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716-1724、1726-17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武奎元，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梭，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祥彦。
委托代理人陈书伟。
上诉人深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乐福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张祥彦买卖合同纠纷十八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974-3982、4171-4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十八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18日至24日，被告进行促销活动：凭会员卡全场购物（除家电）满28元送中裕鸡蛋挂面200克，单张小票最多送1包。在促销期间，原告向被告家乐福公司下属分支机构西乡店购买了涉案促销商品蓝月亮亮白增艳洗衣液3KG自然清香共18瓶（条码6902022137310），每瓶单价均为49.9元，每案购买了1瓶，家乐福公司西乡店向原告出具了所购商品的购物小票，购物小票载有购买时间、购买商品及商品号、购买数量、商品单价和总价等售卖内容。
2014年8月1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深市监价罚字（2014）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被告家乐福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至2014年3月24日促销活动时，商品蓝月亮亮白增艳洗衣液3KG自然清香（条码6902022137310）的标示价格为47.8元／瓶-49.9元／瓶，高于该活动之前七天内在其交易场所成交的最低交易价格42.9元／瓶。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家乐福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六）项“其他价格欺诈情形”所指的价格欺诈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所指的“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责令家乐福公司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的同时，还对其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另外，2013年4月18日，深市监价罚字（201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曾对被告家乐福公司实施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进行过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原告提交了购买该商品的购物小票，虽然被告辩称原告仅有购物小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诉争交易系发生于自选超市，根据自选超市的交易惯例，消费者付款后超市将向其出具购物小票作为交易及付款凭据，因该购物小票由家乐福公司西乡店制作且并不标明消费者的身份，而且家乐福公司为全球知名连锁商店，对商品销售已具备了相应的电子信息化管理功能，对所售出的商品应有完整的信息数据记载，因而，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购物小票的持有者为购物小票上商品的购买者，故依法确认原告与家乐福公司西乡店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辩称涉案购物小票所显示的会员卡号经查询不是原告的，故原告主体不适格。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被告要求消费者办理会员卡必须采用实名登记，且案涉促销活动条件仅为“凭会员卡购物满28元”，并未要求消费者与会员卡必须人证相符，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二、关于两被告是否构成价格欺诈的问题，深市监价罚字（2014）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由行政机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作出，该处罚决定书记载的事项，被告并未否认，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依法予以采信。结合之前深市监价罚字（201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曾对被告实施价格欺诈的违法行为进行过处罚，被告家乐福公司在销售涉案商品时仍以虚假的优惠价进行销售，对原告存在价格欺诈的事实清楚，被告家乐福公司关于其没有欺诈故意和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的辩解，不予采纳。
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促销活动期间所购涉案商品的价格49.9元高出该活动之前七天内在家乐福公司同一商品的最低交易价格42.9元，高出的部分7元（49.9元-42.9元），即是原告受价格欺诈而多支付的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理应退还原告差价，故原告主张被告退还每案多付价款7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每案赔偿损失500元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的规定，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深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祥彦退还多支付的价款每案7元共计126元，并赔偿损失每案500元共计9000元。案件受理费每案50元共计900元，均由被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家乐福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其据以作出判决的关键性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检（2006）623号）已经被废止。原审判决在认定系列案件中上诉人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承担何种责任时，主要依据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深市监价罚字（2013）3号、（2014）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检（2006）623号，以下简称“发改委623号文”）。而且发改委623号文又是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主要依据之一。事实上，发改委623号文已经被《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发改价监（2015）1382号，以下简称“发改委1382号文”）所废止，原审判决存在明显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文件已经被废止。发改委623号文第八条“在开展送现金、返券、馈赠、积分等经营活动中，经营者标示的价格高于本次经营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的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的，属于《规定》第七条第（六）项情形”之规定，系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依据。