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1民初4102号原告：李家芬，女，1954年12月6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国兴，男，1953年8月25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系李家芬丈夫。被告：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民委员会。诉讼代表人：罗斌胜，男，1977年9月9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告李家芬诉被告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偏坡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家芬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兴、被告偏坡村委会诉讼代表人罗斌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家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位于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仓脚组地块名称为李德忠家老屋基的土地；2、判令被告按每亩每年500斤玉米赔偿原告从2002年至2017年的损失；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4年，国家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原告作为户主承包了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仓脚组地块名为李德忠家老屋基的土地。2002年，被告以原告丈夫杨国兴系非农户口为由，强行将原告承包的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地块名称为李德忠家老屋基的土地收回。收回后并没有重新发包给他人，一直在集体的土地户头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未果。原告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被告收回的土地是在原告名下，而不是在原告丈夫杨国兴的名下，被告以原告丈夫杨国兴农转非收回原告的承包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规定，只有原告全家搬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户口的，发包方才有权收回承包地。而原告丈夫1972年参军，1986年转业到六龙医院工作，在1994年国家实行二轮土地承包时，因为其非农户口的身份，并没有承包得任何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偏坡村委会辩称，原告诉请的土地，不应返还。案涉李德忠老屋基的土地，在19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系由罗锡义户承包，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原告家与罗锡义户互换耕地，换得了李德忠老屋基的土地。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系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续包，故杨国兴系承包人口之一，原告所述杨国兴未承包得土地的诉称并不属实。杨国兴农转非后，村委于1997年收回原告户地块名称为坪子上的土地。村委收回因农转非的土地不止原告一户，每户人家有农转非人口的，村委都收回一份土地，收回的土地用来修路及修建公益事业。村委原收回的原告户坪子上的土地因纳入退耕还林项目，具有退耕还林补助。2002年因修建通村路，村委需调剂因农转非收回的土地给修路被占地的群众，原告自愿找到村委，要求将李德忠老屋基土地交由村委调剂给修路被占地的群众，换回原由村委收回的坪子上的土地，以便享受坪子上土地退耕还林的补助。所以村委不是违法收回原告李德忠老屋基的土地，是她家自愿交回的。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李家芬户土地承包人口为六人；2、杨国兴退伍证、大方县卫生局方卫字（86）011号文件，证明杨国兴1972年参军，1986年退伍参加工作；3、户口簿一份两页，证明杨国兴与李家芬的户口是在一起的；4、偏坡村关于处理仓脚组杨国兴农转非土地一事的决定，证明村委已将坪子上的土地返还给李家芬。被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大方县安乐乡偏坡村仓脚组退耕还林示意图一份，证明村委原收回的是原告户坪子上的土地。2、申请证人罗某1（1996年至2004年任村委副主任）出庭作证。罗某1到庭作证：我是以前村委副主任，村委是1997年收回了杨国兴家坪子上的土地。3、申请证人罗某2出庭作证。罗某2到庭作证：杨国兴是农转非人员，村委收回的是杨国兴家坪子上水池旁的土地。后来安乐乡搞万亩草场的时候，将坪子上列为退耕还林的范围，负责这个项目的领导认为这块土地不是耕地，我还告诉他这是杨国兴家因农转非收回的土地。他便同意将该土地丈量为退耕还林的土地，土地实际丈量面积是2亩3分地。纳入退耕还林后，杨国兴家找到村委，说他家家庭条件困难，请求由他家缴纳转包费给村里转包坪子上的土地，村里把退耕还林的补助给他家享受。因为杨国兴家条件确实困难，村委便同意了。我是1999年至2002年任的村委主任，2002年后，万兴发到我村任专职支书，我便任副主任。2005年我又重新任主任，2008年至2011年也是村主任。2002年至2005年期间因村里修安乐到偏坡村的乡村路，为了调剂土地给被占地的群众，村委便找到杨国兴家将农转非的土地调剂给被占地的群众，杨国兴家便将李德忠老屋基的土地归还村里，拿出来调剂给其他农户，其他农户嫌这块土地贫瘠，该土地至今空置。其实就是李家芬家将李德忠老屋基的土地交回村委收回后，换回原已由村委收回的坪子上的土地，坪子上的土地退耕还林的补助继续由李家芬家享受。为了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党支部书记罗斌尧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一份。以上证据均经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所举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该证据系公文书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证人罗某2的证言持有异议，但罗某2的证言与原告无异议的被告证人罗某1的证言、原告所举的偏坡村关于处理仓脚组杨国兴农转非土地一事的决定的证明内容能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调查的证据，本院作为定案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事实争议：即是，案涉李德忠老屋基土地系被告强行收回还是原告户自愿交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续包。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1998年后颁发，证件载明的“德中老屋基土地”即是双方讼争的李德忠老屋基土地，登记面积为1亩，四至为：东至营坪届，西至路，南至德忠土坎，北至国文土坎。原告提交的第2、3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丈夫杨国兴1972年应征入伍，1986年3月退役后于1986年4月5日经大方县卫生局分配到当时××县××区卫生院工作，2015年3月因夫妻户籍投靠统一登记为1户。因第二轮土地承包系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续包，已经承包的土地不因承包人口的增减而变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告所举承包证的承包人口为6人，以及原告所举的户口簿证明的原告与其丈夫2015年户籍迁入一户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原告丈夫杨国兴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未作为承包人员参与土地承包，且关于杨国兴是否参与土地承包的事实。原告方的陈述相互矛盾：杨国兴在庭审调查阶段称，坪子上的土地原来确实承包在其名下，与诉状所称的杨国兴并未参与承包土地的主张相互矛盾。另，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偏坡村关于处理仓脚组杨国兴农转非土地一事的决定）的证明内容与被告陈述、被告提交的书证、被告证人证言、本院调查的证据相印证。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丈夫杨国兴作为承包人口之一，曾在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偏坡村仓脚组参与第一轮土地承包，案涉李德忠老屋基土地，系原告户与同组罗锡义户互换而来，第二轮土地承包后，登记在原告户承包经营权证上。原告丈夫杨国兴系1972年应征入伍，1986年3月退役后于1986年4月5日经大方县卫生局分配到当时××县××区卫生院工作。1997年，被告以原告户有承包人口转为非农户口为由，收回了原告户承包经营的坪子上的土地，后该收回的坪子上的土地于2002年纳入退耕还林规划。2002年至2005年修建安乐乡至偏坡村乡村路时，村委会须将因农转非收回的土地调剂给修路被占地的群众，李家芬户自愿将案涉李德忠老屋基土地交由村委会调剂，以换回1997年村委收回的坪子上的土地。并要求村委会就其享受坪子上的土地退耕还林的补助作出书面决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就被告强行收回李德忠老屋基土地的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经审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家芬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李家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昌海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唐 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