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91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应用技术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霍营。
法定代表人赵景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卫华，男，1978年12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胡政生，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霍营乡。
法定代表人蒋协新，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华，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敬斌，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应用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应用大学）因与被上诉人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干部培训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初字第5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海云、法官黄占山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应用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徐卫华、胡政生，被上诉人干部培训中心的委托代理人许敬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干部培训中心在一审中起诉称：2003年3月12日，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签署了《联合办学协议书》，之后双方又于2005年、2006年先后签署了四份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合同的相关义务。《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了解除条件。2013年起，因双方联合办学的条件不再具备，且应用大学出现超过3个月未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的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形等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干部培训中心先后于2013年2月25日、5月2日、12月23日三次致函应用大学解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四份附件。如果应用大学有异议，应当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用大学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有三个月的异议期，但应用大学未在法定的异议期内针对干部培训中心解除协议提起民事诉讼。干部培训中心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干部培训中心依法解除了与应用大学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附件后，应用大学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因而干部培训中心有权要求应用大学腾退所占用的教学、办公用房，支付相关费用。为尽快敦促应用大学履行解除协议后恢复原状等义务，干部培训中心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应用大学腾退占用的办公、教学设施；2、判令应用大学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的联合办学费用3777726.96元；3、应用大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干部培训中心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四份附件自2013年12月25日解除；2、判令应用大学腾退占用的办公、教学设施；3、判令应用大学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的联合办学费用3203186.3元；4、应用大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应用大学在一审中答辩称：应用大学不同意、不可能、也无地点腾退办公、教学设施。坚决要求继续履行联合办学协议至2053年6月39日，以保证应用大学来自贫困地区农村孩子能够有学上，保护学生的正当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应用大学的合法权利，共同履行对社会的责任。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的联合办学费用，因干部培训中心收回五公寓、六公寓，办学面积发生变化，需双方重新核定具体费用后，应用大学愿意立即支付。一、干部培训中心法定代表人变动后，先后3次单方面以前后矛盾的理由要求解除协议，以达到不履行合同义务目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干部培训中心单方面终止的理由可以概括为因国家对中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需要；因干部培训中心扩大培训规模，需要改造扩建主教学楼和公寓；国务院要求收回对外出租的办公用房；应用大学在支付联合办学经费上违约。应用大学认为干部培训中心的上述理由不构成解除条件，更谈不上不可抗力。所谓应用大学违约是因干部培训中心执意解除合同，不按时受理支付造成，不能构成解除理由。二、干部培训中心单方面解除协议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利益，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首都北京和社会的稳定。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协商让步达成和解是本案唯一的解决途径。任何单方面的强制做法行不通，也执行不下去。2014年2月10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布解除公告，对应用大学办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014年2月25日应用大学春季第一批新生进校，干部培训中心擅自张贴解除公告，不给新生办理水卡，引起全校师生恐慌心理和强烈不满。应用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双方合作开展的“爱心助学-
