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甲。
委托代理人：余惠军、李婕，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丙。
黄某乙、黄某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容茂、周丽，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甲因与被上诉人黄某乙、黄某丙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2）江台法民一初字第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意见
2012年11月22日，黄某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座落于台山市台城镇某路某号104房以及台城镇某街25号房屋三分之一份额归黄某甲所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某乙、黄某丙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黄某甲父亲黄某丁与母亲马某于年登记结婚，1993年8月10日离婚。黄某丁与马某共生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子黄某甲、次子黄某戊、女儿黄某戌。黄某丁与马某离婚后未再婚，也未再生育有其他子女。黄某丁于2001年11月5日在香港病逝，黄某丁病逝之前，其父母亲已去世多年。2001年10月21日，黄某丁病重期间在香港立下最后遗嘱，指定黄某乙、黄某丙为该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该遗嘱第4条，黄某丁将其全部的财产在支付各项税、费后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平均使用及受益”。该遗嘱第6条规定，黄某乙、黄某丙以信托的形式持有黄某丁的资产并使用及接收资产所得收益，有权委任专业顾问处理黄某丁的遗产。黄某丁死后，黄某乙、黄某丙接管了黄某丁在香港的全部资产。座落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以及某街25号房（下称“涉讼房屋”）属黄某丁个人所有的财产。涉讼房屋自购之日起一直由台山市某制衣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黄某甲）使用至今将近二十年，期间从未有人提出异议。2012年2月20日，黄某乙、黄某丙持“黄某丁遗嘱”到江门市公证处申请办理接受遗赠公证，江门市公证处于当天出具（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证明遗赠人黄某丁已将涉讼房屋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所有。黄某乙、黄某丙拿到此公证书后，以涉讼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向台山市人民法院起诉台山市某制衣有限公司，要求该司将涉讼房屋退还给黄某乙、黄某丙。黄某甲认为：（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的内容违法，且违反公证管辖的规定，是错误的公证。理由是：1、“黄某丁遗嘱”第2条写明“本人指定我胞兄黄某丙及我胞姊姐黄某乙为本人此遗嘱之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结合该遗嘱第6条“我指示我的受托人在依据法律的权力下，赋予他们以下的权力”的约定，“黄某丁遗嘱”中，黄某丁的真实意思是由其胞兄黄某丙及其胞姊姐黄某乙作为其遗产的执行人和管理人，并非是将其全部遗产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正因为如此，所以立遗嘱人黄某丁才会在遗嘱的第6条花大量的文字来对其资产进行管理和投资。假设黄某丁是要把自己的遗产的所有权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那他根本无需要也无权对遗赠资产的管理及投资做任何的交代。2、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拥有这四项权能，才完全拥有了所有权。其中处分权是所有权内容的核心，是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是决定物之命运的一项权能。而根据“黄某丁遗嘱”第4条，黄某丁只将其全部的财产在支付各项税、费后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平均使用及受益”，并未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占有和处分这两项所有权能，即黄某丁在其遗嘱中显然未将其个人财产的所有权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确认涉讼房屋所有权归黄某乙、黄某丙，明显依据不足。3、黄某乙、黄某丙系黄某丁遗嘱的执行人及全部遗产的管理人，对黄某丁遗嘱的内容是十分清楚的。但黄某乙、黄某丙知道黄某丁死亡10年后才办理接受遗赠公证书，表明其二人愿意接受黄某丁遗赠的财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的规定，视黄某乙、黄某丙已放弃接受遗赠涉讼房屋的权利，江门市公证处在黄某乙、黄某丙逾期表示接受遗赠后还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公证，明显违法。4、涉讼房屋的产权人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在香港立下的遗嘱中列明黄某丁的财产（包括香港和上海银行、渣打银行的账以及土地和房屋），该遗嘱列明的财产并不包括涉讼房屋。江门市公证处根本未对此遗嘱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及形式审查及核实，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属错误公证。5、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的规定，当事人申办接受遗赠公证时，必须到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提出申请。