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7刑终100号
原公诉机关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唐某1(原审被告人),高中文化，户籍地吉林省扶余市，住扶余市，公民身份号码×××。曾因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于2011年7月27日被扶余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现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10月9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1月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扶余市看守所。
扶余市人民法院审理扶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唐某1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吉0781刑初1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唐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松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宝志、杨柳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唐某1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唐某1原系扶余县国营伊家店农场单位职工,1987年调入伊家店农场的药厂担任销售员工作。1996年药厂破产后因唐某1到扶余县信访局上访反映农场欠其工资77120.00元钱的问题,扶余县信访局答复唐某1向扶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工资争议仲裁,经扶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于2010年6月9日驳回了唐某1的仲裁申请请求。自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唐某1多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扶余市伊家店农场派人接访时,唐某1以不给报销费用就滞留北京继续上访为由,向接访人员强行索要钱款共计8369.50元。其中2017年两次向接访人员强行索要钱款5000余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经质证、认证的如下证据：
1．被告人唐某1供述：我是因为农场拖欠我的工资和扣我的卖粮款才上访的，我的这两项诉求已经申请仲裁了,刘某1买通下属官员,仲裁偏袒下属官员判我输了,我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你们说的2012年1月1日,我和我妻子到北京越级上访,滞留几日后，向接访人员索要了1200元费用，这事没有。你们说的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我和别人一起到北京越级上访,滞留几日后,向接访干部索要了500余元的费用后才回来，有这个事。你们说的2015年2月28日至3月14日,我和唐某2等人越级进京上访,滞留十多天后,向接访人员索要了车票钱才回来的，这事有,钱记不住了,就是他们买票我坐车。你们说的2016年3月4日,我和唐某2越级进京上访,先是被信访遣回,遣回后没几天,我们两个再次进京上访,后来向接访人员在了400余元到3月14日才回来,我钱数忘了,有这么回事。你们说的2017年1月26日至28日,你是否再次进京上访,滞留几日后接访干部索要了1000元费用后才同意回来的，是给我400多。你们说的2017年8月18日至9月8日,我和唐某2一起再次进京越级上访,在北京滞留20日,期间向接访干部提出三个要求,一是保证我和唐某2的人身安全,二是回来解决你俩的问题,三是索要10000元钱的费用,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才同意回扶余,有这个事，是他们回来给我俩的在京上访20天的费用，给了我俩每人5000元。我因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我不认罪。我认为刘某1不作为,买通下属官员,造假陷害我。我到处上访的原因是我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我到法院不给立案。