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宾行初字第77号
原告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云屯经联社
法定代表人玉金定，该经联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覃守强，广西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东伟，广西金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地址上林县大丰镇明山路12号。
法定代表人蓝宗耿，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喜鹏，上林县国土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樊育彰，上林县法制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文东经联社。
法定代表人覃增义，该经联社主任。
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江那经联社。
法定代表人覃友，经联社主任。
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上金经联社。
法定代表人何黄英，该经联社主任。
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下金经联社。
法定代表人韦家明，该经联社主任。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彪，退休教师。
原告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云屯经联社不服上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4）7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金鼓片牛场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于2014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通过邮寄送达，于2014年10月14日向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通知了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文东经联社、江那经联社、上金经联社、下金经联社参加了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云屯经联社法定代表人玉金定及其委托代理人石东伟、覃守强、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喜鹏、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文东经联社法定代表人覃增义、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江那经联社法定代表人覃友、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上金经联社法定代表人何黄英、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下金经联社法定代表人韦家明以及上述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2014年4月8日对原告、第三人作出上政发（2014）7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金鼓片牛场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位于象山工业园北面，其四至范围为：东临三里—白圩公路，西临六据（地名），南临象山大道，北至塘汉北岸，面积183.625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立下江小乡，下江小乡共管辖三个大队，即香潭大队、金鼓大队、鸡程大队。金鼓大队下辖文东庄、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云屯庄等五个自然庄。当时划分大队时已口头把桥付（地名）至象山（地名）一带荒地（即报告所称的金鼓片牛场地）划给文东庄、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云屯庄用作养牛场地。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云屯庄部分群众陆续到该纠纷地垦荒变成熟地，并于1992年由云屯庄发包给县武装部种植甘蔗，云屯庄有相当部分群众于1995年与澄泰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签订的承包该地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由于该纠纷地相继被云屯庄群众开荒种植，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等庄于1994年后不再到该纠纷地放牧。被告认为，应以1962年“四固定”已经将争议地划分给五个庄为公共牛场地的事实作为案件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原告在权属清楚的情况下的经营管理行为，不能作为主张权属变更的依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同一乡（镇）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第十条第（三）项：“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的规定，决定：一、撤销1995年澄泰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与云屯庄玉金书等8户签订的承包该地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二、纠纷地金鼓片牛场地总面积183.625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云屯庄、上金庄、下金庄、文东庄、江那庄5个农民集体共同所有。
