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乌中民一终字第3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湘衡，女，194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新疆煤矿机械厂退休职工，住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晓晖，女，197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区域拓展部保险代理员，住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晓莹，女，197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会计，住乌鲁木齐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新，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医院，住所地：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温浩，某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林海，男，197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某医院主任医师，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代理人：刘瑛，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与上诉人某医院（以下简称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3）新民一初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丁晓晖及上诉人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新，被上诉人某医院委托代理人林海、刘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1月3日，受害人丁建民以“腹痛半天”为主诉入住某医院，初步诊断为：腹痛待查，胃结石？急性主动脉夹层？原发性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入院查体：体温36.8℃，脉博78次／分，呼吸19次／分，血压185／80mmHg。血常规：WBC9.43×109／L，RBC5.18×1012／L，HB161g／1，PLT239×109／L，NE82.01%，LY
13.31%，NE7.79×109／L，LY13.32×109／L，血淀粉酶：122U／L。B超提示：肝脏弥漫性改变，符合脂肪肝；肝左叶囊性占位性病变，符合肝囊肿声像图表现；慢性胆囊炎、胆囊积液并胆囊颈部结石；左肾囊肿；脾脏、胰腺及右肾未见明显异常；腹主动脉未见明显异常。术前诊断：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囊颈部结石；原发性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肝囊肿；左肾囊肿。1月4日，某医院就手术的相应风险向丁晓莹进行了告知，并于当日在全麻下对丁建民行“胆囊切除术＋肠粘连松解术”；胆囊切除标本的病理检查报告单显示：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伴脓肿形成，检出淋巴结1枚呈反应性增生改变。术后第7天，患者突发腹痛，未做特殊处理后缓解。术后第9天即1月14日，患者述全身乏力，持续性腹痛，急查血常规：白细胞14.18×109／L，中性80%，红细胞计数3.11×1012，血红蛋白96g／L，红细胞压积28%；急查腹部平片回报未见异常；急查腹部B超回报：肝周以及右下腹股沟局限性积液，右下腹股沟积液约14×4.0cm。当日，某医院就准备实施的手术风险向丁晓莹进行了告知，并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就手术过程中发现的回肠未端系膜一巨大血肿（肿瘤不除外）需要切除的风险向丁晓莹进行了告知，并急行“右半结肠部分切除＋肠切除术＋肠粘连松解术”，探查发现患者回盲部系膜根部大小约10×15cm血肿，沿系膜内向周围扩散，胆囊手术周围未见异常，考虑患者可能为系膜内血管自行破裂引起，术后转ICU重症监护治疗。1月22日的系膜血肿＋盲肠＋回肠切除标本的病理检查报告单显示：（系膜血肿）肠管一段，长37cm，直径2.5cm-3.0cm，系膜区见血肿大小12×10×15cm，镜下肠管粘膜下层血管扩张充血，系膜血肿为大凝血块，伴肉芽组织形成。上述风险告知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中丁晓莹的签名系丁建民授权所签。2009年2月6日，院方为患者做CT检查，提示：腹膜后血肿明显强化，考虑与血管相通，假性动脉瘤形成可能。因患者腹膜后血肿为患者肠系膜大血肿原因，与CT室联系不能行血管重建，拟定行血管CTA明确假性动脉瘤供应血管，考虑行介入治疗。2009年2月12日，某医院为患者做CTA后被诊断为：十二指肠水平段右前方假性动脉瘤，局部肠管受压后移。2月13日，经各科专家会诊讨论，拟行数字减影介入栓塞，给予禁食水、持续胃肠减压、服胃肠动力药、请中医科针灸治疗、高渗盐洗胃等对症治疗。因近日有中山医科大学DSA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拟定将患者情况向专家介绍，给予治疗意见。2009年2月17日凌晨4时50分，患者丁建民在卫生间突发跌倒，继而出现昏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某医院诊断的死亡原因为：上消化道大出血、失血性休克。患者丁建民就医过程中，共住院45天，在某医院于2009年1月3日发生门诊医疗费396.38元，住院医疗费个人自付22518.4元；于2009年1月11日使用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的120急救车，发生急救费用110元；2009年1月16日、17日、24日在自治区传染病医院购买药物（维持生命需要）发生费用5616元。
为查明死亡原因，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卫生局委托，新疆新医司法鉴定所于2009年2月18日对患者丁建民的尸体进行了系统剖验，尸检发现受检者生前除患有胆囊炎、动脉粥样硬化症、肝细胞脂肪变性及慢性胃肠炎外，还有多发性多器官先天发育异常性疾患：如脾动脉分支动脉瘤、肝囊肿、左肾多发性囊肿及十二肠憩室等疾患。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脾动脉分支动脉瘤破裂形成假性动脉瘤，进而假性动脉瘤破裂（十二指肠部）大出血，致失血性休克而急性死亡。鉴定结论为：死亡原因为脾动脉分支动脉瘤破裂，假性动脉瘤形成，假性动脉破裂，消化道大出血，失血性休克死亡，发生鉴定费5900元。
针对原告提出的病历不真实的问题，经原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新疆恒正司法鉴定所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意见为：2009年1月3日的知情谈话记录（入院介绍，内容为告知患者或亲属初步诊断及诊治计划）、《患者用药、检查、治疗自付费用同意书》（主要内容为告知患者或亲属腰部CT＋CTA、血常规、尿常规、腰部B超等一些检查项目及药品患者需自费一定比例的费用）中“丁建民”的签名不是丁建民本人书写，发生鉴定费1200元。另，病历中“生命体征记录单”有部分医护人员姓名系代签。
