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衡民一终字第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英，无业。
委托代理人周汝东，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则平，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志（系王英之兄），农民。
上诉人王英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志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4）衡桃沼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汝东、郑则平、被上诉人王国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王国志、王英所在的衡水市桃城区河沿镇旧城村自1984年进行联产承包，其家庭分得六人的承包地。后该村进行过三次土地调整，1988年第一次土地调整时，该家庭分得五人的承包地。1992年、1999年进行的土地调整均为五人份的承包地。在王国志、王英家庭户口上，1999年确定参加二轮延包者为李某、王国志、任杏蕊、王萧（晓），在该次土地的二轮延包时，双方当事人之父王凤珠已于前一年去世，王国志家庭户中，王某甲于该年迁走，该家庭户成员中有权分得承包地而不能确定分得承包地者为王楠及王英。另查明，王某甲于1999年7月10日迁出本户，于2009年7月2日又迁回本案家庭户中；王楠于1997年9月8日出生、落户于本案家庭户中；王英于1997年8月10日迁回落户于本家庭户中。
原审法院认为：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国家为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依法确定了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在此期间，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内部，不因增加和减少人口而进行土地调整，除非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有依法预留的机动地、新开垦土地或其他承包人依法、自愿交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可供分配，但是本农户内的人口增减可相互抵顶承包权。农村土地承包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但该种承包经营方式并不排除户内的民主，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亦与家庭人数有密切关联，尤其在家庭成员内部产生分歧后、或大家庭成员内部存在明显亲疏远近关系时，户主不能随意分配和剥夺他人的承包权。王国志作为王英的兄长，应当妥善处理此产生于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国家在1999年前后，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的二轮延包，涉案的桃城区河沿镇旧城村的二轮土地延包于1999年进行，在此节点，王国志之父王凤珠已于1998年1月份去世，而王英、王国志的家庭户口中有二人没有承包地，即王楠与王英，该二人均享有土地承包权，在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机动地可供分配的情况下，只能按份承继王凤珠之承包地。则涉案一人份的1.805亩耕地，王英应享有其中的二分之一即0.9025亩耕地的土地承包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衡水市桃城区河沿镇旧城村东，南外环衡水市公安局南面的以原、王国志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承包地，王英拥有0.902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驳回王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80元，由王英负担40元，王国志负担40元。
上诉人王英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999年旧城村土地调整时王英及其家人共分得5口人［分别是王英、王国志、王英的母亲李某、嫂子任香蕊、侄女王萧（晓）］的土地9.025亩，平均每人1.805亩，该土地位于旧城村东南外环衡水市公安局南面。1997年9月王国志的女儿王楠落户旧城村，当时因王楠属于超生人口没有分到地，村里解决超生人口问题时，可以分给王楠1.7亩地，但王国志没要，后来，王国志又生育两个孩子王某甲和王某乙，旧城村给三个孩子每人分得0.92亩，位置在村西南处。王英分得1.805亩土地后，旧城村又分了几次土地，最后一次王英的妹妹王国富（曾用名王国伏）分得村土地0.405亩。本案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也不存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机动地可供分配的情况，王英把自己分得的1.805亩土地交给王国志耕种，故要求王国志返还，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王英拥有位于旧城村东南外环衡水市公安局南面1.8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国志负担。
