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423民初1159号
原告：黄四有，男，1974年4月9日生，彝族，住玉溪市江川区。
被告：胡飞俊，男，1989年2月23日生，汉族，住通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富，男，1963年3月14日生，汉族，通海县秀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通海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黄四有与被告胡飞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四有、被告胡飞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3496元，并按年利率24%自2018年6月1日起支付欠款利息。事实及理由：被告与父母共同经营蔬菜收购生意，由被告按当日各类蔬菜的报价通知原告后，由原告向各地菜农购买后，拉到通海九街广明冷库七八号库房前，经被告和其父母检选，检选合格的蔬菜由七八号库房的租赁老板安排人员组织蔬菜入库，各类蔬菜的收购价格由被告告诉入库人员记明在过磅单上，入库完毕后原告持有过磅单向被告收取价款。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原告分六次将自己收购的青花出售给被告，2018年2月27日、28日分别出售1290千克、1530千克，3元/千克。2018年4月1日、2日、3日、4日分别出售580千克、820千克、1170千克、1010千克，4.2元/千克。被告在2月27日收购后说冷库库房老板的资金没有汇到自己账上，等资金到账后再支付。因被告长期在冷库库房前收购蔬菜，原告相信被告，继续销售蔬菜给被告，后面再次要求被告结账时，被告说老板跑路了，他没有收到钱，所以付不出欠原告的钱，至今被告未付欠下的货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盼如所请。
被告辩称，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10日，刘思颖承租“九街广明冷库七八号库”，期限一年。承租之前即2017年11月至12月，刘思颖及其母亲宋广玲、大舅宋广滨、刘小军（刘思颖的合伙人）、李春雷（宋广玲侄子）、吴建友（管理人员）在“九街广明冷库9号库”发菜，刘思颖等人通过他人介绍，雇佣被告帮其买菜，被告根据刘思颖需要的品种、数量联系卖菜的，被告只管买菜，其余的过磅、验货、质量把关、入库、签单、付款均是由刘思颖等人负责，刘思颖以出库菜每车800元支付被告报酬。被告起初并不认识原告，是原告主动拉菜到冷库才认识，之后双方会相互联系，由宋广滨负责付款，有宋广滨持有的笔记本记录详细的付款情况。原告诉称的菜入库之后持过磅单向被告收款并不属实，被告也未在过磅单上签字，据被告所知，原告的货款有时是直接转账。综上，被告只是刘思颖的雇工，只是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支付报酬的劳务法律关系，被告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无付款义务，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
原告举证如下：
1.居民身份证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通海九街广明冷库货物过磅单六份，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23496元。
被告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无关联。
被告举证如下：
1.居民身份证一份，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2.刘思颖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及《通海县广明冷库租赁合同》各一份，证明刘思颖承租广明冷库7、8号库经营蔬菜长途销售，租赁期限是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3.利隆国际（LL）蔬菜申请单、调拨单、出库单、调拨申请单四页，证明广明冷库7、8号库蔬菜出库的经手人分别是李春雷、宋广滨、吴建友，三人是实际长途发菜的经办人，被告并未参与其中；
4.笔记本明细三页，证明实际发菜的老板宋广玲记录每天的发菜收入支出账目及宋广滨记录付款给卖菜人的数量、单价、金额、电话号码，并非被告付款；
5.客户回单一页，证明李春雷银行取款支付菜款的事实；
6.2017年12月员工薪资及笔记本记录付款明细二页，证明2017年12月，宋广玲、刘思颖、刘小军等人的出勤天数、应发薪资、员工资款签字，老板无薪资发放的金额；被告的报酬以当月发出的车数，800元/车计付，老板支付报酬和打包也是按车计价支付报酬。
原告质证认为，不清楚上述证据是否真实。
根据原、被告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调查，本院对本案证据分析认证如下：一、原、被告的1号证据分别系原、被告的主体资格的证明，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原告的2号证据结合被告的2号证据分析如下：过磅单系书证，既是原告已履行交货义务的交付凭证，又是原告主张欠款的交易凭证，依过磅单记载接受原告交付的系吴建友、李春雷，并非胡飞俊，过磅单还记载购货单位系通海九街广明冷库7号或8号库，记载的内容并未显示胡飞俊与本案交易的关联性。而被告2号证据中的《通海县广明冷库租赁合同》，来源于冷库的出租方即通海县广明冷库，来源合法，其真实性已经出租方盖章确认，据合同内容，通海广明冷库7、8号库的承租方系刘思颖并非胡飞俊。尽管胡飞俊陈述其与本案交易的关联性系其受雇于刘思颖为其联系购买蔬菜，但该陈述仅系胡飞俊的单方陈述，在无其它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雇佣关系成立。综上，原告2号证据关于胡飞俊系本案合同相对方的证明目的不成立，且与原告2号证据显示的购货单位及原告诉状中关于检验合格的蔬菜由7、8号库的租赁老板安排的人员组织入库的陈述相矛盾，故原告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责任未完成，本院对原告关于胡飞俊系本案合同相对方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定；三、被告的其余证据：其中2号证据中刘思颖的身份证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其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评判；被告的3至6号证据，虽系原件，但证据内容并未显示宋广滨、宋广玲、刘小军、吴建友、李春雷与刘思颖及通海广明冷库7、8号库的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评判。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原告分六次将其收购的蔬菜交进通海九街广明冷库7号或8号库。上述蔬菜经通海九街广明冷库过磅房过磅后，由吴建友或李春雷在第二联过磅单上标注时间、数量及价款并签字后交由原告执有。其中：2018年2月27日的过磅单由过磅员标注“购货单位7-8#，过磅日期2018年2月27日，品名青花、毛重4210、皮重2920、净重1290、车牌号3209。”李春雷标注“1290×3=3870”；2018年2月28日的过磅单由过磅员标注“购货单位7#，过磅日期2018年2月28日，品名青花、毛重4520、皮重2990、净重1530、车牌号R32**。”李春雷标注“1530×3=4590”；2018年4月1日的过磅单由过磅员标注“购货单位7#，过磅日期2018年4月1日，品名青花、毛重3520、皮重2940、净重580、车牌号R32**。”吴建友标注“2018、4、1，580×4.2元”；2018年4月2日的过磅单由过磅员标注“购货单位7#，过磅日期2018年4月2日，品名青花、毛重3970、皮重3150、净重820、车牌号W00**。”吴建友标注“2018、4、2，820×4.2元=3444”；2018年4月3日的过磅单由过磅员标注“购货单位7-8#，过磅日期2018年4月3日，品名青花、毛重4100、皮重2930、净重1170、车牌号3209。”吴建友标注“2018、4、3，1170×4.2元”；2018年4月4日的过磅单由过磅员标注“购货单位7，过磅日期2018年4月4日，品名青花、毛重3970、皮重2960、净重1010、车牌号3209。”吴建友标注“2018、4、4，1010×4.2元=4242”。上述菜款共计23496元。胡飞俊陈述：其与通海广明冷库7号、8号库的承租人刘思颖系雇佣关系，其只负责电话订货，再由老板在过磅单上签字，其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如上分析，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系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原告的举证证明责任未能完成，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3496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四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0元，减半收取190元，由原告黄四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燕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