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初字第1476号
原告杨大仕，男，1955年5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骋，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冀迎新，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大伟，男，1939年9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万华，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秀全，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薛彪，男，1942年3月2日出生。
原告杨大仕诉被告杨大伟、薛彪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大仕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骋，被告杨大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郭万华，被告薛彪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大仕诉称，原告与二被告系同母异父的兄弟。二被告之父薛庆福于1946年去世，留有西城区xxxx62号院内房屋八间，该房产应为其与原、被告之母徐树媛的夫妻共同财产。薛庆福去世后，徐树媛与杨播声再婚，原告系双方之子。1995年10月徐树媛去世。此后，原告与其父杨播生在争议房屋内生活，2006年1月6日杨播声去世。直至2012年被告杨大伟起诉要求原告腾退3号北房三间，原告才知道二被告已于1998年7月2日将争议房产登记在二人名下，且对争议房屋进行了分割。原告及其父杨播生依法对徐树媛的遗产享有继承权，诉争房屋应有原告的继承份额，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北京市西城区xxxx62号房屋归原告与二被告共同共有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杨大伟、薛彪共同辩称，按照家史及法律规定，原告及其母亲无权继承涉案房屋，不享有涉案房屋的遗产份额。二被告的父亲应为薛庆云（又名薛云青），薛庆云与兄弟薛庆福在解放前一直经商，薛庆福负责管理商铺，辅佐薛庆云做生意。薛彪小时候很招人喜爱，薛庆福膝下又无子女，薛庆云在去世之前将薛彪过继给了薛庆福，当时薛彪仅三、四岁。但过继之后薛彪还是与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1946年薛庆云去世。1950年薛庆福去世，其去世时无父母、配偶、子女。涉案房产系解放前购买，开始就登记在薛庆云、薛庆福二人名下，为二人共有。薛庆云去世之后将其名下房屋份额全部交由二被告继承，二被告各占四分之一份额，薛庆福仍占有二分之一份额，故上述房屋由二被告与薛庆福三人共有。薛庆福去世之后，其二分之一的份额作为遗产，而遗产的管理人则为二被告。二被告父亲薛庆云的房产份额最晚在1952年之前，就已实际交由二被告所有，作出了分割和处分，至今已远远超过了20年，徐树媛当时是认可的，一直未提出异议和主张，原告也没有提出主张。薛庆福在世时无父母、无配偶、无子女，只有二被告与其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薛庆福的遗产应由薛庆云继承，但薛庆云提前去世，由此发生了代位继承，二被告就作为了薛庆福的遗产管理人。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上，将薛庆福的遗产归为二被告所有是合理、合法的。徐树媛及原告没有权利继承薛庆福的遗产，也不是遗产管理人，无权获得涉案房屋的任何份额和权益。涉案房屋从历史遗留而演变为二被告的合法财产，已由房屋管理部门通过行政行为进行了确认，并在1998年颁发了产权证书，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清晰、明确，已经通过行政行为的确认，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早已知道涉案房产登记在二被告名下的事实，至迟在2009年就已经知道，原告以继承为依据要求享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并不能成立。原告可以继承的前提必须是徐树媛享有涉案房屋的份额、拥有合法的继承权，而这些前提并不具备。涉案房产与原告及母亲徐树媛并无直接的关系，二被告经过家庭内部的决议和历史演变，获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有合法的手续。二被告父亲薛庆云的房产份额早在1952年之前就已经归二被告继承所有了，早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所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徐树媛与杨播声系夫妻关系，原告杨大仕系双方之子。徐树媛与前夫生有二子即被告杨大伟（曾用名薛恩信）、薛彪（曾用名薛恩有）。徐树媛于1995年10月去世，杨播声于2006年去世。
