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3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1，女，1960年7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鹏，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自由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2，女，1958年11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沈×1，女，1960年7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3，男，1961年12月10日出生。
上诉人沈×1、沈×2与被上诉人沈×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因沈×1、沈×2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06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刘建刚担任审判长，法官陈静、法官张弘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6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1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鹏、沈×2之委托代理人沈×1，被上诉人沈×3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1、沈×2在一审中共同起诉称：沈×4系沈×1、沈×2及沈×3的父亲。1998年6月26日，沈×4与妻子曹玉媛在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502号房屋（以下简称502号房屋）留给沈×3一人继承，但该遗嘱并非曹玉媛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上签×并非曹玉媛所签，手印也并非曹玉媛自愿捺下，而且从“遗嘱”为代书遗嘱，又无代书人、见证人签×的情况来看，其不具备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为无效遗嘱。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必须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司法部关于《办理几项主要公证行为试行办法》中也规定，书面遗嘱应当由遗嘱人亲自书写，内容要明确具体，注明时间、地点，并签名或者盖章，如委托他人代写，必须由遗嘱人和代书人签名或者盖章。遗嘱人也可以向公证机关口述遗嘱由公证人员×1在场，做出记录，并向遗嘱人宣读，认定无误后，公证人员和遗嘱人签名或者盖章。从该“公证遗嘱”的形式上来看，只有公证员一人在场，明显不符合遗嘱公证的程序规定。现曹玉媛已于2011年7月12日去世，沈×1、沈×2作为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1998年的遗嘱无效，请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维护我沈×1、沈×2的合法权利。
沈×3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沈×1、沈×2的诉讼请求。在办理公证遗嘱时，曹玉媛、沈×4均身体健康、思路清晰，完全是自主决定。父母让沈×3继承房产，主要是考虑孙子已经长大，以后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沈×3与父母共同生活五十多年，在此房屋内成家、生子，从未与父母分开过，父母也享受了天伦之乐。在办理公证遗嘱时，父母是有意瞒着沈×1、沈×2的，因为沈×1、沈×2从未赡养过父母，因此没有必要告诉沈×1、沈×2。2003年9月，沈×3父亲无意间说出遗嘱之事，沈×1、沈×2得知后强烈不满，随着房产价值的一路飙升，家里从此不得安宁。沈×1、沈×2逼着母亲撤销公证，更可笑的是逼着父母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使得父亲、母亲的晚年生活更加不如意。事实上，如果沈×3有欺骗行为，在遗嘱公证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母亲不可能默默无闻，因此，遗嘱公证是真实有效的。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沈×4与曹玉媛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二女一子，即沈×1、沈×2和沈×3。曹玉媛于2011年7月12日死亡，沈×4于2014年3月30日死亡。502号房屋登记在曹玉媛名下，系曹玉媛与沈×4的夫妻共同财产。
1998年7月1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出具（98）京东证内字第1224号公证书，证明曹玉媛、沈×4于1998年6月26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面签其本人所立《遗嘱》上签名、按手印。该《遗嘱》主要内容为：“立遗嘱人：曹玉媛、沈×4；执行人：宋兆平；受益人：沈×3；遗嘱内容：我叫曹玉媛，我丈夫叫沈×4，我于1994年9月21日购买位于朝阳区502号的房产一处，我现在与配偶协商一致后，我们俩自愿订立本遗嘱，不论我们俩中谁先故去，故去一方依法所占有的房产份额都归生存的一方所有，当我们俩人都故去后，此房由儿子沈×3继承。本遗嘱一式四份，我们俩人各执一份，执行人一份，公证处存档一份。”《遗嘱》（以下简称1998年《遗嘱》）下方有“曹玉媛”、“沈×4”的签名及手印，并有宋兆平的签名。
沈×1、沈×2主张1998年《遗嘱》并非曹玉媛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了曹玉媛的两段视频资料，录制时间分别为2010年8月17日和2010年9月4日。在视频资料中，曹玉媛称自己是被沈×3拉去公证处进行的公证，1998年《遗嘱》上的手印是宋兆平拉着自己按上的。沈×3认可视频资料中的女性是曹玉媛，但主张曹玉媛在视频中所陈述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是被沈×1、沈×2胁迫做出的陈述。沈×1、沈×2主张1998年《遗嘱》的公证程序违法。经查，公证处接谈笔录中写明的公证员为两名，分别是田军、杨靖涛。此外，沈×4系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死亡，死亡前作为本案的被告，其表示认可1998年《遗嘱》的真实性。
宋兆平出庭作证称，1998年沈×3找到他帮忙作证，于是其开车到沈×3家接了沈×4、曹玉媛前往公证处，公证人员×2与沈×4、曹×，问了二人一些问题，并让宋兆平念了公证书，然后让两位立遗嘱人签×、按手印，也让宋兆平按了手印。
诉讼中，沈×1、沈×2提交了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17787号公证书，证明曹玉媛于2010年11月4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及工作人员面前在其本人所立的遗嘱（以下简称2010年《遗嘱》）上捺指印。曹丽媛所立遗嘱内容如下：“我名下的北京朝阳区502号房产壹套系我与丈夫沈×4夫妻共同财产。在我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留给子女沈×2、沈×1、沈×3三人平均继承。上述房产份额均指定为受益人的个人财产。本遗嘱一式二份，我本人收执一份，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存档一份。”
