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5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76号金源大厦1栋9层904室。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曾振球，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锦辉。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福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鼎市龙安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小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盛德安，男。
上诉人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国立公司）与上诉人福建省福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福丰公司）因港口作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国立公司委托代理人曾振球、董锦辉、福丰公司委托代理人盛德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立公司原审请求法院判令：一、福丰公司立即向国立公司支付已实际履行卸船所产生的费用1，271，900元；二、福丰公司赔偿国立公司遭受的各项费用损失3，809，326.69元，直接利润损失3，073，103元。（以上两项共计8，154，329.69元，扣除福丰公司已经支付的1，049，500元，福丰公司仍应支付7，104，829.69元）；三、福丰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上述7，104，829.6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本案诉讼费用由福丰公司承担。
原审查明：
（一）关于双方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中的往来函情况。2012年10月6日，福丰公司与宁德市东港船舶清污有限公司（下称东港公司）签订《镍矿卸船作业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一、承包范围。1、福丰公司将进沙埕港镍矿从船上装卸、过驳、装车、水平运输至堆场或福丰公司厂区的整个作业（不包括堆场堆高）承包给东港公司。2、码头至堆场或福丰公司厂区的运输距离不得超过2公里，若运输距离超过2公里，则福丰公司应补助东港公司因此多出的油费成本，油价按当月市价计算。二、承包单价。1、福丰公司必须保证东港公司一年的装卸作业量不得低于80万湿吨，若实际作业总量不足80万湿吨则按80万湿吨计算。2、作业总量在100万湿吨以内，则承包单价每湿吨为23元。3、作业总量在100万湿吨或以上，则承包单价每湿吨为22元。4、数量及水量的确定以卸货港的第三方重量、水分检测报告为准。5、起始时间以第一艘船的到港日开始计算。三、支付方式与时间。1、福丰公司预付100万元款项，合同签订后6个工作日内向东港公司支付50%的预付款，余下预付款在通知到船日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2、福丰公司在进港船舶作业完毕收到相关费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东港公司支付已完成作业船只的承包费。3、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汇入东港公司指定的账户。4、预付款在今后的作业承包费结算时以每吨1.5元扣除，直到扣完为止。四、福丰公司的权利与义务。1、福丰公司应在第一艘船舶到港前6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东港公司，以便东港公司做好作业前准备。2、为保证东港公司作业能合理进行，福丰公司应做到合理到船，每月最多不超过15万吨（正负10%）的货量，最少不得低于5万吨（正负10%）的货量；若由于福丰公司生产或市场原因导致到货船不能按上述所述，福丰公司应及时向东港公司提出协商调整到货情况，以便东港公司调整作业方案。3、福丰公司必须保证水分不超过35%，若超过35%所产生的挖掘机费用由福丰公司承担。4、福丰公司负责协调当地部队的关系，但东港公司必须积极配合协调。五、东港公司的权利与义务。1、东港公司必须保证使用3艘驳船，在每艘船舶到港日起7日内完成卸货作业，10天内完成码头至堆场的运输作业。2、若由于东港公司的原因而造成7天内完成不了卸货作业，则因时间延误造成船舶滞港而产生的疏遣费及港口相关费用，双方各承担50%，若提前一天则奖励的疏遣费，双方各得50%。3、为了作业的顺利进行，东港公司负责协调处理好作业所在地有关部门的关系，以便作业顺利进行，但福丰公司应积极配合协调，相关的行政性收费由福丰公司承担。4、东港公司须提供承包单价每吨5元的相关正规费用发票。5、此承包作业中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由东港公司自行承担，与福丰公司无关。六、违约责任。1、若福丰公司违约，则赔偿东港公司的直接损失。2、若东港公司违约，则退还福丰公司预付款并赔偿福丰公司的直接损失。七、其它。…，5、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福丰公司码头投入使用之日自行终止。
2012年12月28日，福丰公司向东港公司发出联系函，通知东港公司2013年2月20日到一船货。
