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日商终字第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传忠，男。
委托代理人：朱传军，山东天祥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新，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惠珍，女。
委托代理人：贾春雷，山东贤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传忠因与被上诉人杨惠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3）东商初字第1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传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朱传军、付新，被上诉人杨惠珍及其委托代理人贾春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惠珍原审诉称：杨惠珍系孙传忠继母，1988年与孙传忠父亲孙刚结婚，杨惠珍和丈夫与孙传忠住所东西相邻，但两家一直独自生活。2011年12月杨惠珍丈夫孙刚突发脑淤血，一直住院治疗。由于杨惠珍年龄较大，来往医院办理各种手续不方便，为更好地及时处理医疗及家庭事务，杨惠珍将丈夫工资卡、家庭存款单41张，共计960000元及户口本、身份证等物品，委托孙传忠保管，希望在丈夫孙刚康复后再取回。2013年10月初，丈夫孙刚不幸去世，杨惠珍向孙传忠索要存款时，孙传忠拒不返还。杨惠珍请求法院判令孙传忠返还杨惠珍委托其保管的所有存款中的50%即48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孙传忠原审辩称：保管合同依据不交付不成立的原则，杨惠珍没有交给孙传忠其所称的41张存单，也就无所谓返还的问题。杨惠珍要求返还48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杨惠珍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杨惠珍与孙传忠的父亲孙刚于1988年6月13日办理结婚登记，两人均系再婚。2011年10月29日，孙刚因病住院，2013年10月2日去世。孙刚的户口已于2013年10月11日注销。孙刚自住院后直至去世时一直没有出院。孙传忠陈述自孙刚入院五小时后出现昏迷，经过抢救后转入重症监护室，2012年4月逐渐清醒，能够进行简单交流，不能下床走动。期间以孙刚的名字开立的储蓄存单存放在孙刚家中的抽屉中，孙刚的家庭雇工孙树同曾经保管该抽屉钥匙。证人孙树同证实，孙刚住院后，孙刚及杨惠珍的大女儿曾数过该存单，数完后其锁在抽屉内，抽屉的钥匙后来交给孙传忠。因孙传忠将锁在抽屉内的存单拿走，孙传忠于2011年12月30日书写委托书一份交予杨惠珍，并由杨惠珍和孙传忠签字捺印。该委托书载明：“在我父亲孙刚治病期，有关治病时的有关事宜及家庭事物及储蓄单41张共计人民币玖拾陆万元，由继母杨惠珍委托我保存及管理。特此委托委托人杨惠珍被委托人孙传忠2011年12月30日”。
对于孙刚的身份情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西藏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了孙刚的一代、二代身份证、户籍证明、注销证明、结婚证复印件，上述证据载明孙刚的一代身份证号码为37280＊＊＊＊＊＊＊＊51，二代身份证号码为3728＊＊＊＊＊＊＊＊＊＊＊＊15，结婚证载明孙刚的出生日期为1926年9月16日。
杨惠珍陈述涉案多数存款系存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杨惠珍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孙刚名下的银行存款信息和转移存款记录等情况，其在申请中陈述存在邮政储蓄银行80余万元，其余16万余元存在哪家银行记不清了。原审法院根据杨惠珍的申请调取了孙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情况。查明以孙刚名义存在该银行的存款中，截止孙刚住院时尚未销户的存款共有29笔，金额为770000元。其中自孙刚入院后被销户的存款共有28笔，金额为610000元。另外本院还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日照市分行调取户名为孙刚已销户记录中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利息清单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各四份。其中开立日期为2011年8月18日、账号为03033711010＊＊＊＊＊＊78和开立日期为2011年6月17日、账号为03033711010＊＊＊＊＊＊54的两份利息清单上客户签名一栏均显示为“孙刚”，办理业务的时间均为2012年12月18日，上述两份存单的提取金额均为10000元；开立日期为2011年9月9日，账号分别为03033711010＊＊＊＊＊＊82和03033711010＊＊＊＊＊＊26的两份利息清单上客户签名一栏分别为“孙传忠代”和“孙传忠（代）”，办理业务的时间均为2012年9月20日，上述两份存单的提取金额分别为40000元和10000元。另外上述四份利息清单上种类一栏均显示为“销户”。上述四份存单共提取金额为70000元。对上述四份利息清单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孙传忠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于2014年1月3日以（2013）东商初字第1806-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杨惠珍的丈夫孙刚存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180000元，该两笔存款的账号分别为03033711010＊＊＊＊＊＊24和03033711010＊＊＊＊＊＊46，存入时间分别为2011年2月20日和2011年3月23日，为此杨惠珍支出保全费1420元。
原审庭审过程中，孙传忠向法庭提交委托书原件和证明复印件各一份，委托书原件载明：为了确保孙刚的经济财产等合理化、合法化利用，经孙刚本人病前委托，我也同意，现故委托其长子孙传忠全权代理负责孙刚的所有经济财产监管权（其中邮政储蓄单41张，共计人民币玖拾陆万元正）。及其家庭所有事务处理的决定权。及其医院、单位等一切与孙刚有相关的事项办理决定权。特此立委托证书为据！委托人：杨惠珍受委托人：孙传忠2011年12月。证明复印件载明：孙传伟是孙刚同志的小儿子。孙刚同志生前在日照老区八村买有一处房产，正房6间119.64平方米，另有3间小平房（伙房大门）使用面积253.75平方，产权证日东字第9008107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日东国有（2005）第05110089号，两证使用权人均写的是孙刚同志的名字。买房屋价及办理转房手续费用共捌万，其中孙刚同志支付肆万，小儿子孙传伟支付肆万，此房产应为孙刚同志与孙传伟的共同财产，今天，孙刚同志的大女儿孙华、二女儿孙平、侄女孙传芳、侄女媳毕立江，孙刚同志的现任妻子杨惠珍以此立据证明。证明人：杨惠珍大女儿孙华二女儿孙平毕立江孙传芬2011年11月2日此件一式陆份（包括原件）另证明原件及孙刚同志两份原件保留大女儿孙华处，不得遗失。孙华2011年11月2日。对委托书，杨惠珍认为孙传忠提交的委托书是虚假的，她只写过一次委托书，就是之前杨惠珍向法庭提交的那份委托书，但同时认为这份委托书与之前杨惠珍提交的委托书内容基本一致，可以支持杨惠珍的诉讼请求。对该委托书杨惠珍、孙传忠均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另外杨惠珍表示孙传忠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
