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54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传杰，男，199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裕林（徐传杰之父），住武汉市江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执法纸坊中队，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文化路何头李**号。
法定代表人：涂运发，该中队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安河，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传杰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执法纸坊中队（以下简称城管执法中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5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传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裕林，被上诉人城管执法中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安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传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徐传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徐传杰两次在工作中受伤，第一次受伤是铲“牛皮癣”的时候，第二次受伤是在抗洪抢险的时候。因城管执法中队一直都没有给上诉人缴纳五险一金，导致徐传杰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徐传杰是在工作中两次受伤，城管执法中队侧面也出具了相关证件，证明了徐传杰是工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事出有因，是因为徐传杰父亲出了事故需要照顾，母亲也有三级精神残疾，徐传杰由于家里的变故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迫于无奈，并非出于本意辞职。
被上诉人城管执法中队答辩称，在一审和仲裁时城管执法中队进行了阐述并进行了举证，徐传杰系自己摔伤的，第二次手术是第一次手术的延续，不存在两次受伤。徐传杰认为是工伤但没有经过工伤的认定，故徐传杰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他劳动争议的问题，经济补偿金、残疾赔偿金，城管执法中队认为是徐传杰自己离职，因为其表现不好自己不愿意干了，平常工作不认真，再加上家庭内部的问题，徐传杰辞职没有他人强迫，故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徐传杰不属于工伤也没有经过鉴定，故不应支付残疾赔偿金。在双方诉讼形成之前，城管执法中队多次就历史遗留问题，争取了资金为职工购买了社保，城管执法中队多次通知徐传杰，但是徐传杰不到场，无法为其补缴五险。城管执法中队本来就给每个职工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在徐传杰受伤以后城管执法中队也出具了相关的证据，为了徐传杰的利益帮助其索赔，但是徐传杰一直都表示没有找保险公司。我方对此很意外，徐传杰按照常理应当找保险索赔，徐传杰不去索赔系对其权利的一种放弃。城管执法中队去保险公司查询了情况，没有其索赔的记录，对于在这么长时间后徐传杰是否能够索赔存疑。故对于医疗费，城管执法中队不应承担责任。
徐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2010年11月5日至2017年3月16日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城管执法中队支付徐传杰医疗费损失63,000元；三、城管执法中队支付徐传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5,600元；四、城管执法中队赔偿徐传杰两次受工伤所留下四级伤残损失1,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10月10日，经江夏区机构编制调整，设立城管执法中队。徐传杰于2013年10月10日入职该单位。2017年3月3日，徐传杰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2017年11月3日，徐传杰向武汉市江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自2010年11月5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城管执法中队支付徐传杰未缴纳社保造成的医疗保险损失63,000元；3.城管执法中队支付徐传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5,600元；4.城管执法中队赔偿徐传杰受工伤留下的四级伤残1,200,000元。2017年12月20日，该委裁决如下：1.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于2013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驳回徐传杰的全部仲裁请求。徐传杰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徐传杰的具体诉讼请求，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确认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之间自2010年11月5日至2017年3月16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请求。城管执法中队于2013年10月10日设立，此时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之间劳动关系应于2013年10月10日起建立，且城管执法中队认可2017年3月16日前双方之前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之间2013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城管执法中队支付徐传杰医疗费损失63,000元的请求。因城管执法中队对此项费用有异议，且徐传杰未提交医疗费票据原件等相关证据以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故对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城管执法中队支付徐传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5,600元的请求。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在于徐传杰提交一份辞职报告，其基于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无证据证明该份辞职报告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愿，本案情形不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故对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城管执法中队赔偿徐传杰两次受工伤所留下四级伤残损失1,200,000元的请求。因徐传杰无证据证明其所受伤害系工伤，亦无工伤致残程度的鉴定结论，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一、确认徐传杰与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执法纸坊中队2013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徐传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徐传杰负担，免予收取。
