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19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号B-706。
执行事务合伙人叶万东，主任。
委托代理人贾银秋，女，1980年3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益民，男，1965年2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华明，浙江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工信联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杨益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2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利担任审判长，法官张岩、刘婷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信联合事务所在一审中起诉称，工信联合事务所与杨益民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专利代理协议书》，约定杨益民委托工信联合事务所办理下列事务：就江西世纪星校具实业有限公司在项目编号为项目编号：HSZC201493、项目名称为黄石有色一中、六中标准化可升降课桌凳投标中标中侵犯杨益民下列专利的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进行维权工作：1、学生桌翻转式桌面板的挡物装置ZL201110386201.6；2、学生桌翻转式桌面板的防挤手装置ZL201110294294.X。并约定杨益民在签订协议之日起3日内支付代理费20万元整。工信联合事务所接受杨益民委托后，在准备好诉讼材料后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2014年12月24-25日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立案工作，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受理了诉讼材料。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0日向工信联合事务所寄送了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又于2015年2月26日向工信联合事务所寄送了对方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书，工信联合事务所针对管辖异议申请书于2015年3月2日向法院寄交了答辩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6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4-1号、（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5-1号民事裁定书。工信联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勤勉、尽责地履行了义务，但杨益民没有履行支付代理费的义务，经工信联合事务所多次催讨未果。现依据合同法第61条、第107条的规定，向贵院起诉，请求贵院支持工信联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保护工信联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诉讼请求：1、判令杨益民履行双方签订的《专利代理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20万元整；2、判令杨益民承担诉讼费用。
杨益民在一审中答辩称，一、2014年12月12日，双方签订了两份专利代理协议书，协议书第五条服务费用即代理费收取规定了两种标准，其中对双方有约束力的结算代理费依据的一份协议书上特别注明“以此为准”，双方约定基本代理费6万元加上法院胜诉后收取风险代理费两部分，而工信联合事务所向法院作为起诉依据的那份专利代理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的代理费20万元，是仅作为专利侵权诉讼中向侵权人索赔的维权损失证据使用，对本案双方是没有约束力的，不作为结算代理费的依据。二、由于工信联合事务所指派的代理人叶万东不尽职尽责，双方终止了委托关系，杨益民提出反诉请求，要求退还代理费并赔偿损失，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杨益民就本案提出反诉，反诉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12日，杨益民和工信联合事务所建立了委托代理诉讼法律关系，工信联合事务所经办律师叶万东，在两份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民事诉状中，因漏落诉讼主体（即黄石市第六中学、黄石市有色第一中学），并在管辖异议答辩状中对“许诺销售行为”法律概念理解错误，导致上述两案管辖异议成立而移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受理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叶万东的行为违反双方专利代理协议书第七条第一款第2点相关规定，杨益民有权单方解除合同，重新委托了武汉律师办理。综上所述，由于经办律师叶万东工作失职、失误，怠于调查取证，本应向两个侵权被告起诉，而仅起诉一个被告，导致杨益民案件从武汉中院移送南昌中院审理，延误开庭。此后果完全是代理人错误理解法律，对民事案件管辖权基本法律规定都没有把握，使杨益民蒙受损失，为此提出反诉请求，望贵院予以支持。反诉请求：判令工信联合事务所返还代理费6万元，并赔偿因本次诉讼花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共计15000元，以及负担本案诉讼费。
工信联合事务所针对杨益民的反诉答辩称：杨益民的反诉理由不成立，2014年12月12日双方确实签订了两份专利代理协议，第一份约定了代理费6万元，第二份约定了代理费20万元，基于当时确定的诉讼赔偿额度两个专利分别是50万元，杨益民认为他需要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其中风险代理费是50%，也就是说50万元加上6万元的基础代理费数额太高，于是变更为20万元，但原来那份协议没有撕毁；杨益民认为工信联合事务所遗漏了诉讼主体（即黄石市第六中学、黄石市有色第一中学）的问题，工信联合事务所认为起诉的时候与杨益民已经进行了充分沟通，告知杨益民两所学校使用课桌椅的行为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所以使用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不能作为被告，杨益民最后在诉讼对象选择方面选择了生产和销售商，综上工信联合事务所没有违反代理协议，并且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杨益民应该支付代理费，请求驳回杨益民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2日，甲方杨益民和乙方工信联合事务所签订《专利代理协议书》：“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利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就专利维权有关事项经友好协商后订立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下列事务：就江西世纪星校具实业有限公司在项目编号为HSZC201493、项目名称为黄石有色一中、六中标准化可升降课桌凳投标中标中侵犯甲方下列专利的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进行维权工作：1、学生桌翻转式桌面板的档物装置ZL201110386201.6；2、学生桌翻转式桌面板的防挤手装置SL201110294294.X。