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碑民初字03013号
原告：李群佩，男，196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街道办事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顾跃堂，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卓，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桂怡，女，193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陕西大正国药有限公司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顾跃堂，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卓，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院*座***室。
法定代表人：杨国友，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秀朝，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群佩、周桂怡诉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0日作出（2013）碑民二初字第01206号民事判决，原告李群佩、周桂怡不服，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4日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由作出（2014）西中民一终字号第0045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3）碑民二初字第0120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我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群佩及李群佩、周桂怡委托代理人顾跃堂、李卓，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李秀朝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9月22日，原告与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友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接受原告委托，指派律师方力、李秀朝作为原告与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以下简称公安雁塔分局）、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制药）赔偿纠纷案件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原告支付了2000元代理费，将证据材料交给方力、李秀朝，委托他们全权代理。被告律师告知原告，经他们计算，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的数额总计为41.6万元，并按该数字要求赔偿。原告据此将诉讼费支付给方力，方力表示代为立案。2009年9月底，方力告知原告该案判决已经下发，判决支持原告24.6万元。原告催索判决，方力说该案已经审执合一。2010年3月原告要求给付执结款，被告一直推脱，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无奈，原告于2010年12月起诉被告，要求被告交付所代理案件的法律文书，并赔偿交通费、餐饮费损失。在审理中，被告坚持说本案已经判决，判决结果为24.6万元。经二审法院调查，原告才得知被告根本没有立案，故二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要求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赔偿损失案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应向原告赔偿损失。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1.6万元，返还代理费2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2009年9月被告仅与李群佩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未与周桂怡签订合同，周桂怡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依据委托代理合同，被告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被告接受委托后，进行了合同约定的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工作，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问题。委托合同未约定被告代为立案。未及时立案系原告自身原因造成，非被告违约造成。原告要求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赔偿案件原告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赔偿主张能否实现，案件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不能确定。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依据。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桂怡之女李萍，原系正大制药职工，1999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因与单位存在劳资等遗留问题，李萍遂占用单位家属院空闲住宅一套。2003年正大制药将李萍诉至雁塔区法院，2004年2月16日雁塔区法院作出（2004）雁民初字193号民事判决，判令李萍限期腾房。2008年6月23日，李萍自上述住宅高空坠落死亡。李萍死亡后，原告周桂怡认为李萍是因正大制药谎报案情，雁塔区等驾坡派出所违规出警受到惊吓引起坠楼身亡的。因周桂怡年事已高、李萍离异后带一女尚属幼年，故委托李萍的哥哥李群佩负责处理此事。2008年9月22日，李群佩与被告国友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国友律所指派律师方力、李秀朝作为周桂怡与公安雁塔分局等驾坡派出所、正大制药就李萍死亡赔偿纠纷的民事赔偿代理人。合同授权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授权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至本案一审终结止。李群佩同时支付给国友律所代理费2000元。同时原告向被告交付了相关的证据材料。
随后，李群佩多次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方力称该案已经列周桂怡为原告，公安局雁塔分局、正大制药为被告在雁塔区法院审理。后又称，该案已经审执结合共赔偿24.6万元。但原告催索判决书和执结款时，方力多次推脱，不予交付。2011年4月，李群佩、周桂怡将国友律所诉至碑林区法院，要求交付法律文书。庭审中，方力作为被告国友律所委托代理人出庭，称其本人和李秀朝律师确实全权代理了周桂怡诉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的案件。2009年1月雁塔区法院立案受理，诉讼费约7000多元，是其垫付的。另收取原告跑路费等3000元，没有开具票据。因案情复杂，审理期限较长，该案正在雁塔区法院审理中，尚未形成结案的法律文书。据此，碑林区法院于2011年6月14日作出（2011）碑民二初字第0011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群佩、周桂怡交付法律文书的诉请；判令被告国友律所支付原告李群佩、周桂怡交通费、餐饮费损失2000元。宣判后，原告李群佩、周桂怡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被上诉人国友律所委托代理人方力辩称，接受委托后，其履行了相关义务。