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筑刑二终字第215号
原公诉机关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丁川，原系贵阳市某村党支部书记。2013年6月29日因涉嫌犯行贿罪被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同年7月2日由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执行。2013年8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修文县看守所。
辩护人杜大伟，北京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洁，贵州诺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郭丁川犯行贿罪一案，于2014年4月13日作出（2014）白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丁川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君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郭丁川及其辩护人杜大伟、何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郭丁川在得知贵阳市白云区沙文园区的项目即将启动后，遂伙同路某某等人在该区域范围内修建违法建筑，为保证自己及帮助他人的违法建筑能顺利修建不被拆除，以达到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遂先后向国家工作人员曾某某、张某某、饶某某行贿，共计人民币1349998元，造成国家损失人民币23518976.53元，共谋取了6332943.32元非法所得。
原判根据被告人郭丁川的供述及其户籍证明、证人饶某某、张某某、曾某某等人的证言及其主体身份材料，相关征收公告、相关补偿协议及审批表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郭丁川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帮助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金额达人民币1349998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应依法处罚。被告人郭丁川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郭丁川归案后，有立功表现，且积极退还大部分非法所得，有悔罪表现，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项第1、2、4目第（三）项和《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郭丁川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二、非法所得人民币62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32943.32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丁川不服，以“其没有向曾某某行贿，而且其给张某某十万元是为了购买张某某父亲的户头用于顶户，也不是行贿；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相关供述不属实；原判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原判认定郭丁川向曾某某行贿699998元事实不清，尾号为3338的银行卡，卡内的资金绝大多数系郭丁川在使用，且有部分用于公务，故不应认定郭丁川向曾某某行贿。即使郭丁川向曾某某行贿，但由于曾某某在案发半年多以前已将行贿款180万元归还给郭丁川，故根据法律规定，曾某某不构成受贿罪，则郭丁川也不构成行贿罪；
2、原判认定郭丁川的行贿行为造成国家损失2000余万元，系认定错误且认定依据不合理；原判适用2012年12月26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反了‘从旧兼从轻’原则；郭丁川具有重大立功情节，但原判未予充分考虑，量刑过重。
原公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一审判决未提出抗诉。本院庭审过程中，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但原判认定上诉人郭丁川的违法所得错误，导致判决第二项内容错误，建议维持原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第二项。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郭丁川在得知贵阳市白云区沙文园区的项目即将启动后，遂伙同路某某等人在该区域范围内修建违法建筑，为保证自己及帮助他人的违法建筑能够顺利修建不被拆除，以达到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之目的，遂向国家工作人员曾某某、张某某、饶某某行贿。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12年3、4月份，上诉人郭丁川与路某某得知贵阳市白云区沙文园区“标准厂房”项目即将启动的信息后，便在贵阳市白云区金甲村一组修建了两栋面积共计7787.76平方米的违法建筑。此外，路某某还与王某某、邓某某合伙修建了三栋面积共计5527.05平方米的违法建筑。上诉人郭丁川为确保上述违法建筑能够获得征收补偿款，便请贵阳市白云区征收局审核科科长饶某某“帮忙予以关照”，饶某某在明知上述建筑系违法建筑、不在征收范围内的情况下，给负责沙文园区征收测绘工作的新天地测绘公司副总经理苏某“打招呼”，使得上述违法建筑进入测绘摸底和征收补偿程序。
2012年8月27日，上述违法建筑被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政府下达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上诉人郭丁川于次日找到贵阳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副教导员张某某询问是否真会强拆，张某某表示凡是在违法建筑示意图上的都要强拆。当晚，郭丁川从路某某等人集资的人民币二十二万元中，拿出十万元送给张某某，并请求张某某帮忙使上述违法建筑不要被强拆，张某某收下十万元后承诺会给郭丁川帮忙。
此外，上诉人郭丁川为使上述违法建筑获取国家补偿款，又请时任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负责控违拆违及征地拆迁工作的副镇长曾某某“帮忙”，曾某某在明知上述建筑系违法建筑的情况下，违规指使下属伪造了14份虚假征收补偿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后上诉人郭丁川又请饶某某在上述14份虚假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饶某某违反职责在协议上签字，使得上述征收协议顺利通过征收局审核。最终，上诉人郭丁川与路某某修建的违法建筑获得了人民币10552944.96元的征收补偿款。其中郭丁川分得人民币5852943.32元；路某某与王某某、邓某某修建的违法建筑获得了人民币7477367.85元的征收补偿款。为表示感谢，上诉人郭丁川分别送给曾某某人民币699998元，送给饶某某人民币10万元。
二、2012年，上诉人郭丁川为使得其与王某强、陈某某、苟某某在“金蒙路”项目附近修建的两栋面积共计1962.31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能够获得征收补偿款，便请饶某某“帮忙”，饶某某在明知上述建筑系违法建筑的情况下，对该建筑的征收补偿资料予以审核通过，使郭丁川等人获得了征收补偿款人民币2767453.88元。事后，上诉人郭丁川分得人民币47万元。2012年12月，上诉人郭丁川为感谢饶某某送给其人民币15万元。
三、2012年，上诉人郭丁川为帮助王某林在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新寨村砂石厂与天生桥交界处修建的违法建筑能够纳入“金苏七标”项目征地拆迁范围并获得征收补偿款，找到饶某某“帮忙”。王某林修建的该违法建筑本不在征收范围内，但最终在饶某某的帮助下，王某林获得了人民币1382125.98元的征收补偿款。事后，上诉人郭丁川帮王某林将人民币15万元的“感谢费”送给了饶某某。
四、2013年初，上诉人郭丁川与蒋某某在贵阳市白云区“金沙路”、“高沙路”征地拆迁范围内修建了两栋面积共计990.28平方米的违法建筑，为能够获得征收补偿款，郭丁川承诺给予饶某某部分“干股”。该违法建筑修好后，上诉人郭丁川请饶某某安排摸底公司尽快摸底。饶某某便给新天地测绘公司副总经理苏某“打招呼”，使得该建筑进入测绘摸底和补偿程序。最终，上诉人郭丁川与蒋某某共获得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339083.86元。其中上诉人郭丁川分得人民币33万元。事后，上诉人郭丁川与蒋某某送给饶某某人民币15万元。
