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葫民终字第01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平。
上诉人（原审原告）贡明（曾用名贡鸣）。
上诉人（原审原告）贡继贤。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萍。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金子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
委托代理人胡娜。
原审原告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与原审被告赵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4）龙民一初字第00835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国平及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的委托代理人金子纯、被上诉人赵伟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一审诉称，原告张国平的丈夫贡子炎从2011年年底至过世前一直受雇于赵伟，在赵伟的葫芦岛创意庆典礼仪中心从事司仪工作。主要从事婚礼司仪。赵伟为贡子炎印制了员工相同模板的名片，用以统一对外开展业务，同时贡子炎从事的每项业务（婚礼主持）均是赵伟及赵伟公司分配。并且赵伟规定工作时间、地点及工作要求。实际工作中对婚礼的进行及车队、行走的路线到达地等时间均有严格要求。2014年9月27日，贡子炎按照赵伟的指示到公民孙贺男、张卓的婚礼负责司仪工作。贡子炎于早晨6点从家里出发前去婚礼车队8点准时出发。到达新娘家后，在新娘家里接新娘时（新娘家位于舶船家园小区），在场人为图新婚喜事热闹（本地风俗），有人提出让新郎做十个俯卧撑。因新郎着西服正装，表示不方便。当时客人又要求伴郎合作，伴郎也着正装，身为现场婚礼总司仪的贡子炎考虑婚礼活动时间安排衔接，比较细致紧凑，为更好的按照被告要求完成工作就提出由其本人来做。当即贡子炎只是象征性的做了两个俯卧撑，即起身进行婚礼程序的下一步活动。起身后几分钟，贡子炎突然感觉不适，自行退出现场给原告（死者妻子）打电话称身体不适，随后拨打电话120，当即被送往葫芦岛市医院二部急救，诊断为脑干出血，住院39小时后死亡。以上情况均有书证为凭，是佐证的事实。贡子炎是在雇佣活动中受伤，医治无效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最高院的相关解释，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系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方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即雇主应当负无过错责任。雇主有无过错都要承担责任符合“劳动法”和“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有效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要求。本案中，亡者贡子炎为完成被告（雇主）分配的工作任务，（有早起奔波过劳因素死亡），故赵伟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主张：一、请求赵伟赔偿原告医药费8495.17元，丧葬费23155.00元，死亡赔偿金511560.00元，合计543210.17元。
被告赵伟一审辩称，我与贡子炎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1.贡子炎是葫芦岛市锌厂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其与锌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周末从事司仪活动，也并不与我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是任一家婚庆公司有司仪业务，都会介绍给贡子炎及他人，贡子炎可以根据新人支付的劳务费价格自由选择为哪对新人提供服务，而不存在任何受婚庆公司指示的情况。2.各婚庆公司也不止某一位司仪及主持介绍业务。婚庆公司承接婚庆业务时，新人偶尔会需要婚庆公司介绍司仪，但最终人选由新人自行选择。婚庆公司只提供联系方式，具体价格流程均由新人与司仪人员确定。3.在婚庆订单中可以看出，没有司仪这一项服务。4.被告从未给贡子炎发放过工资报酬，也不是赵伟的员工。5.贡子炎的死亡是由其自身疾病造成的。原告起诉状中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起诉状中称贡子炎从事的业务是赵伟分配，以及相关车队的路线、到达时间等，上述这些要求是贡子炎按照新人定好的路线进行的，被告无权指示贡子炎从事任何业务，贡子炎也可以自由选择承接新人婚礼的司仪业务，其主张是赵伟及公司分配贡子炎业务是与事实不符的；诉状中称为了更好的按照赵伟的要求完成工作，与事实不符，赵伟提供的婚礼、庆典的程序中并不包含司仪这一项，因此也谈不上为了赵伟的要求完成工作，同时原告在诉状中称贡子炎是在赵伟雇佣活动中受伤，本案中贡子炎是由于脑干出血造成的死亡。