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年三中民终字第013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某1，女，1966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良，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3，女，1969年6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2，女，1971年5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岩，女，1983年4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管某1因与被上诉人管某3、被上诉人管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11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管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良，被上诉人管某3、管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岩、被上诉人管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管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管某1和父母签订的赡养协议明确约定了全部赡养义务由管某1夫妇承担，即管某3、管某2不再履行赡养义务，管某3、管某2也书面同意。根据《赡养协议》第二条、第四条以及管某3、管某2向公证机关出具的《申请书》和公证机构的《谈话笔录》均可证明管某4、李某1夫妇同意由管某1尽全部赡养义务。2、管某1完全履行了赡养协议，承担了全部的赡养义务，管某3、管某2未承担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从赡养协议和相关材料中无法推断出管某3、管某2未承担赡养义务，管某1独自一人尽到赡养义务属事实认定错误。3、管某1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管某1完全履行了《赡养协议》，独自承担了赡养义务，管某3、管某2仅仅提供三张住院医疗费单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赡养义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未按法律规定认定东厢房间数，应根据实际情况，将东厢房间数认定为2间。2、一审法院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在分配遗产时对管某1予以多分，管某1对被继承人尽的是全部赡养义务而不是主要赡养义务，一审法院只是在东厢房分配上照顾了管某1，而东厢房实际只有两间。3、一审法院对遗产的分割违背法律规定，本案中北房五间一直由管某1一家居住使用，管某1一家五、六口人居住五间正房，本不宽裕，且管某1只有这一块宅基地。一审法院将两间正房作为遗产由管某3、管某2分割三分之二，不利于管某1的生活。三、一审法院未按照法官示明的内容处理案件，有失公正。一审法官当庭对到公证机构进行调查取证的法律后果进行了释明，即如管某3、管某2知道管某1夫妇与被继承人签订赡养协议并进行公证一事知情，则全部遗产由管某1继承，反之若无证据证明管某3、管某2知情，则全部遗产由管某3、管某2继承。双方均同意按照此释明内容处理遗产，并计入庭审笔录，但一审法官并未按照其释明的内容处理案件。
管某3、管某2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管某1的上诉请求。
管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承管某4、李某1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中的五分之二份额和东厢房两间中的三分之一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管某4、李某1为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育有三个女儿，即管某1、管某3、管某2。管某4于2006年11月30日去世、李某1于2005年3月30日去世，二人去世时未留有遗嘱。1991年管某1与姜建兵结婚，姜建兵入赘管家。管某3、管某2分别于1991、1992年出嫁离开管家。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登记在管某4的名下，院内原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后又建造了西厢房两间、前排门道五间。根据1993年颁发的×号院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使用者登记为管某4，家庭人口为4人。
1996年9月2日，管某4、李某1（被赡养人）与管某1、姜建兵（赡养人）订立《赡养协议》并进行公证，内容为：管某4与李某1、管某1与姜建兵均系夫妻关系，管某4与管某1为父女关系。被赡养人管某4、李某1与赡养人管某1、姜建兵经协商就有关赡养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便共同遵守。一、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被赡养人管某4、李某1与赡养人管某1、姜建兵一起生活。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赡养人管某1、姜建兵负责被赡养人管某4、李某1的衣、食、行，并承担所需费用。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被赡养人管某4、李某1生病需要就医时，由赡养人管某1、姜建兵负责侍候，并承担医疗费用。四、待被赡养人管某4、李某1百年以后，后事由赡养人管某1、姜建兵处理，并承担费用。五、被赡养人管某4、李某1的所有财产由赡养人管某1、姜建兵负责保管。六、上述双方当事人对本协议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后管某4夫妇一直与管某1夫妇一起居住生活。
在管某4夫妇去世后，管某3、管某2在2013年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管某1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号院内北房五间及东厢房三间中的五分之二为管某4、李某1的遗产；东厢房剩余的五分之三份额，管某3、管某1、管某2各占三分之一。经法院审理，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2013）通民初字第128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中的五分之二的份额属于管某4、李某1的遗产；2、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东厢房三间中的三分之一的份额属于管某4、李某1的遗产；3、驳回管某3、管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后管某3、管某1、管某2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26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庭审中，双方因公证的赡养协议签署过程发生了争议，法院调取了相关的公证材料文件，根据该材料显示，赡养协议公证的背景是因为管某1办理二胎生育指标需要一份公证的赡养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管某4夫妇的遗产经法院处理已经进行确定，现管某4夫妇在去世时并未留有遗嘱，故原则上其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本案中双方一直围绕扶养协议签订时管某3、管某2是否知晓进行争论，管某1提交了对管某3、管某2签字的鉴定申请，但无法提交相应的样本进行鉴定，根据赡养协议公证材料显示，存在管某3、管某2签署材料，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情况下，法院有合理理由相信公证赡养协议时管某3、管某2是知情的。但法院认为，扶养协议签订时是否经过管某3、管某2同意或者知晓并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而是应该考虑实际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首先，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属于法定义务，无法通过赡养协议放弃相应的权利或者不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否则违背法律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而根据赡养协议内容和材料，并未载明管某3、管某2不再履行赡养义务，管某4夫妇不再主张管某3、管某2进行赡养。其次，根据公证材料显示，公证赡养协议的目的在于管某1获得生育二胎指标，即使管某1并未生育二胎，也不能否认公证材料的真实性，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而管某1并未提交相关证据。第三，根据赡养协议的材料，虽然姜建兵是入赘，管某1留家居住，但管某1和姜建兵也表示管某4夫妇的财产由管某4夫妇处理，在赡养协议中也有记载，管某1和姜建兵仅对财产有管理的权利。因此，从赡养协议和相关材料中无法推断出，管某3、管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管某1独自一人尽到赡养义务，也无法证明相关的遗产曾经进行过约定，也不代表入赘和一起居住生活对财产享有了所有权。而在赡养义务履行方面，双方均提交了部分材料证明自己履行了赡养义务，管某1虽称管某3、管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认为双方均履行了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然，被继承人与管某1长期一起居住生活，管某1履行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遗产分配上法院按照照顾管某1的角度进行分配。