我去年签息访协议了，我不知道签完息访协议意味着什么，息访协议签完之后又进京上访了。我没有以上访为威胁,向伊家店农场索要钱财，他们给我的都是费用钱。我没有伙同我妹妹唐某2一起进京上访给政府制造压力,强迫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俩没有朝农场要钱。那一万元说是给我和唐某2的费用，也没说啥费用。我没提出要，唐某2提没提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农场是否有义务给我们报销费用。2012年1月1日至5日,我和我妻子一起进京上访滞留四日,向接访人员索要1200元钱后返回扶余，这事没有。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我和他人一起进京上访,在北京呆了3天,回来之前我和我妻子朝接访干部要钱的事我不记得了,就是回来后给我报的车票,多少钱我不记得了。2015年2月28日,我和唐某2进京上访,滞留10余日后,我和唐某2没要过钱,也没让他们去接过我。2016年3月4日,我和唐某2进京上访后被遣返,遣返回来后没几日,又和唐某2进京上访,遣返的事有,钱我没要过。2017年7月26日至28日,我和唐某2进京上访,滞留几日后接访干部给我俩1000元解决问题，后返回扶余,不是我俩要的,是他们给的。2017年8月18日至9月8日,我和唐某2到北京上访,在北京滞留20日后回来，没有向接访干部索要钱，他们主动给10000元钱。接访人员给我们这么多次钱，给我们的费用钱,不是我们主动要的,是他们主动给的。我们不去北京上访,农场的接访人员不可能主动给我们拿钱。
2．证人唐某2（唐某1妹妹）证言，证明因为农场侵占树地,还有就是农场拖票、押票造成我损失上访,因农场党委书记刘某1以解决树地为由,把我丈夫赵庆春骗到他办公室拘留了,没开警车,也没有穿警服,让扶余市法院拘留半个月,后因错误被抓九天释放出来。还有，法院给我家开一个不存在的事实罚单,建筑施工纠纷合同罚单,罚我家5000元钱。这些年就到中央到地方上访,还有就是水库移民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还有一个我的社保的滞纳金、违约金3037.5元钱,超过本金问题。现在这些事，树地的事至今没有结果,我丈夫赵庆春被拘留的事有答复,法院罚我家5000元钱的事法院答复案件已经结束,罚款撤销不了，我也没有交罚款,水库移民问题没有享受到后期移民扶持待遇，社保的滞纳金和违约也没有明确答复。我这些年上访进京三次,去过省纪委、省检察院、省林业厅,松原去二次政法委、中级人民法院、林业局，扶余信访局、纪委、检察院、法院、组织部、政法委，这些部门加一起能有十多次，我上访的事,伊家店农场在2016年夏天,分场在大坝外给我补了九亩地,另外还我10000元钱欠款（2013年发大水给我家地淹了，给我的救灾款）,2017年8月份我呆了20多天，场子又给我和我哥一人5000元钱的费用。我进京这三次的费用自己花一部分，农场花一小部分，农场花销费用的原因我不清楚,国家有这笔费用应该给我的。我提出我上访是农场拖票押票造成的，上访费用怎么整,他们说给我承担一部分。我这三次进京，场子给我第一次是289.50元的车票,第二次给我记得是300多元不到400那样,好像差5元400元钱,最后一次我在北京呆20天,场子给我5000元钱。不给我钱我也不能说啥,我也得回来秋收,我们提出来三个条件,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保证人身安全，第三给我承担一部分费用。这三次进京我都是和我哥唐某1去的。我进京之前去过扶余市信访局，他们答复让我等。再有我们临江分场书记王禹侵占我树地一公顷左右,致使树苗无地栽培，都是退还树地，拖票、押票给我造成的损失。树地的事我没去法院起诉过农场，去过土地仲裁，仲裁机构说国有土地的案子不受理。农场分地给我分少了,农场欠我的。农场去年给我10000元钱是救灾款,2013年我们家地因为下雨涨水被淹了，别人家是否也给了我不知道。2017年8月份我和唐某1在北京呆了20多天,场子给了我和我哥每人5000元钱。我上访的原因是我丈夫被法院拘留了,农场帮着给抓走的。还有法院的五千元罚款不给我取消。我认为法院的罚款和农场有关系，这是他们拖票押票造成的,人也是他们帮着押走的。我说的拖票押票是高庆臣给我交的育林抵押金,我给出的欠条,后来我上林业局取钱,刘某1不签字,要不我们被拘留款了。
