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03民初11256号原告：陶建英，女，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玲玲，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菲特尼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聚银国际商业中心6楼铺位A—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0983545867。法定代表人：丁泊，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徐世汇，绍兴市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陶建英与被告绍兴菲特尼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特尼斯健身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玲玲、被告菲特尼斯健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建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判令被告退还原告预交的健身费用余款403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7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12日，原、被告签订《会籍合约书》一份，约定原告到被告处健身，被告为原告安排私人教练。原告为此预付费用43000元。锻炼过程中，原告感觉膝关节疼痛，并日益严重。2016年7月10日，原告伤情经绍兴市中心医院诊断为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医生建议避免剧烈运动，避免到健身房继续锻炼。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退卡事宜，被告答应办理，但久拖未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菲特尼斯健身公司辩称，第一，原、被告签订合同及被告收到原告预付款43000元属实；第二，《会籍合约书》对于不能进行健身的情况已进行告知，原告损伤系因自身原因或长期积累造成，并无证据证明是因在被告处健身锻炼所致；第三，原告的损伤是否适合继续在被告处健身，应以科学鉴定为准，原告以个别医生的建议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依据不足，且原告半月板损伤并非短时间造成，原告对此应是明知，该种情形也不是不可抗拒无法预见的，被告也可以为原告提供其他适合原告身体状况的健身服务，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第四，被告提供的合同，不存在不平等或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的情形，不存在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且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4月12日，原、被告签订《会籍合约书》一份，约定原告加入菲特尼斯国际健身会所。同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三份，分别约定原告参加的课程类型为拉伸、常规、拳击，其中拉伸课程数量20节，课程费用6000元，常规课程数量100节，课程费用30000元，拳击课程23节，课程费用7000元，生效日期2016年4月12日，终止时间2017年4月12日。《协议书》中原、被告并就协定条款、声明及条款作出了约定。原告为此于当日向被告支付了三项课程费用总计43000元。2016年7月10日，原告至绍兴市中心医院门诊检查，经诊断为膝关节半月板损伤。2016年11月8日，绍兴市中心医院为原告补开医疗诊断证明书一张，建议原告膝关节避免剧烈活动，避免到健身房继续锻炼。为此，原告与被告就解约退费事宜进行了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法院成讼。同时查明，原告在被告处已接受常规体能教学课程9次。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交的《会籍合约书》、通用卡、签购单、银行业务凭证、门诊病历、医疗诊断证明书、手机信息记录；被告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消费记录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原、被告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会籍合约书》及三项课程的《协议书》后，原告于2016年7月10日经绍兴市中心医院诊断为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医院并建议原告避免剧烈活动，避免到健身房继续锻炼。原告之伤系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未能预见的客观情形，根据医院诊疗建议，原告不宜继续履行《协议书》约定之内容，继续履行《协议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原告而言也明显不公平，故原告于庭审中明确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会籍合约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于三份《协议书》的解除时间，原告诉称于2016年7月10日确诊当日即与健身私教及被告公司负责人交涉了退款事宜，被告对于存在交涉行为不持异议，但不能明确交涉日期，而结合2016年8月10日健身私教回复原告的手机信息内容，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之前已通知被告要求解约并退款的事实足以认定，故原告诉称2016年7月10日已通知被告解除《协议书》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现被告并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三份《协议书》于2016年7月10日起解除。《协议书》解除后，尚未履行部分，应终止履行；已履行部分，应根据已履行情况和《协议书》约定处理。根据消费记录显示，截止2016年7月10日原告已进行常规体能训练课程9次，被告抗辩主张原告实际已消费11次，但仅有己方主张，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三份《协议书》系被告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协议书》中协定条款、声明及条款均为格式条款。其中协定条款项下第5条约定：所有已缴纳之款项不得要求退还、转让，亦不可用于垫付任何其他费用。原告基于《协议书》之约定已预付全部课程费用合计43000元，在《协议书》因客观情况不能继续履行而解除的情况下，不得要求退还已缴纳之款项的约定，显然加重了原告的责任、排除了原告的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是无效条款，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未消费之款项，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协定条款项下第2条约定：所有训练堂课数必须于协议有效期内执行完毕，有效期限规定如下：购买私教课程前10节，每节课有效期为7天，10节以后的课程每节有效期为4天。（第一次购买私教课程起算日为合同签订之日的下一日，续买私教课程的起算日为上一个合同结束日的下一日），于上述有效期限内未使用完毕之堂课，将自动视为会员放弃使用之权利，会员不得要求退还该金额或转让他人使用，亦不得要求延长有效期限，但因为特殊状况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者，不在此限。健身课程有效期限之约定，不存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原告主张该条款无效，理据不足。但该条款并未明确约定每节课程有效期限的起算点，是从合同签订次日起整体计算所有课程的有效期限，还是从每节课有效期的次日起单独计算每节课的有效期限，存在不同解释，对此本院依法采纳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第一种解释，即对于有效期限从合同签订次日起整体计算所有课程的有效期限。据此，自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之次日2016年4月13日起算至《协议书》解除之日2016年7月10日，原告所报课程应有14节课已过有效期限，原告实际消费课程9节，按照《协议书》约定，其余课程5节应视为原告放弃使用。结合《协议书》关于课程费用之约定及《协议书》实际履行情况，原告应支付被告课程费用合计4200元（14节×300元/节），被告尚应退还原告预付课程费用38800元（43000元-4200元）。对于退款逾付之利息损失，因案涉《协议书》解除并非被告过错所致，而解除事宜经原、被告协商未成于诉讼中方得确定，此前被告并无退款义务，更未明确退款日期，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退款的相应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中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绍兴菲特尼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应退还给原告陶建英预付课程费用38800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陶建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陶建英负担12元，由被告绍兴菲特尼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88元，款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王炳江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 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达到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