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赣刑二终字第00039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华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怡公司”），公司注册地址香港，公司经营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诉讼代表人容桢靓，女，原系华怡公司职员。
辩护人张君毅，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牧，男，汉族，1969年12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万县地区，大学文化，系华怡公司董事会主席、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3年3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安义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幼敏，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叶某，男，汉族，197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和平县，大专文化，原系华怡公司业务经理，住广州市荔湾区，户籍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3年3月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4月10日被逮捕。原羁押于安义县看守所，2014年7月1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姜某某，男，汉族，1984年3月30日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市，中专文化，原系华怡公司制单员，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增江区，户籍地址广东省增城市。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3年3月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4月10日被逮捕。原羁押于安义县看守所，2014年7月18日被取保候审。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华怡公司及原审被告人王牧、叶某、姜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一案，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2014）洪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华怡公司及原审被告人王牧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委派代理检察员谢晓伟、王德涛出席法庭执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华怡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容桢靓及辩护人张君毅，上诉人王牧及其辩护人杨幼敏，原审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99年被告人王牧在香港设立华怡公司（被告单位），从事国内石墨产品出口等业务。2008年始，我国对出口天然石墨征收20%的关税。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华怡公司通过北京市荣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久公司”）作为贸易中介人，与日本丸红铁原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丸红会社”）签订出口无定形石墨球与无定形石墨砂的真实合同。其后，由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在国内寻找货源，王牧选定供货商及购买数量、价格。由于华怡公司不具备出口产品资质，王牧便指使姜某某从网上找到九江银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黑河诚丰贸易有限公司等16家具有进出口经营资质的公司，以2～3千元不等的价格，从上述公司购买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以上述公司作为出口方，以丸红会社、三井株式会社作为外方，利用私刻的丸红会社、三井株式会社印章，伪造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外贸合同、发票等报关单证。为了顺利报关，王牧指使叶某、姜某某向货代公司咨询近期报关出口的同种货物最低价格，再结合其国内运营成本确定货物报关的最终价格。其后，姜某某按照该价格制作报关单证，交由叶某审核，再交货代公司、报关行代为报关。在报关过程中，为顺利通过海关检验等流程，王牧指使姜某某私刻了黑河诚丰贸易有限公司等印章，用于制作报关所需的其他文件。合同履行后，丸红会社将真实的货款支付至华怡公司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的账户及南洋商业银行广州分行开设的账户。华怡公司在香港账户的部分资金被王牧借用公司员工个人账户结汇到国内后转帐至王牧国内银行的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国内成本；另一部分资金在香港以美元偿还王牧在国内的借款；剩余货款留存华怡公司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的账户上，由王牧实际支配和控制。2009年9月27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华怡公司采用伪造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虚假商业单证在太仓、南通、宁波等口岸以编号为232720110271512447、232720110271517846、232720110271518975、232720110271517845、230220110021530705、230220110021536789、230220110021540567、230220110021546812、230220110021550675、230220110021557337、310220090529999457、310220090529999393、310220100529999703、310220100529999540、232720100270544793、232720100270550353、232720100270552373、232720110271501790、232720110271502442、232720110271506146的报关单申报出口26947.8吨石墨球。