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4刑初1206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丹，女，1989年9月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因本案于2016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沙君凌，江西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作林，男，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因本案于2016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江干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良青，江西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江检公诉刑诉[2016]12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丹、张作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11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虞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丹及其辩护人沙君凌、被告人张作林及其辩护人黄良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5月左右，被告人沈丹经由他人发展加入“自愿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购买资金份额获得加入资格，同时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及购买的资金份额作为晋升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非法牟利。该组织在本市江干区丁兰街道等地租赁房屋作为传销场所并进行管理。被告人沈丹加入该传销组织后，发展了罗某2（已判决）、许某、邓某作为自己的下线，罗某2加入该组织后，又发展了被告人张作林和郑某等下线。至2015年9月，被告人沈丹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达70余人，累计申购份额15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500余万元。期间，被告人沈丹自2014年8月开始负责为下线发放返利，升为直总后以办公室的形式通过设立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自配、经、晨等职能窗口对传销组织进行管理。
被告人张作林在罗某2于2015年7月升为直总之后，担任罗某2办公室的大总管或自律总管，协助罗某2对传销人员进行管理。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35人以上，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20余人，累计申购份额356份，涉案金额人民币118万余元。
为证明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宣读了书证、证人证言、搜查笔录及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沈丹、张作林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张作林属从犯，提请本院依法予以惩处。
被告人沈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辩称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有部分人是虚挂的，实际人数为30余人，申购份额应以其发工资时记录的份额为准，只有500、600份，涉案资金为人民币200余万元，其仅按上级要求给下线人员发放返利，未对传销组织进行管理。其辩护人认为沈丹涉案金额为人民币2017500元，下线人数的认定缺乏依据，沈丹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社会危害性较轻，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作林辩称其没有协助罗某2对传销人员进行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的人数、申购份额、涉案金额均被夸大。其辩护人认为张作林担任大总管或自律总管系上级单方任命，张作林对此并不知情，没有担任该职务的主观故意，而且该职务并无实质意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作林组织、领导传销组织，公诉机关指控张作林发展下线人数、申购份额、涉案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对张作林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沈丹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张作林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均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沈丹于2014年5月左右经他人发展加入“自愿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参加“1040阳光工程”为名，要求参加者须购买1至21份份额（第1份需支付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需支付人民币3300元），从而获得加入资格，同时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下级人员继续发展下线，且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的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非法牟利。该组织在本市江干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租赁房屋作为传销场所，对参加传销人员进行管理。
被告人沈丹加入该传销组织后，发展了罗某2（已判决）、许某、邓某作为自己的下线，罗某2加入该组织后，又发展了被告人张作林和郑某等下线。至2015年9月，被告人沈丹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达70余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累计申购份额1500余份，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约人民币500万元。期间，被告人沈丹自2014年8月开始负责为下线发放返利，升为直总后以办公室的形式通过设立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自配、经、晨等职能窗口对传销组织进行管理。
被告人张作林在罗某2于2015年7月升为直总之后，担任罗某2办公室的大总管或自律总管，协助罗某2对传销人员进行管理。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35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20余人，累计申购份额356份，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人民币118万余元。
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其经李某介绍加入“杭州项目”组织,住在本市保利东湾10幢2单元1502室，加入时将现金人民币3800元交给李某转到王某的账户，该行业是靠一个拉一个划分级别的，其知道最大的是张作林，其准备发展哥哥黄某2作为自己的下线，组织成员刘兴给其哥哥上课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2、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明其在妹妹黄某1的要求下来杭州，后刘兴给其介绍“1040阳光工程”项目，并让其交纳会费人民币3800元，然后再发展下线最终获取利润。
