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3572号上诉人胡光辉（原审原告王宪萍之夫），男，1952年12月15日出生。上诉人胡聃（原审原告王宪萍之子），男，1981年3月30日出生。上诉人汪烈（原审原告王宪萍之母），女，1933年12月12日出生。上述三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胡光定，男，1959年4月19日出生。上述三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星兴，浙江天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华盛音像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号。法定代表人郑晓光，社长。委托代理人付晓生，男，1972年11月9日出生。上诉人王宪萍因与上诉人华盛音像出版社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5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曹欣担任审判长，法官姚颖、金页善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后因工作调整，合议庭成员法官姚颖变更为法官邢绍轩。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本院了解到，上诉人王宪萍已于2014年2月27日死亡，因需要等待其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故本院于2014年5月28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后本院于2014年7月29日恢复审理本案，并于2014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依法通知王宪萍的继承人胡光辉、胡聃、汪烈参加本案诉讼，并变更上述三人为本案上诉人。上诉人胡光辉及上诉人胡光辉、胡聃、汪烈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星兴，上诉人华盛音像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付晓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宪萍在一审中起诉称：2003年8月25日，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就电视教育片《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的版权、发行权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协议，王宪萍按照协议的约定和华盛音像出版社合意履行了相应的合作投资义务，而华盛音像出版社没有尽职履行义务，致使王宪萍权益无法实现。2006年11月28日，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签订关于”王宪萍与公安部华盛音像出版社合作发行《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补充协议”，华盛音像出版社同样没有兑现义务。2010年8月19日，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再次达成《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华盛音像出版社（甲方）拟在与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赠送法制宣传片项目的广告收入中支付并偿还王宪萍（乙方）曾投资购买版权费用200万元，解决王宪萍（乙方）遗留的问题。”协议签订后，华盛音像出版社也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并偿还王宪萍投资购买版权费用200万元的义务。当王宪萍几经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偿还，而华盛音像出版社答应却未偿还，为此，王宪萍于2012年8月16日为主张权益，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进行维权，2012年12月4日开庭时，华盛音像出版社自认无法实现拟在与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赠送法制宣传片项目的广告收入中支付并偿还王宪萍投资购买版权费用200万元，解决王宪萍历史遗留问题的事实。王宪萍有理由证明王宪萍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故此王宪萍撤回原诉讼请求并主张上述诉讼请求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王宪萍已履行协议相应义务，而华盛音像出版社无法实现华盛音像出版社协议约定的内容，且没有按约支付并偿还王宪萍的投资款项，王宪萍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根据法律规定向贵院起诉，要求判令：1、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协议书；2、华盛音像出版社立即偿还王宪萍合作投资款项计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2年8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华盛音像出版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华盛音像出版社在一审中答辩称：华盛音像出版社不同意王宪萍在违约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同。事实上，王宪萍没有履行完2003年8月25日华盛音像出版社与王宪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协议中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华盛音像出版社）同意与乙方（王宪萍）出资300万人民币，购买《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五年的版权、发行权。”第五条明确约定”双方签订协议时，乙方（王宪萍）付甲方（华盛音像出版社）150万元人民币，付款后45天，乙方（王宪萍）再付甲方（华盛音像出版社）150万元人民币。”然而，王宪萍在签约时支付150万元人民币之后，没有再继续支付任何款项。华盛音像出版社曾多次催促王宪萍履行协议，王宪萍始终不露面，并以各种困难理由推拖搪塞，至今也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支付150万元余额。华盛音像出版社认为王宪萍与当时的代理人赵群合谋在支付150万元后，取得两部片的版权及所有发行手续，给华盛音像出版社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有商业欺诈嫌疑。