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黄刑初字第122号
公诉机关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惠某，中共党员，案发前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公路路政管理站站长兼任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9月14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9月30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黄骅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2月19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郑某，曾用名郑钢，中共党员，案发前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公路路政管理站副站长兼任综合执行大队副大队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9月14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9月30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黄骅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2月19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金某，中共党员，案发前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行大队教导员。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4年9月16日投案，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0月8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0月21日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黄骅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2月19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高某，曾用名高俊奎，中共党员，案发前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公路路政管理站副站长兼任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4年9月15日投案，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0月8日以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黄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0月21日被黄骅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2月19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刘某，中共党员，案发前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兼任城区治超检测站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4年9月16日投案，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0月8日以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黄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0月21日被黄骅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经黄骅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12月19日被黄骅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黄骅市人民检察院以黄检刑诉（2015）第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惠某、郑某、金某、高某、刘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黄骅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德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惠某、郑某、金某、高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3年2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公路路政管理站（以下简称路政站）站长的被告人惠某召集路政站副站长、吕桥治超检测站站长的被告人金某、路政站副站长、南排河治超检测站站长的被告人高某，路政站副站长、城区治超检测站负责人的被告人郑某，路政站副站长、吕桥治超检测站副站长的被告人刘某专题研究对车托所领挂牌车队的治超罚款问题。会上，由惠某提出了自己掌握的挂牌车队的名称，金某、郑某、高某、刘某四人提供了上述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数及经过三个治超点的情况。后惠某以对挂牌车队很难进行超限超载检查及无法处罚为由，根据每个挂牌车队的车辆数，为每个挂牌车队规定了每月1－3万元不等的罚款数额，每月只要罚够限额，就不再对挂牌车队的车辆进行检查及处理，并按照金某、郑某、高某、刘某四人提供的挂牌车队车辆在三个治超站的通行次数情况，对挂牌车队的处罚管理进行了分配。五人形成了统一的决议后，在随后召开的路政站副站长以上人员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在2013年和2014年三个治超点的工作也是按照上述会议要求执行的。