第二条、委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为起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参加调解等；代为接收、签收法律文书等。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依照中国《专利法》、《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指派叶万东办理上述专利代理实务，……第五条、服务费用：本案代理费20万元整，在签订本协议之日3日内支付。第六条、其他费用：1、乙方代理人办理甲方委托事项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公证费、样品费及其运输费和保管费、查档费、翻译费、鉴定费等其他部门收取的费用，均由甲方另行支付。如乙方为了甲方利益垫付的，甲方应当在计算合理费率的基础上，自乙方垫付之日起五日内偿还乙方。2、乙方办理代理事项所产生的交通、餐饮等差旅费用、以及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他费用由甲方承担。……”杨益民在该合同上签字，工信联合事务所在该合同上盖章并由该事务所主任叶万东签字。
同日，甲方杨益民和乙方工信联合事务所签订另一份《专利代理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五条“服务费用”部分约定：“本案代理费分为基础代理费和风险代理费两部分，其中：1、基础代理费6万元在签订本协议之日3日内支付。2、风险代理费为法院判决或裁定对方赔偿额扣除基础代理费（6万元）后的余额的50%，或者和解金额扣除基础代理费（6万元）后的余额的50%，在法院判决或裁定、或者达成和解协议之日3日内支付。”除上述内容外，该份合同与前述另一份合同的其他内容均一致。杨益民在该合同上签字，工信联合事务所在该合同上盖章并由该事务所主任叶万东签字，同时该合同签章处注明“以此为准”。
诉讼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工信联合事务所称双方前后共签订了三份《专利代理协议书》，其中一份已经撕毁，另外两份为双方向法院提交的前述两份；杨益民称双方签订了两份《专利代理协议书》，即前述两份；工信联合事务所就其主张的双方还签订有一份代理协议但已撕毁的事实，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对于两份协议的效力，工信联合事务所称应以约定代理费20万元的一份为准，杨益民称应以约定代理费6万元且载明“以此为准”的一份为准。
2014年12月12日，工信联合事务所依据前述合同的委托事项，代杨益民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4号和（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5号两案诉讼，并由工信联合事务所2014年12月25日交纳了上述两案件的案件受理费。后由于上述两案被告提出管辖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6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4-1号民事裁定书和（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5-1号民事裁定书，将上述两案已送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共同确认，上述两案件的诉讼费用由工信联合事务所代杨益民交纳，杨益民并未直接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杨益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移送函中载明：“本案诉讼费已全额退返原告”。
2015年5月，杨益民申请撤回了上述两案的起诉，更换被告主体后再次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次诉讼杨益民未委托工信联合事务所代理其诉讼。
另查，2015年1月6日，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3万元。杨益民称该三万元系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之前签订合同时还曾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3万元，一共交纳代理费6万元。工信联合事务所认可收到上述3万元，但其认为上述3万元系诉讼费和差旅费，杨益民并未交纳代理费。
为证明交纳费用情况，杨益民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其与工信联合事务所叶万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中，杨益民于2015年1月6日向叶万东发送信息：“叶老师，今天我给你打三万，连着以前给的三万刚六万。诉讼的费用我们到时再算，行吗？”后叶万东向杨益民发送信息：“杨总好，3月20日开庭质证我们需要发票20万作为证据，需10%税2万，还有合同中约定好的6万中的3万，年前能一起打给我吧？起诉时的3万诉讼费和之前差旅费、加上3月20日、24日差旅费不会剩太多了。”工信联合事务所对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诉讼中，工信联合事务所为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诉讼费票据、公证费票据、差旅费票据等，上述票据总金额共计25044.9元。杨益民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其称公证费系由杨益民交纳，诉讼中，杨益民就公证费由其交纳的事实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
诉讼中，杨益民称工信联合事务所在处理双方委托案件过程中存在过错，对许诺销售的概念理解有误，遗漏诉讼主体，导致案件被移送其他法院。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确认，委托案件的起诉书系由杨益民本人签字确认。
