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俊和，男，1945年8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俊生，男，1956年3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胤超，男，1979年8月8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松，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谭玉梅，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萍，女，1965年1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鑫，男，1982年1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任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月芬，女，1963年9月27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俊义，男，1953年11月12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俊卿，女，1943年11月21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俊祥兼王俊义委托代理人，男，1947年8月19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俊芝，女，1949年7月17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俊书，女，1951年10月7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俊君，女，1958年7月14日出生。
上诉人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6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起诉至原审法院称：王俊和、王俊生与�位第三人为亲兄弟姐妹关系，王胤超与多位第三人均为姑叔侄关系。王×1、哈×1为王俊和、王俊生的父母，与王胤超为祖孙关系。1992年以前，王×1及众位家人一直居住在12号，该房屋承租人为王×1。王俊生、王胤超的户籍亦在该房屋内，系房屋共同居住人。1992年，12号房屋进行拆迁，拆迁安置所得102号房屋。王×1、王俊生、王胤超被安置在该房屋内，此后一直居住该房屋。1998年，国家实行房改政策。王×1即以承租人身份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1月1日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购房款为56051元，房产证在当年11月下发，房屋所有权人为王×1。2009年，王×1因病去世，留有遗嘱，将102号房屋遗留给本案第三人王俊义。现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已并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城房管局）。我三人认为，哈×1于1990年4月去世，�世后家人未进行析产。原沙栏胡同12号的房屋应为王×1、哈×1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拆迁安置所得的102号房屋也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王俊和、王俊生享有依法继承其母亲遗产的相应份额。1999年，王×1购买房屋，将房屋变更为单独所有的行为应当经过其他继承人的同意，未经王俊和、王俊生的同意，购房行为应属无效，王×1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的《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亦无效。另外，王俊生、王胤超在1999年王×1购买房屋的过程中，作为同户口的共居人，应在《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上签字认可王×1作为购房后的产权所有人。但王俊生、王胤超对此并不知情，《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上并非本人签字，系伪造，不具有效力。《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的签字确认是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的前置条件。故王×1与�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的《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应无效。综上，我三人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王×1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无效；西城房管局、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宣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西城房管局辩称，由于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宣武区、西城区，设立新的西城区，以原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为新西城区的行政区域，因此新的西城房管局延续原西城区、宣武区房屋管理局的行政管理职能。依据宣政复（2000）16号“关于区房地局体质改革方案的批复”、“北京市宣武区直管公房经营管理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的内容，自2001年1月1日起，宣房公司行使原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直管公房的全部公房经营管理权，其依法经营管理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宣房公司对直管公房享有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因此，本案为直管公房出售问题发生的纠纷，而直管公房出售相关职能和权利义务都由宣房公司承续，我局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故不同意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的诉讼请求。
宣房公司辩称，《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是王×1与原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的，而我公司是在2001年改制才成立的，所以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也不应起诉我公司，我公司不同意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俊义、王俊卿、王俊祥、王俊芝、王俊书、王俊君述称，王俊生于1992年原房屋拆迁前就已完婚，婚后一直未在该房屋居住。拆迁时经核实将王俊生列为空挂户。王胤超因当时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政策，为在牛街回民小学上学，其父母将王胤超户口迁至该房屋。1992年拆迁，王胤超的户口随王×1迁入102号的地址，但实际上一天也没有住过，也属于空挂户。王俊和于1992年借助沙栏胡同房屋拆迁之机，将王×1从姐妹家中接入自己家中，又以老少三代共居之势从工作单位分得另一套住房。王×1病故后，律师在宣读遗嘱后，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将王×1住处其中一间强行上锁，并宣称在此一直居住。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所称哈×1去世后，家中未进行析产，事实上，原沙栏胡同的房屋在哈×1去世时为房管局管理的公房，承租人为王×1，并非私有财产，谈不上继承。王×1在1999年购房时，已经通知八位子女。王俊义出资购买了102号房屋，直至王×1病故的十余年间，没有得到任何家人的反对，足以证明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知晓并同意。《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中所列6人事实上只代表当时的户籍状况，其中只有王×1一人作为户主和承租人实际居住。�胤超同表中另外两人张萌萌、甘露的情况一样，只是为了在附近上学才将户口迁至此处，但未在此地居住过。王俊生即不在安置人员之内，也没有与王×1共同居住。所以，王×1作为户主、唯一的承租人和居住人，根据国家房改政策，享有购买102号的合法权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1与哈×1系夫妻，二人生育子女八人分别为：王俊卿、王俊和、王俊祥、王俊芝、王俊书、王俊义、王俊生、王俊君。王胤超系王俊和之子、王×1之孙。哈×1于1990年11月14日去世。王×1自哈×1去世后未再婚。王×1于2009年4月4日去世。王×1（乙方）与北京市宣武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甲方）于1992年8月10日签订《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工程项目为危改，乙方住址为12号，住正式公房3间，应安置人口6人，共同居住人为“王×1、王胤超、王俊卿、钱文华、�红、钱浩（钱文华为王俊卿之夫，钱红、钱浩为王俊卿之女）”，回迁房屋为102及402号房屋等内容。王×1随后获得上述房屋的公有住房承租权。1999年1月1日，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卖方、甲方）与王×1（买方、乙方）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④-1-102号住宅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55.74平方米，以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出售给乙方，经计算，房屋实际售价为54607元，乙方还应按规定缴纳手续费273元，公共维修基金1171元。合计应付款56051元等内容。1999年12月25日，王×1取得上述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确定房屋坐落为④-1-102号，即《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记载的“102房屋”。2001年1月8日，王×1在原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立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将涉案房屋在其去世后，遗留给王俊义等。
