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2民终4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东，男，汉族，1961年6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普安县。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景晓川，系贵州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1310770725。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绍雷，男，196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现在贵州省平坝监狱服刑。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810218879。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
原审第三人：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亦资街道江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02009465269Ｙ。
负责人：伍从孝。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忠，系贵州忠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199910537680。
上诉人曾庆东因与被上诉人杨绍雷及原审第三人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7）黔0222民初6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于2018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庆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景晓川，被上诉人杨绍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原审第三人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庆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2016年11月2日，上诉人曾庆东与被上诉人杨绍雷在平坝监狱内签订《调解协议》，当时有在场人张爱国，曾庆东并未对杨绍雷有欺诈、胁迫等行为，杨绍雷对于该协议的内容有认知且作出了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一审以被上诉人被关押不知道该项工程款的拨付情况，实际拨付该项工程款的事实是杨绍雷之子杨凯在操作办理，且在2015年11月前该项工程款就基本上拨付完毕，均为杨凯办理拨付手续，曾庆东不知道已经拨付工程款。因杨凯未如实告知曾庆东，曾庆东才找到监狱服刑的杨绍雷签订《调解协议》以化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就是让杨绍雷支付其延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249万元。因按照双方签订的《关于红果东湖公园园林绿化南段工程审计结果的分配协议》约定，土建部分54097885.62元归曾庆东所有，综上，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可撤销的情形。
被上诉人杨绍雷二审答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一、上诉人第一项诉请不完整、不明确，无可操作性。其要求撤销，没有进一步明确是要发回重审还是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请。二、上诉人捏造事实，断章取义，其上诉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漏洞百出，根本无法成立。上诉人2013年12月27日前已收工程款898.441万元，2014年1月到2015年12月底前共收工程款3990万元，相加为4884万余元，离其应得总款5400余万元仅差520多万元，而杨绍雷截止2015年12月底仅分得6400万元，离应得总款7500余万元还差1100余万元，下差工程尾款1380余万元是第三人差的。从分配角度而言，这些尾款补足上诉人的工程款容易，补足杨绍雷的工程款1100万元几乎不可能，由此可见杨绍雷不仅没有占用曾庆东应得工程款，而是优先分配给曾庆东。上诉人主张杨凯拨付工程款后占为己有、没有如实告知曾庆东才去签订调解协议等纯属捏造事实。上诉人将剩余工程尾款擅自打入其指定账户也是违约行为。2016年10月14日杨凯与曾庆东签订最终分配协议（该协议对杨绍雷并不生效），约定曾庆东拨付款项打到杨凯个人账上，此时曾庆东已经明知第三人同意拨款了，为什么上诉人明知款要拨下来了而且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拨给杨凯，却骗其签订协议工程款拨付到其个人账上，说明这个所谓的拨款纠纷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上诉人蓄谋已久的，这难道不是乘人之危？三、调解协议成立的基础是存在拨付纠纷，既然不存在资金拨付纠纷，就不存在签订协议的基础，也就不存在利息。协议第五条反映了上诉人是找律师去主持调解的，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可看出乘人之危的事实客观存在，如果上诉人认为存在拨付纠纷或延迟拨款利息，请进行举证。
原审第三人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审述称：第三人并非《调解协议》当事人，对该协议不知情，也和该协议签订无任何关系，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将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列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
