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谷城民二初字第00229号
原告柳某。
委托代理人陈剑、何樊，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谷城县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谷城县城关镇银城大道34号。
法定代表人王仁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燕，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罗春海，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襄阳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奔泰阳光城11楼。
法定代表人张义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华军，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陶安定，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艾某。
原告柳某与被告谷城县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新合作公司）、被告襄阳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新合作公司）、被告艾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26日作出初审判决后，谷城新合作公司、襄阳新合作公司不服判决，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413号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15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0日、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襄阳新合作公司于2015年8月7日向本院申请艾某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被获准后，本院依法通知艾某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原告柳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剑、何樊，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燕、罗春海，被告襄阳新合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华军、陶安定，被告艾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柳某诉称，2012年9月5日，柳某与谷城新合作公司签订《蔬菜供应协议》约定，由柳某向谷城县新合作公司供应蔬菜，并以现金方式结算。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谷城新合作公司违反约定，长期拖欠柳某货款达642810元。柳某多次向谷城新合作公司和襄阳新合作公司催收此款未果，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谷城新合作公司偿还所欠货款642810元及利息，并由襄阳新合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及实际支出费均由被告承担。
原告柳某为证明所陈述的事实及支持其主张，举出如下证据：
1、2012年9月5日，柳某与谷城新合作公司签订的《协议》。
2、2013年3月15日，艾某签名的欠条一张。
3、柳某的身份证明。
4、襄阳中院二审的庭审笔录，证明艾某在二审时作为证人出庭证实确实欠柳某菜款；艾某是超市职工，其行为属职务行为；谷城新合作公司应与襄阳新合作承担连带责任。
5、谷城新合作公司与襄阳新合作公司的企业信息。
经质证，谷城新合作公司、襄阳新合作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艾某表示不知道协议内容。对证据2，谷城新合作公司认为欠条的内容不是艾某书写；送货单的存根在柳某处，欠条是柳某自己书写的。襄阳新合作公司认为欠条不属实，除了艾某签名外，其他内容都是柳某自己书写；且欠条不能证明欠款的截止时间，襄阳新合作公司没有授权艾某可以对外结算货款；4月15日至4月30日的送货单没有艾某签名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因货送到公司后要出具验货单。艾某认为其从未给任何人在欠条上签署过自己的姓名；2013年3月15日欠条上的金额与2013年3月15日送货单的金额不一致；总金额642810元不能作为证据，因为其中包括581937元；对2013年5月8日送货单上载明的金额有异议，核实后与验收金额不一致。对证据4，谷城新合作公司认为庭审笔录属复印件，形式上不严格，不予认可，此案已经发还就应该重新认定。襄阳新合作公司认为笔录上的签名是公司的代理人所签，但这不构成承担责任的依据；每一个门店都有自己的营业执照，艾某是超市的员工，欠条的形成法庭没有查清。艾某认为庭审笔录上面的记载是其在开庭时的陈述。对证据5，谷城新合作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襄阳新合作系各自独立的法人。襄阳新合作公司认为持股属实，但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艾某表示不清楚。对证据3，三被告均无异议。
