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皖民二终字第003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永杰。
委托代理人：汪大联，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负责人：徐斌，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周军，该分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曹冰露，安徽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伟，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金仲阳。
委托代理人：陶宏，上海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志红。
委托代理人：陶宏，上海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美青。
委托代理人：章剑平，安徽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德时。
上诉人金永杰为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简称交行安徽分行）、原审被告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简称北方公司）、金仲阳、吴志红、唐美青、黄德时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30日作出的（2013）合民二初字第00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永杰的委托代理人汪大联，交行安徽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周军、曹冰露，金仲阳和吴志红共同委托的代理人陶宏到庭参加诉讼。北方公司、唐美青和黄德时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0日，交行安徽分行（承兑人）与北方公司（申请人）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编号：110226），约定交行安徽分行为北方公司承兑的汇票授信期限自2011年5月29日至2013年5月29日，额度为7000万元整，北方公司按申请承兑的汇票票面金额的50%缴存保证金或提供同等金额的存单设定质押，汇票期限不长于六个月且到期日不迟于2013年11月29日。该合同对违约责任约定，申请人授权承兑人直接扣划保证金及申请人在承兑人处开立的任一账户中的款项用于向持票人付款，扣划不足部分将由承兑人垫付；自承兑人垫付票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承兑人偿还垫款并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利息；申请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垫款、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承兑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同日，交行安徽分行（抵押权人）与金仲阳、金永杰（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10226），约定主合同为交行安徽分行与北方公司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编号：110226），抵押人金仲阳、金永杰以房产（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号，建筑面积2612.01平方米，产权证号合产字第××号）为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设定抵押；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5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吴志红、唐美青作为抵押物的共有人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10226）上签字同意抵押物向抵押权人提供担保。其后，双方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交行安徽分行领取了权证号为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62号的他项权证书。2012年6月20日，交行安徽分行（债权人）与黄德时（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北方公司在2011年5月29日至2013年5月29日期间与交行安徽分行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债权额为3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合同签订后，交行安徽分行于2012年6月20日向北方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12月20日；于2012年6月21日向北方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8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12月21日；于2012年6月25日向北方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12月25日；于2012年7月4日向北方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月4日；于2012年7月9日向北方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2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月9日。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北方公司均未付款，交行安徽分行分批垫付票款。交行安徽分行在扣划北方公司缴存的保证金3500万元和北方公司在交行安徽分行开设账户余额565188元后，实际垫款为34434812元，截止2012年12月20日，垫款产生利息999.59元。
另查明：2011年6月10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10226）时，金仲阳与吴志红系夫妻关系，金永杰与唐美青系夫妻关系。
交行安徽分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北方公司偿还垫款34438412元及利息999.59元（暂算至2012年12月20日，以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付清款时止）；2、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以抵押财产对北方公司偿还款本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黄德时对北方公司偿还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北方公司、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黄德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北方公司、黄德时在法定的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
金仲阳、吴志红原审答辩称：金仲阳、吴志红不清楚北方公司欠款的情况和构成，对交行安徽分行所主张的抵押合同，并未签署，抵押事项与其无关。另吴志红不是抵押房产的产权人，因此与本案无关。
金永杰、唐美青原审答辩称：其没有与交行安徽分行签订过最高额抵押合同，也没有办理过抵押登记，无需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交行安徽分行为北方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垫付票款引发的追偿权纠纷，案涉《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编号：110226）、《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10226）、《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各方均应当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交行安徽分行依约出具承兑汇票，汇票到期后北方公司违约未支付票款。交行安徽分行垫付票款后，北方公司依约应偿还垫款及利息。现北方公司未按约履行偿还垫款及利息的义务，交行安徽分行向北方公司主张偿还垫款本息的主张，应予支持。双方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约定垫款利息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截止到2012年12月20日产生的利息为999.59元，对于此后的利息依约按日万分之五支持。
