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海法温商初字第102号
原告：梁亦明，职业不详。
委托代理人：范永俊，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丰毅。
被告：陈平飞，职业不详。
委托代理人：秦国平。
委托代理人：黄薇薇，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增富，渔民，（户籍地），实际住浙江省瑞安市东山街道东山西路16号。
委托代理人：黄薇薇，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亦明为与被告陈平飞、林增富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帆独任审理，于2015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亦明的委托代理人范永俊，被告陈平飞及其委托代理人秦国平、黄薇薇，被告林增富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薇薇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原、被告在本院指定的调解期日内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亦明起诉称：2013年5月21日，原告与被告陈平飞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陈平飞向原告购买其自有的“浙玉渔22218”轮。合同对船舶概况、设备仪器、转让价款、付款方式、交船时间、柴油补助、违约责任等均作出明确约定，其中对柴油补助约定“2013年5月31日前归甲方（指梁亦明），6月1日起以后全部归乙方（指陈平飞）所有”。同年6月5日，陈平飞向原告出具一份公证委托书，载明被告林增富系委托人，陈平飞作为受托人向原告购买船舶，并对办理船舶相关手续以及领取、申报渔船2013年以后（包括2013年度）的各项补助款，包括柴油补助款进行了明确授权。之后，双方依法办理了“浙玉渔22218”轮转移／注销登记等手续，被告付清了全部船舶转让款。
2014年11月27日，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瑞安市财政局联合发布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资金分配公示，案涉渔船2013年度的柴油补助款为169748元，该款项由被告方领取，原告根据《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向被告主张补助款，但陈平飞仅支付原告35000元，余款经原告多次催要无果。
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严格履行。陈平飞未披露实际的船舶受让人，原告有权向陈平飞直接主张权利；林增富作为实际的船舶受让人，在领取柴油补助款后未按合同约定交付原告，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1、连带支付原告船舶柴油补助款134748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原告确认其应分得的案涉渔船柴油补助为134010元，扣减其已收到的35000元后，未结清金额为99010元，原告并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金额为99010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计算。
被告陈平飞未作书面答辩，当庭口头答辩称：根据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及案涉渔船领取的油价补助款金额，2013年5月31日前的柴油补助款即70728元应归原告；陈平飞已支付原告的金额是67000元，而非原告诉称的35000元；船舶买卖合同中约定“船与证书相符”，但原告交付的“浙玉渔22218”轮和船舶证书记载不符，给陈平飞使用中带来诸多不便，并造成其损失，陈平飞将另行起诉追究原告违约责任；原告的利息主张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被告林增富未作书面答辩，当庭口头答辩称：案涉渔船的实际所有者是陈平飞夫妇，该轮与林增富仅是挂靠关系；两被告之间签署的《委托书》中明确载明柴油补助由陈平飞代为领取，且案涉渔船油补款已实际交付陈平飞，林增富不需再支付；即使林增富需要支付原告油补款，其也有权向陈平飞追偿；原告与陈平飞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5月21日”，两被告签署《委托书》所涉的委托期限“自二O一三年六月五日至二O一五年六月四日止”，故2013年5月21日的《船舶买卖合同》对林增富不具有拘束力。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下：
1、《船舶买卖合同》、《委托书》各1份，用以证明船舶买卖事实和买卖双方对油补款分割所作的约定；
2、《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船舶转移登记事实；
3、《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资金分配公示》1份，用以证明2013年柴油补助款金额及船舶拆解前的油价补助金额就是169748元。
原告当庭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
4、《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登记证明书》、《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各1份，用以证明：证据2来源于渔船主管机关；案涉渔船于2013年7月已拆解，不存在被告陈平飞抗辩的169748元系一整年油价补助的事实。
