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12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男，1955年5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2，女，1938年12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3，女，1940年8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4（兼李×2、李×3之委托代理人），女，1963年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5，女，1945年11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6，女，1949年10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7，男，1952年2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8（兼李×7之委托代理人），女，1957年10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9，女，1960年2月7日出生。
上诉人李×1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4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李×2、李×3、李×5、李×6、李×7、李×8、李×9、李×4共8人共同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八人与李×1均系李×10和李×11夫妇之子女。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胡同×号北房2间（建筑面积25.59平方米）原为李福山承租的公房，几十年来一直是李福山与李雅韻夫妇共同居住，夫妇二人的户籍一直在该地址且无其他住房。2000年1月27日李福山去世后，当时李×1已有广安门医院分的北京市西城区北线阁5号2楼×号住房（已购），并已实际居住了二十余年，李×1在不符合《北京直管公房申请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和程序》下，故意隐瞒其他家庭成员用欺骗房管机关的手段将自己变成房屋承租人，并私自将李雅韻户口（原夫妇一个户口本）迁移到自己名下的户口本上，并将其儿子李昂的户口也从其他地方迁移到自己名下的户口本上，并私自将自己变成户主。2010年底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胡同×号列入拆迁范围，2011年3月22日，李×1与拆迁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区分中心签订了二份拆迁补偿协议，拆迁人提供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和北京市大兴区的二套被安置人房源。我们认为母亲李雅韻住了一辈子的家被拆迁，理所应当得到被安置房及拆迁款，母亲多次向李×1索要，李×1对母亲说要等搬走腾空房一周后才能拿到拆迁款，母亲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欺骗他，就听从李×1的安排，搬出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号，搬进了出租房内，一周后李×1拿走了全部拆迁补偿款2025150元（两份协议）。被安置的二套房源的产权人分别是李×1及其儿子李昂。2012年2月李×1退掉出租房将母亲送到条件非常差的宣武老人医院就再也没管过，后来母亲的所有费用均由我们几人提供，直到2012年7月18日母亲含恨去世。拆迁拆的是一户而不是一个人，第一份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拆迁补偿款、补助总计1484989.35元，其中写明是壹户三人，母亲李雅韻的名字写在上面。因为拆的是母亲的家，一直以来公租房的租金也都是母亲交的，有收据为证，房间里的东西也都属母亲所有，其中第四项的搬家补助、空调、电视、电话移机费1446.8元，第五项的一次性住房周转补助费46062元等都跟李×1没有关系，周转房也是母亲及保姆一直住的，第六项的代扣购房款6217.45元，只是在拆迁过程中走的一个手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购买，没交过任何相关税，也没有发票和产权证，只是在拆迁补偿款里扣除后交给房管部门。第二份拆迁补偿协议的补偿款为540160.65元，是对实际居住人的各种困难补助，与李×1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当时李×1是承租人，但也只是这一户的代表，而母亲才是唯一的实际居住人和被拆迁应该安置的人。另外母亲在搬家后其名下存折有2个，每月国家给的代金劵等都在李×1手里。母亲在被拆迁之前的生活费用一直都是由九个儿女来支付，直到拆迁。搬到周转房后的消费也是如此，李×1只支付了从2011年3月至2012年2月的房租和雇佣保姆费用，在这期间女儿们担负了母亲的穿衣吃饭。而从2012年2月16日至2012年7月18日母亲去世，这期间所发生的租房费、保姆费、生活费、医药费、住院时护工费、办理后事等的费用88011.46元都是由我们几人支付。我们作为李雅韻的法定继承人，享有依法继承母亲遗产（拆迁补偿款）的权利，故请求法院判令我们依法继承2011年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号北房两间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2025150元的三分之一即675050元。诉讼费用由李×1承担。
李×1辩称：本案起诉书上的八个签字都是李×4代签不是本人所签，同时有四位没有出庭，起诉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2012年8月，李×2等八人曾经以相同的案由向法院起诉，开庭时当庭撤诉，2012年11月，李×2等八人又以确权纠纷为由起诉我，2013年3月19日，法院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拆迁之前，我是被拆迁房屋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号北房两间的承租人，同时，在拆迁过程中，我按照拆迁政策，购买了拆迁房屋，成为房屋的被拆迁人及产权人，所以，我与拆迁人签订协议，拆迁人给予我补偿，补偿利益是我的个人利益，不属于母亲遗产。2011年3月，签订拆迁协议之后，母亲搬离拆迁房屋，由于安置房屋属于期房，所以我租赁房屋由母亲居住，并且负担母亲的一切费用。2012年之前我一直照顾母亲，2012年春节之后，母亲病情加重，我将母亲送往医院居住，花费相关费用10万余元。2010年底开始，李×2等八人不再给付赡养费，同时不履行赡养义务。2012年2月20日，李×2等八人以母亲李雅韻名义起诉要求拆迁补偿款，5月25日，法院作出裁定认定李雅韻无民事行为能力，驳回起诉。2012年7月18日，李雅韻去世，李×2等八人的行为损害了母亲的权益，也侵犯了李×1的权利。拆迁补偿款不属于遗产。不同意李×2等八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福山与李雅韻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9人，即李×2、李×3、李×5、李×6、李×7、李×8、李×9、李×4、李×1。