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16民终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洪冶，男，199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安徽省涡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从保，男，196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以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陶晓宇，涡阳县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桂兰，女，194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涡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华，女，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徐力，安徽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洪冶、董从保因与被上诉人邵桂兰、王素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5）涡民一初字第00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从保及董洪冶、董从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陶晓宇、被上诉人王素华及邵桂兰、王素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孙从俭因伤于2015年2月15日20时至2015年2月16日9时在涡阳县××化工医院骨科病区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出院医嘱为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5年2月16日15时至2015年3月3日，孙从俭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1）住院治疗，入、出院均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肝功能不全。2015年4月8日，孙从俭因病死亡，并于2015年4月10日在涡阳县殡仪馆进行遗体火化。孙从俭曾经系董从保的老师。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被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对孙从俭治疗的合理性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略为“被鉴定人孙从俭住院治疗期间与本次事故外伤所致左股骨粗隆间骨折无关的治疗用药费用总额为1607.36元，其余医疗费均合理”。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交通事故案件的诉讼是否必须先由公安机关认定、处理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故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被告认为本案是交通事故案件，应由公安部门处理、调查，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若调解不成再向法院起诉的辩称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孙从俭的伤情是否系董洪冶所致的问题。被告申请证人董某甲、董某乙出庭作证，证人董某甲证词略为“其驾驶汽车自东向西行驶，现场路面为3.5米宽，电动车是停放在西边，人在东边，均在路北侧，电动车与人之间相隔有3、4米远，现场没有其他人，其在看到人的时候汽车距离小孩只有3、4米远，当时路面有些滑，车速很慢，其在未停车的情况下驶过小孩的位置用了大概几十秒的时间，未认出小孩是谁”；证人董某乙的证词略为“现场路面大概有4米宽，车没到现场时是自东向西开的挺快，到了现场后没有停，只是减速，电动车停放在东边，小孩和老人在西边，人和电动车相距有3、4米远，先看到的电动车，后看到的小孩，在看到电动车的时候，汽车距离电动车有3、4米远，当时未认出小孩是谁，旁边有没有其他人没有看见”。通过两证人的证词能够发现，两人陈述的电动车和人的位置及汽车的速度之间存在矛盾，董某甲陈述在未停车的情况下用几十秒的时间驶出3、4米及路面为3、4米，车辆在开灯的情况下，两人在经过小孩的身边却未认出是其认识的董洪冶等证词，明显有违常理。同时两证人在近10个月的时间后仍能清晰描述电动车系停放在路边，且人与电动车的距离为3、4米等可能有利于被告的证词，证人董某甲更是确定现场别无他人，故在现场没有能够引起证人特别注意的事件情况下，原审法院合理怀疑两证人所作出的上述证词的真实性，同时又因只有董某甲证明了现场别无他人，且两证人均只证明了小孩在扶老人，并未确定事故是否发生。故对被告申请两证人出庭证明事发时，现场只有小孩和老年人，没有其他人，且小孩没有撞到老人的证明目的，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举证孙从俭的首次住院病历，用于证明该病历中记载了孙从俭系不慎滑倒，并非董洪冶撞伤。但孙从俭转院后的入出院记录中均记载为“不慎被他人撞伤”，公安机关的证明也记载了报警时间系事发次日，同时原告申请的证人李某亦证明，之所以首次病历书写为不慎滑倒，是为能够在医疗保险中报销费用，给被告减轻负担而为。考虑到如孙从俭并非董洪冶撞伤，而是有意让被告承担医疗费用，且董洪冶及其舅舅均在事发现场，并在前往医院后仍陈述其伤情系自行不慎滑倒而致，亦有违其初衷。从原被告均系熟人等情况分析，证人李某的当庭证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故被告仅凭举证的三星化工医院病历不能认定董洪冶未将孙从俭撞伤的事实。原告为证明孙从俭的伤情系因董洪冶骑行电动车从其背后撞击而致，申请了证人贾某、孙某甲、孙某乙、张某和孙某丙出庭作证，其中孙某甲、张某均证明亲眼目睹了董洪冶骑行机动车从孙从俭背后将其撞倒的过程；孙某乙证明在现场听到董洪冶自认其将孙从俭撞倒后愿意承担治疗责任的言语；证人贾某、孙某丙均证明听到后期到达现场的董洪冶的舅舅承认董洪冶撞到孙从俭并愿意给予治疗的言语及事故发生后，经协商董从保分两次共支付了15000元，后董从保要求再给付10000元一次性处理该问题未果。