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8民终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柱平，男,196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林辉，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绮雯，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田伟，男，197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代理人：邓玉莹，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田保，男,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代理人：古少栋，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慧婷，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柱平因与被上诉人邓田伟、邓田保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1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柱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点，改判确认邓柱平与邓田保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关于转让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英德市白沙镇新潭村大凹岭大理岩矿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法院仅凭邓田伟与邓田保（两人是亲兄弟）于2016年4月签订的一份《股权代持协议》及该二人的陈述主张，不作分析论证就简单认定“邓田伟与邓田保在2007年末、2008年初公司成立前已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后2011年左右，邓柱平转让了升华公司10%股份给邓田伟，又签订了第二份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由邓田保代邓田伟持有60%的股份，但两份代持协议在升华公司发生盗窃事故时丢失，所以在2016年3月由于公司需要进行一个项目的进展而于2016年4月补签了《股权代持协议》”为事实，明显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其次，原审法院认定“依据上述2016年4月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012年1月6日的《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认定在2014年3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邓田伟持有60%股份、邓柱平持有40%股份，邓田保作为名义出资人不持有股份”错误，理由有：第一，2016年4月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只能证明邓田伟在合同签订时持有了60%股份，不能证明在2014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持有60%股份；第二，假设邓田保一开始的50%股份转让给邓田伟属实，则邓田伟受让该50%股权因没有取得邓柱平同意而无效；第三，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只能证明邓田伟持有10%股份；第四，2012年1月6日的《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虽有邓田伟的签字，但不能证实邓田伟持有60%或50%股份，也不能证明邓柱平认可邓田伟是老板。二、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错误。原审法院认为邓柱平将股份转让给邓田保未通知邓田伟、未取得邓田伟同意是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但邓田保既是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又是实际股东，股东之间转让股份不需要通知其他股东或征得同意，且即使邓田保真的是邓田伟的代持人而非实际股东，也没有证据证明邓柱平对此知情，另外，2014年3月24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邓柱平就已经退出股份和升华公司经营并没有再领取工资，邓田伟负责升华公司经营且其妻子负责该公司出纳工作，不可能对此不知情，若邓田伟不同意，早应及时采取措施。原审法院认为邓柱平和邓田保在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款中的70万元从邓柱平欠升华公司的货款中减除是将公司财产作为邓田保个人财产进行处分，未经公司同意，损害公司另一股东邓田伟的股东权益属恶意串通是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二，但本案中不能因为合同中仅仅是付款方式提到以货款冲抵小部分股权转让款就推导双方有恶意，且即使该条款侵犯了公司或其他股东权益，也可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而非认定整份《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同时，邓田保既是股东又是法定代表人，其有权决定以货款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伤害了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三、邓田伟提供的《股权代持协议》中第七项第二条规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但协议中仅有甲乙双方签字，没有日期，无法确认何时生效，协议中对邓田伟声称的两次股权代持协议没有相关记载，结合邓柱平在广州市从化区法院起诉要求追回剩余股权款的事实以及涉案升华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2016年不能顺利续期导致股权价值严重贬值等背景情况可知，《股权代持协议》实际是邓田伟和邓田保为了逃避债务虚假诉讼而制作。被上诉人邓田伟口头答辩称：在2012年1月16日，年终分红方案中，合作双方老板的签名是邓田伟与邓柱平，且邓田伟的名字签在前，邓柱平应该知道邓田伟是实际股东，邓田保是代邓田伟的持股，而非实际股东。邓柱平以及邓田保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记载的内容，邓柱平是分得100万元。实际分红方案并非是按照五五分，而是六四分。再结合我方一审开庭主张的股权比例以及股东的人数来看，升华公司的股东一直只有两个，就是邓田伟和邓柱平。关于上诉人称其不知道该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邓田伟的说法不可信。结合上诉人另案起诉中，明确知悉邓田伟作为该公司的股东身份是毫无质疑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被上诉人邓田保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邓田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柱平与邓田保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2、邓柱平将其取得的本属于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产（货款）返还给公司，合计1803926.39元；3、邓柱平、邓田保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田保于2007年4月3日投资成立英德市白沙镇新潭村大凹岭大理岩矿，为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于2014年4月8日注销。邓田保于2008年1月3日投资成立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邓田保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邓田兵为监事。