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09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号轻工大厦***室。
负责人：柴小平，主任。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号世纪经贸大厦*座****室。
负责人：闵建宁，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立明，女，1959年11月26日出生，葡萄牙国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海麟，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申邦所）、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一法所）因与被上诉人郭立明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20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邦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申邦所的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申邦所与郭立明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申邦所已尽责地完成民事二审代理工作，并提供了额外的刑事法律服务，且取得了案件处理的理想结果，原审法院将郭立明支付给一法所的律师费混淆为应当支付给申邦所的律师费，缺乏依据。系争民事案件为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申邦所已完成所有委托事项，郭立明应按规定向申邦所支付律师费。
郭立明辩称：郭立明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支付了65万元律师费，该65万元已包括应支付给申邦所的律师费，申邦所及一法所均无法提供双方的法律服务合同或律师费发票以证明其主张。
一法所称，同意申邦所的意见。
一法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中有关65万元为申邦所与一法所共同收费的事实认定，请求确认一法所收取的65万元与申邦所无关。事实和理由：郭立明已收到一法所发送的《委托代理合同》，该《委托代理合同》经鉴定虽非郭立明所签，但无法否认系郭立明委托他人代签或采用其他签字确认方式。一法所已全程参与系争民事案件的审理，65万元系郭立明支付给一法所的律师费，与申邦所无关，原审法院认定该65万元为申邦所与一法所共同收取的费用，缺乏依据。
郭立明辩称，郭立明未与一法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争65万元为郭立明向申邦所与一法所共同支付的律师费。申邦所与一法所在分配利益上发生的矛盾与郭立明无关。
申邦所辩称，同意一法所的意见。申邦所与一法所合作为郭立明提供法律服务，但未共同收费。
申邦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郭立明支付申邦所律师费191.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2月22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案外人陈某与郭立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民事判决：一、郭立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某货款5,640万元；二、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郭立明负担。
在该案诉讼期间，2013年1月16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郭立明3,000万元银行存款或等值财产予以查封、扣押、冻结。
2013年3月，郭立明对前述（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民事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案件受理费337,800元由郭立明转账付至一法所陈笔魁律师个人银行账户，再由陈笔魁律师从自己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5月5日，郭立明至最高人民法院签署两份《授权委托书》，分别委托申邦所的柴小平律师、一法所的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在二审阶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邦所、一法所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相应的律师函。
2013年4月22日、6月13日，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郭立明为法定代表人）分两次支付至陈笔魁律师个人银行账户30万元、35万元，合计65万元。庭审中，郭立明和一法所确认一致，该65万元系郭立明支付的律师费。
2013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申邦所的柴小平律师、一法所的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庭审中，两位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证据中包括天津市公安局分别于2013年7月4日、15日出具的《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内容为告知已受理郭立明报称的“陈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且已立案。两位律师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代理词》、《法律意见书》和《中止诉讼申请书》，要求中止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
2013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四终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写明，2013年8月20日，天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发来《关于天津市公安局对陈某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的函》，称案件与该队于同年7月15日立案侦查的陈某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系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法律事实。2013年9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来函称，天津市公安局已对陈某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天津市公安局以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当事人立案侦查的陈某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其处理结果对案件有关事实认定和最终处理有重大影响，遂裁定中止诉讼。
2014年3月4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同月13日，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撤回一审所有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
2014年6月9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一、陈某放弃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陈某不再向郭立明返还已支付的货款人民币2,520万元，郭立明不再向陈某返还案涉三尊雕刻佛像及千手观音摆件；三、一审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陈某负担。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2013）民四终字第24号民事调解书，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签收该调解书，二审以调解结案。
2014年7月8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从申邦所的办公地址以快递形式，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邮寄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要求解除对包括郭立明房产在内的财产保全。
2015年2月9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向郭立明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最近一切好吧，不知您何时回上海，有关您与陈某的案件的相关扫尾的事情也需要给您汇报，我和我的律师团队为您的案件尽心竭力，案件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临近年关，希望郭总对我及我团队的律师费予以考虑，再次感谢郭总对我的信任！”
一审法院认为，郭立明于2013年5月5日至最高人民法院签署《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申邦所、一法所代理二审诉讼，申邦所、一法所出具相应律师函，随之指派律师为郭立明进行二审诉讼代理，这些事实表明，郭立明与申邦所、一法所形成为郭立明二审诉讼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关系。
