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5870号
原告上海彼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姚小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玉来，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永琪，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中大元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张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丽，浙江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百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夏利民，职务不详。
原告上海彼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彼菲物流公司）诉被告浙江中大元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元通公司）、被告浙江百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货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5年12月2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两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裁定，驳回两被告对本院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中大元通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3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对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永琪、被告中大元通公司委托代理人王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百纳货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12月，中大元通公司委托原告出运两批货物到美利坚合众国（以下简称美国），货物品名为“木制玩具”，贸易成交方式为FOB。随后，百纳货运公司作为中大元通公司的代理人与原告签订《空运出口货运协议书》，约定有关费用将通过百纳货运公司直接付给原告。上述两批货物的空运单号分别为XXXXXXXXXXX和XXXXXXXXXXX，原告应收取的费用应分别为人民币135，106.50元和人民币100，545元，原告以百纳货运公司为抬头开具了名称为代理国际运费的相应发票。嗣后，被告百纳货运公司拒绝向原告付款。原告认为，原告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两被告互相推诿，拒绝支付有关款项，其行为已明确违反了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原告有权向委托人即中大元通公司追讨费用；又根据百纳货运公司在答辩状中表示愿意承担诉争费用，故原告要求百纳货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两被告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据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本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运代理费合计人民币235，651.50元。
被告中大元通公司辩称：其一，中大元通公司从未委托原告托运过任何货物至美国，也从未委托过百纳货运公司作为其代理人，与原告签订《空运出口货运协议书》。中大元通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大元通公司对原告也无任何付款义务。原告从未要求中大元通公司支付欠款事宜。其二，案外人云泉有限公司以FOB的贸易方式向中大元通公司购买涉案两批货物，中大元通公司作为卖方不承担涉案两批货物的承运义务，也不需承担相应的运费。其三，云泉有限公司为将涉案两批货物运至美国，委托了百纳货运公司托运，并向百纳货运公司支付货物运费。中大元通公司对涉案两批货物是否由原告完成托运并不知情。故原告向中大元通公司主张运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被告百纳货运公司辩称：百纳货运公司不认可原告所述的中大元通公司委托原告出运两批货物及百纳货运公司系中大元通公司代理人的事实，本案诉争运费与中大元通公司无涉。百纳货运公司未支付原告运费的原因系原告未履行双方签订的《空运出口货运协议书》。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7日、11月27日，中大元通公司与云泉有限公司（英文名：AQUAHEADLIMITED）在浙江省杭州市分别签订合同号码为14HTC19015（对应合同总价75，000美元、装运日期2014年12月20日前）和15HTC19004（对应合同总价60，000美元、装运日期2015年2月10日前）的《售货合约》两份，均另约定：中大元通公司向云泉有限公司出卖木制玩具；成交方式为FOB；本合同使用的FOB术语系根据国际商会《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进行解释；装运港为中国上海；目的港为美国亚特兰大；付款条件为见提单或空运单复印件电汇全款；单据含空运单（发货人为AQUAHEADLIMITED）、商业发票（显示合同号）、装箱单（显示数量、毛净重）；等等。中大元通公司分别为云泉有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5，000美元和60，000美元的发票两张。
2014年11月28日、2015年1月29日，云泉有限公司向中大元通公司分别出具货物出运通知单，均载明：合同项下的货物出运事宜，联系百纳货运公司进行操作；运输方式为空运；等等。
2014年12月1日，原告与百纳货运公司签订《空运出口货运协议书》，约定：百纳货运公司按海关规定负责提供齐备的出口报关文件，包括合同、商检证明、核销文件、许可证、报关单、手册、发票、装箱单及国家规定的有关批文等文件，并对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百纳货运公司按约定的方式、时间和地点交付所托运的货物及相关单证，保证单单相符、单货相符；原告负责代理百纳货运公司所委托货物的发运手续，包括订舱、接货、膳制运输单据、报关、报检、装货、交运、费用结算等手续；原告为代理委托事项的需要，有权以百纳货运公司或原告名义与第三方签订协议，安排有关运输并由百纳货运公司承担该委托事项的结果；百纳货运公司同意按照事先与原告确认的书面报价及杂费收费标准向原告支付所产生的业务费用；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止；等等。
2014年12月9日、2015年2月4日，上海亚欧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欧货运公司）分别向中国人民共和国海关申报涉案两批货物的出口报关，海关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对应空运单号XXXXXXXXXXX）和XXXXXXXXXXXXXXXXXX（对应空运单号XXXXXXXXXXX），报关单均另载明：发货单位为中大元通公司；成交方式为FOB；运抵国为美国；等等。