二审中，徐传杰向本院提交十份证据。证据一：江夏区人民政府红头文件，证明目的：徐传杰是政府安排到被上诉人处工作的。证据二：四封江夏区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开具的介绍信，证明目的：徐传杰是政府安排到城管执法中队工作的。证据三：江夏区机关事业单位新增调配计划人员审批表，证明目的：城管委安排工作（性质）没到位，一直都是临时工。证据四：徐传杰向城管执法中队的申请一份，证明目的：徐传杰做临时工期间，向城管委申请要求城管委接收他工作。证据五：信访材料6页，证明目的：徐传杰是组织同意接受到城管执法中队的，城管执法中队没有按照规定办事，导致徐传杰一直都是临时工。证据六：徐传杰母亲残疾证，证明目的：徐传杰母亲是残疾人，有××，说出的话不能算数。证据七：徐传杰的残疾证，证明目的：徐传杰四级伤残，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证据八：徐传杰复员证，证明目的：徐传杰在去城管执法中队工作前一直都很健康。证据九：徐传杰代理人和徐传杰母亲的结婚证，证明目的：徐传杰代理人和徐传杰母亲系夫妻关系。证据十：医疗票据、诊断证明、出院小结、住院费票据，证明目的，徐传杰因住院发生了医药费。城管执法中队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城管执法中队认可双方有劳动关系。对证据五，城管执法中队认为信访件是徐传杰个人诉求，不是证据，徐传杰是复员军人，并不是军官，没有行政编制，所以才是合同制的员工，不存在临时工的问题。对证据六城管执法中队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真实性不予质证。对证据七，城管执法中队认为与徐传杰的诉求无关联，徐传杰是否构成了残疾与本案无关联。证据八、证据九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中的医疗费清单和诊断证明及出院小结真实性无异议，对于两张住院发票有异议。两张发票没有看到原件，只是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医院的费用证明章。这个可以证明当时发生了这么多费用，但是原件对报销和索赔是很关键的，就算是单位报销也需要发票原件。是否已经索赔，或者是否通过其他渠道报销了，对此存疑。现徐传杰主张该笔费用，城管执法中队认为需要原件。况且在2016年的时候徐传杰就已经通过医保进行了报销。对于2014年广州军区的发票，医疗费发票不能重复报销，拿不出原件应视为徐传杰已经获得了索赔。因此这两张发票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还有两张江夏区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发票，4千元的发票是原件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对陆军总医院的发票没有原件，城管执法中队不予认可。体检费用材料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徐传杰提供的上述证据评判如下：徐传杰提供的证据一到证据九，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于该九份证据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因城管执法中队对徐传杰提供的证据十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证据系相关医疗部门向徐传杰出具的，其取得具有合法性，故本院依据徐传杰提供的证据十，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8日徐传杰因左跟骨粉碎性骨折、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到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就医，2014年7月25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徐传杰在该次住院期间共花费4,043.15元医疗费。2014年7月25日徐传杰以左跟骨粉碎性骨折、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8月6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徐传杰在该次住院共花费36,340.66元医疗费。2016年2月26日徐传杰因“左跟骨骨折术后取固定装置”再次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2016年3月9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徐传杰本次住院共产生12,564.55元费用，因徐传杰此时已缴纳了医疗保险，故在该次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中统筹支付了5,532.77元，徐传杰个人支付了7,031.78元。2017年6月30日徐传杰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做伤残鉴定产生424.3元费用。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因城管执法中队于2013年10月10日才设立，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之间劳动关系最早应此时建立。同时，鉴于城管执法中队认可2017年3月16日前其与徐传杰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徐传杰与城管执法中队在2013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在2017年3月3日徐传杰以全家搬迁至外地为由，向城管执法中队提出辞职。城管执法中队对徐传杰的辞职予以了批准。由此可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系徐传杰基于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虽然徐传杰主张其辞职并非是真实意思表示，但徐传杰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正确，徐传杰要求城管执法中队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徐传杰未提供其在与城管执法中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所受的伤害经过工伤认定部门确定为工伤的证据，故徐传杰要求城管执法中队支付伤残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医疗费损失的问题。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办理职工基本医疗费保险，致使劳动者在患病后不能享受相应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赔偿由此所造成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本案中，在2014年7月8日、2014年7月25日徐传杰两次住院共发生医疗费40,383.81元（4,043.15元+36,340.66元），徐传杰个人支付了上述医疗费。因城管执法中队未为徐传杰缴纳医疗保险，导致徐传杰无法在医保统筹部门报销相关费用，对此产生的医疗费损失，城管执法中队应当向徐传杰支付，因双方均未提供医保部门核定的报销数额，本院酌定由城管执法中队按上述费用的70%向徐传杰支付医疗费损失，即城管执法中队向徐传杰支付28,268.67元医疗费损失。城管执法中队主张因徐传杰未提供医疗费单据的原件，不能排除徐传杰已通过其他方式报销了上述费用。对此本院认为，城管执法中队对徐传杰在上述住院期间产生了40,383.81元的医疗费的事实不持异议，仅认为徐传杰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报销了该笔费用，但城管执法中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城管执法中队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同时，在2016年2月26日徐传杰第三次住院时，因徐传杰已缴纳了医疗保险，该次住院产生的费用，医保统筹部门已支付相关费用，徐传杰此次住院未产生医疗费损失，故城管执法中队对徐传杰该次住院产生的医疗费无需向徐传杰赔偿损失。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传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实体处理有所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5民初2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5民初2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执法纸坊中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传杰支付医疗费损失28,268.67元；
四、驳回徐传杰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本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免予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浩
审 判 员 易齐立
审 判 员 胡铭俊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孙 仪
书 记 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