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民终7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迪伟。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宣少军，浙江浣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赵凤海，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前店自然村。法定代表人朱仲贤，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琛，浙江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迪伟因与被上诉人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朱家经合社）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草民初字第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迪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宣少军、赵凤海，被上诉人朱家经合社的委托代理人王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1989年4月16日，被告朱迪伟（乙方）与草塔镇下坂顶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其中约定：一、由朱迪伟承包村办企业诸暨县纸板厂，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承包期限为7年，自1989年4月20日起至1996年4月19日止；二、承包经济指标为包“收入积累”和“利润”，按年度交纳，分别为15万元、18万元、23万元、28万元、33万元、38万元、45万元，总计200万元；等等。1992年，诸暨市纸板厂投资75万元，用于技改1600型造纸机一台，并在当年2月投产。为有利于纸板厂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次年5月29日，朱迪伟以诸暨市纸板厂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乙方）与下坂顶经合社（甲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其中约定：一、对村办企业诸暨市纸板厂实行厂长个人承包，全奖全赔制，承包期限为7年，自1993年6月1日起至2000年5月30日；二、承包指标为7年承包期内应增加积累资金750万元，包括企业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三、1600技改项目未完工程，由乙方负责施工、购建，但总额累计应掌握在750万元之内，资金由乙方自筹，以后乙方需增添设备，应经甲方同意，资金在承包结果中列支，承包期满后归甲方所有；四、乙方完成的承包积累资金，每年除上交村1万元之外，其余资金应及时用于偿还债务；四、为有利于企业的统一管理和结算，1092型造纸机在原承包合同确定的1996年3月31日到期结算后，继续由乙方承包至2000年3月31日，承包性质同时转变为个人承包，实行全奖全赔，每年承包指标为30万元（包括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等等。受下坂顶经合社的委托，诸暨暨阳审计事务所就诸暨市纸板厂截止1999年2月28日的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于1999年3月21日出具了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的内容如下：一、诸暨市纸板厂承包前1989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状况为：1、资产。（1）货币资金11524.08元；（2）应收账款115333.51元；（3）存货179411.70元（其中待处理损失127445.87元）；（4）待摊费用9898.12元；（5）固定资产原值1662837.43元，净值1511669.64元；（6）无形资产179444.33元（高压器电权）；资产合计2007280.85元。2、负债。（1）短期借款864856.24元；（2）长期借款997000元；（3）应付账款32349.72元；（4）其他应付款1321.72元；（5）应付工资4791.54元；（6）应付福利费6687.93元；（7）应交税金138953.47元；（8）未交管理费6034.45元；（9）预提费用647196.77元；负债合计2699191.84元。3、所有者权益。（1）资本公积-236709.35元；（2）未分配利润-455201.64元；合计-691910.99元。二、至1999年2月28日，经审计调整后的账面资产、负债和权益状况为：1、资产。（1）货币资金27637.04元；（2）应收账款4753294.50元；（3）预付账款36957.78元；（4）其他应收款384607.98元；（5）存货4639831.63元；（6）固定资产原值10110905.08元，净值4089329.07元；资产合计13931658元。2、负债。（1）短期借款8421502元，其中农行草塔分理处330万元，个人集资款4011502元，肖山明发包装材料厂31万元，杭州农行信托投资公司80万元；（2）应付账款1434518.81元；（3）预收账款69236.46元；（4）其他应付款154557.51元；（5）应付工资563334.67元；（6）应付福利费876760.55元；（7）未交税金3932692.09元；（8）其他未交款932148.96元；（9）未交管理费271729.41元；（10）预提费用（利息）1324736.63元；负债合计17981217.09元。3、所有者权益。