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绵民终字第15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男，生于1979年8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代理人：黄隆良，江油市青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芳，女，生于1968年10月16日，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代理人：王书华，四川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元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法定代表人：周子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云秀，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瑞力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法定代表人：徐云凯，经理。
何伟因与张玉芳、四川元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元盛公司）、四川瑞力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瑞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油市人民法院（2015）江油民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夏春梅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立冬、审判员汤显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7日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伟的委托代理人黄隆良、被上诉人张玉芳的委托代理人王书华、被上诉人元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云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经审查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2月10日，裴安平、张玉芳夫妇及女儿通过与何伟对账，何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通过张玉芳夫妇提供对账单经双方认可，何伟现借张玉芳夫妇1900000.00元，大写壹佰玖拾万元正。注：对账单共柒页，如账目有出入凭对账单核查，对账一式二份，双方在对账单上签字认可。等项目结算借款人：何伟”。何伟将“双方在对账单上签字认可。等项目结算”这段内容用横线划掉并捺指纹印，另在借款金额、对账单份数、借款人签名三处捺指纹印。借条中提及的柒页对账单分别是：第一页打印件《何伟通过张玉芳夫妇借款参加工程招投标以及借款实施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男生宿舍加固、第二女生宿舍加固工程对账单》，有四项内容，小标题分别是“张玉芳夫妇安排从张小云夫妇账上转何伟要求的账户（共二页、附账簿复印件2张及截图2付）”、“从裴安平账户上转何伟、何伟要求的账户以及何伟要求给付的人（共一页、附清单复印件1张及截图1付）”、“张玉芳经手转何伟、何伟要求的账户以及何伟要求给付的人（共二页、附清单复印件2张及截图2付）”、“张玉芳夫妇安排经杨发田按何伟要求转郭明路实施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男生宿舍加固、第二女生宿舍加固工程（共一页、附账簿及说明复印件2张及截图2张）”。页脚“注：上述对账单上打出款项系何伟借张玉芳夫妇的款、打回款系对借款的还款记录、何伟还需将招标打回款等银行凭条与张玉芳夫妇冲抵借款”，下方的双方签字栏空白。第二页、第三页为账目明细，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是往来账目记录，第七页为杨发田书写的经费开支情况和记账摘抄；第二页至第七页内容与第一页小标题项下的内容吻合。在何伟出具借条的同日即2014年12月10日，张玉芳与何伟另在凭条（据）中确认“米易四中操场、仁和务本桥梁，由何伟、张玉芳合伙，工程完成后，双方核算后标书钱在外平均分配利润”。2014年12月17日，张玉芳持该借条，以何伟、元盛公司、瑞力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三原审被告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到账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
在一审审理中，张玉芳另提交了对账的录音记录和与对账单相关的银行取款、转款等交易凭证、以及写有数字的草稿，还申请证人杨发田出庭作证，并提交郭明路书写的证明，拟证实其主张。对账单第三页末尾结存栏记载有“支125205.00”、“共计330000.00”，第四页末尾记载有“共计￥914620.00元”，第五页和第六页末尾记载“合计￥2343718.39”后另列了两项“2013年1月7日建行转何伟（￥40000.00／肆万元整）”、“1月8日建行转何伟（￥160000.00／壹拾陆万元整），旁边合计项下书写“共计1541718.39”。第七页杨发田记账的《经费开支情况》记载“由裴安平转入我本人卡上的钱，再由我转支郭明路手用于攀七中工程用款970365.50元，由我转支何伟卡10万元，由我给何伟支现金5万元，共合计：1120415.50元。每笔款都由郭明路签字认可入账记账。附记账表摘抄账本每笔时间金额”。对账单第三页末尾签注的“330000.00”、第四页“合计914620.00元”、第五页和第六页“共计1541718.39”3项是另一字体。