2013年1月4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关于要求确认船舶到港确切日期的函”。该函载明，东港公司准备与船舶出租方签订作业船舶租赁合同，确保三艘2000吨级过驳船舶于2013年2月17日前驶抵沙埕港区。在签订租赁合同后，东港公司必须支付船舶调遣费和第一个月的船舶租金，为了确保作业的顺利进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福丰公司再次函告船舶到港的确切时间。
2013年1月5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联系函，对福丰公司作业现场存在的几点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1、临时码头目前只处于基础状态，混凝土浇灌还未进行；2、码头前沿的清淤工作也未展开；3、江面养殖渔排越聚越多，在作业前如未进行移除，无法靠泊任何船只；4、由码头通往厂区的道路建设进度不够理想，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降坡，现在起至2月是福鼎的多雨季节，道路通车状况堪忧。希望福丰公司对以上问题进行确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希望福丰公司确认船舶实际到港时间，并要求尽快函复。
2013年2月1日，福丰公司向东港公司发出到货通知函，通知东港公司，2013年3月20日前到一船矿至福鼎沙埕港。
2013年4月10日，福丰公司向东港公司发出联系函，通知东港公司，福丰公司所订的运载镍矿船舶“蓝海迎新”轮于2013年4月12日早上9点到达沙埕港锚地，关于福丰公司的清污及清碎石工作会在船舶到港之前完工，请准备卸货过驳。
2013年4月10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关于码头前沿清除淤泥的函》，认为码头前沿的碎石和淤泥严重影响过驳船正常作业，要求福丰公司及时派人清理至30米外、2米深。若未及时清理导致船期延误，东港公司不负责。
2013年4月17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关于过驳作业期间存在若干问题反馈意见的函》，反馈如下问题：1、临时码头附近水域的清淤工作进度缓慢造成东港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可作业时间短、搁浅作业等不利及不安全的因素；2、作业范围内渔排清理工作未按东港公司要求全面展开，造成东港公司过驳船只在作业过程中钩破渔网，扯断渔民电缆，施工过程遭到当地渔民严重干扰；3、临时码头右侧的渔民修理渔船专用码头与靠泊码头毗邻，许多维修船舶与过驳船只停靠太近，若遇恶劣天气影响，极有可能造成大船撞小船的情况；且过驳船只在进港作业靠泊时，极易损坏该码头的设备，造成不安全因素。希望福丰公司及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强对渔排清理整顿工作，协调好与渔船维修专用码头的关系。
2013年4月26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关于过驳过程中存在若干问题的函》，反馈了如下问题：1、由于临时码头泊位设计不合理和清淤工作未及时完成造成东港公司在过驳过程中作业时间短，过驳量减少。并且东港公司租用的“钱塘工009”轮前仓底部由于撞击码头前沿大石4次，出现险情，其中3次为直径为8-20公分的破洞，另一次为长4米宽1米的凹痕，直接损害到船体主龙骨，使其变形，维修费用预计达38，000元。2、在东港公司已和当地村民代表达成让利协定的情况下，车辆运输车队在运输过程中仍屡次受到村民无理拦截，拦截理由均为噪音、扬尘空气污染、移民等因素，造成误工时间超过1天半，影响极坏。村民以此为借口在未知会的前提下于4月23日强行加入一部车辆进行运输；在运输过程中，车况不佳，且不服从调配管理，在劝说无效情况下，该车主于4月25日晚进入驳船，阻扰施工达50分钟。3、此次过驳运距延长至5海里，驳船运营成本增加加重东港公司负担。希望福丰公司及时提交处理方案，以免造成过驳作业延期。
2013年5月11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关于过驳作业结算款的函》，称其已于2013年4月28日完成“蓝海迎新”轮所有货物的过驳作业任务。至今为止，还未收到福丰公司的过驳业务结算款，已超过双方合同约定的结算款日期十多天，希望福丰公司及时结算过驳作业款。
2013年5月21日，福丰公司向东港公司发出《结算单》，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的约定，对结算金额应以以下计算方式为妥，如对我司计算方法有异议，请于2013年5月22日下午3点当面商谈，并提供异议材料。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条款，合同结算的起始时间应为4月12日-5月21日，累计为40天。按照合同约定40天应支付装卸作业量为8.89万吨，实际已完成5.53万吨。具体结算方式如下：1、实际完成卸货量5.53万吨，按每吨23元给予结算费用，扣除该航次宁德港务集团大船作业装卸费每吨5.5元，计金额为96.78万元。2、未完成的3.36万吨应扣除以下费用后给予结算，扣除事项如下：装卸成本每吨5.5元，装卸管理费每吨1.53元，汽车运费每吨4.5元，柴油12万元。我司认为，扣除以上成本后，应给予东港公司结算吨位3.36万吨的费用为26.55万元。二、我司认为第一航次造成的滞港费东港公司应承担33.64万元。三、以上结算金额与我司的预付款相扣除后，东港公司仍欠我司15万元。”
