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再2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道伟，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村*组。
法定代表人：孟凡胜，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宏卿，湖北匡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梅定权，男，195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
再审申请人张道伟、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幸福村村委会）因与一审第三人梅定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5）鄂民申字第0165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道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再审申请人幸福村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宏卿，一审第三人梅定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道伟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维持第一项，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鱼苗损失费共计276000元；2、支持张道伟在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再审等费用全部由幸福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且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而且原判决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案件相关事项的性质认定不全面，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导致张道伟的利益受损。一审法院对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的2013年11月25日《补偿协议书》第二条第10项没有作出科学的认定，导致张道伟失去了受偿的权利，幸福村村委会是本案的一、二审的利害相关方，没有在庭审阶段向法院对《补偿协议书》第2条第10项“普养鱼池损失费”作出客观说明，一审法院也没有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第10项的具体内容，仅从字面作出想当然的理解。因为张道伟无法凭自己的能力去要求幸福村村委会提供客观证明，毕竟其是利害关系人。现在幸福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张道伟颇费周折才获得幸福村村委会于2015年9月2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据可证明《补偿协议书》第2条的第9项属于青苗费，第10项属于育苗费，都是实际投入人张道伟项下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项“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的规定，应补偿给张道伟。该证明明确2013年11月25日《补偿协议书》第二条第9项:“鱼池面积数量69，单价1369，金额94461”，该项表述的“鱼池面积”，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面积的青苗补偿费。第10项“普养鱼池损失费数量69，单价2329，金额160701”。该项表述的“普养鱼池损失费”，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里饲养的普通鱼苗的损失的补偿，不是针对鱼池的损失补偿。并对2012年10月8日幸福村村委会与张道伟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第二条第15项“该项养殖鱼池亩数量56.86，单价4000元，金额227440”作出说明。该项表述的“特种养殖鱼池（亩）”，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饲养的特种鱼苗损失的补偿，不是针对该鱼池的损失补偿。通过一审庭审调查查明的事实，涉案鱼池为精养鱼池，且鱼苗为张道伟投放，而根据幸福村村委会2015年9月22日的证明，足以说明“普养鱼池损失费”就是张道伟投放鱼苗的损失，故应更正为“精养鱼池损失费”，补偿标准也不应是2013年11月25日《补偿协议书》所说的每亩2329元，而是应依据2012年10月8日《补偿协议书》按每亩4000元的标准来计算。一审法院只判令幸福村村委会依2013年11月25日《补偿协议书》第9项“鱼池面积”给付张道伟“鱼池面积”内容的青苗补偿费，而对第10项“普养鱼池损失费”也应属于鱼苗补偿费的事实视而不见，疏漏或者故意不给予张道伟相应的补偿费。
幸福村村委会辩称：1、鱼池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村集体是发包人，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是3500元每年，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的转包合同约定的价格是12000元每年，该转包合同既损害了村集体的利益，且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无效。2、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补充协议是根据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协议，相关标准不能更改，对方主张的赔偿标准不合理。梅定权是鱼池实际投入人，对鱼池的改造是梅定权，且张道伟承包期间是无效的承包期间，就补偿费问题张道伟应当与梅定权协商，与幸福村村委会无关，补偿费幸福村村委会应当补偿给梅定权，而不是补偿给张道伟；3、二审法院对鱼苗种类进行过调查，当时的鱼是普养鱼而不是精养鱼，不能按特种鱼进行补偿，且张道伟的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补偿的依据。
