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
法定代表人：郭带胜，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志盛、吴嘉欣，均系广东道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修根，男，1941年6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居所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
委托代理人：黄炳星，系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金玲，女，196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系叶修根的妻子。
原审第三人：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
代表人：郭带胜，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志盛，系广东道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群富�司）因与被上诉人叶修根、原审第三人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群众居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中一法民四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群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群富公司于1993年至1994年期间委托港群工区负责承建中山市港口镇永富工艺厂（以下简称永富工艺厂）厂房，累计支付工程款2204652.16元（不含土地作价），土地7.43亩，土地成本价折合584620元，因此永富工艺厂厂房的成本价共计2789272.16元，而叶修根仅支付100万元即购入，致使集体资产流失1789272.16元。2002年，应中山市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委托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上述款项应向叶修根追回，群富公司一直�求叶修根返还该款，但由于叶修根涉及刑事犯罪等原因至今尚未退回。群富公司多次追讨无果，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叶修根向群富公司支付厂房款1789272.16元；2.叶修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叶修根在原审辩称：一、群富公司所提供的审计报告遗漏审计主体及材料，不能全面反映叶修根与对方合作的真实情况，不具证据效力。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实行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管理，群众村当时有党支部、村委会（原大队联队）、经联社及后来成立的群富公司。群富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6日，而叶修根与群众村从1982年已经开始联营合作，在1982年至1992年期间的10年时间里，与叶修根联营、购地办厂、承包土地等是群众大队联队、村委会。而群富公司起诉所依据的审计报告所审计的会计资料却只是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期间的材料，欠缺了叶修根主要投资的1982年至1993年6月前的会计资料，也没有审计群众大队联队、村委会及群众经联社的财会原始凭证及账册，而且群众村存在收款不入账及使用作废公章收款的情形，致使审计资料不完整，从而导致审计结论错误，该审计结论不能作为证明叶修根欠厂房款的依据。二、叶修根不仅为群众村介绍招商引资，还和群众村及群富公司有合作关系及联营开发土地关系。叶修根与群众村联营多年，叶修根没有拿走一分钱，一直到1993年9月才签订结算协议，本案所涉及的永富娱乐城和永富工艺厂厂房正是用群富公司代收代支的联营资金建造，不足部分由叶修根再补贴100万元建造。在1993年结算时，群富公司分得永富娱乐城，叶修根分得永富工艺厂厂房，双方所得面积基本相等。此后，双方将上述两幢厂房进行互换，叶修根已按照约定将永富娱乐城设施折旧后的费用支付给群富公司。1997年，�修根出资港币305万元，购买了永富工艺厂厂房，该协议已履行完毕。群富公司现起诉要求叶修根再支付1789272.1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三、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且群富公司在该结算协议签署后近10年间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四、退一万步说，即使群富公司有权要求返还有关款项，群富公司提出起诉的时间也早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群富公司的主张也不应受法律保护。
群众居委会原审辩称：同意群富公司的起诉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原审第三人群众居委会的前身是中山市港口镇群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群众村委会），群富公司是群众村下属的集体企业。永富洋行是叶修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独资开办成立的私营企业。1982年，叶修根来到中山市港口镇群众村投资开办珠绣厂。1986年，叶修根在群众村承包了43亩鱼塘，承包期限为10年，叶修根一次性支付全部承包费129000元，承包后有关鱼塘仍由群众村进行发包收益。