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梨民一初字第462号
原告：宫志国，男，198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杨强，男，198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福义，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付明，男，1956年9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付平，男，195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军，男，197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国文，男，1989年3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福田，男，194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杨宝江，男，195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付江，男，1948年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国柱，男，197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付荣，男，195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国新，男，199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立成，男，1982年3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福臣，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国光，男，199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福军，男，1966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杨宝贵，男，194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福录，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付生，男，1948年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付顺，男，1956年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国彬，男，197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国刚，男，1971年3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伟，男，196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刘桂新，女，198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原告：丁冬，男，198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以上原告简称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26户村民。
诉讼代表人：刘福田，男，194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诉讼代表人:刘桂新，女，198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被告：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宫权，村主任。
被告：刘福太，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梨树县。
委托代理人：管圣峰，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爽，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26户村民诉被告刘家馆子镇北六村村民委员会、刘福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表人刘福田、被告刘福太委托代理人管圣峰、刘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村民委员会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26户村民诉称：2002年被告村委会在原告不知情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及无委托的情况下，为解脱债务链，擅自将原告全社村民集体所有的预留地1.2公顷以每年每公顷500元的超低价格同四社村民刘福太订立2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至今未得到原告的追认。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现被告刘福太已经经营该地14年，因此被告村委会应为原告返还500元/年公顷×14年×1.2公顷=8400元的不当得利款，故依照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对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二被告间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刘福太为原告返还耕地1.2公顷，被告村委会为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8400元。
刘福太辩称：一、本案在程序上，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1、本案原告不具有诉权，原告无权对村委会及村民之间的承包合同提起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是法律规定的依法行使集体所有权的主体，2/3多数村民同意只是其内部表决的方式，并不能代表集体行使权利。现原告27户村民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土地及不当得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故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予以驳回。2、本案原告列明起诉的诉讼有27位村民，但在最后按手印的却是26位，且没有刘玉喜、丁付江手印，据代理人了解，大部分村民根本没有在2015年8月4日按手印起诉刘福太，刘福军和刘福臣是被告刘福太的亲弟弟，其在知悉本案后，明确表示其没在起诉刘福太的起诉书上按指印。因此在27人没有到场的情况下，不能保证本次起诉是列明的原告27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原告在诉状上的签名处均为打字名称，其中还有一个叫“丁付”的人不是原告，也列入其后，前后不一，且根据被告代理人的肉眼判断，该26人的手印均出自一人之手，有人为制造虚假诉讼的嫌疑，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清。如确系人为制造虚假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对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请依据第112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本案是27位原告代表村集体提起诉讼，并要求被告返还耕地给27位原告，无论原告是否胜诉，该请求亦不能成立，如果被告应当返还耕地，被告也不应该只返还耕地给起诉的部分村民，否则将产生新的不公平。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主体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该瑕疵是无法回避和解决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在实体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1、被告村委会与被告刘福太之间的两份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均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原告诉称被告村委会将本村耕地发包给本地村民被告刘福太时原告不知情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根本不是事实，在法律上也不能成立。2002年1月1日，被告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部分原告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案涉土地的承包方案，当时，村民纷纷表示同意将土地在村民内部发包，承包面积、承包费定价均无异议。因为当时土地不值钱，没人愿意承包，进城务工赚钱更快、更多，被告考虑孩子上大学，家中困难，又不会其他技能，只能种地。故提出承包，其他村民均举手表决同意发包给被告。会后，与会代表还善意提示被告要谨慎承包、互帮互助等等。村委会代表村民在与被告签订合同时，还专程到刘家馆子镇司法所进行了司法见证。