黄某乙、黄某丙系香港居民，涉讼房屋在台山市，因此，只有台山市公证处才有权办理涉讼房屋的接受遗赠公证，江门市公证处对此并无公证管辖权。6、黄某丁与马某于年登记结婚，而涉案的台城某街25号房屋系黄某丁于1989年8月19日购买所得，根据中国大陆香港法律规定，该房屋属于黄某丁与马某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由于两人在1993年8月离婚之时没有对该房屋进行分割，也没有证据显示马某在黄某丁立遗嘱之前（2001年10月21日）曾对该房屋做出过弃权声明。因此，一方面，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在未征得马某同意的情况下，以遗嘱方式将该房屋的部分权利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明显侵犯了马某合法权益，该遗嘱依法属无效遗嘱。另一方面，江门市公证处未对涉案的两件房屋的权属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当时属错误公证。综上所述，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在香港立下的遗嘱并不能证明黄某丁已将涉讼房屋所有权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江门市公证处依据该遗嘱内容而做出的（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属错误公证，不能作为涉讼房屋所有权归黄某乙、黄某丙的权属凭证，黄某乙、黄某丙主张涉讼房屋所有权证据不足。涉讼房屋作为黄某丁的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应由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即黄某甲、黄某戊及黄某戌三兄妹共同继承，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为此，黄某甲根据我国《公证法》第四十条以及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起诉，请人民法院公正判决。
黄某乙、黄某丙均答辩称：一、黄某丁的遗嘱合法有效。该遗嘱既符合香港的法律，亦不违反中国法律，黄某丁去世后，其遗嘱在香港得到执行。1、黄某丁与黄某甲的母亲马某于年在香港登记结婚，双方分别于1979年11月2日、1980年12月4日和1982年10月27日生育子女黄某甲、黄某戊和黄某戌。马某于1990年8月16日向香港地方法院起诉离婚，要求抚养全部子女及财产的分割。香港地方法院分别于1992年6月11日、1992年11月2日和1993年7月22日颁布命令，判令黄某丁与马某离婚，三个子女跟随马某生活，黄某丁向马某支付房屋费用、子女赡养费用以及财产分割费用。据此，黄某甲、黄某戊和黄某戌的生活有完全保障，黄某丁名下的财产在其离婚后属于其个人所有。2、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在香港立下遗嘱，将其名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不论座落于何处、以何种形式存在），在支付黄某丁债务、殡葬费用、遗嘱管理费用、遗产税和其他税金之后，由黄某乙、黄某丙按同等份额继承。如果黄某乙、黄某丙中的一人先于黄某丁去世，则由另一人全部继承。同时，除了香港法律赋予继承人的权力之外，继承人可以信托的形式占有、受益遗产，并且有权委托专业顾问处理这些遗产。3、2001年11月5日，黄某丁在香港的医院死亡。2002年10月9日，黄某丁的遗嘱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讼法庭确认，遗嘱亦在香港土地登记处登记。2012年6月15日，黄某乙、黄某丙取得原黄某丁名下的香港物业（某道124B的三份之一份额以及某道124B第二层）。二、黄某乙、黄某丙依法继承涉案房屋，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1、黄某丁于1989年8月19日向台山县台城镇住宅公司购买台城镇某街25号地下房屋。黄某丁离婚后，该房屋属于黄某丁的私人财产。黄某丁于1994年3月16日购买台城镇某路某号104号房屋，该房屋属于黄某丁的私人财产。2、黄某丁去世后，涉案房屋依法由黄某乙、黄某丙继承。黄某乙、黄某丙通过办理相关的手续，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三、江门公证处（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的内容真实，程序正确，具有合法效力。1、该公证书的内容真实。依据黄某丁的遗嘱，黄某乙、黄某丙是黄某丁遗嘱的执行人，根据香港《遗嘱条例》第2条“遗产代理人指死者当时的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第3条“任何人可藉按照本条例规定而签立的遗嘱处理其去世时享有实益、而去世后则转予其遗产代理人的所有财产。黄某丁遗嘱的第4条“……IGIVEDEVISEANDBEQUATHabsolutelyallmyrealandallpersonalproperty，…untomysaidbrotherWONGSHIULUEN（黄某丙）andmysisiterWONGWAICHUN（黄某乙）inequalshares”，根据《英汉法律大词典》，其中的“DEVISE”是指不动产遗赠人通过遗嘱向不动产继承人遗赠不动产，“BEQUATH”是指动产遗赠，“inequalshares”是指相同的份额。由此可见，黄某丁立遗嘱的本意，就是将其名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由黄某乙、黄某丙共同继承，双方持有相同的份额。黄某丁遗嘱的中文翻译本第四条“…给予本人的上述胞兄黄某丙及本人上述胞姐黄某乙平均使用及受益”，其中的“平均使用和受益”是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该句话后面添加的宾语而已，中文翻译明显与英文遗嘱不符，不能反映黄某丁的真实意思。江门公证处严格审查黄某丁遗嘱后，出具将内容为“遗赠人黄某丁遗赠的上述财产，为受遗赠人黄某乙、黄某丙所有”的公证书，完全符合黄某丁的真实意思。2、该公证书的制作程序合法。（1）江门公证处有权出具该公证书。虽然涉案的房屋座落在台山，但台山是县级市，属于地级市江门市的管辖范围。因此，江门市公证处可以出具涉及台山地区的公证书。（2）江门公证处于2012年2月出具公证书合法。