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终5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金中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5号五区9号楼201室。法定代表人：钱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云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企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8号2号楼115室。法定代表人：崔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善左旗企赢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光明嘎查贺兰山焦煤有限公司办公楼302室。法定代表人：陈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金中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上诉人浙江企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企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阿拉善左旗企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善企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0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金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浙江企赢公司返还中金公司500万元款项的利息损失，自2012年12月10日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由阿拉善企赢公司对浙江企赢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浙江企赢公司为本案适格被告的认定是正确的，但未将阿拉善企赢公司认定为本案适格被告系诉讼主体资格认定错误。其一，从合同名称看，三方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书》）不是一个单纯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二，就签约主体而言，浙江企赢公司在《框架协议书》尾部盖章确认，因此，其应当与阿拉善企赢公司为共同乙方，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承担法律责任；其三，就合同标的和投资目的而言，《框架协议书》的合同标的包括两个，其中一个是浙江企赢公司以4.25亿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阿拉善企赢公司85％股权，另一个是阿拉善企赢公司暂定以6亿元价格收购内蒙古太西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西煤集团）持有的阿拉善左旗贺兰山焦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煤公司）41％股权，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以上两个股权收购实现中金公司通过阿拉善企赢公司对焦煤公司实际控股并取得焦煤公司采矿权及经营权的目标；其四，合同内容及乙方的合同义务既包括目标公司阿拉善企赢公司的义务，也包括股东浙江企赢公司的义务，该合同约定的乙方义务为阿拉善企赢公司和浙江企赢公司的共同义务，故二者应作为共同被告。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浙江企赢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本金，但却未支持中金公司利息损失，系部分法律适用错误。上述法条中关于解除合同后的处理规定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赔偿损失，在本案中，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即为中金公司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以《框架协议书》并未对本案情况下的具体责任承担进行约定为由，作出只返还本金而不支持利息损失的判决是违背该条法律规定的，属部分适用法律错误。三、退一步而言，即使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浙江企赢公司和阿拉善企赢公司存在多处严重在先的违约行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二者违约行为表现在以下几点：1、未能提供《框架协议书》约定的审计报告等资料，致使尽职调查工作无法顺利完成；2、对于股东显名等重大事项未向中金公司披露；3、未经中金公司同意擅自将目标股权质押给贷款银行且未及时披露。综上，中金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被告主体资格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错误。浙江企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金公司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虽然《框架协议书》抬头处未列明浙江企赢公司，但浙江企赢公司在《框架协议书》尾部进行了盖章，因此浙江企赢公司应当是《框架协议书》的签约当事人之一。2、涉案50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款，而非投资款。3、中金公司向阿拉善企赢公司发出的《知会函》是要求解除合同，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解除合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框架协议书》签订主体应为中金公司、浙江企赢公司和阿拉善企赢公司，因此合同解除必须由三方参与，或者一方的解除通知依约到达另外两方，现只有阿拉善企赢公司发函给中金公司，因此不产生解除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阿拉善企赢公司并未对相对方浙江企赢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故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合同并未在2013年1月29日解除。本案中，中金公司没有在起诉中提出解除《框架协议书》以及其它有关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不能审查并决定是否解除或终止合同关系。三、浙江企赢公司与陈启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一审法院认定浙江企赢公司违约的依据之一，但该证据是中金公司在一审开庭过程中取得的，并非在《框架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取得，因此不应作为认定浙江企赢公司违约的证据。