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11行初39号
原告孙立东，男，196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原行为机关）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组织机构代码00250620-8，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达夫路73号。
法定代表人赵志军，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月根，该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汤健锋，该分局新登派出所教导员。
被告（复议机关）杭州市公安局，组织机构代码00249100-X，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华光路35号。
法定代表人叶寒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信，该局法制支队副大队长。
第三人孙丙松，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孙立东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以下简称富阳公安局）于2016年4月1日作出的杭富公（新）不罚决字〔2016〕100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于2016年8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补正起诉状后，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立案受理，于2016年9月28日向被告富阳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孙丙松为第三人，因本案属于经复议维持的案件，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同意追加杭州市公安局为共同被告。本案于2016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立东，被告富阳公安局出庭应诉负责人赵云兴、委托代理人王月根、汤健锋，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吕信，第三人孙丙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富阳公安局于2016年4月1日作出杭富公（新）不罚决字〔2016〕100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2月1日下午，在富阳区新登镇潘堰村炉头，因钟健龙、孙立东之间邻里纠纷，孙丙松与钟健龙等人将孙立东安装在地上的五根警示桩（铁质）拆卸，造成孙立东财产损失。经杭州市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警示桩（铁质）在价格认定基准日认定价格为人民币壹佰贰拾元整,孙丙松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孙丙松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原告不服，向被告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杭公复〔2016〕第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富阳公安局作出的杭富公（新）不罚决字〔2016〕100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孙立东诉称：被告富阳公安局作出的杭富公（新）不罚决字〔2016〕100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告父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炉头村村支书，栽植了集体防洪堤树木。新登镇原炉头村村支书钟再文、新登镇干部钟慈儿、潘堰村委员钟加龙、钟氏小弟钟健龙等钟氏家族与原告家的邻里纠纷已有三十来年，但在2015年3月10日之前的五年来，基本和睦相处。因原告与几十位村民联名举报钟氏家族将原炉头村千亩森林等集体财产贪污的事情，并实名举报钟健龙盗伐。2015年3月10日，富阳区森林公安来村委调查核实，钟家即对原告的举报开展打击报复。2015年3月11日傍晚，钟健龙妻裘小群将原告73岁的病弱老母亲殴打致伤；2015年5月10日晚，钟氏家族干部又指使钟健龙夫妻打击报复，裘小群用铁棍殴打原告反诬赖原告用锄头打人。2015年7月13日晚，钟氏家族指使钟健龙夫妻并纠集帮凶杨忠贤等人打击报复。原告的护栏合情合法，新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新城〔2015〕限拆第011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已于2015年8月13日被富阳区人民政府撤销，原告和其母亲开始恢复被钟健龙夫妇违法擅自拆毁的护栏时，裘小群夫妻又来寻衅滋事，杨忠贤用木棍殴打原告的哥哥，裘小群夫妇及姐姐用木棍殴打原告，钟氏家族等人还多次恐吓原告哥哥，原告哥哥向新登派出所提交了关于钟氏家族打击报复、纠集帮凶谋害犯罪的情况，新登派出所隐瞒关键证据，以故意伤害罪从轻定为错案。2016年2月1日下午，在杨忠贤刑满释放的当天，即纠结钟健龙夫妇、杨忠贤夫妇及儿子、孙丙松等十余名行凶者拿着榔头、扳手、木棍等打击报复举报人，违法霸道强拆原告的护栏。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了孙丙松、杨忠贤、钟健龙、王俊杰手拿木棍、榔头、扳手伺机行凶蓄意报复的行为。富阳公安局隐瞒了2016年2月1日的监控录像，认定情节特别轻微不合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四）项之规定，第三人等人的情节是特别严重的打击报复行为，应当从重处罚，至少处十日以上拘留并处罚款。富阳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以“行为属于特别轻微”为由，决定不予处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杭富公（新）不罚决字〔2016〕10032号《不予处罚决定书》；2、撤销杭公复〔2016〕第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对结伙打击报复行为人孙丙松依法从严惩罚；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孙立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证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
2、录音录像光盘与文字资料1份，证明富阳公安局没有调查事实作出处理的情况。
3、富政复决〔201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证明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撤销了新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新城〔2015〕限拆第011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
4、孙贵堂家出路来源1份，证明原告安装护栏的地方是原告自己的土地。
5、人民调解协议书1份，证明钟健龙家及潘堰村同意原告用水泥浇筑路，归原告使用。
6、照片2张，证明杨忠贤、钟健龙有预谋地打伤原告哥哥。
7、请求严查请愿书1份，证明本案起因并非由于邻里纠纷而是第三人打击报复。
