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民初字第10350号
原告姜×1，男，1992年7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宫×（系原告继母），女，1971年10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孔永才，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姜×2，女，1959年7月17日出生。
被告姜×3（亦系姜×2委托代理人），男，1963年3月24日出生。
被告姜×4，女，1939年2月10日出生。
被告姜×5，女，1941年11月21日出生。
被告姜×6（亦系姜×4、姜×5之委托代理人），男，1952年3月13日出生。
案由：遗赠纠纷
原告姜×1诉被告姜×2、姜×3、姜×4、姜×5、姜×6遗赠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1之委托代理人宫×、孔永才、被告姜×2、姜×3二人与被告姜×4、姜×5二人之委托代理人即被告姜×6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1诉称，遗赠人霍×与其妻刘×于1936年11月12日结婚，二人共生育姜×4、姜×5、姜×6三名子女，后于1956年离婚。刘×已于1991年11月15日去世。1958年7月18日，霍×与邹×结婚，婚后共生育姜×2、姜×3两名子女。邹×已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原告姜×1系被告姜×3之子，即霍×之孙。霍×于2013年2月5日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立下遗嘱，将其名下北京市东城区××厂××号楼××-2号、××-3号两套房屋中属其所有的份额及其应继承邹×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原告姜×1所有，并指定了吕伟华、胡小珊作为遗嘱执行人，此二人系霍×所在单位同事。2013年6月9日霍×去世。2013年6月14日，原告姜×1在遗嘱执行人陪同下，到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做了接受遗赠的公证声明。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依据遗赠遗嘱取得受赠的相应房屋产权份额，其余产权份额由姜×3、姜×2二人依法继承。因姜×4、姜×5、姜×6未与邹×形成抚养关系，故对于邹×在诉争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并无继承权。
被告姜×2、姜×3辩称，我们均认可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均同意按照父亲霍×的遗嘱处分其两套遗产房屋，并根据法定继承由我二人依法继承母亲邹×的遗产份额。
被告姜×4、姜×5、姜×6辩称，原告所述父亲霍×与两任妻子的婚姻及生育子女情况属实，两套房屋产权情况属实，我们均认可。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是公证处的公证书和公证遗嘱，对此我们不认可。该遗嘱是在积水潭医院病房里所立，我们认为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公证员刘娟曾在2011年6月16日给霍×做了一份公证，即“2011年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052号”公证书。此公证书内容是将本案诉争两套房屋遗赠给姜×1。公证员刘娟于2011年10月18日给霍×做了第二份公证，即“2011年京信德内民证字第356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否定了“2011年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052号”公证书，同时将本案两套住房分别遗赠给霍×的两个孙子，其中××-2号房屋给姜×7（系姜×6之子），××-3号房屋给姜×1。原告在本案中所提的遗赠遗嘱的公证，是公证员刘娟于2013年2月5日为霍×做的第三份公证，为“2013年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书，此公证书内容确与原告所述一致。但此时刘娟已是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的公证员，既然要否前期的公证书，一定要本人去原先的公证处去做公证，所以公证处违反程序原则。而且，父亲霍×做第三份公证时姜×6在场，见父亲精神萎靡呈沉睡状，姜×6当时问公证员刘娟是否要做公证，公证员刘娟称不做公证，姜×6后来就走了，之后他们却做了公证。我们认为该公证书并非霍×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霍×所做的第二份公证书内容，将两套房屋的产权分给两个孙子即姜×7和姜×1，多占有的产权份额可给付继承人折价款。
经审理查明，遗赠人霍×与妻刘×于1936年11月12日结婚，二人共生育姜×4、姜×5、姜×6三名子女。1956年霍×与妻刘×离婚，二人之子姜×6由刘×抚养。刘×于1991年11月去世。1958年7月18日，霍×与邹×结婚，其时姜×4已成年，姜×5已满16周岁（经法院调取档案，其于1959年8月参加工作）。霍×与邹×共生育姜×2、姜×3两名子女。邹×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原告姜×1系被告姜×3之子，即霍×之孙。霍×与邹×婚姻存续期间内于1995年10月购买了北京市东城区××厂××号楼××-2号、××-3号两套房屋，产权登记于霍×名下。
2011年10月18日，霍×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公证，立下公证遗嘱，公证书号为（2011）京信德内民证字第3567号。霍×在该公证遗嘱中表示：“在我去世后，将东城区××厂××号楼××-2号房产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我有权继承我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孙子姜×7所有，且只作为姜×7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将东城区××厂××号楼××-3号房产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我有权继承我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孙子姜×1所有，且只作为姜×1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