2009年3月30日至2012年10月24日期间，华怡公司采用伪造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虚假商业单证在黄埔口岸以编号为520120090519071572、520120090519259266、520120100510165263、520120100510293791、520120100510377664、520120110511011425、520120110511170560、520120110511341628、520120110511399179、520120110511429150、520120110511526111、520120120512093403、520120120512164813、520120120512224486、520120120512230588、520120120512298046、520120120512420308、520120120512376668的报关单申报出口1000吨石墨砂。经海关核税证明，华怡公司以伪造报关单证、低报价格手段，走私出口石墨球、石墨砂等共计38票，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321.846889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查获经过，证明本案的案发及告破的经过。
2.被告人的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王牧、叶某、姜镇均系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3.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王牧、叶某、姜某某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无前科。
4.华怡公司注册资料，证明该公司于1999年6月28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为该公司往来银行。
5.工商登记材料，证明海关报关单中深圳市鼎兴盛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旺金牛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旺通隆、深圳市达溢源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伊莎贝尔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粤中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新得美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亿诺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博信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九江银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徐州市思茂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州永利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州广投贸易有限公司、福州开发区金祥进出口有限公司、成都荣陵贸易有限公司、黑河诚丰贸易有限公司、黑河市佳弘经贸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情况。
6.证人李会某的证言，证明：华怡公司对外出口石墨产品收支费用由王牧授意，她负责查询并将货物出口成本、获利情况制作报表；此外，华怡公司收到的日方支付的石墨砂和石墨球的货款，都是由王牧支配和使用，用于收取货款的南洋银行和中国银行（香港）的账户的U盾也是由王牧实际控制。
7.证人王军的证言，证明荣久公司负责联系日本丸红会社与华怡公司间的石墨砂、石墨球出口贸易业务，丸红会社所采购的石墨货物主要是由王牧提供，王牧以华怡公司与丸红会社签订合同。
8.证人刘荣某、刘最某的证言，证明：报关单及报关合同书中载明的九江银茂、深圳旺金牛公司并未经营石墨出口业务，仅向外提供加盖该公司印章的空白文书；以九江银茂、深圳旺金牛公司名义出口的货物并非他们公司所有，其公司与合同中的外商并无交易往来。
9.证人李进某、张某、汪某、张某2、沈建某、林建某、姚远某等七人的证言，证明由他们公司代理报关或货运出口的货物均与华怡公司联系，相关单证由姜某某制作，费用由华怡公司支付，与书面载明的徐州思茂达、福州永利达、福州广投等多家公司并无业务关联。
10.关于向日本出口无定形碳交易的情况说明，证明丸红会社与深圳市鼎兴盛进出口有限公司、黑河诚丰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粤中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新得美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亿诺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莱斯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博信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旺金牛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旺通隆贸易有限公司、九江银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徐州市思茂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没有业务往来，未签订过买卖合同及未在买卖合同中加盖印章。
11.关于与EWI（华怡公司）间的向日本出口无定形碳交易的情况说明，证明日方与华怡公司间签订无定形碳产品的真实合同及价格明细。
12.海关缉私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日本丸红会社提供的三份情况说明是该局民警胡东、张耀华依法从丸红（上海）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部长金子俊某和副部长顾书某处取得。
13.丸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向海关缉私局提供的三份情况说明是由丸红（上海）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部长金子俊某和副部长顾书某转交的。
