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4民终4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负责人戴建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可云，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金平，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邹吉平。
委托代理人李佳，江西准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五局）因与被上诉人邹吉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2015）都民一初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开始，五局将江西绿都丹石街区项目的脚手架工程分包给孝昌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以下简称孝昌公司）施工，该工程中案外人高叔亮是孝昌公司的负责人，孝昌公司又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邹吉平施工。施工期间及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五局分别向邹吉平的两个账户，即江西省农村信用社新建县长堎分社账户和江西省新建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茗园分社账户（以下简称“3414”和“3440”账户）共支付工程款6330537.80元，其中向“3414”账户共汇入3420537.80元，分别是：①2011年8月23日汇入560417.80元；②2011年9月8日汇入530120元；③2011年10月17日汇入260000元；④2011年11月24日汇入660000元；⑤2012年1月14日汇入880000元；⑥2012年6月4日汇入530000元。上述六笔款项均系五局受孝昌公司请求直接汇入邹吉平“3414”账户，孝昌公司请求五局付款的理由系因工程需要，并承诺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由孝昌公司承担，孝昌公司对上述六笔款项均出具了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上均有孝昌公司的财务人员龚艳签字。上述六笔款项汇入“3414”账户后，均于当日或次日全部转入龚艳的个人账户。五局向邹吉平“3440”账户共汇入2910000元，该款邹吉平已实际领取。就邹吉平已完工的工程，经五局与邹吉平结算，总工程款为5138541.67元，具体明细为：1、多层工程2778141.88元；2、高层工程757714.29元；3、40#楼施工部分676730元；4、地下室施工部分243128.13元；5、41#、42#楼二次搭设98538元；6、40#、41#、42#楼电梯井字架26928元；7、40#楼外架刷漆9145元；8、外架点工4080元；9、高层工程超期费用544136.37元。原审诉讼中，邹吉平自认已自孝昌公司领取工程款1490000元。嗣后，五局与邹吉平就工程款给付发生争议，因五局不知邹吉平从孝昌公司领取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双方遂于2014年7月10日以会谈纪要的方式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五局承诺于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欠邹吉平的工程款780000元，具体金额以高叔亮（即孝昌公司）最终确认为准，但无论确认与否，五局应在2015年6月30日前全部支付完毕；如五局已多支付，则邹吉平应无条件返还多支付部分金额。2015年10月21日，五局以其汇入邹吉平“3414”账户和“3440”账户的款项6330537.80元为邹吉平收取的工程款为由，认为邹吉平多收取1191996.13元工程款，要求邹吉平返还不当得利1191996.13元，邹吉平则以五局未付清其工程款提出反诉，要求五局支付剩余工程款1020000元。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五局汇入邹吉平“3414”账户的六笔款项共3420537.80元是否应认可为邹吉平向五局收取的工程款。从相关证据来看，即①孝昌公司的六份付款委托书、②孝昌公司向五局出具的六份收款收据、③邹吉平“3414”账户的交易记录及龚艳账户的交易记录（上述款项3420537.80元实际流入孝昌公司的财务人员龚艳的个人账户，且龚艳的个人账户与五局另外多有工程款往来），这三类证据形成证据链，证实邹吉平“3414”账户的六笔汇款收入3420537.80元是孝昌公司的收入，不是邹吉平收取的工程款。因此，五局要求邹吉平返还不当得利1191996.13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邹吉平的反诉请求，邹吉平应得工程款5138541.67元，扣除已向五局收取的工程款2910000元，同时扣除邹吉平自认的从孝昌公司收取的工程款1490000元，故五局还应支付邹吉平工程款738541.67元。