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终6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垒红，男，1975年10月10日。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勇，北京市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钟智，男，1972年5月15日出生，自由职业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治森，河北震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冬宁，男，1971年4月21日出生。上诉人陶垒红因与被上诉人王钟智、原审第三人李冬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商）初字第18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垒红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王钟智纠集20多位亲友，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私自闯入李冬宁的居所内，采取暴力、胁迫、恐吓、辱骂、并以有损李冬宁名誉、声誉及生命健康的方式讨债，其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罪，王钟智向李冬宁讨债过程中，双方多次发生冲突，且多次报警，而出警民警非但未能将无关人员驱散离开，反而直接参与欠款协议书的商谈，否则不会在欠款协议书中出现“属地派出所出警110”的字样，这无形之中也给李冬宁心里造成巨大的威胁与逼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即“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再根据陶垒红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欠款协议书是在王钟智采用胁迫手段情形下签订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将债务转移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特征相混淆，本案案由系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即应体现债务转移合同的法律特征，债的转移是指债的主体发生变更，债务转移系由新的债务人取代原债务人，而债的内容并未发生变化，《还款协议书》第3条已经改变了债的内容，引起了新的债的产生，有关利息方面的约定，是套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司法解释，彻底打破了债务转移合同前后内容上的一致性，同一性，故一审法院判决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三、王钟智与李冬宁合谋损害陶垒红的利益：陶垒红并不认识王钟智，李冬宁借住在陶垒红房屋内，王钟智将李冬宁围堵在屋内长达20多天，陶垒红前去探望过两次，后来得知李冬宁欠王钟智钱款，王钟智提出可以找人顶替债务，李冬宁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后来李冬宁找陶垒红来谈还钱的事，李冬宁对陶垒红说如果不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王钟智还会围堵李冬宁，所以陶垒红在《还款协议书》上签了字。王钟智辩称：一、本案不存在王钟智与李冬宁合谋串通的事实。王钟智带亲友去向李冬宁讨债，李冬宁提出找个朋友替他还钱，王钟智没有办法，只能同意，于是李冬宁找来陶垒红，经友好协商，陶垒红与王钟智签订了《还款协议书》，陶垒红于当日给付王钟智10万元，又于2014年9月6日转账支付50万元，因此陶垒红是自愿承担李冬宁的债务，《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二、关于基础法律关系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李冬宁欠款的基础事实，即李冬宁欠王钟智的款项系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共识为240万元，故基础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三、因王钟智出借给李冬宁的款项，是王钟智向亲戚朋友借的，所以王钟智带着亲戚朋友去向李冬宁讨债，并非陶垒红所称讨债人员为社会闲散人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冬宁未参加本院庭审，其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中称：一、本案债务与陶垒红无任何关系，现在的情况完全是李冬宁与王钟智合谋、胁迫、欺骗陶垒红造成的。二、王钟智曾带一帮人对李冬宁采取了长达1个月左右的胁迫、威逼等违法手段，王钟智对李冬宁称可以找一个好说话、心肠软的朋友代替还款，并称如果李冬宁的朋友来了，其可以当着朋友的面再将李冬宁逼紧一点，把样子做足，并让李冬宁哀求其朋友，所以李冬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王钟智合谋欺骗陶垒红，让陶垒红代李冬宁承担债务，这样便解除了李冬宁当时的困境，也为此少还王钟智一些债务，所以李冬宁和王钟智合谋欺骗了陶垒红，李冬宁一时糊涂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三、经过与陶垒红一年多的接触，李冬宁发现陶垒红为人热情，乐于助人，人品非常正直，在朋友中口碑非常好，在李冬宁住院期间，给李冬宁很大帮助，李冬宁深受感动，李冬宁现在特别后悔以前所做的事，感觉此事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陶垒红对其的帮助，故特此说明，此事与陶垒红无任何关系，只是李冬宁在受到胁迫和利益驱使下做出的事，陶垒红只是受到了李冬宁和王钟智的欺骗才造成今天的局面。