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6民终16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漳州市金日电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工业区康林小区渡头村武举路。组织机构代码72793771-8。
法定代表人：李秋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阙任政，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禁，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志明，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秀明，福建东方格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漳州市金日电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志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5）芗民初字第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阙任政、许林禁，被上诉人吕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秀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5）芗民初字第252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吕志明对金日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原判认定双方存在投资关系，依据不足。首先，股金证中的“投资金额”一栏是空白的，且吕志明未能提供诸如转账凭证等证明其实际出资的其它证据，显然不能证实其已向金日公司实际出资的事实。其次，股金证记载的内容与原判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股金证记载“2003年1月1日结余额500310元”，由此说明其投资并非是2003年1月1日，投资额也不是500310元，否则岂有“结余额”之说？这明显与吕志明原审陈述的投资时间和出资额不符；另外，从股金增减记录中“增加额”“减少额”二栏记载的数据变化及经办员一栏记载“03年股利留存”“分配04年股利”等内容不难看出，自2003年至2009年间均有股金增减记录，每次增加额度均具体明确。这与原判认定的“未确定股权比例”等事实矛盾重重。很显然，该股金证作为孤证，且存在如上众多疑点，不宜作为直接证据。最后，金日公司原提交的股金证、收款收据、股金明细账记载的股金增减数据与原告提交的股金证如出一辙，包括小数点也一致，况且该账册“锈迹”斑斑，留有历史印痕，被告根本无从造假。原判对此不屑一顾，继而认定为两笔无关联的投资，实属有悖常理。（二）原判认定混淆投资实体与投资人的关系。金日公司成立于2001年，若按原审诉由，吕志明于2003年投资拟成为金日公司的在册股东，那么，其显然是与公司股东发生股权转让关系，与被投资实体即金日公司无法律意义上的投资关系。否则，吕志明又岂能主张所谓的股权比例及股权变更登记等诉由？故原判将投资实体错位认定为投资人，实属有误。（三）原判认定金日公司返还投资股金的数额及利息，依据不足。众所周知，股权价值随着公司的经营状况变化而变动，2009年确认股金为540000元，只能证明当时的股权价值，而当时尚未解除投资关系，股权价值显然处于待定状态。原判认定金日公司于2009年5月23日确认吕志明的股金为540000元，继而判令金日公司如数返还，显然混淆股权价值认定的时间点，依据不足。二、原判遗漏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如上所述，诉争的投资实为吕志明与案外人泉州市东日电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日公司）及相关股东发生的投资关系，与金日公司无关。对此，金日公司原审时也提出追加申请，原判未予理睬，程序违法。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从股金证记载内容看，自2009年5月23日之后便再无股金增减记录，另结合“一年一结”的交易惯例，吕志明起诉之时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判仍予保护，与法相悖。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依法支持金日公司的上诉请求。
吕志明辩称：一、一审事实认定清楚，吕志明对金日公司进行投资是客观事实。吕志明将投资款交付金日公司，2003年3月1日，金日公司向吕志明出具加盖了其公章的《投资股金证》作为投资的凭证。之后的2004年、2005年、2006年、2009年还在上面记载了增减额和结余额，支付了部分股利，并加盖了公司会计“汪淑琴”印章。由于金日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外商投资企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金日公司吸收吕志明投资，但一直未办理股东变更的审批手续，也就无法办理工商变更，因此双方之间的投资协议成立但未生效。但因吕志明出资是客观事实，金日公司实际使用了出资，过程中也支付了部分股利，并于2009年5月23日确认原告剩余出资价值为540000元，之后未再变动。为此，一审判决解除双方投资协议，金日公司向吕志明偿还54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正常商业交易规则。二、一审程序合法，金日公司申请追加案外人东日公司作为案件第三人参与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案外人东日公司与本案争议无关；其次，金日公司自己陈述东日公司与其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必然是两家配合推卸责任，追加没有任何意义。三、本案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吕志明在交付投资款之后，金日公司虽尚未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审批和工商变更，但有给予吕志明部分的股利，吕志明也一直误认为自己是股东，不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其次，吕志明诉请解除双方投资协议，返还投资款项及补偿利息，诉讼时效应从协议解除之日开始起算。请求依法判决。
吕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吕志明与金日公司之间达成的投资股金协议；2、判令金日公司返还吕志明投资款54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09年5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付，暂计至起诉日约18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7月27日，金日公司登记成立。2003年3月1日，金日公司向吕志明发放投资股金证一份，并在该证股金增减记录中载明：“2003年1月1日，结余额500310元”、“2009年5月23日，结余额540000元”。2003年1月1日至今，金日公司未向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将吕志明变更为股东，也未登记确认吕志明在其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一审法院认为，金日公司于2003年1月1日确认吕志明股金为500310元、于2009年5月23日确认吕志明股金为540000元的事实，有吕志明提供的金日公司发放给吕志明的投资股金证为证，事实清楚，应予确认。金日公司辩称吕志明与案外人东日公司存在投资关系，本案诉争的投资实际上是吕志明与案外人东日公司之间发生的。案外人东日公司系金日公司的原始股东，2003年3月，在更换投资股金证时，鉴于两家公司存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情形，故在启用公章时亦未加以区分，以致吕志明持有的“投资股金证”启用了金日公司的公章。