关于邹吉平反诉要求五局给付工程超期费用160000元，因该款所涉工程不在本诉工程款5138541.67元所涉工程内，且双方有争议，故应另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驳回五局的诉讼请求；二、限五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邹吉平工程款738541.67元；三、驳回邹吉平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5667.70元，由五局负担；反诉费13980元减半收取，由五局负担5061.20元，邹吉平负担1928.80元。
宣判后，上诉人五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2011年3月10日，五局将江西绿都丹石街区项目的脚手架工程分包给孝昌公司施工，案外人高叔亮是孝昌公司的负责人，其又将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邹吉平施工。施工期间，五局受孝昌公司委托，将部分工程款3420537.80元转入邹吉平“3414”账户，后孝昌公司退出该工程，五局直接将该工程剩余部分包给邹吉平施工，工程验收合格后，又陆续转款2910000元至邹吉平“3440”账户，共计支付邹吉平工程款6330537.80元，远超双方结算的工程款总额5138541.67元，多支付1191996.13元。2、“3414”账户为邹吉平个人账户，其知晓该账户内收到的工程款，理由是：第一、邹吉平在原审反诉状中认可承接江西绿都丹石街区项目的脚手架工程，且自认已收到工程款4400000元。在原审庭审中，邹吉平称与孝昌公司合作期间，其收到过部分工程款，而这些款项均是由五局受孝昌公司委托转入邹吉平“3414”账户，另外部分转至邹吉平“3440”账户。根据银行的转款、取款规则，必须持银行卡本人的身份证才能转款、取款，而开设银行账户必须由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柜台办理开户手续，故邹吉平知晓“3414”账户的存在，且该账户是其本人开设的，五局转入“3414”账户的款项邹吉平已收到，邹吉平再将款项转入孝昌公司财务人员龚艳的账户与五局无关。第二、原审庭审中，五局提供了一份孝昌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该委托书上已列明邹吉平“3414”账户的信息，邹吉平也在该委托书上签字确认，故邹吉平应知道“3414”账户。根据以上分析，邹吉平知道“3414”账户和“3440”账户的存在，五局受孝昌公司委托支付给邹吉平的款项，邹吉平已经收到，至于邹吉平在收到工程款后又转给孝昌公司系其行使自由处分权，不能据此否认邹吉平已收到3420537.80元工程款。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2014年7月10日，五局与邹吉平就江西绿都丹石街区二标段41#、42#号楼主体施工阶段外架施工费用达成协议，高叔亮拖欠工程款780000元（金额暂定）由五局先行代高叔亮支付给邹吉平，如超付工程款，邹吉平必须无条件返还超付金额。五局已将6330537.80元转入邹吉平个人账户，其也收到了相关工程款，结合双方结算工程款总额5138541.67元，五局超付1191996.13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邹吉平应无条件返还超付部分。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邹吉平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邹吉平承担。
被上诉人邹吉平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五局应向邹吉平支付工程款738541.67元。经过双方结算，邹吉平承接的江西绿都丹石街区项目的脚手架工程总工程款为5138541.67元。虽然，邹吉平原是与孝昌公司产生合同关系，但是孝昌公司退出工程施工后，邹吉平就与五局重新就脚手架工程签订了合同，并签订了《谈判纪要》，约定孝昌公司应支付给邹吉平的工程款由五局支付。现邹吉平仅收到了含五局支付的工程款共计4400000元，显然五局还需支付工程款738541.67元。二、五局汇入邹吉平“3414”账户中的3420537.80元并不能认定是五局支付给邹吉平的工程款，且五局基于“3414”账户进账3420537.80元的事实，认为其超付工程款，要求邹吉平退还超付部分，明显存在恶意。1、江西绿都丹石街区项目的脚手架工程原是五局发包给孝昌公司施工，孝昌公司又转包给邹吉平。就工程施工关系，在孝昌公司未退场之前，五局是与孝昌公司发生合同关系，工程款也是五局支付给孝昌公司。从委托付款通知书可以看出，汇入“3414”账户中的3420537.80元全部是孝昌公司委托五局进行汇款，五局汇款的目的是为了支付孝昌公司的工程款。因此，汇入“3414”账户中的3420537.80元理应认定是五局支付给孝昌公司的工程款，而事实上也是如此。