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1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洪升，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张峰明，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芹英，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何平，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洪升因与被上诉人曾芹英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陈洪升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曾芹英支付票据款3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7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曾芹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75元，由曾芹英负担1358元，陈洪升负担2717元。
上诉人陈洪升上诉提出：一、原审法院对于票据基础关系视而不见，且不予采纳陈洪升提出的抗辩主张，违背了法律规定。经审理，系争票据的基础关系已非常清晰，其建立于某纸箱公司与某电器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基础上。某电器公司出具支票予某纸箱公司用以支付纸箱货款。陈洪升或某电器公司与曾芹英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曾芹英未经某电器公司或陈洪升同意，恶意取得系争支票并在收款人栏填上自己的名字，于法不合，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第十五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二）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三）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据此，曾芹英不享有票据权利。
二、原审程序违法，本案应追加某电器公司和某纸箱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前所述，系争支票的基础关系建立于该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上，故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两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关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原审法院应追加两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三、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本案，是错误的。前述规定中的持票人指经前手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的一方，票据债务人指直接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或者经持票人的前手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之后，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持票人的一方。由此可见，背书转让是联接票据当事人的纽带。然而，曾芹英非经背书转让取得系争支票，且其亦无将票据再背书转让给他人，故不属于票据当事人。此外，某电器公司将系争支票交予某纸箱公司用以支付纸箱货款，因财务人员一时疏忽，未在收款人栏写上某纸箱公司的名称。某纸箱公司原本只能补记自己的名称，但其却将支票非法转让给他人。此严重违背了出票人的本意，显属恶意。且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出票人某电器公司授权某纸箱公司转让系争支票或补记他人名称。
四、曾芹英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某电器公司与陈洪升均不认识曾芹英，双方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故曾芹英与本案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
据此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曾芹英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曾芹英承担。
被上诉人曾芹英辩称：首先，本案属于票据纠纷，曾芹英从某纸箱公司处合法取得系争支票，该司与某电器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其次，原审未追加案外人参加诉讼，程序合法，理由充分。第三，陈洪升以曾芹英非经背书转让取得系争票据为由，认为曾芹英不属于票据当事人，理由不能成立。因支票的收款人栏虽为空白，但可以补记，只有在已填写了收款人名称的情况下才需要记载背书转让事项，故本案无需记载背书转让事项。系争支票的收款人现登载为曾芹英，曾芹英由此享有票据权利。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陈洪升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陈洪升须否向曾芹英支付系争支票款项300000元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收款人名称并不属支票绝对必须记载事项。故虽陈洪升出具案涉支票时，未在支票上记载收款人名称，但并不因此导致支票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陈洪升出具收款人空白的支票，且未在支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可视为其同意授权持票人补记。案涉的支票形式要件完备，依法完整记载了必须记载事项，应属有效票据。陈洪升以曾芹英非背书转让取得案涉支票为由，主张后者不享有票据权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等规定不符，曾芹英属以单纯交付的方式受让系争支票。案外人在交付支票后即退出票据关系，不再是票据关系当事人，曾芹英嗣后在支票上补记收款人后，该支票即转化为记名支票。此时，依据票据的文义性、无因性理论，该票据关系的当事人只有出票人陈洪升和持票人曾芹英两方，曾芹英作为持票人当然享有票据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本案中，持票人曾芹英提供了系争票据原件及书面证明等支持其权利主张，依法完成了就其持票合法性之初步举证义务。在陈洪升未举证证实曾芹英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系争支票，或其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系争支票之情况下，依据前引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后者享有的票据权利，出票人陈洪升须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因某电器公司与某纸箱公司非本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中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范畴，故原审未追加两公司作为当事人参与本案诉讼，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只适用于直接前后手的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之情形，即在出票人与持票人属直接前后手的情形下，持票人依有效支票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且出票人与持票人皆认可双方存在基础交易关系时，出票人才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否则，应从票据的无因性出发，依法保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本案中，从双方当事人关于票据签发及取得的诉讼陈述与举证看，其非属存在基础关系的直接前后手之情形，故不适用票据基础关系抗辩。陈洪升以其与曾芹英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案外人间的基础合同关系为由，对抗持票人曾芹英本案所行使之票据追索权，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陈洪升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陈洪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炜烽
代理审判员 刘金玲
代理审判员 张媛媛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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