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103民初4242号原告：卢济栋，男，195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衷孙连，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福州市台江区义洲浦东村258号。法定代表人：林桐新，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健涛，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伟，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卢济栋与被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济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衷孙连、被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健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济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7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土生土长的原红旗村村民，户籍在红旗村，长期居住在红旗村，依靠红旗村分配的宅基地及安排的工作生活，并履行建大队部、上交管理费等村民义务。1976年根据当时的政策原告接受被告原红旗村委会的工作安排，由被告原红旗村委会暂时派遣到赤卫建筑社工作，1980年由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人民政府企业办退回原红旗大队，并由当时的村主任林某明经办接收，享受被告红旗经济合作社退休金、医疗费报销、过节费等部分福利待遇至今。2005年被告因城中村改造，由原红旗村委会改制成红旗经合社，原红旗村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房屋等资产融入红旗经合社。2013年底原红旗村村部办公楼即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在景观带整治征收范围之列，拆迁总面积2496.46平方米，被告收到征收补偿款18,440,000元。2014年1月15日被告制定《办公楼拆迁补偿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将该拆迁补偿款以发放社保、医保补贴的形式向每个社员发放70,000元，并从2013年12月开始用于提高社员的退休金等，但拒绝给原告发放，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红旗经合社辩称，被告系经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6月1日批准，由原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村改制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原告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经被告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无权请求参与被告内部分配。原告提出本案诉讼主张，名为支付征收补偿款，实为请求人民法院代表被告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追认其与被告于浦东村125、127、129号办公楼拆迁补偿方案确定时已恢复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案实非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原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户口簿、查档情况，证明原告是土生土长的红旗村村民，户籍一直在红旗村，1985年因土地征收同原告家人及红旗村所有村民一起农转非。2.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报告，证明原告在直拥有耕地及宅基地，直至福机地块拆迁被政府征收。3.关于卢济栋等二十位同志退回原籍的函、证明，证明1980年原告与红旗村其他外派人员一起，经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人民政府企业办公室陆续退回原籍红旗村，并由当时的红旗村村长林某明经手办理相关事宜。4.红旗经济合作社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拆迁补偿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证明①2013年底原红旗村村部办公楼即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在景观带整治征收范围之列，拆迁总面积2496.46平方米，被告获得征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844万元；②2014年1月15日被告制定《办公楼拆迁补偿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将该款以发放社保、医保补贴的形式向每个社员发放7万元，并从2013年12月开始用于提高社员的退休金等。5.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登记单、信访事项督办函、榕信函访字第【2013】88号函、台民信访答复【2013】5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证明台江区民政局经调查核实确认：原告等25人是原红旗村村民，1976年由红旗大队派遣到赤卫建筑社工作，1980年后已陆续退回原红旗大队，2002年起即红旗村改制前就开始享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部分福利待遇的事实。6.证明、报告，证明①历任书记、村长及主任林某明、卢珠英、施爱萍等人都证明原告履行建大队部、上交管理费等村民义务，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1980年原告确已退回原籍红旗大队；②被告红旗经济合作社领导林桐新、卢燕青等人均证明原告系土生土长的红旗村村民，属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7.红旗经济合作社第三届社员选举委员会关于公布选民名单的公告，证明2010年换届时，被告在公告栏贴出公告的红旗经济合作社选民名单内有原告的名字。8.会议备忘录(2006)、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的情况说明、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退休人员生活费、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出院记录、报销单》、《体检单、体检报告》，证明被告会议确认，只有有选举权的社员才享有医疗补贴及医疗费报销；被告实际认可原告系其社员并给原告发放工资、退休人员生活费、报销医疗费、过节费、参加红旗经济合作社集团体检等待遇。9.存折，证明被告实际向经济合作社部分社员发放7万元征收补偿款。10.情况说明、证明，证明原告的身份一直是原红旗村村民，1980年原告的工作关系已由上级政府退回原籍红旗村，原告未享受到原赤卫建筑社的任何福利待遇。11.借款承诺书，证明2008年12月25日原告以红旗经济合作社成员身份借款，并出具承诺以享受经合社工资、股份等福利待遇作为抵押保证。12.