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鲁1329行初1号
原告徐雪萍。
被告郯城县林业局。
第三人侯红（洪）秀。
原告徐雪萍不服被告郯城县林业局于2015年3月12日为第三人侯红秀颁发（郯）采字[2015]29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行为于2015年7月17日向郯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受理后，移交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同年9月8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行初字第50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由临沭县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后，原告徐雪萍于2016年1月27日提出追加第三人侯红秀申请，本院向被告郯城县林业局及第三人侯红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雪萍及委托代理人郑玉玲、被告郯城县林业局委托代理人胡丙超、高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侯红秀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3月12日，被告郯城县林业局为侯洪秀颁发（郯）采字[2015]29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原告以被告在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未审慎核实材料和林木权属，其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缺乏主要证据为由请求撤销或者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000元。
原告徐雪萍诉称，原告徐雪萍系郯城县红花乡渠沟村村民，1998年该村分地时，取得东至徐华山，西至路，北至路，南至路，面积为1.07亩的承包土地一宗。2003年原告在该宗土地上栽种杨树32棵。2015年3月25日在同村村民告知后原告才发现该宗树木被他人砍伐。原告后经多方了解，得知是张键以侯洪秀的名义到被告郯城县林业局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将该宗树木中的27棵采伐。原告认为被告郯城县林业局作为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未审慎核实申请材料和林木权属，其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程序违法，且缺乏主要证据予以证实，应当依法撤销或者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因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证的行为导致原告林木损失、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000元，该损失系因被告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应当由被告郯城县林业局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具此状，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郯城县林业局给侯洪秀颁发的采伐许可证或依法确认其行政许可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林业被砍伐的损失及误工费等共12000元。
被告郯城县林业局辩称，一、被答辩人无诉讼主体资格。采伐许可证中所涉27棵树木的所有权人是案外人也就是行政相对人侯红秀，而非本案原告徐雪萍，徐雪萍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不具有诉权。二、因行政相对人侯红秀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应当将侯红秀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行政相对人侯红秀不参加诉讼，将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否则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三、林业局在办理林木采伐证过程中，林业局的颁证行为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违法现象，完全尽到了审慎核实申请材料和林木权属的义务。四、本案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属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不存在赔偿问题，因此，法院对原告的赔偿诉求应依法驳回。综上，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郯城县林业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申请书；证据2林木采伐申请书；证据3林木权属证明；证据4调查设计书；证据5林木采伐公示签收单、林木采伐公示；证据6林木采伐许可证。以上证据证明办证程序的合法性、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其中证据4与证据6所确定的采伐四至为东是农田，西是水泥路，这里的农田是指徐雪萍的农田，而不是徐华山的农田。这证明了所涉27棵林木并不在同一地块。所涉27棵林木栽植在路边的沟边，不属于原告所有。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本案争议林木并非村集体所有，而是属于自然人所有，申请采伐应当由林木所有人个人提出申请，而并非由村集体组织提出申请，而且该申请没有明确采伐的具体位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申请书中申请人的名字为第三人侯红秀，而事实上侯红秀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如果确实是侯红秀申请，应该由其加盖手印以确定其真实性。同时在申请人签字下方没有具体时间，不能确实申请时间。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份材料的出具单位为红花乡渠沟村村民委员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解释，对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由负责人签字，但该份证明仅有村委盖章却没有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该证明所涉的四至与被告采伐证的四至存在差别，根据林木采伐证明载明的四至中东至沟，该点与被告作出的采伐许可证载明的东至农田相矛盾。此外即便该证明是真实的，也不能作为林木权属的依据。对证据4平面图有异议，该平面图与实际地形存在差别，本案所涉树木北面为村庄但实际上该宗树木的北面是路并且不与村庄相连。可见林业局在伐区进行调查有失审慎原则，或者说根本没有实地勘察，更没有对林木的权属进行确认。对证据5不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林木采伐公示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更无法证明其在原告所在村庄进行过公示。对证据6采伐证的领证人为吴绍峰，而并非申请人侯红秀，无法证明是侯红秀申请并领取，可见被告在颁证过程中没有对申请人信息进行核实。此外根据被告刚才补充说明，根据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的土地西侧为路，而并非沟，也就是说即便在该宗土地上存在被告所称的沟，那么所谓的沟也是在原告的承包土地范围内。对证据1有异议，其申请书中的徐祗伦不是我村干部，我村村委是徐敏孝。林木采伐申请书中的村委章是红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侯金吉自己盖的章。
