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中民二终字第2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乐乐
委托代理人党俊卿，河南俊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伟利，河南俊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信联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福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贺平，河南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乐乐与被上诉人郑州信联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信联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诉至济源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杨乐乐支付货款492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济源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济民一初字第180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信联公司的起诉。信联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5日作出（2015）济中民二终字第77号民事裁定，指令济源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后济源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济民一初字第1998号民事判决，杨乐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乐乐的委托代理人党俊卿、赵伟利，被上诉人信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济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杨乐乐在信联公司购买货物，然后以自己的名义销售，客户向杨乐乐出具收据，杨乐乐已支付信联公司部分款项，经双方结算，杨乐乐欠信联公司49200元，杨乐乐于2013年7月6日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郑州信联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艾多宝（100ML×40瓶）100件，金额48000元，（10ML×1000袋）1件，金额1200元整。于2013年10月份货款结清。2014年6月23日，信联公司向该院起诉，要求杨乐乐支付货款49200元。该院经审理认为，杨乐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双方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2014年12月30日，该院依法作出（2014）济民一初字第180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信联公司的起诉。信联公司不服，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认为：该案当事人诉争的货款，系杨乐乐以个人名义给信联公司出具的欠条，该欠条上明确载明了货款的金额及还款期限，二审时，杨乐乐也认可在销售货物时，各用户出具的收据均载明收到的是杨乐乐货物，说明杨乐乐是以自己名义销售业务，而不是以信联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况且杨乐乐事后并未将客户出具的收据交回信联公司，以上足以说明该案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该院于2015年3月5日作出（2015）济中民二终字第7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该院（2014）济民一初字第1806号民事裁定，指令该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济源市人民法院认为：杨乐乐、信联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杨乐乐购买信联公司货物，应支付相应价款。杨乐乐欠信联公司49200元，有杨乐乐出具的欠款单据证实，信联公司要求杨乐乐给付该款，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信联公司主张的利息，在性质上属于逾期付款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杨乐乐逾期未付款，信联公司要求杨乐乐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1月1日起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杨乐乐辩称，其分两次共汇给信联公司法定代表人10000元，由于在出具欠条之后付款，不应扣除，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杨乐乐另辩称，其是公司员工，应由信联公司收货款。由于杨乐乐系以个人名义销售货物，客户也是向杨乐乐出具收据，杨乐乐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杨乐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信联公司49200元。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元，减半收取565元，由杨乐乐负担。
杨乐乐不服原判，向本院上诉称：其在2012年11月应聘到信联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后被派往新疆从事销售，如逢淡季回信联公司工作，信联公司承诺每月支付工资2000元，但实发1860元，业务提成到年底时结算。按公司惯例，业务员从公司拿货时需出具欠条，货物售出后，将货款交到公司财务或汇至法定代表人刘福琳账户，欠条由业务员收回。业务员将在外期间产生的差旅费发票寄回公司，公司核对后汇至业务员账户。本案所涉欠款中的货物是2013年4月21日运至新疆，其售出10000元货物，同年5月27日，其将10000元汇到刘福琳账户，后因质量问题，刘福琳等人到新疆取瑕疵货物，刘福琳让其补写了欠条。2013年10月，其将剩余货物全部卖出共得29293元，并由客户出具欠条。后信联公司不向其发放工资，其离开公司。如其从信联公司赊销货物进行转卖，从信联公司赊货49200元，除去退回的货物9696元，共卖出39293元，其处于亏损状态，明显不符合常理。其系信联公司业务员，双方系劳动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信联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杨乐乐的上诉，信联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杨乐乐收到货物后向其公司出具欠条。杨乐乐将货物卖给新疆客户，并由客户向杨乐乐个人出具欠条，杨乐乐未将客户出具的欠条交回公司，说明杨乐乐并非其公司员工，双方系平等交易主体。退一步讲，即使杨乐乐系其公司员工，杨乐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出具欠条，就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审，杨乐乐提供如下证据：
1、中国农业银行巩义市支行城南分理处明细对账单一份、手机卡一张，其中对账单“摘要”载明工资、短信费、出差借款，手机卡系信联公司给其办理，专门用于工作，证明其系信联公司业务员，双方系劳动关系。
2、2013年3月30日、4月21日、5月8日托运单三份、2015年8月5日张凯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张凯系信联公司业务员，现仍在该公司工作，信联公司指派张凯于2013年4月21日、5月8日向其发货。其于2013年3月30日将报销凭证邮寄给信联公司员工毛韦，后信联公司将差旅费报销，其在信联公司赊欠货物系职务行为。
3、2013年5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自动提款机客户通知书两份、2013年7月7日信联公司业务员吕建超出具的收条一份、2015年8月5日吕建超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其系业务员，其已向信联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以及退还9696元货物的事实。
4、客户出具的收条六张、证明条三张，证明其以信联公司名义出售艾多宝农药，客户也愿意向信联公司清偿债务，但信联公司并未索要，因距离太远，出具证明条的有关人员不能出庭作证。
针对杨乐乐提供的证据，信联公司质证称：证据1，对账单上不显示其公司任何信息，该证据与其公司无关。证据2，托运单只能证明发、收货情况，不能证明杨乐乐系职务行为，毛韦并非其公司员工，其公司并不清楚杨乐乐邮寄的资料内容；录音不具有真实性，张凯并非其公司员工，且不能证明系张凯本人陈述。证据3，存单上不显示收款人、金额，即使汇款真实，也是在杨乐乐出具欠条之前，应以欠条为准；吕建超与其公司无任何关系，其公司未收到收条上所涉货物；录音内容不完整，吕建超并非其公司员工。证据4，客户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杨乐乐货物，杨乐乐是以个人名义销售，并非职务行为；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
本院认证如下：杨乐乐提供的证据1不显示工资、差旅费以及手机卡等由信联公司发放或办理，不能证明杨乐乐主张，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3，信联公司均不予认可，杨乐乐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信联公司对六份收条未提出实质性的抗辩意见，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信联公司对三份证明不予认可，且证明人未能到庭接受质询，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2013年7月6日，杨乐乐向信联公司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郑州信联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艾多宝（100ML×40瓶）100件，金额48000元，（10ML×1000袋）1件，金额1200元整。于2013年10月份货款结清。”该欠条上明确载明了欠款金额、还款期限，况且杨乐乐认可在销售货物时，各客户出具收据上均载明收到的是杨乐乐货物，事后也未将客户出具的收据交回信联公司，说明杨乐乐是以个人名义开展销售业务，以上足以证实本案属平等主体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杨乐乐出具的欠条系债权凭证，信联公司持该欠条向杨乐乐主张欠款49200元，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杨乐乐上诉称其系信联公司员工，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杨乐乐另上诉称其已将10000元货款汇至信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福琳账户以及退回货物9696元的理由，信联公司不予认可，杨乐乐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杨乐乐所述汇款时间也早于欠条的出具时间，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信联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杨乐乐支付49200元及利息，虽一审对信联公司主张的利息部分未予处理，但信联公司并未就此提起上诉，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故本院对一审的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元，由杨乐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东杰
审 判 员 段雪芳
代理审判员 段明明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宋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