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7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洪波，男，196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庆华，女，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若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桃园路3号3层。
法定代表人：黄辉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平，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春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艳，女，197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富邦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7043号青海大厦706-707室。
法定代表人：刘艳，总经理。
上诉人袁洪波、徐庆华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华企业）、原审被告刘艳、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富邦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盛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洪波、徐庆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袁洪波、徐庆华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判令由粤华企业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所涉担保系附条件担保，且所附条件并未成就，担保未生效，袁洪波、徐庆华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担保书》约定，袁洪波、徐庆华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条件是《观澜项目合作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生效后，粤华企业才向富邦盛公司支付物业收购款500万元，袁洪波、徐庆华才开始承担保证责任。已经生效的（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认定《合同书》为效力待定合同，并认定《合同书》在缔结成立时是一份效力待定合同，该合同缔结后，须得到政府的开发指标批文和土地权人的确认，该合同方可生效。《担保书》进一步约定，富邦盛公司须引导粤华企业与深圳市马一围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马一围公司）、深圳市马二围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马二围公司）之领导正式见面，确认合作开发协议的有效性，并确立粤华企业作为本项目投资方的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达至的当日或次日，粤华企业支付富邦盛公司500万元。然后两保证人才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但是截至目前，富邦盛公司也没有引导粤华企业与真正的土地方马一围公司、马二围公司领导见面，两公司也未确认《合同书》的有效性，更未确立粤华企业作为本项目投资方的合作关系，粤华企业支付500万元给富邦盛公司的条件尚不具备，两保证人的担保条件更不具备。因此，合同未生效，《担保书》约定的担保条件尚未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故袁洪波、徐庆华的担保未生效，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已经生效的（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已经确认《合同书》未生效，于2012年3月18日解除。既然《合同书》在从未生效的情况下已经解除，就应当视为主合同始终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
三、退一步说，即使《担保书》有效，保证期间也早已届满，袁洪波、徐庆华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合同书》于2009年9月8日签订，合同约定在生效后三个月内即2009年12月8日前由富邦盛公司办妥项目有关返还用地开发指标手续或者取得政府批文，即合同的履行期限为三个月。依据法律规定，未约定保证期间的，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保证期间为六个月，即保证期间至2010年5月8日止；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保证期间为两年即2011年12月8日止。但是粤华企业直至2012年8月才提起仲裁，要求袁洪波、徐庆华承担保证责任，早已过了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粤华企业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袁洪波、徐庆华承担保证责任，其保证责任已经免除。
