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高民一终字第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昌宁县田园镇环城西路南段。法定代表人刘鹏，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杨龙。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宗军。委托代理人张显锋，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安交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宗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保中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鸿安交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鹏及委托代理人杨龙，被上诉人刘宗军及委托代理人张显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鸿安交通公司于2006年12月15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于2007年9月投入生产运营。2007年11月14日，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销售分公司出具了号码为00016026、00016027、00016028的三份购车发票，购车人为刘宗军，购车款共计211500元。2007年11月16日，云南省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上述三辆车办理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分别为云M×××××学、云M×××××学及云M×××××学，机动车所有人为刘宗军。同日，原审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1、教练车云M×××××学、云M×××××学及云M×××××学的所有权属鸿安交通公司；2、按揭贷款期限三年，由鸿安交通公司归还购车贷款本息；3、按揭贷款到期后，鸿安交通公司应及时办理还款手续。刘宗军积极配合鸿安交通公司办理车辆用户变更手续；4、教练车的安全和交通责任由鸿安交通公司承担，刘宗军不负任何责任。2007年11月28日，鸿安交通公司与刘宗军又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鸿安交通公司资金紧张，由鸿安交通公司内部合伙人（股东）刘宗军向银行按揭贷款购置教练车。其主要内容为：1、云M×××××学、云M×××××学、云M×××××学三辆教练车做为刘宗军投入鸿安交通公司的股金。该三辆教练车的经营纯收入归刘宗军所有，视为鸿安交通公司对刘宗军的入股分红款，该分红款在鸿安交通公司资金困难缓解或刘宗军退出鸿安交通公司一次性支付刘宗军。2、贷款期限为三年，除首付款由刘宗军个人承担外，其余贷款本息由鸿安交通公司用经营所得无条件按期偿还银行。2008年2月13日至2010年11月22日，鸿安交通公司通过昌宁县农村信用社共汇入刘宗军账户149700元用于归还购车贷款。2011年7月20日，刘鹏与刘宗军在昌宁县委政法委工作组的调解下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刘宗军不享有鸿安交通公司的任何财产权利；2、刘鹏补偿刘宗军70万元；3、刘宗军将开走的鸿安交通公司的四辆车归还鸿安交通公司，在办理教练车的过户手续时，由刘宗军给予配合，三辆教练车于2011年7月21日开到鸿安交通公司，归还给该公司，普通桑塔纳轿车一辆于2011年7月30日以前开到昌宁县委政法委，由政法委转交；4、刘宗军欠鸿安交通公司的借款6万元，鸿安交通公司和刘鹏自愿放弃；5、协议之日起任何一方不得再因此事找对方的麻烦。前述70万元补偿款刘宗军已领取。2012年12月19日，吕玉才向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永昌派出所报警，称刘宗军于2012年12月18日将鸿安交通公司的三辆教练车，即云M×××××学、云M×××××学、云M×××××学强行开走。2009年1月9日，鸿安交通公司出具的4季度会计报表附注中，注明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鸿安交通公司驾驶员培训收入2851875元，培训人数792人次。2012年1月至11月，鸿安交通公司向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预约科目一的考试人数为2146人次。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鸿安交通公司开具学习C1型机动车驾驶证的发票1431份。2013年2月13日，鸿安交通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即2012年1月至11月，鸿安交通公司上一年度小型汽车每车每天产值为824元。另查明，2007年至2012年4月前，保山市驾驶员培训机构向每学员收取的培训费为3600元；2012年4月以后，收取的培训费为4950元。鸿安交通公司有C1型教练车10辆；后于2008年10月30日增加3辆；2010年1月12日再次增加3辆，目前共有16辆C1型教练车。2013年2月26日，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受理鸿安交通公司及刘鹏起诉刘宗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由刘宗军返还云M×××××学、云M×××××学、云M×××××学三辆教练车；2、由刘宗军赔偿鸿安交通公司因刘宗军占用三辆教练车期间给鸿安交通公司造成的损失，赔偿期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次月25日止。该案中，刘宗军对鸿安交通公司提供的证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产值统计表》和《情况说明》及证明目的即“经营教练车给鸿安交通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每车每天824元”无异议。2013年4月26日，原审原告刘宗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审被告鸿安交通公司支付三辆教练车自2007年11月起至2012年12月间的经营纯收入4523760元。该费用的构成为2007年11月至2012年12月18日刘宗军将案涉的三辆教练车开走时止，共计61个月，每月30天，每天每车产值824元，三辆车纯收入就为824×61×30×3＝4523760元。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逐一评述如下：一、鸿安交通公司是否应支付刘宗军涉案车辆经营纯收入问题。