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781号
原告浙江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建成。
委托代理人魏晓雷，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德龙，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伟中。
委托代理人单燕虹，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海琛，工作单位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浙江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同年9月9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8日再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魏晓雷参加了首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德龙，被告委托代理人单燕虹、黄海琛均参加了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12月11日其与被告签订货运代理合同，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办理相关进出口货代事宜。至2012年9月，被告开始拖欠应付原告的货代费用。2013年1月25日，被告对所拖欠费用明细进行了书面确认，但至今未予支付。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106，217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息，自2013年1月2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告辩称，其与原告间确实存在涉案货代业务，但2012年6月被告员工叶丽英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随后又于同年7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告此时才得知叶丽英在与原告进行业务费用结算时未履行应有职责，根据原告要求任意提供便利并损害被告利益，为此被告拒付涉案货代费用。2013年1月25日，在叶丽英取保候审期间，原告找其确认欠款金额为提起涉案诉讼创造条件。被告认为，尽管叶丽英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行为违法是显而易见的，故由其确认的欠费金额对被告并无约束力。为此，被告请求重新核算涉案货代费用金额并依法判处。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首次庭审时提供了如下证据：
1-2、货运代理合同及附件（费用标准明细）、提货单（十三份，缺少托单编号为SM12I002777A15的货代业务项下的提货单；以下托单编号略去相同的首部“SM12I00”与尾部“A15”，仅保留中间四位），用以证明原、被告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原告已完成涉案货代业务。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无异议，并确认涉案十四票货代业务实际发生，且原告已经完成受托货代业务，但认为原告合同附件内容与被告所持有的合同附件（打印自叶丽英的电脑）内容有差别，后者因叶丽英收受原告商业贿赂，部分内容被隐匿，故叶丽英向原告确认费用损害了被告利益。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对涉案货代费用计算标准及叶丽英行为后果的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3-5、电邮、应收款（已开票）对账单及发票，用以证明叶丽英系被告员工，经由其签字确认了被告欠付原告费用金额，其中与涉案海运货代业务相关的费用为人民币106，217元，原告已向被告开具了发票。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无异议，认可叶丽英系被告员工，且其系涉案货代业务经办人，发票被告亦已收到，但认为叶丽英在接受原告商业贿赂的情况下，背离双方约定的货代费用计算标准而确认的费用金额不应约束被告。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对涉案货代费用金额，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在首次庭审时提供了如下证据：
1、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终止侦查决定书、银行明细账查询表及叶丽英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曾向叶丽英行贿，公安机关曾立案侦查，后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终止侦查。原告对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终止侦查决定书、银行明细账查询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曾向叶丽英行贿；对叶丽英出具的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在原告对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终止侦查决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叶丽英出具的说明属证人证言，在叶丽英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无法核实该手写说明内容确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无法认定；银行明细账查询表所欲证明的具体金额，与涉案商事纠纷处理并无关联，且被告亦自认其中的大部分金额并非叶丽英实际取得，更显示该节事实在本案中并无查明必要，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作认定。与此同时，经本院当庭询问，原告确认曾向叶丽英支付相关佣金，但称具体情形不清。由此，本院对原告自认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叶丽英收取原告佣金事实对本案的法律影响，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2、叶丽英提供的合同附件（费用标准明细），用以证明双方约定的货代费用计算标准，且该标准与原告提供的合同附件内容有差异，部分内容被叶丽英隐匿，导致被告无法审核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费用金额应以叶丽英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为准。