2014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医学会对上述病例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一）医方对患者的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病的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症，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无违法，但存在以下违规事实：1、病历记录不完整，护理记录不规范；2、患者病情发生变化后，检查不完善、不积极；3、在剖腹术后及检查诊断假性动脉瘤明确后，处理不及时。（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病情复杂、严重，假性动脉瘤破裂大出血。（三）医方以上违规事实与患者的死亡有间接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2014年9月2日，新疆医学会对上述病例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1、2009年1月4日，患者行胆囊切除术，术前诊断正确，有手术指征，手术操作规范；结合病史、查体、B超检查、术中探查及术后病理结果，支持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的诊断。2、2009年1月15日，患者因腹膜炎行剖腹探查术，有手术指征；术中确诊肠系膜血管破裂形成血肿。手术方式符合患者当时情况，术后CTA检查证实血肿形成。3、患者入院后，医方未实施CT检查，临时医嘱已开，却未执行。4、剖腹探查手术已证实患者系肠系膜血管出血，但医方未对其会产生的严重危害予以高度重视。5、老年患者内脏血管瘤的诊断，临床上有一定难度，处理也很有难度，一旦破裂，死亡率极高。6、患者最终死亡是疾病转归所致。综上，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间接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另，患者丁建民于1942年11月15日出生，刘湘衡系其配偶、丁晓晖、丁晓莹系其子女。丁晓晖、丁晓莹所在单位出具证明证实其在处理丁建民丧葬事宜期间被扣减工资1336.36元、1431.81元，丁晓晖在丁建民住院期间陪护被扣减工资8590.90元。
原审法院认为：医疗损害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医务人员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就本案而言，某医院对患者丁建民实施的胆囊切除术，已经由患者的病史，某医院的查体、B超检查、术中探查及术后病理结果证实其患有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的病症，某医院二次实施的剖腹探查术，则是在患者出现全身乏力，持续性腹痛的症状下，经急查血常规显示白细胞14.18×109／L，中性80%，红细胞计数3.11×1012，血红蛋白96g／L，红细胞压积28%及急查腹部B超显示肝周以及右下腹股沟局限性积液，右下腹股沟积液约14×4.0cm后所实施的手术行为，因此，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某医院二次手术的术前诊断明确，患者的病症已经具备手术指征，乌鲁木齐市医学会、自治区医学会认定患者具有手术适应症，某医院手术方式选择正确的鉴定意见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本案虽然某医院的手术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但根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仍有将患者的有关疾病诊断、诊疗措施、疾病发展和治疗措施所面临的风险、医疗的必要性、治疗效果以及其他可能替代的医疗行为等事项向患者本人或者亲属进行详细说明或告知的义务，某医院在剖腹探查术过程中已经发现患者存在后腹膜出血症状，其客观上能够考虑到后腹膜血管存在破裂的可能，1月22日的病理检查亦显示：系膜区见血肿大小12×10×15cm，镜下肠管粘膜下层血管扩张充血，系膜血肿为大凝血块，2月6日的CT检查则进一步提示腹膜后血肿明显强化，考虑与血管相通，假性动脉瘤形成可能，针对患者的上述症状，某医院虽然无法直接判断血管破裂的具体分支，但动脉瘤破裂对患者生命所造成的危险应当能够预见，因此，某医院有义务及时就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面临的医疗风险（严重后果）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告知，以便患者及家属根据其病情选择对其有利的治疗方式，现某医院就此告知义务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两级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亦认为某医院未对患者的假性动脉瘤予以高度重视，故某医院未履行上述告知义务的行为存在过错。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一、虽然某医院病历中2009年1月3日的知情谈话记录、《患者用药、检查、治疗自付费用同意书》中“丁建民”的签名不是丁建民本人书写及病历“生命体征记录单”中存在部分医护人员姓名系代签的事实，但根据尸检报告，患者丁建民系脾动脉分支动脉瘤破裂，假性动脉瘤形成，假性动脉破裂，消化道大出血，失血性休克死亡，能够确认患者的死亡与某医院的手术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某医院的诊疗行为中存在的上述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二、某医院未就患者丁建民所患脾动脉瘤的严重后果向其或者亲属及时告知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应的诊疗义务，并且，患者丁建民的死亡原因为脾动脉分支动脉瘤破裂，假性动脉瘤形成，假性动脉破裂，消化道大出血，失血性休克死亡，因此，某医院未履行上述告知义务的行为与患者丁建民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考虑到医学的复杂性及高风险性，以及患者疾病临床表现的个体差异性等因素，要求医院完全杜绝医疗风险，势必会阻碍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且，即便某医院及时履行了上述告知义务，亦无法排除患者丁建民因脾动脉分支动脉瘤破裂导致死亡的后果，据此，兼顾本案法律适用的问题及两医学会均认为某医院应承担次要责任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按照40%的比例确认上述因果关系参与度更为公平。关于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的各项费用，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均系丁建民的法定继承人，故其有权向某医院主张权利。医疗费，患者住院当天在门诊检查发生的医疗费396.38元及120急救费110元系原告因自身疾病就医及住院期间回家产生的费用，与某医院未履行相应告知义务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原告主张该部分医疗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患者住院期间自付医疗费系其就医实际产生的费用，虽然某医院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该费用与其过错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患者治疗期间购买维持生命药物的费用与患者疾病的恶化存在直接关系，某医院亦未能提供该费用与其过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证据，据此，原审法院对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的上述医疗费28134.4元（22518.4元＋5616元）予以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患者丁建民实际住院45天，其中2009年1月3至14日计11天均系患者丁建民因原发性疾病就医的时间，某医院在此期间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每天25元主张之后34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25元×34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误工费，患者丁建民就医时已经超过60周岁，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未能提供其存在合法收入的证据，故其主张丁建民住院期间的误工费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丁晓晖、丁晓莹作为丁建民的近亲属处理其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其已经提供单位扣减工资的证明，原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该部分误工费2768.17元（1336.36元＋1431.81元）予以确认。