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53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瑛，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中明，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楠，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武，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洁萍，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平，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瑛因与被上诉人沈武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中明、孙楠，被上诉人沈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洁萍、张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沈武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沈武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所谓“借名买房”事实根本不存在。1、本案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借名买房”的基础意思表示。从一审查明事实看，邹瑛与沈武之间、沈武与邹瑛委托办理房产买卖的代理人邹琳之间以及邹瑛、沈武、代理人邹琳和房产转让人深圳市合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正公司）、深圳华泰企业公司之间均从未有过任何关于“借名买房”的合意。邹瑛与沈武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何来合意可能？涉案证据也没有任何一份能够证明沈武与邹琳或合正公司、深圳华泰企业公司之间有过所谓“借名买房”的合意。由此可知，沈武所声称的“借名买房”明显缺乏当事人意思表示这一基础。2、一审认定的所谓“借名买房”的原因也不成立。沈武本次起诉时，根本未说明任何“借名买房”的原因，一审庭审过程中，因发现邹瑛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其与邹琳之间的婚外情和恋爱关系，才在庭审过程中当庭编出了所谓“其因与妻子分居并有离婚打算，要购一处房产自己居住，在看中涉案房产后，为避免离婚财产处理麻烦，故想通过借名买房的方式购买房产”的所谓借名原因。沈武的这一说法，根本不是事实，其与妻子分居离婚的事实也根本不足以支持这一所谓“借名”原因。该说法与其在2007年第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确权之诉时的说法也明显矛盾。沈武在2007年的起诉状中声称的借名过程是“原告（沈武）欲购买涉案房产，找到被告（邹瑛）希望借用她的名义购买此房，被告（邹瑛）表示同意。”如前所述，邹瑛与沈武根本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沈武的这一陈述明显系捏造。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所谓“借名买房”的原因根本不成立。3、本案所涉全部购房合同性文件，除一份没有任何意义的认购书与沈武有关联外，其他所有购房合同文件均系邹瑛委托代理人邹琳代表邹瑛所签，合同主体一方均为邹瑛，而不是沈武。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00年11月18日，而沈武签订《认购书》的时间却是2000年11月20日，此时此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经确立，根本没有必要再签所谓《认购书》，不管沈武基于何种原因，在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已签订生效的情况下再找合正公司签署一份《认购书》，其目的和用意均不能从本质上影响涉案房产合同所约定的真实交易主体。因此，一审将该份没有意义的《认购书》作为其认定事实和作出判决的基本前提之一的做法，明显错误。
二、一审过程中的全部有效证据也不足以直接或间接证明沈武所虚构的“借名买房”这一待证事实，更达不到直接或间接否定涉案房产权属登记的既定效力。l、从购房合同性文件的签订内容、签订过程及办理相应手续看，相应证据除能证明沈武有部分参与外，并不能证明沈武就是房屋实际购买人。2、从前期房款支付和后期按揭贷款偿还看，相应证据也仅能证明沈武有代付款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其“代付行为”就是基于其自己是实际购买人而支付相应款项。更何况沈武的两笔重大支付均自行确认为“代付”。3、从房屋的装修、居住和使用情况及户籍落户看，相应证据同样仅能证明装修、居住、使用及落户事实，但不能证明“借名买房”事实。至于沈武基于承租使用涉案房产而办理与房屋居住有关的物业手续、支付相应物业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等，更符合租赁关系的常情。4、从邹瑛与沈武主张房屋权利情况看，更加不能证明“借名买房”事实。权利主张和权利归属以及权利本身，根本不是一回事，主张某种权利与拥有某种权利根本不能直接关联，更不能直接划等号。沈武2007年的第一次起诉，不能送达邹瑛的根本原因在于沈武，沈武明知邹瑛不居住在涉案房产处，也明知邹琳提供给其邹瑛的一代身份证地址，邹瑛早已搬离十多年，却故意让法院送达相关文件到其自己居住使用的涉案房产处，这明显是沈武的故意安排。再者，法院不能正常送达，在公告送达后，案件依法完全可以正常开庭，其为什么又主动撤诉呢？5、从相关证据原件的持有情况看，相应证据仅能证明原件持有情况，并不能证明证据持有人就是权利人。本案中，沈武受邹琳委托办理过部分手续，其与邹琳之间本身就是恋爱关系，购买过程正是他们关系最好的时期，沈武据此持有零散证据原件并不稀奇。涉案房产出租给沈武使用后，其持有居住、使用过程中的相应证据原件，更是常情。该持有事实，根本不能证明“借名买房”。6、从其它相关情况看，原审认定更是荒唐之至：第一、沈武婚姻状况如何与本案毫无关联；第二、沈武2015年8月14日当天名下有无房产的认定更是滑稽，该种认定对“借名买房”有关联吗？第三、合同性文件上留下经办人的联系电话，能说明电话号码的使用人就是购房人吗？一审在上述三方面的推理逻辑是极不具有说服力的。
