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晓，男，××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省××市××区××栋××，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赵登峰，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洗，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群玲，男，××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省××市××区××路××号，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曾超等，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益民润德矿业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芳园里小区**楼下（自行车库）*层106。组织机构代码：67506974-3。
法定代表人：张群玲，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庄坚锋，男，××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省××市××区××路××栋××，身份证号码：×××××××××××。
原审第三人：新余市君美来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良山镇白沙。组织机构代码：67798920-1。
法定代表人：章贵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苏丽华，女，××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省××市××区××路××栋××楼，身份证号码：×××××××××××。
上诉人胡晓因与被上诉人张群玲、原审第三人北京益民润德矿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新余市君美来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美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6月3日，益民公司取得江西省吉安县李家坊锰多金属矿普查权，探矿勘查许可证有效期自2009年6月3日至2012年6月3日。2009年8月3日，益民公司与君美来公司签订矿业权交易协议书，约定益民公司采取直接向国家管理部门申请交易部分采矿权，使君美来公司获得采矿权，或者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的探矿权转让条件成就之日一次性向君美来公司转让交易部分的探矿权并负责为君美来公司办理好采矿权转让登记，益民公司完成上述交易，君美来公司向其支付人民币800万元（以下货币币种均为人民币）；益民公司在使君美来公司获得采矿权时，尽力使交易部分被国家管理部门许可的开采范围包括所临近的高速公路100米以外-1000米以内部分，完成上述交易，君美来公司向益民公司另外支付400万元。2009年8月14日，张群玲与胡晓及君美来公司签订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君美来公司与益民公司之间签订矿业权交易协议，且君美来公司已经向益民公司支付交易费1800万元；张群玲作为君美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君美来公司享有的采矿权相关权益与胡晓开展项目合作；合作方式为以君美来公司享有的采矿权相关权益为基础，通过采矿权交易或者其他市场化方式，实现合作各方利益最大化；胡晓享有项目权益的51%，张群玲享有49%；为保证合作项目顺利进行，张群玲与胡晓一致同意在江西省吉安县设立项目公司运作该项目，双方出资比例为张群玲49%，胡晓51%，并据此享有项目公司相关权益、承担相关费用；对于张群玲已经支付的交易费1800万元，胡晓应承担51%即918万元；设立项目公司前期费用，估算为10万元，由张群玲与胡晓各自承担5万元；张群玲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之一，应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胡晓享有该项目公司51%的权益，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约定胡晓的权益事项；通过表决权设置、公司治理机构设置及日常经营管理机构设置等保证胡晓股东权利的完整、顺利实现；通过控制自身行为，不有意无意实施不利于胡晓的任何行为。同时在违约条款中规定，如张群玲、君美来公司获取的采矿权或相关权利存在权利瑕疵或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影响胡晓本协议项下预期权益或实际权益的事项，张群玲、君美来公司应按照胡晓要求赔偿损失；如张群玲、君美来公司违反约定，经胡晓两次通知后仍未改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胡晓有权解除合同。该协议签订后，张群玲收到协议中约定的918万元交易费及5万元项目公司设立费用。2010年12月8日，张群玲与胡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群玲同意将益民公司货币出资15300元转让给胡晓，自转让之日起，胡晓以其出资额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根据北京市工商局资料显示，益民公司注册资本为3万元，其中胡晓出资15300元，张群玲出资4700元，案外人杜静萍出资1万元。2012年2月2日，案外人梁松山起诉胡晓，要求确认胡晓持有的益民公司51%的股东权益归其所有。2012年7月19日，胡晓起诉益民公司，要求根据股东会决议将益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群玲变更为胡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以需要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中止了该案的审理。2012年6月29日，张群玲向案外人梁松山及胡晓发出催款函，称胡晓与案外人梁松山之间的代持纠纷不能影响原来承诺的履行，要求将矿产勘查等费用2000万元付给益民公司。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0年3-8月期间，胡晓通过银行向张群玲共计转款200万元。
张群玲原审诉讼请求为：解除张群玲与胡晓之间签署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胡晓将其名下益民公司51%的股权过户至张群玲名下，益民公司应当协助胡晓过户。
