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芳芳，女，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方剑锋、金涛，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光，男，196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新昌县，现暂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杰，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芳芳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1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自2012年起，徐芳芳、王国光进行多笔款项往来。2012年3月27日，徐芳芳通过徐土根账号向王国光转账5万元；2012年8月2日，徐芳芳通过徐土根账号向王国光转账18万元；2012年9月4日，徐芳芳通过徐土根账号向王国光转账20万元；2012年10月29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5万元；2013年1月4日，王国光通过海都建设公司账号向徐芳芳转账10万元、30万元，其中10万元转账凭证中备注为借款；2013年1月23日，徐芳芳从王国光处收到36万元、11万元，徐芳芳作为领款人签名的领（付）款凭证载明的用途均为“暂借”；2013年3月29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元；2013年7月15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25000元；2013年7月22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10万元，转账时备注为借款；2013年7月31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10万元；2013年8月9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10万元；2013年9月15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45000元；2013年10月17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25000元；2013年10月25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载明徐芳芳因做生意需要向王国光借款20万元；2013年11月18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5000元；2013年12月7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5万元；2014年1月15日，王国光通过海都建设公司向徐芳芳转账5万元，转账时备注为借款；2014年1月21日，王国光通过海都建设公司向徐芳芳转账10万元，转账时备注为借款；2014年1月28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50万元；2014年4月30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50万元；2014年5月12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20万元；2014年5月15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元；2014年5月30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20万元；2014年7月1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元；2014年7月4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元；2014年12月30日，徐芳芳向王国光借款55万元，并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款项内容为借款，金额55万元，30万转账杭州行0488，利息月息10万”，次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30万元；2015年1月13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40万元；2015年4月2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32800元。另查明，1、2012年8月2日，王国光、徐芳芳签订《建筑工程合伙协议书》一份，就“余杭一院配套用房建设工程所有装饰类的分包工程”作出如下约定：“双方从2012年8月2日开始，该工程项目及资源完全共享，互相补给，模式按照公司级别的股份合作制进行；王国光占整个股份的60%，徐芳芳占整个股份的40%，双方实行按比例出资合作方式……；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指对长城建设集团与海都建设公司在2012年7月30日签订的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配套用房建设工程的分包施工合同的所有内容及入场后增加的其他装饰工程；王国光为合伙负责人，权利包括对外开展业务及订立合同、对合伙项目进行日常管理、对工程轻工组进行比较谈判及工程材料的采购与保管等，徐芳芳的权利包括参与合伙项目的管理、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等”。徐芳芳于2012年8月13日在农商银行钱塘支行开立银行卡，账号为62×××30，该银行卡的进出流水情况如下：2012年10月23日王国光汇入10万元，2012年11月7日王国光汇入10万元，2012年11月12日海都建设公司汇入60万元，2012年11月15日海都建设公司汇入30万元，2012年11月27日汇出给海都建设公司40万元，2012年11月28日代长城建设集团向“杭州市余杭地方税务局临平税务分局”缴纳税款14174.19元、33624元，2012年12月6日王国光汇入256400元，2012年12月11日代杭州东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地方税务局临平税务分局”缴纳税款17344.21元，2012年12月18日海都建设公司汇入20万元，2012年12月21日汇出给海都建设公司20万元，2012年12月25日海都建设公司汇入20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王国光确认曾由唐丽萍保管及使用徐芳芳个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该银行卡专门用于余杭一院项目，其根据徐芳芳提供的尾号为9630的农商银行钱塘支行银行卡银行明细判断该银行卡即为专门用于余杭一院项目的银行卡。2012年11月12日60万元、2012年11月15日30万元、2013年2月25日30万元均系转入徐芳芳名下尾号为9630的农商银行钱塘支行银行卡，并非徐芳芳、王国光之间个人借款往来。2、一审庭审中徐芳芳述称2013年1月23日两份《领（付）款凭证》上“徐芳芳”签名并非本人所签，经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浙千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8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3年1月23日两份《领（付）款凭证》上“领款人（盖章）”处“徐芳芳”签名字迹与样本中徐芳芳签名字迹为同一人所写。