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商再提字第000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春海。
委托代理人：郝冰冰，江苏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季玉珊。
委托代理人：李晓斌，上海凯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孙有成。
委托代理人：岳超，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永飞，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春海因与被申请人季玉珊及一审第三人孙有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商终字第1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5月7日作出（2014）苏审三商申字第0032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春海及其委托代理人郝冰冰，被申请人季玉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晓斌，一审第三人孙有成的委托代理人刘永飞、岳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7日，刘春海诉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称：刘春海与季玉珊于2012年12月17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季玉珊将持有的南京源力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力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刘春海，转让价款350万元，并约定如违约按照转让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源力公司股东均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截至刘春海起诉前，季玉珊仍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请求判令季玉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赔付违约金70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季玉珊一审辩称：（一）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的协议，从法律性质上分析是附条件生效的协议；从内容上分析刘春海明知股权转让限制性条件和生效条件暨约定在法律生效时一次性付清350万元，并将该条款写入协议，但因源力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条件未成就，协议并未生效。（二）协议签订后，季玉珊和第三人孙有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虽因其他原因被撤销，但说明季玉珊和孙有成之间的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季玉珊已分两次收到孙有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60万元，源力公司已被孙有成实际占有控制。（三）季玉珊曾明确向源力公司其他股东发出过律师函催告股权转让事宜，后才与刘春海签订协议，但协议签订后季玉珊要求刘春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均被拒绝，且至今未收到刘春海的股权转让价款。综上，刘春海与季玉珊之间的协议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现实情况均不能履行，同时也不能适用协议上关于违约条款的约定，请求驳回刘春海�诉讼请求。
孙有成一审述称：（一）刘春海与季玉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侵犯了孙有成的优先购买权，属于无效协议。虽然季玉珊举证一份2012年11月18日的律师函，但该函显然不是针对刘春海受让季玉珊股权的协议。首先时间上不符，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协议时间是2012年12月17日，但该函日期是2012年11月18日；其次价款不符，刘春海与季玉珊协议的价款为350万元，但该函载明价款为900万元；最后，该函没有明确价款的给付方式和时间，无法使孙有成得出同等条件的具体事项。（二）孙有成和季玉珊同为股东，且双方已经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孙有成也支付了价款，目前孙有成已实际占有所涉股权。（三）刘春海与季玉珊之间的协议不符合应有的形式，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季玉珊和王德宝等股东在股权纠纷中从孙有成处获取更大的利益，转让股权并非双方真实目的。（四）目前源力公司股权稳定，经营状况良好，也符合公司发展壮大所需的股权结构。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7日，季玉珊（甲方）和刘春海（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将所持有的源力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在法律确认生效时一次性付清350万元价款；2、乙方实际掌控公司后另行与甲方签订聘用协议；3、如甲方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甲方赔偿乙方价款的20%，乙方若延迟付款，赔偿甲方20%。协议签订时，刘春海、季玉珊、王德宝、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东恒所）律师戴壵在场。同日，王德宝与刘春海也签订了一份与上述内容类似的协议。刘春海与季玉珊的协议签订后，该协议内容一直未履行。
2013年1月8日，季玉珊（甲方）与孙有成（乙方）、担保方源力公司和刘永飞（丙方）�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系丙方源力公司股东之一，持有丙方源力公司30%的股权，现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3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对价现金人民币叁佰万元整。二、付款方式：1.2013年付款壹佰万元，即本协议签订时，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到此款后至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13年6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协议签订后，孙有成分别于2013年1月29日、2013年7月15日向季玉珊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和10万元。
