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恩施中民终字第01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先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谭征，湖北清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文，曾用名龚海能。
上诉人刘先辉因与被上诉人龚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2015）鄂咸丰民初字第00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郜帮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吴卫、侯著韬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先辉及其委托代理人谭征，被上诉人龚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文一审时诉称，2011年7月，刘先辉租用龚文所有的挖机一台为其工地使用，并约定挖机使用费用为180元／小时。月底经结算，刘先辉应向龚文支付挖机使用费18050元，后龚文于2013年初找到刘先辉催要，刘先辉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刘先辉向龚文支付欠款1805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龚文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刘先辉支付挖机使用费8600元。
刘先辉一审时辩称，对龚文当庭变更的诉讼请求无异议；龚文起诉刘先辉主体不适格，刘先辉未使用龚文挖机，不应当向其支付挖机使用费；龚文主张8600元挖机使用费属于敲诈勒索行为，刘先辉出具的《证明》系龚文违法所得；龚文第一次主张金额18050元与本次主张金额8600元矛盾重重。
原审查明，2011年5月，刘先辉在咸丰××××村做砂石料加工，同年7月经人介绍，龚文使用其挖掘机给刘先辉破碎石头，双方约定以破碎出石头的数量，按照6元／方的价格结算挖机使用费，破碎一段时间后，双方发生争议，龚文将其挖掘机撤走，后双方一直未办理结算。2013年3月28日，刘先辉在咸丰县坪坝××镇街上向龚文出具《证明》一份，写明：“大溪通畅工程，龚爱林挖机碎石头43小时，共计8600元捌仟陆佰元未结账，由刘先辉支付一半，汪志祥支付一半，汪志祥一半由龚爱林自己负责收，与刘先辉无关。出质人：刘先辉龚海能。”2015年3月19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询问刘先辉时陈述，其向法院提供的报案笔录中所称“龚爱林”是指本案龚文。出具证明后，刘先辉未向龚文支付挖机租赁费。诉讼过程中，龚文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汪志祥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不要求其承担责任。
原审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讼主张和抗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龚文与刘先辉之间是否存在挖机租赁关系。对此分析评判如下：龚文与刘先辉之间未签订书面的租赁协议，龚文提交刘先辉出具的《证明》以及通话记录的证明力大于刘先辉提交汪志祥出具证明的证明力，因此，对龚文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该组证据能证实龚文与刘先辉之间挖机租赁关系成立，对龚文与刘先辉之间的挖机租赁关系予以确认。刘先辉使用龚文的挖机后应当向龚文支付租赁费，双方约定按6元／方的价格结算，由于双方对总方量未进行确定，所以2013年3月28日刘先辉向龚文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表明刘先辉因使用龚文的挖机承诺向龚文支付租赁费4300元。刘先辉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证明》是受龚文胁迫所写，对刘先辉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应当以该证据确定双方挖机租赁费的金额，刘先辉应向龚文支付挖机租赁费4300元。诉讼过程中，龚文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汪志祥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对于龚文诉讼请求中超出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刘先辉的其他抗辩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先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龚文挖机租赁费人民币4300元；二、驳回龚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元，保全费120元，共计372元，由龚文负担272元，由刘先辉负担100元。
刘先辉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唯一依据是龚文提交的2013年3月28日的书面材料，该《证明》本身存在以下问题：1、该证据系龚文举证，当庭没有出示原件，系复印件，不能作证据采信；2、该证据的内容为刘先辉受龚文胁迫所写，其内容表明为“龚爱林的挖机碎石头43小时……”，落款为出质人刘先辉、龚海能，如龚爱林就是龚文，为何不直接表明是龚文，或是龚海能。3、该证据结尾有“出质人”三个字，对此，刘先辉不清楚表明什么。4、该证明中涉及到另一位当事人即汪志祥，如果说汪志祥和刘先辉共同欠其挖机租费，为何龚文不找汪志祥在上面签字。5、刘先辉对此《证明》明确表示是龚文强迫书写，刘先辉事后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案件并没有终结，人民法院采信了该证据，并作出判决，违背了先刑后民的原则。一审法院对汪志祥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汪志祥自己承认所欠挖机租费与刘先辉无关，其费用应由汪志祥结算，为何要判刘先辉承担。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龚文的诉讼请求。
龚文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二审时口头答辩称，刘先辉陈述的事实不实，双方的债务关系成立，只是没有及时进行结算，两年之后才联系到刘先辉，刘先辉说自己做生意亏了，希望给他让一点，刘先辉称与汪志祥是合伙关系，各占一半股份，刘先辉也联系不上汪志祥，并希望龚文帮他把债务追回来，所以在《证明》上写了汪志祥，龚文一直没有见过汪志祥。《证明》上的龚爱林属于书写失误，本人当时没有认真看，但一审时刘先辉承认龚爱林就是龚文。刘先辉所称胁迫没有证据予以证明。
刘先辉、龚文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围绕刘先辉提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刘先辉2013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该《证明》是否在龚文的胁迫下出具？对此，评析如下：
关于刘先辉2013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龚文因原件被其妻洗衣时毁损，而提交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证明》的复印件，刘先辉认可该《证明》复印件系其书写；同时，刘先辉在书写该《证明》后于2013年8月3日向当地公安机关书写的《报案》材料中载明“龚爱林敲诈刘光（先）辉、汪志祥6800元，强行要刘先辉打证明条据，但钱还没付。”本院2015年3月19日对刘先辉、龚文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你材料上所称的龚爱林是不是龚文？刘先辉：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刘先辉对上述事实构成自认。龚文提供的书证虽系复印件，但该《证明》复印件能够证明系刘先辉亲笔书写，且能证实该《证明》中载明的“龚爱林”就是本案的当事人龚文。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刘先辉于2013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一审判决采信证据并无不当。刘先辉上诉主张一审判决依据龚文提交的存在重大瑕疵的复印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该《证明》是否在龚文的胁迫下出具。本院认为，胁迫行为是以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刘先辉与龚文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由于双方没有进行结算，在龚文找到刘先辉催讨款项时，由刘先辉于2013年3月28日出具，其后虽称于2013年8月3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并未提交公安机关是否立案的证明材料；同时，双方发生纠纷后，刘先辉于2014年5月15日向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要求龚文返还原物的民事诉讼，龚文也于2014年10月22日向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刘先辉给付挖机使用费的民事诉讼，刘先辉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龚文存在胁迫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先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先辉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刘先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先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郜帮勇
审判员 吴 卫
审判员 侯著韬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