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终字第5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书普，男，汉族，1965年7月6日出生，住三台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琼华，女，汉族，1965年5月12日出生，住三台县。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小虎，四川法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北支行。住所地：成都市。
负责人卢娇莉，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世通，四川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邓述铭，男，汉族，1985年10月28日出生，住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代理人邓成华，男，汉族，1959年2月17日出生，住绵阳市涪城区，系邓述铭的父亲。
上诉人冯书普、蒲琼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北支行（以下简称“锦北支行”），原审第三人邓述铭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1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书普、蒲琼华的委托代理人李小虎，被上诉人锦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世通，原审第三人邓述铭的委托代理人邓成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8日，邓述铭因代“邓先强”购车，前往锦北支行处办理无卡存现业务。为此，邓述铭填写了锦北支行提供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填写的主要内容为：户名“周成林”、卡号：“”、存款金额“58000元”、币种：“人民币”、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填写完后，邓述铭将该凭条及6万元现金交给了锦北支行的柜员，柜员清点完现金并打印存款凭条后，要求邓述铭签字确认并出示，邓述铭将“邓先强”的存款凭条交给了锦北支行的柜员。此后，邓述铭向锦北支行的柜员提出返还存款要求被拒，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锦北支行的柜员发现邓述铭并非“邓先强”本人，在锦北支行柜员要求下，邓述铭将本人身份证交给了锦北支行的柜员。
原审另查明，邓述铭填写的“银行卡存款凭条”上的身份证号码系“邓先强”的身份证号码。邓述铭交于锦北支行的6万元现金，已汇出58000元，余下2000元现由锦北支行保管。“邓先强”已于2012年7月10日死亡。“邓先强”的法定继承人为冯书普和蒲琼华。2013年2月28日，邓述铭因本案诉争事实作为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3）金牛民初字第194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邓述铭的起诉。
原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银行卡存款凭条》、视频录像资料、（2013）绵众信证字第0085号《公证书》、（2013）金牛民初字第1941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予以证实。
冯书普、蒲琼华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一、判决锦北支行返还冯书普、蒲琼华6万元，并赔偿资金利息损失（自2012年2月2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判决锦北支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邓述铭代理“邓先强”到锦北支行柜台办理无卡存款业务，“邓先强”作为委托人与锦北支行建立了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银行卡存款打印凭条上客户签字是否为合同生效要件及产生何种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邓述铭填写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内容完整，并为此将6万元交给了锦北支行的柜员，其存款意思表示明确。储蓄存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邓述铭向银行递交存款、填写完成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及提交委托人“邓先强”的身份证等行为，是邓述铭代“邓先强”向锦北支行发出的要约行为，该要约行为在银行接受存款及凭条后即发生效力，对“邓先强”本人具有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邓先强”代理人邓述铭如要撤销对锦北支行发出的要约行为，应在锦北支行作出承诺之前。锦北支行的柜员接受了邓述铭提交的“银行存款凭条”、存款及委托人身份证，其默示接受的行为应视为对邓述铭代“邓先强”发出的要约进行了承诺，双方存款合同已经成立。锦北支行的柜员按照邓述铭提交的“银行存款凭条”上的存款信息办理完存款业务后，要求邓述铭在其打印存款凭条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认定为锦北支行要求客户对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进行确认，并不是邓述铭要约行为成立的必备条件，也不是锦北支行征询邓述铭发出办理业务的操作指令。锦北支行按照邓述铭发出的存款要约行为办理完存款业务后，邓述铭拒绝在存款凭条上签字，并不能产生撤销要约及要求银行终止办理业务的法律效力。冯书普、蒲琼华认为邓述铭未在打印的存款凭条上签字确认合同不能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邓述铭填写的“邓先强”身份证号码办理无卡存现业务，对此，冯书普、蒲琼华和邓述铭均认可邓述铭有权代理“邓先强”办理存款业务。故邓述铭填写“邓先强”身份信息代为办理存款业务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另外，冯书普、蒲琼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向“周成林”账户存入的58000元已被诈骗、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邓先强”与锦北支行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存款合同关系，锦北支行按照邓述铭填写的“银行存款凭条”办理存款业务，履行了合同义务。
综上，冯书普、蒲琼华要求锦北支行返还已存入“周成林”账户58000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锦北支行履行完合同后，应返还“邓先强”存款后余下的2000元。由于冯书普、蒲琼华乃“邓先强”的合法继承人，故应将2000元直接返还给冯书普、蒲琼华。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锦北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冯书普、蒲琼华返还2000元；驳回冯书普、蒲琼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0元（减半收取700元），由冯书普、蒲琼华负担200元、锦北支行负担500元。
宣判后，原审原告冯书普、蒲琼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在原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邓述铭未在存款凭条上签名，其与锦北支行的存款合同尚未成立，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邓述铭填写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内容完整，进而认定案涉存款合同成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锦北支行答辩称，邓述铭的存款过程均由银行监控完整记录，案涉存款由邓述铭本人填写存单，并亲自将存款交至银行工作人员手中，其行为已构成合同的要约。存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银行工作人员收到邓述铭交付的存款凭条和款项后，严格按照凭条内容将存款业务办理完毕，故案涉存款合同已履行完毕，邓述铭才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正确，冯书普及蒲琼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邓述铭述称，银行工作人员操作流程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邓述铭填写的存款凭条及银行打印的存款凭条均未经邓述铭签名，存款合同并未成立。存款人应是邓述铭，而不是邓先强。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邓述铭交付给锦北支行的存款6万元是否应由锦北支行予以退还，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冯书普及蒲琼华认为，邓述铭虽然填写了存款单，但并未签名确认，存款合同尚未成立，锦北支行擅自将款项存入存款单指定的户名内，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该6万元应由锦北支行退还。锦北支行认为，存款合同系实践合同，款项一经交付合同即成立并生效，且锦北支行已将合同内容履行完毕，款项不应退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邓述铭在锦北支行填写了存款单，存款户名、卡号、金额、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均已填写完毕，邓述铭并将与存款单载明的身份证号码一致的“邓先强”的身份证及6万元现金交付锦北支行的工作人员，且锦北支行的工作人员已按存款单指示操作完毕，本院认定该存款合同已成立生效并实际履行，对邓述铭关于其尚未在存款单上签名确认，存款合同并未成立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冯书普及蒲琼华诉请锦北支行返还6万元款项，而锦北支行已按存款单内容将其中的58000元存入指定账户，原审判决锦北支行将余款2000元退还给冯书普和蒲琼华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冯书普及蒲琼华关于锦北支行应返还其6万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锦北支行工作人员的操作流程是否违反银行内部规定的问题，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做处理。
综上，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冯书普及蒲琼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继锋
审 判 员 魏云霞
代理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冠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