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27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关键，男，满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天后宫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国，系江苏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家楫，男，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国，系江苏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和平区遂川路遂川北巷。
法定代表人：韩昭，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源，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姚晓光，男，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南顺城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国，系江苏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关键、吕家楫与被上诉人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舞台设备公司”）、原审被告姚晓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由宋宁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鞠安成（并任主审）、关宇宁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关键、吕家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其他人接管公司行为合法，相关决定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做出判决所依据的被上诉人《公司章程》，系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公司大股东韩昭违法修改的章程，其据以修改的章程的《股东决议》已经（2016）辽01民终73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不成立，且修改后的章程上绝大多数签字系伪造。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9月25日被上诉人聘任张永生经理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2009年9月25日的聘任书系事后伪造，其余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劳务协议》的内容在时间上矛盾，且张永生的所谓聘任也是无效的。2010年1月6日被上诉人对张永生、刘群二人的授权不能对上诉人等发生法律效力。授权称在大股东韩昭离岗期间代表大股东韩昭负责厂内外一切工作，由此可见张、刘二人代表的仅是韩昭作为大股东身份的相关事宜，而且授权主体应该是韩昭个人而不是公司。2010年3月3日的《决定》是在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韩昭因犯罪而被羁押，被上诉人的经营处于停滞状态下，作为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既是合法小股东又是公司员工的一群人以公司主人翁的姿态组织生产自救而发起的，其目的不是为了侵占公司资产，损害公司利益，而是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转，保证公司员工和股东的利益。上诉人召集会议虽然冠以“股东大会”的名头，但实质上却是为了公司正常运转的决定。二、关于上诉人收取的质保金、租金及水电费、出售设备的款项不应返还。上诉人收取的质保金等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的运营，上诉人提供的收支账目清楚，虽然只是流水项目，但并非上诉人故意隐匿原始凭证，而是因为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韩昭伙同社会人员将上诉人等强行赶出公司，导致上诉人还没来得及带走保存在公司的原始凭证。因此，这属于被上诉人掌握着对其不利的证据拒不提供的情况，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等接管公司期间没有出现拖欠水电费、人员工资等的情况，公司在此期间进行了工程施工，产生相应的餐费、车费、补助等完全正常，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全额返还相关款项有失公平。集资款集资时虽然其中一个用途是为了支付律师费，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判决所称的集资全部用于聘请代理律师用于自身与公司的纠纷。作为公司运营期间的负债，上诉人用公司财产偿还负债完全正常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公司产品，其所参照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2008年与案外人的销售合同上的价格。上诉人销售行为发生在2010年，采集作为参照的销售价格应当以上诉人销售当时的市场价为准，2008年的数据不能作为参照价格。零部件判决认定价值6500元没有任何证据。三、一审判决的诉讼费承担比例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全部得到一审判决的支持，但是一审判决却将被上诉人未获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产生的诉讼费一并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违反诉讼费承担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起向原告赔偿因骗取客户质保金为原告造成的损失，即69,096.60元及相应利息；2、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私自挪用公司财产而为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100,000.00元及利息；3、判令被告二、三连带赔偿原告因损害原告合法租金收益为原告造成的损失，即50,436.20元及利息；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韩昭、韩佳宇、孙奇、崔燕、吕家楫、姚晓光、牛洁、张宝森、范延瑞、张竟华、傅志会、刘洪章、关键。韩昭持股比例为80%；韩佳宇持股比例为10%；孙奇持股比例为5%；崔燕、吕家楫、姚晓光、牛洁、张宝森、范延瑞、张竟华、傅志会、刘洪章、关键各持股0.5%。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每半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会议的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议，行使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利。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公司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不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执行董事为韩昭；监事为韩佳宇；法定代表人为韩昭。