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民四终字第19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其新，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李镝，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蓬莱市西城临港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姜乃刚，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郝庚新，山东仙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其新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豪家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5）蓬北民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其新委托代理人李镝，被上诉人圣豪家纺公司委托代理人郝庚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林其新诉称，2012年3月开始，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应毛毯，原告林其新于2012年6月11日向被告汇付产品订金250000元，后因产品质量规格问题等原因，被告并未按照约定向原告履行交货义务，事后，原、被告也终止了上述口头合同的继续履行。为妥善处理后续事宜，原告曾委托律师分别于2014年3月12日、6月19日两次致函被告要求返还上述订金，但均未果。现原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25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结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原审被告圣豪家纺公司辩称，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请求。理由一、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所交付的250000元定金是为广西贝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利达公司）和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所交纳的定金，原告在提交的律师催收函中也认可这一点，因此，250000元的所有权应该是贝利达公司，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的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法庭应驳回其诉请，被告和贝利达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经蓬莱市人民法院（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处理完毕，现在原告就贝利达公司所交纳的定金再行提起诉讼，违背了民诉法中一事不再审的原则，如被告认为在原来的案件中出现错误，应提起再审，不应另案起诉；三、假设本案中所涉及的250000元定金归原告，但原告给付被告的是定金，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原告给付定金后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四、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因为被告没有收到过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所谓催款单、律师函，从交纳定金之日起至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圣豪家纺公司系从事家用纺织品、床上用品、毛纺织品、毛毯、纺纱等产品生产及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林其新于2012年6月11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被告汇款25000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原告与妻子洪曼玲从事毛毯出口业务，2012年3月开始，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应毛毯，原告口头告知被告毛毯的规格、外形、颜色、质量和形状，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发货，洪曼玲于2012年3月23日向被告汇付产品订金50000元，原告林其新又于2012年6月11日向被告汇款250000元，后因被告发的货物不符合原告所订的产品规格和质量，原告将货物退回，双方产生争议，原、被告也口头终止了上述口头合同，后原告通过电话向被告追要货款，又分别于2014年3月12日、2014年6月19日两次致律师函给被告要求其返还上述250000元订金，但均未果，因此原告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订金250000元及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结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原告工商银行的汇款凭证，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250000元；提交律师函及顺丰速运的快递单的存根，证明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但解释称2014年3月12日的信件是被告拆开后退回来的，现在无法提供信件的回执单据及退回的信封，2014年6月19日的信件被退回，也无法提供信件回执，只能提供网络查询此单号为退回快件。另因原告主张与被告的合同系口头合同，当庭未提供合同的具体内容及货物的具体规格、质量，未提供证据证明收货和退货的事实，也未提供与被告订立合同过程的证据。两份律师催收函均载明：“尊敬的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姜乃刚先生：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洪曼玲、林其新夫妻二人的委托，指派我们为他们与贵司间产品纠纷的代理人，现致函如下：一、2012年3月23日和同年6月12日，洪、林二人分别向贵司汇付产品订金人民币5万元和25万元；二、与上述产品订金有关联的纠纷当事各方已于2013年7月15日以（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的方式了结，相关各方义务亦已于同月19日履行完毕；三、请贵司于收此函后五日内结清上述款项予洪、林二人，否则作为代理人，我们将依授权依法追索，因此所导致的一切不良后果和费用将全部由贵司承担。”
