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8民终11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爱军，男，197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淮安市淮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降龙，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小红（系朱爱军妻子），女，197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淮安市淮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降龙，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爱宝，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保安，住淮安市淮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江苏淮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爱军、董小红因与被上诉人朱爱宝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6）苏0803民初7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爱军、董小红上�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确认争议房屋为上诉人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朱爱国、朱爱芳、朱爱兄、朱爱芹、朱秀英、刘桂英所做的谈话笔录，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也不属于依申请调查的范围，这些人的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房屋所有权的依据。2、一审法院证据采信违背证据采信效力等级规则。一审法院对证据采信没有遵循证据采信规则，书面证据的效力远大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却置书面证据于不顾，而原始的书面证据形成证据链，协议、收条等均证明刘桂英是将房屋出售给朱爱军，居委会调解员及见证人均证实房屋是出售给朱爱军的。一审法院不应听信效力极差的证人证言，且这些证人本身对上诉人就有意见。一审法院不应以与朱爱军�在矛盾后所作的具有价值取向的谈话笔录的内容来认定房屋所有权。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其不应依职权或依申请而向与朱爱军有矛盾的相关人员所做的谈话笔录来推翻效力极高的书面证据上记载的事实，更不应以刚刚丧母后在朱爱军醉酒后因重大误解而同朱爱宝签署的《约定》来推翻房屋是朱爱军购买的事实，更何况《约定》处理的是父母遗产，而争议房屋相关资料均证明争议房屋不属于父母遗产，书证均证明争议房屋是朱爱军个人财产。一审法院理应将该《约定》因重大误解而做撤销该约定处理。至于该房屋一直由朱爱宝居住，是因朱爱军太孝顺而听从父亲的话，借给朱爱宝居住而形成。对于所谓的生效判决的认定问题，在确认协议效力的案件中，二审法院明确并未理涉房屋所有权的问题，只是对董小红要求确认《约定》部分无效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朱爱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爱军、董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位于城郊社区居委会南隔壁原刘桂英的房屋二间(面积35.75平方米)归原审原告所有，并非父母遗产；2、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对原审原、被告争议的涉案房屋形成的事实及双方发生争议的事实认定。
1972年5月，刘桂英夫妇（即原审被告朱爱宝二妈、原审被告朱爱宝父亲与刘桂英丈夫系同胞兄弟关系）在原淮安县城郊乡河北大街217号建有坐西朝东房屋二间。1983年12月，原淮安县城郊乡人民政府颁发宅基地使用证，刘桂英为登记户主、成员有其丈夫朱玉清、女儿朱成英和朱成兄。
2008年6月11日，原审原告朱爱军作为甲方，刘桂英作为乙方，双�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刘桂英将坐落在河北大街217号坐西朝东房屋二间及院落以40000元价格转让给原审原告朱爱军，同时双方还对款项的兑付及产权过户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朱爱军、乙方刘桂英（朱秀英代）签名，并由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及陈学如、董某签名见证。协议书签订的当日，朱成英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收到朱爱军叁万玖仟元正（整）。朱成英2008．6．11”。同月16日，朱成英在同一张收条上又写下：“收到朱爱军壹仟元正（整）”。朱秀英、朱成英均系刘桂英女儿。
2015年4月21日，原审原告朱爱军、原审被告朱爱宝及朱爱国兄弟三人签订了《约定》一份，内容为：“鉴于父母去世，关于其名下遗产产权经兄弟姐妹一起协商通过以下条款：1、朱爱宝拿沿街二妈家二间和门面一间房屋；2、朱爱国拿面东三间房屋�但老二房屋如出租请从侧面后门进出；3、朱爱军拿主屋面南三间（现已翻盖）；4、剩余沿街壹间门面过道和厨房拆迁前归朱爱军使用（其中含院心面积），拆迁后归兄弟三人共有，有一坏棚归老三维修使用，但产权归兄弟三人所有，以上条款如同意以签名后生效：所有产权手续现已丢失，以本协议为证。立约人：朱爱宝、朱爱军、朱爱国。证明人：朱爱芳、朱爱芹、朱爱兄（证明人系原审被告同胞姐妹）。2015年4月21日”。
