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保民二终字第8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永甫，农民。
委托代理人刘爱强，河北满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涛，农民。
委托代理人史晓晖，河北宋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和平，农民。
委托代理人史晓晖，河北宋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段永甫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满城县人民法院（2014）满民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段永甫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爱强、被上诉人张红涛、张和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史晓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1年，张红涛以段永甫向其借款38，000元未还为由、张和平以段永甫向其借款70，000元未还为由向满城县人民法院起诉，满城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1）满民初字第517号、516号民事判决，判决段永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红涛借款38，000元，判决段永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和平借款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10月5日起按本金50，000元2月息l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段永甫不服，分别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段永甫提供了2010年2月2日“张红涛支142，200元”的支款条（记账本）一张，要求抵销上述两笔债权，在二审中被告张红涛认可支取了42，200元，认为支款条中的“1”是段永甫自己填的，手印是否自己所按记不清，即使支取142，200元为真支取的为货款，与本案借款无关。二审法院认为，段永甫提供的支款条不能证实偿还的是上述两案借款，该支款条支取的款额和支取的何款可另行解决。并分别作出（2012）保民二终字第543号5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张红涛、张和平以段永甫和范某某欠其货款为由，向满城县人民法院起诉，满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满民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2007年-2010年期间，段永甫和范某某多次购买张红涛、张和平生产的纸箱，由段永甫、范某某出具欠条52张，合款153，752元。在此期间另欠货款1，000元，未出具欠条，并判决段丰甫和范宝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红涛、张和平货款154，752元。段永甫和范某某不服，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8月21日出具的103，000元的收据应认定为2010年8月21日形成。2010年8月21日收取的103，000元货款，应从总货款154，752元中扣除。并作出（2011）保民四终字第351号判决，变更河北省满城县人民法院（2011）满民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被告段永甫、范某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张和平贷款154，752元”为上诉人段永甫、范宝杜于判决生效后十目内给付张红涛、张和平货款51，752元。现段永甫依据（2012）保民二终字第544号、543号民事判决和2012年2月2日支款条，要求张红涛、张和平返还该支款，张红涛、张和平对该支款条的真实性不认可，但不申请鉴定，并称无论是否支取货款、及数额款项用途，应该由段永甫举证说明，张红涛、张和平另称，段永甫购买过张红涛、张和平多批货物，欠条总数额是153，752元，并不是说实际欠这些钱。结算的交易习惯为两种，一种是即时清结的，支款时段永甫在自己的出库单上注明款已支，并让张红涛、张和平签上自己的名字，视为货款两清。另一种不能即时清结的，由段永甫制作有其签名的一式两份的出库单（欠条性质），双方各执一份。结算货款时，双方核对后，张红涛、张和平将出库单交回段永甫，段永甫让张红涛、张和平在段永甫的支款手续上签字或捺手印。本案涉及的支款条属于第二种情况。段永甫对张红涛、张和平主张不认可，认为即时清结是货款两清，不打手续。不是所有欠条都是一式两份，卷宗中有欠条证明。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给欠条领款，不带欠条领款打收条。针对第二种结算方式，张红涛、张和平提供证人赵某、于某出庭作证：“2009年腊月张红涛在段永甫家要账时二人在场，张红涛将条子给了段永甫，张红涛又给段永甫出具了支款条”。段永甫对二证人的证言不认可，认为张红涛、张和平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十日内提出，且当时二证人不在场，段永甫也不认识二证人。为证实张红涛、张和平主张的结算方式，张红涛、张和平还当庭提供了满城县长顺餐巾纸厂杨满常、满城县环山果脯制作有限公司赵金海、满城县报兴果脯厂张喜增、保定市满城长河造纸厂张长河及段贺超出具的书面证言。段永甫质证认为，证人证明的是张红涛、张和平与证人之间的交易情况，与段永甫无关系。庭审中，段永甫称支款条中支取的款项既有借款又有货款，具体借款多少，货款多少分不清。因在两个借款案件二审中才找到该欠条，故在二审借款案件中才主张抵销债权。
原审认为，段永甫依据2010年2月2日“张红涛支142，200元”的这张支款条起诉张红涛、张和平，要求张红涛、张和平返还支取款142，200元，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段永甫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不予采纳。本案既然为不当得利纠纷，段永甫就应对张红涛、张和平不当得利的数额提供证据，因段永甫与张红涛、张和平之间的业务关系，既有多笔买卖合同关系，又有多笔民间借贷关系，段永甫认可所诉款项既有货款又有借款，段永甫应就其共欠张红涛、张和平款项总数额及给付张红涛、张和平的总数额提供相应证据。现段永甫仅凭2010年2月2曰“张红涛支142，200元”的这张支款条要求张红涛、张和平退还支取款142，2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段永甫要求被告张红涛、张和平返还支取款142，2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4元，由原告段永甫负担。
