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砚民初字第727号
原告杨朝富，男，1983年5月6日生，住砚山县。
委托代理人尹保斌，缘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王友万，男，1971年3月14日生，住砚山县。
委托代理人吴玉江，力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陶佑红，男，1968年5月8日生，住砚山县。
委托代理人张正荣，力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李永跃，曾用名李国兴，男，1979年9月13日生，住砚山县。
原告杨朝富与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李永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存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朝富及其委托代理人尹保斌，被告王友万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玉江，被告陶佑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正荣，被告李永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朝富诉称，2015年3月，被告王友万和陶佑红两人共同承包了被告李永跃的旧房拆除工程，被告王友万为了能让工程早点完工，找到亲戚王某某，并要求王某某为其多找点工人一起做工，工人工资由其和陶佑红两人支付。王某某经过寻访后找到我，我表示同意一起做工，并于同年3月5日开始与王某某、被告等人（除被告李永跃）一起为被告李永跃拆除旧房，经过四天的施工，被告李永跃家的旧房已经拆除部分，施工工作一直顺利进行，直到同年3月8日，我和王某某等人对房屋阳台的墙体进行拆除，我和被告王友万站在墙脚的一端拆墙，被告陶佑红和王某某站在墙脚的另一端拆墙，当施工一个多小时后，所拆墙体倒下将我压在下面，被告等人见状，急速将我从倒塌的墙体中救出并送往西畴县医院抢救，后因伤情较重，转到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医院诊断，我的伤为：尿道断裂、骨盆粉碎性骨折、右腓骨骨折、性功能障碍等。治疗出院后，经文山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我的伤为八级伤残，需后续治疗费5900.00元。综上所述，我认为，被告王友万和陶佑红共同承包被告李永跃家的旧房拆除工程，并雇请我和王某某等人进行旧房拆除工作，我和被告王友万、陶佑红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我在施工过程中被墙体倒塌致伤，其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永跃作为发包人明知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没有相应资质而把拆房工程发包给王友万和陶佑红，其行为具有明显过错，应当与王友万和陶佑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自事故发生以来，除被告李永跃支付了2100.00元费用外，其余被告分文未出。现我不仅受伤致残，并导致性功能障碍，无法与妻子过正常的性生活，使我心理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痛苦，故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判令被告共同连带赔偿我医疗费32254.52元、误工费8512.00元（从2015年3月8日受伤之日至同年7月2日定残日前一天为112天）、护理费4560.00元（76元∕天×6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00元（100元∕天×60天）、残疾生活补助费44736.00元（7456元∕年×20年×30%）、后续治疗费59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营养费5000.00元、鉴定费1200.00元，共计158162.52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2100.00元，现赔偿156062.52元。
被告王友万辩称，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我的答辩意见如下：首先，我与陶佑红并未共同承包被告李永跃的旧房拆除工程，原告杨朝富与我和陶佑红、王某某等人之间属合伙关系，我们都是共同的承揽人，我作为该工程的共同承揽人之一在这个工程中仅仅起到一个代表人的作用，并非如原告所说的工程由我和陶佑红共同承包。其次，我不是劳务接受者，而是劳务提供者，在本案中，我和陶佑红均未向任何人支付工资，也未雇佣任何人为我们做事，我和原告等人所做的拆旧房工程都是同工同酬的劳动工人。另外，原告是王某某找来的，并不是我找来的，除非原告是被王某某雇佣，不然在这个打工团队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谁雇佣谁。再次，原告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其已具备我国法律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意识到该工程的危险性而轻视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其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综上所述，我认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之规定，我与被告陶佑红并非侵权人，按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我也不是接受劳务的一方即雇主，因此，我不应当承担本案案由前提下的赔偿责任，请法院依法核实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陶佑红辩称，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我的答辩意见如下：首先，我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我与原告均是为房主李永跃拆除旧房，我未向原告支付工资，而工资是按每个人出工的天数计算。在整个拆旧房工程中我与王友万、王某某及原告等人是同工同酬的工友关系。其次，原告受邀做工并不是受我的邀请，对原告在做工过程受伤一事我感到惋惜，但是，提供劳力做工拆墙一事本身就存在危险性，原告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最基本的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意识是具备的。同时《建筑工人安全施工手册》第三十七条第8项规定禁止挖“神仙土及神仙墙”，本案被拆除房屋墙坍塌是先拆除房屋墙底的不当操作（挖神仙墙）造成的，因此原告被压受伤的后果，其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再次，我与原告及王友万、王某某等五人之间是合伙关系，我们作为该工程的共同承揽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合伙关系内部，各合伙人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按份责任，即按各合伙人在合伙中的份额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而不是文中所述的收益补偿责任。综上所述，我在本案中不是劳务接受者即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我不应承担本案案由前提下的赔偿责任，即使承担也仅是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人责任份额，且对我应承担的合伙责任，原告须另案起诉，因此，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永跃辩称，我的房子是包给被告王友万拆，我们之间签有合同。事发后，我已给原告公心费460.00元，在本案中，我没有责任，原告的损失不应由我赔偿。
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王友万、陶佑红与原告杨朝富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合伙关系；2、被告李永跃在本案中应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杨朝富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4、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及三被告的户口证明各一份，以证明①原、被告的身份情况及本案主体资格适格的事实；②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民标准计算的事实。