3．证人刘某1（伊家店农场书记）证言，证明他1997年到场部工作,2009年任党委书记。到公安机关反映辖区唐某1一直无理缠访的问题，唐某1上访的原因是：农场原来下辖一个集体企业性质的制药厂,这个厂到1995年就黄了,唐某11987年从农业分厂到这个药场做职工,1990年至1994年，他在药厂做推销员，做到1994年的时候他就回农业分厂去了,因为出差借款挂账等事由欠农场6000多元钱，他回去之后,药厂就破产了,把他欠的这个6000多元钱欠款就转带到他所在的分厂去了,后来他卖粮的时候,我们农场直接就把他的这笔粮款给扣了六千多顶他这个欠款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这笔6000多元玉米款的事,还有药品提成的事,这两个事后来经过扶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0年6月9日仲裁已经解决了。按照当年的仲裁,他告的这两个事都被驳回了。驳回之后,因为他没有在期限内提起诉讼，所以法律途径已经走完了,但是他不服还继续上告。他说的药品提成是他在药厂担任几年推销员,按当年药厂的销售规定，推销员销售药品有提成,但他说的提成比例与事实不符,这个问题仲裁委员会进行过调查,仲裁裁决书也都有引用,通过双方在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互相举证已经能够证实唐某1的要求是无理的,后来仲裁委员会也支持了我们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仲裁的时候他是按照法律程序算的数额,工资提成是77120元以及玉米款6360.29元,但是他上访提出的诉求就多了，开始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份文书,最多时要了三百万,这些年我们也从来没和他讨价还价过,他自己也没说把这数改改。按我们的意见,他的所有要求都是无理的,别说三百万,就是他仲裁中提出的那两笔钱我们都不能给他。所以他这些年就一直访,也属于多年的上访积案了。这个人北京、省、市、县都走过，到扶余县和松原市里那就多了没法计算了,几十次总有了。进省我们没有统计过，但是进京这块,我们农场专门有一个统计表,就是他每次进京,我们都会接到信访部门的通报,我们也会接访。根据我们的统计,唐某1在2013年1月11日、2月28日、3月9日进京三次，2014年3月4日、3月26日、4月20日进京三次，2015年7月12日进京一次，2016年3月4日、3月7日进京两次。其他的他还有进京情况被公安等部门遣返,还有的直接就被公安机关拘留的,不是我们接访的我们就不掌握了。唐某1上访,就是怎么劝都不行,各个部门都要走到了,无论进京、进省还是在本地都多数滞留,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就呆了九天。我们接访他花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费用,那就多了,因为我们每次去都不是一个人,我们总厂领导和分厂领导,加上帮着劝解的,我们自己就有七八万元钱了。至于给他的就是在进京的时候后,我们接这九次进京访一共给了他七八千元钱。这钱都是给他的往返路费、食宿费,每次六七百元钱，他们这些上访人到京去的时候都是买一两站地的票,其它就逃票了。但是在北京回来的时候,都朝我们要个三百二百的,最少的也得贰百，四百五百的时候多,然后再给起一张回程的票，所以,每次都六七百元钱，有几回超过一千的时候。这些钱是他们主动要的,不给钱就不回来,就继续在北京滞留,迫于接访压力我们涉事单位就不得不给,一面给着钱，一面还得说好听的,要不就不回来,我们真就没办法。唐某1的诉求上访那就多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总会和我们提出些事来。他提的这些诉求没有一个事是合理的,也没有一个事是有依据的。他最初提出要三百万，后来一直在告，我们也没敢接茬,后来我作为涉事单位领导和他谈了一次,想摸摸他的底,我和他说;就你告的这点事也不是太大点事,能不能商量,他一听就来劲了,就说那我这六千元钱利息怎么算、这些年上访费用怎么算、精神损失费什么的，我一听这又要狮子大开口啊，吓的没敢多问。我们场子的性质是国营农垦企业。唐某1以前是我们场子的职工,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说的以前我们场子欠他提成和工资,他的诉求已经到扶余市人社局仲裁科申诉,仲裁科驳回他的诉求,工资的事是他后期提出来的,我们场子根本就不欠他工资,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唐某1在扶余市公安局签的息访协议。签完息访协议唐某1还继续上访,最近就二次进京,一次给他960元，他和唐某2一万元钱。场子前后到北京接访过唐某1十多次,具体次数我记不清楚了,每次都给她报销车票、费用、吃饭。最后这一次给唐某2和唐某110000元钱,他们哥俩每人5000元,在我们场子财会室就把钱分了。我没有去接访过他们,都是我派人去接访的。每次给钱都是我们迫于信访压力,不给钱他们在北京不回来。唐某1说欠他钱,实际根本就不欠他的。他上访每次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就是要钱。我们迫于信访压力才给他们的钱。