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1，女，1952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权，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女，1960年1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彦，北京中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1，男，1980年7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权，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贾×2，男，1956年7月1日出生。
上诉人贾×1因与被上诉人王×1及原审被告赵×1、原审第三人贾×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3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王×1无权向其主张售房款。首先，没有证据证明贾×2与其签约的行为系代理王×1签。其次，其不是售房主体、并未取得售房款，王×1亦非房屋权利人。2.《协议书》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判决依据。首先，协议书系其按照王×1书写的草稿抄写而来，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协议对出资款和售房款的约定与事实不符，购房款应为7万余元并非17万元，房屋售价为94万元并非200万元，有网签合同和发票可以证实。
王×1辩称，不同意贾×1的上诉理由。《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有充分证据证明涉讼房屋登记在赵廷富名下的原因及后续过程，故有权追索购房款。
原审被告赵×1述称，同意贾×1的上诉理由。
原审第三人贾×2述称，同意王×1的答辩意见。
2016年7月，王×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贾×1、赵×1向王×1支付北京市通州区×××42号楼1层211号房屋售房款人民币130万元；2.贾×1、赵×1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支付上述售房款130万元自2016年7月15日至全部付清之日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1与贾×2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8月25日离婚。贾×1与案外人赵廷富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子赵×1。赵廷富于2012年11月27日去世。贾×1与贾×2系姐弟关系。
位于本市通州区×××42号楼1层211号房屋原登记在赵廷富名下。2015年11月3日，贾×1与赵×1通过继承办理了涉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将涉诉房屋登记至贾×1、赵×1名下。2015年12月22日，贾×1将其拥有的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份额赠与赵×1。2016年5月，赵×1将涉诉房屋出售。
2016年6月3日，贾×1（甲方）与贾×2（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通州区×××小区42号楼211室由王×1拆迁分配获得，记在赵廷富名下，购买房屋时王×1出资13万元，贾×1出资4万元。出资比例王×1为76%，贾×1为24%，此房已被赵×1售出，出售房款200万元，在赵×1手中。经甲、乙双方协商按出资比例分配王×1130万元，贾×170万元。此款由贾×1做赵×1工作尽快将款打到贾×2的账户上，若款不能到位由贾×1负责还款。此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生效。
2016年7月12日，王×1、贾×2发出《催款通知书》，内容为：“贾×1大姐，在2016年6月3日，由王×1委托贾×2与贾×1签订的协议书，贾×1应还卖房款（北京市通州区×××42号楼1层211）130万元。经多次催促至今未还款，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望大姐在本告知函发出之日起三日内，把130万元汇到贾×2的工商银行西单支行×××账户中，逾期未付，后果自负”。后贾×1未支付130万元，故王×1诉至法院。
庭审中，关于《协议书》的主体问题，王×1称贾×2为其委托代理人，《协议书》的主体为王×1、贾×1及赵×1。王×1称签订《协议书》时贾×1、王×1、贾×2均在场，王×1向贾×1告知了贾×2系其委托代理人。为证明贾×2系王×1委托代理人，王×1提供《委托书》及《协议书》草稿一份，其中《委托书》载明，“王×1现授权贾×2代为处理有关通州区×××小区42号楼211室处理的相关事宜，特此授权。授权人王×1。2016.6.3”。《协议书》草稿载明，“甲方：贾×1，乙方：贾×2（代理）”。贾×1、赵×1对王×1提交的《委托书》及《协议书》草稿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王×1未在委托书中写明授权贾×2与贾×1签订《协议书》且《协议书》草稿为王×1起草、修改，最终《协议书》系贾×1照《协议书》草稿抄写，故不认可王×1的证明目的。关于《协议书》草稿载明的“乙方贾×2（代理）”，贾×1及赵×1认为因贾×1没有法律常识，虽然《协议书》草稿中载明“乙方贾×2（代理）”，贾×1认为《协议书》就是贾×1及贾×2所签，合同主体为贾×1、贾×2。签订《协议书》时贾×1、王×1、贾×2均在场，王×1未告知贾×1贾×2系王×1委托代理人。贾×2称，其为王×1的委托代理人。签订《协议书》时贾×1、王×1、贾×2均在场，王×1给贾×2写了《委托书》，贾×1知道贾×2系王×1代理人。
关于王×1要求贾×1、赵×1支付的利息，王×1称依据《协议书》及王×12016年7月12日发出的《催款函》，贾×1、赵×1应该自2016年7月15日向王×1支付利息。关于《催款函》，贾×1称其于2016年7月收到《催款函》，但具体收到日期记不清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查询结果，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协议书》及《催款通知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贾×2与贾×1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系贾×1根据王×1起草的《协议书》草稿抄写后，由贾×1与贾×2签名。虽然《协议书》显示的甲方为贾×1、乙方为贾×2，但结合《协议书》草稿，可以认定签订《协议书》时贾×1知悉贾×2系王×1的委托代理人，故《协议书》直接约束贾×1及王×1。贾×1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支付王×1涉诉房屋售房款130万元。故王×1要求贾×1支付涉诉房屋售房款1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合同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因《协议书》中没有关于支付利息的约定，王×1要求贾×1支付利息，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赵×1非《协议书》主体，与王×1之间没有关于支付涉诉房屋售房款130万元的合同关系，故王×1要求赵×1支付130万元及利息，没有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作出判决：一、贾×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王×1北京市通州区×××四十二号楼一层二一一号房屋售房款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二、驳回王×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贾×1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协议书》。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判决驳回了贾×1的诉讼请求。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鉴于双方的亲属关系，本院曾多次主持调解，但因差距较大未果。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法律争点为，王×1能否依据《协议书》向贾×1行使债权请求权。对此，本院将从《协议书》的效力展开论述。
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协议书系贾×2与贾×1签订。贾×1据此认为合同主体并非王×1，而王×1主张贾×2系受其委托签订该协议。为此，王×1提供《委托书》作为证据。根据贾×1的质证意见，虽对委托内容与王×1理解不同，但对于真实性并未否定。根据《委托书》的内容及王×1、贾×2的陈述，可以认定贾×2系受王×1委托签订《协议书》，故该协议直接约束王×1和贾×1。根据已生效的裁判文书，贾×1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协议书》的请求已被法院驳回。另经审查，《协议书》亦不存在其他导致无效的法定情形。故本院认定，《协议书》系王×1及贾×1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对涉讼房屋的来源及去向均作了明确说明，并对售房款的处理作了明确约定。据此，贾×1负有向王×1支付130万元的给付义务。后王×1曾向贾×1发函催款未果，故王×1有权请求贾×1给付130万元售房款。
综上所述，贾×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贾×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龙
审判员 霍翠玲
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