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再4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志峰，男，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露，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莉，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谢红英，女，197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明贵，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四川文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林，女，198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覃谦，男，198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阳，男，198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林，四川易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四川瀛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欧阳秋蓉，女，198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林，四川易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四川瀛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邓刚，男，198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赖成伟，男，197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刘静，男，197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再审申请人徐志峰、谢红英因与被申请人武林、覃谦、刘阳、欧阳秋蓉、邓刚、赖成伟、刘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川民申18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志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莉，再审申请人谢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明贵、陈杰，被申请人武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被申请人刘阳、欧阳秋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林、李忠，被申请人邓刚、赖成伟、刘静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覃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志峰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武林、覃谦、谢红英归还徐志峰借款375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为止），刘阳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片面理解担保责任。刘阳作为担保人，担保范围应包括本金、利息在内。1.刘阳的实际身份为借款人。无论是在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的询问笔录还是庭审陈述，都能认定是武林、覃谦、谢红英、刘阳共同向徐志峰借款。刘阳在整个借款中处于积极地位，不仅有95万元直接转账给刘阳，刘阳还积极还款80万元。2.即使认定刘阳为担保人，其担保范围也应包括本金和利息等相关费用。《借款协议》第六条“丙方自愿对上述借款利息及甲方实现权利所产生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的“借款利息”系打印笔误，应该是“借款、利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刘阳对借款本金在内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因借款合同的笔误而片面理解，认定担保责任仅限于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是错误的。（二）原判决扣除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是错误的。双方均认可约定月利率为4.2分，且一直按约定利率来履行，该约定有效。即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对未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也不支持返还。（三）原判决认定刘阳承担的利息责任仅为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而不包括逾期利息，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错误。（四）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借款期满后武林共计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款项，其中于2014年2月19日通过案外人向徐志峰账户转款21万元”没有任何证据。2.一审认定刘阳归还的80万元为借款本金，从总借款金额中予以扣除，其后又认为刘阳支付的80万元已经承担了担保责任，该部分事实认定自相矛盾。3.徐志峰主张刘阳归还的80万元系本金，且应当承担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因此在自认借款本金总额中将80万元予以扣除，一审审理过程中认为刘阳支付的80万元系利息，应该向徐志峰予以释明，而非径直认定此款系利息，导致徐志峰未能将该80万元在本金中主张。
谢红英辩称，（一）徐志峰实际出借473万元，二审认定为479万元是错误的。原审未查明2014年1月3日徐志峰通过徐梓华转款20万元给武林后，武林当天又转款6万元给徐梓华的事实。当天武林实际收到借款14万元，而不是20万元。（二）徐志峰实际收到武林、刘阳、谢红英等人的还款，谢红英知道的有220万元，具体金额需要武林核实。（三）刘阳是共同借款人而不是担保人。（四）谢红英不是本案借款人。
武林辩称，（一）本案借款本金一共是473万元，武林向徐梓华转款6万元的事实在原审中被忽略了。（二）武林通过案外人向徐志峰还款21万元是事实，原审中徐志峰已当庭确认。（三）原审法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是正确的。（四）刘阳是378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刘阳收取的95万元借款应另案解决。
刘阳辩称，刘阳不是本案借款人，双方没有借款合意，原审中徐志峰要求刘阳承担担保责任，现在要求刘阳承担借款人责任，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根据合同约定，刘阳只对借款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刘阳代为清偿80万元，已经履行了对借款利息的担保责任。
