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再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林，男，1963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江阴市，现住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军，江苏省江阴市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如令，男，1955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青田县，现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东，浙江嘉瑞成（永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爱娥，女，196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刘玉林因与被上诉人潘如令、潘爱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嘉县人民法院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5）温永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2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刘玉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建军，被上诉人潘如令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建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潘爱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林上诉称，1、再审依职权调查带有主观片面性。仅调查了永嘉县迈理欣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理欣公司）汇款到江阴市建星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星公司）的160万元，未查明两公司之间实际发生的业务金额及发生时间。从两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来看，从2007年6月25日至2009年5月22日两公司发生业务的金额计541．1万元，其中在2008年9月22日之后发生的金额是169万元。2、迈理欣公司与建星公司之间的业务实际上和潘如令、刘玉林之间的业务是无关的。3、林建琴的谈话内容，应当当庭接受询问。4、再审遗漏上诉人的证据。在再审过程中上诉人曾提供了与潘如令的银行往来明细，证明潘如令离婚之前与刘玉林发生过业务往来，因此2008年4月18日出具的欠条金额640850元是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原审在查明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将公司之间的业务强行放进本案来结算是错误的，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潘如令辩称，再审认定的事实客观公正，根据本案事实与证据综合核对后认定被上诉人欠上诉人1576.15元货款符合客观实际，请求二审依法维持再审判决。
被上诉人潘爱娥未作答辩。
刘玉林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立即共同支付原告货款320655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两被告立即共同支付原告货款2496550元。
原一审认定，原告和被告潘如令存在多年的布料买卖关系。2008年4月18日，双方经结算后，被告潘如令出具给原告一份欠据，欠据载明：“今欠刘玉林布款陆拾肆万零捌佰伍拾元正。（￥640850元）”。之后，双方继续发生布料买卖关系，原告陆续向被告潘如令提供布料；被告潘如令也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分别于2008年4月30日汇款15万元、5月10日汇款18万元、5月30日汇款10万元、6月23日汇款10万元、7月19日汇款12万元、7月21日汇款8万元、8月11日汇款10万元、8月27日汇款10万元、9月10日汇款10万元、11月21日付现金欧元15000元（折算成人民币15万元）、2009年1月23日付现金欧元25000元（折算成人民币25万元）、付现金人民币23万元、4月22日汇款8万元，合计付款174万元。2008年9月22日，被告潘如令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字据，载明：“2008年4月20日至9月22日货款贰佰伍拾陆万伍仟柒佰元未行结算（￥2565700元）”。此后，双方未再发生买卖关系。
另认定，被告潘如令与被告潘爱娥系夫妻关系，两被告曾于2007年6月11日登记离婚，于2011年6月1日复婚。
原一审认为，原告刘玉林与被告潘如令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潘如令于2008年9月22日出具的字据，应理解为2008年4月20日至9月22日之间双方共发生买卖关系的货款总额为2565700元，与被告潘如令已支付的货款未进行结算。加上被告潘如令2008年4月18日之前尚欠原告的货款640850元，扣除被告潘如令已支付的货款174万元，被告潘如令还应支付原告货款1466550元。原告主张被告潘如令于2008年9月22日之前支付的货款已在结算时抵扣，其既没有在双方的结算凭证中注明“净欠”等类似内容，也未提供2008年4月20日至9月22日间其给被告的发货凭证加以证明，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潘如令主张2008年9月22日出具的字据并非出具给原告，2008年4月至9月其与原告发生货物买卖总额金804164.75元。其一，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二，假如被告的主张成立，那么双方结束买卖关系后，在2009年1月23日向原告付现金时，其仅欠原告货款265014.75元。而在该日，被告不仅当面支付给原告欧元25000元（折算成人民币250000元），还另外支付原告230000元，且在三个月之后双方没有发生新的买卖关系情况下又给原告汇款80000元，显然与情理不符，因此，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潘如令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另外，本案的货款并非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本案的货物买卖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原告要求被告潘爱娥对货款承担共同责任，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如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刘玉林货款146655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潘如令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潘如令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26780元，减半收取13390元，由原告负担5520元，被告潘如令负担7870元；反诉受理费2863元，由被告潘如令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玉林负担。
