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浮行初字第01号
原告周传兵，男，住乐平矿务局仙槎煤矿。
委托代理人周怡，女，住址同上，系原告妻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江晓辉，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浮梁县县城。
法定代表人宁少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泉河，该局副局长，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汪儒，该局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第三人宁贵发，系原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厂长，住浮梁县湘湖镇九英山林场。
委托代理人施向东，江西瓷都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周传兵不服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的浮人社伤不认字（2013）4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于2014年元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月8日受理后，于2014年1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传兵及委托代理人周怡、江晓辉，被告委托代理人徐泉河、汪儒，第三人宁贵发委托代理人施向东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0月21日对原告作出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认定2011年10月14日下午18时30分许，周传兵和沈华洲乘坐赣E6A5**号轻型普通货车行至G56（杭瑞）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22公里＋147米处，因车出现故障同司机一起下车维修，被一辆牌号为皖NQ25**号的小型轿车刮伤，致使周传兵受到右额骨骨折等多处伤害，周传兵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决定不予工伤认定。被告于2014年1月17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
1．浮人社伤不认字（2013）4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2．浮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浮府复决字（2013）2号］一份，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也证明县政府的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
3．浮梁县人民法院［（2012）浮行初字第03号］行政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4．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景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5．2013年9月17日、9月30日、10月14日对程海琴、凌晶等人作出的调查笔录共计五份，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6．原告妻子周怡于2011年10月15日和2011年10月19日出具的收条两张，拟证明原告周传兵的妻子周怡代周传兵收取了服装加工费计人民币6200元整，也证明了原告和第三人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周传兵的质证意见是：（1）《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2）原告和第三人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从2011年9月起，双方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3）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认定了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4）对程海琴、凌晶所作的调查笔录均是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对汪良春的调查笔录只是证实了对返工的约定：谁的货谁返工，宁火松系第三人的父亲，其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5）有原告妻子周怡签名的两份收据，是由第三人写好，由周怡签名而形成的，是在原告需要紧急治疗的情况下，周怡为了顺利得到工资才被迫签字的，收条上写的是加工费，其实就是原告应得的劳动工资6200元。
第三人宁贵发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所举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法律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原告周传兵诉称，其受第三人宁贵发指派赴外地返工，在途中因受交通事故而受伤，根据《工伤保险条列》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原告因公外出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为工伤。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1．2012年6月21日，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对程海琴所做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在2011年9月份开始到第三人处上班，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后受第三人指派去杭州为厂里返工产品，但是无法区分是厂里的产品还是原告自己的产品；
2．2013年9月17日，被告对程海琴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事项与目的同上；
3．2013年9月17日，被告对凌晶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在2011年9月开始就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4．2013年9月30日，被告对汪良春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谁的货出了问题就由谁负责返工；
5．2013年10月14日，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在2011年9月5日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建立劳动关系，约定加工服装的工资为20元／件，但是直到车祸发生前工资一直未能结算发放，到杭州去返工是为了厂里的货返工；
6．2012年5月31日，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对沈华洲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其与原告等六人在2011年9月5日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约定工资为20元／件，但直到事发前工资都没有结算，去杭州返工也是为了厂里的产品，本来那天是叫他和他弟弟去杭州返工，后因其弟弟结婚，所以就叫了原告去杭州返工；
7．2012年5月29日，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对原告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建立了劳动关系，后转回家继续为厂里工作，工资为20元／件，一直到事故发生前都未结算工资；
8．2012年5月29日，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对第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在7、8月份到厂里帮工过一天，2011年9月与厂里正式建立劳动关系，工序为整件工，2011年6月份后厂里再未与职工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车祸发生后再次派程海琴和汪良春去杭州返工；
9．原告妻子周怡于2011年10月15日和2011年10月19日出具的收条两张，拟证明直至事故发生后，第三人才给原告结算了工资。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质证意见是：（1）工伤认定的关键就是劳动关系问题，我单位多次赴现场调查，在作出决定之前也请示了上级主管部门，本具体行政行为也为浮梁县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所维持；（2）我局所调查取证的材料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在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工作过，但不能证明其一直在厂里工作。单位的正常工资不可能以加工费的形式来发放，两份收据证明的内容就应是加工费，而不是工资；（3）原告向法庭所举证的证据均是我局及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局作出的调查笔录，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和浮梁县心瑜制衣厂曾经有过劳动关系，原告后来又离开了该厂。
