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821民初1837号
原告:余致华，男，196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
原告：孙前前，男，198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韬，湖北京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278号华汉广场3栋21－22层。
负责人：周元松，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东，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余致华、孙前前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前前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韬,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李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致华、孙前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付余致华、孙前前车辆损失险保险理赔金271000元和车上责任险理赔金50000元；2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余致华于2015年12月27日为其所有的牌号为鄂Ｈ×××××的越野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2016年5月27日，余致华的女婿孙前前驾驶该车（载余倩、杨振娟、杨振丽、杨振兰）在京山县××××村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余致华的车辆完全损毁，孙前前与车上四人均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在此次事故中孙前前负主要责任，余致华的车辆损失在交通事故中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乘坐人员的损失也没有得到足额赔偿。孙前前与余致华垫付了车上人员余倩、杨振娟、杨振丽、杨振兰的医疗费等损失，现余致华的车辆完全损毁。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一直没有按保险合同约定理赔车辆损失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为此，余致华、孙前前特具状起诉。
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1.本案存在报假警顶包的情形，余倩在报案时称其是驾驶人，在自知骗不过去时，才说孙前前是车辆驾驶员，本案实际车主余致华后向该公司提交了放弃声明书，自愿放弃索赔，保险合同属于一个诚信合同，顶包是一种违背诚信、违法违约的行为，将导致事故客观的真相无法还原，事故难以查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有权拒赔；2.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余致华、孙前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机动车保险单、京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责任认定书及物证检验报告、驾驶证、医疗费单据6张、收条3张、民事判决书三份等证据。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机动车保险出险通知书，照片一张、车辆乘坐人的示意图、孙前前在医院的照片一张、《放弃索赔声明书》（以下简称“声明书”）一份等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声明书的真实性问题。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了余致华签名的声明书，以证明余致华对案涉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放弃向该保险公司的索赔。余致华、孙前前对声明书提出异议，认为该放弃声明书的时间为“206年6月5日”，但未提交原件。本院认为余致华、孙前前虽对声明书提出异议，但在庭审中二原告向法庭陈述余致华向保险公司出具的声明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在保险公司威逼利诱下作出的，构成二原告对声明书真实性的自认，本院对该声明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案涉交通事故是否存在报假警的问题。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了机动车保险出险通知书，照片一张、车辆乘坐人的示意图、孙前前在医院的照片一张以证明车乘人员余倩报假警、为肇事司机顶包的情形。余致华、孙前前对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余致华、孙前前提交了京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责任认定书及物证检验报告，证明事故发生经过、责任认定及孙前前具备合法驾驶员身份。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上述书证有异议，认为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经过与实际不符，存在报假警的情形，对检验单也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责任认定书、物证检验报告系交警部门依职权作出的公务文书，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如有异议，应提交足以推翻的证据，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表明余倩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作了自己是驾驶人的虚假陈述，不能表明余倩在交警部门报假警、顶包，故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认为案涉交通事故中存在报假警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对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及物证检验报告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余致华与余倩系父女关系，孙前前与余倩系夫妻关系。余致华为其所有的鄂Ｈ×××××号小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限额为27.1万元的车损险及限额为5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其中司机1万元，4座乘客各1万元），保险时间均为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12月26日。2016年5月27日13时40分许，孙前前驾驶的鄂Ｈ×××××号小车（载余倩、杨振兰、杨振娟和杨振丽）沿243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京山县××××路段，超越前方同向刘勇驾驶的鄂Ｈ×××××号重型货车时，与对向罗华驾驶的鄂Ｓ×××××号重型货车（沿243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相撞，造成三车受损，孙前前、余倩、杨振娟、杨振丽、杨振兰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京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孙前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华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经荆门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确认,余倩、孙前前血液中均未检出“乙醇”成份。事故发生后，余致华、孙前前承担了孙前前、余倩、杨振兰、杨振丽、杨振娟的部分医疗费用。
另查明，交通事故发生当日，余倩向保险公司出险工作人员陈述其为案涉肇事司机，并在机动车辆保险出险通知书及车辆乘座人示意图上签名确认。2016年6月5日，余致华向保险公司出具声明书，表明其系鄂Ｈ×××××号车辆的被保险人和车主，案涉交通事故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决定就本次事故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自愿放弃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并要求保险公司对索赔案件作销案处理。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与余致华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声明书是否合法有效；二、在被保险人余致华书面声明放弃针对案涉交通事故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后，其再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法院是否支持；三、孙前前是否有权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
声明书的效力性问题。余致华、孙前前认为声明书系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威逼利诱下作出的，且余致华作出的声明书对孙前前不发生任何作用，该声明书因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而无效。余致华、孙前前的意见可归纳为余致华的声明书因受胁迫而可撤销；因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1.声明书不存在因胁迫而可撤销的情形。余致华、孙前前认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威胁余致华，要追究余倩报假险、顶包，骗保的责任，故余致华不得已出具声明书。本院认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虽认可余倩在报险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或顶包行为，但并不能依此推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认可以此为手段对余致华进行胁迫。即使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出险过程中有关于追究余倩报假险、顶包，骗保的责任的言行，也应认定为保险公司发现违约或违法行为时的警示手段，并不足以构成对余致华的胁迫，故余致华、孙前前关于出具声明书系出于胁迫而可撤销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声明书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声明书无效应同时满足恶意串通和损害第三人利益二个条件。但保险公司并未与余致华恶意串通，余致华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弃应由其主张的赔偿保险金，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行为并未损害孙前前及其他第三人的利益。综上，依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余致华、孙前前应对其主张的声明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提供证据证明，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声明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声明书合法有效。
余致华是否有权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的问题。余致华已书面申明放弃针对案涉交通事故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索赔，视为余致华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达成了不再要求保险公司就案涉事故进行赔偿的合同，如上所述该合同合法、有效，余致华在合同中作出的自愿放弃自己索赔权利的承诺对其具有约束力，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的抗辩理由成立，余致华无权单方反悔而要求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
孙前前是否有权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的问题。从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可以看出，孙前前系基于作为车辆驾驶员且垫付了部分的费用而与被保险人余致华共同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索赔车损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而保险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被保险人享有主张赔偿保险金的权利。当实际驾驶人员不是被保险人时，其无权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因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而产生。故孙前前无权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保险金。
综上所述，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后，因被保险人余致华放弃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孙前前亦无权再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索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致华、孙前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57元，由余致华、孙前前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游新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姜 文
书 记 员 朱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