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50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5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5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杨某2之配偶），1962年4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某，男，1959年3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女，195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某（杨某3之子），1981年8月9日出生。
原审被告：杨某4，男，195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某（杨某4之配偶），1953年6月23日出生。
原审被告：杨某5，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楚某（杨某5之妻），1972年6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原审被告：杨某6，女，197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审被告：杨某7，女，196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上诉人杨某1、杨某2因与被上诉人杨某3，原审被告杨某4、杨某5、杨某6、杨某7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4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杨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据法定继承原则均等分配杨某8、陈某所遗留房产转化的拆迁安置房屋及拆迁款。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的一居室房屋及495264.40元拆迁款不是陈某个人独自所有的财产，是杨某8和陈某的遗产转化的拆迁利益；涉案遗嘱不具真实性且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所谓的遗嘱不具真实性，遗嘱并非陈某的真实意思；所谓的遗嘱处分了他人的遗产，该处分属于无效。2、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陈某遗产的处理违反法律规定；遗嘱证明人未出庭作证；杨某3非被拆迁人，不是同住人，不应享有相关的拆迁补偿。本案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判决却要求不服判决的要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杨某3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杨某1、杨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杨某4、杨某5、杨某6、杨某7述称，对一审法院判决有意见，但未上诉。
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LNFBYQ-01-117（A2）》的拆迁利益即一套房屋（1号楼2单元303室）和补偿款499264.4元，其中杨某1继承拆迁款99000元及上述房屋的五分之一居住使用权。
杨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杨某1诉讼请求。签订拆迁协议时已进行了分家析产。陈某、杨某4、杨某2分别与拆迁公司签订协议，各自享有拆迁利益，陈某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陈某的遗嘱合法有效。拆迁补偿款属于陈某、杨某3共有。
杨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同意杨某1的诉讼请求。
杨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同意杨某2的意见，诉争拆迁利益是陈某的。
杨某7在一审法院辩称，对拆迁一事并不知情，拆迁时也无人通知我，陈某生前承诺要给我50000元。
杨某5在一审法院辩称，对拆迁一事并不知情，拆迁时也无人通知并与我协商。
杨某6在一审法院辩称，与杨某5意见一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8（于1922年1月19日出生）与陈某（于1924年12月25日出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一女，即长子杨某9（于1943年2月2日出生）、次子杨某4、三子杨某1、四子杨某2、长女杨某3。杨某8和陈某分别于2007年1月13日和2014年11月7日死亡。杨某9育有二女一子，即长女杨某7、长子杨某5、次女杨某6。杨某9于1997年8月19日死亡。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杨某8死亡后陈某未再婚，且杨某8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根据各方所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3号院（以下简称某3号院）内房屋建造情况如下：
某3号院内房屋系祖业产，彼时院内有北房一间半分与杨某8之兄杨某11，北房三间系杨某8之侄杨某10一家居住，西房2间由杨某8与陈某居住使用。后杨某11迁出该院落并于院外盖房，其北房一间半留与杨某8。1986年杨某10因另批有宅基地，故迁出上述院落，并于院外盖房。
1975年杨某1将上述北房一间半翻建为北房两间。
1995年5月，以杨某8名义申请批准，对上述北房两间拆除并在原有地基上翻盖北房2间，此次翻建系由杨某2出资，翻建审批手续由杨某1协助办理。该房屋建成后，由杨某8与陈某居住使用，二人原有的西房2间由杨某4居住使用。杨某8死亡后，陈某继续单独居住上述北房两间。