2004年5月12日，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经全体股东选举由韩昭担任董事长，被告吕家楫担任总经理，姚晓光为副总经理，任期五年。2009年9月25日，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聘任张永生同志为总经理，负责全厂的经营管理工作，任期三年。2010年1月6日，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授权张永生、刘群二人在大股东韩昭离开岗位期间全权代表大股东韩昭负责厂内外的一切工作，授权办公室主任安晋勇同志负责厂务及对外事物等工作，处理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一切必要事务，全场所有员工必须服从领导，否则一切后果由个人负责。此授权有效期一年。2010年3月3日上午9点30分，被告姚晓光、吕家楫通过电话通知形式组织召开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股东领导小组组长姚晓光、吕家楫主持会议，范延瑞、傅志会、刘洪章、张宝森、牛洁、关键出席了会议，张竟华签名为傅志会代签。该会议内容为一、向全体股东汇报公司当前形势；二、积极组织生产开展企业全面工作；三、讨论公司组织人员分工工作决定。作出股东会决定为，由被告姚晓光担任代理董事长，主抓公司前清产核资后年度目标，由被告吕家楫担任总经理，主抓公司全面工作，由被关键主抓公司党支部、办公室等对外联系工作……。2010年4月10日，股东吕家楫、姚晓光、关键、范延瑞、傅志会、刘洪章、牛洁、张宝森在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因法人代表韩昭被押，公司恢复生产自救，通知数次公司出纳员孙奇不到，时间已两个多月，为了管好集资生产现金，经大会决定会计由刘英负责，现金有关的由关键负责。
2011年6月18日，姚晓光、吕家楫、关键三人出具收据，向范延瑞、傅志会、刘洪章、牛洁、张宝森及包括他三人在内的八位股东集资雇律师，每人6,000.00元，总计48,000.00元。2011年5月-12月，股东吕家楫、姚晓光、关键、范延瑞、傅志会、刘洪章、牛洁、张宝森另每人集资1,000.00元用于请代理律师。
三被告申请证人出庭证明集资数额及集资用于生产自救，股东牛洁在证人证言中陈述，自己出资的7,000.00元被吕家楫用来代表股东与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进行诉讼；股东傅志会在证人证言中陈述，自己出资的7,000.00元被用来进行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给东北制药厂干活；证人陈金生在证人证言中陈述，其听被告关键说他们要进场搞生产自救于是向其借钱共13,000.00元。
2010年5月20日，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从公司拉走拉幕机、电机、零件等设备。
2010年6月21日至2010年7月21日，由被告姚晓光通知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各承租方缴纳相应租金或者水电费，并由关键前往收取并开据收据。三被告提供的账目显示，共收取房租水费为50,406.40元。
因原告与韩昭向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举报本案三被告涉嫌违法犯罪，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于2013年12月30日，分别对姚晓光和吕家楫进行了询问，询问笔录显示，2010年6月，吕家楫从沈阳鼓风集团取走69,096.60元工程尾款，并在范廷瑞、傅志会、姚晓光、关键、牛洁、刘洪章、张宝森知道并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尾款以现金的形式存放在吕家楫手中。其三人拉走的设备包括5、6台电动吊机，1台拉幕机、部分零件。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经侦大队经审查对姚晓光、吕家楫不认为是犯罪，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在本案庭审中被告称其拉走设备有1台拉幕机、4台吊机，并将拉走设备卖给东药制药厂，获得工程款20,000.00元。69,096.60元工程尾款于2014年用来偿还上述集资款。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与辽宁柏高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18日签订《新民市文化馆舞台设备工程合同》，“该合同约定大幕拉幕机的单价为每套9,500.00元，电动吊杆每套单价9,500.00元，大幕滑道每套3,800.00元，人工费3,000.00元……”用以证明上述机器设备对外销售价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会议的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议。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公司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不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均确为该公司股东，其三人非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监事，其三人的股份不及十分之一，其三人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并仅通过电话通知的形式通知，不能证明已通知全部股东参加会议，且参加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持股比例不及十分之一，股东会议所决定内容有变更公司任职董事长及总经理的重大变更事项，未能参加人员未有书面委托而进行代签，上述行为均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召集程序及决议内容均有重大瑕疵，因此，一审法院对三被告组织召开的股东会及决议不予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应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侵占公司财产。虽然三被告陈述将所收取的公司财产用于公司生产自救，但根据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所提供的收条及账目显示，三人向公司其他股东的集资全部用于聘请代理律师用于自身与公司的纠纷，且三被告所提供的账目显示，所收取的资金去向以餐费报销、车费报销以及补助居多，少部分用于支出电费、工程费等，且只有流水项目，未能提供相对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被告不能证明将以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名义收取的各项资金以及售卖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设备取得的工程款用于公司或经营公司所用，故三被告应将所收取的款项返还给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关于原告主张返还的具体数额：（1）被告吕家楫于2010从沈阳鼓风集团取走69,096.60元工程尾款，（即原告主张的质保金69,096.60元），被告吕家楫对该款数额无异议，其称返还股东集资款，因该集资款未用于公司经营，被告吕家楫对此应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2）2010年5月20日，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从公司拉走的设备，其三人在法庭陈述中表明将设备卖给了东北制药厂，并获得工程款20,000.00元，根据原告提供向其他案外人销售的合同显示，同样的机器设备的价值远超于三被告所售卖的价格，三被告明显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公司产品，侵害了公司利益应对此予以返还及赔偿，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三被告拉走设备的具体名称及数量，本院根据被告吕家楫在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询问笔录所陈述的产品及数量参考原告以往对外销售的价格予以确定为73,000.00元。