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92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男，1977年12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3，男，1951年5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50年8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4，男，1989年12月31日出生。
王×1、王×3、李×、王×4共同委托代理人田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1、王×3、李×、王×4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5，男，2001年8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王×5法定代理人王×2，女，1977年12月16日出生。
王×5、王×2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德仁，北京市隆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1、王×3、李×、王×4因与被上诉人王×5、王×2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05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5、王×2于2014年3月向原审法院起诉称：王×2与王×1于2000年8月31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与王×3（王×1之父）、李×（王×1之母）、王×4（王×1之弟）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生活，2001年3月27日王×2与王×1生一子王×5，2013年8月22日王×2与王×1登记离婚，离婚时约定子女随王×2生活。2006年1月4日因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王家场村进行旧村改造，王×3（乙方）作为家庭代表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王家场村村民委员会（甲方）订立了一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拆迁范围内宅基地面积267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28.42平方米，安置人口6人，安置面积300平方米。二、甲方安置王×1在××1室（二居78平方米折价款99840元）和××2室（一居49平方米折价款72128元）。三、甲方安置王×3在××3室（一居49平方米折价款53312元）和××4室（一居49平方米折价款68992元）。四、甲方安置王×3在××5室（2居78平方米折价款114816元）。五、以上安置房价款共计409088元，乙方拆迁补偿款376644元，差价补偿面积3平方米，计1200元，乙方交甲方31244元。合同订立后，王×2与王×1及其子被安置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1室（二居），××2室（一居）由王×2与王×1用于出租；王×3、李×、王×1被安置在××5室居住（二居），××4室由其三人用于出租（一居），××3室（一居）经王×3卖出。2007年间，王家场村颁发“小产权本”时，上述××1室（二居）与××2室（一居）登记在李×名下；××5室居住（二居），××4室（一居）登记在王×3名下。2011年李×名下的房产改登记在王×1名下，后又改登记在王×3名下。2013年8月22日王×2和王×1离婚后，王×1将私自制作的上述××1室（二居）的“小产权本”（标记的产权人为王×5）交给王×2。2014年2月间王×2持上述“小产权本”到村委会核实时被告知“私刻的村委会公章”，为此王×2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王×1被行政拘留。
另，上述两套二居室在王家场村实际安置中是按照75平方米／套计算指标待遇的，但是按照78平方米／套计算价款（指六人享受300平方米，合同上5套房按照303平方米计价，但二居室按照75平方米折算待遇，故此六人享受待遇指标按照297平方米计算，未享受的3平方米由村委会补偿了1200元）。当事人双方均系王家场村农民，上述诉争房产来源合法，且双方曾作为家庭共同成员始终就房产的份额未订立明确的协议，按照《永顺镇王家场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王×5和王×2有权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安置价基准为1280元／平方米，根据楼层上下浮动）；现王×5、王×2诉求××1室（二居，78平方米）归自己使用，因对方实际占有和处分的原因造成王×5、王×2应享受而未能享受的25平方米（指应该100平方米和实际75平方米的差额）的拆迁待遇应由其进行补偿（12000元市场价／平方米乘以25平方米等于300000元）。王×5、王×2现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北京市通州区××1室归王×5、王×2共同使用，由对方承担诉讼费。
