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绍诸商初字第3060号
原告：余惠萍。
委托代理人：王永建、骆倩。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负责人：杨仁芳。
委托代理人：蔡乐平。
原告余惠萍为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诸暨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1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惠萍的委托代理人王永建、被告中行诸暨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蔡乐平到庭参加诉讼。因被告中行诸暨支行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于2012年3月16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因被告中行诸暨支行未交鉴定费，本院于2012年10月23日立案恢复诉讼，同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余惠萍的委托代理人王永建、骆倩，被告中行诸暨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蔡乐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惠萍诉称：2008年至2009年间，被告所属步行街分理处主任斯巍锋称其银行有新的业务可以更好的帮助储户理财，即由银行出面向储户借款并许以约定利息，储户再按银行指定将出借款项打入其指定的客户账户，这样储户可通过银行收取较高的借款利息。原告考虑到是银行出面借款，故将出借款项共计人民币946万元按其指令打入李淑贞、陈巧丽、吴国法账号。至2009年3月13日结算，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50万元，由斯巍锋出具借据并加盖银行印鉴，约定月利率2%。时至今日，被告未还本付息。故原告诉请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750万元，并支付利息（至起诉时为3701999元）。审理中，原告根据斯巍锋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事实，对本案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作出变更。诉称：斯巍锋原系被告下属步行街�行负责人，其职务足以使原告相信其所言所行是职务行为。在借款过程中原告不存在任何过错，而被告对其下属支行工作人员和业务管理上存在的严重疏漏导致斯巍锋能够有条件利用银行的业务章和其职务身份骗取原告的信任，才产生了严重后果，被告存在重大过错。故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借款本金损失人民币7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009年3月13日至2011年6月21日为3701999元）。
被告中行诸暨支行辩称：1.原告以借款合同关系起诉后，又将事实、理由及案由全部变更，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借款本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被告对原告与斯巍锋之间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及实际往来的金额均有异议，斯巍锋向原告出具借据这一天并无借贷事实发生。原告从一开始就知道交易对象是斯巍锋个人而不是被告。斯巍锋因为借款集资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告为高额利息所引诱，将款项汇给斯巍锋，应自己承担责任。斯巍锋在对原告实施集资诈骗犯罪过程中盗盖被告业务印鉴，被告不存在过错或过失，与原告的损失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原告作为一名资深的储户及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应该非常清楚个人手写出具的借据绝非银行的正常业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余惠萍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9年3月13日出具的借据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方对业务印章的保管使用存在严重漏洞，导致斯巍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加盖被告的业务公章，向原告出具了借条。
2、中国银行存款回单十份。用以证明原告根据斯巍锋的指定将946万元款项打入陈巧丽、李淑贞、吴国法个人账户；该款系斯巍锋以行长名义拿走，后支付原告200万元，与公安机关的证据可相互�证。
3、原告个人银行交易清单九页。用以证明证据2中的款项是从原告的银行卡内存入陈巧丽、李淑贞、吴国法三人卡内。
4、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斯巍锋刑事案件相关材料。用以证明斯巍锋利用行长职权将工作款项转为他用，陈巧丽、李淑贞、吴国法三人的账户实际是斯巍锋指定并控制，应当视为被告使用了账户内的款项。
被告中行诸暨支行质证意见：对证据1借据，被告认为斯巍锋是事先在空白纸上盖章，然后根据需要书写借据内容，从借据的形式上看也只有半张纸。借据上载明的日期并无款项往来，而是汇总结算，故盖章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关联。金额750万元与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有矛盾。借据载明的借款是斯巍锋而非被告。对证据2中手写部分不予认可，其余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款项往来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证据1中的750万元是否有关联无法反映，与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也不一致。对证据4，刑事判决书已认定转贷需要等是斯巍锋虚构的，其控制的账户不能视为被告控制的账户，不是职务行为。原告在笔录中陈述是分三次借款750万元，与庭审陈述相矛盾。
被告中行诸暨支行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5、斯巍锋出具的说明一份，以证明证据1形成过程是斯巍锋先在空白纸上盖章，后来再填写借据内容。
经质证，原告余惠萍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原告而言并无区别，因为斯巍锋当时是步行街支行行长，不存在偷盖印章。且原告对借据的出具过程并不知情。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证据1，在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中已作为被告人斯巍锋犯罪证据予以认定，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具有证明力，故对证据1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已被刑事案件收集在卷，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系斯巍锋诈骗金额问题，与证据1及（2011）浙绍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金额相矛盾，故本院不予确认，按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金额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下属步行街支行行长斯巍锋因炒股亏损遂生诈骗之念。2008年开始，斯巍锋虚构替银行拉存款，做转贷生意、帮助理财等理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对原告余惠萍等多人实施诈骗。2008年初到2009年3月，被告人斯巍锋以银行转贷需要资金为由，许诺高额利息骗取余惠萍借款，让原告将钱打入其所控制的张钰、陈巧丽、吴国法等人的银行卡，然后再设法将卡内资金转账或直接取现、刷卡，所得资金用于炒股、赌博及支付高额利息。2009年3月13日，斯巍锋用加盖有中国银行诸暨步行街支行业务专用章的纸张上以其个人名义出具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750万元，月利率2%。2010年3月1日，被告人斯巍锋向诸暨市公安局投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斯巍锋共骗取原告余惠萍人民币750万元，扣除已归还部分，实际骗得550万元。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斯巍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斯巍锋的犯罪所得，继续追缴发还给被害人。
本院认为，原告余惠萍在本案诉讼中变更了法律依据，但原、被告身份相同，据以起诉的法律事实及标的相同，为减少讼累，本院继续审理并无不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中行诸暨支行对原告余惠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过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余惠萍出借款项的借款人是斯巍锋，该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借据及生效的刑事判决所佐证，且原告将出借款项汇入陈巧丽等人的个人账户。斯巍锋出具借据时系被告中行诸暨支行步行街支行负责人，其在借据上加盖被告所属步行街支行业务公章的行为，系利用职务便利，属于盗用单位公章。在斯巍锋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中，被告所属的步行街支行业务公章是其使用的犯罪工具之一，被告客观上不存有过错，与原告余惠萍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诉称斯巍锋是以被告名义向原告借款没有事实根据，认为斯�锋擅自使用被告所属步行街支行业务公章的行为，被告存有明显过错，与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斯巍锋以替银行拉存款、银行集资为由骗取原告余惠萍款项的事实，已由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该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被告人斯巍锋的犯罪所得，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但原告余惠萍作为被害人至今未取得追赃款，客观上已造成其经济损失的后果。该经济损失的后果主要是由斯巍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但原告余惠萍盲目轻信斯巍锋的诱骗也是重要原因。斯巍锋利用职务方便，盗盖被告中行诸暨支行所属的步行街支行业务公章，被告的业务公章是斯巍锋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工具，但对原告余惠萍造成的损失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余惠萍要求被告中行诸暨支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的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惠萍要求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赔偿7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9012元，由原告余惠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89012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并注明上诉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燕峰
审�员吴尚伟
人民陪审员 吕汉成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楼 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