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35号
原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长坪村2组。
负责人：胡秀银，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李庆毕，重庆绿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北门街**号。组织机构代码：70947173-1。
法定代表人：刘峰，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宏，男，苗族，1974年2月19日生，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
委托代理人：邵小平，男，苗族，1964年11月27日生，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林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
第三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大竹村3组。
负责人：杨胜琴，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彭某丙（彭明达之子），男，土家族，1970年6月19日生，村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
第三人：彭明达，男，汉族，1933年10月26日生，村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
委托代理人：周天平，重庆渝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胡仁孝，男，汉族，1935年2月25日生，村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
委托代理人：胡某乙（胡仁孝之子），男，汉族，1971年12月23日生，村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
原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长坪村2组（以下简称长坪村2组）诉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彭水县政府）、第三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大竹村3组（以下简称大竹村3组）、彭明达、胡仁孝林地权属争议行政裁决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6月18日本院立案受理，同日向被告彭水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2014年7月1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长坪村2组的组长胡秀银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庆毕，被告彭水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宏、邵小平，第三人大竹村3组的委托代理人彭某丙，第三人彭明达的委托代理人周天平，第三人胡仁孝的委托代理人胡某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彭水县政府2014年2月13日作出的彭水府处（2014）2号《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平安镇长坪二组胡仁孝与大竹村三组彭明达林地边界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彭水府处（2014）2号《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内容为：1986年，被告为胡仁孝颁发了编号为NO：0079874号的林权证，该证登记的小地名“后头坡”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李某丁界，南至彭明达界，西至胡仁发土干界，北至胡仁发后头干子。南方与北方填写错位，北方应是彭明达界。同年，被告为彭明达颁发了编号为NO：0082245号的林权证，该证登记的第二宗林地小地名叫“龙洞坡”，四至界限为：东至新场界，南至仁孝界，西至本人土界，北至美恒界；登记的第四宗林地小地名也叫“龙洞坡”，四至界限为：东至自己界，南至仁孝界，西至必达土界，北至本人界。两宗“龙洞坡”林地南边均与胡仁孝的北边接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仁孝与彭明达因边界不明发生纠纷，1989年，经原普子区派出所调解并划界，彭明达不服，一直申诉。1999年，原平安乡政府召集两个村组的干部和当事人进行过处理，因超越权限而自行撤销。2013年，胡仁孝向被告申请确权。被告认为胡仁孝与彭明达1986年的林权证均合法有效，胡仁孝林权证登记的“后头坡”北方与彭明达林权证登记的“龙洞坡”南方相邻，双方林权证登记的四至界限不存在包含关系，系界限不清而产生的边界争议。