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32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栖霞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住所地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文枢东路*号***幢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龚立才，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严青，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畅，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龙，男，汉族，1961年3月19日生。
委托代理人高洁，江苏巨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明英，女，汉族，1954年2月14日生。
原审第三人陈国仲，男，汉族，1952年3月8日生。
上诉人南京市栖霞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栖霞拆迁办）因与被上诉人王玉龙、原审第三人朱明英、陈国仲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栖民初字第890号民事判决，王玉龙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5）宁民终字第124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栖民初字第1596号民事判决，栖霞拆迁办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龙原审诉称，王玉龙系原中建八局老一分公司的职工，2009年在老一分公司被撤销过程中，南京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将其在尧化门后新塘的房屋出售给50名老员工，并以邓某为代表签订了转让协议，王玉龙为购房成员之一。因当时王玉龙在外地，故委托原同事陈国仲的妻子朱明英办理购房手续，代交购房款。2009年12月9日朱明英代王玉龙向原老一分公司住房领导小组交纳了55000元的购房款，该小组出具了收款收据。由于王玉龙长年在外地工作，对所购房屋在2013年被列入拆迁范围不知情，在王玉龙得知拆迁情况后，经查询发现所购房屋被错误放在朱明英名下进行拆迁补偿。王玉龙委托亲朋好友多次找尧化街道办事处及栖霞拆迁办，要求确认王玉龙的被拆迁安置身份，并对王玉龙按相关规定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朱明英及原老一分公司住房领导小组也向栖霞拆迁办及相关部门进行了证实，但经数月等待，栖霞拆迁办回复王玉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王玉龙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栖霞拆迁办与朱明英、陈国仲签订的涉及王玉龙所购买办公楼部分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二、栖霞拆迁办对王玉龙拆迁安置并支付拆迁补偿款。
栖霞拆迁办原审辩称：1、栖霞拆迁办接受南京新尧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委托实施太平山公园环境整治项目的征地房屋拆迁工作，在拆迁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实施，没有违法行为。2、关于案涉房屋的被拆迁人的认定：拆迁调查前，对购买办公楼人员经过充分的调查，购买办公楼人员的名单已经中建八局确认，并结合2009年12月15日购房人所签的授权委托书中的名单进行确定，朱明英为原始购买办公楼的人员之一，经前期调查，由全体业主认可，在拆迁范围内经过公示，被拆迁人的认定并没有错误。3、王玉龙不是案涉拆迁补偿协议的当事人，王玉龙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对案涉房屋享有拆迁安置的主体资格；案涉补偿协议是由栖霞拆迁办及朱明英、陈国仲签订的，朱明英、陈国仲并未对拆迁补偿的内容提出异议，案涉房屋已得到全部的安置补偿，符合拆迁时的相关政策，是合法有效的。按照目前拆迁政策，陈国仲与朱明英只可以申购两套拆迁安置房，在这种情况下，陈国仲提出要以王玉龙的名义将其中一套办公楼私下转给王玉龙购买，这些行为是发生在拆迁公告之后，故王玉龙并不能被认定为合法的被拆迁人。王玉龙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朱明英、陈国仲原审述称：1、王玉龙称其系购房成员不是事实。当时为购房大家在小区的小店门前几次开会，告诫大家购房有风险要谨慎，购房人都需在授权邓某作为代表的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不在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的属于自动放弃购房，大部分人自动放弃，王玉龙也没有在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2、王玉龙陈述委托朱明英办理购房手续属于无中生有，朱明英确实没有收到王玉龙的任何委托书或口头协议；王玉龙说其在外地，但王玉龙的妻子就在南京中建八局工作，王玉龙不通过其家属而是通过朱明英办理，不符合常理。