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3378号
原告任小玲。
委托代理人任冬玲，武汉市水务局公务员。
委托代理人王友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职工。
被告黄琴。
被告徐龙。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汤红菁，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童亚，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小玲诉被告黄琴、徐龙、罗芝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原告任小玲于2014年7月3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罗芝华的起诉，本院于2014年7月7日作出（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3378-1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任小玲撤回对被告罗芝华的起诉。原告任小玲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3378号民事裁定，一、查封被告黄琴、徐龙名下价值90万元的财产；二、查封担保物原告任小玲位于武昌区首义路街千家街1-76号17栋（6号楼）的房屋。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小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友虹、任冬玲，被告徐龙及其委托代理人汤红菁、童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琴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在《人民日报》公告送达。被告黄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小玲诉称，任小玲与罗芝华系朋友�系，罗芝华与黄琴系母女关系，黄琴与徐龙系夫妻关系。2008年罗芝华、黄琴多次以黄琴在香港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有熟人可以高额利息存款、有急事等为由向任小玲借款。其中，2009年9月16日、2013年8月18日分两次借款给黄琴人民币（下同）52万元，有现金支付、也有银行转账支付。2013年8月18日，黄琴补充出具了一张52万元的借条给任小玲，承诺2013年9月17日还款；2012年2月17日，黄琴向任小玲借款30万元，该款转账支付，2014年1月29日黄琴向任小玲补充出具了借条，并承诺还款。但黄琴未按约定期限还款。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黄琴、徐龙共同偿还借款82万元及利息12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琴、徐龙承担。
被告黄琴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
被告徐龙辩称，因黄琴未到庭，任小玲提供的2013年8月18日和2014年1月29日两张借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借条是真实的，任小玲还应当举证证明其向黄琴提供了借款，才能证明任小玲与黄琴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任小玲举出2012年2月17日30万元的转账凭证对应黄琴于2014年1月29日出具的30万元的借条，拟证明其曾借给黄琴30万元，该转账凭证仅能证明任小玲与黄琴之间有转账关系，而借条时间为2014年1月29日，二者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借款关系；任小玲举出2009年9月16日36万元的存款凭证、2013年8月17日其女儿孙婷转账给黄琴10万元的凭证，对应2013年8月18日黄琴出具的52万元的借条，拟证明其借给黄琴52万元，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52万元，任小玲仅提供了46万元的银行凭证，其中36万元的凭证看不出其性质为借款，且转账的时间为2009年9月16日，所对应的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8月18日，二者相隔近4年，期间黄琴与任小玲之间不�有资金往来，根本无法确定借条所记录的52万元借款是包含该36万元之内，转账凭证与借条无法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故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36万元的借贷关系。任小玲主张其于2008年3月13日向黄琴提供了现金4万元的借款，因任小玲对此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4万元的借款也不能认定。徐龙仅对任小玲的女儿孙婷转账的10万元借款予以认可，因该借款不仅有转账凭证，还可以与借条出具的时间对应，法院只应认定任小玲借给黄琴10万元的事实。
即使认定任小玲提供有转账凭证的76万元均为出借款，也应减去黄琴已归还的49.83万元，实际借款金额为26.17万元。根据黄琴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黄琴自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2月20日向任小玲及其两个女儿汇款共计49.83万元，任小玲认为该49.83万元是还2008年以前的借款，徐龙对此不予以认可。因任小玲声称与黄琴的母亲系�友关系，就应当知道黄琴没有工作，徐龙仅为普通职工，如果任小玲所述属实，在黄琴尚未归还上述近50万元借款且任小玲知晓黄琴、徐龙没有足够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任小玲还愿意继续借款给黄琴80余万元，至2013年9月共借给黄琴近130万元，与常理不符，任小玲亦未举证证明该49.83万元是还2008年以前的借款，故任小玲这一主张不能成立。
任小玲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从任小玲提供的证据来看，任小玲与黄琴并未对利息进行明确的约定，黄琴无须支付利息。
即使黄琴确有向任小玲借款的事实，因黄琴借款数额巨大，已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合理范围，法院应酌情考虑徐龙承担的金额。本案中，徐龙从未向任小玲借款，任小玲基于与黄琴的夫妻关系主张徐龙承担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吴晓芳的观点，婚姻法相关司法�释过度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在夫妻日常生活的消费合理范围内举债的部分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此部分的款项，须有证据证明负债方配偶知道此情况的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黄琴借款的数额已远远超出家庭生活消费的合理范围，徐龙认为其仅应承担家庭生活消费合理范围的部分，除非任小玲有证据证明徐龙知道黄琴借款的情况，否则超出的部分因徐龙对此既不知情亦未从中获利而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16日，任小玲通过银行无卡存款的方式，分三次向黄琴的银行账户存入10万元、12万元、14万元，共计36万元。
