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90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邢少华。
委托代理人：郭锋，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常宝军。
委托代理人：谢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小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少华为与被上诉人常宝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邢少华的委托代理人郭锋，被上诉人常宝军的委托代理人谢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湖北鸿基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鸿基公司）于2007年7月10日注册成立。2011年11月25日，该公司进行了自然人股东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企业登记信息中载明注册资本由2，000，000元变更为5，000，000元，其中，常宝军认资475，000元，占股9.5%，现金200，000元；席云洋认资475，000元，占股9.5%，现金200，000元；邢少华认资1，250，000元，占股25%，现金500，000元；张基起认资1，850，000元，占股37%，现金700，000元；祖雪松认资950，000元，占股19%，现金400，000元。
2014年10月27日，邢少华（股权转让方、甲方）与张基起（股权受让方、乙方）、担保方湖北鸿基公司签订1份《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1、在合同签订之日，湖北鸿基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该公司”）依法有效存续。该公司实收注册资本5，000，000元，共有五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张基起持有37%；（2）邢少华持有25%；（3）祖雪松持有19%；（4）常宝军持有9.5%；（5）席云洋持有9.5%。2、甲方转让目标公司股份，公司全体股东知悉并经股东会表决同意，由乙方受让甲方全部股份。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5%的股权转让予乙方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条款共同信守。第一条、释义。除非合同另有所指，以下词语和语句在本合同及各附件中具有以下的含义。1、“转让”或“该转让”指甲乙双方在目标公司的股权所进行的转让；2、“被转让股权”指甲方向乙方转让的目标公司25%的股份及依该股份享有的股东权益。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甲方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700，000元，该款项仅包括甲方原始投入的股权本金。第三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40%股权转让款，即280，000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或者银行转账付款。甲方指定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4；收款人：邢少华。甲方收到乙方款项后，视为乙方付款完成。2、股权变更完成之日，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直接付清剩余60%股权转让款420，000元。第四条、股权变更。1、乙方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后，负责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各项手续，包括股权变更的涉税手续，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等，期限以工商机关要求的30日为准，甲方积极履行配合义务，双方不得拖延。2、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同意股权变更登记之日，甲方股权变更义务即告完成。乙方应将股权变更手续交付甲方。3、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目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和任何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张基起、湖北鸿基公司、邢少华在该合同签名盖章。同日，张基起向邢少华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指定账户转账支付了280，000元。
湖北鸿基公司股东张基起（甲方）、祖雪松（乙方）、常宝军（丙方）、席云洋（丁方）还签订了1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依据2014年9月28日湖北鸿基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甲乙丙丁各方就办理邢少华退股事宜的相关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并达成如下协议：一、各方确认，由甲方代表各方与邢少华协商退股事宜，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二、鉴于邢少华入股公司后，公司发生严重亏损，甲方与邢少华就其所持公司股权定价时，股权转让价格不应超过700，000元。同时，股权转让价款应分次支付（注：不少于二次）。三、甲方代表各方收购邢少华持有公司的25%股权份额后，各方应当按以下比例对其股份进行分配，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甲方受让13%的股权份额、乙方受让6%的股权份额、丙方受让3%的股权份额、丁方受让3%的股权份额。同时，协议各方应当按照所受让股权份额之间的比例承担甲方与邢少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该协议书未注明签署时间。
2014年10月29日，邢少华分别与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各签订1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邢少华与常宝军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股东会议，转让方邢少华与受让方常宝军就湖北鸿基公司股权转让达成如下协议：1、转让方邢少华愿意将在湖北鸿基公司的3%股权150，000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常宝军。2、受让方常宝军愿意接受转让方邢少华在湖北鸿基公司的3%股权150，000元出资。3、股权于2014年10月29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4、本协议一式四份，转让方、受让方各持一份，交公司、工商部门各存档备案一份。另3份协议主要内容为：转让6%股权300，000元出资给祖雪松，转让13%股权650，000元出资给张基起，转让3%股权150，000元出资给席云洋；其他内容与前述协议一致。