被告虽认为上述证人均系孙从俭的同庄或附近的住户，存在利害关系，但考虑到能够发现事故情况的一般应为就近的人，处理事故善后问题一般也应为较熟悉的人，如证人均非本地人、没有任何关系，其真实性反而存在较大疑点。又因上述证人对事故现场陈述的内容均描述一致，具有客观性，同时结合董从保在庭审中还自认了当天其小孩舅给其打电话说董洪冶碰到人了的陈述，故对董洪冶自东向西骑行电动车，从同方向靠路北行走的孙从俭背后将其撞倒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三、关于孙从俭的损失如何计算、如何承担的问题。1、原被告虽均对关于孙从俭治疗合理性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机构不具有相应的资质，但双方均未申请重新鉴定，同时该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包含法医临床鉴定，出具鉴定意见的法医师也均具有法医临床鉴定资质，而医疗费审查系属法医临床鉴定范围内，故对该鉴定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原审法院认定损失如下：医疗费，原告举证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病案、用药清单及医疗住院收费票据（60088.71元），因鉴定意见书中扣除了该医院的非外伤用药费用，故该医院的医疗费原审法院认定为58481.45元（60088.71-1607.26）；关于孙从俭在涡阳三星化工医院的医疗费用，原告只举证了医疗费发票，虽然被告举证了该医院的住院病案，但该费用缺乏用药清单印证，且鉴定意见中因未提供该医院的用药清单，未对该医疗费用进行审查，故该费用原审法院暂不予计算，原告可在提供用药清单后另行诉讼；护理费，原审法院虽暂未计算三星化工医院的医疗费用，但被告对孙从俭于事故当日因伤在该医院治疗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孙从俭因伤治疗的住院天数总计应为16天，参照安徽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标准计算为1670.4元（104.4元/天×1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酌定按照30元/天计算为480元；营养费，按照其住院天数，酌定按照30元/天计算为480元；交通费，原告虽未提供票据，但考虑到孙从俭的伤情较重及其转院至合肥治疗的事实，产生交通费用存在必要性，原审法院酌定为1500元；上述费用共计62611.85元。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被告对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并未提出异议，同时原告举证的行政村证明及伤、亡者伤亡前供养情况证明表，能够证明孙从俭的全部继承人为本案两原告，故邵桂兰、王素华系本案适格的原告，有权主张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已查明，董洪冶骑行电动车从孙从俭背后将其撞倒，而孙从俭是自东向西靠路北行走，并无过错，故董洪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1条第1款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董从保与董洪冶系父子关系，董洪冶现虽已成年，但仍为在校学生，且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董洪冶有经济能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董从保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被告虽认为其支付的15000元系出借给贾某给孙从俭治疗使用，但其在庭审中又陈述该款系贾某强迫其支付，陈述之间相互矛盾，同时被告也未能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结合贾某和孙某丙的当庭证言，原审法院认定该款系董从保支付给孙从俭用于治疗的费用，应在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故董从保还应赔偿47611.85元。综上，本案侵权事实清楚，董从保应承担赔偿责任，两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因举证不力，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董从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给两原告47611.85元；二、驳回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原告已预交），由两原告共同负担419元，由被告董从保负担381元。两原告已预交但不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38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予以退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宣判后，董洪治、董从保不服，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无依据，偏向对方，不公正。2、一审认定证据错误，存有不公及偏向，对我方证据不采信也是不对的。3、对方的病历明确记载是不慎摔伤的，且无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对方举证不力，且矛盾疑点多多，一审不该认为是董洪治撞伤的。4、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庭审补充上诉理由：一审认定孙从俭是被董洪冶从背后撞到摔伤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上诉方提供了在场的目击人能够说明董洪冶并没有撞到孙从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并不是在场目击者，他们均说看到一个小孩在扶这个老人，本案是因交通事故发生的纠纷，没有经过公安交警队现场勘查调查，也没有责任划分认定书，孙从俭其本人在接受治疗时，已经认可是自己在行走回家途中不慎滑倒摔伤被其家人送去医院治疗，因此，一审认定董洪冶撞伤孙从俭是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依据，偏向于对方，本案的案由也是错误的，我方认为应该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认定证据错误，一审认为上诉人的证人证言是相隔10个月了，描述的比较清楚，不予采信，与认定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存在不公平之处。