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吉02民终7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芳花，女，1973年6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桦甸市。委托代理人：李佩良，桦甸市司法局桦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花（曾用名杨立荣），女，1968年12月3日生，汉族，无职业，住桦甸市。委托代理人：富长礼，桦甸市司法局桦树林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恒（曾用名闫永恒），男，1991年12月20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代理人：富长礼，桦甸市司法局桦树林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方文（曾用名闫方美），女，1955年10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桦甸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桦甸市永吉街集厂子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桦甸市。法定代表人：姜立波，主任。委托代理人：马长利，该村西社主任。委托代理人：禚学礼，该村村民。上诉人闫芳花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15）桦民一初字第1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闫芳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佩良，被上诉人杨立花及被上诉人杨立花、刘永恒的委托代理人富长礼，被上诉人闫方文、被上诉人桦甸市永吉街集厂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集厂子村）的委托代理人马长利、禚学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芳花在原审时诉称：我是集厂子村西社农民。1983年集厂子村西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地时家中以我父亲闫忠敬为代表在集厂子村西社分得5口人的承包地（分别是我父亲闫忠敬、母亲李玉兰、三姐闫芳秀、二哥闫芳顺、我本人）。1993年集厂子村西社重新调整土地时闫忠敬已去世。因当时是调整土地，我母亲李玉兰和我三姐闫芳秀两口人土地调整到我大哥闫胜利名下，调整后闫胜利名下有六口人的承包地（分别是我大哥闫胜利、大嫂吕淑琴、两个侄女闫永萍和闫永香及我母亲李玉兰、三姐闫芳秀）。闫芳顺名下调整为三口人的承包地（分别是我父亲闫忠敬、二哥闫方顺、我本人）。1995年8月28日闫方顺与杨立花离婚。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闫胜利与村委会签订了三十年不变的六口人的土地承包合同，闫芳顺与村委会签订了三十年不变的三口人的土地承包合同。2003年闫方顺去世，我母亲李玉兰于2012年去世。在李玉兰去世前，闫方顺名下的三口人承包地是我母亲与谁在一起生活就由谁种。在闫胜利与母亲李玉兰一起生活时由闫胜利种，在闫方文与母亲李玉兰一起生活时由闫方文种。按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规定，闫方顺名下三口人的承包地在闫方顺和父亲闫忠敬去世后，我本人是闫方顺所签订的三口人土地承包合同中唯一的现存承包人，闫方顺名下的三口人承包地应由我继续承包经营。现闫方顺名下三口人承包地所得的征地补偿款和土地塌陷补偿款应全部归我所有。杨立花、刘永恒、闫方文互相串通，将闫方顺名下的三口人承包地所得的征地补偿款和塌陷补偿款私下分配，并在村委会实际领取了253736元，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杨立花、刘永恒、闫方文返还在村委会领取的征地补偿款和土地塌陷补偿款253736元（其中闫方文应返还3.3万元，杨立花应返还179072元，刘永恒应返还41664元），村委会与杨立花、刘永恒、闫方文共同承担返还责任。杨立花、刘永恒在原审时辩称：不同意闫芳花的诉讼请求。一、闫芳花诉请内容含混不清、事实无法认定。闫芳花起诉要求返还已领取的253736元补偿款，而是谁的承包地补偿款事实不清。闫芳花称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闫方顺死后其是闫方顺名下三口人承包地的唯一承包人无事实依据。就闫芳花诉请看涉及几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如要求返还本人的补偿款属于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纠纷；如要求返还闫忠敬的补偿款属于继承纠纷；如要求返还闫方顺的补偿款属于无理诉讼，因闫芳花无诉权。鉴于闫芳花诉请含混，事实无法认定，应驳回其诉请。二、闫芳花无证据证明其主张。闫芳花称其是闫方顺三口人承包地的唯一承包人无证据证明，不应得到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闫芳花要求得到闫方顺三口人承包地的补偿款，诉讼时效应从1993年西社调整承包地时计算。1993年调地时，以闫方顺为代表的三口人承包地究竟都有谁？调地后该承包地由谁经营至今？如非闫芳花经营，其应对此提出异议再主张权利，不应到2009年发放补偿款后再主张。本案不存在“不种地而只想领取补偿款”的事实，因调整土地时闫芳花未提出异议，亦未主张权利，此后不论该承包地发生什么情况均与闫芳花无关。综上，闫芳花无诉权、超时效，其非闫方顺三口人承包地的经营权人，亦非闫方顺的法定继承人，应驳回其诉讼请求。闫方文在原审时辩称：答辩意见同杨立花、刘永恒。桦甸市永吉街集厂子村民委员会在原审时辩称：现任村、社领导对1983年至1996年老闫家土地分配的情况不了解，且本案属几名当事人的家事，与村委会无关。