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72号
原告卓某某，女，汉族，身份证住址为（略）。
委托代理人（略）。
被告某某支行，住所地在（略）。
负责人（略）。
委托代理人（略）。
委托代理人（略）。
原告卓某某诉被告某某支行储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某某，被告某某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卓某某诉称：原告于2008年10月8日在被告某某支行处开设账户办理了银行借记卡，后于2011年1月18日办理挂失手续重新领取了卡号为（略）的借记卡。2011年11月23日上午8时许，原告通过银信通某某银行发送到其移动电话上的信息惊悉：该账户于2011年11月22日23：49分至23：57分，累计发生55844元转账及提现交易（其中含所产生的交易手续费44元）。原告随即将上述情况通报被告某某支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州市天河区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已对此进行立案侦查。尔后，原告与被告几经交涉，未果。原告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银行借记卡，即与被告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根据储蓄合同，被告负有保证原告借记卡内存款安全的义务，存款安全性的法律风险不应当由原告承担，亦即，被告在其不能证实存款是由原告及其授权他人领取的情况下，应当向原告给付上述存款55800元和所产生的手续费44元及其利息，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上述存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存款55844元及利息（以5584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自2011年11月23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某某支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l、我行已依约向原告履行了交付储蓄存款的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2、原告已在2011年11月22日23时通过转帐及提现，累计发生交易55844元，现再向我行要求付款，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3、原告持有的是借记卡，无论转帐或者取款均须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完成，即密码是识别持卡人身份的唯一标准。根据《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预留密码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帐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帐凭证。”即储蓄机构对于卡号、密码相符的取款交易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储户办理取款的依据。由此可知，只要持卡人所持的银行卡正确输入储户开户时的预设交易密码，即视为持卡人为储户或获得储户合法授权的代理人。4、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帐户被他人持伪卡转帐或取现，也未得到法定机关的证实（此种证据应当为司法机关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如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报告、检查机关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等，而不能仅为当事人的报案记录。）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反而能证明我行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履行了付款的义务。另外，原告的借记卡及密码等信息均由原告直接保管，为此不能排除原告委托他人或与他人串通，恶意转帐或取现的可能。目前从我行所掌握的最新证据中，可以发现原告于2011年6月28日就曾将卡及密码交给过名为“卓某某”的人进行取款业务（取款金额6481.6元）。因此原告对于卡及密码的保管并不适当。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8日，原告填写了一份《某某个人借记卡综合申请书》，向被告申领银行借记卡。该申请书的“声明及签署”一栏写明“本人已收到贵银行提供的《某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协议手册》，并已全部阅读且同意遵守《某某银行太平洋借记卡章程》……《某某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的内容，原告在主卡申请人签名处签字确认。在被告提供的《某某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中载明：凡使用乙方（即主卡申领人）或丙方（附属卡申领人）的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同乙方或丙方本人所为，依据密码等电子数据信息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交易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等内容。
被告经审核后向原告核发了卡号为（略）的借记卡，原告领取该银行卡后设置了交易密码。2011年1月18日，原告办理了涉案借记卡的挂失及补办卡业务，重新申领了卡号为（略）的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涉案借记卡）。
2011年11月22日23时49分至23时57分，涉案借记卡内的账户存款先后分6次被取款共计55800元（其中，异地交行分两次转款40000元及10000元，本地交行分两次取款1000元及700元，同城跨行分两次取款4000元及100元），并被扣收异地转账手续费及跨行通手续费共计44元。取款后当天，借记卡内余额为71.78元。
2011年11月23日，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该局于2011年12月14日决定立案侦查，现案件尚在侦查阶段。
现因原、被告对于涉案借记卡损失的存在与否及责任承担问题无法协商一致，引起本诉。
诉讼中，原告提供了一份某某银行有关取款的短信通知（书面稿），显示原告于2011年11月22日23时49分至23时57分期间共收到某某银行发送的5条短信，内容为通知原告涉案银行卡在上述期间发生了5笔取款／转账交易，均是在广州自助设备上操作进行。原告称：取款当天晚上，原告在家休息，涉案银行卡也在原告身上，但原告已关机休息，第二天早上开机后才发现上述信息，此后立即拨打了银行客服电话，查询了交易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对上述短信通知的内容予以确认，并称：原告所述的六笔款项中前四笔是在某某银行柜员机上取的，后两笔是跨行取的，取款地点在黄埔大道西某某银行的柜员机上；六笔款项中有两笔为转账划款，款项均被划入某某银行某某分行李某某的账户上。被告对此提供了取款人在某某银行黄埔大道自助厅ATM柜员机上进行取款、转账交易的视频监控录像。该录像资料显示在柜员机办理业务的为一男性，并非原告，其办理的业务类型及次数与原告提供的取款信息一致，且均系通过输入密码办理。对此，原告对录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表示从录像中无法认定取款人持有的就是被告发行的借记卡，而非伪造的假卡，原告也不认识款项转入的账户户主李某某。
