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晋中中法行初字第5号
原告李振华。
委托代理人甄晋生，男，山西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寿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址：寿阳县朝阳街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史洁，女，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启华，寿阳县农经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艾青，寿阳县农经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址：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
负责人张全军，男，主任。
第三人崔变成。
委托代理人闫真田，寿阳县乡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振华不服寿阳县人民政府2008年7月11日为崔变成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15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5月7日受理后，于2015年5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5年5月22日向第三人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民委员会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于2015年5月21日向第三人崔变成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振华及委托代理人甄晋生、第三人崔变成及委托代理人闫真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寿阳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寿阳县人民政府2008年7月11日为崔变成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李振华诉称，1999年1月原告与所在村委会山西省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该地的合法使用权，承包期限为自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后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在本村村民崔变成的再三恳求下，2008年原告暂时把承包地交与其耕种。2015年因原告准备把土地收回自己耕种时，才得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崔变成通过伪造原告签名等不正当手段，把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到其名下，把本属于原告的承包耕地据为己有。在整个过程中，村民委员会不但未予阻止，反而积极配合。寿阳县人民政府作为发证机关，未能严格按照程序履行审核职责，违规为崔变成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请求判决撤销寿阳县人民政府为崔变成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李振华提供了以下证据：1、李振华与落摩村村民委员会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2、路平和等人的证人证言一份。
被告寿阳县人民政府未提供答辩状，未出庭，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民委员会未提供答辩状未出庭。第三人落摩寺村民委员会提在庭前供了以下证据：1、原落摩寺村党支部书记安存英的证人证言；2、原落摩寺村村主任苗银锁的证人证言。
第三人崔变成答辩称，（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为依法办理，应予确认。2007年秋罢，崔变成与原告多次协商，原告自愿将该名下的承包土地19.7亩流转给崔变成耕种经营，经原告和崔变成将流转土地的意愿告知村委后，村委同意，所以在2007年冬，原告回到落摩寺村崔变成家中，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安存英、村主任苗银锁的见证下，双方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原告将该承包的19.7亩土地以转让方式流转给崔变成至承包期满。原告和崔变成在流转合同书上亲笔签字盖章。土地流转合同是原告和崔变成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发包方同意并办理了鉴证手续，合法有效。流转合同签订后，尹灵芝政府农经中心向崔变成释明，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需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变更登记，因李振华将承包合同书丢失，所以李振华和崔变成提交了同意办理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并由村委出具了证明等，到镇政府农经站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李振华、崔变成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栏盖章，农经站负责人盖章，县、镇农经管理部门盖章发证。崔变成享有流转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008年5月28日，原告与崔变成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并办理了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书，双方一直都信守和履行合同。至2014年4月原告回村找村委和镇政府提出要收回流转土地，在镇政府向李振华出示了流转合同和经营权证书，并向他依法、依理解释后。原告未说什么，回到阳泉。直到2015年4月下旬，原告的儿子又回村强行耕地播种。崔变成只好向寿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享有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原告李振华应诉后，于2015年5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原告和崔变成共同申请并由村委出具证明，原告和崔变成在变更转租登记栏签字，经镇政府农经站审核后于2008年7月1日发证，原告对发证的过程及事实是知道的，在2015年5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讲，2014年4月原告回到村里找村委和镇政府，要收回流转土地时，崔变成已经再次向原告出示了流转合同和经营权证，原告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时间是明知的，至2015年5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也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请求判决维持寿阳县人民政府为崔变成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崔变成提供了以下证据：1、李振华与崔变成于2008年5月28日签订的《集体农用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合同书》；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向安存英的调查笔录；4、向苗银锁的调查笔录；5、落摩寺小组的证明；6、李振华开具的收条3张；7、安存英的证人证言。
崔变成对李振华提供的证据认为，1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2号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在内容上和承包合同是一致的，对19.7亩土地的数字认可。
李振华对崔变成提供的证据认为，1号证据合同内容矛盾百出，且非原告本人签字，要求对该合同落款处签字进行鉴定。2号证据是本次行政诉讼的标的，不合法，不认可。3号、4号、5号、7号证据都不认可，因为调查笔录是单方作的，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李振华对落摩寺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据均不认可，崔变成对落摩寺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据均认可。
经李振华申请，本院于2015年9月1日依法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对崔变成提供的2号证据中，尾页处“李振华”签名是否为原告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于2015年12月27日出具津实司法鉴定中心[2015]文鉴字21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该处签名为李振华本人所签。李振华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崔变成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认可。
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李振华提供的2号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可，第三人落摩寺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予认可，原告李振华提供的其它证据、被告崔变成提供的证据与案件相关，来源合法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振华与第三人崔变成均系寿阳县尹灵芝镇落摩寺村村民。1999年1月1日，李振华与落摩寺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李振华承包“花尖嘴”1.8亩、“下地坪”2.6亩、“小北沟”2.7亩、“松卫沟”3亩、“大北沟垴”3亩、“小大北沟”3.6亩、“红家垴”3亩共计19.7亩耕地，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该合同于1999年1月30日经寿阳县尹灵芝镇农经站鉴证后生效。2008年5月28日，李振华与崔变成签订了晋中市的《集体农用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合同书》格式合同，在该格式合同书中，流转形式为出租、转让、转包、入股、继承、代耕代种六种形式，双方未明确约定流转形式，在流转期限项中，约定了起始时间为2008年1月1日，未约定终止时间。流转偿金项中，约定每年共计400元。后涉诉土地由崔变成耕种，2008年7月11日，寿阳县人民政府为崔变成颁发了涉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发包方为落摩寺村落摩村小组，承包方为崔变成，土地承包合同一栏为空白，承包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用地面积为19.7亩。2014年5月和2015年4月，李振华向崔变成索要涉案耕地，双方发生争议，李振华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寿阳县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时限没有提供证据，且没有出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结合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另案已经就李振华、崔变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权纠纷作出（2015）晋中中法行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确认崔变成已经取得涉案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寿阳县人民政府为崔变成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振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李振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雪平
审判员 赵保军
审判员 张晓峰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赵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