浙江企赢公司针对中金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应当由阿拉善企赢公司向中金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二、中金公司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合理。阿拉善企赢公司针对中金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浙江企赢公司的上诉意见，如果应当向中金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话，则应由其承担，而不应由浙江企赢公司承担。中金公司针对浙江企赢公司的上诉辩称：一、浙江企赢公司和阿拉善企赢公司均是《框架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二、关于浙江企赢公司违约责任问题，由于各方之间交易金额大，依据正常的收购程序，需要进行尽职调查，按照《框架协议书》的约定，浙江企赢公司应当在签约3日内按照《框架协议书》清单向中金公司提供材料，但其没有及时提供，故违约在先。三、中金公司虽然在签订《框架协议书》时知道陈启华是阿拉善企赢公司的隐名股东，但不知道陈启华的持股比例，也不知道陈启华要求显名的问题。四、目标股权已经被质押及查封，《框架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已然无法实现，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五、中金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经取得浙江企赢公司与陈启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该协议可以作为浙江企赢公司违约的证据。阿拉善企赢公司针对浙江企赢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依据《框架协议书》的约定，是由阿拉善企赢公司提供文件材料，协助中金公司完成调查，阿拉善企赢公司已经提供了文件材料，也提供了陈启华出具的承诺函，因此是中金公司存在违约。二、关于《框架协议书》的主体，阿拉善企赢公司也认为应当是三方。中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阿拉善企赢公司和浙江企赢公司退还中金公司500万元合同首付款及上述款项自2012年12月10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阿拉善企赢公司和浙江企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5日，中金公司（甲方）与阿拉善企赢公司（乙方）签订《框架协议书》，就甲方收购乙方原股东（即浙江企赢公司）共计85％股权达成一致，整体交易收购价以11亿元为限，上述85％股权的收购价格暂定为4.25亿元；协议在合作目标、前提条件、路线图暨关键节点等部分详细约定了具体收购方式。其中具体约定：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原股东及乙方隐名参股股东陈启华完成乙方同意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及出具个人承诺保证函；乙方原股东应于相关审计结果出具后三日内将报告提供给甲方，便于甲方了解相关情况。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原股东支付首期500万元；协议签署后，甲方对乙方进行尽职调查，乙方原股东应按甲方要求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提供甲方合理要求的文件、材料，协助甲方完成尽职调查，甲方在收到材料后十天内完成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完成后甲方收到乙方原股东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及陈启华个人的保证函等文件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原股东支付19500万元。上述合同后附乙方需提供资料清单，包括股东会决议、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在同年12月8日的资料清单中显示，阿拉善企赢公司未提供其公司审计报告、焦煤公司审计报告等，并说明审计完成后再提供。同日，阿拉善企赢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框架协议书》及股权转让事宜。同年12月7日，阿拉善企赢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内容为将陈启华所有、浙江企赢公司代持的股份显名登记；上述代持股份为70.78％，浙江企赢公司同意陈启华收回上述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全体股东授权陈启华办理显名登记的工商变更手续。同时，浙江企赢公司与陈启华签署了与上述决议相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变更登记申请书。同年12月7日，浙江企赢公司委托阿拉善企赢公司收取款项。12月10日，阿拉善企赢公司收到投资款500万元。同年12月24日，中金公司向阿拉善企赢公司、浙江企赢公司发函，认为其未按要求提供审计报告、陈启华在贵州项目发生意外、涉太西煤集团股权转让事宜等因素可能影响其权益，而决定暂缓支付第二笔款项，并进一步做调查。2013年1月19日，阿拉善企赢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其支付第二笔款项，否则将考虑解除协议。此后双方多次沟通协商未果。2013年1月28日，阿拉善企赢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合同解除函》，认为中金公司未及时付款而解除了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书》；快递单显示时间为1月29日。中金公司回函不予同意。2014年5月10日，浙江企赢公司将其占有的阿拉善企赢公司股权质押给建行宁波市分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同年9月1日，中金公司向阿拉善企赢公司发出《知会函》，认为其已构成严重违约而解除合同并要求其退还500万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案中《框架协议书》等合同文件，于法不悖，应为有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责任主体的确定、中金公司迟延履行付款义务是否具有正当性、合同何时解除以及解除之后的责任负担，就此该院作如下分析：首先，责任主体的具体确定。《框架协议书》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事项的基础和核心，虽其签订主体为中金公司与阿拉善企赢公司，但股权转让双方为浙江企赢公司与中金公司，浙江企赢公司在协议书尾部亦盖章确认。从本案诉争的具体争议来看，主要涉及浙江企赢公司与中金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中金公司基于此产生的诉请对象，应为浙江企赢公司；浙江企赢公司委托阿拉善企赢公司收款的事实，并不能否定上述转让双方的合同地位，在无其他证据证明阿拉善企赢公司对此存有义务的情况下，中金公司诉请阿拉善企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其次，中金公司迟延履行付款义务是否具有正当性。