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自愿以其共有的房产（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号，建筑面积2612.01平方米，产权证号合产字第××号）为北方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编号：110226）项下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35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其辩称未签署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故交行安徽分行要求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以该抵押财产对北方公司偿还垫款本息承担抵押责任，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黄德时自愿为北方公司在2011年5月29日至2013年5月29日期间与交行安徽分行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债权额为3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对北方公司未履行的债务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因本案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提供房产抵押，属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情形，交行安徽分行作为债权人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对交行安徽分行要求黄德时对北方公司偿还垫付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北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交行安徽分行支付垫付款34438412元及利息999.59元（暂计至2012年12月20日，以后的利息以34438412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二、交行安徽分行对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共有的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号的房产（产权证号：合产字第××号）在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黄德时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北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黄德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北方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2139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8974元，由北方公司、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黄德时负担。
金永杰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本案属于刑事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金永杰与金仲阳为兄弟关系，与唐美青为夫妻关系，本案争议的抵押房产为金永杰与金仲阳共有。本案承兑汇票的申请人为北方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江伟，其因涉及多起金融诈骗已被公安机关逮捕，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与本案同时审理的，还有交行安徽分行与江伟、金仲阳等之间另一起票据纠纷案件，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二初字第00163案件（简称163号案件），与本案事实基本雷同。在该案中，交行安徽分行起诉合肥市德静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德静公司）返还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2500万元，并要求金仲阳、江伟以另一处共有房产承担抵押债务。江伟先以德静公司名义向交行安徽分行申请开具收款人为北方公司的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并骗取金仲阳办理另案房产的抵押手续；北方公司取得资金5000万元后，将其中3500万元作为本案开具汇票的保证金，并再次向交行安徽分行申请7000万元的汇票，其中部分款项江伟最终未予返还。两案所涉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均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南七支行（简称交行南七支行）实际操作，德静公司、北方公司均在交行南七支行开设有银行账户，所涉资金也是通过该行转移，其对此应当明知。江伟与交行安徽分行内部人员实质上是共谋骗取银行资金，串通骗取抵押物，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本案实质为刑事案件，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本案所涉的票据无效。1、本案既是票据纠纷，就应当审查出票、背书转让、承兑付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原审没有进行审理。2、上述两起案件，德静公司、北方公司存在对开承兑汇票、资金对倒的事实，并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也未见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所需提交的交易合同、发票。对此，在163号案件一审庭审中，德静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军当庭承认。因此，本案票据关系无效，所谓担保也无效。（三）案涉抵押合同无效，不具有约束力。1、金永杰和金仲阳的签名均较为别致，上述两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名均系伪造，肉眼即可分辨。本案中，金永杰、金仲阳、唐美青和吴志红并未签署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所有内容对金永杰不具有约束力。2、金永杰原审中申请对抵押合同上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鉴定费达到7.5万元；而另案，同一鉴定机构同样笔迹鉴定仅需要2.17万元、金永杰认为本案鉴定费用过高而提出异议，要求减轻费用或者更换鉴定机构，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却径行认定抵押合同签名的真实性，应予以纠正。3、另案中，经笔迹鉴定，抵押合同上金仲阳、吴志红的签名确系伪造，对本案而言，具有参照力。（四）金永杰的抵押物被骗取登记，并无抵押的真实意思表示。1、金永杰以为本案房产是为金仲阳办理抵押贷款，但事实上，连金仲阳自己也不知道该房产是为了银行承兑汇票而抵押。2、金永杰、金仲阳均不知道发生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更不知道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存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所述为3500万元提供担保对金永杰不具有效力。金永杰既然不知道主债权、抵押期间、担保范围等担保必备要素，所谓的抵押担保不是其真实意思，且该抵押被骗取登记，已经得到金仲阳的证实，金永杰不应承担抵押责任。（五）交行安徽分行串通骗取抵押或至少明知存在欺诈。交行安徽分行明知金永杰没有亲自签署抵押合同，其工作人员也亲临办理抵押登记的机关，应当知道金仲阳的亲笔签名，仍凭伪造的抵押合同办理汇票，应自行承担责任。2、日期形成在前的163案件中抵押登记，交行安徽分行工作人员也是亲临办理抵押登记的机关，即在本案之前，其就应当知道金仲阳真实的签名，本案所涉抵押合同虚假，应由交行安徽分行自行承担责任。（六）根据最高额抵押的原理，抵押担保的债务总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应当限定为3500万元范围之内，原审判决抵押责任已经超过3500万元。唐美青并非抵押物产权人，不应当判决承担抵押责任。原审判决保证人享有追偿权，抵押人在承担债务后同样享有追偿权，原审判决却未提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交行安徽分行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二案件诉讼费用。