1987年10月，吴锦培担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1989年2月17日，叶修根以永富洋行（乙方）的名义，与群众村委会（甲方）签订一份《群众村与永富洋行联营协议》，约定如下：（一）镇委因建设二马路需征用原乙方承包的上述43亩土地中的19亩，双方商定由乙方出资将余下24亩填土后作为住宅地出售，经计算收支情况，收入为315645元，其中村分成比例为2成，乙方占8成，此外甲方还有净收入192139元（含承包费129000元，鱼塘沙款63139元），该部分收入由甲方占有，余下的利润投资入围仔开发鱼塘；（二）乙方将九队围仔40亩开发鱼塘总投资152000元，甲方占2成，乙方占8成，纯利结算，承包年限按照政策变动而变动，在承包期间由乙方安�：（三）甲方现有四队二马路两侧剩余土地26亩，由甲乙方各投资50%，结算按照纯利结算，甲方占40%，乙方占60%。在上述三个项目开发完毕后，双方未进行过正式的结算，所获得的利润均由群众村委会保管，叶修根并没有实际分得约定的利润。之后，为进一步加快群众村的开发，扩大招商的范围，群众村于1992年10月6日开办了群富公司，该公司登记的投资单位为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群众经联社），法定代表人由群众村党支部书记吴锦培兼任。该公司是群众村的村办公司，初期由叶修根与群众村委会共同运作，主要负责群众村的招商及土地开发出售业务，该公司开发运作期间的资金大部分由叶修根垫支，双方约定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群众村委会的负责人口头承诺还可按照由叶修根介绍成功的招商及土地开发出售业务所获收入的数额，以一定的比例向叶修根支付介绍费。1992年，叶修根与群富公司共同出资在群富工业区兴建两幢厂房，其中叶修根出资100万元，其余资金由群富公司通过出售土地及招商引资的方法筹措。1993年初，经叶修根牵头，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锦培与案外人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丝绸公司）的负责人胡杰球去湖南省衡阳市考察房地产市场。后叶修根、群富公司、中山丝绸公司三方商定，合资在衡阳市以叶修根经营的永富洋行的名义投资（群富公司出资150万元，占其中30%份额），由永富洋行与湖南省衡阳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建筑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开发房地产，就上述协议三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1993年3月，永富洋行与衡阳建筑公司签订了一份《合营经营衡阳永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书》，合同以衡阳建筑公司为甲方，永富洋行为乙方，约定成立合资经营公司湖南衡阳永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由甲方投入注册资金300万元，乙方投入注册资金500万元，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由甲方任命，三名由乙方任命。同年3月10日，衡阳建筑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补充协议，由衡阳建筑公司保证在第一期工程中投资的500万元年盈利达到30%以上，若年盈利不达到30%，由衡阳建筑公司负责向永富洋行支付补偿金。1993年4月20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正式登记成立，该公司的注册资金为800万元（实收出资500万元），登记的中方股东衡阳建筑公司（出资金额300万元），外方股东为永富洋行（出资金额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叶修根，乙方委托的董事为叶修根、胡杰球、吴锦培。1993年4月26日，群富公司向叶修根的账户汇入150万元。此后，群富公司派出了群众村驻衡阳办事处，由�众村的治保主任吴锡强担任该办事处主任，其主要职责是了解衡阳市的建材商品价格，以及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工程进展情况，并反馈给群富公司。1993年7月15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出具一张收款单给群富公司，收款单的内容是收到叶修根交来群富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投资款”150万元。后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出现了资金短缺、建设速度慢、各种费用增大等状况，原衡阳建筑公司对永富洋行一方承诺的投资利润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村驻衡阳办事处在设立数月后被撤销。1993年11月，原群众村党支部书记兼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锦培调至港口镇政府任副镇长。在此之前，叶修根向吴锦培和候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要求将其与群众村及群富公司的合作进行结算。
1993年9月2日，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一份《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该协议的内容如下：“我群众村于一九八二年与永富洋行联营在我村开办珠绣厂，扶持我村发展集体经济，并多次捐资支持我村自来水设施及办学等一系列福利事业。由于一九八六年拨款壹拾贰万元给我村清还银行贷款，一直与我村联营开发鱼塘及发展房地产事业，积极介绍引进外商办厂，故使我村的经济发展初具规模。今后为便利双方的经济继续发展，故将我群富发展公司与永富洋行有关的经济收支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以下条款：一、现有坐落于二马路旁群富发展公司对面的三层厂房（即出租给富华的厂房）主楼建筑面积约3300平方米、副楼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以及空地面积3371平方米，以围墙为界划给永富洋行所有，今后的产权和经营权归永富洋行。