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4民初968号
原告：常宪军，男，197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宝，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张福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继鸿，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宪军与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保险）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宪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宝、张琦，被告信达保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继鸿、王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宪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3840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31920元；2.判令被告向其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29351.70元；3.判令被告向其支付欠付的2014年工资52920元和2015年工资95760元，以及额外经济补偿金37170元；4.判令被告向其支付2014年欠付的各项费用支出104646.50元，2016年欠付的各项费用支出11954.40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2年起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一直未向原告发放带薪年休假工资，且未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及业务提成及办理业务支出的各项合理费用。被告无故拖欠上述费用，并于2016年2月擅自与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未向原告支付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常宪军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信达保险辩称，劳动仲裁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认可仲裁认定的事实，同意按照仲裁结果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常宪军向本院提交了《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济劳人仲案【2016】613号《仲裁裁决书》，信达保险向本院提交了劳动仲裁庭审笔录，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由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常宪军自2012年6月进入信达保险从事保险销售工作。2013年1月1日双方签订书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书面的劳动合同。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常宪军缴纳了社会保险，2012年4月、5月社会保险断缴。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期间，信达保险为常宪军缴纳了社会保险。2013年2月至2016年2月期间，信达保险通过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为常宪军代缴社会保险。在本次起诉前，原、被告双方因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带薪年休假工资的发放等产生纠纷，常宪军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申请，要信达保险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3840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3192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9351.70元；欠付的2014年工资52920元和2015年工资95760元，以及额外经济补偿金37170元；2014年欠付的各项费用支出104646.50元，2016年欠付的各项费用支出11954.40元。该仲裁委审理后，作出济劳人仲案【2016】613号《仲裁决定书》，裁决：信达保险向常宪军支付2015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2452.41元并驳回了常宪军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送达后，常宪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了本次诉讼，信达保险则认可仲裁结果，同意按照仲裁结果履行义务。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
常宪军称，其在2012年6月入职后担任资深团队经理一级一职，并与信达保险签订了一份书面的劳动合同，其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可以证明该事实。第一份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到期日为2015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在第二份劳动合同到期后，信达保险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信达保险不与其续订合同，反而于2016年3月3日口头通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其认为信达保险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责任。其并明确向本院表示，其要求信达保险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而非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为证明上述主张，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山东分公司销售团队及销售人员管理实施细则》打印件一份。该细则第五章销售薪酬管理中对销售人员的具体薪酬计算方式进行了规定。该章规定销售人员基本薪酬实行达标年薪制，达标年薪分为基准工资和达标工资两部分。基准工资按照总公司销售人员职级分别确定，按月度发放（详见附件一、附件二）。基准工资比例与机构年度经营考核情况关联，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达标工资分为月度达标工资、季度达标工资和年度达标工资三部分。第六章销售考核管理第四条团队经理考核中规定了对团队经理的月度、季度及年度考核办法进行了规定。其中年度考核办法规定：（一）指标设置：A、团队累计实收保费计划达成率：80%，B、团队业务赔付贡献率贡献：20%。（二）考核得分计算方法：考核得分=A+B。A、团队累计实收保费计划达成率=计划达成率×权重；团队累计实收保费计划=团队年度考核实收保费计划；计划达成率=团队累计实收保费÷团队累计实收保费计划；团队累计实收保费计划达成率最高得分100分。B、团队业务赔付率贡献=赔付率系数×权重；赔付率系数=机构赔付率÷团队业务赔付率；团队业务赔付率贡献最高得分权重分。（三）考核结果：1.年度考核结果是销售团队经理年度达标工资的发放依据，考核得分大于100分发放年度达标工资。该细则含附件《各类型销售团队设立标准及基本工资核定表》一份，其中载明团队经理一级的月基准工资为840元，资深团队经理一级的月基准工资为2520元，年达标工资为95760元。常宪军称，其属于资深团队经理一级的级别，其2014年度及2015年度考核均符合领取年度达标工资的标准，信达保险应当按照年达标工资标准向其发放该工资。信达保险还应当按照上述达标年工资标准向其支付2014年及2015年每年10天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证据2.2012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一份，显示信达保险向常宪军实际发放的工资分别为：2012年8月份至2012年12月份为3841.91元、8899.64元、7422.05元、10383.95元、29300.05元；2013年全年月工资分别为10983.38元、2604.75元、16049.76元、5854.10元、4355.05元、4566.54元、1322.55元、11959.62元、20172.99元、13473.77元、11896.04元、37895.85元。常宪军要求按照上述实发工资的标准计算其2012年及2013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上述交易记录显示，2016年2月17日信达保险最后一次向常宪军发放了2016年1月份的工资1793.79元。
