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邯市民再终字第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庆云，男，1926年5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段秀平，男，邯郸电业局退休职工，系王庆云女婿。
上诉人（一审原告）：富荣花，女，193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新维，河北仙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耀增，河北新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修云，男，193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牛秀珍，女，系王修云儿媳。
委托代理人：常友，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段月娥，女，193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巧芹，女，系段月娥女儿。
上诉人王庆云、富荣花与被上诉人王修云、段月娥返还原物、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二日作出（2006）丛民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王庆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作出（2007）邯市民一终字第202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在追加富荣花为本案原告之后，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作出（2006）丛民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王庆云、富荣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作出（2009）邯市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王庆云、富荣花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2010）冀民申字第230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并于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作出（2011）冀民再终字第123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重审。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2012）丛民再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王庆云、富荣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庆云的委托代理人段秀平、上诉人富荣花的委托代理人刘新维、郭耀增，被上诉人王修云的委托代理人牛秀珍、常友，被上诉人段月娥的委托代理人王巧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王庆云、富荣花诉称，两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王修云系原告之弟。1955年原告三兄弟分家，大哥为解放前去世的烈士，独分一院。原告王庆云和被告王修云合分一院，各得房屋7间。1959年，原告王庆云调到天津工作。次年原告富荣花及子女随迁天津。原告王庆云便将其房产7间及各种生活农具及生活用品与自留地暂交被告王修云保管和使用。1996年经政府统一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原告王庆云名下的宅基地长13米，面积185.36平方米，建筑占地66.03平方米，而被告的宅基为18米长。被告将原同走一个东门改为各自分走东西门。2006年8月，原告年老返乡，想回家居住。可两被告拒不腾出原告的宅基和房屋，并强行扣押原告的宅基地使用证。如今，原告只有暂住女儿家中。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停止侵权，将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宅基与房屋交付原告。
一审被告王修云、段月娥辩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1959年原告去天津工作，因其常年在外地工作，无法赡养年老多病的父母，双方商量由被告赡养父母并养老送终。1978年11月8日双方签订协议，原告自愿将自己的房产及物品全部归被告所有，将产业永远归属被告，被告承担父母的生养死葬的义务，父母生前的生活费用和疾病治疗及百年殡葬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并由大队书记等13人签字按手印。协议签订后，被告赡养年迈的父母。1980年、1981年父母去世，被告为父母尽了养老送终的义务。1985年被告翻建堂屋，1986翻建西屋居住至今。翻建房屋时，原告是明知的，20多年无争议。从2006年10月至今，原告多次威胁要强占被告的房产，严重干扰了被告的正常生活。综上所述，被告已按协议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实际占有、使用该房20多年，是房屋的所有权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王庆云与被告王修云系同胞兄弟关系，原告王庆云与富荣花系夫妻关系，被告王修云与段月娥系夫妻关系。原告王庆云有兄弟三人。1955年，原、被告兄弟三人分家。原、被告大哥分得独院一处，原告王庆云和被告王修云合分位于邯郸市五里铺村东西大街北4号巷3号的房屋。原、被告院子从中间分开，原告分得东屋2间、西屋2间、南屋2间、叉子1间，被告分得东屋2间、北屋3间、西屋2间。1959年原告被分配到天津工作。原告称因其在外地工作将其分得的房屋及宅基地等交由被告保管和使用。被告称原告所请求的房屋早已赠与被告，并提交1978年11月8日的协议和原告于1981年2月20日和1983年10月4日写给被告的两封信予以佐证。协议中载明：…因王庆云19**年分配到天津工作离家较远，不能堂前奉养父母大人，由胞弟王修云代为赡养，经夫妻二人商议同意，愿将自己原分的房产旧东屋两间、南屋两间、南厦子壹间、西屋两间等交给胞弟修云永远所有和使用，绝不争执该财产…该协议中有大、小队干部和见证人等13人的签字，但没有原、被告的签字。1981年2月20日原告在写给被告的信中载明：“…关于房子的事、你就该修的修、该盖的盖吧，我在拾年前给你说过给你，你老是有点不放心，请你放心吧。你就大胆的住吧；我说了算的，你看以后要是不好说，你把这封信留着就行了。…”1983年10月4日原告写给被告的信中载明：“…关于盖房子的事，你自己看怎么好，就怎么办，不用与我商议，大队把盖房子的地给你，我就放心了。新给你的地方也好，咱们的老房子也好都是你的了。你看怎么盖就怎么盖。…”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协议没有原告的签字，是虚假的；书信不是协议，只是王庆云的单方意思，不是妻子富荣花的意思表示。
再查明，原、被告父母分别于1980年、1981年去世。被告于1985年、1986年、1996年将五里铺村东西大街北4号巷3号的房产进行了翻建，使房产格局发生了变化。在翻建时，东西均向外进行了扩建，并办理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靠东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被告王修云名下，土地上的附着物为楼房一座和平房1间；靠西东西长13.53米，南北长13.7米，使用面积为185.3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王庆云名下。登记在原告王庆云名下的土地上有北屋5间、西屋2间，一直由被告王修云居住，并保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及土地使用权受法律的保护。本案原告王庆云离开原籍到天津工作，订立协议，将原分家分得的房屋赠与被告。被告保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占有使用房屋多年并改建，原告王庆云、富荣花从未提出异议，可认定该赠与行为有效。关于原告称该院对当时在场人所作调查笔录虚假等问题，该院认为，调查笔录是在被告提交申请后，法院依据被告申请依法进行的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笔录内容，原告的证据亦不能证实其虚假，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原告认为1978年的协议虚假，该院认为，协议虽没有原、被告的签字，但是结合原告王庆云写给被告王修云的书信以及该院对当时在场人调查笔录内容，足以说明协议中将房产赠与被告是客观事实。原告富荣花作为王庆云的妻子，同王庆云共同居住生活，对被告占有、使用、改建房产多年从未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对赠与行为的认可。关于原告称是其出资建房问题，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该主张，故对此亦不采信。综上，该院认为，二原告已将房产赠与被告，且由被告改建，虽建设用地使用证没有改变姓名，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以民事基础来确定登记行为。未改变名称的行为不能对抗生效的确已实际履行的赠与法律关系，也不能影响赠与法律关系的效力。因此二原告要求返还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应予以驳回。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庆云、富荣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二原告负担。
