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奕军。
委托代理人：梁美艳，系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根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美丹。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仁文，系广西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奕军因与被上诉人李根乐、吴美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3年5月23日，邓奕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李根乐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相关利息（以45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吴美丹对李根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李根乐、吴美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2年7月份，李根乐以其生意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邓奕军陆续通过银行转账或者以现金的方式将45万元的借款本金交付给李根乐【其中146250元通过银行转账到李根乐的账户内，48750元通过银行转账到吴美丹的账户内，其他均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给李根乐】。李根乐亦出具多张《欠条》给邓奕军，确认收到邓奕军提供的上述借款。上述借款中，22万元《欠条》在邓奕军手上，23万元的《欠条》仍在李根乐手上。2012年11月份，李根乐甚至以谈生意为由，要求邓奕军与其一同前往湖南。邓奕军与其到达湖南后，李根乐并不是要谈生意，而是与邓奕军不认识的人设置赌局。邓奕军一开始只作为旁观者，期间李根乐借故要上厕所，让邓奕军帮其继续赌局。随着赌局的进行，邓奕军与李根乐陆续输钱，李根乐便说与邓奕军一起承担输赢，但邓奕军表示不同意，因为邓奕军只是帮李根乐，以顶替一下。回到江门后，李根乐让邓奕军拿出手上22万元的《欠条》，说是出具45万的《欠条》给邓奕军，但其拿到该22万元《欠条》后，就说因欠其赌债，竟连同其手上的23万元《欠条》一同撕掉，企图以此逃避承担对邓奕军的45万元的债务。不得已邓奕军只好重回乐昌报警处理。2012年11月中旬，李根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中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邓奕军无奈只好向其妻子即吴美丹催要欠款，吴美丹承认李根乐曾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的事实，�重新出具《借条》给邓奕军，确认借款的事实。虽然吴美丹确认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的事实，但经邓奕军多次催要，仍未果。吴美丹与李根乐系夫妻关系，应对李根乐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根乐、吴美丹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邓奕军对李根乐、吴美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邓奕军主张与李根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成立。1、李根乐并没有实际借到李根乐的借款45万元，邓奕军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根乐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根据民间借款的操作习惯，出借人已经向借款人提供借款的，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提供借据或者出具收条收到出借人支付的借款。但本案中，邓奕军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借款关系成立的证据，而事实上，李根乐与邓奕军之间并没有实际发生借款关系。2、吴美丹于2012年11月16日向邓奕军出具的借条不成立。（1）该借条是邓奕军胁迫吴美丹出具的，邓奕军既没有实际向吴美丹支付该借条所载的45万元，吴美丹亦没有收到邓奕军所支付的45万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自出借人实际支付借款之日成立，因此，该借款关系没有成立。同时，从邓奕军于2013年3月6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亦证实了吴美丹向邓奕军出具的45万元的借款关系不成立。（2）邓奕军主张吴美丹出具的上述借条是对李根乐向邓奕军借款事实的确认与事实不符。如上（1）所述，该借条是受到邓奕军的胁迫和欺诈所出具，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同时，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吴美丹根本不知道，李根乐亦没有告知吴美丹。既然不是事实，吴美丹亦不知道，邓奕军所主张的“对李根乐向邓奕军借款事实进行确认”的事实不成立。3、邓奕军转账至吴美丹账户的48750元，实质是李根乐�2012年8月25日向邓奕军出具的借据中所载的借款。邓奕军已就该借款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因此，邓奕军属于重复主张，于法无据。首先，邓奕军将48750元转账至吴美丹账户的银行卡一直由李根乐保管和使用，李根乐在收到该款项后自行进行了使用，并没有告知吴美丹上述转账款项的使用和转账的事实，而事实上，吴美丹亦没有使用上述款项。这与李根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印证。其次，从转账的日期和李根乐出具借条的日期来看，两者的日期均是同一天，即是2012年8月25日，而且该借据亦没有表述为借到邓奕军的是现金，在邓奕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款不是借据所载的借款情况下，应认定为同一借款关系。最后，尽管该转账的金额与李根乐出具的借据金额相差1250元，但需明确的是，李根乐与邓奕军之间的借款是计算利息的，李根乐之�以向邓奕军出具5万元的借据，实质是本金加利息的结果。这既符合李根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又符合常理。
二、退一万步讲，即使李根乐与邓奕军的借款关系成立，邓奕军请求吴美丹对45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从李根乐于2013年3月20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看，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吴美丹是不知道的。事实上，吴美丹确实不知道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发生借款关系。同时，吴美丹经济比较独立，假如李根乐与邓奕军存在借款关系，该借款亦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所规定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理解为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双方谋取利益时所负的债务。本案中，邓奕军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该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的。相反，无论是从李根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还是从吴美丹的陈述，均证明该借款不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假设李根乐与邓奕军的借款关系成立，亦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吴美丹不应负连带还款义务。