因为，在整个购买版权的洽谈和签约过程中，王宪萍没有露面，都是代理人赵群一手操办的。签约后代理人赵群便代表王宪萍拿走《火灾预防与自救》、《交通与安全》两部片子的版权及发行手续、授权文件。赵群向华盛音像出版社表明王宪萍是他的朋友，授权他全权代表王宪萍来做这项业务。而且，赵群与王宪萍的意图也写在”协议”中。”协议”的第三款约定”甲方的《警坛瞭望》发行部应首先协调全国各地公安系统的发行部门及业务联系单位以便乙方顺利推广宣传片。”因为，当时赵群承包华盛音像出版社的《警坛瞭望》发行部。第二条款明确了”五年期间，由乙方积极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上两片的发行、传播工作。”由于王宪萍以150万元的首付款得到了两部片子的版权及发行手续，王宪萍代理人几年间一直在发行这部片子。在履行《合作协议书》整个过程中，王宪萍严重违反协议约定，约定王宪萍支付300万元购买版权费用，王宪萍只支付150万元后，至今也没有支付150万元购买版权的余款。王宪萍是想以解除合同的做法来掩盖违约的事实。2006年11月份，王宪萍来华盛音像出版社处商议退回已付的购买版权的150万元，华盛音像出版社方认为王宪萍已经严重违约，拒绝退还。王宪萍见华盛音像出版社方态度坚决，就去部里找了很多关系来说情，沟通，并到上级单位去告状。华盛音像出版社为息事宁人，同意在《合作协议书》的基础上，由王宪萍起草了”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第一款注明”乙方愿将《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有效版权、发行权委托给甲方，授权由甲方具体组织该两片的发行工作，乙方派人一起参与发行管理工作。”条款中明确了王宪萍是委托华盛音像出版社帮助发行，并派人参与。事实是王宪萍没有派任何人参与发行工作，完全不履行任何约定，而且完全是在违约事实后提出解除”合同”和”协议”的，华盛音像出版社始终履行合同和协议的约定，积极想办法推动发行工作。《火灾预防与自救》和《交通与安全》这两部片子在华盛音像出版社努力下成为了中央综治办批准的向全国居民社区免费发放的法制宣传片。”补充协议书”的第二款中提出的”发行权款200万元整”，是双方当时针对委托发行可能得到的收入，商定的利益分配额度，而不是王宪萍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必须达到的发行收入。”补充协议书”明确”发行收入首先归还乙方”，这是双方签署的原则。”补充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发行收入必须要达到多少，只是明确了”发行收入首先归还乙方”。也就是说，有发行收入首先归还。这是双方共同约定的，绝不可以单方来改变原有约定的性质和原则。”补充协议书”签订后，王宪萍仍没有履约。2010年8月份，王宪萍与亲属又找到华盛音像出版社上级机关，要求领导解决问题。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华盛音像出版社与王宪萍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中第一条、第二条明确限定了是王宪萍继续委托华盛音像出版社帮忙经营，并”在赠送法制宣传教育片项目的广告收入中解决遗留问题”的款项支付原则，而没有限定时间。这是双方签字约定的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也是达成签字的前提条件。华盛音像出版社是在不计前嫌，宽容王宪萍屡次违约情况下作出的最后努力。华盛音像出版社为推进广告项目已经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至今也没有停止工作，体现了华盛音像出版社诚信守约。华盛音像出版社与王宪萍没有任何约定必须偿还王宪萍合作投资款200万元的时限和义务。鉴于以上事实，华盛音像出版社认为，三份协议都是有效的。1、就第一份协议，王宪萍向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150万元是按约购买出版发行权的首付款，华盛音像出版社是支付对价的，华盛音像出版社已按约将协议标的物交付，不存在违约行为。王宪萍投资购买了华盛音像出版社版权及发行权，此为商业经营行为，投资不一定会有收益，风险应由王宪萍承担。2、就第二份协议，从内容上看，实质上是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中的200万元应视为王宪萍自认的出版及发行成本，超出成本部分另分配给华盛音像出版社的50%应视为王宪萍承诺支付给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代理费用。如华盛音像出版社尽了代理义务但没有实际收入，不利后果应由王宪萍来承担。3、第三份协议实质上是对第二份协议的补充，华盛音像出版社继续接受委托发行片子。该协议再次明确王宪萍收回的成本200万元应源自发行中的广告收入，如无广告收入，200万元自然无法归王宪萍所有。4、华盛音像出版社不同意解除双方合同，第二份协议明确了王宪萍享有受让后的版权、发行权至2010年8月25日，而王宪萍却在2012年12月12日才起诉解除早已到期终止的协议，不仅毫无意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另外，华盛音像出版社在诉前从未收到过王宪萍的解除通知，王宪萍未提交任何送达的证据。5、即便解除有效，双方是支付对价的，存在相互返还的问题，王宪萍已享有数年的出版权、发行权自然无法返还华盛音像出版社，王宪萍应以现金给予华盛音像出版社补偿，且华盛音像出版社对协议的解除没有过错，应赔偿华盛音像出版社损失。综上所述，华盛音像出版社不同意王宪萍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宪萍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身份证；2、组织机构代码证；3、《合作协议书》；4、收款收据及证明；5、《补充协议》；6、《协议书》；7、2012年8月16日王宪萍在一审法院曾起诉过华盛音像出版社的起诉通知书、答辩状、开庭笔录、诉讼缴费通知书（后撤诉）；8、解除合同通知书。华盛音像出版社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文件；2、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文件；3、法制教育宣传片的活动参与策划案；4、关于商榷项目合作的函。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华盛音像出版社对王宪萍提交的证据1、2、3、5、6、7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确认证据1、2、3、5、6、7的真实性。王宪萍和华盛音像出版社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一、王宪萍提交证据4：2003年8月15日的收据一张、2004年3月24日的收据一张，2006年12月2日的证明一份。证明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200万元，履行了相应的合作投资义务。华盛音像出版社对王宪萍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华盛音像出版社认为《合作协议书》已经约定了汇款的账号，150万元收到，但70万元不认可。