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胡同×号院内北房2间，原由李福山承租，并由李福山与李雅韻居住。2000年1月27日，李福山死亡，此后该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李×1。2011年10月，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区分中心对包括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胡同×号在内的房屋实施拆迁，在该址户籍情况为一户三人，即户主李×1、之母李雅韻、之子李昂，李×1在按房改政策购房后成为上述房屋的被拆迁人。2011年3月22日，李×1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区分中心签订《西城旧城保护和居民住房改善工程二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根据协议，李×1从拆迁人处领取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02515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2、李×3、李×5、李×6、李×7、李×8、李×9、李×4与李×1均认可，李×1用上述拆迁补偿款在他处购买两套房屋，购房人分别是李×1和李昂。
2012年，李雅韻曾起诉李×1，要求给付拆迁补偿款10万元，西城法院以李雅韻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为由，裁定驳回李雅韻的起诉。2012年7月18日，李雅韻死亡。2013年，李×2、李×3、李×5、李×6、李×7、李×8、李×9、李×4起诉李×1，要求确认李雅韻为李×1所获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胡同×号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共有人及份额，西城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李×2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李×2等人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6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因李雅韻已去世，其民事权利已经终止，李×2等人如认为李雅韻对李×1所获拆迁款享有权利，可通过继承诉讼解决，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李×1虽然是北京市西城区后达里胡同×号房屋2间的承租人，系房屋的被拆迁人，但李雅韻在拆迁之前长期居住在上述房屋，且户口亦在该址，该房屋被拆迁后，李×1作为被拆迁人有义务对李雅韻予以妥善安置，但李×1未履行相应义务。根据上述事实，法院认定，李×1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中李雅韻享有相应份额，李雅韻死亡后，其享有的拆迁补偿款应由其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故李×2等人要求继承拆迁补偿款，理由正当，法院应予支持，具体数额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法院酌情确定为27万元，上述款项由李雅韻之继承人平均分割。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李×1给付李×2三万元，给付李×3三万元，给付李×5三万元，给付李×6三万元，给付李×7三万元，给付李×8三万元，给付李×9三万元，给付李×4三万元，共计人民币二十四万元；二、驳回李×2、李×3、李×5、李×6、李×7、李×8、李×9、李×4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李×1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2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拆迁政策是针对被拆迁人，我是房屋的被拆迁人，依法享有取得拆迁补偿的权利，拆迁补偿款不是我与李雅韻的共有财产，也不是父母留下的遗产。第二，我履行了对共居人李雅韻的妥善安置义务。即使从李雅韻被李×2等人强行从宣武老人医院接走至死亡时的相关费用是由李×2等人承担的，也属于赡养事宜，不能否定我履行了妥善安置义务。
李×2等人同意原审判决，并答辩称：第一、拆迁补偿款的很多项目都是与共居人李雅韻相关的，故拆迁款有李雅韻的份额。第二，李雅韻作为被安置人应该有一套安置房，但李×1把两套安置房登记在自己和儿子名下。第三，李×1本身在广安门医院工作，但却把母亲送到条件极差的宣武老年病医院，那里无法进行治疗，当时母亲在宣武老年病医院病危，我们接走送到广安门医院住院治疗，李×1不闻不问，出院后，我们又为母亲租房居住，我们承担了把母亲从宣武老年病医院接走后的全部医疗、生活等费用，李×1未尽到对母亲的安置义务。
二审中，李×1称其自1990年左右结婚后搬出被拆迁房屋到自己单位分的宿舍居住，父母生前一直在被拆迁房屋居住直至房屋被拆迁。房屋被拆迁后，其为母亲租了一个房子，后来母亲生病，其把母亲送到宣武老年病医院，2012年3月12日母亲被李×2等人接走，接走时确实处于生病状态，此后直至母亲2012年7月18日去世，其没有照顾过母亲。李×1认为是李×2等人强行把母亲从宣武老年病医院接走，此后没有向其告知母亲的去向，并不是其不妥善安置母亲。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货币补偿协议、（2012）西民初字第5049号民事裁定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635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法院认定李×2等人继承李雅韻应享有的部分拆迁补偿款是否适当。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雅韻系被拆迁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户口一直在被拆迁房屋，亦是拆迁补偿协议中统计的人口，应属于拆迁被安置人口，拆迁补偿协议中的部分项目亦是针对实际居住人李雅韻，李雅韻应当享有拆迁安置的利益，房屋被拆迁后，李雅韻应当被妥善安置。但从被拆迁人李×1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至李雅韻去世期间李雅韻的实际生活情况看，李×1未尽到妥善安置李雅韻的义务，故原审法院认定李×1所获拆迁补偿款中有李雅韻的份额，并酌情确定为27万元，该拆迁补偿款由各继承人平均继承，该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李×2、李×3、李×5、李×6、李×7、李×8、李×9、李×4负担5650元（已交纳5275元，余款3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李×1负担49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保河
审 判 员 王云安
代理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