上述人员的行为被央视记者暗访后，2014年9月11日“焦点访谈”栏目以《特殊的通行证》为题进行了报道。9月13日央视“第一时间”栏目以《超载为何畅行无阻》为题进行了报道，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宣读出示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惠某、郑某、金某、高某、刘某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五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事实供认不讳，被告人惠某辩称案发当时路政站执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没有交警部门的配合，并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书证。
经审理查明：
2013年2月下旬的一天，针对治理公路超载超限过程中存在的车托领挂牌车队的车辆处罚难的问题，时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公路路政管理站（以下简称路政站）站长的被告人惠某召集路政站副站长、吕桥治超检测站站长的被告人金某、路政站副站长、南排河治超检测站站长的被告人高某，路政站副站长、城区治超检测站负责人的被告人郑某，路政站副站长、吕桥治超检测站副站长的被告人刘某召开碰头会，专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会上，由惠某提出了自己掌握的挂牌车队的名称，金某、郑某、高某、刘某四人提供了上述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数及经过三个治超点的情况。后惠某以对挂牌车队很难进行超限超载检查及无法处罚为由，根据每个挂牌车队的车辆数，为每个挂牌车队规定了每月1－3万元不等的罚款数额，每月只要罚够限额，就不再对挂牌车队的车辆进行检查及处理，并按照金某、郑某、高某、刘某四人提供的挂牌车队车辆在三个治超站的通行次数情况，对挂牌车队的处罚管理进行了分配。五人形成了统一的决议后，在随后召开的路政站副站长以上人员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在2013年和2014年三个治超点的工作也是按照上述会议要求执行的。
上述人员的行为被央视记者暗访后，2014年9月11日“焦点访谈”栏目以《特殊的通行证》为题进行了报道。9月13日央视“第一时间”栏目以《超载为何畅行无阻》为题进行了报道，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惠某供述证实，其在担任黄骅市交通运输局路政站站长期间的主要职责是带领下属工作人员查处黄骅市范围内道路运输过程中的超限运输违法行为。路政站下设两个治超站，分别是南排河治超站和吕桥治超站。具体的工作是由这两个治超站的工作人员执行的。治超站负责路政站的具体执法工作，治超站站长来具体安排，两个站的站长分别是郑某和高某。每个治超站站长以下还有二三个副站长，这些副站长各自带一组执法人员执法。执法人中的分组是其给分的，但具体工作的安排是治超站站长安排的。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每个治超站副站长带一组执法人员，执法24个小时，然后交接班由下一组人员执法，三个组交替执法。在其上任之前，检察机关查处了一起车托倒卖路牌，执法人员与车托相勾结一起牟利的案件。领导把其派过去，就是为了严格执法。其上任后，2013年正月的时候，其与高某、郑某、金某、刘某在一起碰头商量工作，后他们向其提供了各车托的车队的情况，经过们商量，最后由其拍板，决定对各车队采取限额罚款的执法方式，罚款达到限额的车队的车辆就不再进行查处了。其当时并不了解各车队的情况，下面的站长们应该和车托们有联系，他们了解相关情况。当时开会商议时，下面站长们把各车队的名字，是哪个车托的，大概的车辆数目，还有平时走哪个执法点比较多等情况向其进行了说明。其几个人就根据这些情况商量由哪个执法点罚哪些车队，罚款限额是多少，如果不是自己执法点负责的车队，他们就不查处了。商量好之后，由其拍板决定，由他们负责向下面布置执行，具体的执行情况其就不很清楚了。开会时，其任路政站站长，高某是路政站副站长、南排河治超站站长，郑某是路政站副站长、吕桥治超站站长，金某是路政站副站长、城区流动站站长，刘某是路政站副站长、城区流动站副站长。在开会之前和之后车托们没有找过其，找没找其他人其不清楚，车托们怎么知道开会的结果其也不清楚。其和车托们没有经济往来。车托有张丙、高丁、二青、孙华海，还有几人记不清楚了。这些人的车辆怎么和其他车辆区分其不太清楚，都是由下面具体执法的人来操作。根据站长们向其反映的情况，这些车托的车多的有二百来台，少的在几十台。其和站长们就按照估计的车队规模给这些车托控制的车定下了罚款数额，每月从几千元到四五万元不等。因为上级给路政站有罚款任务，局里2013年给路政站定的罚款任务是1100万元，2014年定的罚款任务是900万元。其就给下属的两个治超站和城区的一个稽查中队分任务，城区中队每年任务两百多万元，下面的两个治超站每个分三百多万元的任务。每年大概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罚款任务就完成的差不多了，剩下的时间就不让车托交罚款了，对他们的车辆不再查处，给予放行，其和下面的站长们交代过这个意思。另外由于晚上车流量大，考虑到执法队员的人身安全，其请示的沧州路政处的白甲处长，白处长同意晚上11点以后可以不用上岗治超，但要有值班人员。其和下面站长们说过，晚上要是实在累的话，可以休息，但不能脱岗，要有人坐在处理室的摄像头下面，不能被省里看到漏岗的情况。因为上级规定必须要有人上岗。每年过完正月十五后开始工作，一般到七八月份，各个治超站就完成了站上规定的罚款任务，也就不再像上半年那么紧张了，但是白天该罚的还罚。