被告辩称未与原告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只与南宁市金贝利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贝利泰公司）和贝利达公司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妻子洪曼玲作为上述两公司的代理人与被告洽谈和签订买卖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上述两公司应给付被告30%的定金，原告是以上述两公司业务员的名义给被告汇定金250000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汇款单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原告所汇的款项，但辩称该款项应为金贝利泰公司和贝利达公司所给付的定金。另解释称因原告与上述两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蓬莱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中，圣豪家纺公司与贝利达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贝利达公司给付圣豪家纺公司货款39753元及经济损失270247元，共计310000元，300000元定金不予返还，但在庭审调解意见及调解书中未涉及300000元定金的问题。被告对两份律师函及顺丰速运的快递单的存根不认可，质证称从未接到过原告的催款单或者律师函，2014年3月12日的信件无投递回执和网上查询记录，无法证明真实性；2014年6月19日的信件即使是真实的，但也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不认可。另对律师函的内容质证称，催收函的催收主体是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而不是林其新和洪曼玲，通过律师函的第二条注明与上述产品订金有关联的纠纷已经于2013年7月15日以调解方式了结，可以看出原告所交纳给被告的定金是为贝利达公司、金贝利泰公司付的定金，由此可以认定原告自认了他所交纳的定金是为公司交纳的定金而不是为个人交纳。被告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蓬莱市人民法院（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被告和贝利达公司、金贝利泰公司买卖合同以及双方汇款凭证的复印件及被告自己所列的明细表一份为证，证明原告汇款是为两个公司交纳的定金，两公司交的货款包括定金共计4033761元，（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已将定金处理完毕，如有问题原告应对该案件提起再审，而不是另案起诉。
原告对（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民事调解书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质证称原告不是调解书中的当事人之一，调解书也没有提到原告支付的产品定金问题，该调解书解决的是被告与贝利达公司、金贝利泰公司自2012年4月26日起签订合同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与原告无关，因为原告妻子洪曼玲是于2012年3月23日汇付了订金，双方买卖合同早已确立，本案与（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无关联性，该调解书对本案的诉讼标的亦未进行处理。原告对买卖合同、汇款凭证、货款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质证称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原告汇给被告的是“订金”不是“定金”，被告未按约定发货，应将订金返还。
经原审法院查实（2013）蓬商初字第30号卷宗，显示自2012年4月26日开始被告圣豪家纺公司与贝利达公司陆续签订数份毛毯买卖合同，后圣豪家纺公司与贝利达公司及金贝利泰公司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圣豪家纺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提起诉讼，案号为（2013）蓬商初字第30号，2013年7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贝利达公司给付圣豪家纺公司货款39753元及经济损失270247元，共计310000元。在2013年3月18日第一次庭审时圣豪家纺公司主张是贝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金贝利泰公司的业务员前来考察，合同签订后两被告分别于2012年4月21日交纳定金5万元、6月11日交纳定金25万元；2013年7月15日第二次庭审时圣豪家纺公司陈述“当初是姓洪的女人来考察并口头下订单”、“洪曼玲在签订合同前提前交的部分定金其不能返还”等话语。在圣豪家纺公司与贝利达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第七款约定：“预交30%定金，供货方提供增值税发票，款到发货”，但贝利达公司与金贝利泰公司在该案的庭审中未认可交纳定金。被告主张2012年4月21日所汇的50000元即是原告妻子洪曼玲于2012年3月23日所汇的款，因自己公司会计收款时间有误，因此与（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中陈述的时间不一致。原告则坚持（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与本案无关，对催收函中提到该案解释称系因被告以该案为理由拒付款，所以自己才主张该案解决完毕后应付款。因原、被告双方各持己见，本案调解未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一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给付被告250000元是否为原告主张买卖合同的订金；二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与被告口头订立买卖合同，但被告不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原告针对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书面合同，原告仅能证明其曾经向被告汇了款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订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曾向其发货以及因产品质量问题退货并解除买卖合同的事实。被告辩称原告汇的款项实际是替贝利达公司所交纳的定金，且被告在（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审理中也提及原告妻子洪曼玲的名字及定金事宜，另原告提供的律师函中所载明的“一、2012年3月23日和同年6月12日，洪、林二人分别向贵司汇付产品订金人民币5万元和25万元；二、与上述产品订金有关联的纠纷当事各方已于2013年7月15日以（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的方式了结”内容，可以视为原告自认自己所汇的款项与（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有关联，而（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已审理终结。结合案情，原告针对自己主张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以采信。故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2012年6月11日给付被告250000元不能认定为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订金。
