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13民初665号
原告：吕志华，女，1974年5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志，山东博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世森，男，197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吕志华与被告吕世森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志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推土机配件款59180元、运费6700元，共计6588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称其要求赔偿的配件的型号及价格分别为：型号SD85双边56台、总价款46760元；型号SD85单边16台、总价款11920元；型号SD08双边1台、价款500元，以上合计59180元。原告称其要求赔偿运费的原因是被告承诺过要赔偿运费，运费的计算方法是全部货物从济宁拉到烟台运费的11000元减去未丢失部分从烟台拉到济宁支付的运费4300元，差额6700元即丢失部分对应的运费。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10日，被告擅自将原告从济宁拉回莱山的一批推土机配件存放在三十里堡村吕虹臻的房屋内进行保管。后原告于2014年6月3日要求出货时发现其中价值59180元的配件丢失。被告未妥善保管，致原告受损，应负赔偿责任，因此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吕世森辩称，1、原告不是适格主体，原告不是涉案推土机配件的所有权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无权主张赔偿；2、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被告不应承担保管义务，被告只是受原告哥哥吕志俊的请托，帮忙为其找地方临时存放推土机配件；3、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另外，被告对原告陈述的单价、数量、总价并不清楚，亦从未承诺过赔偿原告的任何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4年5月10日，原告将一批挖掘机配件运输至烟台，被告经原告同意将该批配件卸货至案外人吕虹臻所有的仓库。
原告称，其购买鱼台博杰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下称鱼台博杰公司）的挖掘机配件以其个人的名义在烟台销售。2014年5月9日，原告自鱼台博杰公司购买了一批配件，因需将上述配件运至烟台，故其于当日联系被告咨询济宁至烟台的行车路线，被告主动称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并称可以找到地方存放配件。被告则称原告并非以个人名义卖配件，实际上其是鱼台博杰公司的业务员；被告也不是为原告保管配件，而是受原告的哥哥所托为涉案配件寻找存放地点。原、被告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
二、2014年5月底，案外人汤子霞与原告联系欲购买部分配件。2014年6月3日，汤子霞与被告到配件存放仓库取货，被告用其取得的钥匙打开仓库门后发现配件部分丢失，原告随后赶到仓库。
原告称，丢失的配件的具体型号、数量及价款为：SD85双边56台、总价款46760元，SD85单边16台、总价款11920元，SD08双边1台、价款500元，配件价款合计59180元，全部损失应由作为保管人的被告承担。
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经本院释明，被告称即便双方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其也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涉案配件存放地点有门有锁，仓库晚上也有人看管，被告已经尽了像保管自家东西一样的注意义务，不具有过失。
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未约定过支付报酬或费用陈述一致，对存放配件的仓库有两把钥匙及被告不持有钥匙陈述一致。
三、为证明损失，原告提交下列证据：
（一）“济宁博杰公司销货单”一份，原告称该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4年5月9日自博杰公司购买了配件及配件的型号、数量、价款等，全部配件归其所有。
上述销货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烟台吕经理”、成交金额为“361470”、结算方式为“挂账”，并对行号、商品编码、商品名称、单位、单价、数量、金额一一载明，其中，155-30-00124单边总成82件，单价745元/件，金额61090元；155-30-00114双边总成68件，单价835元/件，金额56780元；pc300/360支重轮总成60件，单价680元/件，金额40800元；SD08单边支重轮总成110件，单价480元/件，金额52800元；SD08双边支重轮总成300件，单价500元/件，金额150000元，合计金额361470元。上述销货单一式三联，白联为仓库联，黄联为记账联，粉联为供货商联，原告提交的证据为粉联，未载有任何印章或签字。
被告对原告上述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称原告提交的证据未加盖任何印章，且原告的哥哥是博杰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的丈夫（前夫）是销货单中的经手人于德尚，故该证据存在伪造嫌疑。被告未就其该项主张提供反驳证据。