二、原来我村旧办公楼已换给永富洋行作工厂之用，现我公司收回作为老人中心使用，兑换土地10亩，现经双方协商将以捌拾万元退回给永富洋行，土地归还给群富公司。三、我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联合开发房地产事业，永富洋行一直介绍外商到我公司购地办厂，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次支付介绍费壹佰捌拾万元整给永富洋行。四、永富洋行在我公司投资的120万元，退回给永富洋行作为在湖南衡阳房地产的投资款。今后有关开发衡阳房地产的事项，直接由永富洋行交接。五、群富发展公司同意在自留住宅地内规划伍亩地给永富洋行作建住宅用地，收费标准按照成本价收取。六、永富洋行原在我村新围九队围仔征用开发鱼塘的面积约56亩，现镇政府已征用开发，这块地由永富洋行与镇政府有关领导协商土地补偿问题，如有补偿归永富洋行所有，应减除社员征地补偿部分款项。”
1994年3月28日，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一份《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的内容如下：一、按照结算协议第二条所定，原将之前已卖给叶修根的旧珠绣厂物业（即原群众村办公室）由村收回用于开办村办老人中心，按照协议所定的划拨10亩工业用地兑换折价80万元，实行土地抵顶款项；二、按照结算协议第三条所定，叶修根多年来引进外商在群富公司工业区内办厂的介绍费180万元，现因群富公司资金困难，故双方协商以划拨工业土地20亩抵顶，按照每亩9万元结算；三、叶修根多年来与群富公司的经济往来账务（以财会账内反映为准）所欠的款项，以其出租的厂房的租金分三年扣除，扣除完毕为止。1997年8月2日，群富公司还与叶修根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由群富公司委托叶修根作为其中介代理人，介绍外商进行房地产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有关事项，并承诺按照与外商的实际交易金额进行计算，提取5%作为中介服务费（佣金）�
1996年10月3日，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经中山市港口镇农村合同办理处见证，签订一份《厂房产权、产业对换协议书》，约定将“永富娱乐城”（该娱乐场是由群富公司于1993年8月投资开办，在自营一段时间后因经营不善而承包给他人，从1995年1月起由叶修根承包，后叶修根也因经营不善拖欠承包费，截至1996年4月30日止已拖欠群富公司承包金610518.85元）的房地产与永富洋行伟达工厂大厦（即永富洋行根据1993年9月2日《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分得的三层厂房）的房地产进行对换，两物业的主副楼建筑面积、土地面积均相同，其中，“永富娱乐城”于1993年8月份开业前后装修及职工宿舍、发电房、设备等共计投资6014108.15元，由于在开业后几年以来原来的装修都已老化，需要更换，群富公司将上述投资款按照48%折价进行结算，折价款2886771.8元和叶修根承包“永富娱乐城”期间所欠下的承包金610518.85元，合计3497290.65元，其中250万元由叶修根以1993年前在群富工业区内购置的25亩工业用地折抵，在抵扣可以抵扣的各种款项后，永富洋行尚拖欠群富公司276740.65元，该款项应于1997年12月30日前分期缴交。1997年9月1日，群富公司因资金紧缺，将上述对换取得厂房以港币3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叶修根经营的永富工艺厂，转让价款已经付清。
1999年10月，吴锦培（时任港口镇镇长）向叶修根提出，港口镇审计办经审计发现群富公司实际退回的款项已超出应付款100余万元，因此将叶修根前期投入的本金120万元与群富公司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150万元的置换是不成立的，要求将原用于抵顶叶修根前期投资款120万元的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退回给群富公司。叶修根虽然否认群富公司已实际退回的款项已超出应付款100余万元的事实�但同意取消上述款项的置换，将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退回给群富公司。群富公司已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回永富洋行叶修根退回合股结算利润（折转回）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
2002年11月30日，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永信报审字第（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载明，根据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按照专项审计约定书的要求，审计了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会计资料的真实性由该公司负责。群富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是主营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饲料、农副产品、服装、百货，实际上主要进行鱼塘开发、村集体土地买卖、招商引资、投资房地产、娱乐城以及收取厂房租金等经营活动。审计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部分合同缺乏作价依据，显失公平。（一）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1993年9月2日所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协议条款（3）注明群富公司联合开发房地产事业，永富洋行一直介绍外商到群富公司购地办厂，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次支付介绍费180万元整给永富洋行。