三、一审认定的沈武陈述的“合理性”根本不合理，一审认定的“借名买房”本身也根本不存在“合理性”，更不存在“合法性”。众所周知，“合理性”仅是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参考因素之一，而“合法性”才是根本判断标准。本案中，一审所认定的沈武的陈述的“合理性”，明显不合理！表现在：1、“借名买房”的原因和过程根本不合理。如果沈武所编故事成立，那么其原始出发点就是为了逃避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就是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该行为本身就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再者，沈武所陈述的原因及过程，在两次的诉讼中，前后不一致，明显相互矛盾。2、沈武所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邵某、段某，均系沈武的朋友，其证词因其与沈武存在利害关系，根本不具有有效证明力，根本不能作为沈武陈述的有效印证。3、沈武居住使用涉案房产的情况，根本不能证明沈武是基于享有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而控制和支配涉案房产。4、邹瑛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与所谓“借名买房”的认定明显矛盾。5、本案一审法院在2005年作出的（2004）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是邹瑛和合正公司、深圳华泰企业公司，并基于该认定作出判决。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该份生效判决所认定明显矛盾。沈武将上述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时，故意不提交记载法院审理查明事实的判决书第2页，而仅提交判决书的第1页和第3页，明显不符合常理。
沈武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邹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邹瑛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沈武为证明涉案房屋为其借用邹瑛名义购买，提供沈武借名买房原因、具备购买涉案房屋的经济条件、支付房款按揭款、接收房屋、装修房屋、持续占有房屋及不断主张房屋所有人权利的相关证据，证据确实充分，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为沈武。
二、邹瑛虽主张涉案房屋为“代为买房、以租代供”，但其不仅没有证据证明，且对购买房屋资金来源、涉案房屋状况、以租代供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存在矛盾，其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三、邹瑛利用房屋登记在其名下的机会，为获得房屋的实际所有权，恶意支付涉案房屋的剩余贷款本息，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沈武利益、违反诚实守信原则。
沈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沈武系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的合正名园B栋13B房产的产权所有人；2、邹瑛配合沈武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手续，将房产过户至沈武名下，过户涉及的税费由沈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房产的购房情况。2000年11月18日，沈武为购买合正名园B栋13B号房产向合正公司支付定金2万元。随后沈武与合正公司签订《认购书》，约定：沈武向合正公司交付定金2万元即签订本认购书，定金为总房款的一部分，沈武自愿向合正公司认购合正名园B栋13B号房产，沈武同意按首期一成、七成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沈武作为认购方签名，并载明其本人联系电话。
2000年11月18日，邹瑛（乙方）与合正公司、深圳华泰企业公司（甲方）就涉案房产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2000年11月20日，邹瑛（乙方）与合正公司、深圳华泰企业公司（甲方）签订《付款协议》，约定：乙方于2000年11月20日与甲方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了合正名园B栋13B号房产，总房价547339元，乙方于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当天内支付2万元，于2001年2月28日前支付37339元，七成楼款38万元按甲方规定期限办理银行按揭，余款11万元分四期支付，分别于2001年8月28日前、2002年2月28日前、2002年8月28日前、2003年2月28日前各支付27500元。同时，邹瑛（乙方）与合正公司（甲方）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二）》，约定：乙方购买的合正名园B栋13B号房产总金额为547339元，乙方应付首期款57339元，现甲方同意乙方暂付2万元，余款37339元于2001年2月28日入伙前付清，乙方必须于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办理38万元的按揭贷款手续，并交清办理按揭所需的各项费用。邹瑛的妹妹邹琳代邹瑛在上述《付款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签字。《付款协议》上载明的邹瑛联系电话与《认购书》上载明的沈武电话一致。
