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吉民一终字第9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焕发，男，汉族，1969年9月11日生。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迟秀军，男，汉族，1963年6月24日生。
委托代理人：扈玉海，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延吉市延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延吉市建工街长白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春龙，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哲，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姜昌元，男，朝鲜族，1949年7月2日生。
委托代理人：金勇民，吉林博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学山，男，朝鲜族，1951年1月5日生。
上诉人刘焕发、迟秀军因与被上诉人延吉市延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兴公司）、姜昌元、李学山确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焕发、上诉人迟秀军的委托代理人扈玉海、被上诉人延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哲、被上诉人姜昌元的委托代理人金勇民、被上诉人李学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焕发一审诉称：请求确认刘焕发与延兴公司签订的购买延兴综合楼101号房屋的买卖合同有效；请求确认刘焕发对上述房屋享有所有权。其理由如下：1.2006年8月27日，刘焕发与延兴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延兴综合楼101、201房屋（一楼、二楼），并足额交纳了房款1672440元，延兴公司出具了购房收据及房屋构造图。2.2006年9月15日，延兴公司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又为刘焕发所购买的房屋在房产局进行了合同备案登记。3.2008年3月24日，延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龙出具了交房保证书，并于2008年4月末将101、201房屋的钥匙交付给了刘焕发。之后此房一直由刘焕发派人看护，对此，有看护人的收据可以证明。201号房屋一直使用至今，无任何争议。4.2008年11月12日，延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龙到房产局作了说明，101号房屋的真实购买人为刘焕发，而给迟秀军在房产局作了重复的合同备案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并申请撤销了迟秀军101、102号房屋的合同备案。房产局依据客观事实下发了撤销迟秀军的合同备案的《决定》。此事实在已经生效的（2007）延州民四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5.2009年6月5日，刘焕发在房产局申请办理了预告登记证，2009年10月22日，房产局颁发了关于101号房［延房预字］第01103号房屋预告登记证。6.延兴公司与姜昌元产生债务纠纷后，姜昌元依据（2007）延州民四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扣押了101、102、103、104号房屋。刘焕发的房屋就此被扣押。刘焕发于2010年3月在州法院提起了确权之诉。7.州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做出了（2010）延中民四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刘焕发与延兴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就此，刘焕发提起上诉，省院将该案发回重审。8.此案发回后，州法院在2012年3月21日补发了（2010）延中执监字第7-1号裁定书，要求刘焕发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要求刘焕发撤回对发回重审案件的起诉。撤诉之后，2012年4月19日，州法院受理了刘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9.州法院执行局在明知州法院已于2012年4月19日受理关于101号房屋的执行异议之诉，却在2012年4月23日将101、102号房屋的扣押解除，既未通知立案庭，也未通知民四庭，更没有通知刘焕发，并出具了所谓的执行和解协议书。这份执行和解协议书不仅真实性有问题而且内容也有问题。因为和解协议书中没有法院执行人员的具体姓名，也没有法院公章，用的却是法院的正式调解书的名头，有涉嫌伪造的嫌疑。李学山没有执行和解的代理权限，也没有执行房屋的权利。10.州法院执行局的扣押本身是错误的。因为（2007）延州民四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说明开发商已将此房出售的事实，物权已不在开发商手中，为此该判决判令开发商向姜昌元给付金钱。因此，对101号房屋州法院执行局根本没有扣押和执行的依据。
延兴公司一审辩称：1.与刘焕发之间是借贷关系，并不是房屋买卖关系。2006年9月15日我公司确实得到过预售许可，但实际上是通过关系取得的，是不合法、无效的，依据无效预售许可办理的备案登记也属于无效。2.我公司在刘焕发处分三笔共借了163万元，第一笔是2005年末借了30万元、第二笔是2006年2月份借了123万、2008年借了10万元。分四次共还款41万元，2006年12月份还了20万元，同年同月还了10万元，2007年2月份还了10万元，2007年4月份还了1万元。另外，2007年8月21日还以白兰小区的一个房屋抵了28万元，一共偿还了69万元。