胡晓原审反诉请求为：张群玲返还多支付的转让款198.47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鉴于各方当事人的争议均系围绕益民公司所享有的矿产权益产生纠纷，就益民公司的相关矿产权益该院先行阐述如下：首先，益民公司合法持有国土部门颁发的探矿许可证，因此益民公司就与探矿权相关一切权利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均合法有效；其次，探矿许可证权利告知部分已经明确，探矿权人享有在勘查作业区内优先采矿的权利，由此可见，采矿权系在探矿权基础上派生的、预期的、具有优先性的权利，对于预期权益进行处分法律无禁止性规定；最后，益民公司、君美来公司在矿业权交易协议中，明确约定对于探矿许可中的部分采矿权达成交易，该协议意思表示清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综上，益民公司合法持有李家坊矿区的探矿权，其对于与探矿权相关的一切权利处理均系合法有效。同时，张群玲、君美来公司与胡晓之间签订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张群玲与胡晓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合法有效。
针对本诉部分，该院做如下阐述：张群玲与胡晓签订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以君美来公司享有的采矿权为交易基础，张群玲与胡晓按照比例分享收益，同时以成立项目公司的方式来实现合作，出资比例与项目合作相关收益比例相同。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张群玲与胡晓之间的所有交易均是围绕着李家坊矿产为基础来进行。之后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张群玲与胡晓未按照协议约定成立项目公司作为合作平台，而是通过收购益民公司的股权来直接享有、处分李家坊矿产，应当视为对于合作合同中约定的合作方式变更，对此张群玲与胡晓均无异议，该变更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无论张群玲与胡晓系采用单独成立项目公司，还是通过直接占有益民公司股权，其目的均不是在于成立公司或收购公司进行经营，而是为了通过公司制的方式合作运营李家坊矿产。同时，从张群玲、君美来公司与胡晓签订的合作协议违约条款中，也能够佐证该院上面的论述。协议中约定“张群玲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之一，应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胡晓享有该项目公司51%的权益，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约定胡晓的权益事项；通过表决权设置、公司治理机构设置及日常经营管理机构设置等保证胡晓股东权利的完整、顺利实现；通过控制自身行为，不有意无意实施不利于胡晓的任何行为”，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从公司的章程，到公司的日常治理机制都无一例外的强调保证胡晓在合作项目能够获得应有的收益，为实现该目的，张群玲与胡晓进而限制和约束了张群玲在公司中的权利行使。该约定明显与通常意义中公司治理同股同权的原则相悖，那么双方如此约定的理由就在于张群玲与胡晓合作的基础不在于公司股权本身，而是公司所享有的矿产。综上所述，该案中张群玲、君美来公司与胡晓之间的合作协议，张群玲与胡晓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紧密联系，不能作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单独处理。
该案中的合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能否解除。在合作协议中，张群玲与胡晓约定设立项目公司，并按照收益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虽然实际履行过程中，张群玲与胡晓未按约成立项目公司，而是采取直接收购益民公司的股权来实现矿产运营，但该行为系张群玲与胡晓合意变更合作履行方式，具体履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仍应当依照原合作协议履行。在实际的履行过程中，张群玲催促胡晓及案外人梁松山支付李家坊的勘探及运营费用，但二人均未予以回应。胡晓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合作协议中按比例承担相关费用的约定，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李家坊矿产合作项目无法继续勘探，张群玲与胡晓的合作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张群玲与胡晓签订的合作协议应当予以解除。同时，因张群玲与胡晓合作运营李家坊矿产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作协议予以解除，基于合作运营矿产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应当解除。
对于胡晓的反诉请求。胡晓提供了三张银行转账凭证，具体交易明细为2010年3月8日150万元，用途为投资款；2010年7月7日10万元，用途为胡晓代张群玲支付的律师费；2010年8月9日40万元，用途未在银行凭证中注明。胡晓认为上述款项系张群玲转让益民公司股权的对价，在明确股权转让款为1.53万元后，多支付的款项张群玲应当返还。对胡晓陈述的理由，该院认为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对于其中10万元胡晓代张群玲支付的律师费，该用途明确为胡晓代张群玲支付的律师费，与股权转让无关，也与张群玲、胡晓之间合作协议无关，该款胡晓代张群玲支付后，是否应当由张群玲返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该案中处理。其次，对于另外两笔款项合计190万元，按照胡晓原审庭审中的陈述，该款系按照合作协议约定，而支付项目公司后期产生的费用，由于实际项目公司并未成立，而是以直接收购益民公司的方式实现矿产运作，该款项自然转为股权转让的对价。如果胡晓陈述属实，那么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从胡晓知道股权转让的对价仅为1.53万元，到张群玲起诉，胡晓提起反诉的近两年的时间里，胡晓却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张群玲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有悖一般生活常理。根据款项支付的时间及双方签订的协议看，该款或为支付李家坊矿产勘探的费用，或为合作经营项目公司运营的费用，而非胡晓所称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胡晓的反诉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张群玲、君美来公司与胡晓2009年8月14日签订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二、解除张群玲与胡晓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胡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群玲返还其所持有的益民公司51%的股权，益民公司应当协助将该股权转至张群玲名下；四、驳回胡晓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6243元（已由张群玲预交），由胡晓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331元（已由胡晓预交），由胡晓负担。
