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775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征保，男。
委托代理人蔡军、魏阳，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永霞，男。
委托代理人鲍喜兵、刘华英，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202号。
法定代表人姚永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艳，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李丹，男。
委托代理人程义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高志虎，男。
委托代理人刘明然，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张清，男。
第三人（原审第三人）李维香，女。
委托代理人赵勇，系李维香女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范围包括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解、进行和解，代接法律文书，代为立案）。
上诉人吴征保与被上诉人姚永霞、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第三人李丹、高志虎、张清、李维香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征保及委托代理人蔡军、魏阳，被上诉人姚永霞的委托代理人鲍喜兵、刘华英，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艳，第三人李丹的委托代理人程义江，高志虎的委托代理人刘明然，张清，李维香的委托代理人赵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7年5月31日，案外人陈伯明、金艳荣与李丹共同组建成立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公司位于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18号，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实收资本为2000000元，其中陈伯明认缴出资6000000元，实缴出资1200000元，金艳荣认缴出资2000000元，实缴出资400000元，李丹认缴出资2000000元，实缴出资400000元。2009年7月20日，陈伯明将其持有的60%股份分别转让给姚永霞40%、吴征保20%，金艳荣将其持有的20%股份转让给吴征保，转让后姚永霞、吴征保、李丹于2009年10月按出资比例补足注册资本，其中姚永霞占出资比例40%，吴征保占出资比例40%，李丹占出资比例20%，公司住所地变更到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202号。2010年9月8日，吴征保与高志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征保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高志虎，由高志虎将1000000元存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账户或者公司财务人员卡上，该《股权转让协议》由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此后，高志虎依约将1000000元交付给盛吉立房地产公司。2013年3月1日，吴征保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股东提出书面申请，自愿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张清、李维香各5%。2013年3月3日，姚永霞、吴征保、李丹、高志虎四人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吴征保将其占有的10%股份转让给张清5%、李维香5%，张清、李维香只作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东方经典SOHO”项目投资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和决策，享有“东方经典SOHO”项目的分红、增资和赔偿。2013年3月15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与张清、李维香又签订协议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2015年4月16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在未通知全体股东参加的情况下，姚永霞与吴征保、李丹三人作出一份“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地号：B25-004）收益分配和管理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股东一致同意吴征保分得以下财产收益：1、东方经典项目A栋9-10楼整层商品房、B栋19-20楼整层商品房（前述四层商品房公司已于2014年7月10日与吴征保授权并认可的吴红霞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2、B栋价值300万元的商品房，单价3650元／平方米，房屋的具体楼层、户型另行协商，在办理交接手续时确定。二、股东吴征保分得的资产在决议签订后十日内办理相关移交手续，所移交的资产及收益全部归吴征保所有。若公司在网签前擅自处分吴征保分得的资产，则公司、姚永霞、李丹应双倍赔偿吴征保被处置资产的损失；房屋网签后备案前，如姚永霞或者李丹擅自处分吴征保分得的资产，则由姚永霞或者李丹双倍赔偿吴征保被处置资产的损失。三、股东一致同意，吴征保分得的上述房屋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等税费，与姚永霞、李丹享受相同待遇。四、为降低成本、规避税款，吴征保分得资产的权属证书办理采取“房屋买卖方式”。鉴于公司开发的房屋尚未整体验收，目前办理权属证书时房管部门需验证购房资金，故确定如下方式：先根据吴征保的申请为吴征保或者其指定人员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网签手续；待监管账户撤销后，公司积极配合并提供便利，由吴征保自行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备案、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手续，相关税、费依法分别独自承担。五、2014年公司已退还股东吴征保资金200万元。本协议签署后，吴征保退出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项目决策、管理层，不再干预、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具体事务，不得干涉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再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其它收益分配。六、本协议签署后，姚永霞与吴征保之间的其他财产权益争议视为一并得到解决，吴征保将姚永霞出具的相关条据（390万元欠条等）的原件交还姚永霞处理。七、吴征保的胞姐原已向公司支付现金50万元整，购买东方经典项目B栋11楼2号、15楼1号、15楼5号等三套房屋。股东一致同意，公司为股东吴征保胞姐减免剩余全部房款，根据其申请，公司积极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手续，相关税、费依法分别独自承担。八、本决议自各股东签名后生效，各持一份。如本股东决议未完全履行，则无效。2015年4月28日，姚永霞与李丹、高志虎、张清、李维香五人又作出一份“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地号：B25-004）收益分配和管理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姚永霞以250万元股本取得东方经典项目A栋7楼整层商品房、A栋1楼门卫室旁边一间门面房、B栋1楼1间物业办公室、地下35个车位。二、李丹以300万元股本取得地下室30个车位及登记在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名下的鄂F8E6**奥迪轿车。三、高志虎已于2014年从公司领取返还的100万元投资现金。另分得A栋6楼整层商品房与A栋地下室36个车位的固定收入。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与本项目的合作终止，不参与该开发项目的开发管理。四、张清分得B栋4楼整层商品房、地下室10个车位；另按内部价购买B栋5楼剩余4套商品房（房号B501、B502、B503、B505），购房款以公司名义向其借的130万元现金和30万元监理费冲抵，多退少补。五、李维香股本75万元，应分利润225万元，合计300万元整。按3800元／㎡分得B栋4套住房，分别为B1001、B1002、B1004、B1205。4套合计为1707302元，还余1292698元。