本案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被告潘如令不服，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永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温永民申字第4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原审原告刘玉林和原审被告潘如令存在多年的布料买卖关系。2008年4月18日，双方经结算后，潘如令出具给原告一份欠据，欠据载明：“今欠刘玉林布款陆拾肆万零捌佰伍拾元正。（￥640850元）”。同日，双方签订一份布料买卖协议，内容：本厂与温州老潘业务部，今后发生业务往来各规格价格经双方协商如下，给林建琴16*150D/40D布料每米9元（林建琴系迈理欣公司经理、需开增值税发票，因此，林建琴的布料价格比潘如令的布料高0.1元）、10*20D/40D每米9.4元、12*6.5环芳每米10.1元、8+7.5环芳每米13.2元，给潘如令16*150D/40D布料8.9元。甲方刘玉林与乙方潘如令分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之后，双方继续发生布料买卖关系，刘玉林陆续组织货源向潘如令提供布料，原告根据协议书约定也发货给迈理欣公司布料，货款由刘玉林与潘如令结算；潘如令也陆续向刘玉林支付货款，分别于2008年4月30日汇款15万元、5月10日汇款18万元、5月30日汇款10万元、6月23日汇款10万元、7月19日汇款12万元、7月21日汇款8万元、8月11日汇款10万元、8月27日汇款10万元。9月10日汇款10万元、11月19日付现金5万欧元（折合人民币50万元）、11月21日付现金欧元15000元（折算成人民币15万元）、2009年1月23日付现金欧元25000元（折算成人民币25万元）、付现金人民币23万元、4月22日汇款8万元，计付款224万元。因迈理欣公司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于是刘玉林根据潘如令的要求开具建星公司的部分增值税发票。后迈理欣公司根据潘如令的要求，于2008年8月份至2009年4月份汇款给建星公司160万元，其中于2008年8月12日汇款50万元、9月8日汇款20元、9月23日汇款30万元、10月17日汇款10万元、10月27日汇款10万元、2009年3月2日汇款15万元、3月18日汇款15万元、4月27日汇款10万元。该160万元汇款，建星公司将其中45万元由刘玉林领取，其余115万元按刘玉林的要求转汇给江阴市长青染整有限公司、张家港金清氨纶纱业有限公司、徐州庆丰纺织有限公司等单位。
另认定，2008年9月22日，潘如令向刘玉林出具了一份字据，载明：“2008年4月20日至9月22日货款贰佰伍拾陆万伍仟柒佰元未行结算（￥2565700元）”。从双方2008年9月22日结算后，刘玉林按双方协议约定分五次继续发货给迈理欣公司，分别于2008年9月29日牛仔布20211.5米（其中14687.5每米10.1元，5524每米9元）、10月11日14633.5米（每米10.1元）、10月21日14111.5米（每米10.1元）、11月30日9859米（每米10.1元）、11月21日4660米（每米10.1元），按协议约定价格计算计货款635026.15元，
还认定，潘如令与潘爱娥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7年6月11日登记离婚，于2011年6月1日复婚。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潘如令2008年4月18日之前尚欠刘玉林货款640850元。加上潘如令于2008年9月22日出具的字据，应理解为2008年4月20日至9月22日之间双方共发生买卖关系的货款总额为2565700元。从双方2008年9月22日结算后，刘玉林按双方协议约定分五次继续发货给迈理欣公司，按协议约定价格计算计635026.15元，三项相加发生货款为3841576.15元。2008年4月30日至2009年4月22日，潘如令已支付现金或汇款货款224万元但未进行结算。另外，迈理欣公司需要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按潘如令的要求，刘玉林在建星公司为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同时，迈理欣公司于2008年8月份至2009年4月份汇款给建星公司160万元。二项相加潘如令共支付了货款384万元。综上，潘如令欠的货款扣除其已支付货款二项相抵后，潘如令尚应支付给刘玉林货款1576.15元。从刘玉林与潘如令于2008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及迈理欣公司、建星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双方陈述，建星公司因刘玉林请求为迈理欣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迈理欣公司为潘如令通过建星公司支付给刘玉林货款。对迈理欣公司160万元的汇款，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两公司之间有实际买卖业务发生。从双方的庭审陈述、协议的约定及迈理欣公司与建星公司出具证明等证据中，可以证明迈理欣公司汇款给建星公司的160万元属刘玉林与潘如令按协议约定，潘如令通过迈理欣公司、建星公司支付给刘玉林的货款。对此，刘玉林提出异议，认为此不符合情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刘玉林并没有提供刘玉林、建星公司与迈理欣公司签订布料卖买合同及相关证据，来证明建星公司与迈理欣公司之间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对此刘玉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本案的货款并非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玉林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本案的货物买卖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原告要求潘爱娥对货款承担共同责任，不予支持。