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兵六刑终字第011号
原公诉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芳草湖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三，男，1978年9月5日出生，汉族。
辩护人林安娜，新疆林安娜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芳草湖垦区人民法院审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芳草湖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三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作出（2013）芳垦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2007年6月，被告人刘三担任新湖监狱一监区狱政干事，负责监区内罪犯收押、减刑、假释、刑满释放及狱政业务台账建设，按规定收集各种报表及文字资料等。2007年底被告人刘三负责办理新湖监狱一监区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因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将罪犯江旺的正、副档中法律文书与罪犯监管改造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进行认真核对，仅依据监管软件系统中罪犯江旺的刑罚变动情况（该信息中被错误录入一条“1999年3月13日减刑一年”的信息）和余刑（1年7个月零8日）的错误信息，制作了罪犯江旺的减刑花名册及减刑卷，在罪犯江旺实际余刑还有2年7个月零8日的情况下，上报减刑材料，致使江旺在2008年6月5日被法院裁定减去余刑而提前释放。被告人刘三发现错误后，因害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既不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也不及时向领导汇报，隐瞒此事直至案发。本起事实系被告人刘三在检察机关调查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案时主动向办案机关交代的。
2.2007年10月10日罪犯曹建某从兵团看守所移送到新湖监狱一监区服刑，时任一监区狱政干事的刘三接收罪犯曹建某后，根据兵团看守所送达的文书制作了罪犯曹建某的正、副档案，同时将罪犯曹建某的信息录入到罪犯监管改造信息系统中。因其严重不负责任，在没有认真审查相关法律文书材料（补正裁定书）的情况下，依据曹建某刑事判决书中的错误刑期起止日录入了曹建某刑期起止的错误信息。2009年4月，柴某到一监区担任狱政、狱侦干事，刘三转教育干事，同年7月份一监区办理上半年减刑、假释工作，在制作曹建某的评审材料时，根据制作减刑卷宗的服刑犯人胡某某的反映，狱政干事柴某发现曹建某的刑期起止日错误，在减刑花名册中进行更正后上报了减刑花名册。2009年11月11日，曹建某被依法裁定减刑一年十个月。2009年9月份以后，柴某专任狱侦干事，狱政工作再次由刘三负责。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刘三担任一监区代理副监区长仍负责一监区减刑、假释工作。2010年一监区年终罪犯减刑评审期间，负责减刑、假释评审工作的被告人刘三在已经有服刑罪犯告知其曹建某档案中刑期起止日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将曹建某从拟报假释的名单中调至减刑名单中，但在上报曹建某减刑材料和减刑花名册时仍按照错误的起刑日期（2005年8月25日起刑）进行上报，最终导致罪犯曹建某2011年再次被减去二年二个月的刑期，从而使曹建某于2012年2月26日被提前错误释放。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关于对被告人刘三渎职犯罪立案、采取强制措施、调查取证及工作履历、身份信息等方面的证据。
（一）书证。1.《立案决定书》证实，2013年6月22日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六师分院对刘三以私放在押人员罪立案侦查。
2.《监视居住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留证》、《逮捕决定书》、《逮捕证》等证实，对被告人刘三采取强制措施情况。
3.新兵检六分交字[2013]10号《交办函》证实，2013年9月1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六师分院将本案交芳草湖垦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4.《户籍证明》证实刘三的身份情况。
5.兵团监狱管理局组织人事处《函》、刘三《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2008-2012年《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证实刘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6.《调取证据通知书》、《入党志愿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干部商调函》证实，刘三原系中共党员，2013年5月30日调到兵团监狱管理局。