四、即使认定上述《担保书》有效，但因主合同当事人擅自变更主合同，且未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在《合同书》没有得到土地方的确认且粤华企业没有按合同约定取得该项目投资人地位的情况下，粤华企业不应支付500万元给富邦盛公司。但粤华企业由于自身疏忽大意或者与富邦盛公司恶意串通，擅自支付500万元给富邦盛公司，富邦盛公司也予以接受，实质上是主合同双方合意变更了主合同，但未征得保证人同意，其保证责任免除。另外，综观《合同书》及担保书，袁洪波、徐庆华的实质担保事项为：双方签订合同后，在富邦盛公司将粤华企业引荐给土地方负责人，土地方确认《合同书》的有效性并确立粤华企业的投资人地位等条件达成的当日或次日，粤华企业向富邦盛公司支付500万元用于办理用地手续，富邦盛公司如果在3个月之内办妥返还用地手续或者政府批文，则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解除，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之间继续履行合同，粤华企业向富邦盛公司继续支付4000万元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利润数以亿计）；如果富邦盛公司在合同签订后3个月之内没有办妥返还用地手续或者政府批文，则富邦盛公司应当返还500万元，同时两保证人对富邦盛公司返还5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但是粤华企业不仅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擅自付款，在合同约定的三个月办用地手续期限届满而富邦盛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既未要求富邦盛公司返还500万元，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双方在没有取得保证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办理用地手续的时间延长到2012年1月23日，根据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仍为原合同的约定期间即2010年5月8目止。在此期间，粤华企业没有要求袁洪波、徐庆华履行保证责任，其保证责任已经免除。
五、即使认定上述《担保书》有效，则袁洪波、徐庆华也因为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互相串通加重保证责任的行为而免除保证责任。粤华企业在支付500万元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擅自支付500万元给富邦盛公司，极大地加大了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另外，刘艳与富邦盛公司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迟迟无法办理用地返还手续，但是粤华企业在明知的情况下，于2011年5月6日再借款500万元给刘艳，并让富邦盛公司进行担保，导致富邦盛公司和刘艳的偿还能力严重下降，更增加了袁洪波、徐庆华承担责任的风险，远远超出了其签署担保书时可能预料到的风险。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刘艳虽从外表上看是通过仲裁及执行的程序达到其目的，但实质上是属于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刘艳与富邦盛公司在2013年偿还了上述款项及高额利息共计近800万后，直接导致富邦盛公司无力偿还本案所涉及的500万元，这也证明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刘艳之间存在相互串通，故意谋求袁洪波、徐庆华的合法财产的事实。原审法院应当进一步查明事实，从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后果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而非简单否认其恶意串通的行为，导致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
六、即使认定上述《担保书》有效，因为粤华企业放弃了刘艳的股权质押担保，袁洪波、徐庆华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在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致使担保物的价值减少或者毁损、灭失的，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保证责任。”在《合同书》履行过程中，刘艳以自己在富邦盛公司的55%股权对500万元的返还承担保证责任，但因粤华企业怠于履行合同权利，股权质押权因担保期限超过而被放弃。已经生效的（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认定：“申请人放弃出质权的行为免除了《股权质押合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袁洪波、徐庆华在质押权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七、即使认定《担保书》有效，担保范围也仅限于涉案物业收购款本金500万元，而不包含利息，原审判决袁洪波、徐庆华为50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承担清偿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针对保证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如当事人就担保范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故即使《担保书》有效，担保书中也明确袁洪波、徐庆华仅为该物业收购款500万元作担保，故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范围不包含该款产生的利息。原审判决无视《担保书》的约定，判决袁洪波、徐庆华需为该款项产生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严重损害了袁洪波、徐庆华的合法权益，应依法重审或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粤华企业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洪波、徐庆华一直以项目合伙人的身份与富邦盛公司一起出现，《合同书》约定粤华企业先行给付富邦盛公司收购款500万元，并约定了对于项目不成功该先行支付500万元返还的担保事项，且提供了担保书。因此，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袁洪波、徐庆华系为500万元返还提供保证。二、本案保证并非附条件，而是引用合作合同条款，明确袁洪波、徐庆华对预先支付的500万元在合同终止履行时的返还责任。本案的担保是袁洪波、徐庆华为粤华企业预先支付给富邦盛公司的500万元收购款在合同不能履行的时候返还提供担保，而非为合同履行提供担保。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在签订《合同书》时考虑到该合同可能因为办理延迟、不能办理土地审批手续等原因解除或者终止履行，但富邦盛公司预先会使用费用，该款项能返还给粤华企业，才有袁洪波、徐庆华及刘艳向粤华企业提供还款担保。三、担保书成立且有效。