唐某1的是仲裁都结束了,而且他还签息访协议，还上访敲诈我们钱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唐某1的上访档案当中,有一份松信联办发【2016】34号文件，在这个文件当中提到这个案件是唐某1不再上访后做的结案报告,那么当时唐某1没有息访了，但是松原信访联席办公室确实终结了,当时终结的主要理由就是他这事是无理访,无理访的依据就是他的诉求已经仲裁终结了。我们在这些年接访唐某1过程中所给的费用,确实不是自愿给的，我们农场这些年经济本来就不好,别的单位接访一般都去两三个人,我们一般就去一两个人,为的就是节省费用,去的时候也都是省吃俭用的,可是即使这样也给这些上访的花不少钱,尤其是唐某1两口子和唐某2,本身就是无理访,一到北京我们就得给花钱,要不就不回来。我是党委书记，每次给他们花钱的时候,接访的都和我汇报,所以我知道没有一次是自愿给他们钱的,人一进京,我们的信访维稳压力就大了，在北京一般都是劝返劝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和我们接访的干部提了，回去行,那费用咋整,然后我们为了促成他们回返就得答应到家给报了,因为,我们经济不好,所以每次都和他们周旋的给报的不是特别多,就是最后这一次,因为快临近十九大了，我们压力特别大,唐某1和唐某2一次性就要去我们10000元钱。因为要到十九大了,他们哥俩在北京呆了十来天了,还不回来,最后和我们的接访干部谈几个条件,我们迫不得已给了他们一万元钱。
4．证人梁某（伊家店农场副场长）证言，证明我是1994年在伊家店农场场部工作,2009年任职，主管信访工作。唐某1骑马屯分场的退休职工。他上访的原因是农场原来下辖一个集体的制药厂,在1995年就黄了,唐某11987年从农业分厂到药厂做推销员,1994年他就回农业分厂了,但他离开药厂之前因出差向药厂借款挂账6000多元钱,等他回来后药厂就破产了,破产之后把这6000多元钱就转到他的骑马屯分厂了,后来他卖粮的时候农场就把他卖粮款扣了6000元钱,顶了他欠的6000多元钱,他就因为这件事上访,后来他上访的诉求就越来越多了。一开始他告扣他6000多元钱玉米款不合理,再一个是他在药厂的时候有提成没给他,为了这两件事,后来经过扶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0年6月9日仲裁解决了,结果是他的两个诉求都被驳回,后来唐某1不服就继续上访。药品提成是他在药厂担任几年推销员,按照当时药厂的规定,推销员销售药品有提成,唐桂増说的销售量和事实不符,这个问题仲裁委员会进行过调查,仲裁决定书都有说明,通过我们双方在仲裁委员会上互相举证,已经能证实唐某1的要求是无理的,仲裁委员会也支持我们的主张的证据。唐某1在仲裁之前的时候他要工资提成77120元以及玉米款6360.29元,仲裁之后他不服提交了一个上访信,要求要300万元钱,现在已经属于多年上访的积案了。唐某1上访是北京、省、市、县每年都去,到扶余县跟松原市里那就多了,得有几十次就没法计算了,进省上访我们没有统计过,到北京上访我们农场专门有一个统计表,他每次进京上访我们的接访人员都有记载,通过记载我们统计出一个表,唐某1在2013年1月11日、2月28日、3月9日进京三次，2014年3月4日、3月26日、4月20日进京三次,2015年7月12日进京一次,2016年3月4日、3月7日进京两次,其他的还有没有进京的或者是被公安部门遣返的或者是被公安机关拘留的,如果不是我们接访的我们农场就不掌握。唐某1去上访有几次是我接的,据我掌握他没有什么太过激的行为,就是每次我们场部第一时间劝他,他都不听也不回来,就说上访事情还没有办完,他一呆就是几天，最近这两年农场去接他,不给他来回的费用他都不跟我们回来。在他身上花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接访人员自己的费用,那就多了,我们自己就得花七八万元钱,给唐某1个人的费用就是他去北京或者去长春坐车的费用,他来时候的车费还得给回去的车票钱,还有他的食宿费用,每次得六七百块钱吧,总共在他身上花大约也得有几千块钱。这些费用是他主动要的,不给他来回的费用他也不回来呀,他就会继续在北京滞留,迫于接访压力我们涉事单位就不得不给他们钱,还得在他们身边一直说好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得给他们钱。唐某1的诉求就多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总是跟我们提出一些事，没有一个事是合理的,也没有一个事是有根据的。他一开始要三百万,现在他一直在上访,我们也没敢跟他说这事。我接过他几次。第一次是在2014年3月11日到3月14日,我去北京接的他和他和媳妇常秀红、卢连革三人。在那呆了三天,我们给唐某1两口子报销了530元钱。这次,就只给他报了车票钱,其它费用没有报。第二次是在2015年两会期间,我和侯运明去接的他和唐某2、赵淑芬三个人,因为是两会期间,我们刘某1书记也去了。我们给买的北京到扶余的车票,没有其它费用。第三次是在2016年3月份,也是两会期间,他和唐某2去的,我和侯运明去接的。他们是在3月4日去的。到北京后,他俩先是被信访局遣返回来了,他们遣返回去之后，我们在北京继续接访其他的人。