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民终73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开发区荣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四大街109号太平洋村1-281。
法定代表人：靳智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春玲，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长岛假日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上河头乡线河村。
法定代表人：乔健（已故）。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维，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建起，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北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鹏，男，1975年12月18日生，汉族，天津市乐金电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天津市河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少海，男，1957年8月6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鹏，基本情况同上。
上诉人天津开发区荣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长岛假日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岛公司”）、吕建起、杜鹏、杜少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3民初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荣光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鹏，关于北辰区金宜里2-4-603《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长岛公司法定代表人乔健（已故），1997年3月6日开发天津北辰区上河头乡双口镇线河村土地144亩，被上诉人吕建起在乔健承包的土地上盖一栋小楼，2003年被上诉人杜少海任该村村长，直接管辖乔健所承包的土地。被上诉人吕建起借用上诉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行贿被上诉人杜少海，被上诉人杜少海打着被上诉人吕建起干工程的名义接受贿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应属于无效合同，另案外人天津晋丰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乔健（学院）的400万被被上诉人吕建起独自占有，一审法院未将该公司列为被告并核查事实真相。被上诉人杜鹏与被上诉人杜少海系叔侄关系，对于房款的交付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杜少海利用管辖乔健的权力，恶意串通被上诉人吕建起侵占上诉人的财产，转给其侄子被上诉人杜鹏，依法属于无效合同。
被上诉人长岛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被上诉人吕建起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说杜少海被判了三年，杜少海是2004年当的村长，上诉人本身的意思有污蔑现象。上诉人说乔健偷的合同，说我们胁迫他偷合同，上诉人说的这些我们不同意。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被上诉人杜鹏、杜少海辩称，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正确，上诉人说的几点都是假的。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荣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和被告吕建起、杜少海、杜鹏签订的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3月6日，被告长岛公司与天津市北辰区上河头乡线河一村、线河二村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取得了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上河头乡津同公路西侧附近的线河一村、线河二村100亩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期限40年。长岛公司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由原告荣光公司于2002年将上述土地用于建设城建学院北辰分院。在施工过程中，长岛公司将部分工程承包给被告吕建起，吕建起按约定进行施工，2003年完工，经结算发包方尚欠吕建起工程款。在工程施工期间，长岛公司法定代表人乔健从原告处取得两份《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吕建起进行商议后，将原告开发的天津市北辰区房屋作价共计39万余元，用于支付吕建起工程款。乔健将金宜里2-4-603号房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吕建起。
被告吕建起在承包城建学院项目工程中，将部分工程交由被告杜少海施工。工程施工完毕后，吕建起尚欠杜少海工程款595000元，经协商，吕建起将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作价191385元抵偿部分所欠工程款，吕建起将该房屋交付杜少海。被告杜少海与杜鹏系叔侄关系，杜少海与杜鹏达成协议，将金宜里2-4-603号房屋以19万元价格出售给杜鹏。后吕建起、杜少海、杜鹏等人到乔健处，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及落款处直接加盖杜鹏印章，乔健在合同落款改动处加盖原告公章。合同签订后，杜鹏给付杜少海购房款19万元，杜少海将该房屋交付杜鹏，由杜鹏占有、使用至今。
另查明，被告长岛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乔健，乔健于2015年1月16日因病死亡。庭审中原告自认，乔健自2000年初至2002年上半年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2002年下半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靳智梅，乔健为原告的员工。乔健与原告的现法定代表人靳智梅曾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涉诉的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庭审中，原告主张上述《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为：第一，原告并不明知乔健以房抵债的事实，乔健系私自将空白合同给付吕建起后加盖公章，原告并未作出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乔健的个人行为无效；第二，被告吕建起明知房屋系属原告所有，仍从乔健处取得合同，接受以房抵债，并将该房屋进行转卖，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并且乔健系受到吕建起与杜少海胁迫签订的合同；第三，该合同中亦没有乔健、吕建起等人的签字，不符合合同形式要件且合同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杜鹏明知杜少海与吕建起的行为签订合同存在恶意。
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被告吕建起提交的证据及当庭吕建起、杜少海的陈述，结合其他相关书证，能够认定乔健系使用原告所有的天津市北辰区房屋作价支付吕建起工程款的事实，原告主张长岛公司不欠付吕建起款项，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事实的认定，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上看，各被告的证据更具有优势，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吕建起从乔健处取得《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02年至2003年间，原告自认乔健自2000年初至2002年上半年任原告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视为原告作出的意思表示。