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恩施中民终字第009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再凯，曾用名李载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开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凤朝元，湖北圣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超。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朱耀普，湖北利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开奎。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朱耀普，湖北利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再凯为与被上诉人李艳超、李开奎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5）鄂利川民初字第00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郜帮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吴卫、侯著韬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李再凯的委托代理人李开庆、凤朝元，李艳超、李开奎及其委托代理人朱耀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再凯一审时诉称，李再凯与李艳超系叔侄关系，2001年10月1日，双方签订了《契约》一份，约定李艳超将其祖传的房屋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李再凯，同时将叁份承包地一并转让给李再凯，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除6根成材的留作自用外，其余部分也交由李再凯管理使用，土地转让后所有税费由李再凯承担，协议签订后由当时在场的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张某某、李某丁签字，执笔人刘某某和李艳超也签字予以认可，安乐坪村委书记周某某作为村委负责人也签字同意。《契约》签订后，李再凯当场将价款交清。2005年完善土地承包相关手续时双方没有过户，其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仍是李开奎的，多年来，双方均按协议履行，从未发生纠纷。2014年12月下旬，李艳超使用哄骗方式将存放在李再凯家中的《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证》拿走，并提出要将转让给李再凯的承包地收回，村委会多次调解无果。请求法院判令：依法确认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合法有效，登记在李开奎名下的小地名为“大田”、“下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李再凯享有；返还《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折》中的农民补贴资金，登记在李开奎名下的《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折》由李再凯享有；由李艳超、李开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李艳超一审时辩称，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的协议中的房屋转让和林地管理部分有效，涉及承包地转让部分未经过安乐坪村委会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李再凯用李开奎名下土地与李再胜签订的土地互换协议，因其未经过李开奎、李艳超同意，应属无效。2005年安乐坪村委会继续将涉案的“大田”、“下槽”土地承包给李开奎一家，可以推定其否定了之前的同意土地互换的行为。同时，在2005年安乐坪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李再凯还主动为李开奎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由其女儿李清香代承包方李开奎在承包合同上签字，可见李再凯是明知《契约》中的5000元是房屋转让价款，而承包地是交付李再凯耕种而非转让。李再凯享受了土地收益，农业税应该由受益者缴付。另外，李艳超一家只有涉案的两块承包地，并无其他土地耕种，且其无稳定的非农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承包地全部转让则李艳超一家成为了无地农民。
李开奎一审时辩称，李再凯和李艳超签订《契约》时李开奎不在场，登记在李开奎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由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李再凯曾打电话让李开奎将一本通存折里的粮食补贴款领了，因为李再凯和李开奎系叔侄关系，就让李再凯自己领取，但该笔粮食补贴款应属于李开奎家庭成员共有。2005年换证时，李再凯代李开奎签字办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李开奎予以认可，该行为说明李再凯认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然是李开奎的。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再凯与李艳超、李开奎系叔侄关系，李开奎、李艳超系同胞兄弟关系。2001年10月1日因李开奎、李艳超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经李艳超与李再凯协商后，由刘余盛执笔，双方签订《契约》一份，其内容为：“契约立出房屋售卖之人李艳超，现将父亲李载坤原继承祖父分家住宅面积壹佰肆拾柒点捌平方，经祖父李平宽允许出卖给幺叔李载凯名下，折价人民币伍仟元整。（现大米市场价每市斤柒角）由于父死母嫁，原承包集体责任地叁份，自身无力耕种，现一并转让给李载凯耕种，房前屋后零星树木，除陆根成材部分留作自用外，其余部分交由李载凯管理使用。转让后土地承包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一切费用全由李载凯承担。现房屋价款一手交清。特立此约为凭。现经以下证人作证：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张某某刘某某李某丁周某某立约人：李艳超公元2001年十月一日”。《契约》签订后，李再凯将购房款5000元当场交清，李艳超将登记在李开奎名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证》原件交付给李再凯保管。《契约》签订后，双方未将《契约》内容呈报安乐坪村委会。此后，李开奎名下的“大田”、“下槽”地块由李再凯耕种，其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均由李再凯缴纳。2004年6月6日，李再凯将其耕种的“下槽”中的部分土地与李载胜的竹林进行了互换，2005年9月11日村委会同意并加盖了公章。2005年安乐坪村委会与承包人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因李开奎、李艳超未在家，李再凯将其持有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证》交还给村委会，并由其女李清香代李开奎在承包合同上签名，安乐坪村委会将“大田”、“下槽”两块承包地继续承包给李开奎，承包人口为3人，并为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4年12月，李艳超从李再凯处将户名为李开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证》和《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折》拿回。一审法院另查明，李开奎、李艳超一家的全部承包地为“大田”、“下槽”两块。李开奎名下的《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折》中粮食补贴款为2673.46元，李开奎于2014年12月24日取款2600元，现余额为73.46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但涉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部分应属无效。本案中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中涉及三部分，分别是房屋出售、承包地转让、林木处理。对于房屋出售部分，李再凯已按约定付清房屋价款，李艳超已按约定将房屋实际交付李再凯使用，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该部分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于林木处理方面，将零星树木交付李再凯管理使用，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该部分也属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在《契约》中约定的李艳超将其承包集体责任地三份转让给李再凯耕种是否有效？李艳超、李开奎庭审中均称承包地只是交由李再凯管理和使用，并非转让，但《契约》中约定明确“承包责任地一并转让给李再凯耕种”，虽《契约》中无承包地四至界限的约定，但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承包地三份即为“大田”、“下槽”两块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可见，承包地流转需报经发包方同意才产生法律效力，而该规定系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庭审中李再凯与李艳超双方均认可，《契约》签订后并未告知安乐坪村委会。在此，是否告知安乐坪村委会和安乐坪村委会是否同意，系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双方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报经发包方同意，已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安乐坪村委会书记周贤良在《契约》上作为见证人签名，只是其作为证人对《契约》签订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系个人行为，不能视为是代表村委会所作出的职务行为。李再凯称周贤良在《契约》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安乐坪村委会同意的理由，不予采纳。因此，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的《契约》中涉及到承包地流转部分即“由于父死母嫁，原承包集体责任地叁份，自身无力耕种，现一并转让给李载凯耕种”的约定，因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粮食补贴款是国家对种田农户进行的补贴，该补贴是针对田地的实际耕种者，而非土地的承包者。涉案的“大田”、“下槽”两块承包地一直由李再凯实际耕种，因此该粮食补贴款2673.46元，应由李再凯享有，李开奎应将其领取的2600元以及《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折》上的余额73.46元返还李再凯。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中，除涉及承包地转让部分无效外，其余部分均为有效；二、李开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李再凯粮食补贴款2673.46元；三、驳回李再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再凯负担40元，李艳超、李开奎共同负担40元。
