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2653号原告：阴明彦，男，1954年2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丁丁，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仲鸣，男，1957年4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刘艳，女，1959年6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何仲鸣、刘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杨，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阴明彦与被告何仲鸣、刘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法官张家麟担任审判长，法官宋硕、人民陪审员李钊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阴明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丁丁，被告何仲鸣、刘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阴明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何仲鸣、刘艳向阴明彦一次性全额偿还借款200万元；2、请求判令何仲鸣、刘艳向阴明彦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同期贷款利息年4.9%的标准，自2017年10月17日起支付，直至实际付清日为止）；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何仲鸣、刘艳承担。事实与理由：何仲鸣与刘艳系夫妻。何仲鸣与何聚英、于宇（阴明彦儿媳）共同出资设立了中电天琨电力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天琨公司）。因中电天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阴明彦与何仲鸣就向中电天琨公司、何聚英借款事宜于2016年3月2日共同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明确约定阴明彦与何仲鸣分别出借200万元给中电天琨公司、何聚英；借款期限为六十日；利息为中国工商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但因何仲鸣当时暂时没有资金用于出借，其与阴明彦协商，欲自阴明彦处借款，然后再出借给中电天琨公司、何聚英。2016年3月2日，阴明彦与何仲鸣签订了《资金出借协议》，明确何仲鸣向何聚英出借的上述200万元实为阴明彦支付；也即确定了何仲鸣自阴明彦处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同日，阴明彦委托其爱人张曼，向何仲鸣账户汇款200万元，并在汇款申请书“用途及附言”处注明：借款。后据阴明彦了解，何仲鸣将上述200万元资金出借给了何聚英，并自何聚英处获取有借款利息20余万元。自2017年10月17日开始，阴明彦多次要求何仲鸣偿还所借用的200万元款项。2017年11月13日，阴明彦委托律师通过律师函的方式再次催告何仲鸣还款。但截至目前为止，何仲鸣仍未偿还该笔款项。刘艳系何仲鸣的妻子，对于何仲鸣的上述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何仲鸣辩称，本案实际借款人是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中电天琨公司一共有三个股东，分别是阴明彦、何仲鸣和何聚英，阴明彦和何聚英是老乡。何仲鸣有社会资源，可以给中电天琨公司带来业务。因为业务需要用阴明彦儿子、儿媳的房子和何仲鸣女儿的房屋向工商银行贷款人民币400万元，贷款到期后因为中电天琨公司无法偿还，为避免抵押物被银行拍卖，同时考虑到阴明彦具有资金出借实力，中电天琨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聚英向阴明彦提出借款人民币400万元用于偿还工商银行的贷款。阴明彦同意借款给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2016年3月2日阴明彦以其本人和何仲鸣为出借人，以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为借款人签订了出借400万元的借款协议，并通过阴明彦和何仲鸣分别向中电天琨公司支付了人民币200万元，该借款协议到期后由于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未能偿还，在此之前何聚英向阴明彦偿还过50万元，阴明彦以何聚英提起标的为200万元的借款纠纷，该案胜诉，目前在执行阶段。何仲鸣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借贷关系的出借人为阴明彦，借款人为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何仲鸣只是借款协议的名义出借人。其次，本案所述借贷关系的借款人为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在阴明彦与何仲鸣之间没有形成借贷关系的前提下，何仲鸣没有义务向阴明彦支付任何款项，阴明彦应当向中电天琨公司和何聚英追讨涉案款项。被告刘艳辩称，不同意阴明彦的诉讼请求，对于借款事宜刘艳不知情，要求驳回阴明彦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日，中电天琨公司（甲方、借款人）、何聚英（乙方、借款人）、阴明彦（丙方、出借人）、何仲鸣（丁方、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乙方作为借款人向丙、丁两方借款人民币400万元（丙方、丁方各出借2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签字之日起60天；第三条约定，甲、乙两方保证在签字之日起60天内，一次性连本带息（中国工商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偿还丙、丁两方。甲方、乙方逾期未偿还丙、丁两方出借的400万元及利息时，乙方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2016年3月2日，阴明彦（甲方）与何仲鸣（乙方）签订《资金出借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甲方、乙方共同出借给何聚英400万元，其中甲方出借200万元，乙方出借200万元。双方对以下事项进行确认：1、乙方所出借200万元资金系由甲方支付，双方出借给何聚英的400万元之实际出借人是甲方；2、双方承诺共同向何聚英追讨400万元，在追讨过程中发生的支出暂由乙方垫付，待何聚英偿还全部借款后，双方共同承担追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同日，阴明彦委托其妻张曼向何仲鸣账户汇款200万元。张曼在汇款申请书用途及附言处手写注明：“借款”。何仲鸣收到前述款项后，于2016年3月3日向中电天琨公司账户汇款200万元。2016年12月14日，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424民初138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2016年3月2日，中电天琨公司、何聚英做为借款人向阴明彦及何仲鸣共借款400万元，阴明彦出借2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60日。