证据3.《税收完税证明》一份，记载了2012年12月至2015年4月期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具体金额。
信达保险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其公司确实存在证据1的实施细则，但是证据1没有其公司的公章，故其对该细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常宪军的职务为团队经理一级，并非资深团队经理一级。对证据2及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银行交易明细记载的工资数额即其向常宪军支付的实发工资。按照其公司的考核办法，只有在完成了考核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够领取全额的达标工资，其已经按照公司的实施细则对常宪军完成的工作量进行了考核，并按照考核情况向常宪军发放了工资，并不拖欠常宪军的工资。其认可没有安排常宪军带薪休假也未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但常宪军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的工作年限，故常宪军仅有权主张每年五天的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2015年以前的该费用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2015年的该费用同意按照仲裁认定数额支付。其并向本院说明，其与常宪军仅签订过一份书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在2015年12月份即将到期时，其即积极与常宪军协商劳动合同的续签问题，但常宪军一直拒绝续签。2016年1月，在合同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其仍然希望常宪军与其续签劳动合同，但常宪军已经不再实际到公司上班，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其向常宪军支付了2016年1月份的工资并缴纳了2016年2月份的社会保险，在确定常宪军不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在2016年2月份对常宪军的社会保险做了减员处理，自此双方劳动关系合法解除，其不应向常宪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的证据：
证据1.常宪军2014年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统计表，表格的内容分别为月度保费计划、实际达成、应发（基本工资、绩效）、个人缴纳五险一金、个税以及实发工资。其中月度保费计划均为90万元，实际达成中除2014年1月、3月及4月完成任务外，其他月份均未完成任务量，其中显示2016年1月完成保费计划73443.34元，未完成任务量的月份的基本工资均为2520元，完成任务量的3个月份基本工资分别为5040元、7560元、5040元，绩效显示2015年9月、10月为0元、11月为-11.65元、12月及2016年1月为0元，以上2014年应发工资总额为109386.33元，2015年应发工资总额为41870.11元。上述应发工资总额扣除五险一金及个人所得税后记载的实发工资金额与常宪军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记载的实发工资金额相一致，代扣个人所得税金额也与常宪军提交的纳税证明记载的金额相一致。上述工资表显示，常宪军2014年度保费计划为1080万元，实际完成9479514元；2015年度保费计划为1080万元，实际完成3777943元。
证据2.QQ聊天记录一份，其中2015年11月30日，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告知常宪军，要求其通知其团队内的在职人员按照公司考勤管理的规定到公司录入考勤指纹。常宪军回复：“好的。”2015年12月23日，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告知常宪军：“常哥，通知一下潘太新，你和李涛明天务必把合同签完。”常宪军回复：“哦，光有任务，工资待遇是怎么规定的？”信达保险工作人员：“说要改销管办法暂时没定，合同里也没地方体现啊。”常宪军：“合同体现任务了。”2015年12月24日，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常哥，你那几个签合同的下午务必过来签上。”2016年1月4日，常宪军：“系统没有我名字了？”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合同没续签就不行了，抓紧把合同续了吧。”常宪军：“无所谓。”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别无所谓啊，这样不是解决的办法。”常宪军：“你让公司给我出一个不续签合同证明吧。”2016年1月21日，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常哥，那合同到底怎么着啊，再不续下个月就得减员了，工资标准你改天找小翟给你讲一下吧。”常宪军：“哦！好的。现住不是已经没有我的工号了吗？”信达保险工作人员：“合同在你那儿，快续上吧，我一块到山分用印去。”
证据3.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间，其单位编号23至31员工考勤机输出的考勤数据打印件一份。显示常宪军考勤编号为24号，其仅在2015年12月15日至18日期间有考勤记录。其他员工也存在较多缺勤的情况。信达保险称，由该考勤记录可以看出常宪军仅在2015年12月份有四天考勤记录，其余的时间常宪军都是隔三差五的到公司上班，没有按照公司的考勤制度记录考勤。
另，信达保险承认其公司以《山东分公司销售团队及销售人员管理实施细则》作为销售人员工资绩效考核的具体规定，经本院限期后，其向本院提交了上述细则，经比对与常宪军提交的细则主文内容相一致，但未提交细则附件《各类型销售团队设立标准及基本工资核定表》。
常宪军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是信达保险内部的统计数据，且对其保险费的完成情况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不能以此认定其工资标准。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通过该聊天记录可知信达保险向其提供的合同中没有对工资待遇进行规定，且公司称要更改销售管理办法，由该证据可以证明信达保险在与其协商续订合同时提高了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和任务，因此双方没有续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其他人也是只有很少的考勤记录，因为其系保险销售人员，不可能每天到公司打卡，该考勤记录不能作为认定其劳动关系终止时间的证据，其实际工作到2016年3月3日。