姜昌元一审辩称：1.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依法驳回。刘焕发与延兴公司之间的同一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12年4月24日，以延兴公司、姜昌元为被告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要求停止执行并确认刘焕发对延兴综合楼101号房屋享有所有权，而州法院对此案也做出了（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由于本案和刘焕发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请均相同，其起诉已经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依法予以驳回。2.延兴公司已经按照姜昌元的要求将延兴综合楼101号门市房实际交付给了李学山，且已经办理了相关房屋的产权手续。因此，101号门市房应归李学山所有。2011年7月14日，姜昌元与延兴公司签订了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延兴公司将综合楼101、102号房屋以评估价2728718元抵偿给了姜昌元；房屋产权手续由延兴公司办理。签订上述和解协议书后，延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龙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在州法院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将上述门市房交付并过户给姜昌元指定的人李学山。因此，本案中的涉案房屋所有权已由姜昌元指定的人合法取得所有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规定，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由于李学山是通过州法院自行和解程序取得的房屋所有权，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应当撤销本案。
李学山一审辩称：基本同意姜昌元的答辩意见。需要补充的是：1.刘焕发的诉讼请求不合理、不合法。根据民诉法第108条的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和诉请。第一项请求是债权，而第二项是确认产权，即物权的请求，这两项请求不能一并审理，而且该诉请与姜昌元和李学山无关。2.刘焕发与延兴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书没有日期，加盖公章和财务章违背常理。3.刘焕发提供的合同中的预售许可证号2006071号，而房产局不认可该预售许可证。4.101号和102号是2008年11月12日房产局决定撤销的，这是姜昌元申请撤销的，并不是李春龙申请的。5.2008年4月末，延兴公司将101和102号房屋的钥匙交给刘焕发事实是虚假的，如果确实给了钥匙也是违法无效的。2007年7月延边州法院已经扣押了该房屋。6.2009年10月22日给101号房屋办理的预告登记是在2009年8月26日法院扣押之后办理的，事后房产局注销了该预告登记证。7.2012年4月23日州法院执行局对101房屋的扣押解除无需通知刘焕发。8.对101号房屋刘焕发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已经被法院驳回，无权再次起诉。9.刘焕发没有在2010年3月份在法院提起过诉讼，而是在5月份起诉过。10.刘焕发提出的李学山没有执行和解的代理权限是没有依据的。
迟秀军一审述称：1.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刘焕发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延边州法院已经驳回其诉讼，其不服该判决已经提出上诉，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省院二审结论后再进行审理。2.本案刘焕发与延兴公司之间买卖101号房屋合同是虚假的，二者是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借款的法律关系。（1）根据延吉市房产局给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综合楼办理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存根记载时间为2006年12月17日，而刘焕发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谓的备案时间竟然为2006年9月15日，此栋综合楼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是2006101，而他们之间的合同上却写的是2006071，很显然该证据是有违常理的。（2）根据刘焕发提供的所谓付款时间证据来看，很显然是在没有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就提前几个月支付“房款”，不符合情理。而且，按照提供的合同来看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与提供的付款银行凭证相互矛盾。（3）房屋价格也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未拆迁前的房屋评估单价为4065元／平方米，2005年给回迁户的价格为6000元／平方米，房屋评估的市场价为7530元／平方米。迟秀军购买的单价为8000元／平方米，而本案刘焕发所谓的购房单价却为33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旧房子拆迁价，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二分之一，也能说明二者之间是买卖关系不合情理。（4）延兴公司明确说明与刘焕发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借款关系。3.刘焕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没有合法的登记备案，更谈不上预告登记。（1）延吉市房产局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时间为2006年12月17日，而刘焕发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谓的备案时间竟然为2006年9月15日，很显然有违常理。（2）所谓的登记备案手续在房产局是可以查到的，从而起到对外公示的作用。涉案的房屋登记备案为迟秀军，而不是刘焕发。房产局根本没有刘焕发的房屋备案。（3）延吉市人民法院2012年7月19日作出的（2012）延行初字第34号行政判决书，明确刘焕发的合同登记备案不具有备案的效力，预告登记违法予以撤销。延吉市房产局也出具证明，刘焕发的预告登记已经被撤销。显然刘焕发诉状中以自己合同办理了登记备案和预告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效力的理由不成立。4.刘焕发提到已经将房屋交付给他，不是事实。涉案房屋自始至终都是迟秀军占有的。5.刘焕发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退一步讲，即使有效也只能够提起的是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2）出现一房数卖合同履行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迟秀军的权利优先。6.迟秀军才是真正涉案房屋的购买人，房屋买卖合同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了登记备案，延兴公司又将房屋交付给迟秀军使用至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依法应当确定涉案房屋归迟秀军所有。
一审法院查明：
一、关于本案诉讼的由来。