经本院审核原告提供的5组证据，因证据5系谷城新合作公司、襄阳新合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属档案资料；证据3系柳某的身份信息，均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至于证据1、证据2及证据4，三被告均提出不同的异议，待本院就该案数个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个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再确认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
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辩称，柳某诉请不明，642810元货款是襄阳新合作公司所欠，还是谷城新合作公司所欠；襄阳新合作公司未和柳某签订买卖协议，谷城新合作公司并未拖欠货款。
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为证明所陈述的事实及支持其主张，举出如下证据：
1、入库验收单，证明柳某送货后由被告公司进行验收；
2、柳某及其丈夫李军领取单据的记录，证明2012年8月至2013年5月，柳某送了多少货，公司付了多少钱，公司是见单付款。
经质证，原告柳某认为证据1是其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证据2的领款记录有柳某、李军签名，柳某予以认可。
经本院审核上列两组证据，因证据2，原告柳某已自认，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至于证据1，因原告不认可，待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以及其它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后，再确认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
襄阳新合作公司辩称，柳某诉请不明，谷城新合作公司与襄阳新合作公司谁欠货款、欠多少货款不明确；二个公司之间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艾某辩称，未向任何人出具过带有本人签名的欠条；对柳某的货款已结清，其不欠柳某的钱。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5日，时任谷城新合作公司员工的李良保（现已离职）代表“襄阳新合作超市有限分公司谷城店”（甲方）与柳某（乙方）就蔬菜的供应签订《协议》一份。双方主要约定：在谷城市场内，甲方原则上只接收乙方柳某供应的蔬菜，不接收第三方供应的蔬菜；甲方以现金方式向乙方结算货款；乙方保证满足甲方计划单上所需的品种和数量，并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及地点提交验收；该协议有效期自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双方同时还就菜品价格、交货方式、违约责任和菜品质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在柳某依约向谷城新合作公司供应相应菜品期间，一直是由艾某负责对柳某提供的菜品进行验收、结算、付款。其间，艾某与柳某口头商议以每15天为一个结算日，待其在襄阳新合作公司领取现金后再向柳某付款。2013年3月15日，柳某将截至到2013年2月28日前尚未得于受偿的菜品款清理汇总后，代书一份欠条记载：“今欠到柳平（柳某）青菜款581937元”。当日，艾某在该欠条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后并标注了日期。之后，柳某在向谷城新合作公司继续供应菜品期间，其与艾某仍沿用前述约定的方式进行供货、结算、收（付）款。
依据柳某提供的2013年3月1日至5月8日送（销）货单记载，其向谷城新合作公司提供了总计价值978316元的菜品，艾某经手分数笔累计向其支付价款787443元，尚欠其190873元未付。加上自发生菜品买卖业务始至2013年2月28日止欠付的451937元，其未能收回的菜品款合计642810元。其中：编号为9314681的送（销）货单记载：2013年3月1日至3月15日送货169007元，加上之前尚欠的451937元，减掉已付款230000元后，下欠390944元；编号为9314682的送（销）货单记载：2013年3月16日至3月31日送货219432元，减掉已付款68000元，加上前次尚欠的390944元，下欠542376元；编号为9314683的送（销）货单记载：2013年4月1日至4月15日送货238212元，减掉已付款248000元，加上前次尚欠的542376元，下欠532588元；编号为9314684的送（销）货单记载：2013年4月16日至4月30日送货237100元，减掉已付款241443元，加上前次尚欠的532588元，下欠528245元；编号为9314686的送（销）货单记载：2013年5月1日至8日送货114565元，加上前次尚欠的528245元，共下欠642810元。前述的送（销）货单中除编号为9314684号货单无艾某签名外，其余的货单均存有艾某签名。另外，在部分货单中，艾某还批注“以核实为准”的字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原告柳某与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就发生在2013年3月1日至5月8日期间的菜品买卖数量及金额多次进行核实，柳某、谷城新合作公司分别派出其财务人员姚连华、龚晓敏参与对账。至2015年10月29日双方对账结束时制作的《2013年3月1日至5月8日门店核对明细表》记载：1、谷城新合作验收金额900977.31元；2、柳某发货金额951083元；3、新合作多65369.80元；4、柳某多114255.94元。就3项、4项即“新合作多”、“柳某多”的内容双方财务人员给出不同的解释。新合作一方认为：第3项“新合作多”的金额，系柳某无相关凭证佐证的部分，因新合作公司账面有反映，故将该项金额一并计入在第1项“新合作验收总额之内”。柳某派出的财务人员却认为：虽然《明细表》中的第1项是新合作验收金额，但决不是柳某供货的全部；第2项的金额951083元，因柳某有送货单佐证，应当认定是其供货的实际价款；第3项“新合作多”的65369.80元，虽然柳某无相关凭证佐证，但在新合作公司财务挂账中有反映；第4项“柳某多”的114255.94元虽然包括在2项“柳某发货金额”之内，如果此项金额不被新合作公司认可，那么第2项、及第3项金额相加后的总额才是柳某发货的全部。因原、被告各自参与的相关财务人员仅承认自己提供的凭证及记载的价款金额为真，对于相对方提供的货款凭证及记载的价款存有异议，但均未提出反驳证据。双方也未能就具体的结算金额达成一致。柳某自认从2013年3月15日至5月8日，艾某仅向其支付部分货款686000元，尚欠部分货款未付；谷城新合作公司则认为前述的应付款900977.31元在交由艾某后，已由艾某向柳某支付完毕。