（1）实收资本128313.99元；（2）资本公积1893185.22元；（3）未分配利润-6071058.30元；合计-4049559.09元。4、其他事项。（1）税金及附加。诸暨市纸板厂1989年4月至1999年2月28日期间共计应交税金及各项基金、附加10120529.30元，已交4239476.39元，减免1153165.33元（未扣除上交促产周转金45266.94元），社会性开支2000元，至1999年2月28日欠交4864841.05元；（2）折旧。1989年4月至1999年2月28日期间，诸暨市纸板厂共提取折旧5946785.66元。（3）净资产增值。至1999年2月28日，诸暨市纸板厂净资产为-4049559.09元，比承包前的1989年3月31日的-691910.99元减少3357648.10元。（4）上交下坂顶村各种费用及利润1310699.20元已列入企业亏损。1999年3月28日，朱迪伟（乙方）又与下坂顶经合社（甲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诸暨市纸板厂全部资产租赁给乙方经营，租赁期限自1999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租赁费为每年22万元，在每年5月1日前付清，总计应付220万元；租赁期间，乙方应承担甲方的7408616.72元债务，其中330万元银行贷款划到纸板厂账户，并由纸板厂财产作抵押，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自负。1999年7月26日，朱迪伟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直至2009年4月才刑满释放。2002年1月30日，下坂顶经合社（甲方）与朱迪伟（乙方）签订了清产核资结算协议，其中明确双方一致同意解除1999年3月28日签订的诸暨市纸板厂租赁协议，并商定以1999年3月28日前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诸暨暨阳审计事务所于1999年3月2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进行清产、核资、结算兑现，统一意见如下：一、乙方应上交甲方的款项有，（1）按承包合同条款结算，乙方应上交承包款901万元；（2）至1999年3月28日，承包期间所发生的银行贷款本金410万元由乙方负责偿还；上述两项合计乙方应付给甲方人民币1311万元；二、乙方在承包期间已上交给甲方的款项有：（1）已上交给甲方各种款项1347432元；（2）支付原纸板厂亏损款691900元；（3）新增固定资产8448067元，甲方同意全额抵交承包款；三、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相抵后，乙方应上交给甲方人民币2622900元；四、诸暨市纸板厂固定资产盘亏金额为392144元，朱迪伟的妻子朱姣英从厂内搬去实物7件（详见清单），总金额为370452.52元，实际少财产金额21692元，朱姣英拿去的实物按附件明细在此协议生效后二天内归还甲方，其余失少的价值21692元的财产，由甲方负责承担；五、诸暨市纸板厂零星材料盘亏金额449614元，其中朱姣英已拿回去折价为148790元，实际失少零星材料的金额为300824元，此盘亏实物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六、乙方在承包期间所欠的国税、地税待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后再作结论，其余应收应付款项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七、银行贷款410万元自1999年3月28日后发生的贷款利息由甲方负责支付，乙方不承担付息责任；八、本协议第三条确定的应上交款项2622900元，待有关部门对诸暨市纸板厂的国税、地税的欠税问题依法作出处理意见后，再付给甲方；双方对于乙方在承包期间尚欠国税、地税税费4864841元意见不一，乙方要求按1998年6月30日双方签订的变更协议执行，甲方则要求由乙方负责交纳，双方同意欠税问题待后依法处理。协议签订后，税务部门至今未向未向下坂顶经合社和朱迪伟追缴税款，朱迪伟亦未支付过承包款。下坂顶经合社实际归还贷款250万元，余欠贷款本息已经免除。因朱迪伟一直未能付清承包款，朱家经合社曾于2009年要求诸暨市草塔镇人民政府出面进行处理。2012年起，朱家村的镇人大代表三次向草塔镇第十七届人代会提出议案，要求解决诸暨市纸板厂的遗留问题及财务问题，诸暨市草塔镇人民政府对其中两次提案作出了相应的答复。2015年6月，朱家经合社诉讼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下坂顶经合社于1999年9月因吊销执照被注销，此后由诸暨市下畈顶经济合作社继受了下坂顶经合社的权利义务。因行政村撤并，诸暨市下畈顶经济合作社于2006年10月注销，并入新成立的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经济合作社。2015年4月23日，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经济合作社变更为原告现名称。还查明，2004年3月，诸暨市下畈顶经济合作社以朱迪伟及其妻子朱姣英已将桑塔纳轿车抵债给朱中伦的情况下，又将该车用于抵付承包款239698元，后一行为无效为由，于2004年3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迪伟、朱姣英支付承包款239698元。原审法院审理后判决由朱迪伟支付诸暨市下畈顶经济合作社承包款239698元。原审认为，原告朱家经合社的前身下坂顶经合社与被告朱迪伟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和租赁合同关系，其中的承包合同关系到2000年5月20日均已经届满，而租赁合同关系亦已在2002年1月30日经双方合意解除。嗣后，因被告朱迪伟未按照清产核资结算协议履行，以致酿成本案诉讼。