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9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思琦，女，198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媚，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庭楷，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彬，男，196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梓荣，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莉，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雷德铭，男，198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冯思琦因与被上诉人黄国彬、原审被告雷德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国彬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雷德铭、冯思琦归还借款人民币34万元及其利息暂计5万元（1、10万元，从2014年7月23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5万元，从2014年8月1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3、3万元，从2014年8月26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4、4万元，从2014年9月19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5、4万元，从2014年12月29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6、2万元，从2014年12月29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7、6万元，从2014年12月30日开始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本金利息合计39万元。二、诉讼费由雷德铭、冯思琦负担。原审法院查明，黄国彬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4年7月23日的借据（借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100000元，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利息）；对应2014年7月23日黄国彬向雷德铭尾号为5709的中国银行账户的转账凭据（转账金额为92000元）；2、2014年8月1日的借据（借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利息）；对应2014年8月1日黄国彬的中国银行的客户回单（取款金额为50000元）；3、2014年8月26日的借据（借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30000元，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利息）；4、2014年9月19日的借据（借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40000元，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利息）；5、2014年12月29日的借条（借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20000元，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约定利息为每月2%）；对应2014年9月30日黄国彬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取款金额为20000元）；6、2014年12月29日的借条（借条中约定借款金额为40000元，借据期限为六个月，还款期限为2015年6月30日前，约定利息为每月2%）；对应2014年11月13日黄国彬的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凭证（取款金额为40000元）；7、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借条中约定借款金额为60000元，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约定利息为每月2%）；对应2014年10月29日黄国彬的配偶李艳崧向雷德铭尾号为5709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的客户回单（转账金额为60000元）。黄国彬主张3、4号借据暂未找到取款凭证，借条5、6、7是在同一日倒签。对黄国彬提供的证据冯思琦确认前述借据、借条都是雷德铭书写的，但冯思琦没有参与到借款交�过程当中。此外认为借据、借条不能证明黄国彬主张的内容，黄国彬的取款不能证实与雷德铭相关或者将取款交付给了雷德铭；既然黄国彬认为5、6、7号借条是事后倒签的，这些借款都发生在2014年12月29日之前，借款时完全可以汇总签在同一借条上，黄国彬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有部分款项是由李艳崧转账的，雷德铭与李艳崧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等纠纷，冯思琦方并不知情，所以借条7对应的李艳崧的转账是否与本案有关无法确认。另查明，雷德铭、冯思琦于2011年5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2月6日登记离婚，本案争议的债务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再查明，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据黄国彬的申请于2015年4月22日作出的（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525-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雷德铭、冯思琦名下价值390000元的财产。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法律保护。根据黄国彬提供的借据、借条，可得出雷德铭与黄国彬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依据黄国彬提供的转账凭证（借据1、借条6，共计152000元）、取款凭证（共计110000元），足以证实黄国彬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故雷德铭应当按照借据、借条所载承担向黄国彬还款借款本金340000元的义务。关于利息的计算，双方仅在借条5、6、7中约定了利率标准为每月2%，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他借据、借条既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利率标准，应该区别开来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的规定，对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的借款黄国彬可自催告还款之日（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16日起）要求雷德铭按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即：1、从2015年4月16日开始以1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从2015年4月16日开始以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3、从2015年4月16日开始以3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4、从2015年4月16日开始以4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5、从2014年12月29日开始以40000元为本金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6、从2014年12月29日开始以20000元为本金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7、从2014年12月30日开始以60000元为本金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为方便�算，相同标准和起算日期的予以合并：即第1-4予以合并为：从2015年4月16日起以22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即第5-6合并为：从2014年12月29日起以60000元为本金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关于冯思琦的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冯思琦作为雷德铭的配偶，现无证据显示两人实行的是夫妻财产分别制，无证据证实本案所涉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黄国彬要求冯思琦共同清偿债务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雷德铭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到庭�诉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雷德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本金340000元以及利息给黄国彬（利息应分段计算：1、从2015年4月16日起以22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从2014年12月29日起以60000元为本金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3、从2014年12月30日开始以60000元为本金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冯思琦对前述第一项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国彬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150元、保全费2470元，均已由黄国彬预缴，应由雷德铭、冯思琦负担。