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乌斯曼·乌苏尔，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托代理人许洪菲，广东汇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江元，男，1970年9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西充县。
委托代理人叶燕玲，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因与被上诉人胡江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乐民初字第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胡江元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乌斯曼·乌苏尔退回货款71500元并支付托运费9100元；二、乌斯曼·乌苏尔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回案涉的家具给胡江元；三、驳回乌斯曼·乌苏尔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94.25元，由胡江元负担907.50元，由乌斯曼·乌苏尔负担1586.75元。
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上诉提出：
一、原审判决认定胡江元不构成欺诈消费者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一）乌斯曼·乌苏尔在胡江元店里选购家具时，胡江元的店员明确介绍所出售的家具均是由“红某家具厂”生产的“雍某”品牌家具。这既有双方签订的《订货合同》格式条款标注的“雍某”商标及“红某家具厂”厂名为证，又有胡江元所雇店员与乌斯曼·乌苏尔多次交涉的电话通话录音为证。电话中乌斯曼·乌苏尔要求胡江元出具所谓总厂分厂的证明，然而直至本案一审诉讼，胡江元一直不能出示相关证明书，仅拿出一两张授权书，这证明其再一次在掩盖事实真相，作虚假陈述，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原审判决认定乌斯曼·乌苏尔提供的“其他视频和录音不能确定时间和对方身份”明显错误。第一，胡江元承认电话录音中的两个固定电话号码均是其店铺的电话；第二，乌斯曼·乌苏尔提供的通话录音资料有原始的电话录音可予证实，通话录音时间与电话语音清单相互吻合；第三，该录音谈话内容与本案案情密切相关，接听电话人员均确认其雍某家具店工作人员的身份；第四，胡江元专门负责售后的人员的手机号码，与催促乌斯曼·乌苏尔汇付家具款及进行多次短信息沟通、乌斯曼·乌苏尔当时认为是胡江元的手机号码一致；第五，该负责售后员工通话内容跟固话谈话内容相互衔接、呼应，该名售后人员在固定电话中也多次跟乌斯曼·乌苏尔通话交涉，承认该手机号码就是自己的号码而不是胡江元的号码；第六，胡江元雇请的店员仅有几名，声音易于区分。另外，售后人员表示若告知乌斯曼·乌苏尔胡江元的电话号码，则其将会被解雇。这也充分地证实了胡江元本人一直在背后谋划欺骗消费者的方案，不主动也不肯直接与乌斯曼·乌苏尔交涉，表现出其毫无诚意达成本次交易及退换货物的态度，以图达到高价销售伪劣商品的目的。最后，乌斯曼·乌苏尔提供的在胡江元店铺拍摄的视频有原始载体，能证明录音、录像时间、地点，以及当时店内的客观场景，店员讲述尊17B沙发等系列家具均由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红某家具厂（以下简称红某家具厂）用进口榉木制作等事实情况。这一情况与乌斯曼·乌苏尔在选购时，店员杨某讲述家具用材为进口橡木、黄杨木相互矛盾，也证明了胡江元雇请的人员在销售时及销售后反复欺骗消费者。
（二）本案家具包括生产厂商、型号、款式、皮色、皮料、木材质料等均货不对板。关于沙发等家具货不对板的情况，在乌斯曼·乌苏尔与胡江元雇请的店员的电话录音中已经得到确认。
（三）胡江元提供的订货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合同上用大字体标明“雍某家具”作为抬头及商标，这与整个店外挂的“雍某家具”字号完全一致，但与胡江元开办的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胡某某家具店不符，这是打着“雍某家具”的招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胡江元雇请的销售员向乌斯曼·乌苏尔介绍说家具均是“雍某家具”，由红某家具厂生产，以进口橡木、黄杨木料制作，乌斯曼·乌苏尔也曾要求在订货合同上明确注明生产商、品牌，但店员以合同中已有相关内容为由拒绝。然而，胡江元在一审时却称出售予乌斯曼·乌苏尔的家具没有一件是“雍某家具”。这明显违反了订货合同的约定。该合同左上角显眼位置印刷有商标为“雍某”牌、生产工厂为“顺德龙江工业区红某家具厂”，因未特别约定为购买其他厂家、其他品牌的家具，常人均会理解订货合同为买卖红某家具厂生产的“雍某”牌家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胡江元如果出售的不是“雍某”牌家具，应在合同中标注清楚。再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结合电话通话录音胡江元员工杨某多次承认的情况，可以认定胡江元蒙骗、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四）红某家具厂早在2008年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即该厂早已没有生产经营资质，但胡江元却仍在法庭上称自己的店铺依然在销售红某家具厂的雍某牌家具。这显然是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五）原审第一次庭审后，因胡江元否认所发家具中有“韩菲某”品牌的家具，故乌斯曼·乌苏尔补交收货照片，能显示家具包装箱中印有“韩菲某”品牌，且家具型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与订货单记载一致，却多出“HFE”等字母，而且该品牌的家具有好几件。另外，胡江元发出的家具均无产品说明书、保修卡及出仓单等，虽然在电话中说好后补，从短信也可以反映这一情况，但其一直没有邮寄予乌斯曼·乌苏尔。这些都证明胡江元在愚弄、欺骗消费者。