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朱迪伟应上交承包款（即1993年5月2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增加积累资金）901万元，对此数额双方并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原告前身下坂顶经合社与被告朱迪伟于2002年1月30日签订的清产核资结算协议是否存在计算错误现象，以及该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二、原告朱家经合社的诉讼请求有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被告朱迪伟的抗辩意见，就结算协议是否存在计算错误之处评判如下：（1）承包期间的减免税金额1153165.33元和预提费用1324736.63元可否抵交承包款？减免税1153165.33元已体现在企业的损益当中，故该笔费用不得抵交承包款。而预提费用1324736.63元，性质上属于应付未算，抵交的前提在于已计提的费用无需再支付给对方单位或个人，如计提的费用还需支付，则抵交并不能成立；再者，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制指标为企业增加积累资金，包括企业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并不包括预提费用，故预提费用不得抵交承包款。（2）被告朱迪伟在承包期间因购置固定资产而产生的银行贷款410万元是否应由下坂顶经合社偿还，或应扣减承包前的贷款1560500元？根据1993年5月29日承包合同约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由被告朱迪伟自筹，故承包期间因购置固定资产所产生的银行贷款理应由被告自行承担。根据诸暨暨阳审计事务所于1999年3月2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其中载明1989年3月31日的资产状况、负债和权益状况为亏损691910.99元，该部分亏损在结算协议中明确予以减除，原有银行贷款已在负债与资产的平衡中得以体现，故承包前的银行贷款不应扣除。（3）合同终止后，下坂顶经合社实际仅归还贷款250万欠贷款已经免除，结算协议按照410万元确定还贷金额是否恰当？被告朱迪伟与下坂顶经合社签订结算时，对尚欠银行贷款本金410万元并无异议，至于下坂顶经合社在合同终止后，通过某种因素得以免除部分银行贷款，该行为发生在双方签订结算协议之后，与被告朱迪伟无涉，被告主张应扣减免除部分贷款的主张同样不能成立。（4）审计时确定的存货4639831.63元有否漏算？在诸暨暨阳审计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时，被告朱迪伟与下坂顶经合社的承包合同关系尚未到期或终止，故其中确定的存货只是表明企业当时的该项资产状况，并不表示下坂顶经合社已经接收了全部存货；再者，从结算协议载明的零星材料盘亏内容来看，可以判断存货实际并未移交，故被告朱迪伟主张漏算存货金额，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5）朱迪伟在承包期间尚欠国税、地税税款4864841元，税务机关至今尚未追缴，该笔款项可否抵交承包款？减免税的依据是税务部门制定的减免税文件，而欠税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应交而未交的款项，性质上并不等同于减免税，不能简单地认为上述税款至今未交，就属于减免税。由于承包合同仅仅约定减免税可以抵交承包款，故应交而未交的税款并不能抵交承包款。（6）结算协议上确定的新增固定资产为8448067元，这一数据的来源是承包前和审计时前后两个固定资产原值的相减，这样计算是否正确？根据1993年5月29日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指标为增加积累资金，包括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故折旧可以抵交承包款。由于被告朱迪伟和下坂顶经合社签订的结算协议是按照承包前后的资产和负债数据相减进行计算的，而承包前的固定资产原值并非承包期间的增加积累资金，故扣减承包前的固定资产原值，以此确定新增固定资产应属正确。再者，原有固定资产已在负债与资产的平衡中得以体现，故承包前的固定资产原值不应扣除。综上，被告朱迪伟认为结算协议存在计算错误现象，这一主张不能成立。被告朱迪伟以结算协议计算上存在严重错误进而主张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的观点相应不能成立。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对有关追征期限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因税务机关或纳税人的责任造成未交或少交税款在一定期限内未发现的，超过此期限不再追征。纳税人已申报或税务机关已查处的欠交税款，税务机关不受该条追征期规定的限制，应当依法无限期追缴税款，故该法第八十六条“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一规定是否适合本案情形尚存在争议，以该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确定结算协议签订后的五年届满之日起算本案诉讼时效并不恰当。原告朱家经合社曾于2009年向镇政府进行反映，要求对朱迪伟的承包欠款进行处理，从该时间点起算诉讼时效较为恰当。