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4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春芳，女，1968年9月10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辽源市龙山区。
委托代理人吴玉军，男，1964年1月20日生，满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丰支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通化市新山路**号。
负责人宋亚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佳，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春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14）梅民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于春芳一审时诉称，2013年5月30日，原告将承包梅河口市万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吉E327**号大型客车向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均为2013年5月31日0时起至2014年5月30日24时止。2013年8月28日10时55分许，原告雇佣的司机毕春雨驾驶吉E327**号客车行驶到东丰县东丰镇东粮路东丰县粮库大墙外时与行人丁鹏相撞，丁鹏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毕春雨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丁鹏为城镇居民，现年52周岁，支出抢救费用20954.37元。2013年9月2日，经东丰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给付丁鹏妻子和儿子人民币40万元。之后，原告将各种索赔手续交于被告，被告于2013年10月16日赔付原告人民币310907.94元。因原告的吉E327**号车向被告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合计为32.2万元，而被告只赔付原告310907.94元，扣除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尚少赔偿9092.06元。故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原告保险金9092.06元。
原审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一审时辩称，被告是按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二○一二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的通知对原告进行赔偿的，这个赔偿标准也得到了原告本人的认可。原告自愿赔付给死者40万元，是事故双方达成的协议，与被告无关。被告是依据实际发生的金额对合理部分进行赔偿，因原告实际发生的金额没有达到保险金额的上限，所以被告只赔偿原告310907.94元，不同意再赔偿原告9092.06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30日，原告于春芳与梅河口市万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客运线路单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经营吉E327**号客车。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人民币20万元）。2013年8月28日10时55分，原告雇佣的吉E327**号客车司机毕春雨驾驶吉E327**号客车沿东丰镇东粮路东丰县粮库大墙外路段由东向西超速行驶至东丰县粮库大墙外时，与前方由北向南横过公路的行人丁鹏相撞，造成丁鹏经东丰县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的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经东丰县交警队认定，毕春雨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丁鹏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与丁鹏家属经东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于2013年9月2日达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原告于春芳一次性赔偿丁鹏家属人民币40万元，原告于春芳于当日向丁鹏家属支付赔偿款40万元。之后，原告向被告提交保险理赔材料，双方于2013年9月24日签订机动车辆保险人伤费用清单，约定按照吉林省2012年度赔偿标准，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按70%进行赔偿。被告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人民币12万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89305.64元。清单签订后，被告按清单约定支付原告交强险理赔款人民币12万元，因清单数额计算有误，被告实际支付原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款人民币190907.94元，两项合计人民币310907.94元。现原告以被告未按保险限额赔偿保险理赔款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9092.06元。被告以赔偿标准与赔偿比例系原告认可，原告实际损失数额并未达到保险限额为由拒不给付。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应否再赔付原告保险理赔款9092.06元，问题在于本案中涉及的交通事故应适用2012年度赔偿标准还是适用2013年度赔偿标准、理赔比例应按70%还是按80%确定。在被告向原告理赔时，双方就理赔款数额签订了机动车辆保险人伤费用清单，即双方对理赔标准和理赔比例均达成一致，并形成协议。该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显失公平，且不违反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双方均应信守。费用清单签订后，被告已按费用清单约定履行了保险理赔款的给付义务，现原告以理赔标准和理赔比例不合理为由起诉要求被告再给付保险理赔款9092.0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于春芳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于春芳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本案赔偿标准应适用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确定。上诉人在领取保险金时也要求被上诉人按照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履行，被上诉人答复“你去法院起诉吧”，当时接近年关，上诉人急于用钱偿还债主，迫于无奈才在赔偿协议上签字，原审认定赔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当。被上诉人的做法违背了保险原则中的公序良俗与最大诚信原则，其应按保险合同约定再予赔偿上诉人保险金9092.06元。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原审判决合理合法，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违反原则的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应否给付上诉人于春芳保险理赔款9092.06元存有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上诉人于春芳主张，上诉人签字同意被上诉人赔偿310907.94元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同意这是最终的保险金赔偿金额，也不意味着上诉人放弃向被上诉人再次请求赔偿的权利。因为事故发生之后，上诉人共计赔偿受害者家属40万元，该40万元赔偿款基本都是花高利息借来的，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签字时己临近过年，上诉人所欠的借款也承诺在过年前向被借款人偿还，所以上诉人为了尽快偿还债务也只能先领取保险公司的大部分赔款。被上诉人的态度是“这是我们公司确定的赔偿金额，你如果不同意就起诉”，该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胁迫，因为如果进行诉讼不仅要拖七、八个月的时间，并且利息损失也会超过所欠借款的金额。被上诉人的做法明显违背了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其行为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上诉人与受害人丁鹏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9月2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应按2013年度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被上诉人在赔偿中是依据2012年度的标准，而且用70%的比例进行赔偿，司法实践中，行人与机动车发生事故一般都是按80%的比例进行赔偿，可见被上诉人在核定损失时，是按最低的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比例，是一种“显失公平”的做法，该行为于法无据，己被全国多家人民法院的判决所否定。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赔偿数额合法有效。该案件在理赔时并没有诉讼，所以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中上一年度的说法，而且双方经协商所适用的赔偿标准合理合法，内容和形式上均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违反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一说。更为重要的是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商业险理赔款时，发现赔偿协议的理赔数额不正确，少支付上诉人近千元后，主动将商业险的理赔金额提高至190907.94元，这更是被上诉人遵守诚信原则的体现；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个案更有所不同，上诉人不能依据其他案件的判决结果在本案中主张，原审判决合法合理，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就其承包的营运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双方就如何依据保险合同进行理赔已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已在核损单上签字确认并领取了理赔款。该核损单即保险人伤费用清单，系双方当事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就相关赔偿标准及赔偿比例经确认一致后所达成的理赔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完毕，双方保险理赔事宜已经终结，上诉人再依据原保险合同，要求被上诉人追加赔偿保险理赔款9092.06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对其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签订核损单系受被上诉人胁迫，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庭审中陈述，核损时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如果不同意核损单核定的理赔数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因其外欠高息债务即将到期，故被迫在核损单上签字。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该告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接受该核损标准并签字确认领取理赔款的行为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判断。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于春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向阳
代理审判员 盖晓晨
代理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单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