（二）博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从博杰公司购买的配件的型号和数量。
上述证明载明“兹证明吕志华（身份证号码）于2014年5月9日在我公司购买货物一批，货物明细为：155-30-00114双边总成68件*835/件=56780元，155-30-00124单边总成82件*745/件=61090元，pc300/pc360支重轮总成60件*680/件=40800元，SD08单边支重轮总成110件*480/件=52800元，SD08双边支重轮总成300*500/件=150000元，共计货物620件，共计货物价值361470.00元（人民币大写：叁拾陆万壹仟肆佰柒拾元整）。特此证明鱼台博杰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5日”该证明加盖“鱼台博杰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
被告称上述证明是鱼台博杰公司出具的，与原告提交的证据济宁博杰公司是两家公司，故该证明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应继续提供购货发票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以及配件的数量价格；并且，该证明亦有伪造嫌疑，鱼台博杰公司也是原告哥哥的公司。被告未就其主张提交反驳证据。对此，原告解释称济宁博杰公司现已改名为山东博杰公司，与鱼台博杰公司是同一批人经营，法定代表人、股东都一样，两公司混同，打印销货单时，因单据为制式故而未修改公司的名称，实际上是鱼台博杰公司向原告出售的该批配件；原告亦无法提交发票和付款凭证，因该批配件当时是挂帐，并未付款。
（三）载有原告及汤子霞签名的“销售单”一份，原告称除了丢失的配件，其余配件均出售给汤子霞，故该销售单与上述销货单对比，即可知丢失的配件型号及数量为双边总成56台、单边总成16台、SD08双边1台。
上述销售单载明单据日期为“2014-6-3”，往来单位为“汤子霞”，单据摘要为“向汤子霞销售单边总成等商品，吕志华”，成交金额为“302290.00”，并对行号、商品编码、商品名称、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一一列明，其中，155-30-00124单边总成66件，单价745元/件，金额49170元；155-30-00114双边总成12件，单价835元/件，金额10020元；pc300/360支重轮总成60件，单价680元/件，金额40800元；SD08单边支重轮总成110件，单价480元/件，金额52800元；SD08双边支重轮总成299件，单价500元/件，金额149500元。
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汤子霞与原告均为博杰公司的业务员，二人有利益关系。被告未就其该项抗辩主张提交反驳证据。
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费损失，被告称其未曾承诺予以赔偿，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该项陈述。
庭审中，原、被告对2014年5月10日至2014年6月3日期间双方均未至存放仓库提取配件、2014年6月3日汤子霞提货后仓库内再无配件存放的事实陈述一致。
四、2014年6月9日，原告就配件丢失一事报案至公安部门。原告称“今年5月10日上午，我从济宁购买了一批挖掘机配件，一共两车货。拉到烟台后我们村的村民吕世森帮我在三十里堡村找了一个仓库来放这些配件，仓库是我们村村民吕学兰的。之后配件就一直放在里面，6月3日下午，吕世森发现方库里的货少了，他打电话跟我说了，我清点了一下，少了72件，今天我就报警了。”少的东西是“挖掘机的支重轮，D85挖掘机的，单边的16个，双边的56个，黄色金属的，价值人民币6万多块钱。”
2014年6月12日，公安机关向原告落实相关案情，原告称“……单边的16个，型号为155-30-00124，每个重量约为71公斤；双边的被盗56个，型号为155-30-00114，每个重量约为78.7公斤。”“单边16个，每个价值745元，双边56个，每个价值835元，总损失为58680。”“单边进了82个，双边进了68个。”关于存放货物的过程，原告称“2014年5月9日，我从济宁鱼台博杰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批挖掘机的支重轮。因为运货司机不认识路，于是我就电话联系了同村的吕世森，让他帮忙告诉司机路怎么走。吕世森当时在电话里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跟他说就行了，……并且吕世森还主动说他能找到地方存放货物，当时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2014年5月10日上午，这批货到了烟台，吕世森开着车拉着我去高速路将车领到了三十里堡村吕学兰的仓库。当时卸货的时候，吕世森就让我去他丈母娘家等着。大约半小时后，吕世森带着司机过来算账，并且吕世森当场要求司机将卸货时拍摄的照片给删了，司机就当场给删了，我就把运费付给了司机。”“……当时吕世森说他帮我找地方，我还问他多少钱，他说他跟吕学兰说这批货是他的，房租不用我管了……”“2014年6月3日下午14时许，有个同村的客户说要买一批货，我就让他先去找吕世森，告诉他已经和我打好招呼了，但是拿了多少货要找我签个字。但是吕世森告诉我说货少了，我就来到仓库看看情况。我看到仓库的窗全是封死的，仓库大门的门锁也没有事。我当时就说报警，吕世森说他先找吕学兰问问怎么回事，先内部调查调查，所以这事一直拖到6月9日才来报的警。”“因为这个仓库是吕世森找的，并且在这之前也有客户想拿货，吕世森还说他在外面，不经过他，仓库不能给货的。所以这次我让客户找吕世森拿货。”关于吕世森的内部调查情况，原告称“没有任何情况，并且现在我跟吕世森打电话，吕世森还开始不耐烦了，并一直让我悄悄的，不让我张扬这个事。”“（仓库）有三把钥匙，一把在一个看门人的手里，是吕学兰雇的一个人；一把在吕学兰对象手里；另一把在吕学兰儿子手里。”