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自己于2014年3月12日、2014年6月19日两次致律师函给被告要求其返还上述250000元订金，被告辩称从未接到过原告的催款单或者律师函，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虽然主张自己妻子于2012年3月23日向被告汇款50000元后，因被告未发货，原告又于2012年6月11日向被告汇款250000元，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买卖合同生效的时间、产品交付时间或退货时间，即原告无法证实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法院认为，原告从汇款之日起即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自己于2014年3月12日、2014年6月19日两次致律师函给被告要求其返还上述250000元订金，但被告不认可，原告针对2014年3月12日邮寄信件仅提供快递单存根为证，未提供邮寄信件的回执单据或退回信件的证明，且被告不予以认可，因此对原告主张2014年3月12日向被告邮寄律师函的事实，证据不足，法院不予以采信；2014年6月19日的律师函虽然提供了快递单存根和网络查询记录为证，但距2012年6月11日的汇款时间已超过两年，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25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结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请求，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故对被告辩称理由，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25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结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2015年7月6日判决：驳回原告林其新要求被告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25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结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林其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不存在原审判决所认定的自认。原审判决认定明显断章取义，是完全错误的。首先，2013年7月15日蓬莱市人民法院所作（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所涉当事人各方根本就不是上诉人夫妻，也与上诉人夫妻均无关。其次，律师函的第二点恰恰是为了向被上诉人及其总经理姜乃刚强调上诉人夫妻汇给被上诉人的订金与调解案件无关，该条内容是为了回应此前被上诉人包括高姓销售总经理在内的人员将本案所涉款项与调解案件混同的一个回应和澄清。其三，上述律师函的第二条，下半句话“相关各方义务亦已于同月19日履行完毕”也进一步明确了调解案件根本不涉及上诉人夫妻及他们所汇给被上诉人的30万元订金。其四，上述律师函第三条明确“请贵司于收此函后五日内结清上述款项予洪、林二人”也更进一步说明《律师函》的整体意思是不要将本案30万元订金与上诉人夫妻根本无关的调解案件牵扯在一起，尽快返还30万元给上诉人夫妻。其五，调解案中也根本无涉及到本案所涉及的30万元订金。其六，如按原审判决的逻辑，上诉人都已自认与本案所涉30万元订金有关的案件了结，又还另费人力物力去委托律师发函甚至代理自己向被上诉人追偿债权，显然也自相矛盾和不符合常识。因此，原审法脘对上诉人所谓自认的认定是断章取义的，是完全错误的。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不成立。首先，从常识来看，上诉人夫妻时隔两个多月分别给被上诉人汇入大额款项肯定不是错汇，必然是有其合理用途。其次，上诉人夫妻均确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合同关系，结合上述汇款的事实，显然上诉人的陈述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其三，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是以调解案件二被告的代理人或业务员身份与被上诉人洽谈和签订买卖合同的，但该说法根本无任何依据可以佐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到底是调解案件中二被告的代理人还是业务员都不确定，也更不知是属哪一个被告。被上诉人的有关陈述却恰恰可以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过洽谈和口头买卖合同，不然的话被上诉人方人员也根本不可能见过上诉人，上诉人也更不可能出现上述二次汇款给被上诉人的任何其他理由。其四，调解案庭审查明的调解细节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的有关陈述不真实。被上诉人所谓二笔上诉人夫妻代表调解案件二被告所交“定金”与实际汇付时间、数额和性质均明显不符；据被上诉人陈述和举证，其与二被告所签合同时间为2012年4月26日，价款仅为299000元，按合同约定预交30％定金的话应为8.97万元，但上诉人夫妻实际上第一笔仅交了5万元，远远低于所谓合同约定的定金标准，后却又追交了25万元，又远远高于约定的定金数额。此外，合同约定定金在签合同后交，但上诉人夫妻所交第一笔款却是同年的3月23日，明显早于合同约定时间，甚至在合同签订之前且也不是定金，而是订金。此外，调解案中二被告也不认可向被上诉人交纳过定金。综上，上诉人夫妻所交纳30万元根本与调解案的二被告无关，纯属上诉人夫妻二人为履行与被上诉人之间口头买卖合同而向被上诉人预付的货款，但款到后，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而导致口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上诉人夫妻多次追讨订金未果而被迫委托律师代为追收。原审法院罔顾上述基本事实和常识，凭空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诉讼时效。1、从内容看，上诉人早在委托律师发函前通过本人或律师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2、顺丰快递公司原始的快递单存根等证明凭据也确认了上诉人曾于2014年3月18日委托律师发过函件给被上诉人。3、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和违背常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圣豪家纺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双方之间存在着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夫妻交纳30万元是为了履行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口头买卖合同而预付的订金，但款到后，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而导致口头合同无法履行。上诉人的说法纯系编造。1、上诉人证明不了双方之间就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的名称、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地点、方式等都是合同的必备条款，不具备这些条款合同关系就不能成立。而本案中，连上诉人自己都讲不清楚双方之间定的是什么毛毯，数量是多少，质量按什么标准执行，单价是多少，总货值是多少，什么时间发货，货发到哪里，运费谁承担。显然，上诉人诉称的口头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都不具备。2、上诉人诉称的发货和退货事实不存在。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收到订金后曾经发给其货物，但因质量不合格而被其退货。既然这样，上诉人完全可以提供被上诉人随货同行的发货单、退货给被上诉人的退货证明等相关手续，但上诉人根本提供不出来，毕竟这些都是上诉人虚构的事实。3、上诉人自认了其所交纳的定金和（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有关联，即自认了其缴纳的定金是为广西贝利达公司所交纳。上诉人提交给原审法院的两份律师函上，都载明“一、2012年3月23日和6月12日，洪、林二人分别向贵司汇付产品订金人民币5万元、25万元；二、与上述产品订金有关联的纠纷当事人已于2013年7月15日以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的方式了结，相关各方义务亦已于同月19日履行完毕┄┄”。