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铁中民终字第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婺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胡万国。
委托代理人黄跃龙，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铁路局。
法定代表人郭竹学。
委托代理人陈伯武。
委托代理人王志军。
上诉人婺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因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4）宁铁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婺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黄跃龙、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陈伯武、王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3月3日周六下午4时许，婺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婺源工商局）下属赋春分局分局长詹顺亮驾驶牌照为赣EWXX**的车辆（系赋春分局执法工作用车）载其亲属詹某某、江云花、程某某、江兴花、江美珍、江细云等人前往安徽省休宁县办理私事。车辆通过皖赣线杨村铁路道口（休宁至岩前站间K259＋017）时，不顾道口警示标志等，未停车观察即通过道口，与正常运行的25033次货运列车相撞，造成驾驶员詹顺亮本人及车内人员江兴花、江云和、江美珍死亡，詹某某、程某某、江细云受伤。事故发生后，列车司机向休宁站和岩前站汇报，并报“120”急救。三名受伤人员詹某某、程某某、江细云被先后送往休宁县人民医院、黄山市人民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治疗。事发现场为皖赣线杨村铁路道口，道口前竖有警示标志牌，道口通道约呈10度上坡，坡道两侧为居民住宅。道口房挂有“小心火车”警示标志及喇叭，房前设置有“停”字手动栏杆。事故发生后，栏杆上未见撞击痕迹。事发道口为地方派员监护道口，正常状况下，道口护栏应当放下。如有汽车通过道口，在确认无火车通过时，由道口监护员抬起护栏，让汽车通过。事故发生时，道口监护员未将护栏关闭，将护栏向斜上方打开，货车等大型车辆无法通行，小汽车及行人等可以通过道口。事故发生时，道口监护员未在道口进行监护。事故发生后，上海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组成了由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人民检察院共同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开展赔偿和善后处理工作。事故处理中，上海铁路局先行向三名死者詹顺亮、江兴花、江云和家属共支付事故赔偿款人民币1，455，000元，向三名伤者詹某某、程某某、江细云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等597，359.83元，向詹某某、程某某先行支付事故赔偿款计181，268元，另外还承担了事故处理费用255，630.60元。上述四项费用共计2，489，258.43元。
原审另查明，涉案车辆为车体前门有“工商行政管理”字样标记，后门有“工商执法”字样的桑塔纳汽车，系婺源工商局下属赋春分局工作用车，该车已进行年检并已购买相关保险。詹顺亮系赋春分局分局长，同时担任涉案车辆驾驶员。涉案车辆平日停放在分局车库，车钥匙由驾驶员保管。婺源工商局规章制度载明，严禁车辆“私出”，禁止公车私用，严禁节假日等非工作时间用车。如需用车到婺源县域以外执行公务的，必须按规定填写《用车审批表》，并报县局局长批准并由办公室备案，但无证据表明詹顺亮本次驾车外出前曾履行上述手续。
死者詹顺亮与江兴花为非农业户口，江云和与伤者詹某某为农业户口。一审中，上海铁路局放弃对事故处理费用255，630.60元的追偿请求，变更后的赔偿金额为2，233，627.83元。上海铁路局要求婺源工商局分担60%的责任计1，340，176.70元。双方协商未果而致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上海铁路局是否有权向婺源工商局追偿；（二）婺源工商局是否应当对涉案事故承担责任；（三）婺源工商局应当承担的具体赔偿责任。
关于上海铁路局是否有权向婺源工商局进行追偿，原审法院认为：铁路及汽车运输均为高度危险作业，应当保证交通安全，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机动车一方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事故涉及机动车驾驶人员及乘车人员伤害，乘车人员的损害后果应当由机动车一方与铁路运输企业及相关责任方共同承担。驾驶人员驾车违章通过铁路平交道口造成驾驶人员伤害后果，应当减轻铁路企业及相关方的责任。同时驾驶人员的伤害后果系其自身及其他责任主体行为共同导致，故损害后果也应由上海铁路局、婺源工商局、道口监护单位和驾驶人员（其自身责任体现为减轻其他主体责任）共同承担。本案中，上海铁路局已向三名死者詹顺亮、江兴花、江云和及三名伤者詹某某、程某某、江细云支付了赔偿及医疗等费用，超出了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故上海铁路局有权向婺源工商局进行追偿。本案事故处理协议中盖章的上海铁路局芜湖车务段（以下简称芜湖车务段）系上海铁路局下属单位，并非企业法人，协议中签名的吴东林等人系上海铁路局职工，其在处理事故中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婺源工商局提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婺源工商局是否应当对涉案事故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事故系机动车与铁路机车发生碰撞造成，铁路运输企业、机动车等各方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没有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应当减速或者停车，在确认安全后通过。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本案涉案机动车超载，且未确认安全后再通过铁路道口，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机动车是高速运输工具，具有高度危险性，其所有人应当加强管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婺源工商局作为工商执法机关，对于具有鲜明标志的执法用车以及单位执法干部，所负有的管理义务应当更为严格。