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绍诸民重字第2号
原告：邱信苗。
原告：陈平光。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寿均华，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草塔镇智圣路28号。
法定代表人：赵汝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毛卫东，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草塔镇智圣路28号。
法定代表人：赵汝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石勇，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为与被告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8月1日诉讼来院。本院在审理中依法追加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次年5月5日作出（2013）绍诸民初字第1866号民事判决。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不服，提出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浙绍民终字第705号民事裁定，以原判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且相关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1月3日重新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以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寿均华，被告文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卫东，第三人宝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石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信苗、陈平光起诉称：2011年4月8日，两原告与被告文体公司签订一份投资协议，其中约定就被告开发建设的位于诸暨市城东行政中心B1-03号地块、名称为浙江文体大厦的26层企业总部，由原告投资人民币500万元，回报为“被告向开发单位订购浙江文体大厦标号第19层办公楼，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两原告”。该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为房屋买卖合同。协议签订后，两原告于2011年4月8日付给被告投资款100万元，4月25日支付投资款150万元，5月25日支付投资款250万元。2012年3月19日，两原告书面通知被告解除投资协议，被告于同年3月22日收到解除通知，至今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该投资协议已经于2012年3月22日解除。协议解除后，被告应当立即返还两原告以投资款名义缴纳的500万元款项，但被告至今未予返还。现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500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2年3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经济损失。审理中，两原告改述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系一份无效的商品房预约合同，现基于合同无效提出上述诉请。
被告文体公司答辩称：原、被告于2011年4月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两原告按约支付投资款500万元后，又要求被告予以返还，没有合同依据。被告也未收到过两原告寄送的解除通知，即使收到过，对被告也不具有约束力。综上认为，两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院予以驳回。
第三人宝隆公司述称：同意被告文体公司的答辩意见。被告既是第三人的大股东，又是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对原、被告所签订的投资协议予以认可，股东会决议上对此也有详细的体现，现第三人愿意按照该投资协议的约定，与两原告办理房屋销售手续，履行交付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房屋的义务。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院予以驳回。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投资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于2011年3月10日就投资浙江文体大厦项目的相关事宜签订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对于协议定性，两原告最终陈述系一份无效的商品房预约合同，由于被告文体公司不具备商品房预售资质，故该协议应属无效；
2、收款收据五份，用以证明两原告已经按约将500万元款项支付给被告文体公司；
3、要求告知投资协议相关情况的函及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文体公司的回复函，用以证明两原告曾经于2012年3月5日致函文体公司，要求其告知开发单位名称、项目进展等情况，文体公司回复时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答复等事实；
4、解除投资协议通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和网上查询回执，用以证明两原告已经于2012年3月22日向被告邮寄送达解除通知，该解除通知现已经生效等事实；
5、诸暨宝隆置业城东中心区B1-03号地块规划设计方案公示、诸发改投办备案（2010）224号企业投资项目变更通知书，用以证明中标地块的规划设计方案于2011年7月26日方才公布，同年10月还在进行项目变更，变更内容为增加地下室部分建筑面积。
被告文体公司围绕自己的答辩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提供了以下证据：
6、诸暨市城东中心区商业办公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拍卖出让文件（诸土出2010年第30号）以及被告的报名资料、招标通知书、成交确认书等，用以证明被告于2010年8月18日经拍卖程序以9400万元的价格竞得坐落于诸暨市城东中心区编号为B1-03号地块、面积为5433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以新设立的宝隆公司的名义于同年11月10日与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成交确认书等事实；
7、宝隆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以证明被告中标后，即设立项目公司即第三人宝隆公司，负责对中标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8、宝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公司章程，用以证明被告系第三人宝隆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9、诸政发（2010）52号《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东中心区块建设的意见》、诸地税政（2011）17号《关于明确诸暨市企业总部大楼建设有关税务处理意见的函》，用以证明被告兴建企业总部大楼，并将其中部分房产转让的行为属于企业资产处置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商品房开发行为；
10、关于城东中心区块B1、A3地块等10家企业有关问题的协调会议纪要，用以证明经诸暨市城东中心区块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司协调，要求包括涉案的建设工程在内的工程加快建设，施工工期从2011年6月1日起算，在30个月内完工的事实；
