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8民终5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明海，男，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红玉（余明海之妻），女，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忠喜，钟祥市安陆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祥市盈动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钟祥市莫愁湖开发区新美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81MA4883X117。
法定代表人：罗斌，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忠，钟祥市郢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王士香，女，195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余海燕，女，198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余继宝，男，199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武洪生，男，197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郑玉萍，女，196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余继山，男，200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余继河，男，200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
原审被告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祥，钟祥市安陆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余明海、董红玉与被上诉人钟祥市盈动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动公司）、原审被告王士香、余海燕、余继宝、武洪生、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17）鄂0881民初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明海、董红玉及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忠喜，被上诉人盈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忠，原审被告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士香、余海燕、余继宝、武洪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明海、董红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盈动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盈动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余明海、董红玉提交的结算清单、付款清单、收条及转款凭证，可以证明向盈动公司购买钢材的当事人系余明贵，一审法院认为余明海系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错误。二、盈动公司与余明贵生前自2013年5月2日至2014年11月22日发生钢材交易36笔，包括盈动余明海、董红玉签字的销货单记载的货款，经结算，共计价款550892元，余明贵共付款445000元，下欠105892元，余明海、董红玉提交的结算清单、证人张某、郑玉萍的证言可以证明上述事实，因此，盈动公司不能将销货单作为债权凭证主张权利。三、至2015年11月20日结算时，余明贵尚欠105892元，此后，余明贵于2016年2月6日付款20000元，下欠85892元，扣减一审法院未认定的2014年5月23日的钢材款43951元、11435元，下欠30506元，一审法院认定欠款为50705元错误。
被上诉人盈动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述称，郑玉萍与余明贵没有合法的夫妻关系，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与盈动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继承余明贵的遗产。一审判决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不承担责任正确。
盈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余明海、董红玉、王士香、余海燕、余继宝、武洪生、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立即偿付钢材款106091.00元并赔偿欠款期间银行利息（利息从2014年9月30日起计算至执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明海、董红玉、王士香、余海燕、余继宝、武洪生、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至9月期间，盈动公司向余明海、董红玉供应了13次钢材，余明海在钢材销货单上签字认可12次，董红玉签字认可1次，合计欠下盈动公司钢材款50705元。余明海的哥哥余明贵于2016年3月2日因病死亡。余明贵与妻子王士香生育子女三人余华、余海燕、余继宝。余明贵与郑玉萍生育子女二人余继山、余继河。