司法所盖章并出具见证书。载明，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亲自所签，内容真实合法有效。现在，十四年后，原告起诉，违背当时的良心意志，与司法所的见证意见亦不相符，起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第（三）项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方案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2款规定了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间内对个别农户承包地的适当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2款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从上述法律规定看，除了在承包期限内对个别农户的土地承包进行调整外，民主议定程序适用的是承包方案，即便是对集体成员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发包土地仍然是承包方案而非承包合同的具体条款，村委会有权代表村集体成员与承包人签订具体的承包合同。本案中，被告刘福太是本村村民，其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在承包期内的个别承包地调整，也不是村集体成员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土地的情况。2002年其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3月1日起实施）尚未颁布实施，不适用该部法律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15条的是承包期内个别农户承包地调整及对集体成员外发包土地的情况。因此，本案仅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根据该法第24条之规定，土地承包方案须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承包方案只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才能付诸实施，签订承包合同。但承包合同本身不需要村民大会通过即民主议定程序，而是由村民大会授权村委会与承包人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这些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的规定合同才必然无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体地体现为“违反……无效”或者是“不得……，否则无效。”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效力性规范形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根据该条规定，并不能直接或间接推导出“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承包方案无效”的结论，而只能得出“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的，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这样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的这一主张根本不能成立，无论是否进行了民主议定程序，均不影响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否则，不利于维持生效合同的法律效力，破坏社会诚信制度和经济社会秩序。3、关于承包费价格，原告的主张同样不能成立。因为根据当时的经济历史条件，每公顷500元并不超低，且一次性交款12000元，2007年后签6年，直至2027年12月30日，又交款3600元。对家庭条件一般的被告来说也存在较大压力。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平均每年GDP按7%增长，当时的500元，相当于十四年后的5000元左右。原告用现在的眼光和经济发展速度衡量当时的承包价格，显然犯了固步自封的错误，在法律上，同样不能得到支持。4、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8400元应返还给原告，逻辑错误，无论合同是否有效，被告和村委会均不应当向部分村民返还承包费。如果原告以不当得利提出要求返还，那么原告显然不懂不当得利的法律内涵，因为要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人，只能是已经付出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在此，被告也不想在此问题上纠缠，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释明。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在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在实体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刘福太系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村民，2002年1月1日，村委会将1.2公顷预留地承包给刘福太经营，承包费12000元，承包期限20年，双方订立土地承包合同，当日村委会给刘福太出具交纳了承包费12000元的收据。2007年12月30日，村委会与刘福太再次订立非平均承包土地合同书，明确了原合同续包6年，村委会收取了刘福太的承包费。两份合同均在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司法所进行了司法见证。现刘福太已实际经营耕种该地块14年。
上述事实，有梨树县公安局刘家馆镇派出所的证明一份，2002年1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交款收据、见证书。2007年12月30日的非平均承包土地合同书、交款收据、见证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实。
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及被告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方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二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被告刘福太是否应返还土地，村委会是否返还8400元？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方在起诉时诉状落款处的签名按印名单中没有诉状首部原告中的刘玉喜、丁付江的名字，同时被告刘福太方认为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中没有诉状落款中的“丁付”这个人，原告诉讼代表人也承认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没有“丁付”此人，应该是丁付江，是在打印时落下了“江”字，应该是丁付江。由于原告方在诉状首部名单中有丁付江，落款处名称是打印后按手印，原告提供的身份信息中有丁付江的户口，应认定诉状落款处的“丁付”为丁付江。由于在诉状落款处没有刘玉喜按印签名，不能认定刘玉喜为本案原告之一，虽被告刘福太认为原告的诉讼主体存在严重瑕疵，不符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主张，本院应认定原告方的26户村民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刘福太系北六村四组村民，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不是按人人有份分配承包地的承包方式，而是家庭承包之外的其他方式的承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刘福太是北六村四组成员，其承包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非平均发包土地，在合同签订后交纳了全部承包费，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实际耕种该地十四年之久，不应以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确认合同无效。原告刘家馆子镇北六村四组26户村民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土地，并由村委会赔偿不当得利8400元的请求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宫志国、杨强、刘福义、丁付明、丁付平、刘军、刘国文、刘福田、杨宝江、丁付江、丁国柱、丁付荣、丁国新、丁立成、刘福臣、丁国光、刘福军、杨宝贵、刘福录、丁付生、丁付顺、丁国彬、刘国刚、刘伟、刘桂新、丁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立新
审 判 员 赵艳江
人民陪审员 孙淑芳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可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