本院认为，该证据仅为打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并未加盖任何印鉴，内容又与原告提供的合同附件不同，在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3、案外人浙江海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洲货代）的海运价格协议、国际提货费说明，用以证明2012年2-9月当地货代行业收费标准，而涉案货代费用计算标准与此相比约高出4%。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海洲货代的报价并不能代表货代市场行情。本院认为，海洲货代报价并不等同于货代市场合理平均报价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被告可按双方一致意思表示约定费用计算标准，即使该标准确高于当时当地市场平均水平，双方亦应按约履行，故上述证据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4、付款凭证、付款审批单、发票、运输单证，用以证明2012年4-11月被告向原告支付案外货代费用过程中，在被告内部审批流程中，叶丽英在提交财务结算时未经审核确认即可安排付费，表明其确认的涉案费用同样存在损害被告利益的情形。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无异议，且确认案外业务发生及费用金额，并认为虽不清楚被告内部审批流程，但付款审批单显示付款系经被告内部各级正常审查签字的，故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对此，被告解释称，付款审批单虽有部门领导签字，但仅作形式审查，并未对具体费用进行实质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证实原、被告在涉案纠纷发生前的合作方式及被告内部审批模式，与涉案纠纷处理具有关联性，其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均应予认定。
5、涉案货代业务的进口费用结算单（十三份，缺少托单编号为3485的货代业务项下的结算单）及运输单证，用以证明原告制作进口费用结算单后交付叶丽英，费用金额与原告开具发票及诉请金额一致，但该费用金额与双方约定的货代费用计算标准不一致。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无异议，但认为结算单、发票所载费用金额与叶丽英签字确认的对账单金额一致，被告接受发票表明其对费用金额已予确认。对此，被告反驳称，其未支付涉案货代费用即表明对费用金额不确认，原告应重新举证证明符合双方约定计算标准的费用金额。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均应予认定。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
6、涉案货代业务成本材料，用以证明原告完成涉案货代业务支出的成本，表明原告主张涉案费用金额的合理性。被告对案外人上海杰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的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虽可与原件核对一致，但这些拖车费用无合同、收款依据、付款凭证等予以佐证，不能证明费用的发生；对其余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均应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证意见，结合原、被告当庭陈述，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2008年12月11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SM-
YT2008-01的货运代理合同，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办理进出口货代事宜；关于结算方式，约定原告于每月底提供当月业务发票或费用清单，被告应在收到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并于次月25日前支付费用，逾期未作确认的，视为同意；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到期无异议可自动延长。关于海运进口费用标准明细，双方在合同附件中仅约定了汉堡至上海单一情形下的各项费用标准明细：报关费人民币280元／票，三检费人民币100元／票，换单费实报实销（换单费人民币150元／票、分驳费人民币120元／立方米、THC人民币15元／立方米），仓储费（上下车费人民币120元／立方米、理货费人民币100／票、消毒费人民币10元／票），国内运输费（500公斤以内人民币250-300元、500-1，000公斤人民币420-520元），海运费30美元／立方米，国外提货费（200-500公斤190-285欧元、500-1，000公斤285-400欧元、1，000-1，500公斤400-456欧元），保险费为货值的0.6‰，另注明如有动检查验、海关查验、联单费、商检罚检等额外费用则实报实销。
在原、被告开展货代业务过程中，就双方间2012年1月、2月、3月、6月、8月的案外货代业务，原告均通过与被告经办货代业务的员工叶丽英联系并完成，相关货代费用被告均已向原告支付。根据上述案外货代业务结算时被告内部付款审批单记载，经手人为叶丽英，且均经财务、部门负责人、主管领导审核签字，最后由批准人批准付款。
另查明，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期间，原告通过与叶丽英联系，接受被告委托完成了涉案十四票进口货代业务，包括起运港及目的港的相关货代事项，最终将各票进口货物送至被告指定地点。其中，托单编号为2453、2479、2640、2777、2840、3064、3250的七票进口货代业务均系自德国汉堡海运至中国上海，其余七票进口货代业务分别系自西班牙瓦伦西亚、加拿大温哥华、日本横滨海运至中国上海。除缺少托单编号为2777货代业务项下提货单外，在案证据十三张提货单载明了其余十三票货代业务项下货物的重量、体积（其中四票货物未载明体积数据）。
为完成涉案货代业务，原告就目的港进口报关等事宜转委托上海祺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经贸淞海报关有限公司办理，并为此支出成本人民币21，275元；就目的港拖车、仓储等事宜转委托上海杰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办理，并为此支出成本人民币22，282元；另就起运港货代事宜，原告分别向各起运港代理支付了3，450.68欧元及1，048.90美元。
原告完成涉案各票货代业务后，分别制作进口费用结算单交付叶丽英，载明应收货代费用共计人民币106，217元。后原告又分别向被告开具了相应发票，载明金额中就涉案货代业务共计人民币106，217元。因被告在获悉叶丽英涉嫌收取原告佣金情况下拒绝支付涉案货代费用，原告遂制作了应收款（已开票）对账单交付叶丽英并要求其进行确认。2013年1月25日，叶丽英在原告应收款（已开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收到发票，且应付款金额正确。其中，涉案货代业务费用金额为人民币106，217元。
又查明，在原、被告间的业务往来中，原告确认曾向叶丽英支付相关佣金。由此，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干分局）曾对叶丽英涉嫌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实施侦查，并于2012年7月3日对其执行取保候审。2013年6月27日，江干分局作出杭公（江）终侦字（2013）10052号终止侦查决定书及杭公（江）解保字（2013）10005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认为不应追究叶丽英刑事责任，遂决定终止侦查并解除取保候审。