一审法院认为，盈动公司主张的15笔钢材销货交易，应由谁来承担给付对价的义务。
盈动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15笔钢材销货单，其中12笔销货单上“收货人”处是余明海签名，1笔是董红玉签名，余明海、董红玉亦认可上述钢材系其签收，但辩称其系给余明贵打工，上述钢材款应由余明贵承担付款责任。庭审中余明海、董红玉未提交其为余明贵打工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余明海、董红玉提交了罗修林手书“结算单”两份和申请证人张某、郑玉萍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出庭提供了证言和陈述，拟以此证明上述钢材款已经罗修林和余明贵进行了结算，由余明贵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但该两张清单仅只能反映盈动公司与余明贵、余明海交易往来的明细，且对余明海的交易往来是单独列出，该证据上亦无余明贵认可支付盈动公司多少款项或是同意支付包含盈动公司与余明海交易在内的货款字样，无从确定余明贵已与盈动公司就其及余明海与盈动公司的交易往来进行了结算。证人张某的证言和郑玉萍的陈述仅能证明盈动公司的罗修林与余明贵就交易往来进行了商谈，至于达成何种商谈意见不能证明。故余明海、董红玉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余明海、董红玉有责任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此13笔钢材交易共计货款50705元应当由余明海、董红玉承担给付对价的责任。
盈动公司提交的15笔钢材销货单中2014年5月23日价款为43951元的一笔，销货单上签名认可的是“刘剑云”，余明海、董红玉不认可该笔交易系其签收，盈动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该笔交易系其与余明海、董红玉亦或是与余明贵之间发生，故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定。
盈动公司提交的钢材销货单2014年5月23日价款为11435元的一笔交易，销货单上虽签名为“余明海”，但该签名字迹明显与其它销货单上“余明海”签名字迹不同，且余明海亦不认可该笔交易由其签收，盈动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笔交易系其与余明海、董红玉或是与余明贵之间发生，故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定。
至于王士香、余海燕、余继宝、武洪生、郑玉萍、余继山、余继河应否承担给付对价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盈动公司申请追加王士香等人为被告，系基于王士香与余明贵之间的亲属关系，可能存在继承余明贵遗产的情况。但综合本案证据来看，盈动公司主张的钢材交易系发生在该公司与余明海、董红玉之间，无证据证明上述钢材交易与余明贵有关。故王士香等人无需承担给付钢材货款的义务。
综上，盈动公司提出要求余明海、董红玉偿付钢材款106091元的诉讼请求，对于其中50705元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盈动公司要求赔偿欠款期间银行利息的诉讼请求，盈动公司提交的销货单上的“附注”虽注明付款期限为一个月，逾期按原款每日千分之三收违约金，但盈动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在交付货物时作出了明确的提示，或与余明海、董红玉进行了约定。故对盈动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诉讼费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明海、董红玉支付钟祥市盈动建材有限公司钢材款5070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钟祥市盈动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1元，由钟祥市盈动建材有限公司负担1353元，余明海、董红玉负担1068元。
本案二审的事实争议为：一、余明海、董红玉修建住宅期间，盈动公司向余明海、董红玉提供钢材的价款是多少；二、上述钢材款是否已由盈动公司与余明贵结算。
（一）盈动公司向余明海、董红玉提供钢材的价款
盈动公司主张，其与余明贵一直有生意往来。余明贵的弟弟余明海修建住宅期间，曾到盈动公司钢材销售门店要求公司向其提供钢材，而且余明海当时还打电话给余明贵，让余明贵跟罗斌的父亲罗修林说价格要优惠。然后，余明海出具了钢材数量的单据，要求盈动公司送货至其住宅。该公司提供钢材的金额是106091元，一审已提交15份销货单、司机程兴华出庭陈述的证言、盈动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斌与余明海的通话录音、罗斌与武洪生的电话录音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未采纳2014年5月23日的两张销货单，最终认定货款数额为50705元，盈动公司对此没有异议。
