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抚民二终字第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平。
委托代理人孔小兵，江西小兵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1250号。
代表人杜中文，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余志建，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万秀芬，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黎川县工业园区平高六路。
法定代表人杨建平，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付红梅。
原审被告张爱国。
上诉人杨建平因与被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原审被告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新达公司）、付红梅、张爱国金融机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4）临民初字第1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建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孔小兵、被上诉人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余志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江西新达公司、付红梅、张爱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系江西新达公司的全体股东。杨建平因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无法经常前往黎川处理公司的业务事宜，故于2013年11月26日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杨建东全权代为处理，受托人杨建东在处理江西新达公司业务事宜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书，杨建平均予以确认，该份委托书并在黎川公证处予以了公证。2014年1月23日，杨建平、张爱国、付红梅作为江西新达公司的全体股东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出具了股东会（董事会）同意借款决议书，决议书承诺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清偿贷款本息，如因违反约定而给银行造成损失的，除以公司财产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外，公司全体股东（董事）愿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2014年1月24日，江西新达公司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申请贷款授信金额为110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并于当日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用江西新达公司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机械设备提供抵押担保，经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审批同意授信贷款金额为100万元。
2014年1月27日，江西新达公司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10万元，借款合同编号为xd201401272848，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4日止，杨建东在该份借款合同中签字并加盖江西新达公司印章。同日，江西新达公司的全体股东即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分别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签订了一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编号分别为xd20140127284804、xd20140127284803、xd20140127284802，该三份担保函为格式合同，约定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作为保证人对被担保人江西新达公司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7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11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的履行，自愿为被担保人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4年1月28日，江西新达公司在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处办理了借款凭证，凭证中记载本次借款的借款合同编号为xd201401272848，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1月28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6月15日，借款利率为9‰，杨建东在该借款凭证的借款单位处签字并加盖了江西新达公司印章。当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即向江西新达公司发放了借款100万元。2014年6月14日，江西新达公司按时归还了原告该笔借款。
2014年6月12日，付红梅、张爱国、杨建东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出具了一份股东会（董事会）同意借款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江西新达公司因购货需要，经股东会（董事会）协商同意向贵行申请办理贷款人民币100万元，并承诺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清偿贷款本息，如因违反该约定而给贵行造成损失的，除以公司财产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外，本公司全体股东（董事）愿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本次股东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股东（董事）签章真实、自愿，决议内容真实、合法并符合公司章程，若有不实，由公司承担一切责任。
2014年6月16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与江西新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贷款单次使用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xd201406165884），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6日，借款实际金额及放款日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利率为月利率8.4‰，并约定借款逾期的，九江银行抚州分行有权对逾期的借款额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且保证在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事项时应及时通知原告，重大不利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未结案的诉讼仲裁事件，如江西新达公司违约，九江银行抚州分行有权单方解除借款合同，要求清偿到期或未到期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支付或赔偿有关费用，如借款逾期，有权要求支付逾期罚息。合同还约定由江西新达公司以其所有的机械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杨建东在该份借款合同中签字并加盖江西新达公司印章。同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与付红梅、张爱国、杨建东分别签订了《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担保函编号分别为xd20140616588401、xd20140616588402、xd20140616588403，三份担保函为格式合同，合同的内容均一致，均约定对上述债务自愿为原审被告江西新达公司自2014年6月16日起至2014年12月16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1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借款合同及担保函签订的当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即依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100万元至江西新达公司账户，江西新达公司并在原告处签订了借款凭证，借款凭证中记载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杨建东在借款凭证的借款单位处签字并加盖江西新达公司印章。之后，在借款期限未届满前，江西新达公司出现了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重大不利事件，即有未结案的诉讼事件，江西新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告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九江银行抚州分行遂于2014年7月21日诉至法院。