2016年3月3日，阴明彦将200万元汇入中电天琨公司，后中电天琨公司偿还了阴明彦借款50万元。最终，该院判决中电天琨公司、何聚英共同偿还阴明彦借款150万元并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6年3月3日至2016年12月12日止。之后，中电天琨公司及何聚英提出上诉。经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何聚英、中电天琨公司与阴明彦于2017年3月15日达成如下协议：一、上诉人何聚英、中电天琨公司尚欠被上诉人阴明彦借款150万元，双方同意用克莱斯勒大捷龙3604cc汽车一辆（牌照号×××，现车主于宇，已交付，无需办理过户）抵顶借款50万元；剩余借款100万元及利息10万元于2017年5月15日前付清，逾期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其他事项双方没有争议。2017年10月17日上午9时34分，阴明彦向何仲鸣发送微信，内容为，“仲鸣，这是亮亮过节发我的：爸爸，之前借给刘艳阿姨，何忠明叔叔的钱已经超过期限。这个钱我也是向朋友借的，现在他们情绪很大，已经告知我节后向我单位发律师函。你和刘阿姨，何叔叔商量一下，看他们是否10月可以先还一部分，最好不要对我工作产生影响。Z仲鸣，你10月底先还一部分吧，也很为难阴明彦”。阴明彦发出该微信后，何仲鸣回复，“我已和何聚英通电话，让他10月底之前还款”。诉讼中，何仲鸣提交《询问笔录》一份（询问人及记录人均为何仲鸣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杨），该笔录询问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地点为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被询问人为何聚英。笔录载明主要内容为，1、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案件的背景？何聚英回答：我是中电天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当时公司业务需要，公司曾向工商银行抵押贷款400万元，用的是阴明彦和何仲鸣两个人的房子申请的抵押贷款。贷款到期后，因应收款（国家电网欠付公司款项）没有到位而无法偿还银行抵押贷款。为了防止贷款逾期、房子被拍卖，阴明彦提出拿出400万元代公司还工商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以后把400万直接还给他本人即可;2、关于借款的实际情况，请介绍一下？何聚英回答：我和阴明彦、何仲鸣签署了400万的借款协议，我和公司是借款人。但我一直认为阴明彦是出借人，因为是阴明彦有出借能力，而且从头到尾谈借款的事都是阴明彦本人和我聊的。后来我有钱的时候，我个人曾一次性支付阴明彦50万元人民币，因为他是400万的出借人；3、借款有利息吗？利息是怎么支付的？都付给谁了？何聚英回答：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借款有利息。借款协议的利息公司和我从未支付过。我还给阴明彦的都是本金。4、公司办理400万工商银行抵押贷款期间，向阴明彦和何仲鸣付过费用或补偿吗？何聚英回答：当时因为公司获得的工商银行400万贷款，是阴明彦和何仲鸣拿房子抵押给工商银行才获得的。作为给他们两个的一种补偿，我个人代表公司每月给他们付了一点费用，每人每个月大概14000元左右，付了11个月。这些费用都是签署借款协议前发生的。何仲鸣提交该份证据用以证明其是名义出借人，阴明彦是实际出借人。阴明彦对于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何聚英并未到庭，何仲鸣也未提交何聚英的身份证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该笔录所称，“阴明彦是400万元的出借人”与《借款合同》签订主体和约定明显不符。如按笔录所述“阴明彦提出拿出400万元代公司还工商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以后把400万元直接还给他本人即可”，则阴明彦直接与中电天琨公司、何聚英签订《借款合同》即可，完全没有必要体现何仲鸣。实际上，在签订《借款协议》的时候，何聚英只知道是阴明彦、何仲鸣共同向其出借资金，不存在阴明彦单独借款400万元的情况。第三，此份笔录中也承认了400万元借款的用途是解除阴明彦、何仲鸣房屋的抵押贷款，如果双方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阴明彦不可能为何仲鸣支付解除抵押所需款项。第四，笔录中所述“但我一直认为阴明彦是出借人，因为阴明彦有出借能力，而且从头到尾谈借款的事都是阴明彦本人和我聊得”与事实不符。根据阴明彦与何仲鸣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仲鸣曾经催促何聚英还款，这也证明何聚英知道出借资金的人员包括阴明彦、何仲鸣。第五，笔录中提及的房屋抵押的补偿金额为每月14000元左右与事实情况不符，应为每月24125元。经本院询问，何仲鸣表示不申请何聚英出庭作证，以其提交的形成于2018年3月27日的《询问笔录》为准。此外，何仲鸣认可在房屋抵押期间中电天琨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向其支付过补偿金。诉讼中，何仲鸣与阴明彦均认可本案《借款合同》所涉400万元的起因，系因何仲鸣和阴明彦子女各拿自己的房产向工商银行进行抵押，为中电天琨公司进行融资，因中电天琨公司应收账款没有收回，房子要被银行拍卖，为避免被拍卖，何聚英和中电天琨公司才签订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借款400万元。另查，中电天琨公司的股东为何聚英、何仲鸣及于宇（阴明彦儿媳）三人，何聚英系中电天琨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仲鸣与刘艳系夫妻关系。再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贷款利率为4.35%。以上事实，有原告阴明彦提交的《借款合同》、《资金出借协议》、汇款单、（2016）冀0424民初138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2017）冀04民终1737号民事调解书、微信记录、工商信息查询记录，被告何仲鸣提交的《借款合同》、《资金出借协议》、汇款单、《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阴明彦、何仲鸣与何聚英、中电天琨公司四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阴明彦、何仲鸣签订的《资金出借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争议焦点系如何认定何仲鸣在《借款合同》及《资金出借协议》中所处法律地位，即何仲鸣与阴明彦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本院分别予以评述。第一，关于《借款合同》四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首先，从《借款合同》的形式而言，该合同中载明阴明彦、何仲鸣均为借款人，二人各自向借款人中电天琨公司及何聚英出借200万元，故何仲鸣作为四方当事人之一，系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其次，从《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而言，何仲鸣所出借的200万元系收到阴明彦汇款后，由其本人银行卡直接汇入中电天琨公司账户，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仲鸣对中电天琨公司及何聚英享有200万元债权，其系《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之一。