原告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云屯经联社诉称，本案争议地位于云屯庄村头及耕地周围，1962年“四固定”时期被下江大队划分并固定给云屯庄，属于云屯庄的山林地。1971年底，云屯庄在争议地旁边借给上林县澄泰乡下江初中49亩土地用于办学校农场，该校于1987年3月18日办理了《土地承包证》，并使用至1990年后该农场停办，该校将该地全部退还给云屯庄耕种至今。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云屯庄村民陆续到该地开荒耕种，种西瓜、木茹、甘蔗等农作物；1984年开始在该地大面积种植龙眼树，至今龙眼树还在；1990年把位于争议地内的两个大鱼塘发包给本庄黄支康、玉寿山经营管理至今；1992年将争议地约50亩土地发包给上林县武装部种植甘蔗；1995年上林县糖厂经云屯庄许可在该地堆方废渣，并付土地使用费2500元给云屯庄；同年，云屯庄玉金书等23户分别与澄泰乡经济管理站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经营管理至今。云屯庄经三十多年的辛勤耕作和管理，已把荒地变成了熟地，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该地都是云屯庄经营管理和使用，第三人从未在该地种植任何农作物和存在任何经营管理事实，该地也未有过争议。在上林县象山开发区将要征用该地并给予原告土地征用补偿款时，第三人却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于2007年提出权属主张。被告于2009年2月12日作出上政发（2009）37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金鼓片牛场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认为1962年“四固定”未将争议地划分给五个村庄为公共牛场地，云屯庄长期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和使用，以此事实为依据，将争议地确权给云屯经联社全体村民集体所有。南宁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上林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均维持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却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和长期有效经营管理的现状，于2011年错误地作出（2011）南宁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撤销上林县人民法院（2010）上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撤销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之后，被告又完全颠覆历史事实和长期有效经营管理的现状于不顾，完全否定其原作出的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错误地作出上政发（2014）7号处理决定。原告认为：（一）被告认定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已由下江大队划分给云屯庄、文东庄、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作公共牛场地，没有证据支持。1、1962年对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进行“四固定”，按属地原则对土地进行统一调整，归就近的具体生产队集体所有，其“四固定”对象主要是耕畜和林地。该地位于云屯庄村头及耕地周围，1962年“四固定”时期已被下江大队划分并固定给云屯庄，符合“四固定”按属地原则和就近生产队集体的规定。第三人的村头村尾及耕地离争议地很远，不符合属地、就近原则。被告认定1962年“四固定”已经将争议地划分给五个村庄用作养牛场地，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2、第三人文东庄、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提交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辅佐，且证人又与第三人具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等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不具证明力，不具法律效力。被告所采信的证人韦某、蒙某、钟某、何某、卢某等5人证言，不能证明任何事实。事实上，1962年，韦某当时在澄泰乡党委任宣传委员，其证言证明没有参加划分；蒙某当时还没有在下江大队任党支书，其证言证明1962年“四固定”是否划分其不清楚；钟某在鸡呈大队任支书，何某没有在下江大队任职，卢某在上林县人民法院工作。上述五个证人在当时都不在下江大队任职，不可能参与讨论并把争议地划分给五个村庄。韦某在证言中证明没有参加划分，卢某却证明韦某也参加划分；蒙某证明1962年“四固定”是否划分其不清楚，钟某却证明1962年“四固定”划分时蒙某在场，显然证人之间的证言是道听途说，是间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同时又相互矛盾，不具可信度，不具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被告对第三人文东庄、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提供的证人的调查，从调查笔录看，其所取得的证人证言，实际上是证人的重复陈述，换一句话说，证人对第三人怎么说，对被告的调查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说，证人之间的证言遗漏错漏，相互矛盾。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证人证言与被告对几个证人调查的“内容一致”、“相互印证”来认定案件事实。（二）原告云屯庄有足够证据证明云屯庄一直长期有效经营管理和使用该争议地，是土地实际使用者。被告不应把争议地确定为云屯庄与第三人共有，而应当确定为云屯庄所有。