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9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旭飞，男，汉族，1984年10月10日生。
委托代理人徐骏，江苏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淮海南路366号。
法定代表人朱华平，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良成，男，汉族，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
委托代理人熊发兵，江苏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三军，江苏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旭飞、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镕华公司）因与刘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人民法院（2015）玄商初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旭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骏、上诉人镕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华平及委托代理人朱良成、被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熊发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原审诉称：2010年5月，刘某购买丰田RAV4（2009款2.0AT豪华款）汽车1辆，并缴纳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各项费用后登记上牌，车牌号为苏H×××××。2010年10月，耿旭飞到刘某家中将车借走，此后一直由耿旭飞占有使用该车辆，2011年1月24日，镕华公司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向耿旭飞出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且耿旭飞在镕华公司的协助下将刘某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2012年10月23日，耿旭飞又与案外人胡军签订了二手车转让合同，并办理了相应的权属登记手续。耿旭飞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伪造证据材料以车辆买卖的形式将原属于刘某的权属车辆非法登记在其名下，又将该车辆非法转移至案外人名下；镕华公司在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协助耿旭飞将车辆产权转移，使刘某蒙受重大财产损失，为此，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刘某与耿旭飞的车辆买卖合同无效，耿旭飞、镕华公司向刘某承担折价赔偿车款23万元；2、耿旭飞、镕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耿旭飞原审辩称：刘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我与镕华公司串通非法转移涉案车辆；交易时是刘某及其母亲张月仙与我一起办理的车辆买卖手续，交易过程是合法的，故请求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镕华公司原审辩称：我公司是在买卖双方当事人都到场，凭身份证原件、行车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才开具的发票，开票之后由车管所审核把关，我公司没有侵害刘某的权利，故请求驳回刘某对我公司的诉请。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14日，刘某与案外人盱眙县泗洲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刘某以21.1万元的价格从案外人处购置丰田RAV409款2.0AT豪华版汽车1辆。次日，刘某实际支付车款209800元，并取得了相应金额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提取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为F428514，车架号码为LFMKV30F2A0036254。同年5月24日，刘某在缴纳车辆购置税17931元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办理了机动车权属初始登记，该车辆车牌号为苏H×××××。
2011年1月24日，镕华公司在无涉案车辆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开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载明：“买方为耿旭飞、卖方为刘某、销售车辆车牌为苏H×××××、车架号为LFMKV30F2A0036254，车价合计18000元、转入地车辆管理所名称为南京市车管所”。
2011年1月30日、同年2月24日，耿旭飞分别提交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的转出及转入申请表，将上述车辆自江苏省盱眙县车管所转入南京市车管所，并变更车辆车牌号为苏A×××××，登记的车辆所有人为耿旭飞。
2012年10月23日，耿旭飞与案外人胡军签订二手车转让销售合同，将上述车辆出售给胡军并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登记。
2014年6月，刘某以耿旭飞借用其车辆不还为由将耿旭飞诉至法院，要求耿旭飞返还涉案车辆，后又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耿旭飞折价赔偿车款230000元。该案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2日作出（2014）玄民初字第105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某诉称的借用事实以及基于借用合同关系而主张的诉讼请求的理由和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耿旭飞与刘某系姨表兄弟关系，耿旭飞的母亲张月娥与刘某的母亲张月仙系亲姐妹。涉案车辆自2010年10月起实际由耿旭飞使用，当时刘某尚不满15周岁。
