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94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61年5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北京新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女，1983年2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虹，北京市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某，女，1936年9月10日出生。
原审被告：孙某2，女，1957年8月14日出生。
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明，北京京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与被上诉人郭某，原审被告徐某、孙某2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7935号民事判决，�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郭某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郭某承担。事实及理由：从事实和生活常理看，孙某2作为郭某的母亲且一直与郭某共同生活，孙某2在取得遗嘱时就告知郭某才符合常理；从法律上讲，孙某2是遗嘱执行人，应当在遗嘱发生效力时执行遗嘱告知郭某，不可能在孙某1去世一年多后不将遗嘱告知郭某。按照郭某的主张，其知道受遗赠的时间应为2017年11月，但其2018年3月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受遗赠的时限，应视为其放弃受遗赠，故郭某已经丧失继承的权利。
郭某辩称，孙某1根据母女关系推断郭某必然知道这份遗嘱是不成立的，孙某1和被继承人孙某1、徐某也是父子和母子关系，但孙某1也不知道遗嘱的存在。孙某2作为遗嘱执行人是否公示遗嘱，其有自己关于维系家庭和谐的考虑。且法律上没有要求遗嘱执行人必须在什么时候执行遗嘱。郭某2017年在加拿大是不争的事实，孙某1也是在2017年提起法定继承诉讼，法院关于郭某身在国外的事实认定没有任何错误。郭某已经向法庭举证了其是何时知道此份遗嘱的存在并在知道后立即向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表示继承，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邻居古某1的证人证言佐证了关于这份遗嘱在去年11月孙某2才告知郭某的事实。郭某在查阅一审案卷中发现孙某1在一审期间提交给一审法官的真相说明的自认与其二审庭审中对于何时知道遗嘱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所以孙某1根本没有证据证明郭某早于2017年11月知道遗嘱的存在。
徐某、孙某2共同述称，同意郭某意见，郭某知道遗嘱之后两个月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
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由郭某继承位于×××（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中孙某1所有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孙某1（2016年1月29日去世）与徐某系夫妻，育有子女二人即孙某2和孙某1。郭某系孙某2之女。
涉案房屋于2007年4月4日登记于孙某1和孙某2名下，二人各占50%的份额。
2012年1月2日，孙某1和徐某共同签订《关于将我夫妇俩的房产交由外孙女GUOANGELATINGTING继承的遗嘱》，内容如下：“立遗嘱人：孙某1，男性，1929年6月7日出生，汉族，现居住×××，身份证号×××。我今年83�，在立遗嘱时精神清醒，由于年事已高怕可能发生意外，故立遗嘱。立遗嘱人：徐某，女性，1936年9月10日出生，满族，现居×××，身份证×××。我是孙某1妻子，今年76岁，在立遗嘱时精神清醒，由于我患有心肌梗死、脑梗，怕可能发生意外，和老伴孙某1共同商议一致决定立下遗嘱，遗嘱内容如下：将我孙某1位于×××，房产证号：京房权证市朝私字第XX**号1.由我们夫妇俩的外孙女GUOANGELATINGTING继承；2.我们夫妇俩指定女儿孙某2作为我们遗嘱的执行人；3.本遗嘱壹份，由我们外孙女GUOANGELATINGTING保管。立遗嘱人：孙某1时间二〇一二年一月二日徐某二〇一二年一月二日。上述继承内容的遗嘱仅此壹份。”
就此前徐某、孙某1诉孙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郭某申请参加诉讼一节，孙某2提交2017年11月24日其向该院提交的《追加当事人申请书》，载明：“贵院受理的我母亲徐某、我弟弟孙某1与我的继承我父亲孙某1的遗产继承案件，由于我父亲孙某1在2012年1月2日就立下自书遗嘱，将其名下的房产即×××交由其外孙女GUOANGELATINGTING继承，因此我父亲的房产已经用遗嘱形式赠与其外孙女GUOANGELATINGTING所有，现请求追加我女儿GUOANGELATINGTING为本案的当事人。”2017年12月6日谈话笔录中记载法庭明确告知各方“鉴于双方均陈述孙某1在生前留有遗赠协议，故本院将依法追加GUOAngelaTingTing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郭某和徐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孙某1仅认可谈话笔录的真实性，称只能证明是孙某2要求追加郭某，而非郭某本人申请加入诉讼，不能视为郭某接受遗赠。郭某提交2017年11月29日向该院提交的参加诉讼申请书一份，载明：“我是GuoAngelaTingTing（郭某，加拿大籍）现居住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我是从我母亲孙某2处得知我姥姥徐某和我舅舅孙某1向贵院起诉要求继承我姥爷孙某1在×××一事。