2012年1月6日，升华公司出具一份《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内容为：经合作双方协商同意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如下：公司今年总分红额为250万元，合作双方平均各分125万元。合作双方老板同意签字处由邓田伟与邓柱平签名。2014年3月24日，邓柱平（甲方）与邓田保（乙方）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05年12月26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开采白石矿协议书》。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拥有的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英德市白沙镇新潭村大凹岭大理岩矿（以下简称大凹岭矿）的40%股份转让给乙方事宜，签订本协议书。具体条款如下：一、根据双方签订的上述《合作开采白石矿协议书》，双方在签订该协议书后共同投资成立建设了升华公司和大凹岭矿两家企业，甲、乙双方各拥有两家企业50%股份。后甲方将其拥有的两家企业10%股份转让给了邓田伟先生，其拥有的两家企业股份调整为40%（说明：甲方对上述两家企业总投资400万元人民币。企业投产至今共取得现金分配130万元，其中未转让股份给邓田伟之前2009年1月分得30万元，2012年1月分得100万元）。二、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升华公司和大凹岭矿两家企业40%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三、转让价格：670万元。四、转让款支付方式：2014年9月30日前支付3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300万元；剩余70万元则从甲方欠升华公司的货款减除，如甲方所欠款不足以减除，乙方则以现金方式并于2014年年底付清，转让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邓田伟提交一份升华公司与广州市钢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于2016年8月31日签署的提货清单，显示与升华公司对账到2016年7月31日止，余欠1192492元；另一份2015年3月份客户邓荣森的提货清单显示欠款611429.39元。邓柱平认可该两笔货款是升华公司接受其指示向第三人供货，冲抵股份转让款。邓柱平是广州市钢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19日，邓柱平因前述《股份转让协议书》逾期付款问题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起诉邓田保要求支付所欠的转让款及利息。邓柱平在该案民事起诉状中称，《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后，2014年9月30日，邓田保的妻子徐先惠支付了100万元，之后未再付款。鉴于邓田保拖欠转让款，邓田保让邓柱平从升华公司提取碳酸钙粉以抵扣欠款，截止至2016年7月31日止，邓田伟提取的碳酸钙粉货款为1803926.39元。截止目前，邓田保仍欠邓柱平股权转让款3896078.61元及相应利息。庭审中，邓田伟与邓田保均主张在升华公司和大凹岭矿成立之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协议，由邓田保代邓田伟持有50%的股份，邓田伟于庭审中提交升华公司验资报告以及邓田伟银行转账记录，意图证明邓田伟于2007年6月4日转账130万元给邓田保，邓田保以其中100万元完成了公司成立时的验资报告。邓田保认可两企业虽然是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但实际上其是代邓田伟和邓柱平持有股份，从两企业正式登记成立之前设立时，邓田伟与邓柱平就各持有50%的股份。邓田伟与邓田保签订了一份《股权代持协议》，约定邓田保向邓田伟转让其拥有的升华公司、大凹岭矿的全部股权（即50%，工商登记为邓田保为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邓田伟自愿把股权（60%，其中10%股权是由邓柱平转让给邓田伟）委托邓田保代为持有，由邓田保作为其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在工商等行政部门登记，并在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活动，在邓田伟授权下，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及其他权利。邓田伟主张其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是于2016年4月重新补签，因为2007年末、2008年初公司成立之前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后2011年左右，邓柱平转让了升华公司10%的股份给邓田伟，所以邓田伟与邓田保又重新签订了第二份股权代持协议，由邓田保代邓田伟持有60%的股份，但是前述两份代持协议在升华公司发生盗窃事故的时候丢失，所以在2016年3月由于公司需要进行一个项目的进展，才于2016年4月份补签了的《股权代持协议》。邓柱平认为《股权代持协议》为虚构，不认可邓田伟是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的股东，主张一开始是邓田保与邓柱平二人各占升华公司50%的股份，不清楚邓田伟持有股份情况，对转让10%的股份这一事实，主张是邓柱平于2012年至2013年间与邓田保协商，邓柱平的股份从50%减少至40%，而至于邓田保有无将10%的股份转让给邓田伟，邓柱平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甲方将其拥有的两家企业10%股份转让给了邓田伟先生，其拥有的两家企业股份调整为40%”的内容是根据邓田保的陈述来写的。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应当厘清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的股东及股份转让过程，邓田伟及邓田保均确认邓田伟在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成立之前，邓田伟就持有两企业50%股份，后邓柱平转让10%的股份给邓田伟，邓田伟现持有升华公司60%的股份。从升华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可知，2011年邓田伟与邓柱平平均获得公司2011年分红各125万元，邓田保未参与分红。而从邓柱平与邓田保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可知，在签订协议书时，邓柱平已经将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10%的股份转让给了邓田伟，这一事实为双方协议书所确认，可是邓柱平却在庭审中否认，认为此协议是根据邓田保的陈述来记载，邓柱平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从邓田伟与邓田保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邓田保与邓柱平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2011年升华公司年终分红方案，可以看出邓田保是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的名义出资人，邓田伟与邓柱平是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的实际出资人。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至2014年3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邓田伟持有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60%股份，邓柱平持有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40%股份，邓田保作为名义出资人不持有升华公司及大凹岭矿的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有三十日的答复期限。