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民终13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燕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向阳，江苏中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正宇，靖江市斜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史燕萍因与被上诉人朱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靖江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2民初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史燕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史燕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未作说明的情况下对本案案由进行变更，影响事实认定和案件结果。1、一审中史燕萍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朱琴返还史燕萍人民币508500元；2、朱琴赔偿史燕萍损失27204元；3、本案诉讼费由朱琴承担”，但一审判决却变更为“1、确认原被告于2015年3月21日订立的入股协议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508500元；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7204元”。史燕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返还508500元，被列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史燕萍没有在一审庭审中请求确认《入股协议》无效。朱琴在一审庭审中也没有对案由提出异议，但一审未说明理由而擅自变更史燕萍的诉讼请求和案由是错误的。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协议签订后，原告要求被告付利润未果，致起讼争”，与事实不符。史燕萍在一审中明确表明，双方因其讼争是因为史燕萍汇款508500元给朱琴后、朱琴一直未按照协议给付利息，史燕萍在2016年1月发觉朱琴所说的丽都浴场已经转让给他人后向其追问实际情况，朱琴才告知史燕萍实际情况并说只能分给史燕萍21万元、朱琴表明给付26万元。史燕萍感觉受到朱琴的欺骗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并非一审判决所说的是因为向朱琴要利润。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也没有查清事实。一审没有查清《入股协议》中总投资资金565万元怎样计算的、如何组成的？以及陈春贤169.5万元如何投入的？565万元及169.5万元的真实性？248万元的转让金额有没有分配？三、一审认定双方《入股协议》为有效合同，是错误的。一审认为朱琴作为丽都浴场合伙人陈春贤的妻子，陈春贤与顾建靖、孙君四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后，朱琴即便是陈春贤的妻子在合伙关系中无权当然与顾建靖、孙君、高舰为合伙人。即便朱琴要成为合伙人，也必须经顾建靖等人的同意才能代替陈春贤成为合伙人，所以一审判决仅仅以朱琴与陈春贤共同合伙份额就可以对外与史燕萍签订《入股协议》是错误的。如果一审判决观点正确，朱琴也只能将其与陈春贤共有中朱琴所占有的这部分份额转让给史燕萍，而无权转让全部共有份额；且该协议未经包括陈春贤在内的其他合伙人同意及签字。2、一审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是错误的。既然一审将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入股协议》认定为合伙协议，那么合伙协议就不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来认定其效力。首先，合伙协议属于特殊的合同。合伙协议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合同的一般属性。但合伙协议又是一种特殊的合同，第一，合伙协议具有部分身份特征。合伙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关系极为紧密且风险较高。因此当事人对与之形成合伙关系的人选择较为慎重，不仅要考虑对方的财产、能力等，而且对对方的人品也有较高的要求。如合伙人对其他人入伙一般要求协商一致，合伙人对合伙财产形成一种共有关系，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因此，合伙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也具有部分身份特征。第二，在对外关系上，合伙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发生合同等业务关系。不管合伙人内部对利润分配、风险分担如何约定，但对于合伙债务合伙人对外均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人不能约定规避。这一点与一般合同关系严格区别。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其中“等”字也包括了合伙协议。其次，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适用民法通则而不能适用合同法规定。本案原审判决既然认定双当事人之间形成是个人合伙关系，应适用民法通则中的专门规定而不是合同法。
被上诉人朱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史燕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史燕萍与朱琴于2015年3月21日订立的入股协议无效；2、朱琴返还史燕萍508500元；3、朱琴赔偿史燕萍损失27204元（暂算至起诉之日）。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1日，史燕萍（乙方）与朱琴（甲方）订立入股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为了适应市场变化，改变现有经营模式，经丽都浴场原合股者协商决定，在原有合股的基础上重新装修，加盟足浴连锁店，投资金额为565万元整。甲方（朱琴）占原股的30%，投资金额为169.5万元整”。协议约定史燕萍向朱琴投资508500元用于加盟足浴连锁店，朱琴按其在足浴连锁店每月所得利润的30%给付史燕萍，史燕萍有权查阅朱琴每月营业往来账目情况，但不得干涉朱琴任何经营方式及业务管理，协议期限为2015年4月至2020年4月。协议订立后，史燕萍要求朱琴给付利润未果，致起讼争。
另查明：原丽都浴场系顾建靖、陈春贤、孙君、高舰四人合伙经营，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孙君。2014年4月30日，以上四名合伙人订立合股协议书一份，约定丽都浴场加盟某足浴连锁，原丽都浴场的营业执照不变，总投资额约为300万元（最终以实际装潢改造投入结算，多退少补），其中顾建靖投资占投资额的50%、陈春贤占30%、孙君占10%，高舰占10%，加盟后，原丽都浴场更名为靖江市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高舰。2015年12月19日，高舰与翟卫甫订立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高舰将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转让给翟卫甫经营，高舰在签订协议后即注销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的工商营业执照，翟卫甫重新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2016年1月19日，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经工商登记注销。
