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0047号
原告：何国翠。
委托代理人：陈阳。
委托代理人：王婧。
被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同馨花园1栋3单元8层701室。
法定代表人：刘纯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向东，男，195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梅秀珍，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
被告：武汉鑫飞达两型生活家居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玉带公寓1号楼1-19号。
法定代表人：刘纯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向东，男，195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梅秀珍，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
原告何国翠与被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飞达环保公司）、被告武汉鑫飞达两型生活家居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飞达两型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向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2月18日开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国翠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阳、王婧，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和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丁向东、梅秀珍到庭参加诉讼。此后，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于2014年4月8日第二次开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国翠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阳、王婧，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和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梅秀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国翠诉称：自2009年起，原告何国翠开始在被告公司工作，主要任务是在被告建造的马路报亭里借还公共自行车，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每月支付何国翠劳务费1100元。2012年4月被告要求何国翠在武珞路六巷经营，同年6月转到沙湖一站经营。2013年4月被告要求重新签订协议，变更合同内容为被告不再支付劳务费、何国翠每月缴纳600元承包费。何国翠不同意变更合同，继续履行之前的合同经营报亭，但自2013年4月起被告即停止未支付劳务费，何国翠多次追讨拖欠的劳务费未果，最终因无力经营，于2013年7月11日与被告签订终止协议。2013年7月13日被告派员工将何国翠在报亭中的财产搬出，2013年7月19日原告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认为2013年4月、5月、6月的劳务费，因为双方未达成合同变更的协议，应按照原合同继续履行，被告应继续支付该三个月的劳务费3300元。原告转到沙湖一站经营时，电报的始码并不是0度，但被告并没有提示该站的电表始码，后来原告缴纳完电费后，被告又说电表的始码是0度，要原告承担从0度开始计算的电费，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根据双方约定：站亭在开展商务活动中的照明以及其他费用由何国翠承担并按时交纳，被告安装租还车设备产生的电费由被告支付，按计量或包月支付。由此可知，双方互摊费用，但原告搬入沙湖一站前的电费不应由原告承担。由于始码已经无法查证，原告用以下证据证明该事实，原告共缴纳了两次电费，其中第一次原告多缴纳1131元，多缴纳部分需被告返还，理由如下：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电费1540.8元，何国翠拿到了公司负担的298.8元，自己承担了1242元。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电费491元，何国翠承担38.6元。因为原告无法确定自2012年8月1日的电表起码是多少，只能以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的电费为依据，算出原告承担的比例，而该比例按照常理具有稳定性，可以算出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原告应承担的电费为121元（38.6／491×1540.8），原告多承担的费用为1131元（1242-121）。原告对每个月的电表数额作了记录，记录显示2012年10月28日电表止码是1008度，2013年1月16日是1284度，2013年2月19日是1343度，2013年3月20日是1404度，2013年4月30日是1492度，2013年5月31日是1580度，2013年7月1日是1693度，由此可知原告每月用电在100度左右，不可能在2012年8月至2012年10月用1000多度电，证明电表始码不是0度。原告在报亭中主要有三件电器：冰柜每天用电0.95度，电饭煲主要在冬天使用，用于煮鸡蛋等，节能灯8W，根据生活常识，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用如此多的电费。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3300元、返还电费1131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鑫飞达两型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自2012年6月起到武昌区沙湖一站经营。在此之前，该站从建成以后至原告开始经营时，一直处于未启动状态，故不可能产生任何电费。沙湖一站的电源是武汉市公交集团提供的，在公交集团第一次所收电费的收据上，清楚地写明起码是从0度开始，时间也是在原告开始经营之后。原告所说在此之前就产生了一千多元的电费，显然与事实不符。原告在岗期间，一共交了两次电费。