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4民终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辉龙，男，196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维新村环城街***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国平，男，194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朝阳西路怡居新村***幢***房。
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余刚，男，196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华侨城西街6栋402，由五华县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推荐。
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展源，广东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汉英，男，194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维新村水巷街*号。
委托代理人：余洪波（系余汉英之子），男，1971年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新一路民园小区西园阁****房。
委托代理人：李海浪，广东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辉龙、余国平因与被上诉人余汉英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4民初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辉龙、余国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余辉龙、余国平上诉称：一、本案上诉当事人应改为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涉案老祖屋事实上的管理人是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虽然该委员会未经民政登记，但不能因此认定仅作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两上诉人就是管理人，而应当认定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才是涉案老祖屋的管理人。1、本案事实足以证明涉案老祖屋（撇开讼争的“左下正间”暂不论）的权利人就是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余氏（锦传）后裔子孙（即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应认定本案老祖屋的权利人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本案要审理的仅是被上诉人是否为“左下正间”的权利人，进而审查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2、即使本案一审时轮流保管钥匙的委员会成员恰好是两上诉人，两上诉人保管钥匙的行为也仅是一种受委托的职务行为。两上诉人既非委员会推选的负责人，更非独立的老祖屋权利人与管理人，而且目前两上诉人已非轮值的钥匙保管人。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应为被上诉人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全部成员。一审被告因人数众多可按代表人诉讼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底、正确地解决本案纠纷。二、涉案房屋产权清晰，属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享有。一审法院错误将被上诉人提起的本应属于房屋权利纠纷的财产案件仅当成排除妨害的行为之诉受理，在案件受理上偏袒被上诉人。本案的讼争房屋（老祖屋左下正间）属于未办理房地产权利登记的当前房屋，法院无法凭产权证等直接认定原告对讼争房屋享有相关实体权利（物权或租赁权等）。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状所列诉讼请求仅为排除妨害或相邻通行权等，法院审理本案必须对被上诉人是否为讼争房屋的权利人作出认定，才能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作出是否支持的结论。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了被上诉人与讼争房屋的权利关系，行了司法确权之实，却并未作房屋权利确认之诉等财产案件处理。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及错误。1、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1974�4月15日原告祖父余国恭主持分家时把余氏老祖屋的左下正间分给了原告余汉英，此后原告开始一直管理使用该房间”。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错误。所谓的余国恭主持分家，是主持分哪个家？是谁推选或请求余国恭来主持分家等一概不明，也并无相应证据足以证明。其中“此后原告开始一直管理使用该房屋”的表述，纯属臆断且视上诉人提供的相反证据于不顾。2、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2015年正月原、被告双方因该房屋权属引起争执，五华县公安局华城派出所前往处理时，被告余辉龙曾把一个钥匙转交给原告妻子钟其凤”，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据此得出“这也直接印证了被告余辉龙承认原告对余氏老祖屋拥有房间”。一审判决该认定纯属混淆是非，且丝毫不顾法律逻辑。上诉人已在一审陈述了当时系上诉人余辉龙在不交钥匙就抓人的恐吓下被迫将钥匙交给了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且当日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即打电话给派出所要求返还钥匙，并于2015年3月7日按派出所的要求提交了书面的《关于请求归还我祖居钥匙函》。一审法院不顾事实与上诉人方的证据，有故意错误认定事实之嫌。3、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错误地以余国恭房产分单、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以及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余胜娣、张仲波证言，认定被上诉人拥有对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权属。首先，该表述属于认定不清。所称权属到底是什么权利，是所有权、合法占有权还是其他，这个核心的法律事实皆未予明确。其次，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余国恭房产分单，被上诉人系当庭提交，已过举证期限，上诉人一审已对该证据材料不同意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该证据明显不属于房地产证等证明房屋权利人的法定直接证据，且对余国恭是否合法享有讼争房屋的权利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该证据材料上并没有锦传公等上诉人长辈的签名确认，且上诉人一审已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余国恭本身并非也不可能成为讼争房屋的权利人。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该证据材料的证据性质，因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并非房屋所有权等房屋权利确认的有权部门，因此该类证据不属于书证，而只能认定为证人证言类性质，该材料上仅加盖了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的印章，但无村委会主任等任何人的签字，故不能代表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因此，该证明不仅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对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人余胜娣，本身就是被上诉人的亲姑母，证人张仲波系被上诉人的裁缝徒弟，且并非维新村人，均系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不可�成为本案待证事实的有效直接证人。