由律师函的内容可以证明如下几个问题：1、与产品订金有关联的当事人是被上诉人和广西贝利达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上诉人仅是广西贝利达公司的代理人；2、与产品订金有关联的纠纷己经达成调解协议，而且履行完毕，不再有任何争议；3、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和广西贝利达公司之间的纠纷处理情况完全掌握而且持有双方之间的调解书。上诉人不但知道调解书的案号，而且知道双方之间哪一天履行了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这些具体的内容不是通过打听所能掌握的，显然上诉人手中是有（2013）蓬商初字第30号调解书。实际上，上诉人就是广西贝利达公司的代理人，上诉人所交纳的定金也是为广西贝利达公司所交纳的。被上诉人在起诉广西贝利达公司赔偿损失时，已经将上述30万元定金扣除，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现在上诉人再就30万元定金提起诉讼就是为了浑水摸鱼。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正确的。1、被上诉人根本未收到上诉人2014年3月12日、6月19日的律师函；2、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述律师函；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期间仅提供了快递单的存根，而没有提供回执单或退回信件的证明。快递单的存根完全可以单方制作，不具备法律效力。3、假设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属实，其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后果。上诉人没有在律师函上盖章，也没有提供书面授权委托书，仅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追款，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和中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出具的派件证明，证明2014年3月18日单号为116132820332的快件于2014年3月18日由佛山市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李先生寄往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快件2014年3月21日派送到了收方的地址，收方的客户未正常签收，安排退回给寄方，主张上诉人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已经以律师函的形式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经质证，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该派件证明上只加盖了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符合相关规定。2、对派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没有证明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李先生寄给被上诉人文件里面的内容。该派件证明证明不了被上诉人不签收的理由，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收到所谓的律师函快件，正常情况下被上诉人不清楚广东律师事务所发函的内容是什么，没有签收过类似的快递。上诉人不能提交其主张的快递被被上诉人拒收的原始退回凭条。
被上诉人提交（2013）蓬商初字第30号调解案件的起诉状，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谈到了考虑双方之间的业务关系，被上诉人追要损失80万元，扣除广西贝利达公司所交定金30万元，主张损失50万元，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定金已在该案中解决。经质证，上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起诉状是被上诉人单方所写，对本案事实起不了证据的作用，起诉状的内容与上诉人无关。
上诉人主张（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书是从其妻子洪曼玲处取得，具体如何取得不清楚。被上诉人主张因上诉人及其妻子洪曼玲是广西贝利达公司的代理人，所以被上诉人起诉广西贝利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二人完全知晓，并且同意调解书的调解方案，二人手里有该调解书。
本院查明，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记载汇款时间为2012年6月11日，被上诉人收到该款的时间是2012年6月12日。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执焦点问题是：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25万元是否是上诉人所主张的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的订金，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25万元及利息应否支持。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口头订立买卖毛毯合同，为履行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付订金25万元，被上诉人提出异议，主张与上诉人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汇付的25万元是替广西贝利达公司交纳的定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对其主张的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除了提交向被上诉人汇款的凭证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所汇付的款项系其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订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向其发货以及因产品质量问题退货并解除买卖合同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汇付的款项是替广西贝利达公司交纳的定金，被上诉人在（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起诉状及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也提及上诉人妻子洪曼玲的名字及定金事宜，而且上诉人提供的律师函中所载明的内容反映，上诉人所汇的款项与（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有关联，而（2013）蓬商初字第30号案件已调解结案。综上，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即使上诉人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其给付的25万元系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的订金而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林其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门 伟
审判员 于 青
审判员 徐怀育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