其虽制定有规章制度，严禁车辆“私出”，禁止公车私用，严禁节假日等非工作时间用车，但上述规章只是原则性规定，未体现防止违规行为的措施，且本案事实证明规章制度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其职工利用职务之便，驾驶公车在休假日载亲属数人跨省办理私事，不仅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也损害了行政机关的工作廉洁，更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增加交通安全隐患。最终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故婺源工商局对执法车辆未进行有效管控具有过错。其管理制度中虽然规定，驾驶员未经领导同意私自出车，造成事故的由驾驶员承担一切责任，与单位无关。但此规定系婺源工商局单位内部管理规定，无法免除其应对外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婺源工商局作为机动车所有者及管理者，应当对事故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事故情况，结合各方因素对事故产生的作用，原审法院确定婺源工商局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婺源工商局应当承担的具体赔偿责任，上海铁路局主张已先行支付江细云、詹某某、程某某的医疗费、护理费、家属必要的食宿费用等共计597，359.83元。其中，江细云自2012年3月3日至3月7日的医疗费用共计60，298.87元；2012年4月21日至6月10日的医疗费用共计60，490.18元；2012年3月7日至4月10日的医疗、食宿等费用共计393，877.63元，其中家属住宿及伙食费为14，120元，原审酌情支持其中一间房的住宿支出，将食宿费用调整为9，768元。故2012年3月7日至4月10日，江细云医疗及食宿等费用原审确认为389，525.63元。詹某某自2012年3月3日至3月30日的医疗费用共计30，470.16元，程某某自2012年3月3日至4月2日的医疗费用共计47，222.99元。上海铁路局主张江细云、詹某某、程某某在休宁及黄山就医期间的护理费为5，000元，虽未提供证据，但考虑到实际确有看护需要，原审对此三人的护理费共酌定为3，000元。综上，原审确认上海铁路局共计支付江细云、詹某某、程某某的医疗及食宿、护理等费用591，007.83元。涉案事故造成四死三伤的损害后果，上海铁路局先行向三名死者詹顺亮、江兴花、江云和家属支付赔偿费用共计1，455，000元，向二名受伤人员詹某某、程某某先行支付事故赔偿款181，268元。上述赔偿及治疗费用共计2，227，275.8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事故中詹顺亮与江兴花为非农业户口，本案涉及三名死者均在同一事故中因同一侵权行为死亡，故三名死者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同一标准，即城镇标准计算。本案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677元，故三名死亡人员死亡赔偿金即为1，780，620元。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32.25元，故三名死亡人员丧葬费共为68，980.50元。上述死亡人员的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即已达到1，849，600.50元。如按2013年度标准计算则更高。上海铁路局根据事故处理协议已支付事故赔偿金等共计1，636，268元，未超出法定赔偿总额。且事故处理协议系铁路事故调查组成立后召开事故善后协调会议的认定（协商意见），是协议各方对此次事故的处理决定，也是协议各方在此次事故中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因此对本次事故赔偿的数额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法院确认，上海铁路局支付事故赔偿费用及医疗等费用共计2，227，275.83元，婺源工商局对此应承担20%即445，455.16元。本案事故处理中，发生事故处理费用255，630.60元，上海铁路局在诉讼中放弃了对该部分费用的追偿请求，原审法院予以认可。
综上，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六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婺源工商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铁路局445，455.16元；二、上海铁路局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上诉人婺源工商局上诉认为：（一）（2014）宁铁民重字第1号判决的事实和理由是对（2012）宁铁民初字第24号判决的简单抄袭和重复，重审只是走程序。（二）原审轻率驳回上诉人要求对涉案事故材料调查取证、追加死者詹顺亮继承人为共同被告和对本案所涉全部医疗费用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无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和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程序违法。涉案道口管理员在工作时间擅离岗位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其行为已构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本案应先移送公安进入刑事处理，完毕后再恢复民事案件的审理。（三）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詹顺亮公车私用系其个人行为，原审没有给予正确认定。2、原审认定事故发生时道口栏杆呈斜向上打开，货车等大型车辆无法通过，小汽车及行人可以通过与证人詹某某、程某某证言不符，不应采信勘验笔录。3、原审认定詹顺亮通过事发道口时未注意自身安全与事实不符，导致本案事故的根本原因是道口管理员擅离岗位且未放下道口栏杆。4、原审一方面认为汽车运输是高度危险作业，应按照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但在判定责任时却又适用普通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自相矛盾。5、原审认定芜湖车务段是上海铁路局下属非企业法人缺乏证据佐证。6、上诉人对公车已尽到管理职责，不应再承担责任。