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苏1302行初74号原告王后华,女,1935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泗阳县。委托代理人鲁风雷，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永力，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泗阳县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泗阳县众兴镇县政府双子楼。法定代表人苏学敏，该局局长。应诉负责人庄德宇，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宏伟，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亮，江苏义缘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董振山,男,1960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代理人王建国，江苏义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后华诉被告泗阳县不动产登记局（以下简称泗阳不动产局）不服房屋登记纠纷一案，经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集中管辖，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泗阳不动产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因董振山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后华的委托代理人鲁风雷、谢永力，被告泗阳不动产局的应诉负责人庄德宇及委托代理人周宏伟、刘亮，第三人董振山的委托代理人王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1999年6月3日，泗阳县人民政府向董振山颁发了房权证泗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2××3号房产证），房屋坐落于泗阳县××西××巷，丘（地）号27165，建筑面积164.92㎡。被告泗阳不动产局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泗房字1××3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1××3号房产证），证明该房产证上没有原告名字，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2.1999年5月18日董西出具的更名申请。3.××号房产证。上述证据证明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三条及第十七条的规定，董西将涉案房屋产赠与第三人，被告依申请办理了涉案转移登记行为。原告王后华诉称，第三人系原告长子。原告和丈夫董煕（又名董西，2008年去世）1984年在泗阳县××西××号建房，1987年取得房地号为165的房产证明。2016年6月涉案房屋被征收，补偿款825288元。原告正常生活在小儿子董正海家，拆迁手续委托第三人办理。2017年春节原告才知晓补偿款没有原告的份额，并到住建局查询档案才得知1999年6月涉案房屋被第三人以赠与名义过户到其和妻子名下，且一直未告知原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请求判令撤销2××3号房产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泗阳县公私房登记表，证明涉案房屋在1989年9月23日经过登记，所有权人是原告及其丈夫董西。2.1999年5月18日董熙出具的更名说明，说明的签名不是董西亲笔所签，“董”与其本人笔法有区别，“熙”也不是同一个字，说明上的印章也不是其本人的。证明该更名说明不是董西的真实意思表示。3.××号房产证，证明涉案房屋1999年6月3日转移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但原产权人没有作出过转移登记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属违法登记。4.泗阳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偿费领款单，证明2016年6月17日第三人就涉案房屋与泗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825288元。5.泗阳县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证明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后，通过泗阳县人民法院法院出具的调查令调取了相关材料，才知道涉案房屋已被第三人采用虚假手段，变更为其所有。被告泗阳不动产局辩称：一、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为原所有人和登记的所有人，原告无证据其是登记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二、1999年5月18日，董西提供其签字的书面申请及1××3号房产证，申请将其与第三人共有的房屋转移登记到第三人名下。被告经审核，认为董西有权处置涉案房屋，遂为第三人颁发了2××3号房产证。综上，被告在办理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过程中，程序合法且依据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董振山述称：一、第三人取得涉案房屋有事实依据，程序合法。原告不是涉案房屋原登记权利人，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只需董西与第三人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办理即可，程序合法。二、原告针对2××3号房产证的任何诉请均属诉请兑现不当。原告诉请的前提是认为其应是1××3号房产证登记的权利人，但1××3号房产证未将其登记为权利人。原告应提起诉讼要求撤销1××3号房产证，但已超过20年最长起诉期限。三、2××3号房产证因涉案房屋已拆迁，属不可诉行为。四、第三人在房屋转移登记及拆迁过程中，对原告没有任何隐瞒，第三人有证据能证明原告对此知情。即使第三人的证据不够充分，无论是针对1××3号房产证还是2××3号房产证，对原告均应使用事实推定理论推定其明知。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证人证言，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第三人，第三人为取得涉案房屋支付了相应的资金。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中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董西非董振山，“董振山”几个字明显是后写的，与其他笔体不一样，且该份房产证上有“作废”字样，不能证明涉案转移登记系基于董西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过程合法，但能证明赠与书系虚假。对证据2、3的意见同原告举证意见及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时，被告依据赠与书办理转移登记，能证明被告没有要求提供转让人及房屋共有人的身份证、委托书和具有转让意思表示的材料等，转移登记程序违法。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办理转移登记实行形式审查，无法对材料进行实质审查，法律规定提供虚假材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证据3无异议。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是2017年调取的，但不能证明原告2017年才知晓涉案房屋不在其名下。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不属于确权证书，不能视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登记表载明时间为1989年9月23日，根据登记表于1989年10月14日颁发了1××3号房产证，但该证上没有原告名字。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是董西本人所写，与第三人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原告诉请不能得到支持，涉案房屋已拆迁。