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上行初字第13号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米含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新年。
委托代理人钟盛。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彭景东，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
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渠罗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大凡。
委托代理人陆耀巧。
委托代理人梁陶星。
第三人陆耀巧。
第三人梁玻瑜。
第三人潘儒年。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米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米含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3月11日依法向被告上思县政府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米含组的诉讼代表人潘新年及其委托代理人钟盛，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渠罗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渠罗组）的委托代理人陆耀巧、梁陶星及第三人陆耀巧、梁玻瑜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思县政府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渠罗组与米含组争议的是利华、顶岽等东面山（以下简称争议山），四至界线为：东从叫那（田）补天起往东北北经弄地卢、弄岜兰至底岽止为界，南以叫那（田）补天为界，西从叫那（田）补天起往北沿乌利华（利华山脊）、顶岽山脊至底岽止为界；北以底岽为界。争议山于土改、合作化至“四固定”等时期均没有划定归属。林业“三定”时，渠罗生产队（组）和米含生产队（组）分别主张山林，县政府已给渠罗生产队和米含生产队颁发了《山界林权证》。1982年12月28日，县人民政府给渠罗生产队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南往西与米含交界，从底百度正底到江龙止为界，有边龙水上米含底田补天，北是渠罗队，西往北从补天田起下岛下底岽，沿江寨跟正龙甘劳到百驮烂三水合甲。西是米含队，东是渠罗队管山。”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场的事实，该范围已在争议山场内。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12月28日给米含队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东由叫那补天直到利华、江寨、甘劳江驮水流为界，东边是渠罗管山，西边是米含队管山。”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场的事实，该范围不涉及争议山。争议的顶岽山东面山由渠罗组陆耀巧于2006年种植马尾松，争议的利华山东面山由渠罗组梁玻瑜于1996年耕种甘蔗至2009年，2010年米含组潘儒年将该山种速生桉而引起纠纷。鉴于以上事实，县人民政府认为：本案争议地自解放后土改、合作化至“四固定”等时期均未划定归属。1982年落实林业“三定”期间，县人民政府分别给渠罗组和米含组颁发的《山界林权证》，明确了双方山林权界限。县政府给渠罗组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山名及四至包含了本案争议山，而给米含组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山名及四至没有包含本案争议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是调处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没有相反的证据否定或其他证据推翻，此证书即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渠罗组对本案争议山权属主张的理由成立，县政府予以支持，米含组对本案争议山权属主张的理由不成立，县政府不能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点的规定，决定：本案争议山属渠罗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根据本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被告上思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调处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县政府申请对本案争议地进行确权的事实；
2、《调处申请书》，证明第三人渠罗组也向县政府申请对本案争议地进行确权的事实；
3、《送达回证》、《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渠罗组分别签收《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的事实；
4、原告米含组《山界林权证》内页，证明①原告的山权证原件存于思阳镇林业站，②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实际看，该证载明的四至范围没有包含本案争议地的事实；
5、第三人渠罗组《山界林权证》内页，证明①林业“三定”时，县政府给第三人渠罗组核发了山权证，②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实际看，该证载明的四至范围完全包含本案争议地的事实；
6、2010年5月14日《现场勘查笔录》及《勘查附图》，证明①办案人员组织争议双方现场勘查，确认争议地范围，指认有关山名、地名，②双方一致认可解放后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没有划定归属，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分别给各方核发了山权证，③2010年3月发生纠纷，纠纷前的1993年左右双方均称各自在该争议地承包给他人种甘蔗，原告认可1997年后放荒，2005年由第三人渠罗组群众种植甘蔗至今的事实；
7、《调解笔录》，2010年6月1日办案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事实；
8、2010年5月14日调查潘新年的笔录，证明①该人是原告村民小组组长，②林业“三定”时，由大队、公社和县组成工作组人员，组织争议双方实地踏山划界，以“那补天”山中那补天起沿那补天山脊（鸟山）到底岽为界线（即2010.5.14踏查图12-13-14-27-15），可推测原告的山权证载明四至不包含争议地的事实；
9、2010年5月14日调查黄明星的笔录，证明林业“三定”时，由大队、公社、县组成工作组人员，落实米含屯和渠罗屯山界时，从“补天田”起沿山脊（下鸟）到底岽为界线，东面为渠罗组，西面为米含组的事实；
