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牡民终字第3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原审第三人孙生德。
原审被告张明。
上诉人张丽因与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原审第三人孙生德、原审被告张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2014）绥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在原审诉称：2013年6月15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订立过程中，二被告承诺：二被告作为被征收人张文良的子女，共同继承其父在征收范围内的有照房和无照房，该有照房和无照房与他人无任何法律纠纷，如因签订协议发生一切纠纷，由二被告承担，并保证提交的一切手续真实合法，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责任。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孙生德提出异议，并出示相关证据证实张文良被征收范围内的无照房系其出资所建，并已支付张明房款，要求原告与其就无照房部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原告认为，二被告隐瞒了无照房与他人存有纠纷的事实，原告与二被告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属于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故原告起诉请求判决撤销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张明、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在原审辩称：1.原、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时，被告不存在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形，被告没有隐瞒事实，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具备法定撤销的理由；2.依据合同法规定，申请撤销合同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主张，原、被告双方是在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合同，原告在2013年6月28日主张撤销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已丧失了申请撤销的权利。故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孙生德在原审辩称：第三人孙生德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第三人孙生德在被告院内建造无照房已经过被告同意，第三人给付了被告3000元补偿款，因此，被告收取第三人建造的无照房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要求撤销拆迁补偿合同是正确的。
原判认定：2003年5月，第三人孙生德在张文良（被告张明、张丽的父亲，此人于2007年1月13日因病去世）院内建一无照房屋，第三人向张文良交款3000元。在张文良之子张明为第三人出具的“收条”中注明：“03.5月在张明院内盖房、占地交款叁仟元，房权归我所有。（孙生德）收款人张明”。2012年6月，张文良的房屋被依法征收。被告张明、张丽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二被告承诺：“张文良（已故）系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的被征收人，在征收范围内有房屋一处（房照号2004－24148），建筑面积71.4㎡，产权性质为住宅。房屋继承人张丽系张文良的女儿、张明系张文良的儿子，共同继承该房产及土地使用范围内的无照房屋。有照房屋及无照房屋与他人没有任何法律纠纷，因此继承人张丽、张明要求与房屋征收办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我们承诺如因签订协议等事宜发生一切法律纠纷，均由张丽、张明共同承担，与征收办无关。同时保证提交的一切手续真实合法，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承诺人：张丽张明2012年6月15日”。据此，2012年6月15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补偿内容为：有照房屋“拆一还一”，另奖励14.28平方米房屋；无照房屋按建筑面积65.20平方米的50﹪，奖励32.60平方米房屋。原告向二被告支付附属设施补偿款4030元、拆迁费2000元、临时安置费8568元，二被告需向原告补交超面积补偿款23600元。产权调换后的房屋为新都绥园小区2号楼3单元502室建筑面积62.97平方米住宅及5号楼2单元603室建筑面积65.38平方米住宅各一处。该补偿系通过产权调换方式进行的综合补偿，产权调换后有照房屋和无照房屋的补偿无法进行区分。
原判认为：二被告虽然不承认第三人提供的“收条”中“张明”的签名为张明本人所书写，但是二被告不申请对“收条”中“张明”签名的真伪性进行鉴定，在二被告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收条”中“张明”的签名是真实的。第三人孙生德在张文良院内盖房交纳3000元盖房占地款时，已经约定所建房屋产权归第三人所有，虽然该约定不能代替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成为第三人取得房屋合法产权的依据，但是第三人却可以依据该约定获得无照房屋被征收时所应得到的补偿。第三人交款时，张文良在场，被告张明为第三人出具了“收条”，视为张文良对张明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收条”中注明款项性质为“盖房、占地款”，并非二被告所述买卖集体土地款，因此二被告以张明无权处分、处分行为违法为由，主张处分行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无照房屋建在张文良院内且二被告作为张文良的继承人向原告作出无照房屋与他人无产权争议的承诺，原告相信了二被告所承诺的事实，误以为二被告是涉案无照房屋的权利人，即与二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第三人建造的房屋应获得的补偿，补偿给了二被告，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将无照房屋依法所应获得的补偿补偿给二被告，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申请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二被告抗辩撤销合同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与合同法规定不符，且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原告已知道或应知道重大误解事由时间距起诉时间超过了一年，故本院对二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与被告张明、张丽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张明、张丽负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张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丽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在张文良院内建一无照房，第三人向张文良交款3000元，房权归第三人所有”的事实错误。张明在没有张文良授权的情形下，其无权代理张文良做出该种承诺。再者，通过文字可以看出，文字记载是在“张明”院内盖房，按照常理在张文良院内建房，第三人应当写明是在张文良院内盖房。那第三人为什么要写在张明院内盖房呢？只能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张文良在世并不知此事，所以第三人写成张明，第二种可能就是张文良已经去世，在张明占有该房屋时，张明给进行的签名。关于第一种可能，张明属于无权代理，而第二种可能在张文良去世以后，张文良所留土地和房屋均属遗产，应当由上诉人和张明进行继承，在被继承财产分割以前，上诉人和张明对遗产是共同共有，张明更没有权利对遗产进行处分。因此，认定是张文良收取了占地盖房款是错误的。其次，本案超范围审理，不应认定第三人享有领取补偿款的权利。本案是形成权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是要求解除合同，并没有要求法院来确认无照房屋的权利人是谁。按照不告不理的诉讼法基本原则，法院在本次诉讼中是不应当来确认谁具有领取无照房屋补偿款的权利，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第三人享有领取无照房屋补偿款的权利。因此，本案的一审法院属于超范围审理。再次，本案判决的前提是应当确认无照房屋的权利人是谁，谁有权利领取补偿款后，才能确认一审被告是否实施了具有法定解除合同的行为。一审诉讼原告没有诉请法院来确认无照房屋的权利人，没有确定无照房屋的权利人，就无法认定上诉人具有欺诈的行为。一审中被告只是提供了一份第三人的信访材料，该信访材料属于第三人的单方陈述，不能说明上诉人具有欺诈等行为。本案必须存在一个确认之诉，确认了无照房屋的权利人后，才能说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是否存在欺诈。没有确认之诉是无法来认定上诉人的行为的。2.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在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房屋调查摸底表”，该证据体现被动迁人是第三人，而且第三人在一审审理中也明确表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曾向被上诉人主张无照房屋的权利人是第三人，第三人还参加了被上诉人召开的动迁会议。”可见，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被上诉人就知道该房屋是存在权利人争议的。而且在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还非常明确陈述“告知第三人，如果想取得无照房屋的补偿款，应当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并签字后才能取得。”