没等我们撤离北京呢,他俩就又返回北京了,属于回流了,还多了一个卢连革,为了怕我们跟访,他们是买的是德惠到天津的车票,在那呆到3月12日,在这期间我们和信访局做了好多工作,最后才又把他们劝回来。回来时买的北京到松原的车票,到松原后又坐18元的客车返回的农场。回来之后,他俩花的所有的车费都给报了。这次也是就只有车票钱。我们给的这些车票和其他部门接访的情况都差不多,先是做思想工作,信访局和我们涉事单位一起做,做到差不多了,他也在国家信访局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就商量,劝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问到回去那费用咋整,我们为了把他们整回去,就答应了给报销,每次进京为了把他们顺利接回来,一般的车费钱他们提出来后我们也都答应给报了。因为信访人一进京,我们压力就特别大,所以只要要求不太过分,我们就都答应了。我们给报销的这些钱哪有自愿给的,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农场不景气,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每次接访都要花钱,我们经济压力也大，所但是为了稳控也没办法,能给他们报销车费再把他们整回来都不错了。唐某1上访以前提要钱,还有信访件里面提出要三百万,最近不提了,就是投国家信访件,里面怎么说的也不知道。
5.证人刘某2（伊家店农场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证言，证明唐某1上访是要求我们农场返还给他劳动报酬款,这个事我们都已经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完了,2010年6月9日就裁完了,驳回了他的请求,他没有起诉,所以仲裁也就发生效力了,他再继续上访就是无理访了。他的上访就是要钱,到2011年的时候,他的诉求就涨到三百万了。他是无理访,没法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常年上访,不答应他的诉求,就上访,到目前为止,已经进京多次了,到扶余、松原和省里也都去到了。他到北京上访,我接访过五次。第一次是2011年春天的时候,两会期间他被遣返回来,我去的扶余接的,当时给信访局支付了300元；第二次的时候,是在2012年1月4日我给他接回来的。当时给他买了返程的车票,他是从北京回到松原的,花了281元,给他报了600元的宾馆钱；再有就是2013年的时候,他又被遣返了,我付了遣返费用2000元；2015年3月份的时候,我和分场书记侯运明去过一次，当时是去北京接的。回来给他报了289.5元的车费；最后一次是在今年7月26日到7月28日去接的,我去北京接的唐某1和她妹妹唐某2。给他支付了150元的宿费,交通费795元,这里面有唐某2176.5元,最后这次一共给了950元现金。这些费用都是他要的,上访的这些人都是这样,他们先到北京,我们后跟着去,到北京费了好多劲给他找到,然后劝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谈条件,一般的都是要求报车票钱利住宿费。不给他就不回来,因为迫于信访维稳的压力,我们不但得给他支付这钱,还得和他好说好商量的,还得请他吃饭什么的。今年7月份去北京,我自己去的,我们现在农场非常困难,所以他们这些人一上访就给我们造成不小的压力。唐某1和他妹妹唐某2是2016年7月26日中午从扶余市做T310坐车到沈阳,然后从沈阳做K28到北京,他们没有直接到北京,车到天津他们就下车了,然后打车二人花了400元打车到的北京,后来二人住宿又花了150元都是我们厂子报销的，总计950元。他们在天津下火车是躲避我们接访,然后产生啥费用都是我们厂子承担。唐某1上访就是以上访为要挟,向我们要钱呗。他要求三百万元我们支付不了,他是无理的要求,我们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仲裁都输了,就应该服从裁决,这么闹,本身就是不应该的。他们近期进京上访了。他们俩说是2017年8月18日进京上访的。我是2017年8月28日进京接访的,我们副场长潘某是2017年8月21日先去的北京接访。他们是2017年9月6日在北京起的票,2017年9月7日到的扶余。唐某1上访的诉求劳动仲裁都已经结束了,唐某1去年已经签署了息访协议书,唐某2因为林地纠纷上访。这次他们两个向我们场子要一万元钱,不给钱就不回来我们迫于十九大压力,经过请示场子领导,回来就给他们一万元钱。是在我们场子财务科给的钱。当时我们场子副场长潘某,和我们场长的几个财务人员在场,钱给唐某2后,他们两个就把钱分了,一人5000钱元。