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07民申1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宝常，男，1956年12月10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北镇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上诉人）：王景兰，女，195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北镇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国林，男，1953年9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北镇市。
再审申请人周宝常、王景兰因与被申请人李国林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辽07民终2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宝常、王景兰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7民终2217号判决。2、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审或发回重审。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一、二审认定申请人与本组村民土地流转合同无效缺乏证据证明。此案一、二审法院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的理由是以申请人与本组68户村民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的。此案涉及的一个事件是申请人所在的68户村民在2013年8月28日将各户拥有承包权的果树园子承包地流转给申请人转包的事。起因是，名为果树园子地是六组土地，是应按人头分给村民的。但村委会在未经六组村民情况下，直接将果园地发包给六组当时的村民组长王凤成与村民吕久库二人。村民有意见，上访上告。后因王凤成、吕久库欠承包费及失于管理，致大部果树死亡，出现违约事实，2011年村委会与王、吕二人解除了合同。而王、吕二人对合同的解除没有提出异议，也未及时向法院提出不同意解除的诉讼。村委会按此地应以“人头田”的方式给村民分地，授权第六小组“自行处理”。第六小组按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村委会指导下召开村民代表、村民大会，按会议决定，按人头将果树园子地均分给了村民，每人0.125亩，每人分到半条垅。原承包人王、吕两家也是按人头分的此地，未提出异议。从2011年起，果园地开始由六组村民按户承包，是村民的责任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也是这样分到的地。由于地少、分散，经营不便，大部分村民种二年后产生租出去，不自己种的想法。在村民耕种三年后的2013年秋，六组村民群体向外流转此地事变为事实。在有多人想接包情况下，因申请人出的价最高，六组68户村民同意将地转包给申请人使用。这天是2013年8月28日，期限十九年。对于流转费，约定上打租，五年一交。当天，申请人就交流转费87500元，由各户领取，申请人就是这样承租六组68户村民果园地的（全组共75户，有7户不同意流转，因此是68户村民的地，不是全小组的）申请人从2014年开始承租耕种此地的。这个事是公开进行的，是包括被申请人都承认的铁的事实。对于这种流转土地的合法性，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是允许鼓励农民土地流转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六组68户村民将土地流转给申请人的行为不违法，是合法有效的。对于这种土地流转的无效性，自2013年8月双方签订流转合同后，没有任何村民提出异议，没有任何人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确认流转合同无效的主张。所以，没有任何行政部门、仲裁部门、司法部门关于村民与申请人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的决定、仲裁、判决。是无任何确认村民与申请人土地流转合同无效的证据的。然而，此案的一、二审中称六组68户村民与申请人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这是不符事实，违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这是一、二审在此案存在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符合再审的第一个法定情形。（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通过此事看出一、二审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特别是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法律规定是不明白的。对于这种流转方自愿将分到责任田流转给第三人使用的行为，一、二审认为“流转合同无效”实是与法律规定不符、相悖、认识错误。2、一、二审认为村民将土地流转给申请人无效的一个理由是果树地是由村民小组给村民分的地，不是村委会给分的。村民小组不具备发包资格、分地无效。对此，看出一、二审既不了解事实，又不是太懂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村民小组有发包资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具有发包方资格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明确写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民委员会发包；分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这就明确说明村民小组是具有发包资格的。最高人民法院（1999）法释第15号《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是这样写的：“本规定的发包方，是指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这就说明村民小组在法律上是具有发包方资格的。而一、二审还停留在村民小组不具备发包方资格的错误认识上呢？村民小组具有发包方资格这是毋容置疑的。至于有的村民小组组织不健全，不能独立履行发包手续的问题，那是发包手续不完善的问题，这和村民小组拥有发包方资格是两码事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不健全的村民小组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委托村委会代为发包办法解决。而本案的情况是村委会授权村民小组“自行处理”，做出按人头田分地指示，村委会指导第六村民小组给村民分的果园地。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符合程序，符合民意的。全组村民无意见，包括原承包人王、吕二人也如数按人头分的地，未提出异议。这个地是这样分的，六组全体村民无意见。那么，一、二审法院又是凭啥说六组这样分地无效的呢？看来二审法院真是不了解咋分地的情况，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村民小组具有发包方主体的法律规定了解不精，所以又做出六组给村民分地无效的错误看法。一、二审在适用这方面的法律确实有毛病，存在错误。3、一、二审认定68户村民将承包田流转给申请人无效的观点更是大错特错。因为申请人是流转合同的受让方。在村民将土地向申请人转租的过程中，只要是双方同意，不存在欺诈、胁迫、违法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村民与申请人之间的流转合同就是成立、合法有效的。至于流转方怎样从村民小组、村委会处取得流转土地的承包权，那是流转方与村民小组、村委会之间的事。别说村民是通过合法手续取得的土地，就是取得土地过程出现瑕疵也是与申请人无关的。因申请人是受让方，是善意取得，法律上也不能认定申请人与村民签订的流转协议无效，这是法律规定。可见，一、二审说申请人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协议无效属实是错误的，适用法律确实存在问题、有错误。4、一、二审的录音证据“没取得对方同意的录音，属非法取证，这样录音证据无效”的观点与最高法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悖。该规定对以前的录音时需取得对方同意的规定做了修改，取消了需取得同意的规定。然而，连过了15年之后，北镇市法院、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录音证据还是使用需取得对方同意，未取得对方同意，属无效证据的认识中，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此案一审时，申请人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东满井子村委会对2016年5月16日到申请人流转的土地上给缺地村民补地错误，给申请人1万元钱，名为困难补助，实为赔偿的封口费的当场录音证据。一、二审就以录音时未取得对方同意，取证非法，而认定该录音证据无效的。明显看出一、二审法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仅以上述几件事，就充分反映出原一、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确实有问题，确实错误。那么，这样的法院怎能将案子判对，判正确？这是一、二审审理此案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此案应予再审的第二个法定情形。（三）一、二审对此案判决实属错判。由于二审对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导致对申请人与村民的土地流转合同认定无效，导致受让方的申请人善意取得流转权的申请人对流转土地无使用权，导致被申请人到申请人的租赁土地上种地不违法，反而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的系列错误认识，最终的错误判决。一、二审判决属实是违反法律的错判。严重地损害了申请人流转土地合法权益。为此，申请人请求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一、二审判决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再审申请人周宝常、王景兰并未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正确的；并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周宝常、王景兰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亦是正确的。关于再审申请人周宝常、王景兰提出的再审理由和请求。经查，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已经认定原承包人吕久库、王凤成与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涉及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合同有效，至今尚未依法解除吕久库、王凤成与村委会之间的涉及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合同。即使在另一案件中，包括再审申请人在内的54人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吕久库、王凤成与村委会之间涉及本案诉争土地承包合同，亦被人民法院予以驳回。故本案涉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在原承包人吕久库、王凤成名下。原审以“由于上诉人对案涉土地并未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或经营使用权，而被上诉人是依据北镇市、廖屯镇两级政府及东满井子村委会的协调会纪要抢种的案涉土地，故上诉人要求损害赔偿于法无据；且案涉土地被被上诉人抢种后，东满井子村委会已给付上诉人1万元经济补偿，上诉人在补偿协议书中亦承诺对案涉土地发生的纠纷事宜永不上访和诉讼，故上诉人在得到补偿款后再次主张损害赔偿，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为由，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周宝常、王景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一、二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周宝常、王景兰的再审请求和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宝常、王景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孙 涛
审 判 员 庄 晓
审 判 员 李 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董佳什
书 记 员 项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