被上诉人王国志答辩称：王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虽然王国志对原判结果也有意见，但考虑是一家人，所以没有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中，根据阅卷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合议庭确定本案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为：双方所在衡水市桃城区河沿镇旧城村大约1984年进行联产承包，1984年以王凤珠为户主分得六人的承包地，人均1.805亩，地块为吴家楼地（又称吴楼地）。后该村进行过三次土地调整，1988年第一次土地调整时，王凤珠家庭调出一口人的土地，分得五口人的承包地，1992年、1999年进行土地调整王凤珠家庭均分得五口人的承包地，即现南环外衡水市公安局南面吴家楼地，该地的四至为：南邻彭银杰、北邻郑俊起、东邻滏阳河、西邻道，该地共9.025亩，现该地由王国志承包给他人，每年每亩承包费3600元，该地现未种植任何农作物。王国志有三女一子，其妻子任杏蕊和三女任某于1999年7月10日迁出旧城村，2009年7月21日迁入旧城村，王英于1997年8月10日落户于旧城村，双方当事人的父亲王凤珠于1998年1月17日去世，母亲李某现健在。1998年4月1日王凤珠家庭户主更改为王国志。王凤珠与李某共有三女一子，即长女王国春（1984年之前户口已迁出旧城村）、次女王英（曾用名王国青）、三女王国富、儿子王国志。王国志前妻名叫杜秀玲，现在的妻子名叫任杏蕊。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合议庭已当庭确认。
经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合议庭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英要求被上诉人王国志返还1.805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否支持，如应返还，如何返还。
围绕争议焦点，上诉人王英称：除上诉状中的理由外，另补充：旧城村王国志名下共9口人，有吴楼地9.025亩，西南果园地2.76亩，另有王国富分得的梨树地0.405亩，共计12.19亩。其中，西南果园地2.76亩，是后来村里为解决超生人口及后来落户没有土地的问题又为王楠、王某甲、王某乙每人补了0.92亩地。按原审结果现王楠有两块地，而王英只有半个人的地，与事实相矛盾。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是重新订立的承包合同，是新的合同，并非第一轮承包的延续，原审法院认为是延包，由王英继承其父王凤珠口粮地二分之一的份额没有法律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户内成员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共有权，本案中王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亩数及份额是能够确定的，即1999年二轮承包时分给王英“吴楼”地1.805亩，因此应优先采取按份共有的原则，归还王英1.805亩，从“吴楼”地的南侧或北侧分割都无异议。
被上诉人王国志称：王国志不应返还诉争耕地。王英1976年12月8日从旧城村迁到天津市河东区沈庄子，1997年8月12日迁回旧城村，1984年第一轮分地的6口人包括：袓父王荣钦、父亲王凤珠、母亲李某、妹妹王国富（伏）、前妻杜秀玲和王国志；1988年村里调地时，因王国志与杜秀玲1987年离婚，去了一口人的地，调整为5口人的地。1992年村里调给王国志家庭2口人的地，王国志没要，该家庭户的地没增也没减。王国志的大女儿1990年出生，二女儿1992年6月10日出生，三女儿1997年6月20日出生，儿子2000年出生。1992年村里分地大女儿和二女儿虽已出生，但是没有多要地。1999年不是大调地，是谁想要地就给谁补上，王国志也没要地，1999年之后王国志又向村里要的王英、女儿任某（王某甲）和儿子王某乙每人0.92亩西南地。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王英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王英的户口页复印件一份，证明王英的身份情况及与王国志的关系；
证据二、2015年3月13日旧城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王国志名下有9口人，口粮地共12.19亩，包括“吴楼”地9.025亩、西南果园地2.76亩、梨树地0.405亩；
证据三、2014年1月16日旧城村委会的证明一份，证明村委会为王楠、王某甲、王某乙在西南地各补0.92亩，共计2.76亩；
证据四、双方当事人的母亲李某出庭作证，证明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的过程。其证言的主要内容为：“1999年我们家分了5口人的“吴楼”地共9亩多，五口人包括李某、王国志、任杏蕊、王英、王萧（晓）。有一年村里可以给二孙女王楠和三孙女每人给补1.7亩地，王国志没有要，五年前村里又给补地，二孙女、三孙女和孙子每人补了0.92亩村西南的地。王英13或14岁把户口迁到了天津，一年多就迁回了，因结婚把户口迁到衡水市东门口，离婚后，1997年王英的户口从东门口迁回旧城村。”
被上诉人王国志提供了其名下家庭成员的户口页复印件和村会计王某和村副书记张某的出庭证言。
