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鹰民一终字第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芦友红，工人。
委托代理人胡志仁，江西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芳，江西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胜利东路32号。
法定代表人李栋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来胜，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楠，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鹰潭市鸿远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工业园区和谐路21号。
法定代表人邹东辉，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汽车站。
法定代表人黄翌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巍，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顶林，经商。
上诉人芦友红、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兴公司）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2014）余民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芦友红的委托代理人胡志仁、杨芳，上诉人福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来胜、余楠，被上诉人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巍，被上诉人丁顶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鹰潭市鸿远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19日，第二被告要兴建厂房，但营业执照还在申办中，故借用第一被告的名义与第三被告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由第三被告承包第二被告的厂房兴建工程。2011年10月17日，第二被告以第一被告的名义与第三被告结算，第二被告尚欠第三被告质保金15000元。2011年11月，第二被告将第三被告建设的厂房使用。2012年10月，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都找第一被告要求检测、维修厂房和要求给付质保金，因第一被告的厂房也存在维修问题，第一被告就通知第三被告叫人到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处维修，第三被告通知第三人召集人去维修，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未约定维修人员工资支付问题，第三人邀工友原告（没有取得相应资质）、熊某一同去维修。在第一被告处维修工作完成以后，第三人、原告、熊某就去第二被告处维修。2012年11月2日，原告、第三人、熊某到余江为第二被告检测、维修厂房顶棚漏水及进行顶棚固定，第二被告工作人员安排告知第三人、原告、熊某厂房顶棚需要维修的地方。原告登楼梯上顶棚，一上顶棚就从上面摔下受伤。原告随即被送往余江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2545.30元，因伤情严重，当天即被转往鹰潭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住院治疗126天，花费住院费用159667元，门诊费用6737.70元，以上共计花费治疗费用168950元。本案原审立案后，原告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4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2614.8元，在鹰潭市中医院住院治疗8天，花费医疗费5895元，在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9天，花费医疗费8123元；原告芦友红在鹰潭市中医院的医疗费、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的医疗费已在江西抚州医保部门报销部分医疗费，仍有4510元未报销。因本次事故芦友红花费交通费，有发票的交通费为747.20元，购买护理卫生用品花费108元。事故发生后，第二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人民币60000元，第三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人民币60000元，第三人共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9000元。2013年5月9日，鹰潭鑫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鹰鑫法鉴中心（2013）法医鉴字0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损伤构成八级伤残，误工损失日为270天，原告花费鉴定费1300元；2014年6月4日，鹰潭鑫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鹰鑫法鉴中心（2014）法医鉴字1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为一般医疗依赖，费用为74352元，原告花费鉴定费700元。
另查明，原告为非农业集体户口，于1999年1月8日生育儿子芦传书（为非农业集体户口），原告的父亲芦孝雨（为非农业集体户口）生于1941年1月15日，原告的母亲刘某（为非农业集体户口）生于1945年7月10日，芦孝雨与刘某共生育四个子女。
原审法院认为：第二被告以第一被告的名义与第三被告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实质上是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第二被告的厂房已交付使用，因厂房顶棚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第二被告通知第三被告叫人来维修，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之间形成了承揽关系。在维修过程中，第二被告工作人员到场安排告知原告、第三人、熊某厂房顶棚需要维修的地方、派人监视、指示维修，在安全措施不齐全的情况下，指示第三被告派来的人员检修厂房顶棚，属指示上存在过错，对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被告因未取得质保金叫第三人召集人去维修，第三人约原告、熊某去维修，第三被告与第三人、原告、熊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第三被告雇佣没有取得相应资质的原告去检修第二被告厂房顶棚，在选任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第三被告作为雇主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证明原告是受第一被告雇佣到第二被告处维修厂房顶棚的证据不足，因此，第一被告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证明原告是受第三人雇佣到第二被告处维修厂房顶棚的证据不足，第三人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第三人虽不是雇主，但召集了没有取得相应资质的原告去检修第二被告厂房顶棚，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在工作过程中未带安全帽、未系安全带，属安全措施不到位，系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原告在本案中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第二被告应承担20%的责任，第三被告承担40%的责任，第三人应承担10%的责任，原告应承担30%的责任。