3、2009年没有拆迁，购房存在风险，朱明英当时借钱代其儿媳购买1份。因朱明英买了两份办公楼，而王玉龙没有买，陈国仲与王玉龙的关系一直较好，2013年陈国仲提出转让1份给王玉龙，王玉龙妻子于2013年9月3日将购房款55000元汇给陈国仲，陈国仲于2013年9月4日将购房款收据给了王玉龙妻子，朱明英当时回贵州老家，对此并不知情。后陈国仲和王玉龙数次一起到栖霞拆迁办办理转让手续，栖霞拆迁办告知以2013年5月25日公示资料为准，私下转让无效。4、2013年9月10日，朱明英署名的证明是陈国仲代签的，当时朱明英在贵州老家，对此不知情，陈国仲没有与其商量，违背朱明英的意愿，朱明英在此明确不予认可。5、2009年购房报名、购房委托书签名及2013年上墙的公示都是朱明英的名字，王玉龙当时未提出任何异议，现王玉龙提出所购房屋被错误放在朱明英名下进行拆迁补偿，并要求确认王玉龙被拆迁人身份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因此，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30日，邓某（乙方）作为购买人代表，与南京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基础公司）签订转让协议1份，约定就甲方在南京市栖霞区十月村后新塘生产生活基地（十月村小区）的办公楼（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等所拥有的所有权利有偿转让给乙方。其第2-2条约定：协议生效后，乙方拥有原甲方拥有的与十月村“租赁协议”项下完全的权利，包括拆迁时与拆迁部门的谈判和全部拆迁补偿；第2-3条约定：乙方自愿接受本协议所有风险，今后一切事项与甲方无关；第4-1条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参与购买的全部人员委托书作为本协议附件；第7条系“特别约定”：乙方的签字人为本协议的当事人，甲方不与附件中其他人发生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涉及乙方内部人员的任何事项今后均由其自行协调解决，与甲方无关。
就案涉房屋的购买，相关单位和人员确定由邓某作为购房人代表，确定购房的人员共同向邓某出具授权委托书，由邓某与基础公司签订转让协议，郑某等收取购房款。在确定购房人员过程中，因购房存在风险，购房人员不断变化，最终确定购房的49人在2009年12月15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邓某作为代理人，代表全体购房人与基础公司洽谈转让事宜并签订合同。该授权委托书提交给基础公司作为转让协议的附件，其内容主要为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现工作岗位和委托人签字；委托人姓名一栏为打印体，合计49人，另1人退出，49人中包括陈国仲、朱明英，没有王玉龙；委托人签字一栏中，委托人姓名为陈国仲、朱明英对应的是陈国仲、朱明英的签名，有部分委托人的签名系他人代签，没有王玉龙的签名或他人代王玉龙签署的名字。
购买案涉房屋过程中，陈国仲、朱明英先后两次向负责收取购房款的郑某分别交购房款55000元，郑某于2009年10月17日出具收据1份，载明的交款人为陈国仲；于2009年12月4日出具收据1份，载明的交款人为“王（陈代交）”。关于朱明英、陈国仲于2009年12月4日所交的购房款55000元，王玉龙陈述是当天委托朱明英、陈国仲代交的；朱明英、陈国仲陈述，直至2013年拆迁开始后，陈国仲提出将所购办公楼转让1份给王玉龙，王玉龙的妻子于2013年9月3日将购房款55000元汇给陈国仲；陈国仲为此提供其银行存款账户交易明细，该明细载明其银行账户分别于2013年9月2日、3日进账50000元和5000元。
2013年，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对案涉房屋所在地块实施征地房屋拆迁工作。2013年5月25日，实施拆迁工作的单位在案涉房屋所在小区院内张贴基础公司拆迁名单公示，该名单载明购买了办公楼的人员共计49人，与2009年12月15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人完全一致，包括陈国仲、朱明英，没有王玉龙。该公示还载明“以上名单公示三天，若有疑义，欢迎进行实名反映”，并注明了联系人和电话。2013年8月16日，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尧化办事处出具会议备忘，载明经栖霞区政府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单位会议研究，就基础公司居民楼和办公楼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议定了相关方案。2014年2月28日，栖霞区政府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单位经会议研究，形成会议纪要1份及一事一议附件，载明根据之前会议备忘精神，就基础公司居民楼和办公楼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其中第二条购买办公楼的拆迁户认定明确：“根据前期调查并经全体业主认可的公示名单为准，总份数49份，私下买卖或转让不在公示名单内的一律不认可”。