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嘉南商初字第834号
原告：钱秋如。
委托代理人：沈韶华。
被告：徐建华。
被告：顾菊兰。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肖。
原告钱秋如与被告徐建华、顾菊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议庭审理，于2014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秋如委托代理人沈韶华、被告徐建华、顾菊兰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秋如起诉称，2011年7月19日、9月25日、11月5日，原告分别卖给徐建华茶叶价值805万元、805万元、1080万元，合计2690万元。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被告徐建华共支付1048万元，余款1642万元未付。被告顾菊兰与徐建华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由被告共同承担。2012年10月22日原告向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3年2月26日，南湖区人民法院以本案需以韩红军合同诈骗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中止诉讼，2013年11月14日，又以韩红军合同诈骗一案为理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3年12月1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韩红军无期徒刑，根据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事实的载明，本案争议的茶叶由被告徐建华单独被韩红军骗取的，并不是原告与徐建华合伙卖给韩红军茶叶。故特重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二被告立即支付茶叶款1642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徐建华、顾菊兰答辩称，本案并非买卖关系，而是合伙关系；系争茶叶由钱秋如、徐建华、陈惠强、陈惠民、韩红军合伙与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勤部）进行交易，而实际被韩红军诈骗。因此本案并非原告所认为的买卖关系。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送货单、托运单各3份，证明原告与徐建华之间买卖关系的事实。
2．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份，证明被告徐建华、顾菊兰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3.（2012）嘉南商初字第917号民事裁定书（中止裁定、驳回起诉裁定各1份）、（2013）浙嘉商终字第554号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原告曾向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后被裁定驳回起诉，嘉兴中级人民法院维持该裁定的事实。
4.（2013）浙杭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该判决书认定系争茶叶款被骗的受害人为徐建华，后该茶叶的处理款为程浩所有，与原告无关。
经质证，对证据1被告认为其并未收到货物，当时是由所谓的总后勤部给原告发送传真，由原告发货，送货单后由陈惠强拿给徐建华签字确认；对证据2、3被告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徐建华向公安部门报案时提出系争茶叶为合伙经营，但由于安吉县溪龙乡大山坞东山茶场（以下简称东山茶场）的公章在原告处，原告不予配合，所以徐建华代表合伙向公安部门报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仅对韩红军的诈骗行为进行确认，并未对原、�告之间的民事关系进行审理，刑事判决仅确认徐建华合伙被骗取茶叶的数额。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协议书1份、总成本帐、借款、总后勤部茶叶包装盒指定生产授权书、军需物资采购指定供应商授权书（均为复印件）各1份；证明钱秋如、徐建华、陈惠强、陈惠民、韩红军签订合伙协议，与所谓的总后勤部做茶叶生意，总后勤部授权东山茶场进行茶叶包装。
2.总后勤部军需物资采购合同5份及发货函4份；证明钱秋如、徐建华等人合伙与所谓的总后勤部签订了茶叶的买卖合同，合同有原告经营的东山茶场的签章，合同的金额、单价、茶叶的品种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相对应，可以证明原告与徐建华是合伙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
3.顾菊兰银行卡清单1份；证明本案所涉的龙井茶是徐建华向孟欢乐购买的，由孟欢乐发到安吉，再由原告一并发往北京�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认为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之间，是在系争茶叶买卖之后定的一个草案，协议书明确要求每人签字后生效，但事实上并非每人均签字，故该协议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总账本并非原告与徐建华的对账，与原告主张的金额也不对应；包装盒授权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借款清单不符合证据的形式，金额与原告主张数额不一致。对证据2认为合同上东山茶场章是真实的，但韩红军在笔录中已陈述系徐建华借了原告的公章与所谓的总后勤部签订了虚假的合同，原告对此并不知情。对证据3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根据被告徐建华的申请，本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韩红军的讯问笔录和钱秋如、陈惠强的询问笔录及孟欢乐、杨仲渺向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