请求宾阳县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上政发（2014）7号错误的处理决定。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否划分权属问题，已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市行终字第37号判决书认定，不需继续争辩。被告上政发（2014）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文东、江那、上金、下金经联社述称，一、争议的金鼓片牛场地已于“四固定”时期划归第三人和原告共同共有，这是乡里邻村群众周知的事实，已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二、原告诉称的下江初中49亩学农基地与本案争议地无关联，该学农基地座落在争议地红线以外的白圩至三里公路间隔的右边。三、原告诉称从78年开始在争议地种植农作物、树木、发包鱼塘、发包种植甘蔗等均不是事实。七十年代期间，争议地是共有人的牧牛地，当时政府曾在此地召开过公判大会；鱼塘原是下江大队侵权发包给黄支康、王寿山，黄支康在下江大队任职，其利用职务之便强占至今；发包武装部种植甘蔗，承包地在“六掘”，不在争议地范围内；糖厂堆放废渣在象头山，与争议地红线以外相距500米以上；乡粮所在“背窑坡”建粮库，位置在白圩至三里公路的右边，与争议地红线以外相距几百米；上林县汽车站77年拟建新车站，是下江大队签订征地协议，而不是原告；原告提及的《承包土地合同书》，地名和面积都不相符，都与争议地无关。被告作出的上政发（2014）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终审判决已发生效力，请宾阳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上下金文东江那庄分别于2006年11月8日、2013年9月9日要求权属调处的报告。2、云屯庄经联社答辩书。3、上下金文东江那庄书面要求。4、云屯庄答辩书。5、上林县调查组调解笔录。6、澄泰乡政府调解笔录。7、澄泰乡政府情况汇报。上述证据证明原告、第三人对金鼓片牛场地权属申请立案和调解的情况。8、云屯庄提供的8份云屯庄耕地承包书，证明云屯庄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9、云屯庄提供的《公证书》，证明上林县糖厂1998年就堆放垃圾占地赔偿损失一事与云屯庄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了公证证明。10、（1）上下金文东江那庄提供的卢花荣、韦某、蒙某、钟某、何某、何黄英、覃守德、覃绍杰、刘锡华、韦任程、覃春明等人证人证词，证明争议地“四固定”划为上下金文东江那云屯庄五庄所有。（2）上下金文东江那庄提供的覃寿辉证人证词，证明在其1970-85年在下江大队任职期间经常看见五个庄在争议地放牛。（3）上下金文东江那庄提供的覃某乙证人证词，证明1992年云屯庄在争议地开荒曾经引发争议。（4）云屯庄提供的覃春明、韦彩生、陈民高、韦昌启、李覃花等人证人证词，证明争议地长期以来为云屯庄经营管理、不存在权属划分问题，文东江那庄牛场地不在争议地。（5）云屯庄提供的云屯经联社2006年向下江大队的情况反映，证明要求下江村委退还争议地给云屯庄。（6）云屯庄提供的云屯群众代表2006年给覃守猛通知，证明云屯庄通知覃守猛退地给云屯庄。11、（1）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韦某、钟某、何某、卢花荣、覃春明、蒙某、覃卢威、韦佩玉、蓝德青调查笔录各一份，证明争议地“四固定”划分给上下金文东江那云屯庄五庄所有。（2）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覃某乙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其在下江大队任职期间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议，1993年其曾制止云屯庄开荒。（3）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蓝忠、韦其能、何如标、韦振辉、韦家敏、覃寿辉、韦家明、覃友、覃增义、何黄英、覃卢威调查笔录各一份，证明第三人曾在争议地放牧养牛耕作过。（4）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玉金定调查笔录四份，证明争议地80年代后原告开荒耕种进行管理，庄里部分农户领了土地《承包合同书》。（5）玉国权调查笔录一份，证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没有划分过。
原告质证认为，卢花荣的证言不符合事实，他不了解情况，证言前后矛盾，他并未说明是否参与划分。韦某的证言不符合事实，他在证言中陈述自己他没有参与划分。蒙某的证言陈述他64年去任职干部，他不了解62年情况。钟某的证言没有说明她是否参与划分，证明卢花荣参与划分，但与卢花荣的所说不符；证明蒙某参与划分也不符合事实。何某的证言所说与钟某所说不符，不能相互印证；何某等6人的证言没有事实依据，何某说其与钟某单独划分与实际不符，何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覃卢威、韦佩玉、蓝德青没有亲自参加划分，只是传来证据。覃春明所说的1962年没有参与划分我们是认可的。覃某乙所说80年原告开始经营该争议地，是事实。覃春明、何黄英、覃守德、覃绍杰、覃某乙、蓝忠、韦其能、何如标、韦振辉、韦家敏、覃寿辉、韦家明、覃友、覃增义等人证明争议地“四固定”划分过或作为公共牛场地、第三人进行过管理，均是不真实的。其他证据，证明争议地没有划分过，说明云屯庄长期管理着争议地，是事实。