从邓田伟与邓柱平签署的2011年年年终分红方案以及邓柱平、邓田保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书》，邓柱平、邓田保应当知晓邓田伟是升华公司持有60%股份的股东，邓田保不是升华公司股东，邓柱平转让40%股份给邓田保，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彼时升华公司股东为邓田伟与邓柱平二人，所以邓柱平应当书面通知邓田伟，经过邓田伟的同意，而邓柱平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经将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邓田伟，未获得邓田伟同意。虽然大凹岭矿的性质是个人独资企业，但是从股份代持情况可知，与升华公司一样，大凹岭矿实际上真正的股东是邓田伟和邓柱平，所以该企业实际上是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企业，大凹岭矿的股份始终与升华公司的股份一起捆绑进行转让，关于大凹岭矿的股份转让亦可以参照适用上述公司法的规定以及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邓柱平转让企业股份给邓田保，是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股份，须经过另一合伙人邓田伟的同意，但邓柱平未通知邓田伟，未取得邓田伟的同意。另外，邓柱平与邓田保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款中的70万元从邓柱平欠升华公司的货款中减除，此约定将公司财产作为邓田保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未经过公司同意，损害公司另一股东邓田伟的股东权益。综上，邓田伟认为邓柱平、邓田保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未通知邓田伟，恶意串通损害邓田伟利益，主张合同无效的意见，理据充分，邓柱平、邓田保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因违反公司法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对邓田伟主张确认邓柱平、邓田保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邓田伟请求邓柱平将其取得的本属于升华公司财产（货款）返还给公司，因《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是用公司70万元货款抵扣邓田保个人债务，因邓田保是公司执行董事，如果该行为给升华公司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邓田伟如果为公司利益以自己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先书面请求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拒绝提起诉讼或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方能直接行使股东的起诉权。另一方面，升华公司亦可先以公司名义主张返还货物或货款，邓田伟径直以自己名义提出该诉讼请求属于主体不适格，对此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邓柱平与邓田保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关于转让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英德市白沙镇新潭村大凹岭大理岩矿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二、驳回邓田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10567.66元，由邓柱平、邓田保负担50元，邓田伟负担10517.6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邓田伟与邓田保是亲兄弟。二审庭审中，邓田伟称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由其负责。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结合上诉人邓柱平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及被上诉人邓田伟与邓田保的抗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邓田保是名义出资人还是实际出资人；二、邓柱平、邓田保在2014年3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一、关于邓田保是名义出资人还是实际出资人问题。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英德市白沙镇新潭村大凹岭大理岩矿是由邓田保于2007年4月3日投资成立，于2014年4月8日注销。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由邓田保于2008年1月3日投资成立。邓田伟以其与邓田保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及《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主张权利，认为邓田保是代邓田伟持股，邓田伟才是真正的出资人。对邓田伟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作如下分析：首先，《股权代持协议》是邓田伟与邓田保签署，落款处只有双方签名无签署日期，邓田伟、邓田保主张《股权代持协议》是2016年4月补签且在之前已存在两份。由于邓田伟与邓田保是亲兄弟，关系密切，属于利害关系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股权代持协议》的证明力，不及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的证明力。其次，涉案的《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中“合作双方老板同意签字”栏处虽然有“邓田伟”签名，但由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邓田伟负责，如前所述邓田伟和邓田保是亲兄弟，邓柱平有理由相信邓田伟是代表邓田保签名。为此，《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1年年终分红方案》中即使有“邓田伟”签名，也不能认定邓田伟就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综上，本院确信邓田保为英德市白沙镇新潭村大凹岭大理岩矿及英德市升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二、关于邓柱平、邓田保在2014年3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既然邓田保是公司投资人，是公司的股东，邓柱平也是涉案公司的股东，股东之间转让股份并不涉及股东以外之人的利益，即使邓田伟是涉案公司股东之一，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无需其他股东的同意，只要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转让即可成立。为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柱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1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邓田伟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邓田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慧玲审判员  王 瑶审判员  郑家驹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冯敏静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