2000年12月7日，沈武就涉案房产交易支付了房产买卖合同公证费1618元和按揭公证费1140元。
2000年12月15日，邹瑛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及合正公司就购买涉案房产按揭贷款签订《楼宇按揭借款合同》，约定由邹瑛向建行借款38万元，邹瑛以等额偿还本息的方式还本付息，共分240期，每期应还金额为2631.18元，由建行从邹瑛在建行开立的还款专用账户中直接扣收，涉案房产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邹瑛与建行另签订《委托银行代收购房还款协议书》，确定邹瑛还款账号为00×××25。《楼宇按揭借款合同》、《委托银行代收购房还款协议书》上载明的邹瑛联系电话与《认购书》上载明的沈武电话一致。之后，建行发放了贷款38万元。
上述《认购书》、《付款协议》、《<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二）》、房产买卖合同公证费及按揭公证费的收据、《楼宇按揭借款合同》（经公证）、《委托银行代收购房还款协议书》、建行发放贷款的借款借据、2000年12月14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涉案房产签发的房屋按揭保险单等材料的原件以及邹瑛的一代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复印件均由沈武持有。
一审庭审时，邹瑛确认，购房时除看过一次房以外，其它事项均全权委托邹琳处理，邹琳又委托沈武办理相关购房手续。
二、涉案房产的居住使用情况。2000年12月1日，合正公司和深圳华泰企业向沈武和邹瑛出具入伙通知书，通知可办理涉案房产的入伙手续。相关入伙资料及手续均由沈武办理。沈武对涉案房产进行自行装修后即入住使用，其户籍并落户涉案房产，之后涉案房产一直由沈武居住使用至今，涉案房产的相关物业手续、费用均由沈武办理和交纳。
三、涉案房产的购房款支付情况。1、定金及首期款合计167339元的支付情况。沈武于2000年11月18日支付了定金2万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沈武依照与合正公司的付款约定分别于2001年3月12日付款37339元、于2001年5月30日付款27500元，合正公司分别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沈武的上述三笔款项。上述收款收据原件由沈武持有。
之后，因合正公司未收到后续首期购房款，合正公司与深圳华泰企业公司于2004年8月3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邹瑛支付剩余购房款82500元及违约金。在邹瑛庭审缺席的情况下，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05年4月19日当庭作出（2004）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判令邹瑛向合正公司和深圳华泰企业支付购房款82500元及违约金12000元。该判决生效后，因邹瑛未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合正公司申请本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06年4月11日向邹瑛发出执行通知书，限令邹瑛在2006年4月18日前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2006年11月10日，沈武（甲方）与合正公司（乙方）签订《关于清偿首付尾款的协议书》，载明：鉴于“甲方是乙方开发的合正名园B栋13B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因某种原因当时该房屋的权利人并非登记在甲方名下，而是登记在邹瑛名下，但长期以来权利人邹瑛杳无音讯，致使该房屋的产权一直未能变更至甲方名下，也未能及时按期支付乙方的首付尾款；甲方认为在未完成权利人变更的前提下继续支付该笔首付尾款是没有道理的，导致乙方迟迟未能收到该笔首付尾款直至诉诸于法院，后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即乙方同意免除所欠房款的全部违约金，甲方自愿在签订本协议书的当天代邹瑛一次性清还该房屋的首付尾款82500元，乙方有义务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协助房屋权利人办理一切有关房产证的手续。协议签订当日，沈武依约向合正公司支付购房款82500元，合正公司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沈武支付的该笔款项。
一审庭审时，邹瑛陈述沈武支付的定金2万元系邹琳交给沈武支付，此后邹瑛又通过邹琳交给沈武15万元用于支付首期购房款。但对上述陈述，除邹琳在法庭调查询问时确认该说法外，邹瑛没有提供能证明该陈述的相关证据。