阳光工程”的教学计划的学生，是双方共同参与的纯公益助学项目，在社会上特别是受助地区乃至政府层面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终止协议，直接导致该工程的夭折，直接影响首都和社会的稳定。应用大学所使用的办公、教学设施是合同规定的有权使用的范围，应用大学也严格依约使用，绝非干部培训中心所述的“占用”。三、干部培训中心以应用大学迟延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不成立。应用大学迟延支付联合办学费用，是由于干部培训中心要解除合同，对应用大学2013年4月份支付联合办学费用的要求置之不理，是干部培训中心有意一手制作出来的应用大学迟延付款的“事实”，目的是为解除合同找借口。（一）、早在2013年4月，应用大学就联系干部培训中心，欲将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相关费用计算，但干部培训中心不予理睬，导致迟延支付，此非应用大学违约。（二）、2013年11月12日，应用大学在给干部培训中心的函件中要求支付2013年下半年的联合办学费用，但干部培训中心同样不予理睬。干部培训中心曾于2013年5月2日向应用大学发出函件要求应用大学在2013年5月31日前将五公寓、六公寓内所住人员、设备及相关物品搬至他处。应用大学准时搬出。（三）、现在是2014年4月底，又到了交纳2014年上半年费用的时间，应用大学要求干部培训中心将2014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核算明细数告知，以便应用大学如约支付。四、双方联合办学的“爱心助学-
阳光工程”教育项目，正值顺利进行中。如果终止《联合办学协议书》，该善举就面临结束，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涉及面广泛，实际上也无法终止。2007年在干部培训中心的倡导下，共同发起爱心助学阳光工程教育就业计划，该项目目前已覆盖农业部对口扶贫地区，并得到了地方政府、家长和学生的一致认同。2011年，随着受助学生的增多，双方决定在前五年的成果上，共同成立爱心学院。干部培训中心时任院长魏百刚同志亲自为爱心学院揭牌并在主办方致辞。五、应用大学自1986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程。28年来，应用大学一直以诚信立足，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得到了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被国家民政部授予5A级社会组织，是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综上，应用大学认为“已不具有继续联合办学条件”一说，仅为干部培训中心单方面的判断。终止合同所涉及到的所有相关事项都是重大举措，务须谨慎对待。妥善处理双方联合办学事宜，保护学生的正当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共同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3月12日，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该《联合办学协议书》约定：为了优化教学资源的市场组合，提高办学效益，培养合格人才，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平等协商，就双方合作在干部培训中心校园内联合办学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干部培训中心保证对联合办学所提供的教学资源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应用大学保证拥有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的合法有效的办学资格。二、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提供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及有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提供办学许可证及有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双方各作备案。三、干部培训中心校园占地面积约150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米。干部培训中心负责提供教学资源及后勤保障。应用大学负责教学的全程管理。《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双方合作的时间共计50年，自2003年3月至2053年6月30日止，其中2003年3月至2003年6月30日为双方合作筹备期，自2003年7月1日起，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联合办学费用年度开始。本协议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应用大学有优先续约权（但应在期满180天前书面提出）。《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的联合办学费用标准，从2006年7月1日起每年度内，按应用大学进入干部培训中心校园学生人数计算，即低于1900人按1900人计，多于1900人按实数计，应用大学支付的每人每年度费用标准每三年按5％比例递增。第十二条约定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联合办学费用的方式为：合作期内，自2003年7月1日起，应用大学每年度分两次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具体时间是应用大学于每年9月底前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当年度费用的50％；次年3月底前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当年度总费用的50％。《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违约责任约定：为保证协议顺利履行，应用大学在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向干部培训中心交付20万元人民币作为定金，若应用大学违约，应用大学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若干部培训中心违约，则双倍返还给应用大学。（一）、若应用大学未按期如数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费用，拖欠一个月内，按拖欠金额的2％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违约金；超过一个月，按拖欠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超过三个月，干部培训中心有权解除协议。（二）若干部培训中心未按本协议要求为应用大学提供办学条件，影响应用大学教学，拖延一个月内的，干部培训中心退给应用大学拖延期的费用及拖延期费用2％违约金；超过一个月，干部培训中心退给应用大学拖延期的费用并支付拖延费用5％。超过三个月，应用大学有权解除本协议。（三）若应用大学提前终止本协议，需提前一年通知干部培训中心，费用交至中止期。中止后，应用大学按上一年度支付给干部培训中心的费用总额再补偿六个月。（四）若干部培训中心提前终止协议，需提前一年通知应用大学。并少收应用大学当年度六个月费用。如应用大学一时找不到新的地点，干部培训中心应同意应用大学在校学生使用到正常毕业。但应用大学应按标准支付费用。（五）若遇国家正常法规的变化及其他不可抗拒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双方均不承担责任，费用按实际使用期结算。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履行合同。
