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26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智辉，男，196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铭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莫越，男，196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洋，广东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智辉与被上诉人莫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887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智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莫越向梁智辉偿还借款本金144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6%的年利率计算，自2015年3月21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2.莫越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审程序失当，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具体详述如下：一、原审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调查莫越多年前出入老挝记录，且仅调取莫越一人出入老挝的记录，但对梁智辉的出入老挝的记录不予调取，这在程序上不合法。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第15条及《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本案中当事人出入老挝的记录显然不能认为属于“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对该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交，所以原审法院“主动”调查证据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是不正当的。另外，更要指出的是，如果法院要核实相关情况，既然调取了莫越出入老挝的记录，也应当同时调取上梁智辉的出入境记录，才能查明相关事实，但是，原审却仅调取莫越一方的记录，显然会导致认定事实出现片面性和偏差。梁智辉在原审第二次开庭出示莫越出入老挝的记录后，积极地向法院提交梁智辉的出入境记录以便核实情况，但是原审对此不再查证。二、原审对于本案熟人之间多年前的借款，在款项交付问题上使用了严格的“准确”标准，而非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这过分地放大了梁智辉的举证责任，导致判决出现重大错误。经过一审庭审的查明，以下事实可以确认：(1)当事人是平等的熟人关系；(2)当事人都是一般的个体老板，文化水平不高，不是专业放贷的金融人士；(3)借款发生在多年之前；(4)当事人之间是帮忙的关系；(5)排除了任何强迫性等非法因素。基于上述事实基础，对于借款关系之款项交付的问题，当然应该使用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不可能要求当事人准确地重现多年前的细节。对于发生在老挝的96000元借款，只要能证明莫越确实有项目在老挝，而且莫越确实欠梁智辉钱，当事人在老挝有过交集，就可以适用盖然性的标准，确认借款事实的存在，除非莫越能够提出相反的证据。苛求梁智辉明确说明款项怎么交付，以什么形式交付，确切交付的时间点，确切的交付金额，如何与借条书写的内容进行明确的印证，这些显然与本案当事人作为熟人之间临时融通资金帮忙的实际情况和帮忙的性质不相符合，也是完全超出梁智辉作为普通个体老板能力的。三、退一步而言，原审法院即使对于较大金额的96000元基于“过于”的慎重原则采用了过于严格的证据要求，但是，对于金额较小的48000元，且在国内发生的借款，不应也同样采取那么刻板的标准进行认定。四、原审判决书一方面对于上诉人采取“过于”严格的举证标准，但另一方面对于莫越却完全忽略莫越亲手书写借据且加按指印确认的事实，采信莫越前后不一的陈述，这也是错误的。莫越作为成熟的生意人，在不存在任何强迫自身意愿的情况下确认双方的借款关系，明确借到梁智辉的款项，这是白纸黑字印证的。无论是莫越开始提到实际属于利息(但利率过高)，还是后来所说的投资款的利润返还，这些都是企图利用基础法律关系予以辩驳和推脱，但是，莫越最终还是确认欠了梁智辉钱，无论怎么产生的债都是应当履行债务的。原审判决书，无视这些明确事实，避重就轻，导致脱离事实作出错误判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没有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而是错误紧抓梁智辉不能完全复原款项交付的细节，背离了民事证据盖然性举证责任的要求，在毫无明确证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利用过于主观的裁量权，免除被上诉人的债务，导致梁智辉重大损失。
莫越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证言。证人未出庭，不应采纳其证言。梁智辉与莫越是合伙去老挝投资，从证言可见梁智辉也去了老挝参与投资事宜。2.出入境记录不能推翻一审判决，只能证明梁智辉去了老挝，原审法院认为莫越没有出境记录。
梁智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莫越向梁智辉偿还借款本金144000元及支付借款96000元的利息（利息按照6%的年利率计算，自2015年3月2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莫越承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1日，莫越出具借条一份，写明：“现向梁智辉借到人民币共玖万陆仟元整。2015年3月20日前还款。此据”。莫越在借款人处签名、捺指印，并写明身份证号码。该借条下方空白处写有“（至10月14日）”内容。2014年10月14日，莫越出具借条一份，写明：“现向梁智辉借到人民币肆万捌仟元整（￥48000元）”。莫越在借款人处签名、捺指印）。该借条下方空白处写有“（至15年1月14日）”内容。其后，梁智辉通过微信等方式向莫越主张还款，在梁智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莫越表示等其回来再办，并表示有物业有还款能力，但双方没有提及债务内容。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调取了莫越的出入境记录，显示莫越2014年7月21日没有出入境记录，另记录其于2014年7月26日出境，2014年8月14日入境。
关于本案借款交付的过程：梁智辉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第一笔借款96000元是以人民币现金形式在老挝交付给莫越，款项是在老挝当地兑换的，第二笔借款48000元是在国内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莫越，款项来源于梁智辉从事五金经营的资金。第二次庭审中，法庭要求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致电梁智辉进行询问，梁智辉在电话中称：当时梁智辉在老挝考察莫越的生意，款项是在老挝先交付给莫越，双方回国后才在2014年7月21日写下涉案借条。之后，法庭出示了莫越出入境记录，并再次致电梁智辉，提问其如何将大额现金带出境，梁智辉述称：莫越以其需要购买材料为由借款，在过关前梁智辉交付了一部分款项给莫越，在过关后又交付了一部分，之后再写借条，均是发生在老挝。
