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民终4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留国，男，195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红彬，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柱菊，女,195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红彬，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高快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南路新南站一楼。法定代表人：傅文宝，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瑶函，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姣，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丙云，男，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刻，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留国、上诉人侯柱菊、上诉人云南高快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上诉人余丙云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5）官民三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留国、上诉人侯柱菊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施红彬，上诉人物流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唐瑶函、李梦姣，上诉人余丙云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李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依法扣除了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留国及上诉人侯柱菊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5)官民三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由物流公司和余丙云连带赔偿各项损失788072.01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物流公司和余丙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处理实体严重不公，让受害人承担80%的损失责任，违背法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佣关系中，只要雇员在进行受雇活动中因工遭受伤害，雇主就应给予赔偿，雇主不存在免责事由，雇主对雇员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被害人没有过错的前提下，侵权人或者赔偿义务人雇主承担的是全额责任，当被害人存在过错时，产生的后果是适当减轻侵权人责任或者赔偿义务人雇主的责任。从立法精神来看，一般界定为赔偿义务人雇主方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受害者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不包括一般过错)一方承担次要责任，司法实践中多数认定为雇主承担80%左右，受害方承担20%左右，偏离这个轴线，均属于不公平、不人道的裁判。一审判决雇主方仅承担20%的赔偿责任，让受害人承担80%的责任，其裁判观点跟认定受害人故意肇事或者自杀没有两样，司法审判中实属罕见，查遍全国裁判文书也找不到类似第二份判决，根本不符合《人损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司法精神。2.《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该条规定属于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也就是说，即便两个被上诉人没有过错，毕竟受害人赵某在帮被上诉人提供劳务身亡，基于公平原则，被上诉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或者补充责任，实践中一般在次要责任范围内分担。本案中，被上诉人余丙云本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其赔付责任属于有过错的侵权责任，判决结果又仅承担了一个近似于无过错的补偿责任或者补充责任，将有过错的侵权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公平责任”化等号裁判，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处理实体错误。3.《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劳动者因公伤亡，享受无过错责任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或者社保部门在法定范围内全额赔付；《人损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赔偿义务，只要雇员受损，雇主均应当赔偿。工伤保险待遇和普通的人身伤害赔偿，虽然两者法律关系不同，但立法本意均在合法保护劳动者基本的损害救济权，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关系，不可能颠倒赔付责任，所获得的赔偿偏差不大。以本案一审判决观点比较，假设受害方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获得100%赔偿，而主张普通人身伤害赔偿，仅获得20%的赔偿，这种裁判观点是畸形错误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赔偿上存在“同命不同价”的说法，但法律关系不可能出现“同命不同价”，所以，一审判决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二、事故责任不等同于赔偿责任，事故责任人不必然就是赔偿义务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人损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法律规定非常清楚，比如企业驾驶员拉着老总出差发生单方肇事致老总和驾驶员受伤，从交通事故角度讲是驾驶员的全责，但属于工伤，驾驶员不但不赔老总，反而公司或者社保部门还要赔驾驶员。或者驾驶员因执行工作任务撞伤第三人并负事故同等责任，依法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义务，而不是驾驶员。从上述法律规定及事例可知，事故责任不等同于赔偿责任，事故责任人不必然就是赔偿义务人。交警部门虽然认定赵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本案属于劳务关系受害纠纷，赵某在提供劳务中受害，应当按照提供劳务者受害的归责原则处理，不能简单的以事故责任反推赔偿责任，赵某在交通事故中系事故责任人，但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中并非赔偿义务人，就不可能承担赔偿损失的主要责任。三、一审对部分损失费用不予支持或支持过低，依法应以纠正并改判支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失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该条解释已被新法替代废止，司法实践中早已不再被引用，一审法院以《精神损失解释》第九条判决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合法。1.目前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法律适用标准，主要以《人损解释》和《侵权责任法》为主，在赔偿项目上，残疾、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两个单列并行的项目，互不重复，不存在谁包含谁。