7、原审认定的赔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责任划分时，对司机詹顺亮的责任没有体现，反而判令上诉人单位赔偿詹顺亮的死亡损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赔偿违法者，违背了法律原则。（2）原审认定上海铁路局赔偿詹某某、程某某的赔偿款181，268元合理合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认定上诉人有过错没有法律依据。2、《铁路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没有要求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3、司机詹顺亮的损害赔偿不应由上诉人承担。4、铁路运输造成的损害赔偿根据特殊侵权的法律规定应由铁路企业承担。5、原审判决与国内众多公车私用的生效判决认定原则不一致，对未经单位同意的公车私用追究单位责任既于法不合，也损害了法律执行的统一性。（五）上海铁路局向上诉人行使追偿权于法无据。《解释》只规定了铁路企业可以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并无其他追偿对象。（六）在芜湖车务段主体资格不明的情况下，上海铁路局行使追偿权主体不适格。（七）原审判决责任认定自相矛盾。该裁判一方面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事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又只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难以自圆其说。据此，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2014）宁铁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海铁路局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答辩认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涉案事故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害结果与上诉人下属分局分局长公车私用严重超载及通过铁路道口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密不可分。铁路企业为妥善处理事故已先行支付了全部事故费用。依照《解释》，上海铁路局有权向上诉人追偿。原审判决部分支持了上海铁路局诉请，事实清楚。（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都不能成立。正是因为上诉人对特殊公务车辆的管理存在过错，才导致本案事故发生。上诉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判决仅要求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答辩人认为比例过低，应判令上诉人承担60%的比例为宜。据此，答辩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经审理查明，芜湖车务段为上海铁路局下属领有营业执照但不独立核算的非企业法人，人、财、物均由上海铁路局管理。芜湖车务段已明确表示由上海铁路局行使涉案事故的追偿权。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误。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本案追偿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审判决对本案事故的责任裁量是否得当；（三）追偿费用的合法性。
（一）关于本案的追偿主体是否适格。1、关于上海铁路局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上诉人反复申述，直接参与本案事故处理的是芜湖车务段及其工作人员，应由该车务段参与本案诉讼。经查，该车务段为上海铁路局下属领有营业执照的非企业法人，人、财、物均由上海铁路局管理统管，并不独立核算，没有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本案诉讼过程中，该车务段亦书面明确由上海铁路局行使本案追偿权，则上海铁路局的诉讼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上海铁路局行使追偿权的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解释》只规定了铁路企业可以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并无其他追偿对象。本院认为，《解释》第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的，按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本案事故即由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伤亡人员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又包括驾驶员以外的人。在该人身损害中，上海铁路局与涉案事故道口监护单位作为铁路运输企业一方，上诉人作为涉案车辆所有单位与涉案事故司机詹顺亮作为机动车一方，两方在涉案事故中均有责任。现上海铁路局在涉案事故处理中已先行垫付所有事故处理费用，其依照《解释》第九条第一款当然有权向作为机动车一方的上诉人追偿。
（二）关于原审判决对本案事故的责任裁量是否得当。
上诉人认为，詹顺亮公车私用是其个人行为，酿成事故应由个人承担责任，原审判决上诉人分担事故责任是用公款为个人过错买单。原审认定事发时的道口栏杆状态与证人詹某某、程某某证言不符，直接影响到法院对事故责任的判断，且对道口管理员擅离岗位定责过轻。