未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证明，证明原告未被纳入城镇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未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13.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证明2008年12月25日的借款已经偿还被告。14.证明。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表明原告是台江红旗大队建筑社的工人，不是红旗村的农民，不能证明原告于1985年因土地征收与红旗村村民一起“农转非”。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假设土地证是真实的，只能证明原告的房屋被征收，不能证明原告本人拥有的耕地被征收。对证据3提出与本案无关，且该文件是1991年3月8日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福建省江盛集团公司出具的，故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提出的第2个证明对象有异议，提出原告认为以社保的形式发放是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而该方案补贴的对象为2013年11月12日有选举权的223名社员，支付的依据是拖欠的社保医保资金，7万元是用于补拖欠的医社保。对证据5上的公章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核实的内容不能印证原告所述已经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部分福利待遇，且台民信访答复【2013】5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已明确社员资格认定是由社员会议或社员代表会议进行。对证据6中《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报告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报告内容为证人证言。对证据7中关于公告栏的照片没有异议，对其余两张因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证据全部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提出被告已经履行了红旗经济合作社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拆迁补偿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中约定的支付义务及其他义务。对证据10中福州市晋安区企业办的公章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其一直是原红旗村村民，概念不清。原告的工作关系已由上级政府退回红旗村，如原告自认该事实，说明在1980年以前原告已非红旗村或红旗大队等其他与被告改制前有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原告未享有赤卫建筑社任何福利待遇的说法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对证据11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借款承诺书系向出借人出具，借款人持有该材料有违常理。对证据12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足以证明原告未在除福州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以外的其他保险机构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能。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不能证明2008年12月25日原告已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就其辩解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红旗经济合作社的批复》，证明被告于2005年6月1日经由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2.《红旗经济合作社章程》，证明被告是以原红旗村村民为基础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按照《福建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进行财务管理；社员资格由原在册全体红旗村民签字认定；从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分配，是被告社员的自治事项。3.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第四届第四次社员代表会议决议，证明将讼争土地补偿费按7万元/人支付现有社员223人的事宜系经合作社第四届第四次社员代表会议于2014年1月17日下午通过。4.赤卫公社红旗大队1981年11月工资表；5.1997年9月3日义洲街道红旗村江墘区选民登记表；6.一号公告--红旗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认定名单；7.选民登记名册，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认定名单；证据4-7证明原告不是被告的社员，不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8.有关台江建筑社情况的核实申请，证明原告于1977年以前已变更为其他经济组织成员。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对象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认为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假设是真实的，合法性及证明对象亦有异议。该章程第三十五条及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也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故被告利用所谓的章程，剥夺原告获得拆迁补偿的权利，明显与我国法律相抵触，侵犯了原告合法的财产权利。且从该章程第三条看，只要是原红旗村村民就必然是被告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与第八条社员资格的认定存在明显的冲突。讼争的土地补偿款并非被告经营所得，只要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依法就有权请求支付相应份额。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及征地补偿款的使用、分配方案，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或明确授权方可办理。