2013年4月，刘某因索要涉案车辆未果，向公安机关报案。2013年5月24日，耿旭飞在盱眙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1份，其称：“张月仙欠我舅舅张某的钱，她就把丰田苏H×××××汽车抵给张某，后张某和我置换宝来车。我小姨张月仙带她儿子刘某，通过她找的一个中间人的帮忙，将丰田车过户给我”。
2013年8月4日，证人张某在盱眙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1份，其称：“2、3年前，我姐姐张月仙联系我，让我来盱眙把丰田车开到南京去，我就把车子从盱眙开到南京禄口我住的地方，车一直没有开回盱眙。后来，我二姐张月仙和大姐张月娥两家合伙做生意，耿旭飞从我家把车子开走的，当时我已经把车钥匙给张月仙了，应该是经过她同意的。2012年，张月仙告诉我耿旭飞从她家把刘某身份证偷偷拿走，把车子过户了。我和两个姐姐家都没有经济往来，但开始关系不错，张月娥还把家里的宝来车给我开，我给了她家2、3万元”。
原审审理中，刘某及其母亲张月仙对耿旭飞所称的双方曾签订过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以及将涉案车辆交由耿旭飞使用是用于抵偿所欠张某债务的意见均不予认可。
原审审理中，耿旭飞表示，涉案车辆交易时，刘某母亲张月仙、刘某和其共同签订过一份车辆转让协议，该协议一式三份，现该协议已经遗失了，其曾去盱眙车管所调过档，但未调到该份协议。镕华公司表示，涉案的二手车辆交易当时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并认为，二手车交易只要双方当事人到场并提供相关证件即可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无须签订合同。对此，刘某方否认与耿旭飞签订过车辆买卖合同，并认为，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2005年第2号文件相关规定，二手车交易应当签订买卖合同，镕华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耿旭飞是在镕华公司的协助下完成了非法交易，故耿旭飞、镕华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以上事实有机动车销售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2014）玄民初字第105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首先，耿旭飞辩称自己是与刘某及其母亲张月仙一起办理的车辆买卖手续，但未能提供涉案车辆买卖合同以及能够证明当时刘某及其母亲张月仙参与了车辆交易的相关证据，其所称的涉案车辆用于抵偿所欠案外人张某债务的说法亦无相关证据证实，且刘某对此予以否认；其次，镕华公司在当事人未提交二手车买卖合同的情况下，仅凭当事人双方的相关证件即开具了二手车交易发票，不符合二手车交易的相关文件规定，其行为属于违规操作；第三、涉案车辆系2010年5月份购置，其购置价为209800元，而镕华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为该车开具的发票价格仅为18000元，显然涉案车辆的实际价值与交易价格严重背离，表明涉案车辆的交易并非正常交易；第四、耿旭飞在庭审中表示曾与刘某及其母亲张月仙签订过车辆转让协议，但又无法提交该协议，而镕华公司表示涉案车辆交易时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显然耿旭飞与镕华公司的陈述意见存在相互矛盾；第五、涉案车辆交易时，该车所有人刘某尚不满15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精神健康状况××，而涉案车辆购置价达20余万元，明显超出了刘某的民事行为能力范围，由于刘某及其代理人均否认与耿旭飞签订过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而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刘某有过向耿旭飞出卖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综上，关于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刘某及其母亲张月仙均未与耿旭飞签订过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也未曾有过向耿旭飞出卖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故刘某与耿旭飞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未成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前提是合同已经成立，只是在订立合同时一方存在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等相关情形，才应当确认为无效。本案既然合同未成立，故刘某诉请确认买卖合同无效也无法律依据。关于耿旭飞、镕华公司的侵权事实和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耿旭飞未经刘某同意，以非法手段将属于刘某所有的涉案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后又转卖给他人，其行为已侵害了刘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镕华公司违规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从而协助耿旭飞完成了涉案车辆过户，已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鉴于涉案车辆已经转卖给案外人，已无法返还，故刘某要求折价赔偿合理合法，又因涉案车辆新车购置价为209800元、车辆购置税为17931元，合计为227731元，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车辆的新车购置以及实际使用、过户时间等因素，酌定耿旭飞、镕华公司按上述金额的90%予以赔偿，具体金额为：227731元×90%≈204958元。对刘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二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耿旭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赔偿车辆折价损失204958元；二、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对耿旭飞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耿旭飞、镕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耿旭飞上诉称，一、刘某以同一个事实向同一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民诉法124条第5款之规定，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审法院进行审理，程序存在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造成了适用法律错误。