7.《狱政（侦）干事岗位职责》、《监区长职责》、《狱政科科长职责》、《刘三从警以来任职情况》、《新湖监狱一监区民警定岗定位情况》及《报告》等证实，狱政（侦）干事职责中包含有“负责做好罪犯收押、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行政奖罚、刑满释放的业务工作；认真做好狱政（狱侦）业务台帐建设，按规定收集整理各种报表及文字材料”。监区长职责中包含有“负责监区狱政管理、刑罚执行工作。严格按规定办理罪犯的通信、接见、申诉、减刑、假释、请假、保外就医、释放、刑事行政奖惩等事项，确保执法活动公平、公正”。狱政科副科长协助科长工作中包含有“严格审核罪犯加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探亲、计分考核与行政奖惩”等职责。刘三2007年7月-2007年10月任新湖监狱一监区狱政、狱侦干事；2007年10月-2009年4月任一监区狱政干事；2009年4月-2010年4月任一监区教育干事；2010年4月-2011年3月任一监区代理副监区长；2011年3月-2011年8月任二监区副监区长。
（二）视听资料。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刘三审讯过程进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部分证人的询问亦做了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刘三及相关证人依法进行讯问、询问，无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取证行为。
二、关于被告人刘三玩忽职守，提前释放罪犯江旺的证据。
（一）书证。1.《提取笔录》、《新湖监狱二00七年减刑、假释花名册》证实罪犯江旺的刑期刑种变动情况一栏中出现了“1999年3月13日减刑1年”的记录。
2.《调取证据通知书》、罪犯江旺2001年-2008年的减刑材料证实，刑期变动中出现“1999年3月13日减刑1年”的内容，但无相关减刑裁定等文书。
3.《调取证据通知书》、罪犯江旺2008年减刑一、二、三榜花名册证实，三份花名册中江旺的刑期变动记录中均无1999年减刑记录。
4.《调取证据通知书》、江旺《罪犯档案资料》及刑罚变动信息证实，该档案资料和刑罚变动信息中均有1999年减刑一年的记录，但该记录中没有裁定文书字号。
5.《提取笔录》、新湖监狱《2007年年终减刑罪犯花名册》（一监区）证实，罪犯江旺的刑期刑种变动情况中有1999年3月13日的减刑记录。
6.《提取笔录》、《新湖监区一监区2007年年终减刑基础榜》及拟减刑罪犯花名册第一榜、第二榜、第三榜证实，罪犯江旺的刑期变动情况中没有1999年减刑记录。
7.《提取笔录》、《新湖监狱一监区2007年年终减刑罪犯花名册》证实，该花名册江旺的刑期变动情况中没有1999年减刑记录。
8.《提取笔录》、《新湖监狱2007年年终减刑罪犯花名册》证实，该花名册中江旺的刑期变动情况中有1999年减刑记录。
9.《调取证据通知书》、江旺《释放卷宗》证实，该释放卷宗中只有2002、2004、2008年三次减刑记录和相关文书，没有1999年减刑的记录及相关文书。
10.（2013）兵六刑执字第0830号刑事裁定书证实，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经确认江旺减刑时余刑有误，故撤销（2008）农六法刑执字0474号对罪犯江旺减去余刑的裁定。
（二）被告人刘三供述：我反映自己的问题，2007年年终评审时，一监区后勤区队江旺当时报减的是余刑，减完刑后我整理卷宗时发现他余刑还有两年多，按规定最多只能减刑一年十个月。在江旺那次减刑时我才当上狱政干事，经验不足，江旺减的是余刑，想着反正是减余刑的就没当回事，把释放手续办理后人释放了，做释放卷时发现江旺监管软件上信息的剩余刑期与实际剩余刑期不相符，实际剩余刑期应该是两年多。因为我当时是新警就没敢吭声，谁也没报告，怕被开除。江旺的这次减刑的花名册制作、表格的填写、文书的制作都是我做的。等我发现错误时他已经被释放了。按照规定制作减刑卷宗的相关文书、表格、花名册要审核，但我没有审核，没有把江旺的副档和监管软件信息进行核对。经辨认江旺的提请减刑建议书，里面有一次不存在的减刑，因为工作不细致，制作审核不严格，没有把副档里的历次减刑裁定书和监管信息软件核对。包括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和罪犯综合表现材料。2007年底制作江旺的减刑1、2、3榜是我按照副档进行录入的，是正确的，但是在三榜确定后，我再给狱政科报送定榜后的电子版和纸质版花名册时为了慎重又逐一核对了监管软件，看到软件信息上有三次减刑，我就录入了“1999年3月13日减刑一年”的信息，却没有核对剩余刑期的对错。当时只是很单一的核对减刑次数，没有与其他资料核对，我改动上报花名册中的信息数据，当时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就没有向监狱或者狱政科汇报。减刑卷在移送法院前，存放在监区管教股，我负责保管。在江旺释放半个月后，监督哨张志雄给我说江旺给他讲刑期计算错了，但是我没有去核对减刑卷。胡某某也给我说江旺的刑期计算错了，我找江旺减刑卷和监管软件核对时发现确实裁定减余刑的剩余刑期是错误的。
（三）证人证言。1.证人于某证言证实，刘三担任一监区狱政干事期间的工作职责是负责狱政管理、计分考核、行政奖惩、刑事奖惩。监管改造系统由狱政科负责管理和维护，罪犯信息录入由监区和狱政科共同完成，监区的罪犯信息录入是监区狱政干事做的，2007年是由刘三负责的。罪犯的信息录入是依据软件要求的项目按照档案（主要是三书一表）进行，如果有冲突系统会提示，一般由录入人员录入后不再进行审查。2007年一监区减刑评审由管教股负责，具体负责的是狱政干事，狱政干事不在时，其他人也可能负责。2007年评审中刘三具体负责减刑业务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确定三榜公布人员的花名册、考核汇总。刘三上报给狱政科的江旺减刑信息与最终监狱长办公会形成的减刑花名册中江旺信息是一致的。罪犯江旺的减刑卷中江旺的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综合表现材料这些文书是由监区狱政干事刘三做的。