现有证据及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表明，郭立明实际支付了65万元律师费。申邦所、一法所认为该款系郭立明与一法所约定的一法所应得律师费，与申邦所无关；郭立明则认为该款为自己与两位律师商定的全部律师费。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双方的主张是否有事实、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均应对各自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院现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及查明事实，作如下分析：首先，申邦所、一法所是具备专业能力的法律服务机构，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具备基本的专业能力，正因为如此，郭立明提供的电子邮件打印件显示，在二审诉讼程序启动之初，申邦所律师于2013年3月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将申邦所、一法所的律师委托书发送给郭立明签署，然后于2013年4月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提醒郭立明，一法所的陈律师“已将法律服务合同发给您，请您抽空查阅。”随之就发生郭立明支付65万元律师费的事实，且该款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为2013年4月22日即在郭立明至法院签署《授权委托书》之前，第二次为2013年6月13日即二审诉讼庭审之前。上述事实经过，形成一个完整的郭立明与两家律师事务所之间的服务合同签订、费用支付、合同正式开始履行的正常发展过程。
双方当事人现对合同签订一节事实中，双方合意内容存有争议：申邦所、一法所主张，当时双方仅就一法所应收的律师费达成65万元合意；郭立明则确认存在65万元律师费合意，主张该费用系针对申邦所、一法所两家律所。郭立明为此提供了申邦所律师统一发送两家律所委托书，并提醒郭立明查阅一法所律师发送过来的法律服务合同的电子邮件，从邮件内容结合常理理解，该法律服务合同应针对共同为郭立明提供法律服务的申邦所、一法所，郭立明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与申邦所、一法所商定律师费，郭立明的主张更符合事情发展的正常脉络，即正因为申邦所、一法所就律师费与郭立明达成合意，才会随之发生律师费用支付，两家律所共同开始履行合同的后续事情发展。现申邦所、一法所主张65万元仅针对一法所，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但一法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经鉴定并非郭立明本人所签，法院难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其二，申邦所、一法所主张双方仅就一法所收费事宜达成合意，亦不符合常理：如果申邦所主张属实，为何在发送给郭立明的电子邮件中既提到一法所发送的法律服务合同，也提到要与郭立明签订长期法律服务合同，却只字未提另行与自己律所签订合同和收取律师费事宜；申邦所对为何一直未能与郭立明签订法律服务合同，解释为郭立明人在国外，回国后见面就谈自己的事，谈完就走，本所律师无机会与其商谈律师费，该解释无法令人信服；申邦所主张，双方曾通过电话口头约定律师费180万元至190万元，郭立明还口头承诺，如一审判决被撤销，愿意加倍支付律师费，申邦所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其律师在二审诉讼结案后于2015年2月9日发送的电子邮件也只是希望郭立明对“我及我团队的律师费予以考虑”；此外，根据当事人一致的确认，二审诉讼的主要工作在于刑事立案部分，而一法所律师并未参与其中，故申邦所、一法所主张65万元律师费全部是一法所收取的，同样无法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申邦所、一法所主张郭立明分别与两个律所单独约定代理二审诉讼的法律服务合同，单独收费，郭立明已付的65万元仅为一法所收取的律师费，郭立明应按律师收费方面的规定另行支付申邦所律师费，这些主张既缺乏事实、合同依据，亦于法无据。至于申邦所主张代理的案件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向郭立明加倍收取律师费，这也需要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双方既未签订律师服务合同，亦未协商一致加倍收费，故申邦所关于加倍收费的主张，同样缺乏事实、合同依据。
郭立明主张与申邦所、一法所就两所共同提供的法律服务达成收费65万元的合意，并提供了电子邮件等证据证明，根据已查明的法律事实以及双方举证材料的强弱程度分析，郭立明的证据优势强于申邦所、一法所的证据，其主张更符合常理，法院对此予以采纳，申邦所的诉请缺乏事实、合同依据，于法无据，法院难以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053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负担；鉴定费15,000元，由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郭立明因与案外人陈某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审败诉而分别委托申邦所及一法所代理该案的二审诉讼；申邦所及一法所则在接受郭立明的委托后随即分别指派了柴小平律师及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的二审诉讼委托代理人。此后，柴小平律师与陈笔魁律师为代理该案件的二审诉讼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共同出庭参与了该案的二审审理。期间，郭立明已就一法所指派律师代理其参与案件诉讼及应收律师费的具体金额与一法所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律师费为65万元的意见，且郭立明随后也实际向一法所支付了该65万元律师费，故郭立明已因其与一法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而向一法所履行了支付律师费的义务。郭立明在与一法所协商支付律师费等事宜时并未明确其所支付的65万元律师费包含应付申邦所的律师费；而一法所或申邦所也从未向郭立明作出过一法所与申邦所共同向郭立明收取律师费及系争65万元为一法所与申邦所共同所收律师费的意思表示。申邦所与一法所实为不同的律师事务所，申邦所及一法所系分别受郭立明的委托而指派柴小平律师及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所涉二审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且事实上，两位律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工作侧重面也并不完全一致，系争65万元律师费仅系郭立明就陈笔魁律师所从事的诉讼代理工作而按约定支付给一法所，与申邦所无关。郭立明称“柴小平律师与陈笔魁律师共同收费，双方已商定律师费的总金额为65万元”,无确凿证据为证，不能采信。柴小平律师在受指派参与郭立明与案外人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二审审理后，与一法所指派的陈笔魁律师合作，针对案件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并出庭参与相关证据的质证，且根据系争案件的实际情况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代理词》、《法律意见书》及《中止诉讼申请书》；其所表达的代理意见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并被法院采纳。此外，为使郭立明的利益最大化，柴小平律师还努力做郭立明与陈某的和解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处理效果。郭立明与陈某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最终在双方和解的基础上以调解方式结案，陈某放弃原审诉请，不再要求郭立明返还钱款，避免了郭立明可能遭受的损失，郭立明在诉讼中的目的已全部得以实现。按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郭立明与申邦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也实际存在，柴小平律师受指派作为郭立明的二审诉讼代理人，已履行全部应尽的代理义务，故郭立明应向申邦所支付律师费。郭立明与申邦所未曾以书面形式约定应付律师费的具体金额，但基于郭立明与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属诉讼标的大及案情复杂的涉外民事案件，柴小平律师在代理该案诉讼的过程中也确实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及精力，故郭立明应根据该案的诉讼标的金额、案件的疑难程度、柴小平律师的实际工作量及工作成果，并参照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向申邦所支付律师费。现申邦所要求郭立明按《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中规定的基本收费标准计算律师费，由郭立明支付申邦所律师费191.7万元，依据充分，应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一法所及申邦所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20679号民事判决；
二、郭立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费人民币191.7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53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人民币27,053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53元，均由郭立明负担；鉴定费人民币15,000元，由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 珏
审判员 潘春霞
审判员 岑佳欣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鲁彦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