10、防政复决（2013）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审查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后，已维持该处理决定的事实。
11、和星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第三人渠罗组组长姓名。
原告诉称，一、本案中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对本案争议双方的山林权分界线的描述是：“东由叫那补天直到利华，江寨、甘劳江驮水流为界，东边是渠罗管山，西边是米含队管山。”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当为：1、“由叫那补天直到利华”指的是：从“补天”田直到“利华”梯田的上部边缘止。“利华”在上思本地方言意为“用锄头开垦的耕地”，因为古时的争议地是原始山坡，是米含屯勤劳的老祖宗们历经数代人艰苦劳动，用锄头一寸一寸地开垦成今天的梯田。而“利华”梯田的权属历来为米含屯所有，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为周边的群众所公认，包括被告和第三人渠罗组对此均已承认。所以说，分山定界时，由上而下的界线只能划到“利华”梯田的上部边缘为止，界线不可能延伸下去，贯穿数十亩的梯田的中部，将原告的梯田分成两半。但被告未经思考，只听信第三人渠罗组的一面之词，就武断认定界线从梯田中间穿过。其结论所依据的仅仅是平时办案经验：以山脊为界。林业“三定”时，一般划分山界的一条主要原则是以山脊为界，但是在实际划分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以山谷、小溪、小路甚至一棵树作为界线的情况都有可能。结合周边村屯尤其是第三人渠罗组的《山界林权证》中有关与他队交界线的描述不难看出，当地群众大多数还是习惯于以溪流为分界线（凭证中凡是有“龙”字的均为溪流。注：本地方言）。2、“江寨、甘劳江驮水流为界”这段话的正确含义是：“江寨”、“甘劳”这两个地方均以河流的水流为界线。在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江驮”这两个字，它在本地方言中意为“河中”、“河里”的意思。然而，被告却断章取义，无视“江驮”这两个字的存在，仅以“水流为界”四个字就武断地认定是以山脊为界，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二、被告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显失公平。因为文化及专业水平的原因，林业“三定”时主持分山的原和星大队干部填写《山界林权证》时，文字表达的确不严谨、不规范，所以现在争议双方对各自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有关对边界的文字描述，双方均有不同理解，被告认为是以溪流为界，第三人渠罗组则认为是以山脊为界，双方争执不下。在此情况下，作为主持行政调处的被告，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访当时主持分山划界的原大队干部及参与活动的周边各队代表进行调查了解。但是被告并未做到，整个的调处过程简单草率，对第三人渠罗组的言词一味偏听偏信，被告的行为有悖行政处理“客观、公正”的原则。三、被告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本案争议山属渠罗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但在决定附图中又同时载明：不含农田权属。这意味着原告的农田有近五分之四的面积在第三人渠罗组的山场之中，而第三人渠罗组的山场中除了原告的农田之外均为田埂和石头。如果该决定生效，双方应如何去执行，如何去经营这些土地呢？总不能原告种农作物，第三人渠罗组就在田埂上种树吧？被告的这一决定违背了该处理决定所依据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中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综上所述，被告对争议双方的权属凭证理解有误，未经调查研究，偏听偏信，草率认定并得出错误结论。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有误，采信证据错误，显失公平，明显不当。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米含组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录音（视听资料），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渠罗组的山界林权以山谷的小溪为界，从“补天”田起到下脊下岽，即踏查图上标号12、26、15为界，山谷是踏查图上的标号12、26、25、15，标号15认定的地名不对的事实。
被告上思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与第三人渠罗组均凭各自的《山界林权证》，向被告递交《调处申请书》，要求处理本案的山场权属争议。据此，被告需要查明的只是争议双方各自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相邻界线位置、内容是否存在重叠即可。所以，被告收到争议双方的调处申请后查明：争议双方据以主张权属的《山界林权证》地名栏均无山名记载。原告《山界林权证》四至界线栏中的表述为：“东由叫那补天直到利华、江寨、甘劳、江驮水流为界，东边是渠罗管山，西边是米含队管山。……”，而第三人渠罗组《山界林权证》四至界线栏中的表述为：“……西往北从补天田起下鸟下底岽，沿江寨跟正龙甘劳到百驮烂三水合甲，西是米含队，东是渠罗队管山……。”通过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踏查指认，并对林业“三定”时参加现场划界分山的知情人进行调查，显示：原告上述四至界线中的“叫那补天”、“利华”、“江寨”、“甘劳”、“江驮”分别位于踏查图中的标号12、13、16、17、19处，与第三人渠罗组上述四至界线中的“补天田”12、“江寨”16、“甘劳”17成一线相互重合。虽然原告山权证中四至界线“以水流为界”的表述没有指明是以山脊水流为界还是以汇水流为界，但从踏查时双方共同指认的地名、对原告组长及和星大队大队长调查笔录的反映（2010年5月14日调查笔录）以及第三人渠罗组山权证四至界线的走向表述，均互为佐证地表明，原告与第三人渠罗组的山权证交界线是以山脊水流为界而非以汇水流为界。所以，双方的山权界线清楚，原告将其山界东线理解为位于“山沟处”（现争议山的东线）而认为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二、既然争议双方对本案有争议的山场均以各自的《山界林权证》为依据主张权属，各方均称经营管理但又提供不了对争议山进行管理经营的证据的情况下，以界线清楚的权属凭证为据明确争议山的权属，不仅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内容显然也是公平、恰当的。综上所述，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内容恰当，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问题。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人渠罗组述称，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第三人渠罗组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陆耀巧述称，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第三人陆耀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野外生产用火许可证》两份，证明陆耀巧在争议山上炼山后种树的事实。
