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32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晋，男，1984年6月24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娟，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印宵龙，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产权交易所，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关河东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黄栋，该所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鼐锋，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震宇，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尚蛙网络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玉龙南路178-1号（创意大厦6501号）。
法定代表人：黄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娟，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印霄龙，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邱景晖，男，1982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上诉人黄晋因与被上诉人常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常州产交所）、原审被告尚蛙网络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蛙公司）、邱景晖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4民初6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依法改判黄晋无需向常州产交所支付200万元股权回购转让款、利息以及律师费2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常州产交所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尚未满足股权回购条件。《股权增资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尚蛙公司未履行章程、投资协议中的哪些约定才能达到股权回购的条件。黄晋认为，对于未明确约定股权回购条件的，应当按照有利于公司稳定发展及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向进行解释。因此，一审判决仅仅依据《股权增资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的约定就认定常州产交所可要求回购股权，明显有悖司法不过度干预公司自治的原则。此外，即使尚蛙公司在履行《股权增资合同》中存在瑕疵，也应当给予其合理的纠正期限。且黄晋在一审中已通过转账凭证证明其纠正的事实。常州产交所并未通过股东会议的形式或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方式要求尚蛙公司及黄晋对相关情况进行释明，而仅凭借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调查报告就认定黄晋及尚蛙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并要求尚蛙公司予以整改，这一行为明显属于转嫁商业风险。2.一审认定黄晋存在违约行为，并判令黄晋承担常州产交所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2万元律师费，无法律依据。
常州产交所辩称，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清楚，与基本案件事实符合，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尚蛙公司陈述，对于一审判决中关于驳回尚蛙公司回购股权的判决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邱景晖陈述，我没有签过任何文件，我仅是公司员工。
常州产交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晋、邱景晖、尚蛙公司购买常州产交所持有的尚蛙公司4%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2275945.21元（从2013年4月12日暂算至2016年9月22日按照4%年息，并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黄晋、邱景晖向常州产交所支付现金补偿2145215.03元；3.黄晋、邱景晖、尚蛙公司向常州产交所支付律师费20000元。
一审认定的事实：黄晋、邱景晖于2012年9月25日发起设立尚蛙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黄晋出资980万元，持股比例98%，邱景晖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2%。2013年3月，常州产交所、尚都投资管理（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都公司）、常州龙城英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城英才公司）作为投资者就目标公司即尚蛙公司的增资事宜与黄晋、邱景晖签署增资合同一份，明确将尚蛙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1250万元，其中常州产交所以现金出资200万元，其中50万元计入新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150万元计入新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其出资额占新目标公司的4%；尚都公司、龙城英才公司亦按照相应的增资比例分别出资500万元、300万元。增资合同第三条明确，重组后的新目标公司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甲方（黄晋、邱景晖）提名3人，尚都公司提名1人，龙城英才公司提名1人；增资合同第四条明确，对于目标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并购和处置（包括购买及处置）超过100万元的主要资产，购买单价超过100万元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公司向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拆借资金等事项均须股东会所有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增资合同第六条明确，新目标公司经营利润承诺：2013年经审计的销售总额达3000万元、2013年经审计的利润总额达400万元，如届时未同时达到上述两条业绩承诺，原股东黄晋、邱景晖需以现金的方式，按照常州产交所、龙城英才公司各自的持股比例进行补偿，补偿总额为承诺利润总额（人民币400万元）与经审计实际完成利润总额之间的差额；增资合同第八条明确，若新目标公司未履行章程、投资协议相关约定又不予纠正的，常州产交所有权要求新目标公司及黄晋、邱景晖不低于常州产交所原始投资额与按照转让时财政部公开发行的同期国债利率计算的收益之和作价对股权进行回购；增资合同第十二条明确，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协议其他各方或一方针对违约行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花费的合理费用（包括合理的差旅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增资合同第十八条明确，黄晋、邱景晖确认并承诺，目标公司进行清算时，尚都公司、常州产交所、龙城英才公司在分配给股东财产享有优先补偿权，公司剩余的按照法律规定可分配给股东的其他财产将根据持股比例分配给公司的其他股东。
2013年3月26日，尚蛙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了尚蛙公司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增加至1250万元，选举黄晋等五人为董事。同日，尚蛙公司形成新的公司章程。2013年4月12日，常州产交所向尚蛙公司汇入200万元，尚蛙公司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对该出资行为予以确认。