杨绍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9日，盘县（现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发包方与贵州绿地园林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经办人杨绍雷）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盘县红果镇东湖公园园林绿化工程南段的绿化工程、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发包给贵州绿地园林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对合同工期、质量标准、合同价款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3月22日，杨绍雷作为甲方与曾庆东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乙方自愿承包甲方所取得的盘县红果镇东湖公园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权中的土建部分、安装（市政）两部分共计造价8500000元左右（中标价）进行施工。二、乙方所分包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期延误、安全责任事故、质量缺陷保修等均由乙方负责。三、应纳税金、投标费用、合同履约保证金，由甲乙双方分摊和负责缴纳。四、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甲方在28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所缴纳的合同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五、工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业务部门由甲方协助协调。六、工程款的拨付，由甲方负责，并于进账后15个小时之内拨付乙方。七、双方必须认真地履行以上协议条款……。2013年12月27日，杨绍雷与曾庆东签订《关于红果东湖公园园林绿化南段工程审计结果的分配协议》，协议约定：一、审计结果：129197799.88元。其中：1、绿化部分75099914.26元。2、土建部分54097885.62元。二、以上土建部分54097885.62元归曾庆东所有，绿化部分75099914.26元归杨绍雷所有。2016年8月18日，贵州绿地园林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内容：本人石松系贵州绿地园林建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曾庆东为我方代理人，授权代理人可以我方名义处理盘县红果东湖公园南段工程相关事宜，委托代理人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以承认，自该委托下达之日起，我公司原签发的与该工程有关的其他委托同时废止。委托期限：工程款拨付结清。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2016年10月10日，盘县财政局作出《财务支出凭证报签单》，同意将盘县东湖公园南段工程尾款13874359.88元全部支付给贵州绿地园林建设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日，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盘县东湖公园南段工程尾款13874359.88元通过贵州银行转账到黔西南州康海建筑工程公司普安工程处。2016年11月2日，曾庆东作为甲方与杨绍雷作为乙方签订《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一、由乙方杨绍雷一次性补偿甲方曾庆东2490000元因迟延拨付款项产生的利息。二、此款给付清楚，双方不能因该项工程东湖公园南段工程发生纠纷。三、支付以甲方出具收条为准。四、本协议一经双方签字即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必须遵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若违约要承担支付款项总额的30%违约金，给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应当赔偿……。另查明：2013年3月1日，杨绍雷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取保候审，2014年7月15日被逮捕。2014年7月30日，贵州省兴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仁刑初字第25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杨绍雷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在贵州省平坝监狱服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2016年11月2日，曾庆东与杨绍雷在贵州省平坝监狱内签订《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一、由乙方杨绍雷一次性补偿甲方曾庆东2490000元因迟延拨付款项产生的利息。二、此款给付清楚，双方不能因该项工程东湖公园南段工程发生纠纷”。因双方在签订协议前，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曾庆东的要求于2016年11月2日已将工程尾款13874359.88元转账到黔西南州康海建筑工程公司普安工程处，同时，杨绍雷与曾庆东作为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工程款的拨付，由甲方负责，并于进账后15个小时之内拨付乙方”，因签订协议时，原告杨绍雷在监狱执行刑罚，并不知情工程款拨付情况，且在协议签订之前工程款已经拨付，不存在迟延拨付款项产生的利息，该协议不是杨绍雷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杨绍雷主张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被告曾庆东提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告杨绍雷与被告曾庆东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案件受理费30元，由被告曾庆东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杨绍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黔西南州康海建筑工程公司普安工程处（工商银行）的往来户历史明细复印件一份及证据目录一份，证明2016年10月31日黔西南州普安有限公司收到13874359元的工程尾款，该工程尾款是曾庆东收到，而不是杨绍雷的儿子杨凯收到的。第二组：曾庆东与杨凯签订的《盘县东湖公园工程款最终分配协议》及2014年6月24日收款人为曾庆东的转账支票存根复印件，证实上诉人曾庆东在2013年12月27日以前已经收到工程款8989441元，2014年元月到2015年12月前共收到399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48884410元，上诉人收到款项的事实在曾庆东与杨凯签订的协议中作了自认，杨绍雷不存在占用曾庆东工程款的事实，从而证实杨绍雷无需付曾庆东的资金占用费，其签订调解协议无中生有，乘人之危。上诉人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工程尾款与本案审理签订的内容没有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杨绍雷占用曾庆东的资金是在2012年2013年之间，在2016年签订东湖协议工程款协议时发生了资金占用的情况。第三人质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受涉案工程的承包人贵州园林绿地的委托，将涉案工程的尾款支付在康海公司账户，对是否与本案有关联由合议庭根据案件情况来审查，对于其他的证据因第三人不知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对第二组证据不发表意见。
