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案件主要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被告的《复议决定》仅以案件查明事实和证据认定所存在的瑕疵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目的立法精神，请求撤销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第173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桂林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如下：
1、木厂村民委员会证明，证实原告的主体资格。
2、资源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资源县政府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
3、桂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桂林市政府对本案复议的处理决定。
4、曾昭惠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一份合同证实第三人的山林承包范围，另一份合同证实第三人为了达到争执山林目的，篡改了合同。同时证明市政府的复议决定没有按照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认定客观事实。
5、勘查现场笔录，证实争议山林的权属、管业等情况。
6、山界林权登记证，证实原告山林权属及范围。
7、相邻山界证明，证实原告山林与曾广权、曾广贵山界相邻，四至与原告提交的四至范围吻合。
8、砍树合同书，证实原告山林范围。
9、刘家玉退耕户基本情况及证明，证实其租用了原告的土地。
10、原告村民砍树的记录，证明原告管业事实。
11、车田企业办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卖树给企业办的事实。
12、李元柳的证明，证实原告山林土地四至范围。
13、木厂村公所调解书，证实原告山林的有关情况。
14、邓文的证明，证实原告对山场的管业事实。
15、刘新柳的证明，证实原告对山场的管业事实。
16、金元红的证明，证实刚提到的调解书的真实性。
17、桐木坪村民刘家玉等人的证明，证实原告在争议山林的四至范围，原告主张权属的四至范围与现场四至范围一致。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辩称，（一）1952年兴安县政府给桐木坪村村民就井湾漕、井湾界山场核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1953年兴安县政府对桐木坪村民在井湾界的山场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兴安县第十区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对桐木坪在井湾界的山场进行了确认，根据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的规定，这两份证据材料应当作为本案确定诉争山场所有权的权属凭证，但资源县政府在行政确权时将桐木坪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参考凭证予以确认，而该证据是作为“确权凭证”，还是作为“参考凭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对《兴安县第十区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未予确认，这显然与该规定相悖，而原告在起诉状中也明确了资源县政府在认定这两份证据时存在“瑕疵”，既然有“瑕疵”，那就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为此，答辩人依法撤销资源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是于法有据的。（二）根据原告提交的刘新柳调查笔录证实，1982年写合同是“很马虎的，因为当时存在有各填的现象，比较混乱”，为此，1982年各队所填写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的真实性存在质疑，资源县政府在作出的处理决定中亦认定桐木坪村村民持有的合同书与村委保存的合同书明显不一致，但却又认定了村委存档合同书记载界限的有效性，并以此作为证据来说明原告确有其山林权属在争执山场中，这一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根据资源县政府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错误，依法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17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桐木坪组述称，（一）被答辩人争执答辩人的土改山没有证据。1、被答辩人依1982年自行填报的《山界林权登记册》为依据来争执答辩人的土改山，其主张无据。被答辩人在2009年10月11日的申请书中第三页上明明写着“邹姓祖宗山”，而答辩人的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确权分给的“土改山”，在我国土地改革只有一次，井弯界、井弯漕两处山场，已登记在我组村民曾广权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答辩人村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具有排他性。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证明在争执山场内有其土地改革的任何有效证据，1982年仅凭被答辩人所报的邹姓祖宗山填报在村一级的《山界林权登记册》内，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行为。2、被答辩人趁在大集体时对山林管理不严，勾结本地的村民，在坟山界砍了一些树，不能作为对井湾界、井湾漕的管业事实。3、被答辩人买通证人，以虚假事实作为依据是证据不足。（二）资政处字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1、无证据的认定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祖宗山，篡改为“土改山”，违反了依法办案的原则。2、将几百年前的“次贤屋场”就认定为邹姓山，更是荒唐。在井弯界、井湾漕西面，有过去邹姓一支人打厂住过的事实。只因邹次贤在山顶上遗有一块地基，在土地改革登记发证时，误将邹姓遗址当成了邹姓山。然而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就认定，井弯界、井湾漕的西面写了邹姓山，就直接推定被答辩人有山林存在的事实，根本就不要其他证据来支持，这怎么不造成错案呢3、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以土改时的亩数，进行裁决是十分错误的。在土地改革时所登记的亩数只是个大概，没有实地丈量。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认定答辩人位于井弯界、井湾漕两处土改山亩数为2.5亩，就以此而论，多出的亩数直接推定为被答辩人的山林，岂不是十分可笑。4、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将答辩人土地改革时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只作为参考依据是十分错误的。（三）答辩人对井弯界、井湾漕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属凭证。1、有土地改革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井弯界、井湾漕两处山林的准确地名，并有清楚的四至范围，该证据具有排他性的法律地位。2、有兴安县第十区第六片木厂村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该证据后于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曾广权户有清楚的登记，只是井弯漕习惯用了蕨粑漕通用地名而已，在调查表中面积有了扩大，两处已上升为8亩（井弯界3亩，井湾漕8亩）。3、答辩人有1982年填报的《山界林权登记册》中载定的四至界限与证据相吻合。土地改革中将桐木坪屋后大片山林，土改登记在桐木坪组多个村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后来实行合作化运动，山林归集体所有，答辩人在桐木坪生产队《山界林权登记册》第十四处中包括了井弯界、井湾漕，而且该登记与土地改革取得的山林相一致，足以认定其范围。4、答辩人有1973年开荒种玉米，1978年栽种大片杉木林的证据。5、答辩人有承包责任制合同书证实。综上所述，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17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如下：
