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沈中民一终字第2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宝增，男，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杨帆，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景胜飞，辽宁轩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东艳，女，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杨帆，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景胜飞，辽宁轩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帆，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景胜飞，辽宁轩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燕，女，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代理人：孙智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春宇，男，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代理人：孙智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沈支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
负责人：陈勇，经理。
委托代理人：邢阔，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与刘海燕、郭春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沈支公司（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2014）沈和民一初字第01071号民事判决，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史明箭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郭净、代理审判员孔祥政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原审均诉称，杨宝增系杨某某父亲，闫东艳系杨某某妻子，杨帆系杨某某儿子。2014年3月11日17时18分，刘海燕驾驶辽AC5A**号机动车沿沈阳市和平区八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于八纬路北四经街路口东侧时，与骑自行车的杨某某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杨某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双方车辆受损的后果。事故发生后，刘海燕将其车辆移到路旁。此次交通事故经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和平二大队认定，该起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关于郭春宇称杨某某存在闯红灯情况是不属实的，郭春宇所依据的是刘海燕在绿灯情况下行驶，来推断杨某某系闯红灯，但无法排除杨某某是在绿灯未灭前已经进入路口这一事实，故郭春宇推断杨某某闯红灯是不成立的；杨某某饮酒骑自行车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违法，也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过错行为，法律规定骑自行车醉酒才属于过错，不能因杨某某饮酒骑自行车来认定杨某某应负有责任；根据鉴定意见记载，我们认为司机并未采取有效刹车措施，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刘海燕在事故发生后将车辆挪动，造成事故无法认定，刘海燕应对此负有责任。本案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间事故，刘海燕在庭审过程中未能证明非机动车方有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依照道交法的规定，刘海燕应对我们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杨某某是家庭中的经济及精神支柱，妻子闫东艳身体不好全靠杨某某照顾，另外还有年迈的老人，此次事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打击。现我们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赔偿医疗费225，659.99元（含郭春宇垫付16，442.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50元、营养费2，150元、护理费4，7，740元、交通费2，150元、死亡赔偿金511，560元、丧葬费23，155元（含郭春宇垫付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1，336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刘海燕原审辩称，本案交通事故属实，辽AC5A**号肇事车辆车主系郭春宇，事故发生时我系借用其车辆行驶。该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30万元，含不计免赔）。其他意见同郭春宇意见。
郭春宇原审辩称，本案交通事故属实，我是辽AC5A**号肇事车辆车主，事故发生时，刘海燕系借用我的车辆行驶，该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30万元，含不计免赔）。我不是适格的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只有在机动车的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下，才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我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我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侵权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便我与刘海燕是夫妻关系，我也不应为刘海燕的侵权之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起事故中，刘海燕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应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责任。根据现有证据可知，本起事故系由杨某某闯红灯、转弯时未避让直行车辆和饮酒驾驶非机动车这三种过错行为造成的。因交警部门不是审判机关，无权依据间接证据进行推断结论，因此即便监控录像显示了事故发生时我的驾驶的车辆在由西向东绿灯正常通行的情况下，也不敢推定此时杨某某是在由北向南行驶是在闯红灯；可是审判机关却可根据民事证据盖然性占优的原则，依据间接证据进行推定杨某某闯红灯的行为，因为依据常理可知，由西向东是绿灯行驶，那么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必然是在闯红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不得醉酒驾驶，虽然杨某某在事故发生时的体内酒精含量并没有达到醉酒程度，但是不违法并不意味着没有过错，《侵权责任法》中所指的过错行为并非仅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切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行为都是过错行为，饮酒行为和醉酒行为只是度的区别，没有质的差异，都会降低驾驶人的反应灵敏度，都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隐患，因此审判机关应比照上述规定认定杨某某的过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本起事故中，刘海燕系由西向东正常直行，而杨某某系由北向南偏东方向行驶，可见，杨某某存在过错。关于刘海燕将车辆移动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本着救护伤员的做法，将车辆驶离事故现场，为的是更好的救治伤员，让救护车进来。且本案的事故成因之所以无法查清，是杨某某是否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无法查清，而非刘海燕挪车，而杨某某是否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无法查清原因又是因为路口的监控录像没有记录到发生交通事故时具体情形，更非刘海燕挪车。综上，杨某某存在严重过错，而刘海燕没有过错，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刘海燕应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责任。