2、被告人郑某供述证实，其自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任黄骅市交通局吕桥治超站站长，2014年6月任南排河治超站站长。在南排河治超站任站长时，刘某配合其工作，带班副站长有王甲、孙某甲、王丙，他们每人负责带领一个中队上路执法。工作职责主要包括：对上级会议精神及相关文件要求的落实，对治超站安排的工作目标的分解，对站内后勤的保障。根据路政站每年年初给治超站分配的罚没任务，给下属三个中队进行分解。治理超载超限车辆的程序是对疑似超限超载车辆进行拦截，引导这些车辆至地磅检测，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停车依法处理，由车主自行卸载，后再对这些车主按照相关规定处罚。按照规定55吨以下每超一吨罚50元，超过55吨以后，每超一吨罚100元，由车主到指定银行交纳。从2013年开始，带班副站长们反映，有一些挂牌的超限超载车辆都是隶属于某一个车队的，如果对这些超限超载车辆都进行严格处罚，他们这些车辆就会有很多不配合治超站的工作，甚至有的车辆会在检查时强行通过治超站，并辱骂、威胁执法人员。2013年年初，站长惠某找其几个正股级站长开了一个碰头会，当时有其、高某、金某、刘某、褚某甲，做记录的是路政站办公室主任石某甲，当时在会上惠某向其几个人了解了车托所领的挂牌车队的情况后，就直接规定了挂牌车队的罚款数额及每个治超点管理的车队数。当时开会时，有一部分车托是惠某提出来的，一部分是治超站站长们提出来的。对于给车托们定罚款数额，一开始一起商量，最后由惠某拍板定的，量多的车队每月定额罚3万元，量少的车队每月定额罚1万元，并征求了其几个人的意见，其几个人都同意。碰头会开完后，惠某在随后的副站长以上会上又进行了传达。后其和高某、金某三个站长分别向三个站的带班副站长进行传达，带班副站长再把站上的会议精神传达给带班队长。对于路政站开会的情况及会议精神，交通局的领导是否知道其不清楚，每次开会局领导也不参加。2013年惠某对其几个人讲局里给定的罚没任务是1100万元，2014年是900万元。其记得惠某给南排河治超站定了300多万元、吕桥治超站200多万元，城区督查队200多万元的罚款任务。路政站站长惠某在每年正式开展工作前就会对大家说，针对这些车队根据治超站估计的车辆数不同，规定各个挂牌车队每月交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当每个月对某个车队的罚款数达到规定的罚款数时，如果不是遇到上级检查，就不再对挂有这种特殊标记的车队进行处罚，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对他们酌情照顾。当时大约在十多个这样的车队，实际上就是某一个领车人或者车托领的车，每个月交纳一到三万元不等，当治超站的罚款任务数经过几个月后完成了，一般也就不再对挂牌车队进行处罚了。这些挂牌车队的特殊标记或者领车人其知道的有无棣县、华海、利丰、张丙、小恒、九河、小利丰、八戒、马红、红安、大齐、五河、红星、ＸＸ等，这些车队有的有几十辆车，有的可能有上百辆车。这些车队在年初开会的时候，由惠某给南排河、吕桥和城区三个治超点进行分配，平均每个站负责四五个这样的车队。其印象中吕桥治超站负责小利丰、九河、红星、五河、红安；南排河治超站负责无棣、利丰、华海、大齐，剩下的挂牌车队上城区负责。在路政站年初开完会后，由各治超站站长通知带班副站长，由副站长负责通知领车人或者车托，如果有通知不到的，在查扣了超限超载车辆后顺便通知这些领车人或车托。对于南排河治超站是否存在晚上放松对超限超载车辆查处，致使大量超限超载车辆直接通行的情况，其不清楚，各个中队在值班期间没有人和其说过，其也没有现场检查过，有时只是督促一下带班站长们，晚上不能空岗，不能放松对超限超载车辆的检查。
3、被告人金某（时任路政站吕桥治超站站长）供述证实，2013年初，惠某、郑某、高某、刘某和其在惠某的办公室里碰头商量事，其几个治超站站长和惠某提出了车托领的车不好处罚，最后，惠某就提出了给车托们领的车队定一个固定罚款额，罚到位后当月就不再处罚。还提出按照通过各个治超点的数量多少给每个治超站规定处罚几个车托的车队，如果是一个治超站负责处罚，其他的治超站就不能管。当时惠某也征求了其几个人的意见，其几个都同意。车托们的车队情况是其三个治超点提供的。在过后召开的副站长以上人员会议时，惠某宣布了这个决定，并规定了三个站点所分管的车托的车队及罚款定额。会后，其和刘某、王丙两个副站长碰了一下头，就按照惠某宣布的执行了。其当时在吕桥治超站时，吕桥站负责处罚的车队有小恒、五合、九河、小利丰。这几个车队分配的罚款数都是一万元，交够了1万元定额后就不再处罚，这个车队的车就可以自由通行，也不管数量多少。当截到车托领的车后，带班的就通知司机交钱，司机就会和领车的联系，领车的就会到治超站来交钱，治超站就按照对方提供的车号开罚款票据，一般是对方提供几个车号，一次性收清，有的车也不用来现场处理。对不在现场的车一般就是按照车辆改型等进行处罚。开票时不写具体内容，只是写交纳罚款。路政站2013年有1100万元的罚款任务，2014年有900万元的罚款任务，这些罚款任务分给了南排河、吕桥和城区中队。各个治超站在完成罚款任务后，一般就不会再查扣挂牌车队的车辆了。治超站的执法时间应该是全天24小时上路执法，但考虑到执法人员的安全，所以路政站领导定的到了晚上一般是轮流值班，就不用上路执法了。经过治超站的一些车辆之所以要挂着特殊标记的牌子，是因为这些标记牌是一些领车人或车托卖给一些货车车主的，同时挂牌车辆的牌子也是给路政人员或交警人员看的，实际目的就是使购买这些标记牌的超限超载车辆能够顺利通过治超站。完成罚款任务后，不再治超，应该是单位根据工作量进行调节，如果再继续干下去，有可能第二年局里会给定更高的任务。