对此，在原审审理中，张玉芳指认由何伟书写，因何伟未出庭参加原审，其委托代理人予以否认。证人杨发田出庭作证上述《经费开支情况》和记账摘抄真实，并提交账本所附的凭据：一份转账给郭明路30万元的凭证，一份郭明路出具的借条“2014年1月21日何伟借支50000元，用于七中验收用，经郭明路手转何伟手。裴安平同意支取”；其他为杨发田名下的取款回单，回单上签有“郭明路收现金”或者“郭明路知道转何伟卡”等字样；并陈述“我经亲戚裴安平介绍认识何伟，何伟要请人员到攀枝花七中工程加固，2013年7月7日到攀七中工地，我的职责是管理工地和监督经费开支。裴安平先后给我转了112万元到我卡上，10万元转何伟卡，5万元现金何伟用。每次在银行取款，我和郭明路一起，每次取款都摄了像，郭明路在取款凭证上签字。明细账和开支情况都是我写的，我监督郭明路开支，钱全部用于攀七中修建，总共用了97万元，用于工程款、民工工资和买材料。……郭明路是何伟的哥哥，何伟不放心郭明路，把钱打给我，是做个中间见证，通过我的手转给郭明路，监督开支……当时说何伟给我拿工资，现在还没有拿到……裴安平和何伟是朋友关系，裴安平相信我在工地管理，每次都是把钱先打到我的卡上，裴安平说同意给何伟多少，我就给何伟多少”等。上述张玉芳提交的郭明路书写的证明是复印件，内容“兹有郭明路在2013年8月份杨发田给郭明路转款97万元用于攀枝花七中第二女生宿舍及第二男生宿舍等……经手郭明路”。对账录音清晰，能反映算账过程，最后计算机报数3906753.89元属实。草稿中记载“3906753→204-186万”。此外，裴安平向原审法院出具说明“因我与张玉芳系夫妻关系，由我与张玉芳共同为何伟筹集的工程款，已通过何伟算账已明确并何伟已出具借据，该债权由张玉芳全权行使收回权利”。
在二审审理中，何伟经通知其本人亲自到庭作了陈述，何伟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该借条系本人书写出具，但称该借条是其向张玉芳夫妇再现借190万元而出具。同时，何伟对对账单第三页上签注的“共计330000.00元”、第五页上签注的“回618000.00”和“回28000.00”、第六页上签注的“共计1541718.39”认可系其书写签注。
另查明：瑞力公司于2013年6月中标承建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女生宿舍加固工程项目，项目负责经理是黄芳。元盛公司于2013年6月中标承建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男生宿舍加固工程项目，项目负责经理是谭晋宏。2014年3月10日，资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对何伟进行询问时，何伟陈述“我与何海生是好朋友兼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做工程，他负责拿工程项目，我负责劳务”、“何海生给我的项目合计5个……3、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女生宿舍加固工程项目4、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男生宿舍加固工程项目”、“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女生宿舍加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第二女生宿舍）由四川瑞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瑞力）以300多万的价格中标。何海生于2013年7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安排我做好该工程的进场准备。四川瑞力与业主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四川瑞力公司安排的哪一个项目经理负责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工程是我在安排人员和设备在现场组织施工，四川瑞力收到业主方的工程款后，管理费按照4%、税费按照攀枝花地区的7%来收取，四川瑞力将管理费和税费扣除剩余款项转给我……”、“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男生宿舍加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第二男生宿舍）由四川元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元盛）以300多万的价格中标。何海生也是在2013年7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安排我做好该工程的进场准备。四川元盛与业主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四川元盛公司安排的哪一个项目经理在做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工程是我在安排人员和设备在现场组织施工，四川元盛收到业主方的工程款后，管理费按照2%、税费按照攀枝花地区的7%来收取，四川元盛将管理费和税费扣除剩余款项转给我”、“第二女生宿舍项目在工程方面的事宜我联系的是四川瑞力公司的王经理是个男的；第二男生宿舍项目在工程方面的事宜我联系的是四川元盛公司张云（同音）是个男的”、“攀枝花第二女生宿舍和第二男生宿舍两项目的业主将工程进度款打到对应的中标公司账户上，然后由中标公司扣除相应的管理费和税费后再将工程进度款拨付到我的农行账户上，开户行是江油市农行广场分理处”。瑞力公司承认何伟是实际施工人，曾经向上述何伟个人账户转过工程款。2013年8月13日、14日，元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子媛个人账户分别向上述何伟个人转款40万元、40.35万元，元盛公司在诉讼中否认曾经授权周子媛转工程款，陈述不清楚转款原因。2013年12月5日，攀枝花市西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说明“2013年12月5日，四川瑞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四川元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攀枝花市西区人社局二楼会议室由代理人李江、郭明路，发放了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男生宿舍加固工程和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第二女生宿舍加固工程，梁大国……班组农民工工资共计407420元。所有农民工工资已付清”。
