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7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匡岳。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云方。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葛图鹏，浙江海贸（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岭市兴鸿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岭市太平街道中华路458号（温岭市明都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11楼1118室）。
法定代表人：王耀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郭一庭，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住所地：温岭市太平街道东辉路***号。
负责人：葛世龙，该支行行长。
原审第三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路**号锦屏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陈于玲，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陈匡岳、林云方为与被上诉人温岭市兴鸿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鸿清运），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以下简称温岭建行）、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3）台温商初字第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匡岳、林云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葛图鹏及被上诉人兴鸿清运的委托代理人郭一庭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温岭建行和中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25日，被告与温岭建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以自己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301室的房屋财产作为抵押物，为第三人中博公司在2012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向第三人温岭建行举债最高限额3059万元内提供担保。2012年5月30日，第三人中博公司与第三人温岭建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667152123020120131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30日起至2013年5月29日。2013年8月7日，第三人温岭建行、中博公司与原告兴鸿清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第三人中博公司尚欠第三人温岭建行的20052888.89元债权及其项下的最高额抵押权利一并转让给原告，并将该债权转让协议书邮寄送达两被告。2013年8月7日，原告兴鸿清运通过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转账给第三人中博公司20052888.89元的方式向第三人温岭建行偿还了上述债务。
原告兴鸿清运于2013年9月29日，以原告受让温岭建行所享有的中博公司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52888.89元，该借款所设定的抵押权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权益也一并转让给原告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原告于2013年8月7日受让第三人温岭建行对被告的抵押债权合法有效；二、拍卖或变卖被告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30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号：温房权证大溪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温国用（2009）字第g04722号】财产，并以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优先偿还原告受让之债权。
被告陈匡岳、林云方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一、中博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向温岭建行所借的2005万元借款本息早已清偿，中博公司不存在拖欠温岭建行借款的事实。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发生于2012年5月30日，本金为2005万元，到期日为2013年5月29日，在到期后温岭建行从未到被告处催讨，中博公司的企业征信也未出现过不良记录，可见该笔借款早已清偿。且逾期之后，中博公司在温岭建行的账户也有存款，温岭建行可以自行扣除，债权本金也应远低于2000万元。二、债权转让协议书系三方串通、恶意伪造的产物，与其它证据不能形成不效的证据链，该协议所体现的内容实质为“债务担保关系”，不符合债权抵押权转让的有效条件。理由：1、即使中博公司真实欠温岭建行贷款，该欠款也与中博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所借的2005万元本息无任何关联。该协议书所约定的标的物为2000万元贷款及利息52888.89元，当中未列明转让的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借款日期、借款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方式与担保人名称等，明显与原告证据6中提供的借款合同没有关联，两者的借款本金不相符，利息金额也不相符。2、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办理明确规定，抵押权可以随债权转让。抵押权转让时应当签订抵押权转让合同，并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原告与两个第三人并未签订抵押权转让合同并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故该抵押权转让无效。两被告也从未接到过温岭建行的催款通知或债权转让通知书，因此存在程序瑕疵。三、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任何公司所应遵守公序良俗基本原则，应认定为无效合同。1、中博公司是温岭建行的大客户，2013年8月7日，温岭建行对中博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也不仅仅为2000万元。被告与温岭建行所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所约定的最高额抵押额为3059万元，约定的抵押期间为2012年5月25日至2019年5月24日，被告为中博公司向温岭建行所提供的抵押担保的范围涵盖了双方设立抵押登记以来中博公司与温岭建行所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除本案所涉金额之外，截止目前为止，被告应还为中博公司向温岭建行另外近一千万元的借款提供着抵押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明确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同时该法第二百零六条对最高额抵押合同债权人债权确定的情形列举了六类。然而，本案温岭建行与被告之间的情形明显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条应视为债权确定的情况，温岭建行此次任意分割债权及抵押权进行擅自且不公开转让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也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第648号）的有关精神。因此，该协议属无效合同。2、中博公司资金充足，在温岭建行也有存款，如果温岭建行在中博公司有存款而不予扣还，或有存款而归还了其他款项，作为强势方的温岭建行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利后果也不应由处于弱势方的被告来承担。本案原告作为主营垃圾处理的公司，系注册资金仅100万元的今年新注册的新公司，有何能力或必要花2000余万元巨资平价收购不可能带来收益的银行“不良资产”。另外，即使原告受让了债权，原告放弃向真正有实力的债务人即中博公司主张债权而舍近求远直接起诉被告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行为也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在被告向法院申请中博公司为被告后，原告方依旧坚持仅同意法院追加其为第三人，而不愿意向其主张任何权利。综上，本案原告与中博公司、温岭建行进行恶意串通，而原告所划转2000余万元资金的实际所有人也是中博公司。因此，原告及两个第三人的行为明显有悖于公序良俗原则，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应视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四、被告认为，本案原告涉嫌违法犯罪，法院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移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被告认为，原告采取虚构事实等手段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行为已损害了被告的财产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请法院本着审慎原则查清事实，依法处置。
