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36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1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2，男，196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顺昌县，系上诉人父亲。
法定代理人：郭某，女，198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系上诉人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厦门市镇海路上古街10号。
法定代表人：姜杰，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燕棉、陈雯，该单位员工。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7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王某2、郭某，第一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燕棉、陈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王某1在一审时提交了针对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的质疑及证据，一审法院要求厦门医学会作出补充解释，之后厦门医学会复函。但一审法院未采纳王某1的质疑意见仅以厦门医学会的复函作为依据。且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规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王某1一方提供的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未进行调查与核实，且忽视了王某1提出的关于GB16361-2012《临床核医学的患者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的五点建议，而仅采用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以及厦门医学会的答复函，对王某1的举证置之不理。三、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尊重王某1的合法诉讼权利。本案2016年5月17日立案，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期间经历两次庭审但判决书仅体现其中的一次；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审判长干预庭审，对王某1一方说暂定赔偿金额1万元不能作为诉讼请求，并要求王某1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有碍司法公正；且一审法院纵容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的诉讼代理人迟到置之不理，庭审时针对王某1质证的药物，放任第一医院代理人使用手机查询药物名称，上述做法严重错误。
第一医院辩称：一、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是王某1与第一医院双方协商共同委托作出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符合相关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足。一审法院采纳该鉴定意见由此认为第一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有充分法律依据。1.对于王某1提出的质疑，一审法院根据王某1的请求在审理期间已向厦门市医学会调查取证，厦门市医学会出具了书面答复意见，该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有充分的医学依据。根据福建省高院印发的《关于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闽高法【2013】349号）的相关规定，首先，第一条明确规定：“鉴定机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可以委托省内具备条件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因此，双方共同委托了厦门市医学会对本案行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第二条规定：“医学会接受鉴定委托的，应依据医疗争议所涉及的专业，主持医患双方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应专业的专家组成鉴定组。针对王某1提出的关于ECT检查的质疑，厦门市医学会专门抽取了核医学专家参与鉴定听证会，对患儿所用显像剂依替菲宁是否会造成辐射伤害作出了说明，厦门市医学会的鉴定组织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第三，针对王某1一方所提病历真实性的问题，在整个鉴定过程中以及一审法院审理阶段，王某1一方均未对第一医院提交的病历提出过异议。2.《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对委托事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符合法律规定。厦门市医学会在2015年10月27日召开了医疗损害鉴定听证会，双方均参加听证会充分陈述意见和理由，并经过专家的提问和分析讨论，形成了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完全符合省高院《关于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应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厦门市医学会所做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关于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的意见应当成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二、第一医院对于王某1的诊治，均按照医疗规范操作，没有医疗过错。1.王某1第一次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于2015年1月16日至核医学科完善肝胆动态显像（ECT），王某1一方认为该检查对其及患儿造成“不可逆辐射伤害”，于第一医院处多次吵闹。