本案《框架协议书》涉及数额达11亿元的一揽子收购计划，为此就交易各方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较高要求，并构成交易的重要基础。中金公司认为浙江企赢公司、阿拉善企赢公司主要存在未提供审计报告、未披露隐名股东陈启华显名事项等情形。就审计报告问题，结合《框架协议书》3.3条、6.1.2条约定，其应属于尽职调查的范围，在审计报告未交付、尽职调查未完成前，中金公司提出暂缓付款、进一步进行调查的主张，存有相应依据。结合上述分析，中金公司迟延履行付款义务存有一定正当性。就隐名股东陈启华显名问题，从在案证据来看，在《框架协议书》签订二天后，浙江企赢公司与陈启华确实就陈启华持有的股份具体份额、显名登记等事项形成决议和协议；虽然陈启华的隐名股东身份在《框架协议书》已经披露，但如果其进行显名登记，仍可能对《框架协议书》的履行产生较大影响，故关于陈启华隐名股份显名登记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应属于阿拉善企赢公司向中金公司进行披露的重要事项；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中金公司在阿拉善企赢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前已明确知晓上述事项，故该院不再就此予以评述。再次，合同何时解除以及解除之后的责任负担。案中证据显示，阿拉善企赢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向中金公司发出《合同解除函》，其以此为依据确定双方解除合同的具体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阿拉善企赢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后，中金公司虽不同意，但并未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故该院将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确定为2013年1月2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框架协议书》并未就本案情况下的具体责任承担进行约定，结合前述对各方行为的分析，该院对中金公司关于浙江企赢公司返还500万元款项的诉请予以支持，对其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企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金公司款项五百万元；二、驳回中金公司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框架协议书》的实质为中金公司收购浙江企赢公司持有的阿拉善企赢公司85％的股权，由阿拉善企赢公司与太西煤集团谈判，达成由阿拉善企赢公司收购太西煤集团持有的焦煤公司41％的股权，阿拉善企赢公司持有焦煤公司90％的股权，从而实现中金公司通过持有阿拉善企赢公司的股权实现对焦煤公司的实际控制并取得焦煤公司经营权，涉及数额达11亿元的一揽子收购计划，虽然《框架协议书》的首部载明的签约主体为中金公司和阿拉善企赢公司，但浙江企赢公司系阿拉善企赢公司的股东，中金公司系自浙江企赢公司处受让阿拉善企赢公司85％的股权，该协议书中亦约定了浙江企赢公司的合同义务，并且浙江企赢公司在该协议书尾部盖章确认，应当视为其对该协议书内容的认可，故《框架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应为中金公司、浙江企赢公司和阿拉善企赢公司三方主体，各方对此也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框架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本院认为，根据中金公司诉求可知，其要求返还的500万元款项系受让浙江企赢公司持有的阿拉善企赢公司股权的转让款，故其诉争的法律关系应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产生于其与浙江企赢公司之间，虽然中金公司将上述款项支付至阿拉善企赢公司账户内，但阿拉善企赢公司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其系依据浙江企赢公司的委托而代收款项，故上述款项的返还主体应为浙江企赢公司，本院对中金公司关于阿拉善企赢公司对浙江企赢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框架协议书》是否解除一节，本院认为，《框架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为中金公司、浙江企赢公司和阿拉善企赢公司三方，并且中金公司在本案中诉争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产生于其与浙江企赢公司之间，因此一审法院依据阿拉善企赢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的《合同解除函》确定《框架协议书》的解除时间为2013年1月29日不妥。本院认为，通过查明事实可知，自《框架协议书》签订至今已近4年，浙江企赢公司亦已将其持有的阿拉善企赢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建行宁波市分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客观上《框架协议书》已无法履行，故浙江企赢公司应当将其收取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返还给中金公司，并应当向中金公司支付收取上述款项次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仅判决浙江企赢公司返还500万元本金而未支持利息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亦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0675号民事判决；二、浙江企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北京中金中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0万元及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北京中金中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浙江企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554元，由浙江企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6708元，由浙江企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51108元，剩余5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代理审判员  徐 硕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郭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