14.证人某林太一郎、顾书某的证言，证明：丸红（上海）有限公司转交的丸红会社2012年3月12日提供给海关缉私局的10份及3月28日提供给海关缉私局的23份向华怡公司采购石墨产品的采购合同均为丸红会社与华怡公司签订的真实合同复印件；同时，为了配合海关缉私局查办案件，丸红（上海）有限公司还转交了丸红会社于2012年3月12日、3月30日和2013年8月6日向海关缉私局提供的三份情况说明，该三份情况说明是以日文制作的，之后由丸红（上海）有限公司翻译成中文并发回至日本丸红会社确认并加盖丸红会社的印章，然后通过快递发回至丸红（上海）有限公司，再由丸红（上海）有限公司转交给海关缉私局办案人员。
15.李会某提供的2010～2012年费用总结，证明华怡公司成本支出及利润分配情况，其中包括多单石墨出口业务的运费、关税成本及利润明细。
16.货运代理公司收费情况及运费等支付书证，证明涉案货物出口报关，货代公司收费情况，付款人有王牧、EASYWORLD等。
17.报关单232720110271512447至520120120512376668共计38票，证明九江银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出口石墨砂、石墨球等货物给日本丸红会社的事实。
18.委托报关协议和用于报关的合同、发票、装箱单及海关检验鉴定书、理货汇总单，证明九江银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与丸红会社签订出口合同的货物数量、单价及金额。
19.海关出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证明涉案的出口货物出口时已缴纳的关税。
20.丸红会社提供的其与华怡公司签订的真实合同及发票、提单、汇款单，证明华怡公司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金额、数量，合同及发票上均有华怡公司公章及王牧签名，实际成交价格均高于出口报关价格。
21.南昌海关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明华怡公司偷逃税款共计321.846889万元。
22.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本案物证来源、提取程序合法。
23.被告人王牧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华怡公司出口至日本的石墨产品采取制作假合同、假发票、低报价格的办法报关，目的是为了少缴关税；华怡公司通过低报价格出口石墨球20票、石墨砂18票，并且他对出口单证及真假两套合同进行了确认；报关价格的确定：一般是按照收购的成本价，加上报关报检及其他费用，以此价格向海关进行申报，有时候货代公司也会提供近期向海关申报可以通过的最低参考价格，会以此作为报关价格向海关进行申报；报关合同的制作，由姜某某在国内寻找具有进出口资质的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制作假合同报关出口，九江银茂等公司与外商均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货款支付，国内成本由他个人账户支付，或付款至供货商的国外账户，日本公司支付的货款直接打至华怡公司的香港账户上；公司员工均听从他指示做事，其中叶某负责跟单、产品管控、审核单证，姜某某负责制作报关的单证、寻找货代公司及出口经营单位等工作。
24.被告人叶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华怡公司与日方公司进行石墨产品出口业务，由王牧安排姜某某制作商业合同、发票、装箱单等单证，他负责对姜某某制作的单证进行审核，对涉及的商品品质、成交价格等进行复核，再由王牧最终审核并盖章签字，由姜某某交由货代公司进行报关；报关合同上的出口公司都是姜某某在网上找来的代理公司，华怡公司用其名义出口，按照出口申报的次数付钱给代理公司；他对华怡公司低报价格出口一事明知，这样能够少缴关税，增加公司利润；他的上述行为及姜某某的行为均是在王牧授意下进行的。叶某关于报关价格的确定及货款支付的供述与被告人王牧、姜某某的供述一致。
25.被告人姜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华怡公司与日方公司进行石墨产品出口业务，他负责制单及出口报关工作；他根据王牧与日方谈定的合同条款，制作并签订真实销售合同；因华怡公司没有出口经营资质，便上网查找具有经营资质的公司，从该公司手中购买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纸，随后在之上打印虚假的石墨出口合同及发票，以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假合同报关出口；他的行为都是在王牧授意下进行，他明知低报价格出口的行为是为了少缴关税，属违法行为。姜某某关于报关价格的确定及货款支付与被告人王牧、叶某的供述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华怡实业有限公司违反国家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采用低报价格的手段走私出口石墨球、石墨砂等共计38票，偷逃国家税款共计321.846889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牧系华怡实业有限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叶某、姜某某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被告人王牧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认罪、悔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可对其二人免予刑事处罚。据此，原审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被告单位华怡实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罚金一千万元；被告人王牧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叶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姜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免予刑事处罚。