原告徐雪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郯城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30日颁发的证号为371322111206000210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徐雪萍承包了东至徐华山，西至路，北至路，南至路，面积为1.07亩的郯城县红花镇渠沟村村南头土地一宗，承包期为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该宗土地的四至与被告作出的采伐许可证所列明的土地四至一致。证据2郯城县红花镇（乡）渠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徐雪萍承包的东至徐华山，西至路，北至路，南至路的土地及该宗土地上种植的32棵树为原告徐雪萍所有。证据3葛世宝、杜培亮出具的证言一份，同证据1、2证明目的。以上三组证据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林业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作为林木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证据4林木采伐申请书一份，证明被告郯城县林业局于2015年2月7日在未审慎核实申请材料和林木权属的情况下，就原告徐雪萍栽种的树木向案外人侯洪秀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致使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的四至与林权证的四至不同，本案所涉27棵树木是栽在原告承包地的西侧，并非在原告承包地范围内，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采伐证中所涉27棵树木的权属属于原告所有。对证据2合法性有异议，2015年1月16日渠沟村村民委员会已经为第三人出具了所涉27棵林木属于第三人的证明，并为红花乡政府所确认。2015年3月20日渠沟村委为原告出具了权属证明，该证明没有红花乡政府确认，内容上相互矛盾，不具有合法性，对真实性有异议，同一单位出具相互矛盾的证明，该证明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中明确记载有32棵林木，而被告许可的是27棵林木，数量上的不同恰恰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中证人不出庭，证人应当接受出庭质证，如果不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很难证明其真实性，另外该证言并没有注明出具日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该证人证言不具有合法效力。对证据4不能证明被告未尽审慎核实义务，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许可行为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2日，被告郯城县林业局为第三人侯洪秀颁发（郯）采字[2015]29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证内容为：根据侯洪秀提报的伐区调查（申请），经审核，找准在红花镇林场渠沟村南作业区采伐；采伐四至：东农田，南小屋，西水泥路，北小树；27株杨树，采伐蓄积10.4436立方米；采伐期限为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1日,更新期限为2015年5月31日。被告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主要依据是第三人的申请书、林木采伐申请书、林木权属证明。原告提供了郯城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30日颁发的证号为371322111206000210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该宗土地的四至与被告作出的采伐许可证所列明的土地四至一致；提供的其所在郯城县红花镇（乡）渠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该宗土地上种植的32棵树为原告徐雪萍所有。故原告以被告在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未审慎核实材料和林木权属，其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缺乏主要证据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或者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因林业被砍伐的损失及误工费等共12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有三，现分述如下：一、关于争议焦点一即被告所主张的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徐雪萍具备原告资格，被告主张原告无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被告为第三人许可林木采伐登记的行为所依据的是第三人申请及林木采伐申请书、林木权属证明，但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中采伐内容与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四至一致，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作出的许可行为对原告的权益产生了一定影响，故原告主体适格。二、被诉许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应当具备对事项有法定职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徐雪萍向本院提交的郯城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30日颁发的证号为371322111206000210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实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中采伐内容与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四至一致。因此被告为第三人颁发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该许可行为当予以撤销。三、原告要求被告行政赔偿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是行政机关有侵权行为的存在、有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备因果关系，在本案中，被告的许可行为无事实依据当予以撤销，但原告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明确的侵权行为人，其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失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救济。因此对于原告主张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郯）采字[2015]29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行政赔偿12000元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延安
审 判 员 禚洪阳
人民陪审员 刘 龙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田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