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2）执复字第31号
申请复议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伟，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蓝生，该公司总经理。
被执行人：美洲集团（珠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永生，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珠海经济特区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金跃，该公司总经理。
申请复议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银行）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浙江高院在办理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临海市支行（以下简称临海工行）申请执行美洲集团（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洲公司）、珠海经济特区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信托）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华润银行于2012年6月8日向浙江高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称：浙江高院查封的位于珠海市吉大园林路工业区第七栋工业厂房1-6层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涉案房地产）为珠海信托转让给其前身珠海城市合作银�（以下简称珠海城行）拱北支行的物业，双方于1997年4月1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珠海信托将涉案房地产的权属证书交给了珠海城行拱北支行。双方还签订了《有关转让吉大工业厂房的补充协议》，约定珠海信托配合珠海城行拱北支行变更房屋租赁合同，将出租方改为珠海城行拱北支行。珠海信托出具《声明》：该厂房的所有权已属于珠海城行拱北支行。翌日，珠海城行拱北支行依约将房屋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转入珠海信托帐户。据此，涉案房地产已完成实物交付和产权交割。珠海城行拱北支行实际占有涉案房地产并一直出租，已是事实上的所有人。从涉案房地产交付华润银行之日起，该行就一直要求珠海信托协助办理过户更名手续。华润银行的前身珠海市商业银行拱北支行与珠海信托还曾于2001年1月2日向珠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保管房地产权证证明》，�求该交易中心给予办理产权交易。但因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及广东省珠海市财政局分别于1999年2月3日、2001年6月25日将涉案房地产查封和限制过户，因而无法进行变更登记。华润银行无奈之下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香洲区法院）起诉，该院判决确认前述《房屋转让协议》、《有关转让吉大工业厂房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珠海信托为华润银行办理房产更名过户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华润银行对涉案房地产未办理过户手续没有主观过错，不应予以查封。更何况涉案房地产已由生效判决确权在华润银行名下，更不应执行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综上，浙江高院将华润银行的财产予以查封并执行租金存在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撤销浙江高院（2012）浙执恢字第1号、第1-3号协助执行通知和（2012）浙执恢字第1-2号、第1-4号执行裁定，解除对涉案房地产的查封并终止对涉案房地产的执行。
针对华润银行的异议，浙江高院于2012年6月27日举行了听证，华润银行在听证时增加异议理由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申请执行人应当向法庭报告债权转让的情况及证据。依据本案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珠海信托承担的是赔偿责任，浙江高院应在对美洲公司财产执行穷尽后才能启动对珠海信托的执行措施，目前不应对珠海信托采取执行措施。同时，该行还将原依照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以案外人身份提出的案外人异议，改为依照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浙江高院对适用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和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异议程序的区别进行了释明，但华润银行坚持选择依照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提出异议。
浙江高院查明：临海工行与美洲公司、珠海信托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浙江高院作出（1998）浙经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美洲公司归还临海工行借款本金19，604，000元，偿付利息776，318元，罚息11，213，488元（计算至1998年11月3日），合计31，593，806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珠海信托对美洲公司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78，232元，由临海工行承担10，000元，珠海信托负担10，000元，美洲公司负担158，232元。后珠海信托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1999年12月31日作出（1999）经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维持浙江高院（1998）浙经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本金和利息及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部分；（二）变更浙江高院（1998）浙经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中的罚息部分为美洲公司应偿还临海工行自合同到期后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不同时期规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分段计付）；（三）变更浙江高院（1998）浙经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由珠海信托对美洲公司上述第一、二判项承担赔偿责任。
2000年4月20日临海工行将本案债权转让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2010年3月22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又将债权转让与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11年8月12日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本案债权转让与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富公司）。前述转让行为，相关各方分别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作了公告。
