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民终字第8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泉。
委托代理人：金树虎，浙江中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天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海洲街道东长社区长水组19-1号。
法定代表人：张一康，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邬国良，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福泉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天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民初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3年3月7日，王福泉向天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一康收取30000元，并出具收条一份。2014年9月16日，案外人郑宝成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海公司（即本案被上诉人）返还借款30000元。2014年11月5日，天海公司与案外人郑宝成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天海公司归还款项30000元。后因天海公司未能按时支付，郑宝成向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天海公司认为王福泉以帮郑宝成收款为名，收取天海公司30000元但并未交还给郑宝成，造成天海公司在另案诉讼中的损失，因此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因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应当具备四个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失；3、一方取得之利益与他方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一方没有合法根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福泉从天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一康处取得的30000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首先，经庭审查明，天海公司已作为另案诉讼中的被执行人，被责令向郑宝成返回30000元款项及相应利息，故不管天海公司实际履行与否，法律意义上的债务负担已经形成。同时，王福泉对其从天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一康处获得30000元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因此天海公司主张的己方遭受损失和王福泉获得利益的事实应属成立。另，关于天海公司与案外人郑宝成对双方之间的30000元款项性质的争议问题，鉴于双方均认可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故30000元款项的性质究竟属于民间借贷或业务介绍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涉。
其次，案涉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一康叁万元正，由王福泉承包还清郑宝成款子。款欠人王福泉，20013年3.7日”,天海公司据此主张己方受损利益与王福泉所得利益应属同一笔利益，而王福泉对此提出两点抗辩意见：一是认为上述30000元为张一康支付给王福泉及“郑宝郭”的还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二是天海公司在另案诉讼中与郑宝成达成调解协议，笔录内容未提及代收事项不合常理。原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王福泉应当就其主张的与张一康、“郑宝郭”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王福泉获得利益与天海公司主张的受损利益不是同一笔，而是有其他原因、来源，但对此王福泉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如按照王福泉所述30000元为张一康个人的还款，那么落款处注明“款欠人王福泉”亦有违常理，存在矛盾。另外根据证据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本案天海公司与郑宝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法院调解结案，而调解本身会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放弃或变更，笔录内容亦未详尽记述双方陈述，故不能由此直接证明王福泉代收30000元款项的事实不成立。综上，原审对王福泉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天海公司主张予以支持，认定原告损失与王福泉受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再次，王福泉就其获得利益具有合法根据之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但本案中，王福泉就其取得30000元款项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举证证明，另经查明，王福泉代领行为也未取得案外人郑宝成的委托授权及事后追认。因此，即使王福泉最初取得30000元是基于天海公司主动给付行为发生的，但天海公司的给付目的在于清偿对郑宝成的债务，现经另案诉讼后该给付目的未能实现，因此王福泉在天海公司与郑宝成达成调解协议之日即2014年11月5日丧失了取得案涉30000元的合法根据。
综上所述，王福泉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作为不当得利之债的债务人，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天海公司。另外，关于王福泉提出的天海公司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审审查认为，张一康系天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职务，有权代表公司对外行使相应职权，故收条内容虽为“收到张一康叁万元正”，未注明是天海公司支付的款项，此应系经济往来凭证书写不规范和一般市场交易惯例导致，并不妨碍作为利益受损方提起诉讼，故王福泉诉讼主体适格。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王福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天海公司不当得利3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王福泉负担。