2、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对王某某、杨某某的调查笔录各一份，以证明①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承包李永跃家的旧房拆除工程，并雇请原告和王某某进行旧房拆除工作，原告和被告王友万、陶佑红之间即形成了雇佣关系，而原告在施工过程中被墙体倒塌致伤，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适格，且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②被告李永跃作为发包人在明知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没有任何相应施工资质而把拆房工程发包，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其在本案中主体资格适格，并应当与王友万、陶佑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文山州人民医院病情证明一份、出院记录一份、砚山县人民医院病情证明四份、出院证三份，以证明①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造成尿道断裂、骨盆骨折、右侧腓骨骨折、性功能障碍等损伤及损伤的程度，并造成精神损害的事实；②原告住院治疗60天（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17天、砚山县人民医院住院43天），住院期间加强营养，具有营养费的事实发生，其相应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在计算赔偿上具有明确依据的事实。
4、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医疗费收据一份、砚山县人民医院住院医疗收费收据三份，以证明原告在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发生的医疗费计19657.04元、在砚山县人民医院住院发生的医疗费计12597.48元，共计32254.52元。
5、文山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两份、鉴定费发票一份，以证明①原告损伤经过司法鉴定为八级伤残，需后续治疗费5900.00元（其费用支出仅是原告定期尿扩张和复查所支出的费用，其性功能障碍的治愈费用尚未确定）；②伤残等级和后续医疗费两项鉴定发生的鉴定费为1200.00元。
经质证，被告王友万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是侵权人和雇主，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对2号证据认为证人王某某和杨某某的话相互矛盾，即“工资凭王友万给”，再说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对其证言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观点有异议；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医疗费有部分农村合作医疗已报销；对5号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后续治疗费应等实际发生后再解决，不合在本案中解决。
被告陶佑红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的观点；对2号证据认为证人未到庭，对其证言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该证据上未显示；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只认可原告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应待实际发生后方能解决。
被告李永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其质证意见与被告王友万、陶佑红的一致。
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对其答辩理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李永跃对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拆房合同书一份，以证明其与被告王友万签过拆房合同，安全问题与其无关。
2、“公心补助”一份，以证明其出于人道，已补给原告460.00元，其他不再支付。
3、收条一份，以证明李永跃已拿着460.00元给原告，当时是原告的妻子收的钱。
经质证，原告杨朝富对被告李永跃提交的1号证据认为该“合同书”中第一、三条有效，能证实李永跃将自己的拆房工程承包给王友万，发包人是李永跃，承包人是王友万，合同书中的第二条无效，因其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对2号证据认为其证实的内容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认为原告的妻子收到460.00元是事实，但收460.00元并非原告的意愿，也非原告委托其妻子这样办理。
被告王友万对被告李永跃提交的1号证据认为该“合同书”无效，因不符合合同的生效要件；对2、3号证据无异议。
被告陶佑红对被告李永跃提交的1号证据认为该“合同书”无效，因双方签字后应盖手印，合同达不到成立的有效要件；对2、3号据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
经过当事人对上列证据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杨朝富提交的1号证据证实了原、被告的基本情况，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即对王某某、杨某某的调查笔录），本院结合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综合认定；对原告的提交的3、4、5号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但4号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已实际支付医疗费32254.52元。对被告李永跃提交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认定，但对该“拆房合同书”中第二条约定，对被告李永跃以其证明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观点本院不予认定；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观点本院不予认定；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过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杨朝富系被告王友万的堂妹婿，被告陶佑红系被告王友万的姐夫。被告李永跃因有旧房要拆除，2015年3月3日被告王友万和陶佑红一同与被告李永跃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份《拆房合同书》，合同载明：“甲方李永跃、乙方王友万，一、整个房屋的瓦、木料、墙土、阳台全部拆完拉出干净，其中，阳台拆完拉放天井内；二、在施工过程中，乙方必须配合甲方协议，施工安全，乙方自己承担，甲方不负责任；三、全部包干，玖仟陆佰元整，暂付陆佰元，施工完后付清…。”签合同时被告王友万称只要他一个签名就准了，故被告陶佑红未在拆房合同书上签名按印。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李永跃暂付了陆佰元给被告王友万。合同签订后，被告王友万打电话给王某某，要求王某某为其找两个人拆房，王某某找了原告杨朝富，杨朝富又为其找了杨某甲，拆房工程结束再结算工钱。2015年3月5日，被告王友万、陶佑红，王某某、杨某甲及原告等人开始拆除被告李永跃家的旧房，拆房工具由被告王友万、陶佑红，王某某、杨某甲及原告等人自带，不能带的用被告李永跃家的工具。同年3月8日上午原告和王友万在阳台的一端拆墙，王某某和陶佑红在阳台的另一端拆墙，在拆墙过程，当日11时许因墙倒塌将原告压在墙下，被告王友万等人见状，急将原告从倒墙下救出，并送到西畴县人民医院救治，因伤情严重即转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3月25日出院，住院17天，经诊断原告的伤为：尿道断裂、骨盆骨折、右侧腓骨骨折。