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东行初字第40号
原告张英。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东兴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李明海，分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岩，该局法制办民警。
委托代理人李斌，该局法制办主任。
原告张英因要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河东分局）履行法定职责，曾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东行告字第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起诉人张英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原告不服，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日作出（2014）二中行诉终字第6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4）东行告字第30号行政裁定；二、指令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受理后，于2014年12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9日、15日、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张英，被告公安河东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高岩、李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英于2014年5月9日拨打“110”报警，称其在天津市河东区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河东发改委）楼道内被该单位工作人员李蓓（案外人）殴打，要求被告依法对李蓓作出处理。被告在原告起诉之前未对李蓓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张英诉称，原告之母系河东发改委管理的离休干部。原告受母亲委托以相关文件为依据，到该管理单位信访、维权。此前该单位安排李蓓具体处理原告之母的信访事宜，李蓓未做好工作，且多次对原告说话态度不好。原告多次电话约该单位主任面谈，终未能得见。2014年5月9日16时许，原告再次到河东发改委找主任，此人仍不在，后遇到李蓓并与其发生纠纷，且被李蓓打伤，原告的提包在厮打过程中亦被损坏。原告拨打“110”报警，并向处警民警述说上述情况，当时在场人均未对原告的陈述提出异议。民警当场对李蓓作出批评，且有民警执法记录仪录像。在上杭路派出所，民警进行登记、拍照、记录，让原告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就医。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诊断为原告右手挫伤，右手手背可见8×7cm2范围淤青肿胀，右手第五指近节指骨远端骨折等，民警将原告带至公安局指定的法医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轻微伤。原告多次要求上杭路派出所和公安河东分局依法履行职责，被告逾期未对李蓓作出拘留和罚款的处罚决定属违法。原告请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逾期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蓓作出行政处罚。
被告公安河东分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辩称，2014年5月9日16时许，杜××（案外人）拨打“110”报警称在河东发改委，工作人员李蓓在接待信访人张英时，双方在办公楼楼道内发生肢体冲突。公安河东分局民警接到报警后及时处警，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详细了解当时情况，对当事人及当时在场的证人制作询问笔录，并分别为张英、李蓓开具了天津市公安局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以下简称就诊证明信），让当事人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医院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诊断结果：张英右手第五指近节指骨骨折。民警为张英预约鉴定中心进行伤情鉴定，鉴定中心于2014年7月16日对原告所受伤情进行鉴定，后于2014年7月30日民警取回张英伤情鉴定结果，鉴定结论为右手小指近节指骨基底骨折，鉴定为轻微伤，后分别对李蓓及张英进行了伤情鉴定结论告知。原告于2014年5月9日到河东发改委信访期间，与李蓓发生肢体冲突，因李蓓系河东发改委工作人员，当时正处于工作期间，根据《对﹤关于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否给予治安处罚的请示﹥的复函》（国法秘函（2005）256号）（以下简称《复函》）的规定，民警分别于2014年7月16日、8月1日和9月30日在派出所内当面告知原告，对其被李蓓打伤一事应到李蓓所属单位申诉解决。但是原告对此不理解，并称其被李蓓打伤一事应由公安机关对李蓓作出处理。目前，公安机关已并案，现正在继续调查处理中。另，对原告指控其被发改委工作人员李蓓打伤一事，不属被告职责范围，且被告已将公安机关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向原告口头进行告知，据此，被告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起诉时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事项：1、照片；2、自述材料；3、鉴定意见书；4、法律依据（摘录）；5、案发日录音文字记录；6、天津市人民来访登记表；7、公安信访事项登记表（空白）；8、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9、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CT检查申请单；10、光盘。（以上证据均为复制、复印件）
经质证，被告提出对原告提交的伤情鉴定，予以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自述材料，被告表示亦随证据卷提交法庭，且在该材料中原告自述的内容与其在庭审中自称当时并非去找李蓓的内容不符；对于原告提交的照片中，有关李蓓的照片，原告标注的照片说明为“李蓓耍横”，但该照片亦能证明李蓓当时受到伤害的结果；有关警察的照片，能够证明公安机关将原告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关于在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的第（1）项证据，原告曾向公安机关提交过该录音，公安机关对此亦作出说明，且公安机关认为无法通过声音对肢体行为进行认定，故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部分事实；关于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2）项证据，被告认为民警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符合法律规定，亦能证明公安机关系履行了法定职责；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3）项证据未提出异议，且表示该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向原告开具了就诊证明信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4）项证据未提出异议，且表示被告一直为原告积极联系伤情鉴定相关事宜；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5）项证据提出异议，主要有以下几点意见：1、该录音与本案实体不具有关联性；2、被告从未否认未给原告出具受案回执；3、该录音亦无法证明杜××未报警的事实；4、民警到达现场后已基本能够掌握李蓓的身份，即已推定该案非公安机关受案范围，故被告不能出具受案回执。关于杜××报案，被告表示，原告曾于事发当日拨打“110”报警，且民警及时处警，因报警平台系统系针对首先报案人员进行登记，此后将自动对同一案件事实报警记录予以合并吸收处理。若原告坚持要求为其开具报案人为“张英”的受案回执，被告可以为其补开并于庭下交予原告，但“补开”不代表本案中被告向法庭所提交受案回执的证据中记载的事实不存在；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6）项证据未提出异议，并表示该证据亦能证明被告于事发当日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并将情况记入笔录，此节在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中亦可予以证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8）项证据即证据8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中“李蓓”的签字确系李蓓本人签字，更不能据此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李蓓的相关签字非其本人所书，故表示对该证据不予质证；被告以原告提交的光盘中第（9）项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提出异议；关于原告提交的光盘中原告于2015年1月6日的录音，被告表示其从未否认原告曾拨打“110”报警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7以及光盘中第二张照片未提出异议。