王钟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陶垒红偿还180万元，利息46.8万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11月1日），以上共计226.8万元；诉讼费由陶垒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0日，王钟智及案外人王占英（乙方）与李冬宁（甲方）签订《七里渠房屋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应甲方需求特将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村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院内承建四层钢结构楼房产权股份转让给乙方。甲方和乙方为合作经营，合作方式为：甲方提供经营场所（土地）；甲方、乙方共同出资建设办公用房、仓储用房以及配套设施。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甲方将租赁地上四层钢结构楼房产权股份转给乙方50％，甲、乙双方共同出资500万元承建此房屋，房屋产权股份各占一半。遇国家、集体等征用土地，如有地上物补偿、补偿款分配：补偿款的总额先扣除甲乙共同投资成本500万元及（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占地费用200万元后的余额，按照甲乙各一半的原则进行分配，经营损失补偿按照此房屋所得一次性经营损失补偿费依照（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50％甲乙双方各占25％的原则进行分配。遇有国家、集体等征用土地或有不可抗力的情况时，地上物无补偿或补偿款不够甲乙双方出资金额（500万元）时甲方应退还乙方出资额（300万元）。协议签订后，王占英向李冬宁支付了300万元。2014年8月9日，王占英向王钟智出具《委托书》，委托王钟智代表其同李冬宁结算投资，其本人与王钟智协商分配，其本人不再追究李冬宁的责任。2014年8月15日，王钟智与李冬宁对合作期间的款项进行结算，内容为：李冬宁所欠王钟智欠款数额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共识为贰佰肆拾万元，此债权债务与其他人无关。该结算协议上方注明：此欠款为七里渠房屋合伙协议欠款。下方签字处注明商谈现场人员：当事人处有李冬宁、王钟智签名，中间人处有ＸＸＸ、常凯签名，同时注明属地派出所出警110。2014年8月28日，王钟智与陶垒红达成《还款协议书》，就陶垒红代李冬宁偿还240万元欠款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内容为：陶垒红自愿代替李冬宁向王钟智偿还240万元欠款。陶垒红应于2014年8月30日前偿还王钟智10万元；于2014年9月6日偿还50万元；于2014年9月30日前偿还80万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偿还100万元。从2014年10月1日起，余款100万元陶垒红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王钟智支付利息。陶垒红将上述款项偿还完毕后，王钟智与李冬宁签订的《七里渠房屋合作协议》自动终止。协议签订后，陶垒红按协议向王钟智支付了2014年8月30日前应付款项10万元，2014年9月6日前应付款项50万元，此后未再向王钟智支付剩余款项。庭审中，王占英出庭认可其出具的《委托书》的真实性，并表示由王钟智代其向李冬宁主张权利。李冬宁认可七里渠房屋已经取得拆迁款700万元，其应当支付给王钟智300万元，但认为其中有中间人拿走了100万元，其只应支付给王钟智200万元。另查，在王钟智与李冬宁进行拆迁款结算，与陶垒红达成《还款协议书》的过程中，王钟智及其亲友共20余人多次到李冬宁所居住的小区或住宅内与该二人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双方有争论，但没有过激的打架行为。期间双方均有多次报警，并有派出所民警出警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未对王钟智及其亲友采取过强制措施。陶垒红称其与王钟智签订协议系因李冬宁向其提出请求故而答应。一审法院认为，王钟智及案外人与李冬宁签订的《七里渠房屋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王占英自愿放弃其对李冬宁主张款项的权利，同意由王钟智代其向李冬宁主张，该院对此不持异议。李冬宁在庭审中认可其因房屋拆迁已实际取得了拆迁款，也认可应当向王钟智支付部分款项。依据其陈述可知，王钟智与李冬宁之间关于合作建房的结算协议具有合法依据，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债务人经债权人同意，可以将其债务转让给他人。陶垒红自愿代李冬宁向王钟智支付欠款，王钟智对此予以认可，且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协议，李冬宁对王钟智的债务转由陶垒红负担，陶垒红也已实际履行了部分义务，该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陶垒红应当继续按协议履行其义务。故对王钟智要求陶垒红返还剩余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但其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有误，该院予以调整。陶垒红辩称所转移的债与原始债务并非同一债务，不能转让，该抗辩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陶垒红、李冬宁辩称其二人分别与王钟智达成的结算协议、《还款协议书》均是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该院认为，受胁迫系指因受到他人的威胁而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李冬宁认可其与王钟智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建房的事实，且其已经取得了拆迁款，应当向王钟智支付300万元款项，只是因为中间人拿走了100万元故无法支付，但其对该项抗辩意见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可以认定其与王钟智之间的结算协议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愿；陶垒红系基于李冬宁的请求及承诺而与王钟智签订《还款协议书》，上述行为均不能认定违背其真实意思。