刘焕发因与延兴公司、姜昌元、迟秀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0年5月31日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4月29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延中民四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刘焕发与延兴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驳回刘焕发的其他诉讼请求
嗣后，刘焕发不服上述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9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吉民一终字第127号民事裁定，发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12年2月2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受理立案。2012年5月3日，刘焕发又以另外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遂作出（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6号裁定：准许刘焕发撤回起诉。
2012年4月24日，刘焕发因与姜昌元、延兴公司、迟秀军之间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8月28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以诉争房屋已根据本案姜昌元的申请解除查封并转移登记至李学山名下，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已经消灭为由，裁定驳回刘焕发的起诉。
嗣后，刘焕发不服上述裁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0月29日，刘焕发又以已排除对诉争标的的妨碍为由撤回上诉，2012年12月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吉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裁定，准许刘焕发撤回上诉。
2012年9月7日，刘焕发又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案，将延兴公司、姜昌元、李学山列为被告，迟秀军为第三人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遂形成本案。
二、关于刘焕发与延兴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刘焕发与延兴公司曾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书显示刘焕发以每平方米3300元，总价1672440元，一次性支付购买位于延吉市前进路州府家园对面综合楼的第一幢1单元东一号一层246.8平方米，即诉争房屋（以下诉争房屋均指“延兴综合楼101号门市房”）和二层260平方米的房屋，但没有注明签约日期（刘焕发主张签订合同日期为2006年8月27日）。经查，在合同中所记载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2006071与实际在延吉市房产管理局备案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存根“延房许字第2006101号”在时间、证号、编号均不符。
刘焕发提供的、由延兴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06年8月27日的《收据》显示，刘焕发向延兴公司支付了“前进路州府家园对面延兴综合楼东一层、二层”房款1672440元。
而针对支付房款的来源，刘焕发提供的6份银行转账凭条显示，款项的往来时间分别为2006年2月22日和2006年4月10日，总金额为173万元。
2008年3月24日延兴公司给刘焕发出具一份《保证书》，承诺在2008年4月15日之前给刘焕发过户白兰小区2#楼门市房的产权，2008年4月末前交付诉争房屋。
2008年11月13日，延兴公司以诉争房屋为刘焕发先行购买，虽然给迟秀军办理101、104号门市房的备案登记手续，但其目的是为了从迟秀军处借款抵押和按揭贷款而备案为由，向延吉市房产管理局监察办申请撤销101、104号门市房的备案。2008年11月12日，延吉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市场监察管理办公室作出撤销101、102号房屋备案的决定，后又于2009年12月2日将该决定予以撤销。
2009年10月22日，延吉市房产管理局给刘焕发及其妻子李中美办理了诉争房屋“延吉市河南街前进路725号延兴综合楼1001号房屋”的预告登记，其编号为“延房预字第01103号”。对此，迟秀军不服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日作出（2010）延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延吉市房产管理局为刘焕发和李中美颁发的“延房预字第01103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刘焕发不服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6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延中行终字第42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
三、关于迟秀军与延兴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2007年7月23日，迟秀军与延兴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延兴公司将位于延吉市前进路延兴综合楼101、102、104号营业房出卖给迟秀军，建筑面积共计为623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为8000元，房款合计为4979920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首付50%，金额为2489960元；出卖人应当在2007年10月30日前将经综合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合同还约定了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签订当日，延兴公司为迟秀军出具了金额为2489600元的101、102、104门市房房款收据。2007年7月30日延兴公司为迟秀军出具了另一份金额为2489600元的房款收据。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07年7月26日在延吉市房产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2007年7月30日，迟秀军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如延兴开发公司办理贷款将迟秀军以前所交的购房款付清，迟秀军将无条件将备案的门市房解除退还给开发公司。证明人迟秀军。”该说明上有李春龙个人签名，并加盖了延兴公司的公章。