2014年6月16日，原告吕志华向公安机关补充反映“……在卸货的时候，我就让我女儿（9岁）回家找我父亲拿两块篷布过来好把货盖上，过了一会，我女儿回来后告诉我说她看见货车司机在用手机录像呢，我女儿刚说完，拉货的货车司机就到吕世森丈母娘的屋子里面来找我要钱，我当时问货车司机货卸了么，货车司机说卸了一车了，还有一车，这时吕世森从外面进到屋子里面说等货卸完了再给钱，当时我也没有在意，之后吕世森带着司机过来算账，并且吕世森当场要求司机将卸货时拍摄的照片给删了，司机就当场把他的照片给删了，但是录像没有删，然后我就把运费付给了司机，货车司机走了之后，我就要到仓库里面去看看货，我刚往仓库走了没多远，吕世森就开着车停在我身边让我上车，他要和我说点事，我以为吕世森要和我说货的事，然后我就上车了，我上车之后，吕世森和我说房子是他租的，并且他和别人说房子是他租的，我就问他房租多少，吕世森说我就不用管了，货已经用篷布盖好了，门也锁了，我放心就行了，我一听吕世森这么说，我就没再到仓库里面去看看货，之后我就走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进到仓库里面去看看这些货，一直到最后发现这些挖掘机配件被盗后，我才进到仓库里面看见我的这些货……。”“这个仓库是吕世森找的，这些货物也是吕世森负责来保管的，所以这次我让汤子霞找吕世森拿货。”“我听汤子霞说的是吕世森拿钥匙打开的大门。”
2014年6月25日，公安机关对吕虹臻（曾用名吕学兰）进行询问时，吕虹臻称其仓库“位于三十里堡村的东南角”，“不对外出租，只放自己家里的设备、工具”。关于货物存放的情况，吕虹臻称“当时我不清楚，后来我听说吕世森放过一批货。”“具体什么货物我不清楚，我都没看见。”“2014年5月7日，我坐飞机去了厦门旅游，10日晚上8点左右回到了烟台。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吕世森给我打电话说有点货想放在我仓库里，当时我说仓库都是自己家的东西，你不能放。吕世森说货可能就放几天就拉走，也可能不放，看看再说。当时我也没再说什么，我俩就把电话给挂了。后来这个事就没再提，他放没放货我也不清楚。2014年6月初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在三十里堡村摘樱桃的时候，在村里遇到了吕志华，她对我说吕世森放在我仓库里的货是她的，并且货少了，此时我才知道吕世森放在我仓库里的货是吕志华的。后来我还找过吕世森问过此事，吕世森说吕志华这个彪了，他得找吕志华问问。后来隔了两天左右吕志华就报警了。”“（仓库）大门钥匙有两把，小门钥匙有一把。”“大门钥匙一把在逄孝先那，一把在姜国玉那。小门钥匙在我儿子吕知炜（那）。”“大门可以进出车辆，小门就是在大门上开了一扇可以走人的门。”“（逄孝先、姜国玉）他俩都是我的工人，他俩都跟我干了很多年。”“我知道货物少了后，我就查查怎么回事，逄孝先说是他给吕世森开门放的货。”“后来我问逄孝先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吕世森告诉他已经和我说好了，所以他就开门放货了。”“我知道此事后，我也问过姜国玉，他说吕世森放完货后曾找过他要钥匙，说是要拉货，所以他就把钥匙给了吕世森。”“姜国玉说他把钥匙给了吕世森后，他就去干活了，没跟随吕世森去仓库。”关于姜国玉的钥匙现在何处，吕虹臻称“当时我问姜国玉的时候，钥匙仍然在吕世森那，我问姜国玉为何不把钥匙要回来，他说他白天忙，一直没碰到吕世森。后来我就一直催着姜国玉要钥匙，过了好几天，也没要回来，我就又让姜国玉在大门上套了把新锁。大约一个星期前左右，吕世森才把钥匙给了姜国玉。”
2014年8月7日，公安机关对汤子霞进行询问时，其称“今年6月3日14时许，我按照约定给吕志华打电话，说我要从她的挖掘机配件中拉走一部分卖掉，还让她到场清点一下我拉走货的数量。吕志华说她没时间，我拉走多少东西回头告诉她个数就行，她让我直接找吕世森，说当初是吕世森帮她存放的挖掘机配件，我打电话给吕世森，说我要拉吕志华的货。吕世森就带着我到我们村存放吕志华货的仓库，我当时还找了一辆运货的货车和装货的叉车，吕世森用钥匙打开了仓库的门，进去看了一下，跟我说吕志华的东西少了，接着就给吕志华打电话，当时具体是我打的还是吕世森打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告诉吕志华东西少了。吕志华一会儿就过来了，清点了一下，东西的确是少了，当时不知吕志华和吕世森怎么说的，并没有直接报警，我经过吕志华的同意，将剩下的货按照原计划拉走了。……”“（仓库）是吕世森开的，他用仓库的钥匙开的。”
2015年1月7日，公安机关对被告吕世森进行询问时，其称“2014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吕志华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哥吕志俊的工厂被人收购了，她从她哥的工厂里拉了两车挖掘机配件出来，要拉到莱山这边存放。他问我货车从哪里下高速，我告诉她了，她又让我找个地方帮她存放这些东西。我知道我们村一个叫吕学兰的女的有一个仓库，我就打电话给吕学兰说这个事情，跟她说东西暂时放在她仓库几天，她同意了。5月10日的时候，吕志华的三车挖掘机配件到烟台了，我领着这几辆车到了吕学兰的仓库处，把货都卸下来装到了仓库内，之后仓库的门都锁好了，东西就一直放在里面。5月底的时候我去了济南几天，回来后我们村一个叫汤子霞的女的打电话给我，说她要帮吕志华卖一批仓库里面的货，让我把仓库打开让她取货，我说这个东西是吕志华的，让她先跟吕志华联系好，让吕志华打电话给我说这个事情。之后吕志华给我打电话，说她同意让汤子霞去取货，东西让汤子霞全部拉走就行了。6月1日的时候，我找了吕学兰的男朋友姜国玉，跟他要了仓库的钥匙，因为汤子霞说她找铲车运货还需要时间，6月3号的时候，我和汤子霞就到仓库去取货，我打开仓库门后，发现里面原来的四排货少了整整一排，汤子霞就给吕志华打电话说货少了，吕志华就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她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报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才报警。”关于货物的存放，被告吕世森称“是她（吕志华）主动联系的我，说她哥的厂子出事了，这些东西没地方放，让我帮她找个地方。”“我、货车司机、吕学兰的一个工人逄孝先在场，逄孝先有仓库的钥匙当时是他开的门，也是最后锁的门，整个入库过程货车司机都用手机拍摄了视频。”“……之后吕志华给我打电话，说她同意让汤子霞去取货，东西让汤子霞全部拉走就行了，我才去找姜国玉要仓库的钥匙。”关于拿到钥匙后是否去过仓库的问题，被告称“和汤子霞去开门取货时是我第一次去，中间没有去过。”“我打开仓库门之后，发现仓库原来的四排货少了一排，就知道货少了。”