而根据中府港（1999）21号文件对于招商引资工作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办法确定的奖励方案，引进购买工业用地5亩以上的，按照购地总值2%的比例予以奖励，在需要支付奖励之前，需由镇审计办对投资额进行核实。而叶修根实际于1992年期间为群众村引进外资企业一间，名称为“中山市慧仪织造厂”（即现在的中山市伟基织造有限公司），该厂购买工业用地8.704亩，购地款395773元，按照规定应支付叶修根7915.46元，其余介绍费1792084.54元支付缺乏依据。其后群富公司以土地20亩抵债给叶修根，每亩作价9万元，合计支付给叶修根180万元。另协议条款（5）约定群富公司在自留住宅地内规划5亩地给永富洋行作建住宅用地，收费标准按照成本价收取，此条款未明确核定价格，作价依据不足。据群富公司反映，此条款并未执行，会计账上也未见反映。（二）1996年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的厂房产权对换协议书存在未经必要的财务手续核对永富娱乐城的盈亏，就进行退还股东投资款的程序，即由群富公司承担永富娱乐城的投资亏损，而其他原合伙人则可以退回投资款，这种做法显失公平。二、固定资产管理不善，致使集体资产流失。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协议条款（1）注明将二马路旁群富发展公司对面的三层厂房（即后来的永富工艺厂厂房）主楼建筑面积约3300平方米、副楼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以及空地面积3371平方米划给永富洋行所有，而由于永富洋行并非隶属于群富公司，该厂房的土地成本价为584620元，加上兴建厂房工程成本价2204652.16元，该三层厂房的总成本价应为2789272.16元，而叶修根以100万元购入成本价为2789272.16元的厂房，致使集体资产流失1789272.16元。据群众居委会的证明反映，永富工艺厂已经取得该厂房的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产权人是永富工艺厂，已由叶修根于1999年1月提供给群富公司属下的合资厂中山市莹昌真空镀金技术有限公司作抵押给农业银行贷款之用，总贷款额250万元，其中转借68万元给群富公司，30万元借给叶修根，余款152万元由中山市莹昌真空镀金技术有限公司在使用。三、往来款核算不正确。群富公司于1993年4月26日划款150万元至叶修根私人账户，由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出具一张收款单，注明收到叶修根交来群富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投资款150万元，群富公司据此收款单作长期投资处理。审计认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登记的中方股东为衡阳建筑公司，外方股东为永富洋行，法定代表人为叶修根，未见群富公司对该公司的投资协议书，群富公司历年也没有收到该长期投资的任何投资收益，由此证明群富公司并非该公司的投资者。因此在没有长期投资合同的情况下，将该笔款作为长期投资核算处理是不正确的，应作为叶修根的往来款处理。四、房产所有权不明晰。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协议条款（2）注明群富公司将原卖给叶修根的原村委办公室收回用于开办村办老人中心，但该房产收回后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审计报告认为，以下三点应该及时处理：一、截至2002年11月19日，叶修根共计欠款5571438.46元，包括叶修根拖欠往来购地款及承包款490081.76元，多支付给叶修根介绍费1792084.54元，叶修根以100万元购入的永富工艺厂厂房致使集体资产损失的1789272.16元，群富公司对�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划款150万元，上述款项金额大，时间长，应及时追缴。二、群富公司应与叶修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三、群富公司转让永富娱乐城时退回原投资者480550元投资款应予追回，具体金额应按照永富娱乐城的盈亏状况决定。
2003年，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中检刑诉（2003）23号起诉书指控吴锦培、叶修根（于2002年5月24日被羁押）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向本院提出公诉。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包括以下几项：（一）1992年6月，时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的吴锦培在群众村将一块土地转卖给中宝制衣厂的过程中，与叶修根一起将土地款1660040元据为己有，其中吴锦培分得30万元，余款由叶修根占有，吴锦培与叶修根的上述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二）1993年4月，吴锦培利用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便利，未经群众村支委会和村委会同意，擅自从群众村委会下属的群富公司转让土地款150万元到叶修根与他人合资的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1993年9月，吴锦培以退还叶修根投资款为由，将该150万元全部归叶修根所有，叶修根至今尚未退还。吴锦培与叶修根的上述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三）1994年至1995年期间，时任中山市港口镇副镇长的吴锦培与叶修根合谋，利用吴锦培主管港口镇村办企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职务之便，以代何洁波支付地款给叶修根为借口，先后12次从该公司代收代支华盛实业有限公司的款项中支付给叶修根74万元，该款至今尚未归还。