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温民终字第14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甲。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乙。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丙。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兰忠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安市文物馆。
法定代表人：陈某。
委托代理人：林德洧、张秀英。
上诉人杨甲、杨乙、杨丙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3）温瑞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10日及2013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甲、杨乙、杨丙及其委托代理人兰忠书、被上诉人瑞安市文物馆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德洧、张秀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三原告系杨某（于1991年间亡故）、余某（已亡故）夫妻之子。杨某原有祖传的明弘治年间勅二件，在文革期间被查抄，后由原瑞安县文物馆接收。1985年间，根据上级机关的相关规定，瑞安县委、县政府成立文革期间查抄物品处理办公室，对文革期间的查抄物品由物主予以认领返还，并对相关物品予以公开展示，上述二件明弘治勅未予认领，而作了捐献处理，由被告予以收藏。现被告保留的接收物品清单中编号为88、89号的二件弘治勅备考栏中注明“已捐献”。2003年12月出版的《瑞安市志》第1455页中记载：“勅明弘治十七年（1504）。1970年文清小组征集。”原告杨甲在2004年间看到了上述记载，并于2009年间去信被告，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包括本案诉争物品在内相关物品，被告复函原告杨甲，认为上述二件明弘治勅已由杨某在1985年间自愿捐献给瑞安市文物馆收藏保管，不能退还。同时原告进行了信访，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就此作出答复及情况说明，确认杨某已将上述二件明弘治勅捐献。
原判认为，本案诉争的二件明弘治年间勅原属于原告之父杨某的祖传物品，在文革期间被查抄。1985年间相关的文革查抄物品已进行公示认领工作，而本案诉争物品的原所有权人杨某及原告并未认领诉争物品，根据原告的陈述，其对祖传的诉争物品从小就已知晓，在2004年通过《瑞安市志》已知诉争物品在被告处，而现有证据表明，在1985年原瑞安县文物馆将诉争物品按捐献处理作为馆藏文物后，杨某在亡故前及作为继承人的原告一直至2009年前对诉争物品主张权利。由此，本案被告虽未能提供杨某将诉争物品捐赠的直接证据，但根据现存的原始帐册中的记载及证人的书面证言，对被告辩称的捐赠事实予以确认。诉争物品在捐献后已作为被告的馆藏文物，杨某及作为杨某继承人原告不再享有该物品的所有权，现原告要求返还，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杨甲、杨乙、杨丙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杨甲、杨乙、杨丙负担。
一审宣判后，杨甲、杨乙、杨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二件明弘治勅已经由杨某捐赠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应对其主张的“杨某自愿捐献”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未能证明1985年间曾对诉争物品予以公开展示认领，如未公开展示过，杨某及其后人显然无法认领。即使曾公开认领，杨某及其后人未去认领并不能推断出杨某已将诉争物品捐赠给被上诉人。二、历史账册不能证明诉争物品已由杨某捐赠给被上诉人，且根据上诉人所知，部分物品的账册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不排除存在错误的可能。三、原审证人潘某未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与被上诉人的答辩及之前的答复多处存在明显矛盾，证言落款处没有证人亲笔签字，且该证人为被上诉人原馆长，不能保证证言的公正，故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杨甲知道诉争物品存放于被上诉人处后，即向被上诉人核实并要求返还，交涉多年无果后，才于2009年去信要求，并非直至2009年才对诉争物品主张权利。五、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因杨某自愿捐献而合法取得诉争物品，故其占有该物属无权占有，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4条之规定向权利人返还原物。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瑞安市文物馆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诉争的两件明弘治勅已经由捐赠人杨某捐献给国家，诉争物品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上诉人无权要求返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浙江省文物局于2009年6月1日出具的回复，证明争议的二道圣旨未列入清退文物的认领范围，上诉人当时不知圣旨藏于何处，更未捐献；证据二，占雪芬的证明一份，证明杨某当时租住在他人家中，未住在自己家里，反证潘某作假证；证据三，声明书一份，证明杨氏后裔对此圣旨寄托特殊感情，会不断努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证据四，瑞安中学1966届高中学生名单及瑞文函（2010）15号文件，证明1965年潘某尚在瑞安中学就读高中，不可能回忆1965年时许多人捐献文物的事实，证明潘某存在作伪证的可能；证据五，关于处理文革查抄遗留物品的报告，证明1985年杨某先生的两件勅并未在县文物馆展出；证据六，文物收据，证明杨某先生生前有索要及保存收据的习惯，若两件勅确为杨某先生自愿捐献，肯定会向相关部门索要凭证。证据七，诉争勅最后部分内容，证明诉争勅对杨氏家族非常重要，杨某先生作为文化人，深知两件勅的重要性，不会轻易捐赠。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证据一是当时没有调查清楚作出的回复，后浙江省文物局经过核实，又做出了回复，对上诉人提供的回复予以纠正；证据二的证人身份不明确，且不符合法定形式，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证；证据三不符合证据形式，只是反映上诉人家族的想法；证据四真实性无法考证，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五无法证明上诉人的待证内容；证据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即使相关部门出具收据，上诉人也不会提供；证据七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
被上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八，浙江省文物局浙文物函（2013）196号函及浙文物函（2010）123号函，证明浙江省文物局已经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回复，目前为止的最终意见是认为本案诉争的两件勅已经由杨某先生捐赠；证据九，潘某的就医记录及门急诊收费项目清单，证明潘某身体状况不适宜出庭作证。经质证，上诉人认为，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所作答复依据存在重大瑕疵，浙文物函（2010）123号函与浙江省文物局于2009年6月1日出具的回复并无矛盾；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潘某的病情资料早已形成，被上诉人在一审不予提供，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病情资料说明其病情稳定，二审应出庭接受质询。
本院认为，证据一的形成时间为2009年6月1日，后浙江省文物局于2010年8月16日出具了目前为止的最终答复意见，故应以最终意见为准，本院对证据一不予认定。证据二、三、四、五、六、七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八系相关部门对上诉人信访情况所作的回复，上诉人亦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九形成于一审之后，能够反映潘某目前身体状况，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诉争的两件明弘治年间勅是否已经由杨某先生自愿捐赠。上诉人主张两件勅系文革期间被查抄后存放于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应将勅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则主张两件勅系杨某先生于1985年期间自愿捐赠，勅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上诉人要求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为证明两件勅已经捐赠的事实，提供了记载两件勅“已捐献”内容的原始账册及潘某先生关于两件勅由杨某先生捐赠及捐赠过程的书面证言。瑞安市文物馆的原始账册于本案诉讼发生之前就存放于瑞安市档案馆，系原始证据，证明力强。由于当时的捐献手续比较简单，历史账册中没有杨某先生签名确认的情况并不能否定杨某先生捐赠的事实。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九可以证明潘某在2012年7月行肝癌手术，至2013年9月仍需肌肉注射等治疗，潘某的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故上诉人认为原审采信潘某书面证言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另，杨某先生作为瑞安市文物界的资深人士，同时与瑞安市文物馆的成立及发展有着深厚渊源，其对馆藏文物应比较了解，但其直至去世均未提出要求返还两件勅，亦可佐证捐献的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诉争的两件勅已经由杨某先生捐赠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返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杨甲、杨乙、杨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佩
审 判 员 蔡蓓蓓
代理审判员 曾 慧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詹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