证据5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2017年8月8日知晓权益受到损害。原告对第三人提供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均不认可，证人没有到庭，无法保证是本人的真实签字和手印，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证词的内容指出是第三人拿出2万元购房，也与本案的第三人申请转移登记时提交的赠与书矛盾，更无法证实被告转移登记的合法性。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未到庭，不能保证是本人真实签字和按印，且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证词的内容与赠与书矛盾，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能证明涉案房屋于1989年9月23日在房屋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证据2证明2××3号房产证档案中有“董煕”1999年5月18日出具的赠与书一份，但是否系董煕本人书写无法确认。证据3属待证对象。证据4能证明第三人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部分扩建，涉案房屋于2016年被征收。证据5能证明原告在民事诉讼中申请泗阳县人民法院出具调查令，知晓了涉案房屋登记行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证明董西于1989年10月14日取得1××3号房产证。证据2、3同原告提供的证据2、3，认证意见同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及查明的情况，对本案事实归纳如下：王后华（又名王厚华）与董西（又名董熙，2008年6月去世）1956年结婚，董振山系二人之子。1984年董西与王后华在泗阳县××西××巷自建房屋一处，1989年9月23日办理房屋登记。同年10月14日，泗阳县人民政府颁发1××3号房产证，所有权人为董西，房屋坐落于泗阳县××西××巷，地号27165，面积164.92㎡。1999年5月18日，董西向泗阳县房地产管理处书面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申请书载明“泗阳房管处：我房建于84年，于去年赠于长子董振山，特请更名。”同年6月3日，泗阳县人民政府向董振山颁发2××3号房产证。后董振山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部分扩建，涉案房屋于2016年被征收。另查明，2017年8月2日，王后华向泗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董振山返还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410000元。同年8月8日，王后华的民事诉讼代理人持泗阳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泗民令字第5949号调查令前往泗阳县房地产管理处调取了泗阳县公私房登记表及董西1999年5月18日提交的书面申请。8月31日，王后华申请撤诉，同日泗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1323民初594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其撤诉。10月18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王后华诉泗阳县人民政府要求撤销涉案房屋所有权证行政登记一案。2018年1月17日，王后华申请撤诉，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月22日作出（2017）苏13行初97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其撤诉。再查明，自2016年6月15日起，泗阳县房屋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统一由泗阳不动产局负责实施。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后华与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2.原告的起诉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被告作出的涉案房屋登记行为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被诉房屋所有权证的发证机关为泗阳县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被告泗阳不动产局是泗阳县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全县范围内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据此，泗阳不动产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受下列情形的影响：（一）房屋灭失……”本案中，王后华与董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设涉案房屋，1989年9月23日申请办理登记时，房屋登记机关制作的泗阳县公私房登记表载明王后华为共有人，且至涉案房屋登记在董振山名下时，王后华一直在此居住。因此，王后华与涉案房屋登记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且涉案房屋虽已被拆迁，但王后华对涉案房屋登记行为不服仍可提起行政诉讼。泗阳不动产局及董振山均辩称，根据1××3号房产证载明的情况，涉案房屋为董西与董振山共有。但1××3号房产证上共有人处“董振山”的字体与其他书写字体明显不一致，且泗阳不动产局及董振山未提供证据证明董振山如何成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本案中，2017年8月8日王后华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持泗阳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调查令调取了涉案房屋的公私房登记表及董西1999年5月18日提交的书面申请等材料，知晓了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内容，至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57号）第十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本条第（三）项适用于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告的登记。”第十一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由权利人（申请人）申请……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第十七条规定：“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转移登记。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本案中，涉案房屋系董西与王后华共同共有。根据上述规定，涉案房屋登记行为应由董西、王后华及董振山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但房屋登记机关仅根据1××3号房产证及赠与书办理了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未能依法尽到审核义务。综上，涉案房屋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原告王后华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泗阳县人民政府1999年6月3日颁发的房权证泗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泗阳县不动产登记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 华代理审判员  宋艳艳人民陪审员  邹建国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张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