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106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海燕，女，1977年1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书雨，男，1982年10月20日出生，个体户。
委托代理人王林，北京市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元亮，男，1947年1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黎明，河南师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戴国彬，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
上诉人高海燕因与被上诉人戴元亮、戴国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5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曹欣担任审判长，法官种仁辉、武子文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海燕的委托代理人赵书雨、王林，被上诉人戴元亮的委托代理人张黎明，被上诉人戴国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元亮在一审中起诉称：高海燕曾是戴元亮的儿媳。2012年初，戴元亮因摔伤腰椎住进医院，在住院期间，高海燕趁戴元亮生病急需用钱、需要人照顾之际，在医院大肆吵闹，事后又哄骗戴元亮将其名下、位于丰台区方庄南路18号院1号楼2单元×室回迁安置房出售，称该笔房款足以让戴元亮夫妻养老。戴元亮年事已高经不起高海燕再三吵闹，为了儿子家庭和睦，于是只好委托高海燕处理卖房一事。之后，高海燕托人找到买房人王宝峰，经双方再三协商后达成《房屋转让协议》，约定：房屋总价款110万元，先支付房款97万元，剩余13万元在办理入住手续时支付。2012年5月14日，戴元亮在《房屋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2012年9月24日，王宝峰入住该房。现王宝峰已依约将全部房款110万元以转账和现金的形式给付。但高海燕在取得110万元房款后，却未交还戴元亮，戴元亮多次催要未果。最后，高海燕以与其儿子戴国彬已经离婚没有经济纠纷为由拒不还钱拖延至今。故起诉要求高海燕归还房款110万元，逾期还款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诉讼费用。
高海燕在一审中答辩称：首先，高海燕不承认戴元亮所说的委托关系。房屋买卖合同由戴元亮亲笔签名，卖房款由戴国彬领取，与高海燕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戴元亮不是适格被告，不具有起诉资格。2011年3月23日，戴元亮写下遗赠书，同意将回迁房赠送给戴国彬，该套房应属于戴国彬。因此，戴元亮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戴国彬于2012年5月14日拿到房款后有90万元存在高海燕帐户，但第二天和高海燕一同到银行对这90万元办理分卡手续，其中25万元的卡由戴国彬拿走独自使用。剩余的钱也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消费，至2013年8月戴国彬父母搬出高海燕房屋，高海燕卡里的钱所剩无几。且高海燕与戴国彬离婚协议中也约定，双方没有共同存款、共同债务。争议房款只收取90万元，剩余没有收到。综上，请求驳回戴元亮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戴国彬在一审中陈述称：戴元亮起诉书所说为事实，对戴元亮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戴元亮是戴国彬父亲，高海燕是戴国彬前妻。涉案的110万元戴国彬没拿也没用过，25万元的卡戴国彬也没拿过。卖房这件事确实有，但戴国彬本人没有签字，儿媳妇签字卖房也无效。现在戴国彬房子没了，高海燕是家庭主妇无业，戴国彬与高海燕的生活费都是父母的钱和戴国彬的钱。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14日，戴元亮将其所有的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南路18号院1号楼2单元×号回迁房卖给王宝峰，共计房款110万元。同日，王宝峰将90万元房款汇入高海燕在中国银行的×××帐户。2012年5月15日，高海燕从×××帐户分别转出50万元、25万元至其在中国银行的另二个帐户×××、×××。一审庭审中，戴元亮称20万元现金也是高海燕所收，高海燕不予认可；一审法院释明戴元亮可以让王宝峰作为其证人出庭，但戴元亮未能提供相关证人证言。
一审法院另查：（一）戴国彬系戴元亮之子。戴国彬与高海燕于2010年1月26日结婚，2012年7月11日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确认，双方婚姻期间没有存款，没有共同财产。
（二）戴元亮及配偶王崇敏均享受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福利。高海燕称90万元房款不是由高海燕一人花费，而是用于家庭共同消费，包括戴国彬自己消费、赡养老人及老人看病住院消费。戴元亮及戴国彬均表示没有花费过房款。
（三）2011年3月23日，戴元亮、王崇敏同意将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南路18号院1号楼2单元×号回迁房赠给戴国彬。该赠与合同一直未实际履行，戴元亮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已撤销了该赠与。
一审法院认为：高海燕代戴元亮收取房款的行为，构成了事实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为戴元亮，受托人为高海燕。高海燕有关“不承认戴元亮所说的委托关系”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该委托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代收数额，高海燕帐户收到的房款是90万元；至于20万元现金，高海燕并不认可收到，且戴元亮在庭审中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认定高海燕代收的房款为90万元。关于戴元亮与戴国彬之间的房屋赠与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戴元亮已经撤销了赠与。高海燕有关“戴元亮不是适格被告，戴元亮写下遗赠书，该套房应属于戴国彬”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高海燕应当将代收的房款转交给戴元亮。