4、被告人高某供述证实，2012年3月至2014年5月任路政站副站长，兼任南排河治超站站长，2014年5月底兼任吕桥治超站站长。2013年年初，路政站站长惠某通知其与金某、郑某、刘某到黄骅市路政站开会，惠某说有几个车队，要对他们定额罚款，其几个人综合了在工作中了解到的各车队车辆多少的情况，经商议后，确定了每个车队的罚款限额，惠某最后拍了板。后又召开了治超站副站长以上人员的会议，由惠某传达了会议精神，最后由其几个治超站站长带队实际落实。当时会上提到的车队有利丰车队，队长叫大华，华海车队，队长叫孙三；无棣县车队，队长叫二青；其他的还听说过红安、九河、鲁煤等，具体情况不了解。黄骅市大概有十几个车队。实际上这些车队都不是正规车队，都是车托自己网络起来的车起了一个名字，形成了各自的车队，每个车队都挂上特殊的标记牌，车队长就是车托。特殊标记牌其知道的有利丰、华海、无棣县、红安、九河、鲁煤、福字、恒字等，其他的记不起来了。这些标记牌都是车托们制的，路政执法人员看见这些车牌的超载超限车辆后就知道是定了罚款限额的车队，在罚够定额后就不再进行处罚。其在南排河任治超站站长时，对华海、利丰、无棣县三个挂牌车队进行定额处罚。2014年5月其任吕桥治超站站长时，全年的罚款任务已经完成了，挂牌车队的定额罚款也已经完成了，对这些车队也就不再处罚了。所以具体有哪几个挂牌车队不太清楚。罚款任务是局里给路政站定任务，路政站再给治超站分配任务。2013年局里给路政站的任务是1000万元左右，路政站南排河治超站的任务是400多万元，吕桥治超站是200多万元，城区是200多万元；2014年局里给路政站的任务是900多万元，路政站南排河治超站的任务是300多万元，吕桥治超站是200多万元，城区是200多万元。治超站给挂牌车队的定额罚款有一至三万元不等。白天治超站正常上路检查，对违法车辆进行处罚。对于悬挂特制通行证的几个车队，累计处罚达到了商定的罚款数额后，就不再进行查处了。晚上很少上路检查。车托们手里有治超站开的罚款票据，处罚够数额后车托会告知治超站，再遇到挂牌车队的超载车辆就不再处罚。按规定治超站必须24小时上岗查车，但晚上基本上不查车了，这事惠某在副站长以上人员会上也讲过，为了安全，晚上能不查就不查了。路政站开会局领导很少参加，有时贾甲局长来找惠某一般就是说完事就走，从不问开会的事。晚上不查车，主要是因为车流量大，出于对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考虑，因为天黑后，不是车托领的超限车也不截。
5、被告人刘某供述证实，2011年8月至2013年6月任黄骅市交通局路政站副站长兼吕桥治超站副站长，2013年6月兼任城区流动治超站站长，2014年6月1日调任南排河治超站副站长。职责是治理公路运输过程中的超限超载，执法的依据是《公路法》、《河北省公路保护条例》及《河北省治理超限超载实施方案》。2013年正月十五前，路政站站长惠某召集金某、高某、郑某一起开会，确定车托的车队按月交够一定数额的罚款就不再处罚了；随后又召开了治超站副站长以上的人员会议，其也参加了，会上传达了会议精神，通知了每个车队应缴的罚款数，并把每个治超站应处罚的车队名称进行了分配。当时车队其知道的有红安车队，老板叫高丁；小恒的车队，标志是一个“恒”字；鲁煤车队，老板叫张宏兴；华海车队，老板叫孙三；“福”字车队，老板叫张丙；利丰车队，老板叫大华；无棣县车队，老板是二青；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其在吕桥超站任副站长期间，负责处罚挂特殊“通行证”的车队有红安、鲁煤、小利丰、恒、福，在南排河任副站长期间处罚华海、利丰、无棣县，其他的记不清楚了。这些车队就是车托制作一些特殊标记的通行证，悬挂在超限车辆上，路政站给他们定下了每月的罚款数额，每月罚到规定的数客就不再罚了。2013年其任吕桥治超站站长期间，对红安、恒、鲁煤、福、小利丰这几个车队进行罚款，对每个车队每月罚款一万元，两个月就完成任务了，后面就不再处罚了。白天的时候，治超站正常上路检查，对于违法车辆进行处罚。对于悬挂特制“通行证”的几个车队，提前告诉车托，等晚上9点以后不上岗时再通过。如果一个车托的车队的定额罚够了，车托会拿着缴纳罚款的票据告诉其治超站罚够了。对于挂牌车队的超限超载行为每年开始几个月都罚，但一般五六个月就完成局里规定的全年罚款任务，任务完成后对这些车队就不罚了。2013年局里给路政站的任务是1000万元左右，路政站南排河治超站的任务是500多万元，吕桥治超站是200多万元，城区站最少；2014年局里给路政站的任务是900多万元，路政站给南排河治超站的任务是400多万元，吕桥治超站是200多万元，城区是200多万元。完成局里的任务后，白天治理主要就针对没有特制通行证的车辆，对于悬挂特殊“通行证”的车辆，其治超站告诉车托晚上9点以后再通行，就不处罚。其认为以上行为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路政管理应当是由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现在形成了由交通部门单打独斗，才造成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恶劣行为，治超站在执法过程中，面对着车托的侮辱、谩骂，甚至威胁，其认为针对当前这种情况，政府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公安机关也没有有力的配合。
6、王甲证实，2013年3月任黄骅市交通局路政管理站副站长，兼任南排河治超站副站长。2013年路政站给其分管的两个队下达的任务指标是120万元，2014年是105万元。2014年6月份之前南排河治超站站长是高某，6月份之后是郑某。其作为治超站副站长，带领一个组两个队，队长分别是宋甲和张乙；执法的时候采取轮班制，每个副站长带一组，执法24小时，休息48小时。副站长带的所有人白天都执法，晚上留一个人在处理室，一个人在执法车上，其他人就在后面的宿舍休息。路政站站长惠某在路政站副站长以上的全体人员会议上要求执法人员对挂特殊标记的车辆，在处罚数额达到了他给出的数额后，就不再对这些车辆的超限运输行为进行查处了，给予照顾放行。回到治超站后，高某站长又对每个组的罚款数额进行划分。这些车队，实际上就是一些车托，给他们的车弄上特别的标志，显示这是他们的车。他们的罚款数额是路政站定下的，罚款数额达到指标了就会照顾放行了。这些车队包括孙三的车队、车上的标志是“华海”，大华的车队标志是“利丰”，高丁的红安车队的标志是“小黑马”，小恒的车队标志是“恒”字，张丙的车队标志是“福”字，二青的车队标志是“无棣县”，其他的车队记不清楚了。年初在路政站开副站长以上会议时，路政站站长惠某在会上给两个治超站布置工作时，讲了六个车托的车队一年应罚多少钱。随后在自己开片会时，站长高某又给作了具体安排。每个车队大概罚款三五万元。白天的时候，其所在治超站也会对悬挂特殊标记的车队进行查处，晚上治超站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对这种车辆放行，不予处罚了。路政站分给南排河治超站“华海”、“利丰“、”无棣县“三个车队，其他的车队的车辆很少查处。中央电视台曝光的晚上超载车辆畅行无阻，其认为一方面是白天确实有一些特殊标记的车辆没有处罚到，还有集体闯卡的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有人在治超站附近观察治超站是否在查车，他们也摸到了晚上执法的规律，所以超载车辆晚上走的比较多。还有就是确实也存在对于特殊标志的车辆照顾放行，不予处罚的情况。其他治超站的执法人员也是这样干的。
