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瑞行，男，汉族，住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383X。
委托代理人周立雄，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0015，系周瑞行的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斗门支行，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
负责人谢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力华，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瑞行为与被上诉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斗门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0）珠斗法民二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周瑞行系斗门区莲洲镇新兴村人。2001年6月12日，斗门县莲溪信用社作为贷款人，周瑞行作为借款人，莲溪石龙村经济合作联社作为担保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编号：珠农信借字2001年第037号），约定斗门县莲溪信用社向周瑞行发放短期农户贷款40×××00元，期限为12个月，从2001年6月12日起至2002年6月11日止，还款方式为现金。贷款利率为月息6.3375‰等。三方均在合同上签名、加盖公章。同日，斗门县莲溪信用社通过转账方式向周瑞行为“20004242”的账号中发放40×××00贷款，周瑞行在借款借据中签名并捺指模确认，并提取了40×××00元现金。2002年12月29日，农商银行从周瑞行的银行账户中扣减利息1006元。2008年5月30日，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斗门信用社向周瑞行送达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告知其截至2008年5月29日，尚有40×××00元本金，28195.48元利息逾期未还，请周瑞行抓紧落实资金清偿本金及利息。周瑞行的妻子翁珠清在通知书中签名、加盖指模。周瑞行经农商银行催讨后，仍未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农商银行诉至法院。
另查明，2002年7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斗门县支行及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批复，斗门县斗门农村信用合作社与斗门县上横农村信用合作社、斗门县莲溪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重组为“珠海市斗门农村信用合作社”。2006年9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成立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设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斗门信用社等分支机构。2012年12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复，同意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6家支行开业，原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斗门信用社变更为农商银行。
农商银行在审理过程中，自愿放弃追加斗门区莲洲镇石龙村经济合作联社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不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周瑞行是否借款的问题。农商银行主张其与周瑞行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对其主张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周瑞行账户的历史明细账等书证原件予以佐证。2001年6月12日，斗门县莲溪信用社与周瑞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于签订合同当日将40×××00元转账至周瑞行的账户，周瑞行均有签名确认。石龙村经济合作联社作为担保人也在合同中签章确认。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贯穿周瑞行借款的始末，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虽然周瑞行辨称上述证据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周瑞行没有拿取借款，但周瑞行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可以预见其签名后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及需承担的责任。况且周瑞行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周瑞行对其答辩意见没有提交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周瑞行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农商银行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周瑞行向农商银行借款的事实，周瑞行于2001年6月12日向农商银行借款40×××00元，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周瑞行在2001年6月12日借款后，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于2002年6月11日到期，周瑞行于到期日偿还全部借款。但周瑞行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还款，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违约责任。农商银行要求周瑞行偿还借款本金4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周瑞行辩称受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林敏才的欺骗，事后并未收到借款。周瑞行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证据，未能证明其与林敏才之间的关系及林敏才存在欺诈的行为，周瑞行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周瑞行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利息的问题。《借款合同》第一条第（四）项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内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6.3375‰，第三条约定借款人应按时清偿贷款本息，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利息。农商银行主张从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6月11日按照年利率7.6050%（6.3375‰×12个月）计算利息，2002年6月12日后按照年利率10.8000%［万分之三×360天］计算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农商银行主张已扣取周瑞行利息1024.83元，是自由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且没有加重周瑞行的还款义务，原审法院对农商银行的主张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周瑞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农商银行借款本金40×××00元；二、周瑞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贷款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给农商银行，贷款利息以借款本金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6050%，从2001年6月12日计至2002年6月11日；逾期还款利息以借款本金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8000%，从2002年6月12日计算至原审法院指定的履行期限界满之日止；周瑞行已支付的利息1024.83元在上述利息中予以扣减。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79元（农商银行已预交1250元），由周瑞行负担。
