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放。
委托代理人王鲸，上海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倪建国，上海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王鲸，上海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倪建国，上海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放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翔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2008年9月10日，南通三建公司因与上海万翔公司及案外人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联营合同纠纷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该案审理期间，耿放作为上海万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A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该案全部诉讼活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30日作出（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上海万翔公司代A公司向南通三建公司归还200万元（2008年11月20日前支付50万元，2008年12月20日前支付100万元，2009年1月20日前支付50万元，本文币种均为人民币）；二、上海万翔公司代A公司向南通三建公司支付补偿款100万元（2009年4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三、对南通三建公司支付给B公司的垫资合作资金400万元（该款实际用款人为A公司），由A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现由上海万翔公司代A公司向南通三建公司付清（2009年4月5日前一次性付清）；四、对南通三建公司支付给B公司的垫资合作资金所产生的损失补偿，由各方另行协商解决；五、A公司对上海万翔公司向南通三建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7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南通三建公司、A公司各半负担。上述民事调解书生效后，上海万翔公司未主动履行债务，南通三建公司遂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因上海万翔公司、A公司均无可执行财产，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0日作出（2008）闵执字第86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调解书执行程序终结。
2008年，耿放与A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耿放同意受让A公司拥有的上海万翔公司100%的股权，应向A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A公司应办理并向耿放交付梅陇镇359号地块开工所需的批准文件等。2009年5月21日，耿放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A公司赔偿损失10万元。2009年11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47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但因耿放不能提供损失的证据，故判决驳回耿放的诉请。A公司对此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2月20日作出（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3月25日，耿放以股权转让纠纷再次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0年9月27日作出（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A公司、上海万翔公司协助耿放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A公司、上海万翔公司对此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1年1月19日作出（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34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审理期间，上海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C。
2011年6月7日，上海万翔公司出具《股东决定》，确认耿放已投入1，000万元用于改制验资，上海万翔公司出具改制登记申请书，确认公司注册资金由3，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同时耿放出具《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上海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由A公司出资。现本人耿放根据（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991号、（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345号判决受让A公司在上海万翔房地产开发公司100%股权。现根据法院判决和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上海万翔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为上海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原来3，000万元调整为1，000万元，公司应偿付的债务为0万元，至2011年6月7日公司已向要求清偿债务的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如有未清偿债务的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本人耿放提供相应的担保”。
2012年6月7日，耿放将自己名下上海万翔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其母亲张D，上海万翔公司由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耿放。
在（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471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A公司原系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经改制后由五个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上海万翔公司系A公司于1993年依法设立的企业，其工商登记的性质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从其原投资人即A公司的工商登记来看，其原来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后A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上海万翔公司）已经改制为由五个自然人实际投资，故上海万翔公司实际已经无集体资产”。
2009年3月11日，因耿放未交出上海万翔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上海万翔公司登报申明作废并撤销耿放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在（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471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耿放申请对上海万翔公司的股权进行诉讼保全。