受托案件于2009年初在雁塔区法院立案，于2009年4、5月份开庭审理。之后，法院再未通知代理人，直到2009年9月案件审结。法院说审执结合，一直未给判决书。故要求驳回上诉人诉请。2011年11月21日，西安市中院依职权前往雁塔区法院调查上述委托案件的情况。雁塔区法院出具证明显示，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期间，没有周桂怡或周桂怡及李群佩诉正大制药、公安雁塔分局赔偿纠纷一案的立案登记。该证明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均无异议。据此，西安市中院于2011年11月24日作出（2011）西民一终字第009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8月22日，原告李群佩、周桂怡以违反委托代理合同为由将被告国友律所诉至碑林区法院，也就是本次诉讼的原审。杨云涛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被告认可收取原告2000元代理费用，有票据证明。对其他方力私自收取的费用不知情。同时，认为原告主张的41.6万元赔偿是律师计算出的相关赔偿费用，而不是最终能够认定的损失。现保存于被告处的证据都是复印件，包括2008年9月10日李大刚出具情况说明、李萍死亡确认书、雁塔区法院（2004）雁民初第195号民事判决、西安同仁技术学院工资表、陕劳仲案字9908号仲裁调解书、李萍在西安市铁路中心医院住院病历一份。原告称，交付给被告的除了以上证据外还有医院的医疗费用、抢救费用、丧葬费，方力到公安局调查的证据材料等，证据材料都为证据原件且都交付给方力。
本次诉讼中，李秀朝作为被告国友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庭审中，李秀朝承认是其本人将委托案件的诉讼材料送到雁塔区法院的，材料都是复印件形式。其曾询问过雁塔区法院立案庭是否能立案，立案庭答复待研究。后面的情况不知道。同时，李秀朝承认原告出具的损害赔偿计算明细是自己书写的，是按照当时的人身损害标准结合案情计算的。但计算明细上仅显示了371305.5元，没有显示41.6万元。另，被告认可收取原告2000元代理费。但称原告只支付了应收代理费20000元的10%。代理费的计算标准为标的额的5%。
另查明，陕西省律协在给李群佩出具的答复中显示：经省律协纪律委员会调查，原国友律所律师方力在接受委托代理人李群佩、周桂怡与雁塔公安分局等驾坡派出所、正大制药关于李萍死亡赔偿纠纷一案中，无正当理由不向委托人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明确属于违纪行为。国友律所不按规定统一保管业务档案，且未尽到管理责任，方力多次受到行业处分，造成不良影响。根据全国律协《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规则（试行）》规定，2014年9月9日、11日，省律协纪律委员会分别给予方力、国友律所公开谴责的行业处分。2013年9月5日，国友律所亦作出对方力予以解聘的决定，陕西省司法厅依法注销了方力的律师执业证。
以上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委托代理合同、收款收据、雁塔区法院回函、西安市中院民事判决、民事起诉状、住院病案首页、死亡记录、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单、检查报告单、录音资料、省律协答复及本院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周桂怡是否为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其是否具有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2、委托合同的代理权限，立案是否为授权范围；3、被告律所及律师是否存在违约行为；4、超过诉讼时效导致胜诉权丧失是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5、因被告过错，导致未实现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是否能作为违约的损失认定。
一、关于周桂怡是否为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否具有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的问题。原告李群佩称受母亲周桂怡委托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向被告出具了周桂怡的委托代理手续。被告答辩中称未收到周桂怡委托李群佩的相关手续，仅是与原告李群佩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本院认为，被告国友律所及其执业律师作为专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较普通民众对法律知识熟知，并依据此项技能获得相应报酬。如果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发现原告李群佩提供的委托手续不全，应当要求李群佩补充，可事实被告并未因手续不全停止委托代理事项，而是进行了调查取证、调解等工作，更以周桂怡为原告代书了民事起诉状。另，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被告委托代理人方力自认：“其代理原告母亲办理的案件，因为原告母亲年龄大行动不便，所以代理合同上写的是原告李群佩的名字。李群佩是其代理那一个案件李萍的哥哥。”据此，本院认为，被告的该项辩称与其实际的代理行为自相矛盾，不予采纳。周桂怡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具有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委托合同的代理权限的问题。委托代理合同中是否有立案的授权内容成为代理权限问题中的焦点。原告主张，委托代理合同的授权范围是“全权代理”，同时原告与方力是熟人介绍的，对方力充分信任，故将所有的证据材料原件交给方力，由其负责委托案件的所有工作。对此方力在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亦予以承认。被告辩称，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无代理立案的约定。立案活动是由当事人持身份证及立案资料到立案庭，交纳诉讼费用才能完成立案的。没有立案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的，而非被告的违约或者过错。经查，委托合同授权权限为：调查取证、调解、和解、参与诉讼。授权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至本案一审终结止。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由被告出具的格式合同，由于法律事务的复杂性，合同中对代理权限往往只进行原则的、概括的约定，并不能将诉讼中的所有行为加以涵盖。同时，按照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其次，方力在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称，授权范围为“全权代理”，“全权代理”虽不是法律用语，但通常是与特别代理权限一致的。第三，李秀朝在2014年10月10日庭审中称曾由其将立案材料送至雁塔区法院办理立案。这与被告辩称无立案义务的主张亦是自相矛盾的。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本院亦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国友律所及律师违约行为的严重性的问题。被告国友律所接受原告委托后，指派执业律师方力、李秀朝作为代理人办理受托案件。方力、李秀朝在接受指派后，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和《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要求严格履行义务。虽然也进行了部分调查取证、调解工作，但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提起诉讼。同时，在委托人询问案件进展的时候，故意隐瞒未立案的事实、编造案件进展，多次称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甚至在2011年的一、二审法庭庭审调查中仍欺骗原告和向法院提供虚假陈述。经西安市中院调查后，发现受托案件从未立案，最终使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致使原告丧失了胜诉的权利。被告国友律所及律师方力、李秀朝的违约行为情节是严重的。