第三人质证认为，被告的证据充分证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划分给五庄共有，这些证据是符合事实的。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1977年上林汽车站与下江大队签订的用地《协议书》，证明云屯庄有效管理争议地的事实。2、1972年澄泰乡粮所用地报告，证明云屯生产队、下江大队、澄泰公社同意征用原告“背窑坡”荒地的事实，该地属于争议地范围。3、《公证书》一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9相同）。4、22份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云屯庄承包使用争议地事实。5。覃守锰2014年6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990年下江初中农场停办，将农场所有耕种地退还云屯庄。6、卢花荣、韦某、蒙某职工退休呈报表、干部履历表各一份，证明第三人提交的证人的任职时间不符合实际。7、被告分别向卢花荣、韦某、蒙某、钟某、何某的调查笔录各一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同）及卢花荣、韦某、蒙某、钟某、何某出具的证言证词各一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同），证明笔录与证言证词间相互矛盾，证人所讲不真实。8、覃碧光2014年11月2日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在其60-68年任大鸡村队长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公共牛场地划分。9、（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错误。
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是生效的裁判文书。
第三人质证认为，车站的用地不是与云屯庄签订的，是与下江大队革委会签订的，历史上也没有建有建筑。澄泰乡粮所用地报告是与下江大队革委会签订的，同时也没有事实建设。上林汽车站的用地协议上的公章是下江革委会的。糖厂的用地不在纠纷地以内。下江初中的农用地不在争议地范围内。公证书与本案无关。职工退休表的问题，卢花荣1958年元月在澄泰白圩工作，任书记，这个履历表说的不是事实。上林县政府所作的调查笔录真实，证明了争议地已于“四固定”时期划分。覃碧光的证明不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不予质证。
原告申请了证人覃某甲出庭作证。覃某甲证明，其在1953-66年任外鸡村队长，鸡程大队当时管辖外鸡、内鸡、大鸡、云屯、塘六、长岭六个村庄，钟某在1962年任鸡程大队妇女主任，各个村队长没有划分过金鼓片牛场地，现争议地属于云屯的。
原告认为，证人覃某甲当时任外鸡村队长，证明了金鼓片牛场地没有划分过，钟某证词与证人的证明不一致，钟某证明其带领去划分过是不真实的。
被告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质证认为，证人覃某甲所说不是事实。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分别向卢花荣、韦某、钟某、何某的调查笔录及卢花荣、韦某、钟某、何某出具的证言证词各一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同）。2、被告向覃春明的调查笔录二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同）。3、被告向覃某乙的调查笔录（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同）。上述证据证明金鼓片牛场地属于五庄共有。4、1994年上林县武装部与外鸡村一队签订象山开发区二片荒地《荒地承包合同》，证明上林县武装部不是与原告承包。5、原一审时原告提供的八本《承包合同书》，证明该承包合同书上的土地与本案争议地无关。6、桂检行不抗（2012）9号决定书，证明（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是生效的判决，案件是清楚的。
原告质证认为，中级法院判决书与检察院的抗诉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
被告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申请了证人覃某乙、何某出庭作证。覃某乙证明，其1991-2002年在下江村委会任支书，在其任职前已经知道原告在争议地开荒，1993年受村委会的委托，召集各个村队长对争议地纠纷进行调解，调解未果，纠纷一直延续至今。何某证明，证明其在60-64年任金鼓大队支书，1964年撤队并乡时对本案争议牛场地进行了划分，当时去划分有其本人、下金队长韦鼓忠、上金队长何黄英、文东队长覃高权、江那队长覃流威、云屯队长玉光龙。
第三人认为，牛场地进行了划分是事实，何某证明1964年撤队并乡时对本案争议牛场地进行了划分。何某证人年龄已高，对划分的年份可能与其笔录有些出入，是正常的。
被告不发表质证意见。
原告认为，覃某乙证明1993年组织村干调解纠纷不真实；何某证明1964年撤队并乡时对本案争议牛场地进行了划分，与其提供的书面证词相矛盾。
经过庭审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是生效的终审判决书，生效的法院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人提供的韦某、钟某、何某、卢花荣、蒙某的书面证言与被告提供的韦某、钟某、何某、卢花荣、蒙某的调查笔录证明的内容一致，均证明争议地在六十年代“四固定”时期划分给上下金文东江那云屯庄五庄所有，作为争议双方的共同牧场地，与（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一致，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人提供的覃寿辉、何黄英、覃守德、覃绍杰、刘锡华、韦任程、覃春明书面证言与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蓝忠、韦其能、何如标、韦振辉、韦家敏、覃寿辉、韦家明、覃友、覃增义、何黄英、覃卢威调查笔录，涉及证明争议地在六十年代“四固定”时期划分给上下金文东江那云屯庄五庄所有、第三人曾在争议地放牧养牛的证明内容，与（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交证据目录的序号1-6的证据，属于被告调处程序性规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诉辩意见，确认如下事实：第三人文东江那上下金经联社与原告云屯经联社争议的土地位于上林县象山工业园北面，争议的地名、面积、四至范围与上政发（2014）7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一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农村经联社组织后，文东庄、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云屯庄分别对应组成文东经联社、江那经联社、上金经联社、下金经联社、云屯经联社，习惯上屯与经联社均指向同一农村集体组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澄泰乡成立下江小乡，管辖香潭、金鼓、鸡程三个大队，争议双方同属金鼓大队管辖，当时划分大队时口头将争议地划给第三人及原告用作养牛场地。