2.证人李某证言证实，2007年年终一监区减刑评审工作由管教股负责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负责，具体由狱政干事刘三办理。监区长办公会上是由刘三负责汇报的，江旺的提请减刑建议书、减刑假释审核表、综合表现等文书是刘三负责制作的。罪犯释放卷宗到目前依然由监区狱政干事制作，所以江旺的释放卷宗是由监区狱政干事刘三制作的，刘三没有给我汇报过江旺被提前释放的事情。
3.证人张某某证言证实，刘三2007年6月开始担任一监区狱政、狱侦干事，负责2007年年终一监区减刑的评审，包括减刑花名册的制作，减刑卷宗的制作，呈报减刑假释人员的资格审查、上报等。监区长办公会上的评审内容是由狱政干事刘三负责的，文书也是他制作的，江旺的释放卷宗也是刘三制作的。
4.证人郑某某证言证实，2008年3月后自己担任新湖监狱狱政科科长，2008年6月一监区的罪犯释放卷是由当时的狱政干事刘三做的，狱政干事根据监管软件信息制作一个月内释放犯人的花名册，再根据花名册到狱政科调取犯人的正档，根据正档制作释放卷，不存在先释放后制作释放卷的事情，制作释放卷时，监管信息只是参考，因为会录入错误，需要干事根据档案材料逐一核对后再做释放卷，办理释放手续。当发现监管软件错误后，应由狱政干事进行纠正。花名册中江旺多了一次减刑信息，造成余刑计算错误，这是狱政干事刘三操作错误，因为这花名册是狱政干事制作的，但他没有汇报过。
5.证人魏某某证言证实，2008年3月任狱政科副科长。办理罪犯释放的程序是，狱政科根据监区提供名单将正档交监区狱政干事领走，核对相关材料制作释放卷，释放前将释放卷上报狱政科审核并办理释放手续。确定释放罪犯日期的依据是监管软件的提示和监区狱政干事根据档案上报的名单。因为监管软件可能出错，只能参考，各监区主要以罪犯副档为主。一监区的释放卷是由一监区狱政干事刘三制作的，制作释放卷时主要审核原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历次减刑裁定、最终确定释放日期后制作释放卷。
6.证人刘某甲、刘某乙、李某某等人证言证实，2005年六师检、法、监制订了减刑假释规则，那几年基本按照规则办理。监狱给法院只移送提请罪犯减刑假释花名册，开庭前书面审查花名册，开庭时监狱每个监区一般都是由狱政干事宣读出示材料，合议时手上只有监狱报送的花名册，对庭审无异议的案件一般不调取罪犯卷宗材料。江旺的几次减刑裁定应该没有当庭出示，要是一一出示就应该发现减刑错误的问题。庭审时狱政科的人和监区狱政干事轮流宣读及出示证据，只宣读提请减刑假释意见书，说明历次减刑裁定情况，如执行机关宣读的内容与花名册及罪犯陈述一致，就不当庭出示历次减刑裁定。
三、关于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的相关证据。
（一）书证。1.《调取证据通知书》、（2007）乌中刑二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送达回证、执行通知书、提取笔录等证实，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院2007年8月24日送达给罪犯曹建某的判决书中错将刑期起止日期写为“自2005年8月27日起至2016年2月26日止”，但2007年9月5日即做出更正裁定，明确刑期“自2006年8月27日起至2017年2月26日止”，执行通知书上的刑期与补正裁定书中的刑期一致，上述文书已依法向曹建某和兵团看守所送达。
2.（2013）兵六刑执字第000829号刑事裁定书证实，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曹建某在明知其刑事判决书刑期起止日期有误的情况下，利用自己在监区教研室服刑的便利条件，偷盗、伪造、篡改档案中原始法律文书，无悔改表现，故撤销其（2009）农六法刑执字第00901号、（2011）农六法刑执字第0352号减刑裁定。
3.新湖监狱2009年上半年减刑、假释花名册证实，在该花名册中曹建某原判刑期起止日为2006年8月27日至2017年2月26日。
4.《提取笔录》、《调取证据通知书》、2007年11月1日《监区花名册》、2007年12月10日监区罪犯花名册、《新湖监狱一监区职务犯罪罪犯花名册》、《一监区后勤罪犯花名册》、《三分监区（后勤班组）罪犯花名册》证实，同为2007年10月10日入监服刑的罪犯雷斌信息出现在2007年11月1日制作的花名册当中，而曹建某的信息却在2007年12月10日才出现在花名册中，且刑期起止日期为“200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6日”。形成于2010年12月5日和2011年3月罪犯花名册中曹建某刑期起止日期依旧是错的。上述花名册出自许某某保存在刘三办公电脑中的数据备份，证实2007年刘三在监管软件系统中录入曹建某刑期起止日期到2011年初都是错误的，没有纠正过。
5.《提取笔录》、《2009年上半年减刑花名册第一榜》、《2009年上半年减刑花名册第一榜3正确》证实，在花名册第一榜中曹建某的原始刑期起止日期为“200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6日”，在“第一榜3正确”中曹建某的原始刑期起止日期已更正为“2006年8月27日至2017年2月26日”。
6.《调取证据通知书》、《2009年上半年减刑假释罪犯花名册》第一、二、三榜证实，在上述三榜花名册中，曹建某的原始刑期起止日期均为“2006年8月27日至2017年2月26日”。