二、原审判决没有支持乌斯曼·乌苏尔主张的搬运费、律师费、房屋占用费及交通费、食宿费等错误。这些费用支出合法，也合情合理，确是因胡江元欺骗行为而导致的乌斯曼·乌苏尔损失或额外支出。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因为乌斯曼·乌苏尔是消费者，胡江元是商品销售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胡江元的违法行为应认定为欺诈，其应赔偿作为消费者的乌斯曼·乌苏尔相当于家具价款三倍的费用。
综上，乌斯曼·乌苏尔认为胡江元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并判令胡江元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乌斯曼·乌苏尔维权的其他费用。
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补充如下上诉意见：
一、乌斯曼·乌苏尔收到的货物不但货不对板，型号也有差别，有大约六件家具型号前有“HFE”字母，其中两件注明“韩菲某”商标，其他几件没有明确注明厂家。胡江元称没有交付“韩菲某”品牌商品是虚假陈述。
二、EMS网页查询及邮政的短信息可以证明胡江元已经收到了乌斯曼·乌苏尔在2014年1月25日寄出的产品质量异议书，胡江元在原审时否认收到此快递明显与事实不符。
三、原审时乌斯曼·乌苏尔提供的音像资料多处可以证明胡江元存在欺诈的行为，该证据应予以采信。乌斯曼·乌苏尔提供的录像有明确的录制时间，证实胡江元雇请的销售人员陈述涉案家具由同一厂家生产，是“雍某”品牌。再结合通话录音可以证实胡江元销售家具予乌斯曼·乌苏尔时亦是作同样的介绍，也可以推断出胡江元雇请的销售人员向乌斯曼·乌苏尔保证家具是实木制作。另外，对于相同的家具，胡江元的业务人员杨某却说是进口的橡木及黄杨木制作，胡江元方有故意欺诈乌斯曼·乌苏尔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2014年1月22日的通话录音为乌斯曼·乌苏尔收到货物的当天，发现货不对板后与胡江元方电话沟通录制。在其后的录音资料中，胡江元方承认其发错货及没有详细介绍商品情况等。
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
1.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网上打印单及短消息照片1张，以证明乌斯曼·乌苏尔在2014年1月25日寄出的产品质量异议书在2014年2月16日由胡江元本人签收，证实胡江元在一审称其未收到该材料是在说谎；
2.短消息照片11页，以证明手机号码135××××1684是胡江元方联系乌斯曼·乌苏尔使用的电话号码，胡江元方承认发错货予乌斯曼·乌苏尔，其承诺将出厂单、说明书等材料寄予乌斯曼·乌苏尔，但一直未寄出；
3．照片30张，证明乌斯曼·乌苏尔在物流公司处收货时见到有“韩菲某”品牌的家具以及有好几个厂家生产的家具，就立即打电话予胡江元方，该部分货物中很多型号都与胡江元提交给法院的型号不一致，反映胡江元在说谎；
4．住宿发票、乌斯曼·乌苏尔参加庭审活动的飞机票及火车票，以证明乌斯曼·乌苏尔因维权而支付的费用；
5.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从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信息网打印的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翡某家具厂的登记资料，以证明2008年红某家具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无经营资格，不可能生产“雍某”牌家具，胡江元在订货时及名片上均虚构不存在的家具厂来欺骗消费者。
被上诉人胡江元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乌斯曼·乌苏尔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胡江元在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
经质证，胡江元对于乌斯曼·乌苏尔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网上查询与实际签收情况会有出入；乌斯曼·乌苏尔应提交胡江元签收的单据以证实其主张，事实上胡江元从未收到该材料。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确认，抬头写的是胡江元，但是并没有对应的电话号码，看不出信息互发的对象；胡江元在一审时提供的两条信息内容与此组证据的内容一致，该部分信息的提供者是杨某，胡江元确认该两条信息的内容。对证据3，只确认胡江元一审时提交的货物清单上所标识的内容，其他的不予确认；况且乌斯曼·乌苏尔称在物流提货时就拍摄了照片并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家具，但物流公司是乌斯曼·乌苏尔联系的，不排除物流公司交付的货物与其他货物混在一起的可能性；胡江元没有向乌斯曼·乌苏尔交付过“韩菲某”品牌的货物，也没有经营过此品牌的货物。对证据4，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乌斯曼·乌苏尔在原审时并未主张相关费用。对于证据5中红某家具厂机读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胡江元与晏某的合作关系持续了十几年，“雍某”品牌由晏某本人持有，红某家具厂是由晏某自行经营，胡江元经营“雍某”品牌与红某家具厂的经营情况无关；对翡某家具厂的登记资料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联。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认定。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乌斯曼·乌苏尔购买涉诉家具因生活需要自用，胡江元没有证据证明乌斯曼·乌苏尔购买该部分家具用于经营或其他非生活消费，故乌斯曼·乌苏尔购买家具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需要，本案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审理。