证据3中被告采取部分社员代表会议决议的方式来决定必须由全体社员会议决议的事项，明显违反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且被告的章程也没有规定社员代表会议有权决定征地补偿款事宜，故被告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作出原告无权获得70,000元征地补偿款的所谓决议，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无效决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提出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1981年的工资表年代久远，村民签单是否为本人所签无法确认，且该份证据由被告自行制作，未经过社区或街道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假设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据此认定原告丧失红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登记表由被告单方制作提供，并未经社区或街道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表真实，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民委员会选举前，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应当进行登记，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本案中原告的户籍一直在红旗村，亦长期居住在红旗村，完全符合应当在红旗村登记选民的规定，被告未将原告列入选民登记表，明显已属违法剥夺原告的选举权利。且选举权只是一项民主政治权利，被告拿一个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明显违法的选民登记表来证明原告不具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证据6认为没有公章，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并提出该公告由被告单方制作提供，并未经社区或街道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公告系真实性，被告也未依据章程第八条规定提供改制时由全体村民签字的《征求意见表》及《社员认定资格名单》来证明该公告的形成过程，该公告关于社员资格认定的名单，是严格依据其章程由全体村民签字认定，还是由某几个村干部自己认定，程序是否合法无法确认。再即使该名单认定程序符合所谓章程规定，但违反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也应认定其无效。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选民的资格条件，本案原告户籍一直在红旗村，亦长期居住在红旗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未将原告列入选民登记表，明显属于违法剥夺原告的选举权利，事实上被告在2010年也就是经济合作社第三届选举公告选民名单时，明确写上原告的名字，后被告又自行删去，原告亦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案外人卢济德1976年与原告同批次由红旗大队派遣到建筑社工作，1980年又与原告同批次由岳峰镇企业办退回原籍红旗大队，被告亦区别认定案外人卢济德为社员，享受红旗经合社的选举权及所有待遇，还有陆续退回的案外人邵孔耀、林培基、林淑英等人现在均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卢燕青、卢文辉系原告儿子亦被认定为红旗经济合作社社员，亦享有选举权及所有待遇，故被告提供的本份选民登记名册，不但不能证明其主张，而且恰恰可以证明原告属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8系被告提供的核实申请，不属于证据。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林某明出庭作证，证人林某明陈述：1978年至2010年期间，除1984年至1991年期间外，其均在红旗村或红旗经合社担任主任。1976年其在村里担任会计职务，原告卢济栋被派往赤卫建筑社时亦未带走村里生产资料，只是岗位变动，未改变身份，亦未迁出户籍。证人林某明同时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关于卢济栋等二十位同志退回原籍的函及证据6中的证明上的签字“林某明”为其所签，并表示在2004年红旗经合社改制时的社员资格认定工作中存在疏漏，对社员资格认定的认为只要有户籍并有参加过村里劳动就能认定为有社员资格。原告对证人林某明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证人对原告的情况及红旗村的情况是最清楚的，证人证言与本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原告一直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质证称应对证人证言慎重采纳。首先，根据证人陈述，证人在1981年11月以后担任赤卫公社红旗大队大队长，认定当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来认定，户籍在村但不参加劳动的不能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言是可以采信的。证人有关2004年8月未通知原告发放征求意见表是工作疏忽的证言，与原告提供的查档情况2013年台江民政局的答复意见是相矛盾的是不能采信的。由于查档情况中原告的长子卢燕青、次子卢文辉均为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系被告根据榕委【2003】81号文件在原红旗村改制期间有多次的公告、动员。如果原告确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时也会从其子或其邻居处得知参加该改制活动。而且原告当时年龄未满53岁有劳动能力。其次，证人有关于1976年原告等人去赤卫建筑社的证言，原告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否则该证言不能予以采信。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向福州市台江区民政局或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办事处调取红旗经合社社员认定过程中产生的原红旗村全体村民签署的征求意见表、社员资格认定名单等备案材料，向被告红旗经合社调取原告1963年至1976年的工资表、向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办事处调取《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情况说明》。经本院向上述部门调取，仅自被告红旗经合社处调取得《红旗村改制工作征求意见表》两份及自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办事处调取得《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情况说明》，对于其他原告所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福州市台江区民政局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办事处答复无相关材料。原告对两份《红旗村改制工作征求意见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对《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未向法庭提供所谓的269份由村民签名的征求意见表，故被告改制时是否确实有征求意见无法进行判断。即使改制时确实有征求村民的意见，从被告提供的红旗经合社章程第八条看，社员资格认定由红旗村改制工作小组以发放征求意见表及社员资格认定名单，由原在册的全体村民以签名为准认定社员资格。而从法庭调取的征求意见表的内容看，该表所设置的6个征求意见项目中，并未涉及到社员资格认定的内容。该征求意见表亦足以证明被告改制程序违法，甚至没有依据它自己设置的章程进行社员资格认定。