7.《调取证据通知书》、《罪犯档案资料》、《新收押罪犯通知书》、《带犯入监证》、《罪犯入监登记表》、《收条》等证实，曹建某和雷斌在2007年10月10日同一天被新湖监狱收押，雷斌的罪犯入监登记表内容全部是手工填写，罪犯曹建某档案资料中的刑期起止日期为“200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6日”。
8.《调取证据通知书》、罪犯曹建某《释放卷宗》中，①《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等证实，曹建某判决书刑期执行起止时间为“200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6日止”，而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补正裁定书不在释放卷宗中，执行通知书是一份复印件。②《罪犯入监登记表》是一份打印件，刑期起止日期错误，《罪犯收监身体检查表》中只填了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婚否、住址、罪名、刑种、刑期等，对其他应填项目均未填写。③《刑事裁定书》证实，2008年11月11日对曹建某减刑一年十个月，2011年4月22日减刑二年二个月。④《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证实，自2008年底至2010年12月曹建某《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中的刑期起止日期均为“200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6日”，其中2008年底至2009年底的审批表分监区意见栏中有刘三签名，建议评选曹建某为监狱（2008年12月20日）和兵团级改造积极分子（2009年12月30日）。⑤《新入（转）监罪犯教育鉴定表》、《新湖监狱罪犯出监评估鉴定表》、《新入（转）监罪犯情况分类调查表》、《新入（转）监罪犯情况分类鉴定表》、《罪犯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统计表》证实上述材料系入监时就要填写的，表格内容大面积空缺，仅填写了个人基本情况。⑥《释放报告表》、《罪犯出监鉴定表》、《释放证明》（存根）、《刑满释放落户证明书》证实，曹建某于2012年2月26日被释放。
9.《提取笔录》、新湖监狱2011年1月9日编制《二0一0年年终罪犯减刑、假释花名册》证实，罪犯曹建某的刑期起算日期为“2005年8月27日”。
10.《提取笔录》、新湖监狱一监区2010年下半年报请减刑（假释）罪犯花名册（第一榜）、（第二榜）证实，罪犯曹建某的刑期起算日期为“2005年8月27日”。
11.2009年《一监区罪犯花名册》、《新湖监狱一监区基建班罪犯花名册》、《新湖监狱一监区后勤罪犯花名册》、《新湖监狱一监区职务犯罪罪犯花名册》、《新湖监狱2010年耳目花名册》，2011年《新湖监狱一监区罪犯花名册》证实，曹建某刑期起刑日期均为“2005年8月27日”。
（二）鉴定意见。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新检技鉴字[2013]010号、014号《文件检验鉴定书》两份证实,曹建某《释放卷宗》中“新入（转）监罪犯教育鉴定表、新湖监狱罪犯出监评估鉴定表、新入（转）监罪犯情况分类调查表、新入（转）监罪犯情况分类鉴定表、罪犯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统计表”上内容字迹是曹建某书写形成;（2007）乌中刑二初字第24号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复印件）上起刑日期、刑满日期栏内容字迹是用不同打印机打印遮盖在原件上复印篡改形成。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新司鉴所文鉴字[2013]第0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①曹建某释放卷宗中第40、41页“基本情况、个人总结、分监区意见”栏、第43、44页“基本情况、个人总结”栏、第47页“基本情况、个人总结、分监区意见、监区意见、监狱意见”栏、第49页“基本情况、个人总结”栏、第81页“出监总结”栏字迹为曹建某一人书写。②卷宗中第36页“分监区意见、监区意见、狱政科意见”栏、第38页“分监区意见、监区意见、狱政科意见”栏、第44页“分监区意见、监区意见”栏、第50页“分监区意见、监区意见”栏、第82页“分监区鉴定、监区鉴定”栏、第83页“释放报告表”栏、第84、85、86页“罪犯出监鉴定表”栏字迹为田某某一人书写。
（三）证人证言。1.证人胡某某证言证实，我于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在一监区教研室，协助狱政干事刘三做台账、罪犯考核汇总、给罪犯上课等，2009年3月调到监督员班，但教研室有活儿时还抽我帮忙。2009年6、7月份，被抽到教研室帮忙制作减刑卷宗，当时狱政干事是柴某，教育干事是刘三。制作减刑卷宗时，根据各分监区呈报的减刑名册，狱政干事将需要减刑的犯人的副档拿来，我们根据名单制作花名册，再将副档中的法律文书抽出来复印，还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减刑假释审核表、综合材料、奖励审批表等。2009年6、7月份我在一监区教研室帮忙制作减刑卷宗时，在曹建某的副档中发现他的执行通知书上的刑期起止日期与判决书上的刑期起止日期不一样，我问曹建某哪一份错了，他说没事。第二天我将此事告诉柴某后他带我去看副档时，发现执行通知书不见了，当时只有曹建某和许某某在，问他俩都说没看见。柴某走后曹建某跟我吵了架。我可以肯定当时看到曹建某副档中的执行通知书是原件。此事半年后，刘三问我为什么和曹建某关系不好了，我就把整个事情告诉他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2008年我帮刘三做了一年的释放卷。曹建某和雷斌同一天入监，入监登记表是一个人同时就填写完的，不应该有手写和打印两种，曹建某的入监登记表有可能被换了。曹建某的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我在副档看到过，是原件，章子是红色的，刑事裁定书我没看到，他的副档里面没有。我看的释放卷中的执行通知书复印件上的起刑日期是改过的。犯人入监后，监管软件的信息都是狱政干事录入，犯人接触不到监管软件，按照分工应该是刘三录入的。