被告陈平飞当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①收条2张和银行交易凭证1张，用以证明陈平飞已实际支付原告柴油补助款67000元的事实；
②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1份，用以证明2013年6月6日原告与林增富之间另行订立形式船舶买卖合同一份，合同已载明案涉渔船购买的用途是拆解。
被告林增富当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⑴收条1张，用以证明陈平飞于2014年12月24日已向林增富共领取油补款618000元，其中案涉渔船和“浙玉渔22051”轮合计柴油补助款为378828元，即原告证据3中的两船油补发放合计金额；
⑵2013年6月5日《船舶挂靠协议》1份，用以证明包括案涉渔船在内的渔船三艘均系秦国平购买后，以林增富名义在瑞安入户，连同林增富转让秦国平的“浙瑞渔02923”轮，共同拆解后新建三艘渔船；每艘新船马力指标分别以批准书为准；上述四船及新建三船均挂靠在林增富名下，由林增富出面在瑞安办理相关转（入、出）户手续，拆解及新建三船所有权因挂靠所需均登记在林增富名下，但实际所有人为秦国平；拆解及新建船舶挂靠林增富期间的收益均归秦国平，包括柴油补贴等在内的国家各项补偿款，林增富负有协助领取义务。
经当庭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真实性均无异议，并认为：证据1只证明原告享有案涉渔船5个月的柴油补助；证据3不能反映出169748元系原告主张的7个月或者其主张的系2013年5月21日前油价补助款的事实。原告当庭提供的证据4，系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异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但其涉及案涉渔船注销和拆解的事实与本案有关，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被告林增富对被告陈平飞当庭提供的证据①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代理人异议认为：收条是否系原告本人出具，尚不清楚，需要向当事人了解后才能答复；根据原告回忆，银行转账32000元和30000元收条涉及的是同一笔款项，是收条先出，款项后汇，汇付金额超出收条记载的2000元系陈平飞夫妇补偿原告赴象山的差旅费；证据②是因办理船舶过户手续需要订立的形式合同，对其与本关的关联性有异议，合同记载的120万元转让款非真实交易价格，而是因被告陈平飞避税方便确定的金额，案涉船舶实际转让价款177万元已由陈平飞付清，而非由林增富支付。被告林增富进一步质证认为：证据②与委托书可以相互印证，其仅是案涉渔船的挂靠人，并非真正的购船方，该份合同对柴油补助款的分割没有提及，也说明船舶真正的买卖双方对此另有约定的事实。原告、被告陈平飞对被告林增富当庭提供的证据⑴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异议认为：证据⑴涉及两被告内部关系，案涉渔船油补款是否已由林增富实际支付陈平飞，与原告无关。对被告林增富当庭提交的证据⑵，原告异议认为，该证据涉及两被告内部关系，真实性虽无法确认，但可证明两被告对原告应承担连带关系；被告陈平飞对证据⑵无异议。原告当庭确定169748元是截止2013年7月10日的油补款，被告享有其中一个月油补款，其余的由原告享有。被告陈平飞当庭确定169748元是一整年的油补款，原告享有其中的五个月油补，即70728元，被告享有其中七个月的油补，因原告船证不符，致使本应9月份可以投入生产的新建渔船，不能正常出海作业，造成陈平飞夫妇的经济损失，其丈夫与原告协商后，两次付现金合计35000元，陈平飞另银行转账32000元，还留数千元未结清。林增富当庭陈述，其自有的两艘瑞安籍渔船“浙瑞渔02923-02924”拖网对轮卖给另一被告方，因拆解新建船的马力指标不够，陈平飞向原告买案涉渔船凑足新建船的马力指标，为方便办理新建船的马力指标审批，均挂靠林增富名下，新建渔船登记为被告林增富和秦国平各按50%共有，双方订有挂靠协议。
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3，因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当庭提交，并可印证案涉渔船的拆解事实，与诉争的169748元油补款分割有直接关系，其真实性因两被告无异议，亦予以认定。被告陈平飞当庭提供的2组证据，原告与另一被告林增富对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但证据①中的3万元收条和2.2万元银行转账凭证涉及原告实际领取油补款数额的事实认定，因当事人争议很大，另行评析；证据②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涉嫌真假合同认定问题，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法律效力认定另行评析。被告林增富当庭提供的2组证据，被告陈平飞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虽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实均有异议，因证据⑴系原件，其中“浙玉渔22218”轮油补款数额的记载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浙玉渔22218”轮的油价补助公示金额可以相互印证，予以认定；证据⑵系原件，涉及两被告就案涉渔船等船舶的内部法律关系的约定，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原告对证据⑵的异议理由具有合理性，该证据对原告不具有拘束力。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案涉“浙玉渔22218”轮原系原告所有，船舶主机总功率为164千瓦。