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27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法定代表人：于龙，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叔华，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灼,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广州市得农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毕文联，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颖，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耀荣，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之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得农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民二初字第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植之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5）穗南法民二初字第65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植之元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得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逾期未履行的原因系上诉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驳回上诉人原审请求，并支持被上诉人反诉请求不妥。法院应当结合上诉人的当月进货量、商品市场价格暴跌，双方履行意愿，QQ通信其他内容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1.得农公司是江门得宝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从包括得农公司在内的子公司向植之元公司发出的文书均为统一格式，文书的事实和理由也高度一致可以看出得农公司是受母公司江门得宝集团有限公司严格控制，事实上，各下属子公司的采购、提货等均由集团统一安排，信息也已互通，植之元公司当月有通知江门得宝集团有限公司属下的其他公司提货，故可以提货的事实也该为得农公司所知。2.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内植之元公司进口大批量的玉米酒糟，该货物的国内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比《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的销售价格每吨下降700元，故植之元公司完全无囤货之必要。相反，得农公司倒是可基于市场利益，不愿意履行合同。3.得农公司在2015年5月19日的QQ对话中声称其仓库已没地方放了，没有提货意愿。在2015年6月，得农公司也未告知植之元公司仓库已填空可继续进货。且得农公司也从未向植之元公司提出提货要求。4.植之元公司的业务员（证人庞某、江某乙）有多次用电话向得农公司及其集团采购总监催促提货，两证人证言可证实。5.植之元公司业务员曾向得农公司一方声明有关逾期提货所产生的费用（主张每月按照万分之五）应由得农公司承担。而通过相关QQ通信记录可以反映得农公司对此不同意，由此可见，植之元公司确有向得农公司要求承担逾期提货的违约责任，这间接证明植之元公司有催促得农公司履行合同。
被上诉人植之元公司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植之元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植之元公司与得农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2.得农公司支付的合同定金85200元归植之元公司所有；3.得农公司向植之元公司赔偿损失335200元及支付利息（以3352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4.得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诉讼中，植之元公司明确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损失335200元由如下部分组成：1.价差损失232000元[（2130元-1550元）×400吨]：因得农公司不按约提货付款导致植之元公司于2015年11月参照市场价每吨1550元向案外人转售案涉货物；2.逾期付款利息150270.88元：以合同总价款852000元为本金，自逾期提货之日即2015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贷款基准利率4.53%计至起诉之日止，共计148日；3.滞港费88172.12元
被上诉人得农公司向原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植之元公司与得农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2.植之元公司向得农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70400元；3.植之元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9日，植之元公司与得农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约定得农公司向植之元公司购买玉米酒糟粕400吨；以码头过磅重量为准，实际交货数量及金额允许植之元公司选择10%的增减；每吨单价含税2130元，总金额为852000元；交货地点为黄埔或南沙集装箱自提；交提期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具体交货日期及数量由植之元公司决定并应提前一日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通知得农公司，得农公司自植之元公司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必须提完，否则须承担由此产生的滞港费（400元/柜/天）等费用；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合同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得农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10%作为定金，定金在最后一笔货款中冲抵；若货物自清关放行后超过15日得农公司仍未付清货款，则须按国内银行借贷利率计付资金占用费用；任一方未按约履行合同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按合同总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守约方有权选择要求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买方违约的，已付定金及保证金不予退还，定金及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违约金或者实际损失的，卖方有权另行追偿。合同签订后，得农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定金85200元。其后，得农公司没有向植之元公司提货，亦没有支付货款。