从原审审理的情况看，刘某没有证据证明耿旭飞有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的事实，所以原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是错误的。同时，原审法院认定耿旭飞与镕华公司有共同侵权的故意也是错误的。在本案中，不存在双方共同的合意，也不存在双方有意思联络，故原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有关规定也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5）玄商初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某承担。
针对耿旭飞的上诉刘某答辩称，耿旭飞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这个事情发生在2012年9月份，刘某2013年4月才报警是因为2013年4月刘某才发现其车辆被非法过户到别人的名下。耿旭飞认为刘某母子和耿旭飞共同居住，就认为关系融洽、过户车辆、牌照变更就是直接的买卖结果，这是耿旭飞的主观臆测，没有证据证明。二、耿旭飞认为商务部发放的相关规范，买卖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无效。因为镕华公司没有按照商务部等事务局联合发放的文件规定进行二手车交易属于非法操作，这个在原审中已经作出了认定。三、耿旭飞认为刘某应对冒名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及伪造的证据材料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审法院中，已经查明了车辆在刘某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耿旭飞和镕华公司非法操作，隐瞒欺骗刘某的情况下把该车辆已经非法过户到其他人的名下，该车辆现在已经登记在别人的名下，所以耿旭飞认为刘某未尽举证责任是不符合事实的。刘某及其母亲都没有到现场去过，对车辆买卖过户并不知情。耿旭飞对刘某和其母亲当时到场这个事实有证据证明的话，必须向法庭举证。四、原审法院程序没有违法，原审法院在开庭时要求刘某选择究竟是侵权还是合同之诉，当时刘某的代理人向法庭明确是侵权，原审开庭笔录中已经清楚的载明。耿旭飞认为涉案车辆经过登记机关办理了注销登记从而使得财产权益受到了侵犯，这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刘某如何起诉，如何适用法律程序不应当按照耿旭飞的意思去办。本案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刘某第一次起诉是以借用合同的案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在第二次诉讼是以买卖合同以及侵权纠纷的案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关系不同，不存在同一事实向法院起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镕华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证据不足。买卖合同当事人是刘某，镕华公司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必要信息开具二手车销售发票，为买受人申请过户提供必要条件，是否许可，是否予以登记，则是车辆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与镕华公司无关。没有证据证明镕华公司与耿旭飞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否则2013年报警后，公安机关即可追究镕华公司的相关责任。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关于基础关系，刘某在（2014）玄民初字第1058号案中的陈述是借用合同关系，而本案原审时又认为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刘某是明知的，故意虚假陈述，妨害诉讼，应予责任追究。既然刘某主张合同关系，即排除了侵权责任的纠纷，此时法院不能擅自变更诉讼请求，从而作出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判决。如果是基于镕华公司的侵权，从而导致本属于刘某名下的车辆被非法登记在耿旭飞名下，则刘某应当因具体行政行为欠缺登记要件且未尽实质审查义务而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综上，原审判决镕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应予以纠正。
针对镕华公司的上诉，刘某答辩称，镕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镕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二手车交易规范的相关规定，镕华公司作为二手车交易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审核交易确认当事人的身份，应当在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才能出具二手车交易发票以及办理其他过户的手续，很显然镕华公司未尽到法律上规定的应当尽到的义务。所以原审法院判镕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证据充分。对于镕华公司上诉的第二个理由，其答辩同前面的答辩意见一致。
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耿旭飞申请贾毕军出庭作证，用以证明车辆交易过程中刘某及其母亲在场并参与了整个的交易过程，也提交了相应的证件。贾毕军在二审中称耿旭飞、刘某及刘某的母亲曾于2011年冬天到其处办理二手车买卖交易，并称“因为我这儿不能开票，我就找的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当时我把材料准备好之后，让他们自己去的，车子当时有违章要处理，我就让他们到市里去处理违章，然后让他们到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去办理”。对于耿旭飞与刘某之间有没有签协议，贾毕军称其不清楚，并称“因为没有签协议，所以就没有协议……我讲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协议，但是他们私下的事情我不知道……在盱眙不要合同就可以办过户”。