11、（2011）7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诸暨国用（2011）第9010034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以证明第三人宝隆公司已于2011年5月取得中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12、2011年11月25日宝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约定转让的房屋属于被告有权处置的财产，第三人宝隆公司对原、被告签订的投资协议予以认可；
13、张某、钟某乙、卢杭达于2012年8月7日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三份，用以证明两原告受让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房屋，是基于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
14、被告法定代表人赵汝芳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赵汝芳系代表被告持有第三人宝隆公司的股份，被告系第三人宝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5、汇款凭证和记账凭证一组，用以证明被告已将出资的款项汇入第三人宝隆公司账户，从而印证赵汝芳所作的情况说明内容真实的事实；
1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单位广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施工现场的照片，用以证明由第三人宝隆公司建设的浙江文体大厦已按计划开工建设，两原告可以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与第三人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等事实；
17、被告与杨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职工名册、杨某的电工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被告单位的快递收发登记本以及诸暨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快递员钟某甲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签收原告邮寄给被告的解除通知由被告单位的电工杨某签收，杨某并没有收发邮件的职责；
18、根据被告文体公司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当庭陈述如下：我是文体公司的电工，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我在2012年3月份收到过一份邱信苗寄给公司的一份解除投资协议通知。因为当时收发室没人，由我代收了。当时因为家里有事，我签收后将邮件塞在衣服里面，随身带走了。当时我并不清楚邮件的内容，本来打算回来时再交给收发室，后来因为遗失邮件，没有告知公司相关人员；
19、根据被告文体公司的申请，本院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调取了文体公司竞买中标地块的相关法律资料，包括：拍卖出让公告、拍卖出让须知、竞买申请书、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竞买保证金收据、竞得通知书、成交确认书，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出被告在竞得中标地块以前，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缴纳了竞买保证金900万元，承诺在竞得中标地块一个月内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等事实。
第三人宝隆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邱信苗、陈平光提供的证据1，被告文体公司和第三人宝隆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一份有效的无名合同，其中约定被告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办公楼，并在开盘时及时通知两原告到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此处的开发单位并非指被告，而是指另行成立的项目公司即第三人宝隆公司。因被告和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协议的定性和效力问题，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详细阐述。对投资协议订立的时间，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并非在2011年3月10日签订，真实的签订时间在2011年4月，两原告明确具体签订日期为4月8日，被告则表示无法明确，本院采信两原告的意见，确定该份投资协议签订于2011年4月8日。两原告提供的证据2、3，被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两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和第三人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并未收到该份解除通知，且两原告系违约方当事人，无权要求解除投资协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两原告曾经向被告邮寄解除通知的事实，其真实性可予确认，至于能否视为已经送达给被告以及是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详细阐述。两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两原告的举证目的。本院认为，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质证意见成立，该组证据的内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被告文体公司提供的证据6，经庭审质证，原告邱信苗、陈平光和第三人宝隆公司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被告提供的证据7、8，两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文体公司系宝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两原告提出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系宝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提供的证据9，两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本案所涉房产转让不属于商品房买卖这一主张，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诸暨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性规定，并非属于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据，从证据内容来看，由于第三人已经领取了浙江文体大厦的商品房预售证，也不足以说明本案所涉的房产销售不属于商品房预售合同，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0，两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内容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两原告提出的异议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1，两原告和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被告提供的证据12，两原告提出异议，认为宝隆公司有6位股东，而在本次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股东只有4位，故该决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内容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股东会决议系宝隆公司原有的四位股东所达成的股东会决议，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3，两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审核，且证人钟某乙、张某系宝隆公司的股东，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