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终字第6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利，女，汉族，1974年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富顺县，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代理人白芝成，四川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东文，男，汉族，1974年出生，住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系平乡县凤鸣童车厂业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世义，男，汉族，1972年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系原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业主。
原审被告胡长安，男，汉族，1952年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原审被告曹小慈，女，汉族，1948年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上诉人刘安利因与被上诉姚东文、胡世义、原审被告胡长安、曹小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3）金牛民初字第1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安利委托代理人白芝成，被上诉人胡世义，原审被告胡长安，原审被告曹小慈委托代理人胡长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姚东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胡世义系原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以下简称童车行）在工商局登记的经营者，童车行于2004年成立，2012年9月注销。童车行存续期间，胡世义与刘安利系夫妻关系。童车行在工商登记的营业场所为成都市荷花池市场十四区A区2排9号-10号，9号摊位登记的使用权人是刘安利，10号摊位登记的使用权人是胡世义，刘安利系童车行实际共同经营者。胡长安、曹小慈系胡世义的父母。以胡世义为户主登记的全户人员为5人，为户主胡世义、妻刘安利、子胡凯、女胡潇、二女胡梦。
2012年10月17日，姚东文与胡世义对帐确认因经销姚东文提供的童车，胡世义欠款为72758元。原审庭审中胡世义称其于2011年12月15日向姚东文退货600元，2013年3月27日向姚东文退货37724元，2013年3月29日托运退货5560元，并出示了退货对应的托运单据，但托运单上无姚东文签收，原审庭审中胡世义表示希望扣除上述所有退货的货款，姚东文当庭称仅收到2013年3月27日退货37724元，其他退货没有收到。
原审另查明，胡世义、曹小慈、胡长安为证明童车行系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四人共同经营，出示了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湖北省孝感市朋兴乡长风村民委员会、成都市荷花池个体私营经济协会、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第十四交易区市场管理科、成都市工商联孝感商会等机构及唐宗平、楚志华、郑小桥等邻居的证明，内容为胡世义的母亲曹小慈、父亲胡长安参与了童车行的经营，童车行的经营模式系家庭合伙共同经营。姚东文在原审中当庭质证称不清楚童车行是否为家庭共同经营，只知道当时是与童车行交易，并称如确属共同经营，则要求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安利在原审中当庭质证称对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童车行实际并不是家庭共同经营，对其余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则均持有异议。
原审又查明，2011年8月15日，胡世义与刘安利达成了《离婚协议书》，协议载明双方一致同意给胡世义父母劳务工资费1200000元，此款是胡世义父母参与经营20多年的工资及养老金。胡世义、曹小慈、胡长安认为由此证明曹小慈、胡长安参与了童车行经营，姚东文在原审中当庭质证称不清楚其真实性，刘安利否认其与胡世义、胡长安、曹小慈系共同经营关系。2013年3月8日，胡世义与刘安利经本院调解离婚。
姚东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偿还货款72758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第十四交易区摊位使用权证书》、童车行工商登记档案、《（2011）成民终字第1992号民事判决书》、《对帐单》、《收条》、《返货清单》、《托运单》、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湖北省孝感市朋兴乡长风村民委员会、成都市荷花池个体私营经济协会、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第十四交易区市场管理科、成都市工商联孝感商会等机构及唐宗平、楚志华、郑小桥出具的证明、《离婚协议书》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童车行差欠姚东文货款数额，二是胡长安、曹小慈是否应当对货款承担支付责任。第一、关于货款金额问题。胡世义与姚东文于2012年10月17日对账确认胡世义差欠货款72758元，胡世义另称于2011年12月15日向姚东文退货600元，2013年3月27日向姚东文退货37724元，2013年3月29日托运退货5560元，原审法院认为，因胡世义与姚东文于2012年10月17日对帐，应视为对2012年10月17日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已经结清，而胡世义出示的2011年12月15日的600元退货单据上时间在对账之前，而且又无姚东文签收，故原审法院对胡世义要求扣除600元退货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2013年3月29日的退货属于胡世义单方意思表示，未取得姚东文的同意，而且姚东文实际并未签收该批货物，因此该笔货款不应从货款总额中扣除。胡世义出示的2013年3月27日退货37724元单据，姚东文予以认可，该笔货款应从货款总额中扣除。综上，胡世义应当就货款余额35034元承担支付责任。至于刘安利辩称的不排除胡世义为多分财产而虚构债务，因刘安利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胡世交系童车行登记经营业主，其在经营中就童车行对外所负债务进行确认，对实际共同经营人刘安利具有约束力，刘安利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第二、关于胡长安、曹小慈是否应当对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胡长安、曹小慈二人虽系胡世义父母，但胡长安、曹小慈二人与胡世义并未登记在同一户口，难以认定童车行为胡世义、刘安利、曹小慈、胡长安等四人家庭共同经营。