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天民初字第648号
原告杨礼波（系被告杨礼彬之弟），男，侗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刘光美，天柱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邦洞镇三团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杨深理，系该村村长。
委托代理人龙宪福，男，侗族，农民，系该村村支部书记
被告杨礼彬（系原告杨礼波之兄），男，侗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大衡，天柱县坪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礼波诉被告邦洞镇三团村民委员会、杨礼彬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7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杨霓、杨小平、姚希富组成合议庭审理，书记员凡洪霞担任法庭记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礼波及其代理人刘光美、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龙宪福、杨礼彬及其代理人张大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0年责任制落实到户时，三团村“门口”（地名）这丘田面积共10挑分到杨义英（原告杨礼波及被告杨礼彬之父）户，该田东抵杨序明田、南抵杨仁卫田、西抵杨义福田、北抵杨运五田。后在原告杨礼波、被告杨礼彬父亲杨义英的主持下与其大伯父杨义权将“门口”10挑田分成两份，一份为6挑，一份为4挑。被告杨礼彬分得靠西抵杨义福田面积为6挑的这一份，我分得靠东抵杨序明田4挑这一份，并设了田埂各自管理。在1992年，由于父亲重病在身，祖母及母亲年迈，且我年纪尚小没有能力耕种这份4挑田，杨礼彬就对我的这份田进行了耕种，并将划分两份田的界线田埂挖毁连成整丘田。1999年实行土地延包期间，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在不经详查的情况下，把我分得门口的4挑责任田连同杨礼彬的6挑田以共计0.82挑的面积予以登记给被告杨礼彬、并向杨礼彬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杨礼彬趁我不在家之机，将面积为0.82挑的田栽上了桔树。2014年8月杨礼彬为霸占我的4挑田，对田周围打基础建围墙，后因我阻止，杨礼彬将我告上了法院，我才知道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违法将我的这份责任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给杨礼彬，这严重侵害了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权益。因此，请求：1、确认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将“门口”田发包给杨礼彬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无效。2、责令被告杨礼彬对原告“门口”4挑责任田停止侵害，恢复原状。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1、身份证，证明原告身份；证2、杨礼彬户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证明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将原告的“门口”4挑田的面积登记于被告杨礼彬名下；证3、《分居合约》，证明1986年3月14日原、被告分家时“门口4挑田属于原告的事实。证4、《决议书》，证明原告应拥有对“门口”4挑田的使用权。
被告邦洞镇三团村民委员会辩称：村委会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按照第一轮证书、以及各村民、组长上报的数据、地名材料进行统计上报的，程序客观、公正，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被告杨礼彬辩称：我与原告杨礼波属同胞兄弟关系。1985年我父亲杨义英将我一家三口分家出来，分家时将家庭承包的三团村“门口”（地名）田西抵杨义福田的6挑面积分给我耕管，剩余4挑面积仍由父亲统一耕管。但是，在1990年我妻子用我们在三团村“盘店”（地名）的田与父亲杨义英为户主耕管的三团村“门口”（地名）的4挑田进行互换，且从1992年以来，“门口”这整丘田都是我一家耕管。现在邦洞镇三团村委会将“门口”整丘田发包并颁证给我，是合法有效的，希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礼彬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人杨义英的《田土分配》证词，证明“门口”田的分配及耕管状况。证人李明英证实，在填报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时，都是由组长及各组村民在场测量面积、核对地名材料后填报的。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做如下认定：原告的证据1、2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有关人身身份和土地权属的证明，故本院予以采纳。