第三人温岭建行、中博公司在原审中未作陈述。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中博公司与温岭建行于2012年5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借款2005万元及利息是由中博公司偿还的还是兴鸿清运代偿的。二、温岭建行、兴鸿清运、中博公司于2013年8月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有无效力及原告是否有权对被告的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原告主张，一、原告在2013年8月7日与温岭建行、中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之后，根据温岭建行要求将20052888.89元汇入中博公司在温岭建行的账户，所以2012年5月30日第三人中博公司向温岭建行的借款已经由原告代为清偿。二、温岭建行、兴鸿清运、中博公司于2013年8月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并原告已将债权转让的协议以邮政快递的方式送达两被告。被告主张，一、2012年5月30日中博公司向温岭建行所借的2005万元本息均已由中博公司自行付清，不存在由原告代偿的事实，现原告主张的款项是2000万元的本金及52888.89元利息，利息与本金均与第三人中博公司的借款不相符合。二、温岭建行、兴鸿清运、中博公司于2013年8月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系三方恶意串通，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且被告方至今也没有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且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最高额抵押不得随意分割转让，部分转让的合同无效。
该院认为，关于被告方主张的该合同系三方恶意串通，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协议系三方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且本案中债权转让也未增加被告方、国家、集体或其他第三人的债务承担或利益损失，故对该项抗辩不予以采纳。关于被告方提出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得随意分割转让，部分转让的合同无效的抗辩，在两被告与第三人温岭建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第四条第三款规定：“主合同项下债权转移给第三人的，本合同项下的担保随之转让，甲方应协助乙方及该第三人办理法律所要求的抵押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温岭建行也出具证明证明该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也仅仅为本案转让的债权所担保，并无为其他债权设定抵押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本案中，第三人温岭建行与被告另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主债权转让，其项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也随之转让，故对被告该项主张也不予以采纳。至于被告主张2012年5月30日中博公司向温岭建行所借的2005万元本息均已由中博公司自行付清，不存在由原告代偿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提举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组成了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原告在2013年8月7日与温岭建行、中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之后，根据第三人温岭建行的要求将20052888.89元款项先行汇到第三人中博公司的账号，再由中博公司偿还给温岭建行的事实，故对于被告的主张不予以采纳。
该院认为，温岭建行、兴鸿清运、中博公司于2013年8月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系三方自愿签订，内容合法，依法应认定有效。两被告以自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301室（房产证号：温房权证大溪字第××号，土地证号：温国用（2009）字第g047**号）为其向第三人温岭建行借款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温岭建行在3059万元的最高限额内有权对该抵押物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现第三人温岭建行已将主债权转让给原告兴鸿清运，其项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也随之转让，故原告在3059万元的最高限额内有权对该抵押物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现原告自愿要求在20052888.89元的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院予以许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判决：一、2013年8月7日原告温岭市兴鸿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二、原告温岭市兴鸿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对被告陈匡岳、林云方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30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号：温房权证大溪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温国用（2009）字第g04722号】房屋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在20052888.89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800元，由被告陈匡岳、林云方负担。
上诉人陈匡岳、林云方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综合认定：“2012年5月30日，原审两第三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667152123020120131的本金为2005万元的借款，在2013年8月7日已由原告在受让偿债后进行了代偿”，这是极其荒谬的。首先，2012年5月30日由温岭建行所发放的2005万元本金的贷款到期日为2013年5月29日，该笔贷款早已还清。其次，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7日划付的20052888.89元款项系用于归还中博公司于2013年4月3日所借的2000万元本息，该笔借款合同编号为667135123020130146，而上诉人为中博公司所担保的发生在2012年5月30日的本金为2005万元的借款合同编号为667152123020120131。而一审法院何以认定被上诉人在2013年8月7日代中博公司偿还了2012年5月30日所借的2005万元本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虽然上诉人与温岭建行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期间为2012年5月25日至2019年5月24日，最高限额为3059万元，但依据被上诉人递交给原审法院的补充证据（2013年12月11日温岭建行出具的“证明”）中显示，温岭建行已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上诉人所担保的债务为2012年5月30日中博公司所借的2005万元，该“证明”系温岭建行作为权利人对其权利的处分。被上诉人作为本案的原告要求处置上诉人的抵押物，应举证证明其所受让的债权系由上诉人为中博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债权（即是发生在2012年5月30日的2005万元的本息），但从原审法院向温岭建行调取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放款帐卡明细表”反而直接证明了被上诉人所受让的债权实为中博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向温岭建行所借的2000万元借款本息，该笔借款与上诉人不存在抵押担保关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兴鸿清运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兴鸿清运答辩称：被上诉人举证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债权转让的义务及通知的义务，被上诉人认为，受让的抵押债权合法有效，该证据链已经形成。而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受让的债权到底是哪一笔债权，无非就是为了不承担担保责任，因为上诉人提供的担保期限是自2012年5月25日至2019年5月24日，只要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债权，上诉人都要承担担保责任，并且本案的债权转让不会增加上诉人的任何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7日受让温岭建行对上诉人的抵押权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陈匡岳、林云方申请本院向温岭建行调取了2012年5月30日2005万元借款的放款账卡明细表。