此后，朱家村的镇人大代表三次提案要求对诸暨市纸板厂的遗留问题进行处理，而本案所涉的承包欠款，毫无疑问在遗留问题之列，由于上述提案是基于权利人朱家经合社的要求而提出，代表的是朱家经合社的利益诉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之规定，三次提案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同时，立法上规定诉讼时效制度的旨意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结合原告朱家村经合社主张权利的过程分析，其一直在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从有利于权利人的角度解释，也应认定朱家经合社的诉讼请求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朱家经合社的诉讼请求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告朱迪伟尚欠下坂顶经合社承包款26229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原告朱家经合社以下坂顶经合社权利义务继受人的身份主张权利，要求被告朱迪伟偿还该笔款项，理由正当，且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该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付款利息，由于无法确切判断原告朱家经合社向诸暨市草塔镇人民政府要求处理本案所涉争议的确切时间点，可将2009年的最后一日确定为逾期利息的起算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朱迪伟应付给原告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人民币26229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09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诸暨市草塔镇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83元，由被告朱迪伟负担。宣判后，朱迪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2年1月30日双方签订的《清产核资结算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存在重大计算错误。1、上诉人系在服刑期间在未参与核资和结算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系被上诉人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结算协议上的数据存在重大错误。（1）根据前后二份承包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不是“一脚踢”承包，而只是增加积累或偿还承包前的银行贷款，是承包经济指标，该指标是包括企业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协议约定上诉人应上缴承包款901万元系用词错误，该901万元由多项不同性质的款项组成，是逐年积累的一个总额度。实际上，上诉人承包期间累计为被上诉人增加920万余元资产，远远超过901万元的指标；（2）《清产核资结算协议》得出上诉人还应向被上诉人上交人民币2622900元之结论显然系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把上诉人移交的负债（银行贷款）410万元未减去承包前已经存在的贷款1560500，而移交的资产却减去承包前已存在的固定资产166万余元，同时未把上诉人承包期间争取到的减免税115万余元计算入已完成之承包指标中；（3）被上诉人实际只归还银行贷款250万元，余款160万元银行早已不再主张或核销，从公平角度只能按250万元认定，原审按照410万元结算显然被上诉人获取了不当利益，对上诉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二、原审对被上诉人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主张仍予以支持，属适用法律错误。（1）结算协议第八条附有付款条件，即待有关部门对诸暨市纸板厂的欠税问题依法作出处理后，再付款。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超过五年就不予追缴，然而税务机关迄今未对该欠税问题作出任何处理，超期不处理等于已处理，上诉人应在税务机关不再处理后的两年内即自2007年2月1日起主张权利，现上诉人提起诉讼显然超出了二年诉讼时效期间；（2）即使认定被上诉人曾于2009年向镇政府进行反映，主张权利，那么被上诉人至少应在2011年底之前向法院起诉，现原审调取的证据显示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及镇政府的答复均时间是超过二年时效后的2012年7月、2014年7月，按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超过诉讼时效后权利人再提出主张除债务人重新确认外，不再保护，而上诉人自2009年刑满释放后并未确认欠款事实，故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尚未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此外，原审调查取证违反了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构成程序违法。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朱家经合社辩称:一、上诉人朱迪伟于2001年12月3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002年1月7日朱姣英签字的留存固定资产清单、（2004）诸民二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授权其妻子处理诸暨市纸板厂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一切经济往来及财产移交手续，朱姣英实际也参与了清产核资，朱迪伟对于该清产核资协议知情，同时上诉人于2015年4月20日再次在协议复印件上签字认可。