2.证人许某某证言证实，2009年6、7月评审期间，我听胡某某说曹建某的判决起刑日期有两个，一错一对，他不知道用哪个，去请示狱政干事柴某，柴某让他按照最终的裁定日期去做。副档里面听说刚开始有裁定书，后来丢了。柴某或者刘三曾问过我见到过这份裁定书没有。曹建某能接触到副档，因为他是教研室班长，有监区库房钥匙，随时可以打开拿出副档。胡某某发现曹建某刑期起止日期错误并向柴某汇报后，曹建某很生气，两人吵了一架。没多久胡某某调离教研室到监督哨班。从办案人员出示的曹建某第一次减刑卷宗中审批表刑期起止日期有2005年起的，有2006年起的，说明他的起刑一开始入监系统录入就错了。在第一次减刑时被柴某核实出来后在制作奖惩审批表时进行了更正，但没有将监狱（监管软件）系统中的错误日期及时跟进修改，就造成前后出现两个起刑日期的情况。由于柴某没有将系统中的错误及时修改，刘三在给我导出曹建某的刑期起止日期也是错的，直到曹建某被释放，监管改造系统中都是错的。经查阅曹建某释放卷，里面的执行通知书不应该是复印件，应该是原件。这个复印件左上角的黑边可以看出是用扫描仪扫描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曹建某这本释放卷中部分表格不完善。我在2009年2月以后在教研室改造期间将每个月由狱政干事从监狱监管软件导出的罪犯信息做过备份，而且将2006年到2009年2月的资料做过收集整理工作，其中就有从监狱监管系统导出的罪犯信息，存在了现在二监区狱政干事王某鹏的电脑里。经核实曹建某2007年10月10日与罪犯雷斌一起入监，但从监管软件的信息中发现雷斌是按照规定在5日内被录入系统，而曹建某是在25日之后才录入的，而且根据每个月导入的信息来看直到释放，曹建某的刑期起止日期都是错的。
3.证人田某某证言证实，狱政干事负责犯人评审考核、减刑假释、罪犯入监出监办理，罪犯档案管理等，教育干事负责入监教育、罪犯改造积极分子评选等。2010年下半年经常被抽调到一监区帮忙出版报、写台账。2010年自己到一监区教研室时刘三是代理副监区长兼狱政干事，2011年自己调到调研室时负责手工填写，帮狱政干事做过罪犯刑满释放卷宗。2011年11月底或12月初制作自己的释放卷时，曹建某让我帮他做释放卷，他把副档给了我，当时他的正档没有领回来。当时说话时还有刘小平、王某、莫某某、段小林、皋翔他们几个在旁边。做他的释放卷时没有正档，是拿副档做的。当时材料不全，记得有一份法律文书不是裁定书就是执行通知书不是原件，还有一部分材料的意见和签字没有填写。还有曹建某给我的一沓奖惩审批表里面也没有签批意见和盖章，还缺2007年曹建某入监那年的评审鉴定表。没有正档也能完成释放卷的制作，因为正档只装订法律文书，这些副档都有，用正档只是核对法律文书是否正确、核对刑期对不对。我按照平时的做法，需要补充的材料由刘小平从电脑里把缺少的奖惩审批表打出来，大家分不同人补签完。把考核计分手册和补填奖惩审批表盖好印章。经核实曹建某释放卷，入监登记表应该是手填而不是打印件；2008年上半年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监狱一栏应盖监狱印章；有些材料填写不对，且多数没填，现在来看这些是重新填的。从字迹来看是曹建某自己的字体，他经常练字，我认识他的字。我给他装的卷很厚，这本释放卷完全不是我当时为他做的那本释放卷，面目全非了。
4.证人王某证言证实，2011年11月底或12初左右，曹建某拿来他自己的副档让田某某帮他做释放卷，当时没有正档。后来狱政干事牛某祺将曹建某的正档拿回来让我做释放卷，当时我把正档放在桌上，教研室里还有莫某某、皋翔、曹建某等人在，第二天我准备做释放卷时没见到他的释放卷，他就拿着自己的释放卷给我说做好了，我见是副档的卷皮，就把副字刮掉改成释放，编了页码，装订起来，之后再没有见到过曹建某的正档。
5.证人莫某某证言证实，罪犯释放卷应由各监区的狱政干事做，但平时都是监区教研室的犯人帮忙做。2011年12月前后，田某某做完自己的释放卷后，曹建某找他帮忙把他的释放卷也做掉，用的是曹建某的副档。我和王某、段小林还帮忙填了一些没有签字的材料。田某某弄完后把释放卷装到档案袋交给曹建某并对他说里面执行通知书是复印件不合规定，还缺一些材料。曹建某释放前他的正档被狱政干事牛某祺拿来交给王某叫他做释放卷，王某做释放卷的时候，曹建某把他提前做好的释放卷交给王某，王某好像填了卷皮和页码。曹建某接触过正档，后来就不见了。我记得新入监罪犯教育鉴定表、新入监罪犯情况分类调查表、新入监罪犯情况分类鉴定表等材料是曹建某后来重填的。田某某给曹建某做的释放卷很厚，比这本释放卷厚很多。关于曹建某两次减刑和刑期变动当时的刘三警官都是清楚的，因为在曹建某第一次减刑时刘三是狱政干事，第二次减刑时刘三是代理副监区长，负责减刑这一块。
6.证人曹建某证言证实，自己在新湖监狱服刑期间减刑两次，2012年释放。对于其他问题全部予以否认或不予回答。
7.证人赵某某证言证实，刑满释放人员释放卷的制作程序，曹建某被释放时自己担任新湖监狱狱政科副科长，审核释放卷时没发现执行通知书是复印件。2009年罪犯曹建某的减刑材料是监区狱政干事柴某做的，张某某组织过自查，在一次聊天时听刘三说他印象中见过裁定书，柴某也应该见过。曹建某被提前释放要两个条件都具备，即监管信息系统出错，释放卷里面法律文书错误。