2013年5月30日，福丰公司向东港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称：“我司与贵司于2012年10月6日签订承包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司发现贵司无过驳装卸资质，同时按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贵司应负责协调处理好作业所在地有关部门的关系，以便作业顺利进行，但贵司未能协调好相关部门的关系，造成我司2013年4月12日进港的第一艘货船滞港、迟延卸货。由于贵司的违约行为，且贵司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造成我司经济损失，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避免更大损失，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特通知贵司解除合同。”
2013年6月6日，东港公司向福丰公司发出答复函，函中，东港公司认为福丰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合同。
（二）国立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
国立公司为履行其与福丰公司的合同，向应某、陈某租用了“恒泰08”、“新中源168”、“钱塘工009”三艘甲板驳船。2013年1月23日，国立公司通过周行向陈某支付了60，000元。2013年3月29日，又通过周行向余伟芬支付了480，000元。2013年9月，陈某收到国立公司通过转账支付的95，000元，应某收到国立公司通过转账支付的500，000元。
2013年1月27日，国立公司委托郭海雁与王金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用位于福鼎市龙安新市场3排6栋11号的房屋，租赁期限1年，从2013年1月25日起至2014年1月25日止，年租金19，000元，水费每月180元。随后，国立公司通过周行向王金梅支付了上述相关款项。
2013年1月28日，国立公司与福鼎市厚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厚德公司）签订运输承包合同，约定国立公司将镍矿运输承包给厚德公司，合同期限为一年，从2013年2月18日起至2014年2月17日止，运费每吨为3元，运输距离如超出2公里，超出部分的运费补贴双方另行协商。2013年8月30日双方对账单结算的运费金额为165，000元，国立公司已支付40，000元，未支付125，000元。
2013年6月21日，国立公司通过周行向福建省立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陈甫敬支付了“钱塘工009”轮的修船款50，000元。
（三）福丰公司履行合同情况
国立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自认已收到了福丰公司支付的预付款1，000，000元及其他费用49，500元。
（四）其他事实
2013年4月17日，宁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2013）第487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同意宁德市东港船舶清污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6月17日，宁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2013年5月9日，宁德港务局颁发（闽宁）港经证（007）号港口经营许可证，准予国立公司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围油栏供应、船舶物流、生活品供应、港内驳运、装卸。
原审庭审中，在回答法庭“第一航次中宁德港务集团做了什么”的询问时，国立公司和福丰公司均认可，第一航次中双方协商将从大船卸货到驳船的作业给宁德港务集团做，费用由国立公司结算，具体金额没有谈妥。
原审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为港口作业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及履行情况，实际案由应为港口作业承包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福丰公司是否有权解除案涉承包合同；国立公司因福丰公司违约行为导致的损失多少；已完成的“蓝海迎新”轮作业应如何结算以及对国立公司作业成本的影响等。
一、福丰公司是否有权解除案涉承包合同
福丰公司认为，国立公司没有港口作业的资质，以及相应的人员和船舶，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签订合同存在欺诈，因此福丰公司可以解除合同。
国立公司认为，签订合同前，福丰公司已对国立公司的履约能力进行了解和考察，国立公司具备相应的港口经营资质，已履行的“蓝海迎新”轮作业也证明了其具备履行能力，况且双方的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国立公司须具备过驳、装卸等资质，因此福丰公司解除合同没有依据。
原审认为，从案涉合同的性质看，案涉合同为港口作业承包合同，而非港口作业合同；不管是就承包的字面理解而言，还是就双方合同的约定而言，双方并没有限定国立公司必须自己作业，也就是说国立公司也可以请求他人协助来完成承包的港口作业任务。因此国立公司是否具备港口作业资质，并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也不构成福丰公司所认为的欺诈。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从事港口经营，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规定，系针对经营资质所作出的管理性规定，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不应认定国立公司在尚未取得港口经营资质前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况且，国立公司在签订合同后，福丰公司解除合同前也已取得相应的资质。对于履约能力的问题，国立公司履行了第一艘船舶“蓝海迎新”轮的作业，福丰公司也在国立公司作业完成后，提出结算费用，没有证据表明国立公司不具备履约能力。因此，福丰公司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但是，鉴于国立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放弃了请求福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因此双方的合同予以解除，但福丰公司应根据其违约情况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国立公司因福丰公司违约行为导致损失多少？
