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忠。
委托代理人：贺从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伟扬。
上诉人陈伟忠因与被上诉人任伟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市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初二字第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任伟扬系具有保险资格证书的保险代办人，从事保险代办业务。原审庭审中，任伟扬述称其系保险代办人，过去几年陈伟忠的车辆（粤A×××××雪佛兰小轿车）都是由其代办保险及年审等事项，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亦没有约定服务费、利息等事项。2014年9月24日，陈伟忠称其车辆保险差不多到期，故委托任伟扬为其办理车辆保险（含交强险）续费，并帮他购买车船税和办理网上预约年审。任伟扬向陈伟忠报价后，在得到陈伟忠同意后出具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单，并通过自己的光大银行信用卡代陈伟忠交纳了保险费2590.93元和车船税989.59元，同时预约第二天下午去办理年审。为证明其代垫费情况，任伟扬向法庭提交了保单、保险费发票和车船税发票，并提供了对应的其光大银行信用卡刷卡凭证和光大银行出具的该信用卡交易明细。经查，该光大银行信用卡确属任伟扬所有，且交易日期、交易金额与陈伟忠保险车辆保险费发票、车船税发票的出票日期、金额一致。
任伟扬称2014年9月24日当晚，陈伟忠向其致电，告知其保险车辆在深圳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任伟扬应陈伟忠要求找人代办保险出险。任伟扬把保险车辆开到荣升修理厂，委托该厂代为报出险并修理该车。经保险公司定损，保险车辆的损失为1320元。任伟扬将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告知陈伟忠陈伟忠，陈伟忠提出把保险车辆左边损坏车门一并修理，任伟扬告知其保险公司已定损，车门修理只能自行另付300元修理，陈伟忠同意自行付钱修理。2014年9月30日保险车辆修理完毕后，任伟扬到荣升修理厂提车，并代陈伟忠支付了修理费1620元（含保险公司定损的1320元和另外修理车门的300元）。提车后，任伟扬帮陈伟忠就保险车辆办理了年审手续，并交纳了车辆年审费合计350元（含车辆检测费195元和车辆修理费155元）。之后，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8日通过转账向陈伟忠赔付了1320元保险费。为证明其陈述，任伟扬提供了保险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荣升修理厂出具的保险车辆维修费《收据》两张、维修费发票一张、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给陈伟忠的《快钱付款凭证》、年审发票两张。
另查，任伟扬称其多次向陈伟忠催还款项未果后，于2014年11月14日委托了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以挂号信方式邮寄了一份追索款项的《律师函》给陈伟忠陈伟忠，但一个月后被退件了。
任伟扬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陈伟忠归还任伟扬为其支付的车辆保险费（含交强险）2590.93元、车船税989.58元、车辆修理费1620元（其中保险公司赔付部分1320元、车门自付部分300元）、车辆年审费350元、追讨多次往来交通费500元及所拖欠的利息282元（按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从2014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1月23日止暂计4个月），以上合计6332.51元；2.陈伟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任伟扬作为保险代办人受陈伟忠委托为其代办车辆保险、交纳车船税、办理车辆年审等事项，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从任伟扬的陈述及其提供的支付证明等证据可以看出，任伟扬确存在受陈伟忠委托，为其代办保险事项的行为，故在陈伟忠未提出异议，亦未提出相反证据推翻任伟扬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任伟扬已经依约处理委托事务并预付相关费用，陈伟忠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任伟扬提供的保险单、发票及支付证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为陈伟忠预付了车辆保险费2590.93元、车船税989.58元、车辆修理费1620元及车辆年审费350元，合计5550.51元。因此，任伟扬请求陈伟忠偿还其预付的上述费用合计5550.51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任伟扬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任伟扬主张因催收款项的交通费500元，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交通费的实际支出，其该项诉请缺乏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陈伟忠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陈伟忠向任伟扬偿还5550.51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二、驳回任伟扬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义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逾期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伟忠负担。