以上事实，有工信联合事务所提交的《专利代理协议书》、民事起诉状二份及证据清单二份、法院传票二份、管辖异议申请书二份、答辩状二份、（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4-1号民事裁定书，（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5-1号民事裁定书、诉讼费收据、差旅费等票据，杨益民提交的《专利代理协议书》、银行客户交易查询单、微信聊天记录、民事起诉状两份、管辖异议答辩状两份、（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4-1号民事裁定书，（2015）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0035-1号民事裁定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移送函、另行起诉民事起诉状两份及法院传票、律师代理合同等证据材料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和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工信联合事务所与杨益民签订的《专利代理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鉴于双方在庭审中提交了两份代理费数额有所不同的《专利代理协议书》，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应以哪一份《专利代理协议书》为准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除代理费部分的约定有所不同以外，双方提交的两份合同其他内容均一致，但约定代理费为6万元的合同中特别注明“以此为准”字样，该标注应视为双方特别约定，故应以此合同为准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工信联合事务所叶万东在与杨益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有“合同中约定好的6万”之自述，据此亦可认定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以约定代理费为6万元的合同为准来确定。
诉讼中，工信联合事务所称双方还签有一份已经撕毁的合同，杨益民对此不予认可，工信联合事务所就此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况且，既然合同已经撕毁，表明双方已不再认可该合同，该合同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亦对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不再予以赘述。
对于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费用的情况，诉讼中，双方对2015年1月6日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3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工信联合事务所认为该3万元系诉讼费和差旅费；杨益民认为该3万元系代理费，且之前其还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了3万元的诉讼费和差旅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工信联合事务所叶万东在与杨益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起诉时的3万元诉讼费和之前差旅费、加上3月20、24日差旅费不会剩太多了”的自述，据此可以认定，工信联合事务所在“起诉时”曾收取杨益民3万元作为诉讼费和差旅费等，结合涉诉委托案件起诉书载明的起诉时间“2014年12月12日”和涉诉案件的受理费交纳时间“2014年12月25日”可知，该“起诉时”所对应的时间与杨益民2015年1月6日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3万元的时间显然不一致，据此可以认定，杨益民在2016年1月6日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3万元之前，在“起诉时”还曾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了3万元，即杨益民共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了6万元。
对于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的上述6万元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诉讼费、保全费、处理委托事项的差旅费由杨益民承担，我国合同法亦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且经一审法院询问，涉诉委托案件的诉讼费用及系工信联合事务所处理委托事务的差旅费等费用均由工信联合事务所自杨益民“起诉时”交纳的3万元费用中支出，工信联合事务所叶万东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说明了该情况，杨益民当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杨益民“起诉时”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的3万元应认定为杨益民预付的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诉讼中，杨益民称2016年1月6日交纳的3万元为代理费，工信联合事务所称该3万元为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在一审法院前述已经认定杨益民在“起诉时”交纳的3万元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与该3万元不属于同一笔款项的情况下，2016年1月6日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交纳的3万元应认定为代理费；同时，工信联合事务所叶万东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杨益民催要代理费时亦表述为“合同中约定好的6万中的3万”，该情节亦可佐证杨益民已交纳3万元代理费的事实。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维权工作，但在委托案件起诉后尚未审结时，杨益民即自行撤回了上述案件的起诉，并委托他人重新起诉，杨益民的上述行为表明其不再委托工信联合事务所处理双方约定的委托事项，应视为杨益民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工信联合事务所称双方合同仍处于合法存续状态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中，如前所述，在双方委托事项未处理完毕时，杨益民以其实际行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工信联合事务所从而亦不能完成委托事务，在此情况下，杨益民只需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相应报酬即可。