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民终26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军，男，197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中华，男，196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熙和，男，196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上诉人袁建军因与被上诉人黄中华、陶熙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3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建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渝0233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2日上诉人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货共计钢管293.2米、扣件1300套，属事实认定错误。全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委托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这些货。陶熙和举示的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当日上诉人是让陶熙和去黄中华那里拉钢管和扣件，上诉人给陶熙和打电话有可能是让他拉钢材或者其他建筑材料。一审法院忽视上诉人近15年来一直从事建筑行业，自己购买有部分建筑配套工具材料的事实，仅以上诉人多归还了526套扣件就推断不合常理，难道2016年6月12日借，2016年6月21日就归还，又合常理吗？上诉人经过最后查账发现2016年6月12日的单子确实不是上诉人的。2.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本来没有收到货物，但既要赔偿这些货物，又要给付租金。
黄中华辩称，袁建军之前找人来我这儿拉货，一共来了四次，袁建军和我之前是朋友，陶熙和之前我都不认识。拉了四次过后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第一次陶熙和来拉货我问袁建军是不是事实，他说是事实，我就让陶熙和拉货走。一共四张单子，有三个是陶熙和帮他来拉的，剩下的一张是邓三轮来找我拉，我也问了袁建军，他认可了我让邓三轮拉的。我在袁建军楼下算账的时候，他媳妇说剩下的一张单子洗衣服洗了剩下点渣，我也让她把渣拿出来对一下。陶熙和拉的三次袁建军只认可其中两次，我和袁建军多次交涉，钢管、扣件差才是符合常理的，任何一个工地都有坏了的或者丢了的，若陶熙和拉的只有两次，算下来袁建军最后还多还了500多个扣件。有的工地拖钢管去弄一天就还回来是很正常的，2016年6月12日拉货，2016年6月21日就归还是符合常理的。2016年6月12日拖货这个事情，早上袁建军给陶熙和打了三次电话，有通话记录，在8点49分袁建军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儿来拉钢管，陶熙和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不在，说要来帮袁建军拉钢管，我就让他来。
陶熙和辩称，1.黄中华与陶熙和非亲非故，黄中华放心将钢管交给陶熙和运送，按常理应该是袁建军与黄中华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或者是协商好了的)，这是常识，也是惯例，陶熙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送货的，按照黄中华的指示象征性签字，并且注明是陶师傅拉货，该签名只是作为见证的意义，陶熙和只能作为本案的证人，至于钢管的租赁及使用方面与陶熙和本无任何关系。2.黄中华将钢管交予陶熙和后，陶熙和随即也按时按量将钢管交予袁建军，送货结束后，袁建军与黄中华双方对于钢管运送并未提出过什么异议，即陶熙和已经完成了送货任务。因此，袁建军与黄中华的合同纠纷与陶熙和无关。3.一审法院对于袁建军是否于2016年6月12日领取陶熙和运输的1300套扣件这一争议中，逻辑上也支持陶熙和的确是将钢管交予委托其运输的袁建军了的。4.袁建军上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2016年6月12日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钢管，对于这一理由陶熙和表示不认同，陶熙和受袁建军委托曾于2016年1月22日、2016年2月3日、2016年6月12日先后三次到黄中华处拉钢管、扣件，其中前两次袁建军均予以认可，且前两次也均无文字材料证明有委托行为(按照一般拉货、接货惯例，拉货、接货也不需要出具文字委托材料)，袁建军于2016年6月12日当日分别向陶熙和及黄中华通过电话方式指示钢管运输及租赁事宜，陶熙和与黄中华均有通话记录为证，如真如袁建军所声称的未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钢管、扣件，则上述通话毫不合理。5.陶熙和作为一个底层零散拉货的师傅，在雇主授意下签名这是惯例，拉货的都知道。陶熙和既然敢在货单上签字，并且也承认在货单上签字，便不可能私自克扣或骗取钢管，陶熙和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黄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袁建军、陶熙和及时支付黄中华租金8130元；2.依法判令袁建军、陶熙和赔偿黄中华材料损失费10484.5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建军、陶熙和承担。一审庭审后黄中华变更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袁建军、陶熙和返还所欠材料；2.