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023民初2150号	原告:扬州高立达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志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凯，江苏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博铭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吉卫东，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贺俊英	被告：高爱芳	被告：朱斌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希崇，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进，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学锋	被告：宋卫红	原告扬州高立达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立达公司）与被告上海博铭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铭公司）、贺俊英、高爱芳、高学锋、朱斌、宋卫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立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凯、被告博铭公司、贺俊英、高爱芳、朱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希崇、戴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学锋、宋卫红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立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博铭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6500000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贺俊英、高爱芳、高学锋、朱斌、宋卫红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博铭公司设立于2005年7月4日，初始注册资本1070000元，原始股东为贺国良、贺俊英、吴淑英三人。然后，博铭公司的股东经过数次变更，至2010年9月19日，公司的登记股东为贺俊英（占总股份的42.5%）、高学锋（占总股份的25%）、朱斌（占总股份的22.5%）、高爱芳（占总股份的10%）。2010年11月博铭公司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1070000元增加至11070000元，其中贺俊英同比例增资4250000元，高学锋同比例增资2500000元，朱斌同比例增资2250000元，高爱芳同比例增资1000000元。	2012年8月24日，博铭公司向原告借款650000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博铭公司支付了借款。	2012年9月23日，博铭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朱斌以2500000元的价格将22.5%股权转让给宋卫红，2012年10月25日，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	2012年12月23日，博铭公司召开股东会，贺俊英以2762500元的价格受让高学锋25%的股权，2012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	2014年12月27日，博铭公司召开股东会，贺俊英以2490750元的价格受让宋卫红22.5%的股权，2015年1月15日，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	截止本次诉讼时，博铭公司仍未归还原告借款，现博铭公司的公司登记股东为贺俊英（占总股份90%），高爱芳（10%）两人。据原告了解，博铭公司在增资时，时任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债能力。虽然增资后博铭公司的股东又经过了数次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8条之规定，转让股东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博铭公司辩称：原告和博铭公司没有任何经济联系，博铭公司从来没有向原告借过款项，原告也从来没有向博铭公司出借过任何款项，没有这种可能和必要。原告以双方之间的借款案由起诉博铭公司，是对基本事实的歪曲，原告打给博铭公司的款项应当是误打或者错误汇入，属于民法中不当得利的范畴，根据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的诉请早已超过，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贺俊英、高爱芳、朱斌共同辩称：该三人作为博铭公司的股东，只有在未履行法定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情况下，才应对博铭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给付责任。原告诉状中称博铭公司的股东有抽逃出资的情形，又引用公司法司法解释3第18条认为该三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对博铭公司债权人承担给付责任，原告的诉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经查工商资料，无论是第一次的1070000元的注册资本，还是2010年增资10000000元的注册资本，博铭公司股东均已全部实际交付至博铭公司账户中，相关会计事务所已经出具验资报告证实了股东实际出资的事实，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高学锋、宋卫红未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各方进行了质证。原告高立达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有：	一、借贷关系成立履行的证据：	1、银行转账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证明博铭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向高立达公司借款本金6500000元；转账用途栏中写明是“借款”。	被告博铭公司、贺俊英、高爱芳、朱斌对原告高立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质证意见为：该结算业务申请书本身是真实的，但是仅仅凭此申请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博铭公司近两三年来业务不正常，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该证据它是业务申请书，宝应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受理了该申请，加盖了三角戳，但是原告是否在汇出申请书中记载的款项前是否撤回该申请，我方不知情，请原告调取下银行流水。该申请书中用途一栏写的是“借款”，我方认为要么是原告弄错了收款人，误以为原告需要向博铭公司出借款项，要么就是用途一栏只是原告按习惯随手填写，即使是民间借贷，双方也应当有借据协议等书面文件，原告仅凭该申请书中用途一栏写的“借款”二字就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证据严重不充分，对博铭公司来说，博铭公司根本没有向原告借款的意图，不存在借款一说；	2、原告单位请款单一份，证明2012年8月24日，在该请款单中载明收款人为博铭公司及其开户行和账号，付款事由为借款，付款金额为6500000元，由时任上海博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立宇签字确认；	3、博铭公司工商信息资料二份，证明2011年被告博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立宇，2014年博铭公司才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来所。	被告博铭公司、贺俊英、高爱芳、朱斌对原告高立达公司提供的证据2、3的质证意见为：假定2011年10月17日至2014年4月22日博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立宇，原告当庭提交的请款单证据也和博铭公司无关，请款单是写了收款单位是博铭公司，事由为借款，但博铭公司和原告不认识，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博铭公司从来没有向不认识的原告提出过借款的要求，该请款单应当是原告内部的一个单据，请款单下方所列的申请人、部门经理、财务部人员均和博铭公司无关，应当都是原告的人，总经理一栏有签字，看不出是孙立宇。