至于该相应报酬的数额，依据工信联合事务所在处理委托事务时付出的相应劳动及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报酬总额，一审法院依法酌定杨益民应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的报酬为1.5万元。如前所述，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已经交纳了代理费3万元，在此情况下，杨益民要求工信联合事务所返还其多交纳的代理费1.5万元的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杨益民向工信联合事务所预付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3万元，因工信联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处理委托事务时支出的费用数额为25044.9元，杨益民预交费用的剩余部分工信联合事务所应当退还杨益民，故杨益民要求工信联合事务所退还该3万元中剩余部分4955.1元的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杨益民超出一审法院前述认定范围的部分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杨益民称工信联合事务所在办理委托事项时存在过错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均确认，涉诉委托案件起诉书系经杨益民其签字确认，故在杨益民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曾就该起诉书中被告主体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提出过异议的情况下，应视为该起诉书中被告主体系由杨益民与工信联合事务所协商一致后共同确定，在此情况下，杨益民称工信联合事务所遗漏诉讼主体存在过错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诉讼案件的管辖法院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确定，除约定管辖外，案件的管辖法院并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本案中，工信联合事务所对许诺销售概念理解的偏差并不是导致案件被移送其他法院的原因，案件被移送其他法院只是因为依据该案件的客观情况，该案件应当由其他法院管辖；同时，案件的处理结果均是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并不因为审理法院的不同而不同，故即使案件移送其他法院管辖亦不能就此认定会给杨益民带来诉讼利益损失；故杨益民据此认为工信联合事务所存在过错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前述意见，杨益民称工信联合事务所存在过错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此情况下，杨益民要求工信联合事务所赔偿其在本案诉讼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工信联合事务所要求杨益民支付代理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与一审法院前述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一审法院并非忽视或默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前述认定和分析已能对本案作出裁判，故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杨益民代理费一万五千元、预付费用四千九百五十五元一角，以上共计一万九千九百五十五元一角；二、驳回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杨益民的其他反讼请求。
工信联合事务所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杨益民支付代理费55044.9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益民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关于杨益民的身份。杨益民的实际身份自2005年7月26日至今为上海海翔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07年9月24日至今为台州市求展工贸有限公司出资额占90%的大股东。二、2014年12月25日工信联合事务所指派叶万东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立案工作，并个人垫付了案件受理费及差旅费。杨益民于2015年1月6日向叶万东个人账户支付的3万元不是向工信联合事务所的账户交纳的，该笔钱属于诉讼费及差旅费。该笔钱与叶万东2015年2月10日向杨益民发送信息中所称的“起诉时的3万”属于同一笔款项。三、一审判决认定“叶万东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杨益民催要代理费时亦表述为‘合同中约定好的6万中的3万’，该情节亦可佐证杨益民已交纳3万元代理费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认为杨益民自行撤回案件的起诉应视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合同还在合法存续状态。即使杨益民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撤回了起诉，也不能减免其应当足额支付代理费的事由。五、工信联合事务所没有收到杨益民支付的代理费，无从返还。一审判决工信联合事务所返还部分代理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工信联合事务所就其上诉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上海海翔文教用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2、台州市求展工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3、上海海翔文教用品有限公司网页。证据1、2、3均证明杨益民身份。证据4、叶万东与杨益民微信记录两张，证明杨益民未支付代理费。