第三人宝隆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出具情况说明的三位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致本院无法对其证言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4、15，两原告提出异议，认为两组证据缺乏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不能证实被告的举证目的；第三人宝隆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宝隆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赵汝芳系该公司名义上的控股股东，而赵汝芳是否替文体公司代持股份，与本案实体问题的处理缺乏关联性，至于被告提供的汇款凭证和记账凭证，系该公司内部账目，其真实性无从审核，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6，两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的情况说明内容是否真实无从确定，且该份证据和施工现场照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第三人宝隆公司无异议。本院认为，两原告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的内容也可以证实被告的举证目的，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7，两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杨某虽然是否系被告公司的电工，与其代表单位签收邮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邮件详情单上“杨某”签字后面亦注明签字人身份为“门卫”，两原告邮寄告知投资协议相关情况的函时，邮件详情单亦注明收件人为“门卫”，可与之佐证，即使杨某不是被告单位收发室工作人员，也并不意味着其无权代表单位收取邮件，而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对钟某甲所作的调查笔录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调查人的身份无法确定，且没有在笔录上签字，证人钟某甲亦未出庭作证；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足以证实被告的举证目的，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8，两原告亦提出异议，异议理由同证据17，被告和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杨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其签收解除投资协议通知这一函件的事实，这与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的签收人情况相一致，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杨某陈述事后不慎遗失邮件且未告知公司相关人员，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该节事实不予确认。本院根据被告申请调取的证据19，原、被告和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
根据上述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26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拍卖出让文件，对包括涉案的B1-03号地块在内的多块商业办公用地进行拍卖出让，该文件对竞买人的资格作出了相应的限制，并约定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诸暨市国土资源同意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拍卖出让文件发布后，被告文体公司于2010年8月17日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参与竞拍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书。与此同时，文体公司承诺在一个月内另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新公司的名称待定，法定代表人拟定为赵汝芳。同日，文体公司缴纳了保证金900万元。同年8月29日，文体公司以9400万元的价格竞得的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该地块的建设用地面积为5433平方米。9月8日，按照拍卖出让文件的规定，文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汝芳等人出资成立了第三人宝隆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赵汝芳。宝隆公司于2010年9月17日、2011年4月21日分两次支付了9400万元的土地出让价款。
2010年11月10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成交确认书，明确由宝隆公司竞得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宝隆公司可持成交确认书与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年4月29日，宝隆公司与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年5月30日，宝隆公司取得中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1年4月8日，被告文体公司（甲方）与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其中约定：一、乙方向甲方投资人民币500万元，甲方以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楼的办公楼，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作为回报，该层建筑面积预估为1309平方米（最终以房管会核准面积为准），计人民币12042800元；二、付款时间为在签订协议之日支付100万元，2011年4月25日前支付150万元，2011年5月25日前支付余款250万元；三、开发单位在2012年开盘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到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并将乙方投资的500万元款项转入至销售单位，首付不足部分由乙方按规定向银行办理按揭或付清；四、甲方应当在市政府、市规划局、城东行政中心协调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内按时、保质完成浙江文体大厦的建设，通过竣工验收；五、甲方应及时为乙方办理好产权手续；六、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投资款，如不能按时付清，前期已缴的所有费用自动转为定金，甲方有权予以没收；七、甲方通知乙方到开发单位办理手续，履行了协议规定的投资义务后，本投资协议即自行解除。协议订立之前，邱信苗、陈平光已于2011年3月10日支付了款项100万元（收据上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定金）。协议订立后，邱信苗、陈平光分别于2011年4月25日、5月25日向文体公司支付了投资款150万元、250万元。
2012年3月5日，原告邱信苗、陈平光用特快专递致函被告文体公司，要求文体公司告知与履行投资协议有关的相关情况，诸如开发单位、项目进展、房屋交付日期等情况，文体公司于3月10日回函项目正在如期推进，保证严格按照投资协议履行，未明事项可与之面谈。同年3月19日，两原告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文体公司邮寄了解除投资协议的通知，文体公司的职工杨某于3月22日签收该邮件。杨某在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在签收邮件后未交给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收发的员工。2012年8月，邱信苗、陈平光以解除通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本院判如所请。