2、按揭贷款的还款情况。按揭贷款还款期自2000年12月29日开始，由沈武存入贷款扣款账户用于还贷。之后，因还款账户未扣划到款项，出现拖欠贷款本息情形，2007年10月24日，受让涉案房产按揭贷款债权的新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发出个人贷款过期催缴通知单，通知借款人即邹瑛截至2007年10月24日拖欠个人住房贷款本息共计199342.24元，催促在接到通知后5日内清偿欠款，否则将提起诉讼处理贷款担保物。当日，为避免房产被处理，沈武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归还贷款本息共计199342.24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向沈武出具处置资产收回款项凭证，并在该凭证上备注“沈武代邹瑛还部分按揭本息款”以及沈武的联系电话（与之前购房、贷款相关协议上联系电话一致）。
此后，沈武继续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指定的账户存入款项用于还贷。2009年5月15日最后一次还款（邹瑛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后，贷款再次出现欠款情况。
2014年12月19日，邹瑛通过查询其个人信用报告，发现其名下有一笔贷款存在逾期违约情况。2015年5月26日，邹瑛向贷款的现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还清了剩余贷款本息419670.77元。2015年5月27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出具个人贷款结清通知单，确认涉案房产的贷款已经结清，并通知邹瑛可凭据该贷款结清通知单办理相关的房产担保解除等手续。一审庭审时，邹瑛称涉案房产因本案诉讼保全而被查封，故暂时未去办理房产抵押注销手续。
关于还贷情况，一审庭审时邹瑛确认由其偿还的贷款本息共有六笔：五笔为委托邹琳存入贷款扣款账户共计37500元，一笔为最终结清贷款本息419670.77元。
关于邹瑛主张其曾委托邹琳五次存入贷款扣款账户的事实，具体为2001年1月18日存入17000元、2001年2月1日存入1万元、2001年4月25日存入2000元和600元、2001年5月23日存入7900元，共计37500元。为证明该事实主张，邹瑛提交了从银行调取出来由银行加盖印章确认真实性的存款凭据复印件，但上面载明内容无法看出款项的存入人及存入来源等相关信息，沈武则主张上述五笔款项为沈武存入，沈武并提交了其中2001年4月25日2000元和600元的原始存款凭条的原件，对比两者证据的证明力，应可以认定2001年4月25日的两笔款项系沈武存入，而对于其它三笔款项，在没有证据证明具体存入款项来源的情况下，仅能依照一般常理认定系扣款账户所有人即邹瑛自行存入或认可的委托他人存入的款项，而无法认定系沈武存入。
另，扣款账户的存折、银行卡的原件系由沈武持有。
四、沈武和邹瑛主张房屋权利的相关情况。1、沈武主张房屋权利的情况。2007年下半年，沈武以财产所有权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邹瑛，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案件审理过程中，因邹瑛下落不明，一审法院采取公告方式向邹瑛送达。庭审当天，沈武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07）深福法民三初字第2424号民事裁定，准许沈武撤回起诉。2、邹瑛主张房屋权利的情况。自购房至2015年，邹瑛从未以任何形式向沈武主张过房屋权利要求返还房屋。一审庭审时，邹瑛陈述，其将房屋交给沈武居住使用，且与沈武口头协商系以代为还贷的方式支付租金，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租赁协议。
五、其它相关情况。2000年购房之时，沈武为已婚分居状态，其与妻子张峰于1999年3月开始分居。2002年3月15日，张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离婚，本案沈武表示同意离婚。起诉当日，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张峰与沈武达成和解协议，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02）深福法民初字136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张峰与本案沈武自愿离婚；2、各人的自用物品归各自所有，各人的债权债务归各自享有和承受。
沈武、邹瑛及邹琳均认可：2000年购房之时，沈武与邹琳为恋爱关系，两人于2002年上半年分手。沈武称其因与其妻分居并有离婚打算，要购买一处房产自己居住，在看中涉案房产后，为避免离婚时财产处理增加麻烦，故想通过借名买房的方式购买房产，因其与邹琳的特殊关系，便在与邹琳协商后决定以邹琳姐姐即邹瑛的名义购房，此后一系列购房手续及房屋入伙、装修、居住使用均由沈武参与，邹瑛从未参与。邹瑛称，当时邹瑛退休了拿了一笔钱，就委托邹琳在深圳买一套房用于投资和养老，打算买房后出租，用租金来供楼，因邹琳与沈武的特殊关系，就将房屋出租给沈武使用至今，并相信沈武会履行以代为还贷支付租金的承诺；直至2014年年底发现个人信用出现贷款逾期问题，才知道沈武没有依照口头承诺代为还贷，遂自行结清贷款。
另，截至2015年8月14日，沈武名下在深圳没有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沈武主张涉案房产系借邹瑛之名购买，其为真正权利人；邹瑛则主张该房产登记于其名下，沈武虽有代为支付购房款的行为，但系以代为还贷来支付使用房屋的租金，该房产属邹瑛所有。双方的纠纷性质为不动产权属纠纷。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权的取得，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并依据引起物权变动的基础事实加以判断。我国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模式为原因行为加登记，登记意味着不动产交易关系终结和登记机关对权属表现状态的认可与证明，并面向社会进行公示。房屋权属登记产生的公信效力，是对社会公众产生的外部效力，即善意第三人依据对登记的信赖而进行的交易受法律保护。但登记本身并不创设权利，房产的权属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登记仅具有推定权利归属的效力，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具有绝对的证据力，在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以相反的证据推翻该推定。在房产系通过买卖而取得的情况下，房产权属的认定应依购房时的意思表示、房款支付及房产交付情况、房产占有情况等事实加以综合分析和判断。