7、孟甲证实，时任黄骅市交通局局长。黄骅市交通局路政站的工作从2010年起由贾甲副局长主管。黄骅市交通局每年给路政站不规定具体的罚款指标，每年交通局依据市财政局下达的非税收入指标，这项指标主要由交通局路政站对超限车辆的查处工作来完成，不做强制要求。2013年黄骅市财政局给交通局下达的指标是1200万元，2014年是900万元。路政站是否给下属的治超检测站下达罚款数额其不清楚。关于惠某任黄骅市路政站站长后，对路政站下属的治超站规定罚款任务，并对挂牌车辆实行每月1－3万元不等的定额罚款，当月对各车队罚款达到规定的数额后就不再对该车队进行处罚，这个情况其不清楚。《焦点访谈》曝光的情况属于路政执法人员执法不严，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执法，路政站的主要工作人员应当负具体责任。
8、贾甲证实，时任黄骅市交通局副局长，主管路政站、运管站、运输公司。对于路政站的管理，其在工作中一是把上级要求向他们传达到位；二是定期对路政执法人员进行岗位调整，监督就是不定期到治超站检查。路政站执法人员对车托控制下的车队采取罚款限额，达到罚款限额后就不再查处，这个事在媒体曝光前其不知道，惠某他们没有向其汇报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也没有向其讲过。
9、白甲证实，时任沧州市交通局路政处处长。路政工作实行的属地管理，各县市都有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路政处只是对下属各县市路政站治理超限超载车辆工作进行督导，转发上级文件。2013年7月份之前，设立的都是一些临时治超点，那时就要求24小时上路检查超限超载车辆。2013年7月份，省政府批准设立了固定治超点，对路政治超人员24小时上路检查超限超载车辆又进行了规范。黄骅路政站没有向其请示过或向其表示过由于执法人员的问题晚上不再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检查的情况。因为规定24小时上路执法检查后，不上路检查明显是违反规定的。
10、王丙证实，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任黄骅市交通局路政站城区流动治超站副站长，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任吕桥治超站副站长，2014年6月任南排河治超站副站长。2013年正月十五后，黄骅市路政站召开班子会，各治超站副站长以上人员参加，站长惠某通知对几个车队进行定额罚款，并把哪个治超站处罚哪几个车队进行了分配。其知道的车队有红安车队，老板叫高丁；小恒的车队，标志是一个“恒”字；鲁煤车队，老板姓张；小利丰车队，老板姓吕；华海车队，老板是孙三；“福”字车队，老板叫张丙；利丰车队，老板是大华；无棣县车队，老板是二青。别的就不知道了。所谓“车队”，就是一些车托制作了特制的通行证悬挂在超限车辆上，路政站给每种标志定了月罚款上限，对每种标志的车队罚够路政站定的数额后就不再罚了。站上完成了局里定的全年罚款数额后，就对这些悬挂特制通行证的车照顾放行，不处罚了。大多数车队都有自己的特殊标志，也有没有标志的，被治超站查上后，司机再给车托打电话，车托过来交罚款或者司机自己交了罚款后再找车托报销。2013年给各车队的罚款限额是惠某宣布的，具体谁定的说不好。2014年没有明确规定对各车队的罚款数，只定了全年任务和各治超站的任务，具体每个车队罚多少由各治超站站长灵活掌握。2013年其任吕桥治超站副站长期间，对红安、小怛、鲁煤、小利丰这几个车队进行罚款，每个车队每月罚款一万元。2014年大体上是延续2013年的工作模式，具体到各车队的罚款定额由治超站灵活掌握。白天的时候正常上路执法，对于违法车辆进行处罚。对于悬挂特制通行证的几个车队，累计处罚达到了站里定的罚款数额后，就予以照顾，不再进行查处了。晚上因为不好查处，一般在室内、车内值班，很少上路检查。对于车队的罚款数额没有记录，有时候路政站会通知罚款数额达到了，别再罚了；有时候车托会拿着缴纳罚款的票据来找治超站，告诉罚够数了。每年罚六七个月后，完成局里规定的全年罚款任务后，对这些车队就基本不罚了，主要针对没有特殊通行证的车辆进行查处
11、孙某甲证实，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任黄骅市交通局路政站城区中队副站长；2014年6月任南排河治超站副站长。2014年6月份其调到南排河治超站后，站长郑某对其说了工作安排及上班值勤方式，并且他还说从南排河治超站经过的有一些挂牌的车队，对于这些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每月是按固定数额收缴罚款的，这些车队交足了当月的罚款以后，就不再进行处罚了。其在实际带队上路执法的过程中，就按着郑某说的做的。南排河治超站的挂牌车队其知道的有福字、利丰、鼎新、马图像等十几个车队。一开始郑某只是对其说有这样的一些挂牌车队，是按月收取定额罚款的，但其并不知道都有哪些挂牌车队，也不清楚每月都是收取多少固定数额的罚款，所以在上路执法过程中，当扣了一些挂牌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后，都是郑某给其打电话，说这些挂牌车队这个月已经交够了罚款数，对这些车队的车辆就不要再进行拦截、处罚了，这样其也就让下面执法人员把这些挂牌的超限超载车辆放行了。按规定应该是上岗24小时，然后休息两天，白天都时全员上路执法，晚上按照领导们的交待，为了大伙的安全，一般就是轮流值班，不上路执法了，一般对超载超限车辆就不再进行拦截、处罚了。
