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1民初14042号原告：高洪雷，男,196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军，北京市中银（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化艺术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号。法定代表人：张子康，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柱，北京上泽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洪雷与被告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下简称文艺出版社）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洪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军、被告文艺出版社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出版、发行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本）》；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92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合理支出25000元（包括律师费24000元、公证费1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0年4月6日，原告高洪雷与被告文艺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原告将其作品《另一半中国史》（以下简称涉案作品）交由被告出版，被告按照“图书定价×8%版税率×印数”的方式向原告支付稿酬，合同有效期为5年。合同履行期内，被告根据原告上述作品出版了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另一半中国史（大字版）》及《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共计94200册，向原告支付稿酬419920元。双方的合同于2015年4月7日到期，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签订新的合同。2015年4月8日，原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另一半中国史》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获得《另一半中国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专有出版权，合同有效期为5年，版税率为10%。但是，在被告与原告的出版合同到期后，截至目前三年多时间里，被告一直以《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2014年12月第8次印刷的版本，非法印刷并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原告认为被告该等行为侵犯原告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我方直接损失及被告实际获利，要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的法律规定对赔偿金额进行酌定，请法院参考原告方对于被告获利的推算方式，推算方式如下：根据双方合同期限内历次印刷的册书及时间频率，推算合同到期后直至2017年10月30日开庭之日，被告共非法印刷了3万册侵权图书，每册定价58元，两者相乘，再乘以8%的版税率，结果为13920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被告签订的出版合同到期后，被告没有印刷过《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2、被告基于与原告签订的出版合同，有权对涉案图书进行出版和销售；3、被告在涉案合同有效的5年内，共印刷了75000册《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至今尚未销售完，图书出版前期销售速度必定更快，故原告通过前期印刷两推测被告在7到8个月内销售3万册，并通过该种销售速度推测被告在合同到期后继续印刷《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没有任何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陈述了意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0年4月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如下主要内容：作品名称为另一半中国史，作者署名为高洪雷。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文本的专有使用权。第十条，乙方采用下列方式及标准之一向甲方支付报酬：（三）版税：图书定价×8%（版税率）×印数。第二十五条，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上述出版合同约定的作品名称为《另一半中国史》，但是履约过程中出版《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也是履行该合同的行为；原告明确本案中主张的侵权行为为被告在双方出版合同期满后擅自印刷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并销售的行为，不主张被告在双方出版合同期满后销售合同有效期内印刷的图书构成侵权。2015年4月8日，原告（甲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如下主要内容：作品名称为《另一半中国史》，著者姓名为高洪雷。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本作品中文简体本的专有出版权。在此期间，乙方有权以其他装帧样式（包括插图版、中学生版、讲稿版等各种版本）或其他形式（如收入丛书等）出版上述作品在国内外发行，需另签合同。第十条，乙方采用下列方式及标准向甲方支付报酬：版税：首次印刷2万册，版税率10%。出版后六个月结清。第十二条，本作品首次出版后，乙方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安排作品重印事宜。乙方应及时将印数通知甲方，并按本合同第十条约定方式向甲方付酬。第二十一条，本合同有效期为五年，自双方在本合同书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以下简称涉案图书）版权页载明如下内容：高洪雷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8月第1版，2012年2月第2版，2014年12月第8次印刷，字数550千字，印数62701-72700册，书号ISBN978-7-5039-5341-5，定价58元；图书封面最下方载有：“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冒顿》获2013年世界文化遗产奖”。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在双方出版合同有效期内上述图书印刷出版了75000册，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版权费；原告认为被告在合同有效期内印刷75000册，根据前期销售速度，至今仍有库存不合常理，并称与被告之前的部分工作人员进行电话和短信沟通，得知被告在2015年4月进行了第九次印刷，但版权页没有标明时间，2015年夏天又进行了第十次印刷，2016年春天又印刷了一次，根据之前的印刷量，每次应该印刷了10000册，但对此无证据提交。图书《另一半中国史》版权页载明如下内容：高洪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年9月北京第1版，2016年12月第2次印刷，字数537千字，印数20001-24000册，书号978-7-02-010944-9，定价58元。