交行安徽分行庭审中辩称：（一）在金永杰陈述的事实中称北方公司实际控制人江伟涉嫌犯罪，与本案无关，其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与江伟的犯罪事实有任何关联。如金永杰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当提交证据向公安机关举报，而不应该在民事审判中要求二审法院直接移交，何况其没有向二审法院提交本案涉及犯罪的证据线索。（二）本案所涉及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金永杰、唐美青、金仲阳、吴志红签署，合法有效，该份合同不仅在银行办理承兑汇票时使用，而且在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时，原审被告金仲阳亲自带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金永杰及吴志红出具的公证委托书前去办理，同时金永杰仅是从笔迹没有鉴定来认为抵押合同伪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抵押物被骗取登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金永杰委托金仲阳办理银行抵押贷款出具过公证委托书，银行抵押贷款包含的内容有流动资金贷款，还包括承兑汇票贷款，金永杰出具的公证委托书中已经委托了金仲阳，金仲阳完全有权代理金永杰去银行办理银行贷款及抵押登记手续。（四）关于抵押担保的债务总额，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不仅包括本金，还包括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故原审判决没有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仲阳、吴志红庭审中述称：（一）原审判决金仲阳承担抵押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金仲阳对原审判决不服，但是因金仲阳受到江伟诈骗的连累，已经负债累累，虽然提交了上诉状，但因无力交纳上诉费，不得不接受视为撤回上诉的裁定。（二）对金永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金仲阳完全同意。
金仲阳、吴志红为证明其主张，二审提交了一组共六份证据，分别为163号案件所涉证据：证据一、交通银行的《起诉状》，证据二、《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据三、抵押登记相关资料（《询问笔录》、吴志红《委托书》及《公证书》、交行安徽分行《委托书》、承诺人为江伟、金仲阳、王政等《承诺书》及抵押申请等），证据四、银行承兑汇票五份及《银行承兑汇票转垫款通知书》七份，证据五、《鉴定意见书》，证据六、163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同时进行的163号案件，是交行安徽分行就5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向德静公司追偿2500万元的代垫款提起诉讼，其情节与本案基本一致，抵押合同也并非物权人本人签字签署，且得到鉴定机构的鉴定证实。另案中，江伟操控的德静公司申请了5000万元承兑汇票，同时5000万元承兑汇票全部开给北方公司，最终在该案中发现交行安徽分行提供阴阳合同，用于起诉的承兑汇票合同、抵押合同与登记部门备案的抵押合同内容不一致，最终原审法院驳回交行安徽分行对金仲阳等所有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综上，两起案件案件事实基本雷同，具有关联性。
金永杰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三性”无异议。
交行安徽分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份合同都是德静公司向交通银行安徽分行申请办理承兑汇票，而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对金仲阳所称所谓交行安徽分行提交阴阳合同的说法不认可。只是因为我们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原审法院驳回了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
本院认证意见为，各方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能否达到金仲阳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
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质证意见也同于原审，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相同。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3年9月23日，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要求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上涉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交行安徽分行于2013年11月26日，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于2013年11月27日，分别向原审法院出函称对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该院指定的期限内，因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未缴纳鉴定费用，该鉴定中心将鉴定材料退回，未能形成鉴定意见。
2013年9月29日，交行安徽分行提交从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瑶海房屋办证交易中心调取的吴志红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金永杰、唐美青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询问笔录》、《承诺书》以及抵押登记申请表。
吴志红于2010年12月1日出具的《委托书》载明：“我（委托人吴志红）与受托人金仲阳系夫妻关系。（我夫妇共同拥有以下房产：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号的经营用房（该房产系我们与金永杰共有，建筑面积为2612.01平方米，权证字号：房地权合产字第××号）……。现我全权委托受托人金仲阳办理以下事项：1、还款并注销他项权证，领取产权证明及相关结清证明单据，领取房屋产权证以及他项权利证等相关手续（包括办理此过程中的一切签字手续）；2、他项权证注销后的房产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做抵押登记、办理他项权证和到银行查征信并到房产局查产权状况、领取他项权证、领取借款以及办理房屋抵押借款全过程中的相关签字手续等一切工作；……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于承认，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同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书进行公证。
金永杰、唐美青于2010年12月15日出具的《委托书》载明：“我们（金永杰、唐美青）与受托人共有之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室房产（权证字号：房地权合产字第××号）管理、出租及向银行抵押贷款事宜，因在外地原因不能亲自前往办理，现委托金仲阳为我们代理人，并以我们的名义，全权处理如下事宜：1、办理管理上述房屋管理相关一切事宜；2、代为办理上述房屋出租有关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缴纳租赁相关税费等；3、代为归还之前的银行贷款，领取贷款结清证明及他项权证，注销抵押登记相关手续；4、代为与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及相关文件；5、代为办理上述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向房产地产登记部门代为提出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并按规定提交申请登记材料，核对身份，代为就申请抵押登记事项接受询问，并签字确认，代为领取他项权证；6、代为领取所贷款项等于上述房产抵押贷款相关一切事宜。受托人在上述委托事项中签署的一切文件，我们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书进行公证。