国立公司认为，福丰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其损失的项目有船舶租金及终止租船协议费用的损失2，990，000元；船舶修理费损失110，063.2元；过驳里程增加导致的费用损失120，000元；人工费损失464，666.67元；伙食费损失110，000元；可得利益损失3，073，103元，房屋租金损失17，417元。
福丰公司认为，对房屋租金损失17，417元没有异议，国立公司诉求的其他损失，没有相关的财务凭证、航运记录来证明，不能得到支持；过驳里程增加的费用、可得利益损失不属于合同约定的直接损失，不应由福丰公司承担。
原审认为，该争议焦点的解决需要对国立公司主张的具体损失是否系福丰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及其损失的数额以及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直接损失”的范围进行认定。
（一）关于船舶租金的损失
国立公司认为，船舶租金损失为2月20日至6月30日的租金（每月租金690，000元），以及终止协议补偿的一个月租金，再扣除已履行装卸的一个月租金，计算得出。
福丰公司认为，国立公司没有提供船舶的航行记录，其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船舶在该期间都在沙埕港履行合同，因此租金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原审认为，国立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三艘甲板船进出沙埕港的具体时间，因此案涉三艘船舶实际履行租船合同的时间无法确定。国立公司主张其已支付了2月20日至6月30日三艘船舶的全部租金以及终止协议的补偿金给出租人应某等人，但国立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转账凭条及相应的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其实际支付的金额为1，135，000元；其余金额国立公司尽管主张系现金支付，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具体支付现金的时间、地点、交接人以及每次支付的具体金额，因此该部分金额依法不能予以认定。鉴于其自行主张其所支付的租金中，应扣除已履行合同的一个月租金690，000元，因此国立公司因福丰公司违约而导致的租金及终止租船合同损失为445，000元。福丰公司对该损失属于合同约定的直接损失范围无异议，因此其应对违约造成国立公司额外支出的租金445，000元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船舶修理费损失110，063.02元
国立公司认为，“钱塘工009”轮的修理费110，063.02元系由于福丰公司未按承诺完成码头前沿碎石和淤泥的清理，以致该轮与大石撞击而造成，福丰公司应予以赔偿。
福丰公司认为，国立公司只实际支付50，000元，即使属于修船费用，也应由其自行负担。
原审认为，“钱塘工009”轮在案涉过驳作业过程中撞击码头前沿大石而损坏的事实，福丰公司在国立公司发函告知后，未予以否认，也未在诉讼中对此提出异议，因此该轮在施工过程中因码头前沿大石撞击而受到损坏的事实可以予以确认。由于福丰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承诺在货船到港前完成清淤和清理碎石的工作，因此福丰公司应对其未完成承诺事项而造成的国立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损失的具体金额，国立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实际支付了50，000元，因此宜以该50，000元金额来认定国立公司所支付的修船费。
（三）关于过驳里程增加导致的费用损失120，000元
原审认为，案涉装卸承包合同中并没有对海上过驳距离作出约定，国立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海上过驳里程存在增加，以及该增加的里程导致的费用损失情况，因此其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能予以支持。
（四）关于人工费损失461，666.67元
国立公司认为，其所雇佣人员共23人，每月固定的工资支出为138，500元，从2月20日至6月30日的工资总额扣除已履行装卸的一个月工资后的数额为461，666.67元。
福丰公司认为，国立公司主张的每月工资数额其不清楚，不认同国立公司主张的人工费损失。
原审认为，国立公司通过周行委托黄杰雇佣一批管理人员和装卸工人，并实际从事了“蓝海迎新”轮的过驳作业。福丰公司虽对国立公司所支出的每月工资数额不清楚，但未提出异议或反驳的证据，因此国立公司所主张的雇佣人员情况以及每月支出的工资数额，酌情予以认定。对于国立公司认为的该批雇员的工资应从2月20日起算至6月30日的主张，因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批雇员的实际到岗时间，以及实际服务时间，根据其实际履行“蓝海迎新”轮装卸过驳业务的情况，以及福丰公司于5月30日解除合同情况，酌情认定国立公司雇佣该批雇员的时间为2个月。由于国立公司自认应扣除1个月的实际履行装卸作业期间的人工费，因此其额外的人工费损失为138，500元。