2017年4月13日，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公证处公证员及工作人员登录互联网对于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在线销售情况进行查看，主要情况如下：1、天猫商城（tmall.com）“时代光华图书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月销量363，库存583件，出版时间2012年2月，ISBN编号9787503953415。2、天猫商城（tmall.com）“源创新图书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月销量79，库存909件，出版时间2012年2月，ISBN编号9787503953415。3、淘宝网（taobao.com）“北京博图伟业新书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库存44件，出版时间2012-02-01，印刷时间2012-02-01，ISBN号9787503953415。4、京东网（jd.com）“源创新出版物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有货，出版时间2012-02-01，ISBN9787503953415，版次2。5、当当网（dangdang.com）“荷露茗图书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有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10月，印刷时间2015年10月01日，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020090242，版次1，印次1。6、当当网（dangdang.com）“北京图书大厦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有货，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发行部，出版时间2012年02月，印刷时间2012年02月01日，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3953411。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对上述过程进行了记录，并对网页情况进行了截图，原告在公证保全过程中未购买相应网页展示的图书。庭审中，被告认可与上述天猫商城（tmall.com）“时代光华图书专营店”、天猫商城（tmall.com）“源创新图书专营店”、京东网（jd.com）“源创新出版物专营店”及当当网（dangdang.com）“北京图书大厦专营店”存在直接购销关系，并提交了原、被告出版合同有效期内最后一笔发货的批销业务清单，其上载明的购货单位名称文字无法与上述网络店铺名称一一对应，原告认为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认为该等业务清单载明的图书册数，三年早已经应该销售完毕，至今仍在销售不符合常理；被告同时认为上述网页信息无法证明所销售图书确为被告出版的涉案图书。2017年5月2日，原告在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遥墙国际机场的北京中信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第一分店购买涉案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一本，该图书版权页载明2012年2月第2版，2014年12月第8次印刷。被告认可该图书系被告出版。2018年3月16日，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公证处公证员及工作人员登录互联网对于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在线销售情况进行查看，主要情况如下：1、天猫商城（tmall.com）“时代光华图书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另载明总销量563，评价46。2、天猫商城（tmall.com）“源创新图书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未载明图书版权及销量等信息。3、在淘宝网（taobao.com）首页搜索“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出现若干结果，载有图书封面，经比对，大部分封面除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少部分封面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一致，未打开详情页面，无版权及销量等信息。4、京东网（jd.com）“源创新出版物专营店”销售页面载有图书封面图片，经比对，除封面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网页未载明版权信息及销量等信息。5、在京东网（jd.com）首页搜索“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出现若干结果，载有图书封面，经比对，大部分封面除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其他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基本一致，少部分封面与涉案图书出版物外观一致，未打开详情页面，无版权及销量等信息。6、在当当网（dangdang.com）首页搜索“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出现若干结果，其中3个结果标明书名为“另一个半中国史”，3个结果均载有图书封面，一个结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一个仅为封面的部分截图，截取部分与涉案图书封面相应部分基本一致，未载明其他信息；一个结果封面下部与涉案图书相比，多出“国家民委审读”大号字样，最下方文字为“本书荣登2011年‘一月光明书榜’榜首”，另载有“2010-08-01，文化艺术出版社”。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对上述过程进行了记录，并对网页情况进行了截图，原告在公证保全过程中未购买相应网页展示的图书。庭审中，被告认可上述天猫商城（tmall.com）“时代光华图书专营店”、天猫商城（tmall.com）“源创新图书专营店”、京东网（jd.com）“源创新出版物专营店”即原告2017年4月13日公证保全过程中浏览的同名的商铺，被告认为上述网页信息无法证明所销售图书确为被告出版的涉案图书。另查，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24000元。原告为了证明其自多个渠道购买到涉案图书，另提交了如下证据：1、亚马逊（amazon.cn）发货单一张及对应的发票一张，发货单载明订购日期为2015-11-12，商品名称为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9787503953415，应付款￥33.64，发票载明开票日期为2015-11-12，品名为图书，金额为38.64，盖有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2、当当网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发票一张，载明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2日，项目名称为图书，金额为36.3，盖有当当网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3、新疆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及发票附件一张，发票载明开票日期为2017年5月1日，购买方名称为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货物名称为书，价税合计为58元，盖有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远航书刊店发票专用章，发票附件载明2017年4月30日，品名为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总价为58元，盖有新市区迎宾路鑫远航书刊店发票专用章。