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1民终2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玉婷，住广州市花都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汉锋，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白云区民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童庆球，该单位主任。委托代理人：匡广雄，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关欣，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勇、梁玉婷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旗村委会）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红某电饰厂系由红旗村委会依法集资设立的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89年5月26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白云分局）核准成立。后因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红艺电饰厂经红旗村委会同意向市工商局白云分局申请注销登记，市工商局白云分局于2013年9月9日予以核准。红某电饰厂经营期间，与“骏发五金”存在交易往来，由红某电饰厂为“骏发五金”加工五金配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加工合同，仅通过《加工送货单》记录交易情况。红旗村委会认为“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者为李勇、梁玉婷。红某电饰厂注销登记后，红旗村委会发现红某电饰厂与李勇、梁玉婷之间存在加工费尚未结清，因追讨无果而诉至原审法院。原审庭审中，红旗村委会陈述：“骏发五金”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李勇、梁玉婷为“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者，双方之间的加工承揽关系自2011年开始持续至2012年8月，2012年6月前的加工费李勇、梁玉婷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红某电饰厂付清。李勇、梁玉婷对红旗村委会认为其为“骏发五金”实际经营者的陈述予以否认。红旗村委会提供的68张《加工送货单》显示，红某电饰厂与“骏发五金”发生交易的时间为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8月15日，其中，载有李勇、梁玉婷签名的《加工送货单》数量为18张，其余送货单均由“李某甲”及其他人员进行签名。红旗村委会陈述“李某甲”为李勇的父亲，送货时多由“李某甲”负责签收。原审庭审中，李勇、梁玉婷承认《加工送货单》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其仅是“骏发五金”的员工，并否认与“李某甲”为父子关系。红旗村委会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及《金某甲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载明：付款方户名：谢某乙，收款方户名：伍某甲，2012年5月31日谢某乙向伍某甲汇款40000元，明细为“竣发电镀”，2012年11月20日谢某乙向伍某甲汇款42000元，明细为“电镀费”。原审庭审中，红旗村委会确认伍某甲为红某电饰厂的业务经理，并陈述谢某乙是李勇、梁玉婷的客户，谢某乙向李勇、梁玉婷购买货物，并将部分货款当作加工费直接划至伍某甲账户。李勇、梁玉婷对红旗村委会的陈述均予以否认。原审诉讼中，根据红旗村委会的申请，为查明事实，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12日前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及该皮具城的管理方进行调查。经现场查证，上述地址所悬挂的店铺名称为：“金某乙五金”。狮岭皮革皮具城管理方广州市贵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梁玉婷（身份证号：）于2011年2月14日至2014年2月13日期间承租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赤路南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商铺。”并向原审法院提供由梁玉婷作为承租方的《租赁合同》两份。红旗村委会对原审法院调查的情况及取得的证据无异议。李勇、梁玉婷承认2011年2月14日至2014年2月13日期间承租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赤路南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商铺，但梁玉婷以该地址为经营场所登记注册的名称并非“骏发五金”，并当庭提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予以证明。李勇、梁玉婷提供的《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名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经营者名称：梁玉婷，经营场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发照日期2011年11月4日，经营范围：零售五金。原审庭审中，李勇、梁玉婷主张本案债权发生于2012年6月至8月期间，红旗村委会于2015年3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红旗村委会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加工合同，没有对付款期限进行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红旗村委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勇、梁玉婷向红旗村委会返还加工费92635元；2.