故上诉人关于协议签订过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协议内容不知情的主张不能成立。二、结算协议中的数据并不存在重大错误。对于上诉人应上缴承包款901万元双方一审中并无异议；从审计时的资产负债情况来看，所有者权益的金额相比承包前并不是增加了920万余元，而是亏损4049559.09元；应交而未交的税款不能抵交承包款；上诉人提出银行贷款410万元，包括了承包前的贷款1560500元，应予扣除，实际本案结算时已经将承包前的负债691910.99元结算在内，再次扣除则属于重复扣除；关于上诉人提出应归还的410万元银行贷款，被上诉人实际仅归还250万元，存在不当利益的问题，被上诉人是通过某种因素得以免除部分银行贷款，该行为发生在双方结算协议后，与上诉人无关；即使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上诉人也超出了行使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曾于2009年向草塔镇政府反映要求对上诉人的承包欠款进行处理，此后被上诉人的人大代表也多次提案，几次提案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程序合法。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朱迪伟向本院提交《关于“诸暨市纸板厂承包合同”部分条款变更协议》一份，证明：根据变更协议，双方于1998年6月30日协商将原承包合同中“包括企业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中的“减免税”去掉，增补为“企业应缴税总额的70%归甲方处理和享受”，故依据变更协议，纸板厂欠税可以全部抵交承包指标，上诉人已经不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被上诉人朱家经合社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变更协议》上所盖公章与承包合同上“下畈顶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不一致，且该《变更协议》上未有当时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签名，该《变更协议》从未经被上诉人认可，系上诉人一方利用自身职权所签订；在原承包合同即将到期之前签署该份补充合同，与常理不符；即使该协议真实有效，按照协议第一条“企业应缴税总额的70%归甲方处理或享受”，则应由上诉人将企业应缴税总额的4864841元的70%交由被上诉人处理，实际上上诉人至今未交；《变更协议》第二条载明“第一条内容按实际发生额抵作承包指标”应理解为只有在预提税款后因减、免、挂账原因退回发包方，该款项才可以抵作承包款，上诉人称挂账的70%欠税可以直接抵作承包指标根本不符常理。本院认证认为，对于该份协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实该协议上的公章系伪造，且明确陈述该公章村里曾经使用过，且能够与《结算协议》中第八条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故对于该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的待证目的，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予以阐述。为核实诸暨市纸板厂的有关欠税情况，本院二审中向诸暨市国税局、诸暨市地税局调取《查询情况说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各一份，本院依法向双方出示并组织双方质证。上诉人朱迪伟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可以证实诸暨市纸板厂的欠税已无需缴纳。被上诉人朱家经合社质证无异议，认为可以证实该480多万元的欠税税务部门不作处理了，说明现在没有发生实际的税收数额，上诉人没有实际缴纳该笔款项，故不能抵作承包款。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来源合法，双方当事人经质证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朱家经合社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除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1996年6月30日，朱迪伟与草塔镇下畈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关于“诸暨市纸板厂承包合同”部分条款变更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一）原合同第二条第1款“包括企业按规定提留的基金、减免税、折旧和企业经营中的税后利润”中的“减免税”去掉。增补为“企业应缴税总额的70%归甲方处理或享受（包括减、免、挂账）以前已减免部分税金均归甲方所有。（二）以上第一条内容按实际发生数额抵作乙方承包指标。