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上商初字第63号
原告：黄海英。
委托代理人：程巍。
委托代理人：杨宝琴。
被告：杭州新东林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鑫辉。
委托代理人：吴钢。
原告黄海英诉被告杭州新东林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12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被告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裁定生效后，本案于2015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海英的委托代理人程巍，被告新东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海英起诉称：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余鑫辉是朋友。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余鑫辉称公司资金紧张，向原告借资金周转。原告碍于朋友情面，于2011年8月25日以及同年9月陆续通过工行网银转账打入被告单位账户人民币430万元，被告仅仅于同年9月1日归还原告借款230万元，以后就以各种理由不归还借款。经原告再三催讨，被告直至今日分文未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新东林公司答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资金借贷的法律关系。2011年7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余鑫辉与原告丈夫贾晓华达成了关于合作经营被告新东林公司的协议，双方约定共同承担被告新东林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共享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并且对于双方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做了约定。在此之后，原告的丈夫贾晓华为了便于被告能获得银行贷款资金支持，通过其配偶即原告黄海英的账户进行资金往来，确保账户活跃度，其中有部分可能是原告作为合作经营方应当承担的公司经营成本。在2012年7月24日，余鑫辉和贾晓华通过签订终止协议形式终止了双方对于被告新东林公司的合作关系，对合作过程中的事项进行了清理。所以原告在诉状中提及的系列资金往来不是属于借贷关系下发生的资金往来，而是基于原告丈夫贾晓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余鑫辉所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的对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操作，包括短时间内银行账目往来的资金活跃度，以便获得银行支持以及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费用，所以被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黄海英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借条，证明原、被告双方有借贷事实的发生；
2、工商银行武林支行往来明细，证明原、被告双方有借款事实；
3、电话录音，证明原、被告双方的借贷真实、合法。
被告新东林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4、2012年7月24日终止原合作决定书，证明原告丈夫贾晓华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余鑫辉之间形成了关于被告公司经营的相关系列合作，双方有合作的事实存在；
5、资金汇划（贷方）补充凭证（收账通知），证明从原告汇款所注的汇款信息能够确认，原告对打款的表意模糊，2011年9月的前后两笔资金汇款有借款和还款两种完全相反的意思表示，故银行汇款时的留言并不能作为汇款性质的证据；
6、合作框架协议，证明双方在被告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有合作。框架协议第5条约定，乙方（贾晓华）全面负责新东林公司的经营管理，新东林公司所需流动资金由乙方代表新东林公司负责筹措解决。被告的生产经营都是贾晓华进行控制，款项也是根据合同约定筹措，是作为合作经营的投入而打入公司的流动资金。
针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庭中进行举证、质证，双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新东林公司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从该份借条形式上看，是由被告公司加盖财务章，与通常借条作为借款合同应当加盖公章不符，该份证据的财务专用章是先盖在空白纸上，后写上借条文字。即使该财务专用章是被告公司所用的印鉴，但在空白纸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并不必然对其后面的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份证据因是先在空白纸上盖章后补借条文字，故不具有合法性，属于变造民事证据。原告所主张的资金往来主要是2011年8月份的230万元以及9月份的200万元，230万元已经归还，后200万元是本案主要事实。该借条无论从形成的时间还是指向的230万元的内容，仅是针对前面那次资金往来法律关系的判断，并不对后面的资金往来有约束力及关联性，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20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性质；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银行明细仅能表示双方当事人的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资金往来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及相应资金的性质；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关于真实性，该录音并不能印证该次通话发生在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关于合法性，该电话录音形成时，原告没有在电话中通知对方，对方对录音事实不清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获得的录音证据在合法性上存在瑕疵，应谨慎采用；关于关联性，从电话录音提到的内容看，作为原告所称的被告法定代表人并没有承认或认可原告所谓的200万元属于借款，故录音中提到的200万元可能和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从内容的表述看是指原告将钱借给余鑫辉个人，即使内容确实发生在两人之间，余鑫辉并没有对原告诉称的打给被告公司的200万元做出确认。从双方的合作关系看，不排除该资金是基于当事人其他的资金往来所产生，未必与本案的诉争有唯一性的关系。
原告黄海英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并未提交其与案外人贾晓华之间所谓的合作协议，该终止原合作决定书没有被告公司盖章，双方终止原合作决定的内容和本案原告诉请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被告双方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原告划款表明借款的事实是真实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为无从考证，与本案诉请没有关联性。针对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原告认为：该协议第4条约定，新东林公司现有负债由甲方（余鑫辉）代表新东林公司负责筹措资金来偿还。该条内容的表述与贾晓华没有任何关系；第5条的内容不能完全推断原告借给被告的200万元与框架合作协议内容有直接关系，借钱也是筹措。该证据无法得出原、被告双方是合作经营下资金往来的事实。
本院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原、被告曾有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5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原告于2011年9月15日、同年9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账户各转账100万元，款项用途分别为借款和还款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系录音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亦不要求进行鉴定，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综合予以认定；证据4、证据6，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黄海英于2011年9月15日、同年9月30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分别转账汇款100万元至被告新东林公司账户，款项用途分别为借款和还款。另，原告黄海英于2011年8月25日转账230万元至被告新东林公司账户。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加盖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同年9月1日，被告转账230万元至原告账户。庭审中，原告陈述案外人贾晓华与原告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黄海英主张与被告新东林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且借款已实际交付；被告认为原告所诉的200万元不属于借贷关系下发生的资金往来，而是基于原告丈夫贾晓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余鑫辉所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的对于被告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操作，包括短时间内银行账目往来的资金活跃度，以便获得银行支持以及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费用。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原告提供的工商银行武林支行往来明细能证明原告于2011年9月15日、同年9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账户各转账100万元的事实，但根据被告提供的资金汇划（贷方）补充凭证（收账通知），该二笔款项的汇款用途一笔为借款，另一笔为还款，因此从汇款形式上无法直接证明该200万元的性质；其二，原告虽提供了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余鑫辉的电话录音，但该录音中并不能明确反映原、被告就该200万元系基于借贷关系产生；其三，在本案诉争的200万元转账发生之前，原告曾出借给被告230万元，被告于原告转账当天就出具借条给原告，也就是说，原、被告就款项往来具有证据意识；其四，本案诉争的200万元转账期间，原告的丈夫贾晓华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余鑫辉就被告的经营存在合作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原告主张200万元系被告向其所借款项且未归还的事实，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海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原告黄海英负担。退还原告黄海英11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黄海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审判员 姚炜强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岑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