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105民初3552号
原告：徐美霞，无固定职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米军，男，现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大岱乡独立坝村村委会推荐代理诉讼。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芳，内蒙古昭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甄学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达功，内蒙古宏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内蒙古宏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美霞与被告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宸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美霞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米军、郑志芳，被告华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达功、苏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美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宸公司赔偿徐美霞经济损失281.3万元及信托收益618，860元（两年受益款：281.3万元×22%）。2.华宸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初，徐美霞经人介绍与时任华宸公司信托产品营销中心的营销经理高普宾相识。高普宾介绍华宸公司拟定了”华宸进程（1105）号-乌兰察布市保障房特定资产收益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收益很好，如徐美霞有意认购，高普宾愿意将自己购得的300万元信托产品转让给徐美霞，徐美霞信以为真，决定受让。2012年9月17日，高普宾与徐美霞在”转让申请书”上签字，华宸公司经审核后认可在申请书上加盖的”信托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并在申请书上注明”自转让成立之日起本申请书对应的原信托合同项下300万元的本金及未分配收益行归于受让方。”同日，在华宸公司办公场所，华宸公司与徐美霞签订了正式的”信托合同。”徐美霞签字、华宸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后，华宸公司又给徐美霞开具了20093353号300万元的信托资金缴款收据一张。至此信托合同成立，徐美霞与高普宾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从2012年到2013年期间，徐美霞分五次给高普宾指定帐户打款人民币281.3万元，剩余尾款正准备一次付清时获悉高普宾涉嫌诈骗被刑拘，付款中止。2014年到2016年期间，徐美霞及其代理人多次去华宸公司处主张权利。华宸公司单位领导答复并承诺：待高普宾刑案结束后就给你们赔偿。但时至今日徐美霞没有得到分文，经济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徐美霞认缴280余万元信托资金的事实客观存在，在签署转让申请和信托合同的时候，高普宾是华宸公司单位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信托合同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中，华宸公司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高普宾已触犯刑律，徐美霞的经济损失系华宸公司疏于监管造成，华宸公司应承担返还信托资金和相应收益的义务。
华宸公司辩称，一、徐美霞与华宸公司之间没有信托合同关系。本案涉及的高普宾签章系伪造，且徐美霞没有与华宸公司订立合同的合意，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高普宾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高普宾并不是华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在的信托资产部仅负责信托项目的跟踪管理、信托计划的清算、档案管理等事项。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其他工作人员与法人之间的关系是代理关系，高普宾从事的行为没有授权。结合刑事案件笔录，张米军与高普宾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关系，资金往来频繁。张米军委托的徐美霞并非偶然进入华宸公司的工作场所，徐美霞是基于对高普宾的还款能力产生信赖，对高普宾办理了借款业务。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后果应当由徐美霞及高普宾个人承担。二、徐美霞存在追逐不合理高息利益的情形，高普宾不具备履行职责的外观，且徐美霞存在重大过错。徐美霞的损失是由于轻信高普宾，未按规定办理业务导致，华宸公司没有明显过错，不存在用人不当，相关的损失应当由徐美霞及高普宾承担。本案中，徐美霞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没有合理审查转让人签订的信托合同、缴款收据和付款凭证。受益人转让信托收益权时，受益人应与受让人签订受托转让合同，转让协议作为原信托合同附件。徐美霞在认购风险说明书中有签字，提到了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等文件。徐美霞依据其持有的信托合同，应当知道相关条款，并且应按照合同办理业务，核实转让人身份及转让人持有的信托合同。徐美霞办理信托手续过程与其自身持有的合同约定流程及业务习惯并不一致。徐美霞所受让的产品为华宸·金诚（1105）号-乌兰察布市保障房特定资产收益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Ⅱ期两年期产品，期限应自2011年11月16日至2013年10月24日，在真实的信托产品已经完成兑付本金及收益的情况下，张米军、徐美霞不但没有要求高普宾偿还欠付款项，反而在未清偿到期款项及不能提供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继续在2013年11月21日、2013年12月31日向高普宾付款，明显违背常理，对自己的损失有重大过失。三、徐美霞的损失中有140万是在所谓的信托合同签订之前，借款给高普宾的，是抵顶他应该付给高普宾的信托转让价格，借款行为是形成于所谓的信托合同诈骗之前，与其他案件中受害人是因为信托合同而直接支付款项是不同的，不认可140万元属于徐美霞直接损失，只能是与高普宾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2012年9月17日张米军委托徐美霞到高普宾处办理虚假转让业务，徐美霞证据仅能证明当日向高普宾账户转让90万元，即与本案所涉信托合同存在关联的实际损失上限为90万元。后面有50万元是在信托合同里面约定的信托计划到期的情况下支付给高普宾的转让价款，明显不合乎常理，这50万元可以证明徐美霞有很大的过错。本案利息损失并非必然产生的损失，徐美霞所称其与高普宾约定以前期付款项抵顶信托受益权转让款，2013年11月及2013年12月给付高普宾款项是偿还信托合同转让欠付款没有证据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徐美霞提交了资金信托合同、信托资金缴款收据、高普宾工作名片、转让申请书、打款回执5张、内慧眼司鉴所[2014]文鉴字第32号鉴定意见书。华宸公司对高普宾工作名片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