假定孙立宇2012年8月前后是博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立宇必然不是原告的总经理，请款单中总经理签名显然意思就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批准向他人付款，博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立宇没有权利也不可能代表原告来批准原告向博铭公司出借款项，如果孙立宇代表博铭公司请求原告出借款项，按常识也绝不会在出借人的内部审批单上签上批准出借的名字，所以该请款单不能证明博铭公司曾向原告借过款。更何况也有同名的可能，所以在请款单下方所有签字的人员均和博铭公司无关。收款单位虽然写了博铭公司，要么是原告为补正银行单据中收款人为博铭公司而填写的，要么是博铭公司无法知晓的原因或者是原告错误而有了向博铭公司付款的请款单，总之，该请款单签字的所有人员和博铭公司无关。博铭公司没有向原告提出过借款的要求，原告向博铭公司付款的前前后后都没有和博铭公司有过任何交流。从2012年8月原告公司向博铭公司打款，到2017年原告起诉博铭公司，5年多的时间，原告也没有和博铭公司有过任何交流，显然，该笔款项属于博铭公司的不当得利，原告应当在付出款项后就知道博铭公司不当得利的存在，5年多的时间原告不主张归还借款显然是原告故意不主张，现在再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承担败诉后果。	二、原股东和受让股东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	1、博铭公司2010年9月8日股东会决议、2010年9月14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2010年9月，博铭公司股东变更为贺俊英（42.5%）、高学锋（25%）、朱斌（22.5%）、高爱芳（10%）四人；当时注册资金是107万元，各方按照各自比例进行了出资；	2、博铭公司2010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2010年11月20日公司章程修正案、验资报告、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明细表，证明2010年11月，博铭公司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1070000增加至11070000，时任四位股东：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方式为货币，且经过验资；	3、博铭公司2012年9月23日股东会决议、2012年9月23日章程修正案，证明2012年9月，朱斌将22.5%股份转让给宋卫红，博铭公司股东变更为贺俊英（42.5%）、高学锋（25%）、宋卫红（22.5%）、高爱芳（10%）四人；	4、博铭公司2012年12月23日股东会决议、2012年12月23日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2012年12月，高学锋将25%的股权转让给贺俊英，博铭公司股东变更为贺俊英（67.5%）、宋卫红（22.5%）、高爱芳（10%）三人；	5、博铭公司2014年12月27日股东会决议，2014年12月27日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2014年12月，宋卫红将22.5%的股权转让给贺俊英，博铭公司股东变更为贺俊英（90%）、高爱芳（10%）两人；	6、上海通木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通木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20日，原法定代表人张秀华，2015年10月16日变更为金伟，注册资本为7000000元，经营的范围企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设备、会务服务。通木公司注册资本金7000000元且成立时间至博铭公司转让10000000元的巨款仅仅三个月，转款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通木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博铭公司的经营没有直接的业务关联，所以我公司有理由相信该10000000元的转出就是贺俊英等四名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	7、原告方申请本院查询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在2010年11月17日被告方各股东将增资款项缴纳验资账户中，于2010年11月20日即将该10000000元转给上海通木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博铭公司、贺俊英、高爱芳、朱斌对原告高立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工商登记资料证据均是真实的，合法的，但是不能证明被告股东已经抽逃资本的事实。工商资料中2010年12月17日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经会计师审验截止2010年12月17日博铭公司收到股东新增资本10000000元，而且写的至截止12月17日博铭公司实收资本11070000元，所以不存在原告所称抽逃情况。对法院依申请调取的银行流水和凭证的真实性，博铭公司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原告观点，几位股东增资时间按工商资料记载是2010年9月、11月等，并且如原告所称验资账户是邮储银行，原告现在调去的证据记载的是2010年12月20日博铭公司的上海银行有10000000元的入账，当时有10000000元的转出，该转出是到上海通木有限公司，显然12月20日的进账10000000和股东9月、11月的出资无关联性，时间上也不吻合。原告仅凭博铭公司2010年12月20日上海有10000000元的进账就认为这是股东的出资，当天10000000元的出账就认为是股东的出逃，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博铭公司作为公司有10000000元的记账并且转出给投资公司，这显然是正常的商务往来和股东抽逃没有任何关联。假定该10000000元就是股东的出资，则9月、11月的出资12月20日转出，也符合商务性质，股东增资当然是为了公司经营，用股东的增资款项进行业务交易，完全正常。博铭公司的股东将增资款交付到专项验资账户，这是验资要求，出资就是为了使用，为使用资金，博铭公司将专项账户中的款项转到常用的银行账户完全正常，此后，博铭公司基于买卖也好、合作也好、投资也好将资金转给通木公司也不违背一般商业经营，原告认为博铭公司将资金转给通木公司是一种抽逃出资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高学锋、宋卫红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	被告博铭公司、贺俊英、高爱芳、朱斌、高学锋、宋卫红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8月24日，原告在其内部请款单中由其内部工作人员、部门经理、财务部和总经理分别签名，该请款单中载明付款单位为博铭公司、开户行为工商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及其银行账户，付款事由借款，付款金额6500000元，付款方式电汇。该请款单总经理栏处由孙立宇签名。2011年9月至2014年4月间，孙立宇为被告博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日，原告向原宝应县农村合作联社泾河信用社中出具江苏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办理普通电汇，该借款申请书中载明申请人为原告及其账号、开户行，收款人为被告博铭公司及其开户行、账号，金额6500000元，用途为借款。原告在“上列栏项及相关费用请从我账户内支付”处加盖原告财务专用章，原宝应县农村合作联社泾河信用社亦于同日在该结算申请书上加盖转讫三角印章，将款汇入被告博铭公司账户。	2010年9月8日，博铭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贺俊英认缴出资454750元（占公司出资总比例42.5%），高学锋认缴267500元（占公司出资总比例25%），朱斌认缴240750元（占公司出资总比例22.5%），高爱芳认缴107000元（占公司出资总比例10%）。2010年9月14日，博铭公司章程修正案中，确认公司注册资金1070000元，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的出资及出资比例。