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浙01行终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根龙。
委托代理人高尔文，浙江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文通，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周先木。
委托代理人解波云。
委托代理人凌亚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红儿。
委托代理人杨甜，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根龙因诉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行初字第9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1995年5月22日，市房管局（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徐某核发杭江定字第0610号《房屋所有权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载明：所有权人徐某，座落江干区复兴街××号，房屋1幢，系砖木结构，建筑面积29.45平方米。备注：该房建于1960年，领证人徐红儿代。
原审原告夏根龙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判令市房管局于1995年5月核发杭江定字0610号《认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市房管局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市房管局依申请核查复兴街××号（原复兴街××号）房屋60年代房地产税证、1970年地形图、南星街道和美政居委会关于房产自建的证明、该房户籍登记表等资料，并对申请房产进行外业测绘调查并形成调查情况表，认定复兴街××号房屋系建于1960年的砖木结构的平房、实地丈量面积29.45平方米，属徐某所有；于同年5月7日在《杭州日报》就“复兴街××号”建筑面积29.45平方米的房屋确权徐某刊登征询异议公告，公告结束后，于同年5月22日颁发了所有权人为徐某的杭江定字第0610号《认定书》。
另查明，1953年5月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1263《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载明，坐落复兴街××号地籍3都1图第0546-1号、地积3厘6毫的平屋一间地上权利人为夏某、徐某；该房地权证及权利登记申请表、权利登记费收据均已作废。夏某系夏根龙的父亲，于1980年12月11日报死亡；徐某系徐红儿的父亲，于1992年4月24日报死亡。
再查明，夏根龙明确其于2015年3月向原审法院提交涉案行政行为起诉书，经引导先提起民事诉讼，后于2015年7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夏根龙诉称市房管局确权徐某名下的位于复兴街××号的房产系夏某与徐某共同共有的原复兴街××号房产；市房管局和徐红儿辩称，两房建筑年代、地籍号、面积等均不同，市房管局系根据徐红儿提交的1970年地形图、南星街道和美政居委会关于房产自建的证明、60年代房地产税证以及经外业测绘调查形成调查情况表综合认定复兴街××号房屋系建于1960年的砖木结构平房、实地丈量面积29.45平方米，并确权属徐某所有。夏根龙除主张两房地籍号表述不同实为同一外，未能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故市房管局对复兴街××号房产的确权行为，与夏根龙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夏根龙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夏根龙的起诉。
夏根龙不服上诉称，一、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错误。原审裁定未对证据进行认证就认定了所谓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杭州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和证据五居委会、街道证明，上诉人都有异议。申请人徐某在1995年3月30日填写申请书时已经去世多年，被上诉人在明知徐某本人已经去世的情形下，错误地将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在徐某名下，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申请书“合法房屋状况”一栏建成年份填写的是60年代没有依据，而测绘调查情况表上填写的内容完全照抄申请书。申请书上填写的“原所有权证号”一栏为3都1图546甲，但“主要凭证”一栏中却没有该权证。3都1图546甲地籍图系上诉人从3都1图546－1号房地他项权证的档案袋内调取，从而说明3都1图546甲地籍图就是3都1图546－1地籍图，是同一块地籍，上面建造的房屋是同一处房屋。这份申请书写的登记种类是补总登记，因此不可能是新建登记，故登记的房屋不是新建房。二、原审法院错误地将案件实体审查的内容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诉请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核发案涉房屋所有权认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审法院应当审查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被上诉人负举证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应当举证3都1图546甲与3都1图546－1是两个不同的地籍，而不是让上诉人举证证明是同一地籍。事实上，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从被上诉人房产档案馆保存的已经作废的3都1图546－1号房地他项权证的档案袋内调取的3都1图546甲，从而证明是同一地籍。因此，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于1995年5月核发编号为0610号房屋所有权认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
市房管局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
徐红儿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完全正确。1995年3月30日徐红儿代父亲徐某填写申请书，向被上诉人提交60年代房地产税证、1970年地形图、南星街道和美政居委会关于房产自建的证明等材料。该节事实并不影响房屋所有权的性质和归属，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父亲夏某与1995年登记的建造于1960年的房屋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核实并到现场测绘制作了测绘调查情况表，上面明确房屋建造年份是1960年，砖木、平房，具体测绘的建筑面积是29.45平方米，被上诉人并未按照申请书填写的25平方米来确认房屋面积。登记申请书上填写的3都1图546甲系地籍号而非房屋所有权证号。地籍号与3都1图0546－1号并非同一地籍，地上坐落的房屋建筑年份不同，建筑面积不同，当然更非同一处房产。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手绘图出自他字1236号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的档案材料。且徐红儿至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核实，该档案材料中未有任何手绘图。申请书中登记种类为补总登记并无不当，该房屋建造于1960年，建造时未办理房产证，1995年因积极配合国家建设拆迁，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而办理，当然不是申请时系新建的房屋。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对复兴街××号房产的确权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完全正确。上诉人必须先证明具有诉的关联性和诉的利益才能启动诉讼。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据此，原告应当向法院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包括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本案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供《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及3都1图546－甲地籍图，认为《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载明的地籍为3都1图0546－1号，而3都1图546－甲地籍图就复印自该《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的房产档案中，说明“3都1图0546－1号”与“3都1图546甲”是针对同一地籍的表述，同一块地上不可能造两幢房屋，据此被上诉人确权给徐某的房屋就是夏某、徐某共有的房屋。市房管局及徐红儿辩称两处房屋分别建造于1945年和1960年，地籍号分别为“3都1图0546－1号”和“3都1图546甲”、面积分别为23点几平方米和29.45平方米，故两处房屋并非同一房屋。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载明坐落于复兴街××号地籍3都1图第0546－1号、地积3厘6毫的平屋一间，地上权利人为夏某、徐某。而被诉《房屋所有权认定书》载明坐落江干区复兴街××号，建筑面积29.45平方米的砖木结构的房屋1幢，系砖木结构，建筑面积29.45平方米，建造年份为1960年。上诉人仅主张地籍号表述不同实为同一外，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以证明《房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所涉房屋与被诉《房屋所有权认定书》登记的房屋系同一处房屋。故上诉人与被诉房屋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
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