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9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瑞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德生，系武汉东鑫和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东鑫和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岑农场集镇十一支沟东（13）。
法定代表人：谭德生，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朱瑞新为与被上诉人谭德生、武汉东鑫和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由审判员易齐立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胡铭俊、胡浩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瑞新，被上诉人谭德生本人并以武汉东鑫和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有大型储运专营企业对其下属企业进行整体改制，并发布了《关于企业整体改制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企业整体改制宣传提纲》，规定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内的在岗职工，实行内部退养，退养后发放生活费；不符合内退条件，可选择量化资产或现金补偿，买断后自谋职业；新企业成立后，实行定岗定员，竞争上岗，一旦转变身份，如不能上岗则等同社会失业人员；凡享受内退生活费的职工不再享受补偿及奖励等。同年12月，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就其下属企业武汉商业设备厂的企业资产转让事宜与谭德生、朱瑞新等44名职工达成共识，经报请武汉市商贸国有控股集团同意，整体改制成为民营企业。谭德生、朱瑞新等44人以整体购买的资产投资组建武汉优安特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安特公司）。其中，朱瑞新将其买断工龄补偿金3万元及以其个人出借给公司的4.5万元合计7.5万元出资入股优安特公司，占股2.37%，优安特公司向朱瑞新出具了一份股东出资证明书。
2003年始，因优安特公司经营状况不佳，陆续有股东要求退股。优安特公司于2003年10月24日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内容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根据目前公司经营状况，决定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具体意见：公司董事会委托杨传利、朱瑞新董事、沈祖山监事会同财务作出资产状况的报告，原公司对资产报告无异议的股东按1：1原值退给股东，如有异议的股东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完成后按实际评估价退给部分有异议的股东份额。谭德生、朱瑞新等董事会成员均在该决议上签字。
2006年、2007年左右，朱瑞新（甲方、转让方）与谭德生（乙方、受让方）经协商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所持有武汉优安特玻璃有限公司股份，以1：1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二、乙方同意以人民币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的股份转让款；三、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四、本协议双方签章后生效。原审审理中，朱瑞新与谭德生各提交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内容相同，但签订时间不同，朱瑞新提交的协议书上签订时间为2007年1月6日，谭德生提交的协议书上签订时间为2006年1月6日，谭德胜在原审庭审中称因优安特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有多名股东要求退股，但时间不一致，工商局要求统一办理变更登记，为此统一制作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填充式模板存在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因当时签订协议是一式四份，故可能拿协议模板时未注意时间不一致。朱瑞新亦在原审庭审中承认其补签过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
2006年5月7日，朱瑞新因其个人身体有疾病、工作地点遥远上班不易等原因，向优安特公司申请给予内部退养安排，经双方协商同意比照优安特公司改制时的内退政策安排。同日，优安特公司出具《关于朱瑞新同志内部退养的决定》，同意朱瑞新内部退养的申请。该决定还说明了朱瑞新退养后养老金、公积金、医保等三金缴纳基数视同在岗员工，退养后所遇调整的个人缴费由公司承担，退养后每月600元的内养工资不变，股本金退回归公司所有，内退工资于2006年5月起执行等内容。朱瑞新本人在该决定上签字。
朱瑞新从优安特公司内部退养后，优安特公司将其在改制时发放给朱瑞新转为股本金的30，000元买断工龄补偿金收回。另朱瑞新剩余的45，000元及员工押金1，200元合计46，200元股本金，再次转为朱瑞新出借给优安特公司的集资款，由优安特公司每年向其支付10%的利息，直至2013年12月将本息一并退还给朱瑞新。
2012年12月13日，优安特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共同决议变更股东股权，部分股东将其所有股份转让给谭德生与宋某，其中包括朱瑞新将其持有的2.37%股份转让给谭德生。全体股东在该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签字。优安特公司随后在工商部门集中统一办理了30余名股东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变更后谭德生、宋某分别持股57.11%、33.55%，另有股东陈时铭、许某等持有剩余股份。2013年8月27日，优安特公司股东变更为宋某、谭德生，分别占股42.89%、57.11%。
2013年9月8日，谭德生、宋某（甲方，转让方）与赵刚、姚凤华（乙方，收购方）签订《优安特公司整体收购协议书》，约定甲方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优安特公司整体转让给乙方，乙方受让后成为公司新的股东并拥有公司包括土地及厂房在内的全部资产，但不包括优安特公司生产设备及员工等。合同还约定了转让价款、付款及后续事务的交接的内容。谭德生、宋某与赵刚、姚凤华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捺印，优安特公司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同年9月17日，优安特公司股东变更为姚凤华、赵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刚。
同年9月29日，武汉东鑫和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东鑫和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谭德生，经营范围包括玻璃表面技术或合成技术的研发；玻璃及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武汉东鑫和公司搬迁原优安特公司的生产设备、工具、原材料等至该公司，转移并承担原优安特公司70余名退休职工的管理和费用、并负责原优安特公司在职职工的五险一金的缴纳等。
2014年初，朱瑞新至武汉东鑫和公司处，再次要求股权转让补偿金。同年1月19日，朱瑞新出具承诺函，函件内容为“本人朱瑞新关于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事宜承诺：愿将其在优安特公司的股权100%转让给宋某，就转让股权一事，再次达成协议获得补偿人民币肆万元整。本人认可已经办理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合法，再不予追究责任。特此承诺！”朱瑞新在该承诺函上签字并捺印。该承诺函系公司财务人员许某经手打印的模板，朱瑞新自行在该函件上备注“请在资产测算后如有富余时的请补偿”。原审审理中，许某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其将谭德生的名字打成宋某系失误，因原公司股东退股时有很多股东将股份转让给了宋某，其误以为朱瑞新亦将股份转让给了宋某。另朱瑞新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其已实际再次领取了40，000元补偿金。