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1、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2、受案登记表及回执；3、李蓓的陈述；4、张英的陈述；5、证人杜××的陈述；6、证人张××的陈述；7、证人弓××的陈述；8、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9、鉴定意见及照片；10、医院诊断材料；11、办案单位工作报告；12、办案单位情况说明；13、李蓓的工作单位证明；14、张英的伤情鉴定申请书；15、张英提交的书面陈述和申辩材料；16、《复函》。（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案卷材料均为被告单方书写的内容，不客观、不真实，并对被告案卷原件卷皮中“李蓓被打案”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应在该卷皮中记载为“张英被打案”，故提出被告提交的证据系虚假；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内容系捏造，至庭审时被告尚无证据证明杜××报案的事实，且原告表示其当时亲眼所见的处警民警并非案卷中记载的民警；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2，原告表示其亲眼所见民警手书受案登记表，而被告提交的材料中系电子打印版，与原告现场看到的事实不符。另，原告对被告提出的针对同一事件最先拨打“110”报警的人员就是报案人的意见不予认可，原告提出被告并无证据证明杜××报案的事实，且报案人应为案件当事人，其他人不得称之为报案人，原告认为即使杜××拨打过“110”报警，应称之为举报人；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提出异议，认为该笔录中骑缝手印未对齐，其中内容有作假之嫌，并提出民警从未向原告讲过伤情鉴定相关事宜，属处事不公，且原告对该证据中“李蓓”相关笔迹，认为并非李蓓本人书写；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提出异议，原告认为在该笔录中部分内容有民警对原告诱供之嫌。另，原告提出当时仅有一名民警为原告录制笔录、民警从未询问原告是否做伤情鉴定、未向原告出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寇姓民警态度不好、说话不公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提出异议，认为杜××和李蓓共同前往派出所，而此二人录制笔录的时间之间相差一个半小时，原告认为杜××并非当事人，其在派出所逗留一个多小时不现实，且杜××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原告以其中内容不完全属实为由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提出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9、10、14、15未提出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延期手续到期后未再办理延期审批工作；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中关于杜××报案的内容认为不属实；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中“无其他发现”的内容属被告工作不认真；原告以李蓓当时已不负责信访工作为由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提出异议；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6与原告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了河东区上杭路派出所民警于2014年5月9日就原告与李蓓在河东发改委发生纠纷一事处警时执法记录仪中录像内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证据10内照片1中内容相同（以下简称照片1），该证据中第三行第一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曾于事发当日拨打“110”报警，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有效，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9，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摘录）系法律依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现行有效，经合议庭评议，对该依据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0内照片2（以下简称照片2）中第一行两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照片能够证明民警到现场处警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照片1中第一行两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原告提交该证据拟证明事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照片1中第二行第一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原告提交该证据拟证明事项能证明被告在派出所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登记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照片1中第二行第二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于2014年7月5日向“卢所长”邮寄信件，不能直接证明其拟证明事项，故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照片1中第三行第二、三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虽原告提交该证据拟证明事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该证据不足以对其拟证明事项的真实性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2及证据10中第（7、11-15）号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材料不属证据范畴，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主席令第38号）（摘录），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因该法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主席令第67号）予以修订，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公安部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释》（摘录），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材料究其内容系问答形式，并非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摘录），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材料“释义”内容不属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证据10中第1项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就其内容均发生在原告拨打“110”报