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锦民终字第010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华，女，195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
委托代理人刘福田，锦州市凌河区石桥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艳，女，1964年3月6日，汉族，无职业，现住锦州市古塔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文家，男，1959年3月19日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丽芬，1958年9月10日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同王文家（与王文家第系夫妻关系）。
上诉人刘玉华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4）古民一初字第00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玉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福田，被上诉人白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文家、张丽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华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在2013年9月22日被告给我打电话说：“你孩子给他妻子住的房子要出售，她委托我办理此事，你如果要有留下此房的想法，我可以给你办理。她又说：“得先给付预订购买房子的钱，我更能办此事了。”当日午后，我们同去锦州银行取款给她预订购买坐落于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房屋购房款5万元。事后，被告确未与我联系怎样预订上述房屋一事，据此我就讨要预订款，但是被告却至今不予退还。无奈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白艳返还不当得利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白艳向原审法院答辩称，我与原告并非朋友关系。事实上我与原告的前儿媳王敏是朋友关系。2010年初原告儿媳去庙里拜佛与我相识，很谈的来，继而交往甚深。后王敏与原告儿子离婚，经我调解原告赔偿王敏100万元，其中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房屋抵值30万元。王敏因离婚需进行精神治疗，其父母花光赔偿金及积蓄，无力继续支付医疗费，便跟我借款16万元并委托我出售上述房屋，房款抵欠款。我张贴小广告出售此房，2013年6月原告找到我说有意购买此房，让我给她留着。当时此房随体育场动迁，期间我多次向原告催交房款，原告都说她的工程款没下来，让我继续留房，且让我不跟房主说是她买房，因为双方不睦，怕房主不卖给她。一直到九月我跟原告催要房款，原告一直说钱没有下来，我便让她交付5万元定金。房款定金我转交房主后，房主给我写了收条及购房约定。我找原告要我打的收条，原告说已经丢了，无奈我留下房主收条复印件，把原件交给原告。因房主收条上注明了买卖双方共同约定，原告并没有按约定执行。2014年2月原告以工程款没下来为由，说不买房了事实上是此房动迁遥遥无期，原告无利可图。原告找我要购房定金，我当时说了两种方案：一、补齐房款，按约定进行；二、我继续卖房，等出售时我把定金扣下还给她。结果原告去报案说我诈骗，刑警队通过调查不予立案，我有房主委托，有房主新写的房款定金收条。综上所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王文家、张丽芬向原审法院答辩称，我们与白艳是朋友关系。与原告是前亲家关系。我们于2013年5月间委托白艳以人民币33万元价格拟出售坐落于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房屋。于2013年9月7日由购房人原告预购上述房屋。并委托白艳向本人交付购房款定金5万元。白艳于同年同月电话告知我（我在外地住），白艳将刘玉华交付购房款定金5万元交付给我。于当时由我女儿代笔为购房人出具了购房定金的收款条，收款条明确约定了尾款于2013年10月31日前付清，即全房款为325000元，2013年11月15日前付清房款，即全房款为33000元，交款后定金抵顶。另约定2013年11月15日前，如买方仍不能付清房款，则买方视为违约。如买方反悔，则定金不退不还，如卖方反悔，则定金双倍返还。收条由本人及女儿共同签字。依据合同法之规定，双方认可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对等的条件下，就应视为合法有效。购房方在购房时，锦州房价很高，买方只交了全房款的部分定金，限制了我再将房子另行出售，拖了近两年时间，耽误了本人售房的最佳时机。于2014年2月间购房人告知白艳房子不买了，定金要返还给她。这种行为于合同法相悖，系严重违约行为。购房定金已交付本人，白艳系居间人，受我们委托，受购房人委托交办的事情白艳如约办理完毕。我已与购房人有约定再则我们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负任何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王文家、张丽芬原系亲家，后因双方子女离婚，原告将坐落于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房屋产权过户到第三人王文家、张丽芬名下。2013年5月第三人王文家、张丽芬委托被告白艳以33万元价格出售上述房屋。2013年9月22日，原告给付被告白艳5万元，欲购买上述房屋。被告于当日给原告出具收条，内容为：收购房订金伍万元整￥50000元（上海路五段13丙-72#），收款人：白艳。被告于2013年9月29日将50000元转交给第三人。同日王文家、张丽芬为白艳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白艳代收的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房款定金50000元（伍万元整），双方定于①2013年10月31日前付清尾款，即全房款为325000元（叁拾贰万伍仟元整）；②2013年11月15日前付清尾款，即全房款为33000元（叁拾叁万元整）。注：另约定2013年11月15日前，如买方仍不能付清尾款，则买方视为违约。如买方反悔，则定金不退不还，如卖方反悔，则定金双倍返还，收款人：王敏、王文家、张丽芬。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白艳受第三人王文家、张丽芬委托出售坐落于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房屋，原告明知被告为受托人的情况下，与被告约定欲购买此房，并交付“购房订金”，被告在收到“房屋订金”款后，如数转交给第三人。被告做为受托人按委托人即本案第三人的指示处理了委托事务，在受托权限范围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按照要求报告了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委托人应对其实施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白艳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50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因被告白艳拖延导致房屋未交易完成，被告白艳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玉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已减半），由原告刘玉华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玉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3年9月22日被上诉人白艳收取了上诉人预购订坐落于锦州市凌河区上海路五段13丙-72号楼房的购房款5万元，但多日后被上诉人也没有与上诉人签属“房屋买卖协议”，直至上诉人于2014年7月20日起诉时双方也没有签订买卖协议。原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白艳答辩时提到“因房主需要钱治病，决定卖房子，便委托我代为售卖，同时向我借了16万元钱，承诺卖房款抵还。”，上诉人才明白原来自己的购房款被原审被告截流了，因此白艳才没有让我与卖方见面。而原审认为“白艳拖延导致房屋未交易完成，白艳不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这些证据理应由被上诉人提供，不应由上诉人提供。再有原审法院依法追加王文家、张丽芬为被告，于2015年6月30日开庭审理中，只是宣读了被追加人的答辩意见，但在这种意见的真假不清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采信了该意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事实不清。如被上诉人王文家、张丽芬特别授权于白艳代为出售房屋，那么白艳就理应与上诉人签订买房协议，但此事未发生。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并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预购房屋款，且由被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白艳向本院答辩称，我不是房主，是王文家、张丽芬委托我卖房子，没有同上诉人签订协议是因为上诉人不给钱。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白艳是否应返还上诉人刘玉华“购房订金”人民币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白艳受被上诉人王文家、张丽芬的委托向上诉人出售房屋时，已经告知上诉人其是受被上诉人王文家、张丽芬的委托出售该房屋，现被上诉人王文家、张丽芬认可曾委托被上诉人白艳出售该房屋并收到“购房订金”5万元，且上诉人亦明悉该房屋的所有人为王文家、张丽芬，虽然被上诉人白艳在“收条”的收款人处签名，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白艳并非该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返还“购房订金”的责任，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白艳返还“购房订金”人民币5万元依据不足，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刘玉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卫东
审 判 员 赖志勇
代理审判员 赵洪全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隋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