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32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号增*号（丝绸大厦*层）
代表人：张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杰，天津海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ZIMIntegratedShippingServicesLtd）。住所地：以色列国海法市安德莱萨卡罗夫街*号。
代表人：莱法欧?丹尼列（RefaelDanieli），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代表人：雅克?曼德尔（YakiMendel），该公司总顾问和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林，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剑，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长丰双凤工业区蒙城北路西侧倾城水乡二期3幢805室。
上诉人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星航运公司）、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索尔特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73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招商局物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杰、被上诉人以星航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林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合肥索尔特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招商局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招商局物流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以星航运公司、合肥索尔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招商局物流公司错误认定为托运人，判决真正的托运人免责，于法无据。招商局物流公司与以星航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仅为《订舱协议》所证明的委托合同关系。招商局物流公司作为以星航运公司代理，为以星航运公司揽货。《订舱协议》第3.1.8.1条也约定了“在收到全额运费后，甲方（以星航运公司）应支付乙方（招商局物流公司）全程运费2.5%的揽货及代理佣金”。如果招商局物流公司与以星航运公司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不可能作此奖励约定。一审判决判令招商局物流公司作为托运人独立承担责任，且驳回以星航运公司对提单记载托运人合肥索尔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理依据。招商局物流公司能够证明天津锦鸿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鸿物流公司）委托订舱时，相关单据载明的托运人就是合肥索尔特公司。在招商局物流公司一时无法证明合肥索尔特公司是否真正就涉案货物向第一手货代委托订舱的情形下，一审判决直接认定合肥索尔特公司从未委托订舱有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托运人对目的港因拒绝提货产生的费用负责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应当由收货人承担责任。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七条至八十八条规定，只有货到后六十日无人提取，承运人申请拍卖货物后不足清偿部分，承运人才有权向托运人追偿。一审判决未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论述混乱、无依据、相互矛盾。一审判决认定承运人有减损义务，滞箱费以集装箱的购置成本为上限。但一审判决未考虑涉案集装箱折旧问题，又无依据地增加了所谓时间、运输成本3000元人民币。最终判决认定因集装箱超期使用给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损失为15500元人民币。一审判决在作出上述瑕疵认定后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再支持以星航运公司滞箱费损失的30%，共计20150元人民币。该认定与集装箱购置成本上限认定相互矛盾。且一审判决未给出合理计算方式。（四）以星航运公司目的港销毁、堆存、装卸费用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证人签字系真实，至于证人陈述内容是否客观真实，其提供发票是否真实，无人可以证明。且在乌克兰销毁货物居然使用香港公司，香港公司证言居然可以在乌克兰进行公证认证，难以解释。销毁费用6000美元无银行付款水单只有形式发票，付款真实性无法确定，费用金额过分整齐，可能系虚假。且货物如何销毁无任何文件证实。装卸费明细单显示装卸费为186.3格里夫纳，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为223.56美元。且装卸费本系船东固定成本，与涉案货物是否无人提取无关。堆存费1000美元数额亦过分整齐。
以星航运公司辩称，（一）招商局物流公司未证明合肥索尔特公司为涉案货物托运人，应承担托运人责任。提单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但并非合同本身。涉案提单记载托运人虽为合肥索尔特公司，但该公司的全部信息均由招商局物流公司告知以星航运公司，以星航运公司既未与合肥索尔特公司签订过合同，也未从合肥索尔特公司接收过涉案货物。除提单以外，招商局物流公司也未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合肥索尔特公司系本案真正托运人。一审中，招商局物流公司与以星航运公司均提供《订舱协议》，即双方均认可该协议条款及招商局物流公司曾就涉案货物向以星航运公司订舱、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出运事实。该《订舱协议》不能证明招商局物流公司系以星航运公司代理。一审判决认定招商局物流公司应承担托运人责任并无不当。（二）招商局物流公司应当承担目的港无人提货对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赋予了承运人留置货物的权利，并非给承运人设定处理货物义务。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案运输合同关系发生在招商局物流公司与以星航运公司之间，该运输合同约定由目的港收货人履行提取货物的义务，收货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取货物，应当由招商局物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即赔偿以星航运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堆存费、货物处理费等。