李再凯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已查明李艳超将房屋卖给李再凯，其承包地同时转让给李再凯的事实，但认定未经发包方安乐坪村委会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与客观事实和法律均不符。李再凯已将房屋买卖和承包地转让的事实告知了发包方，双方签订《契约》时，时任安乐坪村十一组组长的李某甲和时任安乐坪村支部书记的周某某到场并签字，以及李再凯交纳各项税费，说明安乐坪村委会对承包地的转让知晓且无异议。李再凯用转让而来的承包地与李载胜的承包地进行互换，安乐坪村委会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意并加盖印章，说明安乐坪村委会对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的《契约》进行了追认；李再凯将其从李艳超处购得的房屋卖给他人，安乐坪村委会再次签字同意，安乐坪村委会只有在知晓《契约》的前提下，才会同意李再凯处分该房产。签订《契约》后，李再凯一直耕种受让的承包地，相应税费也由发包方安乐坪村委会向李再凯收取。由此可见，李再凯已将受让承包地的事实告知了发包方，发包方也予以认可。综上，《契约》从签订到履行，历时十多年，双方并无争议。现李艳超、李开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企图收回已转让的承包地，为保护正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维护交易安全，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有效，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艳超、李开奎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时辩称，双方签订的《契约》因为安乐坪村委会干部知晓内容视为村委会同意的理由不成立，安乐坪村委会同意需盖公章；安乐坪村委会又向李开奎一家发包土地的行为，表明安乐坪村委会对《契约》不一定认可。
二审期间，李再凯向本院提交了其委托代理人对肖耀甫、洪尚平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的《契约》，原安乐坪村支部书记周贤良参加，周某某回去之后，向村委会成员说明了李开奎名下的土地已经转让给李再凯的情况，此后三提五统、农特两税向李再凯收取。拟证明：安乐坪村委会同意土地转让，此后的行为也证明安乐坪村委会认可转让行为。
李艳超、李开奎经质证认为，双方签订《契约》之后，周贤良向村干部通报这一事实，即使安乐坪村委会追认、认可这一事实，也向李再凯收取三提五统、农特两税，但这些行为也是基于李再凯耕种土地，是收益者应该完成的义务；2005年村里完善二轮延包的相关手续时，继续把土地发包给李开奎一家，表明安乐坪村委会清楚征收三提五统，是基于李再凯耕种土地，并没有认可转让行为。
二审期间，李艳超、李开奎向本院提交了李艳超与向维金签订的《关于转包土地的协议》。拟证明：安乐坪村委会在2000年12月8日同意将李开奎名下的土地转让给向维金，并盖章同意，而对2001年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契约》没有盖章，说明并不认可转让。
李再凯经质证认为，一审几次开庭中均未提到此协议，对真实性有异议，受让人向维金是利川市东城办事处的人，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受让权。
李再凯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契约》后，所流转土地应缴纳的税费由李再凯负担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李艳超、李开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中涉及房屋出售、林木处理的部分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也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围绕李再凯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契约》中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否有效。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家庭承包经营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由村委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使用权发包给农户。在获得承包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农民依法可以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对符合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家给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承包者将剩余期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次性移转给他人的一种法律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该承包地上承包关系及相应权利义务终止，并由发包方与受让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除需经流转双方当事人签字外，还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除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外，还受到发包方同意的限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发包方不同意必须具备法定理由。本案中，李艳超、李开奎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发包方具有法定理由不同意李再凯与李艳超所签《契约》中涉及土地转让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艳超、李开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李再凯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李再凯与李艳超签订《契约》时有时任安乐坪村委会干部周贤良及所在组的组长参加并签字，签订《契约》后，李开奎、李艳超一直没有在该村居住生活，所约定转让的土地已经交付给李再凯家庭实际耕种经营近十五年，李艳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给李再凯保管，期间，李再凯将受让后的部分土地已与李再胜进行互换，安乐坪村委会在互换协议上盖章签字同意，以及安乐坪村委会向李再凯收取涉案土地所负担的税费、三提五统等事实，均表明安乐坪村委会认可并同意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因此，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所签订《契约》中“原承包集体责任地叁份，自身无力耕种，现一并转让给李再凯耕种”约定的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李再凯与李开奎签订《契约》后，未按照法律规定报经发包方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并判决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中涉及承包地转让部分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李再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5）鄂利川民初字第0029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李开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李再凯粮食补贴款2673.46元；驳回李再凯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5）鄂利川民初字第002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确认李再凯与李艳超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契约》有效；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再凯负担40元，李艳超、李开奎共同负担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艳超、李开奎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郜帮勇
审判员 吴 卫
审判员 侯著韬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