2012年2月17日，任小玲向黄琴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
2013年8月17日，任小玲的女儿孙婷向黄琴的银行账户分四次转账1万元、3万元、5万元、1万元，共计10万元。
2013年8月18日，黄琴�任小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任小玲52万元，于2013年9月17日还清（利息另算）。
2014年1月29日，黄琴向任小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任小玲30万元，于2014年3月11日全额还款。
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2月20日，黄琴分13次向任小玲及其女儿孙婷、孙婧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49.83万元。
法庭辩论结束后，黄琴于2014年11月30日向任小玲出具了一份欠款确认书，载明：2013年8月18日与2014年元月29日共向任小玲借款82万元，至今未还，现共欠任小玲82万元整。
另查明，黄琴与徐龙于2007年8月8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3月3日登记离婚。双方离婚协议书载明，男女双方婚后无房产，男方名下所有房产均与女方无关。现居住的武汉市武昌区胭脂路胭脂山桂苑1栋1单元803室内所有物品双方协商解决，其他房产内所有物品归房主所有；女方的债务均用于个人所需，未用于家庭所需，由女方自行偿还，如女方债务发生纠纷与男方及子女无关。男方在外所借款项均交给女方用于个人所需，未用于个人所需，男方债务由女方偿还。男方债权与女方无关。
又查明，据不完全统计，黄琴于2011年7月至2014年2月期间，先后向张某、王某、王某某、姜某某、陈某某、熊某某、舒某某、李某某、尹某某、黄某某多次借款，数额达100余万元，因黄琴未归还上述借款，上述债权人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已依法作出了裁决。
上述事实，有任小玲提交的2013年8月18日黄琴向任小玲出具的52万元的借条；2014年1月29日黄琴向任小玲出具的30万元的借条；2009年9月16日黄琴存款36万元的招商银行客户回单、招商银行出具的任小玲于2009年9月16日向黄琴的账户分三次存款共计36万元的业务证明书；2012年2月17日任小玲向黄琴转账支付30万元的建设银行支付凭证、电子支付转账明细单；任小玲与孙婷、孙婧系母女关系的户籍证明、孙婷分四次转给黄琴账户10万元的民生银行对账单、孙婷出具的关于任小玲要求孙婷转给黄琴10万元的书面证言；经徐龙申请，本院调取的黄琴招商银行账户向任小玲及其女儿孙婷、孙婧的银行账户转账的交易明细、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等证据加以证明。
上列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经当事人质证，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说明、质疑与辩驳。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照法定程序，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全面、客观地审核，独立进行判断。对�事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的认定，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认为，任小玲以黄琴向其出具的借条主张权利，借条是借、贷双方在履行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借款合同关系是出具借条行为的基础关系，借条不仅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证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对出借义务的履行，着重确认的是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正因为民间借贷具有这样的法律特征，当事人之间往往由借款人直接出具一张借条作为凭据。一般来说，借条既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直接证据，也是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直接证据，因此，借条是民间借贷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有较强的证明力。一般情况下，只要出借人出示的借条是真实有效的，其就完成了举证责任，借条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有效的借条就代表着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书面凭证。这种认定正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交易习惯做法的尊重与认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自有其合理的法理基础。只要无相反证据，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即应支持出借人的诉讼请求。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借条载明的法律关系有时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仅审核借条的真实性，尚不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审判要求。民间借贷关系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这种特殊的主体关系有时使得表象的借条不足以反映客观的事实。借款的交付当然是其中的重点，特别是金额较大的借贷，更应注重对借款具体交付形式的实质性审查。同时，在现实生活里，小额借贷现象司空见惯。在这些借贷行为中，当事人根据自己的交易习惯，以便利为原则，出借人有用转账方式借出款项的，也有用现金方式借出款项的，两种支付方式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以借条证明借贷关系，作为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不宜对人们习惯的做法漠视甚至反对。对金额较小的现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视为债权人已经完成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不能苛求出借人必须提供支付现金的证明。