8.证人尤某某证言证实，制作释放卷的程序及主要由狱政干事牛某祺负责，他不在的时候自己也协助。对于曹建某释放卷宗没有印象，卷皮虽有自己的名字，但不是自己的签字。
9.证人王某某证言证实，自己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档案管理和收押释放手续办理，曹建某的释放卷自己审核过，其中执行通知书是复印件，不合规定，但自己核实了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的刑期没有问题后办理了释放手续，交给副科长赵某某签批。
10.证人李某证言证实，自己在一监区任职期间一监区干警的工作分配情况，以及三个干事的职责分工。
11.证人苑某某证言证实，曹建某是自己和田某乙收押的，接收后相关文书交给了刘三，罪犯信息录入是监区狱政干事干的。按规定新收押罪犯入监后要在一个星期内填写入监登记表、家属通知书，健康检查，录入罪犯监管信息，制作罪犯正副档案。除了健康检查是卫生员完成，其他的都是狱政干事负责的，当时是刘三，他是一监区狱政、狱侦干事。监管信息是刘三录入的，这是他的工作。曹建某第二次减刑是2010年底，当时刘三代理副监区长兼任狱政干事，减刑工作属于狱政干事负责。
12.证人张某某证言证实，曹建某到一监区是苑某某接收的，因其被提前释放，我们内部调查发现曹建某在2009年第一次减刑时刑期起止日期是对的，到了2011年第二次减刑时刑期起止日期是错的，说明问题出在监狱。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第一次减刑的汇总表是柴某做的，时间是对的。第二次减刑的汇总表是刘三制作的，时间是错的。我打电话跟他询问，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没有合理解释，他的嫌疑比较大。曹建某入监时的信息应该是狱政干事刘三录入，但是接收他的是苑某某，所以我不能肯定是他俩中的哪一个录的。这本释放卷当中执行通知书不应该是复印件，入监登记表不应该是电脑打印的，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背面是不同部门的签批意见，不应该是打印的，还有我的签名不是我的字。说明曹建某的卷宗有人造假，而且是我们监狱内部人干的。合卷时卷宗存在问题必须向领导汇报，但是在曹建某释放时，我作为狱政科科长，没人给我汇报。
13.证人罗某某证言证实，自己在担任一监区教育干事期间，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是自己填的，人员确定后，自己到狱政科打印花名册，有时也由狱政干事提供，根据花名册上的信息制作审批表，2010年下半年曹建某减刑卷中的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是自己填的，是根据狱政干事刘三提供的花名册填写的，所以起刑日期填成了2005年8月27日。
14.证人陈某证言证实，自己2011年初至4月份任一监区狱政干事，4月份以后任一监区副监区长，到一监区后没做过减刑花名册，是刘三做的。他在一监区任狱政干事前，狱政干事是刘三，2011年竞岗前刘三代理了一段时间副监区长。
15.证人田某乙证言证实，自己接收曹建某后将相关文书交给了狱政干事刘三，按照规定一周内新收罪犯的正副档制作、入监登记表填写、罪犯监管信息录入都要完成，这些都是狱政干事刘三的工作。入监登记表是格式表格，手工填写的。
16.证人柴某证言证实，自己是2009年4月份调任一监区狱政、狱侦干事，2009年上半年减刑评审是6月底7月初开始的，9月份自己就不担任狱政干事，由刘三接任。曹建某的减刑材料中法律文书有两个执行刑期起止日，一个正确的，一个错误的。自己刚接手狱政干事，不熟悉业务，监区长张某某让原狱政干事刘三带自己干，由于工作量大，抽调了罪犯胡某某协助整理材料。2009年7月中旬，胡某某在整理评审材料时发现曹建某的副档中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上的刑期起止日期不同，相差了一年，就拿着判决书找到我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也不敢肯定，就带着他一起去箱包房看曹建某的档案，当时曹建某和许某某在箱包房，我让胡某某找曹建某的副档，他没找到执行通知书，我就问执行通知书呢，他说昨天还在。我问在场的曹建某和许某某，他们都说没见。我到狱政科查了正档，发现有一份更正刑期起止日期的裁定书，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上的刑期是一致的，我就让胡某某按照裁定书上的更正时间制作减刑材料。当时我刚调到一监区接的刘三的狱政狱侦干事，监区领导叫刘三带我，罪犯档案都是我从刘三手上接过来的，不敢肯定执行通知书到底在不在，就告诉刘三了，当时他说去问一下，后来我把狱政干事交给他，只担任狱侦干事，没再过问这件事，今年4月27日（2013年）他给我发短信问我这件事。经辨认2009年一监区7月10日和8月8日减刑花名册榜，7月10日的刑期起止时间是2005年8月27日-2016年2月26日。8月8日的是2006年8月27日-2017年8月26日，这是胡某某发现错误后我让他按照正确的制作的。经辨认曹建某2009年减刑卷中其他材料的刑期起止日期都对的，只有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的时间是2005年8月27日-2016年2月26日，因为这是教育干事出具的，当时是刘三负责的。
17.证人于某证言证实，2010年自己担任一监区监区长时，年底减刑假释的具体评审工作由刘三负责，但没有因曹建某的减刑、假释以及裁定书之类的事情找过自己。监狱要释放罪犯跟监管改造软件系统有关系，如果录错了就会提前提示，因为监管改造系统是释放罪犯的第一关。