2003年8月15日的收据的内容为：今收到王宪萍交来《火灾预防与自救》150万元（第一期）版权费，收款单位处加盖了”华盛音像出版社结算财务专用章”。因华盛音像出版社认可收到了王宪萍交纳的150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份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04年3月24日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胡光定往来款70万元，收款单位处加盖了”公安部华盛音像出版社'警坛瞭望'结算财务专用章”；2006年12月2日的证明的内容为：2003年4月5日，胡光定支付给《警坛瞭望》发行部《火灾交通》片70万元，其中20万元由发行部作流动资金及费用，50万元由社里（版权费）财务侯志军同志办理收到，通过转账支票支付给社里，落款处由赵群签字，日期为2006年12月2日。因胡光定作为王宪萍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本案庭审，胡光定明确表示上述70万元是替王宪萍交纳的，因《警坛瞭望》发行部只向华盛音像出版社交纳了50万元，华盛音像出版社也承认收取了50万元，因此，王宪萍共计向华盛音像出版社交纳版权费200万元。华盛音像出版社认可赵群是其聘用的内部刊物《警坛瞭望》发行部的负责人，但华盛音像出版社没有收到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王宪萍提交的证据5《补充协议书》和证据6《协议书》的内容中，都有关于”偿还王宪萍投资购买版权费用200万元”的表述，两份协议系王宪萍、华盛音像出版社共同签订，真实性为华盛音像出版社所认可，表明华盛音像出版社已经认可王宪萍交纳版权费200万元的事实。因此，证据4和证据5、证据6一起组成内容相互印证的有效完整的证据链，从而综合认定王宪萍向华盛音像出版社交纳了版权费200万元。一审法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二、王宪萍提交证据8，证明王宪萍在2012年12月12日向华盛音像出版社留置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华盛音像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没有收到过。一审法院认为，王宪萍没有提交任何其他证据相佐证，仅凭单方打印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能证明其向华盛音像出版社送达，因此，一审法院对证据8不予采信。三、华盛音像出版社提交证据1-4，证明华盛音像出版社在签订协议，接受委托后努力推进宣传片的发行工作，为王宪萍争取利益，履行了协议的义务。王宪萍对华盛音像出版社提交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证据1为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文件，证据2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文件，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证据3、4为华盛音像出版社单方出具，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到庭当事人陈述及上述认证查明：一、2003年8月25日，华盛音像出版社（甲方）与王宪萍（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就电视宣传片《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的版权、发行权等相关事宜，达成以下一致协议：1、甲方拥有出版、发行影像制品许可证的合法出版权。《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属甲方制作的电视宣传教育片。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有关出版社及音像制品的合法批准文件。2、为促进健康音像制品的传播，甲方同意乙方出资3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五年的版权、发行权。五年期间，由乙方积极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上两片的发行、传播工作。除乙方外，甲方不得许可他人享有《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版权相关的任何权利。3、为实质性推进该工作进度，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工作。为此，甲方的《警坛瞭望》发行部应首先协调全国各地公安系统的发行部门及业务联系单位，以便乙方顺利推广宣传片。4、合作项目产生利润，首先归还乙方投资款300万元本金，归还完毕后，剩余利润甲方享有30%，乙方享有70%。5、双方签订协议时：乙方付甲方150万元，付款后45天，乙方再付甲方150万元人民币。以上款项均汇至甲方户名：华盛音像出版社，银行账户：工商行白云路分理处，账号：×××。协议第6条对双方承诺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第9条约定，本协议自2003年8月25日至2008年8月25日止，协议自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二、为履行上述协议，王宪萍向华盛音像出版社交纳版权费200万元。三、2006年11月28日，华盛音像出版社（甲方）与王宪萍（乙方）签订《关于王宪萍与公安部华盛音像出版社合作发行〈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补充协议书》，内容为：原甲、乙双方在2003年8月25日签订的电视宣传教育片《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的版权、发行权合作协议。在三年多时间的运作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发行工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现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特立补充协议如下：1、乙方愿将《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有效版权、发行权委托给甲方，授权由甲方具体组织该两片的发行工作，乙方派人一起参与发行管理工作。2、该两片的发行经济收入归甲方代收。要设立该两片发行收入的专项账户，乙方有权对该两片收入的财务情况进行查询。甲方发行的收入首先归还乙方投资购买《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五年的版权。发行权款200万元，归还完毕后，超出部分利润甲方享有50%，乙方享有50%。3、考虑到前几年合同执行中，发行渠道不顺，发行工作混乱无序，原发行负责人的工作失误使发行工作受到影响，将双方同意将该两片的发行时间延至2010年8月25日止。