另据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湖北鸿基公司为股权变更事宜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主要内容：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于2014年10月19日召开第1次股东会议，应到股东5人，实到股东5人，代表100%表决权。股东依照章程通过有效决议如下：6、变更股东股权：股东邢少华将其在本公司的13%股权650，000元出资转让给张基起；股东邢少华将其在本公司的6%股权300，000元出资转让给祖雪松；股东邢少华将其在本公司的3%股权150，000元出资转让给常宝军；股东邢少华将其在本公司的3%股权150，000元出资转让给席云洋；变更后为股东张基起出资额2，500，000元；股东祖雪松出资额1，250，000元；股东常宝军出资额625，000元；股东席云洋出资额625，000元。决议立即生效，并委托（指定）给彭一帆办理本公司变更登记事宜。落款时间2014年11月18日，邢少华、祖雪松、张基起、常宝军、席云洋及湖北鸿基公司签章确认。
为办理股权变更事宜，邢少华与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5人共同前往税务部门进行纳税申报，武汉市东西湖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1月11日按各方约定的股份转让比例，分别向邢少华、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征收了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并开具了《税收完税证明》。
2014年11月19日，张基起向邢少华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指定账户转账支付了420，000元。
2014年11月20日，湖北鸿基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信息变更为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
2015年4月10日，邢少华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常宝军向邢少华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邢少华与张基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第一，根据2014年10月27日邢少华与张基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邢少华（甲方）将其在湖北鸿基公司25%的股权以总价700，000元转让给张基起（乙方），张基起在签订合同后分两次支付转让对价700，000元。“被转让股权”指甲方向乙方转让的目标公司25%的股份及依该股份享有的股东权益。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40%股权转让款，即280，000元；甲方收到乙方款项后，视为乙方付款完成。2、股权变更完成之日，乙方向甲方付清剩余60%股权转让款420，000元。第四条、股权变更。1、乙方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后，负责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各项手续，包括股权变更的涉税手续，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等，期限以工商机关要求的30日为准，甲方积极履行配合义务，双方不得拖延。2、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同意股权变更登记之日，甲方股权变更义务即告完成。乙方应将股权变更手续交付甲方。3、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目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和任何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由此可以认定，张基起依约支付转让款后，邢少华即不再是湖北鸿基公司股东。
第二，从张基起（甲方）与祖雪松（乙方）、常宝军（丙方）、席云洋（丁方）签订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来看，邢少华将所占公司25%的股份以总价700，000元首先转让给张基起是经过公司股东会决定的，同时股东各方就办理邢少华退股事宜的相关问题进行平等协商，达成了由张基起代表其他股东与邢少华协商退股事宜，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应分次支付；张基起代表其他股东各方收购邢少华持有公司的25%股权份额后，其他股东各方对受让的股份进行再分配，其中张基起受让13%、祖雪松受让6%、常宝军受让3%、席云洋受让3%，并以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他受让股东按照各自所受让股权份额承担张基起与邢少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此系湖北鸿基公司股东会就张基起概括受让邢少华全部股权后内部进行的股权份额的分配。
第三，2014年10月29日，邢少华分别与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明确转让方邢少华与受让方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就湖北鸿基公司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对各自股份配比分别进行转让并标明了股份所对应的出资额及转让时间，但未约定对价及给付时间，工商部门据此对湖北鸿基公司现有股东的股权份额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后，邢少华已不再是湖北鸿基公司的股东。从邢少华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其记载的是2014年10月19日召开第1次股东会议情况，明确邢少华的股份转让后，股东依照章程对现有股东受让的股权份额及出资额所作的内部调整决议，同时委托（指定）彭一帆办理该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并未明确本次股东会议是对邢少华已转让的股权进行再转让而否定其与张基起之间的股权概括转让协议的效力。
事后，邢少华还按约定的股权转让份额配合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办理了总额7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的税务申报及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其在庭审中亦自认双方并未就股份分别转让约定对价，显然邢少华在与张基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又分别与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是为了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是其分别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依据。