3、2013年4月15日，徐芳芳向王国光交付现金20万元；2013年5月9日，徐芳芳通过凌乐乐账户向王国光转账46万元。4、一审庭审中王国光述称2013年5月17日杭州海都建设支票现金支付审批单上“徐芳芳”签名系本人所签，经鉴定，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浙江法会[2016]文鉴字第3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3年5月17日审批单上“徐芳芳”签名字迹与样本上徐芳芳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的书写字迹。5、一审庭审中徐芳芳自认其于2014年9月25日向王国光转账800元系因丢失从王国光所借的水平仪故向王国光作出赔偿。6、一审庭审中王国光述称2014年12月30日《收据》项下借款55万元中的25万元系以现金方式交付及徐芳芳对借款交付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徐芳芳认为未收到现金25万元，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但徐芳芳未要求王国光返还该《收据》。7、一审庭审中徐芳芳述称2015年1月13日向王国光转账的40万元中的30万元系向王国光返还2014年12月31日借款本金30万元，同日向王国光转账的25000元系支付该笔借款30万元的利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徐芳芳诉请主张王国光返还借款应提供其向王国光出借借款及王国光未清偿借款的相应证据。该案中，徐芳芳提供了其向王国光转账或交付款项的凭证，王国光抗辩徐芳芳提供的2013年4月15日20万元、2013年5月9日46万元系徐芳芳向其偿还之前的借款，除此以外的款项系其与徐芳芳相互借款、还款，其并不欠徐芳芳借款。根据徐芳芳、王国光提供的证据，徐芳芳向王国光交付款项时仅在2013年7月22日转账凭证中单方备注为借款，其余款项从未由王国光出具过借款协议等借款凭证，相反徐芳芳作为领款人签名确认的2013年1月23日领（付）款凭证备注用途为“暂借”，作为领款人签名确认的2013年9月15日领（付）款凭证备注用途为借款，于2013年10月25日与王国光签订借款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协议》，于2014年12月30日向王国光出具金额为55万元、款项内容为借款、利息月息10万的《收据》，庭审中徐芳芳陈述其于2015年1月13日向王国光转账的40万元中的30万元系返还2014年12月30日收据项下借款本金30万元、同日转账的25000元系支付该笔借款利息，基于上述情形，如徐芳芳陈述的王国光多次借款未偿还属实，其后续从王国光处取得的款项应为王国光的还款而非向王国光所借借款，其多次出具确认款项性质为借款的债权凭证明显与常理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结合双方曾存在合伙关系这一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徐芳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向王国光交付的2013年4月15日20万元、2013年5月9日46万元为借款及王国光欠其借款未清偿，故对徐芳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徐芳芳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芳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77元，由徐芳芳负担。
宣判后，徐芳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将徐芳芳支付给王国光的款项错误计入王国光支付给徐芳芳的款项中，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徐芳芳提交的证据1《杭州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中时间为2014年7月4日的记录显示，徐芳芳通过名下杭州银行账户向王国光打款20万元。这与一审法院查明的“2014年7月4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元”的内容明显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将2013年1月23日签有“徐芳芳”名字的两份《领（付）款凭证》所涉金额作为徐芳芳向王国光的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该两笔款项属于双方合作承揽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建设中装修工程项目工程（以下简称第一人民医院项目）期间，因履行职务行为而领取用于工程使用的款项，不属于借款。根据一审法院庭审中已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双方之间除了借款，仅合作过两个项目，且两个项目均已两清，其中第一人民医院项目合伙期限为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王国光未提供该两份《领（付）款凭证》所附原始凭证，所附原始凭证恰恰能够说明两笔款项是用于双方合作的第一人民医院项目开支的用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徐芳芳要求王国光提供签有“徐芳芳”名字的《领（付）款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但王国光拒绝提供。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王国光在明确应留存两份2013年1月23日签有“徐芳芳”名字的《领（付）款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的情况下，仅提供签有“徐芳芳”名字的《领（付）款凭证》而拒不提供能说明款项用途的原始凭证，足以推定徐芳芳主张成立。3.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经双方共同认可。首先，徐芳芳与王国光之间除了已经结清的两个合作项目外，不存在除借款外的其他业务关系或经济往来。在（2016）浙0110民初11523号徐芳芳诉王国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庭审中，审判员问及“双方除了本案款项，有无其他业务关系或借款关系”，在徐芳芳明确双方之间除了两个已两清的合作项目外其余的经济往来均为借款的情况下，经过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王国光就双方之间有无其他业务关系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故王国光对其与徐芳芳之间除了两个已两清的合作项目外，不存在其他业务关系是认可的。其次，双方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也就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进行了确认。在一审庭审中，针对双方款项往来是否存在双方相互借款行为，王国光明确“有相互借款行为”；针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款项交付是否均基于借款关系而发生的借款与还款，王国光进行确认；针对如何确定款项为借款，王国光称双方没有具体的借条凭证，仅凭双方这样的打款方式来结算。除了王国光提出的2013年10月25日借款协议，王国光明确双方基于彼此信任而在借款往来中均不出具借款协议或借条。