4、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四、2007年3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向华盛音像出版社发文，文件主要内容为，中央政法委机关、中央综治办领导对《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等法制宣传教育系列片非常重视，对开展社区（家庭）的法制宣传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好教材。经报中央政法委机关和中央综治办领导批准，授权你社，此套法制宣传教育系列片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指导室名义监制。2007年7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以综治办函（2007）20号向华盛音像出版社发文，文件主要内容为，支持你社组织实施免费向全国所有乡镇、街道、社区、村居委会各赠送”社区（家庭）法制宣传教育系列片”的公益宣传。......届时，中央综治办将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综治办，具体实施赠送、分发工作，确保发至每个乡镇、街道综治办和社区、村居委会，真正使这一系列的法制宣传教育进村入户。五、2010年8月19日，华盛音像出版社（甲方）与王宪萍（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06年11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由于各种原因，协议内容没有实现，为解决遗留问题，经过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继续将《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版权委托甲方，授权甲方经营。2、甲方拟在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赠送法制宣传片项目的广告收入中支付并偿还乙方曾投资购买版权费用200万元，解决乙方遗留问题。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六、2012年8月，王宪萍在一审法院起诉华盛音像出版社，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偿还王宪萍合作投资款200万元及赔偿利息损失。2012年12月14日，王宪萍撤回对华盛音像出版社的起诉。一审法院另查明，华盛音像出版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发给的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就一审法院关于2003年8月25日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签订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上，华盛音像出版社为何加盖的是”公安部华盛音像出版社”签章的询问，华盛音像出版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出具的证明，其载明：其中心所属华盛音像出版社因历史特殊原因在2005年前使用”公安部华盛音像出版社”印章。现使用”华盛音像出版社”印章。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签订的2003年8月25日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一份协议）、2006年11月28日的《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二份协议）、2010年8月19日的《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三份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王宪萍为履行第一份协议的合同义务，向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了200万元。从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协议看，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将华盛音像出版社转让发行权的价金30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王宪萍以200万元取得了《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的发行权，并将发行权的使用期限延长到2010年8月25日，双方就第一份协议约定的合作方式及内容为第二份协议所变更，因此，在第二份协议签订后，第一份协议的权利义务终止。因第二份协议内容没有实现，在第二份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前，双方签订了第三份协议，第二份协议的权利义务终止。在第三份协议中，王宪萍的发行权使用期限继续延长，王宪萍授权华盛音像出版社经营，华盛音像出版社拟在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赠送法制宣传片项目的广告收入中支付并偿还乙方曾投资购买版权费用200万元。庭审过程中，华盛音像出版社表明《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继续发行的可能性较小。第三份协议签订至今已经三年多，双方的合作仍然没有进展，继续履行有现实困难，现王宪萍提出解除合同，华盛音像出版社虽不同意解除，但当事人之间已经失去了继续合作的基础，王宪萍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双方签订的第三份协议应予解除。第三份协议解除后，王宪萍的发行权使用期限届满，华盛音像出版社应返还王宪萍交付的200万元。