上诉人胡晓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在一个案件中处理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因《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产生的纠纷不应属本案审理范围。张群玲要求解除的两份合同，一份是胡晓与张群玲及君美来公司三方签订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另一份是胡晓与张群玲两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合同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均不相同，所形成的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应在一个案件中处理。二、原审判决解除胡晓与张群玲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理由在于胡晓未支付益民公司勘探运营费用根本性违反《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1、《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没有约定胡晓负有支付益民公司勘探、运营费用的义务。2、原审判决认定胡晓应承担益民公司勘探、运营费用，但对该等费用是否真实存在、胡晓应按何比例承担却未予查明。3、原审判决认定胡晓未承担益民公司勘探运营费用“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李家坊合作项目无法继续勘探”。上述所谓“直接后果”没有任何证据，是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想，仅凭此主观臆想的后果就判定胡晓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显属错判。三、原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毫无依据。1、益民公司51%股权已登记在胡晓名下，胡晓已按约定缴付出资1.53万元，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合同因已履行完毕而终止，不存在解除的问题。（1）益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胡晓己于2010年12月8日取得益民公司的股东资格，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均记载胡晓为公司股东；（2）在工商机关备案的《投资者注册资本（注册资金、出资额）缴付情况》中显示，胡晓认缴的出资额为1.53万元，证实胡晓己缴付出资。益民公司章程第七条及2010年12月8日《股东会决议》第二条载明，胡晓认缴的出资额为1.53万元，均有张群玲签名，亦能证实胡晓已履行出资义务；（3）胡晓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己向张群玲支付200万元项目公司设立费用，其中的1.53万元在项目公司未能设立后，应作为益民公司的股权转让款。（4）胡晓已向张群玲付款1123万元，没有理由拖欠区区1.53万元，且张群玲也不可能在胡晓拖欠该笔款项近两年从未提出异议。2、即使胡晓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不构成解除合同的条件。《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张群玲没有给予胡晓必要的准备时间，在此情况下不能直接认定胡晓违约，更不能直接要求解除合同。即便胡晓迟延履行债务，张群玲亦应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向胡晓发出催告，如胡晓未在合理期限内付款，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3、原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与《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紧密联系，应随《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一并解除缺乏法律依据。（1）《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主从合同关系。交易目的上有联系的合同，并非全部、一概地有法律上的主从关系。（2）即使存在主从关系的两合同，其法律后果是主合同无效的、从合同无效，并非是主合同解除的、从合同解除。（3）事实上《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二者并没有直接联系，更没有主从关系。《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张群玲提供益民公司“采矿权”与胡晓进行合作，胡晓支付“获取采矿权费用”918万元，而直至目前益民公司没有取得“采矿权”，双方作为交易基础的“采矿权”尚未形成，胡晓尚未实现签订《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群玲将益民公司的51%股权出让予胡晓，合同履行后，胡晓通过持有益民公司股权间接享有益民公司已有的“探矿权”。因此，胡晓间接享有益民公司“探矿权”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而不是尚未实现合同目的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两合同的合同目的不相同，无直接联系，更无主从关系。四、原审判决驳回胡晓要求退还费用的反诉请求没有依据。胡晓向张群玲支付200万元是根据《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3款的约定，为江西吉安县项目公司的设立支付的公司设立后期费用，支付形式为：10万代张群玲付律师费；190万元直接付给张群玲。双方均确认取消了成立项目公司的计划，不再设立项目公司，则胡晓为此支付的费用理应退还。胡晓同意上述200万中1.53万元无需退还，只需退还198.47万元，属胡晓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应予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张群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张群玲向胡晓返还198.47万元。
