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年长民一终字第00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绿园区春郊路*号。
法定代表人：龚云秀，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秋泉，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阮洪义，男，1952年2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长春市宽城区司法小区长安世家*栋*单元***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胥桂英，女，1954年11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长春市宽城区司法小区长安世家*栋*单元***室。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童新政，天津三实世纪综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惠，男，1968年12月29日生，汉族，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蔡家村委会副书记，住长春市宽城区长安世家小区3栋3门201室。
上诉人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3）宽民初字第1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原审时诉称：原告经政府部门批准，于2012年初在被告居住地蔡家村开发建设，项目名称“金都小镇”。截止2012年10月末，建设区域的绝大部分居民都配合政府及开发商拆迁及签订《补偿协议》。期间，正值国家召开“两会”，被告利用这一时机，制造各种理由，阻碍拆迁。按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原告在高于标准的范围内，给被告的房屋等补偿77万余元，并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了补偿协议。而被告在签订完上述协议后乘人之危，谎称其家中珍藏了1953版面值10元人民币20张，要求每张按10万元补偿，共计200万元；另外还有面值3元的40张，价值63万元，还有毛主席纪念章价值2万元；洗衣店15万元；发廊10万元；超市10万元，共计100万元。原告工作人员要求被告出示上述物品及相关证照，被告要求原告必须先签订协议后提供，原告无奈于2012年11月5日分别与被告签订了补偿200万元和100万元的补偿协议。直至今日被告未能提供补偿物品及证照，原告通过了解，被告2012年11月5日的补偿内容根本不存在，且被告的房屋独立存在于小区中间，不但影响原告的建设施工，还影响整个小区的形象。原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2012年11月5日签订的两份《拆迁补偿》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阮洪义在原审时辩称：原告称我方是在签订了第一份10月25日协议之后，利用两会期间胁迫对方签订的11月5日的另外两份协议，这与事实相违背，事实是10月25日被告在宽城区信访局副局长、住建局信访办处长以及蔡家村委会副书记三方主持之下，在宽城区政府大楼信访局会议室，就拆迁补偿条件进行协商，经政府当场协调，双方一次性达成赔377万元补偿费的合同，并签署了相应的补偿协议，这三份协议均没签署年月日，只签署了相应的补偿内容。当时对方的代理人张德元先生，也就是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大家，说这个得经过公司的法人回去签字盖章才能生效，因此就把签完了补偿内容的三份合同全部拿回原告公司，在一个月之后，由原告公司代表将签好日期的三份合同，交由蔡家村委会副书记杨惠转交给被告，而转交的三份协议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日期，一个是10月25日协调那天的日期，另外两份就签署了11月5日，这就造成一个假象：就是三份合同在两次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签的，实际上这个是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签的，不是分两次，如果法院调取的话，他们会实事求是提供这方面证明。第二，原告讲是胁迫对方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签署了协议，这也与事实相违背。被告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其诉讼对方是长春市比较有名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实力上、社会影响力上、财力上，都是弱势，对方是强势。原告讲乘人之危的理由更不对，原告指的危在两会，这个本身的立场就有问题，何况被告并没有任何向北京反映情况的行为，而恰恰是原告签署了赔偿协议之后，又违反双方达成的共同协议，拖着不交，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失，恳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我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阮洪义、胥桂英在原审时反诉称：阮洪义、胥桂英依据其持有的“长宽集建（籍）字第23-1-4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长规（宽）自第037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国家颁发的相关证件，在其合法持有的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蔡家村内的936.4平方米土地上建有住房及理发店、干洗店、小超市等，2010年12月23日早，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在违反国家有关拆迁规定，没有发给被拆迁人《拆迁通知》等相关文件，没有与被拆迁人签订相关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不顾阮洪义、胥桂英夫妇拿出发给的相关证照文件、再三说明其所有的房屋不属于违章建筑的情况下，违法强行将阮洪义、胥桂英合法持有的大部分房屋拆毁。致使阮洪义、胥桂英夫妇除了拿出国家机关颁发的房地产证件以外，其他全部财产被拆迁的推土机埋入废墟中，造成财产损失600余万元。后经阮洪义、胥桂英夫妇多次上访，由长春市宽城区政府、兰家镇蔡家村村委会等单位出面协调，阮洪义作出重大让步，与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2年10月25日在宽城区政府办公楼内就拆迁补偿金额问题达成由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补偿3774000元的共识，并当场签订了三份《补偿协议》。补偿金额分别为770042元；2000000元和1000000元。由阮洪义和第三人杨惠当场签字。一个月后，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三份协议书签字盖章后由杨惠转交给阮洪义。