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27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女，193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现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勇斌、王丽华，系李某女婿、女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男，197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富某1，男，1954年3月2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富某2，男，1957年3月15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富某3，男，1960年10月14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富某4，女，1964年3月26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王某、富某1、富某2、富某3、富某4（以下简称王某一方）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6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定分割夫妻共有房产份额和确定继承份额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来源于富宝瑛及其子女共同筹措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富宝瑛购买案涉房屋所支付的购房款18000余元在1995年属巨额开支，根据其职业状态、身体状况、技能水平不能反映出其可能会有巨额存款，据此推定案涉房屋购房款来源于富宝瑛及其子女共同筹措更符合客观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属主观臆断，违背民事证据认证规则。李某与富宝瑛1990年再婚后，两人均有养老金和银行存款，完全有能力支付购房款。在无确凿证据证明富宝瑛子女共同筹措购房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系由李某与富宝瑛用夫妻共有财产支付。2.一审判决认定李某与富宝瑛对各自名义购买的房改房进行各自管理和处理的依据不足。一审判决的理由是“李某自行单独处理自己名义购买的房改房”�但事实是金华二七新村拆迁改造于2015年下半年结束，李某名下的房改房系被国家征收拆迁，而非自行单独处理，且富宝瑛其时正在金华，知晓该情况，李某未有任何隐瞒，不存在所谓单独处理的情况。二、一审判决认定李某只能分得妻共有房产10%的份额及继承遗产5%的份额，属于财产分割和继承份额上的严重失衡，与《婚姻法》《继承法》的规定不符；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亦无法律依据。1.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用富宝瑛婚前财产购买，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之规定，应认定案涉房屋为李某与富宝瑛夫妻共同财产，即使二人之后因客观原因分居两地，也不改变房屋所有权的性质。2.李某与富宝瑛婚后均有退休金和股票、投资收入，且富宝瑛在金华工作有工资收入。富宝瑛半年左右回杭州一次领取退休金后�交由李某存入银行，二人在经济上属共同管理使用。而且二人未对财产作过书面约定，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应推定案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三、一审判决在确定分配继承富宝瑛遗产份额时，事实依据不足，分配比例不合法。李某与富宝瑛共同生活11年，虽然双方于2001年开始分居两地，但系客观原因导致，并非夫妻感情不和。分居期间，二人经常电话联系，李某子女每年赴杭州看望富宝瑛。一审判决无顾二人共同生活11年的事实，判决李某仅继承5%的遗产份额，明显与《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不符。四、属于李某与富宝瑛夫妻共同财产的杭州、金华2套房屋市场价值差额巨大，二审法院仅以被申请人放弃继承金华房屋中属于富宝瑛部分的遗产，即对一审判决严重失衡的分割份额予以确认，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有失公平公正。二人夫妻共同财产中�于杭州的房屋市场价值约390万元，而位于金华的房屋市场价值评估价为598729元，两者相差6倍余。二审庭审中被申请人并未表示放弃其对金华房屋的继承权，二审法院庭后让被申请人放弃较小利益以取得较大利益的做法，有悖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案涉房屋以380万元计算，李某有一半份额为190万元，即使按200万元计算亦有100万元份额，而被申请人放弃的金华房屋中属于富宝瑛的部分价值不足30万元。尽管权利对等，但利益严重不对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明显失衡。五、本案中应重视对李某权益的保护。1.李某为案涉房屋产权人，被申请人为继承人，在分割财产时，产权人和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不同，适用法律也应不同。本案中应注重对产权人利益的保护。2.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本案应注重保护再婚老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再婚老人区别对待。李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申请再审。