第四、邢少华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虽未约定价款，但可以通过补充协议或合同目的、市场价格、交易习惯等方式确定价款。根据前述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确认文件，并非其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有效依据。即使仅从《股权转让协议》本身进行评述，邢少华的主张亦不成立。首先，双方对股权转让的履行情况存在根本性争议，补充协议不具实现条件。其次，因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市场因素影响，资产状况并非处于固定状态，而是不断变化，故股东出资额与股权的价值并非处于等值状态，当事人形成转让的合意时对股权价值的确定自有其判断依据。但在双方存在根本性争议的情况下，若要求以股东出资额作为股权转让价格，无疑混淆了股权与出资的概念，亦不能公平、合理地确定股权价值，故股东出资额不能作为确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有效依据。再次，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故股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内涵的包括财产权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权利形态，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性质。故涉案股份的价值既没有相同交易习惯能够参考比照，亦无法按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来确定。由此，单一《股权转让协议》因缺乏合同必备条款而不具可履行性。结合前述对《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变更决议》的关系认定和阐述，亦可印证双方系合意对股权概括转让并由股东内部分配，以及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
综上，邢少华认为股权转让给张基起的价款总额为700，000元，后又协商分别配比转让给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四名股东，分别转让的价款就不再是700，000元，即股权转让合同发生了变更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常宝军的辩称意见，有事实依据，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邢少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已减半收取，邢少华预交），由邢少华负担。
上诉人邢少华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邢少华直接将股权转让给了常宝军，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由张基起代表其他股东受让。湖北鸿基公司股东签署了《股东会变更决议》，邢少华与常宝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二、一审判决以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与案外人张基起补签的《协议书》认定由张基起代表受让股权缺乏事实依据。该《协议书》存在明显缺陷：首先，其上并无邢少华签字；其次，该《协议书》没有落款日期，显系常宝军为应对本案诉讼事后补签；再次，该《协议书》认为湖北鸿基公司发生严重亏损导致邢少华转让股权与事实不符，湖北鸿基公司及其子公司净资产均为正值，因此，不能达到常宝军企图以受让股权没有实际价值而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目的。在邢少华退出湖北鸿基公司时，该公司处于盈利状态，股权价值应与出资额持平，邢少华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常宝军向邢少华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常宝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尊重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工商备案登记的协议不能作为邢少华主张股权转让对价的依据。常宝军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庭审中，邢少华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一、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签订的《协议书》有作假的嫌疑，2014年9月28日是星期日，当天召开股东会不合常理；而且，该协议内容与《股东会变更决议》中提及的2014年10月19日召开第1次股东会议矛盾。一审对此的查明在时间罗列上有问题。2014年10月19日的股东会不不成立，该次股东会决议是先签字后填充的内容，且有涂改痕迹，邢少华一直以为股权转让给了张基起一人而不是包括张基起、常宝军在内的四人。邢少华未与常宝军等人共同去进行税务申报，纳税过程邢少华不知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一、关于本案事实认定问题。邢少华对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存疑，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足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符合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而且，在张基起与邢少华约定受让邢少华在湖北鸿基公司全部的股权份额后，实际受让人为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且各自受让的股权比例与《协议书》约定相符，说明《协议书》是签订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邢少华对《股东会变更决议》的真实性也提出了异议，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该份决议由邢少华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以证明邢少华与常宝军的股权转让已实际履行。常宝军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说明邢少华对将其股权转让给张基起等四人是明知的。邢少华一方在一审开庭时陈述，为了少交税，所以五个人在税务部门报税时所认可的缴税额是按700，000元计算的，说明邢少华对于纳税过程是知情的。综上，邢少华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提出的异议均不成立。
二、邢少华是否可以按其在湖北鸿基公司的出资额向常宝军主张相应的股权转让款。邢少华在与张基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明确了股权转让的份额及对价，将其在湖北鸿基公司占25%的全部股权以700，000元对价出让给张基起，同时还对相关的词语作了确定性的解释。而邢少华在明知其在湖北鸿基公司的全部股权是由包括张基起、常宝军在内的四人受让的情况下，却未与常宝军等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明确股权转让的对价，说明邢少华明知张基起是代表张基起、祖雪松、常宝军、席云洋四人受让其股权，股权转让对价是以邢少华与张基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来确定的。虽然邢少华与常宝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对价，邢少华主张在其退出湖北鸿基公司时，该公司处于盈利状态，股权价值应与出资额持平，故请求按其出资额向常宝军主张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已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邢少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邢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 飚
审判员 易齐立
审判员 胡 浩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