因王宪萍在第一份协议约定的发行工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亦有责任，故王宪萍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自2012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华盛音像出版社与王宪萍于二○一○年八月十九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华盛音像出版社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宪萍二百万元；三、驳回王宪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华盛音像出版社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王宪萍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以王宪萍在第一份协议书即2003年8月25日协议约定的发行工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亦有责任为由，不支持王宪萍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自2012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王宪萍履行协议书规定义务即主要按华盛音像出版社要求履行付款义务，而华盛音像出版社认同并出具收款凭证给王宪萍收执；其次，华盛音像出版社未尽任何义务，导致达不到合同实现的目的，出现了后续的补充协议及其协议书，华盛音像出版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尽到义务，同时华盛音像出版社自认自己也没有履行义务，违约事实客观存在；第三，华盛音像出版社从收取王宪萍款项后到2010年8月19日订立《协议书》后始终占用王宪萍的款项，同时又没有偿还王宪萍款项的意思，导致王宪萍于2012年8月16日起诉维权。王宪萍根据华盛音像出版社的违约事实，提出有关利息损失的诉讼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宪萍的该项请求明显不当。为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王宪萍一审主张的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的利息损失（自2012年8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华盛音像出版社承担。华盛音像出版社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双方共签订三份协议，其中，第一份协议实质上是一个著作权转让合同，即王宪萍同意出资300万元，购买华盛音像出版社享有的两部电视宣传教育片《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五年的版权、发行权。后来王宪萍未付全款，已属违约。但就其已支付的部分，无论是150万元还是200万元，都是支付的合同对价，是华盛音像出版社知识产权的转让款。支付对价后，其享有的是华盛音像出版社作品五年（后又延至七年）的版权、发行权。后其利用到手的版权、发行权推广发行片子并请华盛音像出版社协助，这种投资是一种商业经营行为，不代表必然的收益，当然存在风险。至于风险的大小，会赚钱还是会赔本，都是由王宪萍自主地进行判断，风险也当然应由其自行承担。华盛音像出版社虽真心希望其能获利，但从未对其进行过稳赚不赔的保证，在任何角度上，都没有在其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向其返还转让款的义务。关于第二份补充协议，从内容上看，实质上是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其中王宪萍为委托方，华盛音像出版社为受委托方，协议中的200万元应视为王宪萍自认的出版及发行成本，华盛音像出版社的责任是代理其发行并代收费用，如果确有收入，收入应归王宪萍所有，有关200万元的约定应视为其收回的成本，超出成本部分另分配给华盛音像出版社的50％应视为王宪萍承诺支付给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代理费用。如华盛音像出版社尽了代理义务但没有实际收入，不利后果应由王宪萍来承担，因为华盛音像出版社仅是代理身份。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即”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份协议也明确了王宪萍享有受让后的版权、发行权延至2010年8月25日，同时明确了发行受阻的责任在王宪萍一方。第三份协议实质上是对第二份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华盛音像出版社继续接受委托发行片子，同样如华盛音像出版社已尽责，发行不利及无收入的后果也应由王宪萍承担。该协议再次明确王宪萍欲收回的成本200万元应源自发行中的广告收入而非由华盛音像出版社用自己的财产承担，故如无广告收入，200万元自然无法归王宪萍所有。接受委托代理发行过程中，华盛音像出版社已尽心尽力，并无过错，谈不上用华盛音像出版社自己的财产向其返还投资款或赔偿损失。另外，第二份协议可以确定涉案三份协议的最终期限均为2010年8月25日，因为第三份协议未约定终止期限，不过由于其是补充协议，故其终止时间应以第二份协议约定的为准。王宪萍即使解除协议，也应在协议期限内即2010年8月25日之前进行，而其却在2012年12月12日才起诉解除早已到期终止的协议，不仅毫无意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但一审判决仅认定前两份协议已经到期终止，对第三份协议，却认定为仍在履行中，这一认定并无任何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双方约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根据一般法理及《合同法》第九十三至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应由当事人自己行使该权利。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权力不是无限大，应当居中裁判而不是越俎代庖，通过判决代为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这是法律常识。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解除合同产生的争议，法院的权力就是查明当事人有无合同解除行为以及确认解除的效力。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则另当别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王宪萍在原审陈述时明确其是要求法院来解除双方的协议，而不是让法院确认其解除的效力。王宪萍在起诉前也从未向华盛音像出版社送达过解除合同通知，这一点在原审判决书的第8页得到确认。故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协议书，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更为荒唐的是，这份被解除的协议书早在2010年8月25日便到期终止了。假使第三份协议一直有效，也不存在解除协议的法定事由，因为华盛音像出版社无任何违约或其他过错行为，且有能力继续进行委托事务，至于能否为王宪萍争取到利益，这既不是华盛音像出版社所能控制的范围，也不是委托合同的目的。假使王宪萍已向华盛音像出版社发出过解除通知，且解除行为被确认为有效，协议解除后，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应当是终止履行、恢复原状、有过错方赔偿损失等。因第一、二份协议早已终止，就第三份协议而言，它是一份委托代理的补充协议，恢复原状也只能是结束委托，华盛音像出版社不再代理行使宣传片的发行权，至于广告费，则重新由王宪萍依己方能力去争取，根本谈不上让华盛音像出版社返还其200万元的事情，因为这200万元，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协议，王宪萍向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的转让知识产权的对价。