幸福村村委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2、驳回张道伟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全部由张道伟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幸福村村委会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幸福村村委会只与梅定权签订过《鱼池承包合同》，因此，该《转包合同》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再者，一审法院以幸福村村委会曾到梅定权承包的鱼池买鱼为由，得出足以说明幸福村村委会对张道伟与梅定权的转包行为视为默许，从而认定《转包合同》合法有效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2、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首先，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转包合同》时，附有解除条件的合同条款。幸福村村委会与张道伟无任何法律上的合同关系，幸福村村委会依据《鱼池承包合同》及相关征收法律、政策，直接向梅定权支付征收补偿费用并无不当。张道伟与梅定权因签订《转包合同》引起的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应另案解决。其次，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的《转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转包合同》由于：①转让方（梅定权）因对本案所涉“八口渔池”没有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权对所承包的“八口渔池”进行转包；②接包方（张道伟）没有纱帽街幸福村农村户口，不是本村村民，即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③约定的承包行为，既没有事先经民主议事程序，也没有通过法定审批程序，更没有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对其进行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审查，因此该《转包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且《转包合同》约定了承包期内如国家征用，双方终止合同。而2011年11月28日，汉南区人民政府因建设纱帽工业园的需要，对幸福村集体土地6000余亩全部征收。故自2011年11月28日其《转包合同》在张道伟与梅定权间的履行即告终止。张道伟无权参与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再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主文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采取了“取两头、掐中间”的断章取义的方式，错误地进行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而且本案“八口鱼池”系洼地，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方式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的相关规定作为认定本案《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3、二审法院未依法开庭审理本案，审判程序不合法。首先，二审法院变更了审判人员，没有依法告知幸福村村委会，剥夺了幸福村村委会的知情权和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其次，在法庭审理中，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再者，认定本案事实、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主要证据未经法庭质证。4、二审法院在法庭调查中查明的主要事实没有在判决书中释明。5、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首先、张道伟不是本案“八口鱼池”实际投入人，张道伟应另案起诉。其次，张道伟与梅定权之间签订的《转包合同》是无效的。①要明确本案“八口鱼池”土地的性质，其原本为一片洼地即荒地，后经梅定权全面改造，最终形成鱼池。②要明确“八口鱼池”承包应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所称的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本案诉争的“八口鱼池”是荒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所称的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对该“八口鱼池”发包、承包，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关于“家庭承包”的法律规定，而应适用其第三章中关于“其他方式的承包”的法律规定。③对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该“八口鱼池”的《转包合同》，幸福村村委会并不知情。④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的该“八口鱼池”的《转包合同》，因损害了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同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张道伟辩称：1、幸福村村委会是发包人，张道伟是通过和梅定权签订合同成为实际投入人的，在长期转包期间，幸福村村委会一直未提出异议，转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一、二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是正确的。2、本案虽然有两个申诉人，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是因为我方的再审申请而提审本案的。3、幸福村村委会是知道转包事实的，且其的一些行为足以说明幸福村村委会对转包的情况是知晓的。
一审第三人梅定权述称：同意幸福村村委会的再审申请意见。张道伟主张其是实际投入人与事实不符，是我经过20多年将鱼池发展为精养鱼池，政府的青苗补偿费实际是针对土地补偿的，不属于本村村民，待遇则不同。
张道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幸福村村委会支付鱼池征用补偿款合计276000元，并由幸福村村委会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道伟与梅定权分别系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陡埠村和幸福村村民。2008年12月12日，张道伟与梅定权在幸福村村委会没参与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转包合同》，合同约定：梅定权将其在纱帽街幸福村村委会承包的八口鱼池（68.58亩）整体转包给张道伟，转包期为五年，每年转包费为12000元，如遇国家征用，转包合同终止。合同签订后，张道伟用于精养鲑鱼、配套鱼等品种。幸福村村委会曾因工作的需要到张道伟处购买过鲑鱼。2011年年底，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因建设纱帽街幸福工业园的需要，将幸福村村委会所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包括梅定权承包的八口鱼池）全部用于工业用地，由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城镇土地。至此，张道伟与梅定权之间的转包合同自然终止，张道伟实际承包经营期为3年，每年转包费12000元均已向梅定权缴清。张道伟从2011年年底起停止承包经营，2012年12月份鱼池被区政府实际征用。
梅定权转包给张道伟的八口鱼池所有权人系幸福村村委会。转包之前，梅定权连续三轮对该鱼池进行承包。1993年至1996年为第一轮承包，承包期限3年，每年上交利润3000元。1996年至2006年为第二轮承包，承包期限10年，每年上交利润3500元。2006年至2014年为第三轮承包，承包期限8年，每年上交利润4000元。梅定权在连续三轮承包期间对该鱼池进行了全面改造，由一片洼地改造成正规的八口鱼池。
