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1302行初17号
原告梁玉来。
委托代理人韦日苏，广西天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柳芳，广西天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地址：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革新路**号。
法定代表人兰明亮，镇长。
委托代理人黄金山，城厢镇人民政府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立谋，城厢镇人民政府干部。
被告（复议机关）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地址：来宾市兴宾区城南新区。
法定代表人莫若锋，区长。
委托代理人覃秀龙，兴宾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覃继忠，兴宾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梁善仁，农民。
第三人梁善雍，农民。
原告不服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行政土地确权处理决定及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维持复议决定，于2016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6年3月16日向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玉来及其委托代理人韦日苏，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黄金山、刘立谋、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覃秀龙、覃继忠、第三人梁善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的主要事实：争议地“格兰大桥坪”（地名）系格兰村第六生产队集体土地，面积约2亩（四至界限详见附图）。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已将该地块分给梁某乙、梁善仁、梁善雍家耕管，后梁某乙把自已的土地与梁玉来交换，由于各种原因，争议地丢荒，后梁善和父亲在争议地开荒耕种10年左右。大约2010年，陈永良（梁玉来的亲戚）在争议地上建起酒坊。2012年，梁善仁、梁善雍对争议地主张使用权属，从而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地“格兰大桥坪”系格兰村第6生产队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划分给梁善仁、梁善雍、梁玉来耕管。因此梁善仁、梁善雍主张争议地“格兰大桥坪”使用权属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梁玉来主张的争议地“格兰大桥坪”全部使用权属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1、确认争议地A处，面积约0.38亩的土地使用权归梁玉来管理使用；2、确认争议地B处，面积约0.38亩的土地使用权归梁善仁管理使用；3、确认争议地C处，面积约0.38亩的土地使用权归梁善雍管理使用。原告梁玉来不服，向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24日作出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梁玉来诉称，1、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一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在“争议地”内分得土地并耕管。二被告对原告和两个第三人在19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到底是参与哪块地分配和如何分得“争议地”都搞不清楚，而且相互矛盾：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地”是分给梁某乙和两个第三人耕管，后是梁某乙自己的土地与原告交换；而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则认定“争议地”是分给原告和两个第三人耕管。但有证据证明梁某乙和原告是参与分小块地，相互没有交换过；而第三人是参与分大块地并仅耕管几年；小块大块两块地隔开，第三人分得的地不在“争议地”内，“争议地”全部为原告所分得并一直耕管至今。二是“争议地”面积到底是多少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二被告处理决定书在事实部分认定争议地“面积约2亩”，但决定确认土地使用权属合计1.14亩，余下归谁，尚属“争议地”吗？不得而知。三是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认定梁善和开荒耕种“争议地”10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对此未作认定；二被告都认定原告和两个第三人都耕管过“争议地”但各耕管多久，如何交接无证据证实。2、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一是第三人梁善雍未主张土地权属，而本案梁自英主张土地权属，但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却擅自确权给梁善雍，显然违法。二是受理立案材料全无，被告径自确权违法。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没有制作立案审批表，没有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通知书，也未向原告送达确权申请书、举证答辩通知书、权属纠纷证据材料等。三是第三人梁善雍始终均未参与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的调解和勘查。由于梁善雍既不提出又未实际参与确权，也从未书面委托任何人提出和参与确权，梁自英便擅自背着其参与确权活动，而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明知梁自英没有梁善雍的书面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不是通知梁善雍参加而是让梁自英参与调解和现场勘查。调解和勘查结果无效，显然违法。三是本案全部文书都未送达梁善雍，被告剥夺其知情权和抗辩权。二被告均未将本案的任何文书送达当事人梁善雍，其对本案处理自始至终毫不知情，其合法权利被非法行使和被他人冒用滥用，造成了其不愿意接受的严重后果，显然违法。3、处理决定明显不当。一是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有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土地使用权归原告管理使用。二是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规定。在原告和第三人均未能提供“争议地”使用权属凭证、第三人主张权属又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适用“谁占有谁管理使用”和“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确权标准，鉴于原告对“争议地”已管理使用30多年并无争议的历史情况并已发包他人使用的有益现实，将“争议地”全部确认给原告完全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第四条规定的“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稳定的原则”。