警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0，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其中第（2-6）项证据均能证明被告对关于原告的治安案件正在处理之中，但不能证明原告所推定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第（10）项证据系原告拨打“110”查询相关报案情况的电话录音，其内容不能证实被告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8与证据10中第（8、9）项证据及照片2中第二行两张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照片2第三行关于“执法办案系统”、“天津市公安局执法信息综合应用和管理……”的照片，经合议庭评议，该照片中不能清晰显示原告拟证明关于报警记录的内容及事项，对此本院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14，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以上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处警后进行的相关程序，亦能证明案件相关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5，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在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向被告提供的自述材料，该证据在本案中仅能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供书面陈述及申辩材料，对于该证据内容的真伪，本院不予评判；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6，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系其认定本案不属被告职责范围的法律依据，至今尚无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修订且现行有效，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河东区上杭路派出所民警于2014年5月9日就原告与李蓓在河东发改委发生纠纷一事处警时执法记录仪中录像内容，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有效，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5月9日原告至河东发改委信访，与该单位工作人员李蓓发生言语冲突和肢体冲突。后，原告拨打“110”报警，民警接到“110”指令后，及时至事发现场处警，了解情况后将原告及李蓓、证人等带至河东区上杭路派出所进行询问并录制笔录，分别为各方当事人开具就诊证明信，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于同日为原告出具诊断证明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附属医院于同月12日为李蓓出具诊断证明书。6月7日被告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手续。6月18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开具就诊证明信，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于6月30日为原告出具诊断证明书。经向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申请，该中心于7月30日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张英所受外伤，鉴定为轻微伤。”8月1日民警向当事人告知该鉴定意见。民警曾分别于2014年7月16日、8月1日，9月30日口头告知原告因李蓓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且当时在工作期间，根据《复函》的规定，原告被李蓓打伤一事应到其所属单位申诉解决。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曾以口头形式向其告知以上事项的事实表示认可，但对告知形式及对于《复函》是否适用该案提出异议，原告认为被告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告知，且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蓓作出处罚。
另查，被告至原告起诉时未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
再查，被告就原告指控被李蓓殴打与李蓓被原告殴打案已并案处理，该案至庭审时尚未终结。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被告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管理及处罚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2014年5月9日，被告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就原告与李蓓在河东发改委所发生纠纷事件及时派民警至现场处警。民警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对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并为原告开具就诊证明信，待原告就诊材料充足后，即向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提出伤情鉴定申请。后该鉴定中心作出伤情鉴定意见，被告根据该鉴定意见，确定发生于2014年5月9日警情并未构成刑事案件，故向原告口头告知，根据《复函》的规定，原告指控被李蓓打伤一事不属其职责范围，原告可至李蓓所属单位申诉解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本案中，被告以口头形式向原告告知公安机关对该事件的处理结果，且原告表示对告知内容业已知晓，但对口头告知的形式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应当向原告以书面形式进行告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书面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根据该规定，被告未采取书面形式向原告进行告知的行为存在瑕疵，但纵观本案，被告之告知形式并未影响原告行使其向李蓓所属单位申诉及日后申请司法救济的权利，据此，本院认为，该瑕疵不足以导致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行为违法的结果。
关于原告提出被告未对原告制作受案回执单，不符合法律规定一节。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回执单一式二份，一份交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一份附卷。”被告虽未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单，但被告并未因此对原告指控其被李蓓殴打一事不予调查处理，且被告在接到“110”指令后及时处警调查取证并为原告开具就诊证明信、申请伤情鉴定等。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此节亦不足以导致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行为违法的结果。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超期办案一节，因原告指控其被李蓓殴打及原告殴打李蓓，被告已作并案处理。被告在办案期限内已向原告告知了处理结果。关于李蓓被打案，被告虽未办理终结，但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对此本院不予评判。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针对该事件的处理并无不当，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原告张英起诉被告行政不作为缺乏事实根据，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请求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蓓作出行政处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惠全
代理审判员 高宏亮
代理审判员 徐 维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