12、宋甲证实，时任黄骅市交通局南排河治超站第一中队一小队队长。南排河治超站负责对在海防公路通行的大型运输车辆的超限超载的车辆改型等方面违法行为的治理。其小队六个人分成两个组，由其和张乙各带领一个组，在路上发现疑似超限超载的车辆后就指定这些车辆上地磅检查，如果有超载的就让该车进院卸货，由治超站开票人员开出罚单让超载人员去银行交罚款，然后放行。其在执法过程中，有一个叫“小恒”的人经常领一些超限超载车辆从南排河治超站通行，这些车辆在前挡风玻璃处都有一个写着“恒”字的小牌，在领导们给其打电话或者小恒给其打电话后，其就对这些车辆放行。其的三任主管领导刘戊、胡绍辉和王甲都和其说或打电话告诉过其，要对小恒的车辆照顾。其对小恒的车队的车辆偶尔也处罚，但后来大都不处罚给予放行了。还有一个叫郭云的妇女和小吕也找过其，其也给他们放行。2014年7月前，一般都是白天正常上路执法，晚上11点以后就去睡觉了，到凌晨4点时再去上路执法。这是主管领导刘戊、胡绍辉告诉其的，2014年7月以后王甲来了后，就是吃完晚饭后到第二天早上交班都不出去上路执法了，只是轮流到磅房和处理室值班就行了。
13、张乙证实，时任黄骅市交通局南排河治超站第一中队一小队队长。一次其在上路执法过程中，查到一辆前挡风玻璃上带有“福”字字牌的超限超载车辆，其当时让这辆车到治超站上地泵称重并收缴该车驾驶人员的相关证件，将这些证件交给了主管站长王甲，王甲和其说这辆车是张丙的车，让其指挥这辆车先到一边停下，过了一会儿，张丙来到治超站处理该车超载的问题，王甲把其和张丙进行了介绍，张丙说带有“福”字的车辆都是他的车，让其对这些车辆予以照顾。其就告诉他让他的车辆晚上从这里走，其予以放行。其在执法过程中还看到过带有“马年大吉”、“南无阿弥陀佛”等特殊标记的车辆，这些车辆应该也是车托的车。
14、高丙证实，2011年3月至2014年5月，其任吕桥治超站队长；2014的5月以后，任南排河治超站队长。其作为路政执法人员，没有按照规定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治理，对一些挂有特制通行证的车辆，在收取定额罚款后就不再进行处罚。进行定额罚款的车队有小利丰车队，队长叫小吕；大利丰车队，队长叫大华；华海车队，队长叫孙三；无棣县车队，队长叫二青；红安车队，标志是“马年大吉”，老板叫大勇；鲁煤，标志“煤”字，老板是张宏兴；张丙的“福”字车队；小恒的车队，标志是“恒”。还有几个想不起来了。这些车队就是一些车托在运输车辆上悬挂他们特制的通行证。路政站给他们定下每月的限额，治超站对这些车队罚够了定额后就不处罚了。对悬挂特制通行证的车辆予以照顾、放行，其也不知道是谁定的，其只是个小队长，听从上面领导安排，这些事情由主管的治超站站长传达给其。先后有刘某、胡绍辉、孙某甲三个站长向其布置过限额罚款这个事。后其就带着队员执行。其在吕桥的时候，负责罚小利丰、鲁煤、小恒、红安、“福”字这几个车队，每个车队每月罚一万元；在南排河负责罚大华、孙三、二青的几个车队，每月每个车队罚三万元。各自罚各自分到的车队，其他车队通过辖区的时候就不查处了。刚开始几个月按定额罚，在完成了全年任务后就对车队进行照顾，不处罚了。每次大概要罚够的时候，有时是车托拿着罚款缴纳票据来找其，告诉其当月罚够了，有时候是站里通知不罚了。
15、施甲证实，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其任黄骅市交通局路政管理站城区中队小队长；2014年6月份后任南排河治超站小队长。2013开始，其任城区中队或南排河治超站小队长期间，在上路执法的过程中，存在对领车人或车托所领的挂牌超限超载车辆每月按固定数额收取罚款以后，对这些车辆不再进行检查就直接放行的行为。其都是按照主管副站长说的这样做的，在城区中队时是刘某丙告诉其这么做；在南排河治超站时是孙某甲跟其说的。其知道的挂牌车队有福字的、恒字的、鼎鑫、红安、利丰、九河、华海等，其他记不清了。不同挂牌车队每月具体收缴多少罚款其不清楚。就是在查扣了一些挂牌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后，听带班副站长的安排，一般都是刘某丙或孙某甲告诉其，这个车队已经交钱了，其就会对这个车队的车辆放行，不再拦截处罚。城区中队至少是对福字、恒字、红安等挂牌车队进行按月收缴罚款，南排河治超站因为其去得晚，不清楚有哪些车队。按照规定，应是全天24小时值班，但听主管领导安排，一般是白天正常上路执法，晚上天黑以后，就在处理室、磅房留下值班人员，其他人就到宿舍休息，不再上路执法。好多超限超载车辆为了逃避处罚，会趁晚上路政人员休息时通过海防公路。
16、罗某、刘丁证言与高丙、施甲证实情况基本一致。
17、刘戊证实，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其任南排河治超站副站长，2014年5月后任吕桥治超站副站长。2013年过完正月十五，路政站开班子会，副站长以上参加，在会上，惠某宣布有十几个车队，对他们每月定额罚款，南排河治超站分到三个车队，分别是利丰车队，队长叫大华；华海车队，队长叫孙三；无棣县车队，队长叫二青。其他的还听说过红安车队，队长高丁，标记是“马年大吉”、九河、鲁煤（标记是“煤”，老板姓张）。所谓的这些车队，就是一些车托，给一些车辆悬挂他们特制的通行证。路政站给他们定下每月的罚款额，在完成了局里定的全年罚款数额后，就对这些特殊的车队照顾放行，不处罚了。白天的时候治超站正常上路检查，对于违法车辆进行处罚。对于悬挂特制通行证的几个车队，累计处罚达到了商定的罚款数额后，就予以照顾，不再进行查处了。晚上因为不好查处，一般在室内、车内值班，很少上路检查。对于每个车队何时罚够数额，都是站长高某告诉其已经罚够了，每个车托的罚款额应该是站上统计。局里的罚没任务下到路政站，路政站就把任务分解到吕桥、南排河、城区三个治超站。随后站长高某再把任务分解给副站长，副站长再带领下属的执法人员具体完成任务。各站负责对分到的车队进行处罚，对其他站分到的车队不能进行处罚，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