再查明：何伟在原审中提供的其与张玉芳夫妇的转帐记录显示自2012年12月与裴安平开始资金往来，在记录的15笔与张玉芳夫妇往来账中有13笔共计金额121万元（15＋4＋16＋30＋6＋6＋10＋2.5＋10＋15＋3＋1.5＋2）系张玉芳夫妇转给何伟，仅有两笔为何伟支付给张玉芳夫妇，即分别是“2013年6月9日何伟建行转90万元给裴安平”、“2013年8月28日何伟广元贵商村镇银行转入张玉芳农行50万元”，且该两笔款未纳入上述七页对账单中算账。同时，在对账单第三页和第六页各有一笔备注为待查。对此90万和50万的转款，张玉芳在二审审理中称：对这两笔款项90万和50万，我们确实收到了，但是这两笔钱是在对账的总金额里面将这140万扣除了的，当时双方在对账时确认何伟欠付的总金额是3906753元，双方同意扣除200万，其中包含何伟转帐给我们的90万和50万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裴安平出具的说明、借条、对账单七页、银行交易凭证、录音记录、草稿、中标公示、证人杨发田出庭证言及记账，郭明路书写的证明、询问笔录、攀枝花市西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的说明、何伟银行账户明细、凭条（据）、施工合同、原审法院调取的合同协议书、询问笔录、工程款计算（审批）表、银行协助查询回执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张玉芳夫妇与何伟之间自2012年12月20日开始有频繁资金往来，有些通过张玉芳夫妇账户，有些通过何伟账户，有些通过他人账户，转出方和接受方也存在其他人。2014年12月10日，张玉芳夫妇与何伟把上述资金往来进行对账，形成了一份借条和一份凭条（据），凭条内容很明确，确认了米易、仁和两个工程是合伙关系。现在借条发生争议，张玉芳持借条起诉后，何伟抗辩借条意思是“经算账后再借190万元”，民间借贷因为没交付没生效。综合本案证据，对账单第三页末尾的“330000.00”＋第四页“合计914620.00元”＋第五页和第六页“共计1541718.39”＋杨发田书写的“合计1120415.50元”，总金额刚好是3906753.89，与对账录音中对账过程以及最终计算机报数相同，也与草稿“3906753”能吻合。对账在先，出具借条在后，190万元与对账确认的总金额“3906753.89”、草稿记载的“3906753→204-186万”以及原告主张“双方相互认可200万元尚欠1906735.89”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可以认定双方算账后确定总金额再协商确定扣减金额后，何伟出具了190万元的借条和确认另两处工地合伙关系未结算的凭条（据）。双方往来资金时并没有签署任何协议，现被告何伟抗辩与原告在攀枝花七中两个工地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成立，因为证人杨发田出庭作证证言和证人保管的银行汇款和郭明路书写领款的凭条，与何伟在对账录音中认可对账单第一页第四项杨发田经手的款项并纳入结算，能够相互印证；证人提交的做账凭据中，有一份是郭明路书写的借条“2014年1月21日何伟借支50000元，用于七中验收用，经郭明路手转何伟手。裴安平同意支取”，能够印证证人的证词“是中间人，监督款项使用”，也能印证当时存在借款关系；再结合何伟书写190万借条的当日又书面确认另两处工地合伙关系未结算的事实，可以推定双方资金往来包含了借款和合伙关系。190万元是结算明确的借款金额，不是当天需要办理的借款金额，何伟的抗辩不符合逻辑不能成立。此外，借条赋予了何伟对七页账单核查的权利，如有错帐，何伟可以另行处理，包括诉讼。双方之间的合伙事项另行处理。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元盛公司、瑞力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原告举证及法院调查，能够认定何伟是实际施工人，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原告作为贷款人在工程款中优先受偿，要求两公司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元盛公司抗辩法定代表人周子媛转款给何伟未经公司授权不能成立，因为周子媛的行为可能代表公司，元盛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周子媛个人与何伟产生其他法律关系的证据。
关于被告元盛公司提出的原告主体问题，裴安平授权配偶张玉芳行使夫妻共同债权，并无不妥，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遂判决：一、被告何伟向原告张玉芳偿还借款190万元，限于三十日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何伟承担。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被告何伟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一、借条的内容非常明确。首先，从借条上的形式上看，借条不是任何决算依据，内容中通过张玉芳夫妻提供对帐单经双方认可和何伟现在借张玉芳夫妻l900000元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是双方合伙后的算帐，应该是写到何伟欠张玉芳夫妻多少资金，而不是现在借到的，此不符合本借条的内容和形式，所以，上诉人认为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即算帐和现在借款。