2010年3月11日，迟秀军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所做的调查笔录中称，2007年7月份房产局备案登记总共6间房屋，分别是101、102、104、110、111、209号房屋，其中101、102、104号房屋是其本人出资购买，其他三间系挂名登记，实际并非其购买。101、102、104号房屋的支付方式是双方往来陈欠款、其他工程款欠款及借款，结算后迟秀军又支付了60万元现金。李春龙计划用延兴综合楼办理按揭贷款，贷款后偿还对迟秀军的欠款，但后来按揭贷款没有办成。
2011年8月8日，延吉市房产管理局出具一份《说明》，证明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房号101（20061010101）、102（20061010102）、104（20061010104）三套门市房均备案登记在迟秀军名下。
另查，截止2012年8月9日，诉争房屋101、102、104在延吉市房产管理局网上登记系统中仍登记在迟秀军的名下。
四、关于对诉争房屋的保全及执行异议情况。
2005年12月20日，延兴公司将姜昌元的房屋拆迁。嗣后，双方因房屋拆迁事宜发生纠纷，姜昌元于2007年诉至法院，并于2007年8月27日申请保全了诉争房屋在内的101、102、104号房屋。
2009年4月7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延州民四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
上述判决生效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09年8月26日作出（2009）延中执字第136-1号执行裁定，查封了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位于延吉市前进路白桦胡同东侧综合楼东起第一、二、三、四套门市房（101、102、103、104）。因查封期限即将届满，根据申请执行人姜昌元的申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1年8月11日，作出（2009）延中执字第136-4号执行裁定，续封了上述四套房屋。
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间，刘焕发曾雇人“看管”过诉争房屋。
2010年1月14日，刘焕发对执行标的，即本案诉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0年4月3日作出（2010）延中执监字第7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刘焕发的执行异议，但没有告知其诉权。
2012年3月21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作出（2010）延中执监字第7-1号执行裁定，对刘焕发、姜昌元、延兴公司告知了诉权。
为此，刘焕发于2012年4月24日，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12年8月28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刘焕发的起诉。刘焕发不服上述裁定，向吉林省高院提起上诉，后又于2012年12月6日撤回上诉。
另外，迟秀军也于2010年3月4日对执行标的，即本案诉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0年4月3日作出（2010）延中执监字第14号执行裁定，驳回了迟秀军的执行异议。
为此，迟秀军于2011年1月4日，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停止对延兴综合楼101、102、104号房屋的执行，确认此三套房屋为自己所有。
2013年11月30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延中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迟秀军的诉讼请求。
五、关于诉争房屋的产权变更情况。
2012年3月12日，姜昌元的委托代理人李学山和延兴公司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将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101、102号门市房以2728718元的评估价抵顶相应债务，由延兴公司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2012年4月23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根据姜昌元的申请，作出（2009）延中执字第136-6号执行裁定，解除了对延兴公司开发的位于延吉市前进路白桦胡同东侧延兴综合楼101、102门市房的查封。
同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向延吉市房产管理局发出（2009）延中执字第136-6号协助执行通知，要求“解除对被执行人延兴公司开发的位于延吉市前进路白桦胡同东侧延兴综合楼101、102门市房的查封。”
2012年5月29日，延吉市房产管理局就诉争房屋和延兴综合楼102号房屋给姜昌元的委托代理人李学山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其登记号为延房权证字第5246**号，房屋坐落于延吉市前进路701号1001，建筑面积为248.27平方米，为李学山和马英淑共同共有。
2012年6月1日，延吉市房产管理局根据刘焕发、迟秀军提出的异议登记申请，向李学山、马英淑发出了《异议登记告知书》。
同日，延吉市房产管理局出具一份《说明》称：“李学山、马英淑于2012年5月30日办理的产籍号13-3-109，户号1001、1002，产权证号524596、524605号的房屋登记涉嫌隐瞒事实真相，通过欺骗手段取得。上述两套房屋登记备案人迟秀军提出异议，正处于复查阶段。”
2012年8月29日，延吉市人民政府作出延市府行复决字（2012）3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延吉市房产局为李学山、马英淑颁发的产籍号13-3-109，户号1001、1002，产权证号524596、524605号的房屋登记。
2012年9月26日，李学山、马英淑不服上述行政复议决定，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嗣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敦化市人民法院审理。2013年11月27日，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敦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驳回了李学山、马英淑的诉讼请求。为此，李学山、马英淑已经提起上诉。