从原告的个性来看，如果对第一次所交电费存在异议的话，是不可能再去交纳第二次电费的。由此可以看出，原告当时对自己所用的电费是充分认可的。只不过是在离开公司以后，出尔反尔罢了。原告自己对所用电费的分析和记录，没有得到被告任何人的证明。其内容可以任意填写，被告不予认可。2、至2013年3月31日以前，被告与原告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每月按1100元支付原告服务费。为使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能健康、持久地发展，自2013年4月开始，被告进行了内部深化改革，转换了与管理员的劳动关系。此时，原告与被告已属合作关系。被告每月只收取原告管理费，取消原服务费。此项改革措施对所有转型人员一律一视同仁，并非只对原告。从2013年5月武昌区分公司的“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出，在取消原告的服务费之前，与原告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原告在与我公司解除合作关系之前，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3、2009年原告到被告处求职时，已属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人员，被告考虑到其生活困难，满怀爱心的接纳了她。而原告自从上岗之后，一直不服从公司管理，我行我素，经常为了一点琐事，无理取闹。原告的所作所为干扰了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给公司声誉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2013年8月原告不但不感激公司为她提供了一个再就业的机会，帮助她解决了实际生活困难，反而恩将仇报地将公司告上了法庭。为了泄愤，肆意毁坏了沙湖一站的设施设备，造成该站点无法继续运营，无法为市民提供租还车服务，市民意见很大。后经过法院多次调解，公司给予了原告850元的经济补偿，也不再追究原告毁坏公物的法律责任。原告对公司做出的这些让步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把公司的宽容大度当成了软弱可欺，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地继续提出无理的要求。试问原告：这些本应在解除合作之前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何非要等到公司退还了你的保证金之后才提出来呢？由此可见，原告处心积虑、用心险恶的。公司对原告这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做法，深表痛心。被告现拒绝原告所有的赔偿要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原告何国翠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经两被告当庭质证：
1、浦发银行客户卡对账单、2013年7月11日声明、收据四份，拟证明协议约定原告每月交纳300元管理费给被告，被告每月支付原告1100元劳务费，原告缴纳5000元保证金；协议于2013年7月11日终止；被告没有按照约定支付2013年4至6月份劳务费。
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原告负责公共自行车的卫生和租还及广告牌的清洁时，被告每月向其支付1100元服务费和27元的清洁费，如果在亭子间经营报刊、副食，原告应向被告缴纳300元管理费。
2、2013年10月18日证明、2013年1月16日收款收据、2013年7月1日收款收据，拟证明2013年1月16日缴纳电费时电表止码是1284度、2013年7月1日缴纳电费时电表止码是1693度。
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3、2013年1月20日支出证明单、沙湖一站报亭经营时照片、电表记录，拟证明沙湖一站报亭使用的电器有冰柜、电饭煲各一个、节能灯一只，以及租车智能机和龙帆广告仪，没有空调、热水器等季节性大功率电器，每月用电量相对稳定；2013年1月16日前的电费被告负担了298.80元，龙帆广告仪8月份的耗电量是189度、出租车智能机每月耗电量40度，支出证明单上载明5个半月耗电量显然有误，2012年8月份以前的电表起码肯定不是0度。
两被告对支出证明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照片提出异议，认为原告在报亭还使用了取暖器、冰箱、电饭煲等电器电表记录是原告单方记录，不予认可。
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共同提供如下证据，经原告当庭质证：
1、2013年1月16日收款收据、2013年1月20日支出证明单、2013年7月1日支出证明单，拟证明原告第一次交电费是从0度开始的，电费的起始时间本来是2012年6月，收电费人员询问原告何时开始运营，原告陈述是8月份，收据上就写成了8月份，且被告已承担了自己应承担的部分电费。
原告何国翠对2013年1月16日收款收据、2013年1月20日支出证明单提出异议，认为6月份开始运营，8月份还是0度电是不可能的；对2013年7月1日支出证明单没有异议。
2、2013年7月1日收款收据，拟证明原告第二次缴纳了电费。
原告何国翠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3、2013年5月14日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同意取消服务费。
原告何国翠认为与本案无关。
4、2013年11月14日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收条，拟证明原告曾经起诉后又撤诉。
原告何国翠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起诉讼是因为被告将原告财物从报亭扔出，原告起诉侵权，与本案无关。
5、2013年鑫飞达两型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创业联盟协议，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联盟协议。
原告何国翠认为合同期限和管理费有涂改痕迹，且没有签订日期，对真实性提出异议。
6、2013年7月11日终止协议书，拟证明原、被告终止了合同关系。