2005年5月8日，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签订了《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一）》，就双方责任及消防安全职责约定了相关条款。2005年5月30日，双方签订了《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二）》，第一条约定，从2004年9月1日起，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移交院内所有学生公寓，含学生一公寓、二公寓、三公寓（四层白楼）、四公寓（档案馆三层白楼），五公寓、六公寓，干部培训中心将各公寓物品及相应水、电、暖设施配置齐备，双方正式签订交接手续；第二条约定，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联合办学费用的时间确定为每年的3月中旬和9月中旬。2006年4月14日，双方签订了《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三）》，就新建职教楼2号楼有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2006年7月17日，双方签订了《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四）》。
干部培训中心交付合同中约定教学设施及配套物品情况如下：2003年7月30日，干部培训中心交付应用大学办公室13个、图书馆1个及相关物品、机房3个、教室15个及相关物品。2003年8月1日、9月1日及2004年6月11日，干部培训中心交付学生公寓配备物品。2003年11月6日，干部培训中心交付大礼堂及相关器材、物品配件。2004年8月12日，干部培训中心交付教学楼教室及相关物品。2004年8月18日，干部培训中心交付学生公寓相关设备。2004年7月20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函，要求将现五公寓改造成四人高间，备品由干部培训中心协助解决，按实际使用费每位每年支付200元使用费。2006年3月27日，干部培训中心交付教学主楼教室及相关物品。庭审中，应用大学认为其收到的移交的物品中有部分已经损坏，有部分已经更换，有部分已经退还。2013年7月3日，应用大学将学生三、四、五、六公寓相关物品退还给干部培训中心。
应用大学历年支付联合办学费用的情况如下：2007年2月28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付款通知书，告知其2007年3月中询应支付的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和其他费用。应用大学在收到付款通知后，于2007年3月中旬支付了相关费用，干部培训中心于2007年3月30日、4月3日开具了相关发票。2007年下半年干部培训中心未发出书面的付款通知书，应用大学于2007年10月10日支付了2007年下半年的联合办学费用。2008年3月27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出付款通知书，后应用大学于2008年4月2日支付2008年上半年的联合办学费用；干部培训中心未发出2008年下半年付款通知书，应用大学于2008年10月18日支付2008年下半年费用。2009年3月27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出付款通知书，应用大学于2009年3月13日、4月13日支付了2009年上半年费用；2009年下半年未发出付款通知书，应用大学于2009年10月27日支付了2009年下半年费用。2010年3月25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出付款通知，应用大学于2010年4月8日支付了2010年上半年费用；干部培训中心于2010年9月25日发出2010年下半年付款通知书，应用大学于2010年11月1日支付了2010年下半年费用。2011年3月25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出付款通知二份，应用大学于2011年4月27日、5月5日支付了2011年上半年费用；2011年下半年未发出付款通知，应用大学于2011年7月19日、11月7日支付了2011年下半年费用。2012年4月24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出付款通知，应用大学于2012年1月5日、5月31日支付了2012年上半年费用；干部培训中心2012年9月26日发出付款通知书，应用大学于2012年10月16日支付2012年下半年联合办学费用。
自2013年开始，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产生争议。2013年2月25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终止联合办学协议的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国家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策文件的有关精神及农业部党组对干部培训中心进一步发挥干部人才教育培训的主要渠道，扩大培训规模，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继续联合办学的条件已不具备，根据《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第五款的约定，发函正式通知应用大学终止《联合办学协议书》及4个补充协议，要求应用大学于2013年12月底前腾退办学用房。2013年2月28日，应用大学函复干部培训中心，主要内容是表达对前文所述的“已不具备继续联合办学条件”不能接受的原因，认为仅为干部培训中心的单方面判断，无法在2013年12月底腾退办学用房。
2013年3月25日，干部培训中心又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终止履行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干部培训中心必须加紧落实国家政策及上级要求，尽快完成对主楼及学生公寓的改造，扩大农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继续联合办学的条件已不具备，要求应用大学于2013年12月底前腾退办学用房。2013年4月8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出《关于贵中心3月25日﹤通知﹥的回函》，主要内容是：干部培训中心两次致函应用大学，均清楚的表达了欲单方解除协议，要求限期腾退联合办学用房的意见，并未见任何有关“协商”的动议与安排，应用大学表示不能接受。
2013年4月12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函，要求干部培训中心在2013年4月15日上午8：00-10：00将运动场东西两侧铁门打开，应用大学将举行全校升旗仪式，并提出根据双方《联合办学协议》约定，其应在四月份上缴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请干部培训中心按历年惯例尽快予以出具收费明细，以便应用大学上报预算尽快将费用上缴干部培训中心。