原审判决认定：闫忠敬与李玉兰系夫妻，闫方顺、闫方文、闫芳花系其二人子女。闫忠敬于1990年去世，李玉兰于2012年去世。闫方顺与杨立花于1990年结婚，二人的婚生子刘永恒于1991年出生。闫方顺与杨立花于1995年离婚。闫方顺于2002年去世。1993年集厂子村西社重新调整土地，1996年集厂子村西社按照1993年调整土地的面积进行延包，同年1月闫方顺与村委会签订了三口人的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2009年至2014年，因地球卫士征占集厂子村土地、成大弘晟公司因工程施工造成集厂子村土地塌陷，地球卫士、成大公司分别与集厂子村达成补偿协议。因闫方顺名下的承包地被征占、塌陷，杨立花、刘永恒、闫方文三人共在村委会领取了征地补偿款和土地塌陷补偿款253736元（其中闫方文领取3.3万元、杨立花领取179072元、刘永恒领取41664元）。原审判决认为：诉争的承包地补偿款系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闫芳花虽主张在1983年农村土地发包及1993年集厂子村调整土地时，其对获得补偿款的闫方顺名下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针对1993年集厂子村西社调整土地及1996年闫方顺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现村委会无法确认闫方顺名下三口人的承包地中是否含有闫芳花的份额，故对闫芳花基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主张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闫芳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86元，由原告闫芳花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闫芳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本案纠纷的实质问题是闫方顺名下的三口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是谁。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我和我父亲都分得了承包地。当时杨立花尚未与闫方顺结婚，没有在集厂子村分得承包地，其在桦甸市公吉乡杨树村有自己的承包地。1993年集厂子村调整土地，不是重新分地。当时杨立花的户口也没有迁入集厂子村。所以闫方顺名下的三口人土地是闫方顺、我及我父亲的，并不是闫方顺、杨立花和刘永恒的。现闫方顺和我父亲均已去世，故征地补偿款及塌陷土地补偿款均应归我所有。杨立花、刘永恒、闫方文应当将此款返还给我。被上诉人杨立花、刘永恒答辩认为：闫芳花作为一审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所举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闫方顺名下三口人的承包地是她自己的，故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被上诉人闫方文答辩认为：我的二审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桦甸市永吉街集厂子村民委员会答辩认为：同一审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闫芳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征地补偿款及塌陷土地补偿款的理由是认为自己系闫方顺名下三口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其主张闫方顺名下承包地的经营权人有三人，分别为闫方顺、其父亲闫忠敬及其本人。被上诉人杨立花、刘永恒、闫方文提出异议，认为闫方顺名下承包地的经营权人有三人，分别为闫方顺、杨立花及刘永恒。对此，作为土地发包人的集厂子村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表示对土地分配情况不了解。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农村土地政策，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分别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采用的方式往往是由一位农户代表代表本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此后本农户的成员对承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进行承包经营。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对农户的具体成员有不同主张，其本质即是要求人民法院对于合同一方的主体予以明确确认。而此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畴，而应由发包方予以明确，即由发包方明确当时将土地发包给谁承包经营。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桦甸市人民法院（2015）桦民一初字第13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闫芳花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286元，退还上诉人闫芳花；二审案件受理费5106元，退还上诉人闫芳花。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石 刚审 判 员  郝 奇代理审判员  刘欣莹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姜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