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7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大根，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绪娥，女,196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1，男，200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付某1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2，女，200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付某2父亲。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菊雄、刘宏辉，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新世纪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项智东，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金能伟，浙江新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旅游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乾民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10月25日12时30分许，受害人付某3与王某夫妇驾驶山地自行车从三都方向进入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绿道骑行。13时55分左右骑行至绿道傅家坞驿站陵山脚地段时，王某靠江边骑行，受害人付某3靠山边逆向骑行，受害人付某3在骑行至转弯下坡坡底、桥头未到处连人带车坠入路沟受伤，后送至医院抢救，于2015年10月29日23时25分抢救无效死亡。受害人付某3所骑山地车系从他人处借来，骑行时其未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设施。事发地绿道属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和整饬，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免费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因地处富春江森林公园，划归富春江旅游公司管理。富春江旅游公司在沿途已经设置了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方门的绿道入口处有“本绿道路窄、坡多、弯急，请游客谨慎慢行”等警示提示，从该入口至事发地多处设置有10公里限速牌和“减速慢行”的慢行提示警示标志，事发路段斜坡坡顶也设置了“前方事故多发地段”的警示牌和双向通行的提示牌。事发路段宽3米余，事发地位于该路段下坡尾段，路面宽约6-8米。事发路段两侧当时未安装防护网。另查明，王某系受害人付某3的配偶，付大根、陈绪娥系其父母，付某1、付某2系其儿女。
经审核，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39771.56元；误工费4783元；住院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50元/天计算为250元；丧葬费25859.5元（按2015年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年工资51719元计算六个月）；死亡赔偿金874280元（按201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14元/年×20年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320047.83元（付某1、付某2计算至其18周岁时止，按201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661元/年×22年÷2人+28661元/年×4/12年÷2人计算）；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受伤住院及陪护人员的实际需要酌情确定为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5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15791.89元。
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原审诉讼请求：富春江旅游公司赔偿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644210.56元（其中：医疗费39771.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误工费4783元、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8742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30542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丧葬费32334元）。
原审法院认为，绿道是沿着滨水地带、山脊、林带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以绿化为特征、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事发地绿道属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和整饬，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免费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公益性基础设施，并非营利性场所，故有别于景区和其他公益性的公园。受害人付某3进入该绿道骑行也是免费的，故其与绿道的管理人间未建立旅游合同关系，因此，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由富春江旅游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不适合；其次，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其管理的特定场所内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所负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保护义务。根据前述分析，绿道也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所指的特定场所，故对绿道的管理行为，不受此规范的约束和调整；再次，富春江旅游公司作为绿道的公益管理者，在沿途已经设置了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提示进入者慢行和注意安全，已经尽到安全提示义务，且对富春江旅游公司苛以过高的警示注意义务和要求其提供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也于法无据。同时，危险发生后，富春江旅游公司也尽其所能地提供了救助。现也无证据表明事发路段的道路违反相关设计规范。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富春江旅游公司的行为存在过错；最后，受害人付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进入慢行绿道看到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明知骑行山地车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逆向骑行从他人处借来的山地车，并没有佩戴头盔等任何安全防护装备，致使惨剧发生。同时，事发路段的路况，不管从弯度、坡度还是路面的宽度等来看，均没有违反《公园设计规范》等相关要求，且事发地段已处于下坡的坡底，路面平坦宽阔，如果不是骑行者的车速太快或者骑行者发生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致使车辆失控，不会发生摔倒或翻车事故。因此，出现此次意外，责任在于受害人付某3。综上，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付某3与富春江旅游公司建立旅游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富春江旅游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故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22元，减半收取4311元，由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负担。
