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6行终3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星喜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岭西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旋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莫春娇，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宝柔，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85号。
法定代表人黄丽意，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志强，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邓日科，广东法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大菊，女，住四川省武胜县。
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星喜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喜纺织公司）因诉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海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行初84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大菊于2015年11月11日19时40分左右，在星喜纺织公司车间进行挂布工作时，被一块铁皮掉入左眼受伤，后经佛山市中医院诊断为：左眼球穿通伤、左眼角膜裂伤、左眼虹膜嵌顿、左眼外伤性白内障。2016年5月20日，黄大菊向南海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同日决定受理，并于同年6月1日向星喜纺织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该司就黄大菊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举证，星喜纺织公司于当日签收了该举证通知书，但在举证期间没有向南海人社局进行举证。星喜纺织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向南海人社局出具证明“我单位员工黄**，身份号码为：，职务：后勤助理，联系电话：135××××2782，作为证明黄大菊工伤认定申请的证明人。”该证明上有黄**的签名确认，并加盖星喜纺织公司的公章。同日，星喜纺织公司另出具证明一份“兹有黄大菊，身份证号码：，性别：女，于2015年2月28日进入佛山市南海区星喜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从事挂布工工作。”南海人社局经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后，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黄大菊受到的上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认定工伤。上述决定书于同年6月22日、30日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星喜纺织公司不服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并责令南海人社局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的规定，南海人社局作为区一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本辖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调查处理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职权。在程序方面，南海人社局受理黄大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星喜纺织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向南海人社局提交有关书面证据材料或派员至南海人社局处陈述有关情况，并对黄大菊受伤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后在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程序合法。本案中，诉讼各方当事人对黄大菊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焦点为黄大菊是否是星喜纺织公司的员工，南海人社局所作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否合法？从本案的证据材料来看，星喜纺织公司根据南海人社局对其后勤管理人员黄**所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中的问题“黄大菊何时进入佛山市南海区岭西丝绸印染厂工作”，认为黄大菊是佛山市南海区岭西丝绸印染厂的员工，而不是星喜纺织公司的员工。但是从证据的效力以及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来看，南海人社局对黄大菊所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及2016年5月17日星喜纺织公司及黄**出具的两份证明可证实黄大菊是星喜纺织公司员工，因此南海人社局在庭审中陈述其对黄永祺上述笔录中的关于“佛山市南海区岭西丝绸印染厂”是笔误，而且佛山市南海区岭西丝绸印染厂几个字的字体、字号大小与调查笔录的其他内容有明显的差异，故南海人社局关于其为笔误的陈述是合理的。退一步来讲，如果黄大菊不是星喜纺织公司的员工，该司在南海人社局向其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时应向该局提出举证或答辩，或派员至该局陈述情况，但星喜纺织公司收到《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没有提出任何答辩和陈述，亦没有派员陈述情况。因此，南海人社局根据其对黄大菊、黄**所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两份证明、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病案首页、疾病诊断证明书等证据认定上述事实，应予以确认。南海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作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对黄大菊受伤认定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星喜纺织公司请求撤销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星喜纺织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星喜纺织公司负担。
上诉人星喜纺织公司不服原判，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对黄**的询问笔录中关于岭西印染厂的记载并非笔误，且该单位在原审第三人填写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保证书中也出现。其次，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第三人在调查笔录中自述的入职上诉人处的时间与其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填写的入职之间矛盾；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调查时直接问其何时入职上诉人处，而非询问其在何单位工作，存在诱导性和倾向性；被上诉人对黄永祺的询问笔录中其陈述原审第三人于2015年2月入职岭西印染厂工作，原审第三人签名确认的单位地址也是岭西印染厂内；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明没有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签名，不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是上诉人员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和被上诉人作出的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被上诉人南海人社局答辩称：南海人社局所作的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不影响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上诉人已出具证明证实原审第三人在其处从事挂布工作，上诉人指派的证明人黄**也陈述原审第三人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对此从未提出异议，现在否认其与原审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黄大菊答辩称：一审法院对黄**的笔录中关于岭西印染厂的记载是笔误的认定正确。首先，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通知用人单位调查是有事实依据的，依据的就是原审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中的用人单位星喜纺织公司，事实上也正是星喜纺织公司的后勤主管黄**带着该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和证据接受调查。其次，联系地址和电话保证书中所记载的单位地址岭西印染厂内也正是星喜纺织公司的注册地址。另外，上诉人以其出具的两份证明没有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签名而否认证明效力是罔顾事实和缺乏基本诚信。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其起诉状和上诉状均无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签名，则法院根本不应该受理。第三，原审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表和调查笔录中对入职时间的陈述不一致是其因为文化程度低不识字而找人代写申请出现错误。而且上诉人对入职时间有异议，完全可以提供入职申请表予以证实，其不提供就应承担不利后果。最后，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有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和后勤主管黄**的调查笔录证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南海人社局依法享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和认定的职权，该局经调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佛南人社工〔2016〕27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其职权依据合法，行为程序合法，诉讼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经查，原审第三人黄大菊于2015年11月11日19时40分左右，在上诉人星喜纺织公司车间进行挂布工作时，被一块铁皮掉入左眼受伤，后经佛山市中医院诊断为：左眼球穿通伤、左眼角膜裂伤、左眼虹膜嵌顿、左眼外伤性白内障。该事实有黄大菊、黄永祺的调查笔录以及医院诊断证明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不是其员工，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兹有黄大菊，身份证号码：，性别女，于2015年2月28日进入佛山市南海区星喜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从事挂布工工作。”以及上诉人的后勤管理人员黄**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黄大菊于2015年2月份进入我单位工作，从事挂布工作至今。”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黄大菊是上诉人单位的员工，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上诉人否认该事实的相关主张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基于上述事实，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认定原审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星喜纺织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刚
审 判 员 潘华容
代理审判员 王 慧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圣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