吴锦培与叶修根的上述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2003年9月19日，本院作出（2003）中中法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认定群富公司虽未与叶修根就150万元投资款签订书面协议，但吴锦培、叶修根均供称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事实上叶修根也没有否认该150万元是群富公司的投资款，因此�因未签订书面协议就否认群富公司的投资是不客观的。吴锦培没有刻意隐瞒有关事实，也没有从该项交易中获得个人利益，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该宗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此外检察院指控的其余两宗行为的罪名成立。据此判决认定吴锦培、叶修根均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各判处吴锦培、叶修根有期徒刑十四年。宣判后，吴锦培、叶修根均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27日作出（2003）粤高法刑二终字第556号刑事判决，认定吴锦培、叶修根实施与中山市港口镇地产房屋发展有限公司、中宝制衣厂之间进行交换、买卖土地行为时，未经群众村讨论决定，而且叶修根代表群众村签订协议时未加盖群众村的印章，不能视为群众村进行土地买卖交易，应认定为吴锦培、叶修根个人所为，但吴锦培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叶修根将原本属于群众村的土地932.56平方米的转让款251791.2元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共同构成职务侵占罪。另吴锦培与叶修根没有挪用何洁波单位款项的意图，且有关款项并非吴锦培单位的款项，吴锦培与叶修根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并据此撤销原审判决，判决吴锦培、叶修根均犯职务侵占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0年12月14日，叶修根与群富公司签署一份1987年至2010年9月底止的往来账对账总表，该份对账总表是由群富公司拟定的，叶修根对该对账表中应收账款的以下部分不予确认：1.衡阳房地产投资款150万元；2.永富工艺厂建厂房款1789272.16元；3.多支付引进介绍费1792084.54元。2012年3月28日，群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原审诉讼中，叶修根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群富公司于2002年4月5日出具的《关于‘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与‘叶修根’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结算与及永富娱乐城与群富工艺厂物业置换结算的情况汇报材料》，该份材料中就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合作投资情况及利润回报情况反映如下：一、投资情况。1988年至1989年期间群众村与叶修根合作开发了三块土地的项目，双方于1989年2月签订了协议。为了扩大招商范围，还组建了群富公司，但由于村当时的集体经济还是比较薄弱，在整个开发运作中的资金投入大部分都是由叶修根垫支。在不断开发、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叶修根在1986年至1992年期间先后分别注入的资金多则上百万、十万，少则几万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叶修根投入的资金累计有港币、人民币共200多万元（可惜当时的原始凭证由于几次办公楼搬迁遗失了1991年以前的单据，准确数据难于核算）。到了1989年，由于受六四事件的影响，房地产陷入低潮，所开发的土地无人问津，叶修根为了带动工业区的发展，忍痛卖掉正在经营的物业金龙阁酒楼，拿出100万元，在群富工业区的土地兴建两幢厂房（即永富娱乐城和永富工艺厂厂房）。由于资金不足，村只有一面建设一面进行招商引资。在叶修根的带动及引荐下，港商李慧仪在群富工业区落户，创建了一家伟基织造厂。经过以商养商，将卖土地的资金再开发，直到1991年房地产业终于盼来转机，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在吴锦培调到镇政府工作时，群富工业区已经发展到接近600亩的工业用地及200多亩的住宅小区用地。二、叶修根投资回报情况。1993年底至1994年初，由于群众村新旧书记交接，新任书记吴炳泉与叶修根同时提出要将群富公司与叶修根投资的关系搞清楚，将双方的产权明晰，并要求前任书记吴锦培参与处理。吴锦培带着这个问题将群富�司与叶修根多年来的投资关系向时任港口镇党委书记吴观带进行汇报。吴观带书记认为，叶修根是群富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十几年来出钱又出力，给予叶修根一定的投资回报及奖励是应该的。吴锦培按照吴观带书记的意见，召集村新旧的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制定了以下方案：（1）首先明晰产权，叶修根为了带动群富工业区发展建两幢厂房及前期资金采取多除少补的方法，村集体和叶修根各占一幢厂房；（2）叶修根前期投入的利润分成比较复杂，开发接近800亩土地之多，而且售出的地价不一，难以结算，采取一次性支付引进介绍费180万元（后折算成20亩工业用地，每亩含办证费计价为9万元）作为回报给叶修根。另群富公司在结束与叶修根的合股时，要将叶修根所投入的120万元退还给叶修根，当时群富公司资金困难，村干部考虑到衡阳房地产项目的风险大，反正该项目由叶修根管理，故在征得叶修根同意的情况下，群富公司决定将投资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股金150万元划退给叶修根作冲减投资款。到2000年港口镇审计办对农村财务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叶修根前期投入群富公司的资金已全部退回给叶修根，其还欠群富公司借款等款项计100多万元。经吴锦培反复核对，认为将叶修根前期投入的本金120万元与衡阳永富房地产项目投资150万元进行置换是不成立的，群富公司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项目的投资款150万元应归群富公司所有。