庭审中，原告称因无法对应，故未提交上述票据对应的图书原件。被告认可上述票据真实性，并认可与亚马逊（amazon.cn）存在直接购销关系，但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购买的图书确为被告出版的涉案图书。被告提交了第8次印刷涉案图书的发印发装通知单、送书通知单、批销业务清单及发货明细表，发印发装通知单载明下单时间为2014年11月14日，书名为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2版8次印刷，社仓9988，合计10000，备注为版权改为2014年12月第8次印刷，印数改为62701-72700；送书通知单盖有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送书专用章，载明的交书数量总和为9988册，批销业务清单载明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陆续向多家图书销售机构发货，发货明细表载明发货总数为5020。原告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但质疑上述单据记载的原、被告双方出版合同到期后被告大量销售的图书为合同到期后被告印刷的。原告为了证明被告在合同到期后继续委托原印刷单位印刷涉案图书，提交了牛皮纸书套及一本涉案图书原件，两者相分离提交，牛皮纸书套上贴附一张白色纸签，其上印有：书名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书号5341，版别文化艺术，日期2017年2月，另有图书ISBN码及对应的条形码，该ISBN码与涉案图书载明的一致；涉案图书版权页载明2014年12月第8次印刷。庭审中，原告称该等证据系从被告工作人员处得来，但未指明该工作人员身份。被告不认可牛皮纸书套的真实性，认为任何人都可以伪造，认可图书原件确为被告出版的正版图书，但不认可该图书与牛皮纸封套的关联性，同时认为图书版权页信息也说明该图书是双方合同有效期内出版印刷的。原告欲证明其办理2017年4月13日的公证事项支出公证费1000元，提交了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一份及证明一份，票据载明缴款人高洪雷，2017年4月12日，项目名称为公证费，金额为1000元，盖有泰安市公证处财务专用章；证明载明以下内容：兹证明泰安市公证处与泰安市岱宗公证处系同一单位。被告认可发票及证明的真实性，但认为无法确认泰安市公证处与岱宗公证处为同一单位，且没有委托合同佐证，故认为其不应承担该笔公证费。上述事实，有图书出版合同、（2017）泰岱宗证民字第275号公证书、（2018）泰岱宗证民字第173号公证书、发货单、发票、稿费审批单、银行业务回单、发印发装通知单、送书通知书、批销业务清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第三十一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本院认定原告高洪雷系涉案作品的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2015年4月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与原告签订图书出版合同，获得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涉案作品中文简体本的专有出版权，则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侵犯其专有出版权的行为有权单独主张权利。虽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及本案起诉时间均处于该合同有效期内，但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行为同时也构成对作者复制权、发行权的侵害，原告作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仍有权禁止他人以相同方式出版涉案作品的行为，且根据原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版税方式向原告支付报酬，该种侵权行为必然侵害原告经济利益，故原告有权对于擅自复制、发行涉案作品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系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双方图书出版合同到期后也即2015年4月6日之后擅自印刷涉案图书《另一半中国史（增订版）》并进行销售（不包括销售合同有效期内出版的图书）侵犯原告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曾就涉案作品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原告授予被告在合同有效期内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涉案作品的专有使用权，该合同于2015年4月6日到期，原、被告双方未续签合同，则此后被告不再享有该合同约定的专有出版权，被告如实施原告主张的上述行为则构成对原告复制权、发行权的侵害。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被告是否实施了原告主张的上述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对于被告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事实，原告应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和事实，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存在，理由如下：首先，包括涉案图书实物及网页销售信息等在内的在案证据中均未出现涉案图书晚于2015年4月6日的出版时间或印刷时间；其次，原告提交的牛皮纸图书封套及其上的纸质标签，印刷工艺简单，无任何特殊标记或技术防伪措施，且来源不明，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亦无法据此直接认定被告存在上述被控侵权行为；再次，原告主张天猫商城、京东×××，但均未实际购买图书，原告主张其自亚马逊网等三个销售渠道购买涉案图书，但未提交图书实物，且相关网页上展示的图书封面及版权信息多与原告主张的涉案图书封面及版权信息有所不同，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上述销售渠道销售的确为被告出版的正版涉案图书；最后，即使原告主张的销售渠道销售的是被告出版的正版涉案图书，但网络店铺的销售信息系由商家自行编辑、管理，尤其是其中关于库存和销量的数据，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进行夸大的可能性极大，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该等数据具有客观性，经对上述在案证据中相关数据进行初步计算并未超出原、被告双方图书出版合同有效期内涉案图书印刷数量，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市场上已经销售及正在销售的涉案图书数量超出了原、被告双方图书出版合同有效期内涉案图书印刷数量。综上，在案证据和事实，尚不足以使人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无法认定被告实施了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原告未尽到证明义务，应当承担其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六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洪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84元，由原告高洪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闫永廉审 判 员  郝婷婷人民陪审员  张敏霞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蔚雯书 记 员  岳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