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琼行申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儋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市政府办公大楼**楼。法定代表人吴如兰，主任。委托代理人符定福，海南为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显发，男，195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儋州市人，住儋州市。委托代理人林资，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福彩，女，195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儋州市人，住儋州市。委托代理人林显发，即本案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林资，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儋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儋州卫计委）因与被申请人林显发及原审第三人李福彩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纠纷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6）琼97行终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17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儋州卫计委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一）一、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林显发起诉要求撤销的《关于要求配合对林显发同志计划生育问题调查的函》（以下简称《处理意见函》），系儋州卫计委依法向林显发所在单位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出处理建议，该行为属内部行政行为，并非儋州卫计委针对林显发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林显发的权利义务并没有因为该《处理意见函》直接受到影响，林显发的权利义务只有其所在单位根据儋州卫计委的建议对其作出处理时，才受到影响。可见，儋州卫计委给林显发所在单位发出的《处理意见函》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八）项的规定，本案依法应驳回林显发的起诉。一审判决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二审判决不予纠正，完全错误。2.林显发所在单位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根据儋州卫计委意见函的认定和建议，给予林显发停岗处理，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1989年10月9日颁布施行的《海南省计划生育条例》及现行实施的《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企业单位的职工违反计划生育，其单位有权对其进行处理，包括解除其劳动合同。林显发所在的单位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系集体企业，不是行政单位，其因林显发违反计划生育对其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属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林显发对其所在单位作出的停岗处理不服，只能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申请劳动仲裁。一审判决以”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于被告的《处理意见函》的认定及建议，对原告处以停岗处理，已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认定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作出实体判决，完全错误。（二）二审判决认定儋州卫计委作出的《处理意见函》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并据此撤销一审判决，也完全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儋州计生委以户口登记簿登记的事项认定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属证据不足”，完全错误。居民户口簿及户口簿登记事项具有证明”同户人员与户主间的亲属关系”。本案中，儋州卫计委调取的林显发和李福彩《居民户口簿》、《海南省儋州市常住人口信息》、《家庭人口信息（一户一卡）》等书证，已经充分证明林壮德就是林显发和李福彩生育的第三孩，儋州卫计委意见函认定林显发和李福彩超生第三胎，完全正确。在林显发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推翻户口簿登记事项的情况下，儋州卫计委根据2006年4月10日关于印发《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答复》的通知（琼人口[2006]32号）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处理意见函》，也是完全正确。2.二审判决关于”儋州计生委仅凭鉴定费的垫付问题即认为上诉人林显发拒不配合调查，属认定事实不清”的认定，也完全没有依据。林显发和李福彩主张林壮德系他大哥林显华收养的孩子，且不能提供任何合法有效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儋州卫计委于2015年10月12日和2015年11月3日，先后两次下发《关于要求林显发、李福彩夫妇与林壮德三方做亲子鉴定的通知》，限期林显发配合儋州卫计委调查组到相关医院做亲子鉴定。同时，通知还明确告知林显发，如逾期或拒绝不配合，将按现已调查取证到的证据作出超生第三孩的认定，并将按照《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违法行为行政处分规定》（省府令第192号）作出处理意见。但林显发却借口鉴定费的问题，拒绝做亲子鉴定。儋州卫计委认为，林显发主张林壮德系其大哥林显华收养的儿子，就应该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提供林壮德的出生证等书证，包括与林壮德做亲子鉴定等，用于证明其《居民户口簿》登记错误，林显发不愿承担亲子鉴定费用进行鉴定，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儋州卫计委据此认定林显发不配合调查，并依据《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违法行为行政处分规定》（省府令第192号）第十条规定，建议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林显发给予开除公职处分，完全正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儋州卫计委调取的林显发和李福彩《居民户口簿》、《海南省儋州市常住人口信息》、《家庭人口信息（一户一卡）》等书证，系公安机关依法作的书证其证明效力明显高于与林显发有利害关系的吴月妃（林显发的二嫂）、谢维朗（林显发的同事）的证人证言。举报人的证人证言证明效力也高于与林显发有利害关系的吴月妃（林显发的二嫂）、谢维朗（林显发的同事）的证人证言；举报人的证人证言与儋州卫计委调取的《居民户口簿》、《海南省儋州市常住人口信息》、《家庭人口信息（一户一卡）》等书证证明内容一致，证明效力明显高于吴月妃、谢维朗等的证人证言孤证。但二审判决竟然以吴月妃、谢维朗的调查笔录，否认儋州卫计委调取的《居民户口簿》、《海南省儋州市常住人口信息》、《家庭人口信息（一户一卡）》等书证及举报人的证言，从而得出儋州卫计委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一条第（三）、（六）项的规定，儋州卫计委特向贵院请求：1.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行初19号行政判决和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琼97行终68号行政判决。2.依法再审本案，并改判驳回林显发的起诉。林显发发表意见称：（一）首先，儋州卫计委有管理本辖区内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而《处理意见函》实际就是对辖区内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属于儋州卫计委的职权范围。