另查，2010年3月，王俊生、王胤超作为原告起诉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第三人王俊义、王俊祥、王俊卿、王俊芝、王俊书、王俊君，要求撤销被告核发的本案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起诉理由为涉案房屋原为王×1承租公房，购买时需要取得共居人一致同意，其二人并不知情，而且在一份名为《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中的王俊生、王胤超的签字并非本人签字，该证据为伪造，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房屋所有权证错误。该案件经过审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0）宣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其中记载：“……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关于自己属�共居人，但被告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时未征求其意见的观点，因无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被告在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时征求二原告之意见，故虽然原告称认定表中并非自己本人签字，但该证据不属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故二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王俊生、王胤超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王俊生、王胤超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2013）一中行终字第400号行政判决书，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在本案庭审中，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亦提交上述《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作为证据，证明王俊生、王胤超在王×1购买涉案房屋时，与王×1为同户籍共居人口，表中写明需共居人签字同意购买�但王俊生、王胤超的签字系伪造，故无效，进而《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亦属于无效。本案六位第三人则强调上述认定表只是写明在册户籍人数，而非购买涉案房屋的依据。
再查，宣房公司自2001年1月1日成立后，行使原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对直管公房的管理、经营、收益和处置的权利。因行政区划调整，西城房管局延续原西城区、宣武区房屋管理局的行政管理职能。本案中，依西城房管局提出的申请，法院依法追加宣房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说明、证明信、（2010）宣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及卷宗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原属于公房性质，且承租人为王×1。哈×1虽然于1990年11月14日去世，但哈×1的继承人对公房本身并不享有继承权。王×1于2009年去世。王×1在世时作为公房承租人，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的行为并无不妥，且并未损害他人利益。该协议书已全部履行完毕，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已经办完下发。故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现要求确认王×1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所持《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中王俊生、王胤超的签字系伪造，其二人不知情，不具有效力的理由，法院认为，履行《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是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前提条件。在已生效的（2010）宣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中，有如下记载：“……原告关于自己属于共居人，但被告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时未征求其意见的观点，因无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被告在核发房屋所有权证时征求二原告之意见，故虽然原告称认定表中并非自己本人签字，但该证据不属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故二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故可以确定《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并非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及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主要依据。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称《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中王俊生、王胤超的签字系伪造，其二人不知情，不具有效力的理由，并不足以否定《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的效力，法院对该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驳回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999年，王×1购买房屋，未经共居人在《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上签字认可，王×1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的《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应无效；涉案房屋系拆迁转化而来，哈×1享有财产份额，将房屋变更为单独所有的行为未经其继承人王俊和、王俊生的同意应属无效。西城房管局、宣房公司、王俊义、王俊卿、王俊祥、王�芝、王俊书、王俊君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现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共居人在《购房家庭共居人口认定表》上签字并非是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及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主要依据，现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以上述理由要求确认涉诉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涉案房屋原属于公房性质，哈×1亦非登记的承租人，哈×1去世后，�×1的继承人对公房并无继承权，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以哈×1享有涉诉房屋的财产份额，将房屋变更为单独所有的行为未经其继承人王俊和、王俊生的同意应属无效的上诉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俊和、王俊生、王胤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羽红
代理审判员 纪灵筠
代理审判员 马 骁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马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