该纪要还明确：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申购拆迁安置房的拆迁户，必须具有南京市江南六区的户籍。该会议纪要还就拆迁分户、享受过租房补贴的拆迁户处理、已经申购过经济适用房的拆迁户处理、已经享受过政策性保障房的拆迁户处理等作出明确意见。该纪要所附的一事一议附件明确对相关购房人具体情况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陈国仲、朱明英两人均购买了办公楼都在公示名单中，两人为夫妻关系合并计算，作为共有人签订协议，按合并计算后的面积补偿款申购安置房。2014年2月28日，朱明英、陈国仲与拆迁办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涉及的拆迁房屋包含案涉房屋。
2013年9月10日，王玉龙以购房人名义向栖霞拆迁办、尧化街道工委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出具证明1份，证明人一栏由陈国仲代朱明英签名（当时朱明英在其贵州老家），该证明内容为：因王玉龙在购买案涉房屋期间一直在北京工作，不能亲自到场，委托陈国仲妻子朱明英代其购买办公楼股份1份，金额55000元，王玉龙已将该款付给朱明英。该证明上加盖有中建八局原老一分公司住房领导小组印章。后王玉龙和陈国仲携该证明共同找相关负责拆迁单位的负责人反映未果。
2014年2月28日，陈国仲、朱明英作为被拆迁人，与栖霞拆迁办签订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约定朱明英、陈国仲坐落于中建八局2-301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建筑面积为152.66平方米，包括所购的两份办公楼。为此，王玉龙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庭审中，王玉龙为证明其当时委托朱明英、陈国仲购买案涉房屋的主张，申请邢某、石某出庭作证。证人邢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当时拆迁名单公示出来后，大家在案涉房屋的小区内开会，王玉龙和陈国仲都参加的，陈国仲说王玉龙有1股办公楼要还给王玉龙；王玉龙向其说过委托陈国仲买过1股办公楼，王玉龙的妻子在基础公司上班，至于为何当初王玉龙要委托陈国仲购买办公楼并不清楚。证人石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当时拆迁名单公示出来后，大家在案涉房屋的小区内开会，陈国仲说过办公楼有王玉龙的份额，拆迁办弄错了，要把份额还给王玉龙；证人系当时购买办公楼领导小组的成员，购买办公楼时王玉龙的妻子在南京市孝陵卫的公司本部上班，当时不清楚王玉龙有无报名购买办公楼。朱明英、陈国仲则申请邓某、郑某出庭作证。证人邓某到庭作如下陈述：朱明英当时报名购买了办公楼，并在委托其购买办公楼的委托书中按手印，当时购房人如不在场，则由其妻子或子女在委托书中代签字；朱明英当时交给郑某的购房款55000元是为她自己交的，交款时邓某也在场，收据是郑某开具的，至于为何收据中交款人写为“王（陈代交）”，因为现场还有其他人交钱，其没注意也不清楚。证人郑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当时购买办公楼时郑某系会计，王玉龙没有报名购买办公楼，也没有交购房款，陈国仲、朱明英两人交了购房款；至于为何收据中交款人写为“王（陈代交）”，因为当时交钱的人很多，这是2009年的事情，这么长时间，记不清了。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一致陈述，王玉龙举证的案涉房屋转让协议、购房款收据、证明和拆迁协议，栖霞拆迁办举证的相关拆迁档案材料（含拆迁协议、会议纪要、会议备忘等）和拆迁名单公示张贴的照片打印件，朱明英、陈国仲举证的授权委托书、火车票和银行存款账户往来明细等证据，以及原审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王玉龙在本案中虽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委托朱明英购买了案涉房屋，但：1、其提交的2009年12月4日出具的收据载明的交款人为“王（陈代交）”。朱明英、陈国仲虽否认是代王玉龙交款，但对此并无证据证实。2、相关证据证明朱明英、陈国仲已经收取了王玉龙55000元。3、2013年9月10日，王玉龙以购房人名义向栖霞拆迁办、尧化街道工委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出具证明1份，证明人一栏有陈国仲代朱明英的签名（当时朱明英在贵州老家），且该证明内容为：因王玉龙在购买案涉房屋期间一直在北京工作，不能亲自到场，委托陈国仲妻子朱明英代其购买办公楼股份1份，金额55000元，王玉龙已将该款付给朱明英。4、证人邢某、石某出庭作证均证明陈国仲在公众场合表示过案涉房屋有王玉龙的份额。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2009年购买案涉房屋时，王玉龙委托了朱明英办理购房手续。朱明英在受王玉龙委托购买了案涉房屋后，应当将购买的案涉房屋交予王玉龙，朱明英未将购买的案涉房屋交予王玉龙，并就案涉房屋与栖霞拆迁办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损害了王玉龙的权利。