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晟，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45年6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垦利县，现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华，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东，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某3，女，195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现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原审被告李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6）浙1102民初5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李某1按照2012年10月14日的遗嘱继承被继承人李树林的遗产；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李树林死亡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而非2015年9月26日。丽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被继承人李树林的死亡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15时30分，一审对该证明书予以采信，但却认定被继承人李树林于2015年9月26日死亡显然错误。二、李树林于2013年10月30日及2013年11月2日所立两份遗嘱无效。1、被继承人李树林立遗嘱时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3年被继承人李树林已92岁高龄，2013年6月10日经丽水市人民医院智力状态检查后被诊断为“有痴呆表现”，认知功能受损，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自身行为或充分认识自身行为的后果，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2013年10月30日及2013年11月2日所立两份遗嘱均在该诊断之后，虽然有2013年10月29日的智力状态检查结果显示“正常”，但该“正常”的结果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科学的，老年痴呆是一种不可逆的生理疾病，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不会由“痴呆”转变为“正常”。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2、被继承人李树林2013年11月2日所立遗嘱己不具有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包括遗嘱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神志清醒和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意思表示与行为自由（不受外来不法干预）。本案中的遗嘱为打印遗嘱，如前所述，李树林已92岁高龄，其已经有痴呆表现，其并不具备应有的遗嘱能力。立遗嘱时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并不在场，整个立遗嘱过程均由被上诉人主导，从视频光盘中可以看出，李树林在回答问题时不断以询问的眼神望向镜头后方，且视频中被继承人李树林及见证人均未当场签字。事实上，被上诉人在照顾被继承人过程中并未尽职，被继承人对其颇有怨言，双方之间经常争吵。因此，被继承人在2013年11月2日立遗嘱时不具有意思表示和行为自由。三、一审简单以被上诉人对诉争房屋所占份额较大为由认定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显然错误。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情况，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那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系共同享有案涉房屋的产权。在上诉人作为房屋共有权人多次主张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且同意支付被上诉人所享有份额对应的房屋价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简单的以“被上诉人对诉争房屋享有三分之二的继承份额”为由，认定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并支付上诉人相应折价款，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明显错误，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均系通过继承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三方作为房屋共有人均没有优先取得房屋产权的情况。其次，单纯按照房屋继承份额以及评估价来决定所有权的归属显然有失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共有人可以采取协商分割的方式。如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及财产的性质进行裁判分割。分割分为实物分割、变价分割和折价分割，结合案涉房屋实际情况看，本案显然不适用于实物分割，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也不适用变价分割，只能按照折价分割。本案所涉房屋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而上诉人系丽水市土生土长的居民，居住在案涉房屋当中多年，案涉房屋一定程度承载着其对父母的思念，而被上诉人并非丽水本地居民，家住山东，所有亲属也在山东，案涉房屋对其并无实际居住意义，即使其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其之后仍旧需要将房屋变现离开丽水。