2011年6月14日的《承诺书》载明：承诺人金仲阳、金永杰自愿将位于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产权证字号：房地权合产字第××号（共有权证号：合产字××号）的房产给北方公司作抵押贷款，如因此产生的任何纠纷由产权人金仲阳、金永杰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1年6月15日，在办理案涉房产抵押登记时，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瑶海房屋办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询问金仲阳，并作《询问笔录》，金仲阳称提交抵押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对申请登记事项为其真实意愿表达、申请登记房屋为共有并同意抵押。上述《承诺书》、《询问笔录》由金仲阳签字，并代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签名。同日，抵押登记申请表格，载明的他项权利人为交行安徽分行，担保额3500万元，设定日期为2011年5月29日至2013年5月29日；交行安徽分行领取了权证号为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62号的他项权证书，载明：抵押权人为交行安徽分行、房地产权利人为金永杰（共有人金仲阳）、借款人为北方公司、债权数额为3500万元、登记时间为2011年6月15日。
另查明：交行安徽分行因与德静公司、江伟、王政、金仲阳、刘湘任、史学锋、吴志红、周德军、李静、黄德时票据纠纷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即163号案件。在该案中，交行安徽分行与德静公司于2010年12月7日签订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一份，约定交行安徽分行为德静公司承兑的汇票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期限自2010年12月6日至2012年12月3日。同日，交行安徽分行与江伟、王政、金仲阳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位于合肥市濉溪路××号汇丰广场商××-××-××室等房产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本金为25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刘湘任、史学锋、吴志红作为财产共有人在合同上签字。嗣后，吴志红公证委托金仲阳办理了该抵押登记手续，交行安徽分行领取房地产他证合包字第50××43号的房产他项权证书。但办理抵押登记所备案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主合同授信期限自2010年12月3日至2011年12月3日，没有合同编号且没落款时间，而交行安徽分行与德静公司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主合同授信期限自2010年12月6日至2012年12月3日，合同编号为100372，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7日。另，该案所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上金仲阳、吴志红签名，经鉴定系他人代签。
除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外，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交行安徽分行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抵押担保的债权金额，如金永杰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二、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1、关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交行安徽分行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金永杰上诉称该份合同上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金仲阳、吴志红及唐美青原审亦不认可各自签名的真实性。经查，金永杰、金仲阳、吴志红、唐美青原审中均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上四人的签名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各方确认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原审指定的期限内，因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未缴纳鉴定费用，该鉴定中心将鉴定材料退回，未能形成鉴定意见，故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涉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01室房产办理抵押登记时，系金仲阳本人前往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瑶海房屋办证交易中心办理，该交易中心存档的《询问笔录》、《承诺书》均能证实金仲阳明确同意用案涉房屋为北方公司抵押贷款，对于上述材料上签名金仲阳亦认可为其本人所签，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签名系其代签。且《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亦作为申请材料，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一并提交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瑶海房屋办证交易中心，可以视为金仲阳对于上述合同予以认可，故金仲阳辩称其不知为北方公司案涉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金仲阳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手续，亦经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以出具《委托书》方式书面授权。至于金永杰辩称其是为金仲阳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抵押而出具2010年12月15日的《委托书》，但《委托书》明确授权金仲阳“代为与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及相关文件”，并无其所称该抵押物仅用于为金仲阳申请贷款抵押的内容，故金永杰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瑶海房屋办证交易中心经审查后，颁发权证号为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62号的他项权证书，亦载明抵押权人为交行安徽分行、房地产权利人为金永杰（共有人金仲阳）、借款人为北方公司、债权数额为3500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规定，交行安徽分行自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之日，取得抵押权。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交行安徽分行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故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唐美青二审再行申请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该签名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