18.证人张某乙证言证实，曹建某被释放，检察机关开始调查后，张某某组织我们进行调查，后来听说刘三被检察机关传走后，张科长说好像刘三见过曹建某的更正刑期的裁定书。曹建某被提前释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监管软件系统出错误，释放卷里的法律文书出错，可能是入监时他的信息录入错误。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刘三曾供述，曹建某释放卷中装订的执行通知书的复印件是我在制作罪犯减刑卷时复印法律文书时在监狱办公室复印的，制作减刑卷时不需要执行通知书的复印件，是曹建某请我复印的。因曹建某给我说他的更正裁定书能不能取掉，我说没用，还有正档。他说把执行通知书的执行日期改掉。后来到三楼教室，曹建某拿电脑打印了新的日期，裁好后贴到执行通知书的原日期上，用扫描仪做了扫描件装到副档里，扯出原件放到书架的书里了。我告诉曹建某要留心，到时候把原件收起来。因为在释放前一个月监区制作释放卷时曹建某有接触到释放卷的机会，拿到他的正档扯掉原件。我告诉曹建某要搞就搞利索，别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监狱找麻烦。意思就是把卷里的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鉴定表等材料该改掉的都改掉。他就把能扯掉的都扯掉了，扯不掉的都换成了新的。之后，刘三又供述，罪犯入监正副档就是根据罪犯的判决书、起诉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健康体检表各一式二份做成，按规定都是原件，按职责是我做的。入监登记表是入监办理的第一件事，不可能拖时间长的，都是手工填写的。罪犯监管软件是我录入的，副档也是我管理的。在收押曹建某的过程中，正副档是自己制作的，自己在录曹建某监管信息时录入错误了，我发现他的刑期有错时，没有及时对监管信息进行修改，因为我一直认为监管信息里面的刑期起止日期是对的。2009年上半年减刑时柴某担任狱政干事，制作的减刑花名册，我担任教育干事，罪犯胡某某帮他干。2010年时，胡某某给我说2009年半年评审时发现曹建某副档里的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执行日期不一样，还说他把这事告诉柴某了，柴某没有找我说过这件事。曹建某的更正裁定我在减刑时在他副档里看到过，因为他当时申请的是假释，我根据更正裁定书确认他不符合假释条件，就直接在减刑一榜之前的花名册上将假释改为减刑，忽略了他的裁定书，没有更正信息。这件事我给监区长于某汇报过才取消他的假释资格的，因为不牵涉到狱政科，我就没有给狱政科的领导汇报。当时制作罪犯减刑假释花名册时是按照副档内的判决书上错误的刑期起止日期制作的，所以把刑期起止日期弄错了。经辨认曹建某的释放卷，封皮上“释放”两个字和底部写的时间、立卷单位、立卷人等字迹是一个人写的。封皮上案件名称及曹建某名字是一个人书写的。执行通知书是复印件，应该是曹建某自己做的。新入监罪犯分类鉴定表、岗位培训技能统计表都没填全内容。2008年、2009年、2011年罪犯年终评审表的个人总结、基本情况、出监总结是曹建某自己写的。对于检察机关的两份字迹鉴定没有异议。曹建某第二次减刑时的减刑花名册是我和犯人许某某制作的，减刑卷宗是胡正招、陈某制作的。曹建某的刑期出现错误，所以我就把他的假释改成减刑，我记得对他的减刑花名册进行了更正，但是实际上没有。我有义务在发现刑期错误后进行改正，也应该对监管信息安排干警进行核对更正，否则会导致曹建某提前释放。被告人刘三供述还证实，刘三在检察机关调查其涉及曹建某减刑案件时主动交代了自己因工作疏忽导致罪犯江旺被提前释放的事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刘三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新收押罪犯接收登记、监管信息录入、罪犯减刑信息资料报送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两名罪犯因其提供错误减刑材料而提前释放，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监狱的正常管理秩序，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对刘三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刘三在检察机关调查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案时，如实交代了其办理罪犯江旺错误减刑而被提前释放的事实，应认定为坦白，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刘三及其辩护人关于刘三对提前释放曹建某无直接责任的辩解，因作为监狱主管罪犯减刑、假释和刑满释放职责的狱政干事及之后担任的主管狱政的代理副监区长，刘三不仅在监管信息录入时严重不负责任，错误录入曹建某的刑期起止日期，而且，在别人发现曹建某刑期起止日期错误告知他以后，不采取补救措施，在2009年他人对曹建某减刑花名册进行更正后，在2010年底上报曹建某减刑花名册时，仍以错误的刑期起止日期制作了曹建某的减刑花名册（期间，刘三明知曹建某刑期起止日期错误，将曹建某从假释名单中剔除，录入减刑名单），致使曹建某因起刑日期错误而被错误减刑，其行为具有严重过失，应对曹建某被错误减刑而导致最终被提前错误释放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辩护人关于刘三主动交代错误提前释放江旺的事实构成自首的辩解，因刘三造成罪犯江旺被提前释放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与造成曹建某被提前释放构成玩忽职守罪属同种罪名，因此，只能构成坦白，而非自首。