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常宪军提交的证据1，虽然该实施细则没有加盖信达保险的公章，但与信达保险后续补交的细则内容相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另因信达保险未提交该细则后附的《各类型销售团队设立标准及基本工资核定表》，本院采信常宪军提交的细则后附的该表格。由上述细则及附件可以证明，资深团队经理一级基准工资为每月2520元，达标年收入为95760元。其提交的证据2为银行交易明细的原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由该证据可以证明常宪军2012年的实发月平均工资为7636.89元，2013年实发月平均工资为11761.20元。证据3作为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以证明常宪军具体的纳税月份及金额。
对于信达保险提交的证据1，工资表中所记载的实发工资数及纳税金额与常宪军所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中记载的实发工资数额及纳税证明中所提交的纳税金额相一致，本院对证据1中记载的该两项事实予以采信。对于双方存有争议的绩效工资部分，虽然信达保险称常宪军职务为团队经理一级，但其提交该工资标准与《山东分公司销售团队及销售人员管理实施细则》所记载资深团体经理一级的月基本工资标准每月2520元相一致，故本院采信常宪军的主张认定其岗位为资深团队经理一级。常宪军称，因在信达保险未具体举证其每月实际完成的保险任务详情，故其绩效应当按照年达标工资95760计算。但经本院比对，信达保险所提交的常宪军2014年至2016年1月工资表中所载明的应发工资（基本工资+绩效）代扣减五险一金及个人所得税后，与常宪军所举证证明的实发工资数额完全吻合，即该工资表已经具备了初步证明常宪军绩效工资金额的证明力。常宪军如认为其绩效工资计算错误，其该主张属于超过了信达保险已认可绩效工资数额的积极事实，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实际完成的工作量。但其未提交上述相关证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工作期间内对信达保险向其发放的绩效工资提出过异议，故本院采信信达保险向本院提交的常宪军2014年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表。由该工资表可以证明常宪军2014年月应发工资为9115.53元，2015年为3489.18元，2016年1月为2520元。对于信达保险提交的证据2，常宪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由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信达保险在2015年12月份已经向常宪军发出了续签劳动合同的要约，且在2016年1月份仍然在要求常宪军对该要约予以回复，并告知了常宪军如无法续约，双方将解除劳动关系的后果。证据3考勤记录仅为考勤机的数据输出打印件，并非证据原件，在常宪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另，常宪军称双方连续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在2015年12月份其劳动合同到期后应当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6月份入职后即与信达保险签订了书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本院认定双方仅签订了一份期限为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份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常宪军称信达保险欠付其2014年及2016年各项费用支出的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信达保险对其该主张的事实也不予认可，故常宪军提出的信达保险欠付其2014年费用支出104646.50元，2016年费用支出11954.40元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经审理，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有三：一是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原因及信达保险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合法；二是信达保险是否应当向常宪军支付2014年及2015年的年度达标工资；三是信达保险是否应当向常宪军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常宪军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于2016年3月3日，系信达保险口头单方通知解除，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信达保险则称，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月解除，原因为双方劳动关系到期，常宪军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故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
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终止。依照上述规定，在2015年12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期满且双方不再续约的情况下，双方劳动关系应当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但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信达保险在2015年12月及2016年1月期间均表示希望与常宪军续约，常宪军也实际上在2016年1月份提供了劳动，并产生了实际的工作绩效，故截止2016年1月双方劳动关系尚未终止，仍然存续。常宪军主张其实际工作至2016年3月3日，并以信达保险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2月为证。本院认为，认定劳动关系是否存续，应以是劳动者是否实际继续提供劳动为准，而非仅以社会保险缴纳的孤证予以确认。在双方原劳动合同已经到期，且尚未就续约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常宪军对其在2016年2月后仍然提供劳动的这一积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所提交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于2016年1月31日。
关于解除原因。虽然双方在2016年1月份仍然存在劳动关系，但在此期间，信达保险向常宪军提出了续签劳动合同的要约后，常宪军因对工作报酬等存有异议，并未对该要约作出承诺，即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一致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上述规定，为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规定了一个月的协商期。该规定应当同样适用于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劳动合同在其本质上仍然属于民事合同，劳动合同的建立仍然要遵循民事合同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协商期内，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其提出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而劳动者拒绝接受的，应认定为双方对以后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建立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此时，在双方无法就具体合同条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用人单位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信达保险提交的聊天记录虽然为网络聊天记录的数据，但该数据具有可保留和可查询性，应当视为信达保险在2016年1月份书面告知了常宪军，如该月再不续签劳动合同的，双方劳动关系将解除的法律后果。其该意思表示应为附条件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2016年1月31日，常宪军不续签劳动合同的行为使得条件成就，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