2015年1月30日，朱瑞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朱瑞新、谭德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返还朱瑞新持有的优安特公司2.37%股份；3、案件诉讼费用由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承担。原审庭审中，朱瑞新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朱瑞新与谭德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赔偿朱瑞新经济损失8万元；3、案件诉讼费由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朱瑞新与谭德生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虽双方提交的两份协议书时间上有瑕疵，但内容完全一致。原审庭审中，朱瑞新主张谭德生伪造其《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对该协议书上其本人的签名申请司法鉴定，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朱瑞新承认其于2007年补签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在2014年出具的承诺函中亦表明“本人认可已经办理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合法，再不予追究责任”，虽承诺函中写明“其在武汉优安特玻璃有限公司的股权100%转让给宋某”与股东会决议书上写明的朱瑞新将其股份转让给谭德生的情况不一致，但公司财务人员许某即承诺函的经办人表示当时公司很多股东亦将各自股份转让给宋某，故其以为朱瑞新也将其股份转让给宋某，由此出现笔误，该情况与常理不悖，但不影响朱瑞新认可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合法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朱瑞新与谭德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未有上述无效情形，应为有效。且该协议现已履行完毕，谭德生已将相应股本退还给朱瑞新，朱瑞新所持有的优安特公司的股份亦转让给了谭德生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故朱瑞新主张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朱瑞新与谭德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内部退养，朱瑞新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谭德生后，其已失去股东身份，仅作为普通员工享受内部退养政策直至正式退休后享受退休金。由此朱瑞新基于股东身份请求谭德生赔偿其由于优安特公司股份增值而遭受的经济损失8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武汉东鑫和公司系谭德生重新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与优安特公司系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故朱瑞新主张武汉东鑫和公司赔偿其80，000元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朱瑞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元（已减半收取，朱瑞新已预交），由朱瑞新负担。
上诉人朱瑞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朱瑞新的原审诉讼请求，并由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承担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1、谭德生在2007年1月6日找朱瑞新重新签订一个正规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受让人处是空白的，朱瑞新要求加盖公章以防伪造。2、优安特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上朱瑞新的签名系伪造，并非朱瑞新本人所签。3、2013年朱瑞新退休后，多次找谭德生索要自己的股份及相应补偿。在2014年1月，谭德生打印了一份承诺函，上面写明受让人是宋某，朱瑞新觉得可以接受，就签了自己的名字，还附上进一步补偿的要求。因此，朱瑞新转让股份的对象是宋某，而不是谭德生。公司财务人员以工作失误为由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同时这也可以说明，在承诺函之前，谭德生是认可朱瑞新股东身份的。4、朱瑞新作为优安特公司的股东，要求享有优安特公司股份增值补偿待遇。5、武汉东鑫和公司是继承了优安特公司全部剩余资产成立的，因此朱瑞新有权请求武汉东鑫和公司予以补偿。此外，朱瑞新还向本院提起申请，要求对优安特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上朱瑞新的签名，及日期为2006年1月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上朱瑞新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写进行鉴定。
被上诉人谭德生答辩称：优安特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上朱瑞新的名字不是朱瑞新所写，因为朱瑞新当时已不是公司股东。股东转让协议书是谭德生和朱瑞新签订的，朱瑞新也认可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武汉东鑫和公司答辩称：朱瑞新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朱瑞新提交证据：《关于朱瑞新同志内部退养的决定》、日期为2007年1月6日的受让方为谭德生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日期为2006年1月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优安特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拟对案件相关事实予以证明。因上述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且经过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朱瑞新还提交证据：日期为2007年1月6日的受让人为空白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拟证明第一次签订时受让方是空白的，且协议书并未履行。经质证，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协议书已经履行。武汉东鑫和公司提交证据1：宋某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朱瑞新系与谭德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宋某未与谭德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证据2：朱瑞新内退协议签订后享有的待遇明细表，拟证明朱瑞新享有该待遇后，就不能享受原股东待遇。经质证，谭德生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朱瑞新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朱瑞新提交的日期为2007年1月6日的受让人为空白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案情予以综合评判。对武汉东鑫和公司提交的证据1，因证人宋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与谭德生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因该待遇明细表系武汉东鑫和公司单方制作，且该表仅载明朱瑞新内退后的各项费用，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另，朱瑞新于2015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出撤回笔迹鉴定申请。
二审查明：2012年12月20日，朱瑞新所占优安特公司2.37%股份经工商部门登记变更为由谭德生所有。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朱瑞新在日期为2007年1月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处签署其名的行为，应视为朱瑞新有转让其股份的意思表示。谭德生后在该股份转让协议书空白处签署其名，并于2012年12月20日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相关的股份变更手续，将朱瑞新的股份登记变更为谭德生所有。对于谭德生在该股份转让协议书受让人处签署其名及进行相应股份工商登记变更的行为，从朱瑞新在2014年1月19日作出的《承诺函》中“本人认可已经办理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合法，再不予以追究责任”的内容来看，朱瑞新系对其股份已转让给谭德生的事实予以认可。虽《承诺函》的首句载明朱瑞新将其在优安特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宋某，但在原审庭审中，证人许某已出庭作证系其在打印承诺函时，误以为朱瑞新的股份是转让给宋某所致。对证人许某的证言，朱瑞新表示基本没有异议。因此，在朱瑞新对其股份已转让给谭德生的事实予以认可的情况下，其主张与谭德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及由谭德生、武汉东鑫和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8万元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朱瑞新向本院提出撤回笔迹鉴定申请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亦未影响他人权利，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上诉人朱瑞新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元，由上诉人朱瑞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齐立
审判员 胡 浩
审判员 胡铭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