2015年7月2日，得农公司向植之元公司发送《公函》，主张植之元公司未履行案涉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故得农公司通知解除合同、要求植之元公司退回定金。2015年10月31日，植之元公司向得农公司发送《合同履行催促函》，主张得农公司经多次催促仍未依约提货，其务必于2015年11月7日前完成案涉合同项下的提货并支付货款，否则植之元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没收定金，并要求得农公司承担违约金及赔偿损失。2015年11月3日，得农公司向植之元公司发送《违约通知并合同解除重申函》。次日，植之元公司再次发函给得农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得农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原审另查明，原审诉讼中，双方对植之元公司在交易期间是否曾通知得农公司取货存有争议。得农公司主张双方交易惯例为书面商函通知提货，其提交了双方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的《进口高粱代理合同》、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日期为2015年4月8日、同年4月24日的《商函》拟予证明。两份约定的交易标的物为美国进口2号红高粱，《进口高粱代理合同》装运船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美湾港口装出，目的港为黄埔港或麻涌港；《购销合同》最后提货日期是2月2日。《商函》显示植之元公司通知“客户”船期为2015年2月至3月的合同项下美国2号红高粱的大船已到港清关，须及时提货。
植之元公司则主张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玉米酒糟粕的性质及港口费用与高粱不同，不适宜书函方式通知提货，故采取QQ方式通知提货。就该主张，植之元公司提交了经公证的QQ聊天记录及证人庞某、江某乙的证言。植之元公司主张其员工江某乙使用号码为531860544、昵称“笑看风云”的QQ（以下简称Q1），得农公司负责洽谈业务的员工使用号码为954323781的QQ（以下简称Q2）。QQ聊天记录显示：Q2在Q1备注名称为“广州得农采购”，Q1与Q2于案涉交易发生前已互为QQ好友；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2月3日期间的记录可见Q1曾于2015年1月4日、2015年1月8日及2015年1月9日询问Q2是否需要安排玉米酒糟粕送货，Q2有应答，双方就玉米酒糟粕进行对账；2015年2月3日至2015年3月18日期间的记录可见Q1曾于2015年3月18日询问Q2是否需要安排玉米酒糟粕送货、催收前期合同的欠款及案涉合同定金，Q2有应答；2015年3月18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的记录可见Q1曾于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25日询问Q2是否需要安排玉米酒糟粕送货，Q2有应答，亦曾主动询问能否提货；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6月11日期间的记录可见Q2曾主动询问能否提货并提出部分玉米酒糟粕不合格，Q1有应答，双方就质量问题及违约条款进行过协商，其中Q2曾于2015年5月19日称“小江，这边集装箱DDGS，明天先别来，后来再来吧，我们仓库没地方放了。”原审庭审中，得农公司否认曾使用Q2与对方进行磋商及交易。
证人庞某出庭述称：植之元公司与得农公司存有高粱、玉米酒糟粕等货物的交易，其系植之元公司谷物运营部销售员，负责与得农公司等客户的交易沟通；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植之元公司通过QQ或电话方式通知得农公司提货，但得农公司未提货；得农公司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后，其大概于2015年7月20日联系得农公司人员倪某协商；玉米酒糟粕是玉米副产品，我国在2014年限制美国进口玉米，故该期间市场价较高，2015年限制解除，市场价开始下降，2015年年初价格约2400元，2015年6月约1600元，2015年11月约1500元；高粱与玉米酒糟粕为不同货物，装运方式不同，高粱是大船散装、数量大且确定，一船有五万吨，港口费用可以减免，故允许到货后逐一书面通知不同客户提货，而玉米酒糟粕一般采用集装箱运输、数量相对较少，具体放行时间不确定，港口费用较高，在报关放行后要马上通知客户取货，故未采用书面通知，而采取较为灵活的QQ或电话方式通知并要求客户马上回复。江某乙出庭作证述称：其系植之元公司员工，负责玉米酒糟粕、高粱等货物提货、交货的对接；玉米酒糟粕到货后其主要通过QQ方式通知得农公司，得农公司的付款凭证、对账单、提货委托书等也均以QQ方式发送；双方沟通过程中其使用Q1、得农公司人员使用Q2。江某乙关于高粱与玉米酒糟粕装运方式及通知提货方式差异的主张与庞某的陈述一致。
植之元公司提供的双方于2014年12月19日、同年12月26日、同年12月29日签订的玉米酒糟粕《产品销售合同》5份（合同编号分别为GKGB141225、GKGB141226、GKGB141227、GKGB141244、GKGB141245），除GKGB141244号合同约定交易数量为40吨外，其与合同均约定为300吨，交提货期限分别为2015年3月1日至3月31日、2015年4月1日前、2015年5月1日至5月31日、2015年4月30日前、2015年4月30日前。植之元公司于某向原审法院提交《补充意见》，主张2015年3月、4月、5月的QQ对话分别对应当月履行的合同。因得农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在中声称仓库已满、没有提货意愿，故双方以电话方式沟通，植之元公司QQ告知得农公司应负担逾期提货产生的费用，得农公司不同意植之元公司该要求，遂发送合同截图主张应按银行利息计算。植之元公司认为其告知得农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亦是催促履行合同的方式。得农公司称上述合同项下货物提货植之元公司以电话方式通知。就该主张，得农公司未提交证据。
原审再查明，2015年11月24日，植之元公司与南宁市菲赛迪农牧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600吨，每吨单价1560元，交提期间为2015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30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2日及2015年12月11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货款780000元及420550元。2015年11月26日，植之元公司与广东顺德广顺饲料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1000吨，每吨单价1550元，交提期间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15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14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货款775000元，2016年1月4日，该公司向广州东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757795元。植之元公司主张该757795元亦属其与广东顺德广顺饲料有限公司合同项下的货款。2015年11月27日，植之元公司与北海市德峰饲料厂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600吨，每吨单价1560元，交提期间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10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2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货款936000元。2015年11月27日，植之元公司与海南华星饲料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600吨，每吨单价1560元，交提期限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10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10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960000元。植之元公司主张当时玉米酒糟粕市场单价约为每吨1550元，并提交了经公证的中国汇易网“2015年中国广东进口DDGS现货价格走势”的网页拟予证明。该价格走势图反映2015年1月5日至12月5日期间玉米酒糟粕的现货价格情况，其中2015年1月5日约2500元/吨，2015年4月5日约2220元/吨，2015年5月5日约2100元/吨，2015年11月5日、12月5日约1550元/吨。