基于前述民间借贷的特殊性，虽然本案黄琴向任小玲出具的借条与任小玲提供借款之间时间上存在差异，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任小玲向黄琴转账支付的76万元系双方当事人其他的经济往来，也没有证据证明任小玲另行向黄琴提供了借条上所载明的借款金额，任小玲对时间上的差异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加之任小玲对另6万元借款的提供为现金方式也一并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的规定，本院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本地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黄琴向任小玲借款82万元事实的存在。
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2月20日，黄琴分13次向任小玲及其家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49.83万元，任小玲认为该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任小玲应当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49.83万元涉及任小玲、黄琴双方当事人其他经济往来，上述49.83万元交易时间均在黄琴出具的借条时间之后，徐龙认为该款为本案借款的还款，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常理判断，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故黄琴尚欠借款本金为321700元。
虽然法庭辩论结束后，黄琴出具了一份欠款确认书，载明共欠任小玲82万元整，但这是在诉讼过程之外所作的自认。就其作用和效力而言，其有别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与对方所主张的事实一致的、对自己不利的诉讼上的自认。理论与实践中一般不承认诉讼外的自认具有免除举证责任的效力，这是因为自认是影响到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诉讼行为，对诉讼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认制度的存在基础是辩论原则和诚信原则，自认只能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在辩论中作出，以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衡。故自认作出的时间必须在诉讼进行中，自认作出的场合必须是在言词辩论或法官面前，在诉讼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作出都不成立自认。如果起诉后，一方的自认行为发生在庭审之外，则因其不属诉讼中的辩论，而丧失了自认存在的基础，不应认定为诉讼中的自认，不能确认其有效性。诉讼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发现案件事实，法官在采纳某一证据以及根据全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借助经验和论理作出符合逻辑的推断、证据必须得到与其含有相同信息的其他证据的印证性支持。黄琴在该确认书中并未对其出具借条后向任小玲支付的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相应的直接证据，无法排除法官对此的合理怀疑。法官自己心中已经具有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内心确信这一信念而得出经受经验和逻辑检验的结论，黄�诉讼外的自认明显与此结论相悖、依据经验法则其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不产生自认的效力。因为当事人的处分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故黄琴这一诉讼外的自认，不能免除任小玲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任小玲仍然应对该49.83万元系涉及任小玲、黄琴双方当事人其他经济往来负举证责任。
任小玲主张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考虑到黄琴多次向任小玲返还了部分借款，所还款项难以一一和借款金额相对应，该利息起算之日应从最后一次逾期还款之日计算。
关于黄琴所借上述债务是否为与徐龙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形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保障家庭成员合法权益为理念，坚持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以举债用于共同生活为准则，将不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之债务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这不仅符合我国婚姻法倡导的家庭成员团结互助、共建幸福生活的立法精神，也有效地保护了夫妻非举债方的财产利益，是法正义价值在家庭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表述可以总结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主要是基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或为履行抚养、赡养等义务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的一种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是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本质区别。即夫妻一方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不是用于原来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无需共同偿还，这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标准。夫妻共同债务之所以认定应以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标准，符合我国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的立法精神。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采婚后所得共同制，其立法旨意在于鼓励通过夫妻合力，共同致力于婚姻家庭共同体建设，以维护婚姻家庭这一伦理实体的稳定运行。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消极形式，夫妻债务法是夫妻财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立法旨意保持一致，即营造婚姻家庭生活，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因此，以共同生活目的论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符合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精神，同时也符合夫妻财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法的范畴内，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永恒的经验法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务。