对此，厦门市医学会认定，根据中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诊疗指南，ECT检查方法简便、安全、无创、且辐射量低，对新生儿使用，是临床鉴别先天性胆管闭锁和新生儿××的常规手段，该常规检查无需签署知情同意书，依据临床常规剂量7.4MBq/kg在安全剂量范围内。对此，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在第4页明确认为根据相关的诊疗规范，该检查不会产生辐射伤害。2.王某1因重症××第二次入第一医院时曾表示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期间有应用利尿剂及多巴酚丁胺，转入第一医院前2天病情加重，王某1一方自认为与应用利尿剂及多巴酚丁胺有关，第一医院在王某1入院之时即告知其病情加重考虑与肺部感染加重有关，没有任何依据表明与应用上述两种药物有关，且告知王某1父母，王某1系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症××、心功能不全，住院期间需应用利尿剂治疗。因王某1在住院期间液体入量大于出量、存在液体正平衡、肺水肿、心功能不全，有应用利尿剂指征，故予应用利尿剂利尿维持出入量平衡、改善心功能，且经过利尿强心等综合治疗，王某1液体出入量趋于平衡且心功能亦逐渐改善。利尿剂应用有指征，剂量均在推荐治疗范围内，不存在超范围及超量应用利尿剂情况，且检索国内文献未见常规应用利尿剂引起听力损害的报道。厦门市医学会的答复函也明确表示根据说明书和文献资料，利尿剂（氢氯噻嗪、螺内酯）没有引起耳毒性的副作用。三、王某1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害后果有哪些，且经鉴定专家现场体检认为王某1并不存在其家属所述的“听力损伤”。王某1罹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黄疸、肺部感染等在入住第一医院之前就已存在，厦门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也明确这是其自身疾病。王某1虽在第二次住院期间予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提示左耳I.III.V波潜伏期延长，III-
V间期延长；右耳I.III.V波潜伏期延长，余各波间期正常，该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异常，原因考虑为王某1原发病巨细胞病毒感染有关。但单凭该结果诊断听觉神经受损依据不充足，王某1一方至今仍未提供之后的医院诊断证明听力受损。2015年10月27日鉴定听证会现场，鉴定专家对王某1进行现场体检，体检体现王某1精神、反应可，体格发育无明显落后于同龄人，听力粗测可。四、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鉴定意见书》对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并由此认为第一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该鉴定意见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1.《鉴定意见书》认为第一医院在王某1第一次住院期间对其进行ECT检查，指征明确，检查过程规范，使用剂量在安全范围内，不存在王某1一方所诉的“对患儿及家属产生辐射伤害”。2.《鉴定意见书》肯定了第一医院针对王某1第二次住院期间的症状有使用利尿剂的指征，且利尿剂的使用在推荐治疗范围内。且认为王某1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异常考虑为与婴幼儿当时的发育情况及自身疾病有关。但专家现场体检，王某1听力检测正常。因此，该《鉴定意见书》认为第一医院对王某1采取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王某1的先天性心脏病、肺部感染、黄疸等均为自身疾病，与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关。五、王某1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医疗损害的归责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有在对医疗损害的发生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而侵权民事责任的成就，必须具备四要件。即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发生损害后果、该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行为人有过错，此四要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构成侵权。厦门市医学会所做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且未对王某1造成任何损害后果，因此第一医院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第一医院赔偿王某130万元，并申请重新鉴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1于2014年12月3日出生，系王某2与郭某的婚生子。出生后第3天发现皮肤及巩膜黄染，分别就诊于厦门一七四医院和厦门市妇幼保健院。2015年1月13日，王某1以“发现皮肤黄染1月余”为主诉到第一医院处就诊，门诊拟“婴儿××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收住院，入院查体后初步诊断：1.黄疸待查、梗阻性黄疸；2.先天性心脏病{1.室间隔缺损（膜部）2.动脉导管未闭}。2015年2月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巨细胞病毒性××；2.胆汁淤积症；3.先天性心脏病（膜部室间隔缺损并动脉导管未闭）；4.遗传性代谢病（待排）；5.腹泻病并轻度脱水；6.支气管××（××衣原体感染）；7.中度贫血；8.脐疝。2015年2月20日至2015年3月23日之间，王某1因“喘息性××”和“先天性心脏病”陆续在南平市第一医院和福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
2015年4月1日，王某1以“咳嗽8天，加重伴呼吸困难2天”为主诉再次入住第一医院。入院查体后初步诊断：1.重症支气管××并呼吸衰竭；2.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二尖瓣狭窄）；3.心功能不全；4.巨细胞病毒性××；5.中度营养不良；6.中度贫血；7.呼吸性酸中毒合并代谢性碱中毒。