（五）关于伙食费损失110，000元
国立公司认为，其所雇佣人员每月须支出伙食费30，000元，从2月20日至6月30日，其实际支出的总额扣除实际履行装卸的一个月数额后的金额为110，000元。
福丰公司认为，对国立公司主张的每月伙食费数额有异议。
原审认为，国立公司主张23人每月伙食费30，000元，实际换算后，每人每天的标准不超过45元，低于福建省行政机关的出差伙食费每人每天50元的补助标准，因此原审酌情予以认定。对于国立公司主张的伙食费应从2月20日起，算至6月30日的主张，因原审已认定该批雇员的实际服务时间为2个月，因此应按2个月计算伙食费。由于国立公司自认应扣除一个月实际履行装卸作业期间的伙食费，因此国立公司额外损失的伙食费为30，000元。
（六）关于可得利益损失3，073，103元
国立公司认为，其可得利益损失为合同履行后其可以获得的利益，属于直接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和司法实践都支持可得利益属于违约导致的损失。具体金额的计算为，年收入按每年80万吨乘以每吨23元的单价计算，为18，400，000元。年支出的成本，包含船舶租金每月69万元，一年为8，280，000元；车辆运费年80万吨乘以每吨3元为2，400，000元；房屋年租金19，000元，水费每月180元，一年为21，160元；人工费每月138，500元，一年为1，662，000元，伙食费每月为30，000元，一年为360，000元，油料费一年为2，324，364元。因此，年收入减去年支出，再扣减一个月的可得利益后的金额为3，073，103元，为其可得利益损失。
福丰公司认为，可得利益损失依照合同约定不属于直接损失，国立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的成本支出，因此国立公司该项请求不成立。
原审认为，案涉装卸承包合同第六条第1项约定，福丰公司违约应赔偿国立公司直接损失。对于直接损失的范围，从国立公司因福丰公司违约解除合同所导致的损失项目看，福丰公司的解约行为使得国立公司已经支出的成本无法得到对价，国立公司履行合同后可以得到的利益无法实现，因此从直接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直接损失的范围应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此外，从合同法的规定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也规定了可得利益属于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范围，在双方的合同中未排除可得利益属于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应依照法律规定来进行认定。因此，应认定可得利益损失属于福丰公司应赔偿国立公司的损失项目之一。
关于可得利益的计算，应根据案涉合同履行完毕后，国立公司可获得的收入减去国立公司应支出的成本进行计算。国立公司可获得的收入，根据合同最低80万吨，每吨23元计算（已履行的“蓝海迎新”轮，福丰公司也主张按每吨23元计算），预计可得收入为1840万元。国立公司应支出成本的项目，结合国立公司已履行的“蓝海迎新”轮的情况，以及通常的事理进行判断，应包括案涉三条甲板船的租金、工人工资、伙食费、汽车运费、房屋租赁费、水费、油料费等项目。关于案涉三条甲板船的租金、工人工资、伙食费、汽车运费、房屋租赁费、水费的成本支出，国立公司已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福丰公司又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可按照国立公司主张的成本情况进行认定。关于每吨货物过驳的油料费成本，国立公司主张假设按已履行作业的55300吨的油料费成本为159，800元计算，每吨约为2.8897元，该159，800元油料款的支出有证据予以证明，且国立公司的该项主张实际提高了其自认的成本，因此可以予以认可。因此，80万吨货物过驳的油料支出成本为2，311，754元。因此，国立公司可得利益为3，365，086元。国立公司以其已履行“蓝海迎新”轮作业为由，认为其可得利益应扣除1个月的份额，原审予以准许，国立公司实际预期可得利益为3，084，662元。由于国立公司只主张3，073，103元，系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予以准许。
三、已完成的“蓝海迎新”轮作业应如何结算以及对国立公司作业成本的影响
国立公司认为，“蓝海迎新”轮作业，国立公司完成55，300吨货物的卸货、过驳、运输任务，应得的金额为55，300吨乘以每吨23元的数额，具体计算出的数额为1，271，900元。
福丰公司认为，“蓝海迎新”轮作业，国立公司实际完成卸货量为55，300吨，按每吨23元给予结算，但应扣除该航次宁德港务集团的大船作业装卸费每吨5.5元，扣除后的结算金额为967，800元。
原审认为，原福丰公司双方在“蓝海迎新”轮作业结算中的争议在于宁德港务集团的大船作业装卸费每吨5.5元应如何处理。福丰公司既主张宁德港务集团的大船作业装卸费系由国立公司与宁德港务集团协商确定，应由国立公司支付，又再主张应从结算款中扣除该部分作业费，明显没有依据；此外福丰公司主张应按每吨5.5元进行扣除，也未提供证据进行证明，依法也不能予以支持。因此“蓝海迎新”轮作业的结算款应为1，271，900元。宁德港务集团应得的装卸费，可另行向国立公司主张。再者，福丰公司虽在结算单中提出国立公司应承担滞港费336，400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蓝海迎新”轮的滞港情况和其已实际支付滞港费的事实，以及国立公司应承担滞港费的依据，因此福丰公司在结算单中所主张的应由国立公司承担的滞港费无法予以认定，不影响国立公司主张的结算款数额。
