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7民初7914号原告：杨淑珍，女，1976年11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宋丽伶，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振松，男，1976年9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告：王海念，女，1982年4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涛，上海德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伟，女，1970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原告杨淑珍与被告刘振松、王海念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原告申请追加孙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本案于2016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宋丽伶、被告刘振松、被告刘振松和王海念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涛、第三人孙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淑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刘振松分别于2012年5月6日、2012年7月2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2.被告刘振松退还原告投资款66万元；3.被告刘振松赔偿利息损失(以66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6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被告王海念对于被告刘振松上述第2、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刘振松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上海雉河商贸有限公司为基础，成立上海凌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彬公司)，总出资24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48万元，占出资总额20%，被告刘振松出资72万元，占出资总额30%，第三人孙伟出资120万元，占出资总额50%，原告按约汇入户名为被告王海念(系被告刘振松妻子)的银行账户66万元，被告刘振松出具证明予以确认。2012年7月，原告与被告刘振松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的运营方面再次进行规定，协议约定由被告刘振松办理公司注册相关事宜，并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等。2012年7月26日，凌彬公司正式成立，2014年7月，因公司办理贷款需要调取工商信息，原告才发现并没有成为凌彬公司股东，且凌彬公司股东为被告刘振松和第三人孙伟，双方各占50%股权份额。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刘振松确认原告股东身份均遭拒。另外，协议签订后，被告刘振松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包括凌彬公司运营期间虽有盈利，却从未进行分红，被告刘振松始终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被告刘振松在经营管理公司期间另外设立了与凌彬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上海显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洋公司)令凌彬公司受损，因被告刘振松的原因，凌彬公司已经停止经营，被告刘振松的上述种种违约行为均构成原告解除合同的条件，原告与被告刘振松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刘振松的行为已经显然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且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经营成立显洋公司，且债务形成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原告提起前述诉讼请求。被告刘振松、王海念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共同投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目的是成立凌彬公司进行乳制品销售，上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且凌彬公司已经于2012年7月26日成立，登记股东为被告刘振松和第三人孙伟，各持有50%股权，当时没有将原告登记为股东是因为原告没有提供身份证，为了尽快成立公司，进行了简单登记，原告已经出资且根据协议约定其持有的凌彬公司20%股权登记在被告刘振松名下，且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公司成立后，原告参与了公司经营，享有了股东权利和义务，原告的股东资格成立，其还作为公司财务人员从公司领取报酬，原告从未书面要求进行实名登记，在2014年10月2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已经明确了原告的股权比例及代持股情况；被告刘振松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在后续运营中向凌彬公司提供了借款，凌彬公司阶段性虽有盈利，但因为股东之间矛盾内耗，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被告刘振松的股东利益同样受到损害，这并非原告没有成为登记股东造成的，而是经营风险问题，原告要求退出公司应当取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清算，故不同意原告解除上述协议的诉讼请求；原告交付的投资款已经实际投入公司运营，两被告仅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提供了银行账户但并未实际占有该款项，故不同意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第三人孙伟述称，同意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凌彬公司由被告刘振松负责管理，第三人不清楚凌彬公司如何运营、登记，没有看到过被告刘振松的投资明细，但看到了原告的投资。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6日，原告作为丙方、被告刘振松作为乙方、第三人作为甲方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1份，约定签约后本公司(雉河商贸有限公司)所有的关于营业执照、经营权全由乙方来经营并更名；第二条约定三方出资总额24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120万元，占50%，乙方出资72万元，占30%，丙方出资48万元，占20%，各共同投资人应于2012年5月5日后将上述出资额乙方和丙方解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并记载了被告王海念的账户信息)；第三条约定共同合资人按照出资额占总额的比例分享利润并承担相应责任；第四条事务执行约定共同合资人委托乙方执行共同合资的日常事务，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审核监督财务，乙方有义务向共同投资人报告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乙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共同投资人可以对乙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提出异议，如果发生争议，由全体共同投资人共同决定；第六条约定经营过程中，任一共同合资人不得从共同合资中抽回出资额，不能正常经营时，对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共同投资人的出资比例分担等。