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7101民初15号
原告薛莹，女，197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伊彦，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泰利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赵永生。
委托代理人谢风雷，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西部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江蕾。
委托代理人陈靓莹，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段宗元，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薛莹诉被告上海泰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置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4日受理后，向被告泰利置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因上海西部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企业)与本案的审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该单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薛莹的委托代理人伊彦、被告泰利置业的委托代理人谢风雷、第三人西部企业的委托代理人陈靓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薛莹诉称，2010年3月，原告通过上海辉映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购买了案外人梁某某承租的本市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二阁房屋(以下简称安远路房屋)，并办理了《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安远路房屋纳入拆迁范围后，原告与被告泰利置业于2011年3月19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在协议生效后10日内搬离安远路房屋，被告泰利置业在原告搬离后60日内支付补偿款共计1509630.87元，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补偿款及其他费用的，每延迟一日，应当按照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同年5月3日，上海市普陀区监察局向上海市普陀区旧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2011)沪普监通字第02号《监察通知书》，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五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止执行。2012年1月12日，被告泰利置业通过第三人西部企业返还原告拆迁补偿款430000元，余款拒不支付。2017年8月16日，第三人西部企业发出《关于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二阁＜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补偿款余额的处理答复意见》，声称余款归其所有，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其是适格的被拆迁人，应当享有拆迁利益，监察局的通知没有否认原告是安远路房屋的使用权人。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泰利置业支付原告拆迁补偿款1079630.87元；二、被告泰利置业按照未支付款项，以每日万分之一利率，支付原告至2017年4月12日的延迟付款违约金270771元；三、第三人西部企业在取得拆迁补偿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泰利置业辩称，原、被告之间虽曾签订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因原告取得安远路房屋租赁权的过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不是适格的被拆迁人。原告的违规行为被上海市普陀区监察局发现后，该局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被告中止执行协议。原告通过授权给其丈夫蒋世康和被告签订了相关的协议，解除安远路房屋租赁关系，自愿终止履行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被告随后与安远路房屋的公房管理人即第三人西部企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实际履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第三人西部企业述称，原告非安远路房屋的适格承租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原告不应当取得补偿款。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拆迁补偿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依照《面上直管公房经营授权书》的规定，第三人西部企业是安远路房屋的公房管理人。2010年3月，原告出资430000元购买案外人梁某某承租的安远路房屋，上海辉映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开具住房调配单，上海燎原物业有限公司办理了租赁户名为原告的《租用居住公房凭证》。2011年3月19日，被告泰利置业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款共计1509630.87元。
2011年5月3日，上海市普陀区监察局向上海市普陀区旧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等5户中止执行＜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监察通知》，该《通知》载明“近期据群众举报，我局对锦绣里南块、北块部分拆迁安置户进行初步核查，发现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等5户拆迁补偿安置中存在违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八条、十九条、四十五条之规定，现通知贵办责成有关单位对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等5户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予以中止执行”。《通知》附件中5户的具体房屋地址包括承租人为原告的安远路房屋。
2011年6月20日，原告签署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本人现将安远路XXX弄XXX号的一切相关事宜交由蒋世康处理”。当月28日，原告丈夫蒋世康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向上海燎原物业有限公司递交书面申请，称“因办理手续不齐，本人向燎原物业公司提出申请，要求退还购房款43万元后，将租用公房凭证交还燎原物业公司”。当月30日，蒋世康作为原告(乙方)代理人与被告泰利置业(甲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现乙方提出该房屋使用权因故退还燎原物业，且该房屋租赁关系已解除。经甲乙双方协商，2011年3月19日双方签订的安远路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自愿终止履行。”
2011年7月4日，被告泰利置业与第三人西部企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第三人西部企业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款共计1419927.69元，该协议已经履行。
2017年8月16日，第三人西部企业向原告丈夫蒋世康发出《关于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二阁＜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补偿款余额的处理答复意见》，该答复意见称“根据你近期多次上访诉求，经查：安远路XXX号XXX号前客二阁，居住面积11.70平方米，系直管公房。于2010年4月，由现租赁人薛莹(系诉求人蒋世康之妻)以个人名义出资向原房屋租赁人梁某某认购公房使用权，并以《住房调配单》方式，办理建户手续，于201l年3月上述房屋被锦绣里基地列入动迁范围，并正式启动动迁工作。20ll年5月3日，我集团接到普陀区监察局(201l)沪普监通字第02号《关于安远路XXX弄XXX号前客等5户中止执行<上海市城市房屋动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监察通知》，根据通知书意见，由集团收回公房使用权，直接与动迁单位签订动迁补偿安置协议。2012年l月5日，为妥善解决上述补偿房款处理事宜，集团领导多次与你谈心帮助，指出违规事项：1、2010年4月，你们认购公房使用权时，所采用《住房调配单》建户方式，属于违规行为，根据沪房地交[1998]240《关于加快不可售公有住房换购和差价交换试点、严格公有住房调配的通知》规定‘自l998年4月20日起，一律不得使用《住房调配单》。’2、当时你在燎原物业公司作为工作人员兼任公司小区物业经理，理应严格执行房管局的相应政策法规，但你未做到。因此，经研究决定，1、维持2012年1月5日当时对你所处理决定，即退还原购房全额房款43万(实际于2012年1月12日你已签名领取)。2、关于补偿房款扣除原购房款后的余额，其款归房屋产权人西部集团所有。”
审理中，原告坚持认为，安远路房屋的原使用人是向原告有偿转让使用权，该公房租赁权转让时，公房管理单位无权干涉。原告出具给蒋世康的委托书虽记载是处理一切事宜，但是办理相关事项应该出具特别授权的委托书，蒋世康是无权代理。蒋世康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对原告也没有约束力。
以上事实，由面上直管公房经营授权书、关于房屋出售事宜情况说明、收条、业务受理签报、住房调配单、租用居住公房凭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监察通知书、处理答复意见、委托书、申请书、协议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为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在协议双方履行约定义务的期间，监察部门发函中止了协议的履行，故被告对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补偿款的义务并无过错。其后，原告向其丈夫出具了书面的委托书，从委托书字面内容上看，是委托处理安远路房屋一切事务；从安远路房屋可能涉及的事务看，除处理公房租赁、拆迁等事务外，并无其它事项；从原告丈夫行使代理权限涉及的内容看，其是向物业部门提出解除公房租赁关系、与被告终止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述事项均在原告的委托授权范围内，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原告已经领取的430000元是退还原购买安远路房屋使用权的款项，并非被告支付的部分拆迁补偿款。被告与原告协商终止履行协议后，与安远路房屋的公房管理人即第三人西部企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第三人西部企业与原告并无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关系，也无其它合同约定第三人西部企业负有向原告支付补偿款的义务。至于第三人西部企业取得补偿款的部分或全部是否应当属原告所有，并非本案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审查的范围，原告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延迟付款违约金及要求第三人西部企业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薛莹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原告薛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剑晖
人民陪审员 祁汉萍
人民陪审员 朱兆富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ＸＸ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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