2、关于抵押担保的债权金额。金永杰上诉称案涉房屋抵押担保的债务总额应当限定为3500万元范围之内（包括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原审判决抵押责任已经超过上述限额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低于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5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权证号为房地产他证合瑶字第22××62号的他项权证载明抵押担保债权数额为3500万元。据此，本案抵押的最高债权限额应认定为35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余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即金仲阳、吴志红、金永杰及唐美青应以3500万元为限对所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担保责任，对超出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故金永杰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将本案诉争3500万元最高限额理解为仅指借款本金余额，又以双方当事人约定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利息、违约金等为由，判决金永杰、金仲阳、唐美青及吴志红承担实际超过最高限额3500万元的抵押担保责任不当，应予纠正。
关于金永杰等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金永杰在交行安徽分行实现抵押权后，其有权向债务人北方公司追偿。故金永杰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1、有关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效力的问题。金永杰上诉称北方公司申请交行安徽分行签发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但未提交相关买卖合同所涉及的增值税发票，据此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基础交易虚假，票据关系无效。交行安徽分行庭审中提交了北方公司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材料，对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立过程进行了说明，并称不是买卖合同签订时就有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开具有一定滞后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依据上述规定，对于票据关系中的交行安徽分行来说，其虽对于北方公司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相关材料负有审查义务，但是该义务不宜确定为实质性审查义务。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上述规定亦属于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的管理性规定，即使交行安徽分行违反上述规定，亦系权利人疏于防范风险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对案涉票据关系效力不应产生影响。再次，即使北方公司虚构贸易关系骗取交行安徽分行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等相关合同，亦属于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有权提起撤销的主体是合同相对人交行安徽分行，但其对北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亦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应为有效合同。故金永杰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金永杰上诉称本案北方公司开立承兑汇票的3500万元保证金，来源于德静公司开立收款人为北方公司的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上述业务均在交行南七支行办理，说明北方公司实际控制人江伟与交行安徽分行内部人员共谋骗取银行资金，串通骗取抵押物，构成犯罪，本案实质为刑事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首先，北方公司即使在取得德静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后，将其中的3500万元作为本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系其对自有资金的处分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案涉抵押登记系金仲阳亲自前往办理，其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及《承诺书》均明确为北方公司案涉债务抵押，故金永杰以此为由主张交行安徽分行与北方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其办理抵押登记，本院不予采信。且在无证据证明金仲阳等为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时，交行安徽分行实施了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行为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亦不能以金仲阳受到北方公司欺诈为由否定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的效力。其次，金永杰虽称江伟涉及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但其既非本案当事人，亦无证据证明其所涉刑事犯罪事实与本案有关。再次，金永杰庭审中亦称曾向公安机关递交过材料，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故金永杰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金永杰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上诉请求部分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二初字第001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及第四项，即“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支付垫付款34438412元及利息999.59元（暂计至2012年12月20日，以后的利息以34438412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黄德时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黄德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追偿”；
二、变更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二初字第001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如果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对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共有的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金色地带3××号的房产（产权证号：合产字第××号）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方式所得的价款在35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实现抵押权后，金仲阳、金永杰、吴志红、唐美青有权向合肥北方佳源工贸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13974元，由金永杰负担149804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负担641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苏沁
代理审判员 张如果
代理审判员 夏 敏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苏 萍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第二百零三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
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十三条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抵押权的规定行使其抵押权。
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低于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