庭审中，原告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则称其回答公安机关的问题时因害怕所以陈述不属实，对“四排货少了一排”如何解释也称时间长了其记不清楚了，被告对其他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五、针对被告关于其不存在过失的抗辩主张，原告称配件存放仓库晚上并无人看管，被告也不知道仓库的钥匙在谁的手里，根据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开门取货是他第一次去，说明存放期间被告没有去过；并且，存放仓库没有监控、没有院墙，只是一个板房，配件是丢失不是损坏，故被告未尽到合理的保管义务，其存在重大过失。原告并提交手机拍摄的存放仓库及周围环境录像一份、照片两张以证明其主张。
被告对手机录像中的地点是否是存放配件的仓库称不清楚，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二是被告应否向原告赔偿损失。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庭审中，被告辩称其系受原告哥哥所托为涉案配件寻找存放地点，因该陈述与其在公安部门陈述不一致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陈述，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本案中，配件到达烟台后，原、被告一起引导货车至吕虹臻仓库，并由被告负责卸货，最终配件存放于该仓库；被告在存放配件时未向仓库所有人吕虹臻披露原告，而是称配件是被告的；且根据原、被告在公安部门的陈述可知，此后配件的出库系由原告决定、由被告执行。双方上述行为应当视为双方就被告为原告保管配件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原、被告之间成立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本案中，原告同意被告为其寻找配件存放地点并随同被告至涉案仓库将货物存放其中，其行为表明其对此知情且未阻止或反对，应当视为双方对保管场所进行的约定。
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并非配件所有人的抗辩主张，本院认为，保管合同中寄存人并不局限于保管物的所有人，故对被告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就双方未约定报酬陈述一致，故涉案保管合同为无偿保管合同。庭审中，原告提交销售单、博杰公司证明、销货单各一份，证明全部配件价款361470元、剩余配件价款302290元，被告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大，本院对原告损失59180元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配件存放于他人仓库，在原告不持有仓库钥匙、对配件失去监管的情况下，被告虽亦不持有钥匙，但其以自己的名义存放配件且未向仓库所有人披露原告，被告应对存放的配件负有一定监管义务。现部分配件丢失，在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的范围，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即使不存在被告上述违约行为，原告的损失也未必不发生，故被告的违约行为并非造成原告损失的全部或唯一原因；而且，配件存放地点已经经过原告的同意，原告亦应承担部分责任，故本院酌情判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00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费损失，因被告不认可其曾承诺赔偿原告该部分损失，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发现货物丢失后主动到公安部门报案，其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因该案仍处于侦查阶段，故诉讼时效尚未重新起算，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民事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吕世森赔偿原告吕志华损失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吕志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4元，由原告吕志华负担614元，由被告吕世森负担1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晓娜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任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