对于证人证言，刘某质证意见为，其不认识证人也从未见过该证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证言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关于协议问题，证人说事情发生后刘某和耿旭飞都找过其调取协议，证人第一次回答是不确定有没有协议，不知道能否调到，再次问证人的时候，证人又说交易过户不需要协议，肯定没有协议，所以证人证言自相矛盾。如果该证人证言要产生法律效力必须要有证据证明，证人和耿旭飞之间或者是刘某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要有书面的证据或者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否则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对于证人证言，镕华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人出庭作证更加证明刘某本人及其母亲当时在场。
另查明，在原审卷宗2014年10月9日的谈话笔录中，耿旭飞称“……过户当天，我、张月娥、张月仙、刘某、我儿子耿文浩5个人来到盱眙的一个二手中介人那里，在他那里签了二手车交易合同，由我和刘某本人签字的。当时由于车辆有违章记录，无法在盱眙处理，必须去淮阴处理，我就去淮阴交了违章罚款。随后，由前述的二手中介安排人帮我开了发票，至于他在哪里开的，我不清楚。开庭前，我专门去盱眙找了他，他记不清了，时间长了也没有记录。我自己的二手车交易合同也没有保留”。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证实。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认定耿旭飞对刘某的财产构成侵权并承担相应责任有无不当；2、原审判决镕华公司对耿旭飞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不当；3、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原审认定耿旭飞对刘某的财产构成侵权并承担相应责任有无不当。耿旭飞主张其通过合法买卖取得原属刘某所有的案涉车辆且在交易过程中刘某及其母亲在场。但耿旭飞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称其准备了材料，是耿旭飞、刘某及其母亲自行到镕华公司办理的，而耿旭飞本人在一审期间陈述是二手中介安排人开的发票，耿旭飞并不知道是在哪里开的发票。关于案涉车辆的买卖有无合同的问题，证人证言先称不知道有没有协议，后称在其处没有协议，过户不需要协议。耿旭飞称在中介公司签订过买卖合同，但遗失了。综上，证人证言与耿旭飞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多处相互矛盾，耿旭飞未能提供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以及能够证明当时刘某及其母亲参与了案涉车辆交易的相关证据。结合镕华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为该车开具的发票价格仅为18000元，该车辆于2010年5月购置价为209800元，案涉车辆的实际价值与交易价格严重背离，表明涉案车辆的交易并非正常交易。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耿旭飞未经刘某同意，以非法手段将属于刘某所有的案涉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后又转卖给他人，其行为侵害了刘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原审判决镕华公司对耿旭飞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不当。镕华公司作为二手车经销商，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不得有从事损害他人利益的活动行为。一、二审诉讼中，镕华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案涉车辆交易中的合法合规手续，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镕华公司在没有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违规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从而协助耿旭飞完成了案涉车辆过户，对刘某已构成共同侵权，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并无不当。镕华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现有证据，故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镕华公司认为刘某主张合同关系，即排除了侵权责任纠纷，法院不能擅自变更诉讼请求，从而作出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判决。本院经查，在原审庭审笔录中，原审法院向刘某释明，要求其明确要求耿旭飞、镕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刘某明确是侵权行为。故原审法院未擅自变更诉讼请求，未超出诉请进行判决。镕华公司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耿旭飞与镕华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耿旭飞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耿旭飞、镕华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74元，由上诉人耿旭飞负担2187元、淮安市镕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负担21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 霞
审 判 员 葛亚健
代理审判员 冯婧雅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