由于我姥爷孙某1在2012年1月2日立下遗嘱将属于我姥爷孙某1名下的50%份额全部给予我所有（见遗嘱）原件在我母亲孙某2处代为保管（另50%归我母亲孙某2所有）见房产证。我姥姥徐某在这份遗嘱上也写了同样的内容也签了字。因此不存在我姥姥徐某和我舅舅孙某1继承该房产的事实根据。我要接收我姥爷的遗产，我要继承，我要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予以准许！”徐某、孙某2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孙某1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称不知道郭某何时向法院提交的，郭某的申请书中明确表示遗嘱由孙某2代管，按照常理来说孙某1去世的时候就应该告知郭某了。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的变更案件的案由。现郭某主张孙某1以订立遗嘱的方式安排涉案房屋由其“继承”，遂以遗嘱继承纠纷起诉该案。鉴于郭某并非孙某1的法定继承人，故该案案由应确定为遗赠纠纷。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该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某知晓遗赠遗嘱的时间。一方面，从遗嘱的内容看，孙某1和徐某欲将该份遗嘱交由郭某保管；但从交由孙某2保管的事实�及郭某未在国内的情况看，孙某1和徐某考虑到身故前照顾孙某2、孙某1姐弟感情，暂不将该份遗嘱公布亦是出于对亲人心理情感接受与否的考虑，符合人之常情。另一方面，郭某关于“其在2017年11月前并不知道受遗赠”的主张属于消极主张，要求当事人对于其不知道某事这一消极主张进行举证，显然超出了当事人举证的能力范围和客观规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该案中将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孙某1为宜，在孙某1未举证的前提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院对于孙某1关于“原告已经放弃了受遗赠”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位于×××百分之二十五的所有权份额由郭某继承。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的规定，审理本案的程序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主体资格确认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一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十二条“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的规定，郭某系加拿大的自然人，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徐某、孙某2、孙某1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人，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准据法适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四条“遗产管理等事项，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第三十六条“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本案所涉遗嘱及涉案房屋所在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故本案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双方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由于郭某并非孙某1的法定继承人，故孙某1立遗嘱将涉案房产归郭某继承应属遗赠。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郭某是否丧失了继承遗赠的权利。郭某何时知晓受遗赠的时间取决于徐某、孙某2何时告知郭某。根据各方的陈述，该遗嘱是交由孙某2保管，现徐某尚在世，遗嘱内容是孙某1、徐某将涉案房屋由外孙女郭某继承而非由其子女孙某2、孙某1继承，考虑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徐某、孙某2出于维护家庭和睦暂不将遗嘱公布尚属合理。法律规定了受遗赠人表示是否接受遗赠的期限，但并未规定受遗赠人应向何人、采取何种方式表示接受遗赠。本案中，郭某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必须要向孙某1表示是否接受遗赠，即郭某只要证明其表示过接受遗赠即可，郭某是否向孙�1表示过接受遗赠或者说孙某1是否知道郭某有没有表示过接受遗赠并不必然导致郭某放弃受遗赠的结果，现徐某、孙某2均认可郭某是在孙某2告知其遗嘱时即表示接受遗赠，孙某1如对此不予认可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孙某1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孙某1有关郭某已经丧失继承的权利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孙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春香
审判员 张 慧
审判员 贾 旭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黄晓宇
书记员 张思齐
书记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