《人损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十六条“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律已反复规定，不支持不合法。赵某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遇到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家属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是肯定的，原告方作为亲属，获得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2.残疾、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不一致，残疾、死亡赔偿金具有财产性，属于财产减损的赔付，只要受损就支持，以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收入计算20年；而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人身依附性，起到安抚作用，受害后必须遭受精神损害才赔付，具体数额根据受害者实际情况综合评定，酌情考虑。3.《精神损失解释》实施于2001年3月10日，《侵权责任法》施行于2010年7月1日，从时间上，新法优于旧法，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另外，《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制订，而《精神损失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全国人大的上位法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下位法，仍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得到支持。4.对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只要达到残疾以上，全国基层法院甚至到高级人民法院都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几乎没有争议或者怀疑，更不存在属于个别法院的观点。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七期(总第141期)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为例，一个八级三个十级伤残就支持了3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9期(总第119期)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受害人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获得1.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形式向全国发布典型优秀案例，目的在于指导全国法院判案，公报案例虽然不能直接引用，但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目的是对审理相关案件统一执法认识和尺度，防止同一类似案件出现参差不齐的判决结果，产生歧义，影响司法权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比照公报案例判决。(二)赡养费。《人损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根据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男最迟60周岁、女最迟55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视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再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农村人和城镇在岗职工，界定退休年龄及丧失劳动能力标准时一致的，基本以退休年龄来衡量丧失劳动能力。赵某的父亲赵留国生于1950年4月24日，赵某死亡时65岁，赵某的母亲侯柱菊生于1954年8月27日，赵某死亡时61岁，主张赡养费合法。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60岁以上为老年人，上诉人已经属于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审法院还让一个老年人举证是否丧失劳动能力，这完全不尊重人权。生、老、病、死属于自然规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之规定，自然规律不需要举证证明。人民法院有义务按照免于举证的规则原则审查，不应当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果什么都由当事人举证，就完全违背了“免予举证”的规则原则，上述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实质意义。(三)误工费、护理费、交通食宿费认定过低，鉴定费、殡仪火化费、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未支持不合法。上诉人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5)官民三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在查清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死者赵某之间成立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属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已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丙云系承包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这一点己得到被上诉人余丙云的当庭认可。双方在《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第八条第九项明确约定:甲方上诉人物流公司、乙方被上诉人余丙云之间(包括乙方自行选聘的副驾驶员)无任何劳动关系、劳务雇佣关系，甲方不对乙方实施劳务管理，不负责为乙方办理社会保险等有关事宜。并约定，被告余丙云聘用的人员必须要符合驾驶资格。根据被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提交的第9组证据，被上诉人亲口承认死者赵某系其雇佣的驾驶人，帮其开车，被上诉人余丙云一个月支付给死者赵某4000元钱，这一客观事实已得到被上诉人余丙云当庭确认。因此，死者赵某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其雇主系余丙云。本案中，死者赵某系被上诉人余丙云雇佣，其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不应构成雇佣关系。现行法律中，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依据该条规定，仅能确定发包工程的用工单位对承包工程的无资质组织或自然人雇佣的劳动者承担用工主体资格，而未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且上诉人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死者赵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事实上的雇佣关系缺少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上诉人物流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对死者赵某的损害后果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已为事故车辆云Ａ×××××号车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货物险，并按照规定为该车辆办理了道路运输证，即云Ａ×××××号车证照齐全。