季玉珊举证2012年11月18日东恒所两份律师函，称该两份律师函系寄给源力公司的股东阎长柱和孙有成。该两份律师函的内容主要是：季玉珊通过东恒所发函告知，现有源力公司以外的人希望以1800万元的总价格购买王德宝和季玉珊所持有的源力公司的全部股权；�望阎长柱和孙有成收到此函后，书面答复王德宝和季玉珊是否同意转让股权，如三十日内未书面答复，则视为同意；如主张购买，则于收到此函后的三十日内分别支付王德宝和季玉珊各900万元，用以购买王德宝和季玉珊各持有的30%的股权；如既不同意对外转让又不购买相应股权，则视为同意转让。上述两份律师函中，致孙有成的律师函加盖东恒所印章，致阎长柱的律师函无东恒所印章。刘春海认为两份律师函与其无关；孙有成认可收到律师函，但认为该律师函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为900万元，所陈述的协议内容和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的2012年12月17日协议内容属于两份不同协议。季玉珊无证据证明阎长柱签收了上述律师函。
源力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在2012年12月17日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协议时，源力公司的股东为王德宝（认缴出资300万元）、季玉珊（认缴出资300万元�、阎长柱（认缴出资300万元）、孙有成（认缴出资100万元）。2013年1月30日，刘春海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季玉珊名下价值420万元的财产。该院于2013年1月31日作出（2013）宁商诉保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上述价值的财产，并于次日将上述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栖霞分局，要求协助执行查封季玉珊在源力公司持有的30%的股权；查封期间不得对上述股权办理过户、买卖、赠与、抵押等变更登记手续；查封期限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14年1月31日止。2013年2月1日，源力公司的股东由王德宝、季玉珊、阎长柱、孙有成变更为季玉珊（认缴出资300万元）、孙有成（认缴出资700万元）。2013年2月22日，源力公司的股东由季玉珊、孙有成变更为孙有学（认缴出资10万元）、孙有成（认缴出资990万元）。后工商部门于2013年6月�自行撤销2013年2月22日的变更登记，恢复到2013年2月1日的股东登记状态。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刘春海和季玉珊签订的协议根据文意及目的分析如下：一、季玉珊将持有的源力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刘春海，在将该转让事宜书面通知源力公司其他股东且其他股东同意转让或在其他股东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又不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季玉珊再将上述股份转让给刘春海，刘春海在股份变更至其名下时一次性支付季玉珊股份转让款350万元；二、刘春海在持有源力公司50%以上股权的情况下另行与季玉珊签订聘用协议；三、如季玉珊在符合上述转让条件的情况下将持有的源力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源力公司以外的其他人，季玉珊赔偿刘春海70万元；刘春海在季玉珊将股份变更至其名下时如果不及时付款，应赔偿季玉珊70万元。
本案中，季玉珊向公司以外的人刘春海转让其股权并签订协议，应将该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并未书面通知源力公司的股东阎长柱；源力公司股东孙有成虽然认可收到律师函，但律师函的内容与刘春海与季玉珊间协议内容不符，季玉珊存在以高价通知其他股东，以低价向股东之外的其他人转让的主观恶意，应视为季玉珊未将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孙有成。�长柱和孙有成是当时源力公司四位股东中的两位，在季玉珊将其股权转让相关事项未通知上述两位股东的情况下，也就未能得到季玉珊之外三位股东的过半数同意。故刘春海和季玉珊的股权转让协议因不符合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而无效。在协议无效和季玉珊仍为源力公司股东且未将股份转让给源力公司股东以外其他人的情况下，刘春海要求季玉珊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赔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春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刘春海负担。
刘春海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孙有成为第三人�理由是孙有成是利害关系人，但刘春海提出阎长柱、王德宝也是利害关系人，也应追加，一审法院以阎长柱、王德宝不是股东为由未予追加。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对阎长柱和王德宝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就以阎长柱未收到通知为由驳回了刘春海的诉讼请求，该理由显然不当。（二）刘春海与季玉珊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应当由季玉珊履行通知义务，季玉珊在其提交的通话录音中明确告知刘春海已经通知了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未表示购买意愿，但一审法院却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于2012年11月18日季玉珊发出的通知函作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内容，与事实不符。（三）股东行使的优先购买权，其条件、内容、履行方式均应不低于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本案中孙有成的购买条件远远低于刘春海的购买条件，不能构成优先购买。