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遗赠是指公民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而香港的《遗嘱条例》无一例外，将财产的继承称为立遗嘱人对遗产代理人（遗产执行人）的“遗赠”。因此，我国法律上的“遗赠”与香港地区法律上的“遗赠”具有不同的含义，两者不可相提并论。黄某乙、黄某丙在我国法律上是黄某丁的合法继承人，并非受遗赠人。因此，黄某乙、黄某丙在2012年向江门市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并不违法，江门市公证处亦有权在受理申请后出具公证书。综上所述，黄某乙、黄某丙依据黄某丁的遗嘱，办理公证，合法地取得了涉案房屋所有权。黄某甲认为其应持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依法驳回黄某甲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黄某丁（WONGCHUN），原香港居民，1956年出生，2001年11月5日于香港去世（原香港居民身份证号：）。年6月8日，黄某丁与马某于香港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两子一女，黄某甲为长子。黄某丙为黄某丁的胞兄，黄某乙为其胞姐。1990年8月16日，马某向香港地方法院呈请与黄某丁离婚。香港地方法院立案审理（婚姻诉讼1990年第4323号），对子女抚养、财产分配作出了判决，并于1993年7月22日出具命令：“法官命令第一答辩人（即黄某丁）须于1993年11月30日支付呈请人（即马某）HK＄4500000作为购买居所给呈请人及子女……法官进一步命令第一答辩人须于1993年11月30日支付呈请人HK＄500000作为呈请人欠其母亲的债项及整笔付款HK＄1000000作为呈请人的申索的完满解决……”。1993年8月10日，经香港区域法院裁决，黄某丁与马某的婚姻关系正式解除。2001年10月21日，黄某丁于香港立下最后遗嘱，遗嘱原件为英文文本，经公证与英文文本内容相符的中文翻译本遗嘱内容表述为：“1、本人特此撤销本人在此之前订立的所有遗嘱及在遗嘱中所作出的产权处置。2、本人指定我胞兄黄某丙（WONGSHIULUEN）及我胞姊姐黄某乙（WONGWAICHUN）（分别为香港身份证号码B296882（2）及E138771（9）的持有人）为本人此遗嘱之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下称“我的受托人”）。3、本人声明在此遗嘱中提到“我的受托人”即代表当其时出任本人遗嘱至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的人士。4、本人将本人的所有土地及非土地遗产不论性质为何，亦不论位于何地未有或未被以其他方式有效地处置的任何财产，在支付本人债务、殡葬费用、遗嘱管理的开支、继承所有遗产的遗产税及其他税项后给予本人的上述胞兄黄某丙（WONGSHIULUEN）及本人上述胞姊黄某乙（WONGWAICHUN）平均使用及受益。5、若当中任何一位在此遗嘱中提及的受益人先于本人去世，则把他或她原应分得的份额给予尚在世者使用及受益。6、我指示我的受托人在依据法律的权力下赋予他们以下的权力：（1）我的受托人在其绝对酌情决定下认为合适时，为以信托形式持有我的资产包括我的剩余遗产购买保险，投保损失或损坏；在我剩余遗产的本金或收入中支付任何此类保险的保费。在其绝对酌情决定认为适合下，使用及接收任何此类保险所受到的款项或如出售投保资产所得的收益。（2）我的受托人在一般情况而不受损害原则下有绝对酌情决定认为适合时，委任这类专家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及或法律顾问）处理我的遗产。我特此授权和指示我的受托人从我的剩余遗产中支付此等专业费用及开支”。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出具编号为HCAG004707／2002号的授予书告知黄某丁的上述遗嘱已于2002年8月27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遗嘱认证司法管辖权下获得认证及予以登记，并在授予书后附黄某丁的财产明细表，说明所列财产已获豁免遗产税。2012年6月15日，黄某乙及黄某丙在香港法律行政人员的见证下立下《遗赠同意书》，原件为英文文本，经公证与英文文本相符的中文翻译本表述为：“遗赠同意书两方各为：1、黄某乙，地址略，（黄某丁的遗嘱执行人）2、黄某乙以其个人身份及黄某丙（下称“遗产受益人”），地址略。鉴于：1、黄某丁（已故），地址为香港九龙某道124B一楼，于2001年10月21日立下遗嘱（下称“遗嘱”），委任黄某乙和黄某丙为遗嘱的执行人和信托人。2、黄某丁于2001年11月5日去世，此前并没有更改或撤销上述遗嘱。3、香港特别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于2002年8月27日向黄某乙发出遗嘱认证书，编号为HCAG004707／2002（黄某丙保留权利申请及取得上述遗嘱认证书）。4、在黄某丁离世时，黄某丁是附表中所列的物业（下称“该物业”）的注册拥有人。该物业属黄某丁遗产的一部分。5、黄某丁于遗嘱中将该物业以平均份额遗赠给遗产受益人享用。6、遗产税于去世时已被豁免。遗嘱执行人黄某乙已为黄某丁（已故）缴付所有丧葬费、遗产管理费和合法债项，不须追索冀在此同意的该物业。此遗赠同意书现见证如下：1、遗嘱执行人黄某乙，作为黄某丁（已故）的遗产代理人，在此同意遗产受益人共同持有该物业权益，各持相同的权益份额……”。该《遗赠同意书》已于2012年6月21日在香港土地注册初注册（注册摘要编号：12062100410211）。2012年2月20日，江门市公证处出具（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查明：“一、遗赠人黄某丁于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在香港死亡。其生前曾于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在香港遗嘱（此遗嘱认证经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签发），表示将其下列遗产遗赠给申请人黄某乙、黄某丙：（一）座落在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某街25号地下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粤房字第号；（二）座落在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某路某号104房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粤房字第号。二申请人黄某乙、黄某丙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表示愿意接受遗赠人遗赠的财产。综上，兹证明遗赠人黄某丁遗赠的上述财产，为受遗赠人黄某乙、黄某丙所有。”