原告诉请的医疗费17607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60元（143天×20元／天）、营养费2860元（143天×20元／天）、护理卫生用品费108元、残疾赔偿金131238元（21873元／年×20年×30%）、鉴定费2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0661.56元{儿子（12775.65元／年×5年×30%／2）＋父母（12775.65元／年×22年×30%／4）}，符合或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确认；一般医疗依赖费74352元过高，本院按5年计算为18588元，超过5年后，原告如确实需要医疗依赖，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诉请赔偿的误工费29330.1元（270天×108.63元／天）过高，按照江西省统计局审定的2013年度建筑业平均工资39268元／年，计算为29047.56元（39268元／365天×270天）；原告诉请的护理费15534.09元（108.63元／天×143天）过高，按照江西省统计局审定的2013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32051元／年，计算为12556.97元（32051元／365天×143天）；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15000元过高，结合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及相关司法实践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为9000元；原告诉请的交通费2000元，结合原告伤情以及医院、鉴定单位距离原告家庭的路程等因素，确定为15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16494.89元，第二被告赔偿83298.98元（416494.89元×20%），第三被告赔偿166597.96元（416494.89元×40%），第三人赔偿41649.49元（416494.89元×10%），原告承担124948.47元（416494.89元×30%）；由于第二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人民币60000元，故第二被告还应赔偿原告23298.98元，第三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人民币60000元，故第三被告还应赔偿原告106597.96元，第三人已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9000元，故第三人还应赔偿原告人民币12649.49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芦友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卫生用品费、医疗依赖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计人民币23298.98元（已扣除被告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支付的60000元）。二、被告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芦友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卫生用品费、医疗依赖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计人民币106597.96元（已扣除被告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的60000元）。三、第三人丁顶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芦友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卫生用品费、医疗依赖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计人民币12649.49元（已扣除第三人丁顶林支付的290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95.28元，被告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负担440元，被告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015元，第三人负担240元，原告芦友红负担3600.28元。
上诉人芦友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本人在工作过程中未戴安全帽、未系安全带，属安全措施不到位，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判决本人承担30%的责任。这是错误的，其他当事人对本人的损失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本人未戴安全帽、未系安全带是因为雇主未提供安全帽和安全带造成的，不是自己不戴安全帽、不系安全带，故本人不存在过错。退一步讲，即使本人存在过错，也只是一般过失，不存在重大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人不存在重大过失，不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对本人一般医疗依赖费用按5年计算是错误的。本次事故致使本人患外伤性癫痫，需终生医疗依赖，一审法院只按5年计算显然不合理，应计算20年一次性支付更能保护本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抚慰金赔偿数额过低。本次事故不仅导致八级伤残，还引发外伤性癫痫，外伤性癫痫的病症存在着多发性、难治愈性的特点，且需要终生医疗依赖。本人可能终生都将忍受外伤性癫痫发作的痛苦，这对本人及家人来说是极大的精神折磨，本人提出精神抚慰金15000元合情合理，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四、一审法院判决本人承担的诉讼费过高。一审法院判决本人承担30%的责任是错误的，本人不存在重大过失，其他当事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他当事人共同赔偿333018.55元（不包含已付的149000元，未扣除已判决的142546.43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其他当事人承担。
上诉人福兴公司答辩称：本公司不是芦友红的雇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芦友红的误工费赔偿标准过高，应依法予以核减。
被上诉人鸿远公司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答辩称：芦友红作为成年人，在工作中没有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在事故中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30%的责任。一审认定误工期270天没有依据。芦友红与福兴公司形成了劳务关系。
被上诉人丁顶林答辩称：本人与芦友红是工友，不存在雇佣关系。芦友红自身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由法院裁定。
上诉人福兴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主要案件事实错误，未以证据为依据，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一审认定“2011年11月，第二被告将第三被告建设的厂房使用”、“2012年10月，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都找到第一被告要求检查维修厂房和要求给付质保金，因第一被告的厂房也存在维修问题，第一被告就通知第三被告叫人到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处维修”、“因厂房顶棚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第二被告通知第三被告叫人来维修”等这些事实，除了鸿远公司和鸿达公司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而事实上，芦友红及丁顶林均陈述其是鸿远公司的工作人员指派去余江维修。福兴公司为鸿达公司建设的厂房于2011年5月就完工并交付，在2011年6月份就已经投入使用。双方的结算单确认了质保期到2012年10月27日，且工程款已经支付了21万元，但一审法院认定鸿达公司于2011年11月份开始使用厂房。芦友红在第一次起诉的被告为鸿远公司，诉状中明确芦友红是鸿远公司叫去为其维修厂房的，之后又指示芦友红等人到鸿达公司维修顶棚。