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津02行终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绍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委托代理人任光莹，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靳松，该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海燕，该局法制总队民警。上诉人崔绍静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年2月2日受理，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6）津0116行初38号行政判决，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5月26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绍静，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任光莹、靳松，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崔绍静于2015年6月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公开“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内容为：因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相关证据。包括：现场的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证词、具体场所、违法行为人的笔录，具体的法律文书”的政府信息。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6月24日收到后，经审查，作出2015-004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于2015年7月15日通过顺丰快递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于2015年8月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2015年10月21日，天津市公安局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答复内容与申请人所申请的内容不一致，属于答复错误为由，撤销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2015-004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责令该局收到决定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答复。2015年11月9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经审查作出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经查，2015年4月18日，滨海汉沽分局民警在对你实施传唤过程中，未录音录像，无证人证言，民警也未录取你的笔录。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你申请公开‘现场的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证词、违法行为人的笔录’的信息不存在。经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你所提交的公开‘具体场所’，系指2015年4月18日，你所在的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东风南里8号楼203室。经查，2015年6月17日，本单位已向你公开了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的内容。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十三）和《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你所提交公开‘具体的法律文书’的申请为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的申请，本单位不再重复答复。”并于次日通过顺丰快递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5年11月26日提出行政复议。经审查，天津市公安局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2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和天津市公安局津公复决字[2015]2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按照原告要求的形式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另查，原告崔绍静曾于2015年5月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公开2015年4月18日对公民崔绍静的传票”的政府信息。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收到后，经审查，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现作出答复：2015年4月18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寨上派出所，制作并向你送达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内容为：崔绍静，因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现传唤你于2015年4月18日20时00分前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寨上派出所接受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依法强制传唤。”原告对该答复不服，已另案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对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的法定职责。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其作出的2015-004号《予以公开告知书》被天津市公安局2015年10月21日撤销后，于2015年11月9日重新作出书面答复，未超过15个工作日，其行政程序合法。因原告在书面申请中表述的内容并未明确为其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相关证据，故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根据其文字表述理解为汉沽分局民警实施传唤的相关证据并无不当，原告如需申请公开其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相关证据，可另行提出主张。因原告在此次申请之前曾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过关于“公开2015年4月18日对公民崔绍静的传票”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也作出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书面告知了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的内容，已经满足了原告的知情权；原告再次就该传唤证申请公开“具体的法律文书”的信息，属重复申请，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十三）和《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告知其不再答复；被告告知原告申请公开的“具体场所”为原告的住所，其申请公开的“现场的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证词、违法行为人的笔录”的信息不存在，并无不当。综上，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合法、适当。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2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未超过延期后的期限，复议程序合法；其认定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已经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维持其作出的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八）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崔绍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崔绍静承担。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崔绍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违法；3、依法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4、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政府信息证据不存在；5、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公开虚假政府的信息违法，采取强行传唤的执法过程不携带执法记录仪程序违法；6、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不履行复议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7、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2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8、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确答复。理由是：2015年4月18日晚，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到上诉人家深夜砸门，非法传唤，上诉人要求提供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一直拒绝提供，故上诉人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传唤证，其行政行为违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和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就上诉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局依法作出了答复，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其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原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2015-004号《予以公开告知书》；3、2015年7月15日出具的《说明》及022703344566号顺丰快递邮寄详情单；4、津公复决字[2015]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2015-007号《予以公开告知书》；6、2015年11月10日出具的《说明》及201699633422号顺丰快递邮寄详情单；7、津公复决字[2015]2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8、《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9、2015-001号《延期答复告知书》；10、2015年5月31日出具的《说明》及1033428214014号EMS快递邮寄详情单；11、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12、2015年6月17日出具的《说明》及022703344469号顺丰快递邮寄详情单。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在原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申请接收凭证》；3、《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4、《行政复议答复书》；5、津公复决字[2015]2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6、送达回执。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未提交证据，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了光盘一张及根据该光盘整理的文字材料，证明寨上派出所的民警刘延军没有接到群众举报。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二被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审一致，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本院提交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表示怀疑。合议庭经评议认为，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在本院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公开本案涉诉政府信息，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收到上诉人的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程序合法。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予以公开告知书》中已经告知上诉人其申请公开的“现场的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证词、违法行为人的笔录”的信息不存在，并告知上诉人其申请公开的“具体场所”为上诉人的住所，对上诉人申请的“具体的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已经通过另案上诉人提出的政府信息申请，书面告知了上诉人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的内容，上诉人再次就该传唤证申请公开“具体的法律文书”的信息，属重复申请，被上诉人不再重复答复并无不妥。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三）项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十三）项、《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的被诉《予以公开告知书》具有合法性。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在二审期间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崔绍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敬梅代理审判员  曹 伟代理审判员  陈 艳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胡 鑫速 录 员  郑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