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一中民提字第104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十街坊（94中）2号楼321室。
法定代表人：牛信平，总经理。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星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峰园2号楼5层501。
法定代表人：刘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丽莎，北京市华博金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媛，北京市华博金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星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1）海民初字第17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一中民申字第898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奥华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牛信平，被申请人中星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冯丽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奥华公司起诉称，中星公司是提供VSAT基础通信综合应用网络服务的公司，与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网通北京公司）在卫星宽带数据通信领域存在全面合作关系，并由网通北京公司出面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以下简称救捞局）于2007年11月1日，签订了第02-2007-39927号及02-2007-39928号《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合同》（以下简称《系统服务合同》）。中星公司与奥华公司形成合作关系成为救捞局项目合作商，并于2007年9月4日和2007年9月6日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因此，网通北京公司虽为《系统服务合同》的签约乙方，但实际完成项目设计的是中星公司，实际施工完成安装调试并维护卫星运营的是奥华公司。奥华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及《系统服务合同》中对乙方的要求完成了工作任务。《系统服务合同》签订的第2年，救捞局与中星公司补充签订了1条船的协议，此船的相关工作任务也由奥华公司按期完成。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乙方指定银行帐户，即奥华公司的实际收入为《合作协议》与《系统服务合同》的差价，主要是运营服务费及少量一次性费用。上述欠款已拖欠1年有余，奥华公司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星公司给付奥华公司合同款33378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中星公司答辩称，中星公司不同意奥华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救捞局与网通北京公司签订的第02-2007-39927号，第02-2007-39928号《系统服务合同》，中星公司接受救捞局和网通北京公司的委托，从事《系统服务合同》项下的船载卫星通信系统设计、开发和施工工作。2007年9月4日、2007年9月6日中星公司分别与奥华公司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委托奥华公司从事《系统服务合同》的部分工作。故中星公司与奥华公司的合作是基于网通北京公司与救捞局的合作，中星公司认可奥华公司于2009年9月之前就相关合作项目所提供的服务，且中星公司已足额支付奥华公司2009年9月之前的合作费用。2009年9月之后，网通北京公司与中星公司的合作便已结束，中星公司与奥华公司也不再存在合作，故中星公司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中星公司与奥华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签订后，自2007年9月开始至2009年9月，中星公司向奥华公司支付的合同款共计人民币2878211元，中星公司已向奥华公司支付完所有款项。故请求法院驳回奥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中星公司与网通北京公司系业务合作关系。
2007年11月1日，网通北京公司与救捞局签订了编号为02-2007-39927及编号为02-2007-39928的两份《系统服务合同》。02-2007-39927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1、网通北京公司为救捞局提供Ku波段卫星通信运营服务等事宜；2、救捞局承诺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网通北京公司支付费用；3、双方约定合同价格为：卫星带宽占用费为单船一年带宽占用费用为295000元，三艘船一年885000元，卫星入网调试一次性费用为15000元／船，卫星主站网管费用为50000元／船／年，三条船共计150000元／年，卫星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73000元／船／月，电话费用按照网通北京本地市话费用计算，每月按话单付费。02-2007-39928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1、网通北京公司为救捞局提供C波段卫星通信运营服务等事宜；2、救捞局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网通北京公司支付费用；3、双方约定合同价格为：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原网通北京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北京公司，）为救捞局的三条船同时提供三年通信服务，每年的卫星带宽占用费用共计为1440000元，卫星入网调试一次性费用为15000元／船，卫星主站网管费用为每船每年50000元，三条船共计15万元／年，卫星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73000元／船／月，电话费用按照网通北京本地市话费用计算，每月按话单付费。
救捞局（甲方）与网通北京公司（乙方）于2008年签订合同编号为02-2008-28127的《系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在原合同条款的基础上，甲方将继续委托乙方提供船用卫星通信服务，并向乙方支付相应的通信服务费。甲方委托乙方新增一条C波段船只的卫星通信服务。费用标准为，C波段卫星带宽占用费用为48万元／船／年。主站网管费用为5万元／船／年，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人民币8.76万元／船／年。
2007年9月4日，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1、兹正式授权奥华公司为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合作商；2、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始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3、运营服务费：每条船一年300000元，同时签署三条船只一年费用为900000元，卫星主站服务费为30000元／船／年，三条船共计9万元／年；4、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星公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华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007年9月6日，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1、兹正式授权奥华公司为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合作商；2、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始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3、运营服务费：每条船一年100000元，同时签署三条船只一年费用为300000元，卫星主站服务费为30000元／船／年，三条船共计9万元／年；4、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星公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华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中星公司已向奥华公司支付的款项共计2878211元。中星公司主张根据中星公司提交的付款明细，其中“联通收北京主站08”项下的人民币9445元，人民币1372.60元，14093.40元及“08年8月购买C设备08”项下的16500元不应包括在应收的运行费用中。