原告与被告陈平飞于2013年5月21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将“浙玉渔22218”轮以17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平飞。双方同时对柴油补助作出“2013年5月31日前归原告”和“6月1日之后归陈平飞”的特别约定。合同中还载明，“乙方（指原告，下同）过户、拆解，甲方（指陈平飞，下同）所需办理的手续全部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未注销时，甲方必须准时到，如迟延损失由甲方负责（2013年8月1日之前）”，等等。同年6月5日，陈平飞持被告林增富出具的《委托书》，办理案涉渔船两艘的船籍转移登记、原船舶证书注销和所有权变更登记以及代为领取、申报上述捕捞渔船2013年以后（包括2013年度）包括柴油补助款在内的各项补助款等手续，该《委托书》约定的委托期限自2013年6月5日至2015年6月4日止。同日，陈平飞代表林增富与原告签署了格式《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该格式合同由浙江省海洋渔业船舶交易服务中心的玉环受理点予以鉴证，合同载明“浙玉渔22218”轮的转让价为120万元；买受人对于转让完成后取得的渔船处理方式为“拆解”；船舶价款由合同双方自行结算；双方约定在2013年6月12日在玉环办理渔船实物交割，等等。次日，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签发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载明原告所属的“浙玉渔22218”轮卖至瑞安市的林增富，同意该渔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随船转移至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同年7月9日，“浙玉渔22218”轮由瑞安市隆山船舶修造厂完成了拆解，次日，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签发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2013年7月11日，玉环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出具《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登记证明书》，以“船舶拆解”为由，自即日起注销了“浙玉渔22218”轮的所有权和国籍登记。案涉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与被告林增富名下其他拆解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合并后，已转为林增富名下新建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
2014年11月27日，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和瑞安市财政局联合登报发布《油价补助资金分配公示》，公示显示林增富所有的“浙玉渔22218”轮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金额为169748元。之后，陈平飞于2014年12月24日向林增富领取了包括“浙玉渔22218”轮等渔船的油补款，其中“浙玉渔22218”轮油补款为169748元。2015年2月4日、2月5日，陈平飞一方向原告陆续支付部分油补款。之后，因对案涉渔船油补款分割数额发生争议，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起诉至本院。
本案事实争议主要是以下两项，本院分别评析认定如下：
一、油补款169748元系十二个月的油价补助还是船舶拆解前的七个月油价补助以及案涉渔船油补款的享有者认定。
原告主张根据案涉渔船拆解时间，油补款169748元应属于截至2013年7月10日的油价补助，系七个月的油价补助，原告至少享有其中五个月的油价补助。原告以其提供的证据3、4佐证。被告陈平飞、林增富均抗辩169748元应当是案涉渔船2013年度十二个月的油价补助，原告享有其中五个月的油价补助，且林增富强调其是按全年申报油补款，具体核发的油补款如何计算得出不清楚。两被告以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记载文字佐证其抗辩成立。
本院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标题虽显示出“现将我市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对象和补助资金公示”字样，但公示的对象并非单一渔船，不能因此理解公示的渔船均按全年十二个月油价补助核发。国家的油价补助政策是根据具体年度的柴油价格决定是否予以柴油补助后，再统一按渔船主机马力计算核发油价补助，被告林增富名下的两艘渔船公示金额并不相同，其在庭审中也确认7月5日后拆解应当计算当月油价补助，且根据案涉渔船主机马力换算，169748元并非十二个月的油价补助金额，但其又辩称是至少八个月的油价补助额。比较林增富对柴油补助款计算月份的前后陈述，显然存在矛盾之处，不足为信，本院结合案涉渔船于2013年7月9日已经拆解且渔船主管机关已经备案该情节的事实，169748元应当认定为案涉渔船拆解前的柴油补助金额，即属于案涉渔船七个月的油价补助。