三、综上所述，邓奕军向李根乐、吴美丹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支持李根乐、吴美丹的答辩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奕军与李根乐因皆做园林绿化生意而认识成为朋友，李根乐与吴美丹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12月2日登记结婚。2012年11月，邓奕军与李根乐及李根乐的两个朋友一同四人前往湖南等地旅游。四人在游玩期间进行了赌博活动，邓奕军赌输了钱，李根乐替邓奕军代偿了部分赌债。同年11月14日，邓奕军向乐昌市公安局坪石派出所报警，反映邓奕军、李根�赌博情况。同日，李根乐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12月21日被执行逮捕，羁押于中山市看守所。11月16日，吴美丹向邓奕军书写《借条》1份，内容：“本人吴美丹借邓奕军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450000—此款两年内清还”。11月19日，吴美丹以邓奕军胁迫其签认《借条》为由向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环市派出所报警。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环市派出所接警后，先后于2012年11月19日、2013年3月5日、3月6日和3月20日分别向吴美丹、容昌广、邓奕军和李根乐作调查询问，并作了《询问笔录》。2012年12月10日，邓奕军分别持5万元《借据》和45万元《借据》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分别起诉李根乐、吴美丹。原审法院均立案受理并进行了审理，案号分别为（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35号和（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34号。2013年5月7日，邓奕军撤回了（2013）江蓬法民�初字第234号案的起诉。5月20日，原审法院依法对（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35号案作出了判决，内容为李根乐偿还5万元及利息给邓奕军，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5月23日，邓奕军再次以借款45万元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李根乐、吴美丹。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借款是否属李根乐、吴美丹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争议焦点一，邓奕军虽提供了《借条》、转账明细以及从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环市派出所于2013年3月20日向李根乐所作《询问笔录》作证，但均不能充分证实其主张双方存在45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其一，对吴美丹出具的《借条》，邓奕军认为借款人是李根乐，那么应由李根乐亲自出具，李根乐对吴美丹出具《借条》的行为没有给予�认，不能以此认定李根乐借取邓奕军45万元；其二，两份转账明细。一份记载是2012年7月24日，金额146250元。由于该明细记载仅有时间和金额，并没有具体记载转账的性质、用途及对方账户等信息，不足以认定邓奕军是将该笔款项出借给李根乐。另一份记载时间是2012年8月25日，金额48750元。李根乐承认借取邓奕军该款项，但认为邓奕军已以借款5万元另案［（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35号］起诉，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不应计入本案。从（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35号案查明的事实可知，邓奕军向法院提供的5万元《借据》记载的出借时间是2012年8月25日，这与本案邓奕军提供的第二份转账明细记载时间相吻合，只是金额相差1250元。对此，李根乐认为出具5万元借据是本金加利息的结果，邓奕军否认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48750元不是5万元《借据》所记载的款项。因此，李�乐陈述可信度较高，依法应予采信。其三，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环市派出所于2013年3月20日向李根乐所作《询问笔录》，是李根乐在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期间所作陈述，该笔录中李根乐陈述双方是合作搞民间借贷，彼此不存在借贷关系。该《询问笔录》不足以证明邓奕军主张。综上所述，邓奕军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是未能证明双方存在45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邓奕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确认邓奕军与李根乐之间是不存在45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综上，基于邓奕军与李根乐之间是不存在45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争议借款是否属李根乐、吴美丹的夫妻共同债务已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不再阐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国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奕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00元，财产保全费2770元，合共10870元由邓奕军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邓奕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1、李根乐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5万元及相关利息（以4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5月22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吴美丹对李根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李根乐、吴美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存在民间借贷。1、虽然李根乐在该笔录中陈述双方是合作搞民间借贷，但并不能推断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2、根据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环市派出所向李根乐作出的《询问笔录》可知，李根乐已明确承认向邓奕军借款50万元的事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证据确凿，李根乐的行为构成自认。除了李根乐自认外，邓奕军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银行�账明细证据。从转账明细看，时间是2012年7月24日和2012年8月25日，金额分别是146250元和48750元，与邓奕军一审陈述“146250元通过银行转账到李根乐账户，48750元转账到吴美丹账户，其他均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给李根乐”吻合。另邓奕军在一审庭审提交吴美丹出具《借条》来补充证明李根乐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的事实，该《借条》的内容与李根乐《询问笔录》承认借款45万元的事实一致。