被告还陈述：原告在使用涉案借记卡过程中，曾将银行卡及密码交予他人办理取款业务，故原告未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被告为此提供了一张光盘及一份《个人取款凭条》证明。对此，原告确认曾将涉案银行卡及密码交予其弟弟，由其弟弟代办有关兑换业务。但原告表示这是唯一一次将卡和密码告知他人，且鉴于代办人与原告的亲属关系，该次交易不能说明原告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
庭后，本院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原告报案的相关资料，该派出所向本院出具了一份《立案决定书》及一份《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上述材料显示：原告于2011年11月23日11时6分向该大队报警，称其持有的涉案借记卡在2011年11月22日23时49分至23时57分被多次取款，但其本人持卡一直在家中；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于2011年12月15日对原告的报案决定立案侦查。原、被告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申领银行借记卡，被告经审核后核发了涉案借记卡给原告使用，由此，原、被告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原告申领涉案借记卡时已同意遵守被告出具的《某某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故该合约即为双方对上述储蓄存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双方均应依约切实履行。
涉案借记卡持卡人取款的凭证是借记卡和密码。真实的借记卡是银行的信用支付工具，其即是存款信息的载体，也是储户取款的法律要件。密码作为储户身份识别的电子签名，其与借记卡构成完成取款业务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责任；储户对个人密码负有审慎保管的义务，为防范风险，应注意保护其密码安全。本案中，对于是否存在他人以伪造的银行卡支取涉案款项的问题。原告的账户于2011年11月22日23时49分至23时57分期间被先后转账、取款六次，金额共计55800元，提款后账户余额仅剩71.78元；从被告提供的柜员机取款监控录像显示，取款人并非原告；原告在得知有关取款信息后，已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被告并无相反证据证明上述取款行为为原告委托他人持涉案借记卡办理，综合案件情况，本院对原告有关事发时涉案借记卡由原告持有的陈述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涉案借记卡内的存款是被他人以伪造的银行卡支取的。被告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完善相应的技术，提高银行卡防伪能力是其应尽的义务。作为原告所持银行卡的发行者，被告未能保障银行卡具有足够高的安全性能，导致银行卡被伪造并致原告存款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而对于原告是否已妥善保管涉案借记卡的交易密码的问题。在现行金融业务中，密码由储户设定，并通过加密后传输和保存，具有唯一性和保密性，除储户本人知道该密码外，任何人包括银行在内都无法查询到该密码。从已查明的情况可知，涉案款项是在短时间内通过输入正确的交易密码并成功通过银行自助交易系统的识别验证被连续转账及提取的，证明原告自己设定的密码已经泄露。且原告亦自认曾将涉案借记卡及密码交予他人使用。故在原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密码信息是由被告泄露或被告对此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认定原告对涉案借记卡存款损失亦存在一定的过错。
由于被告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防范储户存款被盗风险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只要被告防范措施得当，即便储户发生过失，储户的存款也不至于发生损失。本案正是双方当事人共同过失才导致财产损失的发生。综合双方过错责任的大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有关“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院酌定原告对其存款损失应承担30%的责任，被告应承担70%的责任。鉴于涉案借记卡损失的款项包括存款55800元，异地转账手续费及跨行通手续费共计44元，合计55844元，被告对此数额无异议，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存款损失39090.80元（55844×70%）。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超过上述金额的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因涉案款项系于2011年11月22日被提取，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1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活期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被告支付的利息应以39090.8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自2011年11月23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对原告主张利息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某某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卓某某39090.80元及利息（以39090.8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自2011年11月23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卓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原告卓某某负担420元，被告某某支行负担780元（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该费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敏敏
人民陪审员 廖凤如
人民陪审员 严建华
二〇一三年××月××日
书 记 员 张美婷
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