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高新民初字第2123号
原告潘伟庚。
委托代理人蒲毅，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陈科，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成都凯汇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77号31栋1单元1层9号。
法定代表人邓宇。
委托代理人陈迅，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罗玉龙，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潘伟庚诉被告成都凯汇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汇行公司）定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于2014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伟庚的委托代理人蒲毅、陈科，被告凯汇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伟庚诉称，2013年12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汽车代购车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购车辆。根据该协议第3条约定，被告代收了原告交付的“购车定金”20000元。后原告提出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并要求被告退还代收的款项但遭到拒绝。故原告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汽车代购车协议》，退还收取的20000元定金。
被告凯汇行公司辩称，本案的案由为定金合同纠纷，而非委托合同纠纷，程序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本案所诉争的《汽车代购车协议》事实上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委托合同关系，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汽车代购车协议》，该协议原告作为需方，被告作为代购方签字盖章。约定需方所需车辆为美规宝马X5，颜色为黑色，单价为660000元。签订协议后，需方付购车定金50000元。预计交车日为2013年11月30日，余款在约定交车日之前需方将车款付至代购方指定账户，待代购方确认车款全额到账后，需方即可在约定日期提车。所购车辆价格以提车时厂家或品牌授权经销商届时公布的价格为准。双方并一致约定：代购方保证所售车辆手续合法、齐全；代购方在车辆到店后，通知需方三天内到店付款，代购方确认车款到账后，需方即可提车，需方提前须将全部车款付清，逾期提车则视为需方资源（系原文摘抄）放弃代购车辆，代购方有权解除合同，需方支付的定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车辆由代购方另行分配；需方要求变更代购车辆，包括规格、型号、颜色和排挡，须取得代购方一致意见，并重新签订相应代购协议；代购方因不可抗力之原因造成不能交车或不能按约定时间交车，代购方将上述情况及时通知需方，代购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因生产厂家调整生产计划等原因导致需方已定购车型无法按时交货，代购方需在约定交车日期前十日通知需方，需方可变更车型或退还定金，代购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代购方除不可抗力及生产厂家调整生产计划原因逾期交车的，视为代购方违约，逾期除继续履行本协议义务外，每逾一天按需方所交定金的千分之一向需方支付违约金。合同还约定需方在代购方办理商业险，需方在2013年11月25日前全款现金提车，若超过时间，则在代购方指定担保公司办理按揭（贷款额度手续费5%）。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纳定金50000元。
2013年12月11日，原、被告新签订了本案诉争的《汽车代购车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与2013年11月1日协议内容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定金调整为20000元；第二，约定原合同过期；第三，需方于2014年2月28日前确定所购车型、车价依照当时行情（成都）执行，需方在代购方办理按揭及商业险，办理要求根据银行要求执行。
被告向原告退还定金30000元，并于2013年12月11日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购车定金20000元。
以上事实有本案证据材料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对本案案由存在争议，案由的最终确定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确定，故而当事人选择的案由错误不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本案中原告主张诉争的原、被告于2013年12月11日新签订的《汽车代购车协议》的合同性质为委托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原告委托被告代为购买车辆，原告具有任意解除权，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当退还定金。据此，本案的实质为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变更之诉，并追求合同变更后的财产返还效果，基于诉争核心内容为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合同解除没有被单独作为案由。因原告主张合同解除权的依据为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故本院依法确认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系由受托人代为委托人处理约定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委托合同的根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产生委托法律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但是受托人对于委托事项没有自己的权利义务，其行为结果由委托人本人承担责任。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由被告代购所需车辆，该主张要成立则被告对于原告购车一事，不与原告就车辆发生法律关系，案件事实与此相矛盾。
第一，双方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的合同确定了被告就车辆买卖的权利义务，这体现在代购方可以解除合同，以定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并另行分配车辆；因不可抗力及生产厂家调整生产计划不承担违约责任；除约定的免责事项逾期交车，被告承担的违约金责任；被告在所谓的《汽车代购车协议》中已经直接承担权利义务。
第二，原告向被告交纳定金之事实，也清楚地表明，双方之间就车辆买卖建立了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向原告开具的《收据》清楚载明收到原告定金，原告清楚知晓定金系直接向被告交纳，从此可以看出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也是原、被告之间就车辆买卖直接建立了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双方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的《汽车代购车协议》虽然缺少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价格等核心要素。但是，首先，2013年11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与2013年12月11日的合同具有内在联系，2013年11月1日的合同能够确定标的物及价格，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就已经建立；其次，两份合同印刷体内容均为相同；再次，对于合同标的物、价格，双方约定原告于2014年2月28日前确定所购车型、车价依照当时行情（成都）执行，确定车型并按照一定价格标准进行买卖已经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故不能以此抗辩双方就车辆建立的直接权利义务关系不成立。
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就原告购买车辆的委托合同关系，而直接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合同性质的确定应当遵循名责实之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及合同履行情况正确确定合同性质，本案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合同履行均显示被告直接就原告购车一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故而本院依法确认本案诉争合同效力为买卖合同。但被告作为合同印制文本提供者，使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导致本案纠纷，故本院依法决定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然而，在某些案件即使存在主张法律关系与认定法律关系不一致，也不应当进行释明，比如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合同有效，此时如果进行释明，无异于未经宣判提前告知当事人诉讼结果。本院认为，法律条款的适用必须以符合案情为前提，只有符合案情的法律条款才能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同时，法律条文不能机械适用，释明要以不提前告知宣判结果为限。本案中当事人主张变更之诉，任意解除委托合同，一旦释明也无异于提前告知审判结果；一旦释明，当事人不仅仅需要变更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甚至需要变更诉的性质。故而本案不应当提前释明法律性质，未经宣判提前否定原告解除权的基础。因不得提前释明，则应当保留原告就本案车辆买卖法律关系另行起诉的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伟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