二、借款是否属李根乐、吴美丹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询问笔录》可知，李根乐向邓奕军借钱是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借钱用于家庭生活消费，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吴美丹应对李根乐的45万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李根乐、吴美丹答辩称：一、邓奕军上诉状称其与李根乐存在45万元的借款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一审法院认定邓奕军与李根乐不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1、邓奕军在上诉状中陈述“即使李根乐与邓奕军确实合作搞民间借贷，也不影响双方有可能存在的借款关系，二者并不矛盾”。从这句话来看，可以得出的事实是邓奕军与李根乐确实存在合伙一起出资搞民间借贷的事实，这也与李根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双方合伙出资搞民间借贷的事实相互印证。邓奕军并没有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根乐与邓奕军存在45万元的借款关系。其未能提供李根乐向邓奕军出具的借条或收条；也未能提供其已向李根乐支付了45万元借款的证据。因此，邓奕军并不能举证证明其已支付了借款45万元给李根乐。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依法应当由邓奕军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仅以李根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提到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的字眼认定李根乐与邓奕军存在借款关系属于断章取义。认定借款关系是�存在，应以借款人出具的借条或收条为原则，而不是以《询问笔录》为原则。邓奕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将45万元大额款项借给李根乐不可能在李根乐未向其出具收条或借条的情况下支付。李根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不但出现了借款45万元的字眼，还出现了李根乐与邓奕军合伙出资搞民间借贷的字眼，更出现了李根乐与邓奕军在湖南赌博和邓奕军欠李根乐巨额赌债的字眼。合伙出资搞民间借贷的事实邓奕军在上诉状承认存在该事实，在湖南赌博的事实邓奕军在笔录中亦承认。也就是说，邓奕军主张的45万元既可认定为双方合作搞民间借贷邓奕军的出资，也可认定为是双方的赌债。但邓奕军却偏偏只认定了与李根乐存在借贷关系，显然，邓奕军的出发点是只取对其有利的，回避对其不利的陈述。二、吴美丹于2012年11月16日向邓奕军出具的借条既不存在借�事实，更加不是对李根乐向邓奕军借款45万元的追认。1、从《询问笔录》看，该借条是邓奕军胁迫吴美丹出具的，邓奕军既没有实际向吴美丹支付该借条所载的45万元，吴美丹亦没有收到邓奕军所支付的45万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自出借人实际支付借款之日成立，因此，该借款关系没有成立。2、邓奕军主张吴美丹出具的上述借条是对李根乐向邓奕军借款事实的追认与事实不符。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吴美丹根本不知道，李根乐亦没有告知吴美丹，何来对借款进行追认的前提。三、邓奕军请求吴美丹对45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事实上，吴美丹确实不知道邓奕军与李根乐是否发生借款关系。同时，吴美丹经济比较独立，假如李根乐与邓奕军存在借款关系，邓奕军亦没有举证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最高�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邓奕军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该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的，相反，无论是从李根乐的陈述，还是吴美丹的陈述，均证明该借款不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假设李根乐与邓奕军的借款关系成立，亦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吴美丹不应负连带还款义务。
邓奕军、李根乐、吴美丹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当事人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邓奕军与李根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邓奕军要求李根乐、吴美丹偿还借款45万以及利息是否应支持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邓奕军主张李根乐因急需资金周转于2012年7�向其借款45万元，对于借款的事实，李根乐在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环市派出所于2013年3月20日所作《询问笔录》中确认该事实，但认为该借款的性质不是个人借贷，而是双方合作对外进行民间借贷。本案中，邓奕军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将款项交付给李根乐，李根乐以个人名义向邓奕军出具欠条，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法律要件，邓奕军与李根乐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李根乐虽主张该款项的性质是合作经营对外贷款业务，但只有其单方的陈述，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李根乐的抗辩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李根乐和邓奕军之间是合作放贷关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邓奕军和李根乐对于邓奕军在湖南旅游过程中参与赌博而拖欠第三人“胡达豪”、“阿泽”的款项146万，李根乐代邓奕军偿还部分欠款给胡达豪、阿泽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邓奕军主张45万元借款中22万元的欠条在其本人手上，23万元的欠条在李根乐手上，后李根乐要求写一张45万元的收据给邓奕军，但李根乐在取回22万元欠条后连同23万元的欠条一起撕毁，称用于抵销为其垫付的欠款。而李根乐则主张邓奕军因拖欠其垫付款项，而交还欠条用于抵销垫付的款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日常交易习惯分析，欠条作为借款关系中重要的债权凭证，一般应由权利人持有，不会轻易交给债务人。即使由债务人重新出具欠条或收据，亦应当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同时交换新旧欠条。但邓奕军在李根乐尚未出具新欠条的情况下，将22万元的欠条交给李根乐，其上述主张显然不合常理。从邓奕军将上述欠条交还李根乐的行为，结合第三人的证言以及李根乐代偿赌债的事实分析，反映邓奕军认可李根乐已清偿上述借款，其在本案中请求李根乐清偿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邓奕军上诉主张吴美丹在事后出具《借条》是补充确认李根乐有借款和未还款的事实，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但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00元，由邓奕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海
审判员 黎景欣
审判员 陈雪娟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梁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