另查明，审理过程中，对柳某举证的记载内容为“今欠到柳平青菜款581937元”的欠条，襄阳新合作公司及艾某均对该欠条上“艾某”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2014年6月5日，柳某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欠条及欠条中署名“艾某”及落款“日期”的笔迹进行鉴定，其向鉴定部门交纳鉴定费1000元。2014年6月29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鄂三真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w00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2013.3.15号”、落款为“艾某”的《欠条》上“艾某”签名笔迹是同一人所写。
再查明，襄阳新合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日，注册资本4000万元，前任法定代表人为王仁刚，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张义鹏，经营范围为超市管理服务。2010年11月10日，襄阳新合作公司出资1200万元、湖北谷城联胜供销商贸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谷城县齐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400万元，共同成立谷城新合作公司，由王仁刚任法定代表人。谷城新合作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日用杂品、果品、蔬菜等项的销售；人、财、物等均由襄阳新合作公司统一管理；其日常营业收入对外支付应付账款均是按照襄阳新合作公司的指令办理。襄阳新合作公司自2009年开始筹建谷城新合作公司时即聘用艾某为公司员工，并授权其负责超市菜品的采购业务及结算。至本案诉讼时，艾某区分不清其经手领取的对外应付款是谷城新合作公司提供的还是襄阳新合作公司提供的。
2013年5月8日，艾某从被告处离职后，原告柳某持该货单多次寻求谷城新合作公司和襄阳新合作公司支付货款642810元未果后，故其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柳某与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签订的蔬菜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交付相应菜品后，其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相应对价。合同履行后，在艾某代表谷城新合作公司接收原告供货期间，其与原告商计：每半个月为一个结算日；待其从公司领款后，再向原告支付。该口头约定的内容，应当一并成为之前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和第63条第2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和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艾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尚欠原告的菜品款应由其公司负责清偿。
就本案而论，原告提起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请求法院审理和判决特定的实体主张，即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买卖合同价款的给付义务。由于该请求是由原告具体确定的，也体现出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一旦该实体（法）主张的请求被法院判决后，则将适用“一事不二讼原则”。原告起诉被告支付其菜品款，由两个部分或是两个阶段共同组成。第一个阶段是自2012年9月5日起至2013年2月28日止的价款请求权；第二个阶段是从2013年3月1日起至5月8日止的价款请求权。就第一个阶段而论，原告将这一时段内未能得于清偿的581937元菜品款自书一份欠条交由艾某后，艾某在该欠条上签名并标注期日。单就欠条本身而论，符合在买卖合同最终结算时当事人通常只看重欠条记载的交易主体身份以及金额是否真实、准确等基本要素而忽略交付、结算的过程以及买卖次数是否在欠条中写明的交易习惯。虽然艾某及襄阳新合作公司否认欠条上的署名及标注的日期非其所为，但有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4）文鉴字第w0065号鉴定意见书佐证。因该鉴定程序合法，该鉴定书有委托人名称及委托鉴定的内容、委托鉴定的材料、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鉴定过程的说明、明确的鉴定结论、对鉴定人及鉴定机构鉴定资格的说明，故该鉴定书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根据艾某出具的欠条及鉴定结论，可以确认这一时段内尚欠原告的菜品款为581937元。虽然襄阳新合作公司、艾某对欠条有异议，因理由不足，不予支持。2013年3月15日，原告寻求艾某在欠条上签字后，时逢出具欠条后的第一个买卖结算期日（2013年3月1日至15日，半个月）到来，原告汇同艾某对这一时段内菜品买卖的结算，均清晰记载于（9314681号）送货单中。