2013年5月2日，干部培训中心再次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进一步明确终止﹤联合办学协议﹥的通知》，主要依据《联合办学协议》第十四条第四款约定，再次提出终止合同及4个补充协议，要求应用大学终止在干部培训中心处安置新生，并于2014年2月25日前腾退。2013年5月3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危房整改的告知函，要求应用大学在2013年5月31日前，将五公寓、六公寓内所住人员、设备及相关物品搬至他处。2013年5月10日，应用大学回复，表示接受将人员、财产搬至校内其他公寓，提出将搬迁工作延至7月上旬学生期末考试结束暑假之前进行。2013年6月9日，应用大学董事长、常务副校长、校长助理及爱心学院院长与干部培训中心的主要领导就解除合同进行了沟通，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3年6月28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函，要求解决五六公寓搬迁工作中的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电子、图书阅览室、兵乓球台、篮球架、宣传橱窗、教工住房等问题。2013年7月19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支付联合办学等有关费用的函》，通知应用大学应于2013年3月底支付款项为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3860683元，其他费用为323800元（学生、二食堂、仓库、校园超市等房屋2013年上半年租金，学生一食堂2013年下半年租金，家属院三套宿舍，2013年操场维修及管理费），两项费用合计4184483元。2013年8月30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出《关于五六公寓搬迁后续问题的函》，再次要求干部培训中心解决其在6月28日致函中提到的问题。2013年9月3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应用大学五六公寓搬迁后续问题的复函》，回复了应用大学提出的电子图书阅览室、三、四公寓热水器、空调接电等问题，并要求应用大学尽快支付上半年联合办学学费。
2013年9月27日，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就解除合同问题继续沟通。2013年10月17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相关费用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干部培训中心已于2013年7月19日发函，通知应用大学尽快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相关费用。应用大学共需支付4184483元（不包括4公寓9月份水电费及2013年-2014年供暖季取暖费），具体明细已在发给应用大学的《关于支付联合办学等有关费用的函》中列明。但截止目前，干部培训中心没有收到应用大学任何形式的支付款项，已严重影响干部培训中心为贵校提供协议约定服务及项目的履行。请应用大学务必于2013年10月25日前支付相关费用。2013年10月21日，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就解除合同再次沟通。2013年11月12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出《关于干部培训中心10月17日来函的回复》，主要内容是：应用大学按照双方《联合办学协议》相关规定，早在今年4月份就曾联系干部培训中心联合办学办公室及相关领导，欲将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相关费用进行结算，但干部培训中心始终未置可否，不予理睬，致使该笔费用迄今未付，此非应用大学违约。7月19日贵中心突然发函通知应用大学“尽快支付”，后又因双方就五、六公寓腾退给档案局后某些未决之事和学校放暑假耽搁下来。在此特别声明。按照《联合办学协议》规定，已经到了应用大学向贵中心支付下半年费用的时限，但由于五、六公寓已经腾退给档案局，需要重新核算，望双方尽快沟通协商。
2013年12月23日，干部培训中心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以2013年7月19日曾要求应用大学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但应用大学超过三个月不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的费用为由，符合合同约定的协议解除的条件，单方解除协议。该《解除协议通知书》还明确要求应用大学停止一切与联合办学协议相关的招生活动，并明确要求应用大学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支付。该《解除协议通知书》于2013年12月25日到达应用大学。2013年12月30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出《关于干部培训中心2013年12月23日致我校函文的回复》，重申应用大学在2013年4月欲交纳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相关费用，但因干部培训中心不予理睬致使未付，并非应用大学违约，按照合同约定核算同意立即支付，由于腾退了五、六公寓需重新核算下半年的相关费用。2014年1月6日，应用大学再次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出《关于2013年12月23日致我校函文有关问题的回复》，主要内容是同意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对联合办学费用、一、二食堂、仓库、超书、操场维护费等无异议，提出下半年二食堂及仓库已转交档案局，现仅有一食堂但核算费用仍按上半年原有费用收取，尽快对下半年一食堂费用重新核算核减后通知，以便一并将联合办学相关费用结清。2014年1月8日，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及相关费用共计4159483元。
2014年2月，干部培训中心在学校门口、干部培训中心官网、农业部官网上发布了《干部培训中心关于解除与应用大学联合办学协议的公告》，公告如下事项：1、自2013年12月25日起我中心不再履行有关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的义务；2、应大应停止一切与联合办学协议相关的招生活动；3、我中心不再承担安置新生的相关义务，如果由于应大继续招生并在我中心安置新生引起的相关法律后果均应由应大承担；4、对于应大于2013年9月之前招生入学、已经在我中心就读的学生，我中心将提供相关教学条件至如期结业离校。2014年2月28日，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就解除合同及干部培训中心发布的上述公告进行沟通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应用大学是民办高校，成立于1986年，现设有四个学院，在校学生有1000人左右，多数学生是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联合办学的“爱心助学-
阳光工程”教育项目学生，学生是来源于贫困山区的免费生。截至2014年8月13日开庭日，应用大学在校生最迟毕业的时间为2017年3月，该部分学生系2014年3月入学的“爱心助学-
阳光工程”项目的学生。
再查，应用大学目前正在使用由干部培训中心提供的办公教学设施有：教学主楼（面积5500平方米）、三公寓（3321.52平方米）、四公寓（5568.32平方米）、第二办公区（1367平方米）、大礼堂（1068平方米）、平房教室423平方米。
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该院依法向应用大学释明，如果相关合同被解除，应用大学是否要求对合同解除之后的后续问题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应用大学明确答复：与本案中对方诉讼请求及其答辩状没有关系的一切后续问题均不与本案一并处理，双方纠纷的关键就是“是”与“不是”，“解除”与“不解除”的问题，与它无涉。在一审庭审中，干部培训中心提出2013年下半年费用计算方案，该方案系按面积比例计算。干部培训中心依该方案计算2013年下半年费用为3203186.3元。应用大学不认可该计算方案，认为该计算标准是对《联合办学协议》第十一条联合办学费用标准的变更，合同条款的变更需双方协商一致否则没有法律效力，干部培训中心单方提出的计算方案没有依据。