另查，曹玉媛、沈×4曾于2010年将沈×3、田永红、沈伟德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沈×3、田永红、沈伟德从502号房屋中腾退搬出。该案于2010年10月19日由一审法院做出（2010）朝民初字第29984号判决，判决驳回曹玉媛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曹玉媛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8日做出（2011）二中民终字第536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案件的一审及二审审理过程中，沈×4均表示不同意曹玉媛的诉讼请求，另外，法院查明：“曹玉媛的单位北京制药厂于1984年为其分配了502号承租房屋，沈×4、曹玉媛及其三个子女于1985年搬至502号房屋居住。田永红和沈×3于1987年结婚后亦在502号房屋居住至今，田永红和沈×3之子沈伟德于1988年出生后亦在此共同居住至今”、“沈×3、田永红、沈伟德提交购房款发票及手续费收据，以证明502号房屋购房款及各项手续费均为沈×3所支付。曹玉媛及沈×4对该证据均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
沈×1、沈×2主张1998年《遗嘱》是否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该遗嘱的形式不合法，二是该遗嘱并非曹玉媛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998年《遗嘱》已经公证部门公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现沈×1、沈×2虽然主张公证程序违法，但并未提出充分有效之证据，故从形式上看，1998年《遗嘱》的公证合法有效。至于沈×1、沈×2主张的遗嘱并非曹玉媛真实意思表示一节，虽然2010年视频资料中曹玉媛否认1998年《遗嘱》中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但1998年《遗嘱》的立遗嘱人为沈×4、曹玉媛两个人，曹玉媛对于502号房屋如何处分的意思表示不能当然及于沈×4，且曹玉媛已于2010年11月4日立下新的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因此，2010年《遗嘱》应当视为曹玉媛对1998年《遗嘱》中涉及自己意思表示的部分作出的撤销或变更，并不影响1998年《遗嘱》的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沈×1、沈×2的诉讼请求。
沈×1、沈×2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沈×1、沈×2申请一审法院调取2008年7月新源里派出所的有关曹玉媛报警的出警录像与笔录等记录，以证明1998年《遗嘱》并非曹玉媛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未予调取；2.一审法院开庭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不清；3.沈×1、沈×2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曹玉媛的两段视频，可充分证明1998年《遗嘱》非曹玉媛的真实意思表示，曹玉媛2010年《遗嘱》可以佐证；4.遗嘱公证程序不合法，存在公证员不足二人等违法情形；5.有关本案的2015年底最后一次庭审中，沈×1、沈×2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意见，列举八项事实理由，以证明1998年《遗嘱》不成立，一审判决书没有表述等。故沈×1、沈×2上诉请求：撤销（2012）朝民初字第06741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沈×1、沈×2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沈×3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沈×1、沈×2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沈×1、沈×2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房屋所有权证、公证卷宗、公证书、庭审笔录、视频资料、诊断证明书、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经过公证的1998年《遗嘱》的效力问题。双方当事人应当围绕争议焦点所涉待证事实出示证据、陈述事实。沈×1、沈×2上诉主张公证程序违法、案涉遗嘱非曹玉媛真实意思表示等，并向本院申请调取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98）京东证内字第1224号公证卷宗、2008年6月新源里派出所出警录像、2009年7月沈×1报警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现沈×1、沈×2以公证程序违法为由主张1998年《遗嘱》无效，其实质并非针对公证书的内容，而是针对公证行为本身，所以依据上述规定本院对于沈×1、沈×2该诉请理由不予审查。对于沈×1、沈×2以1998年《遗嘱》并非曹玉媛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该《遗嘱》无效，首先，该《遗嘱》内容不仅涉及曹玉媛的意思表示，还涉及沈×4的意思表示，现沈×4明确认可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所以对于该《遗嘱》中涉及沈×4意思表示部分的内容本院无法认定无效。其次，对于该《遗嘱》中涉及曹玉媛意思表示部分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现沈×1、沈×2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曹玉媛在立遗嘱时受到了胁迫和欺骗，且在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出具的（98）京东证内字第1224号公证书未被认定无效、被变更等之前，本院无法认定1998年《遗嘱》上曹玉媛的签名、手印非本人所签、所按，所以沈×1、沈×2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沈×1、沈×2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案情已无调查收集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基于此，一审判决认定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沈×1、沈×2负担（已交纳35元，剩余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沈×1、沈×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建刚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张 弘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