原审被告周瑞行不服原判，上诉称，第一，原审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从立案至判决时间过长，对周瑞行不公，请求发回重审。第二，农商银行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2001年6月12日，周瑞行与农商银行签订所谓“借款合同”和借据（该合同和借据真实性待核实和鉴定）约定的借款期为1年，农商银行应于2004年6月11日前起诉，但农商银行未起诉，应视为放弃权利。农商银行提交的证据《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中的签名不是周瑞行所签，其妻翁珠清不能代表周瑞行签名与确认，翁珠清不清楚事情来由，也不识字，假如贷款是真的，为何贷款到期后六年才发《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呢？这存在欺骗的嫌疑。第三，农商银行贷款操作程序违法。周瑞行对借款借据和2001第037号借款合同上“周瑞行”签名表示否定。两份证据的落款时间为同一天，周瑞行于银行取得取款凭证也在同一天，充分表明林敏才（当年是分社主任）利用职权于当天将全部借款提取，这一贷款流程违法。本案中，借款合同为一式三份，该合同只是农商银行有一份，周瑞行、担保人石龙村经济合作联社均没有，所以该合同有农商银行伪造及违法操作之嫌。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由农商银行负担。
上诉人周瑞行二审提供证据：斗门区石龙村出具的《证明》。
被上诉人农商银行二审答辩称，第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在事实方面，农商银行在原审中提交了《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及《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等证据，这些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农商银行与周瑞行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另外，周瑞行在庭审阶段曾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其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因此，农商银行认为周瑞行对案件事实所提出的质疑均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即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程序方面，由于周瑞行在原审当中述称其签署借贷凭证是受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蒙骗所致，该工作人员的行为可能涉嫌欺诈，故原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农商银行认为，原审法院这一裁定符合法律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为周瑞行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但周瑞行迟迟未能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被欺诈的事实，这是导致法院长时间中止诉讼的根本原因。另外，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的行为，并不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造成任何影响。第二，周瑞行所阐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原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周瑞行在原审期间并未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而且上诉时也并未提出新证据证明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周瑞行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农商银行在一审中提交了由周瑞行妻子所签收的《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由于周瑞行的妻子与周瑞行共同生活，其妻子在周瑞行不在家的情况下代为签收通知书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该通知书的签收应视为对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周瑞行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合同签字的问题，《借款借据》及《借款合同》均有周瑞行的签字及指印，应视为周瑞行对贷款事实的认可。周瑞行在原审中并没有对签名的真实性提交相反证据，而且自愿放弃了笔迹鉴定的申请，因此，《借款借据》及《借款合同》的签字应认定为真实合法。关于贷款流程的问题，根据《商业银行法》对于贷款的有关规定，法律没有禁止贷款人在申请贷款的同一天取款，农商银行的贷款流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于周瑞行针对《借款合同》所提出的质疑，农商银行认为，周瑞行及斗门区莲洲镇石龙村经济合作联社均有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加盖公章，应视为三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因此，周瑞行声称自己手上没有《借款合同》的理由，不影响该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合法性。
被上诉人农商银行二审期间提供证据：2007年6月20日《逾期贷款催收通知》。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2014年7月22日，原审法院询问周瑞行质证意见时，周瑞行称：“原告所述不属实，我没有贷过款，也没有偿还过任何利息。我在信用社有开过账户，但收付利息的账户不清楚是不是我本人开设的，因为我在信用社开设的账户都是我妻子去存、取钱的，我妻子叫翁珠清。”原审法院问及对于借款借据上的签名和指模需不需要鉴定时，周瑞行称：“不需要，我没有钱鉴定。但我确实没有收到原告所放贷款的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周瑞行应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也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农商银行主张双方成立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农商银行提交了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和周瑞行的帐户明细为证，借款合同和借据有周瑞行的签名和指模。农商银行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借款法律关系。虽然周瑞行认为称借款合同和借据上的签名不是其所签，但周瑞行在原审中申请鉴定但不愿意缴纳鉴定费用，应视为其放弃鉴定申请。周瑞行仅口头否认，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签名不是其所签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周瑞行的反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农商银行的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系由周瑞行的妻子翁珠清签收，但周瑞行在原审中陈述周瑞行在农商银行开设的账户都是翁珠清存、取钱，由此可知翁珠清有权代周瑞行签收该文件，并对周瑞行产生法律效果。因此，农商银行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
周瑞行上诉认为林敏才经办贷款存在违法情形。本院认为，周瑞行称未收到过款项，但农商银行提交的周瑞行帐户明细可证明农商银行已经将款项转入周瑞行账户。农商银行的举证已证明其履行了放款义务。至于周瑞行账户款项由何人使用，是周瑞行与使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周瑞行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并不影响本案周瑞行与农商银行间的借款法律关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周瑞行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元，由上诉人周瑞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烽娟
代理审判员 朱 玮
代理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