被上诉人张群玲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中答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对《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部分条款的变更及履行，与《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同属一个法律关系，胡晓关于《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胡晓与案外人梁松山就股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后，梁松山与胡晓均不支付涉案项目的勘查、钻探等相关费用，不履行合作义务。此外，胡晓还非法更换张群玲夫妇担任的益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监事职务，抢夺张群玲对益民公司的控制权，破坏了合作双方之间的信任、友好合作关系。胡晓的一系列违约行为，致使《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丧失了履行的必要基础和条件，无法继续履行，张群玲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依法应予解除，原审判决适当、合法。三、《股权转让协议》作为《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部分条款的变更及履行，应与《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一并解除，已过户至胡晓名下的益民公司51%股权应随之过户回张群玲名下。四、胡晓的反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驳回胡晓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胡晓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益民公司及君美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本案二审审理，亦未针对胡晓的上诉提出陈述意见。
本院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胡晓于2010年3月至8月期间向张群玲支付的200万元款项分三笔，其中第一笔为胡晓于2010年3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付予张群玲，款项性质为投资款，金额为150万元；第二笔为胡晓于2010年7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代张群玲向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第三笔为胡晓于2010年8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付予张群玲，该笔款项未注明性质或用途，金额为40万元。
本院认为：益民公司与君美来公司及担保方史振山为转让益民公司拥有的涉案探矿权许可证范围内的部分采矿权而签订的《矿业权交易协议书》，和胡晓与张群玲、君美来公司为就上述君美来公司享有的采矿权相关权益进行合作而签订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关于对作为预期权益的采矿权进行处分的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胡晓在《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项下是否存在违约，张群玲是否有权要求解除该合作协议；二、张群玲与胡晓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与上述《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关系应如何认定，如《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因胡晓违约而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一并解除；三、胡晓在涉案李家坊锰多金属矿业项目中已投入的费用应当如何处理。对此，本院分述如下：
首先，关于胡晓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虽然依益民公司与君美来公司所签《矿业权交易协议书》约定，双方交易的内容为益民公司拥有的李家坊锰多金属矿探矿权许可证范围内的部分采矿权，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张群玲系通过受让益民公司前股东所持益民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获取了上述全部探矿权及附属相关权益，张群玲亦为此支付了协议约定的全部对价1800万元。由此可见，双方已通过各自的履约行为变更了上述协议约定的交易内容。而在胡晓与张群玲、君美来公司签订的《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作范围虽亦为君美来公司依前述《矿业权交易协议书》获得的部分采矿权，且通过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运作涉案矿业项目，但实际最终项目公司并未设立，益民公司至今亦未取得采矿权，在胡晓支付了协议约定的相关费用后，张群玲直接将益民公司51%股权过户予胡晓。至此，胡晓实际享有的亦为益民公司名下李家坊锰多金属矿全部探矿权及附属相关权益的51%，双方的合作范围已发生实质变更。《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胡晓与张群玲按照约定的权益分配原则，承担与采矿权交易、运作相关的所有费用。在双方合作内容已由涉案探矿权许可证范围内的部分采矿权转变为全部探矿权及附属权益的情况下，依合作协议确定的权责相一致的原则，胡晓所应承担的费用亦应为与全部探矿权及附属权益运作相关的所有费用的51%。虽然在合作协议第五条“项目费用分担”部分，胡晓与张群玲并未就该等费用予以明述，但第3项“设立项目公司后期费用”应指项目公司按约定设立后，为合作经营涉案矿业项目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当然包括矿产勘查、探矿等费用。既然胡晓与张群玲在履约过程中未新设项目公司，该部分费用即应为拥有探矿权的股权转让标的公司益民公司因运作涉案矿业项目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益民公司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根本无力承担任何项目勘查、探矿等费用，而该等费用的发生和支出又是矿业项目运营所必需的，项目所需融资只能以股东追加投资或其他方式进行。胡晓作为益民公司持股51%的股东，应按约承担为运作李家坊锰多金属矿而发生的相关勘查、探矿费用。且事实上胡晓已于2010年3月8日以投资款的名义向张群玲支付150万元，此时，项目公司并未成立，采矿权亦尚未形成，该部分费用即应为胡晓履行合作协议项下的向涉案矿业项目追加投资的义务，费用的支出亦应为矿产勘查、探矿等费用。胡晓的上述履约行为实际上已认可其负有承担矿产勘查、探矿等费用的义务。现其再以仅须承担与采矿权相关的费用，探矿费用无须承担为由，拒绝支付后续相关费用，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张群玲已于2012年6月18日向胡晓及案外人梁松山发函，告知其项目进展情况及所需勘查设计、钻探等相关费用的数额，并要求其支付。胡晓作为益民公司股东及享有51%相关矿业权益的权利人，明确表示拒绝支付该等费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且违约后果直接导致涉案李家坊锰多金属矿因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继续勘探，双方的合作目的已无法实现。张群玲作为守约方，在胡晓已明示拒绝履行后续付款义务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解除双方所签《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