被告富阳公安局及杭州市公安局辩称：一、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适当。被告富阳公安局所属新登派出所接到原告报案后，当日予以受理并开展调查，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及部分证人，收集了案发现场监控及相关书证，并对损失价值委托进行认定，期间依法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经查，原告孙立东和钟健龙均为富阳区新登镇潘堰村村民，两人系邻居关系，曾发生多次纠纷。孙立东在两家门口出入的路上，安装了八根铁质警示桩，并用螺丝与地面固定，双方因安装警示桩问题存在纠纷。2016年2月1日下午，钟健龙与孙丙松、王俊杰一起用老虎钳等工具将其中五根警示桩拆卸下来，杨忠贤用榔头将拆卸后露出地面的螺丝敲入地下，原告孙立东见状予以制止并向被告富阳公安局报警。经鉴定，原告被损毁的财物价值人民币120元，其中材料费20元，重新安装人工费1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陈述、第三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因原告不同意调解，富阳公安局依法对第三人履行了告知程序，经批准于2016年4月1日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次日将不予处罚决定书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程序合法。第三人等人因原告在自己门口道路上安装无缝钢管，认定影响行车和路人行走安全，采用拆卸的方式拆除原告安装的五根钢管，造成原告财产损失120元，价值较小，且本案因邻里纠纷引起，属于情节特别轻微，故富阳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二、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于2016年6月1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通知富阳公安局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16年7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维持富阳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并于当日以挂号信邮寄的方式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杭州市公安局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受理、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富阳公安局及杭州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杭富公（新）不罚决字〔2016〕10032号-1003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各1份，证明被告富阳公安局于2016年4月1日分别对钟健龙、杨忠贤、孙丙松、王俊杰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2、送达回证1份，证明被告富阳公安局依法将不予处罚决定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
3、受案登记表1份，证明新登派出所于2016年2月1日接到报案及受理案件情况。
4、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1份，证明被告富阳公安局依法办理延长办案期限手续。
5、受案回执1份，证明新登派出所依法将受案情况告知原告。
6、到案经过1份及传唤证4份，证明钟健龙、杨忠贤、孙丙松、王俊杰的到案情况。
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份，证明被告富阳公安局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前依法向第三人告知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等。
8、孙立东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
9、钟健龙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
10、杨忠贤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
11、孙丙松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
12、王俊杰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
13、陈月花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
14、接受证据清单及原告提供光盘1张；
证据8-14证明2016年2月1日下午，钟健龙、杨忠贤、孙丙松、王俊杰将原告安装的警示桩进行拆卸的事实。
15、证人章某询问笔录1份及身份信息，证明原告和钟健龙两家因原告设置护栏引发纠纷情况。
16、勘验笔录1份、照片2张，证明新登派出所民警处警案发现场情况。
17、接受证据清单及原告提供书证5页；
18、接受证据清单及原告提供书证1份；
19、接受证据清单2份及新登镇政府提交的书证6页；
20、接受证据清单及钟健龙提供的书证5页；
证据17-20证明原告与钟健龙之间因出路、安装警示桩问题存在纠纷情况，原告对2016年2月1日警示桩被拆卸一案不接受调解。
21、鉴定聘请书、价格认定结论书、鉴定意见通知书各1份，证明被损毁警示桩的价格为120元及告知情况。
22、保证违法嫌疑人饮食、休息时间确认书，证明新登派出所在对第三人询问期间依法保障了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材料1份、原告身份证明1份、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4份、原告向杭州市公安局邮寄复议材料的信封1份，证明原告不服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其申请材料符合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
2、杭公复受字〔2016〕第179-182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各1份，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受理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况。
3、杭公复提字〔2016〕第179-182号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各1份，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已依法通知富阳公安局提出书面答复、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4、富阳公安局行政复议答复书4份，证明富阳公安局对原告的行政复议依法提交了书面答复。
5、杭公复〔2016〕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证明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6、行政复议决定呈批表1份，证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经过杭州市公安局负责人审批。
7、送达回执1份、邮寄信封2份，证明杭州市公安局已于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挂号信方式邮寄给原告。
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八条。
第三人孙丙松述称：本案纠纷原告是有错的，其在不属于自家门口的地方安装警示桩，富阳公安局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孙丙松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富阳公安局及杭州市公安局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无异议；证据4-7，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孙丙松质证认为：证据1-3，无异议；其他证据第三人均不知情。
