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02民初5609号原告：绍兴刘大侠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2500号B区第六大道东3F3386。法定代表人：佟建胜。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阳杨，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编钟东路***号。法定代表人：李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宇，江苏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绍兴刘大侠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7月2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11日、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绍兴刘大侠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阳杨、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宇、证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自2016年起，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布匹买卖关系，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各色布匹，累计交易布匹的货款为360307.49元，被告仅支付货款10万元，余款260307.49元经原告催讨，被告未予支付。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260307.49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关于本案被告方查找不到任何与原告有关的交易资料和信息，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全部交易均予以否认，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予认可。本案原告提出的金额比较大，原被告双方应该有相应的买卖合同、送货单、发货单等予以支持，但被告方均无发现相关的证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1、增值税发票3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回单打印件1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布匹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发票后已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0万元，应当视为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内容进行了积极的认可。证据2、销售码单打印件9份，拟证明原告经被告指定向相应的厂家交付了货物，除却增值税发票记载的金额外，双方尚有交易额度计人民币120374.5元。证据3、原、被告之间往来邮件打印件6份，更进一步证明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双方尚有交易额度计人民币120374.5元的买卖发生。证据4、《圆通速递快递面单》1份，寄送记录1份，淮北市烈山区舒安货物配载中心出具的说明1份，拟证明原告已将未开票部分的货物交付给被告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增值税发票被告已抵扣，但该组证据没有其他合同、发货单等予以印证，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交易行为，也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260307.49元的事实。对于证据2，销售码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邮件交流截图系复印件，需核实。对于证据4、圆通的快递单不是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记载的内容不能证明是被告指派原告发过去的，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这批货是为被告公司发的货，且不能确认所发货的数量；关于“说明”1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告为了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5、代理出口协议1份，拟证明周某是挂靠在被告公司的，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办理出口相关手续，并向被告公司支付相应的费用。周某在国内的生意往来与被告公司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在真实性上，周某已陈述这个出口协议的日期是倒签的；在关联性上，无论是周某还是被告均没有向原告出具过该份代理协议，原告对此并不知情。在原告与被告发生买卖业务过程中，周某代表被告与原告洽谈买卖方案，周某将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被告，被告予以入账抵扣，并支付了部分货款，足以认定被告已认可周某的代理行为。周某提交的银行转帐记录证明其是被告的员工，至于周某在出口贸易方面与被告有代理协议，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及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确定。原告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本案原告是为被告配送面料的，其是本案被告的员工（2016年5月到2017年2、3月），其可以提供工资卡和报销卡的流水账，证明其是被告的员工。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发生在2016年8月到2017年1月底，其代表被告出面与原告联系业务。原告出示的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9份销售码单，经其辨认，确认该3份增值税发票其已收到，并已交给被告且被告已抵扣。9份销售码单的货物实际都已发到工厂，绝大部分已出完货了（面料已做成成衣出口了）。最后2张销售码单的货也收到了，是发到淮北的。其在2016年6月之前从事服装贸易，现在亦从事服装贸易。其跟被告之间没有承包关系，2016年12月份，因为工厂出货不顺利，被告要求其补签一份代理协议，当时原告已开具了23万多的增值税发票，临近付款，这份协议其是没办法才签的，所以被告才打了10万元给原告。协议上面的日期是倒签上去的，之前一直没有说是代理。原被告之间买卖业务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其是被告公司的业务人员，从邮件往来可以看出，其没有用过私人邮箱，所有的合同必须盖章的都是需要递交公司。原告出示的码单都是其签的，开发票之前，这些码单都已发给其进行过核对，所以对发票的内容很清晰。当时其与原告做生意是代表被告做生意，其是用邮件跟原告联系，也发了名片和开票资料给原告的。交易过程中，没有买卖书面合同，但下订单的时候有合同。应该是签了2份订单，但是被告没有盖章，被告是发了邮件确认这个合同。一开始都是其经手，后来李辉进来，邮件也抄送给李辉了，他是被告负责业务上的领导，也是法定代表人。让原告方把货送到哪里，其一方会打电话给原告方进行确认，送货单给工厂，工厂会签单，但不一定签字回传给我们。证人周某提供户名周某、开户行建设银行、卡号:62×××69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明其是被告的员工。原告对证人证言质证如下：我们认为证人周某系被告的业务员，其所作的陈述真实客观，可以全面细致地反映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至于被告代理人提交的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的代理承包协议，该协议在原被告之间交易过程中，被告与周某均没有向原告出示过。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被告接收了原告的增值税发票，且予以抵扣，还支付了部分款项，即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往来具有真实性；证人在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前，已对本案所涉的金额、数量进行了确认，也得到了被告的认可。