一审判决依据上述证据认定被上诉人对诉争房屋拥有权属，不仅明显违反了证据认定规则，且涉嫌故意错误认定事实。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并未认定任何表明两上诉人共同侵权等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此已表明一审判决胡乱适用法律，或毫无法律逻辑。2、一审判决在实体法律的适用上，仅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该类法律条款与本案需解决的前提法律问题即被上诉人是否合法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等被上诉人据以有权排除妨害的实体权利毫无关系。一审判决对其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被上诉人拥有对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权利的本案最基础、最关键的认定结论，没有援引任何法律依据。显然，一审判决结果是错误的。
余汉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中两上诉当事人应为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然而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未经民政部门登记，属非法组织。非法组织实施侵权行为，应由其成员作用共同侵权人。余辉龙、余国平是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是锁老余屋大门和两扇后门的决策者和实施人，上诉人在原审审理期间及上诉状中都承认他们决定锁老余屋大门和两扇后门，并由他们轮流保管钥匙，所以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是共同侵权人，两上诉人也是共同侵权人，应负连带责任。二、根据本案的证据链可以证实，答辩人拥有余氏祖屋下正间的权属清晰，答辩人是老余屋的权利人。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老余屋的公共�方属权利人共同共有，任何人不得设置障碍妨碍共有人管理使用，否则依法排除妨碍。1、村民委员会是最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五华县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月13出具证明证实了答辩人在红四村小组老余屋有房间一个，该证明加盖了维新村民委员会的印章，代表维新村民委员会的集体观点，并不是某个村干部的意见。2、余胜娣和张仲波出庭作证，明确证实了答辩人一家人在余氏老祖屋有一间左下正间的权属，并在老余屋居住生活，还自由通行老余屋公共地方，并在公共天井处倒水和排水等，说明了答辩人管理使用公共地方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余胜娣是答辩人的亲姑母，有一定利害关系，然而余胜娣是在老余屋出生并且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能够客观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证人张仲波是本地人，与答辩人无利害关系。3、1974年4月15日的余国恭房产分单，说明在1974年期间，答辩人的祖父余国恭将老余屋的左下正间分给了答辩人管理使用。这份证据是余国恭生前的分家依据，是一份历史久远可采信的证据。4、最有力证据是上诉人承认在2015年正月，因上诉人擅自锁正大门和两扇后门妨碍答辩人通行发生纠纷，经华城派出所做工作，当时华城派出所和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都认为答辩人在老余屋有一个左下正间，要求上诉人不得妨碍答辩人通行，责令上诉人交出钥匙，后来上诉人余辉龙自动交出钥匙给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并转交了答辩人。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本案是排除妨碍的侵权之诉。根据上述中第二大点的详述，答辩人在老余屋有一个正间，对老余屋公共地方一直有管理使用的事实，是老余屋的其中一个权利人。2、原审期间和上诉状中上诉人都承认，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决定锁大门和两扇后门，故意设置妨障碍，妨碍答辩人通行管理使用老余屋的左下正间房屋和公共地方，并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特别本案两上诉人是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共同侵权人，明确承认实施了锁大门和两扇后门的侵权行为。3、在一审、上诉期间，两上诉人都没有提供任何依据证实老余屋全部房间和土地权属是他们的。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承认由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成员决定将祖居由原来的开放式管理改为封闭式管理，将老余屋锁上大门和两扇后门，不让答辩人通行和管理使用老余屋，并由成员轮流保管钥匙，足以证实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成员是共同侵权人，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是正确的。
余汉英于2016年4月6日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排除其在余氏老祖屋故�实施紧锁正大门及屋后的两扇后门等障碍，恢复原告对余氏老祖屋一间下正间及公共天井、走廊通道及禾坪等的管理使用或通行；2、两被告排除其在余氏老祖屋四周围设置的塑料网状篱笆，恢复原告通行到余氏祖屋管理使用；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余汉英起诉称，余氏老祖屋由原告的祖父余国恭与被告祖父等四房人共同出资出劳力重建，原告祖父余国恭就对此老祖屋的座向左侧下正间及左侧横屋二间拥有所有权及管理使用权，原告出生后及结婚生子女时，都居住在余氏祖屋左侧下正间。1974年4月15日原告祖父余国恭主持分家时，将余氏老祖屋座向左侧下正间分给原告所有，原告居住在余氏祖屋左侧下正间数十年；自从原告搬出华城镇水巷街居住后，仍然一直对余氏老祖屋左侧下正间管理使用并堆放杂物。2014年8月份起，两被告在屋后安装了两扇铁门，�在正大门安上锁头，紧锁大门，不让原告通行进入自己余氏老屋左侧下正间房屋及公共地方。2015年4月3日，两被告在余氏祖屋四周围安装塑料网状篱笆，并重新安装锁头，不准原告家出入管理使用余氏祖屋左侧下正间及公共地方，并砸坏原告在余氏祖屋下正间的房门及有关物品。余辉龙、余国平答辩称，余氏（锦传）祖居的建房土地是余锦传的固有财产，现存祖屋由余锦传生下余永祯、余永吉、余永凤三兄弟得其五弟余永襄（又名余甫君）的资助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建。无论是祖居产权，还是建房的土地权属，均与原告无关，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起诉被告。被告与原告并不是同宗同族人，绝谈不上被告祖辈与原告祖辈共同兴建余氏（锦传）祖居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一贯政治立场各异，矛盾不断，谈不上合资建房。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祖父余国恭曾经�资出力参与兴建余氏（锦传）祖居，更无证据证明余国恭有合法占有、使用的权利。肆谏堂（包括原告所述的下正间及走廊等）一直由锦传公裔孙管理；被告成立管理委员会是理所当然。原告无凭无据，故意制造事端，霸占房屋，毫无道理。原告诉求必须建立在合法的产权之上，现原告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享有诉争房产的产权，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合法占有使用的权利。