在2017年年底之前归还60万元整，在2019年年底之前归还692698元。如不能支付，公司用13个车位冲抵。六、各股东分得的资产产权归各股东所有。地下室具体车位划分另行商议。七、因公司资金困难，各股东同意将分得的房屋和车位统一交由公司经营管理，收益按出资比例分享。方案如下：1、公司将各股东分得的房屋除李维香外统一办理房屋按揭贷款，各股东提供资料并协助公司办理按揭手续，贷款由公司使用，按揭款公司偿还；2、若股东不同意此方案，可选择自筹120万元现金出借给公司使用，按银行同期利率计息，公司分十年还清。房屋和车位的具体经营项目由各股东另行商议。八、公司向王亚东的借款以公司开发的A栋8层房屋抵偿。多退少补。九、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项目管理事宜由股东另行商议决定。十、东方经典项目的其他资产和收益待最终清算完毕后另行分配。十一、若股东未履行本决议约定的义务，则股东无权享有分得的房屋产权，公司有权处理股东分得的房屋，参照第五条李维香的方案折算现金分四年支付股东。十二、本决议自各股东签名后生效，公司和各股东各持一份。现姚永霞以诉称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两份股东会决议无效。另查明，2010年8月，原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政府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襄阳区国用（2010）第410125004号土地使用权证，土地座落于襄阳区车城南路，地号为B’25-004，地类（用途）为商服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2012年5月16日，襄阳市城乡规划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认其在襄州区车城南路的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2012年11月26日，襄阳市襄州区城乡建设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准许其在襄州区车城南路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施工。2013年6月20日，襄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湖北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准许其在襄州区车城南路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的两栋商业楼A#、B#进行商品房预售。2014年12月2日，襄阳市城乡规划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襄阳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准予其办理襄州区车城南路“东方经典SOHO”两栋商业楼的房屋产权证明等有关文件。
原审法院认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原由案外人陈伯明、金艳荣与李丹共同组建成立，此后陈伯明将其持有的60%股份分别转让给姚永霞40%、吴征保20%，金艳荣将其持有的20%股份转让给吴征保，转让后姚永霞、吴征保、李丹分别按出资比例补足注册资本（原股东未能足额出资），其中姚永霞占出资比例40%，吴征保占出资比例40%，李丹占出资比例20%。2010年9月8日，吴征保与高志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吴征保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高志虎，由高志虎将1000000元存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账户或者公司财务人员卡上，该《股权转让协议》由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吴征保虽然主张“高志虎没有向吴征保支付股权对价，故高志虎不具有股东身份”，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说明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应当确认为股东身份。本案吴征保已与高志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高志虎按该协议将股权对价支付给双方共同指定的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应视为高志虎已支付股权对价，而高志虎作为股东参与了公司此后的经营管理，说明其他股东姚永霞、李丹对股权转让并没有异议，故高志虎的股东身份法院应予确认。2013年3月15日，经吴征保申请，全体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吴征保将其占有的10%股份转让给张清5%、李维香5%，此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又与张清、李维香签订协议，确认吴征保将其持有的30%股份剥离出总股份的10%到张清、李维香名下，二人各占5%，由此说明张清、李维香依法继受吴征保转让的股份，也应当确认其股东身份。故姚永霞、李丹、吴征保、高志虎、张清、李维香均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虽然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未进行变更，但并不影响未记名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中，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未依法召集全体股东参加会议，也未进行表决即形成决议文件，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也未依法召集吴征保参加会议且进行表决，虽然此前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已决定“吴征保退出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项目决策、管理层，不再干预、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具体事务，不得干涉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再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其它收益分配”，但并不意味着吴征保就不再保留股东身份，况且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本身就属无效决议，故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未依法召集全体股东参加会议也未进行表决即形成了决议文件。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具体到资产收益，则是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的公司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也就是说公司应在先缴清税费、提取法定公积金情况下再向股东分配利润或者红利，而分配利润或者红利的前提还应当公司当年盈利，并用当年盈利弥补以前的年度亏损。而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在未进行年度财务核算的情况下，就将公司的资产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分配给股东，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未依法召集全体股东参加会议，也未进行表决即形成了决议文件，且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决议。姚永霞要求确认两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予支持。至于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否因姚永霞承受多方压力或者受胁迫而与相关股东签订的，并不作为法院认定无效所考量的情节。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辩称“若法院认定无效，请求依法进行清算”，因公司清算属另一法律关系，法院不予处理。