依法判令袁建军、陶熙和支付所欠材料从租赁之日起至2016年10月20日止的租金；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建军、陶熙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建军又名“袁大军”。黄中华系经营钢管、扣件租赁的个体工商户。2016年年初，袁建军因其承包的忠县永丰镇场上建筑工地需钢管、扣件等材料，与黄中华联系拉货。2016年1月22日，袁建军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货，共计拉钢管484.1米，扣件130套，陶熙和在黄中华出具的重庆市忠县钢管、扣件租赁业（发）料单上签注“陶三轮拉货”，特别提示为“各位租赁客户，你在租赁材料时请注意：工程完工后需及时归还材料，出租方在没有收到材料或材料赔偿款时，不得停止所差材料的租金计算。2016年2月3日，袁建军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货，共计拉货扣件1000套，陶熙和在发料单上签注“陶师傅拉货”。2016年3月7日，袁建军委托他人在黄中华处拉取顶托400套，扣件1501套，钢管3395.5米。2016年5月16日，袁建军委托他人到黄中华处拉取钢管416.1米。2016年3月14日，袁建军委托他人在黄中华处拉取钢管287.7米。2016年6月12日，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货，共计拉货钢管293.2米，扣件1300套，在黄中华提供的租用单位为袁大军的重庆市忠县钢管、扣件租赁业（发）料单领货人处签上“陶师傅”，备注签上陶师傅拉货。2016年6月21日，袁建军还钢管1879.9米，顶托230套。6月22日，袁建军还钢管1013.9米，扣件1096套。6月26日，袁建军还顶托153套，扣件892套。8月18日，袁建军还1482.4米钢管，扣件1168套。同日，黄中华与袁建军进行结算，袁建军在陶熙和于2016年1月22日、2月3日签的重庆市忠县钢管、扣件租赁业（发）料单上签注“属实，袁建军”。黄中华书写了结算表，袁建军不认可2016年6月12日陶熙和代其领取的材料，也不认可黄中华提出的租金单价，双方发生争议。现黄中华起诉来院，要求袁建军、陶熙和支付截止2016年8月18日租金8130元，要求袁建军、陶熙和赔偿材料损失10484.50元。庭审中，黄中华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袁建军、陶熙和支付2016年8月18日之后所差材料的租金。由于庭审中袁建军提出所欠材料差多少还多少，因此庭审后黄中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袁建军、陶熙和返还所欠材料，并自愿将所差材料的租金的截止时间计算至2016年10月20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称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对本案争议问题综合分析评判如下：1.黄中华与袁建军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黄中华主张双方口头协商，袁建军向其租赁钢管、扣件等材料，向该院提供了发料单、收料单予以证实。袁建军否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黄中华口头答应将钢管扣件给其使用，使用完毕给点磨损费，认为系借用关系。该院认为，黄中华与袁建军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黄中华提供的收料单、发料单上的租用单位均为袁建军，特别提示也包含租金等内容。袁建军主张系借用关系，黄中华予以否认，袁建军并无证据予以证实。袁建军实际在黄中华处领取了材料，故该院认为黄中华与袁建军之间应系租赁合同关系，袁建军应支付租金。2.黄中华主张袁建军支付陶熙和在2016年6月12日领取的钢管扣件材料的租金是否予以支持?黄中华向该院提供了陶熙和于2016年6月12日签字的重庆市忠县钢管、扣件租赁业（发）料单一张，租用单位为“袁大军”，领货人为“陶师傅”，备注“陶师傅拉货”，拟证实陶熙和代袁建军拉货。经陶熙和质证后认可“陶师傅”及“陶师傅拉货”均为其书写，并主张袁建军于2016年6月12日3次通话要求其到黄中华处拉货，其行为系代袁建军拉货，向该院提供了通话详单予以证实。袁建军对通话详单质证后无异议，但认为有2次通话系其雇佣的驾驶员邓淑英与陶熙和的通话，虽他也与陶熙和当日有过通话，但不能证实通话内容为叫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货，且工程已近尾声，准备还材料了，从常理讲不应当再需要钢管、扣件。该院认为，2016年8月18日袁建军在陶熙和于同年1月22日、2月3日签的发货单上签注“属实，袁建军”，应视为袁建军对陶熙和两次到黄中华处拉货行为的认可，且每次拉货，袁建军均向陶熙和支付运输费，故袁建军与陶熙和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及委托合同关系。因之前袁建军委托陶熙和在黄中华处领取材料，黄中华基于信任将材料交给陶熙和，且袁建军若未在2016年6月12日领取1300套扣件，其领取的2631套扣件与实际归还3157套扣件，多归还526套扣件不合常理，故2016年6月12日发货单上的材料应由袁建军承担支付租金的法律责任，故该院对黄中华的主张予以支持。袁建军承担责任后，可向陶熙和主张其权利。3.所差材料数额的确定及责任承担问题。黄中华主张袁建军、陶熙和返还所差钢管、扣件、顶托等材料。该院认为，袁建军租赁材料后，有返还材料的义务，应按租赁合同约定足额向黄中华归还材料，对所差材料应承担返还责任。黄中华主张陶熙和承担返还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黄中华提供的发料单及收料单，黄中华共计向袁建军发出钢管4876.6米，扣件3931套，顶托400套，袁建军共计归还钢管4376.2米，扣件3157套，顶托383套，袁建军共计应归还钢管500.4米，扣件774套，顶托17套，顶托螺帽27个，扣件螺杆517套。4.黄中华主张袁建军支付租金数额的确定。2016年8月18日，袁建军归还最后一批材料时，双方进行了结算，黄中华出具了结算单一张。双方对该结算单的计算方式及计算天数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袁建军对黄中华租金的单价有异议，认为口头约定时黄中华承认给点磨损费，故实际支付的单价应该比市场价要低。