如何确定标志物区分双方的边界，从争议林地现场看，林地的东方有一老石头，上面刻有字，系历史形成，沿老石头向西走几十米又有一刻字的石头（系争议林地中心点），沿该石头向西再走几十米是一条小路，小路边有一刻字的石头（字已被人为损毁），这三点连成一条直线，长坪村2组与大竹村3组一致认同老石头的刻字系历史形成，通常来说，村与村之间的界限在没有明显标志物区分的情况下，应该是一条直线。本着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原则，以“从老石头到中心点刻字的石块再到小路边刻字的石头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作为双方的边界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决定：长坪村2组“后头坡”林地与大竹村“龙洞坡”林地的边界，以原来形成的老石头刻字到中心点刻字的石块再到小路边刻字的石头之间形成的一条直线，南边属长坪村2组所有，由胡仁孝管理使用；北边属大竹村3组所有，由彭明达管理使用。
原告长坪村2组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彭水府处（2014）2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充分。被告绘制的现场草图与胡仁孝、彭明达林权证的方位及指向严重不符，虽然各方都签了字，是由于没有详细审查误判所致，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处理决定认定现场草图虚线内林地属大竹村3组所有，由彭明达管理使用，是不尊重历史，缺乏事实依据。本案是不同村组之间的林权争议，不仅是边界争议，而且涉及所有权问题，在双方林权证四至界限不清时，还应参考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所有证载明本案争议林地属原平安镇大水村（现长坪村）村民胡某甲所有，大竹村3组却没有依据，争议林地从1954年到现在都是长坪村2组的，从来没有打乱重新分过。二、被告作出的彭水府处（2014）2号《处理决定》以林地中的“十”字为连接点划直线确认边界与本案事实不符。争议林地中有一些“十”字属实，但不是某一次划界时凿的“十”字，因凿字的时间明显不同，有老有新。如果“十”字是定界的依据，也只能说明有的字指横界，有的字指竖界，不能证明“十”字与“十”字必须以直线连接。由此，被告作出的彭水府处（2014）2号《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充分，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彭水县政府答辩称：一、本案是不同村民小组对林地所有权归属的争议，应由被告进行裁决。二、被告作出的彭水府处（2014）2号行政裁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1.本案实质是村与村之间的林地边界争议。双方都提供了1986年的林权证，“后头坡”林地与“龙洞坡”林地南北相邻，四至界限不存在包含关系，因为双方没有明显的标志物区分林地边界而产生边界之争。通过现场查勘，争议林地的东方有一老石头，上面刻有字，系历史形成，沿老石头向西直走几十米又有一刻字的石头（系争议林地中心点），沿该石头向西再走几十米是一条小路，小路边有一刻字的石头（字已被人为损毁），这三点连成一条直线。在村与村的界限没有明显标志物区分的情况下，应该是直线，被告以直线划界正确。2.现场草图与实际现场一致，双方当事人已签字确认，应作为本案的依据。3.在没有林权证的情况下，可将其他依据作为本案的参考证据，而本案双方都有林权证，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应作为本案证据。长坪村2组与大竹村3组从1954年至今都不同组，1954年的时候林地属于私有，1964年“四固定”的时候，两个组对争议林地都没有依据，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下户的时候，两个组对争议林地因边界发生过纠纷，当时平安乡政府有一个处理意见，由于无权处理而撤销，被告依职权受理后重新调查作出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受理本案纠纷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法律文书，告知了权利，并进行了现场查勘，调查走访了相关知情人，据此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第三人大竹村3组述称，我组原属学堂大队，现属大竹村。在争议之地，一直以来原告方是熟土，我方是山林。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代表林权证、土地证，当时土地、柴山是分开的，没有下放到户，属于集体，1973年山林才下放到户。
第三人彭明达述称，1.草图经过双方签字确认，在现场对方位也进行了辨认，不存在指向不明。2.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林地争议不相符，本案争议的是林地边界，由于林地边界而产生林地权属争议，房产土地证与本案没有关联。3.从1986年开始，胡仁孝与第三人彭明达之间一直有争议，彭明达从1986年就取得了林权证，证明彭明达对争议林地享有使用权。4.双方产生争议的时间较长，1999年经平安乡政府通知双方的村组干部到林地现场进行确认，认同边界是直线，并凿字，因平安乡政府无权处理，才由彭水县政府重新处理。5.彭水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胡仁孝以原告的起诉意见作为其陈述意见，并补充陈述，认为争议林地是长坪村2组的，一直由其管理使用，政府的处理决定以“十”字为界，但彭明达及胡仁孝的林权证都没有填写以“十”字为界，说明双方不是以“十”字为界。
