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3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有芳。
委托代理人：刘斌静，湖北省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唐其柱，院长。
委托代理人：徐鸿，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立，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畅。
委托代理人：徐鸿，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立，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志福。
委托代理人：吴勇创，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有芳与被上诉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名誉权纠纷一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日作出（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67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吴有芳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肖曼、彭显海、白瑞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有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斌静，被上诉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的委托代理人邓立，被上诉人毛志福的委托代理人吴勇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7月23日20时38分，吴有芳称有人要打她，家人称其精神上有问题在家中报警，武昌公安分局黄鹤楼派出所处警。21时30分，毛志福（吴有芳之夫）将吴有芳送到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科，由主治医生舒畅予以初步诊断：1，偏执性精神障碍；2，心境障碍待排收治入院。2012年8月7日，毛志福要求先带吴有芳回家，经劝阻无效，湖北省人民医院告知后果自负，不适随诊。2012年8月21日，毛志福办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偏执性人格障碍。同年11月12日，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委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吴有芳有无精神障碍进行鉴定，2014年4月20日作出鉴定结论为：未发现吴有芳有精神障碍。为此，吴有芳认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的强制医疗行为，使得吴有芳“被精神病”，严重侵害了吴有芳的名誉权、健康权，为此，吴有芳向法院起诉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名誉权纠纷，并于2014年7月1日撤诉。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而对于名誉权的侵权行为，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此案中，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按照医疗常规对吴有芳进行治疗，且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并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宣扬吴有芳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吴有芳的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吴有芳的名誉，故法院认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的行为并没有侵害吴有芳的名誉权。同时，吴有芳主张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的行为侵犯了其名誉权，使得自己在院里及邻里、同事、同学和社会上的形象受到损害，对此，吴有芳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吴有芳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法院认为吴有芳的诉讼主张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吴有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吴有芳承担。
宣判后，吴有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2年7月23日晚，上诉人的儿媳杨某某为了阻止上诉人到市中院开庭，来到上诉人家拿菜刀闹事并威胁上诉人，上诉人当即报警，110出警来到现场，毛志福闻讯也赶回家中并不顾民警的阻拦将上诉人强行拖至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科，舒畅作为当班医生不讲医德，既不问诊上诉人，也不做检查，完全听信被上诉人毛志福的所谓“陈述”，就诊断上诉人“患人格精神障碍”而强制收入院，并押送上楼按治疗精神病人的“惯例”对上诉人进行捆绑，强行灌药，电击……非法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强制住院29天（实际控制10天），且出院小结载明“吴有芳患偏执人格障碍”。湖北省人民医院作为舒畅、毛志福的管理者，未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为了“利益”以致不顾上诉人的强烈反对和抗争，罔顾事实，不讲医德，违规诊疗，使上诉人“被精神”的行为，严重侵犯上诉人的人身权及合法权益，并对上诉人造成极大伤害，构成人格侵权。而原审判决却不顾上诉人“被精神”的事实，错误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审查明事实不清。原审查明，“2012年8月7日，被告毛志福要求先带原告回家，经劝阻无效，被告湖北省人民医院告知后果自负，不适随诊”，原审上述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庭审时，毛志福、舒畅均未到庭，法庭也未对其进行调查，所以根本无法查清本案真相。事实上，毛志福是不顾110民警阻拦，强行将上诉人拖至精神科进行治疗，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曾经进行“劝阻”并“告知后果自负”。正是由于三被上诉人的种种违法侵犯人权行为，造成上诉人“被精神”的事实，其结果导致上诉人的同事、邻居、亲友都误以为上诉人患有精神病，给上诉人的声誉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二、原审认定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原审认为“被告湖北省人民医院、被告舒畅按照医疗常规对原告进行治疗，且三被告并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宣扬原告吴有芳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原告吴有芳的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原告吴有芳的名誉，故本院认为三被告的行为并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被上诉人舒畅不讲医德，不按正常程序检查，强制限制人身自由，违反了我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舒畅并没有对上诉人进行正常的问诊观察及人格指数测定，仅仅在听信被上诉人毛志福的陈述后，就将并未患病的上诉人当做精神病人收治，而所谓的“常规治疗”就是采取捆绑、电击、灌药等非常规措施，并非法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长达10天之久。三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客观存在，其侵犯上诉人的人身权、名誉权的事实显而易见。三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否定其未侵权或未对上诉人造成人身及精神损害。三、上诉人经武汉市公安局委托重庆医科大学精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其鉴定的结论是“未发现吴有芳患有人格精神障碍”，该鉴定结论不仅表明上诉人没有所谓的“偏执性人格障碍”，更证明三被上诉人违规诊断、违法侵权事实成立。据此，足以认定三被上诉人非法扭送、违法收治、限制人身自由的种种行为侵权的事实成立，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有理有据。故请求：1、撤销（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67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由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均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吴有芳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言，拟证明：一、吴有芳精神正常；二、吴有芳被强制精神病治疗后，没能正常参加邻居之间的日常活动，让邻居们误以为吴有芳患有精神疾病。被上诉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三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不认可。另，上诉人的精神状况应当以医院病历为准，而不能以个人的观点作为判定依据。被上诉人毛志福同意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的质证意见，此外还认为三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进行质证，此三份证据属于无效证据。本院认为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吴友芳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持有异议，且吴友芳并未申请证人出庭，法庭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对上诉人吴友芳在二审中提交的三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名誉权纠纷，若当事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吴有芳认为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的行为侵犯了其名誉权，使得自己在邻居、同事、同学和社会上的形象受到损害，但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湖北省人民医院、舒畅、毛志福曾以哪种形式公开宣扬吴有芳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吴有芳的人格，或者曾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吴有芳名誉的行为，令其受到损害。故上诉人吴友芳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吴有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 曼
审判员 彭显海
审判员 白 瑞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刘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