2015年5月12日，原审原告董小红以朱爱宝、朱爱军、朱爱国三人为被告，要求确认三人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关于遗产继承的《约定》第1条无效。2015年7月27日，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淮法民初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董小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后，原审原告董小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11月23日�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在一审法院重审期间，一审法院找涉案相关人员刘桂英、朱秀英、朱爱芳、朱爱兄、朱爱芹了解情况，其均陈述涉案房屋系原审被告父母所购买。2016年7月14日，一审法院经重审后，认定涉案争议的房屋为朱爱宝、朱爱军、朱爱国三人父母的遗产，遂作出（2016）苏0803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董小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重审判决后，原审原告董小红仍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12月6日，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遂作出（2016）苏080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对涉案的其他相关事实的认定。
⑴．对原、原审被告之间的关系认定。原审原告朱爱军与原审原告董小红系夫妻关系。原审原告朱爱军与原审被告朱爱宝系同胞兄弟。原审原告朱爱军与原审被告朱爱宝共有兄妹六人即：朱爱芳、朱爱芹、朱爱宝（本案原审被告）、朱爱兄（女）、朱爱国、朱爱军（本案原审原告）。
⑵．对原、原审被告争议的涉案房屋居住事实的认定。涉案房屋至今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或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上述《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争议的涉案房屋先由原审被告姐姐居住，后因原审被告朱爱宝房屋拆迁，由原审被告朱爱宝居住使用至今。2013年12月，原审被告朱爱宝将涉案房屋用电户名由原朱玉清更改为原审被告朱爱宝。2014年11月，原审被告朱爱宝将涉案房屋用水户名由原朱玉清更改为原审被告朱爱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审原、被告争议的是涉案房屋二间(面积35.75平方米)的所有权归原审原告所有，还是属于原审被告的父母遗产问题。
原审原告主张涉案房屋二间(面积35.75平方米)的所有权归自己所有，而非原审被告父母的遗产。从原审原、被告所举证的证据及一审法院收集的证据分析：首先，原审原告虽举证了以原审原告朱爱军名义与刘桂英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及以原审原告朱爱军名义付款的收条等证据，但一审法院在审理原审原告董小红诉讼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时，与卖房人刘桂英及房屋转让协议书卖方刘桂英女儿朱秀英所作的谈话笔录，以及原审原告朱爱军的姐姐朱爱芳、朱爱兄和朱爱芹三人所作的谈话笔录，其均陈述涉案房屋是刘桂英出卖给原审被告父母的。其次，2015年4月21日，原审原告朱爱军在与原审被告等兄弟签订对父母遗产分割《约定》时，原审原告朱爱军和原审被告的其他姐妹也均在现场，该《约定》中“朱爱宝（本案原审被告）拿沿街二妈家二间”即为本案争议的涉案房屋，原审原告朱爱军作为完全民事行�能力人，《约定》应当是经过当事人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若涉案房屋是原审原告朱爱军所购买，将其所购的房屋作为父母遗产进行分割，原审原告朱爱军当时就应当提出异议，而原审原告朱爱军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涉案争议房屋为原审被告父母所购买。再次，从涉案房屋购买后的居住使用情况来看，先是由原审被告姐姐居住，后由原审被告居住使用至今，且原审被告在居住期间已办理了水电户头变更登记。如原审被告仅是借住没有必要办理水电户头变更。最后，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6）苏0803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已经认定涉案房屋为原审被告父母的遗产。且该判决在原审原告董小红不服上诉后，已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并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原审原告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原审原告，其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所�，原审原告要求确认位于城郊社区居委会南隔壁原刘桂英的房屋二间(面积35.75平方米)归原审原告所有，非父母遗产的诉讼请求，因原审原告的该主张，与一审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涉案房屋为原审被告父母的遗产相悖，故对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审原告朱爱军、董小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原审原告已预交1050元），由原审原告朱爱军、董小红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本院依职权向安市淮安区淮城镇城郊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张洪中调查，张洪中陈述：朱爱军建房时占用朱爱军二妈家后妈后院约四、五平方米的土地，发生矛盾，后经张洪中多次协调，朱爱军二妈将房屋以4万元卖给朱爱军，朱爱军付了4万元。