此外，上诉人多次表示愿意以高于评估价购买被上诉人所持有的产权份额，这均有利于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假若被上诉人也要求获得房屋所有权，那么双方应当按照竞价方式获得房屋所有权更加公平合理，而非简单以所有权份额来划定所有权归属，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本案虽然不属于婚姻关系纠纷案件，但在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可参照适用，更有利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在确定房屋产权时也未充分考虑本案客观实际情况，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朝辉补充上述称，2016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时，实际参与质证的书记员与质证笔录上载明的书记员不是同一个人，且该份质证笔录没有对其要求以竞价方式处理涉案房屋的主张进行如实记录，故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要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李某2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李树林于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所立的遗嘱是否有效。原审判决以李树林2013年11月2日所立遗嘱的内容进行判决并无不妥。上诉人认为李树林在2013年10月30日及2013年11月2日所立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证据就是丽水市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陈洁医师于2013年6月10日出具的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的诊断结果：“有痴呆表现”。对于该证据，首先，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在2009年11月下旬至李树林去世前都是由被上诉人全程陪同照顾李树林，如李某1带李树林去医院做检查被上诉人不可能不知情；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时，被上诉人看见该证据的印章很鲜红，似是最近刚盖上去的，根本不可能是2013年6月份（距庭审二年半前）盖上去的；再次，据被上诉人了解，丽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书都是使用部门印章（如门诊部、住院部等），不会使用科室的印章。最后，退一步说，即使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问题，从诊断的内容“有痴呆表现”的文字上看，仅仅是有痴呆表现，而不是有老年痴呆症。再退一步说，老年痴呆症患者也不等于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被上诉人认为，老年痴呆症从程度上分可分为轻度、中度和严重三个阶段，从该证据的指导意见所使用的文字看“认知功能轻度受损…语言能力也轻度受损…注意力集中稍差，计算和抽象思维能力减退”，该段话使用了二个轻度，一个稍差和一个减退的词语，从上述的词语中可以看出李树林的症状是很轻微的。从老年痴呆症的时间上看是间歇性的，比如某老年痴呆症患者昨日出门后走丢了，那是否该患者以后每次出门都会走不回家了，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仅凭一份真实性有问题且证明力极弱的孤证是不能证明李树林在2013年10月30日及2013年11月2日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供了丽水市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于2013年10月29日由陈洁及专家级主任医师李琼芝出具的诊断书，陈洁医师的诊断结果是正常，李琼芝主任医师出具的诊断意见是无精神障碍，二份诊断结果均显示李树林精神正常。另外，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供了由丽水市老干部局出具的证据及袁愉翔律师于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记录的谈话笔录也均能证明李树林在上述时期内意识及思维都很清晰，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中虽然没看见李树林的签字，但在一审中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某3都已认可上述二份遗嘱中李树林签字的真实性，可见李树林于2013年11月2日所立遗嘱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代书遗嘱之规定，由此可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应当适用李树林于2013年11月2日所立遗嘱分割遗产。二、讼争的遗产房屋由被上诉人取得，并无不妥。上诉人在原审中放弃了竞价取得房屋的权利，否则被上诉人就无需对该房屋进行评估，并预交了评估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审判决将该房屋判决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妥，上诉人在上诉状称对该房有感情且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丽水人，被上诉人是山东人，取得房产后也是将该房卖了后回山东老家，但被上诉人并不认同上诉人的观点，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对养父李树林不尽赡养义务，就谈不上对养父有感情，且上诉人在丽水有自己的房产，就算上诉人取得上述房产也不一定回去居住该房屋，而被上诉人在丽水生活七、八年，被秀山丽水的美丽风景和洁净的空气所吸引，并认为秀山丽水是被上诉人夫妇养老最佳的选择地，不管本案如何判决，被上诉人及丈夫都打算在秀山丽水养老定居，且此想法得到被上诉人子女的支持，被上诉人的子女愿意出钱为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某3在原审中应支付的款项。综上所述，一审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由原告李某2与被告李某3、李某1继承，其中被告李某3、李某1各享有1／6产权份额，原告享有2／3产权份额；二、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归原告李某2所有，原告按评估价支付被告李某3、李某1应继承房产份额的折价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李树林与前妻共生育一女，即原告李某2，双方于李某2三、四岁时离婚，后李树林与尹某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两人共同收养一女一子，即被告李某3、李某1。尹某于2010年1月30日死亡，李树林于2015年9月26日死亡。尹某的父母已先于尹某死亡，李树林的父母已先于李树林死亡。2012年10月14日，李树林立下《遗嘱》一份，内容为：“……三、对于上述财产，本人处理如下：1、坐落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属于本人的55.656平方，其中10平方归儿子李某1，另外45.656平方归大女儿李某2（本人由大女儿照顾到终老）；……4、后事的抚恤金以及其他的收益归儿子李某1（后事由儿子李某1处理）……”。李树林作为立遗嘱人在遗嘱的第二页签名按指印，陈晶剑作为代书人在遗嘱的第二页签名按指印，马孝兰等两人作为见证人在遗嘱的第二页签名按指印。2013年10月30日，李树林到浙江省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愉翔处要求立遗嘱，袁愉翔作为谈话人及记录人、李树林作为当事人，做了一份谈话笔录。