发生事故时云Ａ×××××号车转向系统功能有效;制动系统工程有效;行使系统功能有效，且车辆能够正常行驶。因此，被告作为该车辆的所有权人，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对死者承担赔偿责任。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己明确:死者赵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云Ａ×××××号车上道路行驶是造成本案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应由死者赵某自行承担。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死者赵某之间成立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属法律适用错误。且上诉人物流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对死者赵某的损害后果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上诉人余丙云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官民三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余丙云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死者赵某与上诉人有事实上的雇佣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物流公司签订的《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约定，上诉人承包的车辆必须由两名驾驶员共同驾驶，因此，上诉人系受被上诉人物流公司的委托招聘了另一名驾驶员。因此死者赵某应与被上诉人物流公司有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和上诉人没有雇佣关系，双方都是被上诉人物流公司共同的驾驶人员。二、本案中，交通事故的发生仅是赵某死亡的诱因，赵某的死亡应是医疗事故。从赵某多达20项病情的病情诊断证明可以证实赵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仅造成右小腿损伤，其伤情远没有上诉人余丙云严重。但赵某最终死亡，应属医疗事故。三、本案中上诉人也是受害人，除支付给被上诉人10余万元外，自己因本次事故花费医疗费也近10万元。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现在上诉人已是债台高筑，生活举步维艰。针对上诉人物流公司的上诉，赵留国、侯柱菊答辩称，1.物流公司上诉认为赵某不存在劳务关系，我方不予认可。物流公司不能随意使用挂靠的行为，即便物流公司与余丙云之间有合同也因违反法律法规而无效。车辆的管理控制是由物流公司进行，驾驶员均是跟物流公司提供劳务，物流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其法定责任。针对上诉人余丙云的上诉，赵留国、侯柱菊答辩称，余丙云作为物流公司的雇员亦应当承担责任。按照法律规定，雇员有过错的，雇主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余丙云上诉称赵某的死亡系医疗事故，其应当向医院进行主张，且其主张不能成立。针对赵留国、侯柱菊及余丙云的上诉，物流公司答辩称，一、物流公司与死者赵某不存在雇佣关系，物流公司系法人，不具备劳务关系的用工主体资格，依法不应当对死者赵某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物流公司与余丙云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九条第九项明确约定：物流公司与余丙云（包含其选聘的驾驶员）无任何劳动关系、雇佣关系，不对其实施劳务管理等；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赵某的录用及发放工资均由余丙云来进行，赵某的雇主是余丙云；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劳务关系的双方即雇主和雇员均应系自然人，而物流公司系法人，不具备劳务关系的用工主体资格。赵留国、侯柱菊在上诉状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与侵权责任法规定冲突，应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二、余丙云主张的其与赵某不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余丙云原系物流公司的员工，其于2014年3月2日从物流公司处离职，双方早就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余丙云当庭予以认可。余丙云承认赵某系其雇佣的驾驶人，帮其开车，余丙云一个月支付赵某4000元。物流公司与余丙云之间的《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明确约定，物流公司与余丙云（包含其选聘的驾驶员）无任何劳动关系、雇佣关系，故余丙云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对《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做出扩大解释，认定“赵某及余丙云是在运送物流公司的货物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认定赵某与物流公司及余丙云之间成立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物流公司认可余丙云上诉提到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只是赵某死亡的诱因，赵某的死亡应是医疗事故”。根据赵留国、侯柱菊提交的证据“患者于15小时前发生车祸，当即右小腿等全身多处疼痛、血流不止、活动受限，无昏迷、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立即送至当地医院就诊，给予简单包扎处理，即转入我院……患者15小时未解小便，神清，精神尚可，未进食水”可以看出，事发后赵某一直都是清醒的，根据赵某的病历资料可以看出交通事故给其造成的仅是右小腿损伤，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应当是医疗事故。四、物流公司提供的车辆证照齐全、无质量问题，故物流公司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首先，2014年3月2日，余丙云从物流公司处离职，2014年5月7日双方签署《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余丙云提供的驾驶员需持有与准驾车辆相符的驾驶证、不得将车辆交给未经培训审核、无驾驶证的人驾驶；其次，物流公司将已经购买交强险、商业险、货运险并办理道路运输证的云Ａ×××××车承包给余丙云，由其对车辆的运行使用自行管理，并约定余丙云聘用的人员必须符合驾驶资格；再次，事故发生时该车转向系统功能、制动系统、行驶系统功能均为有效，物流公司在本次是交通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后，《道路交通责任事故书》已明确：赵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即驾驶车辆上路行驶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而物流公司提供的车辆证照齐全、车况良好，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赵某的死亡主要是因自身未取得驾驶证即上路行驶所造成的，其死亡与物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道路交通责任事故书》认定：赵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即驾驶云Ａ×××××车上路行驶，未与前方同向行驶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余丙云将车辆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赵某驾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赵某的死亡与物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事故书认定，事故发生后，赵某冒用颜道波的人口信息，妄图获得保险理赔，只是后来由于赵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亲属才告知交警部门肇事者系赵某。