2014年12月10日、2015年2月6日，涉案两批货物由大韩航空有限公司分别空运至美国，托运人均为云泉有限公司，运费均由承运人代理人预付。
2014年12月16日、2015年3月17日，云泉有限公司向中大元通公司分别支付了14HTC19015合同款项75，000美元、15HTC19004合同款项60，000美元。
2014年12月16日、2015年3月20日，原告向百纳货运公司开具“代理国际运费”发票四张，金额合计人民币235，651.50元（其中，开票日期为2014年12月16日的发票金额为人民币135，106.50元，开票日期为2015年3月20日的发票金额为人民币100，545元）。
2014年12月19日、2015年3月4日，上海圆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欣货运公司）向原告开具“国际代理运费”发票三张，金额合计人民币231，790元。
2015年5月6日，原告、百纳货运公司共同确认：百纳货运公司拖欠空运单号XXXXXXXXXXX项下的费用人民币135，106.50元、空运单号XXXXXXXXXXX项下的费用人民币100，545元，合计人民币235，651.50元；百纳货运公司承诺最迟于2015年5月22日前全额付清给原告；等等。
2015年8月12日，百纳货运公司向中大元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百纳货运公司已经收到云泉有限公司支付的涉案两批货物的运费合计人民币235，651.50元；此两批货物运费与中大元通公司无关，由百纳货运公司承担。
2016年1月14日，圆欣货运公司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涉案两批货物的出口托运业务系原告委托圆欣货运公司办理；圆欣货运公司接受委托后，将涉案两批货物的出口报关、报检业务委托亚欧运货公司办理；涉案两批货物的订舱、出运等业务，由圆欣货运公司直接向承运人大韩航空有限公司办理，并由承运人签发了运单；圆欣货运公司收取了涉案两批货物的打包费用合计人民币231，790元，上述打包费用包含报关、报检服务费、订舱费、运费等；等等。同日，亚欧货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涉案两批货物的出口报关、报检事宜，系由圆欣货运公司委托亚欧货运公司办理，并结清了报关报检费用。
另查明：中大元通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26日，股东为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力。百纳货运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28日，股东为周海慧、夏利民，法定代表人为夏利民。
审理中，原告与中大元通公司对涉案外文证据的中文翻译件均予以确认。原告陈述：两份代理报关委托书系从百纳货运公司取得，不清楚是否在取得后自行添加“彼菲”两字；百纳运货公司在向原告交付报关单时首次披露两被告的委托关系；2015年5月6日后，百纳货运公司在原告催讨涉案运费时又披露两被告的委托关系。被告中大元通公司陈述：两份货物出运通知单的原件均由云泉有限公司邮寄给中大元通公司；两份售货合约分别在合同签订时取得，均系留底的合同原件；中大元通公司根据云泉有限公司的要求将空白的两份代理报关委托书交付给百纳货运公司；涉案两批货物的空运单随货出运，中大元通公司从未持有过涉案两批货物的空运单；两被告不存在涉案两批货物的货运委托关系，中大元通公司愿意承担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
以上事实，除有当事人陈述为证外，另有出口货物报关单两份、空运单两份及翻译件、《空运出口货运协议书》、代理国际运费发票四张、运费支付确认书、圆欣货运公司情况说明、亚欧货运公司情况说明、国际代理运费三张、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中大元通公司工商公示信息、百纳运货公司工商公示信息、《售货合约》两份及翻译件、形式发票两张及翻译件、农业银行客户回单两张、货物出运通知单两份、百纳货运公司情况说明等在案佐证，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均予采信。本案其它证据，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欠缺证据印证，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告、百纳运货公司签订的《空运出口运货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接受百纳货运公司委托后，另委托圆欣货运公司履行了涉案两批货物的出口货运业务，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现百纳货运公司对原告主张的货运代理费金额人民币235，651.50元予以认可，该金额也有相应证据佐证。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述货运代理费应由中大元通公司还是百纳货运公司承担？抑或是中大元通公司、百纳货运公司连带承担？对此，本院评判如下：首先，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大元通公司提供的货物出运通知单内容并不明确，从文意分析，不能得出涉案两批货物的空运业务由云泉有限公司委托百纳货运公司办理的唯一结论；FOB的成交方式仅明确运费的最终承担者为买方，并不排除卖方即中大元通公司委托百纳货运公司办理涉案两批货物空运业务的可能性。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涉案两批货物的空运业务由中大元通公司委托百纳货运公司办理。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最为重要的是，根据原告陈述，百纳运货公司在向原告交付报关单时首次披露两被告的委托关系。嗣后，原告便选择百纳货运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货运代理费，向百纳货运公司开具了相应货运代理费的发票。原告在向百纳货运公司催讨涉案运货代理费未果后，在2015年5月6日仍继续选择百纳货运公司为相对人主张债务。现原告在作出选择后将中大元通公司、百纳货运公司均作为债务承担方，提起本案诉讼。故，即便涉案两批货物的空运业务由中大元通公司委托百纳货运公司办理，原告因业已选定相对人主张涉案债务，不得再行变更相对人。最后，百纳运货公司自认已收到云泉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费人民币235，651.50元，此与FOB的成交方式可以相互印证，且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综上，原告主张的货运代理费人民币235，651.50元应由百纳货运公司承担。
审理中，被告百纳货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百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彼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运代理费人民币235，651.50元；
二、原告上海彼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835元，保全费人民币1，698元，合计人民币6，533元，由被告浙江百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嘉骏
人民陪审员 梁 莺
人民陪审员 王雪华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王 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四百零三条……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