且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对于刘春海违约责任的承担，这明显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协议，该协议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四）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无论是通知义务的履行还是向第三人孙有成转让权利的行为，季玉珊均构成恶意违约，而无论依据公司法还是合同法，即使认定刘春海与季玉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也不必然导致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无效，而由于季玉珊的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应当归责于季玉珊，但一审法院对此行为未作出处理并将所有责任归责于刘春海显然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刘春海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由季玉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季玉珊二审辩称：其与刘春海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律师函是2012年11月17日同时形成的，因为股东有一个月的优先权的时间，所以给了季玉珊一个月的时间与其他股东联系，看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在签日期的时候就把时间往后写了一个月，写成了12月17日。当时季玉珊一直打电话给刘春海，通知其去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刘春海没有去办，也未付款，是刘春海违约造成季玉珊与刘春海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有成二审述称：一审法院是因本案结果与孙有成有利害关系而追加孙有成为第三人的，而非因孙有成是源力公司的股东才追加的。一审法院认为刘春海与季玉珊之间的协议侵害了第三人孙有成的优先购买权而无效，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当时收到的函载明30%的股权的价款是900万元，孙有成不愿意购买，但350万元的价格孙有成是愿意购买的。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基于事实所作出的认定也是合法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二审法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关于刘春海与季玉珊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在法律确认生效”的含义，刘春海陈述是指的付款时间，即在工商局办理交接，签完字可以办理变更时；季玉珊陈述是指其向其他股东告知后一个月，股东没有行使优先购买权，满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法律确认生效的时间。关于协议中如甲方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甲方赔偿乙方价款的20%中“他人”的含义，刘春海陈述是指除刘春海以外的所有人；季玉珊陈述是指除股东之外的其他人。
一审审理期间，季玉珊提交了一份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季玉珊打电话给刘春海的通话录音，该通话录音内容显示季玉珊曾打电话并发短信通知刘春海去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在工商局等�刘春海，但刘春海没有去，刘春海回复其询问过律师，律师说去了没有用，刘春海表示要听律师的。刘春海对上述通话录音的内容不持异议，但对通话时间有异议，认为通话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1月18日以后，但具体哪天不清楚。二审期间，刘春海陈述其未去工商局办理手续的原因是季玉珊中午通知他下午去办，其当天不可能付出350万元，而且一个月的时间还没有满，所以未去工商局。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公司法及源力公司章程虽然均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转让及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仅是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履行构成阻却，并不能否定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的效力。本案中，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未得到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认定显然不当。
（二）关于刘春海要求季玉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将季玉珊持有的源力公司30%股权转让给刘春海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季玉珊举证的其委托东恒所戴律师发出的律师函中表述有股东以外的人希望以1800万元的总价格购买王德宝与季玉珊持有的源力公司的全部股权，股东如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分别支付王德宝和季玉珊各900万元，该函所�露的购买情况与刘春海和季玉珊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款不一致，不能视为是对案涉刘春海和季玉珊之间股权转让的有效披露，而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孙有成已明确表态，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刘春海拟以350万元价格收购季玉珊所持股权，根据公司法及源力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现孙有成已明确表态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季玉珊也同意转让，故刘春海与季玉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已因孙有成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而无法继续履行，故对于刘春海要求季玉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对于刘春海要求季玉珊支付7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季玉珊所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在季玉珊将股权转让给孙有成之前，其曾电话通知刘春海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且在工�局等候刘春海前往办理，但因刘春海未去而未能办理。刘春海辩称其因来不及准备350万元转让价款及向其他股东发函时间还不满一个月，去了也无法办理，所以未去。