而被告人为地将“争议地”的部分管理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不仅不符合上述确权标准，而且违反法律规定，因而是明显不当的！综上所述，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处理明显不当，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原告向法庭提供下列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住址；2、城政处（2015）2号、3号、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二被告对本案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3、梁善雍的自书材料，证明当时分地的时候，原告在小块，其在大块，二块不在一起，原告不占有其耕地的事实；4、梁善雍核实调查笔录，证明当时分地的时候，梁玉来分得的小块地，其参加分的大块地，梁玉来从来没有占其的地，同时其从来没有向政府反映和要求确权，也没有在任何材料签字，也没有政府工作人员向其调查了解，对政府处理确权这个事其一无所知，也没有委托谁参与土地确权，也没有收到政府任何处理决定书的事实；5、罗庆安核实笔录，证明梁善雍的自书材料是梁善雍口述，其代书，且内容真实；6、梁某甲询问笔录，证明其与梁善雍、梁善仁等12家参与分大块地，梁玉来和梁某乙、梁自和参与分小块地并一直耕种，现争议地是梁玉来的；7、甘有政询问笔录，证明梁玉来、梁善雍、梁善仁分得的地不在一块，其与梁善雍、梁善仁等参与分大块地，梁玉来和梁某乙、梁善和参与分小块地，现争议地当时是分给梁玉来的；8、梁某乙询问笔录，证明其与梁玉来、梁自和是参与分小块地，而梁善雍、梁善仁等12户则参与分大块，梁玉来和梁某乙、梁自和参与分小块地，梁善雍、梁善仁不可能两块地都分有，现在与梁玉来争议小块地没道理；10、分地图案，证明按梁某甲陈述所划出分地图案，梁某甲、甘有政等4证人均签名确认，同时证明梁善雍、梁善仁等12家参与分大块地，梁玉来和梁某乙、梁自和参与分小块地，梁玉来、梁善雍、梁善仁分得的地并不在一块。原告除了提供上述证据外，申请证人梁某甲、梁某乙当庭作证，二位证人所作的证言与上述其的询问笔录的证言内容一样。
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及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诉称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分得“争议地”并耕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争议地“格兰大桥坪（地名）”系格兰村第6生产队集体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该队将争议地分给梁某乙、梁善仁、梁善雍三家耕管，后梁某乙把自己的土地与梁玉来交换。由此可见，争议地实属梁玉来、梁善仁、梁自英三家的土地。同时本案适用法律法规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为依据。因此，作出城政处（2016）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是正确的。2、原告诉称“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这一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城厢镇人民政府受理此案后，并对此案调查取证，现场踏勘及勾图召开调解会等，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3、原告诉称“处理决定明显不当”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争议地”曾多人耕管，原告并未耕管有30年时间之久，在原告和第三人均未能提供《土地承包证》等证据的情况下，城厢镇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及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报告，证明梁善仁、梁善雍请求政府进行土地确权；2、身份证明材料，证明当事人有关身份情况；3、现场踏勘记录及附图、调查笔录、调解会议记录，证明争议地的位置、面积、旁证材料及调解情况；4、梁善和、梁善欢、梁自英、梁善本的自书材料，证明争议地是梁善仁、梁善雍的；5、班子会议记录，证明本案讨论的处理情况；6、城政处（2015）2号、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城厢镇人民政府对本案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将城政处（2015）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梁玉来、梁善和、梁自英。
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人梁玉来不服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2、行政复议申请立案审批表，证明经审批，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本机关予以立案的事实；3、立案受理通知书及告知书，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调解意向通知书，证明复议机关向当事人送达复议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4、提交行政复议证据收据，证明被申请人城厢镇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提交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事实；5、发文审批表，证明复议决定经过审批同意发文的事实；6、送达回证，证明复议机关已将各种法律文书已送达各方当事人的事实。
第三人梁善仁述称与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辩称的内容一样，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梁善雍未到庭，也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提供证据2无异议，对提供证据1、3、4、5、6有异议，认为证据1《报告》中，系梁善仁一人所写所签，非梁善雍本意，且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主张权属，被告擅自确权无据，证据3中的《调解会议笔录》，当事人梁善雍没有参加，梁自英、廖秀琳、何新姣非当事人无权参与，未将定案证据经当事人质证，显属违法调解；《现场踏勘记录》中，当事人梁善雍未参与，梁自英没有授权委托无权参与，该踏勘无效；《调查笔录》中，无一份调查笔录能证明第三人分得过争议地，相反有证据证明争议地是分给原告的，证据4的自书材料中，系梁善和、梁善欢、兰郁秀的证言与第三人梁善仁自编自写的，是无效的，证据5中的《班子会议记录》，参会人员身份不明，研究决定争议地自东向西第3块（C处）土地使用权归梁自英，而处理决定却是归梁善雍管理使用，证据6中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所有的文书都未送达当事人梁善雍，梁善雍本人没有也从不委托任何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他人擅自代签代收理由不能成立均属无效。