同时，从该征求意见表的第3条第二款看，明确写明村民享有集体公费医疗、外诊报销按重点医院的50%，与法庭调取的《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的情况说明》的第二项内容，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8进行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一直给原告提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被告对两份《红旗村改制工作征求意见表》以及《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不能印证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对象，原告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其在2004年以前系原在册全体村民中的一员，仅以自己陈述否认《红旗村改制工作征求意见表》的合法性，缺乏事实依据，也与福州市城中村改制的实际不相符。诉讼过程中，被告红旗经合社申请本院向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人民政府企业办调取台江镇建筑社1977年职工名单及原告与台江镇建筑社终止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经本院向该部门调取，该部门答复无上述材料。经庭审听取原、被告的诉辩陈述和质证意见，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原告卢济栋为原红旗村村民并久居于原红旗村。1976年，原告与其他村民共30人由红旗大队派遣到赤卫公社建筑社工作，1980年12月23日退回原红旗大队。期间原告户籍未迁出红旗村。1985年10月29日，原告与其妻及二子的户籍一同农转非分居立户。原赤卫公社建筑社承接单位福州市江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6年拆迁改制，改制时原告未享受该企业一切待遇。2006年起原告自被告及案外人红旗工贸公司处领取工资，起诉前每月工资为1670元。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于2005年6月1日经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同意自原“红旗村委会”改制成立（台政[2005]176号），原属村委会名下的资产、债权债务以及签订的合同全部由经济合作社承接。2014年1月15日，被告红旗经合社公布《红旗经济合作社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拆迁补偿款资金使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该方案列明因原红旗村村部办公楼即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在景观带整治征收范围之列，共获征收补偿款1844万元。据社员代表大会决议，补偿款中15,610,000元用于支付拖欠的社员社保、医保费用，每个社员发放70,000元，考虑社员社保、医保缴纳的实际，将拖欠的社员社保、医保费用支付至社员指定银行账户。因原告未获前述《实施方案》所列补偿，以该方案侵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为由诉至本院。根据被告于2012年12月24日向台江区义洲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出具的《关于红旗村原建筑队人员享受福利待遇情况说明》显示，“原建筑队人员从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享受福利如下：1、2012年每个月退休人员生活费990元；2、每人每年住院费可以报销50%，金额限制30000元；3、办理城镇医保卡报销150元；4、每年一次公务员标准体检；5、每年每人生日费30元；6、每年6月至9月份高温费每月50元；7、每年重阳节过节费600元；8、每年‘中秋国庆’过节费1000元；9、2012年‘春节’过节费1700元；10、附2009年8月旅游发票复印件。”另查明，2012年2月、3月期间，现被告红旗经合社主任林桐新与证人林某明及案外人陈文、卢燕青、卢珠英、施爱萍在一证明上签字确认情况如实，该证明载明：“朱常庆、卢济栋一九六三年参加红旗大队，高茂桂一九七四年参加红旗大队。我们叁人原本是土生土长在红旗大队的社员，一九六三年要参加红旗修缮队，先义务建大队部，四个月义务完工加入修缮队后，每年要替大队义务劳动一个月，每月要上交大队工资34%管理费，一九六九年‘以粮为纲’我们都各自回生产队劳动。一九七二年红旗修缮队恢复，一九七六年被红旗大队原领导派到赤卫建筑社工作，一九八〇年我们先后被退函回原籍红旗大队，当时领导未能给我们安排工作，有些人无法维持生活，要求领导解决，前任领导林某明对我们说：‘每人每月发230元退休金，以后你们逐步与现社员拉平。’现今已加至990元，同是大队派去公社建筑社人员，别的大队返回本大队人员都按本大队社员同等待遇。”证人林某明确认证明中的“林某明”为其所签。诉讼中被告红旗经合社陈述，其给原告的仅是村民待遇，原告在1976年前往赤卫公社建筑社时已将村里的生产资料带走，但1980年原告退回红旗大队时并未将生产资料带回。对此原告予以否认，且证人林某明出庭作证时陈述原告被派往赤卫公社建筑社时未带走村里的生产资料。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而本案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征收补偿款70,000元，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分配纠纷，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属民事争议的范畴，被告提出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卢济栋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征收补偿款7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因此本案原告卢济栋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属被告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其能否享有主张讼争征收补偿款权利的前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内涵系与财产相联系的经济权益，原告卢济栋虽系红旗村村民并久居于红旗村，其户籍亦始终在红旗村，但村民并不必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被告否认原告卢济栋为其社员，即否认了原告卢济栋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原告卢济栋对其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现本案在案有效证据无法证明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原告卢济栋已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原告要求分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被告红旗经合社社员才可获得的征收补偿款没有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济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卢济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道锦人民陪审员  林瑞瑜人民陪审员  朱幼庭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林小玲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