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民终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号佳地花园*座****室。
法定代表人：周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劲，山西辉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省经联实业公司大同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康乐里康乐小区办公楼*楼。
法定代表人：王献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忠静，山西鼎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新怀，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省经联实业公司大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并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劲、被上诉人山西省经联实业公司大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忠静、王新怀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9月30日，原告山西省经联实业公司大同公司（下称经联大同公司）与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下称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出卖人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向买受人经联大同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山东正和热电有限公司发煤14000吨（10月4000吨、11月10000吨），单价585元/吨（发运站车板价，不含铁路运费）；合同签订后买受方预付四列计划费40万元（每列10万），计划下来后买受方付全额货款及铁路运费，实行两票结算（增值税发票及火车大票），货款多退少补；因买受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而影响发运，计划费不退；因出卖方原因未能按合同规定时间发运，次月底前退还计划费，如当月未发则转为下月计划费等。合同落款处加盖有双方合同专用章，并由王新怀、霍兰生作为买卖双方委托代理人分别签名。
签订合同后，经联大同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10月20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15日，五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分别转账2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260万元，共计1160万元。
2013年4月24日，霍兰生向经联大同公司出具欠条一张，上载明：“今收到经联大同公司货款1320万元（从2011年9月至2011年12月），发货后剩余货款4334708元”。同年7月4日，霍兰生给经联大同公司又出具条据一份，载明：“在2013年8月底前还150-250万元，剩余八月份再商议，到时还不清后果自负”。一审中，经联大同公司提供了由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共计7894620元，称合同签订后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履行了部分发煤义务，但2012年1月起即再未履行合同，经催要货款，霍兰生退还了85万现金，后双方对账核算，减去已退款和损耗，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尚剩余4334708元货款应当退还。财运通公司称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系其设立的分公司，实际由负责人王维生承包，该分公司于2013年8月因未按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经联大同公司与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所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收取计划费和货款后履行了部分供货义务，后再未履行，剩余货款理应退还原告。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为被告财运通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民事责任应由被告财运通公司承担。
原告经联大同公司起诉主张预付货款1320万元，但根据其所提供的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其实际转账支付为五次，共1160万元。作为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负责发煤的经手人，霍兰生虽出具（对账）欠条，认可收到原告1320万元货款、剩余货款4334708元，但该条据未加盖分公司印章，且1320万元货款数字本身存在疑问，以此作为原告欠款索要凭证，依据显然不足。原告提供的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向其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六十九张，共计7894620元，可作为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向其发运煤炭的业务量，故从预付货款中核减该款项，剩余3705380元认定为被告应予返还货款数额，更为合理。相应利息亦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西省经联实业公司大同公司退还剩余货款3705380元及相应利息（自二○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一五年四月一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
上诉人财运通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其上诉的理由是：1、通过本案的庭审调查得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万柏林分公司打款1160万元虽为事实，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双方进行了真实交易的相关证据，其主张权利仅仅是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计算依据，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双方业务的真实履行情况的基础上，仅仅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数额为78946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确定双方真实业务结算金额的唯一依据，而没有实质审查双方交易的细节以及存留的证据，此系明显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适用不当，裁判错误。2、本案中被上诉人诉称本案代表上诉人公司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易的人员为霍兰生，但是其当庭承认霍兰生因合同诈骗犯罪现正在服刑期间，霍兰生的犯罪行为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未能详细作出说明，如霍兰生因本案交易而犯罪，则该案就不应当继续进行审理，而法庭对此未能详尽查明，存在被上诉人与霍兰生合伙侵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要求被上诉人作出详尽的陈述。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霍兰生曾给过85万，但至于是否霍兰生将其全部欠款还清，此为本案尚未查明的重要事实，而一审法院对此却并未详查，也并未在上诉人的应退货款中进行抵扣，此系明显的事实不清。