为什么之后何伟将双方在对帐单上签字认可项目结算用横线划掉，这明显是因为张玉芳夫妻同意借款l90万元为条件，不然为什么写上去，此更能证明算帐和借款是两个不同的事。其次，在借条上的注载明：对帐单共柒页，如帐目有出入可凭帐单核查对帐一式两份，双方在对帐单上签字认可，等项目结算，这明显与本借条第一句话连接存？？一起，并且注中说明双方签字认可的对帐单，也说明了等项目结算，这也与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供被上诉人张玉芳亲笔书写的双方就“米易四中操场和仁和务本桥梁”系合伙在做的凭条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说明双方未决算，且借款和算帐是两个不同的事。第三，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并未提供借款应具备的要件，资金来源、交易时间、地点等依据，原审法院认定这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玉芳的算帐明显不符合借条内容，也不符合事实。第四、原审法院认定判决书第八页第三段本借条系双方算帐，但是又说被上诉人出具的对帐单七页没有将上诉人何伟于2013年6月9日转张玉芳、裴安平90万元，于2013年8月28日转张玉芳50万元纳入，对仅有的这两笔转帐且是大额转帐，为什么不在算帐中扣除，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所以，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二、原审民事判决书中第六页第三段至第七页第十一行中被上诉人所称与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包攀枝花七中第二女生宿舍加固、第二男生宿舍加固承包工程的劳务，而两处工地总承包款是600万元，按现存市场上劳务占工程总款最多的33％，故两处工程最多也就是98万元左右，此明显与被上诉人所称的两处工程给组织了400万元工程款是相悖的，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但此却能确定上诉人已归还210万元的事实。三、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相矛盾。在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后，双方决算后得出上诉人借被上诉人190万，这明显矛盾，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如果是算帐就应当是合伙纠纷，有被上诉人提供的七页对帐单据主张合伙及相互转帐依据，工程资料等可以证实，结果应该是下欠多少，而不是借到多少，这与原审中原告主张的民间借款明显不符。四、攀枝花七中两处工程开工时间均为2013年6月20日，竣工时间均为2013年8月30日，而被上诉人主张中明确的是在上诉人承包攀枝花七中第二男生、女生宿舍加固工程中为上诉人组织400万元工程垫支款，被上诉人在审理过程并没有改变主张。而原审法院判决第九页中并未根据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理由查清本案，并作出认定，明显与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理由相驳，此两处工程施工、竣工时间和被上诉人的主张是矛盾的，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两处工程组织的资金给谁以及如何组织的，且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依据证明，这更证明借条是算帐和借钱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也证明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的陈述不实，且相互矛盾。五、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错误。上诉人认为这些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根本没有达到证据的三性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成为证据。1.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上面明确写到何伟现借张玉芳夫妻190万元，不能光有借条，还应提供2014年12月10日借款的转帐依据，如果现金交易还必须有借款时间、地点、交易场所，提款依据等依据；2.七页帐单明显是被上诉人自己制作，上面没有上诉人任何签字，上诉人也不认可，第一页最后“注”中明显写到双方都系打款，并要来回打款冲抵，最后明显有双方签字栏，但上面双方均未签字，七页中有他人转款，有其它工程材料用款，这些大部份都是与上诉人何伟无关的，双方转帐的应以转帐决算。3.郭明路证明，因是证人，必须出庭作证，郭明路未到庭无法证实真实性，按证据规则三性，上诉人不予质证；4.几本帐上面大部份帐目的接收人都不是上诉人何伟，对有转帐依据可以认可，其余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5.录音资料不是原始录音，整个录音也不全，明显裁减。没法证实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质证；6.杨发田证词、证言及所交资料，由于杨发田与被上诉人是亲戚关系，他的证言及相关的东西，且没有何伟的签字或认可的依据，上诉人不予认可；7.上诉人的银行转款依据，经双方确认，并予以认定，即2012年12月l0日到2014年12月10日期间，上诉人何伟给被上诉人转款l40万元，被上诉人张玉芳夫妇给上诉人何伟转款121万元，双方品迭后上诉人何伟多转款l9万元；8.