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闽02行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黎光，男，汉族，1983年9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代理人李鸣杰，浙江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大队，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祥岭路428号。
诉讼代表人余建国，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新彰，该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肖黎光因被上诉人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大队（以下简称�警湖里大队）强制检查血液措施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1行初12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1、2017年5月9日凌晨1时许，肖黎光驾驶车辆牌照为闽Ｄ×××××号黑色小型汽车行驶至县黄路吕岭路至仙岳路口时，被在此设卡开展夜查行动的交警湖里大队下属金山中队民警进行盘查，在被民警控制后通过酒精测试仪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测试结果为108.9毫克/100毫升。民警当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为：350206320089412），对肖黎光采取检验血液/尿样之行政强制措施，之后肖黎光被带至厦门市仙岳医院抽血进行体内酒精浓度测试。2、因肖黎光之行为已涉嫌危险驾驶罪，该案已由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于2017年6月23日由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所诉请之事项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公安机关依法管理社会治安，行使国家行政权的同时又依法侦查刑事案件，行使国家的司法权，具有行政和司法的双重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经呼气检验，肖黎光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测试结果为108.9毫克/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已涉嫌危险驾驶的刑事犯罪，此时交警湖里大队的民警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液，不再是基于道路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犯罪时的生理状态，收集和固定犯罪证据，追诉犯罪嫌疑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因此，被诉强制血液检验行为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调整。且根据已查明之事实，肖黎光因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刑事案件已由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受理。故本案强制检验血液行为，并非肖黎光所认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质上是刑事诉讼法上的采集血液样本行为，该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而实施的相关刑事侦查行为。交警湖里大队对其调查取证行为，仍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且在其上记载行政管理内容，并赋予肖黎光行政复议、诉讼的救济权，明显存在瑕疵，原审法院予以指正，但并不因此而改变该强制措施行为的性质。
本案肖黎光所主张的交警湖里大队对其实施的强制检验血液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而实施的相关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关于肖黎光对案涉强制抽血检验行为的相关异议，肖黎光可在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主张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肖黎光的起诉。
宣判后，肖黎光不服原审裁定，以原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理由：1、原裁定无视案涉强制检验血液的行为是交警湖里大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照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对涉嫌饮酒后或醉驾机动车的行为人进行血液中酒精含量检验的行为，对交警湖里大队的行为性质进行任意曲解；2、原裁定认为其在通过呼气检验，血液中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达到醉驾的标准后，检验血液的行为即属于刑事侦查行为，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观点，于法无据，而且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任意曲解；3、原裁定对本案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故意作出双重曲解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规避对交警湖里大队在实施强制检验血液过程中严重违法行为的审查，有违职业伦理和司法公正。
交警湖里大队答辩称，1、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5月8日23时许，其根据厦门市公安局交�警察支队部署，由金山中队民警蔡某1、蔡某2带队在县黄路吕岭路至仙岳路口设卡展开夜查行动，于5月9日1时许，发现在离设卡地点前约30米处有部闽Ｄ×××××号黑色小型汽车。驾驶人肖黎光被发现后欲逃离现场，被民警控制并使用酒精测试仪进行酒精含量测试，测试值为108.9毫克/100毫升，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民警当场制作第3502063200894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依法送达，随后将肖黎光带至厦门市仙岳医院抽血进行体内酒精含量检测。以上事实有民警的执法情况说明，车辆照片、现场酒精含量吹气单、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第3502063200894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因此，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三）项规定：对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人，应当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3）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1）扣留车辆；（2）扣留机动车驾驶证；（3）拖移机动车；（4）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5）收�物品；（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肖黎光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对其抽取血样进行体内酒精含量检验符合法律规定，且民警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凭证上载明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肖黎光在凭证上签字确认。因此其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请求驳回肖黎光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交警湖里大队认可原审裁定认定的本案强制检验血液的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零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测试、检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修订)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四）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根据上述相关规定，交通警察在交通执法过程中，对机动车驾驶人可以进行体内酒精含量检验，该行为一般属于行政行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3〕15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本案中，交警湖里大队的执勤民警对肖黎光进行呼气检测，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08.9毫克/100毫升，达到上述规定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其已涉嫌危险驾驶的刑事犯罪。此时，交警湖里大队的民警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液以确定体内酒精含量的行为，已不再是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而是为确定肖黎光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该行为在性质上系属公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侦查的行为，因此，被诉强制检验血液行为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调整。且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对肖黎光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刑事案件已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诉强制检验血液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肖黎光提出被诉血液检验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林琼弘
审 判 员 宋希凡
审 判 员 王义清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陈 靓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