欧阳秋蓉辩称，徐志峰的再审请求超出了原审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欧阳秋蓉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邓刚、赖成伟、刘静辩称，同意徐志峰的再审请求。
谢红英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谢红英不承担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刘阳虽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签字，但与武林同为本案借款人，谢红英虽在借款人处签字，但只充当介绍人角色。武林、刘阳共同经营成都时代三合投资有限公司，从事短期资金拆借等业务。通过谢红英的撮合，提供资金的徐志峰与需要资金的武林、刘阳形成借贷关系。刘阳在缔约前与武林一起同徐志峰商谈借款，缔约前后一道收受、使用、处置借款，借款期满后共同归还部分借款，足以证明刘阳与武林同为借款人。在徐志峰与武林、刘阳的所有借贷中，谢红英没有资金需求，谢红英收到徐志峰200万元借款后，将其中130万元转给了武林，另外70万元用于归还武林、刘阳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溪支行的70万元贷款。徐志峰、武林、刘阳在起诉前也没有要求谢红英归还借款。（二）《借款协议》签订前徐志峰转款95万元给刘阳，与《借款协议》签订后徐志峰转款384万元应明确区分，不应将95万元认定为《借款协议》中的借款。谢红英对该95万元不知情，也从未认可该95万元包含在《借款协议》中。（三）《借款协议》第六条中的“借款利息”应结合缔约目的、缔约过程、履约情况和立法宗旨等因素解释为“借款和利息”。刘阳应对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欧阳秋蓉作为刘阳的配偶，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徐志峰辩称，徐志峰按照约定将200万元借款直接转给谢红英，资金出借后的流向不影响借款关系的成立。《借款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事实表明，谢红英是本案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武林辩称，谢红英在《借款协议》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名，且实际收取了200万元借款，应当承担借款责任。
刘阳辩称，谢红英是不是借款人与刘阳无关。
徐志峰、邓刚、赖成伟、刘静向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武林、覃谦、谢红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75万元及利息（以37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付清全款止），并承担实现上述权利所产生的律师费；2.判决刘阳、欧阳秋蓉对武林、覃谦、谢红英的上述两项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金牛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2014年1月2日，武林、谢红英以借款人（乙方，借方）身份，徐志峰、邓刚、赖成伟、刘静以出借人（甲方，贷方）身份，刘阳以担保人（丙方，担保方）身份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载明：“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信贷资金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借款金额5000000元（大写：伍佰万元整）；二、借款期限：从2014年1月2日至2014年6月2日止；三、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可以提前偿还，利息按实际天数计息。……五、若乙方有一期未按时归还借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归还全部借款，及承担甲方实现该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六、丙方自愿对上述借款利息及甲方实现权利所产生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叁年；……八、甲方于签约当日支付该笔借款，乙方在该协议上签字即表示收到该笔借款，故本协议亦具有收条之法律效力……”庭审中查明，该协议并非各方同时签名，徐志峰、邓刚、赖成伟、刘静为事后签名，徐志峰陈述该笔借款系其与邓刚等多人共同筹集，并通过徐志峰本人或其指定的人支付借款，借款相关事项也主要由徐志峰与武林等人协商。2014年1月6日，徐志峰通过案外人康泰银行账户向谢红英转款200万元，谢红英认可收到200万元借款。2014年1月3日徐志峰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武林转款30万元、通过案外人银行账户向武林转款20万元，2014年1月7日徐志峰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武林转款134万元，共计向武林转款184万元，武林对此予以认可。2013年12月25日，徐志峰通过其个人名下二账号分别向刘阳转款45万元、50万元，共计95万元，刘阳对此予以认可。综上，徐志峰通过自己或他人银行账户共计向武林、谢红英、刘阳转款479万元。借款期满后武林共计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其中2014年2月19日通过案外人向徐志峰账户转款21万元；刘阳共计向徐志峰支付80万元，徐志峰、武林、刘阳均予以认可。因武林、谢红英未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徐志峰等四人诉至一审法院，并支付案件受理费4586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
庭审中，徐志峰提交四份其申请一审法院向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所调取的徐志峰、武林、谢红英、刘阳在该局所作的询问笔录。其中，徐志峰于2014年10月23日在其所作笔录中陈述，本案所涉借款在签订正式书面协议前已达成口头借款协议，故从2013年12月25日起已开始转款，还有21万元利息在支付借款时已预先收取，故实际转款479万元，此外另收到利息2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各方对于徐志峰与武林之间的借贷关系均予以认可。谢红英以借款人身份在《借款协议》上签名，应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其陈述仅应武林要求签名，并未使用本案所涉借款，不应承担责任的辩称，不予支持。