刘宗军与鸿安交通公司于2007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刘宗军贷款购买三辆教练车作为其与鸿安交通公司合伙的资金，该三辆教练车的经营纯收入属于刘宗军所有，为刘宗军入股分红款，该款项于刘宗军退出鸿安交通公司时一次性支付刘宗军。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根据鸿安交通公司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中的《刘宗军个人资料移交清单》显示，刘宗军于2011年8月1日办理完毕各种手续，该日退出鸿安交通公司，鸿安交通公司支付刘宗军入股分红款的条件成就，故刘宗军要求鸿安交通公司支付三辆教练车的经营纯收入的主张成立。二、关于鸿安交通公司应支付刘宗军利润多少的问题。鸿安交通公司认为其不应再支付刘宗军任何款项，认为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于2011年7月20日达成的《协议书》解决。但庭审查明，2011年7月2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并不包含案涉车辆的分红款。庭审结束后，鸿安交通公司提交一份汇总统计明细，说明案涉车辆应分配利润为606270万元，刘宗军对该分配利润不予认可，认为庭审中，鸿安交通公司认可持有历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产值统计表》，鸿安交通公司未按法庭要求提交其持有的证据，而2012年出具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产值统计表》称经营教练车每车每天收益为824元，故此前每天的收益也应按824元计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有证据证明，不包含案涉车辆收益或者分红款，而鸿安公司认可其持有每年通过每辆教练车取得驾照的具体人数及历年每车每天的产值表。一审法院要求鸿安交通公司提交上述证据，其拒不提交，一审法院依法向云南省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云南省保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云南省昌宁县国家税务局及云南省昌宁县地方税务局调取证据，试图查明事实，均无果，而鸿安交通公司拒绝提供的证据是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非刘宗军的原因，而是因鸿安交通公司妨碍诉讼行为导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鸿安交通公司未按一审法院要求提交其持有的历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产值统计表》，刘宗军按鸿安交通公司出具的2012年度鸿安交通公司经营教练车的经济效益为每车每天824元的标准计算三辆教练车的收益成立，但刘宗军计算至2012年12月有误，按双方的约定，案涉车辆纯收益的支付时间为刘宗军退出鸿安交通公司时，如前所述，刘宗军退出鸿安交通公司的时间为2011年8月1日，故自2007年11月28日起算，截止2011年8月1日止，共计1340天，每天按824元计算，本案三辆车此期间的收益应为3312480元。对刘宗军主张的4523760元收益款项，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3312480元。鸿安交通公司提出刘宗军应分配利润为606270元的主张不成立。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宗军经营收入人民币3312480元。二、驳回原告刘宗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990元，由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3300元；由原告刘宗军负担9690元。”一审宣判后，鸿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其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由李姓法官独自把持，合议庭的其他法官未参与庭审后的一系列调查、质证等诉讼活动。一审法官擅自向证人李某、段校邦调证并组织上诉人质证，违反法律程序性规定，且该二人的意见是个人意见还是工作组意见，是否具备合理性？上诉人对上述问题质疑时，被一审法官粗暴拒绝。一审法官数次突然通知上诉人质证，导致上诉人无法集中精力应对法官策划的“问题陷阱”。一审法官主观臆断，将证人的证明内容歪曲到“分红”款上来。上诉人接到应诉通知书后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却称上诉人已在昌宁县法院提起诉讼，让上诉人撤回反诉，剥夺了上诉人的反诉权。上诉人已按协议内容履行了义务，并在诉讼中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强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违背了证据规则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转移的相关规定。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一审时提交的证据证明刘宗军并未履行合伙协议，未支付首付款且刘宗军在上诉人处领取长达5年的工资，一审对上述事实隐瞒不提。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拒不提交证据的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一审关于双方于2011年签订的《协议书》不包含涉案车辆收益或者分红款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对于收益、产值、纯收入等概念的认定不清，故意袒护被上诉人，导致判决错误。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涉案协议定性不当。一审法院虽然认识到2007年11月16日、2011年7月20日的两份协议实际约定了涉案财产归属上诉人，却认定2007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为“合伙”性质，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新合伙人入伙有严格的程序，上诉人公司的法定股东刘映宏、刘学美从未同意刘宗军入伙，故2007年11月28日的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刘宗军不具有合伙人资格。