这次接访的过程是：2017年8月28日,我们场子领导让我去北京接访唐某1和唐某2,当时我们场子的副场长景峰已经在北京了呆一周了,说是他在北京没有见到唐某1、唐某2,接访人员不够用让我也去北京找潘某,然后我们一起接唐某1、唐某2回扶余,我到北京之后,我和潘某就开始联系唐某1、唐某2,一直没有联系上他们哥俩，等到2017年8月29日下午,潘某才联系上他们,潘某就开始和他们商量,尽力答应他们要求,后来他们两个人在电话里面说必须给我们一万元钱,不给钱我们就不回去,我们经过请示领导,才答应他们的条件,我们在2017年9月6日在北京火车站见面,这是我们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买的车票和我们一起回的扶余,2017年9月7日我们到的伊家店农场场部,给的他们哥俩10000元钱,他们两个人当着我们这些人的面就把钱给分了,后来我们场子派车又给他们送回家。这10000元钱是他们主动提出来要的，不给10000元钱就不回扶余。我们迫于信访压力，不是自愿给的。听信访局的人说他们到中央组织部了。他们上访不合理,唐某1息访协议都签署了,劳动仲裁都结束了,他们还在上访,目的就是向我们场子要钱,唐某2的事我们分场也给解决了,具体怎么解决的得问我们分场的人。他们这次去北京的车票去的时候是他们买的,回来的时候是我们给买的，如果不给钱他们在北京不回来,不和我们在北京见面。2012年1月1日至5曰,唐某1夫妇到北京上访,向我们索要了住宿费每人六百,一共1200元,然后就是车票钱。原话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是朝我要费用了,不给钱就不返程,基本上每次接访都一样,都是往回劝的时候,朝我们要费用我们为了劝返就迫不得已不给的。除了这1200元钱,就是车票钱,一人一张,唐某1是281元,常秀红是262元，区别就是上下铺的事。2017年7月26日至28日,我们给了唐某1950元，票子是945元。这钱是唐某1和唐某2和我一起谈的,说:说回去行,但是得给我们报费用,要不就不回来。每次在我们劝返的时候,都得提出一些要求,不一样的就是他俩这次在天津打车进京多花了400元钱,也朝我们要出去了。
6．证人潘某（扶余市伊家店农场副场长）证言，证明我来公安机关反映上访人员唐某1、唐某2的一些情况。2017年8月21日我受伊家店农场党委指派去北京接上访人员唐某1和唐某2,他们的手机一直关机，直到8月29日唐某2的手机开机了,跟她取得了联系。通话后她拒绝跟我们见面,之后手机就又关机了。一直到9月5日下午，我跟唐某2取得了联系,我断续的跟唐某2通了很多次电话,劝她和唐某1跟我们回伊家店农场,给他们讲政策,引导他们走正常合法的上该途径,她跟我说如果满足他们三个条件她和唐某1就跟我但家店农场。这三个条件是,第一农场得承诺给他们兄妹解决他们上访的事情,第二保障返程途中他们兄妹人身安全,第三是跟农场要一万块钱。并且说这三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都不跟我回伊家店农场,针对她在电话里提出的条件,我跟农场刘书记做了汇报,最终为了完成接访任务,刘书记决定答应她的这三个条件,并由我在电话中跟她传达，唐某2答应跟我回伊家店农场,时间她定。9月6日中午，唐某1和唐某2和我们去接访的人在北京站见了面,乘坐当天下午1点5分的火车返程,9月7日上午10点多钟我们一起回到伊家店农场场部,在财务科我们兑现了当时答应给他们的10000块钱,当时有我、财务科三名工作人员和刘某2在场,10000块钱是由现金员刘新博交给了唐某2,她当场点了5000给了唐某1。据唐某2说她和唐某18月18日到的北京，8月21日接访是我自己去的,8月28日的时候我们同事刘某2也到北京跟我一起接访。我听扶余市信访局的同志说他们去中组部上访去了两次。唐某1是因为他曾任农场药厂销售员的提成和工资问题上访,这个已经经过劳动仲裁,他的这个诉求是没有道理的,并且于2016年唐某1已经签过息访协议。唐某2是因为林地纠纷的事情上访的。
7．证人侯某（伊家店农场五分场书记）证言，证明唐某1是伊家店农场骑马屯的退休职工。2013年至2016年期间唐某1到北京上访的次数我就记不清了,我就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去接唐某13次。第一次是2015年7月14日我到北京接一次，去接的时候把来的车票钱给他,然后回去还得给唐某1起车票才能跟我回来。我这次接唐某1给他来回的车票钱579块钱,在车上的吃喝钱几十块钱；第二次是3月4日去北接唐某1,到北京以后我就开始劝唐某1,开始劝他也不回来，后来答应把来的时候车票钱给他,他才同意回来,这次正好公安局大面积遣返,公安局直接用客车把唐某1从北京遣返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又给唐某1到天津的车票钱，从扶余到的天津车票是138.5元,从天津到北京怎么去的不知道；第三次是2016年3月07日唐某1去上访，我是在天津接到的唐桂増,他起票到北京南,到北京以后，我领唐某1直接到信访局,晚上住宿的时候我让他跟我们一起住,他不跟我一起住,我们就能保持联系,我们劝唐某1回去,他说要把上访件在哪个部门都得投到,否则他就不跟我们回来,3月13日，他把上访件都投完了,我们又劝他回来，唐某1说必须得把来回的车票钱给他,后来我门又给唐某1买的车票,在车上我们又给买的吃的,唐某1才跟我们回来的,回来以后我就把去的时候车票钱给的唐某1，这次唐某13月7日从德惠到天津的车票138.5元,然后从天津到北京西19.5元,3月12日从北京西到松原的车票269.5元,还有就是在车上吃喝的钱几十块钱,一共给他花了500元钱左右。我去接唐某1这三次一共得给唐某1一千二三百块钱。我去接访的这几次给唐某1的钱不是我主动给他的,我要是不给报销来回的车票钱跟吃喝钱,唐某1也不跟我回来。他就会继续在北京滞留，迫于接访压力我们单位就不得不给他钱,还得一直在他身边说好话。