有关房款的花销使用，没有经过戴元亮的授权同意，不能成为高海燕拒付房款的抗辩理由。综上所述，戴元亮要求高海燕归还房款110万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支持其中的90万元，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个人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高海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戴元亮款项九十万元。二、高海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戴元亮上述款项的利息（自二○一四年三月十九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九十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个人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戴元亮其他诉讼请求。
高海燕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
第一，原审法院认为高海燕代戴元亮收取房款的行为构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房屋买卖合同由戴元亮亲笔签名，卖房款由戴国彬领取，由戴国彬要求买房人王宝峰打入高海燕账户，且高海燕与王宝峰的录音显示，高海燕与王宝峰根本就不认识，何谈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因房款打入高海燕账户就认定属于事实委托关系，显然不符合法律逻辑。
第二，卖房款打入高海燕账户时间是2012年5月14日，在此期间戴国彬与高海燕夫妻关系仍然存续，且是戴国彬要求买房人王宝峰打入高海燕账户，即使退还卖房款也应属于夫妻共同对外债务，不应由高海燕一人承担，且在高海燕与戴国彬的电话录音中，戴国彬也承认自己花了这9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高海燕一人承担退还90万元，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原审法院认为戴元亮与戴国彬之间的房屋赠与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就果断认定是戴元亮撤销了赠与协议，却忽略了该房产属于戴元亮及其配偶王崇敏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本案中，一审原告只有戴元亮一人，戴元亮无法代表配偶王崇敏的意思。赠与协议的撤销需要夫妻共同表示，不是一人说撤销就撤销，一审法院忽略了王崇敏的存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有误。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戴元亮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元亮承担。
戴元亮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高海燕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戴元亮是房屋的所有权人，赠与已经撤销，买房人将款项汇入高海燕的账户，委托关系成立，所提及的材料都是高海燕签名，戴元亮没有同意用90万元支付其所提出的任何费用。高海燕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高海燕在收到90万元款项后，擅自处分了戴元亮的财产，损害了戴元亮的权利。
戴国彬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高海燕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戴元亮委托高海燕卖房，高海燕收取房款已构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根据。
1、戴元亮委托高海燕买房的事实经过
2012年初，戴国彬之父戴元亮因中风行动不便摔伤腰椎，后住进医院，戴国彬前妻高海燕趁戴元亮住院需要花钱治疗，也需要人照顾之际。在医院无端生事、吵闹不止，硬要戴元亮将其名下、位于丰台区方庄南路18号院1号楼2单元×室回迁安置房卖掉，声称该笔房款即可用于戴元亮夫妻养老，也可避免家庭矛盾。戴元亮因年事已高，经不起高海燕在医院的吵闹折腾，考虑到戴国彬以及家庭，于是委托由高海燕处理卖房一事。
2012年5月14日，买房人王宝峰与戴元亮就该涉案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当日，王宝峰将90万元房款打入高海燕中国银行348058960142账户内。2012年6月底7月初，王宝峰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高海燕5万元、15万元的余款。同年9月24日，王宝峰入住该涉案房屋。
2、一审中戴元亮及高海燕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事实委托合同关系存在。根据戴元亮一审中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中国银行客户回单以及王宝峰的证明等材料，足以证明戴元亮委托高海燕卖房、高海燕收取房款的事实。此外，根据高海燕提供的与戴国彬的电话录音，其第一页最后一行高海燕说“转账只是90个”。第二页第二行说“你别管多少万了，你只是打到我账上90个，没有一百六七十个懂吗”。证明高海燕收取房款的事实。
二、本案法律关系实属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戴国彬并非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戴元亮未将该涉案房屋赠与戴国彬。受戴元亮委托卖房的高海燕理应将房款返还权利人戴元亮。高海燕称戴元亮于2011年3月23日已将该涉案房屋赠与戴国彬，戴国彬接受了该赠与，因此该套房产的权利已经转移给戴国彬，赠与成立并生效。高海燕所述与事实和法律相悖。
1、2011年3月23日，戴元亮将涉案房屋赠与戴国彬，王崇敏、戴国良落款同意。但是，2011年3月底，赠与人戴元亮为维护家庭安宁，通知戴国彬、王崇敏、戴国良，合意撤销了该赠与。戴国彬曾将戴元亮撤销赠与的事情告知高海燕，高海燕对撤销赠与一事是知情的。
2、根据戴元亮一审提交的与王宝峰2012年5月14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以及高海燕提供的电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可知，王宝峰购买该涉案房屋时，明知房屋的权利人是戴元亮。若房屋已赠与戴国彬，权利已发生转移，应由戴国彬和王宝峰签订协议。据此可知，该赠与事实上已经撤销，戴国彬并非涉案房屋权利人。