按协议约定拆迁补偿款分两次给付，第一次至2012年11月4日给付1774000元，第二次至2013年4月1日前给付2000000元，但时至今日，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始终没有如约履行《拆迁补偿协议》，故依法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反诉被告履行《拆迁补偿协议》，给付拆迁补偿费3774000元，并支付同期相应银行利息；2、诉讼费（含律师代理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反诉在原审时辩称：对于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第一项，答辩人同意支付2012年10月25日双方签订的补偿金额770042元。另两份协议（2012年11月5日）所涉及的300万元，答辩人认为是在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所涉及的补偿内容是附条件的，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不合情理。协议签订的背景都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被答辩人上访，在政府面前提出不切实际、漫天要价、当时又拿不出客观证据的情况下达成的；按照常理，被答辩人如果真有价值巨大的收藏品（毛主席纪念章、1953年钱币），被答辩人不可能将其存放在浮房内，而不放在住房内，且政府拆迁公告已公布一年多，绝大多数居民已签订完协议，领到补偿款并搬走，此点被答辩人不可能不知道；有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是在该区域房屋被拆迁两年后还在办理洗衣店、食杂店的营业执照，显然不切实际；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列举的补偿内容物品清单，在被答辩人拿不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为了不将事态扩大，在质疑声中与被答辩人签订了另两份补偿协议，并附加了“由被答辩人对物品清单真伪负全责”的条款内容。反诉状中事实理由部分，存在根本性错误。反诉状称“2010年12月23日早，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在违反国家有关拆迁规定，将反诉人大部分房屋拆毁，反诉人夫妇除了拿出国家机关颁发的房地产证件以外，其他全部财产被拆迁的推土机埋入废墟中，造成财产损失六百余万元。”事实是，在包括反诉人在内的区域拆除，是政府行政执法局为代表的政府联合执法，由永兴拆迁公司对该地块进行的整理拆除，而且时间是2012年初，不是被答辩人所述的“2010年12月23日早”。答辩人作为开发企业无权拆除更谈不上强拆。按照常理，贵重物品应放在正房，不能放在附房或仓房，被答辩人称在政府组织的强拆过程中，只拿出了房照，其他东西没拿出来就更不符合常理了。证照是国家发放的，即使丢了也可以补发，价值300万元的藏品不去拿，这对于一个自称酷爱收藏价值巨大的被答辩人来说，不可思议；对于本案来说，由于答辩人强拆时未在现场，是谁将被答辩人的价值巨大的收藏品偷走或捡走，需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最后确定，否则，被答辩人在举不出确切证据证明贵重的纪念品、收藏品当时就在被强拆的屋室内，又不是答辩人拆除造成的，那么所附条件就不成就，反诉人主张的200万元、100万元补偿协议就得不到法院支持。
杨惠在原审时述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蔡家村通过排查得知，阮洪义要在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进京上访，蔡家村委会及时向镇党委领导进行了汇报，镇党委将此情况向区委、区政府领导进行了汇报，区政府领导对此事进行了批示，由市容局相关领导牵头，信访局配合，协调开发商与信访户尽快达成一致息访。区信访局按照区领导的批示，及时协调了区住建局、兰家镇、蔡家村、开发单位的相关领导多次到阮洪义家里做思想工作，稳定情绪。经过多次协商，阮洪义由原来的600万元补偿款逐步降到500万元，最终，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稳定大局角度出发，与阮洪义以377万元（77万元经过评估）补偿金额达成一次性补偿协议，并在区信访局会议室签订了77万元、100万元、200万元三份补偿协议。阮洪义在协议上签了字，并要求区信访局、住建局、村委会盖章签字。经综合考虑，由村副书记杨惠代表村委会在协议上签字，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德元将协议带回公司签字盖章后，信访局通知我到富贵大酒店取回协议书，转交给阮洪义，我是代表基层组织，也是受区政府的委托，不是我个人的行为。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25日，原，被告经长春市宽城区住建局、信访局、兰家镇蔡家村委会协调，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书三份，第三人杨惠代表兰家镇蔡家村委会在协议上签字。其中第一份为“补偿金额770042元整，合同签订10日内付款”；第二份“补偿金额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补偿日期：本款应在蔡家地块全部拆迁补偿结束后再补偿。1953年版人民币珍藏品，面值10元，20张，每张10万元，共计2000000元。阮洪义应配合蔡家地块大面积拆迁完毕（约2013年4月1日前补偿给阮洪义）。没有补偿前不动阮洪义的房子。阮洪义对以上提供的补偿物品的真伪负全责。”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5日。第三份“补偿金额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补偿日期：合同签订10日内付款。1、毛主席纪念章2万元；2、洗衣店15万元；3、发廊10万元；4、超市10万元；5、1953年版人民币珍藏品63万元整，绿色桥洞，共计40张（面值3元）。乙方（阮洪义）对以上提供的清单真伪负全责。”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5日。协议签订后，原告未按约定履行第一份协议，而是在诉讼期间，于2014年1月29日、2014年2月7日分别通过银行转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政府信访局30万元，50万元。审理中，原告同意履行第一份协议。对于第二份、第三份协议，审理中，原告主张该协议中“阮洪义对以上提供的补偿物品的真伪负全责”的真实意思就是要求被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中的洗衣店、发廊、超市，被告阮洪义虽提供了超市（食杂店）、洗衣店的营业执照，但该两份营业执照分别为2012年4月及2013年10月取得，均在房屋拆迁后，对于发廊和毛主席纪念章，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于钱币，被告阮洪义虽提供证人王亚玲、方成海、杨宝玉出庭作证，但三位证人均证实在2009年之前确实见过被告收藏的钱币，2009年以后并未见过。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经宽城区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份协议均有效。