综上，本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及原因为：2016年1月31日，在双方原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能在协商期内就续签劳动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信达保险依法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因信达保险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常宪军要求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常宪军称其2014年及2015年均完成了信达保险的工作任务，按照《山东分公司销售团队及销售人员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其符合领取上述两年度达标年收入的条件，信达保险应当按照每年9576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年度达标工资。信达保险则称其已经按照常宪军的考核情况发放了相应的绩效工资，其并不拖欠常宪军的上述工资。本院认为，按照《山东分公司销售团队及销售人员管理实施细则》第五章有关团队经理年度考核的规定，常宪军领取年度达标工资的条件为其年度考核得分大于100分，而该分值由其团队实收保费计划完成率和业务赔付率贡献两部分考核分值构成。常宪军团队2014年度保费计划为1080万，实际完成9479514元，故按照上述细则的计算方式，其实收保费达成率得分应为70.22分（9479514/1080万×80%×100分）。2015年度其保费计划为1080万元，实收保费3777943元，该年度其实收保费达成率得分应为24.49分。但按照考核办法的规定，业务赔付率贡献的最高分为20分，此时，即使常宪军上述两年度业务赔付率贡献均为满分20分，其也不可能考核超过100分。故其要求支付2014年度2015年度达标工资的诉讼请求，无理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即信达保险是否应向常宪军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常宪军2012年6月入职信达保险，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入职前连续工作期间的事实，且从其提交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看，其社会保险在其入职前发生了断缴，故对常宪军的连续工作年限应当自2012年6月起算。计算至2013年5月，其连续工作满一年，在2013年6月后其即有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权利。信达保险承认未向常宪军支付2013年6月至2015年期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提出了2015年之前的诉讼请求均超过了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其本质上为劳动报酬，该请求的仲裁时效应当自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计算一年。常宪军在2016年提起了劳动仲裁申请，故其上述期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诉讼请求均未超过仲裁时效。常宪军主张其每年应享有10天的带薪年休假，但其未能就其在信达保险工作前的工作经历举证，其该主张证据不足，信达保险也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按照常宪军在信达保险的工作年限，本院认定其每年应享受5天的带薪年休假，具体而言2013年应休2天（2.93天，不足一天的不计算），2014年至2015年每年应休5天。信达保险未安排常宪军在上述期间内带薪休假也未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故常宪军有权要求支付。常宪军要求2013年期间的上述费用参照其实发工资标准计算，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常宪军2013年月平均工资为11761.20元，由此核算，其2013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为2162.98元（11761.20元/21.75天×2天×200%）。其要求2014年至2015年的上述费用参照其年达标工资95760元计算。该工资标准低于其2014年应发工资标准，对其2014年要求以该标准计算的请求，本院予以准许。经核算，2014年的上述费用为3668.97元（95760元/12月/21.75元×5天×200%）。但常宪军主张的该工资标准高于其2015年应发工资标准，对其按照该标准计算2015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已经认定其2015年应发月平均工资为3489.18元，应以该标准核算上述费用。经核算，该年度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低于劳动仲裁认定的，信达保险自愿承担的金额2452.41元。故信达保险应当向常宪军支付2015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2452.41元。
除上述焦点问题外，常宪军还要求参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要求信达保险对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及欠付工资的行为常宪军支付额外的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已经对欠付工资或经济补偿应当加付赔偿金的情况进行了规定，该规定与原《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及第十条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应当依照该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主张上述权利。按照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存在欠付劳动报酬或经济补偿的情况时，应当首先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在单位逾期不支付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方可对加付赔偿金的请求进行处理。常宪军的上述诉讼请求并未有证据证明已经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处理的前置程序，故其上述两项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参照《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宪军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2013年为2162.98元、2014年为3668.97元、2015年为2452.41元；
二、驳回常宪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斌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