综上所述，2012年至2013年初，上诉人郭丁川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人民币1349998元，造成国家损失共计人民币23518976.53元，上诉人郭丁川共获得人民币6652943.32元的非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上诉人郭丁川的供述及其户籍证明，证人饶某某、张某某、曾某某等人的证言及其主体任职材料，白云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偿材料、相关征收公告、银行卡流水清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在本院审理中，上诉人郭丁川及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均未提出新的证据。其辩护人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卡号为62×××50＊＊＊＊＊＊＊＊＊3338的邮政储蓄卡POS机签购单，拟证实：2012年12月18日，郭丁川使用该卡刷卡支付人民币八十万元给绿地集团（贵阳高新）用于购买房屋，证明郭丁川系该卡的实际使用人，该卡并非由曾某某使用支配，故郭丁川没有向曾某某行贿。
经查：上诉人郭丁川的供述及证人曾某某的证言均证实，2012年12月，郭丁川使用上述银行卡中的八十万元购买了绿地集团的房屋。此外，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亦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认定该份证据具有合法性及真实性。但结合本案全案证据，并不能据此认定郭丁川没有向曾某某行贿，且曾某某的证言亦证实，当时刷卡支付八十万元是在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该卡仍实际控制在其手中。故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郭丁川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经查：
第一，上诉人郭丁川在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系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该供述的笔录亦经郭丁川签名及捺手印予以确认，且有讯问时所作的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其供述的合法性，而且其供述能够得到证人曾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客观书证的印证，故应当采纳为定案的证据；
第二，证人曾某某的证言及上诉人郭丁川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因为曾某某违法帮助郭丁川获得了巨额拆迁补偿款，故郭丁川便以自己的名义开立尾号为3338的邮政储蓄卡，并将卡内的人民币699998元作为“感谢费”送给曾某某，而曾某某自该卡开立之日起直至其被监视居住，一直实际支配使用该卡。此外，证人路某某的证言亦证实，在其与郭丁川、曾某某到沙文镇邮政储蓄银行对获得的拆迁补偿款进行转款分配时，其亲眼看到曾某某用郭丁川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并往该卡中转款。再则，郭丁川在二审庭审中辩称，该卡中的资金绝大多数是由其使用，且其对该卡中资金使用的状况非常清楚，并提出了其支取多笔资金的具体用途，但是根据其当庭供述，其辩称从该卡中支取的资金数额已经超过了该卡总的存款额。此外，上诉人郭丁川在辩护人询问其是否于2013年4月至6月期间，从该卡上总共取出过50万元时，明确表示其确于上述期间支取过50万元用于发工资。但是该卡的流水清单证实，在上述日期内，该卡仅支取过约41万元。而上诉人郭丁川在二审庭审中亦供述其并不知道该卡的密码，也从未亲自使用该卡支取过现金。故郭丁川的辩解不仅自相矛盾，且与银行流水清单等书证存在明显矛盾，本院不予采纳。而曾某某的证言亦证实，2012年9月17日，其从该卡上转款人民币一百万元给郭丁川，是因为二人之前约定的行贿数额仅为50万元。2012年12月18日，使用该卡刷卡支付绿地集团购房款人民币八十万元亦是在曾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支付的。故依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上诉人郭丁川向曾某某行贿人民币699998元。且曾某某分两次打款人民币180万元给郭丁川并不是出于要归还行贿款，而是基于二人对于行贿数额的约定及该卡内资金使用的约定，故曾某某的行为亦构成受贿罪；
第三，根据原判认定的四桩行贿犯罪事实，郭丁川、路某某、王某某等人共计获得国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3518976.53元，这笔拆迁补偿款依法并不应该支付给郭丁川等人，而因为郭丁川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导致该笔拆迁补偿款被骗取，故应予认定此系郭丁川行贿所导致的国家经济损失；
第四，上诉人郭丁川在实施原判认定的前三桩行贿犯罪时，并无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出规定，同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3年1月1日（以下简称《解释》）开始施行时，郭丁川行贿案尚未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解释》的规定办理；
第五，上诉人郭丁川到案后检举揭发苟某某的犯罪事实，具有立功表现，但因卷内并无苟某某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证据，故不应认定郭丁川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第六，上诉人郭丁川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立功表现，同时又积极退缴赃款人民币620万元，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原判未充分考虑上述量刑情节，导致对郭丁川量刑偏重，应予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郭丁川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郭丁川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法律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349998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应依法处罚。上诉人郭丁川到案后，积极检举他人犯罪事实，具有立功表现。此外，郭丁川在侦查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后又退缴绝大部分赃款，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主要犯罪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偏重，应予改判。同时，原判错误地认定上诉人郭丁川向张某某行贿的时间为2012年12月份，本院予以纠正。再则，原判认定上诉人郭丁川违法所得为人民币6332943.32元，系计算错误，正确的数额应为人民币6652943.32元，本院一并予以纠正。上诉人郭丁川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白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丁川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折抵刑期二十日。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3年8月10日起至2023年7月19日止）。
三、非法所得人民币62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上诉人郭丁川非法所得人民币452943.3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春艳
代理审判员 刘 华
代理审判员 杨 坤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汪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