其次，关于胡晓与张群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否一并解除的问题。如前所述，益民公司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其自身无力承担涉案项目勘探、开发、运营的任何费用，故益民公司实质上应仅系为获取、持有、运作李家坊锰多金属矿探矿权的项目公司。在胡晓与张群玲实际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双方并未按协议相关约定新设项目公司，而是直接转让原即为项目公司的益民公司的股权，以达到合作运营涉案项目、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协议目的。且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仅四条内容，并无胡晓应向张群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胡晓获取益民公司51%股权的对价亦远非该协议约定的1.53万元。故胡晓与张群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益民公司股权的实质目的并非仅为取得该部分股权，而是为与张群玲在涉案矿业项目上进行合作，并通过持有股权的方式进而保障己方在项目中的利益。由此可见，《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与履行仅系对《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内容及合作方式的变更，亦仅为合作协议的履约环节之一，两者紧密关联，并具有从属关系。胡晓拒不履行《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付款义务，以致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张群玲转让益民公司股权予胡晓，并通过此种方式进行矿业项目合作的目的亦无法实现。因此，《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予以解除的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亦应予一并解除。胡晓关于原审判决在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中处理合作协议纠纷程序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不应予以解除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胡晓在涉案项目中已投入的费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虽然胡晓存在违约，以致《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解除，但张群玲并未要求胡晓承担除解除合同外其他的违约损失，故胡晓仍有权向张群玲主张返还其在涉案项目中已投入的费用。胡晓反诉主张的198.47万元款项由三笔付款行为构成，其中2010年7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代张群玲向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与本案双方合作及股权转让无关，本院不予处理，胡晓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2010年3月8日胡晓向张群玲支付的投资款150万元，张群玲应予返还；2010年8月9日胡晓向张群玲支付的40万元虽未注明款项性质或用途，但张群玲关于该笔款项系用于抵扣车辆转让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张群玲未就该笔款项与本案合作无关提出其他证据或合理主张，故本院认定该40万元亦为涉案项目投资款，张群玲应予返还。因胡晓在其反诉请求中对其自认的股权转让款1.53万元并未提出主张，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故张群玲应向胡晓返还的款项数额为188.47（190-1.53）万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解除涉案《采矿权项目合作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相关股权过户，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但对于胡晓的反诉请求，原审判决全部予以驳回，属认定事实不清，判处失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0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05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被上诉人张群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胡晓返还款项人民币188.47万元；
四、驳回上诉人胡晓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被上诉人张群玲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6243元（已由被上诉人张群玲预交），由上诉人胡晓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1331元（已由上诉人胡晓预交），由上诉人胡晓负担571元，被上诉人张群玲负担1076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8905元（已由上诉人胡晓预交），由上诉人胡晓负担77385元，被上诉人张群玲负担215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审 判 员 吴 心 斌
代理审判员 郭 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惠惠（兼）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