但是，2015年6月15日，发改委1382号废止了国家发改委623号文并删除了上述规定，即依据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文件，该系列案件中上诉人的行为已不再属于价格欺诈行为。（二）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该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文件，并不必然适用于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因为行政机关对于该类事件处理，并非依据民事诉讼对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适用的行政机关制定的准则和指引，而且其系着眼于行政执法机关职能之角度和视角对待和处理有关案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书，对于其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并不否认其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但是对于该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作出的处罚结果并不具有适用的必然性。2、《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对于欺诈具有明确的界定和定义，依法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欺诈有关规定，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民法上的欺诈与被欺诈的关系。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认定民事行为中的欺诈，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欺诈方有欺诈的故意。被上诉人如果认为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被上诉人根本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原审判决亦未对此关键问题予以查明或释明。（2）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包括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同样，被上诉人应当就其主张的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上述内容，原审判决仅仅依据该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即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即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代替了民事欺诈的认定，明显违背了民事法律、法规之规定。事实上，上诉人作为一家跨国性的超市型企业，经常会进行全场促销活动，促销价格也会随供应商要求等多项原因进行调整。但上诉人主观上绝不可能故意为了欺诈消费者获益而进行促销。（3）被欺诈方对于欺诈行为是不知的。被上诉人对于涉案商品的价格前后状况是明显知晓，并不存在所谓的被欺骗或者不知的情形：第一，被上诉人在深圳乃至全国都是相应有名的打假人士，上诉人并不否认被上诉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但是并不能改变其购买商品的动机；第二，恶意分单及多次（数百次）单次购买涉案商品的行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购买前已经充分知晓涉案商品的前后价格状况，属于明显恶意的故意购买行为。（4）欺诈行为与被欺诈方实施的民事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民事欺诈行为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被欺诈方由于受到了欺诈方的欺诈而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但是，被上诉人是在明知涉案商品可能存在价格瑕疵的情况下，为了其获取暴利，故意实施购买行为，其购买行为与上诉人的行为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三）原审判决所依据的部分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并不能适用。原审判决在对系列案件进行判决时，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上述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并不存在适用的情况，原审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上述规定根本未涉及商品的价格问题，只是涉及商品的质量、用途以及使用方式问题，与本案所涉及的价格问题不具有关联性。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只是涉及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事宜，与民事裁判无关，在本案中不具有适用性。（四）上诉人在进行全场促销活动中并没有欺诈行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对价格欺诈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复函发改办价监（2014）1555号规定，经营者在开展全场价格促销活动中，其中个别商品标示价格高于本次活动前七日在该交易场所成交的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并且不存在欺诈消费者主观故意，对经营者的全场价格促销行为可以不认定为价格欺诈行为。上诉人在全场促销中仅涉案商品等个别商品标识的价格高于该次活动前七日的最低价，加之上诉人并无欺诈故意，不应认定上诉人具有欺诈行为。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7日前交易最低价的参考标准应当是商品的正常交易价格，而不应当是商品促销的价格，事实上，在发改价监1382号文中，对该观点也进行了确认，有很多商家为了增加客源，对个别商品存在亏本销售的情况，但是亏本销售的状况不应当成为一种常态，也不能作为商品正常交易价格的标准。（五）涉案商品与被上诉人投诉存在价格差异的商品不同，涉案商品是商品包，除了被上诉人所提到的争议商品外，还有挂面，因此两种商品在价格上并不具有可比性，且根据举证规则，被上诉人如果认为价格高的涉案商品高于7天前的商品交易价格，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明该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该系列案件中，原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购买小票，并单方面确定“自选超市交易惯例”，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且未查明商品实物的情况下，即认定购物小票系由上诉人制作，进而武断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该购物小票并无上诉人任何确认或者认可，即在被上诉人根本未履行法定的举证义务之前提下，原审判决便已经单方认定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3、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仅提供购物小票，系其未履行法定举证义务的典型表现。根据超市的交易惯例及审判实践，如果被上诉人拟证明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完全可以要求上诉人开具发票，这也是被上诉人完全可以自行收集的证据，无须法院或者第三方的介入或者协助。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出的、有关开具发票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为其无法提供发票的正当借口。事实上，只要被上诉人持有真实交易的小票，上诉人肯定会向被上诉人开具相应的购物发票。4、18宗案件的商品是在2014年3月23日16时58分-17时04分短短六分钟之内连续购买，连续购买应当视为同一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单独认定每案都构成欺诈。