陪护费，患者丁建民2009年1月3至14日计11天住院系其原发性疾病就医的时间，某医院在此期间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该期间的陪护费亦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剩余住院34天因患者丁建民客观上需要陪护，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亦提供了丁晓晖陪护期间被扣减工资的证明，原审法院对其主张该期间的陪护费6490.90元（8590.90元÷45天×34天）予以确认。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发生在2012年11月，故上述费用的计算标准应当适用2011年自治区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据此，原审法院参照自治区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514元确认其主张的死亡赔偿金217196元（15514元×14年）；参照自治区2011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8820元确认其主张的丧葬费19410元（38820元÷12个月×6个月）。交通费属于必然要发生的费用，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居住在本市，交通比较便利，原审法院酌情确认其交通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患者丁建民的死亡客观上给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应以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抚慰，结合某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支持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属于诉讼的范畴，应当比照诉讼费予以处理。关于某医院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的法律即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费用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某医院的诊疗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但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的赔偿数额明显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的赔偿数额，亦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赔偿数额，并且，本案在确定因果关系参与度时已经考虑了医学科学的高风险性等因素，如果继续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则对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本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的赔偿数额则更为公平，据此，原审法院对某医院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遂判决：一、某医院赔偿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医疗费11253.76元（28134.4元×40%）；二、某医院赔偿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住院伙食补助费340元（850元×40%）；三、某医院赔偿原告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误工费1107.27元（2768.17元×40%）；四、某医院赔偿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陪护费2596.36元（6490.90元×40%）；五、某医院某医院赔偿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死亡赔偿金86878.4元（217196元×40%）；六、某医院赔偿原告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丧葬费7764元（19410元×40%）；七、某医院赔偿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交通费320元（800元×40%）；八、某医院赔偿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上诉人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上诉称：1、乌市和自治区两级医学会作出的鉴定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法院应不予采纳。（1）鉴定结果认为患者死亡是疾病转归所致，对医院的误诊没有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鉴定意见；（2）被上诉人医科大某医院第一次手术胆囊手术是严重的误诊误治，而两级医学会认为被上诉人医科大某医院第一次行胆囊手术“术前诊断正确、有手术指征、手术操作规范”的鉴定意见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它回避了胆囊切除手术的非必要性，掩盖了因未做CT未发现动脉瘤的误诊误治，严重不符合客观事实；（3）两级医学会鉴定意见肯定了医院在第二次手术就已发现肠系膜血管出血，医方并未引起重视，以及第一次乌市医学会鉴定认为医方已发现动脉瘤，而未告知患者家属有破裂可能，也未请血管外科等相关专业人员会诊，这次的不重视与患者死亡由直接因果关系，而不是间接因果关系；医方在对患者1月3日未作CT检查就在一周内连续进行了两次手术，直到2月初仍找不到病因才作了CT检查，假如患者入院就行CT检查就能避免前两场错误的手术，患者就不会死亡，该误诊误治行为与患者死亡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并非如两级医学会所述间接责任；（4）按医学会鉴定结果，认为两次手术都没有错误，手术指征都明确，那么患者应同时患有三种病，胆囊炎急性发作、肠系膜血管破裂出血、肠系膜动脉瘤，不符合医疗常识，听证会上医生韩玮明确回答了第二次手术中的血肿是因为动脉瘤已经破裂了，出血后形成了肠系膜血肿，而血肿形成的原因和结果，均和患者死亡由直接的关系，因此医院应负全部责任；（5）两级医学会用于鉴定的《病历》存在多处伪造的虚假病历，病历的可靠性极低，依据该《病历》做出的鉴定意见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无视上诉人合法权益，盲目作出判决，被上诉人医科大某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护理记录均有伪造签名的情况，且与事实严重不符，且相关医护人员两证信息不完备，不具备医师资格。