就沈武角度而言，首先，从本案房产的购买经过及付款情况看，与房产出卖方进行协商、订立合同并支付定金的系沈武，依照与房产开发商的付款协议支付购房首期款的系沈武，在邹瑛于2014年年底发现信用问题之前长达14年的时间里亦系沈武偿还贷款的大部分款项；在出现开发商起诉主张支付拖欠首期款、贷款债权人主张拖欠贷款而欲起诉处理房产时，亦是沈武为保留房产而出面处理解决；而且，与房产交易有关的合同及凭证、贷款还款账户银行卡、存折均由沈武持有；其次，从房产交付及占有情况看，与开发商进行房产交接的系沈武，随后房产由沈武进行了装修并由沈武居住使用至今，沈武一直实际控制和支配着房产；再次，沈武所述其借名买房、后续停止支付首期款以及断供的原因，能与沈武婚姻状况、沈武和邹琳的关系状况以及2007年起诉邹瑛要求对涉案房产进行确权、在涉案房产所涉及的诉讼中邹瑛下落不明等事实相互印证，证明沈武陈述的合理性。综合上述事实，沈武已提出充分反证，足以认定，涉案房产的购买系由沈武决定，购房款及长达十几年的按揭还款系由沈武支付，房产也一直由沈武占有支配，沈武是房产的真实权利人，邹瑛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沈武与邹瑛之间系借名买房的关系。
就邹瑛角度而言，首先，邹瑛陈述其委托邹琳支付了购房定金和首期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邹瑛主张房产购买后交给沈武居住系出租给沈武并由其通过代为还贷的方式支付租金，但并未就存在该协商内容举证，且涉案房产月供款的数额明显大于市场租金金额，租期长达十几年而邹瑛没有任何过问，与常理不符；再次，房产属于大额不动产，在沈武与邹琳于2001年即已分手未联系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邹瑛对于自己购买的房产的使用情况以及还贷情况置之不理，不清楚房产及贷款的任何情况，直至2014年年底查询个人信用信息才发现贷款逾期情形，此亦与常理不符。因此，邹瑛关于沈武为其代付购房款及相关款项，房产由其出租给沈武以代付月供款的方式支付租金等主张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虽然邹瑛结清了贷款本息，但此应在沈武与邹瑛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邹瑛可就实际承担的涉案房产贷款本息向沈武主张相关权利。
综上，沈武关于其与邹瑛系借名买房关系，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涉案房产的抵押问题，虽然房产仍处于抵押状态，但因房产按揭贷款已结清，抵押的债权人亦确认可凭据结清贷款通知单办理解除抵押手续，故在判决生效后，邹瑛应配合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将房产过户给沈武。
另，本案纠纷系因沈武借用邹瑛名义买房而引起，在借名买房过程中邹瑛并无过错，基于公平原则，因确权而产生的本案诉讼费用，应由沈武自行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的合正名园B栋13B房产（房屋买卖合同号为B52931）为沈武所有；二、邹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注销上述房产抵押登记，并与沈武共同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部门申请将上述房产转移登记至沈武名下（过户登记需缴纳的税费由沈武承担）。案件受理费9273元、保全费2020元，由沈武负担。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房产虽登记在邹瑛的名下，但开发商合正公司出具的《认购书》确认沈武为购房人，且沈武持有《付款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凭证的原件及邹瑛的一代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复印件、还款账户银行卡、存折原件，其实际装修、使用涉案房产，在涉案房产涉及司法纠纷时出面处理解决，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能够对其借名买房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沈武为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利人，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邹瑛虽上诉称其为涉案房产真实权利人，但其无法说明购房及付款情况，且在购房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对房产使用情况及还贷情况置之不理，亦从未向沈武主张过任何权利，与常理不符，故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邹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273元，由邹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明 亮
审判员 路 德 虎
审判员 朱 宽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东阳（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