2、从“3414”账户的往来明细可看出，“3414”账户分六笔进账3420537.80元后，在一至两天后，就全部转汇至孝昌公司财务人员龚艳的个人账户，说明“3414”账户进账款项，最后的归属是孝昌公司，更进一步的说明“3414”账户进账的款项是五局支付给孝昌公司的工程款，只不过该款经过邹吉平根本就不知道其存在的“3414”账户转了一圈而已。3、退一步讲，即使邹吉平知道“3414”账户的存在，并自愿将“3414”账户借给孝昌公司使用，也并不影响认定“3414”账户进账款项是五局支付给孝昌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如果仅因接收孝昌公司工程款的账户并非是孝昌公司账户这一事实即认定款项不是支付给孝昌公司而是支付给邹吉平，那么委托付款书的委托效力就荡然无存，社会活动中也不需要委托付款这一行为。因此，邹吉平是否明知“3414”账户的存在并不影响“3414”账户进账款项是五局支付给孝昌公司的事实认定，何况邹吉平根本就不知道3414”账户的存在。4、五局之所以提起本次诉讼，其原因是孝昌公司中途退场，致使脚手架工程无法正常进行施工，所以才与邹吉平重新签订《脚手架分包合同》，将脚手架工程直接分包给邹吉平施工。同时，五局同意孝昌公司未支付给邹吉平的工程款由其支付。施工完毕后，五局进行审计结算后确定脚手架工程款共计5138541.67元，低于其向外支付的工程款，在向孝昌公司要求返还不成的情况下，才提起本次诉讼，其目的就是为了不向邹吉平支付剩余工程款，并让邹吉平承担其超付工程款的责任。而实际上，五局早就知道其向邹吉平“3414”账户汇款3420537.80元的事实，其在孝昌公司退场时不向邹吉平进行核实，而是安抚邹吉平后，在邹吉平完成工程施工后，再提出此事并提起诉讼，显然存在恶意。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二审查明，二审审理中，邹吉平提供其与高叔亮签订的《脚手架专业分包合同》，拟证明邹吉平与孝昌公司之间是按该合同施工和结算，高叔亮是孝昌公司所承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五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从未有高叔亮个人转款给邹吉平，邹吉平与高叔亮签订的该份合同不真实。
另查明，孝昌公司自五局承揽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脚手架工程。五局分六次转入“3414”账户的款项，每次转款前，均由孝昌公司以其公司的名义出具付款申请单、付款委托书和收款收据。自2011年7月25日至2012年4月10日，孝昌公司分六次共向“3440”账户转款760000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五局向“3414”账户共汇入的3420537.80元是否应视为支付给邹吉平的工程款。本案中，五局直接向“3414”账户分六次转款，该账户虽名为邹吉平的账户，但每次转款前，均由孝昌公司以其公司的名义向五局出具付款申请单、付款委托书和收款收据，且六笔汇入“3414”账户的款项均于当日或次日全部转入孝昌公司财务人员龚艳的个人账户。另，五局与邹吉平于2014年7月10日达成的谈判纪要约定，五局承诺于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欠邹吉平的工程款780000元，具体金额以五局与高叔亮（即孝昌公司）最终确认为准，但无论确认与否，五局应在2015年6月30日前全部支付完毕。从该谈判纪要约定的内容可以认定，五局对其汇入“3414”账户的款项须通过孝昌公司向邹吉平支付知情。又，若“3414”账户为邹吉平控制和支配的账户，孝昌公司既然明知该事实，其除了申请五局将工程款全部直接支付给邹吉平外（五局分六次转入“3414”账户共3420537.80元），还自2011年7月25日至2012年4月10日自己向邹吉平多次支付工程款（孝昌公司分六次共向“3440”账户转款760000元），显然与常理不符。退一步说，根据谈判纪要的约定，无论五局与高叔亮确认与否，五局均应在2015年6月30日前付清欠邹吉平的工程款780000元。综上可知，“3414”账户不为邹吉平所控制和支配，五局将款项汇入该账户后，是否向邹吉平支付以及付款数额取决于孝昌公司，五局汇入“3414”账户的工程款实际为支付给孝昌公司的工程款。原审认定“3414”账户六笔汇款共3420537.80元是孝昌公司的收入，而不是邹吉平收取的工程款，并根据五局与邹吉平结算的总工程款及已付款数额判令五局支付邹吉平剩余工程款738541.67元理据充足，本院予以维持。五局关于“3414”账户为邹吉平个人账户及该账户的款项邹吉平已收取，邹吉平应返还五局多付的工程款1191996.13元的上诉理由经查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4元，由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景 华
代理审判员 章 康 娜
代理审判员 欧阳中学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胡 芯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