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50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管委会26层44号房。
法定代表人：张家兴，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国际新城二期第39栋1单元6层2号。
法定代表人：宋如玉，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洁，贵州诺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沁泽，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张家兴，男,195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诉人贵州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与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乐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5民初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太平洋公司与鱼乐公司签订《演出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承办“杨坤32场演唱会”西南地区演出项目。2012年10月7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鱼乐公司退出“杨坤32场演唱会”昆明站，并对双方前期投入昆明站的定金、预付演出场地费等费用进行确认，还约定上述费用待“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结算完毕后按实际费用进行扣除。因被上诉人鱼乐公司拒绝与上诉人太平洋公司就“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费用进行结算，上诉人太平洋公司遂以被上诉人鱼乐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偿还上诉人太平洋公司垫付费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就该案作出（2016）黔01民终548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不服（2016）黔01民终5488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本案的审理需要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应该中止审理。案涉《还款约定》系上诉人太平洋公司张家兴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不是上诉人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审判决在双方未对“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的收支进行结算的情况，将《还款约定》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明显偏袒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其次，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强行扣押上诉人太平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家兴私人所有的价值250000元的贵Ａ×××××号天籁轿车，原审判决未将该车价款250000元抵扣本案款项，有失公允。
被上诉人鱼乐公司辩称：本案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需要该案的结果为依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张家兴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太平洋公司的上诉理由一致。
鱼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太平洋公司立即偿还原告欠款本金625,500元，资金占用费（滞纳金）175,300元（资金占用费暂从2012年12月1日计算至2014年8月8日，并扣除被告已支付的20万元，剩余175,300元。2014年8月8日以后的资金占用费按月息2%计算，直至本息全清时止）；2、判令被告张家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12年9月原告鱼乐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签订《演出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合作举办“杨坤32场全国巡回演唱会”西南地区演出项目，并定于2012年11月17日和2012年11月24日分别在贵阳、昆明进行演出，双方共同召开会议决定由宋沁泽负责贵阳站的所有工作，王健负责昆明站的所有工作。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各出资192.5万元。因截止2012年10月6日昆明站演出的相关手续报批没有结果，昆明当地宣传也没有展开等原因，双方于2012年10月7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鱼乐公司退出2012年11月24日举办的杨坤32场演唱会昆明站合作项目，该项目由太平洋公司独立承办，后期资金由太平洋公司自筹；前期由鱼乐公司与太平洋公司投入的资金1,251,000元（其中646,000元是杨坤音乐工作室昆明站演出定金，人民币600,000元是王健前期从该演唱会贵阳站组委会提走的用于昆明场地及安保资金；人民币5000元为演唱会贵阳站组委会前期预付的昆明站演出定金），太平洋公司在昆明站演出结束后五日内（2012年11月30日之前）按照比例退还给鱼乐公司人民币625,500元；若不能及时退还，鱼乐公司按照每月3%的利息收取太平洋公司滞纳金，除了上述利息外，从2012年12月1日起鱼乐公司每日按3%对太平洋公司进出处罚，演唱会昆明站延期情况除外。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太平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家兴于2013年3月19日向原告鱼乐公司员工宋沁泽支付20,000元。2013年7月18日，被告张家兴将其车牌号为贵Ａ×××××号的天籁车一辆交给原告公司员工宋沁泽，宋沁泽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张家兴天籁车壹辆（注：因张家兴欠我人民币陆拾万伍仟元一直未还）作为抵押。车牌号为贵Ａ×××××。张家兴2013年7月18日去找钱给我，我就将车还张。附收到车钥匙两把，机动车登记证壹本，无行车执照”。2014年8月8日，被告太平洋公司向原告支付了200,000元。同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家兴向原告出具《还款约定》两份，其中一份载明“昆明演唱会贵州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欠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贰拾万零伍仟元整（￥205,000.00）双方约定于2016年2月8日前归还（不计息）”、另一份载明“关于昆明演唱会尚欠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肆拾万元（￥400,000.00元），今先偿还贰拾万元（￥200,000.00），其余贰拾万元（￥200,000.00元）拟定于2015年4月8日前还清。