关于对提前释放罪犯江旺超过追溯时效的辩护意见，因刘三在曹建某错误减刑而被提前释放事件中构成犯罪，该行为在前罪追溯时效内，前罪追溯时效中断，现仍在追溯时效内，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三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上诉人刘三认为原判量刑过重，应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或判处缓刑，理由如下：1.导致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的最终原因是曹建某自己盗取并篡改罪犯档案中的原始法律文书且监狱狱政科最终审查不严，与认定其玩忽职守的事实没有直接关系。2.上诉人玩忽职守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具有自首情节，完全符合缓刑条件。3.上诉人被检察机关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后，已剥夺其人身自由，属先行羁押，故原审以监视居住2日折抵刑期1日不当。4.原审对辩护人提出的对被告人刘三“免于刑事处罚”辩护意见未予评判。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上诉人上诉理由相同。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刘三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审核属实亦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三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三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两名罪犯因刑期计算错误被提前释放，其行为严重破坏监狱的正常管理秩序，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对于上诉人刘三提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经查，2007年，其任新湖监狱一监区狱政干事期间，将罪犯曹建某错误的刑期起止日期录入监狱监管信息软件中，其发现后亦未更正，而罪犯曹建某利用监狱管理的漏洞伪造并篡改了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监狱狱政管理部门未认真审核，最终导致了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虽然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系多种因素所致，但监狱监管软件中的罪犯信息系监狱系统最基础最关键的信息，罪犯的减刑、释放均需从监管软件中提取信息，而上诉人刘三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最终导致罪犯曹建某有机可乘，其对罪犯曹建某被提前释放具有直接责任，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提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经查，检察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其主动供述了罪犯江旺被提前释放的事实，虽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私放在押人员罪”属不同种罪名，但二罪名均系渎职类犯罪，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且其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罪犯江旺与曹建某被提前释放的行为均触犯玩忽职守罪，二者属同种罪名，其行为应认定为坦白，故该上诉理由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提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经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其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原判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依法予以折抵正确，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提出的第四点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刘三的犯罪行为，对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及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故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魏建勇
审 判 员 陈 丽
代理审判员 马 锐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任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