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8民终6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泳富，男，195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代理人：李勇鸿，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大波，广西金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信威绿色家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海头镇百蓬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红卫，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泳富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信威绿色家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5）湛霞法民三初字第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建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杜友裕、李建明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梁玉靖担任记录。上诉人覃泳富的委托代理人李勇鸿和被上诉人信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红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泳富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9年下半年，信威公司欲出让其持有的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的90%的股权，需覃泳富介绍买家并从中居间协调。信威公司承诺，如股权能以较高价格出让，将给覃泳富1000万元的报酬。经覃泳富百般努力，信威公司于2009年10月14日与广西泰富林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事成后，信威公司于2010年1月3日向覃泳富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在收到股权转让款4500万元后一周内支付1000万元给覃泳富作为该次股权转让的中介费。2010年8月26日，覃泳富、信威公司签订一份《备忘录》，替代原来的《承诺书》，《备忘录》将佣金总额由1000万元调整为600万元，并明确支付的具体时间，即2010年9月30日前支付350万元，2011年农历春节前支付100万元，2011年5月1日前支付100万元，2011年6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备忘录》签订后，信威公司于2010年9月28日向覃泳富支付了350万元，2011年1月支付25万元，2011年3月至2012年1月间支付35万元。至此，信威公司已向覃泳富支付了410万元，尚有190万元未支付。2012年3月20日，信威公司与覃泳富就190万元的佣金支付问题签订了一份《付款协议书》，信威公司同意自2012年5月起，每月30日前支付25万元，直至190万元支付完毕。按《付款协议书》的付款进度，信威公司应在2012年12月底前付清全部佣金。2012年5月29日，覃泳富向信威公司发出一份函件，要求信威公司如不能按时付款，则向覃泳富支付欠款额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并要求信威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及时回复，如不回复视为认可。但从《付款协议书》签订及覃泳富发函至今，信威公司分文未付，也未回复覃泳富的函件。覃泳富多次通过电话和短信等方式不断与信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文总经理和詹副总经理沟通、交涉，要求信威公司尽快付款，但信威公司以种种理由拖延。覃泳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信威公司支付覃泳富佣金190万元；2、信威公司支付覃泳富违约金1216000元（按年利率24%计，从2013年1月1日暂计至2015年8月31日）；3、本案诉讼费由信威公司承担。
信威公司辩称：一、覃泳富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予以驳回。1、覃泳富提起诉讼的时间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覃泳富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法律文件《付款协议》约定：信威公司共计欠付覃泳富佣金190万元整，自2015年5月起，每月30日前支付25万元，直至前述款项支付完毕。根据该协议，信威公司付款截止的最后期限为2012年12月30日，即覃泳富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覃泳富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覃泳富于2012年5月29日的函件依法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即使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本案同样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覃泳富提供其2012年5月29日作出的函件，但没有提供该函件的送达证明，无法确认该函件有效送达信威公司，故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退一步来讲，即使覃泳富能证明该函件已有效送达信威公司，基于该函件被寄出的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距覃泳富提起诉讼的时间达三年之久，同样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3、覃泳富提供的往来短信等相关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更不能据此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其一，覃泳富提供短信收件人的名称为詹总，没有具体姓名，不具有确定性与唯一性，无法认定收取短信人的真实身份；其二，信威公司从未向覃泳富书面指定联系人，覃泳富亦不能提交詹总取得信威公司书面授权的任何资料，詹总不能代表信威公司；其三，覃泳富、信威公司所签署的法律文件中，没有同意采用短信互通信息的约定，更没有指定联系人手机号码；其四，覃泳富提供的短信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无法判别，该数据内容存在剪裁、拼凑伪造、篡改的可能性，覃泳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计算机系统在数据生成、存储等处理时处于正常状态的电子证据，即覃泳富不能证明电子证据自形成之时起，其内容保持完整、未遭到非必要的添加或删除。因此，覃泳富提供的短信证据非合法有效证据，依法不予采信。二、即使覃泳富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也应当驳回覃泳富的诉讼请求。1、覃泳富未充分履行居间人应尽义务。覃泳富作为居间人，除了介绍信威公司与相对方认识之外，从未向信威公司告知交易相对方的任何信息，从未参与交易双方之间的协商，更从未实施任何促成合同签订之行为，信威公司为此付出巨大精力与承受了经济损失。同时，信威公司已经支付了高达410万元的巨额中介费，覃泳富至今仍未提供相应的正式发票及拒绝缴纳相应的的税款。故覃泳富自身履约行为存在重大瑕疵，信威公司可以据此减少价款或报酬；2、覃泳富、信威公司间出具或签订的《承诺函》、《备忘录》及《付款协议收》等法律文件严重违背民法公平与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3、覃泳富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主张违约金之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与法定理由。