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03民初1206号原告：邵永威，男，199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代理人：蓝亮，系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凯欣，系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启图，男，198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江海区。被告：周慧敏，女，199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斗门区。上述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烈勤，系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永威诉被告黄启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原告邵永威申请追加周慧敏为共同被告，本院审查后予以追加，并依法由审判员冯立章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永威的委托代理人蓝亮，被告黄启图及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烈勤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同年5月3日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永威的委托代理人蓝亮，被告黄启图、周慧敏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烈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永威起诉认为：2015年12月15日，黄启图因经营周转问题向邵永威借款90000元，双方签订了《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即自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15日，并约定了相应的利息。随后，邵永威因个人原因暂向黄启图支付了50000元现金，黄启图也出具了相应的《收据》。2016年1月23日，黄启图因急需资金周转再次向邵永威借款50000元，双方签订了《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1月23日至2016年2月23日及相应的利息。随后，邵永威向黄启图支付了50000元现金，黄启图也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同时，邵永威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启图借出40000元，当作支付2015年12月15日约定90000元借款的剩余部分，借款期限及利息依照前述借款的方式另行计算。然而，在上述2015年底的50000元借款到期后，邵永威多次要求偿还，但黄启图截至起诉之日仍未还本付息，并同时明确表示不会偿还另外的50000元及40000元两笔借款。黄启图与周慧敏于2014年5月登记结婚，涉案债务为黄启图与周慧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据此，请求判令：1.黄启图、周慧敏向邵永威偿付欠款140000元及相关利息（按年利率24%，其中50000元从2015年12月15日起计，90000元从2016年1月23日起计，均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启图、周慧敏承担。原告邵永威提供的证据有：1.邵永威身份证一份，证明邵永威的原告主体资格；2.黄启图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黄启图的被告主体资格；3.《贷款借款合同》两份、《收据》两份、《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证明黄启图共拖欠邵永威借款本金140000元及相应利息3820元；4.《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证明黄启图与周慧敏于2014年5月21日结婚；5.周慧敏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周慧敏的身份情况；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部分出借资金100000元的来源。另原告邵永威申请证人邵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部分出借资金100000元来源于邵某。被告黄启图、周慧敏共同答辩认为：一、黄启图与邵永威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矛盾属于合伙纠纷。本案中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并非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由始至终黄启图都没有向邵永威借过任何款项；二、本案的客观事实如下：黄启图于2015年9月20日与黄某签订了《酒吧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由黄启图受让酒吧的经营权。后来，黄启图便开始对酒吧进行翻新并重新经营。黄启图经朋友介绍认识邵永威，邵永威表示有意入股酒吧，并决定与黄启图签订股权认购协议。由于酒吧的大部分股权都属于黄启图，邵永威为了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双方协商决定，由邵永威作为执行总监，并雇请案外人陈健钧作为酒吧的财务管理人员。在《股权认购协议书》签订后，邵永威陆续将股权认购款汇入指定的账户（认购价为140000元，与本案的借贷数额巧合地一致）。事后，邵永威认为酒吧的营业执照投资人仍然登记在黄某的名下（由于酒吧的营业执照属于个人独资企业，如需更名的话，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因此当时黄启图没有办理变更），邵永威对此认为存在一定风险，因此提出要求黄某及黄启图、邵永威三方重新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在黄某没有签订之前，邵永威要求黄启图出具其已签名的两份空白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当时邵永威称其分两笔汇认购款，所以要求写两份空白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并要求黄启图在《贷款借款合同》上签名及按指模，但合同条款中的内容都是空栏，收据上除了黄启图签名外，其他内容也是空白的），并保留在酒吧的办公室，由邵永威起草一份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当时黄启图及邵永威均已在该协议上签名。邵永威承诺，在黄某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撕毁上述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鉴于对邵永威的信任，并且资料保留在酒吧办公室，黄启图当时以为没有问题（事后黄某看过新的协议后，认为部分条款需要修改，所以没有及时签订新的协议，之后事情也搁置了）。后来，在酒吧的经营期间，黄启图在查账的时候发现，陈健钧将邵永威的股权认购款全部转走（包括转到自己的名下及其女友余某名下），当时陈健钧对此没有任何合理的答复。邵永威承认私自转走认购款，并承诺重新汇款到指定账户。但不久之后，黄启图发觉陈健钧没有将酒吧经营所得入账，且酒吧办公室内的好多文件也丢失了。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黄启图以“职务侵占”的事由立即向江南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在接案后传唤了黄启图、邵永威及相关的员工进行调查问话。