退一步讲，如果赵某取得了机动车驾驶证，该事故是可以依法获得保险理赔的。故，物流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六、赵留国、侯柱菊对赔偿费用提出的上诉不能成立。1.精神抚慰金。一审判决以赵某在工作中及发生事故时一直使用他人的身份，且赵某对于该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为由，对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与客观事实相符。2.被扶养人生活费。赵留国、侯柱菊陈述二人均在昆明工作，收入足以保证其生活。根据《人损解释》规定，二人不属于“无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情形，一审未支持该项费用与客观事实相符且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赵留国、侯柱菊对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余丙云针对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以及物流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我方和物流公司之间是雇佣关系，按月结算工资，赵某生前也参加公司的例会，赵某也与物流公司之间是雇佣关系。原告赵留国、侯柱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药费145966.01元、误工费1928元、护理费11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446元、鉴定费3200元、殡仪火化费2660元、丧葬费27184元、死亡赔偿金4859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13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住院期间处理事故即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1677元、食宿费10607元、误工损失费5000元，共计788072.0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余丙云与被告物流公司于2014年5月7日签订了《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约定由被告余丙云承包被告物流公司所有的云Ａ×××××号车辆，承包期限为两年，即自2014年5月7日起至2016年5月6日止，合同约定，“四、货运服务在合同期内，乙方必须将承包车辆用于为甲方经营需求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甲方对乙方使用承包车辆进行的运输、配送过程进行监控、管理，并就乙方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进行指导和监督，在合同期内，乙方承包的车辆只能运送甲方指定线路的往返货物，不得捎带其他货物，运送途中发生的货损货差，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遵守甲方的调度纪律和管理制度。”，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死者赵某系被告余丙云雇佣的员工，2015年4月28日3时许，赵某驾驶云Ａ×××××号车载被告余丙云、龚璇，由于未按规定与前方同车道行驶的由纪建祥驾驶的皖Ｋ×××××/皖Ｋ×××××号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赵某经抢救无效于2015年5月8日死亡，被告余丙云、乘车人龚璇受伤，双方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普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元磨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认定，赵某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纪建祥、被告余丙云承担次要责任，龚璇不承担责任。交通事故发生时，赵某使用的是颜道波的人口信息。事故发生后，被告余丙云向二原告支付了各项费用共计105000元，后二原告向被告物流公司书面保证不到被告物流公司处闹事，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现二原告以提供劳务受害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因赵某的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88072.01元。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情况，被告余丙云承包了被告物流公司的云Ａ×××××号车辆进行运输，被告物流公司对被告余丙云具有管理的责任与义务，且被告余丙云雇佣的人员需要在被告物流公司处进行登记备案，该车辆只能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运送被告物流公司的货物，对于死者赵某的录用及发放工资均由被告余丙云来进行，赵某及被告余丙云是在运送被告物流公司的货物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死者赵某与被告物流公司及被告余丙云之间成立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之规定，对于二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医疗费144781.01元、误工费1333元、护理费7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400元、丧葬费27184元、死亡赔偿金485980元、10.交通费及食宿费1500元，合计662958.01元，对于死者赵某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二被告来进行赔偿，但赵某本人对于其死亡具有重大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赵某本人对其本人的死亡承担80%的过错比例，二被告承担20%的赔偿比例，二被告赔偿二原告的损失为132591.6元，扣除已经由被告余丙云支付的105000元后，还应当赔偿27591.6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高快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留国、侯柱菊因赵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7591.6元，由被告余丙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赵留国、侯柱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加盖有富源县营上镇人民政府、富源县营上镇人民政府民政专用章及富源县营上镇得嘎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贫困证明》一份，证实：二人家庭人口6人，赵某的死亡给二上诉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精神打击，二人的家庭主要经济收入靠种土地为主，收入非常微薄，属于贫困户家庭。物流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明不属于新证据，二人是否属于贫困当地政府不可能知晓，二人只有具备无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条件才能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在审理过程中二人均称在外打工。