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16211号
原告：邵永桐，男，196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荣芳(系原告邵永桐之妻)，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宏，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居朝华，男，196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兴化市，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原告邵永桐与被告居朝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水轶良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金根元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永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荣芳、吴毅宏，被告居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永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将承租的房屋腾空后交还原告。
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4日，原、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约定被告承租原告所有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江文路XXX弄XXX号XXX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租期6年。由于市场房价上涨因素，2016年8月1日，原、被告经过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房租每月上涨人民币(下同)300元。
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约定租赁期间未经原告同意，被告不得转租、转借、拆改变动房屋结构，否则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2017年5月18日，被告在与原告的电话通话中还保证涉案房屋由被告自住。但在2017年5月20日，原告去涉案房屋看房时发现，实际居住人不是被告而另有他人。原告随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在杜行镇派出所出警的录音录像中，实际居住人承认房屋是通过中介公司从被告处转租而来。之后原告与中介公司人员通话，中介公司在通话中也承认被告委托中介公司将涉案房屋转租。
现原告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第七条之规定，于2017年5月21日告知被告解除合同并限期搬离，但被告时至今日仍拒将房屋交还原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表示因被告已经支付租金至2017年10月31日，原告认可双方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双方建立了事实租赁关系，现原告变更诉请为：确认原告与被告就上海市闵行区江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自2017年11月1日解除。
被告居朝华辩称，被告将涉案房屋转租，原告是知情的。正因为原告得知被告转租，所以双方才在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增加租金。综上，不同意解除合同。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于荣芳、邵玉培系上海市闵行区江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产权人。原告系于荣芳之夫，邵玉培之父。
2015年7月4日，原告邵永桐(作为出租方，签约甲方)与被告居朝华(作为承租方，签约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约定甲方将其坐落在上海市闵行区江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出租给乙方；该房屋租赁期为6年，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0日止；月租金1,050元，押金1,050元。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能擅自改变租赁房屋的结构、装修，并爱护使用租赁的房屋，乙方不得将承租的房屋转租，如因乙方的过失或过错使房屋及设施受到损坏，乙方应负责赔偿。上述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
嗣后，被告支付了押金1,050元，原告按约向被告交付了房屋。
2016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1份，约定涉案房屋与另案江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租金调整为：2016年8月1日-2017年7月30日租金共计为2,500元/月；2017年8月1日-2018年7月30日租金共计为2,600元/月；2018年8月1日-2019年7月30日租金共计为2,700元/月；2019年8月1日-2020年7月30日租金共计为2,800元/月；2020年8月1日-2021年7月30日租金共计为2,900元/月；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涨租金，合同到期后被告不得破坏室内装修。嗣后，被告将涉案房屋转租他人。
2017年5月18日，原告与被告电话通话，通话中原告问询被告是否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被告含糊其辞。
2017年5月20日，原告到达涉案房屋与实际承租人交涉并报警，110出警处理。实际承租人认可涉案房屋是被告转租给实际承租人的。
2017年5月21日，原告与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电话通话，通话中原告询问中介工作人员“(被告)怎么有权转租？”，中介工作人员答复“因为你，你也默认这个事情”。
2017年5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短信称因被告擅自转租，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限期被告腾空并搬离涉案房屋。被告回复短信称“我照我们的合同走该付房租付房租”。原告回复短信称“从我知道你转租后，合同已解除了，房租不需要了”。被告回复短信称“你说解除就解除吗？”。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房地产权证、租金、押金收据、公安局接报回执单和110出警照片、案外人刘某某与ＸＸ的《房屋租赁合同》、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短信截屏等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实。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申请证人许永杰就原告是否同意被告转租的问题出庭作证。作证情况如下：证人陈述，原、被告的租赁合同签订系其居间而成，在签订合同一段时间后，原告以涉案房屋内不是被告居住为由，要求增加租金。经三方协商后，原、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增加了租金，补充协议内容也都是证人起草的。在2017年原告向证人表示过不愿意再继续租赁的意愿，后于5月21日收到了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短信。
原告对证人的证词表示，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被告对证人的证词表示没有异议。
诉讼中，原告向本院表示在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后，涉案房屋的返还问题原告可以和实际承租人进行协商，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押金1,050元，原告愿意返还被告。另被告已经擅自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了相当于至2017年1月31日止租金的钱款，原告愿意另行与被告结算。
被告则向本院表示被告坚持认为没有违约行为，不同意解除合同。如法院生效判决最终确认合同解除，则被告保留诉讼原告因解除合同带来的包括装修在内的一切损失的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对将涉案房屋转租的事实并未予否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同意被告将涉案房屋转租。
被告对该节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认为，通过2017年5月18日原告与被告的通话录音及2017年5月21日原告与包括证人在内的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被告回复原告的短信可以看出，被告及证人在面对原告就涉案房屋是否转租，原告是否同意被告进行转租的问题上均未正面回答。如果事实如证人所称，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原告就已明确同意被告转租，那在录音及短信交流中被告及中介工作人员可以直面回复原告称原告明确同意被告转租。然被告及工作人员不论是在电话通话录音还是在短信交流中，均未提出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原告就已明确同意被告转租的抗辩。综上可知，证人证言与常理不符，证明力较弱，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得转租。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未书面约定被告享有转租权的情况下，被告仅以此证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增加租金就是因为原告同意被告转租，本院不予采信。
现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转租涉案房屋，原告有权解除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现原告在2017年5月21日向被告发送短信要求解除合同，被告亦收到该短信。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自原告发出到达被告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即时解除。但在本案庭审中，原告表态因收到被告支付至2017年10月31日的租金，要求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7年11月1日解除。原告收取租金的行为及在庭审中的陈述，应视为同意与被告建立了不定期租赁关系。原告诉请的实质也是在于解除双方的不定期租赁关系。鉴于被告支付的租金金额已至2018年1月31日，且在解除不定期租赁关系时原告应给予被告合理期限，本院认定双方租赁关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解除。
在涉案合同解除后，原告对返还涉案房屋的问题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并自愿返还被告押金1,050元，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邵永桐与被告居朝华就上海市闵行区江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建立的租赁关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解除；
二、原告邵永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居朝华押金人民币1,0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居朝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金根元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朱 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