但本案中是否具备股权转让的条件应由季玉珊负责，刘春海在股权转让中的义务仅是支付对价及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的手续，因此，在季玉珊明确要求刘春海前往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而刘春海未按约前往配合办理的情况下，股权未能转让给刘春海不应归责于季玉珊。其次，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违约金条款的约定为“如甲方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甲方赔偿乙方价款的20%”，对于该条款中的“他人”应指除刘春海之外的所有人还是除股东之外的所有人，双方对此在诉讼过程中存在分歧，但股东拟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这是法律赋予股东�权利，源力公司的章程中亦有此规定，且刘春海关于其未去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原因是向其他股东发函时间还不满一个月的陈述也表明，在当时刘春海对于股权转让需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亦是明知，因此，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该条款中的“他人”应确定为除其他股东之外的人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故在刘春海未应约前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季玉珊将股权转让给源力公司的股东孙有成的行为，并未违约，刘春海依上述违约条款要求季玉珊支付70万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春海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四）关于一审法院追加孙有成为第三人而未追加王德宝和阎长柱为第三人是否存在程序错误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因孙有成受让季玉珊持有的源力公司30%股权，与本案刘春海要求季玉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追加孙有成为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王德宝和阎长柱与案涉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王德宝和阎长柱为第三人并无不当。
综上，季玉珊拟转让给刘春海的股权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继续履行，且季玉珊在履行与刘春海的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并未违约，因此，本案中刘春海要求季玉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70万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因不符合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而无效的认定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虽在合同效力上认定错误，但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结果予以维持。本案中，季玉珊因未能如实披露股权转让的真实情况，导致孙有成在收到律师函后未能当时行使优先购买权，致使刘春海产生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继续履行的误解而引起本案诉讼，因此，应由季玉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中诉讼费的负担予以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均由季玉珊负担。
刘春海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季玉珊提交的两份律师函明显虚假。该两份律师函落款时间早于《协议》一个月，转让价款也相差悬殊，一份加盖印章另一份却没有，也未能提供快递�等证明已经送达律师函。2.季玉珊提交的录音证据不应采信。季玉珊通知刘春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季玉珊尚未取得其他股东同意，因此即使刘春海去工商局也无法办理。况且2012年12月30日系法定节假日。3.《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如本协议导致季玉珊对刘春海违约，由孙有成负责处理，足以证明孙有成与季玉珊签订协议时，明知该协议会侵害刘春海的权益。该协议约定签订协议时已支付首付款50万元，根据支付凭证记载的时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应为2013年1月29日。（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季玉珊称股权转让通知函的发出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孙有成称收到股权转让通知函的时间为2012年12月20日或21日，与《协议》时间一致，因此，在季玉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通知的内容即为《协议》的内容。相反，如果认定季玉珊未�当全面履行通知义务，则应向刘春海承担违约责任。2.二审法院混淆了享有优先购买权与行使优先购买权两个概念。孙有成至迟在2012年12月21日收到通知，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在一个月内即2013年1月21日前，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同年1月29日，此时其已不再享有优先购买权。3.优先购买权要求同等条件，而孙有成购买股权的价款明显低于刘春海，应当视为孙有成未行使优先购买权。（三）一、二审法院程序错误，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人还有王德宝、阎长柱，该二人也应作为本案第三人。综上，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季玉珊提交意见称：《协议》及律师函是由季玉珊、刘春海、王德宝、东恒所律师戴壵于2012年11月17日共同商定的。该律师函即是次日由戴壵邮寄给孙有成、阎长柱的律师函。律师函之所以载明股权转让总价1800万元，是想确保�春海取得股权，不让孙有成取得股权。《协议》签订时间是在2012年11月17日。当时律师告知要给源力公司其他股东一个月的时间予以回复，只有其他股东不购买案涉股权才能转让给刘春海，故《协议》落款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律师函发出一个月后，季玉珊多次通知刘春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刘春海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协议》不能履行的责任在刘春海。刘春海是律师函的始作俑者，季玉珊是受害人，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刘春海负担。综上，请求驳回再审请求。