被上诉人亲笔写的凭条，经双方确认，并可以认定为证据，证明双方合伙经营的工程是米易四中操场、务白桥梁工程以及在借条中双方应当以双方认可的帐单决算，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无法决算分配利润。亦证明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就是借款和算帐两个法律关系。六、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正确，原审法院认定为双方合伙决算，就应当适用于合伙纠纷的相关法律，而不能适用债权、债务的相关法律。第七、原审法院在第九页第二段中认定的情形不存在，没有法律依据，并没有上诉人任何签字，也没有上诉人任何委托授权，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证明系上诉人所为的证据链，根本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玉芳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玉芳辩称：借条的形成是因双方之前有很多经济上的往来，经算帐后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而出具的总条子，所以不存在打了借条没给钱的说法，该借条也是何伟亲笔书写，有七张对账单可以核实。本案不是合伙纠纷，就是民间借贷。在原审庭审中，当庭播放的录音证据中，是将算帐过程记录下来了，也是何伟自己按的计算器，该录音证据补正了借款算帐结算的经过，不是单独的证据，其他证据也是补证。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被上诉人元盛公司辩称：元盛公司认可判决书第二条驳回原审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认定元盛公司在辩称时称挂靠人为何海生，对此，元盛公司澄清，没有陈述过挂靠人是何海生，此是原审判决误写，何海生也不是元盛公司的员工，原审原告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伟向原审原告借款190万。
被上诉人瑞力公司未做答辩。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何伟的上诉请求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张玉芳夫妇与何伟之间自2012年12月开始即相互有频繁的资金往来以及何伟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对元盛公司和瑞力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何伟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内容是张玉芳夫妇与何伟经对双方以往经济往来对帐核算后何伟将应再付张玉芳夫妇的190万元转为借款190万元还是何伟再向张玉芳夫妇借款190万元。对张玉芳在原审中提供的录音资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证据包括……（四）视听资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的规定，此应属法定证据之一，该录音资料在原审法庭出示质证时，虽然何伟以及元盛公司、瑞力公司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足以证实，故原审法院采信该录音证据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对张玉芳在原审中提供的七页对账单，虽然何伟称自己未在该对账单上签字而不予认可，但根据何伟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内容“注：对账单共柒页，如账目有出入凭对账单核查，对账一式二份”，同时鉴于何伟自行将其在借条中书写的“双方在对账单上签字认可。等项目结算”用横线划掉，以及其在该对账单第三页、第五页、第六页亲笔签注的事实，并且何伟亦未提出另一份对账单或其他证据证实该对账单存在虚假的情形，故对该七页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何伟出具的借条所载明内容“通过张玉芳夫妇提供对账单经双方认可，何伟现借张玉芳夫妇190万元，大写壹佰玖拾万元正。注：对账单共柒页，如账目有出入凭对账单核查，对账一式二份”，结合何伟与张玉芳夫妇自2012年12月开始即相互有频繁的资金往来和何伟在对账单第三页、第五页、第六页上亲笔签注的事实，以及张玉芳在原审中提供的录音资料，上述证据足以表明张玉芳夫妇与何伟有对以往经济往来进行对账核算的行为。据此，根据张玉芳所提供的七页对账单中所载明的总金额明显是大于何伟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金额190万和仅向张玉芳夫妇两次转帐支付的140万元此两项金额之和的事实，结合书证借条的内容，综合认定，对何伟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内容“通过张玉芳夫妇提供对账单经双方认可，何伟现借张玉芳夫妇1900000.00元，大写壹佰玖拾万元正。注：对账单共柒页，如账目有出入凭对账单核查，对账一式二份”，应理解为张玉芳夫妇与何伟经对双方以往经济往来对帐核算后何伟将应再付给张玉芳夫妇的190万元转为借款190万元更具合理性。对何伟所持该借条系其在与张玉芳夫妇经对双方以往经济往来对帐核算后再向张玉芳夫妇借款190万元而出具的主张，与出具借条的一般形式不符，且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何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上诉人何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春梅
审判员 刘立冬
审判员 汤 显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