1．韩红军在讯问笔录中陈述：2010年徐建华、钱秋如、陈惠民、陈惠强等�在江西承包了一个茶山，四人觉得与部队做生意利润较好，决定由韩红军出面代表与部队做茶叶生意；在2010年底开始由韩红军代表东山茶场与总后勤部签订合同，一开始徐建华、钱秋如、陈惠民、陈惠强之间没有合同也没有协议；韩红军听说四人之间的预付款和回收款分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在2011年的上半年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徐建华电话告知了韩红军协议的内容，并由徐建华代韩红军在协议上签字。
2．陈惠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0年10月开始做茶叶生意，由东山茶场出面，盖东山茶场的公章，代表其与徐建华、钱秋如、陈惠民、韩红军的利益，由韩红军代表与部队总后勤部签订茶叶采购合同；因为应收应付款搞不清楚，所以在2011年11月份签订了一份协议，主要涉及利润的分配；当时钱秋如把前面三笔发给部队的茶叶合同标的写进去了；协议上是五个人合伙的，具体分工由韩红军与部队联系，钱秋如负责收购茶叶和发货，徐建华负责资金，陈惠强打杂跑腿。协议书上六仟多万是钱秋如要求写上去的，一仟多万是徐建华要求写上去的，徐建华要求钱秋如把已经收购茶叶的款项列进去。
3．钱秋如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徐建华在江西开发种茶叶时认识，后来变成朋友加合伙的关系；协议签订之前，徐建华借了东山茶场的公章与所谓的总后勤部签订合同做茶叶生意；徐建华向其采购的茶叶钱未付清，所以想出来合作，协议签订后的那一笔算合伙做的。
4.孟欢乐向侦查机关出具证明：2011年东山茶场向其订购龙井茶叶400斤，价值80万元，其已将上述400斤茶叶交付东山茶场，顾菊兰向其转账80万元。
5.杨仲渺向侦查机关出具证明：2011年徐建华与陈惠强到温州与其洽谈茶叶包装盒事宜，并以东山茶场名义向其定作一批安吉白茶部队专用包装盒，货物总值157万元，其已于2011年分批将上述包装盒交付东山茶场，东山茶场通过徐建华和顾菊兰支付了其中60万元。
经质证，原告认为韩红军对协议的签订时间系主观推测，是否签订协议韩红军并不知情，即使草签了合伙协议也实际未履行；原告对徐建华加盖东山茶场与所谓的总后勤部签订合同并不知情；韩红军以买卖茶叶的名义诈骗了徐建华，而徐建华是向原告采购茶叶的。杨仲渺出具的包装款证明与孟欢乐出具的龙井茶叶款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所涉的龙井茶系原告从西湖茶叶市场零星收购的，孟欢乐未向原告送过茶叶，原告也未向其支付任何货款，这些证明均系原告起诉时徐建华指使证人作的伪证，证人应出庭作证。被告认为韩红军已经明确陈述了协议签订的原因及时间，韩红军也是合伙的一员，但他同时又冒充总后勤部向徐建华支付部�货款；如果原告与徐建华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是不会将公章交给徐建华的；合伙是有分工的，由原告负责收购茶叶、徐建华和韩红军与总后勤部联系。对孟欢乐与杨仲渺出具的证明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2、3，被告均无异议，本院确认这些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被告并无异议，惟对证据所证明的原告与徐建华之间的法律关系持有不同意见，此亦系双方关于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故对该证据的论述意见在下文予以阐述。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协议书，原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总成本帐、借款、总后勤部茶叶包装盒指定生产授权书、军需物资采购指定供应商授权书均系复印件，原告对此亦持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采购合同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的单价、数量、品名及总价相对应，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与孟欢乐向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相印证，可以证明顾菊兰与孟欢乐相关款项来往，本院予以认定。
对本院调取的相关笔录及证明分析如下：韩红军并未参与协议的签订，对协议签订的时间仅是听闻得知，而陈惠强不但对协议的内容参与协商，其作为协议人之一亦在协议上签字，陈惠强对协议签订原因及时间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且陈惠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因此本院对陈惠强的笔录予以采信，对韩红军、钱秋如与陈惠强关于协议不一致的陈述不予采信。孟欢乐、杨仲渺出具的证明系侦查机关侦办韩红军一案而收集的证据，且可以与付款凭证相印证，相反钱秋如对于龙井茶及包装盒的采购付款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故本院对该二份证明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钱秋如系东山茶场的业主；被告徐建华、顾菊兰系夫妻关系。2010年，钱秋如、徐建华、陈惠强、陈惠民在江西承包荒山投资茶叶生意。因徐建华与韩红军做部队面料生意，故四人欲通过韩红军与部队做茶叶生意；具体分工由韩红军与部队联系，钱秋如负责收购茶叶和发货，徐建华负责资金。