原告的证据3，由于证人杨义英（原告杨礼波与被告杨礼彬的父亲）当庭陈述“在1985年分家时，只是口头协议分家，没有书面材料，这份《分居合约》是大哥杨义权书写，我们都不知道”，且该证据系一人书写，没有原告杨礼波、被告杨礼彬、父亲杨义英的本人签名，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证据4、证明在92年时，被告杨礼彬已经耕管了“门口”田余下4挑面积，父亲杨义英想通过家族亲戚之间协调退回由自己耕管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证人杨义英（原告杨礼波与被告杨礼彬的父亲）的证言，证明村集体将“门口”（地名）的田土发包给杨义英一家耕管后，整个家庭及其被告杨礼彬一家对这丘田的耕管情况，本院予以采纳。证人李明英的证言，客观上证明村集体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土地登记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1980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落实到户时，以杨义英（原告杨礼波及被告杨礼彬之父）为户主，家庭共有人口10人（杨义英、欧阳兰香、杨苏莲、杨礼彬、彭月菊、杨礼波、杨秋桃、杨智发、李孟贞、杨秋菊）向村集体承包三团村“门口”（地名）10挑面积及其他土地经营。在1985年杨义英与被告杨礼彬（长子）分家时，口头协议将承包的三团村“门口”（地名）6挑面积的土地分给被告杨礼彬、彭月菊、杨智发一家三口耕管，余下4挑面积继续由杨义英等7人共同耕管。在1990年，因李孟贞、杨秋菊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时，按国家政策，需将二人承包的田土退回集体。为了便于管理，杨义英与彭月菊（被告杨礼彬的妻子）口头协商，将杨礼彬在盘店（地名）承包的3.5挑田与杨义英为户主承包的“门口”田（地名）4挑面积互换。互换后，1990年至1992年期间，因被告杨礼彬不在家，由父亲杨义英代为耕管，从1992年后，“门口”（地名）这10挑整丘田一直由被告杨礼彬一家耕管。在1993年10月份，因被告杨礼彬与其父亲杨义英发生矛盾，杨义英召集家族亲戚前来见证，由龙远发（杨义英的妹夫）代书写了一份《决议书》，要求杨礼彬将已互换了的“门口”田（地名）4挑面积田土退回，但原告杨礼波与被告杨礼彬都没有参加，杨礼彬也没有在《决议书》上签字。“门口”（地名）整丘田10挑面积从1992年至今一直由被告杨礼彬一家耕管。在1999年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时，原来以杨义英为户主的田土分立成三户。即杨义英户、杨礼彬户、杨礼波户，被告邦洞镇三团村民委员会按照第一轮证书、以及各村民、组长上报的数据、地名材料进行统计上报后，重新将村集体土地发包给杨义英、杨礼彬、杨礼波三户，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门口”（地名）整丘田（四抵不变，面积变更为0.82挑）登记到以被告杨礼彬为户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杨义英、杨礼彬、杨礼波三户各自按照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土地面积及地名耕管自己承包的土地，并向村集体上交了公余粮，十多年来都无争议。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杨义英（原告杨礼波及被告杨礼彬之父）为户主的家庭承包责任户承包了三团村“门口”（地名）面积为10挑的整丘田。在1985年分家时，杨义英户在家庭内部成员确定承包土地的份额时，被告杨礼彬户取得“门口”（地名）6挑面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在1990年，为了便于管理，经杨义英与彭月菊（被告杨礼彬的妻子）协商，将杨礼彬在盘店（地名）承包的3.5挑田与杨义英为户主承包的“门口”田（地名）4挑面积互换。从1990年开始，被告杨礼彬户取得“门口”（地名）整丘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1999年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时，被告邦洞镇三团村民委员会按照第一轮证书、以及各村民、组长上报的数据、地名材料进行统计上报后，重新将村集体土地发包，将“门口”（地名）整丘田（四抵不变，面积变更为0.82挑）登记到以被告杨礼彬为户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其内容真实，程序合法。原告诉称“被告三团村民委员会在不经详查的情况下，把我分得门口的4挑责任田连同杨礼彬的6挑田以共计0.82挑的面积予以登记给被告杨礼彬、并向杨礼彬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理由不充分，且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礼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杨礼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 霓
审判员 杨小平
审判员 姚希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凡洪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