2013年2月5日，霍×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声明其自愿撤销于2011年10月18日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立下的（2011）京信德内民证字第3567号公证遗嘱，对此，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于2013年2月6日出具了（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0号公证书。
2013年2月5日，霍×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立下公证遗嘱，公证书号为（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霍×在该公证遗嘱中表示：“我是遗嘱人霍×，我名下有两套房产，分别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厂××号楼××-2号和北京市东城区××厂××号楼××-3号。该房产是我与妻子邹×的夫妻共同财产，邹×已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为避免日后纠纷，现我自愿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将上述两套房产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我应继承我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我的孙子姜×1所有。我委托吕伟华和胡小珊作为本遗嘱的执行人”。
2013年6月9日霍×去世。原告姜×1于2013年6月14日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做出声明，表示接受霍×在（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遗嘱中的遗赠。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此制作了（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5163号公证书。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庭审笔录、房产证、公证书、证明信、死亡证明、档案情况摘抄表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北京市东城区××厂××号楼××-2号、××-3号两套房屋系遗赠人霍×与其妻邹×的夫妻共同财产，因邹×先于霍×死亡，则上述两套房屋中各有二分之一产权应为邹×的遗产，其余各有二分之一产权应为霍×个人财产。邹×生前未留有遗嘱，则其遗产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霍×与前妻刘×所生之子姜×6，系在父母离婚后由生母刘×抚养，并非邹×之合法继承人。霍×与前妻刘×所生之女姜×4，在其生父霍×与邹×再婚时已成年，与邹×未形成扶养关系，并非邹×之合法继承人。霍×与前妻刘×所生之女姜×5，在其生父霍×与邹×再婚时已满16周岁，并于1959年8月参加工作，其与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作为继女与继母邹×之间未形成扶养关系，并非邹×之合法继承人。故在邹×去世后，诉争两套房屋的产权中属于邹×遗产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仅应由邹×之夫霍×、之女姜×2、之子姜×3三人依法继承。
霍×在2013年2月5日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声明撤销之前所立公证遗嘱，立下新的公证遗嘱，明确表示将诉争两套房产中依法属于其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其应继承其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姜×1所有。该公证合法有效。现原告姜×1要求依据该公证遗嘱取得受赠的相应房屋产权份额之请求，理由合理，证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诉争房屋其余产权份额，原告姜×1主张由被告姜×2、姜×3依法继承，被告姜×2、姜×3提出依法继承请求，理由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被告姜×4、姜×5、姜×6认为（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书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主张该公证书并非霍×真实意思表示，据此请求霍×所做的第二份公证书内容，将诉争两套房屋的产权分给姜×7和姜×1。但被告姜×4、姜×5、姜×6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对其主张及抗辩予以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厂××号楼××-2号、××-3号的两套房屋的产权均归姜×1、姜×2、姜×3三人共同所有，其中姜×1对该两套房屋各占六分之四产权分额，姜×2、姜×3分别对该两套房屋各占六分之一产权分额。
案件受理费八千一百一十五元，由原告姜×1负担四千一百一十五元（已交纳），由被告姜×2、姜×3二人各负担一千元，由被告姜×6负担二千元，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田世跃
代理审判员 刘惠楠
人民陪审员 高银龙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