被上诉人张祥彦答辩称：1、一张购物小票是一份完整合同，一个合同需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每张购物小票都符合上诉人的一个促销赠送活动，是一个完整合同，每个合同都应当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承担一个违约责任。2、涉案事件发生时，国家发展改革委部门规章《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检（2006）623号）仍有效，故该部门规章属于涉案合同交易时的惯例。3、《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并未授权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作出解释，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对价格欺诈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复函》（发改办价监（2014）1555号）不具有合法性且涉案事件也并不是全场促销，该文件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4、购物小票符合上诉人提供票据惯例，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票属于行政责任且被答辩人也有主动提供发票义务，故上诉人未提出反证情况下，涉案购物小票为被上诉人提供购物凭证真实有效。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祥彦之间关于涉案商品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上诉人在涉案商品促销期间的价格高于促销活动七天前该商品最低成交价格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张祥彦为证明其在家乐福公司西乡店购买了涉案商品，提供了相关的购物小票。该购物小票上注明了“欢迎光临家乐福西乡店”等字样，同时标注了涉案商品的名称、数量、价格和条形码，均与上诉人在促销期间出售相关商品所标识的信息要素一致，故应认定上述购物小票为家乐福西乡店出具。而根据上诉人作为自选购物超市的交易惯例，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并生效的标志应为消费者在挑选完毕商品后统一至结算处进行结算，超市一方在收取消费者支付的购物款项后，出具体现商品信息的购物小票作为付款凭据。由于购物小票不会特定化地体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小票的持有者应推定为在上诉人处购买涉案商品的消费者。现张祥彦持有涉案购物小票，应认定为其已经完成了证实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如否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就张祥彦没有购买涉案商品、涉案小票并非张祥彦通过支付购物款项取得等事实进行举证，但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仅凭其单方说辞，无法推翻涉案购物小票的证据效力，原审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是正确的。
原审已查明上诉人将涉案商品促销期间定价高于促销活动七天前该商品最低成交价格，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深市监价罚字（2014）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亦予记载，本院予以确认。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构成价格欺诈，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上诉人对本系列案件所涉商品促销期间的定价高于促销活动七天前该商品最低成交价格的事实并无异议，但主张其并不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上诉人开展本系列案件所涉促销活动时，《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尚未废止。根据该办法第三条第（四）项规定，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因此，判断上诉人在本系列案件中是否构成欺诈应当主要考量上诉人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第二，上诉人开展本系列案件所涉促销活动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发改价检（2006）623）尚未废止。根据该解释意见第八条规定，在开展送现金、返券、馈赠、积分等经营活动中，经营者标示的价格高于本次经营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的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的，属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六）项规定的其他价格欺诈手段。上诉人对本系列案件所涉商品促销期间的定价高于促销活动七天前该商品最低成交价格，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第三，上诉人主张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对价格欺诈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复函，其行为不应认定为欺诈。首先，根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并非该规定的解释主体。其次，该复函对可以不认定为价格欺诈行为规定的适用前提是全场价格促销活动，而上诉人的促销行为并非是对其所经营的全场商品均开展价格促销活动。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四，上诉人主张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意见（发改价检（2015）1382号），其行为不构成价格欺诈。但上诉人开展本系列案件所涉促销活动时，上述解释意见尚未施行，且本系列案件亦不属于该解释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应当依照执行的情形。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关于其不构成欺诈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其实施该行为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但上诉人在本案之前就曾因同样的定价及销售行为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价格欺诈并处以行政处罚，可见其在本案发生之前就已明确知晓上述定价及销售行为是违法的，在此情况下，其仍然在本案中实施同样性质的行为，难谓其主观上没有故意。上诉人的该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每案50元，均由上诉人深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飞
审 判 员 黄 国 辉
代理审判员 付 璐 奇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何明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