且受胁迫所签订的合同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认定为无效，而陶垒红及李冬宁均无证据证明上述结算协议及《还款协议书》的签订有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陶垒红及李冬宁也未提出撤销结算协议及《还款协议书》的请求，故该院对陶垒红及李冬宁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陶垒红向王钟智支付款项一百八十万元及利息四十四万零五百九十元六角八分，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二、驳回王钟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钟智与案外人王占英共同作为一方与李冬宁签订《七里渠房屋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承建房屋，产权股份双方各占一半，如遇拆迁，双方按比例分配拆迁款，基于该协议，王占英向李冬宁支付300万元，后双方因该协议的履行产生纠纷，王占英向王钟智出具《委托书》，同意由王钟智代其向李冬宁主张权利，故王钟智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诉讼中，李冬宁认可已经取得拆迁款700万元，应当支付给王钟智300万元，但其认为中间人拿走100万元，故其仅应支付200万元，因此王钟智与李冬宁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李冬宁未向王钟智支付上述款项，王钟智及其亲友20余人多次到李冬宁居所追讨债务，并使得李冬宁持续20余天无法离开居所，导致双方产生矛盾冲突，其间多次报警，本院认为，王钟智的讨债方式确有不妥，但在案证据尚未表明双方之间存在打架等过激行为，虽然在李冬宁与王钟智的结算协议中标注有“属地派出所、出警110”字样，但该标注并非出警民警书写，且110出警亦是因李冬宁报警所致，故在案证据尚未表明出警民警参与了双方之间的债务商谈、结算，在李冬宁对王钟智确实存在债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欠款协议，确认李冬宁对王钟智的欠款数额为240万元，应当认定系李冬宁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欠款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并无不当。陶垒红及李冬宁均认为王钟智在讨债过程中涉嫌非法拘禁等刑事犯罪，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本案中不予处理。李冬宁与王钟智经过结算，确认李冬宁欠款数额为240万元的情况下，经李冬宁请求，陶垒红与王钟智签订《还款协议书》，代替李冬宁向王钟智偿还债务，针对该《还款协议书》，陶垒红上诉称王钟智提出可以找人顶替债务，李冬宁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故李冬宁与王钟智合谋侵害了陶垒红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为，合谋应当系双方行为，双方主观上均具有合意串通，共同损害他方当事人的目的，并且共同实施了侵害他方当事人权益的行为，就本案而言，虽然李冬宁对陶垒红主张其与王钟智合谋损害陶垒红合法权益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在王钟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陶垒红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王钟智和李冬宁二人合谋共同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陶垒红关于李冬宁和王钟智合谋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陶垒红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两期款项共计60万元，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系陶垒红自愿代替李冬宁向王钟智支付欠款系陶垒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陶垒红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还款协议书》第3条约定了欠款利息，该约定已经改变了原债的内容，引起了新的债的产生，彻底打破了债务转移合同前后内容上的一致性、同一性，故一审法院判决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在陶垒红自愿替李冬宁承担240万元债务的情况下，其同意向债权人王钟智支付部分债务利息，并与债权人王钟智签订《还款协议书》，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一审法院判决陶垒红向王钟智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对陶垒红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陶垒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43元，由陶垒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代理审判员  徐 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郭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