在此期限内宋沁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向我讨债。若在承诺期限内不能偿还债务，宋沁泽采用任何方式向我讨债，甚至可上门吃住”。原告鱼乐公司员工宋沁泽在该《还款约定》中签名。因被告未按约支付上述款项，原告遂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另查明，2012年11月，原被告双方合作举办了贵阳站的演唱会。其后，太平洋公司因贵阳站演唱会费用负担问题依据《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总费用明细》等证据起诉鱼乐公司，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1民终5488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双方合作经营演唱会收入为：各出资192.5万元，贵阳站演唱会门票收入1,060,348.5元，共计4,910,348.5元，双方无异议的支出项目以及法院确认由太平洋公司垫付和应记入合作支出项目的金额共计4,807,855.3元。该案中，双方对《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总费用明细》中无异议的支出项目包含了杨坤昆明站演出费第一期款60万元，王健借支的用于昆明站演唱会的费用为60万元，法院确认的由太平洋公司垫付的应计入合作项目支付的安保费为太平洋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向贵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支付的19万元。又查明，太平洋公司委托案外人贵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为贵阳站演唱会提供演唱会现场的安保服务，约定安保费用为38万元。案外人贵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后，因太平洋公司仅于2012年11月16日支付了19万元的安保费用，被贵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提起仲裁，贵阳市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4）贵仲裁字第313号裁决，裁定由太平洋公司支付安保费19万元、利息及仲裁费。后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太平洋公司支付了209,518元。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对太平洋公司与鱼乐公司签订解除昆明站演唱会合作的《协议书》以及张家兴向鱼乐公司出具了两份《还款约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被告辩称协议书是双方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没有对账，要求原告提供其在昆明站出资的相关财务凭证，并称《还款约定》是受胁迫签订的。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对前期投入到昆明站的费用进行了确认即双方共同投入昆明站的资金共计1,251,000元（具体包括给杨坤音乐工作站的演出定金646,000元，王健从贵阳站组委会提走的用于昆明场地及安保的资金600,000元，5,000元为贵阳站组委会前期预付的昆明站演出场地订金），并约定原告退出昆明站的合作，由被告在2012年11月30日前按投资比例退还给原告625,500元。被告辩称双方并没有对账，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太平洋公司与鱼乐公司签订《演出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合作举办“杨坤32场全国巡回演唱会”西南地区演出项目后，各自都只出资了192.5万元，该出资除了用在在双方合作举办的贵阳站演唱会的同时，部分资金用在了昆明站的演唱会上即向杨坤工作室支付的昆明站的演出定金60万元，王健提走的用于昆明站的60万元，该费用系双方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5488号民事判决书中双方均无异议的费用支出，虽然与双方在《协议书》中确认的金额不完全一致，但是能够印证昆明站的出资是真实存在的，故被告的辩解不予采纳。且该《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张家兴于2013年3月19支付给原告公司员工宋沁泽2万元，2013年7月18日又将车辆质押，2014年8月8日退还给原告公司员工宋沁泽20万元，并出具两份《还款约定》承诺其中205,000元于2016年2月8日前归还（不计息），另外200,000元于2015年4月8日前还清，宋沁泽在该其中一份《还款约定》中签字。被告张家兴辩称《还款约定》系受胁迫签订的辩解，因张家兴陈述系经过有关部门调解后出具的，而无证据证实系受胁迫签订，且自2014年出具至今又未提起撤销之诉，其辩解不予采纳。原告现以被告已经支付的钱均为滞纳金为由，诉请要求被告支付625,500元。虽然《协议书》中约定太平洋公司逾期退款应当按每月3%的利息向原告支付滞纳金，但从张家兴出具的两份《还款承诺》的内容来看，已经支付的220,000元系退还原告的出资款，剩余内容是承诺何时付清剩余的405,000元，且其中一份载明“不计息”，而宋沁泽在张家兴出具的一份《还款约定》中签字，因两份《还款约定》的内容系连贯的，宋沁泽签字行为系代表接受张家兴出具的两份《还款约定》内容约束的意思表示。而张家兴系被告太平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支付款项以及出具《还款约定》的行为应当是代表太平洋公司的职务行为，宋沁泽是鱼乐公司员工，其收取款项以及在《还款约定》中签字的行为亦应当是代表鱼乐公司的职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两份《还款约定》对原告鱼乐公司及被告太平洋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还款约定》的内容来看，是双方对于上述《协议书》中债务的结算，原告只能据此要求被告太平洋公司支付剩余的405,000元。因此，对原告诉请的625,500元，只支持405,000元。关于原告诉请的资金占用费，因双方在《还款约定》只约定了405,000元的支付时间，即205,000元在2016年2月8日前归还（不计息），剩余200,000元在2015年4月8日前还清，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被告未按期支付上述款项对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对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被告逾期还款之日计算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张家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被告提出贵阳站演唱会的安保费用为38万元，（2016）黔01民终5488号民事判决认定已经支出的安保费用为190,000元，因案外人贵阳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提起仲裁并申请执行后，被告太平洋公司被强制执行了209,518元（含190,000元安保费在内），其认为该款