被告富阳公安局及杭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内容有异议，本案并非邻里纠纷引起；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9，有异议，钟健龙隐瞒了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事实。证据10-12，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5，有异议，本案并非邻里纠纷而是打击报复引起；证据19，有异议，情况说明中水沟的长度不正确，高度相差1米多，原告与吴华根对调口粮田是事实，原告安装警示桩的地方并非村道；新登镇潘堰村公开电话受理中心的答复陈述均非事实，案涉事发地块属于原告所有；证据20，对村民的证明书有异议；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富阳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杭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富阳公安局及第三人对杭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在下文中予以评判。证据2，关于案发当天的视频资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结合案情予以综合评判，对其他时间的录音录像资料，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因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复议机关提出书面答复和提供证据材料，导致《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因没有证据及依据而被富阳区人民政府撤销，不能证明原告建造的不锈钢栅栏是合法建筑。证据4-7，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评判。
被告富阳公安局及杭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明原行政行为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在下文中予以评判。证据2-7，系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批材料，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13、15，系新登派出所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进行调查询问所形成的笔录，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以及新登派出所制作询问笔录的职权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在下文中予以认定。证据19-20，能证明原告与邻居钟健龙之间因出路、安装警示桩问题发生了邻里纠纷，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其余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钟健龙均系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潘堰村村民，二人系邻居关系。原告在两家门口出入的路上，安装了八根铁质警示桩，用螺丝与地面固定，双方因为安装警示桩等问题存在纠纷。2016年2月1日下午，钟健龙与孙丙松、王俊杰携工具将原告安装的五根警示桩拆卸下来，杨忠贤将拆卸后露出地面的螺丝敲入地下，原告见状后予以制止并向被告富阳公安局报案，富阳公安局所属新登派出所接警后，于当日立案调查。经鉴定，警示桩在价格认定基准日认定价格为人民币120元，其中，人工工资100元，材料费20元。新登派出所依法延长该案的办案期限30日，2016年4月1日，富阳公安局对第三人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杭州市公安局维持了富阳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遂起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富阳公安局具有负责其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富阳公安局在办案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受理、传唤、调查询问、延长办案期限、告知、作出处罚、送达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中，第三人与钟健龙等人将原告安装在地上的五根警示桩拆卸的行为，有原告的陈述、第三人及同案人员的陈述申辩、证人证言、视频资料、勘验笔录与照片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该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情节特别轻微，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从本案的事发经过来看，原告因为在道路上安装栅栏的问题，已与钟健龙户发生了纠纷，经潘堰村村委、新登镇政府多次协调未达成和解，新登镇政府亦针对原告此前安装的栅栏下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并组织了强制拆除。原告在不锈钢栅栏拆除后，又在该地段安装了警示桩，鉴于潘堰村村委已经认定该道路属于村集体道路的情形下，钟健龙认为该警示桩妨碍了其正常通行，与第三人等人自行拆除原告的警示桩，造成原告警示桩损毁的后果，在行为方式上确有不妥，但第三人等人拆除原告安装的警示桩主观上并非以故意损毁财产为目的。从损害后果来看，本案经杭州市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原告被损毁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20元，被损毁财物价值较小，第三人等人将该五根警示桩拆卸时并未损坏警示桩，只是造成固定警示桩用的螺丝、螺帽损坏或灭失，需重新安装固定，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尚不严重。鉴于本案属于因邻里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案发后第三人能如实向公安机关陈述自己的违法事实，因原告坚持要求处理未能调解，被告富阳公安局综合考虑本案的起因、第三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性质、手段及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认错的态度，认定第三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情节特别轻微，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
原告主张新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已被富阳区人民政府撤销，其在案涉通道上安装护栏合情合法，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是因新登镇人民政府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复议机关提出书面答复和提供证据材料，导致《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因没有证据及依据而被富阳区人民政府撤销，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地块建造不锈钢栅栏和安装警示桩属于合法行为。原告主张本案并非因邻里纠纷引起，而系钟健龙等人对原告实施的打击报复、寻衅滋事行为，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诉状中认为钟健龙等人殴打原告及其哥哥，富阳公安局存在以故意伤害罪重罪轻定为错案等问题，均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富阳公安局依据当事人陈述、勘验笔录、原告提交的案发当日的视频资料等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被告在审理期间亦已作为证据出示，故并不存在原告所谓的富阳公安局隐瞒关键证据的情形。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并送达的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维持案涉不予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决定的认定和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论得当，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立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孙立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楼雁鸣
代理审判员 刘珍玲
人民陪审员 喻 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干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