原审诉讼中，群富公司出示了涉及涉案款项的账册资料的原件，但有关账册资料已是拆散了的账册散页，而并非整本的账册，对此群富公司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另群富公司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其所反映的2000年港口镇审计办对群富公司进行审计的审计报告，以及其与建筑商就永富工艺厂厂房进行结算的相关资料。在群富公司提供的资料中，有一份1995年11月15日由时任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炳泉出具的证明，证明的内容为：“群富公司原与香港永富洋行合作经营房地产业，经多年的合作后，双方同意分家，经我村支委与永富洋行协商，同意划拨原湖南衡阳投资的150万元给永富洋行作为多年合作的利润，特此证明。”另群富公司反映，其与叶修根的合作主要是三个：一个是兴建永富娱乐城和永富工艺厂厂房项目，叶修根投入100万元；另一个合作是由叶修根引荐其他商人到群众村办厂；第三个合作项目就是投资衡阳房地产项目，其中群富公司是出资150万元。至于叶修根与群众村的其他合作则与群富公司无关，也与本案无关。另其认为，群富公司于1993年9月2日与永富洋行签订一份《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的第一条（即将现登记在永富工艺厂名下的厂�分配给永富洋行的条款）因存在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形，应属于无效条款。
原审诉讼中，群富公司及群众居委会均确认，群众居委会（村委会）负责群众村的行政事务，群众经联社负责群众村的经济事项，群富公司是群众村集体成立的公司。群富公司成立后，虽然其与群众居委会（含前身群众村委会）及群众经联社在法律上是独立主体，但管理项目很多是一致的，三者在人员配置上很多是一样的，居委会（村委会）的书记同时也兼任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修根则向原审法院反映，群众居委会（村委会）、群众经联社及群富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质是三位一体的。群富公司是群众村与叶修根一起开办起来的公司，之所以起名“群富”，是取了群众村名字中的“群”字和永富洋行名字中的“富”字。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由于各方并未约�管辖法院，而叶修根的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范围内，群富公司自愿向原审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具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双方未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因各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及有关合同的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最密切联系”的规定，内地法律与本案合同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永富洋行是叶修根在香港独资开办成立的私营企业，其权利义务应由叶修根承受。群富公司认为其于1993年9月2日与永富洋行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第一条（即将现登记在永富工艺厂名下的厂房分配给永富洋行的条款）因存在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形属于无效条款，从而要求叶修根支付厂房款1789272.16元，其主要依据是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永信报审字（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而该审计报告显示，该审计报告审计的是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审计的内容不包括该公司1993年6月之前的财务资料。而本案证据显示，叶修根从1989年之前已以其本人或永富洋行的名义与群众村委会进行合作经营，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所结算的内容并不仅限于以群富公司名义与叶修根进行合作的内容，还包括原群众村委会与叶修根进行合作的内容，而群众村委会、群众经联社与群富公司存在人员及财产混同的情形。由于上述审计报告所审计的账册等财务资料在证据形式方面存在明显瑕疵，其真实性有较大的疑点，且该审计报告系单方委托审计形成，审计所依据的有关材料未经叶�根质证，并存在审计遗漏审计主体，审计资料不齐全等问题，且叶修根对该审计报告结论不予确认，由于该审计报告不能直接、全面地反映本案争议的事实，故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由于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关于兴建两幢厂房的合作并非是一项单独的合作，而是双方开展的合作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签订《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是对叶修根此前与群众村委会和群富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进行的一个总的结算，将现登记在永富工艺厂名下的厂房分配给永富洋行也只是总的结算的一个组成部分，叶修根为此支付的款项并不限于现金支付的100万元，还包括其此前与群众村委会和群富公司合作经营期间投入的资金。由于群富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本案诉争的结算协议书争议条款的签订存在叶修根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等无效的情形，因此群富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903元（群富公司已预交），由群富公司负担。