南通三建公司认为耿放在上海万翔公司减资过程中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调解书中未履行的债务及逾期还款的利息依法应由其承担，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耿放清偿上海万翔公司在（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调解书中未履行的债务及逾期还款的利息共计1，2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耿放、上海万翔公司原审辩称，耿放对上海万翔公司进行的是企业改制变更登记，而非公司减资变更，改制后注册资本的多少是由长宁区工商局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确定的而不是由耿放决定的。A公司未向耿放移交任何上海万翔公司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账簿、财务报表等），耿放对上海万翔公司过去的经营状况并不知晓。（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案件执行裁定书出具时，耿放不再是上海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系争债务是否已经清偿无从得知。在耿放经营管理上海万翔公司期间，南通三建公司从未主张过权利。耿放的担保期限自2011年12月7日起已过，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耿放于同年6月7日作出担保承诺，故作为担保人的耿放就已经免除了担保责任；上海万翔公司不再是一人有限公司，不能再适用《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且耿放在经营过程中并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履行其全部出资义务，无须再承担独立法人上海万翔公司的债务，故请求驳回南通三建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万翔公司承认系争债务，同意自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因耿放、上海万翔公司对上海万翔公司尚欠南通三建公司债务未履行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耿放是否应当对债务承担责任。南通三建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主要有：1、耿放对违法减资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耿放在上海万翔公司减资过程中作出过担保承诺，应承担担保责任；3、上海万翔公司实际为耿放一人控制的公司，耿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相互独立，故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耿放存在转移、隐瞒上海万翔公司名下财产，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耿放则认为其对上海万翔公司进行的是企业改制而非公司减资，在转制过程中也依法进行了资产评估及验资，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担保期已过，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上海万翔公司现为有限公司，不是一人公司；其经营上海万翔公司过程中并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不应承担系争债务。对此，原审法院认为：
一、《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2008年10月30日，耿放作为上海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及A公司委托代理人自始至终参与了（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案件的审理，并签收了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即耿放当时对上海万翔公司应向南通三建公司支付700万元债务的事实是清楚的。虽然耿放于2011年6月7日填写的是《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登记申请表》，但在（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4718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上海万翔公司系A公司于1993年依法设立的企业，其工商登记的性质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从其原投资人即A公司的工商登记来看，其原来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后A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上海万翔公司）已经改制为由五个自然人实际投资，故上海万翔公司实际已经无集体资产”。显然，上海万翔公司自A公司在1998年改制后就已经不再是集体所有制性质，只是未去工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而已。也正因如此，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才认定耿放与A公司于2008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之后，被告耿放再据此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系上海万翔股东身份并最终获得支持。如果上海万翔公司在2011年6月之前的性质系真实的集体所有制，则耿放在2008年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不能被认定合法有效。耿放在主张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以及确认其股东资格的案件时，均认为上海万翔公司性质为股份所有制公司，现又认为上海万翔公司在2011年6月前的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主张自相矛盾且有违公平原则，应不予采信。故耿放在2011年6月7日填写《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登记申请表》，仅仅系其履行生效判决时需补办的登记手续，并不能以此证明其行为属于企业改制。
耿放将上海万翔公司注册资金从3，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属于公司重大事项的变更，其作为上海万翔公司100%股权的股东，应依法履行减资程序，并通知包括南通三建公司在内的已知债权人。耿放明知上海万翔公司对南通三建公司曾负有700万元的债务，理应采取直接通知的方式。现耿放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减资过程中曾以直接方式通知过南通三建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形，因此耿放存在过错。耿放辩称A公司在2011年5月27日出具《债务确认函》，声称接管上海万翔公司的债务。但生效的（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调解书中，明确A公司、上海万翔公司对南通三建公司7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且，无论A公司还是上海万翔公司，均未将债务转移的约定通知南通三建公司并获得其同意，故上述《债务确认函》对南通三建公司不发生效力。
耿放在上海万翔公司减资过程中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故意隐瞒债务且未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其公司减资程序存在瑕疵。瑕疵减资的减资股东责任可比照抽逃出资股东的责任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故耿放应在上海万翔公司减资额人民币2，000万元范围内对南通三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耿放在上海万翔公司减资过程中，向工商局出具的《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中，载明：上海万翔公司应偿付的债务为0，至2011年6月7日公司已向要求清偿债务的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如有未清偿债务的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本人耿放提供相应的担保。上述“公司债务为0、已向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构成虚假证明，其行为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上海万翔公司自2011年6月30日起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耿放为唯一股东。2012年6月7日，耿放又将自己名下5%的股权转让给张D，虽然张D与其系母女关系，上海万翔公司的运营管理均由耿放实际控制，但公司的性质已变更为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故南通三建公司要求按照《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由耿放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难以支持。