华怡公司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1）一审法院未认清整个交易流程，从而对其身份地位认定有误。其向内地生产商采购石墨产品，已经形成了从内地进口石墨产品的国际贸易；其将从内地进口的石墨产品再出口至日本客户，又形成了国际转口贸易。两个连续的国际贸易过程客观真实，根本不存在内地生产商直接将石墨产品出口至日本的事实。就内地而言，其纯属进口商而不是出口商。（2）一审法院对其行为性质认定有误。其在整个贸易流程中实施的唯一违法行为即是制作虚假的报关合同，且其伪造的只是签订合同的主体，而用于核税的交易价格并没有被隐瞒，合同的价格就是其与国内生产商的实际成交价，也就是报关价。从该行为的结果来看，并没有因为其制作了虚假合同而产生少缴税款的效果。其向货代公司咨询近期报关出口的同种货物最低价格实则是为了与国内生产商协商成交价作参考，并非是为了低报价格逃税而询价，其使用虚假合同进行报关的主要目的确系为了简化报关手续及缩短报关时间，以保障其按时向日本进口商履行交货义务。由此说明，其主观上并没有偷逃关税的故意，客观上实施的制作虚假合同行为与偷逃关税之间没有直接牵连，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走私犯罪。综上所述，其以内地采购价申报关税，符合客观的贸易事实，其与日本客户之间的贸易价格不属我国海关的管辖范围；虚假的进出口合同仅是其为便捷通关而实施的变通手段，不能据此认定其存在走私的故意。因此，其和一审被告人王牧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其无罪；改判一审被告人王牧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定罪量刑。
华怡公司的辩护人提出，要辨别华怡公司罪与非罪，应当解释三个问题：第一，华怡公司为何要委托出口代理公司报关？该行为是否合法？第二，报关的价格是何价格？第三，用该价格报关，是否使国家税款产生损失？首先，华怡公司作为一家设立在香港专门从事国际转口贸易的企业，其派员在内地采购货物的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其从内地采购石墨，再转卖给外国需求方，以此赚取差价是其经营的一种方式。但内地生产商往往没有外贸经验和出口资质，所以由华怡公司代为委托出口代理公司进行报关。这样的委托行为符合我国海关法第九条的规定，属于合法行为。华怡公司从内地采购石墨的交易是典型的国际货物买卖，应以实际买受价格申报出口关税，这笔交易才属我国法律应调整的范围。至于华怡公司在采购之后是将货物转卖也好，自用也罢，都不再适用我国法律。第二，根据庭审调查以及相关证据证实，华怡公司伪造的虚假外贸合同除伪造了签订合同的两个主体外，其余内容均可真实反映华怡公司从内地采购石墨的交易过程，特别是用以报关的货物价格就是华怡公司与内地生产商之间石墨交易的真实货价。第三，我国海关判断出口贸易是否存在偷逃关税行为应是监察报关单位是否存在“合同价高，报关价低”的行为。但本案中，虽然报关合同是伪造的，但是除了合同主体是伪造的外，该批出口货物的真实价格已在伪造的报关合同中予以体现。该报关价格与华怡公司采购价格一致，并不存在低报的情形。况且，海关部门对石墨产品出口还会进行一次核定价格，华怡公司最终以海关核定的价格缴税。至此，这笔从国内采购石墨的业务就完成了报关缴税的手续，国家并未产生税款损失。然而，这一点正是一审法院并未作出认定，从而导致一审直接作出伪造低价合同主观目的是为了少缴关税的错误结论，因此认定这一点对华怡公司伪造合同行为的定性至关重要。据上，本案中，华怡公司向内地采购石墨，再将采购来的石墨出口至日本的贸易是两个连续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在中间赚取利润差价属合法行为。其并没有因为伪造合同的行为获取利益，其伪造合同是为了简化报关手续及保障交货期。由此说明，其在主观上并没有走私的故意。一审法院没有透过伪造报关合同的表象辨析出存在两个真实买卖合同的本质，从而误判了华怡公司出口货物的报关价格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由此认定华怡公司犯走私罪，故一审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依法改判。
王牧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1）华怡公司是否具备出口产品资质，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华怡公司长期从事自内地进口石墨产品的贸易，就内地而言，其纯属进口商而不是出口商，相关进出口手续只需委托专业的进出口代理公司办理即可。因此，华怡公司是否具备进出口产品资质，不仅对华怡公司本身无任何意义，更不能据此作为推断或者认定华怡公司具有走私故意的依据。（2）本案不存在虚假的进出口贸易。华怡公司向内地生产商采购石墨产品，已经形成了从内地进口石墨产品的国际贸易；其将从内地进口的石墨产品再出口至日本客户，又形成了国际转口贸易。两个连续的国际贸易过程客观真实，根本不存在内地生产商直接将石墨产品出口至日本的事实。（3）华怡公司制作虚假出口合同的本意在于避免通关手续的繁琐和拖沓，无偷逃关税的走私故意。华怡公司寻找了出口代理公司后，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代理公司签订进口合同，并以此合同报关。但基于海关对出口香港产品的通关较为严格，往往会延误交货期，故华怡公司私刻了日本客户的印章，与代理公司签订了虚假进口合同，以直接出口日本的假象换取通关的便捷。该份虚假的合同不能掩盖实际进口商是华怡公司的事实，也不能掩盖华怡公司与日本客户之间真实的转口国际贸易。客观存在的两个国际贸易事实，足以印证华怡公司的主观故意不在于走私，虚假的合同虽然造成了走私的假象，但华怡公司和他的辩解具备了合理性和客观事实的基础，依法应予采信。（4）本案明显存在规避刑事责任的可行性。华怡公司从内地进口石墨产品，根据实际采购价格申报关税，经海关核定价格后（核定的价格高于实际采购价）通关装运。若无需考虑通关便捷的因素，凭华怡公司与代理公司的合同即可避免刑事追究。华怡公司将货运目的港确定为日本，直接将货物转口至日本，是华怡公司履行其与日本客户贸易合同的交货行为，不属内地海关的管辖范围。因此，按照上述两个国际贸易的真实操作流程，若无虚假合同的事实，华怡公司就没有刑事责任的风险，这就体现了明显的刑事责任的规避。刑事责任不存在法律规避的可行性，刑事案件的审判必须充分考虑到犯罪行为不可规避的特性，以此作为认定被告人主观故意的依据。只要存在合理的规避即可免于刑事追究的事实，就应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走私犯罪主观要件不能成立。（5）一审判决回避了华怡公司与内地生产商之间进出口贸易的事实。若一审对华怡公司与内地生产商之间客观存在的进出口贸易事实作出直接认定，就必须对该贸易行为是否应当缴纳关税作出评判。根据我国海关法的规定，华怡公司与内地生产商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必须缴纳相应的关税，若我国海关对华怡公司与日本客户之间的国际贸易也征收关税，这就形成了重复征税。重复征税即构成了走私罪客观要件的不成立，因此一审判决对该节贸易事实的回避，是导致错误判决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华怡公司以内地采购价申报关税，符合客观的贸易事实；华怡公司与日本客户在华怡公司住所地的香港结算货款，是认定两个境外企业在境外交易和结算的关键；虚假的进出口合同仅是华怡公司为便捷通关而实施的变通手段，不能据此认定其存在走私的故意。因此，华怡公司和他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他伪造了公司印章，应当依法以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华怡公司无罪；改判他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定罪量刑。王牧在二审庭审时提出：他只是对贸易规则不懂，不知道他的行为违反中国海关法律，属于走私犯罪；他制作假单据的目的只是为了货物通关时更快捷顺利，确实没有偷逃关税、进行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一审判决对他量刑过重，请法庭考虑他的实际情况和以往给国家创汇的业绩及他在侦查期间一直积极配合二审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