8．证人刘某3（伊家店农场现金员）证言，证明唐桂増上访的事我知道，他是因为啥事上访我也不清楚。他多数都是去北京,因为他上北京回来我们厂子给报销费用,包括车票、住宿费用，他每次回来报销的费用我能说清楚。我们场子接访及给付他们上访的费用是：第一笔是唐某1和他媳妇常秀红被北京遣返回来,给遺返费用6600元。第二笔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5日是刘某2、彭德强去北京接访的唐桂増和唐桂増媳妇常秀红共花去费用5176元,包括上访人车票和住宿啥的,唐某1和常秀红住宿票子是1200元,每人600元,还有二人的火车票,账目上都有。第三笔是2013年1月12日唐某1和常秀红被北京遣返回来费用是4000元钱。第四笔是2013年3月6日唐某1和常秀红被北京遣返回来,我们场子花了2600元的遣返费用。第五笔是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3月13日我们场子梁某到北京接访唐柱增、常秀红、卢连革三人费用一共4841元,包括唐某1的住宿338元和唐某1、常秀红二口子车票530元。第六笔是2015年2月28日至2015年3月15日侯运明和刘某1在北京接访费用是10239元,唐某1、唐某2、赵淑芬他们三个人是我们厂子单独报销的费用,给他们三个报销了1241.5元,包括车票和住宿钱。第七笔是2016年3月4日场子单独给唐某1、唐某2每人报销148.5元的车票,接访费用是我们场子单独报销的。第八笔账侯某接访是2016年3月8日至2016年3月12日,在北京接访唐某1、唐某2、卢连革,一共给他们报销车票、食宿一共8266元。我们农场是国有农垦企业,不是国家机关。
9.扶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扶劳人仲裁字（2010）01号仲裁裁决书。申请人唐某1的申请请求是:1.被申请人扶余县国营伊家店农场支付给申请人劳动报酬款7120元(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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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4年)；2.被申请人扶余县国营伊家店农场返还给申请人玉米款6360.29元。扶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分别以证据不足和不是仲裁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请求。
10.证人李某证言，证明伊家店农场药厂解体时，党委机关干部有关成员参加处理遗留问题和事情，唐某1在场，对所研究的处理遗留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11．证人于某证言，证明我自1991年调入鹿产品加工厂任会计，直至1996年该厂解体。解体时场党委派工作组处理债权债务，当时无人提出异议。
12．证人张某证言，证明1995年到1999年任伊家店农场党委书记及厂长。1995年年初厂办企业全部停产，进行清产核资，唐某1的销售报酬一事，他是否找过我，因年久记不清了。
13．账页记载唐某1欠款6036.29元，并记载1992年发北京8**盒鹿胎膏，1990年5月24日发北京的400盒鹿胎膏，1990年5月8日发北京的400盒鹿胎膏未回款。
14．上访信件及信访处理档案材料，其中扶余市伊家店农场2016年第9号、第10号文件及松原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2016年34号文件，记载唐某1信访案件已经办结，唐某1表示不再上访。
15．扶余市伊家店农场2009年-2016年上访人员次数登记表记载唐某1上访的次数。
16．差旅费报销单及车票，记载唐某1上访，农场给花销的费用。
17．行政处罚决定书、报告书、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及前科劣迹证明，证明唐某12011年7月19日因到北京天安门非正常上访，扰乱单位秩序于2011年7月27日到2011年8月6日被行政拘留10日。