杨益民服从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其针对工信联合事务所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杨益民预付给工信联合事务所3万元代理费没有打收条，但2015年1月6日及2015年2月10日微信记录可以证明工信联合事务所共收取代理费6万元。二、2015年2月10日叶万东发送的微信自认2014年12月10日至2014年12月12日起诉时预收了杨益民3万元的诉讼费和差旅费。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杨益民在本院审理期间就其答辩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杨益民对工信联合事务所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杨益民支付了3万元。杨益民实际支付了6万元。
经审查，对工信联合事务所提交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杨益民的身份与本案争议焦点并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证据1、2、3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从证据4中并不能得出杨益民未支付代理费的结论，故对证据4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2015年2月10日，叶万东向杨益民发送信息：“杨总好，3月20日开庭质证我们需要发票20万作为证据，需10%税2万，还有合同中约定好的6万中的3万，年前能一起打给我吧？起诉时的3万诉讼费和之前差旅费、加上3月20日、24日差旅费不会剩太多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二审询问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工信联合事务所在二审诉讼中认可其与杨益民实际履行的是代理费为6万元的《专利代理协议书》，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
关于杨益民交纳费用的数额。双方均认可2015年1月6日杨益民向叶万东转账3万元的事实，但工信联合事务所主张该笔3万元系向叶万东个人转账不是向工信联合事务所的账户交纳的，该笔钱属于诉讼费及差旅费。对此本院认为，叶万东既是工信联合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又是具体办理委托事务的经办人，且工信联合事务亦认可该笔3万元系基于委托事务产生的诉讼费及差旅费，故该笔3万元应认定为杨益民交纳的《专利代理协议书》项下的费用。此外，杨益民还主张其曾在2014年12月双方签署《专利代理协议书》时交纳了3万元现金并提交了其与叶万东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工信联合事务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在签署协议书时并未收到该笔3万元现金，叶万东2015年2月10日向杨益民发送信息中所称的“起诉时的3万”指的是2015年1月6日的3万元；叶万东在收到杨益民2015年1月6日的微信后，认为杨益民对费用有严重的错误认定，用短信不好沟通随即进行了电话沟通，考虑杨益民自称资金紧张的情况，同意杨益民将代理费分两次支付，即先支付“合同中约定好的6万中的3万”，另3万元可以晚些时候支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杨益民在2015年1月6日向叶卫东发送微信称其在2015年1月6日前曾支付3万元。在收到该条微信后叶万东并未作出否定性的表示；叶万东称因短信不好沟通随即进行了电话沟通，对于该项主张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叶万东在2015年2月10日向杨益民发送微信称“起诉时的3万诉讼费和之前差旅费、加上3月20日、24日差旅费不会剩太多了”，而涉诉委托案件系在2014年12月份立案及交纳诉讼费用，该时间早于2015年1月6日杨益民转账给叶万东3万元的时间，工信联合事务所称“起诉时的3万”与2015年1月6日杨益民转账的3万元系同一笔钱的主张不能成立；且工信联合事务所主张立案时交纳的诉讼费及差旅费系叶万东个人垫付，该主张既不符合常理亦与其发送的微信内容相矛盾。最后，根据双方签订的《专利代理协议书》，杨益民除需支付6万元代理费外，还需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费用。但不论某笔钱是属于代理费还是诉讼费、差旅费，综合上述理由均能认定杨益民已经支付6万元款项。
关于合同的解除。工信联合事务所上诉称双方的合同还在合法存续状态，一审判决认为杨益民自行撤回了涉案诉讼应视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缺乏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专利代理协议书》的内容，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杨益民在委托工信联合事务所提起诉讼后自行撤回了起诉并委托他人重新进行了起诉，杨益民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其解除了与工信联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对工信联合事务所合同还处于合法存续状态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益民应支付的代理费及各项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在委托事项尚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杨益民解除了与工信联合事务所的合同，杨益民应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相应的报酬。一审法院“依据工信联合事务所在处理委托事务时付出的相应劳动及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报酬总额，依法酌定杨益民应向工信联合事务所支付的报酬为1.5万元”并无不当。工信联合事务所在只完成了部分委托事项的情况下要求杨益民足额支付代理费6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约定，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应由杨益民负担，根据工信联合事务所提交的证据，该部分费用共计25044.9元。工信联合事务已经收取杨益民6万元，扣除代理费1.5万元及各项费用25044.9元，工信联合事务所应退还杨益民19955.1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四千三百元，由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一千六百七十五元（杨益民已预交），由杨益民负担一千二百二十八元，由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负担四百四十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六百七十五元，由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利
代理审判员 张 岩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