孙有成提交意见称：（一）《协议》签订时源力公司由孙有成实际控制，季玉珊、王德宝系股东，刘春海担任源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协议》是刘春海、季玉珊、王德宝恶意串通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夺回对源力公司的控制权。在律师函中，刘春海、季玉珊抬高股权转让价，意图阻止孙有成行使优先购买权�刘春海、王德宝还纠集社会人员砸开源力公司大门，意图找出孙有成涉嫌犯罪的证据。因此，《协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是刘春海、季玉珊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取得公司的控制权。（二）股权转让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也享有优先购买权。季玉珊转让给刘春海的股权，未经上述程序，故《协议》无效。（三）季玉珊提供的录音证据证明其多次催促刘春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均被刘春海拒绝，季玉珊未违约。（四）即使《协议》合法有效，因刘春海未产生任何损失，其主张的违约金70万元也过高。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相同。
本院另查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特别约定：1.若甲方有混凝土业务提供给乙方，混凝土价格按市场价计算，股权转让价则按人民币360万元计算（具体解释为如甲方向乙方提供价格12万元的混凝土业务，则�冲10万元的股权款，依次类推）。上述约定除甲方主动提出外，乙方不得强行用混凝土抵冲股权转让款，乙方更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及免除自身的违约责任。2.因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事宜，导致甲方对第三人刘春海构成违约的，由乙方负责协调处理，若乙方未能负责协调好前述事宜，导致甲方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责任的，全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在决定违约和赔偿事宜时需征得乙方同意。
本院再审中，季玉珊提交了两份通话录音以及王德宝证言，以证明其与刘春海间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11月17日，2011年11月18日东恒所的两份律师函所载报价1800万元是由刘春海提出的，目的是阻止孙有成取得股权。刘春海质证认为，通话录音真实，但录音形成时间并非季玉珊主张的形成时间，录音内容缺乏关联性；因王德宝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德宝证言虚假，不应采信。孙有成对上述证据及季玉珊拟证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录音并未涉及季玉珊主张的事实；虽然王德宝出庭作证称其与刘春海的股权转让协议、季玉珊与刘春海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11月17日，报价1800万元是由刘春海提出的，但是王德宝最终将其与刘春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给了孙有成，王德宝有可能对刘春海构成违约，故王德宝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综上，本院对季玉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刘春海、季玉珊签订的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首先，该条规定赋予其他股东相关权利的目的是要维系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以免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新股东加入后破坏股东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要阻止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成为新股东即为已足，亦即只要股权权利不予变动，而无需否定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其次，该条规定并未规定如转让股东违反上述规定则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再次，如果因转让股东违反上述规定即股权转让未经上述程序而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后，转让股东需与受让人重新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否则任何一方均可不受已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束，显然不合理。综上，股东未经上述程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无涉。本案中，刘春海与季玉珊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刘春海、季玉珊签订的协议如何理解的问题。其中关于“在法律确认生效”、“如甲方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的理解上，刘春海与季玉珊存在分歧。对于“在法律确认生效”的理解，二审中，刘春海陈述是指的付款时间，即在工商局办理交接，签完字可以办理变更时；季玉珊陈述是指其向其他股东告知后一个月，股东没有行使优先购买权，满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法律确认生效的时间。本院认为，如按季玉珊的理解，则该协议仅有付款时间的约定，而无股权变更登记时间的约定，与双方的给付期限要么一并约定要么均不约定的习惯做法不符，且易生争议。如按刘春海的理解，则刘春海应在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均不存在己方交付后不能获得对方的对待给付的风险。因此，对“在法律确认生效”的理解，刘春海的主张更为公平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如甲方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的理解，如将“他人”理解为季玉珊所主张的除股东外的其他人，则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或不具备优先购买条件的情况下，季玉珊仍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季玉珊却不构成违约，则对刘春海显然不公平，因此，应将“他人”理解为刘春海所主张的除刘春海外的其他人。因此，对双方间协议的理解应是：季玉珊将所�有的源力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刘春海，在股权登记在刘春海名下时其一次性付清350万元；除其他股东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外，如果季玉珊将股权转让给除刘春海外的其他人，那么季玉珊构成违约，季玉珊应给付刘春海20%价款的违约金。