原告九江银行抚州分行诉称，江西新达公司与原告于2014年6月16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月利率为8.4‰，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当日将100万元汇至原审被告账户，但借款凭证的借款期限变更为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同时江西新达公司以其所有的机械设备为该笔借款设定最高额抵押，抵押期限为2013年1月24日至2015年1月24日止，抵押最高本金限额为110万元。杨建平为江西新达公司与原告自2014年1月27日至2015年1月27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11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的履行提供了最高额担保，并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付红梅、张爱国为江西新达公司与原告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6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100万元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的履行提供了最高额担保，并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江西新达公司因债务纠纷已被其他银行提起诉讼，且受理该案的法院已对原告采限财产保全措施，江西新达公司的该种情形属重大不利事件，且江西新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通知原告，江西新达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该笔借款还款期限已届满，江西新达公司理应归还借款本息，原告催问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江西新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按合同约定承担利息、罚息至付清之日，且要求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江西新达公司未作答辩。
杨建平辩称，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明确的担保方式中无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我方签名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编号并不对应本案借款合同编号，担保函中的担保期间是原告为达到追究我方对本案负连带责任目的而恶意填写的，我方未对本案借款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只是曾经为编号“xd201401272848”借款合同的债务提供担保，但该笔债务在2014年6月14日就已清偿。我曾经委托杨建东全权代为处理江西新达公司业务事宜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该委托是以江西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办理的委托，我个人并没有委托杨建东代我本人签署担保函，故杨建东在涉案的该笔借款中所签署的担保函是杨建东个人行为，且根据交易习惯，原告无证据证明我方为本案借款债务提供了担保，故应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请。
原审被告付红梅辩称，公司借款是事实，但我不知道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原审被告张爱国辩称，公司借款是事实，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也是我们本人签的名，但签字时担保函中的内容均是空白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我们几个股东均是债权人变成股权，现企业严重亏损，我们也是受害人，希望作出公平公正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与江西新达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合法，依法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依约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江西新达公司理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现借款期限已届满，江西新达公司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应承担本案纠纷的全部责任。现九江银行抚州分行要求江西新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九江银行抚州分行诉请的利息及罚息在借款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且其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
付红梅、张爱国、杨建东在2014年6月12日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中承诺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清偿贷款本息，如因违反该约定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除以公司财产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外，本公司全体股东（董事）愿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之后，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的当日，付红梅、张爱国、杨建东又分别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签订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再次约定对涉案债务自愿提供最高额担保，且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故付红梅、张爱国作为江西新达公司的股东依法应对涉案借款的本息依法负有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在于杨建平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江西新达公司在2014年1月24日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申请贷款授信金额110万元的授信期限为1年，在经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同意授信贷款100万元的情况下由江西新达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及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在同时具备抵押授信及江西新达公司全体股东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两个条件后原告才对江西新达公司发放贷款。之后，江西新达公司于2014年6月14日归还了2014年1月28日的该笔贷款100万元，在原贷款授信期限内，江西新达公司再次于2014年6月16日向原告贷款100万元，在本次借款中杨建平本人虽未在股东会决议及担保函中签名，但杨建平向原告出具的公证书内容表明杨建东是受杨建平的全权委托代为处理江西新达公司业务事宜中签署的一切文书，之后杨建东代杨建平在涉案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股东会决议及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均签了字，且事后至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就本案提起诉讼前杨建平对杨建东的所有代签行为也未予以否认，而杨建东代杨建平签名的上述文件均是处理江西新达公司借款事宜，且杨建平在江西新达公司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第一次借款时就已清楚原告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是与公司全体股东即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签署股东会决议及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分不开的，而在2014年6月12日江西新达公司股东会讨论第二次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借款100万元人民币决议中，亦有公司全体股东愿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之内容，故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完全有理由相信杨建东在股东会决议及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中签名行为是代表杨建平签名且未超出杨建平的授权范围，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杨建东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杨建平授权范围内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在与杨建平订立保证合同时也知道受托人杨建东与委托人杨建平之间的代理关系，该保证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杨建平和原告，杨建平作为委托人对杨建东的代理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杨建平作为江西新达公司的股东理应与其他全体股东一起对涉案借款本息依法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罚息（利息自2014年6月16日起按月利率8.4‰计算至还清款时止，罚息自2014年8月16日起对逾期借款金额在月利率8.4‰基础上加收50%）；二、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对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宣判后，杨建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未按照裁决文书的要求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及证明对象、当事人的质证，逐一作出司法评价。