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晋08行初45号原告刘玉森，男，汉族，1960年2月20日出生，住曲沃县。委托代理人李美歧，山西天元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解安龙，男，196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曲沃县。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吴滨，县长。委托代理人李月异，山西晋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玉森请求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拆迁行政行为违法并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4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证据交换、调查和询问，对本案依法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3年被告颁发了曲办发［2003］15号文件，并成立了十大工程总指挥部，下设体育场拆迁建设指挥部（乐昌镇人民政府担任），体育场拆迁建设指挥部（乐昌镇人民政府）是受被告委托，并作为本次拆迁的拆迁人。同年3月31日，被告在原告居住区（现曲沃县体育场）张贴拆迁通告，要求于4月1日开工，由体育场拆迁建设工程指挥部组织实施，对拒不拆迁的，将依规强制执行。并采取了断水、断电、断路等措施，迫使原告与乐昌镇人民政府签订了被告单方制定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使原告的财产遭到重大损失，拆迁完工后至今也没有得到安置。具体情况如下：1、被告没有按2001年11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执行，拆迁没有取得“五证”：①建设项目批准文件；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③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④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⑤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补偿安置证明；2、拆迁许可证私自印制，未使用统一印制证件，内容不规范，未标注拆迁面积；3、曲沃县城建环保局既是拆迁人（××），又是拆迁许可证发放单位；4、乐昌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不能作为拆迁人实施拆迁；5、旧体育场安置划分54块宅基没有如约安置拆迁户，而是被告以土地300元/m2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的房屋以1000元/m2进入市场进行买卖；6、集体土地未经合法程序征收为国有土地就进行拆迁；7、张贴通告到开工拆迁只有1天；8、县政府动用了42个行政单位参与拆迁。为此，请求判决确认曲沃县人民政府拆迁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曲沃县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因拆迁造成的财产损失293460元，赔偿原告长期诉讼的差旅费、误工费78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000元。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27日曲沃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县城建重点工程总指挥部及工作机构，总指挥部下设三个专项工程指挥部：体育场拆迁建设指挥部、兴隆街拓宽改造暨北大街北进工程指挥部、南大街暨贡院西街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3月31日曲沃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张贴了《曲沃县人民政府关于县体育场拆迁建设工程有关事项的通告》，通告内容：为了改善曲沃投资环境，促进曲沃经济发展，县政府决定对县体育场进行拆迁建设，明确了拆迁范围；确定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由曲沃县体育场拆迁建设指挥部依据《曲沃县城市规划区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暂行）》具体组织实施；拆迁后的土地由政府统一收回、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建设。原告的宅基、房屋位于拆迁改造范围之内。4月4日，体育场拆迁建设指挥部制定了《曲沃县体育场拆迁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曲沃县体育场拆迁建设工程指挥部受县政府委托统一协调处理拆迁建设的补偿、安置等事宜，乐昌镇人民政府为本次拆迁的拆迁人。4月10日，曲沃县城建环保局发给乐昌镇人民政府曲拆许字（2003）第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4月19日，拆迁人乐昌镇人民政府（甲方）与被拆迁人刘玉森（乙方）签订了《体育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当日经过曲沃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协议内容：1、乙方以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土地380.40平方米、建筑物254.96平方米及附属物评估作价90620元）等属于此次补偿范围；2、依据拆迁安置办法对乙方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等评估作价和土地补偿价格共计人民币90620元；3、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在三日内到体育场拆迁建设指挥部依据评估报告和公证过的协议书，先领取50%的补偿费45310元及全部搬迁补助费1275元和全部安置过渡费1200元，剩余的50%补偿费待乙方拆迁完毕后凭本协议及拆迁验收单三日内领取；4、在过渡期内，乙方自行解决周转用房；5、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为乙方拆除时间，乙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甲方将依法强制拆迁；……8、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各种所有权证书交甲方登记作废。原告随后在约定的期限内自行拆迁完毕，并按约定领取了全额补偿款。据原告提供的2008年《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汾中院）重大事项报告》证明，曲沃县“两街一场”拆迁后，被拆迁人不断上访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两街一场”拆迁行为违法，撤销双方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按市场价格重新评估补偿，临汾中院一直未受理。实行立案登记制后，临汾中院于2015年5月20日对于132名被拆迁人诉曲沃县人民政府、曲沃县乐昌镇人民政府、曲沃县房产管理中心、曲沃县住建局撤销行政行为一案，作出（2015）临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在该132名起诉人之列。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向本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拆除原告房地产的行为违法；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6）晋08行初6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院），省院认为原告起诉曲沃县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违法没有事实依据，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晋行终668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行初60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于2018年1月26日再次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委托授权乐昌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不动产强行拆迁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8）晋08行初24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的起诉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且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该裁定于2018年2月6日邮寄给原告。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拆迁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其财产损失、差旅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曲沃县人民政府拆迁行政行为违法并行政赔偿，而拆迁行为是一个系列行为，包括拆迁决定、拆迁许可、拆迁公告、拆迁协议或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涉及不同行政主体、多个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对此，本案审理中已向原告释明，原告未进一步明确其诉讼请求。本院同时认为本案的关键是，原告2003年4月19日与乐昌镇人民政府签订了《体育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在同年5月底前即已自行拆迁完毕，其于2018年4月19日提起诉讼，不论针对拆迁行为中的哪一种行政行为，都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临汾中院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之前一直未受理曲沃县“两街一场”拆迁诉讼，系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而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自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实施之日起算。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被告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告知过相关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自2015年5月1日起算，截止2017年5月1日。3、至于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拆除原告房地产的行为违法，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委托授乐昌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不动产强行拆迁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这两次诉讼行为，既非“不可抗力”，亦非“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原告基于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未能正确选择诉讼请求，系其自身原因使然，不属于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原告的起诉期限并不因上述两次诉讼而扣减。4、上述两次诉讼，与原告本次诉讼均基于同一拆迁事实；原告两次不正确的起诉，必然阻碍正确的起诉，该两次诉讼可视为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况。依照该款规定，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当事人可申请延长期限。但是上述最后一次诉讼的裁判文书于2018年2月6日邮寄给原告，2018年2月该裁判文书生效后十日内原告并未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在原告没有申请和法院没有决定延长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原告的起诉期限仍然是自2015年5月1日起算，截止2017年5月1日。本案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不应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由于被诉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原告提出的一并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亦失去立案的基础条件。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玉森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本裁定生效后退给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晓波审判员  马红军审判员  路志杰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