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8614号
原告：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0号联合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赖国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英东，男，1991年6月26日出生。
被告：赵欣，女，1949年2月2日出生。
被告兼被告赵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子君（赵欣之子），1986年4月8日出生。
第三人：王文君，女，1973年6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頔，北京李晓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经纪公司）与被告赵欣、孟子君、第三人王文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原经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英东，被告兼被告赵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子君，第三人王文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原经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押金85000元。事实与理由：我公司于2008年5月18日至2015年10月31日承租二被告作为产权人的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1单元101号房屋，被告委托代理人即第三人与我公司代为签署了《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押金同为第三人代为收取并留有押金收据。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于租赁期结束后无息退还全额押金，然而时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未退还此笔费用，我公司多次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
赵欣、孟子君辩称，我们认可与原告之间自2008年5月8日至2015年10月31日的租赁关系已解除。同时，我们已撤销对代理人王文君的委托，代理人王文君无权扣留原告已付的押金85000元。我们作为出租方，委托代理人王文君于2008年5月18日与原告签署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1单元101号房屋，并由代理人王文君收取房租。代理人王文君并未如实告知我们还收取了押金85000元，直到现在原告所交的押金85000元仍在代理人王文君处扣留。2015年8月，我们撤销了代理人王文君的代理权，目前我们委托王文君与原告之间的租赁关系已于2015年10月31日解除，我们早已经执行完毕因解约引起诉讼的法院判决。我们没有拖延返还原告已付押金的意思，我们认为王文君应该及时返还原告押金。
王文君述称：一、我与原告系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关系，并非代理关系，我依约收取了次承租人交纳的押金。我与被告于2007年8月11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拥有的101号房屋出租给我使用；租赁期自2007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第一年租金为20万元，以后每年递增1万元，递增至年租为28万元时，不再递增；双方约定房屋押金为17000元，固定不变；租金支付方式为押一付六。我与被告之间为租赁关系，双方实际履行了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充条款，我按约向二被告支付租金，并依据租赁合同享有该房屋合法的使用权。2008年4月，我与原告就我向其转租房屋事宜开始协商，我就转租事宜征得了二被告的同意。2008年5月14日，我与被告签订了补充条款，约定：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租金每年在原租金基础上加2万元，增加租金年限仅限于乙方转租给中原地产期间，被告始终明确知晓并同意我将该房屋转租给原告的事实。鉴于原告为企业，出于公司内部管理的便利及内部程序的要求，我同意并于2008年5月15日签署了原告提供的格式范本《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合同文本中将我列为出租人代理人），并在此之前应原告的要求协调赵欣前后出具了两份授权书。签约后，我与原告作为合同主体实际履行了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原告依据该合同将房屋押金85000元及租金交付我。后原告因退还押金事宜于2016年3月6日将我诉至法院，称“原告于2008年5月18日与被告签订了《商业用房租赁合同》，承租被告转租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1单元101的房屋。”原告同时提交了一份证据目录，载明了证据名称为与我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及续租合同，证明目的为原告与我自2013年5月18日至2015年10月31日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该案件（2016）京0106民初5737号开庭笔录第7页也载明原告在庭审中承认我的身份为二房东，而并非代理人。因此，被告与我、原告之间并非委托人、代理人及承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出租人、承租人及次承租人的关系，房屋合法转租的事实毋庸置疑，我收取原告的租赁押金正当合法。二、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违反合同约定，给我造成巨大损失。2008年5月15日，我与原告签署了商业用房租赁合同，租期三年，自2008年5月18日至2011年5月11日止，年租金33万元。2011年3月29日，我与原告签署了商业用房续租合同，续租该房屋至2014年5月17日止，年租金为40万元。2012年11月16日，我与原告因扩大承租面积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期顺延至2015年10月31日，租金标准变更为每年55万元。我与原告实际履行了三份协议，原告在长达7年的租赁期间内持续向我交纳租金。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及商业用房续租合同均约定“乙方如果要求续租，须在本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如乙方提前退租，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支付六个月的房屋租金给甲方作为违约金。”补充协议约定未涉及内容按原合同执行。因此，若原告决定仍然承租该房屋，有义务至少提前三个月与我协商，若原告决定退租，有义务提前一个月通知我。然而，我与原告租金届满之日为2015年10月31日，早在2015年8月，我就开始找原告协商续约事宜，但原告一直敷衍、搪塞、拖延，并且明确表示要续租。直至8月25日被告给我发出解约通知后，我与被告之间因被告提前解约产生诉讼，我才得知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8月13日即签署了新的租赁合同，恶意串通，将我排除在外。原告以事实行动表明其违反合同约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提前与我解除合同，并假借续租合同，恶意与被告进行磋商，最终在该房屋尚在租期内的前提下，与二被告私自签署租赁合同，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理应按合同约定向我支付违约金，赔偿我损失。三、在原告严重侵害我利益的情况下，我有权扣留押金作为弥补自身部分损失的手段。根据日常租赁合同的交易习惯，出租人收取的租赁押金是承租人履行租赁合同的重要担保。在承租人存在违约情形时，租赁押金可以敦促承租人依约承担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亦可在承租人拒绝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责任时，由出租人予以扣除，从而弥补出租人的部分损失。本案中原告恶意违约，严重侵害我的权利，在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我损失之前，我有权扣留押金，作为对自身损失的部分保障。因此，我有权不予返还租赁押金。综上，我与原告之间为承租人与次承租人的租赁关系，原告与二被告恶意串通，侵害我的权利在先，我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5月15日，赵欣、孟子君（出租方、甲方）与中原经纪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商业用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丰台区×××出租给乙方用作房屋中介，建筑面积133平方米；租赁期为三年，自2008年5月18日至2011年5月17日止；2008年5月18日至2009年5月17日租金33万元，2009年5月18日至2010年5月17日租金33万元，2010年5月18日至2011年5月17日租金33万元；乙方向甲方支付押金85000元整人民币，于租赁期结束后甲方无息退还乙方。该合同首部显示甲方代理人为王文君，王文君亦在该合同尾部“代理人”处签名。