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其参加了“1040阳光工程”项目，住在本市金隅观澜时代翰庭6幢4单元203室，是蒋丽梅的下线，交了会费人民币3800元，该工程需要发展下线，其知道许浪好像是总管，曹文斌是经理。
4、证人易某的证言，证明其与谢婷华、谢洋洋、郭群艺、唐敏香住在本市保利东湾14幢2单元601室，2015年2月经唐某介绍参加传销组织，发展过一个叫夏某的下线，夏某交了人民币3800元，其拿过人民币1100元的返点。
5、证人罗某2的证言，证明其于2014年下半年经被告人沈丹介绍加入“1040阳光工程”项目，其发展了女友郑某、前同事张作林加入，2015年6月其已经做到直总级别，具体负责了解团队成员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发展规划等，并负责向其下线发放返利，其中返利人民币19000元的成员必然申购了份额21份；被告人沈丹担任直总时其系沈丹办公室大总管，其升任直总后张作林担任过其办公室大总管、自律总管,张作林也发展了下线；血缘图是其升任直总后画的，血缘图姓名边的数字代表申购份额；该组织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的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
6、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沈丹和罗某2居住的本市滨江区新州花苑26幢1单元1402室、沈丹居住的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明月港湾彩云湾15栋1003室进行搜查，查扣笔记本、手机、笔记本电脑及纸质材料等，笔记本及纸质材料中记录有大量涉及传销的内容。
7、扣押清单、笔记本、罗某2办公室名单、人员结构图、中国银行卡开户信息、人员租住情况等，证明罗某2发展的下线人员、下线人员申购份额；传销组织人员活动及租住情况；罗某2办公室成员名单，张作林系罗某2办公室大总管或自律总管并向团队领导写信汇报工作情况。
8、扣押清单、手机、手机短信照片、工资发放记录、中国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罗某2给其下线人员发放返利的情况。
9、扣押清单、纸质材料、人员结构图、工资发放记录、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开户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沈丹发展下线人员、下线人员申购份额以及其向下线人员发放返利的情况。
10、中国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开户信息，证明被告人沈丹、张作林与罗某2、张某2、李某等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及上下线之间转账的情况。
11、户籍证明，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沈丹、张作林的身份情况、归案经过及其他涉案人员尚在侦查的情况。
12、被告人沈丹的供述，证明其经他人介绍加入“1040”传销组织，后发展了被告人罗某2、邓某、许某三个下线，其担任直总后罗某2是其办公室大总管；其发展的三名下线每人需要再发展三名下线，以此类推，每个下线发展人员，就会逐级上报，其曾经记录过组织的血缘图；其担任直总后负责为下线人员发放返利，罗某2升任直总后其只负责发放邓某、许某两条线的返利，通过发放返利可以看出罗某2这条线发展最好，张作林做过罗某2办公室大总管。
13、被告人张作林的供述，证明其经罗某2介绍加入传销组织，承认发展过下线，但不记得具体人数，否认协助罗某2对传销人员进行管理。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并经庭审质证，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原则，本院均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沈丹辩称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有部分人是虚挂的，实际人数为30余人，申购份额只有500、600份，涉案资金为人民币200余万元，其仅按照上级要求给下线人员发放返利，未对传销组织进行管理，以及其辩护人认为沈丹涉案金额为人民币2017500元，下线人数的认定缺乏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的传销人员结构图、工资发放记录、中国银行卡开户信息、证人罗某2的证言、被告人沈丹的供述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沈丹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为70余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已扣除记录的虚挂人员）、申购份额1500余份、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约人民币500万元；扣押在案的笔记本、纸质材料中记载的传销内容、证人罗某2的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沈丹除负责为下线发放返利外，其担任直总后以办公室的形式通过设立大总管、自律总管等职能窗口对传销组织进行管理，故对被告人沈丹的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张作林辩称其没有协助罗某2对传销人员进行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的人数、申购份额、涉案金额均被夸大，以及其辩护人认为张作林担任“大总管”或“自律总管”系上级单方任命，张作林对此并不知情，没有担任该职务的主观故意，该职务并无实质意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作林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辩护意见，经查，查获的笔记本、纸质材料、张作林写给团队领导的信等证据中记载了大量张作林日常参与管理传销组织的内容，结合其担任大总管或自律总管的时间，足以认定被告人张作林协助罗某2对35名以上传销活动人员进行管理；在案的传销人员结构图、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张作林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为20余人、申购份额356份、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人民币118万余元，故对被告人张作林的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沈丹、张作林组织、领导以投资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沈丹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约人民币500万元，属情节严重，鉴于其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其辩护人请求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作林协助罗某2对传销人员进行管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请求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沈丹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2021年9月10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张作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2017年9月10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现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物，由扣押单位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闫时松
人民陪审员 娄 静
人民陪审员 葛 峰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卢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