3、戴元亮虽然曾将该涉案房屋赠与戴国彬。但是，该涉案房屋并未过户至戴国彬名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据此，因该涉案房屋并未转移登记在戴国彬名下，权利没有发生转移，戴元亮作为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法定撤销权。
4、《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但是，高海燕在一审中仅仅提供的是该赠与合同的复印件并非原件，高海燕在一审中提交复印件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综上，戴元亮于2011年3月底早已撤销了该涉案房屋的赠与，不是高海燕所称该赠与成立且生效，戴国彬并非涉案房屋权利人。戴元亮委托高海燕卖房，高海燕代收房款实属委托合同关系，高海燕故意混淆本案法律关系，以撤销的赠与合同颠倒事实，目的是恶意占有该笔房款。据此，高海燕理应将代为收取的房款返还权利人戴元亮。
三、该笔房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2012年5月14日，高海燕收到王宝峰房款90万元。2012年7月11日，戴国彬与高海燕协商离婚，双方约定没有债权债务，也没有任何财产纠纷。《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而该笔房款是戴元亮委托高海燕卖房，高海燕代为收取的房款，并非是戴国彬和高海燕婚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依据法律规定和上述事实，该房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应由高海燕个人返还。
四、高海燕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戴国彬称其经手的160万元至170万元，以及电话录音中戴国彬为求高海燕复婚，认可所有的错误，认可无须有的花费与戴元亮90万元房款没有任何关系。戴国彬所称高海燕经手的160万元至170万元主要是：戴国彬卖房款50万元、戴元亮夫妻存款292100元、养老金约124951元、拆迁款990158元，上述款项共计1907209元。2009年，高海燕携女儿来到戴国彬家里，和戴国彬及其父母共同生活，2010年1月26日，戴国彬与高海燕登记结婚。因高海燕一直没有工作亦无经济收入，所有家庭开支均依靠戴元亮夫妻的存款和养老金、戴国彬的出租车收入为主。自2009年至2013年3月，高海燕和戴国彬共同生活期间，戴国彬将其2009年11月26日所卖房款40万元、戴元亮夫妻存款292100元、自2009年1月至2013年3月每月支取的养老金约124951元、拆迁款990158元尽数交与高海燕代为保管。2012年2013年1月28日、29日，戴国彬为了和高海燕复婚，听取高海燕的复婚条件，向其汇款1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907209元。电话录音中戴国彬认可所有的错误，认可无须有的费用、支出，目的是求高海燕复婚，戴国彬认可的无须有的费用与戴元亮90万元房款没有任何关系。
2012年5月14日，王宝峰将购房款90万元汇入高海燕中国银行×××账户，2012年7月11日，戴国彬与高海燕协商离婚。高海燕从收到房款到离婚不足2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将90万元全部花掉。事实是，高海燕为侵占该笔房款，故意在电话录音中引导想与其复婚的戴国彬，声称该笔房款早已花费在戴国彬全家所剩无几。可知高海燕为恶意占有该笔房款，颠倒黑白，硬将无须有的花费转嫁到2012年5月14日才收到的90万元房款之上，意图占有该笔房款昭然若知。
本院补充查明：戴元亮与北京世纪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认购书下部载明：“戴元亮同意赠给戴国彬房屋1套。王崇敏戴国良同意。2011年3月23日。”戴国良系戴国彬之兄。在二审中，戴元亮明确表示其已撤销赠与，戴国彬亦表示认可。
二审中，高海燕提交了90万元房款的花销清单及部分票据，证明90万元已经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戴元亮、戴国彬对此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戴元亮同意花费90万元房款，且花销与9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戴国彬提交了7份证据证明戴元亮夫妇与戴国彬近年来通过房屋拆迁款、卖房款及养老金共获得近200万元，高海燕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高海燕代戴元亮收取房款的行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人为戴元亮，受托人为高海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高海燕通过其银行账户代为收取了案外人王宝峰汇出的90万元房款，应向戴元亮履行相应的转交义务。高海燕上诉提出房款系应戴国彬要求打入高海燕账户，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高海燕上诉还提出，房款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在二审中提交了花费清单和部分票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首先，高海燕提交的票据不能直接证明花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次，相关花费未经过戴元亮授权同意，不能成为高海燕拒付房款的抗辩理由。高海燕上诉还主张，2011年3月23日，戴元亮以书面形式将涉案房屋赠予戴国彬，因此涉案房屋属于戴国彬的财产。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首先，戴元亮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其已撤销房屋赠予，受赠人戴国彬亦表示认可。其次，戴元亮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戴国彬后，房屋至今未办理过户手续，后戴元亮又将房屋转卖案外人王宝峰，系以实际行为对房屋赠与合同的撤销。
综上，高海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戴元亮负担1900元（已交纳），由高海燕负担12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高海燕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欣
审判员 种仁辉
审判员 武子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