被告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如下：
1.胡仁孝的申请书，彭水县林业局的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受理并送达双方当事人，程序合法。
2.胡仁孝的1986年林权证及1973年柴山使用管理证。拟证明胡仁孝1986年林权证登记的“后头坡”林地北方与彭明达的林地接界。
3.胡某甲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拟证明胡仁孝之父胡某甲1954年登记有小地名“堡上”的土地，但与本案争议的地名及四至都不一致，应以林权证为准。
4.平安乡政府1999年的处理意见。拟证明平安乡政府对本案纠纷进行过处理，与彭水县政府现在作出的处理意见基本一致。因涉及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争议，平安乡政府无权处理，由彭水县政府重新处理。
5.彭明达的1986年林权证。拟证明彭明达1986年林权证登记的“龙洞坡”林地南边与胡仁孝的林地接界。
6.平安乡司法所2008年的调解记录及调解意见。拟证明彭明达与胡仁孝之间的纠纷一直存在，平安乡司法所2008年进行过调解，但未达成协议。
7.彭明达1989年、1994年的申诉书。拟证明本案纠纷由来已久，彭明达一直要求处理。
8.对彭某丙、胡某乙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本案争议的由来及争议林地的四至界限情况。
9.现场查勘草图及现场照片。拟证明争议林地的四至界限及现场情况。
10.处理决定、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彭水县政府依法对纠纷作出了处理决定。
原告长坪村2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无异议。证据2，对林权证本身无异议，但林权证记载的北边与彭明达不相邻。证据3，对证据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证据5，与本案争议林地的四至界限不一致，只有一个方向与长坪村相邻，其余三方都找不到相邻地名，填写不准确，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证据6，真实，但只能证明之前有纠纷。证据7，真实。证据8，仅证明争议原因及争议林地的情况。证据9，现场草图东南西北方位有错误，东方画错了，有岩伦，没有“十”字。证据10，无异议。
第三人胡仁孝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大竹村3组、彭明达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长坪村2组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如下：
1.胡某甲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拟证明本案争议林地从1954年土改以来就属原大水村村民胡某甲所有。
2.彭水县平安镇及长坪村民委的证明。拟证明平安镇长坪村1954年叫大水村。
3.彭水县平安镇及长坪村民委的证明。拟证明争议林地原地名为“堡上”。
4.彭水县平安镇及长坪村民委的证明。拟证明胡仁孝之父叫胡某甲。
5.彭水县平安镇及大竹村民委的证明。拟证明彭明达的父亲叫彭某甲，爷爷叫彭某乙。
6.长坪村2组村民李某甲的林权证。拟证明小地名“菜地湾”林地的西边界至胡仁孝岩伦字石界，胡仁孝的“后头坡”林地东边界至岩伦字石界。
7.对李某乙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李某乙的父亲叫李某丙，兄弟叫李某甲，叔叔叫李某丁。本案争议林地原叫“堡上”，在集体生产的时候，两个生产队就有争议，李某乙家的林地从解放以来就与胡仁孝的“堡上”林地邻界。
8.胡仁孝的1973年柴山使用管理证。拟证明长坪村2组村民从1973年就开始享有争议林地“后头坡”的管理权。
9.胡仁孝的1986年林权证。拟证明长坪村2组村民1986年仍享有“后头坡”林地的管理权，东边界仍然至岩伦李某丁界，李某丁、李某丙是一家人。
10.现场草图。拟证明争议林地包括在胡仁孝1954年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堡上”范围内。
11.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拟证明彭水县政府已对争议林地作出处理决定。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此处有林地，不能证明包含本案争议林地。证据2，无异议。证据3，有异议，村委不能证明争议林地是否叫“堡上”，应以林权证为准。证据4-5，无异议。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与彭明达不邻界。证据7，不真实，争议林地是否叫“堡上”，应以林权证为准，对身份的证实无异议。证据8，真实、合法。证据9，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南北方填写错位。证据10，不具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证据11，无异议。