余明海、董红玉反驳称，余明海修建房屋时，确实到盈动公司的钢材门店要求盈动公司提供钢材，但其是应余明贵要求去的。盈动公司提供的15张销货单中，除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的两张销货单外，仅董红玉签字的单据所涉钢材用于余明海、董红玉修建住宅，金额为11211元。另12张销货单涉及的钢材虽由盈动公司送至家中，并由余明海作为收货人在12张销货单上签字，但钢材是余明贵购买用于其工地的，仅暂时堆放在余明海家里，与余明海、董红玉修建住宅无关。
盈动公司则称，其与余明贵有长期生意往来，如果余明贵的工地需要钢材，余明贵会直接向盈动公司发订单，数量多的钢材由厂家直接发货到工地，少量的钢材就由盈动公司门店运输至工地。近几年钢材市场的行情一路下跌，而且从囤货地送至工地还会产生中转费，不可能先囤货再运至工地。
盈动公司一审提交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斌与余明海于2017年3月12日的电话录音（一审卷宗74页），余明海质证时不持异议（一审卷宗130页）。录音笔录部分内容为，罗斌：“送到你那做了私房的钢材款应该归你给，怎么老往你哥哥身上扯了？”余明海：“本来都该他给，当时跟老大说好了的，该老大给我弄钢筋。”罗斌：“但是钢筋是拖来给你做了私房，不是他们工地用了……”余明海：“是给我做了私房，我跟你讲，他还差我的工钱5-6万，我找哪个要？”
1、盈动公司提供的15张销货单中，一审法院未采纳2014年5月23日的两张收货单，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不予纳入审查范围。2014年4月1日董红玉签字的单据，金额为11211元，余明海、董红玉认可系修建住宅期间使用的钢材，予以确认。
2、余明海主张由其签字的12张销货单涉及的钢材系按照余明贵的指示，由其接受后暂时堆放于家中。但（1）盈动公司的销货单系格式单据，首部有“名称”一栏，尾部有“收货人”一栏。12张销货单的“名称”一栏均记载为余明海，“收货人”处均由余明海签字。一审中，盈动公司还提交了该公司向余明贵提供钢材的11份销货单，其中，“名称”一栏记载为余明贵，收货人一栏无余明海的签名。由此可见，销货单设置的“名称”一栏记载的应是钢材买受人，并与收货人作出区分，案涉12张销货单的名称一栏均记载为“余明海”，余明海在收货人处签字，表明余明海签字时认可其是12张销货单涉及钢材的买受人。（2）余明海在其修建住宅期间，曾到盈动公司的钢材门店要求该公司提供钢材，并认可12张销货单中的钢材已由盈动公司送至余明海家中。余明海在其与盈动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斌的通话中，也承认盈动公司提供的钢材用于修建住宅。（3）就余明海的主张，余明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盈动公司提供钢材系受余明贵指示而为，亦无证据证明案涉钢材已由余明海家运至余明贵的工地。基于上述理由，应当认定12张销货单涉及的钢材已用于余明海、董红玉修建住宅。经计算，12张销货单记载的价款共计39494元（480元+810元+1120元+144元+1400元+10081元+12047元+2338元+9318元+476元+480元+800元），加上董红玉签字的销货单记载的价款11211元，盈动公司共向余明海、董红玉提供钢材的价款数额为50705元（39494元+11211元）。
（二）钢材款是否已由盈动公司与余明贵结算
余明海、董红玉主张，由余明海、董红玉签收的钢材款，已由余明贵与盈动公司结算，其一审提交的两张手写单据可以证明。其中，“余明贵”单据含有本案余明海、董红玉签字的销货单记载的钢材款，另一张“余明海”单据，是由于余明贵还欠余明海工资6万多，余明贵为了与余明海算账，让罗修林写的余明海账单。
盈动公司反驳称，余明海、董红玉提交的两张单据系盈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斌的父亲罗修林书写。在余明贵生病期间，为了算清余明贵与盈动公司的钢材款，罗修林在看望余明贵时书写了两张单据，其中一张单据确实包括余明海、董红玉修建住宅时的钢材款。这是因为余明海以余明贵欠其工资为由未向盈动公司支付钢材款，罗修林想帮余明海从余明贵处直接结账，罗修林出具单据时就将余明海的钢材款一并计算在内，但余明贵看后不同意，罗修林就把余明海的钢材款单独列出书写了另一张单据。
经审查罗修林手写的两张单据，其中一张单据首部写有“余明海”，单据左边一栏写明了日期，右边一栏写明对应数额，共计15笔，尾部写明“53237（已用横线划掉）62217”。另一张单据首部写有“余明贵”，该单据正面左边写明了日期，右边写明对应的数额，共计36笔，数额共计550892元。该单据反面写明了六次付款情况，金额为445000元，尾部写明“欠105892余明海53237（已用横线划掉）52655（已用横线划掉）43675”。
从“余明贵”的单据正面列明货款明细来看，36笔供货款550892元包含了案涉余明海、董红玉签字的13张销货单上的钢材款，以及余明贵的钢材款，单据反面记载了付款数额445000元，尚欠105892元。经核算，105892元是将货款550892元扣减付款445000元后得出。余明海、董红玉据此主张，余明贵与盈动公司结算钢材款时，将余明海签字的销货单的钢材款一并结算了。