王某出庭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从1974年至1994年任村会计，1994年至今任村里的统计员。1994年至大约2000年村会计是吴山栋，2000年之后村会计叫郑俊龙，从2005年之后村里的账就交到镇里了，现我保管着村里1999年的账目。村里1981年分地，1983年大调整过，1988年、1992年、1999年分别小调整过一次，添人添地，去人去地。1992年王国志家的土地没有变化。1999年村里从三、四月开始调整土地，到八月份结束，当时是有户口的就给补地，没户口的不给地，超生了只要落下户口也给，每人可以补1.7亩，王国志没要，不知道没要哪两个人的地。王国志家1988年调出一个人的地后，他们家的吴楼地就没动过。原审卷第13至16页和第21页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证明是我亲笔写的，这些情况都是属实的，只是原审卷第15页的材料中第一句话的意思没写清楚，本意是1976年12月8日王国青（王英原来叫王国青）从旧城村迁出，迁入了天津市河东区沈庄子。2015年3月13日和2014年1月16日的两份证明是我出具的，是李某找我写的，她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写，具体他们家2007年补的西南地到底是哪三个人的我不知道。村委会的公章一直由我保管。1999年的地亩账上只有户主的名字和多少亩地，没有人口数。2007年补村西南的地时，是按着户口本补地，当时按每个家庭的现有人口，少几个人地就补几个人的，村里只记载补几口人的地，没有记载补地人的姓名。2014年4月25日的证明也是我出具的，当时在场人还有村干部王海水，该证明左边一行是王国志家的人口出生、迁出及死亡的情况，右边一行是分地的情况，是李某让我这样写的，地亩账上没这样的记录，上边写的旧城村东原有地，就是指的吴楼地。”
张某出庭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从2014年3月4日任村里的副支书，不了解他们家的情况，今天是陪王某来的，我在村外开厂子，村里调整过几次土地不清楚，也没参与。”
经质证，被上诉人王国志对王英提交的证据一、二无异议，认可证实的事实，对证据三内容不认可，其认为是其母亲李某逼着村干部写的，其可以让村干部出庭作证。上诉人王英对被上诉人王国志提供的其名下的户口页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
针对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被上诉人王国志称：我们村1992年、1999年不是大调整，是根据人口的变化，谁愿要地谁就要，王国志没有要地；1999年之后王国志又向村里要的王英、女儿任某（王某甲）和儿子王某乙的地。村里1988年大调整过土地，那时的五口人是王国志和王国志的爷爷、父母、三妹妹王国富。王国志和前妻杜秀玲大约1987年离婚。王英1976年从旧城村迁出户口，1997年才迁回旧城村。上诉人王英对其母亲李某的出庭证言没有异议。
针对证人王某、张某的出庭证言，上诉人王英称，证人王某称根据李某所说写的证明不属实，其是根据地亩账的情况出具的证明，申请法庭调查地亩账，对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王国志称，对证人出庭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
庭后，依上诉人王英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到衡水市桃城区河沿镇旧城村进行调查核实，该村会计王某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了该村1999年及2007年调整果园地的地亩账。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均无异议：旧城村1999年吴楼地和2007年果园地的地亩账中只载明王国志名下吴楼地9.025亩及果园地、3口人、2.76亩的内容，没有本户中其他成员的名字。9.025亩吴楼地系东西方向耕种，2.76亩西南果园地系南北方向耕种。现王国志的妻子任杏蕊将2.76亩西南果园地以每亩地100元的价格转包给本村的王大江耕种，未约定耕种期限，该地块的四至为南北邻道，西邻王国英家的承包地，东邻王九木家承包地。
经与被上诉人王国志的妹妹王国富核实，其称其于1989年2月7日将户口迁出旧城村，2009年11月17日又迁回该村，2013年旧城村给其补了0.405亩梨树地，其在旧城村只有0.405亩梨树地，现由村里统一对外承包。对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亦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因被上诉人王国志对上诉人王英提交的证据一、二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三，被上诉人王国志不予认可，证人的王某亦称其不知道西南地具体是分给谁的，是根据李某所述书写，且经核查该地地亩账中并无相关记载，故对该证明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人李某、王某、张某出庭证言中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二审审理，除认定双方二审中均无争议的事实外，另查明：旧城村1984年进行土地大调整，王国志家庭分到6口人的承包地（六口人包括王国志的祖父王荣钦、父亲王凤珠、母亲李某、妹妹王国富（伏）、王国志及其前妻杜秀玲）。之后，村里分别于1988年、1992年、1999年进行了小调整。1988年王国志家庭户共有五口人的承包地（即诉争的吴楼地9.025亩），五口人包括王国志、王国志的祖父、父母及其妹妹王国富。王国志约1987年与前妻离婚后与现任妻子任杏蕊结婚，1998年1月之前王国志的爷爷、父亲先后去世，1989年王国富因结婚将户口迁出旧城村，于2009年11月17日将户口迁回旧城村。