诉讼中，中星公司与奥华公司均认可以下事实：2007年12月31日网通北京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交通部东海救助局通信服务费582100元；2008年1月18日网通北京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交通部北海救助局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费489600元；2008年5月22日网通北京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交通部南海救助局674600元的通信服务费；2008年10月8日网通北京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交通部东海救助局2008年5月至10月卫星通信服务费共计582100元；2008年11月11日网通北京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交通部南海救助局卫星通信服务费674600元；2009年6月3日网通北京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交通部北海救助局卫星通信服务费979200元。
诉讼中，奥华公司提交《﹤系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1》），其上载明：救捞局为甲方，网通北京公司为乙方，在原有合同的基础上，甲方委托乙方再提供一条船上的服务，并向乙方支付相应的通信服务费，费用包括，带宽占用费48万元／年，主站网管费50000元／船／年。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7300元／船／月。该证据上未加盖救捞局及网通北京公司的公章。
诉讼中，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均认可2007年9月4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付款方式处“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是指联通北京公司与救捞局签订的02-2007-39928《系统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1》。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均认可2007年9月6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付款方式处“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是指联通北京公司与救捞局签订的02-2007-39927《系统服务合同》。
诉讼中，中星公司主张根据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其需支付奥华公司的费用应按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载明的费用标准计算；奥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中星公司应向其支付费用的计算方法为：02-2007-39928《系统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1》中约定的相关费用减去2007年9月4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约定之费用。
诉讼中，中星公司主张根据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其需支付奥华公司的费用应按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载明的费用标准计算；奥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中星公司应向其支付费用的计算方法为：02-2007-39927《系统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相关费用减去2007年9月6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约定之费用。
诉讼中，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均认可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的费用包括：带宽占用费，主站服务费，上网及维护费3项。
诉讼中，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奥华公司申请向联通北京公司调查收取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明材料：联通北京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关于法院调查函的复函。复函称“一、我公司确与交通部救助打捞局签订过《交通部救助打捞局船载卫星系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02-2008-28127号）。该协议已于2010年10月到期，正常结束。二、我公司从未收到过合同甲方（交通部救助打捞局）关于船载卫星通信系统的任何故障的报告、函件、传真等。三、我公司职员黄朝晖从未见过“东海救111轮VIASAT故障情况”的报告，签名并非黄朝晖本人签字。四、交通部救捞局船载卫星通行系统使用的船上设备系自行配备，合同不涉及船上设备的维护、处理故障等。即使出现如附件所示的船上设备故障，也与我公司无关。”
诉讼中，被告中星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判令：1、奥华公司退还合同款12万元；2、奥华公司赔偿中星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但中星公司在法院限定的日期内未缴纳诉讼费用，故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受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之义务。
关于《合作协议》之履行。截止2009年9月，奥华公司基于《合作协议》已提供了相关的服务，中星公司已向奥华公司支付2878211元。奥华公司主张中星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中“联通收北京主站08”项下及“08年8月购买C设备08”项下之款项不包括在基于《合作协议》所应支付的款项之中。对此法院认为，因奥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上述项下之费用独立于中星公司基于《合作协议》所应支付的费用，故法院对奥华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法院确认中星公司基于《合作协议》已向奥华公司支付的款项为2878211元。
关于《合作协议》的终止。两份《合作协议》中均约定奥华公司为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合作商，并约定协议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始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中星公司主张上述“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已于2009年9月结束，奥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中各方出具的发票可见，该项目中各方之间付款方式为：救捞局一方向网通北京公司付款，网通北京公司向中星公司付款，中星公司向奥华公司付款，且奥华公司亦主张网通北京公司与中星公司在卫星带宽数据通信领域存在全面合作关系，故可知“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中网通北京公司与中星公司的合作及网通北京公司向中星公司付款系该项目运行的关键环节，现联通北京公司大客户服务中心图像客户部出具《确认函》称联通北京公司与中星公司在VSAT通信系统领域上的合作于2009年9月终止，并停止向其支付与VSAT通信系统相关的全部付款，救捞局亦出具《证明》称2009年9月后，救捞局未与奥华公司有任何业务来往，奥华公司未在相关项目中为救捞局提供过服务，故对中星公司主张的“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已于2009年9月结束之事实，法院予以采信。因两份《合作协议》中均约定协议有效期限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故法院认定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均于2009年9月到期终止。