王×1答辩：1.从拆迁房屋来源来看，与王×5、王×2无关。拆迁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房屋。1992年8月11日，王×3通过北京市土地登记申请书取得老宅子土地使用权，之后由王×3夫妻出资建造房屋。王×2与王×1于2000年8月31日登记结婚，所居住房屋是王×3于1999年出资所盖。婚后王×2与王×1并没有对房屋进行出资或进行翻盖或扩建，因此拆迁房屋与王×5、王×2没有任何关系。2.从拆迁过程来看，与王×5、王×2无关。2005年12月26日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被拆迁人是王×3，合同里面涉及的宅基地面积、建筑面积、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费都与王×5、王×2无关，王×5、王×2不是被拆迁人。2006年1月4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被拆迁人是王×3，安置依据的是王×3的宅基地面积与房屋建筑面积、安置房屋涉及的房屋价钱与差价与王×5、王×2无关，都是王×3的。合同第五条明确了房屋产权归属是乙方王×3所有。正因如此，安置房屋交付给的是王×3，2007年11月18日办理房产所有证，都与王×5、王×2无关。3.从离婚协议书来看，涉案房屋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8月22日，王×2与王×1协议离婚，对子女、财产与债务等问题达成了一直处理意见。其中婚姻存续期间财产中并没有涉案房屋，因此，王×2在离婚时是知道涉案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财产属于王×3，所以才没有对该财产进行处分。
如果王×5、王×2认为其本身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享有安置面积，那么其就应该与村委会签订上述合同。永顺镇王家场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第六条规定，被拆迁人是指在王家场拥有房屋、有常住户口，以通州区土地局核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标明的使用人为被拆迁人。本案中，王×5、王×2并不是老房子宅基地使用权人，也没有出资，因此不是被拆迁人，老房子被拆迁人是王×3。依据物权法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要合法，本案中，王×5、王×2对老房子没有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有合法使用权的是王×3。
王×5、王×2认为其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是错误的。王家场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第九条讲的是“在拆迁范围内居住且有房屋产权的拆迁户”也就是针对的是产权人。其次享受安置价50平方米，意思是即使符合条件，50平方米，是需要支付购房款才能取得相关房屋，而不是给每人50平方米。再次每户购房面积不是固定每人50平方米，可以少于也可以超出，为此该方案第八条就规定了几个购房价。本案中，王×5、王×2不是宅基地房产权人，就不是被拆迁人，不具备购买自主楼资格。退一步来分析，即使具备购买资格，王×5、王×2没有与村委会签订购房合同，没有交纳购房款，属于王×5、王×2主动放弃。
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005年12月26日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006年1月4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2007年11月18日办理房产所有证。王×2当时与王×1尚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上述情况十分清楚。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即使王×5、王×2认为其对涉案房屋具有某种权利，也应该在2年内主张，但是本案中，王×5、王×2在2014年3月4日向法院起诉，早就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即使王×5、王×2想主张权利，也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
王×3、李×、王×4辩称：同意王×1的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2与王×1于2000年8月31日登记结婚，2001年二人生育一子王×5，2013年8月22日王×2与王×1登记离婚，离婚时约定王×5随王×2生活，王×1每月给付抚养费350元。王×3、李×系王×1的父母，王×4系王×1之弟。
王×3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王家场村有一处院落，院内的房屋均建于王×2与王×1结婚之前。王×2和王×1结婚后，二人与王×3、李×、王×4居住在上述院落，后该院落遇到拆迁。根据2005年12月公布的《永顺镇王家场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第八条规定，王家场村的拆迁安置楼的价格以五层标准价为：1.安置价：每平方米1280元；2.优惠价：每平方米1580元；3.市场价：每平方米2100元。方案第九条村民购买自住楼的核定条件：1.凡是在拆迁范围内有住房长期居住且有本村农业户口的，每人可享受安置价50平方米。方案第十一条规定了楼层差价的计算方式。