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则认为只有190,000元的安保费可以算到贵阳站的总支出中，超出的费用系太平洋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不应计入总支出中，且（2016）黔01民终5488号民事判决对贵阳站的总收入4,910,348.5元和总支出4,807,855.3元作出了认定，将该19万元纳入总支出后，超出总收入的部分87,506.8元，其愿意承担一半即43,753.4元，可在被告向其应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因该费用系贵阳站演唱会的费用，与本案无关，原告虽然同意抵扣，但是双方对于原告应当负担的金额有争议，为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该费用不宜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建议双方通过协商等其他合法途径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405,000元及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其中200,000元的资金占用费自2015年4月9日起计算，另外205,000元的资金占用费自2016年2月9日起算，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止）；二、驳回原告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4元（已减半收取，原告预交），由原告贵州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365元，被告贵州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负担3,53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为了证明（2016）黔01民终5488号民事案件已经被指令再审，向本院提交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9日作出的（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对（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因双方对（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书》的证明力依法予以采纳。另查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尚未立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鱼乐公司为了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协议书》及张家兴出具的《还款约定》，上诉人太平洋公司对《协议书》、《还款约定》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主张《还款约定》系张家兴受胁迫出具，但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相反上诉人太平洋公司、张家兴在原审、二审中均认可《还款约定》系在相关组织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出具，且从出具至今上诉人太平洋公司、张家兴并未提起撤销之诉。本院对上诉人太平洋公司提出的《还款约定》属于无效约定，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还款约定》对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无论是《协议书》，还是《还款约定》均无625,500元的支付条件为“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结算完毕后按实际费用进行扣除之约定。本院对上诉人太平洋公司提出讼争款项应待“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结算完毕后按实际费用进行扣除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协议书》系被上诉人鱼乐公司退出“杨坤32场演唱会”昆明站的合作时，双方对“杨坤32场演唱会”昆明站前期投入费用的结算及上述费用分担、退还事项的约定。本案解决的是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与被上诉人鱼乐公司解除合作关系后的权利、义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系上诉人太平洋公司诉请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偿还其垫付的“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市站的款项，解决的是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与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合作“杨坤32场演唱会”贵阳站的权利、义务。本案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的法律关系不同，且本案的处理不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上诉人太平洋公司提出的本案需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协议书》约定的退还费用系双方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55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案件的原审、二审审理过程中无争议的费用，可以明确上述费用确已实际发生。《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太平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家兴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被上诉人鱼乐公司220,000元。原判以张家兴的还款行为系职务行为为由判令上诉人太平洋公司支付被上诉人鱼乐公司405,000及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
本案审查的是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与被上诉人鱼乐公司之间的欠款关系。被上诉人鱼乐公司员工宋沁泽出具的《收条》明确张家兴提供贵Ａ×××××小轿车作为欠款的质（抵）押，双方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该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主张将贵Ａ×××××号天籁轿车作价250000元抵扣本案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依法应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8元，由上诉人贵州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俊
审判员 庞 敏
审判员 姜彦宏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