1、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曾广权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有井湾界、井湾漕两处。
2、山场山界调查表，证明调查表中有井湾界、井湾漕（蕨粑漕）。
3、桐木坪、弯里组联名证明，证明争执山场的杉树是在1978年栽种的。
4、原村干邓文的证明，证明大集体1973年开荒种玉米，1978年栽树的管业事实。
5、1982年山界林权登记册，证明争执山场全部登记在第十四处范围内，登记了准确的四至范围。
6、承包合同书（存档的那份），证明井湾界、井湾漕为曾昭惠的责任山场。
7、发证现场勘界表，证明井湾界、井湾漕有争议的面积684亩。
8、林权现场勘界图，证明桐木坪各山场的具体位置。
9、对曾宪礼的询问笔录，证明老坟山山场为其责任山。
10、曾宪礼的林权证，证明责任山有林权证。
11、对曾昭惠的询问笔录，证明1991年的协议书是伪造证据。
12、对李元康的询问笔录，证明只有两人在老坟山砍了部分杉木，地点不在井湾界、井湾漕。
13、对刘家仁的询问笔录，证明刘家玉的退耕山是对换的责任山。
14、刘家仁领取的林权证，证明对换山有林权证证实。
15、对曾昭述的询问笔录，证明老坟山的山场情况。
16、对刘家兆的询问笔录，证明井湾界、井湾漕1978年栽树情况。
17、刘召永、文新、刘新友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18、刘召永领取林权证（杉木岭）一处为1620.3亩，证明登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提出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5、6、7、8，原告及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亦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证明本案的有关事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在核实其合法性、关联性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8、13，在经核实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情况下，亦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9、10、11、12、14、15、16、17，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4、9、10、11、12、13、14、15、16、17、18，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直接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5，系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虽然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但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上寨坪组、下寨坪组、七星谷组与第三人桐木坪组为井湾漕、井湾界山林权属发生争议。争议的山林四至界限为：以座山向，左凭车田岭分水凹口为界，右凭曾广桂山井湾界山脊上至次贤屋场漕口，上凭车田岭山脊接次贤屋场前山脊横过漕口接井湾界上部分山脊止，下凭弯里队刘家仁山横路过井湾漕到小漕的龙坟处直上接车田岭凹口。土改时，井湾漕、井湾界部分山场分配给了桐木坪组村民曾广权等户，政府为其核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桐木坪组提供了1953年兴安县第十区人民政府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该调查表记载曾广权在井湾界有山场一处。1981年“林业三定”时，木厂大队对各村民组所有的山林进行了登记，统一制定了《山界林权登记册》。1982年，桐木坪组将井湾界、井湾漕部分山场承包给了曾昭惠，并填写了承包合同书。2009年，原告与第三人为争议山场权属发生纠纷，资源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11日作出资政处字（2012）2号处理决定，桐木坪组不服，向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在复议期间，资源县人民政府自行撤销了资政处字（2012）2号处理决定。此后，资源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4月11日重新作出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桐木坪组不服，又向被告申请复议。被告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3）173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上寨坪组、下寨坪组、七星谷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争议的井湾界、井湾漕部分山场在土改时分配给了第三人村民，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村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第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权属凭证，据此确定相应的土地权属范围。在行政确权过程中，第三人提交了1953年兴安县第十区人民政府木厂乡森林山场山界调查表，资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该证据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未予认定。资源县人民政府对木厂大队制定的《山界林权登记册》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亦未予认定。因此，被告认为资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资政处字（2013）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之规定，决定撤销资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由资源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在诉讼程序中，原告又提交了书面证据主张争执地权属，被告认为更应当撤销资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由资源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查处理，其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第173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桂林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173号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寨坪组、下寨坪组、七星谷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帐号：20×××77）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陶 明
审判员 陈桂良
审判员 李明军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黎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