上诉人群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所涉的两幢厂房其建设造价及工地折价是十分明确的，叶修根反复强调的是，其投资并不止是100万，还有其他多项投入，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原审判决仅根据叶修根的陈述即认定“兴建两幢厂房的合作并非一项单独的合作，而是双方开展的合作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原审法院所调取的刑事案件材料中，吴锦培的陈述反映了群众村与叶修根合作的基本事实，他的陈述确定：叶修根1990年以前在群众村的投资及利润双方是签订了相关协议的，投入及利润已进行分配。兴建永富工艺厂、永富娱乐城，叶修根只是投资了100万元，再无其他投入。综上，群富公司认为两幢厂房的分配与双方其他合作项目并无关联，两幢厂房叶修根仅投资了100万元，这其中的差额部分，叶修根应当予以支付。群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中一法民四初字第143号，改判叶修根向群富公司支付厂房款1789272.16元。
被上诉人叶修根二审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审判决认定“兴建两幢厂房的合作并非一项单项合作，而是双方开展的合作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且证据确实充分。群富公司在其出具的《关于‘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与‘叶修根’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结算与及永富娱乐城与群富工艺厂物业置换结算的情况汇报材料》中已自认“在八六—九二年期间，叶修根先生分别注入的资金多则上百万、十万，小则几万元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叶修根先生投入的资金累计有港币、人民币共200多万元（可惜当时的原始凭证由于几次办公楼搬迁遗失了九一年以前的单据，准确数据难以核准）”。群富公司的自认足以证明，叶修根与群众村有着悠久和深厚的合作渊源，由于历史原因，当时许多合作项目并没有结算。叶修根垫付的资金和分成的利润，群富公司没有返还或支付给叶修根，后来以相互冲抵的方式清偿。叶修根提供的《群众村与永富洋行联营协议》、《提供土地开发合同》、《互换房产协议书》、《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等证据，直接证明涉案房产的�建与置换并非一项单独的合作，而是双方在多年合作的前提下，群众村基于叶修根多次出资、垫资，群众村保管双方合作利润未分配而作出的又一个合作方案。因此，不能孤立地把涉案两幢建筑与其他的合作关系割裂开来。原审判决有理有据，并非群富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所谓“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反，叶修根与群众村将近二十年的合作，群富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与叶修根结算，更没有举证证明向叶修根支付了合作利润。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二、群富公司故意歪曲事实，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群富公司不顾双方合作二十年的历史，片面认为叶修根对两幢建筑仅投入100万元，明显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群富公司在《关于‘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与‘叶修根’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结算与及永富娱乐城与�富工艺厂物业置换结算的情况汇报材料》中，自认叶修根出钱买的几十亩鱼塘，开发成住宅用地所赚的钱，由群众村保管。当时双方还约定，联营所赚的钱由群众村与叶修根按2：8比例分配，但叶修根没有拿走一分钱，联营长达十年后，双方才于1993年9月2日结算并签订协议。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造的永富娱乐城及永富工艺厂（又名伟达工业大厦）两幢建筑物，正是用叶修根联营并由群众村保管的资金投资建造，建造期间因资金不足，叶修根还另外再补贴100万元。叶修根对两幢建筑的投入远不止100万元，还包括其与群众村委会多年合作中的出资、垫资和应分配的利润。1993年9月2日结算时，群富公司分得永富娱乐城，叶修根分得永富工艺厂，双方所得面积基本相等。1996年10月3日，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在中山市港口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的签证下，签订《厂房产权、产业对换协议书》，由群富公司将其所有的永富娱乐城与叶修根的永富工艺厂的建筑物对换，并将有关资产及承包欠款等作了约定。厂房产权对换后，叶修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完毕。至此，双方已互不拖欠。群富公司诉叶修根再支付1789272.1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厂房产权互换后，叶修根又于1997年9月1日在中山市港口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与群富公司签订《转让厂房宿舍协议书》，叶修根以人民币305万元受让了伟达工业大厦。