以上事实，有史燕萍提供的入股协议、取款凭条、工商资料查询表，朱琴提供的合股协议书、转让协议、工商资料查询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合同无效，本案中，原丽都浴场及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虽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然法律并不排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与他人合伙共同从事经营活动，从朱琴提供的合股协议书可以看出，朱琴丈夫陈春贤系原丽都浴场及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的合伙人之一并占有30%的合伙份额，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再次进行合伙合作，朱琴本人虽然并非丽都浴场及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的合伙人，然其与陈春贤系夫妻关系，从夫妻关系内部来讲，陈春贤所占30%的合伙份额应视为夫妻共有，从夫妻关系外部来讲，夫妻任何一方在与他人发生经济往来的过程中，互相享有一定的代理权限，就本案而言，根据史燕萍的陈述，陈春贤参与了与史燕萍商谈入股的事宜并在此过程中建议原告入股30%，充分说明与史燕萍订立入股协议系朱琴和陈春贤夫妻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朱琴虽以个人名义与史燕萍订立入股协议，但该入股协议应视为朱琴代陈春贤与史燕萍订立，因此，史燕萍以朱琴既非丽都浴场经营者亦非丽都浴场的股东（实为合伙人）为由，认为朱琴存在欺诈行为，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使朱琴在订立入股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双方所订协议亦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不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史燕萍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史燕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157元减半收取，由史燕萍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史燕萍认为一审判决中未明确下列事实：1、陈春贤和其他三人之间的合伙协议书明确了总投资金额为300万元而非565万元；2、《合伙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合股时间为2014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合股期间不得退股，如要转让需经另三方同意”；3、一审判决未查明除陈春贤外的其他三个合伙人有无书面同意朱琴将陈春贤的合伙份额转让出30%给史燕萍。史燕萍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朱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就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中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史燕萍就双方如何商谈及签订《入股协议》进行陈述，主要内容为：2014年史燕萍和朱琴家开始有往来。有一天，朱琴一家人在史燕萍家吃晚饭，朱琴说小区门口的丽都浴场是自己经营的、目前很赚钱之类的话，史燕萍主动提出来想入股。过了一两个月，史燕萍家人和朱琴家人又在一起时，朱琴丈夫陈春贤说现在丽都浴场的房东是合伙人之一、成本较低等内容，并让史燕萍先投小部分钱到丽都浴场试试以熟悉一下操作等情况；当时朱琴丈夫讲了股东的大致情况，好像就两三个人，其中一个合伙人就是开发商等内容；当时朱琴夫妇说他们占了丽都浴场的30%股份，让史燕萍夫妇参他们后面；史燕萍没有给朱琴夫妇当即答复。因史燕萍丈夫怀疑投资不靠谱，史燕萍找到朱琴，朱琴就做了史燕萍的思想工作，史燕萍回来后又做了自己丈夫的思想工作，最终史燕萍的丈夫也同意了。史燕萍认为自己跟朱琴关系一直很好，如果自己去了解丽都浴场的经营者、营业执照等情况，就会被戴上不信任的帽子，这关系到朋友之间的忠与不忠，所以没有到丽都浴场了解具体情况。后来在朱琴家由朱琴写好《入股协议》，史燕萍看过内容后签字。
二审查明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2015年3月21日朱琴与史燕萍签订的《入股协议》，史燕萍要求朱琴返还其在该协议中的投资款508500元，本院应先审查史燕萍所主张退款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成立，然后再确定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对于史燕萍上诉提出的民事案由问题。民事案件案由应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来确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中，一审法院立案时根据史燕萍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2016年3月15日，史燕萍一方在一审法院公开开庭时依法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5年3月21日签订的《入股协议》无效，理由是……”。一审法院同意其增加诉讼请求，并据此依法变更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本案讼争的《入股协议》的效力，本院作如下分析：
第一，原丽都浴场及和易堂丽之都足浴馆虽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但目前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个体工商户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均未明确禁止合伙人再与他人签订相关合伙协议不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名义的人之间另行签订不涉及以个体工商户字号名义对外经营的相关协议，亦不禁止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内部成员再与其他人签订合伙等形式协议并约定相关民事权利、义务。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史燕萍与朱琴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所签订的《入股协议》系涉及设立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且并非属于涉及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故本案在无其他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确认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第三，朱琴与陈春贤系夫妻关系，朱琴虽不持有丽都浴场的股份，但陈春贤持有丽都浴场的股份。对陈春贤、朱琴夫妻之间而言，陈春贤所占30%的合伙份额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在陈春贤、朱琴夫妻中任何一人与其他人发生经济往来的过程中，相互享有一定的代理权限。本案中，根据史燕萍陈述可知其在签订《入股协议》前，无论朱琴还是陈春贤均与史燕萍夫妇进行了协商并告知了有关丽都浴场及股东的信息，且陈春贤明确同意并邀请史燕萍投入资金到丽都浴场，足以说明朱琴与史燕萍订立入股协议系朱琴和陈春贤夫妻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朱琴虽以个人名义与史燕萍订立入股协议，但该入股协议应视为朱琴代理陈春贤与史燕萍订立该协议。
第四，根据史燕萍的陈述，即双方在签订《入股协议》前进行了协商，而朱琴夫妇告知了史燕萍夫妇其他股东相关信息，史燕萍有机会进一步核实丽都浴场及其他股东相关信息，故应当认定双方在签订《入股协议》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手段，亦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
据此，史燕萍与朱琴签订的《入股协议》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史燕萍要求朱琴返还5085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史燕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56元，由上诉人史燕萍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继元
审 判 员 丁万志
代理审判员 黄方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