上述事实，由杨惠珍、孙传忠的当庭陈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利息清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调查笔录、委托书、结婚证、注销证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分行账户查询情况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惠珍、孙传忠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及委托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即孙传忠是否基于委托合同而持有和保管了涉案存单。结合本案的证据，证人孙树同将存放存单的抽屉钥匙交给孙传忠，且杨惠珍、孙传忠双方均一致认可孙刚入院后自始至终没有出院，但根据原审法院调查，涉案存单在孙刚住院后共被支取28笔共计610000元，且杨惠珍陈述孙传忠拿走存单后孙传忠才书写了委托书。孙传忠对于委托书由其亲笔书写并无异议，从常理分析，孙传忠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其书写委托书的后果是清楚的，且根据原审法院调查，部分被提取的存单中的签名人为孙传忠，部分存单中的签名人为孙刚，由于杨惠珍、孙传忠双方对于在提取时间段内孙刚一直在医院治疗这一事实没有异议，这也间接印证了杨惠珍将保管物存单交付给孙传忠以及部分存单已被孙传忠提取的事实。杨惠珍向孙传忠交付保管物，并且双方签订委托书，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审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委托人处理委托事项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现杨惠珍要求孙传忠返还委托其保管的寄存物即存单是在行使委托合同赋予杨惠珍的权利。因存单系存款的支取凭证和表现形态，且有证据证明孙传忠保管诉争存单期间支取过杨惠珍委托保管的部分存单项下存款，孙传忠又拒不提供存单的去向，杨惠珍要求孙传忠返还存款并不违背法律规定。杨惠珍要求孙传忠返还保管财物中的一半即480000元（960000元×50％），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虽然孙传忠辩称涉案存款不一定是家庭存款且该存款并未交付给他，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因此对于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过程中孙传忠提交委托书，杨惠珍不予认可，同时杨惠珍、孙传忠均不申请鉴定，孙传忠对其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未补充或补强证据予以证明，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原审不予采信。孙传忠提交的证明由于是复印件，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故原审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孙传忠返还杨惠珍委托其保管的存款480000元，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保全费1420元，合计9920元，由孙传忠负担。
宣判后，孙传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杨惠珍身份不清，证据不足。身份证上载明的“杨惠珍”与结婚证上载明的“杨慧珍”不是同一人，其不能证明与孙刚的身份关系，不能证明自身具有明确的原告主体资格。2、原审判决对孙刚身份情况的认定依据不足。判决书载明的中国移动西藏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相关证明等，其依据的孙刚一、二代身份证、户籍证明、注销证明为上诉人孙传忠邮递至该公司，另外结婚证复印件是被上诉人杨惠珍邮递，与上诉人无关。其中一、二代身份证号码不符的问题，应该由上诉人杨惠珍或法院、公安机关调查或出具证明材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清。（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假设被上诉人杨惠珍身份成立，那么本案就是一个纯粹的家庭财产纠纷，案涉财产属继承法规定的带有人身权利的财产，不适用合同法，原审以保管合同立案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本质上不是合同法中典型委托合同，是处理“家庭”财产及孙刚治疗的一份内部协议，该委托书无效。案涉争议财产不是被上诉人杨惠珍个人财产，且其本人不是亲属，其无权就该财产作出委托，委托合同无效。原审判决对证人孙树同的证言内容认定错误。（三）本案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对象及范围，没有任何理由依据合同法，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原审法院联系孙刚工作单位，其工作单位寄回由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材料作为证据，因双方对该证据存在较大争议，其真实性到现在还没有查明，原审就作为证据认定的行为明显别不当；原审法院依据姓名索引调取的证据证明本案争议标的存款，如果在此存款中出现同名同姓的另一孙刚，其不具有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到邮政储蓄银行调取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被上诉人杨惠珍否认其亲笔签名的另一份委托书真实性，就应当提出鉴定申请才符合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据真实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杨惠珍提交的民政局登记复印件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杨惠珍承担相关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杨惠珍辩称：（一）原审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清楚。