王庆云、富荣花上诉称：⑴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再审理本案，应提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或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审理。⑵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返还原物纠纷和排除妨害纠纷。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政策堵死了被上诉人接受赠与的想法，也从法律的层面上杜绝了双方的赠与行为。也就是说，即使上诉人想把涉案的宅院赠与被上诉人，也是不可能的，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本不能支持这种违法的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1978年11月8日的所谓的赠与协议是无效的。⑶一审法院审理的范围及判决内容不是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一审中对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是否应该腾出上诉人主张的宅基地和房屋未予审理，却审理了赠与行为。⑷2004年9月2日，丛台区国土资源局确权、颁发给王庆云的丛集用字（2004）第B04014号《宅基地使用证》仍然是合法有效的。⑸本案涉及的宅基证和房屋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几个版本的《宅基地使用证》均证明权利人是上诉人。⑹上诉人在1981年、1983年给被上诉人的两封信件，是单方的意思表示，不是双方签字的书面赠与合同，均是指1983年前的房屋和宅基地，不是现在诉争的，王庆云也没有征得共有人富荣花及其子女的同意，也均是无效的。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资助。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1961年生病期间和其两个儿子分别在天津上大学期间，还有平时的资助，都是尽心尽力。⑻2006年10月9日，五里铺村委会和苏曹乡政府司法所曾调解双方的纠纷，当天晚上达成了腾退、使用等方面的协议条款，但是，由于被上诉人次子的阻拦，第二天没有签字。这次调解虽然没有签字，但是，却证明了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那就是被上诉人不否认涉案的宅基地和房屋是上诉人的。上诉人现在仍然同意以前调解时的方案，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1万元，被上诉人立即腾出宅基地和房屋交付上诉人。
王修云、段月娥答辩称，一审判决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是公正的。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土地使用证所有人未进行变更为由，企图讹诈被上诉人的房产。该房自1985年建成后，被上诉人一直居住、使用、管理至今。20多年来，上诉人夫妇多次回家是知情的，从未提出过异议。土地使用证虽没有改变姓名，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以民事基础来确定登记行为，未改变名称的行为不能对抗生效的却已实际履行的赠与法律关系，也不能影响赠与法律关系的效力。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认定的证据，可证明的事实除与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苗庄街6号院11号的宅基地是王修云于1983年以自己名义申请，该宅基地现登记在其子王勤山名下。
再查明，王庆云主张的宅基地先后3次发放宅基地使用证，第一次是1985年由邯郸市郊区人民政府核发（第00000133号），第二次由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6月20日换发（编号：02－04－0577号），第三次由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政府于2004年9月核发【丛集用（2004）第B04014号】。以上三次办证均是王修云代为办理，均是登记在王庆云名下。目前上诉人王庆云19**年所分的房屋已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争执的宅基地和房屋至今一直由被上诉人实际使用和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中，王庆云与王修云兄弟之间1955年的分家事实清楚，1959年王庆云被分配到天津工作，王庆云将所分的房屋及宅基地等交由王修云管理和使用。1978年11月8日，上诉人王庆云回邯郸时经大、小队干部和见证人共13人签字、盖章及按捺指印，王庆云与王修云之间达成了附条件的赠与合同，虽然双方当事人均未在协议上签字，但王修云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父母生养死葬的义务，协议所附条件已经成就，赠与合同有效，虽然部分证人证言存在反复，减弱了1978年11月8日协议的效力，但在该协议签订之后，王庆云又给王修云写了两封信，并且王庆云并不否认这两封信的真实性。本案中王修云提交的1978年11月8日协议以及之后王庆云写给其的两封信，相互呼应，互相印证，能够证明王庆云在其父母去世之前已将房屋及房屋所占的宅基地赠与给了王修云，是王庆云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王修云翻建房屋之后数年间王庆云和富荣花二人多次回家并未提出异议，此事实能够认定富荣花对赠与行为知情，且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应视为其同意。王庆云还称其与王修云于1985年重新分家，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王修云、段月娥予以否认，故对王庆云所述重新分家之事本院不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以上规定，被上诉人已经通过赠与的方式取得了本案所涉土地及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足以推翻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物权证书的证明效力。所以，王庆云、富荣花的请求权丧失了物权基础，且其要求收回宅基地和房屋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其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
另，本案是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重审的案件，该院适用第一审程序作出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一方不服提起上诉，本院是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就应由本院管辖。王庆云、富荣花认为应提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或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没有法律依据。王庆云、富荣花上诉称本案案由应定为返还原物纠纷和排除妨害纠纷，本院认为，王庆云、富荣花以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王庆云名下为由请求王修云、段月娥腾出宅基和房屋，应属于返还原物和排除妨害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定为财产权属纠纷欠妥，应予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300元，均由上诉人王庆云、富荣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裴镇洪
审判员 霍鸣飞
审判员 申 强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