关于宁德港务集团的大船作业装卸费对于国立公司作业成本认定的影响。庭审时，福丰公司对宁德港务集团加入作业的原因为资质问题表示认可，该事实表明如果不是因为资质问题，作业未得到批准，宁德港务集团的装卸费用就无须支出。由此可知，在国立公司已取得相关资质后，该项宁德港务集团作业成本就无需支出。因此，“蓝海迎新”轮作业中，宁德港务集团的大船作业装卸费不对本案国立公司成本的支出构成影响。
综上所述，福丰公司违约解除合同，应赔偿国立公司额外支出的成本损失为680，917元，可得利益损失为3，073，103元，加上国立公司已完成“蓝海迎新”轮作业可得的1，271，900元，合计福丰公司应支付国立公司5，025，920元，扣除福丰公司已支付的1，049，500元，福丰公司还应支付国立公司3，976，42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判决：一、福建省福丰实业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3，976，420元。二、驳回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福建省福丰实业有限公司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533元，福建省福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4，438元，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7，095元。
原审判决后，原审原告国立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在认定国立公司所遭受的船舶租金损失时未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福丰公司应赔偿的数额认定错误。首先，国立公司原审庭审已经提交《船舶期租合同》，证明国立公司自2013年2月20日至2014年2月19日承租三艘甲板驳船，租金每月69万元，支付方式为每月20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其次，2013年6月30日签订的《终止协议》及《付款凭证》证明截止2013年6月30日共产生租金299万元，国立公司因提前解约需要支付违约金69万元；第三，国立公司原审已申请法院调查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某、应某出庭陈述有关事实，可以证明相关事实。原审仅认定转账支付的租金部分，对现金部分不予认定明显不合理。2、原审对于船舶修理费损失只认定已经支付的50，000元，未认定尚未支付的部分，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首先，就船舶修理费，国立公司已经提供相关坞修项目结算单，并向船舶修理方发出了对账单；其次，因船舶修理方在剩余款项60，063.02元未支付的情况下，拒绝配合对账，国立公司已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船舶修理费110，063.02元是已经确认的费用，余款未支付并不表明未遭受损失，原审对于必将发生的费用不予支持是不当的。3、原审法院在认定福丰公司违约行为给国立公司造成的现场作业工人人工费及伙食费数额时，未对有关事实充分查明。首先，国立公司已经提交《福丰实业镍矿过驳人员工资清单》证明现场作业人员配备情况和工资标准及已经支付的情况。其次，国立公司还申请作业工人的领队黄杰出庭作证，充分证明上述事实。第三，国立公司原审提交的《现金付款凭证》证明自2013年2月至6月共产生伙食费14万元，按照现场工人情况，每月3万元伙食费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仅酌定2个月的工人工资和伙食费，明显与事实不符。4、原审法院未对国立公司遭受的作业工人居住房屋租金损失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国立公司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银行流水》均证明国立公司为履行合同承租了房屋供工人居住，且租金已全部支付。对于该租赁合同，福丰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明确予以认可且对租金已支付无异议。其次，福丰公司单方通知解除合同后，也曾联系房屋出租方提前解除合同，但出租方明确予以拒绝。国立公司所遭受的租金损失为17597元。为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福丰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6984829.69元，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福丰公司二审庭审时答辩称：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清。虽然国立公司提交了船舶租赁合同，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船舶进港时间、出港时间以及为谁作业，其租赁的船舶不曾为福丰公司服务，发生的费用与福丰公司无关；国立公司所谓修船损失与福丰公司无关，不应由福丰公司承担；所谓现场作业工人人工费及伙食费数额，因国立公司不能证明这些工人是为福丰公司服务，也不能证明这些人就在案涉船舶上作业，与本案无关；关于房屋租金损失，福丰公司只对实际发生的一个月内的租金予以认可。