此外，按照《订舱协议》第4条，招商局物流公司也应当承担目的港无人提货给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后果和费用。（三）一审判决对超期用箱损失计算并无不当。涉案提单上明确列明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收费标准，以星航运公司有权按此标准向招商局物流公司索赔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这并非属于“违约金”。一审判决根据“合理减损”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约金的相关规定，对以星航运公司的索赔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属于行使司法裁量权，并无不当。（四）关于涉案货物在目的港产生的相关费用，以星航运公司举证充分，事实清楚。以星航运公司支付了全部费用，有经公证认证的文件为证。招商局物流公司称“费用金额过分整齐……增加了此费用虚假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关于货物销毁费用6000美元，公证认证文件中入账凭证注明付款人以星航运公司，并且明确注明了发票号，能够与发票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关联性。至于入账凭证显示的5968美元与主张的6000美元不符，仅仅是由于银行收取32美元手续费导致的。装卸费223.56美元，是由装卸费发票附页第69项中显示涉案集装箱的费用为186.3美元加上发票尾页注明的20%增值税计算得出的，并不存在金额不符。另外，涉案提单注明FREIGHTPREPAID、FREEOUT即运费预付，不包括目的港卸港费用，这说明卸货费用并不包括在承运人收取的海运费里，而应当由货方另行支付。另外，以星航运公司对包括宣誓书、发票及付款凭证在内的一系列文件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招商局物流公司仍有怀疑，应当提供反驳证据。
合肥索尔特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以星航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招商局物流公司、合肥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以星航运公司经济损失20310美元（按照当前1美元兑6.3684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为129332元人民币）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招商局物流公司、合肥索尔特公司连带承担以星航运公司在本案中支出的公证认证费、翻译费等费用；3.招商局物流公司、合肥索尔特公司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
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招商局物流公司向以星航运公司订舱，委托其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签发ＺＩＭＵＸＮＧ1009176号提单并将提单正本交给招商局物流公司。提单记载托运人ＨＥＦＥＩＳＡＬ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收货人凭指示，货物为钙粉；提单第二页载明了集装箱在目的港的免费使用期为7天以及超期后的收费标准。货物装于ＣＬＨＵ3113682号的集装箱内，于2014年9月13日抵达目的港。
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持有以星航运公司签发的正本提单的收货人去提货。以星航运公司通知招商局物流公司查证托运人信息，未果。2015年10月15日，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为此，以星航运公司支付了货物在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6000美元、堆存费折合1000美元、装卸费折合223.56美元。以星航运公司依提单记载的收费标准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截至2015年8月31日为12760美元。招商局物流公司提交20尺新集装箱的网上报价为12500元人民币。
另查明，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局物流公司之间订有《订舱协议》。协议约定，招商局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以星航运公司同意接受此项委托；对于出口预付运费，在收到全额运费后，以星航运公司应支付招商局物流公司全程运费2.5%的揽货及代理佣金；若通过招商局物流公司代理订舱出口的货物在目的地无人提取，招商局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局物流公司、合肥索尔特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招商局物流公司、合肥索尔特公司是否应对以星航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以星航运公司诉请的损失是否真实合理。
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局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因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该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故，当目的港无人提货时，应当视为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托运人作为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当履行运输合同项下相应的义务。
