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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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人
合议庭成员
合议庭成员
书记员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国文。
委托代理人：陈福安，湖北乙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银玉。
委托代理人：雷文发。
委托代理人：陈建学，湖北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国文为与被上诉人余银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范国文通过他人介绍向余银玉借款，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并在借款本金中扣除当月利息，期限为一年。自2010年12月5日至2011年2月23日期间，双方约定借款为4200000元，在扣除当月利息后，余银玉实际通过银行向范国文给付借款4095000元；即余银玉分别于2010年12月5日向范国文给付借款487500元，2011年1月18日向范国文给付借款975000元，2011年2月23日向范国文给付借款645000元，同日又委托胡西武向范国文给付借款1500000元，2011年12月5日向范国文给付借款487500元。因上述借款逾期未还，经结算范国文分别于2011年12月26日、2012年1月18日和2012年2月23日，以其和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余银玉出具了四份《借款协议》，其内容分别为：“兹有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向余银玉借款人民币计壹佰叁拾万元整，期限为壹年（从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2月26日止），本协议一式两份，经法人签字盖章生效”、“兹有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向余银玉借款人民币计壹佰叁拾万元整，期限为壹年（从2012年1月18日至2013年1月18日止），本协议一式两份，经法人签字盖章生效”、“兹有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向胡西武借款人民币计贰佰伍拾叁万元整，期限为壹年（从2012年2月23日至2013年2月23日止），本协议一式两份，经法人签字盖章生效”和“兹有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向胡西武借款人民币计叁拾捌万元整，期限为壹年（从2012年2月23日至2013年2月23日止），本协议一式两份，经法人签字盖章生效”。范国文和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均在上述四份《借款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和盖章。2012年7月2日，范国文向余银玉还款1000000元，同年7月10日还款462500元，同年7月27日还款500000元，2013年10月24日还款800000元，2014年1月29日还款1800000元，即范国文向余银玉共还款4562500元。2014年12月16日，经结算范国文向余银玉出具了一份总欠条，内容为：“兹有长盛公司、范国文欠余银玉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整，现经协商决定此款由长盛公司偿还（由长盛公司范国文所占有的法人股份（45%）分红中扣除）。截止2014年12月16日止，原有借条全部作废。欠款人：范国文”。原审另查明，范国文是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和湖北长盛阳逻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2月23日，胡西武按照余银玉的要求向范国文汇款1500000元，是用于冲抵胡西武欠余银玉的借款，胡西武并未向范国文出借资金，对范国文出具的《借款协议》和还款情况均不知晓，范国文于2014年1月29日还款1800000元的收条也是余银玉以自己和胡西武的名义向范国文出具的，上述借款手续均为余银玉持有。2015年4月21日，余银玉诉请法院，要求范国文、湖北长盛阳逻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借款240000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为，2014年12月16日，经双方对上述借款本息进行最后结算，范国文以个人名义向余银玉重新出具了一份总欠款2400000元的手续，并注明原有借条全部作废，这是双方对最终下欠金额的确认，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原武汉纵横通信电子有限公司和范国文的上述共同债务转移给范国文，经过了余银玉的同意，同时表明范国文亦认可了上述欠款的债权人为余银玉。范国文辩称余银玉所诉借款4200000元中含有其向胡西武借款2200000元，这部分借款应由胡西武直接向范国文主张权利的意见，因与上述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经法院对上述欠款的形成进行审查：范国文向余银玉借款共计4200000元，均预先在本金中按约定月利率25‰计算扣除了当月利息，应认定余银玉向范国文实际出借本金为409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债务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顺序抵充。但双方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超出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其超出银行利率四倍的部分利息，法院不予支持。故根据上述规定，经法院核算截止2014年12月16日，该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2400000元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该欠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余银玉要求范国文偿还欠款2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虽然范国文对欠款2400000元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但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纳。因该欠条没有约定支付利息，且欠款金额2400000元已包含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前期利息，所以对于余银玉主张以欠款金额2400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第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范国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余银玉欠款2400000元；二、驳回余银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640元，保全费5000元，由余银玉负担5800元，范国文负担27840元。
宣判后，上诉人范国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范国文于2010年12月5日、2011年1月18日、2011年12月5日分三次向余银玉借款195万元，但在2011年12月26日、2012年1月18日向余银玉出具两张借条，总金额为260万元（含一年利息，月息2.5%），后范国文向余银玉还款276.25万元。至于范国文向案外人胡西武出具的两张借条，系范国文与胡西武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何况范国文已偿还胡西武180万元，该债务与余银玉无关，与本案无关。范国文实际借款195万，已还276.25万元，无论从什么角度计算，范国文都不欠余银玉的钱。二、范国文2014年12月16日虽出具欠条，但实质只是范国文为答应给一名刘姓官员回报，承诺在长盛公司盈利后在范国文股份的分红中给付的背景下书写的，该欠条并未实际发生，不能视为双方的债权凭证。综上，余银玉依据欠条主张范国文偿还240万元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余银玉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余银玉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2010年12月25日，余银玉向范国文汇款50万元；2010年12月27日，余银玉向范国文汇款47.5万元；2011年1月18日，余银玉向范国文汇款97.5万元；2011年2月23日，余银玉向范国文汇款64.5万元；2011年2月23日胡西武向范国文汇款150万元，以上合计409.5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1年2月23日胡西武向范国文汇款150万元属实，胡西武在原审时当庭陈述“该150万元系授余银玉委托向范国文的汇款，其本人与范国文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余银玉与范国文间资金往来的情况分析，从借款流向看，除上述150万元外，其他款项均系余银玉汇给范国文的。再从还款流向看，范国文虽称2014年1月29日还款180万元是向胡西武的还款，并非向余银玉还款，但是该款项的银行流水账目显示是汇入了余银玉的账户，并且余银玉向范国文出具了收条，故范国文还款行为（汇款）的对象均为余银玉。综合上述事实可以判定，范国文于2012年2月23日出具的两份借款协议上载明的债权人虽然是胡西武，但实际的债权人为余银玉，本案系余银玉与范国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与胡西武无关，原审认定余银玉向范国文实际借款409.5万元的事实成立，故范国文认为该款项中部分系范国文向胡西武的借款，于余银玉无关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014年12月16日的欠条系范国文出具，该欠条并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合法有效。该欠条应视为范国文与余银玉对前期借款以及利息的最终结算，范国文虽否认欠条的有效性，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范国文应按欠条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范国文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40元，由范国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叶欣
审判员龚治国
审判员李行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