吴征保的述称主张依法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辖区内，故襄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均否定了第三人享有管辖异议权，对此，法院庭前已经告知，吴征保并未再提出异议，故法院对本案作出审理并无不妥；第二，如前所述，高志虎属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姚永霞虽然是最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始终参与了股东会决议的协商和签订，但相关法律并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对其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资格予以否认；第四，虽然其他高级人民法院对类似案件“被告方应如何推荐代表人参加诉讼”作出了指导意见，但对法院审理并不具有约束力，何况法院已依法通知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充分保证了本案的公正审理；第五，吴征保辩解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是盈余的，但只是其个人作出的推论，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何况即使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可以分配利润，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直接将公司资产向股东进行分配；第六，吴征保辩解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并没有私分公司资产，而是吴征保的退股协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也就是说即使以退股名义退还出资也是违法的。再从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相关股东完全将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视同股东个人的财产，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分配到每位股东，视国家法律于不顾，显然损害了国家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当然应属无效；第七，法院审判虽然要考虑社会稳定因素，但在涉及国家强制性规定时容不得任何妥协。高志虎的述称理由与吴征保的述称理由一致，法院不再赘述，其又述称两份股东会决议确认之诉不能合并审理，因此种情形可以合并审理，故法院对此述称理由也不予采信。李维香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确认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3400元，由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吴征保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高志虎参股是通过公司新增资本的方式进入，而非股权转让；2015年4月26日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对之前上诉人吴征保与被上诉人姚永霞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支付方式进行确认；两次股东会决议均是在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项目竣工的情况下进行，故项目盈利是明确的，股东会决议的性质并非私分资产。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姚永霞私自处分公司资产，用以抵销个人债务和收购股权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应中止本案审理，先处理刑事案件；二次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不能合并审理。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四、案件受理费数额过高且不应由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负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盛吉立房地产公司2015年4月16日、4月28日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有效；重新确认一审案件受理费数额。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姚永霞负担。
被上诉人姚永霞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丹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高志虎答辩称：一审判决协议无效过于简单，造成社会矛盾仍未解决。
原审第三人张清答辩称：同意上诉人上诉观点。
原审第三人李维香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股东要从公司分配财产，唯一的合法途径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利润分配。本案中，被上诉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在未进行年度财务核算的情况下，即将公司的资产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分配给股东，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范，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所做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诉人吴征保上诉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4月26日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对之前上诉人吴征保与被上诉人姚永霞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支付方式进行确认，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上诉人吴征保与被上诉人姚永霞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内容，此外，第三人高志虎是通过股权转让还是增资取得股份一节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公司决议效力的审理，原审法院依据有效证据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故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程序问题，上诉人主张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当先邢后民中止审理，但从本案现有事实证据看，并不能认定案件所涉争议涉及刑事犯罪或已经公安机关审查立案。上诉人还主张两份股东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不能合并审理。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及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的二份股东会决议，应当认定为可以合并审理的同一种类诉讼标的案件。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合并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两份股东会决议不应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还提出原审“判非所诉”，经审查，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为确认公司决议无效，原审法院也是针对此进行审理和裁判，不属“判非所诉”。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原审认为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违法，依法应认定无效并无不当，但同时将股东会召集、表决程序违法作为确认决议无效的理由之一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诉讼费的承担问题，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有关规定，应由败诉方承担，故原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本案虽为确认公司决议效力之诉，但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具有明确的财产争议内容，原审按诉讼标的额计算案件受理费用亦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吴征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桂荣
审判员 张 杨
审判员 陈 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邹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