该鱼池被征用期间，幸福村村委会成立了以原村委会主任彭爱国、原村委会会计蒋正德等七人为组员的调查组，对梅定权承包期间在该鱼池上的附作物进行调查、核实，结果显示：梅定权在塘埂上建起了54平方米的主房，12.54平方米的棚房和13.1平方米的伙房，厕所1.5平方米，果树13棵，涵管3根，水井1个。2013年11月25日，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根据区政府“工业兴区，项目强区”的精神现为兴建华中农机产业园，需征用梅定权合同期满鱼池土地，补偿协议如下：1、主房：面积是54.06（㎡），单价是648元，金额是35037.88元；2、伙房：面积是13.1（㎡），单价是336元，金额是4471.60元；3、简易棚：面积是12.54（㎡），单价是105元，金额是1316.70元；4、厕所：面积是1.5（㎡），单价是170元，金额是255元；5、果树：数量是13（棵），单价是50元，金额是650元；6、涵管：数量是3（根），单价是332元，金额是996元；7、机井：数量是1（个），单价是990元，金额是990元；8、荒地：面积是13（㎡），单价是1369元，金额是17797元；9、鱼池：面积是69（㎡），单价是1369元，金额是94461元；10、普养鱼池损失费：面积是69（㎡），单价是2329元，金额是160701元；11、搬迁补偿款1500元；12、搬迁费500元。补偿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18676.18元，且该款补偿到位。其中，第九项补偿项目为青苗补偿费，按每亩1369元予以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梅定权连续三轮与幸福村村委会签订了《鱼池承包合同》，第三轮承包期限自2006年3月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该承包期限内梅定权将鱼池转包给张道伟，并签订了《转包合同》，虽然《转包合同》签订时幸福村村委会未参与，合同也未到该村委会的备案，但结合张道伟承包经营时间和幸福村村委会因工作的需要曾经到张道伟处购买鲑鱼这一客观事实，足以说明张道伟在实际承包经营期间，幸福村村委会已经视为默许，《转包合同》应视为合法有效。因此，该鱼池承包经营权人由梅定权变更为实际投入人张道伟。幸福村村委会辩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实际承包人只认可梅定权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信。由于2011年年底，武汉市汉南区国土资源和规划管理局根据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申报的武汉市汉南区2012年度第29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拟征收幸福村村委会集体土地8.4848公顷（包括梅定权承包的八口鱼池）。幸福村村委会所有集体土地被征用国有，全部用于建设工业用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2013年11月25日，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达成补偿协议，按协议约定第9项：鱼池面积是69（㎡），单价是1,369元给予了梅定权补偿，补偿费计币94,461元，该项补偿费就是青苗补偿费。因此，幸福村村委会未向张道伟补偿此款有悖上述司法解释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幸福村村委会向张道伟给付青苗补偿费94461元，此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张道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5440元，由幸福村村委会负担。
张道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在一审法院判决的基础上，另判决幸福村村委会支付鱼苗的损失补偿金240000元，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幸福村村委会承担。
幸福村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驳回张道伟的全部诉讼请求，由张道伟承担全部的案件受理费。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幸福村村委会系案涉鱼池的发包人，张道伟通过与承包人梅定权签订了《转包合同》成为该鱼池的实际投入人。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的《转包合同》幸福村村委会未提出异议，故该《转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由于武汉市汉南区国土资源和规划管理局根据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申报的武汉市汉南区2012年度第29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拟征收幸福村村委会集体土地8.4848公顷（包括案涉的八口鱼池）。张道伟作为该鱼池的实际投入人，其以幸福村村委会为被告并主张纱帽街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达成补偿协议中的青苗补偿费94461元并无不当。故幸福村村委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张道伟上诉认为幸福村村委会不仅应赔偿鱼池的青苗补偿费还应赔偿案涉鱼池因饲养特种鱼苗导致的损失，但其没有对案涉鱼池饲养的鱼种及实际损失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张道伟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因此，张道伟、幸福村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40元，由张道伟、幸福村村委会各负担2720元。
张道伟在本院再审期间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2015年9月22日幸福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青苗补偿、普通鱼苗损失、特种鱼苗损失等的补偿费用标准，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9项中表述的“鱼池面积”是指针对鱼池面积的青苗补偿，第10项中的“普养鱼池损失费”是直接针对鱼池里饲养的普通鱼苗损失的补偿，幸福村村委会与张道伟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第二条第15项“特种养殖鱼池（亩）”，是直接针对鱼池里饲养的特种鱼苗损失的补偿，不是针对鱼池的损失补偿，第16项“青苗补偿”是直接针对特种养殖鱼池的青苗补偿。2、武汉市汉南区法律援助中心2016年1月7日出具的关于取证经过的说明，拟证明证据1即《说明》是合法取得的证据。