案中，招商局物流公司向以星航运公司订舱托运货物，虽然其向以星航运公司提供了托运人的信息使以星航运公司在提单中记载了托运人为ＨＥＦＥＩＳＡＬ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合肥索尔特公司就涉案货物委托订舱，因此依据在案证据不能认定合肥索尔特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托运人。以星航运公司主张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局物流公司之间签订了《订舱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约确定。《订舱协议》中载明，招商局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以星航运公司同意接受此项委托。由此，招商局物流公司关于其为以星航运公司代理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订舱协议》中约定，若通过招商局物流公司代理订舱出口的货物在目的地无人提取，招商局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该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招商局物流公司应就涉案货物因目的港无人提货给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销毁费用6000美元、堆存费折合1000美元、装卸费折合223.56美元，共计7223.56美元，属于以星航运公司的损失。以星航运公司主张以1美元兑6.3684元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折算为46002.52元人民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目的港无人提货导致集装箱长期无法流转而给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以星航运公司在集装箱发生超期使用后亦应尽到减损义务，即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该损失当以集装箱的购置成本为上限。鉴于以星航运公司未对目的港的新箱购置成本进行举证，结合招商局物流公司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20尺集装箱的新箱价格为12500元人民币，因购置集装箱发生的时间、运输等其他成本，一审法院酌定为3000元人民币。故本案中因集装箱超期使用而给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损失为15500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本案中以星航运公司按提单约定标准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高于上述认定损失百分之三十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此，本案中以星航运公司应得到赔偿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20150元人民币。
以星航运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因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招商局物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以星航运公司损失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自2015年9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以星航运公司对合肥索尔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以星航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招商局物流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7元人民币，由以星航运公司负担1410.32元人民币，由招商局物流公司负担1476.68元人民币。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供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以星航运公司系以色列法人，涉案货物运输目的地在乌克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本院认定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
关于本案的准据法确定，在二审中，以星航运公司明确系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之规定，本案民事关系定性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之规定，以星航运公司、招商局物流公司均明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的准据法，合肥索尔特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选择准据法的权利。故而，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准据法。
在本案二审庭审中，以星航运公司、招商局物流公司对以星航运公司系涉案货物承运人、在招商局物流公司责任成立前提下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1:6.3684计算等问题均无异议，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焦点为：招商局物流公司是否应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因目的港无人提货所致的损失。
（一）涉案货物运输托运人的认定
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局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明确约定，招商局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以星航运公司同意接受此项委托。就出口货物运输而言，招商局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负有向以星航运公司订舱、严格按照以星航运公司的运费收取规定结算全程运费等义务。在本案二审期间，以星航运公司、招商局物流公司亦一致认可涉案货物运输受该《订舱协议》约束。在此情形下，应认定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局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局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且在一审判决作出托运人系招商局物流公司而非合肥索尔特公司的认定后，以星航运公司亦未对此提起上诉。故而，应当认定招商局物流公司系涉案货物运输托运人。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二）目的港无人提货情形下的责任承担