现双方对“补偿金额770042元”的协议没有异议，且原告已将相应款项提存宽城区信访局，对反诉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补偿金额为200万元、100万元的二份协议，原告虽提出系在被告乘人之危情况下签订，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主张但未能提出相应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被告提出该两份协议系附条件履行的协议的辩解，本院认为，以上两份协议系在阮洪义提出补偿物品已在强迁中毁损灭失的情况下签订，反诉被告当时明确同意补偿300万元，并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因此，协议中“阮洪义对补偿物品的真伪负全责”的意思应理解为阮洪义对补偿物品的不存在或虚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非阮洪义只有证实补偿物品存在，该协议才能履行，现反诉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补偿物品不存在或虚假，反诉被告该节辩解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其应按约定承担付款义务。反诉原告主张继续履行该两份协议的请求，应予支持，同时，反诉被告未按约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对于反诉原告主张的利息请求，亦应予以支持。但反诉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原审法院2014年8月13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反诉被告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反诉原告阮洪义、胥桂英拆迁补偿款377.4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200万元自2013年4月2日始至给付时止，100万元自2012年11月15日始至给付时止，30万元自2012年11月5日始至2014年1月29日止，47.42万元自2012年11月5日始至2014年2月7日止）；二、驳回原告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阮洪义、胥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8350元由被告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1、撤销（2013）宽民初字第1922号判决，改判上诉人只给付被上诉人拆迁补偿款77.42万元，驳回被上诉人反诉请求中的300万元；2、上诉费及反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间2012年11月5日签订的金额为200万元、100万元的两份协议为有效协议是错误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而保护被上诉人阮洪义的反诉请求更是错误的。一、2010年8月政府就上诉人开发建设的“金都小镇”住宅项目已发出拆迁公告，被上诉人阮洪义如果真的持有价值几百万元的1953年版人民币珍藏品及毛主席纪念章不可能放在即将被拆迁的房屋中。二、阮洪义被拆迁的房屋是政府行政执法局代表政府联合执法并会同拆迁公司进行的，且拆除的是无照房屋，有照房屋并未拆除，按规定上诉人开发公司并未参与。被上诉人称“全部财产被拆迁的推土机埋入废墟中”不客观、不真实。因为谁也不可能将价值昂贵的钱币、纪念品放在没有证照的仓房中，这对于自称为酷爱收藏的阮洪义来说是不可信的。三、庭审中几位证人证实以前见过阮洪义的1953年版钱币，2009年后没有与阮洪义联系过，房屋拆迁时也没有在现场，更没有亲眼见到钱币等被埋。四、上诉人在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与被上诉人阮洪义两年后签订协议时，对阮洪义补偿的上述物品始终是持有异议的，因此在协议中特别附条件强调“阮洪义对补偿物品的真伪负全责”。这就意味着阮洪义对此起案件中被补偿物品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现反诉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补偿物品不存在或虚假，反诉被告该节辩解不成立”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而应由被上诉人对补偿物品存在或被埋在废墟中进行举证，也符合补偿协议“对真伪负全责的本意”。至于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合同双方当事人。五、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2年11月5日两份补偿协议中所述的补偿物品是否真实存在，被上诉人阮洪义无论在合同签订时，还是在庭审调查中根本拿不出充分证据，已构成民事欺诈。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的合同。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而一审法院认定两份补偿协议为有效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阮洪义、胥桂英二审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杨惠二审陈述：要求维持原判，三份补偿协议是在宽城区政府的主持下签订的，希望上诉人按协议履行。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封钰淋出庭作证，主要内容为：封钰淋承租被上诉人的房屋，在2010年9月份，被上诉人拿出10元灰色纸币和3元绿色纸币各一沓给封钰淋看，2010年12月23日涉案房屋被强拆时封钰淋在现场，看到被上诉人老两口被拖出房屋，什么东西也没带出来。上诉人对封钰淋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证人和被上诉人自称关系密切，且对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怨恨，因此其证言可信程度大大降低；2、证人自称2010年9月份与被上诉人下棋的时候看过两种钱币与常理不符；3、2010年9月份下棋，12月份强拆房屋，如果真有珍贵的钱币存在，谁也不可能将钱币放在即将被拆迁的房屋中；4、证人本身也是被拆迁人，其对拆迁人（拆迁公司）根本不了解，而强加到上诉人头上。被上诉人认为证人封钰淋说的都是事实。原审第三人杨惠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表示不清楚证人所述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阮洪义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5日和2012年11月5日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在被上诉人的部分房屋被强行拆除之后达成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5日的两份拆迁协议明确载明上诉人应补偿给被上诉人的房屋及物品，包括珍藏版人民币及洗衣店、超市、发廊等，总价值为300万元，上诉人签署此协议即已视为其认可就以上房屋及物品进行补偿，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补偿协议中所记载的房屋及物品，并且不能证明真伪，故不同意履行上述两份协议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长春市胜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艳
代理审判员 白雪成
代理审判员 张新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