（三）关于刘春海、季玉珊有无违约的问题。
1.关于刘春海未按季玉珊通知去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按季玉珊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季玉珊通知刘春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在2012年12月30日之前，但双方协议签订时间是在2012年12月17日，根据《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可以得知，股东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股东以外的人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三十日后，季玉珊通知刘春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距双方合同签订时间不足三十日，工商局不可能给予办理变更登记，故刘春海有理由予以拒绝。况且，季玉珊至今不�证明其已将其与刘春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向源力公司其他股东孙有成、阎长柱作了正确的书面通知，即使当时工商局予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刘春海不得对抗具有优先购买权的孙有成，刘春海也有权拒绝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刘春海不构成违约。
2.关于季玉珊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季玉珊与刘春海间协议约定在股权变更登记时一次性付清350万元股权转让款，季玉珊、孙有成间的协议则约定分期付款300万元。显然孙有成的出价低于刘春海的出价，孙有成并不具备同等条件，孙有成受让季玉珊案涉股权并非行使优先购买权。季玉珊、孙有成间的协议第三.1条约定：“若季玉珊有混凝土业务提供给孙有成，混凝土价格按市场价计算，股权转让价则按人民币360万计算（具体解释为如季玉珊向孙有成提供价格12万元的混凝土业务，则抵冲10万元的股权款，依次�推）。上述约定除季玉珊主动提出外，孙有成不得强行用混凝土抵冲股权转让款。”季玉珊如选择混凝土冲抵股权转让款，则按360万元混凝土计算，因分三年付清，考虑到利息等因素，该条件仍劣于一次性付清350万元现金的条件。二审法院忽略了孙有成如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其出价不应低于刘春海的出价这一前提。因此，在孙有成不具备行使优先购买权条件的情况下，季玉珊将股权再行转让给孙有成，对于刘春海而言，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季玉珊对刘春海构成违约。
季玉珊主张其与刘春海间协议的签订时间应是2011年11月17日，如上所述，本院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退一步说，即使其主张的事实属实，因其未向孙有成等股东真实披露股权转让的内容，应视为未通知，其也无权以通知孙有成一个月后孙有成未要求优先购买案涉股权为由而将股权转让并登记至刘春海名下，其以此主张未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季玉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问题。
1.虽然刘春海、季玉珊间协议签订在前，但刘春海未支付对价，而孙有成支付了部分对价，季玉珊亦向孙有成作了履行，故应当认定案涉股权归孙有成所有。因季玉珊不再享有案涉股权，季玉珊事实上不能再向刘春海交付案涉股权，故刘春海请求季玉珊继续履行双方间协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刘春海主张根据其与季玉珊间协议约定季玉珊应支付70万元违约金，季玉珊则辩称其未给刘春海造成损失，请求减少违约金。刘春海称季玉珊违约给其造成可得利益损失及利息损失，即因源力公司被拆迁以及源力公司2013年销售额近2亿元而使股权大幅升值，其为履行双方间协议向案外人借款而产生的高额利息。本院认为，首先，刘春海对损失的构成作了说明，即主要是可得利益�案涉股权升值）损失。在此情况下，认定双方约定的70万元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刘春海的损失细化为认定双方约定的70万元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案涉股权的升值。季玉珊作为案涉股权的（原）持有人，相较并非是源力公司的股东刘春海而言，证明案涉股权有无升值及升值多少更为便利，因此，季玉珊对案涉股权未升值或升值较小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季玉珊未举证，故季玉珊主张双方约定的70万元违约金过分高于刘春海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刘春海提交的源力公司2013年销售、回款、结算汇总表（刘春海称该证据来源于其与源力公司另案诉讼中源力公司制作后提交的材料）证明源力公司2013年销售额为190372954元，结合源力公司2013年被拆迁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股权升值70万元以上。因此，季玉珊关于减少违约金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季玉珊应按协议约定给付刘春海70万元违约金。
综上，一、二审法院对案涉协议理解有误，进而对季玉珊有无违约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3）栖商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商终字第1293号民事判决。
二、季玉珊于十日内向刘春海支付70万元违约金。
三、驳回刘春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均由季玉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承豪
�判员王欣
代理审判员 刘海平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潘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