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8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绿创宝农业种植场（普通合伙），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东安，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绿创宝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曾少珍，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芳，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审被告：李东安，男，195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钟志强，男，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增城绿创宝农业种植场（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绿创宝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创宝公司）、原审被告李东安、钟志强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广东绿创宝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载明广东绿创宝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向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转账10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广东绿创宝公司主张该转账为借款，并提交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广东绿创宝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交来人民币壹佰万元正（银行转帐）”。
广东绿创宝公司称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口头约定涉案借款期限为1个月，借款出借日期为2015年3月13日。因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未按时清偿借款本金及支付自2015年4月13日起的利息，成讼。广东绿创宝公司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1、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向广东绿创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自2015年4月13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上浮30%计算；暂计至2017年2月14日利息为93917元，该利息按年利率4.9%标准计算）；2、李东安、钟志强对前述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债务向广东绿创宝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李东安、钟志强共同承担。
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交的企业网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详细信息载明付款人为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收款人为中国绿化基金会，金额为1000000元；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载明捐赠人为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捐赠金额为1000000元。广东绿创宝公司认为该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只能证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借款用途，并不代表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代广东绿创宝公司捐款的事实。
另查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是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钟志强、李东安。
原审法院认为：广东绿创宝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据；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交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载明捐赠人为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其辩称是代表广东绿创宝公司向中国绿化专项基金捐赠，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广东绿创宝公司称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不代表广东绿创宝公司捐款的意见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以该转款不是借款抗辩，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权代表广东绿创宝公司发起中国绿化基金会的事实，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广东绿创宝公司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有效。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应向广东绿创宝公司清偿借款1000000元。广东绿创宝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的借款期限与借款利率，广东绿创宝公司主张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支付自2015年4月13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上浮30%计算的利息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依法将利息调整为自广东绿创宝公司起诉之日即2017年2月23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付。
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钟志强、李东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和第三十九条“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现广东绿创宝公司要求李东安、钟志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增城绿创宝农业种植场（普通合伙）向广东绿创宝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2月23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付）；二、广州市增城绿创宝农业种植场（普通合伙）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李东安、钟志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广东绿创宝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645元，由广东绿创宝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58元，由广州市增城绿创宝农业种植场（普通合伙）、李东安、钟志强共同负担13787元。
上诉人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中原审法院仅凭广东绿创宝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就认定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与广东绿创宝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有效，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存在着广东绿创宝公司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广东绿创宝公司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广东绿创宝公司不能提交债权凭证等情形，但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未能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本案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本案中广东绿创宝公司向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转账的人民币100万元系双方共同发起向中国绿化基金会的捐款，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股东李东安在转账发生时也系广东绿创宝公司的股东，双方股东基于对中国绿化基金会捐款这一事实的共同确认，因此，通过广东绿创宝公司转账给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由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代表双方共同向中国绿化基金会捐款；如果不是基于李东安既是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股东同时又是广东绿创宝公司股东这一事实，广东绿创宝公司怎么可能会将一笔巨额的资金在双方无任何债权凭证的前提下草率地转账给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且该笔款项转账时记录的用途为往来款，足以证实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与广东绿创宝公司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原审法院却罔顾事实，简单地对一笔高达人民币10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孤立的认证，对客观事实的查明未能基于客观、全面。