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23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女，1956年1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女，1958年1月10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冬成，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3，女，1959年1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焦磊（王×3之夫），男，1959年11月23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杨×1（曾用名王静），女，1979年12月24日出生。
上诉人王×1、王×2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7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王×3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王×1、王×2系姐妹关系，父亲王×4七十年代初去世、母亲马×12012年11月5日去世。杨×1，曾用名王静，是王×4、马×1长子王×5的独女，王×51983年去世。马×1与我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职工。1991年前，马×1及我一家、王×1一家、王×2、杨×1一家都在学院内的平房居住。此后，王×2、杨×1及其母先后从平房搬出。1991年后，中央音乐学院将北京市×××43号新5楼1006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出租给马×1，由马×1带王×1一家三口居住；将院内旧5号楼（复式住宅）二层一间租给我，由我一家三口居住。1997年，中央音乐学院准备将诉争房屋出售，售价约4万余元。但当时马×1经济困难，便询问王×1、王×2是否可以出资购买，且表明谁出资购买，日后房产就归谁所有。对此，王×1、王×2均表示经济困难，无力购买。最后，马×1找到我询问是否可以购买。我表示虽然经济困难，但是可以借钱购买，并于1998年6月10日实际缴纳购房款43974元。在我购房后，马×1为了避免纠纷，于1998年8月22日召集全体家庭成员开了家庭会议。我及丈夫、王×1、王×2、王×2之夫、杨×1都到场出席。会上，马×1告知大家我出资购买房屋的事实，并重申了谁出资购买谁取得产权原则，参会人员一致同意，不持异议。大家取得共识后，在马×1的授意下，由王×1执笔，写成了书面的《协议书》，确认诉争房屋由我购买，其他女儿，孙女无争议，房屋归我所有。我与王×1、王×2、杨×1均在协议上签字，马×1盖章。2003年12月10日，诉争房屋的房产证办理完毕，所有权人登记为马×1。2012年11月5日，马×1因病去世。2014年春节，王×1提出出售房屋，大家均分房款，我和杨×1不同意，王×2态度不明确。现由于各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诉争房屋所有权归我所有。
王×1、王×2辩称：王×3所述买房之前的事实基本属实，但1998年买房时马×1没有向姐妹三人提出过谁出资谁取得房产的主张、更没有召集家庭人员形成协议书内容的事实。王×3出具的《协议书》实际上是姐妹三人为了不让房产落在马×1名下，避免涉及继承问题，可以顺利排除杨×1的继承权而形成的。签订地点是在诉争房屋内，当事人及马×1都在，由王×1起草。马×1虽然在场，但并不知晓协议的内容。我二人认为上述《协议书》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第一，协议内容全部没有履行；第二，不能证明王×3为实际的出资人，从产权证最终的核发情况来看，房屋的购买人应该是马×1，《协议书》中并没有马×1的亲笔签字或按印，我二人认为马×1的签章是王×3方私自加盖；第三、本案当事人未经产权人的同意，私自订立协议处分房产，侵犯了马×1的合法权益，协议是无效。另，王×3起诉案由有误，本案应为各方当事人对马×1遗产的继承之诉。综上，我二人不同意王×3的诉求，认为房屋的所有权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杨×1述称：王×3所述与事实相符。我不认可王×1、王×2的陈述。我虽与母亲搬离平房后，一直与王家保持亲密的关系。《协议书》的内容是在马×1的召集主持下进行确定的，且当时马×1向三个女儿及杨×1表示虽然房款已经由王×3交纳，但另外三方仍然可以出资，产权份额也还可以协商。当时，王×1、王×2和我均表示不出资购买，不对房屋产权主张权利，所以最终按照马×1的意思由王×1执笔，形成了现在《协议书》的内容。在宣读后，由各方签字。马×1是否是当时签章，由于年代久远，我记不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马×1当时是知晓的、并确认《协议书》的内容。我同意王×3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有对其享有份额的财产进行处分的权利，且亦应承担对自己财产份额处分结果的义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作为诉争标的物房屋的期得权利人，已经通过书面形式对房产的权属做出了处分，并得到产权登记人的认可，应当予以确认。根据《协议书》中王×1、王×2及杨×1明确认可房屋由王×3购买，并表示“无争议”、“以后不与王×3争房产”、“房屋归王×3所有”的内容，可以认定王×1、王×2及杨×1已就自己的期得权利份额作出了放弃的意思表示。据此，对王×3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王×1、王×2以称订立《协议书》实际是为排除杨×1继承权且协议内容未经马×1认可系私自处分他人财产的抗辩理由，因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王×3、杨×1不予认可，不应予以采信；王×1、王×2称王×3不是实际付款人的抗辩理由，因《协议书》中已明确由王×3购买，且王×3实际参与交款过程并持有购房收据原件，加之王×1、王×2亦未就此抗辩理由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不应采信；王×1、王×2关于王×3起诉案由有误，应按继承案件程序处理的抗辩理由，因各方当事人已就房产的产权归属达成书面约定，且法律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故王×3据此主张权属确认并无不当，不应予以采信。杨×1对王×3的诉讼请求表示同意，不持异议。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之规定，于2014年11月判决：北京市×××四十三号新五号楼一○○六号房屋（二居室楼房一套，建筑面积六十四点三平方米）的所有权归王×3所有。