上诉人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沿途已经设置了一系列安全警示标志，已经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因事故发生路段是上坡紧接着下坡的急转弯道路，路边是高达2.2米、填满乱石的沟壑，位置极为隐蔽，将此路段设置为骑行路线本身即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事故发生路段周边仅有一个“前方事故多发地段”的提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路况的标识且未安装防护栏等保护装置与提醒危险的明确标识，导致受害人付某3因无法预见骑行路线的危险而摔伤致死。正是被上诉人疏于管理，应当预见可能发生意外事故但是没有预见，且未及时采取作为公园管理者应当作为的应急防护措施才导致了惨剧的发生。事发后，被上诉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该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与自己管理疏忽，紧急安装了防护栏以及危险提示语。但是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就认定其已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有失偏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在管理上存在巨大的漏洞，未尽到合理的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认为“事发地绿道并非营利性场所，故有别于景区和其他公益性的公园，受害人付某3进入该绿道骑行也是免费的，故其与绿道的管理人间未建立旅游合同关系，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公园免费开放，但其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不能免除。事发地绿道位于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内，属于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免费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公益性基础设施，是浙江建德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与有偿服务一样，同样需要服务提供方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管理方不仅不能因免费而弱化管理或让服务打折，还应比原来做得更好。其次，公园免费不能免责任还是由法律决定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来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同样不能有瑕疵。在免费的公园内发生事故，如果与公园方面管理上的疏漏或过错有关，公园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称的旅游纠纷，是指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之间因旅游发生的合同纠纷或者侵权纠纷。“旅游经营者”是指以自己的名义经营旅游业务，向公众提供旅游服务的人。由此可见，旅游场所是否收费、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是否建立合同关系并不影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本起案件中，被上诉人作为事发地绿道的管理者、经营者，理应承担安保义务，不能因为公园的免费而免除其侵权责任，因此，上诉人应当获得相应份额的赔偿。三、原审法院认为“如果不是骑行者的车速太快或者骑行者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致使车辆失控，不会发生摔倒或翻车事故，因此，出现此次意外，责任在于受害人付某3”，作出此判断证据不足。首先，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事发时受害人付金风车速过快、或者自行车有质量问题，但是事故发生路段是急转弯道路，且周边是高达2.2米、填满乱石的沟壑是客观事实，事故路段仅有一个“前方事故多发地段”的提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路况的标识且未安装防护栏等保护装置与提醒危险的明确标识，纵使受害人付金风与爱人王某有过多次骑行经验，也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急转弯且无法预料危险路段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其次，根据公平责任原则，在权衡受害人付金风以及被上诉人双方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被上诉人亦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各项损失:医疗费39771.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丧葬费32334元、误工费4783元、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8742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305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共计1644210.56元。
被上诉人富春江旅游公司辩称：一、案发绿道系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系公益性基础设施，非营利场所，有别于景区和其他公益性公园。付某3系借用他人山地自行车免费进入该绿道骑行，未与被上诉人建立旅游合同关系。双方关系不适用旅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被上诉人对绿道管理并非侵权责任法第37条之管理，况且从一审出具的证据和查明事实可见，被上诉人作为绿道的公益管理人，设置了相应的警示设施。危险发生后也尽其所能提供了救助，且绿道的设计也无违反相关标准值情形，故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和过错。本案系付某3单方过错造成的不幸事件，被上诉人虽深表同情，但依法实难赔偿。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二审提供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欲证明原审判决未对相关事实予以查清。
被上诉人富春江旅游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一审中上诉人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或自行进行举证，故上述证据不符合二审新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材料有关部门有无收到，无法进行核实；申请单与本案也无关，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均不予认可。本院审核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其向相关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本案事实不清的主张，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事发地绿道是杭州市三江两岸绿道的组成部分，系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修缮、整饬，供行人、非机动车进入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属于免费开放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根据该绿道的功能属性，有别于一般的公益性公园，更非景区。绿道因地处富春江森林公园，故划归富春江旅游公司管理，行人、非机动车可自由通行，在该绿道行走或骑行的公众与绿道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因案涉绿道有别于景区和其他公益性公园，故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所指的特定场所。即便是公益性管理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也应是一般的合理限度，即社会公众所能预见的范围。被上诉人富春江旅游公司作为案涉绿道的公益管理人，已在沿途设置了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已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事故发生后也及时提供了救助。受害人付某3在进入慢行绿道后应能看到沿途的安全警示标志，且骑行的是从他人处所借的山地车，在经过弯道下坡路段时更应注意自身安全，其仍逆向行驶，导致事故发生，应认为该起意外事故系受害人付某3自身未尽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所致。综上，上诉人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以富春江旅游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富春江旅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22元，由王某、付大根、陈绪娥、付某1、付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