四、关于超过诉讼时效与诉权、胜诉权的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李萍坠楼发生在2008年6月19日，因被告国友律所的违约行为和恶意欺骗行为，致使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是明确的。被告辩称，虽然因其违约行为造成了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但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丧失，原告应以公安雁塔分局、正大制药为被告提起诉讼，如果两被告不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对事实和所应承担的责任予以认可，仍可以达到对原告救济赔偿的目的。此外，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诉讼一种途径，原告还可以通过其他协商、调解的方式寻求救济。本院认为，虽然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从2011年4月13日庭审笔录显示，方力称“一开始不想诉讼，但和对方谈不拢才诉讼的。”加之原告提供证据中录音资料都显示了通过协商、调解途径无法解决纠纷。另外，本案中因被告的违约行为未尽到证据保管的责任，部分证据灭失，虽然被告称部分证据仍可以通过重新调查取得，但坠楼事件发生后经过八年之久，原告再重新调查、寻找线索和知情人更是难上加难。即使原告经过重新收集证据再次对公安雁塔分局和正大制药提起诉讼，实质上是将寻求救济的实现寄托在了两被告的诚实信用和自认上，在现实层面的实现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被告的辩称是不负责任的，更是推卸责任的表现。
五、关于因被告过失导致未实现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是否能作为违约的损失认定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依照委托案件的标的额和收费标准收取原告代理费的10%，即2000元。可推算出委托案件的应收代理费为2万元，标的额为40余万元。被告在2011年4月13日庭审中称其垫付受托案件诉讼费7000多元，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可推算出诉讼标的为40余万元。且被告在庭审中多次称受托案件的诉讼请求损害赔偿金额为41.6万元。那么，是否能够依照《合同法》中预期利益的相关法条将41.6万元作为违约损失予以认定呢？
从理论上而言，律师事务所应对因律师执业中的过失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一般情况下，计算赔偿金额时，在委托代理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应首先按照具体情况来判断胜诉率，再根据胜诉率及律师的责任比例来确定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赔偿数额。但本案中因被告的过错使胜诉率的计算无法实现。李萍与雁塔分局、正大制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并未立案审理，亦没有生效的裁判结果来确定两被告的责任份额和具体的人损赔偿金额，41.6万元是在假设两被告负全责的前提下单方计算的预期值，并非原告实际能够得到的赔偿数额。此外，诉讼亦是有风险和成本的。故以41.6万元作为赔偿金不妥。
但与此同时，本案中，因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不利后果是严重的。原告作为普通民众，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想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基于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将自己的涉法事务委托律师寻求正常的司法救济。然而被告的违约行为不仅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关要求，而且破坏了公众对法律工作者的基本信任，更破坏了公众对司法秩序的信任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应当受到强烈的谴责和制裁。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队伍的一份子，除了以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获取报酬外，还担当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提供不适当的服务而发生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应比普通的委托代理合同更加严格。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实质上具有由律所、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原告接受这种服务的性质，参考我国消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精神，综合被告在庭审中亦多次承认受托案件的获偿金额为24.6万元的自认事实，特别是被告违约行为及违约后果的严重性。本院认为，由被告国友律所支付给原告李群佩、周桂怡违约赔偿金20万元为妥。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其目的在于委托被告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其亲属死亡后的赔偿问题。律师事务所及执业律师作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机构和人员，本应在受托范围内，积极负责的完成代理事项，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被告国友律所及指派律师方力、李秀朝，在执业过程中不仅没有尽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而且多次采用欺骗等手段向原告提供虚假的案件信息最终导致受托案件超过诉讼时效。加之被告未妥善保管证据材料、业务档案，使原告实质上丧失了胜诉的可能性。被告的违约和一再蒙蔽欺骗的行为，使原告除了要承受失亲之痛外，还丧失了揭开事件真相的机会，更实质上失去寻求经济补偿、救济的现实可能。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致使原告订立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该委托代理合同应予解除。对于原告主张的41.6万元损失，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由被告国友律所支付给原告李群佩、周桂怡20万元赔偿金。
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李群佩与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2008年9月2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
二、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原告李群佩、周桂怡代理费2000元。
三、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李群佩、周桂怡20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诉讼费7670元，由原告李群佩、周桂怡负担2000元，被告陕西国友律师事务所负担5670元（此费用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军安
代理审判员 张 彬
代理审判员 陆 洋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冯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