上述事实有2013年3月12日《联合办学协议书》、2005年5月8日《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一）》、2005年5月30日《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二）》、2006年4月14日《联合办学协议书（三）》、2006年7月17日《联合办学协议书（四）》、2013年2月25日《关于终止联合办学协议的函》、2013年3月25日《关于终止履行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的通知》、2013年5月2日《关于进一部明确终止联合办学协议的通知》、2013年10月17日《关于支付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相关费用的通知及其附件》、2013年12月25日《解除协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关于支付联合办学等有关费用的函》、《关于应用大学五六公寓搬迁后续问题的复函》、记账凭证、进账单、发票、应用大学使用教学楼移交表、大礼堂使用管理移交表、学生公寓设备登记表、教学主楼教室移交表、学生三四五六公寓物品交接明细表、《干部培训中心关于解除与应用大学联合办学协议的公告》、应用大学2013年2月28日回函、《关于贵中心3月25日﹤通知﹥的回函》、2013年4月12日应用大学要求交纳2013年上半年联合办学费用的函件、2013年5月2日《关于危房整改的告知函》、2013年5月10日应用大学《关于危房整改的告知函的回函》、见面沟通备忘录、《关于五六公寓搬迁后续问题的函》及复函、《关于干部培训中心10月17日来函的回复》、《关于干部培训中心2013年12月23日致我校函文的回复》、北京地税局发票、2008年-2013年联合办学费用付款通知及支付票据、受助学生名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于2003年3月12日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2005年5月8日签订的《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一）》、2005年5月30日《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二）》、2006年4月14日《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三）》、2006年7月17日《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四）》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关于《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四份补充协议的性质，干部培训中心和应用大学均认为属于联营合同。对此，该院认为《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四份补充协议中无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约定，不符合联营的基本特征。《联合办学协议书》中约定干部培训中心提供教室、宿舍、食堂、浴池、教学设施、运动场所等教学资源及后勤保障，但上述设施的所有权并非属于应用大学。应用大学只取得了约定期间内的使用权，同时应用大学支付联合办学费用，此外，应用大学还支付了部分房屋租金，上述合同混合了不同类型合同的特征，属于无名合同，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解除应适用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即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条件一旦成就，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即有权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意为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达到了法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可依此相应条件解除合同。本案中，干部培训中心多次以函件的形式向干部培训中心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应用大学解除合同。一、对于干部培训中心于2013年2月25日及2013年3月25日以国家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策文件的有关精神及农业部党组要求扩大培训规模等理由提出解除合同，该院认为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第（五）项约定的国家政策法规的变化及其他不可抗力原因，故对该解除合同的理由，该院不予采信。二、对于干部培训中心于2013年12月23日以应用大学超过三个月迟延交纳联合办学费用构成违约不仅符合第十四条第（一）项约定也符合根本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合同，该院认为，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应用大学迟延履行支付联合办学费用的义务，亦不足以证明应用大学构成根本违约，故对该解除合同的理由，该院不予采信。三、《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五）项均系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款不仅约定了干部培训中心的解除权，同时约定了应用大学的解除权，特别指出第（三）项及第（四）项约定的是双方的任意解除权，即不需要以对方违约为理由而主张解除合同的解除权。其中，第（三）项约定了应用大学的任意解除权，第（四）项约定了干部培训中心的任意解除权，从内容上看双方均没有给对方设定任何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及理由，即如果任何一方欲解除合同，仅仅需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就可以行使解除权。干部培训中心于2013年2月25日、2013年3月25日、2013年5月2日，2013年12月23日均通知了应用大学解除合同，虽然本院不予采信其在2013年2月25日、2013年3月25日、2013年12月23日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但依据《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四）款规定，干部培训中心行使解除权，无需任何理由，仅需提前一年通知应用大学。根据应用大学向干部培训中心发出回函的相关内容，应用大学在2013年2月28日就已收到干部培训中心的解除通知。自解除通知到达应用大学之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符合“需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之约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该院确认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之间《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四份补充协议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