2012年11月22日，黄某甲诉至原审法院，认为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立下的遗嘱第4条仅将其全部的财产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平均使用及受益”，并未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占有和处分两项权能，即未将其个人财产的所有权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仅是由黄某乙、黄某丙作为其遗产的执行人和管理人，并非是将其全部遗产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并认为黄某乙、黄某丙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黄某丁立下的遗嘱根据我国内地的继承法规定应属于遗赠，黄某乙、黄某丙已逾期表示接受遗赠，视为放弃接受遗赠涉讼房屋的权利。且黄某丁立下的遗嘱中列明黄某丁的财产并不包括涉讼房屋，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房屋应属于黄某丁与马某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江门市公证处对涉案两处房产作出的公证是错误的，该两处房产应由黄某甲三兄妹共同继承，三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
原审法院再查，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屋及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的房屋产权人均为黄某丁，由黄某丁分别于1989年、1993年通过购买取得。庭审中，黄某甲和黄某乙、黄某丙均确认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的房屋属于黄某丁生前个人财产。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民事纠纷性质如何确定？二、黄某丁的遗嘱第4点所反映的遗嘱内容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三、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是否属于黄某丁生前的个人财产？四、黄某丁的遗嘱所处理的黄某丁的遗产是否包括本案案涉房产？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黄某甲和黄某乙、黄某丙均为香港居民，为涉及香港的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涉及香港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第三十三条“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规定，被继承人黄某丁为香港居民，于2001年10月21日于香港立下最后遗嘱。该遗嘱已于2002年8月27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遗嘱认证司法管辖权下获得认证及予以登记，表明遗嘱方式及效力均符合香港法律，应认定为成立有效。因此，本案的民事关系为根据该份遗嘱内容确定被继承人黄某丁的案涉遗产继承问题。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本案的民事关系的定性应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的规定，我国内地的继承法区分遗嘱继承和遗赠，遗赠的受遗赠人须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明示表示接受遗赠，否则视为放弃受遗赠。而遗嘱继承则不需要明示表示接受继承，仅为放弃继承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应包括第一顺序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在遗嘱继承中，被继承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跨越法定继承的顺序及不按法定继承的继承份额分配的规定，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黄某乙及黄某丙分别为被继承人黄某丁的胞姐及胞兄，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因此，黄某丁所立遗嘱应属于遗嘱继承，黄某乙、黄某丙接受继承无须作明示表示亦无时间限制。黄某甲认为黄某丁的遗嘱性质为遗赠，黄某乙、黄某丙已逾期表示接受遗赠视为放弃接受遗赠的主张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应属于遗嘱继承纠纷。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遗嘱中文译本第4点中“给予本人的上述胞兄黄某丙（WONGSHIULUEN）及本人上述胞姊黄某乙（WONGWAICHUN）平均使用及受益”的表述虽未按照内地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完整表述，但综合整份遗嘱内容分析，黄某丁指定黄某乙、黄某丙为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若按照黄某甲的观点，黄某丁仅授予黄某乙、黄某丙对遗产的管理权，则黄某丁指定黄某乙、黄某丙为受益人毫无意义可言。且在该遗嘱第5点中，对黄某乙、黄某丙作为受益人中的任何一人若先于黄某丁去世的情况下，对遗产份额分配进行了进一步补充说明。而遗嘱第6点中，黄某乙、黄某丙作为受托人还被赋予了以信托形式持有黄某丁的资产及取得收益，并可委任专家顾问对其遗产进行处理的权力，其中即明确黄某乙、黄某丙有对遗产进行处分的权力。