其一，覃泳富没有提供前述函件的送达证明，无法认定信威公司已经收悉该份函件，信威公司没有签收，怎能回复？其二，即使信威公司收到覃泳富发出的函件，该函件也应当属于一份新的要约，覃泳富、信威公司从未书面达成若不及时回复对方的函件则视为同意发出方意见的约定。因此，信威公司没有如期回复并作出承诺，覃泳富单方面提出违约金条款自然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三，合同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对方的同意。本案中，信威公司从未口头或书面同意，覃泳富怎能代表信威公司同意增加覃泳富希望变更的条款呢？综上所述，恳请法院驳回覃泳富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覃泳富居间介绍，2009年10月14日，信威公司与广西泰富林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信威公司将其合法持有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广西泰富林业有限公司，转让总价款为4500万元。该合同履行后，信威公司于2010年1月3日向覃泳富出具一份《承诺函》，《承诺函》内容：“覃泳富先生，鉴于你在我司出让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给广西泰富林业有限公司的交易中的中介作用，经事先约定，我司同意在收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500万元后一周内，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给你，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中介费用，中介费用开具发票税费由你承担。特此承诺。湛江信威工艺品有限公司。2010年1月3日。”
2010年8月26日，覃泳富、信威公司签订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主要内容：甲方承诺分期支付人民币600万元给乙方，以取代甲方于2010年1月3日给予乙方的《承诺函》关于支付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介费1000万元的约定；并明确向乙方支付的具体时间，即2010年9月30日前支付350万元，2011年农历春节前支付100万元，2011年5月1日前支付100万元，2011年6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本《备忘录》经双方确认签字后即生效，信威公司于2010年1月3日给予覃泳富的《承诺函》随之失效。覃泳富作为乙方，信威公司代表詹建宙作为甲方代表签字并加盖信威公司公章。《备忘录》签订后，信威公司于2010年9月28日向覃泳富支付了350万元，于2011年1月向覃泳富支付25万元，于2011年3月至2012年1月间向覃泳富支付35万元。至此，信威公司已向覃泳富支付了410万元，尚有190万元未支付。
2012年3月20日，信威公司与覃泳富就190万元的佣金支付问题签订了一份《付款协议书》，《付款协议书》主要内容：经双方协商，同意就甲方应付给乙方的广西长林木业有限公司股权出让佣金余额190万元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同意自2012年5月起，每月30日前支付25万元给予乙方，直至190万元的佣金支付完毕。覃泳富作为乙方签字并按手印，信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作为甲方签字并加盖公章。
根据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的付款进度，信威公司应在2012年12月30前付清全部佣金。但从《付款协议书》签订至今，信威公司分文未付，覃泳富遂于2015年9月25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处理。
另查明：覃泳富提供其于2012年5月29日向信威公司发出的一份函件，函件主要内容：根据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的约定，信威公司应自2012年5月起每月30日前向覃泳富支付25万元佣金直至佣金支付完毕，但时至今日仍未见信威公司付款和任何说明，鉴此覃泳富提出以下意见：一、请按协议及时给覃泳富付款；二、如不能按时付款，自2012年5月1日起依照行业法规允许的前提，向覃泳富支付欠款额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三、要求信威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及时回复，如不回复视为认可。覃泳富还提供其与詹总（电话139××××8513）于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7月28日间的往来短信内容。覃泳富据此证明其一直向信威公司追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于居间合同纠纷。信威公司与覃泳富签订的《备忘录》、《付款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信威公司对本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该法第140条还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根据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约定，信威公司尚欠覃泳富佣金190万元，应在2012年12月30前付清全部佣金。故覃泳富应在2012年12月31日起2年内即2014年12月31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覃泳富提供其于2012年5月29日向信威公司发出催款函件及于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与“詹总”短信往来进行催款主张覃泳富一直向信威公司催款，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2012年5月29日的催款函件，一、覃泳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催款函件已经送达信威公司；二、即使该函件已经送达信威公司，至覃泳富起诉之日，亦已超过2年。关于覃泳富与“詹总”往来短信进行催款，一、短信显示的收件人“詹总”，没有具体姓名，无法确认“詹总”的真实身份；二、信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付款协议书》的签订人均系赵文，覃泳富未能提供信威公司授权“詹总”处理本案相关事宜的证据。故覃泳富通过短信向“詹总”进行催款不能视为覃泳富向信威公司进行催款。综上，覃泳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覃泳富在2012年12月31日起2年内针对本案欠款向信威公司进行过催要，期间本案又未发生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其他法定事由，故信威公司主张覃泳富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依法应驳回覃泳富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覃泳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728元，由覃泳富负担。