2011年3月29日，赵欣、孟子君（出租方、甲方）与中原经纪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商业用房续租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丰台区×××出租给乙方用作房屋中介，建筑面积133平方米；租赁期为三年，自2011年5月18日至2014年5月17日止；租赁期满后，甲方有权收回出租房屋，乙方应如期交还，乙方应在租赁期届满之日完成乙方物品撤场工作，乙方保证不破坏房屋内部固定装修，乙方如果要求续租，须在本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2011年5月18日至2014年5月17日每年租金为40万元；乙方先前与甲方所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押金85000元整，沿用至此《商业用房续租合同》中，且押金数额不变，甲方应于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此押金全部无息退还于乙方。该合同首部显示甲方代理人为王文君，王文君在该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
2012年11月16日，赵欣、孟子君（甲方）与中原经纪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先前于2011年3月29日就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之楼下133平米的部分房屋签署《商业用房续租合同》，长期以来双方合作愉快；乙方将原先所承租的楼下部分，即面积133平米，扩租至整体房屋，即面积266.07平米；乙方以15万元/年的房屋租金标准承租该房屋楼上二层166.07平米的部分；甲乙双方先前所签订的《商业用房续租合同》的终止日期为2014年5月17日，顺延至2015年10月31日，此期间房屋租金标准为55万元/年。该合同首部显示甲方代理人为王文君，王文君在该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
2008年5月19日，王文君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租赁位于丰台区×××房屋的押金捌万伍仟元整，该收据在王文君收到该笔款项之日起生效。”王文君认可现押金85000元由其持有。2008年4月28日，赵欣、孟子君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授权王文君全权处理丰台区×××1单元101号商铺的对外一切经营事宜。”
2016年3月，中原经纪公司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起诉王文君，要求王文君返还押金85000元。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57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第二页第三段载明：“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原经纪公司与王文君签订的两次《商业用房租赁合同》中载明的出租方为赵欣、孟子君，王文君是以赵欣、孟子君的代理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名。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赵欣、孟子君在2008年两次为王文君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处理涉诉房屋的对外经营事宜，且赵欣、孟子君在与王文君的其他诉讼庭审中明确表示，王文君是其代理人，而非二房东。庭审中，中原经纪公司亦称在签合同时是审查了王文君与产权人之间的委托手续后才签订，王文君当时并未告知其与产权人之间有租赁关系。据此，中原经纪公司系与赵欣、孟子君之间形成了租赁关系，王文君作为被告及反诉原告，属于主体不适格。”该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原经纪公司的起诉及王文君的反诉。王文君对该裁定书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1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07年8月11日，赵欣（出租方、甲方）与王文君（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101号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出租房屋建筑面积共266.07平方米；该房屋租赁期共120个月，自2007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该房屋每年租金共20万元，按年递增，明细见补充条款；该房屋租金支付方式为押一付六，押金为17000元，固定不变；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租、转借承租房屋。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并于2008年5月14日在补充协议下方补充6条约定。
2015年，王文君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起诉赵欣、孟子君，要求确认双方所签租赁合同于2015年8月25日已解除，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32000元。2015年10月19日，本院作出（2015）丰民初字第191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文君与赵欣所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5年9月30日解除；二、赵欣、孟子君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文君违约金20万元；三、驳回王文君的其他诉讼请求。王文君对判决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王文君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赵欣、孟子君向王文君出具授权委托书，王文君以赵欣、孟子君代理人的名义与中原经纪公司签订商业用房租赁合同、续租合同及补充协议，并以代理人的名义收取押金85000元。现上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赵欣、孟子君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押金退还中原经纪公司，故对中原经纪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赵欣、孟子君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退还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押金8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3元，由赵欣、孟子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张莉莉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