原告何国翠认为是因为不签此协议，被告就不退还保证金，被迫签订的此协议。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与武汉市各城区城市管理局签订了《武汉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鑫飞达环保公司负责在各公交站点建设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负责向市民免费借用便民自行车，鑫飞达公司同时取得相应广告资源。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建设了各经营站点后，需要有人经营便民自行车的对外借还工作，为此，2009年起原告何国翠即到鑫飞达环保公司负责便民自行车的借还工作，鑫飞达环保公司每月支付服务费1100元。
鑫飞达环保公司在建设便民自行车站点时，同时建设了报亭，可以经营副食、报刊的零售业务，委托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负责经营。沙湖一站报亭建成后，2012年6月原告何国翠到该报亭经营，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与原告何国翠签订《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绿色电子商务创业联盟协议》，约定何国翠每月向鑫飞达两型公司缴纳管理费300元，经营期间由租车智能机和龙帆广告仪产生的电费由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负担，其余电费由原告负担，但每次电费都是原告统一向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再向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领取其应负担的部分。2013年1月16日原告何国翠向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了沙湖一站报亭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期间电费1540.80元，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显示电表起码为0度，止码为1284度。2013年1月20日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向原告何国翠支付了其应承担的龙帆广告仪、出租车智能机发生的电费共计298.80元。2013年7月1日原告何国翠向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了2013年1至6月期间电费491元，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显示电表起码为1284度，止码为1693度。同日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向原告何国翠支付了其应承担的龙帆广告仪、出租车智能机发生的电费共计452.40元。
2013年4月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鑫飞达两型公司要求变更合同内容，不仅不支付原告劳务费，还要求原告每月缴纳承包费600元，遭到原告拒绝，此后，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即没有支付原告劳务费。2013年7月11日双方终止合同，同月13日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鑫飞达两型公司强行将原告在报亭里的财物搬出。
2013年11月15日原告何国翠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支付工资3300元。2013年11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昌劳人仲不字（2013）第2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何国翠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仲裁申请。
本院认为，被告鑫飞达环保公司由于便民自行车借还、被告鑫飞达两型公司由于站亭经营各自与原告何国翠建立民事合同关系，其中鑫飞达环保公司委托何国翠处理便民自行车借还工作，向何国翠支付报酬，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鑫飞达两型公司与何国翠订立创业联盟协议，约定何国翠在沙湖一站报亭经营副食、报刊等，每月向鑫飞达两型公司支付管理费，双方形成合作合同关系。该两份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
2013年4月鑫飞达环保公司要求变更合同内容，不再向何国翠支付服务费，没有得到原告何国翠的同意，双方仍应按原合同执行。鑫飞达环保公司应继续支付服务费至合同终止时止，本院对何国翠关于支付2013年4、5、6月份劳务费33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何国翠认为报亭使用的电量相对固定，2013年1月16日至同年7月491元电费中原告负担了38.60元，由此推论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16日期间的电费原告只应负担121元，主张自己多负担了1131元。但原告的推论是建立在报亭只使用一个冰柜、一个电饭煲、一只节能灯，以及租车智能机和龙帆广告仪等电器的基础上，并不能排除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16日期间原告私下使用其他电器的可能性，且沙湖一站报亭建成后原告是首次使用，按常理不应产生电费，又由于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多负担了电费，也没有形成证据链的证据证明此主张，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何国翠服务费3300元。
二、驳回原告何国翠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免于收取。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权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名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款缴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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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审 判 长 胡向阳
代理审判员 张 敏
人民陪审员 潘海涛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潘若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