本案中，何仲鸣提交何聚英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阴明彦系《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对此，本院认为，何聚英在笔录中所称“阴明彦是400万的出借人”与《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并不相符，依照何仲鸣实际汇款情况及四方《借款合同》中当事人信息，何聚英作为中电天琨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何仲鸣的汇款行为应属明知，在何聚英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于何聚英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该部分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在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诉讼中，何聚英及中电天琨公司亦未提出阴明彦是全部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据此，何仲鸣的该项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与阴明彦均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第二，关于《资金出借协议》的法律性质，即阴明彦与何仲鸣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该协议，双方主要争议在于第一条约定中，关于“双方出借给何聚英的400万元之实际出借人是甲方”应如何理解。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该争议内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及合同体系而言，协议在明确阴明彦、何仲鸣各自向何聚英出借200万元的基础上对相关事项共作出两条约定。其中，第一条确定了何仲鸣所出借的200万元系由阴明彦支付，即何仲鸣向何聚英及中电天琨公司出借款项的具体来源。而第二条中则对追讨400万元借款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作出约定，即先由何仲鸣垫付，最终阴明彦与何仲鸣共同承担追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结合上下两条文约定内容，若依照何仲鸣所述，其只是名义出借人，其与阴明彦不存在借贷关系，则双方又再行约定追讨费用负担问题，明显与客观常理相悖。其次，从该协议实际履行情况，即交易行为而言，何仲鸣向中电天琨公司所支付的200万元系阴明彦妻子张曼所汇款项。本案中，张曼在汇款申请书的用途及附言处明确写明所汇款项为借款，客观印证阴明彦与何仲鸣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若依何仲鸣辩称，其与阴明彦不存在借贷关系，则阴明彦完全可直接向中电天琨公司汇款，无需委托其妻向何仲鸣汇款，亦无必要签订四方《借款合同》。再次，从该协议签订背景，即订立目的而言，何仲鸣与阴明彦均认可《借款合同》所涉400万元的起因，系因何仲鸣和阴明彦子女各拿自己的房产向工商银行进行抵押，为中电天琨公司进行融资，而何聚英亦曾向双方分别支付过相应费用。后因中电天琨公司应收账款没有收回，房子要被银行拍卖，为避免被拍卖，才签订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结合《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各自向中电天琨公司及何聚英出借200万元的事实，该出借行为显然系阴明彦与何仲鸣为避免各自子女房产被银行拍卖的情况下，通过向中电天琨公司及何聚英出借款项用以解除各自子女的房屋抵押。据此，结合《资金出借协议》载明内容，可以确定该协议签订目的系双方为确认何仲鸣向中电天琨公司及何聚英所出借的200万元资金来源于阴明彦，由此亦可以判定出阴明彦与何仲鸣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本院认为，《资金出借协议》中所约定的“双方出借给何聚英的400万元之实际出借人是甲方”真实意思应为，400万元的资金来源均出自阴明彦处，进而结合前述论述，本院认定阴明彦与何仲鸣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阴明彦有权向何仲鸣主张返还200万元借款。关于阴明彦主张利息一节，因《资金出借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还款日期，故阴明彦有权随时主张。依照双方微信记录，阴明彦曾于2017年10月17日向何仲鸣发送微信，并作出要求何仲鸣于10月底前还款的意思表示，故该日期应视为阴明彦主张还款的时间，且阴明彦亦向何仲鸣留出14天的合理还款期限。据此，阴明彦有权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工商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标准（即年利率4.35%）向何仲鸣主张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对于阴明彦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刘艳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中，刘艳虽与何仲鸣系夫妻关系，但本案所涉款项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现阴明彦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艳对此借款知情，故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仲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阴明彦支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逾期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七年十一月一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35%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阴明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原告阴明彦已预交，由被告何仲鸣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案件保全费5000元，原告阴明彦已预交，由被告何仲鸣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普通程序的交费标准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家麟审 判 员  宋 硕人民陪审员  李 钊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