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二中民初字第03102号
原告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西海东沿甲一号。
法定代表人齐剑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光超，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宇，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海路。
法定代表人周久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荣，男，1953年6月25日出生。
被告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210号。
法定代表人周久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荣，男，1953年6月25日出生。
被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7楼。
法定代表人胡幼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荣根，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国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受理原告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公司）与被告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公司）、被告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公司）、被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后，被告浙商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之间的协议管辖约定合法有效，本案应由双方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管辖。京城公司要求浙商公司返还的人民币101700000元款项实际为京城公司依据其与浙商公司签署的16份《内贸代理协议》（编号分别为13DFJC004、13DFJC007、13DFJC008、13DFJC023、13DFJC027、13DFJC022、13DFJC024、13DFJC025、13GFJC15-1、13DGJC001、13DGJC002、13DGJC011、13DGJC012、13DFJC020、13DFJC021、13DFJC028）的约定支付给浙商公司的保证金，京城公司所诉企业借贷纠纷实际为京城公司委托浙商公司向指定供应商沈阳公司与辽宁公司采购钢材产品，但京城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浙商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及代理费而引发的委托合同纠纷。《内贸代理协议》约定了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在上述委托代理法律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该协议第十条关于争议解决的条款约定，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浙商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裁决。浙商公司认为，该约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本案应由浙商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本案已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应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复受理。浙商公司依据《内贸代理协议》已于2013年10月22日以京城公司为被告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3）浙杭商初字第55号。京城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但被依法驳回。随后，京城公司就管辖权异议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依然被驳回。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开庭审理时间后，京城公司又于2014年2月25日申请追加第三人。浙商公司认为，京城公司已经参加了本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原则。对于二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的。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应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京城公司辩称，一、无论从合同内容、诉讼标的、交易事实、合作实质方面看，还是从诉讼法理和管辖原则方面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均具有当然的管辖权。1、从合同内容和诉讼标的角度看，《工业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对各方权利义务明确、具体，法律关系清楚，实际约束各方，且可履行，完全符合起诉判令无效的标的要求；2、从交易事实和合作实质角度看，《框架协议》与《内贸代理协议》、《工业品买卖合同》，以及浙商公司与沈阳公司、辽宁公司签署的相应《商品销售合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解决相关纠纷时应一并处理；3、从诉讼法理和管辖原则角度看，《框架协议》与《内贸代理协议》、《工业品买卖合同》一并起诉，并依据主协议确定管辖，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仅节省诉讼成本，还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二、本案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浙商公司诉京城公司委托合同纠纷虽有关联，但并非浙商公司所说的同一案件，二者必须也应分开确定关系。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与本案的案由和法律关系不同，不能简单归于统一案件；2、二个案件的当事人主体范围、合同范围、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均不同。本案的当事人为《框架协议》及相关从协议的四方当事人，其合同范围不仅明确了交易各方主体，而且还确定了各方的交易模式、流程，同时，针对合同安排、付款安排、货物安排等做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在此基础上，整个协议清楚的体现了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浙商公司之间关于融资合作的法律关系，对京城公司和沈阳公司关于本金提供、期限、回报方式、回报金额等进行了确定。本案主要诉讼请求为确认《框架协议》等相关合同无效。标的为沈阳公司向京城公司返还预付货款人民币六千万元整，浙商公司向京城公司返还款项一亿三千一百七十万元。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的当事人为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合同范围仅限《内贸代理协议》，诉讼请求为要求京城公司支付货款、代理费、罚息合计5.84亿元。二个案件的主体范围、合同范围、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差别很大。综上，基于以上几点理由，虽然浙商公司依据《内贸代理协议》中向约定的管辖地杭州中院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提起诉讼，但是《内贸代理协议》仅仅是《框架协议》的从协议，是京城公司与三被告四方基于《框架协议》进行融资合作的一个环节，要想还原整个交易、查清案件事实，必须将《框架协议》、《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京城公司和沈阳公司对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主从合同关系均明确表示确认，虽然没有浙商公司的确认，但履行事实表明浙商公司知道并且认可这样的模式和关系，因此并不影响法律关系的完整性和主从关系的成立，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完全可以认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主合同管辖约定受理该案合理合法，根本不属于浙商公司所说的重复受理。浙商公司虽然不是《框架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浙商公司与京城公司签署的《内贸代理协议》的管辖法院也不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其作为相关从协议的相对方参加诉讼理所当然。
沈阳公司辩称：沈阳公司与京城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是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基础。此后，各方当事人都是基于该《框架协议》约定的操作方式实现融资。签署的相关协议均为形式上的合同，实际各方并未真正履行，只有合同签署、款项支付、票据开具，没有实际的货物流转和交付。故《框架协议》是基础，并且第十二条中明确约定了管辖，因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本案四方当事人中三方均同意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浙商公司明知存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并恶意先行诉讼，毫无道理，浙商公司把一个完整的民事行为，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诉讼，隐瞒了事实真相，形成了一个事实多次诉讼，重复主张权利的不当行为。
辽宁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沈阳公司。
本院经审理查明，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出现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提起诉讼的，由京城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京城公司与浙商公司签订的《内贸代理协议》第十条约定：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浙商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在京城公司与沈阳公司、辽宁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均约定由京城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院认为：京城公司并未依据《内贸代理协议》起诉浙商公司，京城公司认为几方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其以《框架协议》为基础，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沈阳公司、辽宁公司和浙商公司，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在借款法律关系中四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协议管辖的约定。在各方无协议管辖的情形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确定案件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企业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为贷款方所在地，京城公司为款项出借方，京城公司住所地位于本院辖区，京城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合法有据，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浙商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未上诉，则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70元。
审 判 长 武子文
代理审判员 赵婧雪
人民陪审员 杨文荣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付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