关于腾退返还办公、教学设施及2013年下半年联合办学费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干部培训中心请求应用大学腾退返还相关办公、教学设施，该院予以支持。按照《联合办学协议》第十四条第四项约定的内容，在干部培训中心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如应用大学一时找不到新的地点，干部培训中心应同意应用大学在校学生使用到正常毕业。结合应用大学现有在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该院确定其腾退并返还办公、教学设施的时间为2017年9月1日，以保证目前在应用大学就读的学生能够正常毕业。同时，在该院确认合同解除后，应用大学不得在其应腾退返还的办公、教学区域内再安置新生，如应用大学有闲置的办公、教学设施可以提前返还干部培训中心。此外，按照上述条款，干部培训中心解除合同应少收应用大学当年度六个月费用，故干部培训中心诉请应用大学支付2013年下半年六个月的费用3203186.3元，与该约定不符，对此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于2003年3月12日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2005年5月8日签订的《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一）》、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二）》、2006年4月14日签订的《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三）》及2006年7月17日签订的《联合办学补充协议书（四）》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2、应用大学于2017年9月1日将使用的办公、教学设施腾空返还干部培训中心（以判决书附后的统计表为准）；三、驳回干部培训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应用大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干部培训中心要求解除合同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条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照此逻辑，应判决驳回干部培训中心诉讼请求。另，《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是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系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不能将其牵强附会地理解为“如果任何一方欲解除合同，仅仅需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就可以行使解除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1、干部培训中心从未要求确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四份附件自2014年2月28日解除，而是要求确认上述协议自2013年12月25日解除，理由是应用大学迟延交纳办学费用；一审判决主动论述解除合同理由为“任意解除权”，且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我国《合同法》对任意解除权的规定仅限于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或者被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一审判决将《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解释为“任意解除权”系对法律规定的扩大适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从其他角度为干部培训中心寻找解除合同的依据，并判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四份附件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处分权尊重的基本原则，而且偏离了人民法院公正、中立判案的定位。干部培训中心诉请解除合同依据的是2013年12月25日的解除通知，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应用大学未按期支付办学费用，从未主张合同系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也未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行使任意解除权，一审法院该项判决系越俎代庖，偏袒当事人一方。四、一审判决损害受助贫困学生的合法权益，给社会带来负面效果。解除合同导致“爱心助学——阳光工程”受助学生无法继续学业，助学计划无法继续开展，社会影响恶劣。一审判决应用大学不得在腾退返还的办公、教学区域再安置新生，完全是以干部培训中心的一贯口吻进行裁判，安置新生与2017年9月1日前腾退没有任何关系。五、本案应调解解决双方纠纷。
二审期间，应用大学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材料：1、2014-2015学年北京市民办高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证明应用大学招生是经北京市教委批准，一审判决应用大学不得安置新生无任何依据、不具有执行效力。2、干部培训中心2014年10月23日给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政府函；证据3、干部培训中心2014年11月20日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函；以上证据2、3证明干部培训中心在一审判决尚未生效的情况下，给各地方政府发函，称《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四份附件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应用大学于2017年9月1日前将办公、教学设施腾空返还干部培训中心，协议解除后应用大学不得在腾退返还的办公、教学区域内再安置新生，该行为严重侵犯了应用大学的良好名誉。4、（2014）京求是内经证字第748号公证书；5、（2014）京求是内经证字第749号公证书；6、（2014）京求是内经证字第750号公证书；7、（2014）京求是内经证字第751号公证书；以上证据证明干部培训中心在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网站、农业部网站、《农民日报》等网络、报刊媒体上公告与应用大学解除协议事宜，并称应用大学存在违约情形，导致应用大学各合作单位对应用大学纷纷质疑，严重侵犯了应用大学的良好名誉，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8、应用大学获得的各种荣誉。证明干部培训中心的行为侵犯了应用大学良好名誉，涉案协议解除将导致“爱心助学——阳光工程”面临结束，后续问题处理及其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无法控制，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由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来承担。