据此可见，双方之间除了两清的两个合作项目外，其余经济往来均为借款，借贷关系成立，且在双方的交易习惯中，均以不出具借条或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为常态。一审法院以徐芳芳陈述的王国光多次借款未偿还，其后续仍向王国光多次出具债权凭证明显与常理不符为由，判决驳回徐芳芳一审诉请，属认定事实错误。即便是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打款凭证，徐芳芳已支付给王国光的款项有3303600元，远超过王国光支付的1995000元。但王国光在承认“双方没有具体的借条凭证，仅凭双方这样的打款方式来结算”以及存在如此明显的打款记录差额前提下，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差额款项不是王国光向徐芳芳的借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系基于其他关系而产生，这更与生活常识及常理不符。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除两个已两清的合伙项目外，除了借款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王国光应返还徐芳芳多出借的差额1308600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已经由（2016）浙0110民初11523号案件及本案一审庭审查明，无需徐芳芳再行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即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是经王国光确认的，一审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并采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王国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其与徐芳芳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已详实充分。故一审法院未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驳回徐芳芳的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徐芳芳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国光负担。
被上诉人王国光辩称：l.一审法院并非认定事实有误，2014年7月4日，判决书中提到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实际系笔误，原意应当是2014年7月1日，王国光向徐芳芳转账20万，2014年7月4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20万。但该笔款项双方在庭审过程中是没有争议的，并不属于裁决结果不正确的范围。2.对于2013年1月23日的款项，一审法院已经根据领款处写明的“暂借”认定为借款，且徐芳芳在另案中自认双方的交易习惯基本为每次借款徐芳芳写给王国光借条可以看出，这笔资金可以认定为借贷。从事实来看，双方另外合作的第一医院工程已经在2013年1月前已经结束，该笔款项并非徐芳芳所称履行职务行为而领取的款项，故应当属于借款。至于借款原始凭证问题，财政部的规定系部门行政性规范性文件，内容是财务管理层面的具体操作流程，并无明确规定不保管凭证导致王国光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3.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但是王国光多次明确表态不要求徐芳芳返还其所欠相应的款项。关于一审庭审笔录中提到的没有具体的借条凭证，系混淆借款凭证的概念。原意应当是王国光认为除了2013年10月25日的借款协议比较正规外，其他都是没有正规内容的借条，况且另外还有一些已经找不到或者撕毁的借条。而且徐芳芳所称双方交易习惯均以不出具借条或者借款协议为常态，与法院认定的、徐芳芳自认的事实有本质的矛盾。关于徐芳芳主张的3303600元，实际存在其他第三人的金额，并非本案的金额，徐芳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金额是王国光所欠其的款项。另案（2016）浙0110民初11523号案件系徐芳芳单方面撤诉的案件，此案并无定论。司法解释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而显然王国光具有对徐芳芳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4日，徐芳芳向王国光转账20万元，除此之外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徐芳芳所提其签字的两份《领（付）款凭证》所涉金额47万元系双方合作期间其领取的工程款、并非其向王国光的借款的意见，经审理认为，王国光出具的《领（付）款凭证》由徐芳芳签字确认，系徐芳芳真实意思表示，对徐芳芳具有约束力，凭证上的用途注明为暂借，可以证明徐芳芳向王国光借款的事实。而徐芳芳所提两份《领（付）款凭证》所涉款项系用于二人合作的工程项目并无证据支持，并且徐芳芳要求王国光出具《领（付）款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并无相关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支持，再者，徐芳芳亦无证据证明王国光持有相关原始凭证却拒不提供。综上，徐芳芳所提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徐芳芳所提其与王国光存在借贷关系、其交付给王国光3303600元、王国光交付给其1995000元、故王国光应返还给其1308600元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徐芳芳与王国光从2012年至2015年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2012年至2013年二人合作余杭一院的项目工程，由此有诸多经济往来。根据现有证据，第一，徐芳芳仅在2013年7月22日向王国光转账10万元时单方备注为借款，与此相对，徐芳芳于2013年1月23日、9月15日在相关《领（付）款凭证》中均注明借款，2013年10月25日与王国光签订《借款协议》，2014年12月30日向王国光出具借款550000元的收据；第二，徐芳芳所提其交付给王国光3303600元、王国光交给其1995000元、故王国光应返还给其1308600元的主张并无证据支持均系双方借还款；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王国光最后一次交付钱款给徐芳芳是在2014年12月31日，在此之前，如果王国光向徐芳芳借款尚未偿还，则该日王国光交付钱款给徐芳芳的性质应为还款，而非借款，该假设与徐芳芳向王国光出具借款550000元的收据之事实相矛盾；第四，2014年12月31日之后，徐芳芳于2015年1月13日和4月2日共向王国光转账432800元，徐芳芳自认系向王国光还款付息，即徐芳芳在与王国光最后的款项往来中仍然向王国光付款用于还本付息，该事实与徐芳芳所提王国光尚欠其1308600元未还的主张相矛盾。综合上述情况，徐芳芳所提相关意见明显不合常理，原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徐芳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77元，由上诉人徐芳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张 敏
审 判 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丁英奇
书 记 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