王某一方提出书面意见认为：1.案涉房屋是1981年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根据富宝瑛家庭人口情况、工作年限分配的住房，有劳动福利性质，具有特殊性。原审已明确认定李某对案涉房屋的取得毫无贡献，也认定李某自行处理其名下房改房的行为已明确李某与富宝瑛之间确已达成各自房产归各自管理、处理的协议。2015年1月22日李某已自行与金华市当地政府签订拆迁协议，并于同年上半年领取补偿款767958元。2.富宝瑛于1970年因长期患有2级矽肺无法工作而办理病退手续，原配宋桂荣为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在去世前已患病近30年。1995年富宝瑛病退工资不足200元，且由于肺病需要经常看病调理，所支付的房改房购房款18000余元对富宝�为巨款，系其子女共同筹措。一审审理时王某一方已申请证人出庭对此予以证实，而李某提供的唯一证人在作证时漏洞百出，因作伪证而不被原审法院采信。3.2000年底富宝瑛被李某从金华赶回杭州，此后近15年双方互无联系，李某亦搬离金华原住所躲而不见富宝瑛。2014年11月6日李某小女儿突然来杭州，有意避开富宝瑛子女而将富宝瑛从家中带至金华，其间，让富宝瑛在火车站等了6至7个小时，11月15日富宝瑛在金华走失4至5个小时，因此导致富宝瑛于11月16日半夜肺病复发，并引发系列并发症，最终富宝瑛也因肺部疾病于2015年3月13日在杭州医院病逝。富宝瑛在杭州医院住院其间，李某及其子女从未来探望过亦未有电话询问病情。2015年春节时，李某及其子女已无电话向富宝瑛问候。富宝瑛71岁时被李某赶回杭州，86岁时被李某女儿接去金华，目的昭然若揭，且其用心和�为损害了富宝瑛的生命权，也直接促成了其本人作为继承人条件的成熟。4.在富宝瑛生前，富某2、富某3与其一起居住，照顾其日常生活。富某2为低保户，富某3、富某4均为下岗工人。李某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富宝瑛子女的正常生活，尽管富宝瑛子女对原审判决也不服，原审在事实明确、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适用法律有误，从而导致判决明显不公，但富宝瑛子女顾全大局服从二审法院的判决。2017年5月11日富宝瑛子女将支付李某的29万元交给西湖区人民法院，李某亦已领取。故请求裁定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维护富宝瑛子女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重点是李某享有的案涉房屋财产分割及继承份额是否合理。第一，案涉房屋系富宝瑛因病办理退休6年后，其单位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分配给其居住的承租公房，后为依照《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定并支付18222.84元购房款所购买的房改房。富宝瑛能享受相关房改优惠政策，与其工龄、子女情况等有关，故案涉房屋具有劳动福利属性。第二，李某在与富宝瑛婚后的1993年以其个人名义购买金华一套房改房并支付5000余元购房款，之后自行领取相关拆迁补偿款项；1995年富宝瑛申请房改时未将李某作为配偶提出申请亦未使用李某的工龄，而以其个人名义进行购买，原审据此认定李某与富宝瑛对以各自名义购买的房改房实际上是各自管理和处分，属合理认定。第三，李某与富宝瑛购买房改房时已退休，且富宝瑛因职业、技能、身体、疾病治疗等原因难有巨额存款，原审认定案涉房屋购房款由富宝瑛及其子女共同筹措而李某对此无贡献亦属合理。第四，李某与富宝瑛自2001年1月起一直处于持续分居状态，仅于13年后的2014年11月短暂居住于金华一个月左右，后于2015年3月去�，夫妻之间本有相互照顾之责，但持续分居的客观事实表明李某疏于对富宝瑛的照顾，而富宝瑛的疾病护理与日常生活照理之人伦义务均由与其同住案涉房屋内的其子富某2、富某3及其他子女履行。第五，本案二审审理中，王某一方已自认若按一审判决的财产分割和遗产继承份额，则放弃对李某金华房屋中属于富宝瑛部分财产的继承权。基于此，原审综合考虑案涉房屋来源、购买案涉房屋的贡献、案涉房屋实际使用和管理情况、李某与富宝瑛多年持续分居而富宝瑛生活与疾病均由其子女照顾等情况，判定李某分割案涉房屋10%的份额并且继承富宝瑛遗产的5%的份额，基本合理。至于李某申称的案涉房屋市场价值约390万元而并非200万元，本院认为，在一审审理中，李某在与王某一方协商后自愿确认案涉房屋价值为200万元，且未对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提出鉴定评估申请，李某的主张不能采纳。原审根据上述李某享有的案涉房屋的分割及继承份额，以及富某2、富某3长期居住于案涉房屋的现实，从有利生活出发，判定案涉房屋归王某一方所有，王某一方支付李某案涉房屋折价款29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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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杨兴明
审 判 员 王红根
审 判 员 张玉环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方 晓
书 记 员 周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