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2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男，1956年1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女，1960年11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男，1982年5月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女，1981年10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男，2006年7月8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李×2（李×3之父），男，1982年5月9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曹×（李×3之母），女，1981年10月29日出生。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健康，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女，1929年1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4，男，1928年2月4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5，男，1953年10月10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晓东，北京市建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1、侯×、李×2、曹×、李×3与被上诉人梁×、李×4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749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梁×、李×4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二人是夫妻关系，李×1是我二人之子，侯×是我二人儿媳。2009年12月，各方共同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刘各庄村×村×号（以下简称×号院）被拆迁。拆迁时，按照乡里政策，我二人提供了50平方米，共计100平方米的购房指标。现在安置房屋已经下来，分别为北京市朝阳区来北家园×号楼×单元×1号（以下简称×1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来北家园×号楼×单元×2号（以下简称×2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来北家园×号楼×单元×3号（以下简称×3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来北家园×号楼×单元×4号（以下简称×4号房屋）以及北京市朝阳区来北家园×号×单元1102室（以下简称×5号房屋）。上述房屋中有我二人的财产权益，故我诉至法院，要求对上述房屋进行析产，并分得房屋一处。
李×1、侯×、李×2、曹×、李×3辩称：2007年拆迁前，全体家庭成员签订了一个协议，由李×1赡养梁×、李×4，×号院内的房屋全部归我方所有。此后，我们一直赡养梁×、李×4。×号院拆迁后，安置房下发前，我们为梁×、李×4租了一套房，李×1与梁×、李×4同住。但此后，李×1的二哥李×5总是说我们赡养的不好，还强行将老人抢走。上述五套安置房下发后，我们想将×1号房屋给梁×、李×4居住，但其不同意。我们认为各方在2007年签订协议时，已经确认×号院内的全部房屋归我们所有，因此在拆迁后，所有安置住房的产权人是我方。因此，我们同意保证梁×、李×4永久居住的权利，但不同意其要求分得房屋所有权的主张。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李×4系夫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李×6、李×5、李×1、李×7。李×1与侯×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子李×2。李×2与曹×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子李×3。
梁×、李×4婚后与李×4父母一起居住，于1960年申请取得了×号院的宅基地，建北房三间，主要由李×4父母出资。后李×6结婚搬至北京市城区居住。李×5结婚后另外申请取得了宅基地，由梁×、李×4主要出资建北房三间，后由李×5一家居住。随后，李×1结婚亦另外申请取得了宅基地，建北房四间，梁×、李×4居住东数第一间，现梁×、李×4称北房四间系二人主要出资所建，李×1称系其出资所建。1993年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均由村委会保管，梁×、李×4、李×1至2006年方知×号院宅基地颁发了两个证，土地使用者分别是梁×、李×1。
2007年9月13日，梁×、李×4与李×1、李×6、李×5、李×7签订了《协议书》，写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广营大队刘各庄一村梁×、李×1同住一个院落，该院落同时出现两个集体土地使用证，经全家一致同意将该院落产权归李×1所有（其父母李×4、梁×在世一时有房屋居住权直到搬迁住楼）。双方签字之日起此协议生效，此协议一式五份。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此亦加盖了公章。
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村刘各庄一队×号院被拆迁。2010年1月6日，李×1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腾退安置办公室签订了《来广营乡城乡一体化建设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定向）》两份，其中一份被腾退人为李×1，应安置人口为李×1、侯×、梁×、李×4，腾退补偿款为1607919.6元；另一份被腾退人为梁×，应安置人口为李×2、曹×、李×3，腾退补偿款为1609580.6元。