综上原告的主张均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贡子炎于2014年9月29日去世，原告张国平原系贡子炎的妻子，原告贡明（贡鸣）系贡子炎的婚生子，原告贡继贤、陈玉萍系贡子炎的父母，原告贡子炎生前系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在业余时间做婚庆司仪工作，也因此与创意庆典婚庆公司经营者被告赵伟相识，贡子炎于2014年9月16日，接到“沈老板”（系被告赵伟妻子）短信，短信内容为“新郎孙某某电话151****＊122”。贡子炎于2014年9月27日为一对新人婚礼做司仪工作，在婚礼过程中贡子炎代替新郎做二个俯卧撑，之后觉得身体不适，于当日10：09分到葫芦岛市中心医院二部入院治疗，原告提供的病历记载“现病史：患者于1小时前无明显诱因活动状态下出现头晕，呕吐，肢体活动能够不灵，言语不清，为求进一步诊治而来诊，门诊为‘脑干出血’收入院。病来无意识障碍及抽搐发作，无耳鸣及复视，无饮水呛咳，无吞咽困难，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既往史：高血压病史4，5年，未治疗”。39小时后，贡子炎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贡子炎去世后，因其系锌厂职工，锌厂已经报销部分医疗费并发放丧葬费。
一审另查明，被告赵伟提供的2014年9月27日婚礼定单中司仪一项为“∕”即没有具体的工作人员姓名。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合分析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的短信内容仅证明了被告存在居间介绍的行为，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与本案的被告存在雇佣关系。被告提供的婚庆定单中司仪一栏亦没有标明具体的工作人员姓名，因此四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其次，通过四原告提供的医院病历证明了贡子炎系因疾病治疗无效死亡。结合本案案情，司仪的活动与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方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15.00元，邮寄费100.00元，合计3，315.00元，由原告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承担。
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上诉理由及请求：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赵伟与其他客户签定的服务协议若干；证人证言；贡子炎三年来近百份同类与赵伟签定的雇佣性质的订单；最为关键的多位证人证明客户仅对赵伟结帐，从未认识贡子炎。一审判决对上述证据给予“忽略”，造成判决错误。结婚庆典是“一条龙”服务，由婚庆公司与客户签定服务协议，司仪由婚庆公司自带，客户与婚庆公司总结算，不对司仪另行结算。本案结婚当事人孙赫男证实，从不认识贡子炎，婚庆活动是与创意公司签定的协议，没有对司仪付款，贡子炎发病后，是被上诉人赵伟另派一名司仪延续婚礼的主持。贡子炎哥哥贡质斌与赵伟的谈话，也进一步说明司仪是公司派去的。近三年来，贡子炎都是听从被上诉人赵伟的指令，为赵伟服务，一审判决阐述的“居间介绍”不符合本案事实。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应由雇主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公平、公正判决此案。
赵伟二审辩称：上诉人原审庭审中并未提交能够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提供的其他订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新人与本案审理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婚礼司仪工作是由新人直接与贡子炎联系协商，其与新人之间是承揽关系。被上诉人与贡子炎不存在雇佣关系，双方分别负责各自的婚庆项目，是平等主体，都为婚礼新人提供服务。根据行业惯例，婚庆公司与司仪、主持及摄像等均互相介绍业务。贡子炎患高血压5年之久，脑干出血多由高血压所致，其发病与司仪工作无关。贡子炎与被上诉人不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根据葫芦岛地区婚庆行业惯例，司仪与婚庆公司之间多为合作关系。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认为贡子炎与赵伟存在雇佣关系，应向法院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但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定贡子炎与赵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以贡子炎与赵伟之间是雇佣关系为由，要求赵伟承担贡子炎死亡责任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15元，由张国平、贡明、贡继贤、陈玉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俊芬
审判员 刘亚伟
审判员 冯 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贾 霄
本判决书所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