综上所述，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纳不当，且裁判错误，基于霍兰生并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的事实，且业务又是在被上诉人与霍兰生之间产生，故希望法庭能够将霍兰生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以查明本案的客观事实，保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将本案发还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被上诉人经联大同公司辩称：2011年9月30日，上诉人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与我公司签署《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出卖方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向买受人经联大同公司指定的收货方山东正和热电有限公司发煤14000吨（十月4000吨，十一月10000吨），单价585元/吨；合同签订后买受方预付四列计划费40万元，（每列10万），计划下来后买受方付全款及铁路运费，实行两票结算（增值税发票及货运大票），货款多退少补，合同双方盖有公章，并由王新怀和霍兰生作为买卖双方委托人分别签名。合同签订后我方于2011年10月14日至11月15日期间共计五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账上打款合计1160万元，有银行打款单佐证；200万打到上诉人分公司指定的霍兰生个人账户，有霍兰生对账单佐证。2012年7月上诉方分公司给我方出具已发煤炭的增值税票69张共计7894620元。2013年4月24日，霍兰生和王新怀等人对账后，霍兰生向经联大同公司出具欠条一张，上载明：“今收到经联大同公司货款1320万元（从2011年9月至2011年12月），发货后剩余货款4334708元”。同年7月4日，霍兰生给经联大同公司又出具条据一份，载明：“在2013年8月底前还150-250万元，剩余八月份再议，到时还不清后果自负”。双方合同真实有效，且我方已履行付款义务，上诉方的分公司也已履行部分发煤义务，属于真实交易。上诉方在庭审中多次强调公司不知情来推卸责任，但是打款到上诉人分公司账上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如果事实不成立，交易不存在，我方要求上诉方返还打款金额。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作为上诉人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其民事责任应由上诉人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我方以欠条为索要凭证，以依据不充足为由，从预付款中核减税票金额得出3705380元为应还款项，我方认为：1、上诉方分公司委派代理人霍兰生和我方签署煤炭买卖协议，属于单位委派的工作人员，其对账期间还有公司另一负责人张连军及合同中介人闫宗共同在场，其对账身份合法有效。2、我方有理由认为霍兰生和张连军的对账行为可以代表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在对霍兰生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对账数字双方都认可，对账后剩余的4334708元和公司账上的金额一致”。霍兰生给我方出具的对账单和还款协议无论从身份和还款金额都真实有效，请求法院支持我方按照对账金额进行返还的观点。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无任何证据向法庭提交。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除一审提交的6份证据外，另提交2份新证据，分别是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对霍兰生、闫宗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说明当时对账的过程和在场人员，以证明对账行为的真实性。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询问笔录”没有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对账单上未加盖公章，霍兰生的行为未获授权，故对该两份新证据不予认可。关于一审判决提到的霍兰生退还85万元现金一事，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新怀称，该款系霍兰生个人向其个人的私人借款，与两公司之间的交易无关。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因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煤炭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为出卖人，被上诉人经联大同公司为买受人。被上诉人依约预付购煤款1160万元，上诉人未能交付相应数量的煤炭，双方发生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可归纳为：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2、霍兰生的身份问题，霍兰生是否因本案交易而犯罪，霍兰生是否已归还全部货款。
关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问题。根据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表明，双方之间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了买卖煤炭的数量和价格，证明双方依法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财运通公司万柏林分公司收到了被上诉人的预付货款，并为其出具了7894620元的增值税发票，证明双方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一定的合同义务。上述事实表明，双方交易关系真实存在。
关于霍兰生的相关问题。在双方盖章确认的《煤炭买卖合同》上，霍兰生代表上诉人方的万柏林分公司签字，可以证明霍兰生有权代表上诉人方的万柏林分公司从事本案所涉的交易活动。上诉人方收到了被上诉人预付的货款，未能交付被上诉人相应的煤炭，被上诉人向其主张权利理由正当，于法有据，至于霍兰生是否因本案交易行为构成犯罪，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万柏林分公司预付货款1160万元，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交付了相应的煤炭，只是怀疑霍兰生可能退还了剩余贷款，因无证据证明，其所述意见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未采信双方之间形成的对账单，而是以上诉人方收到被上诉人预付的货款减去上诉人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数额得出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的款项，符合事实，符合现有证据及证明规则，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443元，由上诉人山西财运通煤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红斌
审 判 员 郭民贞
代理审判员 王国平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书 记 员 刘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