综上，我们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所欠货款亦是事实。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如下：1、证人在看原告提供的码单时，只是大致翻了翻，即予以认可，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况，所以对证人证言存在疑点；2、证人陈述到被告与原告之间有书面往来的材料，认为有合同，只是被告没有盖章，但提供不了合同，证人又说不出与原告之间的联系人是谁，只说是朋友，均是含糊不清，至于合同数额多少、品种规格是什么，被告一概不清楚。可以证明原告起诉的全部金额是证人自己的行为；3、被告与证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是承包关系，证人自己一直在做外贸业务，由此很有可能证人将自己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并在一起，与原告联合起来欺诈被告。本院认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原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被告及证人周某均确认该证据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已入账抵扣，并支付给原告货款10万元，即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对应的买卖予以认可（交易金额239932.99元，与证据3原告提供的9份码单中的7份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2、3、4，该组证据需综合分析认证，其中证据2码单9份，虽系原告单方出具，但证人周某证言证明其已代表被告对账确认，其中7份码单（1-7）货款金额239932.99元，原告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被告入账，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另2份码单（8-9）显示货款金额120374.5元，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方刘霞（QQ邮箱纺织红娘刘大侠）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辉（QQ邮箱s0phia）于2016年12月19日至30日之间发送的邮件显示，其中2016年12月19日，李辉向刘霞发出订单，要求原告提供8种款式的面料，其中序号5，款号MZ600，全涤乱麻印花，报价14.5元，一花2000米起订；序号6，款号MZ601，全涤乱麻印花，报价14.5元，一花2000米起订；序号8，EN236，针织小毛圈两色，报价49/kg，各660kg±20kg；而码单8显示的面料款号、价格、数量对应上述订单中的序号5、6，码单9显示的面料款号、价格、数量对应上述订单中的序号8。再结合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其通知原告将上述货物运到安徽省淮北市杜集杭淮绸厂内，该笔货对方已收到，且大部分已使用掉，该证言由证据4淮北市烈山区舒安货物配载中心出具的说明予以印证。证据4圆通速递、圆通速递快递单号查询，印证了原告按周某指定的地点及收件人补充寄送37.4公斤（不包括在原告起诉的数额内）已由时卫国签收的事实。故以上证据2、3、4能够互相印证，从李辉发送邮件给刘霞提出要约，商谈，到周某指令发送地点，原告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证据2、3、4及证人周某的证言已形成证据链，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人周某的证言，周某系上述买卖交易的具体联系人，原被告双方均不予否认，故证人周某对上述买卖业务和交易发生的事实系直接行为者，其证言中陈述其在2016年五六月至2017年二三月系被告公司业务员的事实，由其提供的建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印证；其陈述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买卖业务的事实，由被告已入账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码单等证据印证；其陈述其余未开发票的业务其通过邮件向李辉交底，李辉向原告通过邮件订单，相关货物其让原告发货至安徽淮北杜集区杭淮丝绸厂内，且货物已收到的事实，由上述证据2、3、4予以印证。故证人周某的证言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未能提供原告与证人之间互相合作欺骗被告的相关证据，故被告提出证人周某的证言与实际不符，存在与原告合作欺诈被告的事实，该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5，代理出口协议1份，虽然证人周某对该份协议签订的时间等提出异议，但周某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该证据真实性可予认可。但该证据被告在与原告业务交易中未向原告出示过，亦未向原告明确证人周某与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只能证明证人周某与被告之间内部签订代理出口货物及收汇协议，且不能否认证人周某代表被告向原告联系买卖业务并得到被告认可的事实，故被告以此证据提出的证明目的，无其他证据印证，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自2016年起，原告与被告之间通过周某联系建立布匹买卖关系，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各色布匹，累计交易布匹的货款为360307.49元，其中原告向被告开具货款金额为239932.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将上述货款金额为239932.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并支付给原告货款10万元。余款260307.49元经原告催讨，被告未予支付。遂成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证人周某的行为是否代表被告。首先，本案中原告主张的360307.49元货款的交易时间发生于2016年六月至2017年1月间，原告通过证人周某联系完成交易，而该期间周某在被告处工作并从被告处每月领取6000元的工资等；其次，上述交易中，经原告与周某等的对账，原告开具其中货款金额239932.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周某交给被告财务入账抵扣，即被告对周某代表被告实行的买卖业务予以认可；第三，未开具发票的120374.5元的买卖业务，原告按照被告法定代表人李辉发给原告邮件订单准备货物，按周某指令发货，在该买卖中李辉、周某及原告方的刘霞三方通过邮件签约，是互通的。第四，在上述交易中，被告未向原告表明周某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事后亦未能提供周某与原告之间独立进行买卖或互相串通侵害被告利益的证据。综上，周某作为原被告之间买卖交易的联系人，与原告之间发生的上述买卖业务行为得到被告认可或认同签约，故被告提出证人周某与原告之间存在互相串通，欺诈被告的存疑，应否认原告提出的全部交易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绍兴刘大侠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中，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尚欠原告货款260307.49元未付，显属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南京仙姿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绍兴刘大侠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60307.49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2017年7月25日）起至货款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02元、财产保全费1870元，合计4472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5204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夏妙兴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 平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MERGEFORMA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