原告也未参与余氏（锦传）祖居的兴建、管理、维护，原告也未曾得到相关产权人的赠与、转让、置换等程序。原告妄想依据所谓的“口传”以及维新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等空虚不实的无效证据，霸占诉争房屋，毫无道理。余氏（锦传）祖居产权为余锦传裔孙所有，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依法行使管理祖屋权利是完全正当的，并未损害到原告的任何权利，反而是原告为达到非法侵占我祖居的目的，不断制造事端，干扰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的正常管理活动，这才是违法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诉称的余氏老祖屋又叫老余屋即是被告所称的余氏（锦传）祖居，该祖屋位于五华县华城镇维新村三角地红四村民小组，属客家民居中的上三下三上厅下厅左右横屋结构，后面还有一排平房，前面有禾坪。现该祖屋没再居住人，用于堆放杂物，该祖屋大约在1939年建成。2014年被告方的余氏后裔自行成立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未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对余氏老祖屋进行管理和保护，并把该祖屋的正大门及两个后门锁上，由管理委员会成员轮流保管钥匙，被告余辉龙、余国平是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974年4月15日原告祖父余国恭主持分家时把余�老祖屋的左下正间分给了原告余汉英，此后原告开始一直管理使用该房间。2015年正月原、被告双方因该房间权属引起争执，五华县公安局华城派出所前往处理时，被告余辉龙曾把余氏老祖屋的一个钥匙转交给原告妻子钟其凤。2015年清明节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自行在余氏老祖屋四周安装设置塑料网状篱笆，把祖居围起来。后来原告一方认为该塑料网状篱笆影响其通行，把部分塑料篱笆毁坏。由于余氏老祖屋被被告方的余氏后裔更换了钥匙，原告方从2014年8月开始就不能自由出入余氏老祖屋，为此双方引起纠纷。案经村、镇两级调处未果。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原、被告双方诉争的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权属，有余国恭房产分单、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人余胜娣和张仲波的证词等这些证据可直接或间接证实原告拥有对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权属。另外，被告否认原告对余氏老祖屋拥有房间，但在2015年正月原、被告双方因该房间权属引起争执，五华县公安局华城派出所前往处理时，被告余辉龙曾把余氏老祖屋的一个钥匙转交给原告妻子钟其凤。这也直接印证了被告余辉龙承认原告对余氏老祖屋拥有房间。被告认为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属于余永祯子孙所有，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由于现余氏老祖屋是由被告方自行成立的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的进行管理，被告余辉龙、余国平是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因原告拥有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权属，因此两被告对原告不能自由出入余氏老祖屋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两被告应负责把余氏老祖屋的正大门及两扇后门的各一个钥匙交给原告，保障原告能自由出入余氏老祖屋的正大门及两扇后门，不能妨害原告对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使用和管理，两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对于在余氏老祖屋四周安装设置的塑料网状篱笆，由于这些塑料篱笆部分已被原告一方毁坏，而且不影响原告出入余氏老祖屋。因此原告诉请排除该塑料篱笆，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于2016年5月9日作出判决：一、对位于五华县华城镇维新村三角地红四村民小组的余氏老祖屋（又称老余屋），被告余辉龙、余国平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负责把余氏老祖屋正大门及两扇后门的各一个钥匙交给原告余汉英，保障原告余汉英能自由出入余氏老祖屋的正大门及两扇后门，不能妨害原告余汉英对余氏老祖屋左下正间的使用和管理，被告余辉龙、余国平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余汉英的其他诉�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余辉龙、余国平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不予退回，由两被告迳行付给原告。
经审理查明，在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以余辉龙、余国平为被告是否适当，二是依现有证据能否认定余氏老祖屋的左下正间由余汉英管理使用。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行为人为当事人。本案中，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对余氏老祖屋进行管理和保护，把该祖屋的正大门及两个后门锁上，由委员会成员轮流保管钥匙。而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员会未经依法登记，余辉龙、余国平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轮流保管钥匙。根据上述规定和事实，将余辉龙、余国平列为本案被告，处理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前段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据此，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即使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也只是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非直接否定其证人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对余汉英提交的余国恭房产分单，余辉龙、余国平虽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对该房产分单应确认其证明力。综合余国恭房产分单、余胜娣、张仲波出庭所作的证言、华城镇维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认定余氏老祖屋的左下正间由从1974年4月分给余汉英后一直由余汉英管理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无论是所有人占有还是他人有权占有，占有人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均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本案中，余氏（锦传）祖居管理委员会把余氏老祖屋的正大门及两个后门锁上，钥匙由余辉龙、余国平参与轮流保管，该共同行为对余汉英就余氏老祖屋的左下正间的管理使用构成了妨害。一审法院判令余辉龙、余国平负责把余氏老祖屋正大门及两扇后门的各一个钥匙交给余汉英并互负连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处理适当。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费100元，由上诉人余辉龙、余国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民
代理审判员 曾园芳
代理审判员 范宜洪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