本案涉及主要争议焦点认定如下：第一，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邓刚、刘静、赖成伟虽在借款协议上签名，但系事后签名，实际并未具体参与，徐志峰称借款系其与邓刚等人共同筹集，但其所提交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邓刚等人向借款人提供了借款，本案所涉借款的筹集系邓刚、刘静、赖成伟、徐志峰之间的内部关系，邓刚、刘静、赖成伟所提交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系本案适格原告，对该三人相应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二，覃谦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借款时覃谦与武林系夫妻关系，武林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开支，覃谦亦未到庭应诉，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应自行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故其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第三，借款本金的认定。对于徐志峰向刘阳转款95万元是否应纳入本案借款本金，徐志峰在庭审中及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均陈述共转账479万元，其中包括向刘阳所转95万元，武林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亦陈述徐志峰共计转款479万元，其中包含徐志峰向刘阳所转款项，结合徐志峰向武林、谢红英所转款金额，足以认定徐志峰向刘阳所转款95万元系本案所涉借款本金。故本案借款本金为479万元。第四，尚欠借款本金的认定。武林辩称借款月息为4.2分即每月21万元利息，请求扣除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部分的利息。综合《借款协议》约定及武林、刘阳向徐志峰支付款项情况，作如下认定：借款利息按《借款协议》约定利率计算，借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年利率为5.6%，按各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借款利息应为447067元（479万元×5.6%×4÷12×5）。借款期限届满后武林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刘阳向徐志峰支付8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在没有明确约定且债务人给付款项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利息应先于本金予以抵充，故已还本金应为1012933元（660000元+800000元-447067元），尚欠借款本金应为3777067元（4790000元-1012933元），徐志峰于起诉时主张尚欠借款本金为375万元，予以支持。第五，徐志峰主张借款人支付至付清全款时止的利息的认定。借款期间的利息按各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为447067元且已支付，故该主张实质为逾期利息，因各方均未举证证明已支付徐志峰款项的具体时间，结合各方于《借款协议》中对利息的约定，对该逾期利息作如下认定：以尚欠借款本金375万元为基数，按借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6月3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第六，徐志峰主张的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的认定。徐志峰于诉讼中并未提交产生律师费的相应证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第七，刘阳应承担的责任及责任范围。刘阳在《借款协议》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故其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对于刘阳所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在《借款协议》中，各方对于刘阳的保证担保责任范围作了明确约定，即“上述借款利息及甲方（即借方）实现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实现该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借款利息应为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的利息，不应包含逾期利息。本案借款项下利息为447067元，徐志峰预交案件受理费4586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刘阳已支付徐志峰80万元，承担了《借款协议》所约定的担保责任。第八，欧阳秋蓉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欧阳秋蓉既非本案借款人亦非担保人，对徐志峰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武林、覃谦、谢红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徐志峰借款本金37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尚欠借款本金375万元为基数，按借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6月3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徐志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静、赖成伟、邓刚的全部诉讼请求。
徐志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武林、覃谦、谢红英归还徐志峰借款37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被上诉人付清全款时止）；刘阳对武林、覃谦、谢红英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谢红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徐志峰要求谢红英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二、判令刘阳、欧阳秋蓉对徐志峰的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在一审庭审中，对武林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徐志峰没有异议，徐志峰关于一审认定“借款期满后武林共计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款项，其中于2014年2月19日通过案外人向徐志峰账户转款21万元”无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有四个争议焦点，分别评析如下：（一）谢红英是否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根据在案证据，谢红英在《借款协议》的乙方（借方）处签字、捺印，《借款协议》签订后，徐志峰将其中200万元款项打入谢红英的账户，谢红英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故从《借款协议》的订立到履行的事实，都表明谢红英就是本案借款的借款人，上述款项进入谢红英账户后的资金流向不影响借款关系的成立，不影响谢红英作为借款人的主体身份，故谢红英上诉称其不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二）徐志峰出借本金数额。