2015年8月28日，王某1、第一医院共同委托厦门市医学会就第一医院对王某1的诊疗是否违反医疗规范、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与王某1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相关程度进行鉴定。2015年10月27日，厦门市医学会作出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认为，（一）分析说明。1.根据患儿皮肤黄染体征，结合2015年1月14日检查：肝功能异常，2015年1月12日心脏彩超：先天性心脏病，第一医院初步诊断“黄疸待查；梗阻性黄疸？、先天性心脏病”，给予退黄保肝等治疗，符合诊疗常规。2.患儿第一次住院期间医方为明确黄疸的原因，予99mTC-
依替菲宁肝胆动态显像。根据《临床核医学的患儿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GB16361-2012，医方行ECT检查指征明确，检查过程符合规范，使用药剂药量在安全范围内，不会对患儿及其家属产生辐射伤害。3.患儿第二次住院期间，存在重症××、肺水肿、心功能不全，根据《第八版儿科学》、《诸福棠实用儿科学》中利尿剂的使用指征，医方使用利尿剂符合心功能不全的治疗原则。根据呋塞米（速尿）说明书，呋塞米治疗小儿水肿性疾病，起始按照体重2mg/kg，必要时每4-6小时追加1-2mg/kg。该患儿使用剂量为1mg/kg，在推荐治疗范围内，使用方法符合用药规范。患儿ABR检查左耳Ι、Ⅲ、Ⅴ波潜伏期延长，Ⅲ-Ⅴ波期间延长，右耳Ι、Ⅲ、Ⅴ波潜伏期延长，双耳Ι、Ⅲ、Ⅴ波均可引出，考虑与婴幼儿当时的发育状况及自身疾病有关。专家现场体检，患儿听力粗测可。4.根据病历记录、专家现场提问、体格检查、医患双方陈述的患儿症状、体征、病情演变过程，患儿先天性心脏病、肺部感染、黄疸等为自身疾病，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二）专家意见。王某1在第一医院两次住院过程中，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王某1先天性心脏病、肺部感染、黄疸等为自身疾病，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某1对厦门市医学会2015年10月27日作出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对于王某1所提异议，一审法院发函厦门市医学会要求其就如下几个问题进一步作出解释说明：一、在鉴定之前医学会并未组织双方对在鉴定中使用的病历材料予以共同确认，现王某1对于第一医院所提交鉴病历材料存有异议。二、《鉴定意见书》第3页第18行中：“2015年12月6日就诊于解放军第174医院”，据王某1陈述，其2015年12月6日并未在该医院就诊。三、关于利尿剂的使用，在该《鉴定意见书》中仅提到“速尿”，没有提到氢氯噻嗪和螺内酯呋塞米，鉴定意思书遗漏了这两种利尿剂对王某1的严重损害，导致王某1查不出原因的××、水肿、充血，胸部畸形。而因这两种利尿剂的使用已造成王某1运动神经的损伤，从而导致王某1听力的损害，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四、第一医院在ECT检查前没有书面告知，没有对是否需要实施核医学检查进行正确的判断，未提供ECT检查过程中使用显像剂材料及后续核医疗元素消散的跟踪记录，已违反国家标准。厦门市医学会函复一审法院称：一、根据2015年10月10日医患双方抽取鉴定专家仪式当日签订的《厦门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告知书》，根据第4条“对病历等鉴定资料有争议的，先由委托单位质证，医学会不负责资料真伪的鉴定”，医学会不负责资料真伪的鉴定，且医患双方提交材料时并未对鉴定资料提出争议；二、根据医方提交的王某1住院病历（病案号546454首次病程记录第1页第3行“现病史：缘于1月余前即出生后第3天发现皮肤及巩膜黄染，无发热，无鼻塞流涕，无咳嗽，予人工喂养，就诊厦门174医院”，推断患儿王某1就诊时间为2015年12月6日，患儿此次就诊日期不影响鉴定结果；三、根据氢氯噻嗪和螺内酯的说明书及参考文献，氢氯噻嗪和螺内酯没有引起耳毒性的副作用，故鉴定书中未提及氢氯噻嗪和螺内酯的损害作用；四、根据中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诊疗指南指示：放射性核素肝胆动态显像方法简便、安全、无创，且辐射剂量低，对新生儿也适用，为临床诊断肝胆疾病的常用方法之一，是临床鉴别先天性胆管闭锁和新生儿××的常规手段。当临床鉴别存在困难时会进行常规检查，目前临床上尚无常规检查需签署知情同意书的相关规定，医方的处理不违反诊疗常规。根据《临床核医学的患者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GB16361-2012,病患的有效剂量为:75x10²mSv/MBq，依临床常规剂量7.4MBq／Kg，患儿入院体重4.5Kg，有效剂量2.5mSv。患儿父母可能接受的有效剂量为0.006mSv。患儿及其父母所接受的剂量在安全范围内。故后续无需跟踪。对该答复意见王某1质证认为：一、该份答复意见加盖的是厦门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公章，而《鉴定意见书》加盖的是厦门市医学会公章，两个主体完全不一样。医疗损害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本身属于不同概念。二、答复意见明确未对病历真实性、完整性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意见不可能客观真实、科学；“氢氯噻嗪”和“螺内酯呋塞米”这两种药物是有其他副作用，“螺内酯塞夫米”对于禁用慎用人群包括了“肝功能不全者”，而“氢氯噻嗪”对于“严重肝功能损害者”、“有黄疸的婴儿”也是不适用。王某1为刚出生婴儿，被诊断为新生儿普遍性黄疸、婴儿××综合征，本身对于上述药物使用与否及使用剂量进行严格审查，但是《意见书》却直接遗漏这两项药物使用及剂量问题明显不科学；任何诊疗过程应当符合相应诊疗规范，如果该规范具备国家标准，应当以国家标准或者高于国家标准之内部标准为依据。因此，第一医院在ECT过程中没有按照《临床核医学的患者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进行书面告知、没有进正当性判断、没有对显像剂使用剂量进行记录也没有后续跟踪记录，已经明显违背的国家标准，应当认定违反诊疗规范。三、答复意见选择性的回复质询意见，未对王某1提出的委托人未参与听证会、锝依替菲宁的表述等问题进行回复，也充分体现了该答复意见不科学、不真实。并主张不应采信厦门市医学会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中的意见，同时申请的委托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本次诊疗过程进行司法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证如下：由于王某1主张第一医院在王某1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具有专业性及主观性特征，因此要求作出评判的主体、标准及程序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性、中立性及公正性。