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0民初4043号
原告：岳红，女，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系原告之夫），住天津市河东区。
被告：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697408080M,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度假区（天津市东丽湖旅游开发总公司大楼内）。
法定代表人：姚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ＸＸ，女，该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山，天津泓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岳红与被告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岳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被告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9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岳红，被告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ＸＸ、冯玉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岳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应立即付原告逾期交房违约金12583元；2、被告支付原告承担的银行二套房贷款利率增加额（基准利率的10%）7000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承担的银行二套房贷款利率增加额89238元（按贷款金额690000元，期限20年，利率打九折和上浮10%计算的利息差额）。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商品房购房合同（合同编号2015-0052540），购买东丽区东丽湖街东丽大道与湖滨路交口处东南侧善水苑18-1-102住宅，房屋面积82.1平方米，总房款价格为989616元，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支付房屋总价格的25％首付款249616元，房屋契税、维修基金、预告登记费19400.41元，并按照被告工作人员要求付电商款22000元。合同约定交房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并在付款后与建设银行（公司指定贷款银行）有关人员进行了面签。利率按当时基准利率九五折执行。按这个利率计算，当时计算贷款利息总额为400077元。交完首付款后，原告在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多次与被告联系办理房屋贷款及交房事宜，被告表示房管局未办理商品房购房合同备案，不能贷款，更不能交房。最后该房屋到房管局进行商品房合同备案的时间是2017年2月23日。被告告知房屋要增加首付，并且表示贷款要三个月才能办理。原告于2017年3月9日增加房屋首付款50000元。增加首付款后，原告与被告和建设银行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联系，银行人员表示可以办理贷款，但贷款利率要上浮10％，经计算按这个利率整套房屋要支付利息470007元，比2016年贷款增加利息70007元。原告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被告未按照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应当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在规定时间内到房管局进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由于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不能及时的办理银行贷款手续，从而导致贷款利率上升，也不能及时交房，被告对此负有全部责任。
被告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作为合同相对方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履行了合同的相关约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根据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合同》第二条第3款规定，原告必须付清全部房款或办妥银行按揭手续时，被告才负有交房义务。本案中，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按期付清应缴纳的全部房款，被告不应承担延期交房的责任；2、根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合同》第三条第5款规定，若国家利率政策发生变化，原告同意按照调整后的利率履行相应的义务。因此由利率改变带来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原告而非被告承担；3、原告主张银行利率上调导致其损失，而造成损失的原因在于被告未能按法律规定及时到房管局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但被告认为，是否及时办理备案手续与原告因利率上调而产生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该因果关系应由原告进行举证。若原告不能对其进行举证，被告不应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4、原告主张银行利率上调导致其损失，但其起诉材料并无任何银行调整利率的证据，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其形成事实上的损失不予认可，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5、银行利率调整属于国家有关利率政策发生变化，为不可抗力，被告不因此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未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微信截图一组，拟证明被告欺骗原告办理备案的时间；原告提供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告在2017年3月8日通知原告商品房买卖合同完成备案，并通知原告可以在3月28日办理贷款手续，原告和银行联系后，银行通知原告利率上浮的情况。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银行贷款利率变化并不是被告的原因导致，利率上浮与被告无关。经审查，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图及通话录音，反映了原告与被告销售人员、银行工作人员沟通购房贷款事宜的相关过程，对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依被告申请，本院到中国建设银行河东支行就原告办理贷款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原告对该笔录中陈述的2017年3月7日后银行多次与原告及家属联系的事实不予认可，其是在2017年3月28日给银行打的电话，在此之前银行并没有联系过原告。被告对调查笔录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大道与湖滨路交口××南侧××水××号房屋，建筑面积82.1平方米，价款为989616元。合同第三条约定被告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商品房交付原告。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支付首付款249616元，并缴纳契税、维修基金、预告登记费用共计19400.41元，其余房款740000元办理银行贷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找中国建设银行河东支行进行了贷款咨询。原、被告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7年2月23日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完成合同备案手续。2017年3月8日，被告销售人员通知原告合同办理完备案手续，2017年3月9日，原告向被告补交首付款50000元。合同备案后，建设银行河东支行多次通知原告准备相关材料并办理贷款手续，原告一直未办理。
另查明，根据天津市银监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2017年3月3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在本市已有一套住房或在本市无住房但有购房贷款记录（含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执行二套房信贷政策，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60%。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由天津市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底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该通知于2017年4月1日起执行。因原告有过一次购房贷款记录，2017年4月1日以后申请商业性个人贷款执行二套房的信贷政策。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照合同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关于原告诉请被告给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一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现原告未依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房款在先，且依据《补充合同》第3条的约定，“买受人必须付清全部房款或办妥银行按揭手续（以出卖人收到该按揭银行房款为准）并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方具备入住或办理房地产证的条件，若因买受人未按时付款或办妥按揭手续及履行本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义务而导致出卖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为买受人办理入住或协助买受人办理房地产证的，出卖人不负延期交楼或延期办证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未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导致其办理房屋贷款时利率上浮，要求被告承担房贷利息增加额。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时，应当向预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应当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其中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还应当按照规定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五项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制度是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和销售管理，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保护商品房交易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的实现。而违反上述规定，并不能否定民事契约行为的效力。本案中，被告应在2016年6月25日前完成备案手续，其备案时间为2017年2月23日，对于被告是否应受到行政处罚，如何处罚，均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并非民事诉讼审理范围。而原、被告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中对于被告何时办结合同备案并无约定，被告并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其次，就贷款本身而言，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的签订均系原告与银行之间协商一致的结果，被告仅负有一定的协助义务。在合同备案过程中银行贷款政策调整，该情形原、被告在签订购房合同时无法预见，也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属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且，根据本院对银行的调查笔录，银行称在2017年3月7日收到备案合同后即多次联系原告办理贷款事宜，当时的贷款利率还有折扣优惠，在2017年4月1日起才执行二套房的信贷政策。因此，利率变化的原因不能归责于被告，被告未及时办理合同备案手续与利率变化导致的结果亦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原告主张的利息增加额89238元系按照贷款金额690000元，期限20年，利率打九折和上浮10%计算的利息差额，而原告至今尚未签订借款合同，按照目前的贷款政策，原告办理按揭贷款首付比例应上调至六成，贷款金额并不是690000元，对于是否必然产生利息差额，数额多少，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岳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36元，由原告岳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侯 静
代理审判员 郑青竹
人民陪审员 崔建财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静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