福丰公司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对本案定性错误，本案应为港口作业合同纠纷。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及履行情况看，福丰公司均是要求国立公司独立完成作业。国立公司没有履约能力，案涉合同的签订带有欺诈性，应当认定无效；2、原审对于国立公司的损失认定错误，赔偿应仅限于直接损失，可得利益不属于直接损失，原审对于可得利益的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国立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国立公司答辩称：1、本案系港口作业承包合同纠纷，原审认定案由正确；2、案涉合同依法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有效；3、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损失，福丰公司应当赔偿国立公司的损失。
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过程中，除了国立公司对其向有关船舶出租方支付租金的数额及其支付的船舶修理费和工人工资、伙食费存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1、案涉合同的性质及其效力；2、国立公司的损失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及其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镍矿卸船作业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福丰公司将进港镍矿的港口卸船作业承包给国立公司，因此该合同为港口作业承包合同，福丰公司主张案涉合同为港口作业合同显然与事实不符。合同中并没有对国立公司的经营资质和相关技术条件作出明确约定，也没有要求国立公司不得转包或另请他人协助完成作业，国立公司是否具有港口驳运、装卸资质并不影响对于案涉合同效力的认定。因此，福丰公司以国立公司不具备履约能力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二、关于国立公司的损失如何认定问题。
1、关于国立公司的船舶租金损失。本院认为，虽然国立公司原审提交《船舶期租合同》和《终止协议》并申请证人应某、陈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其已经通过转账和现金方式向船舶出租人支付三艘船舶自2013年2月20日至6月30日的全部租金以及终止协议的补偿金，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合同项下三艘甲板船进出沙埕港的具体时间，故上述租船合同实际履行的时间无法确定。对于现金支付的部分，国立公司及上述二位证人均未能具体说明支付现金的时间、地点、交接人以及每次支付的具体金额，真实性无法核实，因此原审对国立公司主张的现金部分租金损失不予认定并无不当。
2、关于国立公司的船舶修理费损失。本院认为，虽然国立公司原审提供《坞修工程结算单》以及《对账单》以证明船舶修理费为110063.02元，但国立公司所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其实际只支付了50，000元，因此原审认定其支付的修船费为50，000元，并无不当。若国立公司此后又向船舶修理方支付相关修船费，可另行主张。
3、关于国立公司支付的现场作业工人人工费及伙食费损失问题。本院认为，国立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港口服务公司，其业务范围包括船舶污染物接收、围油栏供应、船舶物流、生活品供应以及港内驳运、装卸等，并非只从事为福丰公司镍矿货物过驳装卸这一业务，而福丰公司的镍矿货物也并非定期到港且需长期经常装卸，为案涉镍矿货物过驳装卸业务而专门雇佣一批人员既无必要，也不合常理。何况，国立公司只完成“蓝海迎新”轮一个航次的货物过驳装卸业务。因此，国立公司主张福丰公司赔偿其所雇佣人员自2月20日至6月30日的工资损失，依据不足，原审根据本案案情及当事人举证情况，酌定国立公司雇佣该批雇员的时间为2个月，扣除国立公司自认的1个月实际履行装卸作业期间的人工费，福丰公司赔偿国立公司额外人工费损失138，500元，并无不当。基于此，原审按2个月的标准酌定国立公司支付的工人伙食费损失，扣除国立公司自认的一个月实际履行装卸作业期间的伙食费，福丰公司赔偿国立公司额外的伙食费损失30，000元，亦无不当。
4、关于国立公司支付的作业工人房屋租金损失问题。本院认为，原审对国立公司的房屋租金损失17，417元已经予以认定并计入福丰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的总额中，故国立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三、关于国立公司是否可以主张可得利益损失问题。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且国立公司因履行案涉合同可获得的利润属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范围，因此原审判决福丰公司赔偿国立公司可得利益损失3，073，103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9，616.53元，由国立公司宁德国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1，005.17元，由福建省福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8，611.3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泽新
代理审判员 黄志江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吴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