被告潘如令的反诉请求，现已撤诉，理由正当，已另行裁定，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4）温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二、限原审被告潘如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审原告刘玉林货款1576.15元；三、驳回原审原告刘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000元，原审原告刘玉林负担22950元，原审被告潘如令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玉林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证明迈理欣公司和建星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迈理欣公司支付的160万元并不是代付的款项，而是两个公司的业务款，与本案无关。2、证人袁某1的证言证明自己是刘玉林的司机也负责发货，每次到林建琴或潘如令处取钱都是其与刘玉林一起去的，但是去林建琴处取钱时潘如令不在场。
被上诉人潘如令质证认为，对增值税发票的三性均有异议，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不能证明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购销合同、发货单予以证明。证人袁某1系刘玉林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是不真实的。
被上诉人潘如令提供材料明细账一份（共5页），码单一份（共42页）。证明刘玉林发给被上诉人的货就是发给迈理欣公司林建琴的货，迈理欣公司的货款也是由被上诉人结算的。
上诉人刘玉林质证认为，对潘如令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首先明细账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的，字迹比较新，对真实性有异议；对于码单，因没有刘玉林的签字，对真实性有异议，并且这些码单也无法与发给林建琴的货物相对应。
本院依职权依法通知再审期间的证人迈理欣公司林建琴（法定代表人妻子）出庭作证。林建琴的证言证明在再审期间所做笔录内容真实，迈理欣公司所有的账都是与潘如令结算的，需要多少料与刘玉林讲好，由刘玉林发货，潘如令送来，每年年底结算一次，都是刘玉林、潘如令和公司三方一起结算，再由公司出具条子给潘如令，需要的发票也是刘玉林开好寄过来的，开具发票的公司有建星公司也有其他公司，多年来贸易额很大，涉案160万元货款确是潘如令让汇的货款，所支付的货款一般汇给开票公司，偶尔有现金支付给潘如令或刘玉林，刘玉林有出具收条，但是最后均在与潘如令的结算中抵扣，迈理欣公司只与潘如令存在布料买卖关系，与刘玉林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
上诉人刘玉林质证认为林建琴陈述所有货款都是和潘如令结算，不能让人信服，回答模棱两可，并且根据林建琴的陈述，代付款不止160万元，法院应当予以核实。
被上诉人潘如令质证认为林建琴的证言客观真实。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上诉人刘玉林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证人袁某2的证言只能证明其与刘玉林一起去林建琴、潘如令处取款的事实。
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明细账及码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相应码单与被上诉人刘玉林再审期间提供的的收货人为林建琴的收货凭单内容相符，本院予以确认。
林建琴的证言能够与被上诉人潘如令提供的相应明细账、码单以及再审中刘玉林出具的收条、证明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结合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二审提供的证据、林建琴的证言，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迈理欣公司汇给建星公司的160万元是否系迈理欣公司代潘如令支付给刘玉林的货款。上诉人刘玉林二审期间提供增值税发票拟证明迈理欣公司与建星公司之间存在独立的业务往来，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布料买卖没有关系。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通知迈理欣公司林建琴到庭作证，林建琴的证言能够证明该公司的布料业务只与潘如令发生并结算，与刘玉林、建星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业务关系，林建琴的证言也与刘玉林2007年2月10日出具给潘如令的收据内容相符，该收据注明：“今收到潘如令布款人民9054634元，其中林建琴2006年2月16日至2007年2月1日止共5498000元，以上布款通过建星公司的税票转出。”另外，再审期间刘玉林出具并有建星公司盖章的证明及电汇凭证均与林建琴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迈理欣公司汇到建星公司的款项均由上诉人刘玉林收取。而被上诉人潘如令二审期间提供的相应码单包括了刘玉林发放给署名林建琴的相应货物，该证据进一步说明迈理欣公司收取刘玉林货物后款项由潘如令统一结算。综上，上诉人刘玉林上诉称迈理欣公司与建星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一审法院再审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迈理欣公司支付给建星公司的160万元货款应计算在潘如令支付给刘玉林的货款中正确。上诉人上诉期间还诉称2008年9月22日后不止五次向迈理欣公司发放布料，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再审提供的收货凭证与二审期间潘如令提供的码单相符，均只有五次发货凭证。因此，再审认定潘如令共欠刘玉林货款总额3841576．15元，已经支付货款3840000元，尚欠1576．15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刘玉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5）温永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0元，由上诉人刘玉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林环
审判员 戴华斌
审判员 徐继松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辛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