李树林在该谈话笔录的第一、二页下方均签名、按指印，王某、徐某作为见证人在该笔录第一、二页下方均分别签名、按指印。同时，李树林在由袁愉翔打印的《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签名、按指印，并签署时间。同时，见证人王某、徐某在该遗嘱的见证人处分别签名、按指印。该遗嘱记载内容为：“立遗嘱人有子女共三人，分别为，大女儿：李某2，小女儿：李某3。儿子：李某1立遗嘱人原有位于莲都区××街××号××室的房产，此房产系立遗嘱人与逝去的妻子共同所有，而原妻子去世时，大女儿未参与分配，因此立遗嘱人拥有此房屋中60平方米的份额。现立遗嘱人考虑到自己年纪较大，为避免将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趁现在意识清楚、思维清晰，立遗嘱人将此房产做如下遗嘱：立遗嘱人自愿在百年以后将自己名下的位于莲都区××街××号××室房产中的60平方米房产份额由大女儿李某2继承。”2013年11月2日，李树林让袁愉翔到其居住的（××街××号××室）家中，袁愉翔作为谈话人及记录人、李树林作为当事人，做了一份谈话笔录，李树林在该谈话笔录的第一、二页下方均签名、按指印，王某、徐某作为见证人在该笔录第一、二页下方均分别签名、按指印。同日，李树林在新打印的《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签名、按指印，并注明年、月、日。见证人在该遗嘱见证人处分别签名、按指印。2013年11月2日《遗嘱》记载内容为：“……立遗嘱人自愿在百年以后将自己名下的位于莲都区××街××号××室的房产中的60平方米房产份额由大女儿李某2继承，除上述60平方财产外，立遗嘱人将自己全部财产全部由大女儿李某2继承（该财产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债券等）”。另查明：2009年农历11月22日，原告李某2到丽水照顾李树林生活起居。登记在李树林名下的房屋有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建筑面积：89.05㎡），房屋产权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丽水国用（2003）第11386号。尹某死亡时，原在尹某名下的国库券有170000元（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莲城支行为150000元、工商银行20000元）、房屋财产保险返还款53375元、存款20000元，共计243375元，原、被告均认可上述款项。以尹某名义出借给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款项，于2010年返还尹某123000元，此笔款项于2010年3月9日从尹某在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14×××39）转账至李树林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莲城支行的账户（账号：14×××18），李树林于2010年3月13日领取了此笔款项。李树林于2009年11月6日出借给浙江同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集资款）为105000元。2012年5月30日，经李树林同意将以其名义出借给浙江同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集资款）本息共计131250元转入原告李某2名下，继续出借给该公司。李某2于2015年7月20日将该债权变现获得款项为77342.37元。上述款项中，现在李某2处有240000元。原、被告为办理李树林的丧事，向汽运公司借款70000元，从李树林工资卡中支取20000元，收取李树林缙云、仙居的亲戚礼金1800元（此款在李某1处），总共开支43546.8元，上述款项相抵后余款48253.2元，其中在李某1处的1800元，暂由李某1保管，以后上述亲戚遇白事需送礼的，兄弟姐妹从此款中支出。其余计币46453.2元，暂存放在李某3处保管。后李某3将上述46453.2元款项归还汽运公司，双方均予以认可。2015年10月13日，丽水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通知书》，内容为：李树林通知于2015年9月25日，在丽水市人民医院病故，其家属现居住在莲都区，请按规定发给家属一次性抚恤费。抚恤金的组成为：基本离休费3473元÷4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2+丧葬费4000元-10月工资11237＝189371元。李树林于2015年9月25日死亡，因社保对李树林于2015年9月25日死亡不知情，同年10月发放给李树林10月工资11237元。因此，将多发的10月工资11237元在发放抚恤金时予以扣回。2015年10月20日，因李树林死亡，获得抚恤金共计189371元加之前已发放的11237元，扣除归还汽运公司借款23546.2元，抚恤金为165824.8元+11237元＝177061.8元，该两笔款由该公司打入李树林的账户内，款由原告领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丽水市恒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价值进行估价。2016年11月21日，丽水市恒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丽恒（2016）诉字第0059号估价报告书，确定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于2016年11月3日的房地产评估价为人民币798310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在于本案涉及多份遗嘱及立遗嘱人李树林在立遗嘱时是否有立遗嘱能力，遗嘱是否有效且到底哪份遗嘱最终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共涉及2012年10月14日、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三份遗嘱，双方当事人就三份遗嘱的签名均为李树林所签不持异议，其中2012年10月14日的遗嘱立遗嘱人处由李树林签名，双方当事人也无异。而从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的两份遗嘱内容上看，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内容系对除房屋之外的遗产进行处分，房屋的处分未改变，见证人未改变。被告方认为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李树林立遗嘱时意识不清楚，无能力立遗嘱，不能证明系李树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不能依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处理相关的遗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遗嘱系被继承人在生前根据其自由意思，对其死后遗产作出的单方处分行为，故对遗嘱的解释应当探究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而就遗嘱的形式要件，我国的继承法第十七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继承法就遗嘱形式进行严格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被继承人作出的遗嘱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被继承人未经慎重考虑而仓促作出决定。