为证明案涉货物的到货时间及数量，植之元公司还提交了其与广州市侨益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益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及《2015植之元玉米酒糟粕到货表》。《代理协议》显示植之元公司曾委托侨益公司办理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包括玉米酒糟粕在内的进口货物的码头作业、报关报检等工作。《2015植之元玉米酒糟粕到货表》由侨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载明2015年期间植之元公司进口玉米酒糟粕的数量、目的港、预计到港时间、商检申报日期、海关申报及放行日期等。植之元公司称该数量货物约一半由其自用，另一半销售给得农公司等客户。
植之元公司主张案涉合同约定滞港费按每日每柜400元计收，每柜货物约重25吨，自逾期提货之日起计某之元公司起诉之日止为947200元，其提供了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港口作业长期合同》，拟证明滞港费已实际发生。本案中，植之元公司明确按88172.12元主张滞港费。
原审又查明：原审法院受理植之元公司起诉得农公司、广州市得农饲料有限公司、江门市得宝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台山市得宝饲料有限公司等11宗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所涉《产品销售合同》均约定植之元公司向各案被告销售玉米酒糟粕，合计数量为2670.13吨，交提期间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上述案件植之元公司均主张各被告逾期未提货构成违约，其于2015年11月向前述案外人转售所涉货物，故要求各被告承担赔偿差价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审诉讼中，植之元公司还主张各被告为关联公司，得农公司对植之元公司当月进口玉米酒糟粕的数量理应知晓，其有意违约拒不履行合同。得农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以上事实，植之元公司、得农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原审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因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现该案争议焦点为：合同解除的责任承担及损失的确定。
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交货日期、交换数量及通知提货方式均由植之元公司自行决定。得农公司主张双方存有书面商函通知提货的交易习惯，但其就该主张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交易的标的物为高粱，与该案交易的玉米酒糟粕属于不同品种。原审庭审中，植之元公司已对高粱及玉米酒糟粕的装运方式、运货数量、通知提货方式的差别及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并就双方以QQ方式沟通玉米酒糟粕提货事宜提交了初步证据，QQ聊天记录包含双方已履行的部分内容。得农公司对此否认，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植之元公司就已履行的部分曾以商函或电话方式通知提货。原审法院对得农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从QQ聊天记录内容来看，植之元公司自2015年4月8日起未再主动通知得农公司提货，得农公司要求暂停提货的信息发送时间在2015年5月，不能反映与案涉合同有关。双方于2015年6月就违约条款的协商亦不能推导出植之元公司曾就案涉合同通知提货的结论。植之元公司关于有实际通知提货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原审法院难以采信，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植之元公司要求没收定金、得农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系植之元公司没有履行通知义务，依据合同的约定其应就违约行为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原审法院对得农公司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得农饲料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9日签订的编号为GKGB150336的《产品销售合同》；
二、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广州市得农饲料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7040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848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本诉诉讼费合计5368元，反诉受理费1854元，由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涉案《产品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植之元公司是否履行提货通知义务。首先，得农公司与江门得宝集团有限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分属独立法人主体，植之元公司以各子公司之间消息互通、由集团统一安排采购为由，主张得农公司知道提货信息，缺乏依据。其次,植之元公司认为其通过QQ聊天及直接协商方式完成该项义务，但是，涉案合同约定履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但在QQ聊天记录中未见当月通知提货的信息。植之元公司认为2015年5月19日的QQ对话能够证明系通知涉案合同项下提货，但双方存在数份合同，植之元公司5月份的通知不能显示是通知哪一份合同提货，且通知提货时间早于履行期间也与常理不符。植之元公司还认为2015年6月11日其业务员曾向得农公司声明逾期提货所产生的费用由得农公司承担的意思表示能够说明其已向得农公司发出过提货通知，但该声明仅能说明得农公司与植之元公司对逾期提货费用存在争议，并不能以此认为植之元公司已经通知得农公司提货。因此，植之元公司认为其已履行通知提货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08元，由上诉人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琦
审判员 刘 欢
审判员 石 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亚兴
林煜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