2012年7月2日，原告作为丙方、被告刘振松作为乙方、第三人作为甲方签订补充协议1份，约定新公司成立后，委托乙方为公司全职运作负责人，全权处理公司事务，实行公司一元化领导，如有重大难题和公司利益重大事项，由三股东沟通研究后方可执行；第三条约定甲方每月不定期到公司协助工作，月薪叁仟元，乙方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月薪柒千元，丙方负责公司后勤工作，月薪伍仟元，甲方或丙方在公司运营过程中，不可自行分配员工做一些事务，需告知乙方，由乙方全面整合公司；第四条约定乙方在经营期间如因个人原因造成损失或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在经营期间与甲丙协商制定的方案，造成损失由三方共同承担；第五条约定如有其它事情必须退股时需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经三方认可方可退股，否则按各股投资额10%的违约金给予公司等。2012年7月26日，凌彬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登记股东为被告刘振松、第三人孙伟，股权比例分别为50%。凌彬公司成立后，原告参与了凌彬公司的经营管理，且因经营所需，原告、被告刘振松、第三人合意增加出资，原告共计支付投资款66万元，部分支付至被告王海念银行账户，部分支付至第三人孙伟银行账户。被告刘振松曾向原告出具证明1份，记载今收到原告投资款66万元，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5日(但原告交付的66万元投资款中部分款项的交付日期晚于该落款日期)。2015年9月，凌彬公司停止经营。在第三人孙伟对凌彬公司的投资明细上，除有被告刘振松和第三人孙伟签字外，也有原告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16日，在确认日期分别为2013年7月、2015年7月的凌彬公司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材料上亦有原告签字确认，原告亦自称一直以为自己是股东并积极参与其中，并自称于2014年中旬才发现自己非凌彬公司登记股东。2014年10月28日，凌彬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记载凌彬公司成立之初，工商注册股东为刘振松和孙伟两人，股权分别为50%，在凌彬公司实际经营中股权比例为孙伟50%、刘振松30%、杨淑珍20%，刘振松实际在工商注册的50%股权中包含杨淑珍20%股权，且杨淑珍在公司成立之初交付刘振松股本金66万元，因此杨淑珍在凌彬公司持有20%股份，并享有正式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落款股东确认处有原告杨淑珍、被告刘振松、第三人孙伟签字确认。因原告与被告刘振松就股权登记事宜产生纠纷，原告曾于2015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380号】，要求确认其系凌彬公司股东，后原告于2015年7月15日就该案申请撤诉，本院予以准许。2015年7月14日，原告和第三人孙伟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撤诉协议1份，约定甲方2015年7月16日之前将松江法院诉讼及经侦报案撤诉，撤诉前提必须履行2015年7月14日签订的“关于刘振松退股事宜之后续解决事项”，甲方凭借条和约定借条利息给予乙方，乙方将剩余外欠款凭证给予甲方，乙方需归还2015年6月3日所取得公司所有物品，如果甲乙双方不按约定履行，双方有权争取合法权益等。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凌彬公司登记信息、章程、利润表、资产负债表、股东会决议、证明、付款凭证、投资明细、付款凭证、(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380号案件材料、关于撤诉协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被告刘振松、第三人共同签订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目的是三方共同成立凌彬公司进行乳制品经营，且三方作为新成立的凌彬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并行使股东义务。虽然原告未登记成为凌彬公司股东，但在凌彬公司经营过程中其已经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和义务，亦在第三人孙伟的投资明细、凌彬公司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材料上作为股东签字确认，原告亦自称在2014年中旬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凌彬公司股东并积极参与其中，且就原告的股东身份、持股比例及出资金额在2014年10月28日凌彬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再次进行确认，原告、被告刘振松、第三人孙伟作为凌彬公司股东在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故本院认为，虽然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在履行上存在瑕疵，即未将原告登记为股东等，但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原告以未将其登记为凌彬公司股东且凌彬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为由要求确认上述协议解除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公司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公司经营也存在风险，正如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中也多次提到相应风险和损失的负担问题，公司进行分红有相应法定程序，并非公司有盈利就能进行分红，本院亦注意到凌彬公司的股东间存在矛盾，原告和第三人孙伟亦指出被告刘振松存在诸多违约行为，被告刘振松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原告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对于被告刘振松是否存在原告和第三人所述的违约行为，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退一步讲，如果原告和第三人孙伟认为被告刘振松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以另循合法途径解决，而非以此要求解除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正如前文所述，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原告以公司从未进行分红、被告刘振松存在盗取公司财物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为由要求确认本案所涉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解除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对于原告要求确认本案所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解除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基于上述协议解除而主张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淑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00元，减半收取52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820元，合计诉讼费9020元，由原告杨淑珍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刘红艳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黄浩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