由于上诉人认为无照房屋应当是张文良的遗产，所以没有同意由第三人领取，由于第三人没有达到被上诉人所要求的条件，最终第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合同。可见，无照房屋存在权利人争议的事实，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以前就知道，并不是合同签订之后才知道的事实。被上诉人用合同签订以前就知道的事实，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理由太牵强。3.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要求解除合同的除斥期间。在合同签订以前，被上诉人就知道无照房屋存在权利人争议，并不是在合同签订以后才知道该事实，对于该事实不是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假设该事实是法定解除合同的理由，因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以前就知道该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而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6月28日，根据《合同法》解除合同除斥期间一年的规定，也因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了除斥期间而丧失了要求解除的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超范围进行了审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原审第三人出具的收据，房屋由原审第三人的父亲孙生德所建。依据《物权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故孙生德因事实行为取得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孙生德依法应获得此无照房屋被征收时的补偿，法院并未超范围审理。依据《民事诉讼法》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应当承担对该事实举证不能的后果。因原审中上诉人并未申请对第三人出具的收据进行字迹鉴定，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故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无须以确权之诉的判决结果为审判依据。2.被上诉人的诉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摸底表仅是对房屋附属设施的统计，并非对无照房屋所有权的确认，而且孙生德的签字行为也仅是对被上诉人统计结果的认可。并且，按照《绥芬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规定，无特殊情况，无照房屋归同一院内有照房屋的产权人所有，且在双方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时，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张明出具承诺证明二人对此无照房享有所有权，如有争议，他二人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故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此无照房存在争议，被上诉人的诉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获得支持。3.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解除合同的除斥期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中旬，孙生德向被上诉人提出自己对该无照房屋享有所有权，被上诉人得知此无照房屋存在争议后，即于2012年8月14日书面通知上诉人及张明，要求上诉人、张明与孙生德尽快解决此纠纷。因纠纷一直未得到解决，被上诉人于2013年6月28日起诉到人民法院。故被上诉人的诉求并未超过《合同法》规定的除斥期间一年，法院应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张明无权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孙生德辩称：1.张明给孙生德出具的“收条”合法有效。孙生德和张文良是朋友关系，比较好。因为孙生德没有住房，在张文良院内盖房屋是多次商议的结果。孙生德交款时，张文良在场，并由张明给孙生德出具了“收条”，张明的行为是在张文良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张明的代理行为得到了张文良的认可，张明出具的“收条”合法有效。上诉人称要写在张明院内盖房，存在两种可能，只是无根据的推定，因为盖房前房场是个大坑。通过孙生德与张文良协商，由张文良负责填平，孙生德给付补偿款，更主要的是张明出具“收条”时，张文良在场，张文良完全知情。所以，张明的代理行为有效。关于上诉人诉称的第二种可能根本就不构成可能。因为张明出具“收条”的时间是2003年5月，而张文良是2007年1月13日去世的，张文良是张明出具“收条”四年后去世的，所以上诉人第二种可能根本不存在。2.孙生德在本案中是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本案的判决结果对孙生德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只有在法院依法查明无照房屋的权利人是谁，孙生德是否享有领取补偿款的权利情况下，法院才能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有效。而且，一审只有一个判项就是“撤销原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安置协议”，并没有判决孙生德领取补偿款的判项。所以，一审法院不属于超范围审理，符合民诉法的规定。3.上诉人即认可“本案判决的前提应当确认无照房屋的权利人是谁，谁有权利领取补偿款后，才能确认一审被告是否实施了具有法定解除合同的行为”，但又称“法院在本次诉讼中不应当确认谁具有领取无照房屋补偿款的权利”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一审法院是根据第三人出示的“收条”及相关证据确认了无照房屋的权利人。在此基础上才认定上诉人具有欺诈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诉讼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张明认可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请求法庭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案争议焦点：1.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申请撤销其与上诉人张丽、原审被告张明之间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丽、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原审第三人孙生德、原审被告张明均未提供新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诉请主张及其陈述，结合原审对事实与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丽、原审被告张明在与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前，共同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保证“有照房屋及无照房屋与他人没有任何法律纠纷…保证提交的一切手续真实合法，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即被上诉人是在张丽、张明作出保证的前提下，才与二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与张明、张丽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并不知道该诉争无照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事实。因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认定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与上诉人张丽、原审被告张明之间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关于被上诉人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的问题，在诉讼中，被上诉人主张其在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了权利。对此，原审第三人并无异议。上诉人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证据证实，其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原审审理本案是否超范围审理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查明本案诉争无照房屋存在权属争议，且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依法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与张丽、张明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未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但原审认定原审第三人可以依据其对诉争无照房屋产权的约定获得该房屋被征收时应得到的补偿不妥。因本案系当事人主张撤销权之诉，原审第三人是否对诉争无照房屋享有权利，是否应得到诉争无照房屋的补偿款，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确认范围之内，权利人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张丽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尧
审判员 周晓光
审判员 张继凯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维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