此外，从经香港法律行政人员见证并已在香港土地注册处注册的《遗赠同意书》中“鉴于”之第5点“黄某丁于遗嘱中将该物业以平均份额遗赠给遗产受益人享用”及“此遗赠同意书现见证如下”第1点“遗嘱执行人黄某乙，作为黄某丁（已故）的遗产代理人，在此同意遗产受益人共同持有该物业权益，各持相同的权益份额……”的认定中也可明确黄某丁立该遗嘱的原意应为对其遗产产权进行分配，将该遗嘱中指定的遗产由黄某乙、黄某丙按平均份额继承。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经查，本案案涉的两处房产均登记在黄某丁个人名下。庭审中，黄某甲和黄某乙、黄某丙均确认对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的房屋属于黄某丁生前个人财产没有异议。仅对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黄某甲认为应属于黄某丁与马某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产购于1989年，属于黄某丁与马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在黄某丁与马某于香港法院进行离婚诉讼中，法院对子女抚养、财产分配均作出了处理。其中香港地方法院1993年7月22日的命令中已明确由黄某丁支付马某500000港币作为马某欠其母亲的债项及整笔付款1000000港币作为马某的申索的完满解决。因此，在黄某丁与马某的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已通过由黄某丁对马某以现金的补偿方式进行了最终的处理。在黄某丁向马某支付了香港法院判令的现金补偿金额后，登记在黄某丁个人名下的财产应属于其个人所有。黄某甲未有证据显示黄某丁生前未根据香港法院的判令向马某足额支付相关款项或存在隐瞒、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因此，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应属于黄某丁的个人财产，黄某丁有权对该房产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进行处理。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黄某丁的遗嘱第4点“本人将本人的所有土地及非土地遗产不论性质为何，亦不论位于何地未有或未被以其他方式有效地处置的任何财产，在支付本人债务、殡葬费用、遗嘱管理的开支、继承所有遗产的遗产税及其他税项后给予本人的上述胞兄黄某丙（WONGSHIULUEN）及本人上述胞姊黄某乙（WONGWAICHUN）平均使用及受益”，黄某丁已明确将其个人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不论性质为何，亦不论位于何地，在支付列明的相关费用后均由黄某乙、黄某丙按平均份额继承，则位于台山市属黄某丁个人所有的房产也应属于该份遗嘱继承的范围。此外，黄某丁的遗嘱中并未有具体列明财产明细，黄某甲指出列明黄某丁的财产明细表为附于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黄某丁遗嘱出具的授予书后，为香港高等法院对其管辖范围内黄某丁的遗产的遗产价值及遗产税的认定。因此，黄某甲认为黄某丁遗嘱中有列明黄某丁的财产且列明的财产中不包括案涉房产，因此不属于遗嘱继承范围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案涉两处房产应属于黄某丁所立遗嘱的遗嘱继承的遗产范围。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的规定，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及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属于黄某丁生前的个人财产，在黄某丁生前立有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应根据黄某丁遗嘱的规定，由黄某乙、黄某丙按均等份额继承，而不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黄某甲诉请按法定继承确认其享有案涉房产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的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黄某甲认为江门公证处出具的（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存在公证错误的情况，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的规定，向江门公证处提出复查，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2012）江台法民一初字第1490号民事判决：
驳回黄某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黄某甲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黄某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黄某甲的诉讼请求；2、本案两审的诉讼费由黄某乙、黄某丙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民事纠纷属于遗嘱继承纠纷，属定性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的的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由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继承。根据上述规定不难看出，第二顺序继承人与“继承事宜”产生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否享有法定继承权利，取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是说，如果继承开始时，存在适格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不享有继承权。当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将遗产留给第二顺序的继承人，而在继承开始时存在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则第二顺序继承人应按受遗赠人对待，其接受遗产的行为应视为接受遗赠行为。