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豫0581行初119号
原告周保学，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
委托代理人李玉喜，男，197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周保学连襟。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住所：安阳市灯塔路690号）。
负责人户俊义，该局政委。
委托代理人田俊华，该局法制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魏永刚，该局马家派出所指导员。
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依原告申请追加(住所:安阳市解放大道180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兵，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付灵芳，该县法制办工作人员。
原告周保学不服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7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日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10月20日、2018年1月23日分别向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保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玉喜、被告安阳县公安局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田俊华、魏永刚，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付灵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2日作出安县公（马）行罚决字（2017）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7年7月1日10时30分左右安阳县马家乡周保学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活动，严重影响天安门地区正常秩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带离并训诫。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该处罚决定认定周保学的违法行为为较重。该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周保学以扰乱单位秩序行政拘留八日。原告不服向安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安县行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安阳县公安局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周保学诉称，原告因乡政府在2016年7月19日肆意泄洪，造成原告房倒屋塌，乡村干部勾结，变相敛财买卖村集体荒山，在地方得不到依法公正解决，无奈多次进京，到国家信访局等国家最高有关部门上访，希望得到重视查处。原告周保学和邢佩凤于2017年6月28日去北京多个部门上访，登记后又在北京停留，恰逢7月1日星期天，就去天安门看看，在安检处查出邢佩凤有上访材料，然后民警将原告周保学和邢佩凤（原告没材料）送到国家接访救济中心久敬庄后，安排地方驻京办将原告接回，可是地方接访人员在把原告接回的路上，直接联系马家派出所将我和邢佩凤送到安阳县公安局。地方有关部门不但不重视依法公正解决上访人的诉求，反而在2017年7月2日，安阳县公安局却根据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的“训诫书”，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非法拘留八日的决定，原告周保学认为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安县公（马）行罚决字（2017）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认定的事实错误和违反有关规定等问题：1、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扰乱天安门单位秩序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告到天安门附近，是想趁星期天去天安门旅游，所以原告并没有扰乱天安门周边秩序的违法的行为。如果原告存在扰乱天安门单位秩序的行为，天安门地区治安大队就应该依法查处或移交地方公安机关，而不是把原告送到久敬庄接访中心。因此，原告没有扰乱天安门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2、被告“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周保学在北京上访存在违法行为所依据的证据“训诫书”，存在来源不合法和侵害原告合法权利等问题，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周保学曾向制作“训诫书”的天安门地区公安局法制科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被训诫人对治安大队所作出的“训诫书”不服有权向其上级部门公安分局申请复议。因此，如果原告被治安大队实施了训诫，那么“训诫书”应该依法交给原告，原告对“训诫”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而不是将“训诫书”交给被告。被告通过其它途径取得“训诫书”不但违法，也侵犯了原告对“训诫书”不服申请复议的权利。因此，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需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被调取人应当在通知书上盖章或者签名（周保学）”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安阳县公安局）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第五十八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所依据的“训诫书”是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3、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中“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因此，如果原告在北京违反了治安法规，依据上述法规应该由北京警方管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果北京警方认为由违法行为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即被告管辖更为适宜，那么北京警方就应该依法与被告办理案件移交手续（包括收集到的证据），并配合被告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然而事实是北京警方将原告转送到北京久敬庄接访中心，而后又被地方政府接回。这些事实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述事实是一致的。也证明北京警方并没有将原告移交给被告（包括案件和证据）。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违法的。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以上严重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问题，又强制执行存在严重侵权问题。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原告周保学作出的“安县公（马）行罚决字（2017）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周保学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登记回执，2、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只是北京警方给予训诫。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辩称，2017年7月1日10时30分，安阳县马家乡周保学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活动，严重影响天安门地区正常秩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带离并训诫。周保学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情节属较重。1、原告周保学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地区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带至久敬庄接访中心，被公安机关进行训诫，原告周保学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清楚。2、根据《信访条例》四十七条之规定，北京公安机关因周保学非访对其进行训诫，属于一种措施，不属于处罚。周保学的违法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训诫书等证据证实。不存在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情况。3、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告周保学在北京天安门地区从事违法行为，该案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安阳县公安局管辖更为适宜。综上所述，安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原告周保学行政拘留八日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为证明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3、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4、邢佩凤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5、周保学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6、郭海成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7、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9、行政拘留执行回执；10、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11、户籍证明。12、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13、办案民警警察证复印件。证明对原告周保学作出的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辩称，安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9日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安阳县公安局在法定时间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书面答辩书。安阳县人民政府根据行政复议程序对安阳县公安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事实、程序、法律依据进行了审查，安阳县公安局对周保学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安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维持安阳县公安局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
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复议机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提交的上述1号至8号、10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原告没有见过训诫书，询问原告的笔录不是原告说的话，应当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移交案件。对9号11号、12号证据没有异议，对13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他们不是本案的办案民警。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对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质证意见相同，认为该证据也能证明原告到北京进行非访；原告对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上述1号证据没有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复议结果有异议。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及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和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一）、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2日作出安县公（马）行罚决字（2017）10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7年7月1日10时30分左右安阳县马家乡周保学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活动，严重影响天安门地区正常秩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带离并训诫。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该处罚决定认定周保学的违法行为为较重。该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周保学以扰乱单位秩序行政拘留八日。同年同月同日，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该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被告安阳县公安局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安阳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安县行复决（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安阳县公安局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另外，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提交的上述7号证据即“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中载明北京民警已向原告宣读了该训诫书。
（二）、原告周保学对被告安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扰乱机关、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公安机关有权作出对其进行罚款、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因此，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享有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具体到本案，原告周保学于2017年7月1日10时30分，到不属于信访接待场所的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带离并予以训诫，该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原告周保学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并无不当。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告安阳县人政府作出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复议结果得当，也应予维持。原告周保学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保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保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银昌
人民陪审员 石启波
人民陪审员 郝美玲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渝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