从七十年代起，第三人文东庄因距离争议地较远，不再将牛群赶到争议地放养。农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告云屯庄的村民陆续到争议地开荒种植农作物，争议地现在被开垦为熟地。1992年原告云屯庄将争议地发包给他人种植甘蔗。1994年后第三人江那庄、上金庄、下金庄不再到争议地放牧，也没有到争议地种植农作物。现争议地上的农作物为第三人云屯庄的部分村民所种植。1995年第三人云屯庄的部分村民领取了部分争议地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第三人与原告对争议地发生权属争议后，于2007年1月向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被告立案受理后，经调查并组织双方对争议地进行调解，调解未果。被告2009年2月12日作出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在六十年代没有划分过，应按管理事实确定权属，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原告农民集体所有。第三人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0年6月17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0）4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向上林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林县法院作出（2010）上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当时下江小乡划分大队时已将争议地明确划分为原告第三人的公共牧场地，上林县法院一审依据经营管理事实确权错误，判决撤销（2010）上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撤销上政发（2009）37号处理决定，由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根据1962年“四固定”时期已将争议地划分为原告、第三人五个庄公共牧场地的事实，作出上政发（2014）7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与原告五个庄共同共有。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4）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上政发（2014）7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决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决定。据此，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对其辖区范围内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具有本案的执法主体资格。本案争议地纠纷多年，历经了上林县法院一审和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处理。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是一份生效的法律文书，该判决书确认争议地在六十年代初下江小乡划分大队时已划分为原告、第三人公共牧场地的事实和裁判结果应当得到遵守、执行。被告认定当年老干部、知情人韦某、钟某、何某、卢花荣、蒙某等人的书面证言和调查情况，证明争议地在六十年代初已明确划分为争议双方的公共牧场地，与（2011）南市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一致，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权属重新变动情况下，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共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认为争议地没有划分，证据不足；其经营管理事实，不能对抗业以存在的权属关系，不能作为权属变更的依据。原告与第三人争讼的是土地所有权，而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权一并进行处理，显然不当；在确定权属的同时一并处理澄泰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与原告玉金书等八农户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妥；2013年9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已经重新修订，并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被告仍沿用旧的条例，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正确，应予支持；其瑕疵及错误，应予纠正。原告起诉理由不成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被告的处理决定存在一定的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云屯经联社要求撤销被告上林
县人民政府2014年4月8日作出的上政发（2014）7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金鼓片牛场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林县澄泰乡下江村云屯经联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军明
代理审判员 蓝 珊
人民陪审员 梁翠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肖春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