金日公司提供了收款收据、案外人东日公司发放给吕志明的投资股金证、东日公司的股金明细账、东日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金日公司的外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等证据欲证明其上述主张，并当庭申请案外人东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吕志明与案外人东日公司是否存在投资关系与本案无关，金日公司申请追加案外人东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不予采纳。金日公司提供的证据仅是其单方出具，且未得到吕志明确认，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上述辩称不予采纳。金日公司通过出具投资股金证的形式，与吕志明达成投资股金协议。金日公司在确认吕志明股金后，未对公司股东和注册资金进行变更，也未确认吕志明的股权比例，致使吕志明未能取得公司股东身份，不能实现其成为股东的目的，因此吕志明诉请解除与金日公司之间达成的投资股金协议的主张，可予支持。投资股金证系吕志明对金日公司享有债权的凭证，2009年5月23日，金日公司在投资股金证中确认吕志明股金为540000元，之后未再变动，因此吕志明主张金日公司应偿还540000元，合法有据，可予支持。吕志明至2015年3月11日才起诉要求金日公司偿还钱款及利息损失，因此吕志明诉请从2009年5月23日起计算利息的主张，不予采纳。金日公司应支付吕志明自起诉之日（2015年3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金日公司辩称吕志明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吕志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距起诉时已超过两年，因此该辩称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吕志明与金日公司之间达成的投资股金协议；二、金日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吕志明540000元，并支付从2015年3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吕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金日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金日公司对“被告金日公司向原告吕志明发放投资股金证”有异议，认为是东日公司向原告发放的，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吕志明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分析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金日公司作为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吕志明诉求解除投资股金协议能否成立及相应法律后果；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金日公司作为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审查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应看其在案件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归属即自身能否独立决定、支配自己的行为，并独立承担法律后果。具体到本案，2003年3月1日，金日公司向吕志明出具了加盖其公章的《投资股金证》，该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其独立决定作出，并未受到东日公司委托或控制。之后，金日公司分别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9年在《投资股金证》上面记载了投资增减额和结余额的变化情况并支付了部分股利，同时加盖了公司会计“汪淑琴”的印章。上述行为表明，金日公司完全可以独立支配自己的行为，并与吕志明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在一审中作为被告的主体是适格的。金日公司上诉主张其与吕志明不存在投资关系，但其却为吕志明出具了加盖其公司公章的《投资股金证》并且之后几年都有分发红利，显然，金日公司的上诉主张与其自身的行为相矛盾，因此，本院对金日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二、关于吕志明诉求解除投资股金协议能否成立及相应法律后果的问题
本院认为，金日公司通过出具《投资股金证》的形式，与吕志明达成了投资股金协议，该《投资股金证》系吕志明投资的权利凭证。由于金日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外商投资企业，其投资股金协议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但金日公司在收到吕志明投资股金后，并未办理投资股金协议的审批手续，也没有办理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致使吕志明至今未能取得公司股东身份，不能实现其成为公司股东的目的，因此吕志明请求解除其与金日公司之间达成的投资股金协议的主张，应予支持。《投资股金证》系吕志明对金日公司享有债权的凭证，因吕志明与金日公司的投资股金协议成立后未办理审批手续，至今未能生效，在投资股金协议解除后，吕志明有权根据协议的履行情况及协议的性质，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及赔偿损失。因吕志明第一笔投资款为500310元，考虑到协议的履行情况及性质，返还的数额应以500310元为准。而吕志明要求的利息损失，因一审判决其从起诉之日起算，其并未对此提出上诉，故其利息损失应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3月11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吕志明与金日公司并未对何时返还投资股金或股金余额进行约定；其次，《投资股金证》在2006年2月27日出现股金增减记录后，直到2009年5月23日才又产生股金增减记录，可见双方当事人也未形成“一年一结”的交易惯例。因此，吕志明可以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随时主张其权利。
至于程序方面，本院认为，本案的投资关系发生在吕志明与金日公司之间，双方是直接的权利义务主体。吕志明与东日公司的投资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未追加东日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综上，金日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关于金日公司应偿还的股金数额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5）芗民初字第252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变更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5）芗民初字第25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金日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吕志明500310元，并支付从2015年3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漳州市金日电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由吕志明负担1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漳州市金日电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由吕志明负担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跃光
代理审判员 张阿娇
代理审判员 谢建才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舒婷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