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洛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陕1021行初35号
原告舒新民，男，生于1959年2月6日，汉族，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委托代理人张保成，男，生于1943年9月11日，汉族，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被告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江滨大道东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10000160632765。
法定代表人柳礼群，局长。
委托代理人雷雪玲，系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赵源，系该局民警。
原告舒新民不服被告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以下简称商州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原告舒新民于2017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于同年11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舒新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保成、被告商州公安分局出庭负责人康书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雷雪玲、赵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商州公安分局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7年5月9日9时许，原告舒新民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携带上访材料，伺机非法上访、滞留，后被工作人员发现劝返长达半个多小时之久，该舒不愿意离开，被强行带离现场。其行为严重影响了省党代会召开期间会场周边的公共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舒新民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舒新民诉称，2017年5月9日，原告去西安旅游，坐公交车到站后，刚在路沿上行走，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挡住了去路，将原告强行拖上一辆小车拉回商州西郊派出所。当日上午，被告将原告拉回商州西郊派出所后刑讯逼供非法拘押，然后又将原告关进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天（2017年5月10日至5月20日）。被告滥用职权，不依法行政，在未搞清楚案件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扰乱单位秩序”将原告违法行政拘留十日，被告至今未给原告送达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被拘留所释放时获得了编号为00791号解除拘留证明书才知被拘留的法律依据。被告处罚原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罚前、中、后未依法全面履行法定程序，没有用任何方式告知原告家人，办案程序严重违法。原告没有违法事实存在，被告系违法拘留。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依据、显失公平公正、办案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商州公安分局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舒新民就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材料。
被告商州公安分局辩称,首先，省党代会现场外并没有设立信访接待场所，原告来到省党代会现场外滞留，信访干部劝阻长达半个小时之久，该舒不愿意离开，后被强行带离现场。该行为属于涉访违法行为，有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商州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舒新民给予拘留十日的处罚，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为。其次，在该案处理过程中，被告在询问前已经对舒新民告知了行政案件的权利义务，处罚前也进行了行政处罚前的告知程序，在对舒新民拘留后，及时用电话通知了舒新民的家属。因此，该案在办理过程中，依法受案、传唤、告知、裁决、执行、通知家属等，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程序办理，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扰乱公共秩序一案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量罚适当，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商州公安分局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三组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系程序方面的证据，证明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1、接处警登记表，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接处警该案；
2、受案登记表，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受理该案；
3、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公安机关对舒新民处罚前依法经过审批程序；
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对舒新民处罚前依法履行告知程序；
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舒新民作出的处罚决定；
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舒新民已被执行行政拘留，执行期限为10日（即2017年5月10日至2017年5月20日）；
7、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舒新民，依法通知其家属张淑芳。
第二组证据系事实方面的证据，证明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
1、舒新民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舒新民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舒新民2017年5月9日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携带上访材料，伺机非法上访、滞留，被信访工作人员发现后带离；
2、赵智锋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赵智锋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2017年5月9日上午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发现舒新民伺机非法上访、滞留，将其带回商州公安分局城郊派出所；
3、吕凡超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吕凡超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舒新民2017年5月9日上午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伺机非法上访、滞留，将其带回商州公安分局城郊派出所；
4、张高彦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张高彦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2017年5月9日上午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发现舒新民伺机非法上访、滞留后，安排其他信访工作人员将其带回商州公安分局城郊派出所；
5、白波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白波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2017年5月9日上午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发现舒新民伺机非法上访、滞留；
6、刘豪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刘豪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2017年5月9日上午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发现舒新民伺机非法上访、滞留；
7、杨军锋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询问杨军锋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证明2017年5月9日上午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北门省党代会会场周边开展工作，在发现舒新民后，负责联系办事处信访工作人员；
8、舒新民随身物品清单及领条，证明舒新民随身携带的现金及信访材料一份。
第三组证据是舒新民的户籍证明一份，证明舒新民的基本情况以及被告具有管辖权。
经庭审质证，原告舒新民对被告商州公安分局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舒新民的询问笔录、舒新民随身物品清单及领条以及第三组证据舒新民户籍证明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均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被告商州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本案讼争对象，不属证据范畴，对其余证据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处罚决定执行回执、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等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被告按照行政程序立案调查治安案件，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中舒新民、赵智锋、吕凡超、张高彦、白波、刘豪、杨军锋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均予以确认。对舒新民的询问笔录因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予确认。对赵智锋、吕凡超、张高彦、白波、刘豪、杨军锋的询问笔录及以及舒新民随身物品清单及领条等证据，客观真实，予以确认；对第三组证据舒新民户籍证明客观真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7日至11日，省党代会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内陕西大会堂召开，会场外没有设信访接待处。2017年5月9日9时许，原告舒新民携带上访材料来到陕西宾馆北门附近，被商洛信访维稳干部发现并劝告其离开，原告舒新民不愿离开，经劝返半个多小时之后，被接访干部带回商洛。2017年5月10日，被告商州公安分局作出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舒新民处以十日拘留，处罚决定书于同日向原告舒新民宣告送达，该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2017年5月21日，原告领取了由被告代保管的上访材料等物品。原告舒新民不服该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商州公安分局作出的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商州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舒新民到达省党代会现场（位于陕西宾馆）北门，携带上访材料伺机上访时即被接访干部发现并及时制止，劝返半小时之后离开。且被告证据中对接访干部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舒新民并未拿出随身携带的上访材料，现场也无过激言行，亦未造成会场周围人员围观、拥堵和聚集等后果。综上，被告商州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舒新民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以原告严重影响省党代会召开期间会场周边的公共秩序为由，作出的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舒新民要求撤销被告商州公安分局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商州公安分局对原告舒新民作出的商州公（郊）行罚决字（2017）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商州公安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梦琳
审判员 刘延洛
审判员 柳 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唐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