第三人胡仁孝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大竹村3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合法，但不能证明记载的土地是争议之地。证据2，真实，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据3，不真实，“堡上”和“后头坡”是不同的地名，相隔一定的距离。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无法考证。证据7，不真实，证人1954年才12、13岁，距今已60年，不能证明当时的事。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0，是原告代理人自己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1，无异议。
第三人彭明达与大竹村3组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彭明达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如下：
1.彭明达1986年7月8日取得的0082245号林权证。
2.彭明达2009年4月8日取得的0123792林地承包合同书。
3.平安乡政府1999年7月11日给彭明达的通知。
4.平安乡政府1999年7月17日作出的处理意见。
5.彭明达2006年9月20日取得的彭林证字（2006）第1701453号林权证。
6.彭某丙2009年8月21日取得的彭林字（2009）第1700244号林权证。
证据1-6拟证明：1.彭明达的林权证对本案争议林地有记载，胡仁孝与彭明达争议的林地应属彭明达。2.胡仁孝与彭明达的林地边界相邻属实。3.胡仁孝与彭明达的林地边界，在1999年平安乡政府处理时，通知双方村组干部到林地实地进行指认、调解，并现场凿字确认。5.原告起诉撤销被诉处理决定的事实及理由不充分，被告彭水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
原告长坪村2组对彭明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但与本案争议林地四至界限不吻合，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据2，真实、合法，对本案原告没有约束力，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据3，只证明有纠纷，对本案没有实质意义。证据4，本案争议作出过处理决定的事实存在，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5-6，与1986年的林权证方位不一致，不能证明本案客观事实。
被告彭水县政府对彭明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2、5，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没有提交，但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胡仁孝对彭明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彭某丙对彭明达提交的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胡仁孝、大竹村3组没有证据举示。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交的证据3（彭水县平安镇及长坪村民委的证明）和证据7（李某乙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后头坡”林地原叫“堡上”，但该证实与胡某甲1954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和胡仁孝1973年柴山使用管理证的记载，以及胡仁孝1986年林权证的记载不一致，不能实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10现场草图，系原告单方制作，没有第三人签字认可，不予采信。其余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6（平安乡司法所2008年的调解记录及调解意见），证明了胡仁孝家与彭明达家因争议林地发生打架处理的过程，能证明本案双方有纠纷，但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关联，不予采信。其余证据证明了本案的待证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予以采信。
第三人彭明达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原告长坪村2组与第三人大竹村3组从未同过组，胡仁孝属长坪村2组村民，彭明达属大竹村3组村民。因长坪村2组的“后头坡”林地西北方与大竹村3组的“龙洞坡”林地西南方相邻，双方边界的界址不明确，在土地没有下放到户时，两个集体就对边界存有争议。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胡仁孝户取得了“后头坡”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彭明达户取得了“龙洞坡”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因胡仁孝户和彭明达户的林权证仅载明“后头坡”林地与“龙洞坡”林地南北相邻，没有载明林地边界的具体界址，胡仁孝与彭明达也发生了边界争议。胡仁孝主张以其父胡某甲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四至界限为界，彭明达主张以自己林权证载明的四至界限结合彭水府处（2014）2号《处理决定》确认的边界为界，由此双方因边界之争形成一宗争议林地，其范围是：南至被告确认的三块凿有“十”字的石头拉直的一条直线，东至放（照）牛路，北至岩伦，西至“龙洞”处的人行横路。因胡仁孝与彭明达对争议林地的使用权之争，形成长坪村2组与大竹村3组对争议林地的所有权之争。