原告起诉时主张案涉渔船的油补款169748元均属于船舶拆解前的油价补助，由其独立享有，庭审中其变更主张油补款169748元应按照原告与陈平飞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分割，原告享有其中5个月的油补，其余的归陈平飞。被告陈平飞抗辩其向原告购买了案涉渔船并已付清全部船款，故陈平飞是案涉渔船的所有人，享有领取该渔船全额油补款的权利，但因其与原告对案涉渔船2013年的柴油补助已有书面约定，故原告仅享有其中5个月的柴油补助款。被告林增富抗辩其与案涉渔船存在挂靠关系，案涉渔船对外经营活动等法律关系均以其名义进行，其向渔船主管机关领取案涉渔船2013年度的油补款后，已全额转交了陈平飞，其与原告实际上不存在案涉渔船的买卖行为，不承担向原告交付案涉渔船油补款的义务。原告对被告代理人当庭提出的陈平飞是案涉渔船实际所有者的观点，反驳认为：本案是油补款争议，根据《委托书》记载，两被告系委托关系，案涉渔船系林增富委托陈平飞购买，船舶转移证明的内容与委托书记载相符，现油补款已经由两被告领取，具体由哪个被告返还原告油补款不是主要问题，更不能以证据⑴来推翻两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
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中，就案涉渔船“浙玉渔22218”轮而言，出现了两套与该轮交易有关的合同文件。因办理渔船过户登记涉及地区间的渔船捕捞指标控制问题，且陈平飞既非与原告在同个地区，本人又不是渔民，原告应当清楚陈平飞买船后必然产生办理船舶异地过户登记等问题，从原告与陈平飞之间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内容看，合同第七条已出现“过户、拆解”等字样，合同双方均清楚该渔船的交易目的是拆解船体，将拆解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用于新渔船建造。根据庭审调查，陈平飞夫妇分别向林增富、原告等人购买旧渔船，目的为了建造大马力的渔船。不同登记地的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分属不同地区的渔船主管机关管理，势必引起地区间的船网工具指标转移问题，从现有调查情况看，陈平飞夫妇是将其分别购买的旧渔船安排在瑞安的船厂拆解并在瑞安办理其新建渔船的初始登记，且均以被告林增富名义向主管机关申报。从渔船登记管理角度，均需要以林增富名义与案涉渔船原船主，即原告签署符合登记管理要求的船舶买卖合同，故本案中出现陈平飞当庭提供的格式船舶交易合同，即证据②，当案涉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从原先的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转移至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且案涉的“浙玉渔22218”轮在瑞安市龙山船舶修造厂完成拆解后，与该渔船有关的物权自此均应当消灭。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经办的案涉渔船2013年柴油补助款于次年发放林增富后，产生该渔船交易前后的所有权人分割该笔油补款的法律问题，从物权公示角度，林增富系案涉渔船拆解前的法定所有权人，有权领取该渔船的油价补助款。至于领取后的油价补助如何在前后所有权人之间分割，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进行。
二、陈平飞已支付原告的油补款数额的认定。
原告主张陈平飞已支付的油补款是35000元。被告陈平飞抗辩其已支付原告油补款67000元，并以证据①佐证。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①由2张收条和银行汇款凭证组成，双方当事人除对1张5000元收条涉及的油补款均无异议外，对其中的3万元收条与3.2万元转账凭证的证明内容各持不同见解，原告认为两张书证涉及同一笔款项的当庭解释，缺乏有效证据支持，相比被告陈平飞提出的原告收取其油补款合计金额为67000元的抗辩事实，后者更具有说服力，证据①中3张书证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定，并因此认定被告陈平飞支付原告的油补款合计金额为67000元。
综上，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
“浙玉渔22218”轮于2013年7月9日被依法拆解后，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发放给“浙玉渔22218”轮的2013年度油价补助款为169748元。根据原告与被告陈平飞之间的合同约定，原告应分得2013年前五个月的油价补助，即169748元×5／7=121248.60（元），扣减陈平飞共支付原告的67000元，原告还应分得油价补助款差额54248.60元。
本案法律争议在于：被告林增富是否对本案原告诉请的油补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原告主张林增富对其诉称案涉油补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两被告均抗辩案涉油补款已由陈平飞向林增富全额领取，林增富不应再承担支付原告油补款的责任。被告林增富进一步抗辩认为，林增富如还需对原告未分到的案涉油补款承担支付责任的，其有权向陈平飞追偿。
本院审理认为，原告既主张其与陈平飞之间签订过《船舶买卖合同》，同时又据本案《委托书》记载主张案涉渔船的买受人是林增富，陈平飞受托于林增富与原告发生案涉渔船的交易，两项主张相互矛盾。本案船舶只能存在一种交易关系，结合案涉渔船的买卖合同签订时间、缔约目的、船款交接、办理船舶交易手续等事实，应认定被告陈平飞才是案涉渔船的实际购买者，只是陈平飞需要将案涉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落实在瑞安林增富名下，才发生以林增富名义办理船舶交易、过户、转港登记的各项行为。被告陈平飞当庭提交的《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和原告提供的《委托书》，可相互印证两被告之间借用名义办理案涉船舶过户登记的客观事实，但《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并不能客观反映案涉渔船的交易情况，其仅是为办理案涉船舶过户登记的形式合同，故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船舶买卖合同》为案涉渔船的真实交易合同。显然，被告林增富并非《船舶买卖合同》的当事人。