覃泳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付款协议书》没有明确规定被上诉人付清全部佣金的具体日期，一审法院不宜以推算的方式认定付清款项的期限为2012年12月30日，从而认定诉讼时效从2012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从签订《承诺书》到《备忘录》再到《付款协议书》可以得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佣金的支付经过多次磋商，上诉人从未放弃过追讨。《付款协议书》的那句“直到190万元佣金支付完毕”，说明双方对于何时才能真正付清佣金并无明确日期，因此上诉人可以随时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上诉人从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7月28日与詹建宙、赵文的短信往来足以形成诉讼时效中断，理由如下：1、《股权转让合同》、《备忘录》等法律文书均是詹建宙代表被上诉人签字，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佣金的支付事宜进行磋商时，也均是由詹建宙出面。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詹建宙得到公司的授权代表公司，况且上诉人在向詹建宙短信追讨的同时也联系了赵文，向其要求支付佣金；2、詹建宙目前仍然是被上诉人的监事，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作出虚假陈述，狡辩詹建宙早已经离开公司，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综上，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实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不按照约定给付佣金的情况下及时向其提出了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上诉人覃泳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信威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违背起码的诚信，提交的上诉状恣意否定与篡改其一审提交的起诉状及其证据陈述的事实，自我矛盾。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称：《付款协议书》的那句“直到190万元佣金支付完毕”，说明双方对于何时才能真正付清佣金并无明确日期，因此上诉人可以随时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但上诉人在其一审提交的民事诉讼状中称：按《付款协议书》规定的付款进度，被告（即被上诉人）应于2012年12月底之前付清全部佣金。上诉人在其一审提交的证据10（即关于违约金的说明）称：根据《付款协议书》的规定，被告（即被上诉人）应于2012年5月起每月支付25万元，直至190万元支付完毕。按此计算，被告应于2012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如上所述，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支付佣金的最后期限为2012年12月31日，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后，上诉人为其一己之私，从延续诉讼时效角度考量，公然否认一审确认的事实，视一审诉讼为儿戏。同时，上诉人在其上诉中的陈述亦与《付款协议书》真实的表达意思相违背，纯属曲解《付款协议书》的本意。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上诉人自我矛盾的陈述，显然，上诉人上诉的第一个事实与理由完全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于法无据。二、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任何情形。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7即2012年5月29日的函件，没有提交相应的妥投证明，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2、退一步来讲，即便2012年5月29日的函件不存任何瑕疵，距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达三年之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样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至为关键的短信往来证据资料，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至今均不能提交原件供双方当事人质证，故该部分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当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4、更何况，上诉人不能提交短信中提及的詹总真实身份证明及被上诉人对詹总出具的委托授权书，即使上诉人能提交短信证据的原件，根据举证规则的规定，也不可能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依法不能采信。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覃泳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通讯缴费收据，证明手机号码139××××8513、139××××2579分别是詹建宙、赵文的；
2、企业信息公示查询单和广东信威绿色家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监事任职书，证明詹建宙是公司监事；
3、公证书，证明短信来往内容真实存在及覃泳富主张过债权；
4、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明被上诉人是由湛江信威工艺品有限公司变更而来。
被上诉人信威公司对上诉人覃泳富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内容在上诉人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已经客观存在，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上诉人在一审中怠于提交，却于二审时提交，显然严重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3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故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该证据系上诉人通过私自缴纳话费方式取得，取证程序违法。退一步来讲，基于手机号码归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可变性，故该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缴纳话费时手机号码的归属，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该手机号码发送与接收短信时，手机号码仍属于赵文及詹建宙所有。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不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供双方质证。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上诉人能提供原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欲证明的内容，因詹建宙早已从被上诉人处离职，只是相关网上资料未能及时更新，本案应当亦必须以客观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基础。该证据不能证明在上诉人与139××××2579收发短信时，詹建宙担任监事的客观事实，故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的提交违背起码的生活常理。若上诉人的手机中至今仍保存其与詹建宙往来的短信记录，为何其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该手机原物，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二审庭中，上诉人也未提交该手机原物供双方质证，而是“曲线救国”，将该手机提交公证处公证，以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来证明手机中保存的相关信息。