本院认为，本案事故责任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外部责任，上海铁路局与涉案事故道口监护单位作为铁路运输企业一方，上诉人作为涉案车辆所有单位与涉案事故司机詹顺亮作为机动车一方。从外部责任分析，涉案事故中，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体现在道口监护单位的管理员在值守期间擅离岗位，未将道口栏杆放平导致涉案车辆在通行时未得到有效制止发生本案事故。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在于其穿越有人监护无人看守道口时，过度依赖地方政府选任的道口管理人员监护，没有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的道口通行规则，疏于对自身及车上人员安全的谨慎注意义务而酿成惨祸。在涉案小轿车法定限载5人而实际乘载7名成年人的严重超载情况下，导致超出常情的严重损害后果。从外部责任而言，铁路与机动车两方对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相当，故两方所应承担的责任也相当。另一个层次是内部责任，既包括上海铁路局与道口监护单位之间作为铁路运输企业一方的内部责任划分，也包括上诉人与涉案事故司机詹顺亮作为机动车一方之间的内部责任划分。至于上诉人认为道口管理员擅离岗位的行为已经涉刑，应根据“先刑后民”原则处理。本院认为，本案的追偿事由与道口管理员是否涉刑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并无交叉，并不符合“先刑后民”原则，道口管理员是否涉刑也不影响本案处理。上诉人认为，重审认定事发时的道口栏杆状态与证人詹某某、程某某证言不符，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定责。本院认为，首先，詹某某、程某某在本案诉讼中从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此二人在其他机关的笔录无法在本案中直接、单独采信。其次，此二人均为涉案事故车上乘坐人员，均在事故中受伤，与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公安机关作为本案事故中最先到达现场的有权处理机关，其所进行的现场勘验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上诉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测勘验时现场已被破坏，公安笔录不实，本院无法采信。
关于上诉人在本案事故中应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涉案车辆不是普通悬挂民用牌照的公车，而系涂刷有明显执法标志的工商执法车辆。该车车体前门涂刷有“工商行政管理”字样，后门亦有“工商执法”字样。标志如此显著的执法车辆行驶在道路上，无论是否工作时间或工作日，普通人根据其外观对其作出的基本判断一般都会认为该车正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所以，对此类涂刷有明显标志的特殊公务用车，管控中应当更加严格。肇事驾驶员詹顺亮为上诉人下属分局分局长，身为领导干部而非普通工作人员，对单位规章制度本应率先垂范。上诉人自述车辆钥匙平时交由詹顺亮保管并由其任该车驾驶员，并无其他有效管控措施制约，则该执法车辆事实上完全在詹顺亮个人控制中。上诉人自述单位规章制度虽规定“分局公务车辆节假日也必须停放在县局大院内”，但事实上因分局与县局路途遥远，并未照章执行。而本案事故恰恰发生在周六，詹顺亮利用保管钥匙之便，未经审批即驾执法车辆载多名亲属跨省办理私事，在途中不幸发生事故。根据现有证据，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在制度的有效执行防止公车私出和对车辆控制人的选任两方面已尽到审慎义务，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上诉人存在过失合乎情理。从机动车一方上诉人与驾驶员詹顺亮内部责任的分担来看，原审判令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詹顺亮自担30%的责任已体现出各自责任，裁量得当。二审认可一审对事故责任的划分。
（三）关于追偿费用的合法性。涉案事故中死亡4人（其中1人已于案外处理），伤3人。对于原审的计费标准，上诉人并无异议，则本案中3名死者的死亡赔偿金1，780，620元加上丧葬费68，980.50元已达1，849，600.50元。3名伤者的医疗费用合计为578，239.83元（其中江细云医疗费为500，546.68元（60，298.87元＋60，490.18元＋379，757.63元（393，877.63元-14，120元）、詹某某医疗费为30，470.16元、程某某医疗费为47，222.99元），则3名死者的法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之和1，849，600.50元加上3名伤者的医疗费用之和578，239.83元已达2，427，840.33元。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对3名伤者的医疗费用提出全部鉴定的申请，但又无法具体指出是何问题需要通过专业技术鉴定予以明确。医疗费用的发生是医疗机构为抢救伤者进行救治所发生的必要费用，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上诉人无法具体明确鉴定理由，笼统认为所有医疗费用都必须经过鉴定才能得到法院认可的情况下，该申请缺乏正当理由，原审不同意鉴定并无不当。
现一审核定上海铁路局的追偿总额为2，227，275.83元，低于法定可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医疗费用之和2，427，840.33元，所以上海铁路局对死伤者的具体赔偿项目在本案中已无关重要，其追偿总额在法定赔偿限额之内即为合法。
至于上诉人述及一审程序违法，未允准其申请法院调取事故材料及追加被告的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既未明确需要法院调查取证的理由，本案事故处理资料事实上均已在卷，上诉人无法具体指出还需要调取什么资料，其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难准许。至于是否追加被告，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明确存在必要共同诉讼的法定情形；而上海铁路局作为追偿权利人，具体向谁追偿，是否对所有责任人都行使追偿权以及是否全额追偿是其对法律赋予权利的处分。现上海铁路局选择只向上诉人追偿，上诉人也未述及上海铁路局存在将应由他人承担之责转嫁于上诉人的情形，故原审对上诉人申请追加被告的申请未予允许并无得当。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令上诉人承担20%的事故责任即445，455.16元裁量得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难以成立，二审亦难支持。至于上海铁路局认为法院支持的追偿比例过低，因其并未提出上诉，本案依法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2元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鲍韵雯
审判员 郑 卫
审判员 李伟林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 逸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