2005年12月26日，王×3作为被拆迁人和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王家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家场村委会）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王家场村委会给付王×3拆迁补偿款和拆迁补助费共计376644元。2006年1月4日，王×3（乙方）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王家场村村民委员会（甲方）订立了一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拆迁范围内宅基地面积267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28.42平方米，安置人口6人，安置面积300平方米。二、甲方安置王×1在××1室（二居，78平方米，折价款99840元）和××2室（一居，49平方米，折价款72128元）。三、甲方安置王×3在××3室（一居，49平方米，折价款53312元）和××4室（一居，49平方米，折价款68992元）。四、甲方安置王×3在××5室（2居，78平方米，折价款114816元）。五、以上安置房价款共计409088元，乙方拆迁补偿款376644元，差价补偿面积3平方米，计1200元，乙方交甲方31244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安置人口指的是王×3、李×、王×1、王×4、王×2、王×5。双方当事人均承认每位被安置人最多享有的以安置价计算的面积是50平方米，王×3、李×、王×1、王×4均承认购买所有的安置房均按照安置价购买，没有用到优惠价和市场价。王×2的户口于2001年迁入王家场村，拆迁时王×5和王×2户口均在王家场村。
《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约定的五套安置房交给王×3等六位被安置人后，王×2与王×1及王×5居住在××1室，2013年9月份，王×2和王×5从该房屋中搬出，现王×1在该房屋居住。双方当事人称××3室已经卖掉。王家场小区××2室、××4室和××5室现由王×3、李×、王×1、王×4居住或管理出租。上述安置房均为村民回迁楼，没有正式的房产证，均属“小产权房”。
王×2和王×1离婚时曾口头协商将××1室分给王×2，2013年8月，王×1将私自制作的××1室的“小产权本”交给王×2，2014年2月，王×2去王家场村委会核实出王×1交付的“小产权本”使用的是私刻的村委会公章。
庭审中，经法庭释明，王×3未表示要求王×2和王×1给付相应的购房款。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王家场村委会公布的拆迁安置方案和《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王×2和王×5均为符合条件的被安置人，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价面积购房优惠。另一方面，在王×3一家六口购买五套安置房时（总建筑面积303平方米，实际按照297平方米计算安置价）均使用的是安置价，根据每人最多享有安置价面积为50平方米的政策，也可推出王×2和王×5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价面积。因诉争的××1室属小产权，故对王×2和王×5要求确认该房屋归该二人共同使用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包括××1室在内的安置房房款是由王×3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予以折抵，本案经法庭释明后王×3未要求王×2和王×5支付××1室的购房款，王×2和王×5同时表示剩余安置价面积的补偿款可另案解决，故对于××1室的购房款和王×2、王×5主张的剩余安置价面积的补偿款，双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作出判决：确认北京市通州区××1室归王×2和王×5共同使用，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清。
判决后，王×3、李×、王×1、王×4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裁定驳回王×2和王×5的起诉。王×3、李×、王×1、王×4的上诉理由为，第一，涉案的××1号房屋属于小产权房，不具有合法性，不受法律保护；第二，涉案的××1号房屋与王×2、王×5没有关系等。王×2、王×5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离婚证、《永顺镇王家场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永顺镇王家场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和《房屋拆迁安置合同》，拆迁被安置人口为包括王×2和王×5的六人，且王×2和王×5每人均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价面积购房优惠。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亦对被安置人口包括王×2、王×5表示认可，王×2和王×5的户口在被拆迁时均在王家场村，且被安置的五套房屋均使用安置价予以购买。所以法院认定在购买五套被安置房时使用了拆迁方案中王×2和王×5所享有的安置价面积购房优惠。鉴于王×2与王×1离婚，双方之子由王×2直接抚养，王×2和王×5之前亦在涉案的××1号房屋居住生活，该××1号房屋的面积未超过王×2和王×5可享有的安置价面积，为了解决王×2与双方之子王×5的实际居住问题，涉案的××1号房屋可由王×2和王×5居住使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涉案的××1号房屋属于小产权房，本院对该房屋居住使用问题的处理，并非对该房屋合法性的确认，也非对该房屋权属的认定；如遇到相关规定和政策等对该房屋进行处理，当事人不得以本判决进行对抗，应遵从相关规定和政策等。综上，王×3、李×、王×1、王×4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原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王×3、李×、王×1、王×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3、李×、王×1、王×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建刚
代理审判员 宫 淼
代理审判员 郑吉喆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