四、在耿放经营管理上海万翔公司期间，确实与A公司之间存在矛盾，系上海万翔公司的内部矛盾，与南通三建公司无关，不能因此减免各自应承担的义务，更不能因此拒绝履行向南通三建公司的还款义务。况且，无论A公司还是上海万翔公司均是债务人，耿放作为上海万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有义务对公司的对外债务情况进行了解。现耿放以A公司曾告知其已履行完毕，故其不清楚本案债务尚未履行的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依据且不符常情，其作为（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案件的经办人，最应当清楚该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情况，故耿放认为其不存在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在管理上海万翔公司期间，明知上海万翔公司对南通三建公司负有涉案债务，却以与A公司存在矛盾为由逃避履行债务的责任。故耿放作为上海万翔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严重损害作为南通三建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理应承担责任。
原审审理中，上海万翔公司表示对南通三建公司主张的债务没有异议，并声称其公司目前正常经营且有资产，南通三建公司应当恢复申请执行。原审法院多次要求上海万翔公司应主动履行债务以减免耿放的责任，但在规定期限内，上海万翔公司既未向法院提供其财产线索，也未向南通三建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根本没有履行债务的诚意。耿放作为上海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实际控制公司，二者的行为明显系推诿逃避责任，有违诚信原则。因上海万翔公司的责任与耿放的责任性质不同，南通三建公司在本案中向耿放主张权利，并不影响其向上海万翔公司主张权利（除非存在双重受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耿放在上海万翔公司减资过程中故意隐瞒公司对外债务且未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出具虚假的证明材料，严重侵害南通三建公司的利益，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耿放应在2，000万元范围内对南通三建公司在（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调解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耿放负担。
耿放不服原审判决，上诉坚持认为，2011年6月7日是上海万翔公司进行改制的工商变更登记日。其依据生效判决通过强制执行取得上海万翔公司股权并进行变更登记，注册资本金确定为1，000万元是工商部门的要求，不是减资行为。其在上述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在经营上海万翔公司中没有违法违规行为，且其担保期限已过，无需为上海万翔公司承担系争债务。此外，上海万翔公司现正常经营，有实物资产，南通三建公司应当申请恢复执行，要求上海万翔公司清偿债务，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南通三建公司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不同意耿放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答辩认为，A公司在1998年即完成改制，故上海万翔公司虽仍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但已无集体企业成分。上述事实已由生效判决确认。2011年6月7日填写的企业改制申请表是补办手续，并非实质的企业改制行为。系争债务已进入法院执行阶段，没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的问题。股东在对公司减资时对公司债务做出的担保承诺，是债务承担，只要债务没有履行完毕，股东责任一直不能免除。耿放在实际控制上海万翔公司期间，隐匿公司财产，未按法定程序减资，隐瞒公司债务，出具虚假声明，理应承担对系争债务的清偿责任。
原审第三人上海万翔公司同意耿放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已查明事实均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耿放、上海万翔公司认为应当补充查明如下案件事实：1、2009年4月13日，耿放已经不是上海万翔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2、2011年6月7日，耿放依据生效判决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方式办理了上海万翔公司变更登记，成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原股东A公司不配合，未向其移交上海万翔公司相关资料，故其不知道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上海万翔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是按照工商部门的要求书写。
因上述事实无论是否属实，均不影响本案争议的处理，故本院认为无需进行补充查明。
经审查，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均予确认。
本院认为，上海万翔公司的企业性质因其唯一投资人A公司1998年改制而早已发生相应变化，该事实已由生效判决确认。耿放在2011年6月依据生效判决取得上海万翔公司100%股权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上海万翔公司企业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出具了2011年6月7日《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申请将上海万翔公司原注册资本金由3，000万元调整为1，000万元，后亦实际减至1，000万元，显然是公司减资行为。耿放和上海万翔公司主张其上述行为不是减资行为，显然不能成立。
耿放作为持有上海万翔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上述情况说明中声明公司应偿付债务为0，已清偿了全部债务，并承诺如有未清偿债务，由公司继续清偿，由其提供相应担保，则其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耿放提出其系按照工商部门的要求出具的情况说明，对此应当认定，工商部门作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有义务监督企业法人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保护债权人利益。但耿放作虚假声明的责任并承诺担保，相应法律责任理应由其自行承担。系争债务已经生效判决确定，并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并无履行期限的限制。耿放、上海万翔公司主张耿放所作担保有保证期间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上海万翔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未依法定程序进行减资，损害了南通三建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耿放作为减资当时上海万翔公司唯一股东为公司违法减资，未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却作虚假声明公司已清偿全部债务，并承诺由其担保公司未清偿的债务，理应就系争债务向南通三建公司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海万翔公司是否始终由耿放控制，经营中是否违规，以及耿放与原股东之间矛盾纠纷，均不影响耿放应当承担上述责任的认定。就上海万翔公司仍未清偿债务部分，南通三建公司选择向耿放直接主张权利，有事实依据，于法不悖，应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耿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800元，由上诉人耿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克强
代理审判员 王 敬
代理审判员 孙 歆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