原告已经认可是不慎摔倒致伤，原告只有一个证人，属于孤证，一审予以采信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在认定证据方面存在不公平。王素华不是孙从俭的女儿，主体存在问题。被上诉人邵桂兰、王素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虽然没有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是发生在孙从俭家所在的村庄的道路上，因当天同村人有办喜事的，这些证人准备去听戏，看见董洪冶撞伤了孙从俭，上诉人的证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现场，没有事故认定书，也可以按照民诉法进行处理，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规定事故认定书是证据的一种，不是必经前置程序，事故发生后，董洪冶没有离开现场，被现场的证人看住没有走掉，董洪冶把他的舅舅喊来，说董洪冶撞的，我给你治。又托了很多人，把孙从俭送往了医院治疗，并拿出了15000元的医疗费，因董洪冶同意治疗，不愿报警，并托出中间人。病历中的不慎摔倒的原因，是他人代主诉，不是孙从俭本人的陈述，是董洪冶的堂姐和李某说的，因为考虑到新农合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所以就说是摔倒的，双方之间托出的人都是认识的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客观，当时事故发生地离办喜事的地方相隔不到100米，有很多目击证人，当时路很窄，事故发生后有很多围观人，证人开着车很快开走是不符合事实的，两证人都是上诉人的亲友，说是一个小孩扶着孙从俭，却没有认出小孩是董洪冶，不符合常理，两证人对车辆的行驶路线和时间的陈述不一致。王素华是孙从俭在王素华刚断奶的时候收养的子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双方二审均无新证据出示，所举证据、证明目的及对对方的质证意见均同一审。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另查明：邵桂兰系孙从俭的妻子，王素华系孙从俭的养女，王素华曾用名孙晓燕。孙从俭一审起诉后因病去世，邵桂兰、王素华申请参加诉讼。本案争议的焦点：1、孙从俭的伤情是否董洪冶造成的？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本院认为：一、关于争议焦点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属于证据的一种，在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的证据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一审对此已有具体论述，本院在此不再详述。关于孙从俭入院时的记录为不慎滑倒，被上诉人对此已作出解释，是为了减轻上诉人的负担，在医疗保险中报销费用，证人李某则证明其与孙从俭是表亲，其有亲友（也是董从保方的亲友）在化工医院上班，因双方都认识，为了给上诉人减轻负担，就说是自己摔倒的。孙从俭在涡阳县星化工医院住院治疗1天后，转院至安徽省中医院，随后的病历记载为被撞。因此，不能仅以三星化工医院的入院记录来认定孙从俭的伤情为其自身不慎摔伤造成。事发时，孙从俭受伤时，董从保离其最近，先后到场的人员中贾某、孙某甲、孙某乙、张某、孙某丙一审均出庭作证。董洪冶的舅舅（小名盛才）也赶到现场，随后到了涡阳县星化工医院，还电话通知了董从保。贾某作为董从保的同学一审出庭作证，证明盛才称撞人的是其外甥，撞了人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并证明董从保分两次经其本人共给付孙从俭15000元，后因后续费用未能达成一致而未收董从保又拿的10000元的情况。董从保一审庭审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称给其同学贾某15000元用于给孙从俭治病，该款是贾某（贾某与其是同学关系）向其借的钱，该款与本案无关（但其并未提供相应借条等证据来证明该借款的事实，贾某一审出庭作证也不认可该钱是借款，而是证明该款系给付给孙从俭的治病费用）。但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其又称是贾某让他拿钱，其先拿了5000元，第二次拿了10000元，以上陈述中均没有表明贾乃亮是向其借钱。董从保也称（事发）当天其小孩舅给其打电话说其小孩碰到人了，其又称在医院的时候见到其小孩舅了，但什么都没说，该陈述与常理不符。董从保提供的两证人董某乙、董某甲称是开车从事发现场路过，两人既未停车，也未下车。从两人证言可以看出，两人从该处经过时间不长，对事情并没有详细的了解，其所称的事发现场仅有孙从俭与董洪冶两人也与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及董从保的一审庭审陈述不一致，综合以上证据分析，一审对董某乙、董某甲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二、关于争议焦点2，王素华答辩时自称是孙从俭从小收养的，一审中其也提供孙从俭死亡前供养情况证明表，该证明表有涡阳县高炉镇大呼村村民委员会、高炉镇人民政府及高炉派出所盖章，能够证明王素华与孙从俭系父女关系。因此，上诉人所称王素华不是适格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案由问题，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仅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并无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本案不涉及机动车辆，一审认定案由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1元，由董洪冶、董从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朝霞审判员  彭 亮审判员  朱晓非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王 琪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