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惠城法仲民初字第405号
原告（反诉被告）：肖亮才，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8877，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原告（反诉被告）：李崇铭，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01X，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玲珑、顾伟雄，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程永胜，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719，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曾石文、叶晴，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健良，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532，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原告肖亮才、李崇铭诉被告程永胜、黄健良及反诉原告程永胜诉反诉被告肖亮才、李崇铭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肖亮才、李崇铭诉称，原告一、二于2000年12月27日和惠环立新一村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急流坑”上板田土地及上边荒地，承包期为2001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1日；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原告一直勤勤恳恳，在承包地上建造房屋，开展养殖，十几年来两原告在承保地种上了各种果树（以荔枝树和龙眼树为主）。2014年4月10日中午，惠州市惠城区古塘坳的大队主任黄伟雄（即原告《承包合同书》发包方的签约代表）通知原告一，告知其承包地上种植的果树遭到大面积的砍伐。2014年4月11日，两原告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发现承包地上种植的龙眼树和荔枝树大约有900余棵遭到砍伐、挖掘，并且原告建造的房屋、蓄水池、水管以及种植的台湾龙竹、香蕉树等设施和经济作物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在现场，原告还发现其建造的房舍中不知何时住满了伐木工人。在原告与伐木工人中姓封的工头了解到，他们是受雇于“黄老板”（即被告二）来急流坑一带的山林地进行伐木，并告诉原告这片山林地系“程老板”（即被告一）所承包，系程老板把树木卖给黄老板的，并让黄老板进行砍伐。随后，原告通过电话向公安机关报案反应情况，之后公安机关亦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取证，并传讯相关当事人到公安机关做了笔录。根据原告自行取得证据以及公安机关取得的证据反映出的事实：2014年1月份左右，被告一将其急流坑一带承包的山林地的树木卖给了被告二，后被告二经人介绍联系了工头封享成，并雇用其组织工人进行有偿的伐木作业。2014年1-3月期间，工头封享成共组织了大约有45名工人进行树木的砍伐。一干伐木工人初到急流坑一带时，被告一便称急流坑一带建造的房舍均系其亲属所有（实际系原告所有），可以随便入住，并称附近一带所有的果树均系被告一其本人所有。2014年3月6日-8日期间，工头封享成扩大运输路面需要，要对几处大面积种有果树的地面进行砍伐和挖掘，但其考虑到所要破坏的果树接近千棵，价值不菲，便打电话给其雇主被告二询问，而被告二似乎也拿不定主意，便打电话给被告一，而被告一果断要求工人进行砍伐，其称所要破坏的果树、设施都系其本人所有，可以随便砍。而封享成也多次打电话给被告一确认此事，而被告一多次在电话中和到临现场告诉封享成所有果树都是其所有，不存在纠纷，指使和授意其可以随便砍伐。在工头封享成反复的确认和被告一反复的授意之下，原告种植的上千棵果树遭到了砍伐和挖掘。两原告十几年精心养殖的果树就此毁于一旦。后经原告统计，砍树工人在砍树的过程中，砍到及破坏的果树超过900棵，且树龄都超过了10年，加上被破坏的其它设施和经济作物，两被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一系急流坑一带山林地的承包人，对附近情况十分熟悉，其明知急流坑一带建设的房屋设施、经济作物和种植的果树都是有主物，却为了满足自我便利、私利，采取隐瞒和蒙骗的方式，指使、授意伐木工人对原告的果树进行大面积砍伐、挖掘，对设施和经济作物进行肆意破坏，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当对原告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二雇佣及组织工人在急流坑一带进行伐木，在没有确认急流坑一带果树、屋舍和相关设施权属的情况下，指挥和纵容其工人对果树进行砍伐和对财物进行破坏，对工人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也应当对原告承担侵权责任。而两被告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应当对原告所有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原告被损毁的绝大部分果树均在被工人开路时用挖掘机连根挖起，或者被泥土深埋，其具体被损毁的果树数量难以计量，因此，原告请求以国土局卫星航拍存底的照片作为测量依据，按照国家征收补偿标准计算赔偿。综上，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1、被告一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00万元整；2、被告二与被告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程永胜在庭审中辩称，一、答辩人系在自己依法承包的山地中，并经林业部门批准获得了《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与被告二黄健良签订《协议书》，由黄健良依法砍伐属于答辩人承包范围内的林木，不存在侵害被答辩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答辩人于1991年3月28日与惠州市林场（现更名为惠州市国营东江林场）签订《租用林地山地营造速生丰产林合同书》，承包期限为二十五年，从1991年1月起至2017年1月止，合同约定惠州市林场将5000亩山地承包给答辩人营造速生丰产林，具体范围是，第一期：东至小石壁水库尾的西面山脊，经汽车教导营界线分界，沿山脊到福利院，复员退伍疗养院；南至与古塘坳分界线、红旗大队山脊分界线（现有防火线）到大硖坳；西至红旗路山脊为界；北至原有公路分界（详见界限图）。合同签订后，答辩人一直在自己承包的山地范围内营造林木。2013年10月、2014年4月答辩人均依法取得了《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2013年10月1日答辩人与被告二黄健良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被告二对答辩人承包的山林约为990亩桉树进行砍伐，被告二需对答辩人指定的山界砍伐导致砍错树木产生的赔偿损失多少均由被告二负责。因此，答辩人系在自己承包的山地范围内砍伐林木，不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更不存在砍伐被答辩人的果树的行为。二、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向其赔偿财产损失10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向其赔偿财产损失100万元，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以上答辩意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被告黄健良在庭审中辩称，我砍伐的树是向被告一购买的树，种树的地方是被告一的，我砍树的范围是被告一指定给我的，砍树的相关证件也是被告一办理好的，我并没有砍原告所称的果树。