另查明，第三人宝隆公司于2011年3月29日取得涉案的诸暨市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年11月15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次年7月13日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2年10月3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证，该项目目前尚处于建设阶段，施工单位为广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原、被告双方诉辩焦点，本院对本案分析、评判如下：
1、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文体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
确认合同效力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合同的性质。当签约双方为合同性质发生争议时，应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主要条款对签约双方所设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准确判定。就本案而言，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文体公司于2012年4月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从名称来看，并不能直接界定合同的性质。结合该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展开分析，其中规定两原告的合同义务为向被告文体公司支付投资款500万元，在浙江文体大厦开盘时再与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付清余款或办理按揭手续，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则为被告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的房屋，保证开发单位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两原告，并尽到协助两原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方面的配合义务；而被告的合同权利义务正好与之相反。很显然，从该投资协议的行文表述来看，开发单位另有其人，被告文体公司并非协议所指的开发单位，被告所享有的权利（被告支付的投资款500万元）最终需要让渡给开发单位，并不存在履行房屋交付的义务。也就是说，对于被告来说，签约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两原告支付相应的对价向开发单位购买房屋。至于开发单位为何者，被告文体公司在竞标时递交的承诺书中已经明确需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被告在竞得地块后，宝隆公司也随之成立，由其负责开发中标地块。所以，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开发单位当指第三人宝隆公司。两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开发单位系指被告文体公司，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两原告与被告文体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房屋（商品房）买卖关系，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不能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难以归入到合同法所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中，应认定为无名合同。关于投资协议是本约还是预约问题，学理上预约合同和本约合同是根据合同的订立是否以订立另一合同为内容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预约合同，是约定将来订立相关联的另一个合同的合同；本约，则是为履行预约而订立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投资协议目的是为了确保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前后两份合同的主体并不相同，前一份合同的签约主体是两原告和被告，之后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则变更为两原告和第三人，且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只是内容上具有一定的承接性，故投资协议不应定性为预约，而是属于本约。
既然认定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文体公司所签订的投资协议属于无名合同，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不能要求被告需具有商品房预售资格。两原告以被告无商品房预售资格为由，要求认定该投资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该投资协议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于该类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内容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应认定该投资协议合法有效。
2、原告邱信苗、陈平光向被告文体公司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是否已经送达并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单位签收快递邮件，实务中一般由其自行指定具体的签收部门或人员，比如办公室（抑或收发室）、门卫等等，并不是任何职工都有权代表单位签收邮件。本案中，快递服务组织将邮件交给了被告文体公司的职工杨某签收，现有证据表明，杨某只是单位的电工，没有证据表明其在签收邮件后已经将之转交给了本单位有权签收邮件的收发室工作人员或其法定代表人（查阅被告递交的邮件收发簿，未找到相关的记录）。假设杨某确实将邮件转交给了本单位的收发室工作人员或其法定代表人，被告必然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此前被告尚且对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以相同方式邮寄的告知与履行投资协议有关的相关情况函作出了认真的回复，怎么可能对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的重要函件反而置之不理？由此推定，两原告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虽由被告单位的电工杨某签收，但这一签收行为不能视为被告已经收到了两原告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函件，不能产生已经送达的法律后果。
既然认定被告文体公司未收到原告邱信苗、陈平光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该解除通知自然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认为，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文体公司于2011年4月签订的投资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两原告于2012年3月邮寄的解除通知，由于未产生送达给被告的法律后果，故无法产生解除合同效力的法律后果，现两原告起诉要求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50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邱信苗、陈平光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邱信苗、陈平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款汇至绍兴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账号：09×××27，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 昕
代理审判员 张晓龙
人民陪审员 杨科晔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