2014年7月14日，就上述北房两间（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陈某作为被拆迁人（协议乙方）与北京京石科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协议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为LNFBYQ-01-117（AZ））、《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协议编号为LNFBYQ-01-117（XF））、《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编号为LNFBYQ-01-117（BC）），协议约定，被认定补偿房屋建筑面积和土地面积分别为59.13平方米和59.51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常住人口为2人，即户主陈某及其女杨某3。甲方共计支付乙方拆迁补偿总款712758.4元，包括补偿款585650元（该款项包括补偿房屋重置成新价和设备、装修及附属物价格76614元、“选房面积”定向安置政策性补偿费402084元、各种拆迁奖励及补助费106952元）、定向安置周转费60000元、“选房面积”调整增加补偿款67108.4元。被拆迁人选定该项目定向安置房小区1号楼2单元303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50.38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217494元。在扣除乙方应支付的上述购房总价款后，剩余货币补偿由乙方取得。上述协议均由杨某3代陈某签订，协议签订后，诉争房屋被拆除。上述协议涉及的货币补偿均由杨某3取得，安置房已于2017年1月交付使用，目前由杨某3掌控，未取得产权登记。
另查，除诉争房屋之外，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杨某1、杨某2及杨某4陆续在某3号院内该院落东西两侧建造房屋若干间。2010至2011年，就某3号院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杨某1、杨某4、陈某分别作为被拆迁人签订了三份拆迁协议。经询问，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仅就陈某作为被拆迁人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所载的拆迁利益需要法院处理，并对该份协议的效力均予以认可。
杨某3主张陈某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全部遗产留与杨某3所有，并提交2014年3月8日陈某的代书遗嘱及订立遗嘱时的视频一份为证，该遗嘱载有如下内容：“我叫陈某，女，90岁。老头一死，没人管，没钱买煤，儿子不接我。女儿杨某3把我接到女儿家，给我看病，照顾我吃穿，生活起居都是她管。老儿子说：我还不死，气的我当时就躺倒地下，女儿给我送医院，抢救我，给治病花钱，近几次抢救住院都是女儿管的，平日每月吃药的费用都是女儿负担，老头子活着时看病、吃药都是女儿管，我没工作没钱，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费，没有女儿的照顾、护理，养活着，我活不到今天。谁养着我，我的房子和钱、财产就给谁，我女儿养着我，管我吃穿看病，我把房子和钱都给女儿杨某3。我不识字，叫刘某代写，以上是我的心里话。”该遗嘱下方的立遗嘱人签字处由陈某签字，代书人签字处由刘某签字，赠予人签字处由杨某3签字，证明人签字处由李某签字。杨某3同时提交刘某书写的证人证言，以证明该份遗嘱是陈某真实意思表示且订立遗嘱时头脑清醒。
除杨某3之外的其余本案当事人均以陈某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该遗嘱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及效力不予认可。经询问，上述当事人均不申请对遗嘱的真实性、立遗嘱时视频的完整性及陈某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亦未能就此主张提交相关证据。
再查，北京市石景山医院2014年3月3日、2014年9月25日、2014年10月25日《病历记录》均记载陈某“神志清楚、端坐位（平卧位）、查体配合。”
关于赡养一节，各方当事人基本认可如下陈述：2007年至2009年期间陈某一直单独居住在诉争房屋内，由杨某1和杨某2两家轮流照顾，其余子女给付相应赡养费，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陈某因病住院治疗。后陈某陆续在杨某3家及诉争房屋轮换居住。杨某3主张2007至2009年期间杨某3照顾陈某生活，除杨某3之外的其余当事人对此均不予认可。杨某7主张其对陈某尽到赡养义务，且陈某生前表示给付其5万元拆迁补偿款。对此杨某7未能提交相关证据。
本案审理过程中，除杨某3之外的其余各方当事人均主张诉争房屋系杨某8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3主张该房屋系陈某个人财产。杨某2主张因1995年诉争房屋系其出资翻建，故2011年拆迁时陈某答应给付杨某210万元补偿款。经询问，杨某2主张上述10万元系债务，并表示放弃在本案中主张上述款项。
另，杨某3主张其为陈某支付住院费、丧葬费、日常生活开销、购买轮椅、制氧机、血压计等费用共计252823.36元，并提交医疗费用收据、诊断证明书、住院费用清单、殡仪服务费用清单、网络购买记录打印件等为证。其余当事人对其中陈某2010年住院费用、2009年购买血压计费用，2007-2014年医疗保险费用、2009-2014年日常生活开销、购买墓地预留费用及丧葬开销中没有票据的部分均不予认可，并表示上述费用系陈某自行支付或部分费用尚未发生。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将法院认定的费用在遗产中予以扣除。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诉争的北房两间经过1975年、1995年两次翻建，已在物权形态上发生改变，房屋的翻建发生于陈某与杨某8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1995年翻建以杨某8名义审批，同时两次翻建的出资出力人杨某1、杨某2均表示诉争房产系陈某与杨某8的夫妻共同财产，视为对自身权益的处置，对此法院不持异议，认定诉争的北房两间属于陈某与杨某8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3主张诉争房屋系陈某个人财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杨某2在本案中放弃其主张的陈某生前基于杨某2出资翻建一事答应给付的10万元，视为其对自身权益的处置，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二：
一是被继承人杨某8和陈某各自的遗产范围。杨某8死亡后，在分配其遗产时，应当先将夫妻共同财产中陈某所占份额析出，即诉争的北房两间的50％份额应当作为被继承人杨某8的遗产进行分配。因诉争房屋已于2011年拆除，且各方当事人均对此拆迁协议无异议，故杨某8在诉争的北房两间中的一半份额转化成拆迁利益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陈某、杨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9应作为杨某8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杨某9先于杨某8死亡，故杨某9之女即杨某7、杨某5、杨某6应代位继承杨某9应得的遗产份额。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即陈某、杨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各自分得诉争房屋的十二分之一份额，杨某7、杨某5、杨某6三人共同分得十二分之一份额。据此，诉争房屋的十二分之七份额归陈某所有。