如果继承开始时已不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才可获得继承权，按遗嘱继承处理。本案中，当被继承人黄某丁死亡之时（继承开始时），其尚存包括黄某甲在内的三个法定继承人，黄某乙、黄某丙作为黄某丁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黄某丁的遗产尚未享有继承权，因此，黄某乙、黄某丙只能以接受遗赠的方式，取得黄某丁遗产。2、根据（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江门市公证处将案涉公证事项定性为“接受遗赠”，将黄某乙、黄某丙确定为“受遗赠人”，这一事实充分证明黄某乙、黄某丙接受案涉房产的行为属接受遗赠行为，非继承行为。3、黄某乙、黄某丙于2012年6月15日在香港法律行政人员的见证下立下《遗赠同意书》中明确注明：“黄某丁于遗嘱中将该物业以平均份额遗赠给遗产受益人享用”，由此证明黄某丁在遗嘱中将遗产给与黄某乙、黄某丙被黄某甲的行为属遗赠行为。综上所述，本案民事纠纷性质应为“遗赠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遗嘱继承纠纷”，明显定性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属错误公证，不具证据证明力。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必须通过明示接受的程序才能取得继承权，且该明示的期限是“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逾期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黄某乙、黄某丙系黄某丁遗嘱的执行人及遗产的管理人，早已知悉黄某丁遗嘱的全部内容，但二人却直到黄某丁死亡10年后才表示接受遗赠。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黄某乙、黄某丙在前往江门市公证处办理案涉公证之前已丧失接受遗赠案涉房产的权利，江门市公证处在黄某乙、黄某丙逾期多年后还给予黄某乙、黄某丙办理接受遗赠公证，属违法公证。2、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的规定，当事人申办接受遗赠不动产公证时，必须到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本案中，案涉两处房产均位于台山市台城镇，而黄某乙、黄某丙又系香港居民，因此，只有台山市公证处才有权办理案涉房产的接受遗赠公证，江门市公证处并无公证管辖权。江门市公证处出具（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明显超出管辖范围。综上，（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明显属错误公证，原审判决认定该公证书为黄某乙、黄某丙拥有案涉房屋产权的合法权利凭证，认定事实错误。（二）黄某丁与马某于年登记结婚，台城镇某街25号房屋系黄某丁于1989年8月19日购买所得。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该房产为于黄某丁与马某二人婚后购置的财产，属夫妻二人共同共有。1990年8月，马某向香港地方法院呈请与黄某丁离婚，香港地方法院经过审理后作出婚姻诉讼1990年第4323号判决，由于该判决书中列明黄某丁与马某的物业共有12处房产（香港8处，加拿大12处），判决书未提及二人其他地方（包括案涉房产）的物业，证明马某在该离婚案件中申索的财产仅指前述香港及加拿大两地的12处房产，不包括其他地方的物业，由此可视为黄某丁与马某在离婚之时对二人其他地方的物业（包括案涉房产）未进行分割处理。香港地方法院于1993年7月22日命令黄某丁须于1993年11月30日支付马某整笔付款HK$1000000作为马某申索的完满解决，仅指对马某在该离婚案件中所申索财产（12处房产）的补偿，马某未申索的财产（包括案涉房产）并未包含中该补偿之内。此外，本案没有证据显示马某在黄某丁立遗嘱之前（2001年10月21日）曾对案涉房产作出过弃权声明，因此，马某至今仍属台城镇某街25号房屋的共有权人，黄某丁未征得马某同意，擅自将二人共有的房产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侵犯了马某的财产的所有权，属违法处分行为。原审判决认定台城镇某街25号房屋属于黄某丁生前个人财产，于法无据。（三）根据香港税务局遗产税署档案号码NO：文件，黄某丁死后已查明呈报的财产仅有5个香港银行帐户、一处位于香港九龙的房产。黄某乙、黄某丙于2012年6月15日立下的《遗赠同意书》也只提及黄某丁在香港的物业，并未提及其他地方的财产。由此可见，案涉房产并未在黄某丁《遗嘱》遗赠财产的范围之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房产属于黄某丁所立遗嘱的遗产范围，事实依据不足。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黄某丁在香港立下《遗嘱》并在香港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该遗嘱方式及效力确实可适用香港法律。但是由于该遗嘱的遗产涉及到不动产继承及管理事项，且黄某甲在本案的诉讼请求是主张对案涉房产的物权进行分割，因此，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遗产所有地），即中国大陆的法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黄某丁生前所立遗嘱并不能证明黄某丁己将案涉房产遗赠给黄某乙、黄某丙，江门市公证处依据该遗嘱而作出的（2012）江证内字第号公证书属错误公证，不能作为本案涉案房产权属归黄某乙、黄某丙所有的权利凭证。案涉房产作为黄某丁的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应由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即黄某甲和黄某戊、黄某戌三兄妹共同继承，三人各占三份之一份额，黄某甲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得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民事纠纷性质错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也错误。