三、广东绿创宝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0日，是由全国新能源节能减排公共服务平台秘书长张正军介绍并撮合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与曾少珍共同成立的。张正军是曾少珍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学。成立之前约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出知识产权技术占股51%，广东绿创宝公司出490万元现金。但成立后，广东绿创宝公司没有资金，后来经协商，由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法定代表人李东安个人信用作担保帮广东绿创宝公司向华工EDP关联的广州小聪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借贷300万元。此批资金未经李东安同意就被曾少珍私自动用。2015年2月由张正军秘书长亲自陪同中国绿化基金会外联处领导周处长等人来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考察并牵线成立中国绿化基金会城市屋顶及立体绿化专项基金。由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是具有针叶佛甲草的发明专利持有人，同时也是中国屋顶节能绿化推广办指定的项目实施单位，中国绿化基金会认可的发起人资格。因此，中国绿化基金会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签订中国绿化基金会城市屋顶及立体绿化专项基金协议时，当时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无法提供所需的100万元资金，张正军秘书长表示由其来解决，其与曾少珍协商调入100万元给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后转汇北京中国绿化基金会账号。在中国绿化基金会的批准决定中，张正军及基金会充分体现了由广东绿创宝公司出资的公司利益，将广东绿创宝公司列为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而对外公示。而广东绿创宝公司向原审法院宣称是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因资金紧张向广东绿创宝公司的借款100万元并称使用期为一个月是无事实依据的虚假证词。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财务汇票数据，可证明此笔100万元从2015年3月13日由广东绿创宝公司转入，2017年3月17日即转入中国绿化基金会，而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账上余额为7187.87元，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未截留任何资金款项并完成符合财务代收代付的记账准则。在成立中国绿化基金会城市屋顶及立体绿化专项基金后，广东绿创宝公司的广告、网站、宣传，曾少珍及多名管理人员都使用中国绿化基金会城市屋顶及立体绿化专项基金的名片进行业务联系。2015年4月22日，由中国绿化基金会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屋顶绿化专项基金成立及揭牌大会，由于考虑到广东绿创宝公司单位出资100万元，张正军秘书长批准由广东绿创宝公司承办大会，作为会议的主要承办方。2015年9月17日广东绿创宝公司在华南理工大学，使用中国屋顶节能绿化行动推广办、中国绿化基金会及广东绿创宝公司作为宣传资料背景，大量招股融资900万余元，融资的吸纳入账方为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广东绿创宝公司另一家关联公司——广东易绿谷屋顶绿化有限公司。原审判决将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与广东绿创宝公司发生的100万元资金定性为与广东绿创宝公司的借款及借贷关系，是违背事实根据的。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背客观事实。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广东绿创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广东绿创宝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广东绿创宝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上诉请求依法无据，没有客观事实。一、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审核出借人是否有出借能力及出借事实等，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主张明显有违本案审理的客观事实。本案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就本案事实交换证据，广东绿创宝公司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当时资金的流向、来源。广东绿创宝公司的资金，2015年1月份当时只有50万元，由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急需款项，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向广东绿创宝公司借款，在2015年3月增城绿创宝种植场需要款项，由广东绿创宝公司大股东打给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款项来源很清楚，是借给了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二、因为李东安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由于是股东，所以就打给李东安了，事后才补收条。中国绿化基金会的捐款是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单方的行为，广东绿创宝公司没有参与这个捐款，如果广东绿创宝公司是共同发起人，有关捐款收据凭证应该列明广东绿创宝公司的身份。三、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上诉理由的第三点，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原审被告李东安、钟志强答辩称，同意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意见。
本院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二审庭询时，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中国绿化基金会2015年9月22日公函复印件，证据2、生态文明基金会会议资料，证据3、曾少珍使用基金会名片的复印件，证据4、广东绿创宝公司使用基金会的名义印的宣传册，证据5、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广东绿创宝公司的宣传册，拟证明涉案100万元不是简单的资金借贷关系，而是共同发起中国绿化基金会城市及屋顶立体绿化专项基金。广东绿创宝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是复印件，三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广东绿创宝公司是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证据2是彩色打印件，不能确认是原件，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证据4不能证明广东绿创宝公司是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发起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广东绿创宝公司没有作过这样的宣传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并不能证明广东绿创宝公司是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原审被告李东安、钟志强质证称，同意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交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广东绿创宝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3月13日向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转账100万元是借款，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则主张该100万元是双方共同发起向中国绿化基金会的捐款，故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广东绿创宝公司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广东绿创宝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及《收据》证实广东绿创宝公司已于2015年3月13日向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转账100万元。其次，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供的《企业网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详细信息》和《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表明，向中国绿化基金会捐款100万元的是增城绿创宝种植场，而不是广东绿创宝公司。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实广东绿创宝公司在2015年3月13日向其转账的100万元，是广东绿创宝公司委托其代为向中国绿化基金会的捐款。据此，增城绿创宝种植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广东绿创宝公司与增城绿创宝种植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有效，增城绿创宝种植场应向广东绿创宝公司清偿借款1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增城绿创宝种植场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78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绿创宝农业种植场（普通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湛
审 判 员 吴晓炜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邝俊能
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