4、除了上述理由及观点，昌宁县相关机关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亦明确是为了解决“出资劳务”纠纷，这与本案案由“合伙协议”纠纷是一种意思两种表达，且被上诉人已据此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综上，上诉人不应再支付涉案车辆经营“纯收入”。被上诉人刘宗军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其理由为：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07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涉案三辆教练车的经营纯收入归答辩人所有。2、一审按每车每天824元的标准计算经营纯收入适用法律正确。3、被答辩人不认可三辆教练车经营纯收入归答辩人所有，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向答辩人支付经营收益。二审审理过程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鸿安公司有一项异议，认为一审遗漏认定刘宗军未按2007年11月28日的《协议书》支付首付款。本院认为，鸿安交通公司于二审提交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回单）》、《工商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结合其一审提交的《首付款收款证明》，能够证明涉案车辆首付款系其支付的事实，故该项异议成立。被上诉人刘宗军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过程中，鸿安交通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三组新证据：第一组：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保中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涉案三辆车的所有权由鸿安交通公司享有及2011年协议书的效力、内容已由生效判决确认，刘宗军不享有任何财产。第二组：《公司财务状况说明》、《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07-2011年所得税缴纳汇总》、《证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五份。欲证明：公司经营会有盈亏现象，涉案三辆车在2007年至2011年实际创造利润为111704.40元。第三组：2010年2月、2011年《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工资发放花名册》。欲证明：在此期间，刘宗军向鸿安公司领取劳务报酬。经质证，被上诉人刘宗军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二、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鸿安交通公司提交的生效判决依据2011年7月20日《协议书》认定涉案案车辆所有权归属于鸿安交通公司，该认定与本案诉争的涉案车辆经营收入的给付问题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第二、三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问题综合评判。庭审结束后，上诉人鸿安交通公司又向法庭补充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回单）》两份、《工商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两份，欲结合其一审提交的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销售分公司出具的《首付款收款证明》证明：涉案三辆车的首付款系鸿安交通公司支付。第二组：昌宁县工商管理局副局长段茹国的证人证言，原昌宁县司法局副局长、现任昌宁县政法委副书记杨波的工作笔记，欲证明：刘宗军在调解时基于所谓的“合伙关系”主张了300万元，通过做工作，最后形成的2011年7月20日的协议已解决了双方的所有纠纷。经质证，刘宗军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首付款系其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鸿安交通公司，公司又转帐支付给销售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亦不予认可。对第一组证据，本院认为，《首付款收款证明》与该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够证明涉案车辆的首付款系鸿安交通公司支付的事实，虽然刘宗军称其向鸿安公司支付了现金，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对鸿安交通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的内容只能反映双方在昌宁相关机关组织下进行调解时各自所持观点，不能证明鸿安交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鹏基于认可刘宗军合伙人的身份，同意向其支付70万元，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上诉人鸿安交通公司向被上诉人刘宗军支付经营收入3312480元有无事实、法律依据？首先，关于上诉人鸿安交通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刘宗军支付经营收入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11月先后签订两份《协议书》，因2007年11月28日的《协议书》签订时间更晚，故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依照该份协议确定。该份《协议书》明确约定涉案三辆教练车的经营纯收入归刘宗军所有，该款项在鸿安交通公司资金困难缓解或刘宗军退出鸿安交通公司时一次性支付给刘宗军。除上述刘宗军享有的权利，协议书对于刘宗军应承担的义务亦予以约定：即因鸿安交通公司不能以其名义办理按揭贷款，需由刘宗军向工商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购置涉案车辆；此外，刘宗军需承担涉案车辆的首付款。经查明，《协议书》签订后，刘宗军已按约以其个人名义办理按揭贷款、购置涉案车辆，该车辆亦被鸿安交通公司投入经营使用。现双方发生争议，刘宗军已退出鸿安交通公司，鸿安交通公司就应按约履行向刘宗军支付三辆教练车的经营纯收入的义务。至于鸿安交通公司关于刘宗军未按约支付涉案车辆首付款构成其不支付经营收入的抗辩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双方所签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刘宗军支付首付款是其享有涉案车辆经营收入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刘宗军的合同义务并不仅限于支付涉案车辆首付款，还包括刘宗军以个人名义办理按揭贷款，事实上刘宗军已履行了该项合同义务。