韩红军代表东山茶场与所谓的总后勤部军需采购部签订五份采购合同，2011年4月25日二份合同中一份采购特级安吉白茶1500斤、梅家坞龙井400斤，合同金额805万元，另一份采购特级安吉白茶1000斤，合同金额400万元；2011年9月6日二份合同中一份采购特级安吉白茶1500斤，合同金额405万元，另一份采购一级安吉白茶4000斤，合同金额1080万元；2011年10月19日采购一级安吉白茶5000斤，合同金额1425万元。合同签订后，钱秋如采购茶叶，并于2011年7月20日、9月25日、11月5日将8500斤安吉茶叶和400斤龙井发往北京田跃均处，该三份送货单由徐建华签字确认。徐建华以东山茶场的名义向孟欢乐采购400斤龙井茶，并由孟欢乐将上述龙井茶交给东山茶场，顾菊兰银行转账给孟欢乐80万元茶叶款。徐建华以东山茶场的名义向杨仲渺采购系争茶叶包装盒，杨仲渺于2011年分批将包装盒交付东山茶场、徐建华、顾菊兰银行转账给杨仲渺60万元。2011年4月至同年11月，徐建华向钱秋如支付了1048万元茶叶采购款。2011年11月，钱秋如、徐建华、陈惠强、陈惠民（陈惠强代签）、韩红军（徐建华代签）签订协议书：茶叶销售总金额6425万元、成本组成（茶叶1740万元、佣金每斤茶叶900元左右、设备、包装、运费等待定）；协议还约定了净利润分配比例。
2012年10月22日，钱秋如以徐建华、顾菊兰为被告诉至本院，主张被告支付系争茶叶款，本院以该案涉及韩红军合同诈骗，且公安机关已经对韩红军立案侦查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钱秋如不服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钱秋如称与徐建华系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3年12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3月，韩红军向徐建华谎称其可以通过部队领导取得向部队后勤部门销售茶叶的订单，使用伪造的总后勤部部门公章与徐建华联系的东山茶场签订茶叶采购合同，徐建华被骗价值1200余万元的13000余斤安吉白茶。
本院认为，考察双方就系争茶叶的纠纷过程，钱秋如诉称其与徐建华之间系买卖关系，徐建华则辩称双方是合伙关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就系争茶叶而言钱秋如与徐建华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其一，（2013）浙杭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书将韩红军使用伪造的公章与徐建华联系的东山茶场签订茶叶采购合同的款项计入徐建华名下，是因为就系争茶叶款�骗由徐建华报案，且钱秋如否认其与徐建华之间的合伙关系，法院为确定韩红军的诈骗金额而将该笔款项计为徐建华的损失；对这一事实是认定为徐建华个人的损失，还是认定为徐建华代表的合伙的损失，需通过钱秋如与徐建华之间的民事关系予以审理方能确定，因此仅凭该刑事判决书不足于认定钱秋如与徐建华是买卖关系。其二，韩红军代表东山茶场与所谓的总后勤部军需采购部于2011年4月25日和9月6日签订的四份采购合同与钱秋如的送货单数量、单价、品名、金额完全一致，若如原告所称其与徐建华为买卖关系，则徐建华不可能从转售中获得利益，这与徐建华作为以营利为目的商事交易主体身份不相符。钱秋如对采购合同东山茶场的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惟认为徐建华借用东山茶场的公章以利用东山茶场的名声，钱秋如作为茶叶商人应该认知到公章交与他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其这一陈述与常理不符。故只有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采购合同与送货单单价一致及钱秋如将东山茶场公章交与徐建华的事实，方能得以符合常理的解释。其三，陈惠强在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由于应收应付款搞不清楚，所以在2011年11月份一起签了一份协议，当时钱秋如还把前面三笔发给部队的茶叶合同标的写进去了，徐建华还要求钱秋如核算茶叶的成本价也写进去了”。陈惠强系协议书合伙关系的一员，参与了协议的协商与起草过程，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故其对协议的成因与内容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对陈惠强有关合伙事实所作的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因此可以认定协议书订立前，钱秋如、徐建华等就开始由韩红军代表与所谓的总后勤部做茶叶生意，在协议签订时钱秋如、徐建华就系争茶叶的销售金额及成本，两人均要求在协议予以体现。其四，钱秋如提供的送货单中400斤龙井茶及系争茶叶的包装盒均系徐建华以东山茶场的名义分别向孟欢乐和杨仲渺采购，由孟欢乐、杨仲渺交付给东山茶场，然后由钱秋如一并寄往北京；采购龙井茶和茶叶包装盒的款项由徐建华和顾菊兰所付。这些事实均表明钱秋如负责安吉白茶的采购，由徐建华负责采购龙井茶和包装盒，然后一并履行与所谓总后勤部的采购合同项下茶叶的交付义务。综上，钱秋如与徐建华就系争茶叶并非买卖关系，而是合伙关系。经本院释明，原告对其与徐建华的法律关系坚持认为系买卖关系，不作合伙关系的变更，且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已责令韩红军退赔犯罪所得发还各被害人，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秋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0320元，由原告钱秋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邦清
审 判 员 许福忠
人民陪审员 段菊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费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