2016年10月12日，常州产交所向尚蛙公司、黄晋、邱景晖出具“关于要求尚蛙网络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整改的函”，明确根据常州天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越公司）的调查报告，尚蛙公司存在未经股东会审批将600万元借给北京市富美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且已逾期；公司未经股东会审批与常州黄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拆借资金1293.85万元、公司支付尚都公司392.77万元，没有相关协议、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等五项违规行为，要求尚蛙公司提供2013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账；并纠正资金违规行为，并将该函分别寄送给尚蛙公司、黄晋、邱景晖。因常州产交所认为尚蛙公司、黄晋、邱景晖违反了出资协议的约定且未能按时纠正，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常州产交所因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20000元。
再查明，根据2016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5年期国债持有时间满3年不满4年的按照4.01%计息。
一审中，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成立，常州产交所提交了尚蛙公司2013年企业报告、天越公司受常州产交所委托出具的尚蛙公司审计报告，并申请证人天越公司法定代表人沙坚到庭作证。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尚蛙公司2013年企业报告显示，该公司2013年营业总收入为82万元，利润为亏损107万元；
天越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尚蛙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以下行为：
1、2013年9月16日，尚都公司转入70万元，2014年1月17日，尚都公司转入1786万元；尚蛙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和同年3月10日、7月17日分别向尚都公司汇款600万元、400万元、400万元；
2、2014年1月31日，向北京市富美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出借600万元借款（辅助证据包括2014年1月20日尚蛙公司与北京天润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20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夏俊武与黄晋分别作为借款人与出借人的担保人，同日，天润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委托尚蛙公司将该借款汇入北京市富美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常州恒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的尚蛙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经该公司审计，2013年度尚蛙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2803.5元，营业利率为亏损1073798.21元。
对上述事实，黄晋及尚蛙公司认为天越公司系受常州产交所单方委托，不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黄晋庭审中提交了借记卡账户明细，明确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其陆续向尚蛙公司汇款1190万元，其中包括600万元（天润公司的借款）。对于2014年尚都公司与尚蛙公司的巨额款项往来，黄晋陈述“有这个情况，这是我们在1月份谈了万达的项目，预付款是2000万元，当时我们与万达的业务做独家线上销售，当时资金不够，就向尚都借了1000万元，最后全部还回去了，786万元本身就是尚蛙公司的”。对于2013年尚蛙公司的审计报告，黄晋表示，没有签署过任何书面委托，所以不清楚审计这件事。对于尚蛙公司与天润公司的600万元借款，黄晋陈述“钱是我对接的，我有责任要回，我只要回本金部分，利息只是公司负责和对方要。我对这几笔款项记得很清楚，都是整数款项还回”。
上述事实，由增资合同、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汇款凭证、股东出资证明书、整改函及EMS回执、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6年第25号公告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增资合同中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2.尚蛙公司2013年是否已达经营目标？若未达经营目标，尚蛙公司、黄晋、邱景晖是否应对常州产交所进行现金补偿及具体补偿的金额是多少？3.本案是否达到了约定股权回购条件，如果达到，应如何确定股权回购的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增资合同系包括常州产交所、黄晋、邱景晖、龙城英才公司、尚都公司在内的公司股东与尚蛙公司签订，尚蛙公司即是增资的目标公司，也是合同的当事方。常州产交所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系尚蛙公司存在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即与其他公司拆借资金等五项违规行为，不符合法定回购股权的条件。常州产交所作为尚蛙公司的股东，只能通过公司经营利润分配从尚蛙公司获取股东收益，亦可通过法定减资程序退出公司经营，在公司经营未达预期或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违反增资合同的情况下，要求尚蛙公司回购股权，实质上系抽回出资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强行性规定，故增资合同关于要求尚蛙公司回购股权的约定，属于无效合同，尚蛙公司不应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相应的，常州产交所主张的律师费尚蛙公司亦无需承担。
关于黄晋、邱景晖与常州产交所的股权回购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损害公司利益，亦不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在符合股权回购的条件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股权回购责任。故增资合同关于黄晋、邱景晖与常州产交所签订股权回购条款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2，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尚蛙公司2013年经营未达增资合同约定的目标。根据增资合同约定，尚蛙公司2013年经审计的销售总额应达3000万元、利润应达400万元，而根据对尚蛙公司的审计报告，其2013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为822803.5元，净利润为亏损107万元余元，与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的2013年企业年报一致。根据增资合同约定，黄晋、邱晋晖作为公司原股东应当给予补偿。关于补偿的数额，增资合同约定为承诺利润400万元与经审计实际完成利润总额的差额，按照此约定，补偿的总金额应为5073798.21元。黄晋系尚蛙公司大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常州产交所作为增资后新加入的股东，与原股东黄晋、邱景晖签订业绩对赌协议的目的，是为激励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努力经营公司，获取经营回报，当公司经营未达预期时，其能够从原股东黄晋、邱景晖处获取相应的业绩补偿，而非从公司的亏损中获益，故尚蛙公司的亏损数额不能作为计算业绩补偿的依据，常州产交所据以主张权利的补偿总额，应以承诺净利润400万元为限，相应的，其获取业绩补偿的数额应为16万元（400万元×4%）。
关于争议焦点3，第一，本案已经达到约定股权回购的条件。增资合同中明确，新目标公司未履行章程、投资协议相关约定又不予纠正的，常州产交所有权要求对股权进行回购。投资协议明确，公司向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拆借资金等事项均须股东会所有股东一致同意通过，而本案中存在大量尚蛙公司与尚都公司、与天润公司等大额资金拆借行为，黄晋个人账户与尚蛙公司亦多次存在大额资金往来，黄晋及尚蛙公司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增资合同的约定。在常州产交所向黄晋、邱景晖、尚蛙公司发出整改函后，在限定期限内也未整改完毕，故本案已达到增资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黄晋、邱景晖应当回购常州产交所的股权。第二，关于股权回购应当支付的款项数额，增资合同明确股权回购应按照“原始投资额与按照转让时财政部公开发行的同期国债利率计算的收益之和”作为回购股权的计算依据，常州产交所要求按照年息4%利率计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增资合同的约定，该院予以支持。故黄晋、邱景晖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股本金，并自2013年4月12日起按照年息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关于黄晋提出的股权回购涉及股东人员的变动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答辩意见，与黄晋是否应当承担股权回购责任并无关联性。