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瓜州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922民初1653号原告：王生林，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甘肃祁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强，经理。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酒泉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李康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天兵，男，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酒泉中心支公司行政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小红，女，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酒泉中心支公司营运部经理。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瓜州支公司。负责人：张亮，经理。原告王生林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酒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酒泉支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瓜州支公司（以下简称瓜州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生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与酒泉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天兵、闫小红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甘肃分公司、瓜州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生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保险金75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与被告瓜州支公司的业务员胡某某相识多年，在其多次宣传下，于2015年5月4日与其签订了个人保险投保单，投保银发安康恶性肿瘤疾病保险A款。投保单内容均由该公司填写和打勾，我和我父亲按指定位置填写了名字。之后，我将保费3429转账给被告瓜州支公司提供的被告甘肃分公司的账户内，胡某某持投保单到瓜州支公司办理保险事宜。2015年5月5日，被告公司出具保险单，内容为：投保人王生林，被保险人王某某，受益人为王生林；险种类别：银发安康恶性肿瘤疾病保险A款，保险金额50000元，保险期限10年，交费期限10年，年交标准保费3429元，被告甘肃分公司出具了发票。2016年7月10日，我父亲王某某因上腹部间断嘈杂不适治疗，进行胃镜检查，后突发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双侧瞳孔散大，抢救无效死亡。我找被告要求理赔，并交付理赔申请资料，被告酒泉支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理赔决定书，以既往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胃息肉等病史未如实告知违反保险法16条规定及承保规则为由拒赔。我认为，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保险人王某某因重大疾病身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被告理应给付保险金；被告的拒赔理由在我投保时并不知情，被告也未进行告知，我既无故意也无过失，故不应对其承担责任。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瓜州支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酒泉支公司辩称，1.保险合同是原告与酒泉支公司签订的，将甘肃分公司和瓜州支公司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被保险人王某某投保前就患有心脏病、胃炎等多种疾病并多次住院治疗，2015年4月24日至5月1日，因”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肺结核、肺部感染、慢性咽炎、心律失常、胆囊炎、肝囊肿”在瓜州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第三天，就投保我公司《银发安康恶性肿瘤疾病保险A款》。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我公司以《个人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的形式对有关事宜进行了明确提示，原告也亲笔签名。《提示书》载明：”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但遗憾的是，原告和被保险人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健康告知事项的书面询问中，对既往病史及因以上疾病多次住院的事实进行了隐瞒，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原告没有履行法定的如实告知义务，理应承担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后果，其要求给付保险金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应依法驳回。甘肃分公司未到庭，提交书面的情况说明为：酒泉支公司和瓜州支公司均为我公司依法设立并在当地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根据民诉法第4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属于其他组织。酒泉支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签订一方，应为本案的当事人，我公司和瓜州支公司不是合同签订方，列为被告显然不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王生林提交的人身保险合同、死亡证明、户籍注销证明、诊断证明、病例、理赔通知书，被告酒泉支公司提交的人寿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王某某的三份病例，经质证对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被告提交法庭的投保提示书，欲证实保险公司已对相关条款向投保人进行释明和提示，原告王生林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该提示书中并没有相应的免责条款，在其上的签名不能视为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了示明和解释义务；根据该提示书的内容及形式，原告的质证理由成立，对该提示书不予认定；2.对被告提交法庭的王某某的三份病例，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3.对被告提交的瓜州支公司业务员季某某对原告王生林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原告不认可，认为该份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名，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该份笔录系被告向原告询问制作，双方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无音视频资料等证明询问、记录的过程，原告的质证理由成立，对该笔录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4日，原告王生林与酒泉支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为其父亲王某某投保寿险。投保流程系无纸化，投保单和投保提示书相关内容的填写由被告公司业务员在平板电脑上操作完成，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进行电子签名确认。原告交纳了保险费3429元。2015年5月5日，被告酒泉支公司出具了保险单，内容为：投保人王生林，被保险人王某某，受益人为王生林；险种类别：银发安康恶性肿瘤疾病保险A款，基本保险金额50000元，保险期限10年，交费期限10年，年交标准保费3429元。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为：2.4保险责任，恶性肿瘤关爱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肝脏、肺部、胃部恶性肿瘤），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50%给付恶性肿瘤关爱保修金，本合同终止；2.5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的，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关爱保险金的责任：共7项，其中用黑体字特别标示出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酒后驾驶、无证驾驶。2016年7月7日，被保险人王某某在瓜州县医院做胃镜检查出胃癌，转诊至酒泉市人民医院，于7月10日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出院诊断为胃恶性肿瘤、心源性猝死、呼吸循环衰竭。原告王生林向瓜州支公司提出申请理赔，业务员季某某收集了申请资料转交酒泉支公司，但因处理案件时效原因没有让原告填写申请时间。2016年8月25日，瓜州支公司业务员季某某对投保人王生林作了一份询问笔录；8月26日，被告保险公司做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既往病史未如实告知为由，决定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保险金75000元。本院认为，原告王生林在被告酒泉支公司投保银发安康恶性肿瘤疾病保险A款，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所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效力。被保险人王某某因患合同约定的胃部恶性肿瘤病故后，被告酒泉支公司以其投保时隐瞒既往病史为由拒赔。经审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不包括未如实告知既往病史；在投保提示书第十条，仅说明投保人有如实告知有关情况的义务，并未明确未如实告知的责任；投保单、保险单中特别约定部分为空白，投保单中亦未对相关条款采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向投保人作出合理提示。且投保系统健康告知事项部分默认的病史等均为”否”，投保过程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在电脑上操作，没有相应的证据等证实保险人已对病史情况等内容逐条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该保险接受的投保年龄范围为50周岁至75周岁，本身针对中老年人，在投保时不要求进行体检，从上述各项看，保险人对如实告知病史的要求和不如实告知的后果并未进行特别提示，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故被告酒泉支公司以原告隐瞒病史为由拒赔，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按合同条款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要求瓜州支公司、甘肃分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因本案保险合同系原告与酒泉支公司签订，酒泉支公司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应由酒泉支公司承担合同义务，原告要求瓜州支公司、甘肃分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酒泉支公司给付保险金75000元的请求，本院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酒泉中心支公司支付原告王生林保险金75000元；二、驳回原告王生林要求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瓜州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酒泉中心支公司负担，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庆瑾人民陪审员  刘艳花人民陪审员  张艳梅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书 记 员  张向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