18、胡某甲证实，从2013年年初开始，其在任黄骅市路政站副站长及下属治超站带班副站长期间，在上路执法过程中，存在对领车人或车托所领的挂牌超限超载车辆每月收取固定罚款后，对这些车辆不再进行检查就直接放行的行为。2013年3月，路政站召开班子会，当时有站长惠某、书记褚某甲、综合执法大队教导员金某、城区中队队长郑某及刘某、高某、刘某丙、王丙、王甲、刘戊、石某甲和其一起开的会。在会上，惠某说，经过他们几个路政站主要领导商量后，确定对挂牌的车队按照每月收缴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的罚款，之后对交完固定罚款数的车队车辆进行照顾，不再进行检查处罚，并让其这些带班副站长带队下去按照这个会议内容执行。会议结束后，站长郑某告诉其和刘某丙，路政站让城区中队按照每月固定罚款数收取四个挂牌车队的罚款。四人车队有利丰物流车队、福字车队、恒字车队等，还有一个记不清楚了。年初正常上班后，在治超站扣了挂牌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后其都告诉领车人或车托去找治超站站长郑某，至于郑某是怎么和他们说的不清楚，这些领车人或车托随后就知道了自己的挂牌车队每月交纳的罚款数了。路政站每年对下面各治超站有罚款任务，治超站在完成了路政站下达的罚款任务数以后，一般就不会再查扣挂牌车队的车辆了，他们这些车辆大都也是在晚上经过治超站，因为晚上一般不上路执法。按照规定，应当24小时上路执法，但路政站的领导们交待为了大伙的安全，到了晚上一般是轮流值班，不上路执法了。白天上路执法时对一些超超载车辆进行拦截检查，对超限超载车辆会通过电脑录入系统，然后依法卸货处罚。但当某一个挂牌车队交足了每月应交纳的罚款数额后，站长会通知其对这个挂牌车队的超限超载车辆予以照顾，一般就是直接放行了。经过治超站的车辆之所以要挂着特殊标记，是因为一些领车人把特殊标记卖给一些货车车主，目的是使购买这些标记的超限超载车辆能够顺利通过治超站。
19、李己（吕桥治超站队长）、刘己（吕桥治超站二队队长）、李某己（吕桥治超站一队队长）、李庚（吕桥治超站队长）、张己（吕桥治超站队长）、李己（吕桥治超站队长）、刘某己、李志平证言与宋甲、张乙、高丙、施甲等人证实情况基本一致。
20、刘某丙证实，2012年后，其任路政站副站长兼任城区流动治超站副站长、书记。在路政执法过程中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曾对一些挂有特制通行证的超限车辆，以收取定额罚款后就不再进行拦截处理，直接放行。这个事情，是路政站班子会上定的，郑某、刘某向其传达的。这些挂牌车队其知道的有红安车队，老板叫高丁；小恒的车队，标志是一个“恒”字；鲁煤车队，老板姓张；华海车队，老板孙三；“福”字车队，老板叫张丙；利丰车队，老板是大华；无棣县车队，老板是二青。这些车队就是一些车托制作了特制的通行证悬挂在超限车辆上，路政站定了每种标志的月罚款上限，对每种标志罚够了路政站定的数额后就不再罚了。关于车队的罚款限额是否罚够，有时候主管站长会通知其罚够了，有时候车托会拿着缴纳罚款的票据来找，告诉罚够数了。完成了局里规定的罚款任务后仍然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治理，但主要针对没有特制通行证的车辆，看见悬挂特制通行证的车辆就放行了。
21、赵某乙证实，其姨夫张丙是车托，干领车的活。其跟着张丙干，负责给大车发牌子，这个牌子是个“福”字牌子，有这个标志的牌子就证明是张丙的车，交警和路政人员看到后就不处罚了，每次都是张丙告诉其哪有大车，让其去发牌子收钱，每辆车每次收一百元钱，这辆车下次再路过这还收一百元，牌子还用上次发的牌子。张丙向他领的车收领车钱，有的一辆车收一百元，有的按月收，具体数不清楚，张丙自己掌握。
22、郑某乙证实，2013年5、6月份，其跟着张丙干。有时候张丙给其打电话，叫其到海防公路去收钱，其就自己开车到海防路向拉砂石料的每个大车司机收100元钱，其收完钱后就不管了。至于这些大车怎么通过，张丙自己和路政、交警联系，其不清楚。像这种收钱的情况其一共干过30多次。张丙还给过其四五回带“福”字的车牌，让其送到海防路，给大车司机。
23、魏某甲证实，其从2003年7月份开始从事货运行业。自己有一辆欧曼牌大货车，车挂靠在无棣县恒通物流公司。其这辆大车的运输路线是从山东滨州市至天津市来回拉货，大部分时候都是超载运输。在途经河北路段时，如果被交通局运输管理部门查到，会进行处罚，先要把超载的货物卸下来，并进行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款。如果每次都交罚款的话其就挣不到钱了，所以其挂靠恒通物流公司后，该公司让其每个月上交一定金额的钱购买“通行证”，以保证在超载运输被查到时不受处罚或少受处罚。其向恒通公司上交钱以后，该公司告诉了其在运输过程中，车辆所经路段负责“保护”其不受路政执法人员处罚的人也就是领车人的手机号码，在其的大货车上路运输或是被路政人员查到的时候，和这些手机号的机主联系，由他们来进行处理。其每月按1300元至2000元不等的标准把钱交到恒通公司，由该公司与卖“通行证”的人联系，并且该公司发给其一些写有“鼎鑫”、“四通物流”等内容的牌子，让其把这些牌子放在货车前挡风玻璃处。这1300元至2000元中，一般的是河北省境内要500元至800元不等，天津市大港区境内300元至500元不等，津南区要500元至800元不等。挂上这些牌子是为了保证其的大货车在河北、天津大港区和津南区境内超载行驶时不被处罚。在河北境内路段时，恒通公司告诉其一个手机号，提前和这个手机号的机主联系，看路上有没有路政执法人员查超载车辆，如果没有执法人员检查，其就可以正常通过，如果有路政人员在路上检查，手机机主就告诉让其先等一下，什么时候能走了他再通知其。另外，如果车辆在运输过程中被查扣了，也和这个手机机主联系，由他负责给其协调路政人员，减轻或免除对其的处罚。
24、邢某甲证实，其从1997年开始从事物流行业，同时也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其平时用集装箱运输电焊网，运输路线是从河北衡水市安平县往天津港。每次都是超载运输。其这辆大货车在运输过程中，联系业务和处理行驶路段超载行驶都由其合伙人李丽负责联系和解决。每个月李丽都从运费中扣除3000元钱，这3000元钱用来疏通货运路线上的关系。李丽每个月会发给其一个牌子，牌子正面画着一匹黑马，左右写着代表月份的大写数字，牌子的上方写明到期的日期和车牌号，下方写着“马到成功”，反面写着领车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下方写着“红安车队”的字样。让其在运输过程中把牌子放到货车的前挡风玻璃处就可以了。如果路上车被路政人员查扣的话，就按牌子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由电话号码的机主负责给其解决超载被查的问题。在黄骅市境内车辆被查扣，其就给一个叫大勇的人打电话。其每个月给李丽交3000元后，在路上很少被查扣，有时候就是被查扣了，只要其按牌子上写的手机号联系后，一般不会再受到处罚，或处罚的金额会很低。