该院认为，黄中华与袁建军之间对租金单价约定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袁建军主张市场价为钢管6厘每米每天，扣件5厘每套每天，顶托2分每套每天，黄中华予以认可，该院予以确认。黄中华主张所差材料应支付租金，支付至2016年10月20日止。该院认为，依照发料单及收料单上的特别提示，出租方在没有收到材料或材料赔偿款时，不得停止所差材料租金的计算，故该院对黄中华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租金具体计算方式如下：2016年1月22日钢管484.1米×0.006元×208天为604.16元，扣件130个×0.005元×208天为135.20元；2016年2月3日扣件1000套×0.005元×196天为980元；2016年3月7日钢管3395.7米×0.006元×164天为3341.37元，扣件1501套×0.005元×164天为1230.82元；顶托400套×0.02元×164天为1312元；2016年3月14日钢管287.7米×0.006元×157天为271.01元；2016年5月16日钢管416.1米×0.006元×94天为234.68元；2016年6月12日钢管293.2米×0.006元×67天为117.87元，扣件1300套×0.005元×67天为435.50元。上述金额合计8662.61元。2016年6月22日钢管1013.9米×0.006元×57天为346.75元，扣件1096套×0.005元×57元为312.36元；2016年6月26日扣件892套×0.005元×53天为236.38元，顶托153套×0.002×53天为162.18元；2016年6月21日钢管1879.9米×0.006元×58天为654.21元，扣件1套×0.005元×58天为0.29元，顶托230套×0.02元×58天为266.80元。上述金额合计1978.97元；两项合计金额相减，截止2016年8月18日袁建军应付租金为6683.64元。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10月20日止，袁建军应付的租金为：钢管500.4米×0.006元×63天为189.15元，扣件774套×0.005元×63天为243.81元，顶托17套×0.02元×63天为21.42元，合计租金454.38元。综上，黄中华与袁建军的租赁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黄中华按合同约定提供了租赁物，袁建军应按约定承担向黄中华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法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袁建军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黄中华支付租金7138.02元；二、袁建军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黄中华返还钢管500.4米，扣件774套，顶托17套，顶托螺帽27个，扣件螺杆517套；三、驳回黄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元（已减半收取），由袁建军负担。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2016年6月12日袁建军是否委托了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取货物。
首先，从袁建军认可的陶熙和前两次拉货情况以及二审审理中当事人陈述的交易习惯来看，均是由袁建军电话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取货物，黄中华打电话给袁建军核实确认后再让陶熙和拉走货物，货物拉至袁建军工地后由陶熙和在租用单位/领货人处签注陶三轮拉货或者陶师傅拉货。本案争议的2016年6月12日的发料单与袁建军认可的陶熙和另外两次拉取货物的发料单从形式上完全一致，也与双方的交易习惯相吻合。袁建军在陶熙和另外两次拉取货物的发料单签注属实也并非拉取货物当时所签，而系结算时补签。因此，袁建军上诉主张缺乏2016年6月12日委托陶熙和拉取货物的书面证据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
其次，黄中华主张2016年6月12日袁建军委托陶熙和到其租赁站拉取货物，举示了陶熙和签字的“重庆市忠县钢管、扣件租赁业（发）料单”，陶熙和认可其签名，亦认可当日受袁建军电话委托到黄中华处拉取货物后交予袁建军，并举示了2016年6月12日其与袁建军驾驶员、袁建军本人的通话记录，黄中华陈述的拉取货物过程与陶熙和的陈述也能够相互印证。袁建军抗辩称2016年6月12日其与陶熙和通话可能是指示陶熙和拉取涉案货物之外的其他建筑材料或者基于其他原因而通话，但并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袁建军应就自己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再次，袁建军在二审审理中陈述其多归还526套扣件是因为自己长期从事建筑行业，购买有部分建筑配套工具材料，在归还黄中华租赁货物时没有进行清点，但其这一陈述与黄中华所举示的“重庆市忠县钢管、扣件租赁业（收）料单”相矛盾，从双方实际归还租赁货物的方式上看，每次归还均对所租货物进行了分类清点，明确了具体的米数和套数，并由双方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从本证角度认定2016年6月12日袁建军委托陶熙和到黄中华处拉取了发料单上载明的货物，再从反证的角度予以加强并无不当。因此，袁建军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仅以其多归还526套扣件就推断不合常理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建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元，由上诉人袁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何 洪
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