仲裁裁决书已经认定担保书虽然是从合同，但不因主合同未生效而无效，而是签署后即生效。仲裁裁决书在认定合同效力上并无错误，按照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担保书的真实意思，都是已考虑到合同无法履行时返还款项的担保，而非担保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对合同履行行为的担保。四、保证期间并未届满，袁洪波、徐庆华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本案争议的担保期间应从确认返还500万元债务确定之日其开始计算保证期间。500万元的返还责任是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解除合同之日起才产生返还义务，保证期间才开始计算。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这时保证期间才开始计算，粤华企业于2012年8月8日提出仲裁申请，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五、粤华企业并未擅自变更合同，且富邦盛公司不能履行合同并不影响袁洪波、徐庆华保证责任的履行。六、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并无串通损害袁洪波、徐庆华利益的行为，相反，串通的是袁洪波、徐庆华和刘艳。在合同签订前至履行过程中，袁洪波、徐庆华自始至终都是作为项目的投资合伙人身份出现，粤华企业有充分理由相信袁洪波、徐庆华的身份。粤华企业与刘艳直接的借款，由富邦盛公司做担保，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且在合同不能履行时，粤华企业第一时间就提起仲裁，只是由于仲裁程序进度不同，借款合同纠纷提前做出并得到执行，而非粤华企业有选择的就借款合同提起仲裁，待借款合同得到执行后才提起合作合同纠纷的仲裁。反而是袁洪波、徐庆华作为投资合伙人，未尽到合伙人职责，不履行监管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导致粤华企业的债务无法偿还。袁洪波、徐庆华在签订合同时以投资合伙人自居，获利时可以分取利益，但发生纠纷就不愿意承担责任。七、粤华企业并未放弃刘艳的股权质押担保，且粤华企业未怠于行使权利。粤华企业申请仲裁时就提出了质押担保的仲裁申请，但仲裁委认为质押合同超过质押担保期限，未支持股权质押人的保证责任，对该担保期间的认定，粤华企业虽不认同，但无救济途径，并非放弃担保。且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范围和袁洪波、徐庆华提供的担保约定的范围并不一致，并非重合，该担保的股权目前并无毁损、灭失，亦不适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八、担保范围系关于收款的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袁洪波、徐庆华提供的担保是保证500万元的返还，该500万元款项在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属于粤华企业的损失，应当由袁洪波、徐庆华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刘艳、原审第三人富邦盛公司均未作陈述。
粤华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艳、袁洪波、徐庆华对富邦盛公司应返还粤华企业的款项500万元及其利息556454.22元、借款10万元及其利息8999.11元的偿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9年9月8日，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粤华企业先行支付物业收购款500万元给富邦盛公司，用于本项目的办理费用，富邦盛公司用其享有土地合作开发权利的55%股权作为质押，刘艳、徐庆华、袁洪波愿为该款做担保（担保声明为本合同之附件二）。同时约定富邦盛公司负责办理合作项目用地的征地返还指标的行政审批手续，保证在本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成。2009年9月8日，刘艳向粤华企业出具《担保书》，载明刘艳作为富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独资股东，刘艳承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导致粤华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权益时，本人都以自有资产担保富邦盛公司向粤华企业退还该500万元及支付利息、罚息，刘艳承担的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2009年9月8日，袁洪波与徐庆华分别出具《担保书》，载明其系富邦盛公司的投资合伙人，刘艳、徐庆华、袁洪波愿为以上500万元做担保；在国土部门对本项目的合作建房批准后，股权质押及三人的担保解除；如在担保有效期间内未能履约，则承担民事赔偿连带责任。2009年9月11日，粤华企业向富邦盛公司转账500万元。富邦盛公司出具《收款证明》，确认收到粤华企业土地收购款500万元。2011年10月27日，富邦盛公司向粤华企业出具《承诺函》，内容为富邦盛公司力争在2012年元月23日前办妥本项目的土地批复手续，移交给贵公司或最迟在2012年元月23日前，由本项目的开发公司深圳市佳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场与马一围公司、马二围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并在春节（2012年元月23日）后三个月之内办妥土地批复手续，如逾期未妥，则按原合同执行清偿。2012年3月18日，富邦盛公司向粤华企业回复，同意粤华企业于2012年2月15日提出的解除《合同书》及终止其所有权利义务关系。