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某医院答辩称：我方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两级医学会作出的鉴定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并没有事实依据，只是上诉人的主观意见，上诉人认为CT检查是术前必要的检查项目也没有事实依据，根据目前的医疗手段，行胆囊手术前提不必然是做CT检查，目前B超结果亦可以作为手术辅助检查；另上诉人认为患者没有具备胆囊炎的所有症状，就被诊断为胆囊炎属误诊误治系上诉人主观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陈述的病例材料、护理记录不属实，涉医人员的资质问题，原审时，我方已经分次提交过，未提交的几人资质问题，我方已经提交过说明，医学院学生并没有单独行医的行为。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误诊误治导致了患者的死亡，没有相关的事实依据，故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某医院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称：“被告某医院有义务就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面临的医疗风险（严重后果）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告知，以便患者及家属对病情选择有利的治疗方案……因此，某医院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与患者丁建民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未对患者的假性动脉瘤予以高度重视”，以上表述没有事实依据。关于血肿的风险告知病历中多处可见，另外上诉人对患者的假性动脉瘤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尽其所能进行治疗防范，只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和疾病的自然转归使得医疗风险防不胜防，原审据此判令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还称，“虽然本案被告某医院的诊疗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但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的赔偿数额明显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的赔偿数额……本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则更为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本案无论是行为还是结果均发生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前，且经过鉴定已构成医疗事故，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原则、项目、标准等进行赔偿。原审判决违反了《通知》的原则，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确定赔偿数额、势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和不一致，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关于误工费、陪护费标准亦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上诉人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答辩称：对上诉人某医院认为的其只承担20%的责任我方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次医学会鉴定意见认为患者死亡是因为患者疾病自然转归所致，我方认为该鉴定意见太过于表面化，不具有专业性，我方认为患者死亡之所以因疾病自然转归所致，正是因为上诉人医科大某医院的误诊误治所致。患者的死亡与医院之间的诊疗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在侵权责任法实行之前，人生损害赔偿等法律文件中均未回避患者死亡，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死亡赔偿金，只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回避了，我方认为，医院提出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应适用死亡赔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
以上查明的事实有一、二审庭审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属发回重审又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的其中原因之一是鉴于诉讼双方对争议标的分歧较大，对争议事实又没有相应的居中机构鉴定结论，故发回原审法院就对本案事实委托相应机构进行鉴定，再行裁判。原审法院依据相应机构作出的结论，就某医院对患者丁建民实施的相应手术、检查。认为某医院手术方式选择正确的鉴定意见理由充分，并无不妥。某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有义务及时就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面临的医疗风险，如实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告知，以便患者及家属根据其病情选择对其有利的治疗方式，现某医院未完全尽到此义务，就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考虑到医学的复杂性及高风险性，以及患者疾病临床表现的个体差异性等因素，要求医院完全杜绝医疗风险，势必会阻碍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且，即便某医院及时履行了上述告知义务，亦无法排除患者丁建民因脾动脉分支动脉瘤破裂导致死亡的后果，据此，原审法院兼顾本案法律适用的问题及两医学会均认为某医院应承担次要责任的意见，按照40%的比例确认上述因果关系参与度更为公平，是合理的。关于某医院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的法律即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费用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某医院的诊疗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但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的赔偿数额明显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的赔偿数额，亦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赔偿数额，并且，本案在确定因果关系参与度时已经考虑了医学科学的高风险性等因素，如果继续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则对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本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主张的赔偿数额则更为公平，对此原审法院认定，处理并无不妥。故上诉人上诉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48.23元（上诉人刘湘衡、丁晓晖、丁晓莹已交）、2323.19（上诉人某医院已交）由上诉人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波
代理审判员 李艳
代理审判员 庞艳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郭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