黄某乙、黄某丙均答辩称：一、本案属于遗嘱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定性正确。1、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在香港立下遗嘱，将其名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不论座落于何处、以何种形式存在），在支付黄某丁债务、殡葬费用、遗嘱管理费用、遗产税和其他税金之后，由黄某乙、黄某丙按同等份额继承。2、2001年11月5日，黄某丁在香港的医院死亡。2002年10月9日，黄某丁的遗嘱经过香港特别行政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确认，该遗嘱真实有效。3、黄某乙、黄某丙是被继承人黄某丁的胞姐和胞兄，是黄某丁遗嘱中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黄某乙、黄某丙是黄某丁的法定继承人。4、《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了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内容和形式。其中遗嘱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遗嘱继承不受法定继承的顺序所限制，只要继承人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的均可。遗赠是指被继承人认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遗赠继承人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因此，黄某丁在遗嘱中将其财产交由黄某乙、黄某丙继承，黄某乙、黄某丙依我国法律继承黄某丁的财产，该行为属于遗嘱继承，并非遗赠、。二、涉案房屋均是黄某丁的遗产，属于黄某丁遗嘱处理的范围。1、黄某丁在遗嘱中表示，只要是他名下的财产，无论其性质如何、无论其处于何地，都由黄某乙和黄某丙共同继承。因此，黄某丁在香港、加拿大和大陆的财产，只要在其名下，均属于该份遗嘱的处分范围。2、黄某丁分别于1989年8月19日、1994年3月16日购买台城镇某街25号地下房屋和台城镇某路某号104号房屋。这两套房屋均登记在黄某丁名下，是黄某丁享有全部份额房屋。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涉案的两套房屋均属于黄某丁遗产。3、台城镇某街25号地下房屋不是黄某丁与马某的共同财产。马某与黄某丁离婚案经过香港地方法院审理，香港地方法院1993年7月22日颁布《命令》，内容有“法官命令第一答辩人（黄某丁）须于1993年11月30日支付呈请人（马某）HK$4500000.00作为购买居所给呈请人及子女”、“法官进一步命令第一答辩人须于1993年11月30日支付呈请人HK$500000.00作为呈请人欠其母亲的债项及整笔付款HK$1000000.00作为呈请人的申索的完满解决”。由此可见，黄某丁在离婚时支付港币600万元给马某，完满解决与马某之间的财产纠纷。因此，黄某丁名下的财产只属于黄某丁所有，与马某没有任何关系。4、黄某乙、黄某丙于2012年6月15日在香港所立下的《遗赠同意书》只是针对黄某丁在香港的遗产所作出的说明，黄某甲以此来认为涉案房屋不属于黄某丁遗产范围完全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的规定，原审法院上述适用法律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了不动产所在地即我国的法律，适用法律正确。四、黄某乙、黄某丙有权依据黄某丁的遗嘱取得黄某丁遗产。2002年10月9日，黄某丁的遗嘱经过香港特别行政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确认，遗嘱亦在香港土地登记处登记。2012年6月15日，黄某乙、黄某丙取得原黄某丁名下的香港物业（某道124B的三分之一分额以及某道124B第二层）。黄某丁的遗嘱真实合法有效，在香港己得到履行。黄某甲亦在本案开庭时承认该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黄某乙和黄某丙在黄某丁死亡后从未表示放弃继承，因此，黄某乙、黄某丙在黄某丁死亡之时就在法律上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黄某甲的上诉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某甲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黄某甲以其是被继承人黄某丁的法定继承人为由，诉请依法继承黄某丁的涉案遗产，故本案应为法定继承纠纷。原审将本案定性为遗嘱继承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当事人黄某甲和黄某乙、黄某丙均为香港居民，故本案为涉及香港的民事纠纷；又鉴于本案诉争的遗产为不动产且在我国内地，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黄某甲提出上诉的问题。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黄某丁所立遗嘱的效力和性质问题。2、黄某丁的遗嘱是否包含了将登记在黄某丁名下的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进行处置的意思表示。3、黄某甲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首先，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和第三十三条“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规定，被继承人黄某丁于2001年10月21日于香港立下本案遗嘱，该遗嘱已于2002年8月27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遗嘱认证司法管辖权下获得认证及予以登记，故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该遗嘱方式及效力均符合香港法律，应认定为有效遗嘱。因此，被继承人黄某丁的案涉遗产应根据该份遗嘱的内容进行处理。