乌斯曼·乌苏尔起诉主张胡江元向其出售诉争家具存在欺诈，因而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胡江元向其赔偿相当于货款两倍的损失。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胡江元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欺诈是指以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因而为意思表示为目的，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其构成需要有欺诈行为，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受欺诈人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以及欺诈违反法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乌斯曼·乌苏尔在一、二审过程中提供了包括照片、音像资料等证据，以证明胡江元交付的家具与销售时介绍的情况不符，存在货不对板的现象。虽然胡江元摆放的标签牌及出具予乌斯曼·乌苏尔的《订货合同》首部均写有“雍某家具”字样，但从《订货合同》的记载来看，其最后手写载明“以上货品货对样版，货不对版随时退货款”内容，且在交易的十余项货物中对茶几等两项货物有关于样式的特别加注，反映双方诉争交易为凭样品买卖，若对货物有特殊要求的，会以备注形式加以确定。在双方未明确对所交易家具的品牌、材质等进行区别于样品的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乌斯曼·乌苏尔以其收取的家具非“雍某”品牌，非订货合同记载的“红某家具厂”生产为由主张胡江元存在欺诈行为理据并不充分，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乌斯曼·乌苏尔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以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并不足以认定胡江元在销售诉争家具过程中存在故意陈述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更不足以认定其销售行为以诱使乌斯曼·乌苏尔陷于错误并因而为意思表示为目的。胡江元的涉诉行为并不构成欺诈。
但正如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因胡江元使用印有“雍某家具”的订货合同等材料，致使乌斯曼·乌苏尔错误认为所购家具就是“雍某家具”或“红某家具厂”生产，此情况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所规定的重大误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所订立的合同可予撤销。胡江元并未提起上诉，视为其对撤销诉争合同关系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胡江元在涉诉买卖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适当之处，致使乌斯曼·乌苏尔至今未能使用相关家具，虽如原审判决对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进行的认定所言，该部分费用非本案纠纷产生的必然的、直接的损失，及乌斯曼·乌苏尔未能提供充分的、确实的证据证实其遭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至今已超过十个月，乌斯曼·乌苏尔一直未能使用诉争标的物，依常理可知，其必然因此迟延而遭受损失。原审判决未支持乌斯曼·乌苏尔的损失赔偿请求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合本案的交易情形、乌斯曼·乌苏尔所遭受的不便，及胡江元的不当程度，本院酌定胡江元应向乌斯曼·乌苏尔赔偿损失30000元，对乌斯曼·乌苏尔超出此数额的请求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乌斯曼·乌苏尔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本院对其请求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主张无理部分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乐民初字第54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被上诉人胡江元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赔偿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2494.25元，由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负担1372.25元，被上诉人胡江元负担11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06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共5126元，由上诉人乌斯曼·乌苏尔负担2820元，被上诉人胡江元负担23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黄延丽
代理审判员 杨 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