其余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中依职权向被上诉人杨绍雷之子杨凯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杨凯主要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时杨凯在场，当时是曾庆东打电话叫杨凯到平坝监狱来协商工程款事情，签订《调解协议》时在场人有杨凯及其母亲、曾庆东、曾建华及两个狱警，杨凯与曾庆东2016年10月曾经签订了一份《盘县东湖公园工程款最终分配协议》，金额680万元，2016年11月签订调解协议时杨凯去盘县住建局问过，知道盘县住建局把工程款全部付清了，付给曾庆东指定的康海公司，签订协议时曾庆东的钱已经在曾庆东账上，当时曾庆东与杨绍雷谈如果不支付资金占用费，就不把工程尾款拨给杨绍雷，所以杨绍雷就签订了调解协议，此后曾庆东仅打了205万元到杨凯账上，按照杨凯与曾庆东签订的最终分配协议，曾庆东还要给杨凯475万元。经质证，上诉人认为杨凯系杨绍雷之子，杨凯证明内容有虚假之处，杨绍雷被羁押之后，所有工程款是杨凯与住建局办理，杨凯答应曾庆东来监狱商谈资金占用费，杨凯通过电话与他父亲确认后才来监狱商谈的，杨凯告诉杨绍雷与曾庆东的款项往来，所以杨凯知道这个款项明细，协商时杨绍雷的朋友张爱国给双方做了大量工作，狱警自始至终在现场，协商后协议还是警察帮忙复印的，当时杨凯及杨凯母亲、张爱国和警察都在场，不存在胁迫。被上诉人杨绍雷质证无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不清楚杨凯陈述的具体情况，请合议庭决定。
经审查，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各方当事人无异议，可以证实工程尾款已经付至康海公司名下，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否应当支付资金占用费，还需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等证据综合认定，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杨凯的《询问笔录》系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所作，可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相应内容予以采信。
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杨绍雷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明确，被上诉人杨绍雷是基于案涉《调解协议》存在乘人之危和胁迫请求撤销。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一审认定“2013年3月9日，盘县（现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发包方与贵州绿地园林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经办人杨绍雷）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时间应更正为“2012年3月9日”及一审认定“2017年11月2日，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盘县东湖公园南段工程尾款13874359.88元通过贵州银行转账到黔西南州康海建筑工程公司普安工程处”应更正为“2016年11月2日，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盘县东湖公园南段工程尾款13874359元通过贵州银行转账到黔西南州康海建筑工程公司普安工程处账户”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调解协议》是否存在胁迫及乘人之危情形，是否符合法定撤销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杨绍雷以案涉《调解协议》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故请求予以撤销，则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签订该《调解协议》时是否存在胁迫及乘人之危情形。对于何种行为依法可认定为“胁迫”或“乘人之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经查，本案一审起诉状中杨绍雷陈述“由于害怕被告拒不分配工程尾款的胁迫，以及信任曾经的合作伙伴而签订《调解协议》”，二审中本院询问被上诉人杨绍雷签订《调解协议》时是怎么受胁迫的，被上诉人杨绍雷陈述“我在监狱时，杨兴荣（曾庆东的律师）说如果我不签订这个协议就要加我的刑，要起诉我占用资金，所以我就签了这个协议，被迫无奈才签的协议”，被上诉人杨绍雷二审的陈述与其一审起诉状中的陈述并不一致，与其子杨凯的陈述也不一致，被上诉人对其陈述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且即使存在被上诉人杨绍雷陈述的上述情形，也不属于前述法条规定可认定为“胁迫”的情形。对于是否存在乘人之危问题。虽然杨绍雷被羁押人身自由受限制，但其判断能力和意思自治均未受到影响，且其子杨凯在杨绍雷签订《调解协议》前就知道第三人已经将工程款付清了，签订《调解协议》时杨凯也是在场的，故从被上诉人杨绍雷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看，也不能认定案涉《调解协议》存在乘人之危情形。被上诉人杨绍雷对自己的诉讼主张举证不力，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请求撤销的诉请及理由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第70条规定依法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认为杨绍雷签订协议时在监狱服刑，该协议不是杨绍雷真实意思表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撤销案涉《调解协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资金占用费，因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审查认定。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第7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658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杨绍雷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合计90元，由被上诉人杨绍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敏
审 判 员 孙 岩
审 判 员 张德权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杨 龙
书 记 员 戴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