西城区xxxx62号房屋（原号牌为内四区xxxx**号）系薛庆福、薛云靑于解放前购买，产权登记在二人名下，系二人共有之房屋。1952年12月4日，该处房屋产权登记为薛恩信等三人共有，薛恩信、薛恩有各占1／4，薛庆福遗产部分为2／4。在“审验情形及意见”栏中载明“通知附内准继承登记薛庆福遗产由现叶（业）主管理。徐树媛已来局声明情愿弃权同意薛恩有等登记。”在该栏中徐树媛的名字上盖有其名章。1983年该房落实私房政策时，主张权利人为薛恩信，代理人为徐树媛。1983年6月25日，徐树媛出具保证书，其内容为“关于xxxx62号房产一处，我全权代表办理，因房产所产生的一切纠纷问题由我本人负责。”居委会主任亦在保证书上盖有名章。1983年6月24日，徐树媛领取了落实私房政策经济结算款624.03元。在“落实私房政策产权审批表”中载明“经审徐树媛是薛恩信、薛恩有之母，现本人出具保证书验收无误。”1984年11月22日，该处房屋的产权人登记为杨大伟等三人，杨大伟、薛彪占有成数各为四分之一，薛庆福占有成数为四分之二。1997年3月24日，杨大伟、薛彪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内容为“查，被继承人薛庆福于一九四六年在北京市死亡。死后在北京市西城区xxxx62号遗留房产八间（与上述继承人共有，其占有成数为二分之一）。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配偶均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上述遗产应由被继承人的儿子杨大伟、薛彪共同继承。”1998年7月2日，西城区xxxx62号房产9间的所有权人登记为杨大伟、薛彪。1999年9月26日，杨大伟、薛彪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签订《析产协议书》，内容为“立协议人薛彪、杨大伟共有北京市西城区xxxx62号房产九间，为日后管理居住之便，现自愿达成析产协议如下：1、兰图2号北房叁间、4号东房叁间归薛彪所有；2、兰图标3号北房叁间归杨大伟所有；3、相邻伙墙归相邻双方共有。”诉讼中，双方均认可现xxxx62号房屋中2号北房三间由被告薛彪使用，3号北房三间由原告杨大仕使用，4号东房三间对外出租。
另查，薛彪曾于1983年将徐树媛诉至法院。1983年8月5日谈话笔录记载：“我（即徐树媛）14岁嫁姓薛的，他40多岁，当时我为了养我家。我24岁姓薛的死的。我26岁嫁给姓杨的，我嫁姓薛的一直养着我母亲和妹妹。我改嫁时带大儿子，他（即薛彪）和我母亲一起过。当时我丈夫留下两所房，一所是我的名字，一所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父亲死了，我母亲让我把那所房子改成二个孩子的名字。58年房子公私合营时，我就搬到我母亲那，房子一合营原来那所房就没有我的，就给我们留下七间半，有我三间，孩子加母亲4间半，现在落实房屋政策我同意给他们哥俩（七间半）房，给600多元薛彪也拿走了，他也把房租拿走了……”。1983年8月15日谈话笔录记载：“我（即徐树媛）十四岁时随母亲逃难到太原，没钱返回，没办法，十四岁嫁给薛云靑，当时他叫薛玉山，这个名字在太原时叫。他有钱，在太原开四和永干果局，养活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以后他被宪兵队逮捕，我们赎出来后到的北京。在北京他买了三所房子。第一处在苏家坡，龙须沟附近，有九间房。第二处在xxxx21间现我们住着。第三处在甘井胡同15号22间，产权人姓名全是薛云靑。他在北京开个颜料店。大概薛彪3岁时，薛云靑死亡。”“问：xxxx房产权人情况。答：解放初，我母亲和我商议，把砖塔房屋改成薛彪兄弟两个的姓名，说是给薛家留个根，所以改了产权。”“问：他哥哥在哪。答：他哥哥已经改名改姓了，叫杨大伟，户口还在xxxx。”
再查，薛彪的人事档案显示其曾用名为薛恩有。1964年12月17日“调查函复材料表”中记载“其母徐树媛，群众，无业。一直是家庭妇女，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一般。其父薛庆云，在23年前因病去世。生前在山西太原市作买卖，开四合永鲜果和点心铺，后在北京市开染料铺，系大资本家……”北京市公安局丰盛胡同派出所在该份材料上盖章。
上述事实有丰盛派出所证明信、房管局登记卡、西城字第27505号房屋所有权证、危险自住房通知书、私房租赁契约、中石油人事部人事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证明、1952年产权共有执照、起诉状及谈话笔录、西城字第10617号房产所有证、（97）京石证字第252号公证卷宗材料、房屋档案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诉争房屋的档案资料及徐树媛生前自述可见，诉争房屋原系薛庆福、薛云靑二人共有之房产。二人去世后，徐树媛作为薛云靑的配偶声明情愿弃权并同意薛彪等登记。1952年12月4日该处房屋即登记在杨大伟、薛彪及薛庆福名下。即使在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后，徐树媛亦表示“现在落实房屋政策我同意给他们哥俩（七间半）房”，其放弃房产的意思表示均一致，且其生前并未就该处房屋主张过任何权利，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民俗，徐树媛的弃权行为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徐树媛生前已对xxxx62号的房产进行了处分，该房屋早在1952年就已登记在杨大伟等人名下，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原告主张诉争房屋应有徐树媛的继承权并要求确认归原、被告共有一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大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杨大仕负担（其中三十五元已交纳，余款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邓 旋
人民陪审员 宋民强
人民陪审员 徐艳秋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