2010年1月16日，李×1、梁×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腾退安置办公室签订了《定向安置房协议》，约定应安置面积共350平方米，其中选择的户型为A户型两套，B1户型两套，C1户型一套，安置房屋总价款1575000元。
2012年12月17日，李×1与北京市×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来北家园内部认购协议书》五份，取得了安置住房五套，分别为×1号房屋（建筑面积51.86平方米）、×2号房屋（建筑面积53.56平方米）、×5号房屋（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4号房屋（建筑面积79.65平方米）、×3号房屋（建筑面积103.63平方米）。
另查，2011年4月，梁×、李×4曾将李×1、侯玉珍诉至法院，要求其二人返还拆迁补偿款100万元以及住房安置面积100平方米。经审理，法院以梁×、李×4已放弃×号院住房所有权，且并非×号院实际拆迁安置人为由，做出（2011）年朝民初字第167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梁×、李×4的诉讼请求。梁×、李×4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933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审判决，同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有关安置住房的所有权确认问题，各方可另行解决。现梁×、李×4要求分得安置住房，李×1、侯玉珍、李×2、曹×、李×3则同意梁×、李×4居住，但不同意梁×、李×4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形成本次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在×号院拆迁时，梁×、李×4系被拆迁安置人之一，按照拆迁政策，梁×、李×4二人共享有以优惠价格购买100平方米住房的购房指标。而根据现有情况，李×1已将包含梁×、李×4在内的全部购房指标占用，并以优惠价格各得安置住房五套。而对于100平米购房指标的性质。法院认为：根据拆迁安置政策，没有购房指标，则无法取得相应面积的安置住房；因此，虽然拆迁款项均归李×1所有，但如不使用梁×、李×4享有的100平方米购房指标，李×1则无法购买350余平方米的安置住房。据此，购房指标虽为购房优惠条件，但仍不能排除其包含的财产价值。故，在李×1得到的五套安置住房中，包含梁×、李×4的财产权益。现梁×、李×4要求通过析产分出，于法有据。对于如何分割，法院将本着照顾老年人权益的原则，酌情确定购房指标的价值，并确定×1号房屋的财产权益归梁×、李×4享有，梁×、李×4不需要再向李×1支付折价款项。考虑到×1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尚未下发，故法院在本案中确定×1号房屋由梁×、李×4居住、使用，待房屋具备办理权属证书的条件后，各方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作出判决：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北家园×号楼×单元×1号房屋由梁×、李×4居住、使用。二、李×1与北京×（原审误写为拆来）有限责任公司就购买上述房屋而签订的《来北家园内部认购协议书》（NO.135.136-012-3-802）中的全部合同权利归李×4、梁×享有。三、驳回李×4、梁×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1、侯×、李×2、曹×、李×3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是：只有在既有购房指标又出资购买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安置房，梁×、李×4虽有购房指标但未实际购房，不应享受购房权益，原审判决与以往司法实践亦相互冲突。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同意由梁×、李×4居住使用。梁×、李×4同意原判。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1）年朝民初字第16759号民事判决书、（2012）二中民终字第1933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内购购房协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梁×、李×4在×号院拆迁过程中，梁×、李×4作为被拆迁安置人，按照拆迁政策，享有每人50平米的购房指标，而李×1使用包括二人的购房指标在内的购房指标购买了位于来北家园的安置住房五套，梁×、李×4在购房过程中虽未出资，但不排除梁×、李×4的财产权益。同时，认定购房指标是基于拆迁政策，对被拆迁安置人给予的一种优惠购房资格，该购房指标是否使用要取决于购房指标享受人明确的意思表示。以此为思路，本案从双方陈述及举证情况看，在没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李×1等不能证明梁×、李×4明确表示放弃该指标，故李×1使用梁×、李×4的购房指标购房，侵犯了二人的财产权益，梁×、李×4要求对李×1所购房屋进行析产，应予支持。
具体分割方案，由于考虑梁×、李×4的身体及经济条件，从照顾老年人权益的原则出发，综合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尚未发放，原审法院酌情确认×1号房屋的财产权归梁×、李×4享有，并无不当。综上，李×1、侯×、李×2、曹×、李×3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李×4、梁×负担2013元（已交纳），由李×1、侯×、李×2、曹×、李×3负担201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李×1、侯×、李×2、曹×、李×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东军
代理审判员 曾 彦
代理审判员 龚勇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石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