经派出所调查了解，派出所认为这是股东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因此不予受理。事后，黄启图认为陈健钧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酒吧的资产转走，诚信有问题，决定不再雇请其作为财务管理人员，由张某和陈某接手，张某作为出纳，陈某作为会计。黄启图与邵永威决定，以后如黄启图因为经营酒吧需要用款的，都必须经对方同意，在张某确认后，将款项汇到邵永威账上，再由邵永威将款项汇给黄启图，反之亦然（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会产生了本案中邵永威有转账给黄启图的记录）。黄启图后来才发现，之前办公室丢失的文件包括之前其签名的空白《贷款借款合同》、《收据》及当时黄启图和邵永威已经签了名的新《股权转让协议》，是邵永威指使他人将上述合同资料偷走的。经历派出所的闹剧之后，邵永威很少回去酒吧。在短短的合伙期间，酒吧的经营不但未能产生盈余，反而产生了亏损。邵永威意识到继续经营下去，有可能承担更多的债务，于是利用空白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捏造本案的“事实”，并且在黄启图多次要求其回酒吧商讨事宜的情况下，邵永威也不愿意再回去，其目的只是想全额收回认购款，且不愿意承担酒吧经营的亏损。基于上述事实可知，黄启图与邵永威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邵永威只是利用其偷走的合同和收据捏造了本案的“事实”，对于双方之间的合伙纠纷一事，黄某及相关的员工都可以作证，甚至合同和收据被偷走之时也被他人撞见。黄启图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追究其伪造证据的权利。三、邵永威所陈述的事实与其提交的相关证据存在明显的矛盾，也不符合一般的常理逻辑。1.《贷款借款合同》上，除了黄启图的签名及指模外，合同里的内容当时都是空栏，没有填写内容，通过仔细辨认可以看到，合同上是先按指模，后写内容的，并且内容都是邵永威自己写上去的，明显不符合一般合同签订的习惯；2.《贷款借款合同》上的借款数额与邵永威提交的转账记录、收据，在时间及金额上存在明显的矛盾。2015年12月15日的《贷款借款合同》上的借款金额为90000元，但是邵永威提交的《收据》所能显示只为50000元，并非90000元；另一份的《收据》显示的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而转账记录所显示的时间同样为2016年1月23日，也即是说，转账记录与《收据》上显示的金额及时间明显与《贷款借款合同》不符。（1）假设黄启图在2015年12月15日向邵永威借款并在当时收取借款的话，绝不可能实借50000元，而写90000元；（2）如果黄启图又在2016年1月23日向邵永威借款的话，既然其有能力借款，按常理而言也不会一部分转账、一部分给现金，完全不符合常理；（3）在邵永威转账40000元给黄启图之前，酒吧出纳曾转账给邵永威10000元，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或欠款事宜，张某为何会转账给邵永威呢？3.两份《收据》的编号分别为NO.3033802、NO.3033800，通过仔细辨析，2015年12月15日的《收据》上面的编号竟然在2016年1月23日的《收据》之后，显然是邵永威在捏造《收据》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从两份《收据》的编号可以推断，《收据》书写的时间与《收据》上编号的顺序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及矛盾；4.酒吧已经由黄启图翻新及支付了转让款给黄某，也即是说酒吧的经营权及现金价值等均已经属于黄启图，黄启图认购的股权款项理应属于黄启图个人资产部分，既然黄启图收到股权受让的款项，为何还需要向邵永威借款呢？况且，除邵永威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也入股酒吧，也支付认购款，黄启图根本不需要向邵永威借款；5.为何邵永威提起的诉讼金额与《股权认购协议书》上的认购款巧合地一致，并且对于其与黄启图之间的合伙问题只字不提呢？并且，既然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邵永威认为“黄启图资金周转困难”而提出借钱，为何不直接将所借款项直接作为再认购股权的款项？邵永威所称的借款时间正正就是双方到江南派出所处理后，其需要重新转回认购款到酒吧账户的时候，如果黄启图真的资金周转困难，其直接可以将邵永威的认购款取回而不需要向其借钱，况且“所借的款项”也少于邵永威的认购款，这显然不符合逻辑。综上，本案根本不是真实的民间借贷，而是邵永威利用不法的手段，在掩盖客观的事实的基础上将《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等进行断章取义的陈述，目的只是想摆脱其合伙期间的亏损，从中收回其所认购的股权款项。恳请法院驳回邵永威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启图、周慧敏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2.《酒吧经营权转让合同》一份；3.《股权认购协议书》一份，上述证据1、2、3证明邵永威与黄启图存在合作关系，2015年9月20日，黄启图与黄某签订了《酒吧经营权转让合同》，受让了江门市江海区米迦酒吧的经营权，事后，邵永威于2015年11月20日与黄启图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约定由邵永威认购酒吧10%的股权，折价140000元；4.《受案回执》一份，证明在合伙期间，邵永威指使陈健钧将已经入账的股权认购款擅自转回给其个人，黄启图发现后向江南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事后向邵永威、黄启图及相关员工做笔录，邵永威确认收回股权认购款的事实。另被告黄启图、周慧敏申请本院到江南派出所调取黄启图以“被职务侵占”为由报案的案件笔录材料，用以证明黄启图与邵永威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的《贷款借款合同》是由于双方之间的合伙而产生，当时邵永威要求黄启图出具了空白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以保障邵永威的权益，在三方签订协议后再撕毁《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而《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则保留在酒吧办公室；因黄启图与邵永威合伙期间亏损产生纠纷，邵永威将保留在公司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偷走继而产生本案。被告黄启图、周慧敏还申请证人张某、黄某、陈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黄启图与邵永威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所谓的140000元借款实质是邵永威入股酒吧的认购款；黄启图与邵永威之间曾因合伙纠纷闹到江南派出所处理，当时邵永威承认私自收回了认购款；本案的《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原本都是空白的，黄启图应邵永威的要求而出具，目的是在原酒吧投资者黄某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作为保障邵永威的认购款，在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邵永威同意将《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撕毁；《贷款借款合同》及《收据》原本保管在酒吧办公室，事后邵永威将其全部偷走的事实。此外，被告黄启图曾申请对原告邵永威举证的两份《贷款借款合同》上条款内容书写与按指模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但因没有在本院规定的时间内预交鉴定费用而终止鉴定。