厦门市医学会作出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鉴定意见书》，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依法委托由该鉴定机构依法作出，符合程序规定和专业要求，至于王某1所主张的重新鉴定事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首先，并无证据显示该《鉴定意见书》存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一）、（二）项情形存在；其次，对于病历材料，医学会不负责对病历真伪的鉴定，但据以作出该鉴定结论的病历系双方共同向医学会提交，且鉴定中双方均未表示病历资料存在争议，现王某1主张医学会未对病历真实性、完整性进行确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并无证据显示该《鉴定意见书》存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项情形存在；再次，王某1主张两种利尿剂“氢氯噻嗪”和“螺内酯呋塞米”的使用导致患者出现的听力受损的后果，而该鉴定意见中并未予以说明，然而据答复意见，医学会已明确答复该二种药物没有耳毒性副作用，而王某1所谓该两种药物的其他副作用，并未在双方对该鉴定机构质证及一审法院发函征询医学会意见期间提出，且王某1仅提供网络查询资料而非权威医学专著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不再就此问题征询医学会意见。关于ECT的书面告知及后续追踪问题，医学会亦明确表示未有需签署知情同意书的相关规定且无需跟踪。综上，王某1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该份《鉴定意见书》应当采纳为本案定案依据。关于答复函中公章并非原医学会鉴定专用章的问题，因该答复函系一审法院直接向医学会发出征询函后，收悉的医学会复函，且复函内容系针对一审法院征询问题一一作出答复，故该答复函中公章使用的形式问题，并不会实质性的影响到该答复的具体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王某1主张第一医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对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及王某1之伤与第一医院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王某1在第一医院处两次住院就医过程中，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王某1先天性心脏病、肺部感染、黄疸等为自身疾病，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故王某1主张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要求第一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供充分证据，无法认定，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王某1认为厦门市医学会给一审法院的函复第4点中所称的“根据《临床核医学的患者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GB16361-2012,病患的有效剂量为：75x102mSv/MBq，依临床常规剂量7.4MBq／Kg，患儿入院体重4.5Kg，有效剂量2.5mSv”没有依据外，当事人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某1主张医务部关于ECT的安全标准没有提到使用的剂量，说明ECT检查的危害性是存在的，厦门市医学会给一审法院的函复所称“患儿入院体重4.5Kg，有效剂量2.5mSv”没有依据。第一医院则称ECT是一种常规检查，辐射剂量低不存在危害性，第一医院给患儿使用的显影剂为依菲替宁，该药品说明书显示的常规剂量是7.4MBq／Kg，不存在过错。
二审中，根据王某1的申请，本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依法于2018年1月12日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ECT检查是否造成王某1不可逆损害进行鉴定，2018年3月1日该鉴定中心以“该鉴定内容超出本鉴定中心鉴定能力”为由予以退鉴。本院于2018年3月5日再次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3月15日该中心以“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予以退鉴。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王某1主张第一医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双方共同委托，厦门市医学会作出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38号《鉴定意见书》。根据该鉴定意见，王某1在第一医院两次住院过程中，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王某1先天性心脏病、肺部感染、黄疸等为自身疾病，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一审中，双方就上述鉴定进行了质证，同时就王某1质疑的问题，由厦门市医学会一一作出解释。由于王某1未再提交足以推翻上述鉴定意见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据厦门市医学会的上述鉴定意见，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当。二审中，就重新鉴定问题，本院根据双方的意见，先后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两家鉴定中心均以超出鉴定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予以退鉴。为此，王某1主张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要求第一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纪赐进
审判员 庄伟平
审判员 袁爱芬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张明梅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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