夫妻债务法领域理应如是。夫妻一方或双方从所负债务中获益，其享受了此债务带来的权利，就相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若所负债务未用于婚姻家庭生活，夫妻双方未从中皆获益，则非举债一方不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所以，在该问题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不应片面从债的性质考虑，继而适用有关债法原理，而应全面考察该债务发生的夫妻身份性特点。众所周知，债的法律关系是财产法范畴，带有浓厚的利己性特征，很多情况下，债务的发生是利他的。而夫妻间债务的分配和承担其特殊性在于紧密的人身关系，这种特殊性反映在债务承担问题上就是具有夫妻伦理关系的债务推定规则，这是单纯以债务公平分配为理念的财产法规则所不具备的。将债务是否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标准，举债行为只要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就�定为夫妻有举债的合意且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虽然有利于债权人的利益，却损害了夫妻中非举债一方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是对夫妻关系主体地位的确立，即夫妻双方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享有独立的人格，可以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并独立的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不能因为夫妻之间有财产的混同而认定夫妻人格上也混同，忽视了前述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不考虑其特殊性，一味从财产关系角度去适用法律，不仅会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还会对夫妻间的身份关系带来彼此防范和诚信危机，甚至产生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既不利于保护夫妻非举债一方利益和婚姻家庭利益，于婚姻家庭立法基本宗旨相悖违，也无法发挥法律的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纠纷的功能，反而会激化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解释为是在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大前提下所负债务才归责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阐释。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用于“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这一立法目的非常明确，该条是对夫妻单方所举债务性质的司法推定，适用的前提应是债权人对涉讼债务的性质不明。如果涉讼债务的性质本来就明确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再援引该条来“推定”为共同债务。所谓涉讼债务性质不明，仅指善意债权人依据债成立当时的客观情形，不能肯定债务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若债权人当时就能肯定这一点，又没有表见代理的外观，就说明债权人一开始就知道了债务不可能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再适用该条将单方举债推定为共同债务。因此，当债权人没有理�相信该类单方举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时，一般应该认定债权人在债成立时就明知了债务的非共同性质，就不能再适用该条来推定为共同债务。按照民法理论中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只有从日常行为所负债务角度出发，才能把以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归责责任得以确定，也即只有夫妻一方是为了家庭日常事务所负债务才能把最终债务承担责任归责与夫妻双方承担，这正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表现，也是民法总则所确定的民事交往中的公平原则。如果遇到债权人就夫妻单方举债主张权利的案件，不加甄别地援引该司法解释进行判决，这同样是不适当地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因此，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
本案中，根据任小玲在起诉状中的自认，黄琴向其借款的原因是“在香港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有熟人可以高额利息�款、有急事等”，任小玲出借款项的主要目的是为使自己获得高额利息，在该债务成立之时，任小玲就应当知道黄琴的借款目的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任小玲出具金额较大、频率较繁，明显超出了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任小玲对此应当负有谨慎注意义务，黄琴的借款并无家事表见代理的外观，结合在此期间黄琴向他人借款多达百万的事实，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本案所涉债务不能认定为黄琴与徐龙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任小玲借款321700元；
二、被告黄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任小玲借款利息，从2014年3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3217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任小玲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323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黄琴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审 判 长 李 丹
人民陪审员 张俊良
人民陪审员 郭彦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