王国志共有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女王萧（又名王晓，1990年3月9日出生）、次女王楠（1992年6月10日出生）、三女任某（又名王某甲，1997年6月10日出生）及儿子王某乙（2000年4月20日出生）。旧城村1992年、1999年调整土地时，王国志家庭户没有要求补承包地。1999年调整土地从1999年3、4月开始，至八月结束，调整方法是添人添地，去人去地，补承包地的方法是有户口的就给，没户口的不补地，超生的落下户口也补地。王国志为户主的农户的承包地除1988年分到的9.025亩吴楼地外，2007年补分三口人的西南果园地2.76亩；王国富2009年将户口迁回旧城村后，旧城村村委会于2013年补分给其0.405亩梨树地。旧城村1999年吴楼地和2007年果园地的地亩账中只载明王国志名下吴楼地9.025亩及果园地2.76亩（3口人）的内容，没有本户中其他成员的名字。涉案的9.025亩吴楼地东西方向耕种，2.76亩西南果园地南北方向耕种。王国志的妻子任杏蕊现将2.76亩西南果园地以每亩地100元的价格转包给本村的王大江耕种，未约定耕种期限，该地块的四至为南北邻道，西邻王国英，东邻王九木家承包地。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通过家庭承包形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家庭的某个或者部分成员死亡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消灭。又根据上述法律的基本原则，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即在土地承包期内家庭成员死亡的，土地不发生继承，而是由家庭成员继续承包。本案中，1988年王国志家庭五口人拥有9.025亩吴楼地，之后1997年王英、王楠的户口先后迁入本户，1998年双方当事人的父亲王凤珠去世，1999年王国志家庭户为六口人享有9.025亩吴楼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王国志的三女儿任某及儿子王某乙的户口迁入本户，2007年该户又分得2.76亩西南果园地，至此，王国志名下的该农户有八人共同享有吴楼地和西南果园地的承包经营权。王国志的妹妹王国富1989年将户口迁出，2009年又落户到王国志为户主的农户中，其为何迁回，王国志和王国富均未提及，故本案中对王国富在王国志农户的承包地问题不予考虑。农户是务农的人家，即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家。王国志的妻子任杏蕊因与王国志结婚成为该农户的成员，王国志的子女因新增人口加入该农户，王英大约1976年将户口从该户迁出，1997年将户籍落户于该农户中，其现住天津市，虽然旧城村以户口有无来确定是否补分家庭承包地，王英亦无提交证据证明其户口迁入旧城村后村里调地过程中其曾向村委会提出过补地的要求，其现在主张应作为该农户的一员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王国志不持异议，本院予以支持。但王英应根据其在承包户中所占的比例享有两块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即王英应享有1.128亩吴楼地（9.025亩÷8＝1.128亩）的承包经营权和0.345亩（2.76亩÷8）＝0.345亩西南果园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该两块地耕种的方向，确定从9.025亩吴楼地北侧向南丈量1.128亩，从2.76亩西南果园地东侧向西丈量0.34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王英较为合理。经调查核实，该村地亩账中只记载户主姓名及承包土地的亩数及人口数，并未载明每人拥有诉争土地的情况，故王英主张王楠或任杏蕊不应拥有吴楼地的承包经营权，其应拥有1.805亩吴楼地的承包经营权，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王凤珠曾是王国志承包户中的一员，王凤珠去世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应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原判确定王英拥有0.9025亩的吴楼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4）衡桃沼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4）衡桃沼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王国志农户位于衡水市桃城区河沿镇旧城村东吴家楼地9.025亩（四至：南邻彭银杰、北邻郑俊起、东邻滏阳河、西邻道）中1.128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9.025亩地块北侧向南丈量1.128亩）和该村西南果园地2.76亩（四至：南北邻道、西邻王国英、东邻王九木）中0.34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2.76亩地块东侧向西丈量0.345亩）归上诉人王英所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共计160元，由上诉人王英、被上诉人王国志均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晓燕
审判员 许晓芬
审判员 刘万斌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孙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