2、原审认定2014年1月24日江西新达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股东会决议，但原审庭审中未出现这一决议，认定属虚构。3、原审认定的2014年1月28日10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与本案的100万元借款分别是两次借贷担保关系，两笔债务不具有关联性。4、经公证的杨建平对杨建东的授权委托书中，其明确限定为“我系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履职委托。委托书中没有杨建东可以为上诉人设定个人债务的授权委托。5、原审判决所称“且事后至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前杨建平对杨建东的所有代签行为也未予以否认”既无事实根据更是枉法裁判。6、原审判决适用表见代理，更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7、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后才获悉自己成为本案的被告。上诉人只为2014年1月的借款提供担保，该借款清偿后，上诉人无任何担保责任。8、由于在原审中诉状及庭审中，被上诉人未主张表见代理，而原审判决以表见代理为唯一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杨建东对杨建平有表见代理权限的举证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答辩称：1、一审中，开庭传票是由一审法官亲自到黎川，送达至新达公司，杨建平是江西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送达程序是合法有效的。2、贷款过程中，江西新达公司申请贷款的理由是购货，而非被上诉人虚构购货。3、一审中，我方在补充证据中提交了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并未提出上面的签名和盖章时虚假的。所以上诉人同意江西新达公司向我方贷款100万元用于购货。4、关于上诉人应否承担担保责任，虽然我方在起诉状中未表述杨建东系表见代理，但是上诉人一直是主张在公证书中能够证明杨建东代杨建平签署一切公司事宜相关的文书，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也是公司的事宜，所以杨建平应该承担担保责任。二、杨建平签的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在2014年1月27日至2015年1月24日期间为所签的借款合同承担担保，本案的借款合同是发生在杨建平承诺不可撤销担保函期间。1月23日江西新达公司的股东决议同时也有陈述“同意向被上诉人贷款，且公司的全体股东愿意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综上，杨建平应该为本案所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江西新达公司、付红梅、张爱国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杨建平对一审认定事实的以下部分持有异议：1、原审判决确认“委托杨建东全权代位处理”，杨建平是基于法定代表人委托杨建东，而非个人委托。委托书中还有其他表述，判决书中表述不完整，偷换概念。2、江西新达公司是向九江银行南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3、当时同意借款和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不可撤销担保函中只有签名是当事人签的，其他的所有的是格式合同，合同中关于借款期限、借款金额，连落款的时间等都是被上诉人填写上去的。4、“杨建东在该借款凭证的借款单位处签字”的内容在判决书中漏写了，在签字前，被上诉人与黎川公证处核实了杨建东所持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5、股东会决议也是被上诉人提供打印好的，只有三个人的签字按手印是自己的。6、“杨建东在该份借款合同中签字”，签字前，被上诉人与黎川公证处再次核实了杨建东所持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7、原告与付红梅、张爱国、杨建东分别签订的，不是“分别签订”，而是“出具”。8、杨建东签字是经被上诉人与黎川公证处核实了的。
被上诉人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双方无争议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
1、2014年1月27日江西新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封面及合同第1、6、11页，2014年6月16日《借款合同》封面；2014年1月28日借款凭证；2014年1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及付红梅、张爱国、杨建平三人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函。
证明目的：1、借款合同注明流动资金贷款单次使用；2、借款合同编号为xd201401272848，借款凭证、担保决议、担保函均指向编号为xd201401272848的唯一借款合同；3、担保函中，付红梅、张爱国、杨建平除签名捺手印外，其余部分均为被上诉人填写；4、杨建平的担保函，由其本人签名捺手印；5、杨建东凭法定代表人杨建平的委托书，在借款凭证的借款人项下签名捺手印。
2、上诉人申请杨建东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杨建东当庭陈述在九江银行所签订的担保函是代表其个人而非杨建平所签订的。
被上诉人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杨建东的证言三性均有异议，杨建东是杨建平的胞弟，其证言的效力存在问题，上诉人完全是为了规避自己的保证责任，才申明杨建东是代表他自己而不是代表杨建平签订的担保函。本案中杨建东的一切签名经是由杨建平授权的，法律后果应由杨建平承担。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由于杨建东系杨建平的胞弟，亦是本案所涉相关文书的签订行为人，本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五项之规定，综合案件其他证据确认其效力。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建平应否为2014年6月16日100万元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诉人认为，杨建平对杨建东的委托是基于江西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而非个人身份委托，故应由2014年6月16日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签字的担保人杨建东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认为，杨建东系受杨建平的委托且系为江西新达公司的利益而实施的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杨建平承担。杨建东根据委托书于2014年6月16日签署的《股东会（董事会）同意借款协决议》，系代理行为且有授权应认定有效。杨建平知晓杨建东代理其签署《不可撤销担保函》至诉讼前，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杨建平本人曾于2014年1月27日签署《不可撤销担保函》，该函中承诺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7日止在最高额债权额度11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自愿为被担保人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被担保人按履行主合同义务。而本案中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6月16日，故上诉人杨建平应承担100万元的连带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杨建平本人曾于2014年1月27日签署《不可撤销担保函》，该函中承诺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7日止在最高额债权额度11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其自愿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函中承诺，“在保证期间被担保人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就主合同债务履行达成展期协议的，本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与被担保人协议修改、补充主合同的，无须征得本人同意，本人在本担保函项下所承担的义务不变。本担保函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不受主合同履行状况的影响，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本人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不可撤销担保函》系杨建平的亲笔签字，上诉人杨建平称“字是我签的，但是当时签字时的日期是空白的，没填”，主张该签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该《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的最高额担保范围是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7日止，最高额债权额度为110万元。2014年6月16日的100万元贷款在该《不可撤销担保函》约定的数额和担保期限内，故杨建平应当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杨建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玲玲
审判员 刘新民
审判员 周 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黄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