第三人对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及第三人梁善仁对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程序性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兴宾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梁善仁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二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1、2无异议，对原告提供证据3、4、5、6、7、8、9、10及证人当庭所作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证明的内容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人梁善仁对原告提供证据1、2、3、4、5无异议，对原告提供6、7、8、9、10及证人当庭所作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提供证据1、2、3、5、6，原告提供证据1、2、3、4、5，这些证据可以证明本案有关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证据，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程序性证据，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纳。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提供证据4中的自书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原告提供证据6、7、8、9、10及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这些证据所证明的同一内容的真实性待于查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暂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城厢镇格兰村“格兰大桥坪（地名）”，面积约2亩，该争议地属城厢镇格兰村第六生产队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告梁玉来与第三人均到争议地耕种，后来由梁玉来耕种。2010年，陈永良在争议地上建酒坊。2012年4月25日，梁善仁以其和梁善雍的名义，向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提交报告称梁玉来侵占他们的土地，并在该地上建酒坊，请求政府解决处理。之后，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派员调查，组织了双方当事人梁玉来梁善仁以及梁自英现场踏勘、调解，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争议地A处，面积约0.38亩的土地使用权归梁玉来管理使用；争议地B处，面积约0.38亩的土地使用权归梁善仁管理使用；争议地C处，面积约0.38亩的土地使用权归梁善雍管理使用。并向梁玉来、梁善仁、梁自英送达了该处理决定书。梁玉来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5年12月12日向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6年2月24日，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向梁玉来、梁善仁、梁自英送达了该复议决定书。梁玉来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程序违法为由，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上述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另查明，第三人梁善雍没有委托他人参与本案确权及诉讼活动。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及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具有本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一是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二是行政处理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一、关于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必须满足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要件。从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提供本案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所认定的第三人在“争议地”内分得土地并耕管及梁善和开荒耕种“争议地”10年的事实，其次“争议地”面积是多少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处理决定书在事实部分认定争议地“面积约2亩”，但决定确认土地使用权属合计才1.14亩。因此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告提出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的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二、关于行政处理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应当递交申请书，乡（镇）人民政府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应当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通知当事人到场，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处理决定书按有关规定送达双方当事人。本案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原告提供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梁善雍提出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参加权属争议现场勘验、调解，也没有将处理决定书送达梁善雍，因此，被告城厢镇人民政府没有履行上述法规规定的程序，作出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违法。
综上，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作出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2015年12月3日作出的城政处（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2016年2月24日作出的兴政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责令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城厢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丽行
审 判 员 黄福友
人民陪审员 田 甜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韦 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