关于陈某的遗产范围，除包括诉争的北房两间的十二分之七份额转化成的拆迁利益之外，还应当包括其作为被拆迁人以及拆迁安置对象所享有的相应拆迁利益。
二是陈某2014年代书遗嘱的效力。因该份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有相应视频及病历记录予以证明陈某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及真实意思表示，故对此份遗嘱的真实性及效力，予以确认。杨某1及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5、杨某6主张陈某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视频存在剪辑，但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对此申请鉴定，故对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根据该份遗嘱，陈某的遗产应当由杨某3继承所有。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杨某3应分得的拆迁利益包括其自身作为拆迁安置对象所享有的提前搬迁补偿等直接补偿给房屋在册人口的补偿，亦包括其自杨某8处继承的诉争北房两间的十二分之一份额所转化成的拆迁利益，以及按照遗嘱继承的陈某所享有的拆迁利益。杨某1、杨某4、杨某2各自分得继承的杨某8的遗产即诉争房屋的十二分之一份额所转化成的拆迁利益，杨某5、杨某6、杨某7各自分得继承的杨某8的遗产即诉争房屋的三十六分之一份额所转化成的拆迁利益。
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将杨某3为陈某支付的相关费用在遗产中予以扣除，对此法院不持异议，经核对票据并结合各当事人当庭陈述，法院认定予以扣除的费用为48598.54元（包括医疗费32161.84元、制氧机及轮椅2715元、血压计299元、丧葬开销13422.7元），对上述数额之外的费用，因杨某3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他费用均系其实际支付，且其余当事人亦不认可，故法院认定在遗产中予以扣除的费用数额为48598.54元。
因杨某1、杨某4、杨某2、杨某7、杨某5、杨某6均非诉争的北房两间的实际居住及房屋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及拆迁安置对象，故上述当事人主张征收补偿安置房屋权利之请求，不予支持。
考虑到目前诉争房屋转化的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已经全部由杨某3取得，且杨某3在所取得的拆迁利益中占有较大份额，故法院认定诉争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利益由杨某3所有，并由杨某3在扣除杨某3支付的费用、杨某3在拆迁补偿协议自身享有的利益以及继承陈某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利益之外，给付其余当事人折价补偿款为宜。具体给付数额，综合考虑应得拆迁前房屋的继承份额、征收补偿标准、赡养因素等方面予以酌定。
关于杨某7主张陈某生前承诺给付其拆迁利益补偿款5万元之主张，因其未能举证予以证实，故对此不予采信。
遂于2017年12月29日，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为LNFBYQ-01-117（AZ））、《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协议编号为LNFBYQ-01-117（XF））及《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编号为LNFBYQ-01-117（BC））所载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归杨某3所有；二、杨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基于上述协议所载利益给付杨某1、杨某2、杨某4补偿款各自五万一元；三、杨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基于上述协议所载利益给付杨某5、杨某7、杨某6补偿款各自一万七千元；四、驳回杨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的房屋系被继承人杨某8、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因该房屋拆迁所获得的相应利益，应由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继承。杨某8生前未留遗嘱，故其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原审法院在析分杨某8、陈某夫妻共同财产后，将杨某8的遗产份额在其继承人间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
《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陈某所立代书遗嘱，有刘某、李某在场见证，由刘某代书，注明了年、月、日，刘某、李某和陈某签名，该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杨某1、杨某2称陈某所立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为无效遗嘱，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诉无效情形成立。故一审法院认定陈某所立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按照遗嘱继承，对陈某遗产所作处理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效力的拆迁协议，确定该协议中杨某8、陈某应享有的遗产范围，再按照法律规定对因其遗产获得的拆迁利益所作的分割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的审判程序问题，经本院审查，本案审判程序合法。
综上，杨某1、杨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九百二十七元六角，由杨某1、杨某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懿荣
审判员 刘福春
审判员 张洪伟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