在1993年9月2日签订《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1996年10月3日签订《厂房产权、产业对换协议书》及1999年9月1日签订《转让厂房宿舍协议书》时群富公司均没有提出叶修根欠厂房款。上述重要事实足以证明叶修根根本不欠群富公司厂房款，群富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法不成立，应予驳回。三、本案早已逾法定诉讼时效，群富公�的诉讼主张不受法律保护。双方关于涉案厂房的协议已于1997年履行完毕，至今已逾15年之久，当年的政策许多已经变更，群富公司也没有提供当时完整的单据、凭证。《群众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签订于1993年9月2日，至今已逾20年之久。审计报告于2002年11月30日制作，群富公司在本案原审管辖权异议听证会上，自认审计报告作出时已收到该报告，倘若叶修根欠其厂房款的，群富公司应当知悉其权利受到侵害，即使按审计报告发出的2002年11月30日起计，至群富公司起诉之日起也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服刑不属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法定事由，叶修根服刑不能作为群富公司不主张权利的借口。叶修根不欠群富公司厂房款，但退一万步讲，假设欠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也早已逾法定诉讼时效，群富公司的主张不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审理恰当，应予维持。群富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第三人群众居委会二审辩称：同意群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
本院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上诉人群富公司确认如下事实：1.其主要依据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永信报审字第（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提起本案诉讼；2.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财务账册是不完整的；3.涉案的两幢厂房除了被上诉人叶修根所投入的100万元外，其他均由群富公司所出资，但没有相应证据提供；4.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关于合作期间的利润已经全部结清，但没有相应证据提供。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举出新的有效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原审判决确定管辖权�准据法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一、上诉人群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叶修根是否应向群富公司支付厂房款1789272.16元。关于争议焦点一，群富公司与叶修根于2010年12月14日签订对账单，由于叶修根明确对涉案款项不予确认，因此群富公司应当自该时起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0年12月14日起计算。群富公司于2012年3月2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叶修根的此项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群富公司确认其主要是依据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永信报审字第（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向叶修根主张返还厂房款1789272.16元，但是群富公司亦确认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是不完整的事实。而即便是这部分不完整的会计资料也未经叶修根确认和质证，故该审计报告未能真实、完整地反映群富公司与叶修根之间的涉案款项往来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虽然群富公司主张叶修根仅向涉案厂房工程投资了100万元，但是由于前述群富公司的会计资料不完整，且群富公司既未能举证证明其向涉案厂房的投资数额也未能证明其与叶修根之间的利润已全部结清的事实，故本院不予支持。最后，1993年9月2日群富公司与叶修根所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已明确载明群富公司同意将涉案厂房分配给叶修根所成立的永富洋行，1996年10月3日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开办的永富洋行签订的《厂房、产业对换协议书》约定将叶修根分得的涉案厂房与群富公司“永富娱乐城”对换，并进行了相应的折价与抵扣。1997年9月1日群富公司又将对换来的涉案厂房转让给叶修根，转让价款已付清。以上涉案厂房划分、置换、转让均是双方经过自愿协商、等价有偿而进行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现无任何证据证明群富公司在以上过程中对厂房价值提出异议并且叶修根非法受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群富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903元，由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胡浪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