干部培训中心服从一审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针对应用大学的上诉理由口头答辩称：一、干部培训中心起诉的根本目的是解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四份附件，一审法院针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干部培训中心先后于2013年2月25日、3月25日、5月2日和12月23日致函应用大学要求解除上述协议，甚至农业部代表也曾与应用大学协商解除联合办学一事，但应用大学不同意解除合同，不得已干部培训中心才提起民事诉讼。在干部培训中心根本目的是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用任何理由解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附件，干部培训中心均无异议。如果干部培训中心诉请有一点不满足就予以驳回，必然会增加干部培训中心的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虽然《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条旨为“违约责任”，但该条第（三）、（四）款内容也约定了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形，即如果任何一方欲解除合同，仅需提前一年通知对方。该合同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署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干部培训中心于2013年2月25日通知应用大学解除合同，则自应用大学收到该通知一年后即2014年2月28日，合同应予解除。2、《联合办学协议书》第十四条第（三）、（四）款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的约定，与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无关，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作出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三、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干部培训中心于一审期间增加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干部培训中心不同意调解解决纠纷亦无不可，应用大学对一审法院的的职责纯属主观臆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二审期间应用大学提供的证据材料，干部培训中心认为其中证据1、4-8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的范畴，不同意发表质证意见，且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证据2、3，干部培训中心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应用大学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1、4-8均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前，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的范畴，且上述证据材料所反映内容与本案双方争议问题即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均不予采信。至于证据2、3，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后，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的范畴，但干部培训中心是否侵犯了应用大学良好名誉与本案争议问题即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干部培训中心与应用大学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及其四份附件，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据上述协议及其附件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联合办学协议》第十四条第（四）项约定，若干部培训中心提前终止协议，需提前一年通知应用大学，并少收取应用大学当年度6个月的费用。上述约定系干部培训中心、应用大学对解除合同条件的约定，干部培训中心有权依据该约定以提前一年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要求解除与应用大学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2013年2月25日，干部培训中心向应用大学发出《关于终止联合办学协议的函》，要求终止《联合办学协议》及其四份附件。虽然在该函件中，干部培训中心要求终止协议的理由是“国家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政策文件的有关精神及农业部党组对干部培训中心进一步发挥干部人才教育培训的主要渠道”的客观需要，但在《联合办学协议》明确约定干部培训中心对协议享有单方解除权的情况下，干部培训中心的上述函件具有解除《联合办学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依据《联合办学协议》关于干部培训中心提前一年通知可解除合同的约定，认定《联合办学协议》于应用大学2013年2月28日收到干部培训中心发出的终止联合办学协议函件后1年后即2014年2月28日解除，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形成权，即因单方民事行为即能引起民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的权利，其一经行使即发生相应法律效力。在干部培训中心享有单方解除权，并已经于2013年2月25日通知应用大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确认《联合办学协议》及其四份附件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系对解除事实的确认。此外，干部培训中心在一审审理中，对其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理由均予以了说明，包括国家政策调整、提前一年通知解除合同和应用大学根本违约等理由，故一审判决并未构成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突破。本院对应用大学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元，由中央农业干部培训中心负担一万六千二百一十三元（已交纳）；由北京应用技术大学负担一万六千二百一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北京应用技术大学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