1954年2月，胡仁孝之父胡某甲取得彭水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登记的“堡上”土地四至界限为，东：李某丙字石，南：孙中元土斜下，西：曾昭信字石，北：彭忠华人行路横过，并注明有柴山一宗。“堡上”土地在“四固定”时是否固定给胡仁孝及其家人，没有证据证明。1973年5月10日，胡仁孝取得柴山使用管理证，其中登记的“屋后头坡”柴山四至界限为，东：集体森林界干子横过，南：集体森林界三根杉树为界，对下二根杉树，西：干子上的杉树对老岩石，北：后头照牛路。1986年7月20日，胡仁孝取得彭水县政府颁发的NO：0079874号林权证，其中登记的“后头坡”林地四至界限为，东：李某丁界，南：彭明达界，西：胡仁发土干子，北：胡仁发后头干子。“后头坡”林地登记的南北方向与实际不吻合，应是北：彭明达界。
1986年7月8日，彭明达取得彭水县政府颁发的NO：0082245号林权证，其中“龙洞坡”林地登记有两宗，登记的第二宗“龙洞坡”林地四至界限为，东：新场界，南：仁孝界，西：本人界，北：美恒界；登记的第四宗“龙洞坡”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自己界，南：仁孝界，西：必达土界，北：本人界。2006年9月20日，彭明达取得彭水县政府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1701453号林权证，登记的“龙洞坡”林地有一宗，四至界限为，东：岩伦曾现刚柴山为界，南：胡仁孝柴山字为界，西：邓通海界，北：本人界，该宗林地系其1986年林权证上的两宗林地合二为一。2009年4月16日，彭某丙作为户主与大竹村3组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其中“龙洞坡”林地的四至界限记载为，东：岩伦为界，南：曾现刚、胡仁孝柴林界，西：胡仁孝土界，北：彭某己柴林干子界。2009年8月21日，彭某丙户取得彭林证字（2009）第1700244号林权证，登记的“龙洞坡”林地四至界限为，东：岩伦为界，南：曾现刚、胡仁孝柴林界，西：胡仁孝土为界，北：彭某己柴林干子为界。
1989年，原普子区派出所对胡仁孝、彭明达的林地边界争议进行过调解并划界，双方对所划的界限均不认可，彭明达一直申诉不停。1999年，原平安乡政府又进行过处理，因平安乡政府无权对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林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而自行撤销。2013年，胡仁孝向被告申请对争议林地确权，彭水县政府受理后遂作出彭水府处（2014）2号《处理决定》，胡仁孝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2014年5月13日作出渝府复（2014）1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彭水县政府的（2014）2号《处理决定》。胡仁孝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如前请。
2014年8月22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到争议林地进行了现场查勘，彭水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宏、邵小平，胡仁孝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某乙，彭明达，大竹村3组的委托代理人彭某丙，平安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场参加，长坪村2组的代理人李庆毕经本院电话通知未能参加。经现场查勘确认，“后头坡”林地的西北方与“龙洞坡”林地的西南方相邻。从胡仁孝住房边的人行横路往西北方向走约50米处，在紧邻人行横路胡仁孝家的熟土边有一凿“十”字的石头，即被告（2014）2号《处理决定》确认的小路边刻字的石头，“十”字有被人为损毁的痕迹，仍能看出“十”字，彭明达认可“十”字是历史形成，胡仁孝认为“十”字是后来凿上去的，并且“十”字是指边界的横界，不是指竖界。从该石头由西北往东南方向垂直往上走，在争议林地中心有一凿“十”字的石头，即被告（2014）2号《处理决定》确认的争议林地中心点刻字的石头，彭明达对“十”字无异议，胡仁孝认为“十”字是彭明达凿上去的，凿字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在该石头西北方向往下约30米处，新发现有一凿“十”字的石头，彭明达认可“十”字系历史形成，胡仁孝认为“十”字是彭明达后来凿上去的，该“十”字与人行横路边石头上凿的“十”字字迹一致，均比较细长，而被告确认的中心点石头上的“十”字字迹相对较粗，应该不是同时期形成的，前述三处凿“十”字的石头成一条直线，一条明显的边沟位于这一条直线上，胡仁孝不认可是边沟，但凿有“十”字的三块石头明显处于边沟的中间位置，直线的西南边是胡仁孝的熟土，西北边是本案争议林地。