诉讼费由李勇、梁玉婷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红旗村委会是否本案适格原告；2、本案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3、李勇、梁玉婷是否“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者，是否应向红旗村委会支付加工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红艺电饰厂于2013年9月9日经市工商局白云分局核准注销登记，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同时消灭，依法不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红旗村委会作为红某电饰厂的主管部门及出资人，在红某电饰厂注销登记后，发现红某电饰厂尚有债权未处理完毕，红旗村委会以自己的名义依法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无不妥，李勇、梁玉婷辩称红旗村委会主体不适格，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红某电饰厂为“骏发五金”提供加工服务，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加工合同，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履行期限进行明确约定，涉案合同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红旗村委会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李勇、梁玉婷关于本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原审庭审调查情况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分析：首先，红旗村委会陈述“骏发五金”的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根据原审法院调查获知的情况，梁玉婷确实于2011年2月14日至2014年2月13日期间承租上述商铺，红某电饰厂与李勇、梁玉婷的加工合同关系亦发生于梁玉婷承租上述商铺的期间内，且未经登记注册的“骏发五金”经营范围与梁玉婷进行登记注册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一致；其次，李勇、梁玉婷承认红旗村委会提供的《加工送货单》上的签名为其所签，其虽辩称其为“骏发五金”的员工，但未向本院提供任何关于其为员工身份的证据，李勇否认红旗村委会关于其与“李某甲”为父子关系的陈述，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供户籍信息予以反驳；再次，虽然红旗村委会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中显示的付款人并非李勇、梁玉婷，但两次汇款明细均显示为“电镀费”，能够印证红旗村委会关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取加工费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红旗村委会虽未掌握“骏发五金”的经营者信息，但结合红旗村委会提供的《加工送货单》及原审法院调查获知的事实，不能排除李勇、梁玉婷为“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者的可能性，故原审法院认定红某电饰厂与李勇、梁玉婷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红某电饰厂为李勇、梁玉婷提供了加工服务，理应向红某电饰厂支付加工款。关于李勇、梁玉婷应支付的加工费数额。红旗村委会提供的《加工送货单》上显示的内容除签名外均为为打印，其中单价及合计金额处均经手写改动，红旗村委会主张加工费数额应按打印数额即92635元计算。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红某电饰厂与李勇、梁玉婷之间没有签订加工合同，《加工送货单》为记录双方交易过程的唯一书面凭证，根据一般常理分析，交易双方应是对打印本存有异议，经协商一致后才会进行手写改动，且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改动后的内容并非红某电饰厂的真实意思表示，手写改动的内容应构成对送货单约定内容的变更，故李勇、梁玉婷应支付的加工费数额应以《加工送货单》上手写改动后的总金额为准。经原审法院核算，手写改动后的加工费总金额应为77289.75元，李勇、梁玉婷应向红旗村委会支付加工费77289.75元，故对红旗村委会诉请李勇、梁玉婷支付加工费的诉讼请求，经原审法院核算部分的金额，予以支持，超过核算部分的金额，予以驳回。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李勇、梁玉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其十日内向红旗村委会支付加工费77289.75元；二、驳回红旗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6元，由红旗村委会负担351元，李勇、梁玉婷负担1765元。上诉人李勇、梁玉婷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及红旗村委会认为李勇、梁玉婷为骏发五金实际经营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1.原审法院及红旗村委会均没有证据证明李勇、梁玉婷是骏发五金的货款业务结算人。红旗村委会原审庭审称，其与骏发五金发生业务后，往来的货款是由李勇、梁玉婷转账支付的，并可向法院提供证据。但李勇、梁玉婷否认并不是骏发五金的经营人只是兼职打工的，李勇、梁玉婷有自己的档口经营，李勇、梁玉婷作为员工从来没有与红旗村委会有任何的结算及资金往来，李勇、梁玉婷要求红旗村委会提供其所谓是由李勇、梁玉婷的资金转账记录，但红旗村委会并不能提供，只提供了名叫“谢某乙”的两次转账记录，但李勇、梁玉婷与谢某乙根本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关系，谢某乙的付款行为根本与李勇、梁玉婷无关，原审法院在没有依法传唤谢某乙上庭陈述是受谁所嘱咐代付款、谁是实际骏发五金经营人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勇、梁玉婷是骏发五金实际经营人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李勇、梁玉婷是实际经营人是错误的。为查清谢某乙的转账是受何人所托，谁是实际的骏发五金经营人，李勇、梁玉婷恳请法院传唤谢某乙参加庭审，以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2.