2014年1月24日，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1、确认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签订的《观澜项目合作合同书》已经解除；2、富邦盛公司返还粤华企业500万元并支付利息556454.22元；3、富邦盛公司返还粤华企业10万元并支付利息8999.11元；4、袁洪波、刘艳、徐庆华对富邦盛公司应支付给粤华企业的上述两笔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等。2014年11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涉外仲字第5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第四项中关于“袁洪波、徐庆华对富邦盛公司应支付给粤华企业的上述两笔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2014年12月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涉外仲字第21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的第四项中关于“刘艳对富邦盛公司应支付给粤华企业的上述两笔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粤华企业提交了借条、银行进账单，以证明其依约向富邦盛公司转账10万元收购预付款的事实。粤华企业另提交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中法执加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其曾在仲裁裁决执行程序中以刘艳为富邦盛公司的独资股东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由申请追加刘艳为被执行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粤华企业可另寻诉讼途径处理。
袁洪波、徐庆华共同提交了（2013）深仲裁字第449号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以证明早在2012年，粤华企业就本案同一事实向深圳市仲裁委申请仲裁，深圳仲裁委于2013年6月3日作出上述449号裁决书，认为《合同书》一直到2012年3月18日双方协商解除，始终未得到土地权人的确认，是无效合同。《担保书》是依附于《合同书》的从合同，从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袁洪波、徐庆华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袁洪波、徐庆华另提交了（2013）深仲裁字第448号裁决书、（2013）深中法执字第684号执行令、（2013）深中法执字第684号、684-2号、684-3号、684-4号执行裁定书及查封、冻结通知书、法院案款收据，以证明粤华企业在明知《合同书》及合作项目迟迟未能动工的三年之后，且在未告知袁洪波、徐庆华的情况下于2011年5月6日再借款500万元给刘艳，并让富邦盛公司进行担保，粤华企业最终执行到款项7907774.69元，导致富邦盛公司和刘艳的偿还能力严重下降，增加了袁洪波、徐庆华承担责任的风险。原审庭审中，粤华企业称[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已进入执行程序，但未执行到财产。10万元款项是富邦盛公司办理项目过程中欠的律师费。
原审法院认为：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签订《合同书》并向富邦盛公司支付500万元物业收购款，袁洪波、徐庆华、刘艳出具《担保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
关于袁洪波、徐庆华认为《担保书》的担保无效的意见。《合同书》虽因最终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办妥土地批复手续而解除合同，但本案《担保书》明确约定担保的范围是粤华企业向富邦盛公司支付的物业收购款500万元，在未能履约的情况下，袁洪波、徐庆华、刘艳对富邦盛公司向粤华企业返还该5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在《担保书》没有另外约定的情况下，《合同书》解除后，袁洪波、徐庆华对富邦盛公司向粤华企业返还物业收购款500万元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袁洪波、徐庆华的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袁洪波、徐庆华认为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互相串通加重保证责任的意见。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虽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本案无证据显示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存在串通加重保证责任的行为，且粤华企业系通过仲裁及执行程序实现债权。对袁洪波、徐庆华的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袁洪波、徐庆华认为《担保书》的保证期间已届满、主合同延期未征得保证人同意导致保证责任免除的意见。《担保书》约定在国土部门对本项目的合作建房批准后，袁洪波、徐庆华的担保解除，《合同书》约定的建房项目最终没有得到国土部门的批准，且主合同约定延长的是办妥土地批复的时间，而非单独针对保证期间的延长，故《担保书》约定的担保期间因未得到国土部门的批准而未达届满，保证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现富邦盛公司未按约偿还上述债务，袁洪波、徐庆华、刘艳应依约对富邦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粤华企业要求袁洪波、徐庆华、刘艳对富邦盛公司应返还粤华企业款项500万元及其利息556454.22元、借款10万元及其利息8999.11元的主张，因本案《担保书》已明确约定担保的范围为粤华企业支付给富邦盛公司的500万元物业收购款，故粤华企业主张的借款10万元及其利息8999.11元已超出袁洪波、徐庆华、刘艳的担保范围，对于该借款10万元及利息8999.11元，法院不予支持。刘艳、富邦盛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做出书面的答辩，应视为其放弃答辩及提交有效证据的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艳、袁洪波、徐庆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对[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中裁决深圳市富邦盛贸易有限公司对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以5556454.22元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1458元，由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负担990元，袁洪波、徐庆华、刘艳负担50468元。