本院认为，1、余明海、董红玉主张两张条据系余明贵与盈动公司的结算凭证，但盈动公司的罗修林与余明贵均未在条据上签字，亦没有证据显示罗修林与余明贵将条据作为结算钢材款的意思表示；2、“余明贵”单据反面虽计算出供货数额与余明贵付款数额后，写明欠105892元，但该字样下方还写有“余明海53237（已划掉）52655（已划掉）43675”字样，而43675元刚好是欠款105892元减去“余明海”单据的62217元得出的数额。显然，从罗修林在欠款105892元后又写明“余明海43675”的行为来看，双方对将余明海的钢材款与余明贵的钢材款一并计算后得出的欠款数额105892元，未达成一致意见。3、“余明海”单据共记载了15笔款项，其中有13笔与本案余明海、董红玉签字的销货单的日期、数额相同。余明海主张“余明海”单据系用于结算余明贵欠付余明海的工资，结合余明海与罗斌于2017年3月12日的电话录音内容，似指余明海签字的销货单本应由其与盈动公司结算，但因余明贵欠余明海的工资，为抵账就由余明贵与盈动公司结算。但余明海对销货单的解释为，余明贵向盈动公司购买的钢材暂时堆放于余明海家，由余明海签收所以在单据上签字。显然，余明海的解释自相矛盾。4、余明海、董红玉主张，罗修林手写的“余明海”单据，是因为余明贵尚欠余明海工资6万多元，为了结算余明海的工资，余明贵让罗修林写的。但余明海并无证据证明余明贵欠其工资的事实，而且罗修林手写两张单据时，余明海并不在场，其自行对单据作出的解释没有根据。综上，不能认定余明海的钢材款已由盈动公司与余明贵结算。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补充查明，据盈动公司与余明海的陈述，余明海在修建房屋期间，曾到盈动公司的钢材销售门店，要求盈动公司向余明海提供钢材。盈动公司一审提交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斌与余明海于2017年3月12日的电话录音，录音笔录部分内容如下，罗斌：“……送到你那做了私房的钢材款应该归你给，怎么老往你哥哥身上扯了？”余明海：“本来都该他给，当时跟老大说好了的，该老大给我弄钢筋。”罗斌：“但是钢筋是拖来给你做了私房，不是他们工地用了……”余明海：“是给我做了私房，我跟你讲，他还差我的工钱5-6万，我找哪个要……”
余明海、董红玉修建住宅期间，盈动公司提供钢材的价款为50705元。由余明海、董红玉签字的销货单载明，签名作未付款凭证，未付款期限为一个月内。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就余明海、董红玉签字的13张销货单涉及的钢材，与盈动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谁，余明海、董红玉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盈动公司主张，余明海、董红玉向盈动公司购买钢材，该公司直接与余明海、董红玉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销货单有余明海、董红玉的签字，盈动公司按照余明海、董红玉的要求将钢材送至二人家中，故与盈动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余明海、董红玉，二人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余明海、董红玉主张，盈动公司未提供书面买卖合同，若盈动公司以销货单主张债权，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罗修林手写的两张单据在余明贵的遗物中，而且在其死亡前又向盈动公司付款2万元，表明余明贵认可其是案涉钢材的买受人。余明贵已将余明海签字的销货单与盈动公司作出结算，余明海、董红玉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本院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合同缔结程序而言，买卖双方可以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可以通过口头的言辞来表达。因此，当事人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关系即可成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的当事人，作为合同内容之一，由当事人约定。亦即合同的当事人为谁，应由合同双方合意达成，不得依一方的意思确定或更改。本案中，余明海至盈动公司的销售门店，要求盈动公司向其提供钢材，并就单价进行协商，盈动公司与余明海据此达成了口头协议，依双方的意思，余明海与盈动公司分别为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余明海、董红玉称其是按照余明贵的指示要求盈动公司提供钢材，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盈动公司亦不认可，因此，不能依其单方意思将买受人确定为余明贵。盈动公司向余明海提供了50705元的钢材，余明海未在销货单载明的期限内付款，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其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货款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余明海与董红玉系夫妻关系，余明海向盈动公司购买钢材系修建住宅，用于家庭成员居住，故余明海欠付的钢材款50705元，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依上述规定，董红玉亦应与余明海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余明海、董红玉支付价款50705元，并无不当。
综上，余明海、董红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元，由余明海、董红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俊
审 判 员 王小云
审 判 员 马晶晶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 冉
书 记 员 刘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