还查明，被告曾于庭审中确认，叶丽英系被告供应科科员，负责进口配件采购事务；截至本案诉讼时，叶丽英仍在被告公司任职。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通过签订货运代理合同及具体委托联系，有效建立起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现被告确认原告已履行完毕涉案十四票进口货代业务，则其理应按约支付相应的货代费用。事实上，涉案争议主要涉及对货代费用金额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叶丽英确认货代费用金额的效力认定。
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被告员工叶丽英系涉案货代业务的经办人。2013年1月25日，叶丽英在原告应收款（已开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被告应付款金额为人民币106，217元。叶丽英作为被告员工所为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本应由被告承担。但原告曾向叶丽英支付相关佣金的事实，阻却了上述法律后果的直接实现。江干分局就叶丽英涉嫌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案决定终止侦查并解除取保候审，最终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免于刑事追责的处理并不能否定其收受原告佣金的事实，而该事实应在涉案商事纠纷中加以考量。尽管就在案证据而言，尚无法确认叶丽英收受原告佣金已达至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程度并进而认定其行为无效，但按照民商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叶丽英收受原告佣金后存在未尽职守的可能性已不容质疑，在此情形下，则单凭其对涉案货代费用金额的确认，显然已不足以最终认定之。
二、关于涉案货运代理合同所约定费用确认方式的理解。
原、被告双方在涉案货运代理合同中曾约定，就各票货代业务的费用结算，原告于每月底提供当月业务发票或费用清单，被告应在收到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逾期未作确认则视为同意。据此，原告主张按约应认定被告已对涉案货代费用开票金额人民币106，217元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对于费用确认的约定，尤其是“逾期未作确认则视为同意”，其隐含文义完整表达应包括“未提出异议”的前提条件，否则将会出现不容被告异议的显失公平结论。由此，该项约定应被理解为被告默示不作为情况下可推定被告同意的约定，意在防止被告无理由不确认费用所导致的付费迟延，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被告核对费用金额及提出异议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明确因叶丽英收受原告佣金而拒付费用，原告亦自认在被告拒付费用的情况下才制作了应收款（已开票）对账单交付叶丽英并要求其进行确认。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对涉案货代费用金额已明确提出了异议，故不应适用合同该项约定认定被告已确认费用金额。
三、关于涉案货代费用金额的认定。
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原、被告双方曾在涉案货运代理合同附件中约定了各项费用标准明细。尽管原告在庭审中主张2012年7月该费用标准明细曾有过调整，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仍应按照该费用标准明细来确定涉案货代费用金额。由于该费用标准明细仅限于汉堡海运至上海的情况，且计算国内运输费仅约定货物重量1，000公斤以内的计费标准，计算国外提货费仅约定货物重量1，500公斤以内的计费标准。则在涉案七票自汉堡海运至上海的进口货代业务中，仅有托单编号为2453、3064、3250的三票（货物重量／体积分别为292公斤／1.512立方米、642公斤／3.802立方米、421公斤／1.007立方米）可依据费用标准明细予以确定。由此，该三票货代费用应按约认定为人民币3，507元、人民币5，600元及人民币3，492元（其中国外提货费已按原、被告双方认可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8.1加以折算），共计人民币12，599元。
除此之外的另十一票货代业务，或是起运港与合同附件约定情形不同，或是货物重量无对应的约定计费标准，均无法直接适用上述费用标准明细来计算货代费用金额。综合考虑该十一票货代费用金额计算困难的原因，涵盖了原、被告双方约定不明确，以及系争业务发生时间距案件成讼时间较长所导致的客观举证障碍等因素，在此情形下，就该十一票货代费用金额的计算，本院认为可以原告实际支出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加以认定。在案证据显示，就该十一票货代业务，原告已支出成本人民币66，874.84（其中国外提货费2，944.91欧元、1，048.90美元已按原、被告双方认可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8.1、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6.3加以折算）。考量货运代理行业中办理类似货代业务可合理获得的利润水平，本院酌定该十一票货代业务费用金额为人民币83，374.84元。
最后，原告主张作为法定孳息的利息损失依法有据，唯利息标准及计息期间，应考虑涉案纠纷成因而加以调整。故本院仅支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自原告起诉之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95，973.84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自2014年6月9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对原告浙江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24元，由原告浙江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34元，由被告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1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浙江双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被告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
代理审判员 王金凤
人民陪审员 陈琦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 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