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两份遗嘱均系打印形成，且并非出于被继承人李树林打印，两份遗嘱上的见证人亦非遗嘱的打印人，就此点而言，该两份遗嘱与继承法上规定的遗嘱形式要求并不完全相符。但是，继承法并未规定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的一律无效。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打印件的使用日益普及，与1985年继承法出台时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继承法就遗嘱形式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被继承人自主、慎重的作出遗产处分的意思。而在本案中，李树林作出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2日的两份遗嘱时的意识清楚，意思表示真实，应当认定有效。第一、2013年10月30日的遗嘱均有两名见证人在场作证，且有打印遗嘱和为李树林做笔录的袁愉翔出庭作证及对立遗嘱过程的录像视频，表明该遗嘱确系李树林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除了保留2013年10月30日遗嘱中内容之外，还对未涉及的遗产作出处分，在遗嘱形成之前，都由同一人即袁愉翔对李树林的立遗嘱的意愿做过笔录，并录像，虽然本次录像未录到立遗嘱人、见证人签名的过程，但双方不否定李树林签名的真实性，故该份遗嘱亦表明李树林的意思清楚、明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虽然形式上有所瑕疵，但确系被继承人李树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故应按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处分相关遗产。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尹某于2010年1月30日死亡，李树林于2015年9月26日死亡。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系尹某与李树林夫妻共同财产，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双方各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关于尹某死亡时尚有款项包括国库券170000元及国库券到期利息17496元、房屋财产保险返还款53375元、存款20000元，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尹某集资款123000元，共计383871元，该款项系李树林与尹某婚后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其中123000元，原、被告均表示不知该款项的去向，但从银行的明细表明，该款项已由李树林个人在尹某死亡后支取，但此款系在尹某死亡前取得，此款的一半应认定为尹某的遗产。故383871元的一半即191935.5元为尹某遗产。李树林有关款项方面的遗产，应以李树林死亡时遗留的款项作为其遗产。尹某先于李树林死亡，且其在死亡时未立下遗嘱，故尹某享有房屋二分之一的遗产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分相关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虽然，原告称其与尹某形成继子女关系，依法可对尹某的财产享有继承权利，但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其与尹某共同生活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尹某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李树林和两被告继承，三人各享有六分之一产权份额。故被继承人李树林对讼争房屋享有三分之二的产权份额，该部分属于其遗产。因其生前于2013年11月2日所立遗嘱为有效遗嘱，应按此遗嘱处理相关的遗产事宜。故原告对讼争房屋享有三分之二的继承份额。鉴于原告对讼争房屋所占份额较大，故原告要求讼争房屋归其所有，给付被告房屋相应折价款的意见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原告应给付两被告房屋继承份额的折价款（798310元÷6＝133051.7元）各133051.7元。同理，关于款项的处理，尹某的款项191935.5元由李树林和两被告均等继承，即每人享有63978.5元，李树林遗留的款项由原告继承。因讼争的部分款项已由李树林交付给原告，其中的123000元虽未交付给原告，但李树林有其他遗产可供继承，即取得李树林房屋的原告应支付相应的款项。综上，原告应支付给两被告款项分别为63978.5元。关于债权131250元也系发生在被继承人李树林与尹某婚后，属于共同的债权，各享有二分之一的权益。鉴于李树林已将该债权转入李某2名下，李某2就此将债权变现。虽然李树林将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处分给李某2，系无效行为。李某2已将集资款变现，因投资在房地产公司的集资款亦存在一定的风险，李某2的变现减少了风险，两被告也同意就131250元债权可按变现后的款项77342.37元进行分割。即尹某享有38671元，按法定继承进行处分，即由李树林、两被告各继承三分之一分别为12890元，李树林为38671+12890元，该款项按遗嘱由李某2继承。因该款项已由李某2享有，故李某2应支付给两被告相应的款项分别为12890元。关于抚恤金177061.8元的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因李树林死亡后所获得的抚恤金不是死者的生前财产，是对死者直系亲属所受的精神抚慰，故抚恤金并非遗产。抚恤金的分割可参照遗产进行处理，获得此抚恤金的权利人为死者直系亲属，应由原、被告均等分割，每人享有59020.6元。该款由原告保管，故由原告支付两被告抚恤金分别为59020.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的规定，判决：一、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街××号××室房屋（房屋产权证号：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丽水国用（2003）第11386号）归原告李某2继承所有；原告李某2支付给被告李某3、李某1房屋折价款分别为133051.7元。二、原告李某2支付给被告李某3、李某1因继承尹某遗留存款分别为63978.5元、债权变现款分别为12890元。三、原告李某2支付给被告李某3、李某1因李树林死亡获得的抚恤金分别为59020.6元。