25、李大证实，其从事运输集装箱行业。运输路线是从安平县出发至天津港，途经河间、沧州、沧县、黄骅大港等。其车挂靠在津鹏车队。其车在运输过程中存在超载超限运输的情况。其往津鹏车队交纳的管理费中，一部分是用来购买各地“通行证”的。购买通行证后，其把通行证放在前挡风玻璃上，路政人员只要看到车的通行证，就不会对其的超限、超载车辆进行查扣。其在运输过程中，在路上如发现有路政执法人员，就会和通行证上的联系人联系，他们会让其先把车停在一边，随后，他们再给其打电话告诉其什么时间能够通行，这样以来就不会被查扣。其的车上曾挂过汇通、红安的通行证，汇能主要保证其在大港路段不被查扣，红安主要是保证其在沧州、泊头、河间、肃宁、南大港、黄骅（海防路）等地不被查扣。通行证上画着一匹黑马的，是红安的通行证，标有蛇年大吉的是汇通的通行证。
26、张某戊证实，其给一个叫魏某戊的人开大货车，从事运输行业。该辆大货车挂靠在山东无棣鸿昌车队。其运输从山东淄博配货运到大港，主要途经海防路。其车在河北路段被交警和路政执法人员查扣，其就会给黄骅一个叫郭云的人打电话，告诉他车牌号，随后其的车就能被放行。还有一种情况，其跑运输时，发现路上有执法人员，其也会给郭云打电话，她会让其先把车停在一边，随后郭云再给其打电话告诉其可以走了。其开车给过天津路段时，悬挂一个“鼎鑫”的牌子，也不会被交警和路政人员查扣。
27、蒋甲证实，其2013年2月购买了一辆解放货车，因为在海防路经常被黄骅市路政和交警部门查扣，其就主动找了黄骅的张丙。从2013年8月份开始，其每月支付给张丙500元带车费，他给其一个“福”字标志牌，路政、交警部门的执法人员见到这个“福”字标志牌就不进行查处，予以放行。
28、孙某戊、王某戊、温某证言与蒋甲证实情况一致。
30、书证河北省政府纠风办、河北省交通厅、河北省公安厅《关于治超检测站联合执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治超办关于转发省公安厅《关于在治理超限超载检测站配备警力和做好检测站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交通厅《关于印发车辆超限超载路面执法集中治理方案的通知》、交通部、公安部等九部委《关于印发全国车辆超限超载长效治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沧州市交通运输局、沧州市公安局《关于联合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的通知》、沧州市人民政府治超办关于印发《沧州市重点区域、重点路线超限超载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沧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治理公路超限超载工作督导检查情况的通报、沧州市人民政府治超办关于印发《沧州市治理公路超限超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证实治理超限超载须有公安交警部门相互配合进行执法。
另有书证《河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规定》、《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山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五省市〈关于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的通告〉》、《黄骅市交通运输局路政执法队伍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沧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全市交通公路执法专项整改实施方案〉》、《冯正霖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执法专项整改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公路路政治超执法工作的通知》、《黄骅市交通运输局调查报告》。黄骅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惠某、金某、高某、郑某、刘某等人的任职情况证明、《焦点访谈》、《第一时间》栏目视听资料、户籍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并与以上证据印证一致。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惠某作为黄骅市交通局运输路政管理站站长，被告人高某、郑某、金某、刘某作为黄骅市交通运输局路政管理站副站长及下属治超站站长、副站长，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文件中对治理公路超限超载行为的规定，超越职权，在五人的碰头会议上，擅自决定对车托所领的车辆每月收取定额费用，罚够定额后不再查处，照顾放行，致使大量超限超载车辆任意上路行驶，得不到处罚，后被中央媒体曝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五被告人之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五被告人开会共同协商，作用相当，系共犯。被告人高某、金某、刘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通过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对五被告人的量刑还应考虑以下情节：第一、黄骅市交通局给路政站每年下达罚款任务，从而造成以五被告人为首的路政','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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