宣判后，王福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天海公司提供的收条只能证明王福泉于2003年3月7日或2013年3月7日收到张一康的还款30000元，天海公司还应提供王福泉的收款行为导致天海公司受损、王福泉获得利益、收款没有合法根据、天海公司受损与王福泉获得利益存有因果关系而构成不当得利的相关证据。原审以王福泉未能提供足以反驳收条的相反证据为由对收条予以认定是将本应由天海公司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王福泉，违背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导致原审判决错误。二、原审对天海公司提供的收条予以认定错误。收条是张一康趁王福泉酒醉时让王福泉在收条上签上“王福泉”三个字后所形成，实际上王福泉没有收到这30000元。收条的落款时间为“20013年”，该收条可能形成于2003年，而中间的“1”是天海公司添加的，王福泉因时间久远不记得曾书写过该收条，因鉴定费用高无力支付而未鉴定，但天海公司仍负有举证证明收条真正落款日期的责任。收条上除了“王福泉”三个字是王福泉本人书写外，其他都不是王福泉本人书写，收条中“还清”二字肯定不是王福泉所写，系天海公司恶意添加，故该收条已经被天海公司篡改应为无效。收条中的款子究竟是“郑宝成款子”还是“郑宝郭款子”应由天海公司举证证明。原审在天海公司未就收条中的争议内容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对已被天海公司擅自篡改的收条予以认定错误。三、本案与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商初字第1309号案件无关，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商初字第1309号案件中的材料不能证实涉案的30000元系业务介绍费，相反郑宝成在原审的谈话笔录中亦称涉案的30000元系借款，而非业务介绍费，故天海公司诉称王福泉代郑宝成向张一康讨回30000元业务介绍费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上述案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缺乏依据。天海公司在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商初字第1309号案件中应支付郑宝成30000元借款，是天海公司理应支付的款项，其并不因此而受损，该30000元与张一康支付给王福泉的30000元在归还对象、案由、法律关系方面均不相同，原审将两案混为一谈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款项的性质决定了天海公司的诉请能否成立，决定了王福泉是否应返还天海公司30000元，故原审认为30000元款项的性质究竟属于民间借贷或业务介绍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涉错误。原审在天海公司对构成不当得利的四要件均不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仅凭主观臆断所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天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天海公司答辩称：2013年3月7日王福泉找到天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一康，称其受郑宝成委托来要回郑宝成的30000元款项，后张一康交给王福泉30000元现金，并由王福泉亲笔出具收条。对于收条上的笔迹问题，原审在庭审中已经征询王福泉是否申请鉴定，但王福泉未申请鉴定。王福泉在原审答辩状第三部分承认其在2013年3月7日收到了30000元。原审中双方争议的主要是王福泉收到的30000元有无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原审要求王福泉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取30000元有合法依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王福泉与天海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天海公司给付王福泉30000元是基于王福泉自称替郑宝成收取该30000元，王福泉亦在收条中言明郑宝成的款子由其负责，但王福泉收取该30000元后并未实际给付郑宝成，导致郑宝成起诉天海公司，故王福泉收取天海公司30000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处理本案正确。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福泉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天海公司为证明其于2013年3月7日给付王福泉30000元的事实提供了王福泉出具的收条，并述称该收条上的内容均系王福泉本人书写。王福泉对该收条上的签名予以确认，并在原审中承认于2013年3月7日收到张一康给付的30000元，故王福泉主张收条已经被天海公司篡改，收条中涉及的第三人是“郑宝郭”而非“郑宝成”应由王福泉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王福泉上诉认为原审将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给王福泉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因王福泉未能举证证明确有与本案纠纷相关的“郑宝郭”存在，且放弃对收条进行司法鉴定，故原审对天海公司提交的收条予以确认正确。王福泉上诉认为收条已经被篡改，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外人郑宝成与天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只有原审（2014）嘉海商初字第1309号调解案件所涉30000元，而天海公司提供的收条中王福泉不仅确认收到30000元，同时载明“由王福泉承包还清郑宝成款子”，故原审认定（2014）嘉海商初字第1309号调解案所涉30000元即为本案收条中载明的本应“由王福泉承包还清郑宝成款子”正确。至于郭宝成与天海公司之间30000元款项往来是借款还是介绍费与本案处理无关，王福泉就此所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王福泉没有合法根据从天海公司获得30000元利益，天海公司因给付王福泉30000元而造成30000元损失，王福泉所获利益与天海公司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王福泉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据此判令王福泉返还天海公司不当得利30000元正确。王福泉称其从天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一康处获得的30000元系张一康的还款既无相应证据证明，亦与其出具的收条内容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王福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王福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灿
审判员 杨海荣
审判员 王世好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邵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