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10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某，女，201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法定代理人（骆某之母）：徐玉琳。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玉琳，女，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文崇，男，195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光荣，女，195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迪波，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水平，男，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家波，广东百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羽，广东百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云云，女，198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上诉人骆文崇、王光荣、徐玉琳、骆某因与被上诉人曹水平、毕云云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8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文崇、王光荣、徐玉琳、骆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曹水平、毕云云等七人共同承担上诉人总损失金额30%的赔偿责任即518587.5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该查明的事实未查明。1、根据监控录像、交警卷宗及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足以证明事发前的聚餐共同有八人，除了受害人骆某，其余七人均应该查明身份并追加为当事人。2、上诉人已经申请法院调取交警卷宗，卷宗中有曹水平和伍星星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也申请法院追加为被告，但是法院以伍星星无法直接送达、先行安排开庭为由，要求上诉人暂时撤回对伍星星的起诉，明显违法。3、一审法院未调查其他共同饮酒人的身份信息，在曹水平、毕云云拒绝陈述时没有责令其提供。4、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曹水平、毕云云提交的捐款名单中已经包含了当晚共同聚餐之当事人名单，一审法院未理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未正确援引侵权责任法。1、上诉人提交的监控录像显示，聚餐结束以后，除毕云云已经离开外，其余均在餐厅休息，受害人骆某结账时已经站立不稳，各聚餐人均未阻止其驾驶机动车回家，也未护送、叫代驾或送其前往酒店休息，存在明显过错，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合理的护送义务。2、从上诉人提供的受害人骆某手机的微信来看，本案聚餐的发起人是黄坤和毕云云，二人邀请其参与羽毛球活动，并邀请打完球共同聚餐，起到了组织者和发起者的作用。3、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一点歉意，拒不配合法院查明事实，拒不回答当日聚餐人数和身份信息，根据法律规定，拒不提供信息的，应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其他当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4、骆某应毕云云的邀请参加聚餐，在聚餐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毕云云就离开餐厅，离开之前并没有进行提醒，也没有交代其他共同参与者进行照顾和提醒，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和管理义务，其作为聚餐的邀请者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曹水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毕云云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骆文崇、王光荣、徐玉琳、骆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四原告总损失1728625.06元的50%，即864312.5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害人骆某与被告系朋友关系，事发当晚受害人骆某与被告毕云云等6人于2016年1月2日晚上22时27分来到深圳市盐田区时兴餐厅聚餐，当晚23时左右，被告曹水平受“K”（微信名）邀请与“K”一起到餐厅聚餐，聚餐过程中有饮酒。被告毕云云大约1月3日0时23分先行离开餐厅。受害人骆某于1月3日1时45分左右在餐厅结账，结账时出现脚步不稳的情况。结账后不久，受害人骆某自行驾车与被告等人离开餐厅。
2016年1月3日1时55分，受害人骆某驾驶粤Ｂ×××××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深盐路由西往东行驶至盐田综合保税区东门路段时，该车车头与案外人长沙市某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某安装公司）施工中的人行天桥桥墩发生碰撞，造成骆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骆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致上述事故的主要过错，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外人长沙市某安装公司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是导致上述事故的次要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0666号民事判决认定受害人骆某因此次交通事故产生的人身损失金额为1728625.06元，案外人长沙市某安装公司应承担345725元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作为共同饮酒人之间有无尽到劝阻、提醒等安全保障义务。餐厅监控录像显示，当晚聚餐过程中原被告等人有饮酒的行为，但未出现明显的恶意劝酒、罚酒等行为，我国法律未明令禁止公民饮酒和相互敬酒，但酒文化应倡导善良习俗，民事活动应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受害人骆某与两被告等人作为相识的朋友，聚餐饮酒的共同行为形成一种特定关系并产生合理的信赖，本应从善良、理性的角度履行相互照顾和相互保护的合理注意义务，尤其在受害人骆某驾驶机动车的情况下应谨慎提醒不得饮酒或过量饮酒，在受害人骆某饮酒后驾车离开时在场共同因救人均有义务予以积极有效地阻止。