余丙云质证意见同物流公司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明可以证实赵留国、侯柱菊的家庭成员情况、户口性质等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是否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本院将在说理部分进行综合评述。上诉人物流公司及上诉人余丙云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补充确认《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中与本案相关主要内容：……四、货运服务：在合同期内，乙方（余丙云）必须将承包车辆用于为甲方（物流公司）经营需求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甲方对乙方使用承包车辆进行的运输、配送过程进行监控、管理，并就乙方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进行指导和监管。在合同期间，乙方承包的车辆只能运送甲方指定线路的往返货物，不得捎带其他货物，运送途中发生的货损货差，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对乙方的服务要求：……2、乙方须提供准确、真实的驾驶员详细信息作为合同附件，保证承包车辆由2名驾驶员共同驾驶，驾驶员（包括副驾驶员）除须持有与驾驶承包车辆车型相符的有效驾驶证及资格，还须经甲方（物流公司）审核同意，培训合格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上岗营运。……九、其他事项……（二）、承包车辆如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和车损及货物损毁的，由乙方垫付保险公司赔付前所需垫付的所有费用……（四）、……不得将该车辆交给未经甲方审核培训、无驾驶证、无从业资格证等人驾驶……（九）、甲、乙双方之间（包括乙方自行选聘的副驾驶员）无任何劳动关系、劳务雇佣关系，甲方不对乙方实施劳动管理，不负责为乙方办理社会保险等有关任何事宜……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其余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赵某的死亡后果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各项赔偿费用应怎样计算。关于赵某的死亡后果产生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查证事实,赵某由上诉人余丙云雇佣从事驾驶工作,因赵某无有效驾驶证及资格,余丙云遂安排赵某冒用颜道波的信息从事驾驶工作,因此,赵某无合法驾驶资格从事驾驶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余丙云作为赵某的雇主,放任赵某的违法行为,对本案损害后果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及本案查证事实，本院认定由赵某承担50%的责任，由上诉人余丙云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赔偿责任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另外，从上诉人物流公司与上诉人余丙云签订的《车辆承包与货运合同》内容看,上诉人物流公司与上诉人余丙云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物流公司与上诉人余丙云之间为雇佣关系与本案查证事实不符,并以此为由判决上诉人物流公司承担雇主责任有误，本院对此予以改判。关于本案上诉人赵留国及侯柱菊上诉主张的赔偿应怎样计算的问题。1.医疗费。一审法院按照有效票据认定为144781.01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2.误工费。一审法院按照赵某每月4000元收入计算10天误工费1333元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3.护理费。一审法院按照票据支持780元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认定为1000元，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5.营养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400元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6.鉴定费，该费用系赵某本人盗用他人的名称产生的费用，与本案的损失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7.丧葬费。一审计算27184元丧葬费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上诉主张殡仪火化费办理丧葬事宜的支出2660元，已经包含在丧葬费中，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8.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计算为485980元，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9.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赵某对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故本院对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主提出精神抚慰金的主张不予支持。10.交通费、食宿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1500元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11.被扶养人生活费。赵某死亡时其父亲赵留国65岁，其母亲61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51306元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分析，本案损失为：医疗费144781.01元、误工费1333元、护理费7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400元、丧葬费27184元、死亡赔偿金485980元、交通费及食宿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1306元；合计714264.01元，根据上述分析，余丙云应向赵留国、侯柱菊赔偿357132.01元，扣除余丙云已经支付的105000元，余丙云还应承担252132.01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留国、侯柱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余丙云的上诉不成立，上诉人高快物流的上诉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部分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5）官民三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余丙云赔偿赵留国、侯柱菊252132.01元；三、驳回赵留国、侯柱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1元，共计23362元，由赵留国、侯柱菊负担11681元，由余丙云负担11681元。退还赵留国、侯柱菊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40.50元，退还余丙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40.50元，退还云南高铁物流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杨章亮审 判 员 蔡 芸审 判 员 刘 涛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陈 栋书 记 员 闻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