谢红英上诉称刘阳作为保证人，徐志峰向刘阳转款的95万元不应作为本案借款本金。《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500万元，武林、刘阳在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的陈述也认可徐志峰共计转账479万元，其中包括向刘阳所转95万元，武林在2014年2月19日通过案外人向徐志峰转款21万元用于偿还利息，亦是以500万元作为本金，月利率4.2%计算出的，以上证据形成锁链，能够证明徐志峰向刘阳所转款95万元系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三）刘阳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及归还80万元的性质认定。根据《借款协议》第六条“丙方（担保方）自愿对上述借款利息及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叁年”之约定，刘阳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借款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徐志峰上诉称“借款利息”约定为笔误，应指“借款、利息”，即使担保范围为借款利息，也应包括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刘阳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应依据《借款协议》约定，徐志峰、谢红英上诉称刘阳应对借款本金、利息、罚息承担担保责任与合同条款约定不符，也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不予支持。对于刘阳归还80万元的性质。首先，刘阳在一、二审中均陈述支付80万元系其按照月利率4%对利息部分承担的保证责任，由于《借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先本后息”还是“先息后本”的还款顺序，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将利息应先于本金予以冲抵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一审审理时应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一审将刘阳归还的80万元中超过四倍利率部分作为本金予以扣减，刘阳对此并无异议，故一审对本金利息的计算方式与刘阳作为担保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并不矛盾。（四）欧阳秋蓉对本案债务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借款协议》上刘阳作为担保方签字，为武林、谢红英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欧阳秋蓉并未在《借款协议》上作为保证人签字，事后也未追认，并无共同担保的合意，且该保证债务也不能认定为用于刘阳与欧阳秋蓉的共同生活，故不属于刘阳与欧阳秋蓉的夫妻共同债务，谢红英上诉主张欧阳秋蓉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徐志峰、谢红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审理中，谢红英提交了成都时代三合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谢红英向武林转款130万元、向杨某转款7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杨娟、杨某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溪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杨娟向刘阳汇款70万元的汇款凭证，杨某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溪支行归还贷款70万元的凭证，以及杨娟、杨某的书面证言，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其主张的武林、刘阳系成都时代三合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因经营需要，安排公司员工杨娟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70万元，由谢红英联系其同学杨某提供房产抵押，杨娟获得贷款后转给刘阳，其后由谢红英用徐志峰的借款70万元归还杨某，杨某归还了银行贷款的事实。证人杨某陈述，其认识谢红英、武林、杨娟，不认识刘阳。杨娟向银行贷款70万元，由杨某以房产抵押担保，后谢红英将70万元打给杨某，杨某转给杨娟，归还了银行贷款，解除了抵押。徐志峰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借款资金流向，与本案无关。武林质证认为，上述证据证明谢红英、武林、刘阳三人均有资金需求，不能证明谢红英不是本案借款人。刘阳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刘阳是本案借款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证明谢红英收到部分借款后的资金流向，但不能证明谢红英不是本案借款人，也不能证明刘阳是本案借款人。此外，谢红英提交的武林银行卡交易清单显示，2014年1月3日，武林收到徐梓华转款20万元，同日武林向徐梓华转款6万元。但在原审中，武林和谢红英均未提出此6万元应从借款金额中扣除的主张，谢红英在申请再审时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再审审理中徐志峰对此不予认可，因该款项涉及案外人徐梓华，对于此6万元是何种性质的款项，本案中无法查明。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对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10月28日，刘阳在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询问时陈述：“武林当时跟我说，徐志峰说再加一个担保人作保，徐志峰又认识我，知道我有经济实力，这样就比较稳妥一些，我当时想到是朋友，大家又一起做银行贷款、资金过桥业务，比较信得过，我就同意了……我作为担保人帮她还了80多万……我们已经把债务划分了，我认180万元，剩余的都是武林的。”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对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并分析如下：
（一）关于谢红英是不是本案借款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即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以外观主义为基本原则。谢红英在《借款协议》的乙方（借方）处签字、捺印，并载明其身份证号码，意思表示非常清楚，其是作为借款人而非见证人签字，且徐志峰按照约定将200万元借款打入谢红英的账户，上述事实清楚表明谢红英是本案的借款人，而非其主张的仅为介绍人，至于借款进入谢红英账户后的资金流向不影响其借款人的主体身份。谢红英辩称其不是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再审请求不成立。
