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55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仕金，男，1968年5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振忠，男，1963年3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庆艳，女，1981年1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占强，北京市永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良，男，1982年6月5日出生。
上诉人李仕金、冯庆艳因与被上诉人张金良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04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李仕金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张金良经营的婚庆店与冯庆艳经营的婚庆用品店有业务往来。2012年7月4日，张×1之子张×2、儿媳于×与张金良经营的北京×婚庆中心订立婚庆服务合同，约定于2012年11月3日为张×2、于×夫妇提供婚庆服务。协议签订后，张×2、于×夫妇支付了1400余元，从张金良经营的北京×婚庆中心购买了结婚用的烟花爆竹，其中的“盛世经典”（也称彩烟）是张金良从冯庆艳经营的四季花店婚庆用品中心购买的。婚礼当天，我因燃放烟花中的“盛世经典”受伤。2013年7月，我所受损失经（2013）平民初字第0284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张×1作为被帮工人赔偿我损失38204.2元。2013年11月25日，经（2013）平民初字第0628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张金良作为销售者赔偿张×1损失30563.36元。2014年5月13日，经（2014）平民初字第0251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由冯庆艳赔偿张金良损失30563.36元。现张金良、冯庆艳作为销售者，没有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无照经营没有标识的产品，使本来需要使用电子遥控器且需在50米以外引爆的烟花，未配备电子遥控器，且未给予任何资料说明使用要求，使我用明火点燃，造成左眼失明。故张金良、冯庆艳作为产品的销售者存在过错，对我的损失应该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我诉至法院要求张金良、冯庆艳平均赔偿我医疗费4293.15元、复印费2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营养费5400元、护理费21600元、误工费68400元、残疾赔偿金24192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3040.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4900元、交通费7300元、惩罚性赔款100000元，共计520209.25元。
张金良辩称：李仕金要求我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冯庆艳是终极销售者，我与冯庆艳既不是按份责任，也不是连带责任。李仕金有权直接要求张金良、冯庆艳中任何一方承担责任，但不能同时向张金良、冯庆艳主张责任。我认为冯庆艳是供货者，应该由冯庆艳承担赔偿责任。
冯庆艳辩称：我与李仕金之前有过协商，我提供生产者的信息，李仕金直接起诉生产者。李仕金并没有证据表明我存在过错，也没有证据表明产品存在瑕疵。李仕金之所以受伤是因为其个人因素，一方面李仕金不是婚庆公司的人员，不应去点燃爆竹；另一方面李仕金没有按照操作规程来点燃爆竹，从而造成了自身的损害。我认为对于李仕金的受伤，是谁的责任就应该由谁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金良经营的北京×婚庆中心与冯庆艳经营的×婚庆用品店有业务往来，冯庆艳为张金良提供婚庆用品及烟花爆竹。2012年7月4日，张×2（张×1之子）、于×（张×2之妻）与张金良经营的婚庆中心订立婚庆服务合同，约定由北京×婚庆中心在2012年11月3日为张×2、于×提供婚庆服务。协议签订后，张×2夫妇支付1400余元从张金良经营的婚庆中心购买了结婚用的烟花爆竹，此烟花爆竹系冯庆艳经营的婚庆用品店提供给张金良经营的婚庆中心。后在婚礼当天燃放烟花过程中，李仕金作为帮工人因燃放烟花受伤。2013年7月16日，李仕金所受损失经（2013）平民初字第02840号案件及（2013）二中民终字第14768号案件处理，确定由张×1作为被帮工人赔偿李仕金38204.20元。后张×1以张金良经营的婚庆中心不具备售卖烟花爆竹资质诉至平谷法院，2013年11月25日（2013）平民初字第0628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张金良赔偿张×130563.36元。后张金良以冯庆艳作为产品供货者诉至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0251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冯庆艳赔偿张金良30563.36元。现李仕金就新发生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再次诉至平谷法院，要求张金良、冯庆艳平均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8月7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李仕金伤残等级为八级伤残，误工期至评残前一日，营养期为180天，护理期为180天。
李仕金第一次诉讼的救济途径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经法院依法释明，李仕金坚持本次的救济途径，称因张×1家境困难，无力支付其赔偿款，故选择产品责任这一救济途径。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仕金所受损伤及责任承担问题已经法院多份生效判决确定。现李仕金就新产生的损失要求张金良、冯庆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张金良作为销售者，从冯庆艳处获得产品供应，冯庆艳从该产品生产者处直接提货，故其作为产品的终极销售者应对李仕金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其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可向产品生产者追偿。李仕金主张涉案烟花应当配备电子遥控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同时李仕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燃放烟花行为的危险性，且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险发生，但其未能像其他燃放人一样保证燃放行为的安全性，致使自身受损，其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张×1作为被帮工人，对于李仕金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经法院依法释明，李仕金放弃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这一救济途径，而选择产品责任这一救济途径。李仕金主张的医疗费中包括配镜费，法院予以扣除。李仕金主张的复印费，张金良、冯庆艳同意承担，法院不持异议。李仕金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天数有误，法院予以纠正。李仕金主张的营养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张金良、冯庆艳不持异议，法院予以认可。李仕金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数额适当，法院予以支持。张金良辩称李仕金是农业户口不适用城镇居民标准，但就现有证据显示李仕金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故李仕金残疾赔偿金的标准应以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确定。李仕金主张的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数额较高，法院予以酌定。李仕金主张的惩罚性赔偿因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产品存在缺陷，故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判决如下：一、冯庆艳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李仕金医疗费、复印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二十四万一千二百零二元三角四分；二、驳回李仕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仕金、冯庆艳均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李仕金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张金良赔偿各项损失420109.25元并由冯庆艳承担连带责任。冯庆艳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仕金和张金良对于李仕金的伤害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张金良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诊断书、收据、住院病案、证明、户口本、录音、司法鉴定书、劳动合同书、营运任务合同书、社会保险对账单、产品外包装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李仕金据以提出侵权赔偿诉请的理由是其所燃放的烟花产品存在质量缺陷，因此，本案诉争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是核心问题，其法律适用依据为我国产品质量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而根据已生效法院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案中李仕金所燃放的烟花的确存在质量缺陷问题。基于此本案所争议的焦点是：1.张金良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赔偿款的数额。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侵权责任法中的销售者是指实施了产品销售行为的人，也就是产品生产者以外的产品供应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冯庆艳系向烟花生产企业直接购进产品，然后进行销售；张金良从冯庆艳处购买烟花后，出售给张×1，从产品提供以及经营方式看二人均属于产品营销链条上的主体，均属于销售者范畴。但需要指出的是李仕金之所以确定张金良、冯庆艳为销售者以及涉案烟花存在质量缺陷，均是通过一系列诉讼案件予以明确的。而纵观上述诉讼案件可以看出，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为涉案烟花的批发商即冯庆艳。而从销售者的追偿权角度考虑，作为涉案烟花批发商的冯庆艳承担赔偿责任更为适当。原审法院据此确定由冯庆艳承当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而在于惩罚有严重恶意的行为。故对于惩罚性的赔偿金须以生产者、销售者存在故意为前提，本案中冯庆艳、张金良作为销售者对于所销售的存在产品缺陷的烟花主观上并无恶意，故李仕金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事实以及各方责任所确定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李仕金、冯庆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501元，由李仕金负担2042元（已交纳），由冯庆艳负担245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鉴定费4900元，由冯庆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1.5元，由冯庆艳负担4918元（已交纳），由李仕金负担548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代理审判员 林存义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鲁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