华宸公司提交了（2015）呼刑二初字第00003号刑事判决书、内慧眼司鉴所[2014]文鉴字第32号鉴定意见书、信托受益权转让流程图、认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流程图、华宸公司关于部门职责及业务相关规定、华宸·金诚（1105）号-乌兰察布市保障房特定资产收益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Ⅱ期成立公告、本金兑付及受益分配公告、信托资金清算报告、张米军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2016）内01民终37号民事判决书。徐美霞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问题不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17日，徐美霞受张米军委托通过案外人高普宾以转让信托受益权形式，与高普宾签订信托转让申请书，随后签订相对方为华宸公司的资金信托合同，并于当日向高普宾账户打款90万元；后于2013年11月21日向高普宾账户打款30万元；于2013年12月31日向高普宾账户打款20万元。
2014年5月13日，委托徐美霞签订涉案合同的张米军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3月份高普宾向其借款141万元，到2012年9月份催告高普宾还钱后，高普宾提出无法偿还但可以转让手中的涉案信托合同理财产品，张米军同意后由徐美霞于2012年9月7日签订了上述信托合同，此后向高普宾汇款共计140万元。根据在案证据及张米军陈述，徐美霞签署信托合同之前汇款情况为，2012年3月13日向高普宾汇款46.3万元，2012年年3月16日向高普宾汇款95万元，
共计141.3万元。
另查明，2015年2月5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对高普宾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一案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呼刑二初字第00003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诈骗罪部分，案外人高普宾利用管理华宸公司空白合同的工作便利，私刻华宸公司印章，伙同他人私自打印华宸公司空白资金缴款收据，并以他人为信托受益人名义，伪造华宸公司资金信托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转让申请书，以信托受益人转让或者抵押信托产品为由，运用该方法先后骗取被害人李强、李利仙、陈晓平等22人人民币共计7558.7万元，其中2012年9月至2013年12月骗取徐美霞委托人张米军人民币280万元。案外人高普宾因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判决现已生效。对于刑事退赔，徐美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米军在2017年1月10日本院工作笔录中表示，民事案件支持的部分在刑事退赔中不再主张。
又查明，2014年7月25日，内蒙古慧眼司法鉴定所就涉及受害人徐美霞相关印章，作出内慧眼司鉴所[2014]文鉴字第32号文书鉴定，认定部分印章与鉴定样本一致，具体为：标称时间2012年9月27日资金信托合同第3页盖印的”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第18页盖印的”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为NO：20093353的信托资金缴款收据盖印的”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业务专用章”；标称时间2012年9月17日《转让申请》盖印的”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业务专用章”。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美霞要求华宸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81.3万元及信托受益618，86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涉及的请求权基础问题。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可能同时产生两个法律关系，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中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徐美霞虽主张与华宸公司签订过信托合同，但在诉讼请求中未要求华宸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是要求华宸公司因其疏于监管过错承担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该项请求权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属当事人自由行使选择权利。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故本案应从徐美霞主张的侵权请求权是否成立，华宸公司应否承担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分析和判断。
关于徐美霞向华宸公司提出赔偿其损失的侵权请求权问题。2012年9月17日，徐美霞受张米军委托与高普宾签订信托转让申请书，并签订相对方为华宸公司的资金信托合同，随后向高普宾汇款共计140万元。对于上述行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呼刑二初字第00003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认定高普宾利用管理华宸公司空白合同的工作便利，私刻华宸公司印章，伙同他人私自打印华宸公司空白资金缴款收据，并以他人为信托受益人名义，伪造华宸公司资金信托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转让申请书，以信托受益人转让或者抵押信托产品为由，运用该方法对徐美霞的委托人张米军等人实施诈骗行为。高普宾因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普宾系原华宸公司员工，利用管理华宸公司空白合同的工作便利，持有加盖华宸公司真实公章的合同，又私刻华宸公司其他印章，在华宸公司办公地点，与徐美霞办理信托转让事宜，与徐美霞签订信托合同并造成徐美霞巨大经济损失。在此过程中，华宸公司作为专业从事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当设立严格的风险管控制度，尤其应对单位公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进行审慎管理，高普宾之所以能够利用华宸公司盖有真实公章的合同实施犯罪行为，与华宸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公司人员监管不力密不可分，故华宸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应依法对徐美霞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徐美霞提出侵权请求权具有法律依据。