如需公告送达的，公告费由被公告人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后，上诉人冯思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并未对借款具体情况作出认定，忽视了本案基础事实，因而作出的判决亦是有误的。1、涉案借款金额、借款次数及频率已经有违夫妻日常生活的需求范围。按照黄国彬所称的借款金额及时间，雷德铭第一次借款时间为2014年7月23日，最后一次借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亦即雷德铭在短短不足5个月的时间向黄国彬借款了金额总计34万元的借款。第一，关于�款金额，冯思琦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月平均收入有7000至8000元，足以应付整个家庭的日常开支。更重要的是，雷德铭由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征用，在2014年上半年取得了15万元以上的分配，完全足够一个家庭当年的日常开支。第二，关于借款的次数及频率，次数频繁，金额从2万元到10万元，在黄国彬没有证据证明雷德铭与冯思琦存在家庭大额支出情况的前提下，如此大额和频繁的借款若是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支出亦有违常理。故在黄国彬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雷德铭与冯思琦之间的家庭出现需要大笔资金的情况下，结合涉案借款金额、次数、频率，显然涉案借款有违夫妻日常生活的需求范围，但一审判决并未就此作出一个合理认定。2、黄国彬并未就借款原因给予合理说明。黄国彬在起诉状中诉称雷德铭借款是基于生意资金周转所需，其后在庭审中陈述雷德铭是基于家庭生活及经营需要，后再次变更为雷德铭是基于建房所需，但黄国彬均未就这些前后不一的说辞提交过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相反，雷德铭由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征用，每名村民均可分配到每人约35平方米的公寓，且结合前述雷德铭根本不存在基于夫妻日常生活或因建房所需借款的情况。故黄国彬所陈述的借款原因不可信。而黄国彬作为一个意思表示健全的正常人，从社会生活经验出发，完全可以认知到涉案借款有违夫妻日常生活的需求范围，在黄国彬无法就借款原因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黄国彬根本没有善意相信雷德铭的借款是用于夫妻家庭生活的基础。3、黄国彬提交的一审证据均未能体现冯思琦就涉案借款存在任何举债的合意。第一，从黄国彬提交的《借条》以及有关汇款凭证等可见，与黄国彬存在借款关系的仅仅只是雷德铭，冯思琦并没有参与到�体的借款活动中。黄国彬亦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涉案借款与冯思琦存在关联，或冯思琦对涉案借款是存在举债的合意。第二，黄国彬在庭审中亦确认与雷德铭相识多年，黄国彬亦知道冯思琦存在，黄国彬完全有条件及有可能将借款事实告知冯思琦，但黄国彬不仅未曾要求冯思琦在雷德铭出具的《借条》上作为借款人签名，且在出借款项后亦没有要求过冯思琦进行事后确认，甚至在本案起诉前黄国彬亦不曾与冯思琦联系及要求归还借款、利息。由此可见，黄国彬在明确雷德铭向其借款的金额已远远超出了因夫妻日常生活需要范围，涉案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知悉雷德铭无业无还款能力等情况下，借款时却无要求冯思琦签名，在借款无法清偿时未联系冯思琦，甚至继续频密地向雷德铭出借合共34万元，显然黄国彬向雷德铭提供款项时根本没有出借给雷德铭、冯思琦夫妻二人的意思表示。然而，一审判决却只是简单直接认定涉案债务是发生在冯思琦与雷德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这一事实，并未就冯思琦对涉案借款是否存在举债合意等情况作出任何认定，据此作出的判决亦是有误的。二、一审判决未结合本案借款情况，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内在本质应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只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或者是夫妻一方的日常家事代理行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为夫妻共同举债等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亦即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应为该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但如前所述，涉案借款显然并未用于雷德铭、冯思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日常家庭生活支出，不符合日常家事代理之目的的举债，不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冯思琦亦不应就雷德铭的个人债务承担任何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雷德铭与冯思琦并未就涉案借款存在举债的合意，涉案借款显然亦超过了夫妻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在黄国彬未提供任何证明雷德铭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需要的范围，那么涉案借款即应为雷德铭的个人债务，并非雷德铭与冯思琦的夫妻共同债务，冯思琦不应就此承担任何的清偿责任。而且冯思琦与雷德铭的婚姻关系仅维持了三年多，冯思琦对雷德铭的借款行为及其用途均不清楚，若要冯思琦为这段短暂的婚姻而背负如此大的债�，对冯思琦极不公平。综上所述，冯思琦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黄国彬要求冯思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黄国彬承担。被上诉人黄国彬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冯思琦作为雷德铭的配偶，在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及的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冯思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雷德铭答辩称，同意冯思琦的上诉意见。冯思琦不知道雷德铭有赌球，当时雷德铭赌博输了，心情不是很好，有对冯思琦家暴过，后来双方离婚了。本院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询时，冯思琦提交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谢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作为证据，拟证明雷德铭作为该村村民，在2014年7月份取得15万元的分配款，足以证实在雷德铭与冯思琦家庭里，雷德铭与冯思琦不需要向外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黄国彬质证称，该证据是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谢村村民委员会盖章，但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分配款项是16多万元，黄国彬认为分配的款项有多少，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能代表冯思琦、雷德铭不对外举债。再查明，二审期间，雷德铭到庭接受询问称，涉案七张借据、借条均是雷德铭向案外人邓庆祥出具，因邓庆祥要求，故雷德铭出具借据、借条时未填写出借人；双方约定的都是每月8分利息，每张借据、借条的款项都扣除了一个月8分的利息；借款交付有现金，也有转账，不清楚实际转账人是否邓庆祥；雷德铭通过现金和支付宝转账方式向邓庆祥还款，基本�是现金还款，少部分支付宝转账，所有还款邓庆祥均未出具过收据；涉案借款用于还赌债或赌博；黄国彬、邓庆祥与赌博没有关系。本院认为，黄国彬提起本案诉讼提供了七张借据、借条原件，虽然借据、借条上没有载明出借人，但雷德铭、冯思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借款的债权人并非黄国彬，故雷德铭抗辩未向黄国彬借款，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冯思琦、雷德铭主张涉案借款交付时扣除了一个月利息、雷德铭已偿还部分款项，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雷德铭向黄国彬所借款项是否属于雷德铭和冯思琦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于雷德铭和冯思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冯思琦未提供证据证实雷德铭和冯思琦约定涉案借款为雷�铭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雷德铭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黄国彬知道该约定，故涉案借款原则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冯思琦主张涉案借款是赌债或涉案借款用于偿还赌债，除雷德铭的陈述外，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冯思琦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据此，冯思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冯思琦作为雷德铭的配偶应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对黄国彬要求冯思琦共同清偿债务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冯思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上诉人冯思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