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元民一初字第381号
原告高牛收，女，1964年5月22日生，哈尼族，农民。
被告朱攀旁，男，1966年6月22日生，哈尼族，农民。
原告高牛收与被告朱攀旁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5年10月26日及2015年11月4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牛收诉称，被告朱攀旁系原告公公朱各木的侄子，因原告的丈夫朱哈山去世，被告到原告家里与原告公公、儿子共同生活。后朱各木按照农村习俗与被告分家，对承包土地进行了分配，地名名称为“阿么多”的水田由原告及其儿子朱乌博耕种。2010年原告的儿子朱乌博在个旧矿山因意外事故死亡，被告遂到原告家“阿么多”的水田里栽种作物。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要求被告停止侵占，将“阿么多”水田归还给原告耕种。
被告朱攀旁辩称，1983年原告的丈夫死亡后，原告扔下仅3个月的儿子朱乌博及被告的大爹朱各木改嫁，后被告的大爹朱各木叫被告与其共同生活，并确定被告为财产继承人，共同抚养年幼的朱乌博。2002年被告与侄子朱乌博分家，“阿么多”水田分配给被告耕种，2008年原告高牛收回到本村与朱乌博共同生活。综上，“阿么多”水田在被告的大爹在世时，已分配给被告耕种，一直由被告管理至今，被告的行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原、被告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耕种“阿么多”水田的行为是否侵害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针对以上争议，原告高牛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高牛收身份证一份、朱乌博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元阳县新街镇新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1、原告高牛收的基本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高牛收与朱乌博的关系及朱乌博已死亡的事实；3、以朱乌博为承包方代表的土地应由原告继续承包经营的事实；（二）2007年6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合同书（合同编号：532509031101060）一份，元政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1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原告对“阿么多”水田享有经营权。
经质证，被告朱攀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书证中的朱乌保是指朱乌博，但认为被告朱攀旁与死者朱乌博分家时，“阿么多”水田已分配给其栽种，原告无权经营“阿么多”水田。
被告朱攀旁对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户口簿一份、元阳县新街镇新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书一份，用以证明：1、被告朱攀旁基本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朱攀旁与朱各木、朱乌博曾是同一家庭户成员，被告朱攀旁对朱乌博尽了抚养和照顾的义务；（二）1999年1月1日签证的土地承包证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朱攀旁对“阿么多”水田享有承包经营权。
经质证，原告高牛收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朱乌博仅3个月大，原告高牛收就改嫁与事实不符；对第（二）组证据，认为土地承包证书中的朱阿旁是指被告朱攀旁，但认为“阿么多”水田在原告之子朱乌博与被告朱攀旁分家时，已分给朱乌博。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一）2007年填发的承包方代表姓名为朱乌保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根一份，证明2007年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以朱乌博为承包户承包地块的情况；（二）2007年填发的承包方代表姓名为朱阿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根一份，证明2007年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朱阿旁承包户承包地块的情况；（三）元阳县胜村乡新寨村公所泡竹新寨村农业承包合同情况统计表一份，证明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前，被告朱阿旁承包地块的情况；（四）元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元民一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红中民一终字第356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高牛收、被告朱攀旁及朱乌博、朱各木之间的关系；（五）现场堪验笔录一份，用以证明争议地现场状况。
经质证，原告高牛收对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无异议，并确认书证中朱阿旁指被告朱攀旁；被告对第（四）、（五）组据无异议，对第（一）、（三）、（三）组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对“阿么多”水田享有经营权，并确认书证中朱乌保指原告高牛收之子朱乌博。
通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质证，本院认为，一、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第（四）组及依职权制作的第（五）组证据、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及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其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对原告高牛收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第（一）组证据相一致，本院对原告高牛收提供的第（二）组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三、对被告朱攀旁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其证据有涂改痕迹，且该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第（三）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朱攀旁与朱乌博未分家时承包经营地块的情况，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第（二）组证据来源于国家机关，其证据能真实反映被告在2007年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承包土块的情况，故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第（二）、（三）组证据具有证明力，对被告朱攀旁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用以证明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高牛收与朱哈山结婚后，生育儿子朱乌博。1983年朱哈山死亡后，被告朱攀旁（朱攀旁与朱各木系叔侄关系）即与朱乌博的爷爷朱各木共同居住生活，并与朱各木共同抚养照顾朱乌博，原告高牛收改嫁元阳县新街镇新寨村委会抛竹老寨村村民卢朋友，并与卢朋友生育儿子卢克图。1994年朱各木死亡后，被告朱攀旁及妻子共同抚养照顾朱乌博。2002年朱乌博与被告朱攀旁分家。2007年6月1日朱乌博与抛竹新寨村签订农村土地合同书（合同编号：532509031101060），承包地块名称有“岩子脚”水田、“阿么多”水田等。同年，元阳县人民政府向朱乌博颁发元政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1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朱乌博依法取得“阿么多”水田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原告高牛收回到抛竹新寨村与朱乌博及朱乌博之妻共同生活，2010年3月25日朱乌博在个旧矿山死亡，现“阿么多”水田被被告朱攀旁耕种。2015年8月4日原告高牛收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朱攀旁停止对“阿么多”水田的侵占，并将“阿么多”水田归还给原告高牛收耕种。
另，原告高牛收、被告朱攀旁一致认可朱乌保是指朱乌博，朱阿旁是指被告朱攀旁。朱乌博死亡后，其妻高明农已改嫁，现该农户中仅有原告高牛收一人。
本院认为，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生产经营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农户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在未进行新一轮土地承包之前，原承包地应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耕种。本案中，原告高牛收已于2008年回到抛竹新寨村与朱乌博共同生活，与朱乌博形成一个农户家庭，现该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代表朱乌博虽已死亡，但原告高牛收作为家庭共同成员，仍然享有继续耕种承包地的权利。被告朱攀旁在朱乌博年幼时，对朱乌博进行了抚养和照顾，对其行为应给予肯定和鼓励，但其已于2002年与朱乌博分家，与朱乌博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农户家庭，且2007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朱乌博家庭承包户及被告朱攀旁家庭承包户承包的土地分别依法进行了确认，并确认以朱乌博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户家庭对“阿么多”水田享有承包经营权。因此，原告高牛收对“阿么多”水田享有继续承包经营的权利，对被告朱攀旁辩称，其与朱乌博分家时“阿么多”水田已分配给其耕种的辩解，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朱攀旁应停止对“阿么多”水田的侵占，并将“阿么多”水田返还给原告高牛收经营管理。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朱攀旁停止对“阿么多”水田的侵占，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阿么多”水田返还给原告高牛收承包经营。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朱攀旁负担（原告高牛收已预交，并同意由被告朱攀旁直接向其支付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玉莹
人民陪审员 孔祥白
人民陪审员 姚绍英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马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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