对借款金额不是整数出借的原因，梁智辉解释因为其按手头上的资金出借，没有凑成整数。对(2017)粤0105民初9974号的借款，只确认结算部分利息而非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的原因，梁智辉陈述双方本来约定2015年2月归还本息，因为莫越逾期，故写下借条确认支付自逾期之日至2015年6月20日的利息。
莫越另陈述梁智辉实际是交付了30万元给莫越作为投资，但生意不理想，梁智辉要求莫越退回投资款及10万元利润，莫越想将生意继续进行下去，考虑到资金运作的需要，故按梁智辉的要求出具了借据，莫越按月利率4%计付利息（回报）给梁智辉。本案中96000元的借据是上述款项6个月的利息确认，48000元的借据是3个月的利息确认。莫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陈述本案中96000元的借据是30万元款项8个月的利息确认，48000元的借据是4个月的利息确认。
另查明：梁智辉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邓媛芳、莫越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17）粤0105民初9974号。梁智辉主张其于2014年2月12日出借款项40万元给邓媛芳、莫越两人，款项转账至莫越的账号，后因借款到期后两人未按时还款，故莫越于2015年3月20日出具借条一份结算利息，写明：“现向梁智辉借到人民币共肆万捌仟元整，2015年6月20日前还款。此据”。该案经审理，该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邓媛芳向梁智辉偿还借款30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自借款出借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
本案争议焦点是莫越向梁智辉借款的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从梁智辉的陈述及证据来看，首先，梁智辉称以现金形式交付款项给莫越，仅说明其现金是其经营五金生意的资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其五金生意中有该两笔资金的收支记录；其次，梁智辉在庭审中对96000元的交付过程，先后作出三次不同的陈述，对其关于在老挝交付现金的说法，也无法对其如何将大额现金带出境作出解释，并在法庭询问后变更陈述为借款是分多次交付，对梁智辉陈述2014年7月21日的借条是在老挝形成的，经查明，该日期莫越没有出境记录，无法印证梁智辉的陈述；再次，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并没有提供本案借条及借条内容。反观莫越对借款行为未实际发生的说明，其理由是未收到借款，涉案借条为（2017）粤0105民初9974号款项的利息结算。一审法院注意到以下两点事实：其一，梁智辉所述的对另案款项利息进行结算的借条，与本案的两份借条表述内容一致，均表述为“现向梁智辉借到……”；其二，本案中2014年7月21日的借条写明“至10月14日”，而其后的借条是2014年10月14日出具，并写明“至15年1月14日”，对该两个日期的标注，莫越主张是利息结算截止日，而梁智辉未能作出解释。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梁智辉仅依据借条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本案的民间借贷诉讼，莫越抗辩借贷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从双方陈述来看，梁智辉的陈述前后不一、存在矛盾，而莫越的抗辩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此情况下，梁智辉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向莫越交付了涉案借款、借款行为实际发生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智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739元，由梁智辉负担。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梁智辉提交了其2014年2月-6月出入老挝的出入境记录以及张培盛出具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涉案两张借条中所涉金额为梁智辉对莫越的借款。
本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梁智辉向莫越借款的行为是否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梁智辉的陈述及证据来看，首先，其称以经营五金生意中的现金交付款项给莫越，但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其五金生意中有该两笔大额资金的收支记录；其次，梁智辉在庭审中对96000元的交付过程，先后作出三次不同的陈述，且梁智辉陈述2014年7月21日的借条是在老挝形成的，经查明，该日期莫越没有出境记录，无法印证梁智辉的陈述；再次，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也未提及本案借条及借条内容。反观莫越对借款行为未实际发生的说明，其理由是涉案两张借条均为（2018）粤01民终12629号案所涉借款的利息结算，从梁智辉在（2018）粤01民终12629号案中主张的借款本金和借款利息的计算依据与本案所涉两份借条中所涉金额及莫越陈述的利息结算截止日的综合分析比对，可知莫越对涉案两份借条的性质抗辩应当属实且具有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梁智辉仅依据借条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本案的民间借贷诉讼，莫越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从双方陈述来看，梁智辉的陈述存在矛盾，而莫越的抗辩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此情况下，梁智辉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向莫越交付了涉案借款、借款行为实际发生的事实，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梁智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78元,由上诉人梁智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毅
审判员 肖晓丽
审判员 汤 琼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侯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