其中，柳某自认上（次）欠451937元。虽然单就货单上简单的文字批注，原告似乎没有说明“上次”具体为那一次，但是根据连续交易的过程可以判断出本次承继的就是出具欠条的那一次，即为原告专指的“上次”。在送货单中，原告虽然没有记载上次价款581937元是因如何变化而减少，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确定第一阶段的价款经部分受偿后，被告仍欠原告柳某价款451937元。就第二阶段而论，原告柳某陈述在2013年3月1日至5月8日，其向谷城新合作公司提供的菜品总额为978316元，艾某经手累计付款787443元，尚欠其190873元未付。该买卖价款的确定，缘于其与艾某在买卖过程中保存的5份送货单佐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原理，当事人站在自己诉讼立场，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叙述，一般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独立证据，必须有其他证据进行补充或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在5份送货单中，除（9314684）号货单无艾某签字外，其余的送货单艾某均已签字，同时还部分批注“已核实为准”的字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柳某、谷城新合作公司分别派出财务人员对该时段内的销售往来进行对账，至2015年10月29日对账结束时，双方的财务人员均无法检查对方账簿记录的正确性、完整性和连续性，也未能通过现有凭证全面反映每一笔买卖业务的来龙去脉。原告一方的财务人员已接受对账确认原告在此期间发货金额为951083元之结果。根据本案案情及对账结算的客观状况，因原告债权金额减少，则另一方所负的债务金额也应一并减少，使之符合“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依据案件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后，可以确定第二阶段期间原告柳某未能受偿的价款为163640元。虽然原告柳某在2014年4月10日起诉时以及本案在之后被发回重审时，原告先后两次自认谷城新合作公司和襄阳新合作公司欠其货款642810元未付，但是本院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为依据支持其价款615577元（978316元-951083元=27233元；642810元-27233元=615577元）。
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辩称的应当支付原告的货款已经通过艾某向其支付完毕，其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根据已查证的事实，即使谷城新合作公司此言为真，也仅仅只是证明资金款项流向，而不能证明艾某受领款项后最终全部转付于原告。当原告仅认可收到部分买卖价款后，谷城新合作公司仍应对原告尚未得于受偿的价款承担清偿责任。在买卖关系存续期间，襄阳新合作公司虽然未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但是谷城新合作公司的人员、财物均由襄阳新合作公司控制，经办人员艾某由其公司选任，各公司间随意转移、处置财产，造成关联企业的人格混同，且其无视谷城新合作公司独立人格、滥用权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应当由襄阳新合作公司对谷城新合作公司尚欠原告的价款承担连带责任。因被告非正当的行使权利，导致原告举证的债权凭证必须通过笔迹鉴定，由此支付的鉴定费用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之责。因被告对待给付义务不足，原告主张被告谷城新合作公司、襄阳新合作公司承担其逾期付款的利息，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价款付清之日止。被告艾某辩称其已向原告柳某付清全部货款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难于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谷城县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柳某货款615577元及与之利息（计息方法为：自2014年4月10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按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并赔偿原告损失1000元。被告襄阳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谷城县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襄阳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228元，由被告谷城县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被告襄阳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户名：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给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当事人签收本判决书后，视为已向当事人送达了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
审 判 长 陶华兰
审 判 员 谭明志
人民陪审员 徐成忠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程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