关于华宸公司和徐美霞对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损害赔偿原则是填补原则，赔偿责任的承担应以实际损害为限，划分本案民事责任应以确定实际损失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徐美霞受张米军委托与华宸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9月17日，徐美霞主张的部分款项发生在该合同签订日之前，具体为：2012年3月13日向高普宾汇款46.3万元，2012年年3月16日向高普宾汇款95万元，共计141.3万元；部分款项发生在合同签订当日及之后，具体为：当日向高普宾账户打款90万元；后于2013年11月21日向高普宾账户打款30万元；于2013年12月31日向高普宾账户打款20万元，共计140万元。本院认为，徐美霞以华宸公司对高普宾利用华宸公司信托合同及公章实施犯罪行为有过错为由，要求华宸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但在徐美霞与高普宾签订信托合同之前，徐美霞的委托人张米军就曾先行汇款141.3万元，且张米军自认该笔款项为高普宾借款，徐美霞就该部分款项向华宸公司主张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徐美霞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部分款项的发生与华宸公司的监管过错存在因果关系，不应认定为与本案侵权责任相关的实际损失。对于徐美霞与高普宾签订信托合同之后，又向高普宾汇款的140万元。该部分费用的产生与高普宾利用加盖有华宸公司真实公章合同，以转让信托合同受益权的形式实施犯罪行为存在关联，对该部分款项应认定为与本案侵权责任相关的实际损失。华宸公司虽提出其中50万元是徐美霞签订信托合同涉及项目兑付完毕后发生，汇款人张米军没有核实该情况对该部分损失有重大过错，不予承担责任的主张。但该部分损失是在徐美霞签订信托合同之后发生，且涉案合同上加盖有华宸公司真实公章，即便徐美霞在真实信托产品完成兑付之后仍进行汇款存有过错，也应对责任分配产生影响，华宸公司以此否定该部分款项为本案实际损失的性质并主张不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涉案140万元的实际损失，华宸公司和徐美霞均存有过错，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前所述，华宸公司对其原职员高普宾利用单位公章及加盖有真实公章的合同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犯罪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徐美霞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华宸公司应当依法对徐美霞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徐美霞对本案损失的产生亦具有一定过错，应对该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具体理由为：一、徐美霞在签订信托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徐美霞签订的信托合同对信托受益权转让程序有明确约定，信托合同第十四条14.4项信托受益权转让程序部分载明，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应持信托合同及受益人身份证明文件与受让人共同到受托人处办理转让登记。如同时变更受益人账户，须双方共同到资金代理处收付机构办理受益人账户变更手续。未办理转让手续的，不得对抗受托人。徐美霞与高普宾签订转让协议时，未能核实转让人与华宸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信托合同关系；且徐美霞对高普宾私刻华宸公司部分印章及持有合同的真实性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审查，以上内容均有异于通常情形下受益权转让程序和业务流程。二、徐美霞签订信托合同是受张米军委托进行，张米军在未收回已发生借款的情况下，为收回借款仍与高普宾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并在徐美霞签订合同后又向高普宾汇款140万元，徐美霞及其汇款人张米军对其经济损失的产生存有一定过错。同时，华宸公司对信托合同及公章管理不善，致高普宾得以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客观存在，徐美霞签订的信托合同相对方又为华宸公司，且合同上加盖有华宸公司单位公章及合同专用章等真实公章，故华宸公司应对徐美霞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徐美霞的过错可以减轻而不能免除华宸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据本案查明事实，华宸公司应对徐美霞经济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承担本案经济损失70%的责任；徐美霞对其经济损失也负有一定过错责任，应分担本案经济损失30%的责任。具体经济损失数额方面，徐美霞签订信托合同后共计支出140万元，应以此确定双方民事责任的承担范围。华宸公司应按责任比例向徐美霞赔偿经济损失98万元=140万元×70%；徐美霞自行承担经济损失42万元=140万元×30%。
关于徐美霞主张的信托本金之外的收益损失。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填补原则，赔偿责任的承担以实际损害为限。本案中，徐美霞签订信托合同产生的实际损失应确定为前文计算的140万元，双方责任亦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划分和认定。徐美霞主张的收益损失是其预期取得利益，不应认定为本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对于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华宸公司提出委托徐美霞签订涉案合同的张米军与高普宾存在多笔借款关系，高普宾不具有履行职责的形式外观，即使华宸公司存在用人不当的过错也与徐美霞损失没有因果关系，华宸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2015年12月2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呼刑二初字第00003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载明：高普宾利用管理华宸公司空白合同的工作便利，私刻华宸公司印章，以信托受益人转让或者抵押信托产品为由骗取李强、李利仙、陈晓平等22人共计7558.7万元。该事实认定过程中，经鉴定机构鉴定，徐美霞持有的信托合同中加盖有华宸公司部分真实印章，包括”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等。华宸公司作为以开展各类信托业务为经营内容的专业机构，应当坚持谨慎、有效的管理原则，妥善保管公司印章与合同，其原职员高普宾之所以得以利用空白合同实施犯罪行为，与华宸公司机制不全、管理失当和用人失察客观上存在关联。徐美霞在华宸公司办公场所签订信托合同，接待人员高普宾又具有华宸公司员工身份，其持有的信托合同为格式合同且加盖有真实公章，故华宸公司的过错行为与徐美霞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项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华宸公司与徐美霞应按照各自过错对本案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责任，华宸公司按70%的责任比例向徐美霞赔偿经济损失98万元=140万元×70%；徐美霞按30%的责任比例自行承担经济损失42万元=140万元×3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付徐美霞经济损失98万元；
二、驳回徐美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255元，由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782元，由徐美霞负担24，4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丽萍
代理审判员 刘常欣
人民陪审员 乌日娜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马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