第三人梁玻瑜述称，支持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
第三人梁玻瑜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潘儒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答辩的权利。
第三人潘儒年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提供的：
1、《调处申请书》，证明2010年3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调处申请，请求县政府将“叫那补天、利华、江寨”等山场确权给其所有，并交由其组潘灿年、潘儒年、罗德超经营管理的事实；
2、《调处申请书》，证明2010年3月24日第三人渠罗组向被告提出调处申请，请求县政府按照原县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记载的界限确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米含组之间山界，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权的事实；
3、《送达回证》、《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证明被告已将《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送达原告和第三人渠罗组的事实；
4、原告米含组《山界林权证》内页，证明林业“三定”时，被告已给原告米含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以及米含组的山林的四至界线为“……东由叫那补天直到利华、江寨、甘劳、江驮、水流为界，东边是渠罗管山。西边是米含队管山。……”的事实；
5、第三人渠罗组《山界林权证》内页，证明林业“三定”时，被告已给第三人渠罗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以及渠罗组的山林的四至界线为“……南往西与米含交界，从底百度正底到江龙止界，有边龙水上米含底田补天，北是渠罗队。西往北从补天田起到下岛下底岽，沿江寨跟正龙甘劳到百驮烂三水合甲。西是米含队，东是渠罗队管山。……”的事实；
6、《现场勘查笔录》及《和星村渠罗组与米含组山林争议勘查附图》，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0年5月14日组织原告与第三人渠罗组到争议山现场进行勘查并指认有关山地名称和确认争议山范围，且双方一致认为争议山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均未划定归属的事实；
7、《调解笔录》，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0年6月1日对原告与第三人渠罗组发生的山林权属纠纷进行调解，但调解不成功的事实；
8、《调查笔录》，证明①被告于2010年5月14日向米含组组长潘新年了解本案争议山权属的有关情况，②林业“三定”时，大队、公社和县组成的工作组人员组织米含、渠罗两队队长和群众代表到实地踏山指界，划定两队山界林权的分界线是：以“那补天”山中的那补天（四方旱田）起，沿那补天山脊（鸟山）到底岽，沿江寨山跟正龙甘劳到百驮烂三的水合甲止为界的事实；
9、《调查笔录》，证明①被告于2010年5月14日向原和星大队干部黄明星了解本案争议山权属的有关情况，②林业“三定”时，在划分米含屯和渠罗屯山界林权时，以叫那“补天田”为界，从“补天田”起下鸟弄岛底岽，沿江寨跟正弄甘劳，到百驮烂三的水合甲（百甲）止。东面山界林权属渠罗生产队集体所有，西面山界林权属米含生产队集体所有的事实；
10、防政复决（2013）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事实；
11、《证明》，证明潘新年系米含组组长，梁大凡系渠罗组组长的事实。
以上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原告米含组提供的：
录音（视听资料），因无其它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
（三）第三人陆耀巧提供的：
《野外生产用火许可证》两份，因无其它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被告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地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至“四固定”等时期均未经县人民政府确定权属。1982年落实林业“三定”期间，被告上思县政府分别给米含组和渠罗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山界林权。原告米含组的《山界林权证》载明：“……东由叫那补天直到利华、江寨、甘劳、江驮、水流为界，东边是渠罗管山。西边是米含队管山。……”，第三人渠罗组的《山界林权证》载明：“……南往西与米含交界，从底百度正底到江龙止界，有边龙水上米含底田补天，北是渠罗队。西往北从补天田起到下岛下底岽，沿江寨跟正龙甘劳到百驮烂三水合甲。西是米含队，东是渠罗队管山。……”。结合被告组织原告米含组和第三人渠罗组到争议山现场勘查确认的有关山地名称和争议山范围的情况来看，可以确认原告米含组与第三人渠罗组的山场分界线为勘查附图上的标号12-13-14-13-14-27-27-15-16-17-18，因此原告米含组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山名及四至界线不包含本案争议山，而第三人渠罗组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山名及四至界线包含本案争议山。被告依据原告米含组与第三人渠罗组各自的《山界林权证》作出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确定本案争议山权属归第三人渠罗组集体所有并无不当。被告及第三人渠罗组、陆耀巧、梁玻瑜请求维持的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原告对本案争议山权属主张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的上政裁（201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思阳镇和星村米含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帐号：20XXX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应良
代理审判员 黄冠婕
人民陪审员 黄有光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慧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