这期间芦友红的诉求根本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一审法院以鸿达公司答辩称顶棚曾经是本公司承揽定制，便追加本公司为被告。由此可见，芦友红都不承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却无凭无据予以认定。二、一审法院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作出的事实推定错误。一审法院以厂房曾经是本公司承建为由推定芦友红是本公司雇佣的逻辑明显错误。厂房质保期已经过了，本公司不可能去维修，芦友红及丁顶林都没说过是受本公司指派去维修，一审法院却认定鸿达公司通知本公司叫人来维修。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违背事实，违背社会经验法则。三、一审中本公司和鸿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维修关系提出了抗辩事实，并且已举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本公司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却视而不见。一审中，本公司提供了双方的合同及结算单，证明2012年11月芦友红去鸿达公司进行维修时，早已过了一年的质保期，本公司无义务派人对厂房维修，更没有叫芦友红等人到鸿达公司维修厂房，芦友红等人陈述的是鸿远公司叫他们去鸿达公司维修。一审法院对本公司主张的抗辩事实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却未作任何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其他当事人承担。
上诉人芦友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人与福兴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事实清楚，判决福兴公司对本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福兴公司、鸿远公司、鸿达公司、丁顶林都是受益人，依法应当认定为本人的雇主，他们对本人的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人在工作中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鸿远公司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答辩称：福兴公司与本公司形成了承揽的法律关系，本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福兴公司是芦友红的实际雇主，应当对其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被上诉人丁顶林陈述称：本人没有受益，不应当承担责任。
本案在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芦友红的雇主是鸿达公司还是福兴公司。第一次一审时，芦友红在起诉状中称是鸿远公司叫自己、丁顶林、熊某三人前往鸿达公司维修厂房顶棚，在追加被告及第三人申请书中，芦友红又称鸿达公司是实际的雇主，自己是福兴公司及丁顶林叫去鸿达公司维修厂房顶棚。在本次二审过程中，芦友红又认为一审认定福兴公司是雇主正确。事实上，从芦友红前后矛盾的陈述及证人熊某的证言可以看出，芦友红、丁顶林、熊某三人一起做事是由丁顶林负责联系，丁顶林负责联系雇主，完工后从雇主处领取三人的报酬，芦友红、熊某从丁顶林处领取属于自己的报酬。因此，只有丁顶林清楚三人是受谁雇佣，芦友红、熊某不清楚自己受雇于谁。丁顶林称是福兴公司叫其前往鸿远公司做事，在鸿远公司完工后，鸿远公司未支付报酬并叫其前往鸿达公司做事。丁顶林又称在鹰潭、余江做事是一条龙做过去，做完事统一结算，至于由谁支付报酬与福兴公司、鸿达公司均未作约定，只是认为哪里做事，哪里付钱。由此可见，芦友红等三人由谁支付报酬在福兴公司与鸿达公司之间存在争议。福兴公司认为质保期已经过了，不存在由福兴公司保修的问题，所以芦友红等三人的报酬应由鸿达公司支付。鸿达公司认为福兴公司承建的厂房质量存在问题，因此扣下了质保金，福兴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无偿修理，所以芦友红等三人的报酬应由福兴公司支付。芦友红发生事故后，三人的报酬至今无人支付。福兴公司叫丁顶林等人前往鸿远公司维修厂房顶棚，即使只是介绍他们去鸿远公司做事，但其介绍没有相应资质的人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且合同中约定厂房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福兴公司负责无偿修理或返工。鸿达公司在指示芦友红等人工作上存在过错，且提供劳务的行为确实发生在鸿达公司。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本院认为由福兴公司和鸿达公司承担同等责任更为合理，故福兴公司、鸿达公司各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芦友红提出其不承担责任的问题，芦友红作为经常从事危险劳动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作业过程中具有自备一些安全设备、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其在本次事故中受伤，将一切责任推向雇主显然不当。一审法院认定芦友红承担次要责任并酌定其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医疗依赖费用的问题，大部分费用尚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暂时支持五年也无不当之处，五年后确实需要医疗依赖芦友红可另行主张。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不存在错误。
综上，上诉人芦友红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福兴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部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2014）余民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二、撤销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2014）余民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被上诉人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上诉人芦友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卫生用品费、医疗依赖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计人民币64948.467元（已扣除被上诉人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支付的60000元）；
四、上诉人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上诉人芦友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卫生用品费、医疗依赖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计人民币64948.467元（已扣除上诉人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的6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95.28元，由上诉人芦友红负担3600.28元，由上诉人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各负担1227.5元，由被上诉人丁顶林负担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人民币6542元，由上诉人芦友红负担4110元，由上诉人鹰潭市福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424元，由被上诉人余江鸿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负担10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才
审 判 员 汪福庚
代理审判员 范 超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蒋慧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