很明显，公证行为本身需耗费一定的财务成本与时间成本，取证程序手续繁杂，且不能起到代替原物本身的法律效果，更何况，一审中，被上诉人包括原审合议庭多次强烈要求上诉人提交该手机原物供双方质证，但上诉人拒绝在二审庭审中出示该手机，而是提供所谓的公证书，上诉人的该做法显然违背常理、常识与常情，同时违反《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之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故对于上诉人这一反常的做法，被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合理怀疑，即上诉人存在伪造手机短信记录的嫌疑。公证书签名处仅有一名公证员签字，有违公证程序规则。该证据附随的保全录像存在严重瑕疵：其一、录像中全程没有声音，显然经过技术处理，非原始录像记录，存在伪造的可能性；其二、作为至关重要的证据即手机，在录像中多次游离在录像镜头之外，存在掉换的合理怀疑，同时不符合保全证据的程序规则；其三、具体经办人员没有出示公证员证件，取证程序违法；其四、从录像中可以明显看出，手机本身并没有短信记录，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所谓技术手段而在电脑中形成的短信记录，不排除上诉人通过高科技手段合成或伪造而成的可能性；其五、往来短信的内容真实性与完整性无法判别，该数据内容存在剪裁、拼凑伪造、篡改的可能性；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计算机系统在数据生成、存储等处理时处于正常状态的电子证据，即上诉人不能证明电子证据自形成之时起，其内容保持完整、未遭到非必要的添加或删除。短信收件人的名称为詹总，没有具体姓名，不具有确定性与唯一性，无法认定收取短信人的真实身份。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书面指定联系人，上诉人不能提交詹总取得被上诉人书面授权的任何证据资料，詹总不能亦无法代表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中，没有同意采用短信互通信息的约定，更没有指定联系人及联系人手机号码。即使该公证书形式要件不存在瑕疵，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欲证明的内容。从上诉人发出的短信内容可以得出，上诉人催款的对象与主体为赵总即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詹总仅仅作为一种媒介，上诉人希望詹总能为其向赵总传递相应信息，并没有向詹总催款，更不是向被上诉人催款，故即使该公证书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因为詹总不能等同于赵总，何况，上诉人没有提交詹总将上诉人发出的短信再转发至赵总的证据，上诉人不能提交赵总知道或应当知道前述短信内容的证据资料，即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明知赵文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赵文为《付款协议书》的签约代表，及赵文的手机号码，但上诉人没有直接向赵文的手机号码发出催款短信，而是向非授权人即所谓的詹总互通短信，上诉人的这一做法有违常理。对于证据4，该证据是上诉人二审开庭当天即2016年6月27日上午才从工商行政管理局打印而成，而后于庭审时提交。上诉人完全无视举证规则的存在，提交证据的任意性与随意性，令人瞠目结舌，故请合议庭依法严守举证规则的规定，对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信威公司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居间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覃泳富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覃泳富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信威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覃泳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信威公司与覃泳富签订的《备忘录》、《付款协议书》，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依据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约定，信威公司同意自2012年5月起，每月30日前支付25万元给覃泳富，直至190万元佣金支付完毕。按照该约定，信威公司应在2012年12月30日前付清全部佣金。对此，覃泳富在起诉状中亦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对信威公司尚欠覃泳富佣金19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信威公司抗辩称覃泳富提起本案的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该法第一百四十条又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依据上述《付款协议书》的约定，信威公司尚欠覃泳富的佣金190万元应在2012年12月30前付清完毕。因此，若信威公司不依约付款，覃泳富应在2012年12月31日起二年内即2014年12月31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覃泳富于2015年9月25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至于覃泳富提供其于2012年5月29日向信威公司发出的催款函件及自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其与“詹总”的来往短信主张其一直向信威公司催款，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覃泳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催款函件已经送达信威公司，即使该函件已送达信威公司，至覃泳富起诉之日，亦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信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付款协议书》的签订人均系赵文，但覃泳富并没有直接向赵文催讨欠款，而是通过其与“詹总”的短信联系进行催款。“詹总”不是信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没有证据证明信威公司授权给“詹总”处理本案债务事宜，更没有证据证明“詹总”已将覃泳富通过短信催款的事告知给赵文，因此，覃泳富通过短信向“詹总”进行催款不能视为覃泳富向信威公司进行催款，其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信威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覃泳富上诉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据不足，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覃泳富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728元，由覃泳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建业
审判员 李建明
审判员 杜友裕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梁玉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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