2012年9月28日，延吉市房屋产权管理处作出《撤销登记告知书》，告知李学山、马英淑撤销产籍号13-3-109，户号1001、1002，产权证号524596、524605号的房屋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刘焕发的本次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刘焕发曾经提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等诉讼，经过一、二审庭审后，均以刘焕发的撤诉或撤回上诉而终结，法院并没有作出实体判决。因此，刘焕发在本次诉讼中提起的诉讼请求，虽然与之前的几起案件之诉讼请求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并不构成重复诉讼。姜昌元、李学山提出的本案构成重复诉讼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刘焕发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虽然刘焕发主张自己与延兴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但综合刘焕发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标明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与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存根在时间、证号、编号上不符，《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没有签约日期，所谓交纳房款的时间均在其主张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转账凭条中也没有注明该笔往来款的用途，曾用延吉市白兰小区门市房抵偿延兴公司债务，延兴公司在庭审中一直否认与刘焕发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等诸多事实，无法认定刘焕发与延兴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合同之效力。至于刘焕发主张的实际占有诉争房屋的事实，由于其占有均发生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后，亦不能产生合法占有的法律结果。
综上，刘焕发提出的与延兴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诉争房屋归自己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无法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焕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刘焕发负担。
刘焕发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刘焕发已经交付全部房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且对抵偿白兰小区债务的认定错误。综上，刘焕发请求撤销（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改判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实际购买人刘焕发所有。
迟秀军上诉称：迟秀军与延兴公司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审判程序不当。综上，迟秀军请求纠正（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中未认定迟秀军与延兴公司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错误结论。
延兴公司辩称：延兴公司与刘焕发、迟秀军皆是借款关系，不是商品房买卖关系。
姜昌元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李学山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迟秀军请求纠正一审判决中未认定迟秀军与延兴公司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错误结论问题。迟秀军是否与延兴公司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已经超出了一审的审理范围，且在一审审理中，迟秀军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并未判决其承担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之规定，本院对迟秀军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刘焕发请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问题。延兴公司承认其与刘焕发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延兴公司虽主张其与刘焕发实为借款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关系，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亦未主张撤销或变更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延兴公司与刘焕发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刘焕发可以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延兴公司向其交付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但该请求权并不一定产生物权（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刘焕发请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2）延中民四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刘焕发与被上诉人延吉市延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
三、驳回上诉人刘焕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刘焕发负担31500元，由延吉市延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700元，由刘焕发负担31600元，由迟秀军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红
代理审判员 杜 鹃
代理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