本案审理期间，原告邵永威确认涉案《贷款借款合同》中非打印字体部分除黄启图签名及黄启图身份证号码、住所、电话号码外均是由其填写，《收据》中非打印字体部分除黄启图签名外均是由其填写。被告黄启图确认《贷款借款合同》中黄启图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码、住所、电话号码是其本人填写，所有指模由其所按，《收据》中黄启图签名是由其本人填写。本院查明:黄启图与周慧敏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4年5月21日登记结婚。2015年12月15日，邵永威与黄启图签订一份《贷款借款合同》，主要载明黄启图因经营急需资金周转向邵永威9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2016年1月15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等内容。同日，黄启图签署一份《收据》，内容主要载明黄启图收到邵永威借款50000元。2016年1月23日，邵永威与黄启图又签订一份《贷款借款合同》，主要载明黄启图因经营急需资金周转向邵永威5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6年1月23日起至2016年2月23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等内容。同日，黄启图签署一份《收据》，内容主要载明黄启图收到邵永威借款50000元。此外，邵永威于2016年1月23日通过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2×××48向黄启图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78转账支付40000元。2016年2月18日，邵永威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3年7月25日，案外人黄某投资开办个人独资企业江门市江海区米迦酒吧。2015年9月20日，黄某与黄启图签订一份《酒吧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黄某将上述酒吧经营权转让给黄启图等内容。2015年11月20日，邵永威与江门市江海区米迦酒吧签订一份《股权认购协议书》，约定邵永威认购该酒吧10%的股份，入股资金140000元于2015年12月7日前汇至酒吧指定的广东南粤银行账户62×××95等内容。2015年12月21日，黄启图到江南派出所报案称酒吧员工陈健钧职务侵占。后江南派出所传唤了黄启图、邵永威、徐学文、张某、陈某等进行调查问话，但至今未予立案。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邵永威主张出借给黄启图140000元（包括2015年12月15日现金出借50000元、2016年1月23日现金出借50000元和转账出借40000元），提供了《贷款借款合同》、《收据》、《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等证据佐证，由于《贷款借款合同》能够证明双方成立了借贷合同法律关系，《收据》、《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能够证明涉案借款已经实际交付，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邵永威上述主张，故本院予以认定。黄启图否认借款事实，并主张其是应邵永威确认投资款140000元的要求而签订上述《贷款借款合同》和《收据》，本院审查认为，虽然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和证人张某、黄某、陈某的证言及黄启图举证的《营业执照》、《酒吧经营权转让合同》、《股权认购协议书》等可以证明邵永威与黄启图有合伙经营酒吧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属于投资款而非借款，另外，《贷款借款合同》和《收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黄启图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贷款借款合同》和《收据》时应持谨慎注意义务，理应知道如其未实际收到借款而出具《贷款借款合同》和《收据》的意义及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黄启图并不否认其有签署上述《贷款借款合同》和《收据》，且邵永威提供的证人邵某的证言及相关的银行流水能够证明其具有相应的出借能力，对于借款事实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而黄启图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因此，本院不予采信黄启图上述抗辩意见。至于黄启图主张涉案《贷款借款合同》和《收据》原本并无书写内容，系在其签名及按指模后邵永威自行添加的抗辩意见，由于黄启图只有其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且邵永威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已届满，黄启图没有按期偿还借款，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邵永威诉请黄启图偿还涉案借款14000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涉案《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约折合年利率24%，并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合法有效，黄启图应依该约定的利率支付借期内的利息，同时，黄启图未有按照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依法应当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此，黄启图应按年利率24%计息给邵永威，其中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22日期间以50000元为本金计，从2016年1月23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140000元为本金计。关于周慧敏的还款责任问题。周慧敏与黄启图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黄启图名义所负的债务，由于周慧敏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属于黄启图的个人债务，亦没有举证证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故本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周慧敏应承担还款责任。邵永威诉请周慧敏对黄启图涉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启图、周慧敏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邵永威偿付借款140000元及其相应利息（按年利率24%，其中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22日期间以50000元为本金计，从2016年1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以140000元为本金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76元，保全费1239元，合共4415元，由被告黄启图、周慧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冯立章代理审判员  杨婷焕代理审判员  徐旭斌二○二○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何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