被告程永胜反诉称，反诉人于1991年3月28日承包了惠州市林场（现为惠州市国营东江林场）位于古塘坳激流坑的山地，规划5000亩，分期营造速生丰产林，承包该山地后反诉人就种植有南洋楹树和桉树等，2001年被反诉人肖亮才、李崇铭二人筑造鱼塘时挖土填土淹没了反诉人种植的桉树和南洋楹树，对反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但当时因黄伟雄（现古塘坳村主任）就此事与反诉人打过招呼，反诉人就没有要求被反诉人赔偿。在2002年反诉人在鱼塘边重新种植了桉树与南洋楹树，并在2013年10月经相关部门审批可以砍伐上述林木。后来，被反诉人为了牟取私利，肆意在反诉人承包的山地范围内违法盗伐林木并抢种果树，根据反诉人不完全统计，被反诉人盗伐反诉人种植的林木约500多亩，按照被盗伐的林木木材损失1500元／亩计算，共给反诉人带来损失人民币75万元，另外，因被反诉人违法抢种果树面积约为800多亩，给反诉人的林木造成损害，林木损害按照1000元／亩计算，共给反诉人带来损失共计人民币80万元，上述两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5万元。当时反诉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惠城区公安局森林分局接到报警后，采取行动抓获了部分受雇抢种的工人，按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究上述违法人员的刑事责任，但反诉人出于仁慈，要求公安机关不予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因被反诉人违法盗伐反诉人的林木及在反诉人的土地上抢种果树，同时，被反诉人在反诉人承包的林地范围内聚众滋事，阻拦工人合法砍伐林木及运输木材车辆的正常通行，影响反诉人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给反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反诉人及反诉人的爱人长时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心情抑郁，感觉身体不舒服，增加了反诉人到医院接受检查的次数。在收到被反诉人的民事起诉状后，因被被反诉人诬告陷害，反诉人寝食难安、夜不能寐，经常半夜惊醒无法入睡，身心疲惫引起背部疼痛，经到医院检查，身体一向健康的反诉人被告知患××。同时因被反诉人的诬告陷害，造谣生事，反诉人的名誉权遭到严重损害，反诉人经常受到不知情人员的质问，同时，派出所的民警及林场的领导经常就此事询问反诉人，给反诉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被反诉人应当依法向反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被反诉人的违法行为给反诉人造成了155万元的经济损失，现反诉人只要求被反诉人承担90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因为被反诉人的行为给反诉人的生命健康、名誉造成损害，被反诉人应当依法向反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反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反诉，望判如所请：1、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损失人民币100万元（其中财产损失9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2、被反诉人在《惠州日报》上登报，对反诉人赔礼道歉；3、本案本诉、反诉的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原告肖亮才、李崇铭针对被告程永胜的反诉在庭审中辩称，一、反诉人提请的反诉与本诉并非基于同一个实体法律关系或同一个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1、反诉人提请的反诉与本诉之间并非基于同一个事实。答辩人起诉反诉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基于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果树、屋舍遭到砍伐或破坏这一事实，而反诉人反诉答辩人是基于反诉人承包的林地被盗伐或抢种果树这一事实产生，两者之间明显不是同一个事实。2、反诉人提请的反诉与本诉之间并非基于同一个实体法律关系。答辩人因其承包地上果树被毁起诉反诉人，系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而反诉人也是以其承包林地上的树木被盗伐提起的反诉，系另一个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是各自独立的，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最多只能属于同一类法律关系。如果反诉人认为其反诉的事实与理由成立，可以另行起诉主张其请求。二、即便人民法院受理反诉人的反诉请求，反诉人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据答辩人构成侵权。反诉人在反诉状中信手拈来，其事实与理由毫无凭据可言，其在诉状中称答辩人在2013年期间砍伐了其500多亩的林木，损失高达75万元，以及违法抢种果树面积达800多亩，造成损失高达80万元，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既未对答辩人是否存在加害行为予以证实，亦未对其损害结果予以证实。反诉人陈述的内容如果真实存在，为何不向与其关系良好的惠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惠城派出所进行报案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归根结底，反诉人在诉状中陈述的内容都是其捏造的事实，如果其向公安机关对答辩人提出控告，反诉人很有可能承担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而今反诉人在答辩人起诉之后提出反诉，也只是妄想通过子虚乌有的反诉达到与本诉的侵权责任相抵消的诉讼目的。三、反诉人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人在反诉状中称，因为答辩人盗伐其林木，在其承包林地上抢种果树，以及阻挠其合法砍伐树木等原因，导致其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等情况，因此要求支付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答辩人认为，盗伐林木和抢种果树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实，而阻扰反诉人工人采伐树木的也并非答辩人。事实是，反诉人及被告黄健良组织的工人在采伐树木过程中不仅损坏了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果树，还损坏了立新村当地村民种植的果树，因此被村民阻止砍伐及运输，跟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其主张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反诉人全部的人反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肖亮才、李崇铭起诉称被告程永胜、黄健良砍伐、挖掘其承包地上种植的果树，被告程永胜反诉称原告肖亮才、李崇铭在其承包土地范围内盗伐并抢种果树，但双方均未能对各自承包土地的地界范围举证予以证明，无法确定双方对各自诉请的标的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原告肖亮才、李崇铭提起的本案诉讼及被告程永胜提起的反诉，均应予以驳回。双方可待各自承包土地的界限明确后，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原告肖亮才、李崇铭的起诉。
二、驳回反诉原告程永胜的反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金亮
代理审判员 苏绿琴
人民陪审员 杨 琛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