关于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费用之计算方法。两份《合作协议》均约定“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星公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华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均认可上述“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是指网通北京公司与救捞局签订之合同，其中，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合同”是指02-2007-39928《系统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1》；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合同”是指网通北京公司与救捞局签订的02-2007-39927《系统服务合同》。中星公司主张其需支付奥华公司的费用应按《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载明的标准予以计算，奥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中星公司应向其支付费用的计算方法为：《合作协议》付款方式处“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约定之相关费用减去《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约定之费用。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星公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华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之费用应为“合同高出费用”，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对“合同高出费用”之解释应为“‘合同’约定之费用高出《合作协议》约定之费用的部分”，而不应解释为“《合作协议》约定之费用”。故法院对奥华公司所主张的《合作协议》约定费用之计算方法予以采信，对中星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费用之数额。奥华公司与中星公司均认可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的费用包括：带宽占用费，主站服务费，上网及维护费三项，对此法院不持异议。02-2007-39928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1年为144万，3船2年为288万）；主站网管费（3船1年15万元，3船2年为30万元）；上网及维护费（1船1月7300元，3船1年为262800元，3船2年为525600元）。《补充协议1》约定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1船1年48万元）；主站网管费（1船1年5万元）；上网及维护费（1船1年87600元）。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运营服务费项下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1船1年为30万元，3船1年为90万元、3船2年为180万元）；主站网管费（1船1年3万元，3船1年9万元、3船2年18万元）。故按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的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2年108万元，1船1年18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2年12万元，1船1年2万元）；上网及维护费（3船2年525600元，1船1年87600元），上述款项共计2013200元。02-2007-39927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1年为885000元，3船2年为177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1年15万元，3船2年30万元）；上网及维护费（3船1年262800元，3船2年525600元），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运营服务费项下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1年30万元、3船2年60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1年9万元、3船2年18万元）。故按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中星公司应向奥华公司支付的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2年117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2年12万元）；上网及维护费（3船2年525600元），上述款项共计1815600元。
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根据2007年9月4日及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星公司共应向奥华公司支付的合同费用共计3828800元。现中星公司已向奥华公司支付2878211元，尚欠奥华公司950589元，故对奥华公司主张中星公司支付合同款的诉讼请求中950589元之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被告中星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合同款九十五万零五百八十九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中星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奥华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决定提审本案。
奥华公司申请再审称：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二中刑初字第41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救捞局原工作人员陈鹏受贿罪成立，陈鹏正是当年救捞局“中星公司海事救捞局项目”的负责人，该判决书第11页最后一段法院查明的事实“2011年奥华公司向法院起诉中星公司。在诉讼中，王X找陈鹏出具假证明，证明从2009年9月开始，救捞局与联通北京公司就终止合同了，这样中星公司就不用付奥华公司法人牛信平费用了，但实际上合同并没有终止。”上述提到的证明即为原审中中星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明，该份证据已经在陈鹏受贿案件中得到认定，是陈鹏单方面伪造的证据，而这份证据也直接导致奥华公司在一审中败诉，因该份证据在陈鹏受贿案件中被推翻，是我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2、陈鹏的受贿款项应为中星公司付给奥华公司的款项，（2014）二中刑初字第416号刑事判决书也查明中星博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星博远公司）与中星公司为关联公司，中星博远公司实际上是为了逃避与奥华公司合同纠纷而成立的新公司，我方认为中星公司与中星博远公司应属一家公司。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中星公司给付我公司三年合同款。2、追加中星博远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
中星公司辩称：我方认为原判并无不当，请予以维持。陈鹏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仅为个人言词，其所犯罪行是受贿罪，且刑事判决书对其供述并未查明真伪，无论刑事判决还是民事判决，口供未加以举证，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陈鹏个人的口供无法推翻救捞局单位出具的证据。我方在原审中提交联通北京公司的证据与救捞局的证明是契合的。救捞局出具的证据并非唯一、关键的证据，在四个主体中，救捞局与联通北京公司签订协议，联通北京公司才与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我公司把一部分义务委托给奥华公司，联通北京公司给我方付款，我方再付款给奥华公司。奥华公司与我公司的合同，是基于我公司与联通北京公司的合同。原审中联通北京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我公司的合同于2009年9月终止，联通北京公司出具的证据是确认我方与奥华公司终止的关键证据，也是原审法院定案的依据。奥华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对其2009年9月以后继续提供服务的主张予以证明。奥华公司要求追加中星博远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中星博远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我们认为奥华公司要求追加中星博远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故请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依据联通北京公司大客户服务中心图像客户部出具的《确认函》及救捞局两份《证明》认定《合作协议》于2009年9月终止。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11日作出的（2014）二中刑初字第416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陈鹏（救捞局救助指挥处原主任科员）的供述及证人中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健、工作人员王X均证明救捞局两份《证明》系假证明。故关于《证明》的真实性问题以及双方《合作协议》终止的时间问题有待进一步查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1）海民初字第17317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王 京
审 判 员 刘燕风
代理审判员 尤 頔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