出院医嘱为：1、多饮水，加强营养；2、6周后复诊拔尿管，若排尿正常，可拔造瘘管；3、骨盆骨折，卧床3月，每月复查1次X片，右下肢石膏固定4周；4、不适随诊。医疗费为19657.04元，医疗保险报销后，原告实际支付医疗费7071.74元。因伤未治愈，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至4月12日；201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2015年5月21日至6月7日三次到砚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43天，医疗费为12660.48元，新农合报销减免后，原告实际支付的医疗费为1826.56元。2015年7月3日原告的伤经文山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八级伤残，需后续治疗费5900.00元，原告支付鉴定费1200.0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王友万用被告李永跃支付的拆房款支付了原告的医疗费2180.00元，2015年3月17日被告李永跃出于公心给了原告460.00元。另查明，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均无拆房资质，也未拆过房，被告李永跃将拆房工程承包给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时，也未对其是否有拆房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等进行审查，原告杨朝富在此之前也未做过拆房工作，拆房时，原、被告均未对拆房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危险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事故发生后，因双方对赔偿事宜未能达成协议，原告为此诉至本院。在审理中经调解，因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根据上述规定，本案被告李永跃将自己的旧房拆除工程以9600.00元承揽给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拆除，被告李永跃与被告王友万、陶佑红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被告李永跃将旧房拆除工程承揽给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时未对其是否具有施工资质，是否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特定的生产工具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对定作人的选任存在过失，故对原告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原告主张被告李永跃作为发包人应与王友万、陶佑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向被告李永跃承揽拆房工程后，雇请了原告杨朝富等人为其施工，被告王友万、陶佑红与原告杨朝富之间形成了个人劳务关系；原告杨朝富在拆墙过程中，被倒塌下的墙体致伤，是在工作过程之中，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和原告杨朝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被告王友万、陶佑红明知自己无拆房资质，也未实施过拆房工程，应知道拆房存在一定的危险，但其未为原告等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也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原告杨朝富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此之前从未做过拆房工作，其应当知道拆房包含的拆墙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拆墙工作中应当注意对自己人身生命安全的保护，但由于自身不注意安全，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造成事故及损害事实的发生，原告杨朝富及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本案实际，确定被告李永跃承担10%的责任，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共同连带承担50%的责任，余下的责任由原告杨朝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杨朝富因伤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8898.30元，按原告提交的住院医疗费收据及原告实际支付的医疗费计算；2、误工费8512.00元；3、护理费456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00元；5、残疾赔偿金44736.00元，原告的以上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6、营养费1000.00元，根据原告的受伤程度及医院的医嘱酌情赔偿，原告要求赔偿5000.00元，其请求过高，本院不予支持；7、鉴定费1200.00元，按原告提交的发票计算；以上损失共计74906.30元。由被告李永跃赔偿74906.30元的10%，计7490.63元，减去其已支付的460.00元，现再赔偿7030.63元；由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共同连带赔偿74906.30元的50%，计37453.15元，减去被告王友万已支付的2180.00元，现再赔偿35273.15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赔偿后续治疗费5900.00元，因该费用现未实际发生，为了双方的合法权益，本案不作处理。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因在本案中原告存在过错，根据原告和被告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永跃辩称其与被告王友万签有拆房合同书，其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因此，被告李永跃与被告王友万在合同中约定施工安全由王友万承担，其约定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无效约定，对被告李永跃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友万、陶佑红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是劳务关系，其与原告、王某某、杨某甲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审理中对其辩称未提交证据证实，且庭审中双方认可与被告李永跃协商拆房事宜的是被告王友万和陶佑红，虽在合同上签名的只有被告王友万一人，但在庭审中王友万也称当时签合同只需其签名就准，合同签订后，被告王友万才打电话给王某某，为其找人拆房，王某某才找了原告，因此，对其辩称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李永跃赔偿原告杨朝富因伤造成的损失7030.63元，限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由被告王友万、陶佑红共同连带赔偿原告杨朝富因伤造成的损失35273.15元，限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杨朝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20.00元，减半收取1710.00元，由原告杨朝富负担684.00元，由被告王友万负担427.50元，由被告陶佑红负担427.50元，由被告李永跃负担17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被告不自动履行本判决，原告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判员 胡存焕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沈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