在拆迁公示时，王玉龙已向栖霞拆迁办提出权利主张，而栖霞拆迁办审查后仍只与朱明英、陈国仲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因案涉拆迁协议涉及案涉房屋并未作区分，故案涉拆迁安置协议无效。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栖霞拆迁办与朱明英、陈国仲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的《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二、栖霞区拆迁办与朱明英、陈国仲、王玉龙重新签订的《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栖霞拆迁办与朱明英、陈国仲各负担3650元。
栖霞拆迁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栖霞拆迁办对案涉房屋被拆迁人的认定并无错误，购房名单是经中建八局确认并结合2009年12月15日购房人所签的授权委托书中的名单确定，经全体业主确认并在拆迁范围内公示，王玉龙从未提出异议。直到2013年8月拆迁补偿方案确定，得知朱明英、陈国仲只能按一户进行拆迁补偿安置，王玉龙才提出其是案涉房屋的原始购买人。王玉龙虽在外地工作，但其妻子也是中建八局职工，王玉龙要购房根本没有必要委托他人。2009年至2013年，案涉房屋一直是朱明英、陈国仲居住，且王玉龙2013年9月才将购房款汇给朱明英、陈国仲，这不符合常理。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玉龙作为原告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王玉龙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原始购买人。且王玉龙并非拆迁协议的当事人，不具有行使撤销权的资格。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玉龙的诉讼请求。
王玉龙辩称：1.王玉龙在拆迁过程中提交了原始的购房收据以及由被拆迁房屋原所属单位以及朱明英、陈国仲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足以证明王玉龙是原始购买人，是被拆迁人。2.原审判决以后，朱明英、陈国仲并未上诉，代表其认可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王玉龙就是原始的购买人，是真正的被拆迁人。3.朱明英、陈国仲在拆迁时为获得拆迁利益作了虚假陈述，导致拆迁协议签订错误。综上，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明英、陈国仲述称，其同意栖霞拆迁办的主张。
上诉人栖霞拆迁办，被上诉人王玉龙，原审第三人朱明英、陈国仲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栖霞拆迁办陈述，其与陈国仲、朱明英就案涉房屋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容无法分割。
以上事实，有本院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王玉龙主张其曾委托陈国仲的妻子朱明英代为购买案涉房屋，朱明英、陈国仲虽在本案中对此予以否认，但2013年9月陈国仲、朱明英（陈国仲代签）曾签字证明“因王玉龙因在购买案涉房屋期间一直在北京工作，不能亲自到场，委托陈国仲妻子朱明英代其购买办公楼股份一份，金额55000元”，且该证明内容也得到中建八局原老一分公司住房领导小组的签章认可。此外，购买案涉房屋时，陈国仲、朱明英两次分别交纳购房款55000元，相应收据载明的交款人分别写明为“陈国仲”和“王（代陈交）”，另有邢某、石某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陈国仲表示有一股办公楼份额要还给王玉龙，而陈国仲、朱明英也已实际收到王玉龙支付的55000元购房款。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王玉龙2009年委托朱明英购买案涉房屋的主张。王玉龙是案涉房屋相应份额的实际权利人，陈国仲、朱明英在未获王玉龙相应授权的情况下就相应份额与栖霞拆迁办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王玉龙对此亦不予认可，且王玉龙向栖霞拆迁办主张权利后栖霞拆迁办仍与陈国仲、朱明英就王玉龙所有的与陈国仲、朱明英所有的案涉房屋份额一并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栖霞拆迁办亦表示协议内容无法分割，因此，王玉龙要求确认陈国仲、朱明英与栖霞拆迁办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要求栖霞拆迁办对其进行拆迁安置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南京市栖霞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晔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