经审理查明，富邦盛公司（甲方）与粤华企业（乙方）签订的《合同书》第2.2.1条约定“在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乙方先行支付物业收购款人民币500万元给甲方，用于本项目的办理费用，甲方用其享有的土地合作开发权利的深圳市富邦盛贸易有限公司55%股权作质押、刘艳女士、徐庆华女士及袁洪波先生愿意为该款做担保（担保声明为本合同之附件二）。甲方应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请、办理股权质押备案（股权质押协议见附件三），在国土部门对本项目的合作建房批准后，股权质押及第三人的担保解除。同时，甲方须就本合同书事宜告知深圳市马一围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马二围股份合作公司，明确乙方为本项目的开发及投资人。甲方须引导乙方与深圳市马一围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马二围股份合作公司之领导正式见面，确认《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有效性，并确定乙方作为本项目投资方的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达至的当日或次日，乙方支付甲方500万元。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500万元后，甲方须向乙方提交深圳市马一围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马二围股份合作公司均出具书面的意见，同意甲方与乙方的合作，同意由甲方和乙方共同享有其与甲方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权利。”《合同书》第2.2.2条约定：“甲方须在本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办妥本项目有关返还用地开发指标手续或者获取政府批文，取得批准后，乙方提交物业收购款4000万元在指定的银行账户监管，监管的银行及账户由乙方提供、私章印鉴由甲方提供。”
再查明，出质人（甲方）刘艳与质权人（乙方）粤华企业于2009年9月8日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双方签订《合同书》，由粤华企业先行支付500万元给刘艳用于项目推进。为确保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要求履行义务，刘艳自愿以其所有的在富邦盛公司投资的55%股权质押。刘艳提供的担保物权所担保的粤华企业的债权为：粤华企业依照该《合同书》向甲方发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元）的本金、利息、罚息和其他粤华企业享有的权利。粤华企业可以变卖刘艳抵押的财产（质押的富邦盛公司股权）用以归还该500万元的本金、利息及罚息，以及承担《合同书》单方中止对乙方的赔偿。合同还约定，本合同是《合同书》的组成部分，经双方签章并股权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在《合同书》中明确的项目公司成立之后终止。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09年9月10日办理了富邦盛公司股权出质登记，将刘艳55%的股权质押给粤华企业。
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作出生效的[2014]深仲裁字第80号裁决书查明，富邦盛公司与粤华企业签订《合同书》当日，刘艳与粤华企业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以刘艳所有的富邦盛公司的55%股权作质押，优先清偿500万元的项目推进费用及该款利息。本合同是《合同书》的组成部分，双方签章并自股权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在《合同书》中明确的项目公司成立之后终止。该裁决书认定，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通过协商解除《合同书》，故《合同书》于2012年3月18日解除。《股权质押合同》因《合同书》中明确的项目公司“深圳市佳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日成立已至届满，根据担保法的规定，粤华企业应当在2010年6月1日前要求出质人承担保证责任或将质押股份拍卖、转让折抵债务，粤华企业放弃出质权的行为免除了《股权质押合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关于富邦盛公司55%股权的出质人的问题，《合同书》第2.2.1条约定的出质人系富邦盛公司，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系富邦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艳作为出质人。综合工商登记的股权持有情况和股权备案信息，本院认定富邦盛公司55%股权的出质人应系富邦盛公司的股东刘艳，而非富邦盛公司为自己的债务以自身公司股权提供担保，《合同书》第2.2.1条约定的富邦盛公司作为55%出质人应系笔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富邦盛公司作为55%股权的出质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争议焦点系袁洪波、徐庆华是否需要对富邦盛公司对粤华企业应承担的返还责任承担保证责任。