其次，虽然胡世义、曹小慈、胡长安提供了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等机构出具的证明，但是对于是否是家庭共同经营，应当以是否实际存在共同经营行为来进行认定，原审法院不能仅依据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认定胡长安、曹小慈参与了经营。综上，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童车行属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四人家庭经营，由于姚东文仅主张共同经营者才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无胡长安、曹小慈共同参与经营的事实依据，故胡长安、曹小慈在本案中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胡世义、刘安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姚东文支付货款35034元；二、驳回姚东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9元，减半收取809.5元，由胡世义、刘安利负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刘安利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姚东文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姚东文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是胡世义与在其与刘安利离婚纠纷案件、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多分财产，与姚东文串通，进行虚假诉讼，通过法院判决达到“伙同分赃”的目的。1、姚东文开办的平乡县凤鸣童车厂设立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而姚东文主张其与胡世义开办的童车行进行交易的期间为2011年至2012年6月28日，明显与基本事实不符。如此巨额、长时间的交易，一个尚未设立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要与个体工商户业主胡世义进行交易不合常理。姚东文应提交能够证明其销售给童车行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货物来源等事实的证据。2、姚东文应提交购销合同、货物清单、运输单、收货单、支付货款收条以及货款银行转收记录等证明交易的真实性，而案涉的对帐确认单系孤证，不应采信。3、姚东文既已承认刘安利系童车行的实际经营人，且对刘安利与胡世义离婚知情，故假如对帐确认单所载债权真实，则理应要求刘安利共同签认该对帐单。4、在刘安利与胡世义离婚诉讼中，法院对童车行的存货进行盘点，并由胡世义负保管责任，规定未取得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处理库房中的货物。胡世义所谓的退货，并未告知刘安利，刘安利不认可。
被上诉人胡世义答辩称，胡世义和刘安利离婚时间是2012年，胡世义和刘安利在与姚东文做生意时夫妻关系存在。童车行库存清单上有姚东文的货物，证明胡世义与姚东文交易真实存在。刘安利清楚退货事宜。
被上诉人姚东文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胡长安、曹小慈共同答辩称，刘安利清楚案涉交易的情况。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中，胡世义为证明其与姚东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提交了一份童车行库房货物清单，其中载明有平乡县凤鸣童车厂的货物，该货物清单中有胡世义与刘安利的签字。
刘安利质证，对货物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胡长安、曹小慈对货物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因当事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认证结果，二审另查明：童车行库房货物清单中载明有平乡县凤鸣童车厂的货物，该货物清单中有胡世义与刘安利的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世义、刘安利是否应向姚东文支付货款。1、本案中虽然姚东文与胡世义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胡世义与姚东文签订有对帐确认单。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由此可见，只要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签订某类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本着意思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应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因此，应该认定本案中的姚东文与胡世义存在合同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胡世义与刘安利签字确认的童车行库房货物清单中也载明有姚东文为业主的平乡县凤鸣童车厂的货物，印证胡世义与姚东文存在合同关系。3、胡世义与姚东文就其交易形成对帐确认单，该对帐确认单中明确载明有货物的品名、金额及付款情况等内容，这是双方对交易信息进行的核对，并对交易信息的一种确认。4、刘安利虽主张胡世义与姚东文虚构债务，但其对此并未提出相反证据加以证明。5、刘安利与胡世义在离婚诉讼中对于童车行盘点库存货物的约定系内部约定，相对姚东文无约束力。因此，根据胡世义与姚东文签字的对帐确认单，扣除对帐后双方确认的退货金额，胡世义应向姚东文支付货款3503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刘安利作为童车行的实际经营者，其应当与胡世义共同承担责任。综合以上认定，胡世义、刘安利应向姚东文支付货款35034元。因此，刘安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法院确定的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上诉人刘安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 方
审 判 员 尹 英
代理审判员 张菲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李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