18．扶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抓捕经过，证明2017年10月9日，扶余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杨洪国、齐兵将正在扶余市信访局附近的犯罪嫌疑人唐某1抓获。
19.户籍信息，证明唐某1户籍身份信息。
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有农场的多位证人证实接访的情况，证人唐某2证实2017年进京上访回来的过程，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证实发生信访的内容，有信访材料证实信访的过程，另有差旅费报销单等书证在卷，足以证实本院认定的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唐某1在其反映的信访问题已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仍多次非法上访。2016年7月12日上访人唐某1与扶余市伊家店国营农场达成息访意见，该上访意见经松原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审核确认该上访案件审结。但被告人唐某1在2017年7月和8月又两次到北京非法上访强行索要人民币5000余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所称信访系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并称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强拿硬要这些钱是国国家的钱,并不是个人的钱,国家的钱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强行索要的。本院认为，被告人的上访诉求已经息访审结，但仍以不服仲裁裁决为由上访，通过给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迫使政府部门不堪滋扰而出于安抚的目的支付其“救济金”，其心理是一种畸形、不健康的心理，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更与人民群众希望的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相背离，情节严重，故其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上访过程中在2016年7月已经有关部门通过工作息访，息访前的情节轻微，不做犯罪事实予以追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唐某1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9日始至2019年4月8日止）。
上诉人唐某1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原审判决以唐某1向农场强行索要5000元与事实不符，此款是农场给唐某12017年土地补偿款。农场给唐某1报销的车票合计3000余元是农场主动给报销的，而绝非是上诉人索要。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唐某1提出的5000元系农场补偿其2017年土地款，证人唐某2、刘某1、刘某2和唐某1本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均能证实伊家店农场给其的5000元钱是其索要去北京上访的费用，因此，其辩护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其它3000余元是农场主动给其报销的与事实不符，均是其向接访人员或伊家店农场索要，对其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唐某1在其反映的信访问题已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仍多次非法上访。2016年7月12日唐某1与扶余市伊家店国营农场达成息访意见，该上访意见经松原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审核确认该上访案件审结。唐某1在与伊家店农场达成息访意见、并经确认案件审结的情况下，仍于2017年7月和8月两次到北京非法上访，并强行向伊家店农场索要人民币5000余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唐某1关于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凤双
审 判 员 王 波
代理审判员 尹万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