（三）原合同第二条第5款中的”减免税“内容同样去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与原审一致，即：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30日达成的《诸暨市纸板厂清产核资结算协议》是否存在因计算错误导致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否超出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上诉人关于结算协议对相关数据计算错误的上诉主张难以成立，本院逐一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减免税1153165.33元应否抵扣承包款的问题，由于企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减免税将会导致企业的利润增加，相应的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的损益当中，故对于已经体现在企业损益表中的减免税，无需将该部分款项再行与承包款抵扣；（2）关于上诉人朱迪伟在承包期间产生的银行贷款410万元应否扣减承包前贷款15605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1993年5月29日的承包合同，上诉人负有增加企业积累资金的合同义务，而判断积累资金有否增加取决于承包前后的净资产增值，原有的贷款已经在资产和负债的平衡中得到体现，在确定净资产增值时再行扣除承包前贷款显然不当，同理，在确定固定资产增值时应将承包前和审计时前后两个固定资产原值相减，承包前的固定资产166万余元当然不能视为增加的资金积累，应予扣除；（3）关于被上诉人实际只归还银行贷款250万元，而结算协议中确定其应全额归还被上诉人410万元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同原审法院对此的分析，被上诉人因其他原因在结算协议之后得以免除部分贷款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仍应按照结算协议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该笔款项。综上，上诉人关于相关款项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难以成立。退一步说，即使案涉《结算协议》相关款项金额计算错误导致朱迪伟产生重大误解或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等合同可撤销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据此，上诉人应在知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现其主张《结算协议》存在前述可撤销事由，已超出行使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结算协议》的约定，在应缴和已缴的款项相抵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承包款2622900元，上诉人理应依约及时清偿该笔该项。至于《结算协议》第八条约定“该2622900元待有关部门对纸板厂的国税、地税的欠税问题作出处理意见后，再付给甲方”一节，对此本院认为，从该条款的缔约背景来看，双方系对诸暨市纸板厂欠税问题的处理存有争议，上诉人认为应按照1998年6月30日的变更协议执行，相应的欠税可以抵扣承包款，被上诉人则认为应由上诉人负责缴税，而分析1998年6月30日的《变更协议》，虽该协议第一条有“应缴税总额的70%归甲方享有和负担（包括减、免、挂账）”的内容，但同时该协议第二条明确：“以上第一条内容按实际发生的数额抵作乙方承包指标”，从文义理解，应指实际发生的应缴税额才能抵扣承包指标，包括减免税或税务机关确定核销的税款，上诉人主张上述条款中“实际发生的数额”包含企业现存挂账税款，显与常理不符，不能成立。本案中，虽税务机关至今尚未向朱迪伟追缴案涉欠税，本院从税务机关调取的诸暨市纸板厂的相关涉税信息也显示没有诸暨市纸板厂的欠税记录，但均不能表明该笔4864841元欠税实际已被减免或核销，故即便按照《变更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主张案涉欠税应抵扣承包款亦缺乏事实依据。现被上诉人就上述2622900元款项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结合前述分析及本案实际，应认定该笔债务的履行界限已经届满，上诉人理应偿还。上诉人关于付款条件未成就，无需支付该笔款项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朱家经合社就案涉承包款问题曾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朱家村的人大代表也基于被上诉人的要求先后于2012年、2014年提出相关议案，被上诉人积极行使权利的事实清楚，其向相关国家机关提出保护相应权利的请求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其于2015年6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出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上诉人提出应以原结算协议签订后的五年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原审对此已经作了充分详尽的阐述，本院均予认同，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另外，原审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对原诸暨市草塔镇干部章忠潮进行询问，并组织双方对调查笔录予以质证，程序操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83元，由上诉人朱迪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启龙代理审判员  钟丽丹代理审判员  丁敏佳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陆琪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