依据添富公司的申请，2012年1月16日浙江高院作出（2012）浙执恢字第1号民事裁定，变更添富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同日，该院作出（2012）浙执恢字第1-2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珠海信托所有的涉案房地产。同年1月19日该院向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送达了上述裁定和(2012）浙执恢字第1号协助执行通知。同年5月16日，该院作出(2012）浙执恢字第1-4号执行裁定：禁止珠海市润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海投资）提取和禁止珠海市香洲区圆明小学（以下简称圆明小学）向润海投资支付涉案房地产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的房屋租金。通知圆明小学应于裁定送达后当月起向添富公司支付2012年5月至房屋租赁合同终止的房屋租金。
浙江高院另查明：1997年2月28日珠海市拱北城市信用合作社与珠海信托签订一份编号为970227的《资金拆借合同》，约定珠海信托从珠海市拱北城市信用合作社拆借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为1997年3月4日至1997年6月4日。同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拆借抵押合同》，以涉案房地产作为上述借款的抵押物，并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同年4月1日珠海信托、珠海城行拱北支行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珠海信托将涉案房地产转让给珠海城行拱北支行，转让费1000万元，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天内，珠海城行拱北支行将1000万元房款转入珠海信托在珠海城行拱北支行所设的帐户。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有关转让吉大工业厂房的补充协议》，就房屋租赁等事宜进行了约定。落款日期为1997年4月2日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特种转帐借方传票记载：付款单位名称为“合作行拱北支行”；收款单位名称为“特区信托投资公司”；帐号或地址为“232-4100004”；开户银行为“拱北支行”；金额为“1000万元”；转帐原因为“�款”。
2001年5月31日珠海市商业银行与圆明小学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地产出租给圆明小学，期限自2001年6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珠海市商业银行在该《租赁合同》中承诺对出租场地拥有所有权。2009年5月19日珠海市商业银行与润海投资签订《其余不良标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珠海市商业银行将1997年4月1日《房屋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转让给润海投资。润海投资曾于2011年委托珠海金德汇拍卖有限公司对受让的涉案房地产进行拍卖，但未成交。2011年6月1日润海投资与圆明小学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地产出租给圆明小学，期限自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润海投资在该《租赁合同》中承诺对出租场地拥有所有权。涉案房地产至今登记在珠海信托名下，所涉土地为国有行政划拨用地。该房地产曾于1999年2月3日被广州中院查封，2011年9月13日被浙江省台州市中�人民法院查封。2011年11月22日华润银行以珠海信托为被告诉至香洲区法院，珠海信托未到庭参加诉讼。香洲区法院于2012年4月26日作出（2011）珠香法民一初字第6447号民事判决，确认华润银行、珠海信托于1997年4月1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关转让吉大工业厂房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同时判令珠海信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华润银行办理更名过户手续。
浙江高院再查明：华润银行由珠海市拱北城市信用合作社、珠海城行、珠海市商业银行变更而来。润海投资系独立法人。
浙江高院认为，对于华润银行以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为据提出的案外人异议，变更为以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据，以利害关系人身份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应尊重该行的选择，对华润银行的异议按执行行为异议审查程序处理。该案的争议焦点是华润银行是否具备依照民诉法第二�零二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资格。利害关系人是指当事人以外，与强制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华润银行认为其对查封的涉案房地产享有物权，并以此为据提出系本案执行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对此，首先，查封的涉案房地产至今仍登记在珠海信托名下。华润银行的前身珠海城行拱北支行与珠海信托1997年4月1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至今已逾15年，期间涉案房地产存在未被司法限制的情况，华润银行有足够的时间办理过户手续，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行使救济，但华润银行未通过上述两种途径之一行使救济，以保障权利。其次，涉案房地产中的土地使用权系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转让须经市、县人民政府�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否则不得转让。从现有证据看，没有证据表明1997年4月涉案房地产的转让经过相关部门批准，故珠海信托与华润银行的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第三，华润银行提出已经支付房屋转让款的主张存疑。华润银行提交的落款日期为1997年4月2日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特种转帐借方传票、贷方传票，记载的付款时间、金额虽与《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相符，但华润银行的前身珠海市拱北城市信用合作社又与珠海信托于1997年2月28日签订拆借1000万元的《资金拆借合同》，约定期限为1997年3月4日至1997年6月4日；珠海信托的开户行是由珠海市拱北城市信用合作社变更而来的珠海城行拱北支行，传票记载的付款原因仅为“付款”，因此，前述传票所记载的款项是否已实际支付，是属涉案房地产的转让款，还是《资金拆借合同》项下的款项等事实不明。故仅凭前述传票，难以认定传票所涉款项属涉案房地产转让款。第四，华润银行与珠海信托签订涉案房地产转让协议之后，又与润海投资签订了不良资产收购协议，润海投资取得了对涉案房地产享有的合同权利，华润银行已不再享有《房屋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权利，事实上润海投资也曾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涉案房地产。综上，华润银行既不是涉案房地产物权所有人，也已不是《房屋转让协议》合同项下的权利人，不具备对涉案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资格，无权依据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对涉案执行行为提出异议。2012年7月10日浙江高院作出（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驳回华润银行的异议。