第三人宁贵发的质证意见是：（1）完全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2）对程海琴等的调查笔录、考勤记录等其他证据材料，均证实原告不是浮梁县心瑜制衣厂的职工；（3）浮梁县心瑜制衣厂曾因未与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受到被告的处罚，在处罚的名单上，也没有原告的名字；（4）证据4是证明汪良春曾在厂里做事，后来觉得划不来，就买了两台机子回家做，原告是想效仿他的方式；（5）原告的举证5是原告自己的陈述，不能达到证实目的；（6）原告的举证6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在厂里工作过，不能证明事发时，原告是厂里的职工；（7）原告自称在厂里的平车流水线上工作过，但是我们厂里是提供食宿的，事实不像原告说的那样；（8）原告的举证8确实可以证明原告曾经在第三人处工作过，而且第三人还卖了两台机子给原告，原告对这两台机子还进行了改装，但这些都不能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再者，汪良春为他自己返工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是受厂里指派为厂里返工；（9）两份收据充分的证明了给付的6200元是加工费用，而不是工资。
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者必须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经我局调查取证，只能证明原告及其妻子曾于2011年9月份在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工作过，而不能证明2011年10月初原告及其妻子离开心瑜制衣后至原告去杭州返工发生交通事故时一直在为制衣厂工作。原告妻子周怡出具给第三人的收条内容为“加工费”而非“工资”。故不能认定原告发生交通事故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诉的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维持。
第三人宁贵发述称，其与原告是加工承揽关系，不存在事实上劳动关系，请求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浮人社伤不认字（2013）4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第三人为支持其陈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第三人代理律师对汪秀云、程海琴、凌晶、程兰兰等人作的调查笔录六份，拟证明这些人开始并不认识原告，只是在周怡找了她们后才知道周传兵这个人，同时也证明原告周传兵在2011年9月份就离开厂里，厂里和他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
2.对汪良春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是经其介绍曾经来厂里做工的，也证明原告去杭州返工是为其自己返工，返工的方式和汪良春相似。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周传兵的质证意见是：（1）第三人所举出的证据都是证人证言，依照法律规定，这些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2）原告与汪良春不认识，其所做的证明与本案无关；（3）其开始在第三人厂里上班，后把机器搬回家继续为第三人工作是事实劳动关系的延续，其去杭州返工也是受了第三人的指派，也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4）汪良春去杭州为其自己返工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去杭州返工也是为了自己返工。
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第三人的举证材料没有异议。
本院对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证材料的分析与认定：
1.被告举证的证据1、2，均是已经发生效力的行政决定书，本院认为这两份决定书经原告和第三人质证后，虽原告表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但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决定书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本院予以认定；
2.被告举证的证据3、4是本院和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判决书，这两份判决书完整展现了本院和二审法院对第三人宁贵发作为原告曾起诉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的全过程和最终判决结果，本院对这两份判决书予以认定；
3.被告所举证的证据5是对程海琴、凌晶、汪良春等作的调查笔录，原告认为这几份调查笔录证实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程海琴和凌晶等人所做的调查笔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这五份调查笔录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本院予以认定；
4.对于原告周传兵妻子周怡出具的两份收条，原告认为该两份收条是为了支付医疗费在被迫的情形下签名的，虽然收条上注明的是加工费，实则为做工工资，本院认为该两份收条是周怡亲笔签名领取服装加工费的收条，事实清楚，这两份收条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对原告周传兵举证材料的分析与认定：
周传兵所举证的9份证据均是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在办理工伤认定过程中所作的调查笔录和取证材料，本院对该9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但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对第三人宁贵发举证材料的分析与认定：
第三人代理律师对汪秀云、程海琴、凌晶、程兰兰等人作的调查笔录六份，本院认为，该六份证据是他（她）们对当时所知情况的真实陈述，来源合法，真实有效，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5日，原告周传兵及妻子周怡到第三人宁贵发开办的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工作至同年9月底，10月初原告及其妻子两人离开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回家自行加工，在工作期间，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1年10月14日，原告周传兵乘坐赣E6A5**号轻型货车前往浙江杭州为加工的产品返工，下午6点30分左右，车辆行驶至G56（杭瑞）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22公里＋147米处，因车辆发生故障，原告同司机一起下车维修过程中，被一辆牌号为皖NQ25**号的小轿车刮擦，致使原告周传兵右额骨骨折等多处受伤。事后，原告周传兵向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原告不服，向浮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浮梁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维持浮府复决字（20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工伤保险条列》的授权行使工伤认定职责主体适格；原告周传兵在诉讼中对被告作出的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的程序和法律、法规适用问题未提出异议，其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作出的第4号不予工伤认定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九份证据，这九份证据均系浮梁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和被告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处理工伤认定过程中所作的调查笔录和取证材料。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曾于2011年9月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能证明2011年10月初，原告离开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后，其在自己家中加工服装期间仍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以及原告周传兵于2011年10月14日赴杭州返工是受浮梁县心瑜制衣厂指派的事实，故不能认定原告周传兵离开浮梁县心瑜制衣厂后至发生交通事故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依职权调查取证亦不能证实原告周传兵发生本案所涉事故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认定“周传兵受到的伤害，因事故人与浮梁县心瑜制衣厂之间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因此，原告周传兵于2011年10月14日赴杭州返工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的伤害，不属于履行工作职责引起的，被告据此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的理由成立，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的浮人社伤不认字（2013）4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传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郑淑仪
审判员 占阳生
审判员 姚 军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