判后，段永甫不服，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本案中段永甫人与张红涛、张和平之间因买卖合同纠纷及民间借贷纠纷，于2011年在满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分别出具了（2011）满民初字第515、516、517号民事判决书，后段永甫不服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保民四终字第351、（2012）保民二终字第543、544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判决段永甫应给付二张红涛、张和平借款及货款总计159，752元（分别是51，752元、70，000元、38，000元）。这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证实，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段永甫欠张红涛、张和平借款、货款总数额就是262，752元，给付总数额就是245，200元。（2010年8月21日给付103，000元、20lO年2月2日给付的142，200元），可见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应就其共欠被告款项总数额及给付被告的总数额提供相应证据”是情误的，段永甫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确实充分的证据。二、本案争议的142，200元应予以返还。1、张红涛、张和平对该支款条虽然不认可，但在2012年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双方的原案件中，张红涛、张和平认可支取了款项，本案中其不申请鉴定，依据法律规定应视为收取了该笔款项。2、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张红涛、张和平向段永甫主张权利（债权、货款）时，已经明确了段永甫的欠款数额，就是借款108，000元、货款154，752元。在原案件二审中，张红涛、张和平并没有陈述段永甫欠款超过该数额的任何事实，且在（2012）保民四终字第351号案审理过程中，中级法院改判了满城县人民法院（2011）满民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扣减了2010年8月21日被上诉人的支款103，000元，被上诉人始终没有陈述“有两种结算万式”，“将出库单交给原告，让被告在原告的支款手续上签字或捺手印”的事实。故本案中张红涛、张和平的陈述与前两审的陈述自相矛盾。3、张红涛、张和平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所收款项系排除在双方债权债务之外的，故应从总欠款中扣除。但有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令“另行解决”，故应认定为被上诉人收款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4、至于张红涛、张和平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段永甫认为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根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故本案应以书证定案。请求撤销原判，
被上诉人张红涛、张和平答辩称，段永甫在一审起诉时，主张的案由是民间借贷关系，但在庭审中只提交了一份其自己单方记录的记账本中的一页。内容包括诸多项，其中最后一项是“张红涛支142，200元”。但段永甫的证据中没有张红涛、张和平的签字，该证据也没有得到张红涛、张和平的认可，一审庭审中，段永甫强调该款既包括借款也包括货款，段永甫没有证据证实相应的借款和货款数额，也不能说清支取款项的理由。段永甫作为原告，应当就该款实际支付了多少以及不应当支付的理由予以举证，但是一审中段永甫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多起买卖关系和借款关系。在一审中张红涛、张和平有多名证人作证，证实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张红涛、张和平向段永甫交付货物，由段永甫出具相应的收货手续。即时清结的由张红涛、张和平直接在段永甫持有的收货单上签署支取货款的数额。不能即时清结的由段永甫出具两份收货单，双方各持一份，作为日后结算的凭证。结算时张红涛、张和平持有收货单交段永甫核对，将结算部分的收货单交回段永甫，另行为段永甫打支款条一份。案中证据显示，支款条内容大部分为支欠条款若干元可以证实这一交易习惯，上述事实说明，张红涛、张和平向段永甫所打的支款条其相应的欠款条已交回了段永甫。而段永甫持有不明事由的支款条向张红涛、张和平主张归还款项，不能作为合法和合理的债权使用，尤其是段永甫持有的仅仅是内部的一个记账凭证，所支款项的数额、内容均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张红涛、张和平也不认可支取了上述款项，段永甫的证据不能证实支付的款项数额，更不能证实予以返还的理由和依据。因此，一审判决驳回段永甫的诉请事实清楚，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二审中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查，本院（2012）保民二终字第543、第544号案庭审笔录中张红涛、张和平对段永甫所提供的记账本的陈述意见是：“我方与段永甫有过多次业务往来包括多次支款，只要（是）支取的条子均已撤回，我方支取过一次42，200元，时间记不清楚，是箱子钱，与本案无关。142，200的货款与本案涉及的款项无关，与另一货款案也无关，但手印是否是我按的记不清楚了”。二审中关于记账本形成过程段永甫称：“2010年2月2号，张红涛来我这支款，这些款项之前就核对过账，张红涛就把条子带回去了，我把钱给他准备好，2010年2月2日我让张支钱，张说没带条子，我让张回去带条子，张说以前已经算过账，都知道这个钱数，鉴于我们俩的关系我就应了，把钱拿出来了。张红涛就把钱拿走了，这个条子当时就在桌子上，我让张红涛签字张红涛说你签字我按手印就行了”。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段永甫与张红涛、张和平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双方并未形成总的结账单，已生效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保民四终字第351、（2012）保民二终字第544、54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只能反映段永甫借、欠张红涛、张和平款项的情况，而不能反映整个业务往来的总交易额。从记账本的形成时间看，（2012）保民四终字第351号案解决的是2010年8月21日之前的欠总货款问题；（2012）保民二终字第543号案解决的是段永甫2007年9月27日借张红涛13，000元、2008年3月17日借张红涛25，000元的问题；（2012）保民二终字第544号案解决的是段永甫2006年10月5日借张和平50，000元、2007年2月14日借张和平10，000元、2007年8月2日借张和平10，000元的问题。记账本形成的时间均晚于以上几笔借款的时间，且数额大于总借款数，既然“这些款项之前就核对过账”，记账本并未注明以前的借条作废，与常理不通。从记账本的实质要件看，是段永甫自己书写，也不能证明手印是谁所捺。从形式要件上看，记账本是记账凭证而非债权文书。综上，段永甫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元，由段永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荣昌
代理审判员 孙欣欣
代理审判员 史广昌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