2010年11月20日，博铭公司股东会决定，确认公司注册资本由1070000元增至11070000元，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扔按原出资比例增资，即贺俊英增资后为4704750元（增资4250000元），高学锋增资后为2767500元（增资2500000元），朱斌增资后为2490750元（增资2250000元），高爱芳增资后为1107000元（增资1000000元）。同日，博铭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对增资作了再次确认。2010年12月17日，上海君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确认博铭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由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于2010年12月17日前以货币方式缴足，均缴存在博铭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账号内。2010年12月20日，博铭公司将该临时账号中的10000099.5元转至其在上海银行陆家嘴支行**账号中，同日，博铭公司从上海银行陆家嘴支行00×××80账号中付款10000000元给上海通木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9月23日，博铭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宋卫红受让朱斌持有的博铭公司22.5%的股权，同日，博铭公司对公司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2012年12月23日，博铭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贺俊英受让高学锋持有的博铭公司25%的股权，同日，博铭公司对章程也作了相应的修改。2014年12月27日，博铭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贺俊英受让宋卫红持有的博铭公司22.5%的股权。至此，贺俊英持股权占总出资的90%，高爱芳占总出资的10%，同日，博铭公司章程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原告因在诉讼前向被告博铭公司索款无果，遂引起本诉。	本院认为，一、原告与被告博铭公司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已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和由时任被告博铭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立宇在原告持有的“请款单”总经理一栏中签名的书证，该二份证据均证明涉案标的为“借款”，被告博铭公司虽对请款单中孙立宇的签名提出异议，但未提供有关笔记材料予以核对，应推定该书证中的签名为孙立宇所签，故原告与博铭公司间存在借贷合意，该6500000元借款已由原宝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用社加盖“转讫”并转入被告博铭公司账户。因该借款未约定期限和利率，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随时履行，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既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亦未约定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现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至被告博铭公司实际偿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求，本院应予支持。对被告博铭公司有关民间借贷不成立的，本案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意见不予采信。	二、博铭公司的原股东和受让人应对博铭公司所欠原告6500000元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和受让人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2010年11月20日，博铭公司股东会决议，由股东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增资10000000元，其中贺俊英增资4250000元，高学锋增资2500000元，朱斌增资2250000元，高爱芳增资1000000元。截止2010年12月17日，该四位股东均将增资款转至博铭公司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浦东支行账户进行验资。2010年12月20日，博铭公司从该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中转10000099.5元汇入其在上海银行陆家嘴支行账户，同日又由博铭公司从上海银行陆家嘴支行付10000000元给上海通木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9月23日，宋卫红受让了朱斌所持有的博铭公司股权（22.5%），2012年10月23日贺俊英受让了高学锋的股权（25%），2014年12月27日贺俊英受让了宋卫红的股权（22.5%）。由于原、被告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现原告通过银行流水记录证实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在2010年12月17日增资10000000元后资金流向，对该四股东履行增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贺俊英、高学锋、朱斌、高爱芳、宋卫红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贺俊英、高爱芳、朱斌有关资金流向与股东出资无关联性的辩称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博铭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扬州高立达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借款6500000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4月24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若被告上海博铭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不能按上述第（一）项清偿债务的，则应由贺俊英在4250000元出资本金及其利息范围内（自2010年12月21日起计息至该款实际出资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高爱芳在1000000元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自2012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该款实际出资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朱斌在2250000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自2010年12月21日起至该款实际出资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高学锋在2500000元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自2010年12月21日起至该款实际出资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告贺俊英、宋卫红对上述第（二）项中由被告朱斌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贺俊英对上述第（二）项中由高学锋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73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420元，合计63720元，由被告上海博铭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贺俊英、高爱芳、高学锋、朱斌、宋卫红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各被告在履行还款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宏宙	人民陪审员  曹月霞	人民陪审员  杨正芹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