（电动吊机9,500.00元*6=57,000.00元、拉幕机9,500.00元、零部件6,500.00元）。（3）租金及水电费。被告关键对于收取的房屋和水电费一事予以认可，虽然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的数额与其主张数额不符，但根据三被告提供的账目显示，总计收到了房租水费为50,406.40元，因此，三被告应按照此数额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家楫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69,096.60元。二、被告吕家楫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上述款项利息，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上述欠款额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三、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返还并赔偿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设备款73,000.00元。四、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返还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租金、水费50,406.40元。五、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欠款利息，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上述第三、四项的给付数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如三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92.00元，由被告吕家楫、姚晓光、关键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3年12月30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经侦大队对吕家楫进行了询问，吕家楫陈述：2010年6月从沈阳鼓风集团取走的6.9万元工程款，现在钱一直我手里存放，范廷瑞、傅志会、姚晓光关键等人都知道。
2008年3月18日，吕家楫代表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与辽宁柏高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舞台设备采购合同》，该合同约定：电动吊杆，型号WGDH—400，9,500元/套；大幕拉幕机，9,500元/套，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本院认为，本案二上诉人系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同原审被告姚晓光一样各占该公司0.5%的股份，关键、吕家楫、姚晓光在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昭被羁押期间，一起处理了部分公司财产，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关键、吕家楫、姚晓光三位股东是否有权处理案涉的公司财产，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两大类，即股东管理权和股东收益权，其中股东管理权主要包含通过股东大会参与重大决策权，选择、监督管理者权，知情权，提议、召集、主持股东会临时会议权，决议撤销权等，但《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可以未经任职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经营，更没有允许股东可以擅自处分公司的财产，如果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就本案而言，在2010年3月至2010年年底期间，关键、吕家楫、姚晓光不是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没有经营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权利，而且关键、吕家楫、姚晓光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只有1.5%，其三人就召集了股东大会，但该股东大会召集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其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不能被采信，故关键、吕家楫、姚晓光无权接管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其三人从沈阳鼓风集团取走69,096.60元工程尾款、将公司的设备私下出卖所得款项、替公司收取他人的租金、水电费等行为，均为无权处分行为，且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对其三人的上述行为不予认可，故关键、吕家楫、姚晓光的上述行为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据此，一审法院判令其三人赔偿辽宁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相应损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上诉人关键、吕家楫提出的原审认定其出卖设备价值过高的问题，现关键、吕家楫对原审法院认定其三人取走设备的数量没有异议，只是主张单价认定过高，但根据吕家楫2008年经手签订的《舞台设备买卖合同》，其上面记载的价格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价格一致，故一审法院依据吕家楫本人经手的合同来确定其三人私下出卖公司设备所造成的赔偿损失标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关键、吕家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键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592元，由其本人负担；吕家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592元，由其本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宁
审判员 鞠安成
审判员 关宇宁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