1、被上诉人杨惠珍结婚证中将“惠”字写成“慧”系常见笔误；由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其与被上诉人杨惠珍于2012年7月11日在日照市德信公证处办理的“变更监护人协议书”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杨惠珍的身份，其就是上诉人父亲孙刚的合法妻子。2、原审法院向中国移动西藏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查实，涉及的两个身份证代表的实际为一个人，即被上诉人杨惠珍的丈夫、上诉人的父亲“孙刚”。（二）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惠珍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的委托书合法有效。上诉人一方面认为双方为建立起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保管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又按委托保管内容主张其保管的财产归其所有，自相矛盾，其目的在于非法占有被上诉人杨惠珍委托其保管的财产。2、被上诉人杨惠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财产系“家庭财产”说法，但该“家庭财产”应该是被上诉人杨惠珍与孙刚的家庭财产，而不是上诉人的家庭财产。被上诉人杨惠珍依据合同法或依据继承法主张权利，是其享有的诉权，与上诉人无关。（三）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法院有权依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调取证据，本案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正是客观，且经双方质证，为有效证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22日向证人孙树同调查时，证人孙树同陈述：“（孙刚）住院以后，杨惠珍与孙刚的大女儿孙华数过（存单），…。”，但在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表述为“孙刚住院后，孙刚及原告的杨惠珍的大女儿曾数过存单…。”，原审判决对证人孙树同的证言部分引述有误。
本案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孙刚生前签署的证明一份、地方政策与待遇规定节选部分内容一份、被上诉人杨惠珍生活费用、工资收据及孙树同工资收入证明一份、证人孙树同签名的书面证言一份，同时申请孙刚生前签署证明的代书人李明宜及证人孙树同出庭作证，欲证明涉案96万元中有79万元为上诉人个人所有，孙刚养老金有正常支出不足以积攒到96万元。证人孙树同当庭所作的证言同时证实被上诉人杨惠珍与孙刚系夫妻关系。上诉人还向本院书面申请调取孙刚婚姻登记材料档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传忠与被上诉人杨惠珍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委托协议的事实，双方均予认可，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并依据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确认相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孙传忠关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保管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案并非财产权属确认纠纷，亦非遗产继承纠纷，上诉人孙传忠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并主张涉案财产存有权属争议，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对其证据和主张本院亦依法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对证人孙树同的证言引述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孙传忠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但原审判决的该项错误引述不影响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和实体处理。综上，原审判决除对证人孙树同证言部分认定有误外，其他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孙传忠关于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虽然被上诉人杨惠珍的居民身份证与结婚证对姓名书写不一，但其本人亲自参加了一、二审庭审活动，上诉人孙传忠当庭认可其与出庭参加诉讼的被上诉人杨惠珍签订委托协议，证人孙树同亦当庭认可被上诉人杨惠珍与孙刚系夫妻关系，公证机关所做出的公证文书《变更监护人协议书》及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协议中均明确载明被上诉人杨惠珍系上诉人孙传忠继母，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杨惠珍与孙刚系夫妻关系，上诉人孙传忠申请本院调取孙刚婚姻登记材料已无必要，对其申请依法不予准许。原审判决引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西藏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有关孙刚身份情况的证明材料，其中关于一、二代身份证号码，上诉人孙传忠自认系其本人向该公司邮递，上述两身份证是否相符应由上诉人孙传忠承担举证责任，且本案并非审理孙刚身份问题的案件，故对孙刚具体身份问题本院不予作出处理意见。综上，上诉人孙传忠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采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西藏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有关孙刚身份情况的证明材料、调取邮政储蓄银行相关证据及庭审中举证质证活动均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杨惠珍否认其亲笔签名的另一份委托书真实性但不提出鉴定申请，系对其本人诉讼权利的处分，并不影响原审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上诉人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审存在程序违法事项。故上诉人孙传忠关于原审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孙传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守吉
审判员 马德健
审判员 臧路洁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