故鸿安公司的上述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刘宗军是否在鸿安交通公司处领取工资并不影响2007年11月28日《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故本院对于鸿安交通公司提交的相应证据不予采信。其次，关于上诉人鸿安交通公司应向被上诉人刘宗军支付经营收入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据以定案的《情况说明》虽系刘宗军提交证据，但该份证据同时是鸿安交通公司在另案中主张刘宗军应向其赔偿损失的依据，由此可见，鸿安交通公司对于“每一车每天的产值为824.00元”的事实亦予以认可。至于《协议书》约定的经营纯收入能否等同于每车每天824元的产值的问题，即鸿安交通公司主张产值中应扣除经营成本、费用的观点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鸿安交通公司在另案主张刘宗军应向其承担的损失时，并未扣除相应经营成本、费用，另案的生效判决亦以每车每天824元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另一方面，本案中，鸿安交通公司提交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虽然记载其于2007年、2008年、2010年的经营均亏损，且该申报表由税务机关盖章，但鸿安交通公司于二审庭审中已认可申报表上的数据系其单方制作并向税务机关提交，故本院对于其提交的申报表不予采信。在鸿安交通公司不能有效证明每天每车824元产值中需扣除的经营成本、费用金额的情况下，鸿安交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依据“每一车每天的产值为824.00元”的标准计算经营损失并无不妥，应予维持。最后，关于2011年7月20日的《协议书》与本案诉争有无关联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份《协议书》形成的背景为刘宗军虽然主张其具有鸿安公司股东身份，但在当时其缺乏相应证据证实，正是在此情形下，相关部门为解决其与鸿安公司之间的纠纷，组织各方调解，达成上述协议。通过该协议“刘鹏与刘宗军因昌宁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劳务纠纷一事，经昌宁县委政法委组成工作组进行调解”的内容可知该协议并未明确鸿安公司支付的70万元系应向刘宗军支出的劳务工资，且刘宗军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工资收入达到70万元，因此刘宗军关于70万元为其工资收入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如前所述，鸿安公司应依据2007年11月28日的《协议书》向刘宗军支付涉案车辆的经营收入3312480元，因鸿安公司已支付70万元，故鸿安公司还应向刘宗军支付2621480元。另，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是否存在违法审理的情形。经查，一审合议庭审理本案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确定了案件的承办法官，组织了案件的公开开庭、调查审理、评议裁判，并未出现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为核实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内容，查明本案事实，向参与双方当事人调解事宜的李某、段校邦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制作相应《询问笔录》，属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职能行为，并不违法。至于鸿安公司称一审剥夺其反诉权利的问题，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鸿安交通公司已就返还涉案车辆、赔偿损失的主张向昌宁县法院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其基于同样诉由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妥。综上，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不存在违法审理的情形。综上所述，鸿安交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中有事实、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欠妥之处，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保中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刘宗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将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保中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由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宗军经营收入人民币3312480元”变更为由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刘宗军经营收入人民币262148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2990元，由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794元，由刘宗军负担171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990元，由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794元，由刘宗军负担171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不自动履行本判决，刘宗军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王颖审判员李航代理审判员张永生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陶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