王牧的辩护人提出：（1）华怡公司与内地生产商之间的石墨产品买卖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进出口国际贸易。（2）涉案的石墨球、石墨砂进出口贸易中，石墨球均先经由广东海关出关出口至香港，再由香港发货至日本。该贸易流程和物流途径，均能充分证明华怡公司是出口贸易的进口商，其与日本客户的贸易关系属于国际转口贸易。虽然石墨砂系由内地港口直接发运日本，但这仅为国际转口贸易的物流和交货方式，不能据此混淆两个独立的国际贸易关系。王牧在上述贸易中确实应以香港华怡公司向内地生产商的采购价报关，随后再卖给谁与国内海关没有关系；王牧做假的行为不能否定真实卖买的后果，并没有影响国内海关关税。（3）本案一审判决的立足点在于华怡公司采用了伪造的低于实际成交价的单证和华怡公司采用低报价格的手段。而本案争议的是适用法律问题。本案存在两个实际成交价，一是华怡公司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成交价，即华怡公司向国内生产商采购石墨产品的采购价）；二是华怡公司与日本客户之间的成交价，即华怡公司将石墨产品转卖给日本公司的成交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但是其进出境物品的关税税额，应当予以扣除。据此应当认为，华怡公司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成交价是华怡公司申报关税的依据，华怡公司未伪报实际成交价；而华怡公司与日本客户之间的成交价，是华怡公司向香港海关申报关税的依据。（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第四项、第十一条的规定，华怡公司虽然存在提供虚假合同委托他人办理通关手续的行为，但其伪报价格，在客观上未偷逃出口关税，因此华怡公司不具备走私犯罪的构成要件。我国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石墨产品的完税价格采用了核定标准的做法，华怡公司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成交价均低于海关确定的完税价格，其均按照海关核定的价格完税，主观上也无走私的故意。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依法认定王牧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即使认定王牧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判处王牧12年有期徒刑，亦属量刑过重。
原审被告人叶某在二审庭审时表示：他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服从判决；华怡公司应该以公司与日本的成交价报关，而不应以国内采购价报关，所以构成走私犯罪。
原审被告人姜某某在二审庭审时表示，他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意见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华怡公司违反国家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采用低报价格的手段走私出口石墨球、石墨砂，偷逃税款共计321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王牧作为华怡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叶某、姜某某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2）华怡公司、王牧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华怡公司、王牧认为其伪造其他公司印章制作虚假的进出口合同仅是为了便捷通关而实施的变通手段，主观上并没有偷逃关税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审查：王牧、叶某、姜某某等三人从事出口贸易多年，熟知海关报关流程，其伪造低价合同等商业单证报关出口石墨产品，主观目的就是为了偷逃关税，提高所谓的企业利润，亦即华怡公司的非法所得，而不是所谓的变通手段，且三人在侦查阶段均有该供述，并能相互印证；根据最高法《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提供虚假的合同、发票、证明等商业单证办理通关手续的，可以认定为明知”，故三人主观上存在偷逃关税的故意。客观方面，2009年至2012年期间，华怡公司采用伪造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虚假商业单证申报出口石墨球、石墨砂货物等共计38票，偷逃税款共计321万余元。综上，上诉人伪造其他公司印章制作虚假的进出口合同并不是其为了便捷通关而实施的变通手段，而是其伪造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虚假进出口合同通关达到偷逃关税的犯罪手段，上诉人主观上明知自身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偷逃关税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伪造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虚假进出口合同，累计偷逃税款321万余元，其行为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宜维持原判。