上诉人陈伟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陈伟忠已支付了保险费2590.93元和车船税989.59元给任伟扬。任伟扬在2014年10月8日到陈伟忠的单位门口，称其已为陈伟忠办理了续保，合计费用3580.51元，打折后实收3489.58元，当即陈伟忠已付给其现金3500元，任伟扬收款后即将保险证、保险发票和车船税发票交给陈伟忠，不存在欠其代垫上述费用。任伟扬为达到其不良目的，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并利用其职务便利向法庭提交了第二联保单、第二联、第四联凭证等不是陈伟忠留存发票，更有甚者，有些票据是2015年2月才开具的，这明显是造伪。2.陈伟忠已将车辆维修理赔保险费1320元退回给了保险公司。2014年9月26日，陈伟忠的车辆在深圳发生交通事故，陈伟忠即电告任伟扬，任伟扬回复称，其去办理修理和出险，并要求将车辆开回增城，车辆修好后，任伟扬提出共1820元，其中保险定损1320元，自付费用300元，理赔人员小费200元。当时陈伟忠质疑，为何还有自付费300元（系当时一切费用由保险公司理赔），为何还要收200元理赔人员小费，为此，双方开始发生争议产生矛盾，任伟扬为此多次威胁并称要举报陈伟忠骗保，致陈伟忠失去工作。陈伟忠只好于2014年11月19日将保险公司的理赔款退回给了保险公司。故陈伟忠不存在欠其修理费问题。陈伟忠上诉请求判令：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任伟扬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任伟扬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陈伟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机动车辆保险单及交强险单；2.保险合同；3.车船税发票、保险发票；证据4.报警回执；证据5.收据。其中，证据1-3拟共同证实虽然陈伟忠委托了任伟扬办理保险，但陈伟忠已经向任伟扬全额支付了保险费及车船税，按照常识，若陈伟忠没有付款任伟扬是不会将保险单及发票交给陈伟忠的；证据4、5拟共同证实涉案车辆确实出了交通事故，但所有的理赔、定损我方均不知情，是任伟扬一手操作的，理赔款1320元也确实到了我方账户上，后来我又全额返还给保险公司了。任伟扬质证称：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在有的保险是将单据先交给客户核对后再由客户划账的，但是陈伟忠没给钱；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为无法确认。任伟扬二审补充提交陈伟忠写给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材料一份，拟证明陈伟忠没有付款。陈伟忠质证称：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修理费用就是1320元，涉案车辆购买了全额商业保险，不存在产生额外费用，任伟扬找我方要的钱与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不一致导致产生了争议。任伟扬还补充提交了一份广州市增城荣升汽车修理厂结算单打印件，拟证明涉案车辆左后门有喷漆，费用300元为自负费用。陈伟忠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没有修理厂的盖章及任何修理人员的签字。
二审另查明：2014年9月27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车辆车损情况进行评估，确定损失额为1320元。广州市增城荣升汽车修理厂于2015年2月1日开具发票，载明对维修涉案车辆事务共收取了1620元。中华财险增城支公司理赔部于2014年11月19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陈伟忠退回关于其投保车辆粤A×××××“2014-9-27”案件赔款人民币1320元。
陈伟忠在其2014年10月30日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材料中陈述：“……结算时，我发现保险赔付行中300元处理费、200元小费不合理，我提出异议，并表示300元可忍，200元不给。批评他清单的合计数都错了（附1份费用清单），让他重新计算。事实上，我是给个台阶他下，让他自动减掉200元，但半小时后，他没有这样做（有短信为证），我一提异议，他便威胁要告骗保，我都忍了，看在朋友的份上，想送他200元。我致电给他，请他出来喝茶并顺便结清数目，他说要打麻将，话没说完，就断我电话，我又打了几次都不接。第二天更翘起尾巴，我一没接电话（街上走我没听到）就威胁我，从此，我下定决心，决不让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得逞，更为了我的安全，他必须向我道歉，向我提供理赔清单、各种费用发票，我才付款给他。朋友的劝告他听不进，反而变本加厉地威胁，跑到我的单位骚扰……”。
本院认为：陈伟忠委托任伟扬办理车辆保险、修理及年审事宜，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首先，任伟扬代陈伟忠办理了车辆保险、交纳车船税的事务，任伟扬提供了保险单、发票及信用卡刷卡凭证等证据，证明其为办理上述事项代陈伟忠垫付了相关的费用合计3580.51元。虽然陈伟忠手持保险单原件，但根据其在2014年10月30日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书面材料中的陈述可知，截止该日其仍未向任伟扬支付相关款项，这与其在上诉状中称在2014年10月8日已经支付了3500元给任伟扬的陈述明显矛盾，且陈伟忠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其已经付款的事实予以证实，故陈伟忠主张其已经向任伟扬支付了保险费和车船税的费用，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陈伟忠委托任伟扬办理汽车修理和出险，任伟扬亦提供了发票及收据证实其替陈伟忠支付了1620元，陈伟忠应该向任伟扬偿还该部分款项。虽然维修费发票开具的时间是2015年2月1日，但发票开具时间较晚并不能直接否认车辆已经得到维修的事实，而任伟扬解释称修理费中300元部分为左后门喷漆的费用，不属于保险合同理赔范围，陈伟忠原审未到庭应诉，二审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修理费1620元是任伟扬伪造的，故本院对任伟扬主张修理费为1620元予以采信。虽然陈伟忠向中华财险增城支公司理赔部退还了1320元，但这属于其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据此免除其应偿还给任伟扬的费用。陈伟忠主张其是在任伟扬存在威胁举报行为的情形下才退还上述费用，并以此要求任伟扬承担修理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任伟扬主张其已代陈伟忠办理车辆年审，要求陈伟忠偿还其预支的350元，因其已提供发票予以证实，陈伟忠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任伟扬的主张予以采信。因此，原审判令陈伟忠向任伟扬偿还5550.5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陈伟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伟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杨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