四、驳回反诉原告李某3、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一、二、三项相加后原告李某2应支付被告李某3、李某1款项分别为268940.8元，款限原告李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2705元，减半收取6352.5元，由原告李某2负担2117.5元，被告李某3负担2117.5元、被告李某1负担211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反诉原告李某3负担966元，反诉原告李某1负担967元，反诉被告李某2负担967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1及原审被告李某3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李某2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丽水市人民医院李琼芝照片一张，待证李琼芝是主任医师，系该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并具有轻性精神障碍诊断的资格。二、丽水市人民医院陈洁办公室门口照片一张，待证陈洁是该院精神卫生科的一般医生，只具有心理评估的资质。被上诉人李某1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份证据只能证明李琼芝是精神卫生科的医生，其他的无法判断，因为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李琼芝相应的执业证书。原审被告李某3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李某2提交的证据结合一审中的证据能够证明李琼芝和陈洁均系丽水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另，2017年3月14日，上诉人李朝辉申请本院调取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的同步录音录像及期间进出质证办公室的人员情况的视频监控录像，待证2016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时，实际参与质证的书记员与质证笔录上载明的书记员不是同一个人，且该份质证笔录没有对其要求以竞价方式处理涉案房屋的主张进行如实记录。本院经审查认为，即使该申请涉及的事实成立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李树林于2015年9月26日死亡错误，本院更正认定李树林于2015年9月25日死亡。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其他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严重违法的情形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后，已经明确告知各方当事人核对笔录无误后签字，上诉人李朝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蓝薇璐律师均在该笔录上签字予以确认，现其主张该笔录记录不完整，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即使2016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时，实际参与质证的书记员与质证笔录上载明的书记员不是同一个人，也不足以认定一审法院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上诉人李朝辉提出的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立遗嘱人李树林在立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时是否具有遗嘱能力和遗嘱自由的问题。上诉人李朝辉主张李树林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依据为，2013年6月10日丽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李树林的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上载明“诊断结果：有痴呆表现”，但该表上同时载明“本报告仅供参考”，而2013年10月29日该院出具的李树林的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上又载明“诊断结果：正常”，且同日，该院出具的病情处理意见书上载明“无精神障碍”，在上诉人李朝辉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树林确实患有影响其行为能力的疾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树林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上诉人李朝辉关于李树林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李朝辉又主张李树林在立遗嘱时不具有遗嘱自由，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从涉案立遗嘱过程的录像视频来看，立遗嘱过程中，案外人律师袁愉翔和见证人王某、徐某均在场，并未发现李树林在立遗嘱时存在不具有遗嘱自由的情况，本院对上诉人李朝辉提出的李树林在立遗嘱时不具有遗嘱自由的主张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的法律规定，按2013年11月2日的遗嘱处分涉案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一审判决确定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李某2所有，由被上诉人李某2支付上诉人李某1和原审被告李某3房屋折价款是否恰当的问题。本案系继承纠纷，法律并未规定继承纠纷中各方当事人均主张遗产中的房屋所有权时必须按照竞价方式处理房屋所有权。根据李树林的遗嘱，被上诉人李某2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二的份额。综合考虑各继承人享有的房屋份额、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李树林的赡养情况、涉案房屋的评估价及上诉人李朝辉对涉案房屋评估价的意见，一审法院确定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李某2所有，由被上诉人李某2按照涉案房屋的评估价支付上诉人李某1和原审被告李某3房屋折价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朝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02元，由上诉人李朝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伟杰
代理审判员毛向东
代理审判员 刘 斐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代书 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