其次，《处理意见函》的具体内容包含对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事实的确认，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是儋州卫计委依职权代表国家做出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的一种处分，具有行政行为的特征、性质，且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于儋州卫计委的《处理意见函》的认定及建议，对林显发处以停岗处理，已对林显发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儋州卫计委应举证证明林显发超生第三胎的证据，直到二审判决后儋州卫计委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因此儋州卫计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儋州卫计委对林显发所作出的《处理意见函》应依法撤销。另外，林显发不是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而是鉴定费几仟元，且林壮德在外省工作，来回路费和误工费用儋州卫计委不同意先行支付，林显发也没有能力支付以上费用，不是林显发拒不配合儋州卫计委调查。林显发在儋州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调查谈话及庭审中均表示，如果儋州卫计委先行垫付鉴定费，其愿意配合做亲子鉴定。现在儋州卫计委仅凭鉴定费的垫付问题即认为林显发拒不配合调查，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如只凭户口登记薄就认定林显发生育第三胎，明显是证据不足。因此，儋州卫计委作出的《处理意见函》应依法撤销。（三）儋州卫计委要求林显发做亲子鉴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儋州卫计委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儋州卫计委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而不是要求林显发提供相应证据。（四）林显发没有超生第三胎。林壮德是林显华收养的孩子，从儋州卫计委调查提供的证据中就可以说明：l.拾到人吴月妃笔录；2.林显发的笔录；3.信用社谢维朗同志的笔录可以证明。4.从林显华的族谱上可以证明。5.儋州市新州镇南岸村委会的证明也证明林显发只生两个小孩，并于1987年作了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关于林显发户口本上和个人简历表登记问题。1.大哥林显华不是农村户口，加上婴儿是拾到的，没有办理领养手续，无法在大哥单位户口本落户，加上大哥患有多种疾病和精神病，所以才落户在农村的李福彩的户口上。2.林显发个简历表登记问题。林显发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始终想把大哥收养的孩子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甚至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总想将来有机会照顾或顶工，以表报答和感恩大哥林显华生前对林显发的照顾及支持。3.儋州卫计委举证的1980年l0月儋县劳动局翻印，林显发填写的《职工退休、死亡子女顶替或照顾吸收》呈报表可以说明林显发是因林显华的原因而进入现工作岗位。（五）《处理意见函》适用法律错误。在《处理意见函》中，儋州卫计委依据1989年10月9日施行，2003年12月1日废止的《海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林显发予以开除公职处分，但是，林显发并不是”国家干部、职工”，不适用《海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发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农村信用社属于”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林显发自1980年以来一直是在信用社工作（1980年在新英信用联社工作，2014年11月在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干冲信用社工作，现在新州信用社工作），是农村信用社的普通职员，不属于国家干部、职工，不应适用有关”国家干部、职工”的有关规定。儋州卫计委援引《海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对”国家干部、职工”的处理规定对林显发提出处理意见，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法、公正，儋州卫计委申请再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林显发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儋州卫计委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主要内容一是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是《处理意见函》认定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的证据是否充分。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问题。首先，原一审判决认定《处理意见函》的具体内容包含对林显发的超计划生育第三胎事实的确认，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是儋州卫计委依职权代表国家做出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的一种处分，具有行政行为的特征、性质。儋州卫计委对此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对该判决的认可。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从儋州卫计委作出的《处理意见函》内容看，是对林显发生育第三胎事实的确认，是对相对人违反计划生育行为的一种认定，且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于《处理意见函》的认定及建议，对林显发处以停岗处理，已对林显发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林显发认为儋州市卫计委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儋州卫计委提出《处理意见函》未对林显发的实际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的主张，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申请理由不予支持。二、关于《处理意见函》认定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的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经审查，儋州卫计委认定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的主要证据是李福彩户口登记薄中登记林壮德系其次子，即林显发的第三个小孩。而林显发诉称其妻在林壮德出生之前已进行生育结扎，林壮德系其收养。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均无法证明林壮德是否系林显发亲生子。此时，儋州卫计委向林显发夫妇发出做亲子鉴定的通知后，以林显发拒不配合进行亲子鉴定，违反了《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违法行为行政处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属拒不配合的行为，应按超生的规定处理。经审查，未能进行亲子鉴定原因系双方因鉴定费的垫付问题发生争议，原审判决认定儋州卫计委仅凭鉴定费的垫付问题即认为林显发拒不配合调查属认定事实不清，并无不当。儋州卫计委在再审审查期间认为户口登记薄和户口薄登记的事项可以做为认定超生的依据，并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认为，户口登记薄和户口薄登记的事项虽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但在双方有争议且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户口登记薄和户口薄登记的事项不能作为直接证明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的主要证据，儋州卫计委还应进行充分的调查予以佐证，而儋州卫计委所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林显发拒绝做亲子鉴定。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儋州卫计委以户口登记薄登记的事项认定林显发超计划生育第三胎属证据不足，并无不当。综上，儋州卫计委申请再审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综上，儋州卫计委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儋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振勇审判员  童 琦审判员  唐 进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齐 皇附：相关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