本案中，招商局物流公司与以星航运公司形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收货人系该合同所涉给付对象。在目的港始终无人持有涉案提单前来提货的情形下，就目的港产生的相关费用，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招商局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虽规定承运人在应付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等费用未付清，又未提供适当担保时有权留置货物。但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运费的权利。再者，《订舱协议》第4条亦明确约定招商局物流公司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应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该约定对招商局物流公司与以星航运公司均具有约束力。故而，一审判决认定招商局物流公司应承担目的港无人提货责任并无不当。
（三）目的港无人提货的责任范围及其数额
以星航运公司主张目的港无人提货的责任范围，主要包括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四项费用。招商局物流公司除认为装卸费本系船东固定成本，与涉案货物是否无人提取无关外，对其他三项费用与目的港无人提货的关联性均不持异议，而仅对相关数额提出异议。其中，对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招商局物流公司主要质疑理由在于相关域外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招商局物流公司主要质疑理由在于计算有误。对此，本院分别分析如下：
1.关于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所涉域外证据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诚然，世界各国公证制度性质并不相同。依照我国领事认证相关规定，领事认证亦不对公证书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司法实践中，针对域外证据办理公证认证的方式亦存在较大差异。故而，域外证据即使经公证认证手续，并不当然具有免证效力或者较强证明力。但另一方面，即使未经公证认证手续的域外证据，亦并不当然丧失证据效力或者证明力。关于域外证据的认定，仍应由人民法院审核认定全案材料，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案件具体类型、域外证据种类、域外证据拟证明的事实是否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其予以综合认定。
关于货物销毁费用。本案中，由时代贸易投资有限公司（TimeTradingInvestmentLimited）代表人ZelinskyiRuslanIvanovych向乌克兰敖德萨市公证区私人公证员面前进行陈述，其陈述包括涉案货物于2015年10月15日销毁，ZelinskyiRuslanIvanovych以公司名义通知ZIMIntegratedShippingUkraineServicesLtd通过银行直接汇款支付销毁费用6000美元等内容，并随附账面报表、发票两份证据。私人公证员据此制作宣誓书。该宣誓书先后履行了乌克兰司法破产部、乌克兰外交部相应证明手续，并经我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认证，应认定其具有形式真实性。该宣誓书中ZelinskyiRuslanIvanovych陈述与宣誓书随附之账面报表、发票记载可实现相互印证。宣誓书记载的支付主体虽与以星航运公司英文名不尽一致，但账面报表、发票记载的款项来源主体或发票接受主体均与以星航运公司英文名一致；账面报表记载之金额虽略低于宣誓书及发票记载的6000美元，但亦可大体实现相互印证，且以星航运公司给出了银行扣除手续费的合理解释。因此，应认定以星航运公司已实际支付货物销毁费用6000美元。
关于堆存费、装卸费。本案中，由以星航运公司经理代表BelskyiYuriyVolodymyrovych向乌克兰敖德萨市公证区私人公证员面前进行陈述，该陈述包括涉案货物集装箱到达乌克兰敖德萨港口，收货人未接受货物，当地海关没收货物并返回空集装箱，相关人员以以星航运公司名义支付港口存储费用1200美元和堆场存储费350美元等内容，并随附发票、付款单、通知书等五份证据。私人公证员据此制作宣誓书。该宣誓书先后履行了乌克兰司法破产部、乌克兰外交部相应证明手续，并经我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认证，应认定其具有形式真实性。其中，就港口存储费用（即堆存费）而言，宣誓书虽记载以星航运公司支付1200美元，但结合宣誓书随附之第32698号发票记载之票面金额，一审判决认定堆存费实际支付1000美元，并无不当；就装卸费而言，宣誓书虽记载以星航运公司支付350美元，但结合宣誓书随附之14616号发票记载，涉案货物集装箱对应装卸费用数值为“186.3”，按该发票尾端合计部分记载，应计算20%增值税。以此计算，涉案货物集装箱对应装卸费用数值为“223.56”。此外，关于装卸费用单位。该发票表格部分记载单位虽为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但该发票尾端合计部分明确记载货币单位为“美元”，结合宣誓书的相应记载，应认定装卸费用相应数值实系以美元为其计量单位。综上，一审判决以宣誓书记载与其随附证据记载可印证的内容，认定以星航运公司实际支付堆存费1000美元、装卸费用223.56美元，并无不当。此外，招商局物流公司主张装卸费本来即系以星航运公司应承担之费用，但涉案提单明确记载“不包括目的港卸货费”（FREEOUT），故而招商局物流公司相应主张不能成立。应认定装卸费亦系因目的港无人提货所产生之费用。
至于招商局物流公司认为香港公司证言在乌克兰进行公证认证存在可疑之处等主张，本院认为，涉案宣誓书之一陈述主体虽系香港公司代表人，但该陈述系在乌克兰作出，乌克兰系该域外证据所在国，故相应宣誓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招商局物流公司还主张销毁费用只有发票无水单、费用金额过分整齐、货物如何销毁无任何文件证实，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对以星航运公司关于相应损失的主张予以反驳，应承担不利后果。
2.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
涉案提单第二页明确记载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及其计收标准。因此，在涉案货物运输出现目的港无人提货情形下，招商局物流公司应向以星航运公司赔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但是，以星航运公司亦应在集装箱出现超期使用情形后尽相应减损义务。且按照提单记载计收标准计算，亦将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一审判决结合招商局物流公司提供证据，认定20尺集装箱新箱价格为12500元人民币，并酌增购置成本3000元人民币，以此作为实际损失基准值。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实际损失基准值基础上上调百分之三十，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20150元人民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招商局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元人民币，公告费500元人民币，由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