华润银行的复议理由为：1.浙江高院（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所表述的下列情况与事实不符：（1）裁定称“华润银行在2012年6月27日执行听证中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申请执行人应当向合议庭报告债权转让的情况及证据”。该陈述与我行的请求不符。我行的请求是：要求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应当依照规定向“法庭”披露，而非仅向“合议庭”披露。（2）裁定称我方请求“根据本案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珠海信托承担赔偿责任，应在对美洲集团财产执行穷尽后才能启动对珠海信托的执行措施”，该部分表述与我方的陈述理由及请求不一致。我方指出本案的执行依据确定了本案被执行人珠海信托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浙江高院在未穷尽对主债务人美洲公司的执行措施之前，不仅不能对珠海信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甚至尚未达到执行立案的条件。（3）裁定称执行听证时“华润银行作为利害关系人就本案的执行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提出异议”，该部分表述未陈述我行变更提起本案异议法律依据的理由。我行在浙江高院听证开始时，即明确变更我方提出异议的法律依据为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而非第二百零四条。理由是：民诉法第二零四条是指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实体性异议。就本案而言，本案的执行标的是金钱债务，而不是涉案房地产。我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已通过法院判决文书取得涉案房地产的物权，对该物权理应不存在争议，无需通过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提起异议或案外人异议之诉。2.浙江高院（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认定申请人不具备涉案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资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裁定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华润银行是否具备根据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提出执行异议的利害关系人资格”，但在其析理部分，�了认为我行“与润海公司签订了不良资产收购协议，润海公司取得了对涉案房地产享有的合同权利，华润银行己不再享有《房屋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权利”外，其他三条理由分别是：华润银行在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逾15年的时间里，未办理过户手续及通过司法途径行使救济，以保障自己的权利；涉案房地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属于行政划拨用地，未取得市、县政府批准，故珠海信托与华润银行的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华润银行支付房屋转让款的主张因传票记载的付款原因仅为“付款”,故存疑。上述三项理由均与申请人提出本案执行异议的资格无关，也均不能得出申请人不具备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资格的结论。（2）裁定认为华润银行的前身珠海城行拱北支行与珠海信托在1997年4月1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至今已逾15年，期间涉案房地产存在未被司法限制的情况，华润银行有足够的时间办理过户手续，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行使救济，但华润银行未通过上述两种途径之一行使救济。事实上，我行已经提交证据并清楚说明：我行自1997年4月1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翌日就付清合同全部价款，并与珠海信托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至今，我行己经占有、使用、管理、出租以及行使房屋所有权人的各项权利、履行房屋所有权人的各项义务逾15年。该房地产一直以来被各地司法机关所查封，珠海市财政局因珠海信托长期拖欠债务，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停止办理涉案房地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导致我行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对此我行不存在过错。而且经查，我行曾于2001年1月2日向珠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领出房地产权证，用于办理产权交易公告。我行己向香洲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并获得判决�持，这一点也充分证明了我行在此事项上不存在过错。（3）裁定认为“没有证据表明1997年4月涉案房地产的转让经过相关部门批准，故珠海信托与华润银行的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部分裁决理由没有法律依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性质属于管理性法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判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故不能作为判断我行与珠海信托所订立之《房屋转让协议》合同效力的依据。其次，香洲区法院作出的（2011）珠香法民一初字第6447号民事判决认可我行与珠海信托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合法。（4）该裁定认为我行已经与润海投资签订了不良资产收购协议，润海投资取得了对涉案房地产享有的合同权利，不再享有《房屋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权利，不具备对涉案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资格，违背了事实和法律规定。我行虽然将包括涉案房地产在内的不良资产打包转让与润海投资，但尚需履行在涉案房地产项目上对润海投资的合同义务。我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标的物受到浙江高院的查封，其直接法律后果将导致我行与润海投资之间的合同履行不能，本案的执行措施显然与我行有重大利害关系。该行请求：1.撤销浙江高院（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2.撤销浙江高院（2012）浙执恢字第1-2号、第1-4号执行裁定和（2012）浙执恢字第1号、第1-3号协助执行通知，解除并终止对涉案房地产的查封和执行。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浙江高院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华润银行所提异议内容涉及执行行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两类不同性质的异议，依法应当按照相应的程序分别处理。浙江高院（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对华润银行所提异议不加区分，一并作为执行行为异议进行审查，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应予撤销。对华润银行所提异议应当由浙江高院重新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
二、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金龙
代理审判员 范向阳
代理审判员 杨 春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