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是有登记注册的，且红旗村委会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所加工的货物是送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诺五金商行的注册经营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赤路南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商铺”。梁玉婷所经营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是经工商合法登记注册的，并不是红旗村委会所陈述的无注册经营的骏发五金。梁玉婷租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赤路南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商铺后，即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了名叫“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的营业执照，并依法在档口内悬挂了相关的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的证照，与红旗村委会陈述为没有工商登记的骏发五金是没有任何客观事实的。骏发五金的经营地址根本不是在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三期A7街15号商铺，红旗村委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送货物是由送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3.原审法院推定李某甲为李勇父亲是非常不负责的，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及事实证明的。李勇自出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叫李某甲的父亲，因李勇父亲的身份关系是李勇及其亲生父亲的隐私，在原审庭审中李勇已明确否认李某甲不是其父亲，并与本案无关，但原审法院在红旗村委会没有任何证据及没有向当地户籍管理机构了解核实的情况下，仅凭红旗村委会的陈述及李勇、梁玉婷不提供户籍信息即认定李某甲是李勇的父亲，是非常不负责的行为。4.本案确认收货签名人员众多，其他签名人员的行为与李勇、梁玉婷无关。如果李勇、梁玉婷是骏发五金实际经营人，为何在送货单处签名会如此之少，所确认的货款金额会如此的少，原审法院及红旗村委会认定其所有货款拖欠主体是李勇、梁玉婷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及法律支持的。（二）经李勇、梁玉婷多方了解求证，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人是第三人曾某甲，骏发五金与红旗村委会之间的业务纠纷根本与李勇、梁玉婷无关。第三人曾某乙是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人，一直是她与广州竹料红旗红某电饰厂进行业务往来及货款结算的，为查清事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传唤第三人参加庭审。综上，李勇、梁玉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红旗村委会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红旗村委会承担。被上诉人红旗村委会答辩称：（一）李勇、梁玉婷就是涉案店铺地址的经营者，而李某乙五金某丙经营的就是五金，而且该铺位就是梁玉婷租用的。（二）李勇、梁玉婷没有任何依据否认李勇与李某甲的父子关系，而且李某甲与李勇、梁玉婷都在涉案店铺经营的。当时狮岭镇皮具城并没有要求个体经营户具有营业执照，之后才统一领取的执照，所以之前骏发没有执照，之后才领取的。综上原审认定正确。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李勇、梁玉婷为证明其主张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李勇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3页。证明工资收入，部分是现金，部分是谢某乙转入的，是曾某甲委托其转账给李勇的。谢某乙是曾某甲的男朋友，而且转账时谢某乙用的名称就是谢某甲。李勇、梁玉婷是夫妻关系，所以转账会转到双方账户。李勇工资收入稳定，都是3000元左右。证据二，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骏发五金店电镀费2012年6-8月份欠款￥壹万圆正（￥10000.00）。特此为凭。红某电饰厂伍某乙，2013年3/5。”证明2012年6-8月的骏发五金的电镀费已经结清，而红旗村委会声称没有收到是违背事实的。证据三，曾某甲个人账户明细信息打印单8页。证明其直接转账给李勇或者尾号0762是转给谢某乙，然后谢某乙转账给李勇。证据四，谢某乙的工作证。证明谢某乙是教师，有工作的，与李勇、梁玉婷不是客户关系，所以不可能存在李勇、梁玉婷委托谢某乙转账的事实。证据五，谢某乙个人账户明细信息打印单8页。证明曾某甲转账给谢某乙，尾号5751是曾某甲的账号，然后谢某乙再分转，部分转给骏发的，部分转给李勇、梁玉婷作为结算工资。上述证据拟证明李勇、梁玉婷只是骏发五金的员工，不是经营者。涉案交易时间是2012年，李某乙五金某丙的营业执照时间是2011年，李勇、梁玉婷没有必要用骏发五金的名义经营，不符合常理。红旗村委会发表质证意见称：1.证据一不是新证据，在举证期限之前可以取得，所以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对真实性没异议，合法性过了举证期限，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是李勇的工资款项。2.证据二，已结算过的单据不在红旗村委会起诉范围内。3.证据三，曾某甲的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没有关联性，与李勇的账目往来与本案无关。4.证据四，真实性不能确认，只是照片上面有钢印，关联性上看，从对方的证据来看，谢某乙与李勇、梁玉婷都有来往，而且当时对方陈述是其客户，所以红旗村委会才在原审中陈述谢某乙是其客户的事实，红旗村委会是根据李勇、梁玉婷之前的陈述来告知法院的。5.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是李勇、梁玉婷的工资，反而可以证明谢某乙代李勇、梁玉婷支付过电镀费，无论谢某乙的身份如何，都是参与过骏发的经营。另，李勇、梁玉婷在二审庭审中申请证人曾某甲、谢某乙出庭作证，证明李勇、梁玉婷不是适格的主体，只是骏发五金的员工，是谢某乙受曾某甲委托支付李勇、梁玉婷工资的。