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充分听取了上诉人华怡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容桢靓及其辩护人、上诉人王牧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叶某和姜某某以及出庭检察员的意见，依法对经原审庭审查证属实并经原审法院确认且在原审刑事判决书中列举的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全部证据进行了质证、核实，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上诉人华怡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容桢靓及其辩护人、上诉人王牧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叶某和姜某某以及出庭检察员对原审刑事判决书中列举的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没有意见，也没有向法庭出示新的证据；原审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对该原审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定罪量刑亦没有意见。经庭审质证、核实及审查，本院认为原审刑事判决书中列举的所有证据均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均与本案有关联，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且确实、充分，并能相互印证，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本案事实。据此，本院对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证据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华怡公司、王牧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及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意见以及本案犯罪事实、证据、定罪量刑等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问题。
经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原审刑事判决书中列举的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并经原审法院确认；原审刑事判决书中列举的证据均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均与本案有关联，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且确实、充分，并能相互印证，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本案事实。因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关于本案中上诉人华怡公司、王牧及原审被告人叶某、姜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问题。
经查，根据本案中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认定：⑴华怡公司于1999年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为香港北角木星街3号泽盈中心2201房，实际经营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35号北楼707室，主要从事石墨出口业务。⑵当日本丸红会社等外商需要购买石墨产品而联系华怡公司时，华怡公司就会先与丸红会社等外商进行洽谈、签订真实的外贸合同；然后向中国内地生产企业寻找货源、采购石墨产品，并制作真实的对外贸易发票。⑶因华怡公司在中国内地没有出口经营资质，不能直接从中国内地向日本出口商品，王牧便让业务员姜某某从互联网上查找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中国内地公司（九江银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16家公司）和货代公司，之后制作一套国内代理企业与日本外商签订的虚假外贸合同及虚假发票等报关所需单证，然后交由货代公司代理报关出口，假借中国内地代理公司的名义从中国内地将石墨产品出口到日本；华怡公司用于报送海关的材料与事实不符，向海关进行虚假申报，伪报的货物价格低于其与日本丸红会社等外商进行货物交易的实际价格。⑷报关价格的确定，一般是根据华怡公司向中国内地企业购买石墨产品的成本价，加上报关报检及其他费用，以此价格向海关进行申报；有时候货代公司会提供近期向海关申报可以通过的最低参考价格或向货代公司咨询、了解石墨产品的海关限价以及其他公司出口石墨产品的报关价格，华怡公司便以此价格确定报关价格向海关进行申报。⑸华怡公司采取制作假外贸合同、假发票、低报出口货物价格的手段，假借中国内地代理公司报关将石墨产品出口至日本，其向海关申报出口石墨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与日本丸红会社等外商进行货物交易的实际成交价格，从而欺骗海关并逃避海关监管，其目的是为了少缴关税，即偷逃关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华怡公司采用上述手段低报货物交易价格向海关申报出口石墨球20票、石墨砂18票，偷逃应缴税款共计321.846889万元。⑹王牧等三人明知华怡公司向海关报关时以低于货物交易的实际成交价格进行虚假申报的行为属违反国家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出境货物、物品的应缴税款的行为。以上说明：①本案中，华怡公司并不是以外商的身份向中国内地生产企业购买石墨产品，且华怡公司向中国内地生产企业采购的石墨产品没有向海关办理中国内地至香港的通关手续，其向中国内地生产企业采购石墨产品的货物交易行为不属于对外贸易，更不属于国际贸易；华怡公司也不是以香港企业的身份出口石墨产品至日本，而是假借中国内地代理公司的名义将其从中国内地生产企业采购的石墨产品从中国内地出口给日本丸红会社等外商，且向海关办理的是中国内地至日本的通关手续；本案中的货物石墨产品是直接从中国内地出口至日本，并不是从中国内地出口至香港，再从香港出口至日本。因此，华怡公司在本案中不属进口商，而实质上属于出口商，其与日本丸红会社等外商的贸易关系也不属于国际转口贸易，其在本案中的对外贸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相当于中国内地企业；华怡公司假借中国内地代理公司的名义出口至日本丸红会社等外商的石墨产品应当以其与丸红会社等外商签订的真实外贸合同及反映实际成交价的真实发票等相关单证向中国海关报关，依法缴纳关税。②本案中，华怡公司及王牧等三人实施了伪造低于出口货物的实际交易价格的虚假外贸合同、货物发票等虚假报关单证办理通关手续从中国内地出口石墨产品至日本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海关法规，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外贸易秩序和国家税收秩序，进而逃避了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321万余元；王牧等三人明知其行为违反国家海关法规，属走私行为，为了少缴关税，以获取非法利润而积极实施，因此华怡公司及王牧等三人主观上具有走私的故意。据上，华怡公司及王牧等人的上述行为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三）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