而第一份协议早已终止，不存在解除及双方互相返还的问题。第三份协议签订时，王宪萍未向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过任何费用，故不存在返还问题。即使华盛音像出版社向其返还200万元转让款，王宪萍已享有华盛音像出版社转让后的7年乃至10年的版权、发行权，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意味着强令华盛音像出版社0元转让7年乃至10年的版权、发行权，对华盛音像出版社明显不公。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宪萍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宪萍承担。华盛音像出版社针对王宪萍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宪萍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投资款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王宪萍的上诉。王宪萍针对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得当。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有违法律，且没有证据支持，请求驳回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王宪萍于2014年2月27日病故。王宪萍之夫胡光辉、王宪萍之子胡聃、王宪萍之母汪烈作为王宪萍的继承人共同出具书面声明，表示愿意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并对王宪萍以前进行的诉讼行为均承认有效。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前述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乐清市公安局乐城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乐清市人民政府乐城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办继承公证亲属关系证明表》以及王宪萍的继承人胡光辉、胡聃、汪烈共同签名出具的《声明书》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之间签订的2003年8月25日《合作协议书》、2006年11月28日《补充协议书》及2010年8月19日《协议书》的真实性。上述三份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三份协议的内容来看，第一份协议约定，王宪萍出资300万元购买《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部电视宣传片五年的版权、发行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上两片的发行、传播工作，华盛音像出版社对王宪萍的发行工作予以协助，同时约定了双方合作利润分配及协议履行期限等内容。在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中，首先确认在三年多时间的运作中，发行工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经协商，王宪萍授权委托华盛音像出版社负责《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具体发行工作，同时约定华盛音像出版社的发行收入首先归还王宪萍投入的200万元发行权款，并将发行时间延长至2010年8月25日。据此，双方当事人变更了合作的方式及协议的履行期限，并对王宪萍投入的200万元发行权款数额予以确认。在第三份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06年11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内容没有实现。为解决遗留问题，王宪萍继续授权委托华盛音像出版社经营《交通与安全》、《火灾预防与自救》两片的版权，但未明确授权的具体期限；华盛音像出版社则表示拟用两部法制宣传片项目的广告收入支付并偿还王宪萍投资购买版权的费用200万元。上述协议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己方的义务。鉴于华盛音像出版社迟迟未能按照约定支付并偿还王宪萍投资款项，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王宪萍作为委托人有权解除与华盛音像出版社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王宪萍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王宪萍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立即偿还合作投资款项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亦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应予支持。王宪萍还要求华盛音像出版社支付自王宪萍起诉之日起至华盛音像出版社实际偿还投资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项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王宪萍与华盛音像出版社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由于王宪萍在一审判决做出后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的规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因此，华盛音像出版社应当向王宪萍的继承人胡光辉、胡聃、汪烈履行返还20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华盛音像出版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王宪萍上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王宪萍的继承人胡光辉、胡聃、汪烈负担（已交纳）；华盛音像出版社上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华盛音像出版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金页善代理审判员  邢绍轩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