从争议林地中心点凿“十”子的石头由西北往东南方向垂直往上直抵村民平常放（照）牛形成的路，在放（照）牛路边有一凿平行排列双“十”字的老石头，即被告（2014）2号《处理决定》确认的刻字的老石头，彭明达对“十”字系历史形成无异议，胡仁孝认可石头上右边的“十”字系历史形成，是胡仁孝家与李某甲家山林的分界点，认为左边的“十”字不知是谁后来刻上去的，老石头上的“十”字与争议林地中心点新发现石头上的“十”字成一条直线，直线的西南边是胡仁孝的林地，西北边是本案争议林地。以放（照）牛路为界，争议林地的东南边是曾现刚的林地，东北边是李某甲的林地。沿老石头顺着放（照）牛路由东南向东北直抵历史形成的岩伦，再从岩伦由东往北再往西斜下至人行横路边有一天然形成的“龙洞”，最后从“龙洞”回到人行横路边刻“十”字的石头处就是本案争议林地的范围。彭明达指认争议林地范围的土坎下包括彭某戊、彭某己的林地，争议林地范围靠岩伦处包括彭某辛、彭某庚的林地；胡仁孝指认争议林地范围的土坎下包括彭某戊、彭某己的林地，双方均认可彭某戊等人与各自都没有林地权属争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胡仁孝与彭明达因双方林地边界界址不清而产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从而导致长坪村2组与大竹村3组对林地所有权的争议，所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胡仁孝的“后头坡”林地与彭明达的“龙洞坡”林地以何为界？因边界之争形成的争议林地权属归谁？
胡仁孝主张“后头坡”林地就是其家庭1954年的“堡上”土地，其对“后头坡”林地享有使用权，长坪村2组享有所有权。1954年我国土地属私人所有，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后，1956年农村私人所有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胡某甲1954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堡上”土地不再属于其家庭所有。1962年我国实行了土地等“四固定”政策，80年代又进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胡仁孝是否仍然对1954年登记的“堡上”土地享有使用权，“堡上”土地是属长坪村2组还是大竹村3组享有所有权，应根据证据予以确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七条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二）土地改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所有证；……。”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胡仁孝和彭明达都有1986的林权证，彭明达还有2006年和2009年的林权证，根据前述规定胡某甲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双方的林权证才是本案的定案依据。胡仁孝和彭明达的林权证载明“后头坡”林地与“龙洞坡”林地南北相邻，但未载明两人林地边界的具体界址，致使双方的边界没有明确的标志物进行区分。经现场查勘，“后头坡”林地的西北方与“龙洞坡”林地的西南方相邻，在胡仁孝的熟土与争议林地之间有明显的边沟，符合农村划分边界的习惯。虽然胡仁孝的林地与争议林地之间没有明显的边沟，但有凿“十”字的石头作为界址，且人行横路边凿有“十”字的石头与争议林地中心凿有“十”字的两块石头以及凿有双“十”字的老石头四点在一条直线上，尽管被告确认的位于该条直线上在争议林地中心石头上的“十”字与其它三块石头上的“十”字字迹不同，但不影响其它三块凿有“十”字的石头由西北顺东南方向成一条直线，以在一条直线上的界石作为界址划界，既符合农村划分边界的习惯，也符合常理。并且，争议林地的东北边是岩伦，西北边是天然形成的“龙洞”，西南边是胡仁孝的林地和熟土，东南边是放（照）牛路，与放（照）牛路间隔的东南边是曾现刚的林地，东北边是李某甲的林地，与彭明达2009年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及林权证吻合。如果按胡仁孝主张的四至界限，彭明达户在“龙洞坡”处将无林地，与客观事实及林权证均不吻合。被告绘制的现场草图与现场一致，且草图有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胡仁孝与彭明达存在纠纷已多年，经多次协商未果，被告彭水县政府应依职权对本案争议进行处理。被告受理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进行了调查和现场查勘，并依据查证的材料作出处理决定，确认长坪村2组“后头坡”林地与大竹村“龙洞坡”林地的边界，以“原来形成的老石头刻字到中心点刻字的石块再到小路边刻字的石头之间形成的一条直线，南边属长坪村2组所有，由胡仁孝管理使用；北边属大竹村3组所有，由彭明达管理使用”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长坪村2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平安镇长坪村2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红梅
代理审判员 蒲开明
人民陪审员 刘维声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