判决后，王×1、王×2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3的诉讼请求。王×3、杨×1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王×4与马×1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一子三女，既王×5、王×1、王×2、王×3。王×4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去世；王×5于1983年去世；马×1于2012年11月5日去世。杨×1曾用名王静，系王×5独女。
诉争房屋建筑面积64.3平方米，原为中央音乐学院产权房屋，由马×1承租。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出售该房。
2003年12月10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马×1名下，至今没有变更。
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关于购房的过程，王×3称：买房前，马×1曾分别向王×3、王×1、王×2姐妹三人询问是否愿意出资购买房屋，且告知谁出资购买房屋产权归谁所有；对此，王×1、王×2表示经济困难无力购买，王×3表示愿意，并于1998年6月10日实际出资43974元进行了购买。对此，王×1、王×2不予认可，表示：马×1没有向王×1、王×2询问过买房意向，更没有提出谁出资谁取得房产的主张；且王×3仅是代马×1交纳购房款项，并未其实际出资。杨×1认可王×3的陈述。
王×3出具1998年8月22日《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今有（承租人）马×1一套两居楼房，由其三女儿王×3购买。如其他女儿、孙女无争议，请在此协议书上签字为据，以后不与其争房，此房屋归王×3所有。”王×3、王×1、王×2及杨×1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并注明同意，且有“此协议书由大姐王×1代写”的标注。另，在上述内容“王×1代写”处、时间落款年、月、日处加盖有马×1的名章三处。对此，王×3称：此《协议书》是马×1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纠纷，召集所有当事人开家庭会议时确定的内容。王×1、王×2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协议书》不是马×1召集大家签订的，而是王×3、王×1、王×2姐妹三人为了不将房屋落在马×1名下，避免日后发生继承，排除杨×1继承权而签订的；马×1虽然在场，但并不知情；且马×1的盖章是王×3私自后期加盖的。杨×1表示认可王×3的陈述，并确认马×1知晓并确认《协议书》的内容。
在本院审理中，王×1、王×2再次确认《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但称：王×3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交纳购房款；王×3没有交纳购房款，所以不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
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购买款收据、《协议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备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王×3出具的1998年8月22日《协议书》载有王×3、王×1、王×2及杨×1的签字和马×1的人名章。除马×1的人名章存在争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协议书》的内容应当是王×3、王×1、王×2及杨×1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四人均应当受《协议书》内容的约束。现马×1已经去世，其法定继承人王×3、王×1、王×2及代位继承人杨×1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故对于马×1的人名章的争议问题不影响《协议书》对王×3、王×1、王×2及杨×1的效力。
《协议书》明确载明王×1、王×2及杨×1明确认可房屋由王×3购买，并表示“无争议”、“以后不与王×3争房产”、“房屋归王×3所有”的内容。故原审法院认定王×1、王×2及杨×1已就自己的期得权利份额做出了放弃的意思表示，并据此对王×3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杨×1同意王×3的诉讼请求，本院不持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王×1、王×2的各项抗辩意见是否成立。本院对此分析如下：
第一，王×1、王×2称订立《协议书》实际是为排除杨×1继承权且协议内容未经马×1认可系私自处分他人财产。王×1、王×2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王×3、杨×1对该说法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对此项抗辩意见未予采信，并无不当；而且如前所述，马×1现已去世，关于诉争房屋权属的纠纷仅存在于马×1的继承人之间，而马×1的全部继承人签署了上述《协议书》，故协议内容是否经马×1认可对无本案已无影响。
第二，王×1、王×2称王×3不是实际付款人。首先，《协议书》的内容已明确载明诉争房屋由王×3购买；其次，王×3实际参与交款过程并持有相关单据原件；再次，从时间上看，《协议书》签订于签订购房合同和交纳购房款之后，故诉争房屋由王×3购买的协议内容应当属于对已经发生事实的确认，不应理解为王×3应当交纳购房款的约定；最后，王×1、王×2未能就此项抗辩理由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此亦未采信，亦无不妥；王×1、王×2在二审中提出王×3没有交纳购房款、所以不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的意见亦不成立。
第三，王×1、王×2认为王×3起诉案由有误，应按继承案件程序处理。各方当事人已就房产的产权归属达成书面约定，且法律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故王×3据此主张权属确认并无不当之处，该意见不应予以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依法确认诉争房屋归王×3所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应予维持。王×1、王×2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王×1、王×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1、王×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