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滨中民四终字第3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之银，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民县石庙镇大付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惠民县石庙镇大付村。
负责人付兆军，该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成忠，成年，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新民，成年，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加国，成年，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之兴，成年，农民。
上诉人付之银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民县人民法院（2007）惠商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2）滨中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得审。惠民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2）惠商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付之银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之银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惠民县石庙镇大付村委会（以下简称大付村委会）、付成忠、付新民、付加国、付之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1年，付之银与被告大付村委会签订了两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为家庭承包合同书，家庭人口2人，承包耕地3.54亩，其中一级地1.2亩，二级地0.32亩，三级地1.72亩。土地承包期限自2001年5月10日至2031年5月10日。另一份承包合同书（以其他方式承包桑园合同书），承包桑园地3亩，承包期限自2001年5月10日至2010年5月10日。从原告提交的2001年其与被告大付村委会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书上看，在原来承包耕地3.54亩的基础上，又添写了“﹢3”字样。原审庭审中，原告付之银表示不清楚合同上“﹢3”字样是谁添加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还添写了坐落栏中“村西”、级别栏中“4”、亩数栏中“3”、面积长M栏中“76”、宽M栏中“65”、四至栏中东“付加清”、西“坡董荒地”、南“荒沟”、北“地坎”等字样。原告家庭自2002年-2004年一直按照土地6.54亩缴纳农业税、附加税和水费等。2005年，大付村委会以调整土地为由，将原告以其他方式承包的3亩土地收回，交由被告付成忠、付新民、付加国、付庆祥、付之兴和付之新承包至今。原告不服，于2007年向惠民县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7年6月5日惠民县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作出惠农裁字（2007）5号仲裁决定书，结论为：驳回申诉人付之银要求返还3亩耕地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原告对该仲裁决定书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付之银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其承包的3亩土地，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在开庭过程中，付之银增加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50000元，但针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并未缴纳相应的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原告付之银向法庭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是由两份合同合并而成的。其中一份为30年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3.54亩土地，属家庭承包方式。添加上的3亩土地，实为以其他承包方式承包的桑园地，承包期限为10年的合同写入了30年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该证据不能证明是经过村委会同意而添写的。虽然原告出示证据证明其家庭自2002年-2004年一直按照土地为6.54亩缴纳农业税、附加税和水费等。因为以其他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也要交纳上述费用。另外，《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与对方达成书面协议。当事人一方不经对方同意擅自变更、解除合同或者不按程序变更、解除合同的，其变更、解除行为无效，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对方要求继续履行的，承包合同管理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把桑园地添入其家庭承包合同中，不符合上述变更程序。并且，原告提供的该合同与法庭调取的两份合同档案不符。因此，该3亩土地不属于家庭承包土地，不应受家庭承包土地法律和政策的保护。相反，涉案该3亩土地属“两田制”性质，按照法律规定，“两田制”属于清理的范围。因此，原告付之银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五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答辩权、质证权的放弃，不影响本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付之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付之银负担。
宣判后，付之银不服，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判决错误。本案系土地承包合同引起的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上诉人承包的责任田（被上诉人因侵权而得土地）是30年承包合同书的一部分，有书面合同为证。涉及争议土地的有二个合同，原审法院也认可有3亩地承包期为10年的合同，承包期限从2001年5月10日至2010年5月10日。如果真的是按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大付村委会将上诉人土地收回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上诉人取得的3亩土地原系基于10年承包合同，因上诉人土地不足，多次找大付村委会，大付村委会召开会议后（因后来上诉人不种植桑树，村委会调整土地时）将3亩土地确认给上诉人，由村委会给上诉人变更了合同，并记载在30年承包合同书中，而后惠民县人民政府在发经营权证书时也已确认，上诉人已合法取得了此地的承包经营权。不管是一审还是重审，被上诉人均未到庭，原审法院缺席认定并支持被上诉人，有偏袒被上诉人之嫌。而本案的所有错误事实均起因于惠民县石庙镇人民政府为了维护村里的利益和权威，欺骗上诉人听从镇上的安排所致。原审法院认为无法处理才提出所谓的中止审理，上诉人从没有收到中止裁定书。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现场未勘验，也未调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未到庭，事实根本未查清。二、原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不合法。本案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足以支持上诉人主张的证据，而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惠民县人民政府对上诉人发放经营权证是对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确认，任何人对此不得予以剥夺。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取得经营权程序不合法错误，相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变更合同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不实，没有说明从何调取的证据，来源不明，缺乏客观性，对本案无证明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大付村委会、付成忠、付新民、付加国、付之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0月30日，付之银（乙方）与大付村委会（甲方）签订《植桑养蚕合同书》，约定乙方承包甲方3.5亩土地，承包期限自2000年10月30日至2010年10月30日，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技术员的要求种植桑树，保证成活率为95%以上。2001年，付之银与大付村委会又签订了一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付之银在原审提交了署名为付国栋、付兆民的证明，内容为：我们在1999年至2002年初，担任梁家乡大付村两委班子。根据党委政府工作部署，于2000年秋用村机动地与农户签订10年桑园承包合同，对于其他承包合同为1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我们就不知情了。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付之银与大付村委会于2000年10月30日签订的《植桑养蚕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其中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的规定，而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的规定，其承包期限依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双方协商。本案中，根据付之银的陈述、付之银在原审提交的大付村委会发布的《关于桑园地限期承包的通知书》以及署名为付国栋、付兆民的证明，能够证实本案争议土地原为大付村委会的机动地，由大付村委会暂时发包给本村村民。承包户不仅需按合同约定向大付村委会交纳承包费，而且需按特定用途耕种争议土地，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据此，本案争议土地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家庭承包地，涉案土地不适用30年的承包期限，其承包期限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付之银与大付村委会签订有两份承包合同，付之银以2001年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主张涉案土地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本院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并未载明有终止或改变双方于2000年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双方于2000年签订的合同对争议3亩土地所作权利义务的约定仍然有效，且根据涉案土地在2001年合同书的记载位置及笔迹特征看，争议3亩土地明显系后来添加到上述合同书中，因此，付之银依据该合同书主张涉案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不能成立。根据《植桑养蚕合同书》的约定，涉案土地的承包期限早已届至，故对付之银收回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请求，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付之银要求大付村委会赔偿损失，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赔偿损失的请求，原审未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付之银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新国
代理审判员 高立俊
代理审判员 杨 慧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