幸福村村委会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有异议，该证据没有显示相关盖章人、签发人、经办人的相关情况；对于证据2有异议，幸福村村委会孟凡胜书记表示过否认，称不清楚《证明》的出具及盖章这件事，在幸福村村委会的公章是如何取得、取证的名义是什么、是否向村委会说明等等问题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证明》的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梅定权同意幸福村村委会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张道伟为证明案涉补偿费用的标准问题，提交了上述证据的原件，并对《证明》取得的合法性作出了合理说明解释，幸福村村委会和梅定权均认可该《证明》上公章的真实性，且幸福村村委会和梅定权均未提交证据支持其质证意见成立，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再审审理查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幸福村村委会于2015年9月22日出具《证明》称：兹有我村2013年11月25日与村民梅定权签订的一份《补偿协议书》中第二条“甲方愿补偿乙方经济损失”第9项“鱼池面积，数量69，单价1369，金额94461”，该项表述的“鱼池面积”，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面积的青苗费补偿。第10项“普养鱼池损失费，数量69，单价2329，金额160701”。该项表述的“普养鱼池损失费”，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里饲养的普通鱼苗的损失的补偿，不是针对该鱼池的损失补偿。2012年10月8日，我村与村民张道伟签订的一份《补偿协议书》中第二条“甲方愿补偿乙方经济损失”第15项“特种养殖鱼池（亩）数量56.86，单价4000，金额227440”，该项表述的“特种养殖鱼池（亩）”，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里饲养的特种鱼苗损失的补偿，不是针对该鱼池的损失补偿。第16项“青苗补偿，数量62.23，单价1369，金额85192.87”，该项表述的“青苗补偿”是直接针对特种养殖鱼池的青苗补偿。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1、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的《转包合同》的效力；2、幸福村村委会应否向张道伟支付鱼池征用的补偿款及该款项的数额。
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梅定权与张道伟签订《转包合同》，就梅定权从发包人幸福村村委会处承包的八口鱼池的转包事项进行约定，该合同系双方协商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许可范围内以转包形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虽然该合同的签订未得到发包人幸福村村委会的同意，亦未报请幸福村村委会备案，但幸福村村委会的同意或备案并非法律规定的转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要件，并不影响《转包合同》的效力。故幸福村村委会关于《转包合同》无效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幸福村村委会应否向张道伟支付鱼池征用补偿款及该款项数额的问题。因张道伟与梅定权签订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且仅约定案涉鱼池被征用时该合同终止，并未就有关征用补偿费用的归属问题作出约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因鱼池征用而产生的青苗、鱼苗损失等补偿费用，应当归征用时该鱼池的实际经营者和投入人张道伟所有。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虽然《转包合同》的签订未征得发包人幸福村村委会的同意，张道伟与梅定权亦未将转包事宜报请幸福村村委会备案，但在张道伟实际经营鱼池期间，幸福村村委会因工作需要曾经到张道伟处购买鲑鱼，足以表明幸福村村委会对张道伟是鱼池的实际经营和投入人是知情的。故在此种情形下，幸福村村委会应当将鱼池征用补偿费用中的青苗、鱼苗损失等应当归实际投入人所有的费用支付给张道伟，而非梅定权。因此，幸福村村委会关于《转包合同》无效，其对张道伟实际承包经营鱼池不知情，直接向梅定权支付全部征收补偿费用并无不当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张道伟在本院再审中提交了新证据，即幸福村村委会于2015年9月22日出具《证明》，幸福村村委会在《证明》中称与梅定权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中第二条“甲方愿补偿乙方经济损失”第9项“鱼池面积，数量69，单价1369元，金额94461元”，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面积的青苗补偿费，第10项“普养鱼池损失费，数量69，单价2329，金额160701”，是直接针对该鱼池里饲养的普通鱼苗的损失的补偿，不是针对该鱼池的损失补偿。因幸福村村委会和梅定权认可该《证明》上加盖的幸福村村委会公章的真实性，且张道伟对该《证明》取证的合法性进行了证明，幸福村村委会和梅定权虽然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该《证明》，故本院据此认定上述青苗补偿费94464元、鱼苗损失费160701元合计255165元，应当归该鱼池的实际投入人张道伟享有。一、二审法院认定幸福村村委会向张道伟给付青苗补偿费94461元是正确的，但驳回张道伟关于鱼苗损失补偿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张道伟依据2012年10月8日幸福村村委会与其本人就案外鱼池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主张案涉鱼池鱼苗损失补偿标准应当按每亩4000元的特种养殖鱼池补偿标准计算，而非案涉幸福村村委会与梅定权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中的每亩2329元，向幸福村村委会主张鱼苗损失费276000元，因张道伟并未举证证明其案涉鱼池鱼苗损失为特种养殖鱼苗损失，也未举证证明幸福村村委会征用土地范围内特种养殖鱼苗损失的统一补偿标准为4000元每亩，故本院对张道伟该项申请再审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道伟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幸福村村委会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614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4）鄂汉南民一初字第00012号民事判决；
二、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道伟给付青苗及鱼苗损失补偿费255165元；
三、驳回张道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0元，由张道伟和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村村民委员会各负担54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震宇
审判员 王捷明
审判员 王潜勇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本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