上诉人朱爱军、董小红对�院向张洪中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张洪中是当时签协议时的在场人员，张洪中的陈述真实反映当时房屋买卖的情况，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被上诉人朱爱宝对本院向张洪中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张洪中陈述的不是事实，当时调解是由陈学如牵头，朱爱宝大姐朱爱芳与刘桂英协商，当时房屋转让协议签字时，张洪中不在场，公章也是后盖的，当时付钱时张洪中也不在场；签协议时，朱爱宝不在场，朱爱宝二弟妹徐秀娟在场，在徐秀娟家签的协议，朱爱军当时因为正在建房没有钱买房子，而且刘桂英也不会将房子卖给朱爱军，因为朱爱军骂刘桂英的大女儿朱秀英太厉害了；当时房屋买卖的商谈和协议的签订，张洪中均未参与，只是后来因为这个协议需要加盖居委会的公章，才由作为城郊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张洪中进行盖章签字；张洪中2015年元月18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协议的见证人仅仅是陈学如和董某，该证明中所陈述的购房款的支付，与实际支付是不符合的，这个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张洪中所陈述的内容与房屋出卖方所做的陈述明显不符。
本院对张洪中调查笔录的认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转让协议载明的买房人为朱爱军，且购房款的收条亦注明是收到朱爱军的款项，协议与收条是书面证据，证明效力高；卖房人刘桂英及刘桂英女儿朱秀英的陈述，以及朱爱芳、朱爱兄、朱爱芹的陈述均是言辞证据，证明效力低，且朱爱军与刘桂英家曾经发生矛盾，上述言辞证据并不足以否定房屋转让协议以及收条的证明效力，而作为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朱爱军与刘桂英纠纷协调人以及在涉案房屋转让协议上签名的张洪中又作了相反的陈述。朱爱军提供了房屋转让协议、收条以及宅基地使用证、宅基地登记表等证据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购买人，而朱爱宝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购房款是由其父母支付。至于涉案房屋先后由朱爱芳、朱爱宝居住，无论是朱爱军购买，还是朱爱军父母购买，均是非购买人居住涉案房屋，而父母将房屋给子女居住符合情理，弟弟在自己已有住房的情况下将房屋借给姐姐、哥哥居住也符合情理，因此，涉案房屋实际由谁居住，在本案中对于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的证明力不大。至于朱爱宝将涉案房屋水电户头变更为朱爱宝的名字，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该事实对于本案中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的证明力亦不大。本院（2016）苏08民终第27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系董小红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董小红在一审中并未提起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之诉，故对涉案房屋是朱爱宝、朱爱国、朱爱军父母遗产还是董小红与朱爱军夫妻共同财产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理涉。”因此，在本院二审（2016）苏08民终第2748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未确认一审法院（2016）苏0803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涉案房屋是朱爱宝父母遗产的内容。2015年4月21日涉案遗产分割《约定》签订后，董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董小红在该案中请求确认该《约定》第一条无效，并称《约定》签订时因朱爱军母亲刚去世及朱爱军中午喝酒，朱爱军在未查看《约定》内容情况下在《约定》上签名，将董小红与朱爱军自己购买的房屋也当作朱爱军父母遗产进行分割。在该案审理中朱爱军也表示认同董小红的陈述及诉请。因此，朱爱军在该《约定》上签名的行为，不仅存在认可涉案房屋是朱爱军父母购买的可能，也存在重大误解或进行处分的可能。综上，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案房屋是朱爱军购买，而非朱爱军父母购买。由于朱爱军在涉案遗产分割《约定》上签名，而该《约定》第一条载明“朱爱宝拿沿街二妈两间和门面一间房屋”，董小红起诉请求确认该条约定无效，已被本院（2016）08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以该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为由不予支持，而该判决已经生效，因此，对于上诉人朱爱军、董小红关于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是朱爱军、董小红所有，不是朱爱军父母遗产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涉案房屋是朱爱军购买，而非朱爱军父母购买。但是由于本院（2016）08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因此，对于上诉人朱爱军、董小红关于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是朱爱军、董小红所有，不是朱爱军父母遗产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无法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朱爱军、董小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华 林
审判员 李前兵
审判员 邹艳萍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孙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