红旗村委会发表质证意见称：曾某甲的证言是假的，曾某甲一早就认识李勇，骏发五金的实际经营人就是李勇和梁玉婷，曾某甲委托谢某乙付款实际上是为了掩人耳目，让红旗村委会找不到债务人。李勇、梁玉婷在二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通话清单1页、录音笔录3页，证明原红某厂承包人伍某乙承认曾某甲是骏发五金厂老板娘，红旗村委会找不到曾某甲才起诉李勇、梁玉婷，以及货款已付清，伍某乙一直回避此问题。红旗村委会发表质证意见称：录音光盘三性不予认可，录音录像证据必须经技术部门鉴定或公证处公证，通话记录中曾某甲从未表达其就是曾某甲，也没有表达何时通话，也没有表达伍某乙就是承包者，也没有表达货款是哪一笔货款，货款必须是书面单据证实，且陈述前后矛盾，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红旗村委会在二审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两张卡片，证明李某乙五金某丙的挂牌是在三元里的，不是在狮岭皮具城三期那里；李勇手写的名片上注明的就是骏发。李勇、梁玉婷回复如下：对卡片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李勇、梁玉婷确实在三元里有档口接单的，实际上是办公地点，也是挂李某乙招牌，但是注册就是在狮岭，狮岭也挂李某乙的招牌；第二张卡片跟本案没有关系，即使是李勇写的，李勇是兼职骏发的，这样写也可能，且骏发指向的是罗，曾某甲前夫姓罗，罗指的是曾某甲。二审另查明，在二审庭审时红旗村委会确认收到李勇、梁玉婷提交的2013年5月3日的收据记载的1万元是涉案9万元货款中的1万元。经过对涉案68张送货单进行核实发现：李某甲签名44单共计62969.36元，李勇签名17单共计8473.11元，梁某（即梁玉婷）签名3单共计568元，另有3单金额共计5279.28元，二审庭审中询问签收人姓名时，红旗村委会表示是李勇的姐姐罗小姐签收，具体名字不清楚，没有书面证据予以证实。还有1单金额空白，原审法院认定的总金额77289.75元即上述67张签收单的总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李勇、梁玉婷是否尚欠红旗村委会款项？结合庭审调查情况、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审法院调查情况来看，梁玉婷确实承租了“骏发五金”所在经营地址的店铺，红某电饰厂与李勇、梁玉婷的加工合同关系也发生在梁玉婷承租上述商铺的期间内，且未经登记注册的“骏发五金”与梁玉婷进行登记注册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李某乙五金某丙”的经营范围一致；李勇、梁玉婷承认红旗村委会提供的《加工送货单》上的签名为其所签；红旗村委会原审中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明细显示为“电镀费”，也能印证红旗村委会关于用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取加工费的陈述。而李勇、梁玉婷辩称骏发五金实际经营者系曾某甲，其二人只是骏发五金的兼职员工，红旗村委会认为李勇与曾某甲关系密切，且红某电饰厂承包人伍某乙也未确认曾某甲的说法，因此曾某甲的证言只是单方说法，本院不予采信。故红某电饰厂与李勇、梁玉婷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红某电饰厂为李勇、梁玉婷提供了加工服务，理应向红某电饰厂支付加工款。关于加工费数额的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没有签订加工合同，加工送货单为记录双方交易过程的唯一书面凭证，根据一般常理分析，交易双方应是对打印本存有异议，经协商一致后才会手写改动，且没有证据证实改动后的内容并非红某电饰厂的真实意思表示，手写改动的内容应构成对送货单约定内容的变更，故李勇、梁玉婷应支付的加工费数额应以送货单上手写改动后的总金额为准，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红旗村委会主张签收部分《加工送货单》的李某甲与李勇系父子关系，李勇否认但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并认为举证责任在红旗村委会。本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认为李勇关于其与李某甲是否父子关系的举证能力强于红旗村委会，应承担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而李勇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加工送货单》上李某甲签名的金额予以确认。红旗村委会提供的68张送货单中有1张送货单金额空白，有3张送货单总金额为5279.28元，签收人姓名不明，红旗村委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李勇、梁玉婷有关，庭审中红旗村委会确认已收到涉案货款中的1万元，故在计算李勇、梁玉婷应支付的加工费数额时应扣除15279.28元。经核算，李勇、梁玉婷尚欠红旗村委会加工费62010.47元，故李勇、梁玉婷主张其不是涉案货款的拖欠主体，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部分处理有误，应予纠正。李勇、梁玉婷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6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6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李勇、梁玉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村民委员会支付加工费62010.47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16元，由上诉人李勇、梁玉婷负担1416元，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村民委员会负担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2.24元，由上诉人李勇、梁玉婷负担1159.57元，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村民委员会负担572.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革花审 判 员  张朝晖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O○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罗永娟尤志华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