原告主张以《委托书》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委托购买船舶的关系，且认为林增富是陈平飞的委托人，故在陈平飞向原告披露林增富系购买人后，原告有权选择林增富作为合同相对方。对原告上述主张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选择权情形，本院认为，原告与陈平飞缔约行为客观真实，双方亦就案涉渔船的柴油补助归属达成合意，原告之后向陈平飞交付了案涉渔船和相关船舶证书，收取了陈平飞全额船款，并协助办理了案涉渔船的过户登记手续，原告作为该船舶买卖合同关系下的卖方义务已完成；被告陈平飞受领了案涉渔船且向原告支付了全额船款，其作为船舶买方的义务亦已完成。本案中不存在“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和“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的适用前提，而且原告在渔船主管部门下发案涉油补款后，也是向陈平飞直接索取，且已经收取大部分油补款。可见，被告陈平飞与原告订立合同当时，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代理关系，原告对此情况应当明知，本案《委托书》纯粹是因被告陈平飞办理案涉渔船等船舶过户登记需要才签署并对外使用，不能以此反向推定林增富委托陈平飞向原告买船及由陈平飞代为与原告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的事实。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除外情形，本案《船舶买卖合同》不能直接约束被告林增富和原告双方。因此，被告林增富是本案原告与陈平飞之间船舶买卖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方。被告林增富已将案涉渔船的油补款全额交付被告陈平飞，其不再负有交付案涉油补款的义务。
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林增富承担连带支付本案油补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陈平飞之间构成船舶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的《船舶交易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因案涉渔船交易目的是拆解旧船体，转移相应船网工具指标至新建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中，原告已向被告陈平飞交付了案涉渔船和全部船舶证书，并办理了案涉渔船在原登记机关的注销登记，被告陈平飞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船款并最终完成案涉渔船的拆解，故本案“浙玉渔22218”轮的交易行为已经完成。现本案当事人诉争内容是“浙玉渔22218”轮拆解后国家发放的油价补助分割，我国目前对国内捕捞机动渔船等实行政策性的油价补助，且规定渔业油价补助对象为渔业生产者。本案渔船转让被告陈平飞前是由原告捕捞生产，且渔船交易双方对原告应享有的油价补助时间段已作出明确约定，交易双方应按约定分割事后发放的油价补助款。被告陈平飞取得案涉渔船的油价补助款后，未按约定足额分配原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陈平飞抗辩已支付原告的油价补助数额有理有据，本院予以采信；其抗辩原告应当分割到的油补数额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其对原告主张未付清油补款的利息损失的抗辩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他抗辩与本案审理无关，不予审查。被告林增富抗辩其不负有交付原告案涉渔船油补款的义务有理，予以采纳；其对2013年5月21日《船舶买卖合同》对林增富不具有拘束力的抗辩有理，予以采纳；其余抗辩均不影响本案油补款的分割处理。综上，原告主张被告陈平飞支付油价补助款差额及该款项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原告自起诉之日至今，尚未一年，其主张利率按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不当，应予以调整。被告林增富不是本案《船舶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告也不能证明林增富构成承担法定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原告主张被告林增富对本案油补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平飞应支付原告梁亦明“浙玉渔22218”轮的油价补助款54248.60元及该款自2015年6月2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档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梁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95元，减半收取1497.50元，由原告梁亦明承担919.50元，被告陈平飞承担5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费2995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0000515001，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郭临瓯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