黄晋、邱景晖承担向常州产交所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后，依法取得相应的股东权利。增资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当向守约方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故常州产交所要求黄晋、邱景晖向其支付律师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常州产交所与黄晋、邱景晖签订增资合同，应当按照增资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义务，其诉请合理部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邱景晖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相应抗辩的权利，因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该院遂判决：一、黄晋、邱景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产权交易所支付股权回购转让款200万元，并按照4%的年利率标准支付自2013年4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黄晋、邱景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产权交易所支付现金补偿16万元；三、黄晋、邱景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产权交易所支付律师费20000元；四、驳回常州产权交易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3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常州产交所负担12330元，由黄晋、邱景晖负担35000元（常州产交所同意其预交诉讼费中由黄晋、邱景晖负担部分，由黄晋、邱景晖直接向其支付，该院不再退还，黄晋、邱景晖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35000元直接交付常州产交所）。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晋向本院提供（2016）苏0404民初5164号判决书一份，证明作为尚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晋在公司经营状况不良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存在常州产交所在一审中所说的不予纠正的情形。被上诉人常州产交所经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即使作为新证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该判决记载，“黄晋长期不在常州办公，导致部分股东将员工替换……”，足以证明黄晋及尚蛙公司违反《股权增资合同》约定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原审被告尚蛙公司经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是确认的，同时可以达到黄晋的证明目的。原审被告邱景晖经质证认为，我什么都不清楚。本院经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股权增资合同》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是否成就？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案涉《股权增资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新目标公司未履行章程、投资协议相关约定又不予纠正的，黄晋、邱景晖应当承担回购投资所持新目标公司也即尚蛙公司股权的义务。虽然，当事人各方在合同中未具体约定尚蛙公司违反哪些合同条款才能促使回购条件的成就，仅仅是用相关约定来概括，但是，原股东的回购行为意味着《股权增资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公司股权结构恢复原状。故而，将回购条件成就解释为尚蛙公司未履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更为合理、公平。就本案而言，因尚蛙公司未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黄晋、邱景晖承担回购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一方面，尚蛙公司在《股权增资合同》作出承诺，2013年度经审计的销售总额达人民币3000万元；2013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达人民币400万元，常州产交所作为投资方，获得收益是其签订《股权增资合同》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尚蛙公司的上述关于销售额及利润总额的承诺，则是促使常州产交所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故而属于《股权增资合同》中约定的主要义务。然而，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尚蛙公司2013年企业报告显示，该公司2013年营业总收入为82万元，利润为亏损107万元，并未实现《股权增资合同》中关于销售额及利润总额的约定。同时，在常州产交所向其发函要其提供2013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账时，尚蛙公司也未能按要求提供相应审计报告，以证明其已实现《股权增资合同》中约定的销售额及利润总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各方在《股权增资合同》第四条股东会的权利中约定，购买单价超过100万元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公司抵押、质押其资产或作为保证人的任何事项、公司向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拆借资金等事项属于公司重大事项，必须经股东会所有股东一致同意通过。上述关于股东会权利的约定系保障股东权利的重要方式，亦是尚蛙公司应当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然而，尚蛙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黄晋在庭审中确认，尚蛙公司并未就其向北京市富美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出借600万元、向深圳华阳新丰公司购买资产事宜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同意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此外，就尚蛙公司与尚都公司之间的大额款项往来，尚蛙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以及款项往来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故而，可以认定尚蛙公司未能履行《股权增资合同》中关于股东会权利的相关约定。综上，基于尚蛙公司未履行《股权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常州产交所要求黄晋、邱景晖回购股份的条件成就，黄晋、邱景晖应按合同约定回购常州产交所持有的尚蛙公司的股份。
关于邱景晖在二审中提出要求对《股权增资合同》及《股东会决议》中“邱景晖”签名进行鉴定的申请，首先，邱景晖在一审中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已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其次，邱景晖在一审中也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一审法院提出相关鉴定申请。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人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损坏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邱景晖在一审判决后，并未向本院提起上诉，而邱景晖提出的鉴定申请并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邱景晖的申请并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本院对邱景晖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黄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16元，由上诉人黄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旭阳
审判员 郑 仪
审判员 王 星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杨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