从《合同书》和《担保书》的内容分析，《担保书》与《合同书》中2.2.1条的条款中关于袁洪波、徐庆华对粤华企业支付给富邦盛公司的500万元在富邦盛公司未能履约的情况下富邦盛公司的返还责任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内容清晰，表达一致，且并非对整个《合同书》的保证，是确定的。另外，结合刘艳与粤华企业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的约定分析，《担保书》和《股权质押合同》均为《合同书》的合同附件，系本案各方为《合同书》中粤华企业支付的5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亦可得出《担保书》和《股权质押合同》均并非对整个项目合同的履行设定保证责任的结论，其对应的主合同义务应该是富邦盛公司对粤华企业支付500万元的返还责任。粤华企业和富邦盛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富邦盛公司应返还500万元的义务已经仲裁裁决认定，且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故《合同书》的合同效力并不影响袁洪波、徐庆华保证责任的效力，袁洪波、徐庆华以《合同书》被仲裁裁决认定未生效而后解除主张其从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粤华企业支付500万元的时间和条件，《合同书》第2.2.1条约定“在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乙方先行支付物业收购款人民币500万元给甲方”，该条款后部约定“在上述条件达至的当日或次日，乙方支付甲方500万元”系对粤华企业付款条件的补充说明，故粤华企业在《合同书》签订次日即向富邦盛公司支付50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担保各方应对粤华企业支付的5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袁洪波、徐庆华以粤华企业支付500万元的条件尚不具备为由主张担保条件未生效、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保证责任是否已经超出保证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系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本案中，需要明确的是保证责任的起算时间，才能分析本案的保证责任是否超出保证期间。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时间系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因袁洪波、徐庆华的保证责任源于富邦盛公司对粤华企业承担的返还义务，而《合同书》第2.2.1条中并未约定富邦盛公司返还500万元的条件和期限，故在富邦盛公司和粤华企业在2012年3月18日一致解除合同后，500万元债务的履行期限才开始起算，至粤华企业于2012年8月8日第一次申请仲裁，未超出半年的保证期间。而袁洪波、徐庆华以主合同的履行期间为三个月，从合同签订开始起算三个月届满即作为保证期间的起算之日为由，主张因保证期间六个月届满而免除保证责任，系错误理解主债务的履行期间。《合同书》第2.2.2条约定的三个月履行期间系针对富邦盛公司在合同生效后取得政府批文的履行期间及由此产生的粤华企业支付4000万元在监管账户的义务，与袁洪波、徐庆华担保的500万元并非同一条款所规定的合同履行期间，更非袁洪波、徐庆华所担保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间。故袁洪波、徐庆华关于本案的保证期间届满而保证责任免除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富邦盛公司与粤华企业协商延长的是办理土地批复的时间，该期限并未涉及返还500万元义务这一主债务的履行期间。故袁洪波、徐庆华以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延长土地批复时间为由主张未经担保人同意延长主债务履行期间而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袁洪波、徐庆华未有证据证明粤华企业与刘艳、富邦盛公司的另案借款合同500万元系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而产生，且在该借款经仲裁、法院执行而实现债权的情况下，袁洪波、徐庆华亦未有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对该债务的抗辩行为，故袁洪波、徐庆华主张粤华企业与富邦盛公司串通而加重其担保责任，请求免除其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由此可知，对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选择实现物的担保或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刘艳以自己持有的富邦盛公司的55%股权提供质押，办理了质押登记，且同时作为保证人向粤华企业出具《担保书》，承诺承担保证责任，即富邦盛公司返还500万元的主债务既存在刘艳提供的股权质押，也存在袁洪波、徐庆华及刘艳提供的人的保证，且在《合同书》及其合同附件《担保书》、《股权质押合同》中各方均未约定担保物权的实现顺序。因此，在股权质押并非债务人富邦盛公司提供的情况下，债权人粤华企业有权选择实现担保的方式，《股权质押合同》是否实现并不影响粤华企业要求袁洪波、徐庆华承担保证责任，袁洪波、徐庆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主张粤华企业应在放弃股权质押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为新法，对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和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实现顺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不同，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粤华企业可以选择实现物的担保还是保证人的担保责任，《股权质押合同》的责任是否实现并不影响袁洪波、徐庆华作为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富邦盛公司应返还粤华企业5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上诉人袁洪波、徐庆华在担保书中明确对此承担民事赔偿连带责任，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排除主债权以外的其他费用的情况下，且在上诉人袁洪波、徐庆华对主债务的利息亦应承担保证责任。袁洪波、徐庆华主张其对主债务利息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458元，由上诉人袁洪波、徐庆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瑞香
审判员 唐国林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曾秋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