在2002年下半年后，乔健仍为公司员工，与法定代表人靳智梅系夫妻关系，乔健使用原告的公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足以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亦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原告对于合同中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乔健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给付吕建起意图转让房屋所有权用于支付工程款，后加盖原告公章进行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原告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告的上述第一条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其次，根据吕建起、杜鹏提交的证据，结合二被告当庭陈述，能够认定吕建起在从乔健处取得合同后将该合同上关于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权利转让与杜少海用于抵偿欠款，杜少海又转售给杜鹏，后原告在合同上加盖公章，足以认定原告明知且认可该转让行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或胁迫行为损害原告利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杜鹏购买该房屋存在恶意。故原告的上述第二条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再次，乔健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给付吕建起，意图转让原告房屋的所有权用于支付工程款，吕建起虽未在合同中签字，但其将该房屋抵偿给杜少海，杜少海再出售给杜鹏后，有杜鹏在合同中加盖印章，并有原告盖章确认，该合同实际在原告与杜鹏之间成立并生效。虽然房屋的买受人杜鹏未签字，但加盖的人名章的行为能够认定系买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在合同中加盖公章，乔健未在合同中签字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乔健通过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将原告所有的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交付吕建起，系用于支付吕建起工程款，吕建起将该房屋交付杜少海，系用于抵偿杜少海的工程款，债务的抵偿应视为合同价款的履行。但因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以登记为要件，杜少海并未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其向杜鹏出售房屋系无权处分行为，但其实际向杜鹏交付了上述房屋，杜鹏亦支付了对价，合同已实际履行。杜鹏作为《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加盖印章，原告亦盖章认可，应视为对杜少海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已实际履行。故原告的上述第三条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杜鹏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已实际履行。原告认为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荣光公司向本院提交：1．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目的：陈昕与荣光公司关于金宜里2-4-603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00年9月10日签订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产权人是陈昕，乔健无权代理陈昕和吕建国再次两年后签订以房抵债合同，同时偷盖荣光公司公章，乔健和吕建起也没在合同上签字，依据法律规定该合同无效。2、抵押合同，该诉争房屋陈昕于2000年10月25日抵押给建行。证明目的：建行是该诉争房屋债权人，乔健无权代替建行把该诉争房屋再次抵押给吕建起，乔健与吕建起之间以房抵债合同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应视无效抵押合同。3、证明书，证明目的：陈昕是通过房管局合法抵押，产权证号为津房北辰字第津00003**号，乔健与吕建起之间的该诉争房屋以房抵债合同不能对抗已经生效的陈昕该诉争房屋抵押建行合同，乔健与吕建起之间以房抵债合同无效。4、交款凭证，证明目的：陈昕与荣光公司买卖合同和陈昕与建行抵押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陈昕还款凭证，证明陈昕已经实际履行还款义务而乔健与吕建起之间的抵押是不能对抗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乔健与吕建起该诉争房屋以房抵债合同无效。5、承租协议，土地使用合同，证明乔健和线河村土地承包合法，吕建起只是承租乔健和线河村承包土地里其中一小部分，乔健不欠吕建起钱。6、证明，证明目的：吕建起承租乔健土地，没给乔健租土地费，吕建起欠乔健钱，而不是乔健欠吕建起钱，乔健是在被胁迫情况下和吕建起做的违心合同，不是乔健真实意思表示。7、民事起诉状，证明目的：天津晋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买断乔健整体承包地，而吕建起不搬离，吕建起从晋丰讹走400万（含天津晋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给乔健土地钱），一审吕建起承认此事，吕建起实际欠乔健钱，根本不存在乔健以房抵债之说，乔健是被胁迫的弱势群体。8、证明（配有曹洁涵欠条），证明目的：曹洁涵不是长岛员工，一审法院采纳曹洁涵给吕建起打的个人欠条判令长岛公司欠吕建起的钱，判案法律依据不足。9、证明，证明目的：荣光公司从未收到任何房款，荣光公司于2000年和陈昕签订的该诉争房屋买卖合同生效，陈昕与建行抵押合同生效，杜鹏、吕建起和荣光公司合同无效。10、从业证明，天津社会团体管理局，荣光合作档案第21页，明确写明曹洁涵是蓝海公司员工。证明目的：一审法官判曹洁涵是长岛员工，没有法律依据，仅凭被上诉人口供，长岛公司不欠吕建起钱。11．明细，证明目的：陈昕是在房管局取到产权证，陈昕该诉争房屋抵押建行合法，法律手续齐全，建行是该诉争房屋合法抵押权人，在没有解除建行抵押前，任何人无权再次把该诉争房屋抵押别人，严格说该诉争房屋自2000年10月25日起陈昕把该诉争房屋抵押建行后，荣光公司只是该诉争房屋的抵押人，没有权利把该诉争房屋抵押给任何人，2002年下半年乔健作为荣光公司员工，更没有权利和吕建起签订该诉争房屋的以房抵债合同。所以乔健和吕建起二人都不敢在该诉争合同上签字，该诉争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
长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吕建起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乔健和靳智梅是夫妻关系，曹洁涵在荣光公司的时候他们还都不在了，他是这儿的老职工。也不认可抵押贷款合同。
杜少海与杜鹏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贷款合同不清楚，出具的这些证据不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在二审中自认其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诉讼之前，故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表示上诉人与杜鹏之间没有直接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仅与吕建起存在直接合同关系。上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系指上诉人与吕建起、吕建起与杜少海、杜少海与杜鹏之间合同均为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吕建起、吕建起与杜少海、杜少海与杜鹏之间各个合同是否均存在合同无效的要件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其与吕建起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系由于当事人恶意串通，因恶意串通引起的合同无效第三人方可主张，上诉人作为合同签订的主体不得主张，故对上诉人主张其与吕建起签订的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请求确认吕建起与杜少海、杜少海与杜鹏之间买卖合同的主张，因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吕建起与杜少海、杜少海与杜鹏签订买卖合同系以损害上诉人为目的而恶意串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金宜里2-4-603已经进行合法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建设银行的同意而进行买卖的行为应为无效的主张，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并非针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以确认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转让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天津开发区荣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天津开发区荣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萍会
审 判 员 王宗新
代理审判员 尹 来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封占江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