上诉人认为：该证据证明中博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向温岭建行的借款2005万元，已经在2013年4月份由中博公司自行清偿，故不存在2013年8月7日再将该笔借款转让的事实。
被上诉人兴鸿清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坚持刚才的答辩意见，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是2012年至2019年，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受让的债权，上诉人均要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编号为667135123020130146的借款合同一份，证据来源于温岭建行，证明被上诉人实际受让的债权是这笔2000万元的借款本金，该笔借款也是在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的。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合同是温岭建行的格式合同，也不是原件。根据银行的做法，在借款合同19页的其他约定事项部分，有关该合同项下债权有哪些担保，该部分应有借款人的印章，而该份合同是没有的，不能以此来反证该笔借款也由两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申请本院向温岭建行调取的放款账卡明细表，能够证明2012年5月30日中博公司向温岭建行的2005万元借款，已由中博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归还给温岭建行。被上诉人提供的编号为667135123020130146的借款合同，来源于温岭建行，且加盖了温岭建行的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定，并且，该合同约定了合同项下的债权在上诉人与温岭建行签订的编号为66713592502012021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内。因此，本院对以上两份证据均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5日，上诉人林云方、陈匡岳与温岭建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66713592502012021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两上诉人以自己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301室的房屋财产作为抵押物，为原审第三人中博公司在2012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向原审第三人温岭建行举债最高限额3059万元内提供担保。2012年5月30日，原审第三人中博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温岭建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667152123020120131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30日起至2013年5月29日。2013年4月2日，中博公司归还了该笔借款本息。2013年4月3日，中博公司又与温岭建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667135123020130146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3年4月3日起至2013年10月2日。2013年8月7日，温岭建行、中博公司与被上诉人兴鸿清运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中博公司尚欠温岭建行的20052888.89元债权及其项下的最高额抵押权利一并转让给被上诉人兴鸿清运，并将该债权转让协议书邮寄送达两上诉人。2013年8月7日，被上诉人兴鸿清运通过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转账给原审第三人中博公司20052888.89元的方式向原审第三人温岭建行偿还了上述债务。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二审期间向温岭建行调取的放款帐卡明细表，以及被上诉人兴鸿清运提供的合同编号为667135123020130146的借款合同，能够证明2013年8月7日兴鸿清运受让温岭建行对中博公司2000万元借款及利息52888.89元合计20052888.89元的债权，就是中博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向温岭建行所借的2000万元本金这笔借款。原审法院将中博公司在债权转让前已经归还给温岭建行的前一笔2005万元借款，认定为是兴鸿清运受让的债权，明显错误。上诉人林云方、陈匡岳与温岭建行签订的编号为66713592502012021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两上诉人以自己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大溪镇大石路331号云锦花园1幢301室的房屋财产作为抵押物，为中博公司在2012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向原审第三人温岭建行举债最高限额3059万元内提供担保。被上诉人受让的20052888.89元的债权系中博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向温岭建行所借，属于两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期间及抵押担保限额内，并且借款合同中亦约定，该合同项下的债权在编号为66713592502012021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之内，二者相互印证，证明2013年4月3日的2000万元借款由两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上诉人和温岭建行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四条第三款中特别约定：“主合同项下债权转移给第三人的，本合同项下的担保随之转让。”据此，被上诉人作为债权的受让人，依法对两上诉人的担保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上诉人称温岭建行于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证明”，确定上诉人所担保的债务为2012年5月30日中博公司所借的2005万元，因此，中博公司在2013年4月3日向温岭建行所借的2000万元本息与上诉人不存在抵押担保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温岭建行作为债权的转让一方，当债权的受让方与原担保方就转让债权的抵押问题发生纠纷，且尚在法院诉讼阶段，作出与原始书证相矛盾且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影响的所谓“证明”，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了两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的期间为2012年5月25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借款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合同项下的债权在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之内；《债权转让协议书》也明确约定了该借款所设定的抵押权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权益也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这三份书证均能够证明转让的2000万元借款属于两上诉人的抵押担保范围内。故温岭建行将两上诉人的抵押担保范围仅限定为2012年5月30日中博公司所借的2005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以此主张其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由上诉人陈匡岳、林云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代理审判员 王晓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