本案中，上诉人华怡公司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款共计321万余元，上诉人王牧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主犯，原审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均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及从犯。原审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0月8日起施行）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以及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七十五万元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七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认定被告单位华怡公司及被告人王牧、叶某、姜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对被告单位华怡公司判处罚金一千万元，对被告人王牧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对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免予刑事处罚，并无不当。由于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8月12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9月10日起施行），该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偷逃应缴税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因此，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及具体情况，依照我国《刑法》及上述新公布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上诉人王牧的量刑应当予以从轻改判，且对王牧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较为适当；对上诉人华怡公司及原审被告人叶某、姜某某的量刑【判处】应当予以维持原判。
综上所述：华怡公司及其辩护人、王牧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以及华怡公司、王牧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王牧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一审判决对王牧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够成立；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的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相符，能够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华怡公司违反国家海关法规，采取伪造报关单证、低报出口货物价格的欺骗手段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出口石墨球、石墨砂等共计38票，偷逃应缴税款共计321.846889万元，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上诉人王牧系华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原审被告人叶某、姜某某均系华怡公司的职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王牧在共同走私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叶某、姜某某在共同走私犯罪中起了次要作用，均是从犯，且认罪、悔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对叶某、姜某某免予刑事处罚。华怡公司及其辩护人、王牧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以及华怡公司、王牧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对其改判华怡公司无罪、改判王牧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请求不予采纳；王牧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一审判决对王牧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能够成立，对其从轻改判的请求予以采纳；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的意见能够成立。据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判决对华怡公司及叶某、姜某某量刑【判处】适当，应予以维持；原判决对王牧量刑过重，应依法从轻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洪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三、四项，即：（1）被告单位华怡实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罚金一千万元；（2）被告人叶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免予刑事处罚；（3）被告人姜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洪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被告人王牧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三、上诉人王牧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5日起至2019年3月4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进发
代理审判员 林勇康
代理审判员 吴燕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朱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