关于遗产范围问题，管某1虽称东厢房为二间，但在原所有权确认案件中生效判决均认定为东厢房三间，而且经法院核实，东厢房为两间还是三间系双方对东厢房范围的理解存在争议，而非房屋实际坐落存在争议，故法院仍按照生效法律文书认定遗产范围。判决：一、被继承人管某4、李某1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正房五间中的五分之二份额的遗产由管某1、管某3、管某2分别继承三分之一；二、被继承人管某4、李某1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东厢房三间中的三分之一份额的遗产由管某1继承；三、驳回管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管某1提交中止诉讼申请书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收据。管某1认为关于管某3、管某2与管某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3）通民初字第12897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267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管某1已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有诉讼材料收据为证，故申请中止本案二审程序。
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高民申字第010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三中民再终字第075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2677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3）通民初字第1289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重审。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5）通民再初字第2197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中的五分之二的份额属于管某4、李某1的遗产；二、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东厢房二间（包含与前排门道房东数第一间公用的房山）中的三分之一的份额属于管某4、李某1的遗产；三、驳回原告管某3、管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根据该判决载明：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再次现场勘查，诉争院落中现有东厢房二间，其中靠南一间与前排门道房东数第一间共用原有房山，原东厢房三间中靠南一间已被拆除并新建前排门道房五间。
2017年10月25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出具判决书、调解书生效确认书，确认（2015）通民再初字第21970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17年10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表示真实性认可，认可对再审案件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二审中，管某1提交通州区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报销核定表一张，证明2006年6月16日至6月23日之间医疗费是由管某1支付的，管某3、管某2提交的同次住院的证据是因管某1委托其报销所取得的。经质证，管某3、管某2对报销核定表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是医院的押金是管某3支付的，报销之后的医疗费由三姐妹均摊，收款人签字是郝连海，是管某3的丈夫。管某1提交两份书面证人证言，证明管某1夫妇履行了全部的赡养义务，但两位证人未出庭作证。经质证，管某3、管某2对两份书面证人证言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管某1所要证明的内容根本不是靠证人证言就可以达到证明目的，并且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管某1提交2006年11月30日的给被继承人看病的门诊收费收据和清单。证明管某1在被继承人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是一直给其看病，尽赡养义务。经质证，管某3、管某2认为门诊收费专用收据及清单已经过了举证期，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管某1确实跟老人一起生活，只能证明东西在管某1手里。二审中，管某3、管某2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本案中，关于遗产范围的问题。管某1在一审中主张要求继承管某4、李某1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中的五分之二份额和东厢房两间中的三分之一份额。根据已生效的（2015）通民再初字第21970号民事判决的认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中的五分之二的份额及东厢房二间（包含与前排门道房东数第一间公用的房山）中的三分之一的份额属于管某4、李某1的遗产。故一审法院认定东厢房为三间，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管某4夫妇在去世时并未留有遗嘱，故原则上其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关于管某1主张依据公证赡养协议其应当继承被赡养人的所有遗产的问题。首先，根据赡养协议内容和公证材料，并未载明管某3、管某2不再履行赡养义务，管某4夫妇不再主张管某3、管某2进行赡养。其次，根据公证材料1996年8月21日谈话笔录的第3页载明:“？：老人的财产不能受二位赡养人的干涉。姜、英：老人的财产由二位老人处理，我们不干涉，他们老俩口愿意给谁就给谁”，可知赡养协议与公证材料并未对相关的遗产分配进行过约定，也未载明管某3、管某2不再履行赡养义务，故无法依据此赡养协议就认定管某3、管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管某1独自一人尽到赡养义务。再次，在赡养义务履行方面，双方均提交了部分材料证明自己履行了赡养义务，管某1虽称管某3、管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履行了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并无不当。但鉴于被继承人与管某1长期一起居住生活，管某1履行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在遗产分配上应对其进行照顾。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114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114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管某4、李某1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杨秀店村×号院东厢房二间（包含与前排门道房东数第一间公用的房山）中的三分之一份额的遗产由管某1继承；
四、驳回管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管某1负担150元（已交纳），管某3、管某2负担1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管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岚岚
代理审判员 申峻屹
代理审判员 赵 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林家诚
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