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鄂01行初61号
原告陈竹青，女，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王清华，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斌，武汉市江夏区财政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农村经济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99号（区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葛昌文，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红，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宗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宗黄村。
法定代表人陈勇，主任。
第三人黄文学，男，193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
委托代理人黄建军，系黄文学之子。
第三人陈世秀（黄文学之妻），女，194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
委托代理人黄建军，系陈世秀之子。
原告陈竹青因诉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夏区政府）、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农村经济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江夏区经管办）、第三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宗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宗黄村委会）、第三人黄文学、第三人陈世秀土地行政确认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6）鄂武汉中行初字第00583号行政判决，陈竹青不服该行政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鄂行终318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上述行政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竹青，被告江夏区政府的区级领导涂雪松及委托代理人陈斌，第三人江夏区经管办的委托代理人李红，第三人黄文学、陈世秀及委托代理人黄建军等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传票传唤第三人宗黄村委会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竹青诉称，黄文学1982年承包经营13.1亩土地。陈竹青是黄文学的儿媳，1992-1995年，黄文学夫妇及其子女陆续转为城镇居民迁至武汉市硚口区，仅陈竹青的户籍仍在农村,黄文学向宗黄村委会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土地，承包土地全部给予陈竹青经营，宗黄村委会登记陈竹青承包13.1亩土地，并给陈竹青发放了土地经营权证，相关农业税费由陈竹青交纳。2012-2013年，宗黄村土地被征用，宗黄村委会对土地补偿分配方案和补偿款进行公示，黄文学未提出异议，陈竹青按承包经营的13.1亩土地领取了补偿款。2014年1月9日，黄文学以陈竹青及陈竹青丈夫为被告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该诉讼中,陈竹青发现黄文学持有与其相矛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诉至本院，请求撤销江夏区政府1998年8月16日向黄文学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被告江夏区政府辩称，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湖北省委员会办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的若干意见》（鄂办发【2004】65号）第一条“政策关于确权确地的基本依据问题。没有开展二轮和二轮延包工作没有完成的，以一轮承包耕地面积作为依据”，第五条“关于人均承包地严重失衡和土地级差问题。土地承包以来，农村因婚嫁、生死、迁入迁出、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变化很大，造成农户间人均耕地差异悬殊，应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下，从实际出发，对个别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户，经村民会议协商，用村组的机动地、开荒地或收回的土地适当调剂平衡”，江夏区政府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其辖区内具有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职责。1998年8月16日，江夏区政府、流芳街道办事处、宗黄村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鄂政发[1996]31号）文件精神“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江夏区政府于1998年8月16日为黄文学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律政策。二、陈竹青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编号，颁发时间为199？年11月1日，承包面积为13亩，其中水田11亩，旱地2亩，承包土地地块没有记载，四至空白，无对应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与江夏区政府1998年8月16日颁发给黄文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面积为11亩3分1厘，其中水田9亩1分7厘，旱地3亩9分3厘）并不冲突。既然二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面积不一致，四至均为空白，就不能证明此地就是彼地，陈竹青请求撤销黄文学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据不足。三、陈竹青知晓黄文学一直持有1998年8月16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她从未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陈竹青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
第三人江夏区经管办述称，一、江夏区农村经济管理局不是江夏区经管办，陈竹青没有起诉江夏区经管办，江夏区经管办不应参加诉讼。江夏区经管办不是颁证单位，与被诉行政行为也没有利害关系，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陈竹青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江夏区政府颁发给黄文学1998年8月16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完全不符，不能证明此地就是彼地，陈竹青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三、陈竹青知晓黄文学持有1998年8月16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她从未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陈竹青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江夏区经管办不应作为诉讼参加人参加诉讼，陈竹青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且其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陈竹青对江夏区经管办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黄文学、陈世秀述称，黄文学1982年因分产到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江夏区政府基于该事实为黄文学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真实有效，黄文学从未放弃其承包，其承包经营权也未转让给陈竹青，土地税费也一直由黄文学缴纳。陈竹青20**年才将户口迁入宗黄村，其从未经营上述土地，甚至不知该上述土地座落位置，请求依法驳回陈竹青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竹青是第三人黄文学的儿媳，陈竹青19**年嫁入黄家，系黄显斌之妻。黄经、黄达仁是陈竹青与黄显斌之子。陈竹青婚后即与黄文学分家立户。黄文学原系第三人宗黄村村民，其家族原有黄文学、陈世秀、黄显斌、叶梦君、黄蓉、黄东、黄经、黄达仁、陈竹青、黄建军等10口人。黄文学1992年因落实政策户口迁入武汉市硚口区，陈世秀、黄建军、黄显斌1992年也一同随迁，大约1995年叶梦君、黄蓉、黄东、黄经、黄达仁户口也迁入武汉市硚口区，仅陈竹青的户口仍在农村。
江夏区经管办原为江夏区农村经济管理局。江夏区政府于1998年8月16日为黄文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确定的承包面积为13亩1分，其中水田9亩1分7厘，旱地3亩9分3厘。江夏区政府于199？年11月1日为陈竹青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确定的承包面积为13亩，其中水田11亩，旱地2亩。
本院认为，原告陈竹青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编号，没有具体颁发时间，证载承包面积为13亩，其中水田11亩，旱地2亩，承包土地地块没有记载，座落（四至边界）空白，无对应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被告江夏区政府于1998年8月16日为第三人黄文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承包面积为1亩3分1厘，其中水田9亩1分7厘，旱地3亩9分3厘，承包土地地块没有记载，座落（四至边界）空白。以上两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承包总面积、水田及旱地的面积不一致，对实际所承包土地地块没有记载，座落（四至边界）均空白，因此不能证明陈竹青的承包地与黄文学的承包地系同一地块，陈竹青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黄文学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间不具有关联性，陈竹青与江夏区政府于1998年8月16日为黄文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故陈竹青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５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江夏区政府于1998年8月16日为黄文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起，至陈竹青20**年8月12日提起诉讼，期限长达17年，故陈竹青的起诉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的5年起诉期限。综上，本案原告陈竹青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无利害关系而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且陈竹青的起诉也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本院应当依法驳回陈竹青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竹青的起诉。
本案不缴纳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忠
人民陪审员 颜冬萍
人民陪审员 杨海波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花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