而两被告并未就其已经尽到提示、劝阻并积极阻止受害人酒后驾车的安全保障义务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视为被告等人对该损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一定过错，该过错与受害人骆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两被告应按照各自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受害人骆某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判断和识别能力，且醉酒驾驶系违法行为，受害人骆某明知故犯，应对自身的行为负责，故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是交通事故致死的直接原因。综上，综合考虑本案事发聚餐时参与人数、两被告的过错大小及受害人骆某对此次事故自身应承担的责任，酌定被告曹水平承担2‰的赔偿责任即1728.63元（864312.53元×2‰），被告毕云云虽然先行离开，无法承担阻止受害人骆某驾车离开的责任，但其仍负有安全提示义务，酌定承担1‰的赔偿责任864.31元（864312.53元×1‰）。庭审后，法院依职权向被告曹水平本人调查核实事发当晚有无为受害人骆某呼叫代驾一事，曹水平称当晚有为自己呼叫代驾并与“K”一同离开，故被告曹水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被告曹水平有为受害人骆某呼叫代驾一事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曹水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骆某、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赔偿1728.63元；二、被告毕云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骆某、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赔偿864.31元；三、驳回原告骆某、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21.56元，由原告骆某、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负担4807.11元，被告曹水平负担9.63元、被告毕云云4.82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共同饮酒后个别饮酒人发生损害引发的纠纷，属情谊侵权行为的范畴。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介入是有限度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生活事实，并不会导致民事权利的发生、变更或消灭，民法并不予以关注。例如共同饮酒，就属于并不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生活事实，是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是民法不予介入的社会生活空间，共饮者之间并无民事合同关系，也未形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关系。但是，行为人在实施情谊行为的过程中，基于善良风俗原则，对其他饮酒者不能恶意劝酒，且有善意的提醒、劝诫和饮酒后的护送、通知、照顾义务。如果共饮人未尽到上述义务，导致其他饮酒人遭受人身损害，则会因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当然，现代社会交往类型众多，人们基于不同的原因、关系参加各种聚餐活动，有工作单位组织的同事之间聚会，有亲密朋友召集的聚会，也有本案这种大家因某一活动相识、活动完相约聚会。不同类型的聚会中，组织者、参与者的义务因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亲疏不同应有所区别。如工作单位组织的同事聚会，有类似工作任务的性质，参与者互相熟识，劝饮者和被劝者之间往往还有上下级关系，这时，组织者和其他参与者对饮酒者的人身安全应当负有更重的责任。但在本案这种大家因某一运动相识而临时组织的聚餐，参与者互相之间不是那么熟悉，此时，除非存在恶意劝酒者，否则互相之间的提醒、劝诫和饮酒后的护送、通知、照顾义务应是轻微的。
本案中，作为成年人，受害人对自身安全负有最大注意义务，其控制不当导致自身醉酒，醉酒后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驾车离开，骆某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系损害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应承担最主要责任。毕云云于聚餐结束前就已离开，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对骆某恶意劝酒的行为，其提前离开，不存在对骆某饮酒后的护送、通知和照顾义务，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毕云云承担1‰的责任，毕云云未提出上诉，视为其对一审判决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曹水平系聚餐开始一段时间后才到场，无证据证明其是聚餐的组织者，也无证据证实其存在对骆某恶意劝酒的行为，基于上述分析，其对骆某的提醒、劝诫和护送、通知、照顾义务亦是轻微的，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2‰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其他共同饮酒参与者，本案并非刑事案件，曹水平、毕云云无义务披露其他共同饮酒参与者的身份状况，其也不因未披露这一情况而承担更重的责任。当然，发生本案这种情况，其他聚餐的参与者在明知骆某醉酒后仍放任其自行驾车离开，最终发生惨剧，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但如果对其课以过重的责任，无疑会妨碍正常的社会交往秩序。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2.93元，由上诉人骆文崇、王光荣、徐玉琳、骆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付璐奇
审判员 易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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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何明辉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