其次，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本案的民事关系的定性应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确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的规定，我国《继承法》对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处分遗产的方式规定了遗嘱继承和遗赠，遗赠的受遗赠人须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明示表示接受遗赠，否则视为放弃受遗赠。；而遗嘱继承则不需要明示表示接受继承，仅为放弃继承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第一顺序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在遗嘱继承中，被继承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跨越法定继承的顺序及不按法定继承的继承份额分配遗产，而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黄某乙及黄某丙分别为被继承人黄某丁的胞姐及胞兄，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因此，黄某丁所立遗嘱应属于遗嘱继承，黄某乙、黄某丙接受继承无须作明示表示亦无时间限制。黄某甲主张黄某丁的遗嘱性质为遗赠，黄某乙、黄某丙已逾期表示接受遗赠视为放弃接受遗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经审查黄某丁的遗嘱内容，应认定黄某丁的遗嘱包含了将包括将登记在黄某丁名下的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进行处置的意思表示。首先，黄某丁的遗嘱中文译本第4点中“给予本人的上述胞兄黄某丙（WONGSHIULUEN）及本人上述胞姊黄某乙（WONGWAICHUN）平均使用及受益”的表述虽没有出现内地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完整表述的字眼，但综合整份遗嘱内容，并结合经香港法律行政人员见证并已在香港土地注册处注册的《遗赠同意书》中“鉴于”之第5点的内容（“黄某丁于遗嘱中将该物业以平均份额遗赠给遗产受益人享用”及“此遗赠同意书现见证如下”第1点的内容［“遗嘱执行人黄某乙，作为黄某丁（已故）的遗产代理人，在此同意遗产受益人共同持有该物业权益，各持相同的权益份额……”］分析，应认定黄某丁在其遗嘱中包含了明确指定黄某乙、黄某丙为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同时也是受益人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内容，依照我国内地法律，等同于黄某丁指定遗嘱中涉及的遗产归黄某乙、黄某丙所有。其次，根据黄某丁的遗嘱第4点“本人将本人的所有土地及非土地遗产不论性质为何，亦不论位于何地未有或未被以其他方式有效地处置的任何财产，在支付本人债务、殡葬费用、遗嘱管理的开支、继承所有遗产的遗产税及其他税项后给予本人的上述胞兄黄某丙（WONGSHIULUEN）及本人上述胞姊黄某乙（WONGWAICHUN）平均使用及受益”的内容，结合黄某丁遗嘱的其他内容，应认定黄某丁已明确将其个人名下的动产或不动产，不论性质为何，亦不论位于何地，在支付列明的相关费用后均由黄某乙、黄某丙按平均份额继承；因此黄某丁在我国内地名下的财产均属于黄某丁遗嘱处分的遗产范围。而根据附案的《台山市房地产档案信息查询》，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均登记在黄某丁名下，故上述房产属于黄某丁遗嘱处分的遗产范围。再次，黄某丁的遗嘱中并未有具体列明财产明细，而涉案列明黄某丁的财产明细表为附于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黄某丁遗嘱出具的授予书后，故该财产明细表只是香港高等法院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黄某丁遗产的价值及遗产税所作的认定，仅凭涉案列明黄某丁的财产明细表中不包括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该两处房产不属于黄某丁遗嘱处分的遗产范围。因此，黄某甲以黄某丁遗嘱中有列明黄某丁的财产且列明的财产中不包括案涉房产为由，主张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不属于黄某丁遗嘱处分的遗产范围，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由于黄某丁的遗嘱合法有效，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及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均登记在黄某丁名下，且黄某丁的遗嘱对上述房产进行了处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的规定，对登记在黄某丁名下的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及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应根据黄某丁的遗嘱处理，而不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黄某甲诉请按法定继承确认其享有上述两处房产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登记在黄某丁名下的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路某号104房的房产和位于台山市台城某街25号地下的房产的实际权属状况，不属于本案判决必须查明、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本院不予审查；原审判决对上述房产实际权属状况的认定，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黄某甲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黄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晓凌
审 判 员 陈史豪
代理审判员 潘丽芳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