（二）关于刘阳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的问题。首先，徐志峰在原审中要求刘阳承担担保责任，再审中又要求刘阳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超出了原审的诉讼主张。其次，刘阳在《借款协议》的丙方（担保方）栏签名、捺印，并载明其身份证号码，表明其是作为保证人而不是借款人签字，至于徐志峰向刘阳转款，只是借款合同的履行方式问题，并非确定借款主体的决定因素，借款的具体流向（用途）也不影响借款主体的认定。因此，徐志峰、谢红英关于刘阳系本案借款人的主张不成立。
（三）关于徐志峰向刘阳支付的95万元是否属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的问题。《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500万元，徐志峰、武林、刘阳均认可徐志峰实际出借资金479万元，其中包括向刘阳所转的95万元，其余21万元是预先扣除的利息。一审中，谢红英对借款本金的异议仅限于徐志峰主张的现金支付21万元，并未对支付给刘阳的95万元提出异议。因此，原判决认定徐志峰向刘阳所转款95万元系本案借款本金，并无不当。谢红英关于不应将该95万元认定为《借款协议》中的借款的主张不成立。
（四）关于原判决扣除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判决作出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尚未施行，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对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不予保护。本案《借款协议》约定，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徐志峰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也要求按照约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原审法院对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约定利息不予保护，并无不当。由于当事人对于已还款项未明确约定是本金还是利息，原审法院对还款超过四倍银行利率的利息的部分抵充借款本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徐志峰关于双方实际约定月利率为4.2分的约定有效，原判决扣除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错误的再审理由不成立。
（五）关于还款金额的问题。1.一审庭审中，对武林陈述已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的事实，徐志峰未提出异议。谢红英提交的一份银行卡转账业务回单也显示，2014年2月19日从刘璐的账户向徐志峰账户转款21万元。因此，徐志峰关于原判决认定“借款期满后武林共计向徐志峰支付66万元款项，其中于2014年2月19日通过案外人向徐志峰账户转款21万元”没有任何证据的再审理由不成立。2.刘阳归还的80万元，由于当事人未明确约定是本金还是利息，一、二审判决也未认定此80万元全部是本金或者利息，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所有还款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处理正确。徐志峰关于一、二审判决对该80万元既认定为借款本金，又认定为利息，自相矛盾的主张不成立。
（六）关于刘阳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问题。《借款协议》第六条约定：“丙方自愿对上述借款利息及甲方实现权利所产生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的“借款利息”究竟是指“借款的利息”，还是指“借款（本金）和利息”，单从文义上分析确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就合同目的及交易习惯而言，在借款合同中，通常情况下本金比利息重要得多，对出借人而言，其首先关心的是借款本金的安全，如果要求担保人仅对利息承担担保责任，舍本而逐末，明显不合常理。刘阳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武林当时跟我说，徐志峰说再加一个担保人作保，徐志峰又认识我，知道我有经济实力，这样就比较稳妥一些……我就同意了”，又称“我作为担保人帮她还了80多万……我们已经把债务划分了，我认180万元，剩余的都是武林的”。显然，徐志峰是看中刘阳的经济实力而要求其担保，以确保借款的安全。而且从再审查明的情况看，部分借款的实际用途与刘阳直接相关。综合上述情况，《借款协议》第六条“丙方自愿对上述借款利息及甲方实现权利所产生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的“借款利息”应当是指“借款（本金）和利息”，才符合合同目的。一、二审法院认定刘阳的担保责任仅限于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而且不包括逾期利息，不符合合同解释规则，适用法律确有不当，应予纠正。刘阳应对尚欠的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志峰未举证证明刘阳签订担保合同系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或者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活动，其要求欧阳秋蓉与刘阳共同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谢红英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徐志峰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1078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
二、武林、覃谦、谢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徐志峰借款本金37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尚欠借款本金375万元为基数，按借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6月3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刘阳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徐志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刘静、赖成伟、邓刚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5866元，减半收取2293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武林、覃谦、谢红英、刘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徐志峰缴纳的45866元，由刘阳负担，谢红英缴纳的45866元，由谢红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爱民
审判员 李 文
审判员 赵亚飞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冯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