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01行初137号
原告关向东，男，1965年4月14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兴胡同45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颖，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安琪，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干部。
原告关向东因认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下简称东城公安分局）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于2016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关向东，被告委托代理人郭颖、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关向东在诉状及庭审中诉称，2015年11月2日下午17时许，北京大前门拆迁公司资产部经理周×以及拆除经理李×带领大约20多名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河南帮打手，来到北翔凤胡同，强行掐断通往南翔凤胡同×号院的生活用电，继而对所住居民关向东及其子关启超、其妻司翠珍进行野蛮的殴打。经法医鉴定，三人都是轻微伤。大前门拆迁公司的电工多次恶意将民用生活用电掐断，以达到制造恐慌心理，进而逼迫拆迁的目的。原告随之报警，之后多次向被告所辖的前门派出所询问此事处理情况并请求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在本案起诉后，原告才知晓被告已对打人者中的两人作出处罚。原告认为，被告遗漏了其他违法行为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同案犯作出处理决定，履行职责不全面，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同案犯作出处理。
原告关向东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
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业务受理单，其上载明客户姓名“关启超”，电话号码“135×”，证明原告向警方报警的情况；
2、现场照片一张，证明李×在案发现场（照片中中间穿黑色羽绒服、光头者），并且其是指挥者；
3、现场照片一张，证明案发时在现场殴打原告家人的是一伙人，不是两个人；
4、现场照片两张，照片中红衣女子为司翠珍，证明司翠珍被围殴，当时扶纪伟、赵新成、李×在场；
5、照片一张，证明照片中骑自行车女子案发时在现场，看到了案发过程，该女子为郭奶月；
6、郭奶月于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郭奶月案发当晚22点左右在前门派出所做了笔录；
7、电话录音光盘，证明郭奶月在派出所做笔录的相关细节；
8、照片一张，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提出过要求处理涉案嫌疑人的申请；
9、郭奶月的通话清单，证明原告就郭奶月在派出所作笔录的情况电话联系过郭奶月。
被告东城公安分局辩称，2015年11月2日16时56分许，东城公安分局前门派出所接到110布警“135×关先生报警在前门南翔凤胡同×号纠纷”；17时08分136×司女士报“他们把我们全家打了，打人的人跑了，都是河南人”。民警出警，经调查查明2015年11月2日16时许，赵新成、扶纪伟在北京市东城区南翔凤胡同公共厕所旁因琐事与司翠珍、关向东、关启超发生纠纷。赵新成将关向东和司翠珍打伤，造成关向东头外伤后神经反映，左手浅表损伤，头、左上肢软组织损伤，造成司翠珍下唇软组织外伤反应，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扶纪伟将关启超打伤，造成关启超头外伤后神经反应，颈、胸、左手、大腿浅表损伤，多处软组织损伤，颞下颌关节外伤反应，上唇擦伤。临时伤检不低于轻微伤。东城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对赵新成、扶纪伟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并将二违法人送东城区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拘留期限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1月9日。综上所述，东城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及时出警，并根据调查取证的情况对涉案违法人依法作出了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且执行拘留完毕，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行政不履责情况。司翠珍、关启超被殴打案应当由司翠珍和关启超提起诉讼，关向东不符合原告资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城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5年11月2日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前门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2张）及《受案登记表》（2张），证明2015年11月2日16时56分许，被告下属前门派出所接到110布警，民警出警后，依法受理案件，将案件定性为治安案件；
2、扶纪伟、赵新成的《传唤证》、二人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到案经过》（2份）及涉案民警身份证明，证明被告对涉案违法人员进行了传唤及传唤经过；
3、扶纪伟、赵新成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京公东行罚决字[2015]0039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公东行罚决字[2015]0039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扶纪伟、赵新成的《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对涉案违法行为人作出了处罚决定并依法执行；
4、《证据保全决定书》、《现场笔录》、《证据保全清单》、《收缴\\\追缴物品清单》及《照片制作说明》，证明被告对案发时现场的物证依法扣押收缴；
5、关启超、关向东、司翠珍的《北京同仁医院诊断证明书》、《法医临床损伤程度鉴定临时意见》及《关于关启超诊断证明的工作说明》，证明原告、原告之妻的伤情及原告之子没有诊断证明的情况；
6、关向东陈述；
7、关启超陈述；
8、司翠珍陈述。
证据6-8证明原告及其家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9、对违法行为人赵新成的《询问笔录》；
10、对违法行为人扶纪伟的《询问笔录》。
证据9、10证明违法嫌疑人对案件起因及经过的陈述。
11、对证人黄×、徐×、李×、周×的《询问笔录》（4份）及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黄×、徐×的询问笔录证明案件起因，两人未动手；李×的询问笔录证明当时其未在现场，到达现场时打架已结束；周×的询问笔录及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的《证明》证明周×事发时在开会，未在现场；
12、前门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前门派出所调查断电的情况及案发起因；
13、前门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案发现场无监控；
14、前门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关启超、关向东拒绝提交相关录像和照片；
15、视听资料及走访视频说明，证明被告民警对案发现场胡同进行走访及走访证人的情况；
16、关向东、关启超及司翠珍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案件受害人是轻微伤，属于治安案件。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原告拨打报警电话的直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4,拍摄时间不详，照片内容无法直观反映案发现场的情况，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证据5不能直观反映郭奶月目击案发过程，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但原、被告对郭奶月目击案发过程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证据6系郭奶月的证人证言，该项证据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要求，且无法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为证明被告对郭奶月制作询问笔录的事实，本院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证据8与本案审查的被告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9能够证明原告拨打郭奶月电话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通话内容。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取得方式和程序合法，符合法定形式及举证期限要求，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和执法程序合法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日17时左右，关向东、司翠珍拨打110报警称南翔凤胡同×号有纠纷，东城公安分局下属前门派出所接警后出警到达现场处置。经调查询问、证据保全、走访证人以及收集法医鉴定临时意见，前门派出所认定赵新成、扶纪伟于2015年11月2日16时许、在北京市市东城区南翔凤胡同公共厕所旁因琐事与司翠珍、关向东、关启超发生纠纷。赵新成将关向东、司翠珍打伤，扶纪伟将关启超打伤。前门派出所于当日将案件定性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并于同年11月4日对赵新成、扶纪伟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关向东认为前门派出所遗漏了同案其他违法嫌疑人，故起诉来院，要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同案犯进行处理。
另查，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关向东、关启超分别就东城公安分局对赵新成、扶纪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目前关向东为原告的京01**行初238号行政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关启超为原告的京01**行初239号行政案件已审理终结。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治安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东城分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实施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被告东城公安分局下属前门派出所在案发当日接警后出警到达现场，对涉案纠纷依法受理、登记，并在随后开展了询问、调查取证、送交鉴定等工作，最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违法行为人赵新成、扶纪伟作出治安拘留的处罚决定，已经依法履行了其法定职责。原告关向东主张被告遗漏了违法行为人、未对其他同案犯进行处罚，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向东要求被告东城分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同案犯进行处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关向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关向东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鹏英
代理审判员 曾 玮
人民陪审员 徐献忠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马媛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