保险公司原审辩称，辽AC5A**号肇事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30万元，含不计免赔），我公司同意对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合理合法的损失进行赔付。因本案没有明确的责任认定，所以我公司只能按无责限额赔偿，同时对于杨宝增、闫东艳、杨帆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及费用应与本次事故有因果关系，且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户口性质及年龄计算，对医疗费应按照医保条件给付，精神抚慰金、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数额明显过高，诉讼费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3月11日17时18分许，刘海燕驾驶辽AC5A**号机动车沿沈阳市和平区八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八纬路北四经街路口东侧时，与骑自行车的杨某某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杨某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与死亡及双方车辆受损的后果。本起事故经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平二大队处理，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事故地点位于和平区八纬路北四经街路口东侧，该路口为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机动车驾驶人刘海燕驾驶辽AC5A**小型轿车由西向东绿信号进入路口，非机动车驾驶人杨某某是否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无法查清。因此该起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还载明“在杨某某静脉血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46.2mg／100ml；在刘海燕静脉血中未检出乙醇”。该处理结果作出后，刘海燕不服向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议，认为“通过现场录像及沈阳机动车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对本次事故原因及责任完全可以做出明确判断，我方不应该承担此次事故责任”。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沈公交受字（2014）第000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受理通知书》，载明“复核审查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就该事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人民法院受理的，复核终止”。杨某某受伤后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急诊救治，于2014年3月18日入住该院，诊断为“颅脑外伤、心肺复苏术后、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呼吸衰竭、休克、急性肾损伤、低蛋白血症、中枢性尿崩症”，于2014年4月22日死亡。杨某某急诊7天、住院35天，期间“特级护理”35天，“鼻饲饮食”3天。杨某某因本次事故受伤治疗共花费医疗费225，659.99元，其中，郭春宇为其垫付医疗费16，442.34元。另，郭春宇垫付丧葬费20，00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受害人杨某某，男，生前系城镇户口。杨宝增系受害人杨某某的父亲，闫东艳系受害人杨某某的妻子，杨帆系受害人杨某某的儿子。受害人杨某某的母亲李某某已于2014年6月6日去世。
原审法院再查明，郭春宇系辽AC5A**号肇事车辆车主，事故发生时，由刘海燕驾驶，郭春宇与刘海燕系夫妻关系。辽AC5A**号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30万元，含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公司承保期间内。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司法鉴定书、交通事故笔录及光盘、医疗费票据、住院病案、死亡医学证明书、长期医嘱单、交通费票据等证据在卷佐证，已经庭审质证及审查，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根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刘海燕驾驶机动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酿成交通事故，造成杨某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交警部门因无法查清事故原因，所以对该起事故未作出责任认定。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如果事故是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则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则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车辆一方作为高速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其驾驶人应时刻、谨慎驾驶，并保持高度警觉，注意瞭望，特别是当车辆进入十字路口等行人较多地点时，更应注意观察行人动向，以便及时妥善地处理突发情况。本案中，刘海燕在驾驶机动车从西向东通行路口时，未及时察觉到从北向南偏东方向骑自行车的杨某某，与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某某受伤并最终死亡的后果，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对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杨某某作为成年人，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及防范意识，应知道酒后骑自行车的危险性。刘海燕由西向东在路口上正常直行，其车速不是很快，而杨某某由北向南偏东骑行时未尽到谨慎义务，与刘海燕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事故发生时双方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以确定受害人杨某某承担50%、刘海燕承担50%的责任为宜。杨宝增、闫东艳、杨帆未提供证据证明郭春宇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故对杨宝增、闫东艳、杨帆要求郭春宇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另，因肇事车辆已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等车辆保险，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公司承保期限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经济损失，赔偿应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在保险限额内直接向杨宝增、闫东艳、杨帆支付赔偿款项。对于超出部分，应由车辆驾驶人刘海燕承担其中的50％，该款项属于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的，由保险公司予以承担。
关于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主张的各项损失，具体如下：
1、医疗费。原审法院结合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历材料及费用收据等，确认受害人杨某某因治疗本次事故引发的伤病共花费医疗费225，659.99元，其中，郭春宇为其垫付医疗费16，442.34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受害人杨某某自受伤后入院至其死亡，共住院35天，该项费用应为1，750元（50元／天×35天）。
3、营养费。受害人杨某某住院治疗期间，医嘱记载“鼻饲饮食”，可以视为其具有加强营养的必要性，原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该项费用为500元。
4、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根据医嘱记载，杨某某住院治疗期间，“特级护理”（按2人护理计算）35天，但杨宝增、闫东艳、杨帆未提供护理人员的名单及其收入状况证据，原审法院根据2014年度辽宁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均收入标准予以核算，故杨某某的护理费应为6，711.37元（34，995元／年÷365天／年×35天×2人）。
5、交通费。受害人为治疗所发生的交通费以及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为处理交通事故、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的交通费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主张的交通费数额过高，原审法院酌定为1，000元。
6、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根据杨某某生前为城镇户口和其因伤死亡时55周岁的事实，故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标准计算20年，该项费用应为511，560元（25，578元×20年）。
7、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应为23，155元，其中郭春宇垫付丧葬费20，000元。
8、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法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受害人杨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了较大的精神伤害，根据受害人及刘海燕的过错程度，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该项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
9、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关于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主张的该项费用，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对杨宝增、闫东艳、杨帆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上述1、2、3项，扣除郭春宇垫付医疗费16，442.34元，共计211，467.65元，其中的10，000元属于保险公司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的理赔范围，超出部分（201，467.65元）由刘海燕按责任比例赔偿50%，即100，733.83元。该款项属于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的，由保险公司予以承担。
上述4、5、6、7、8项，共计287，654.15元（6，711.37元﹢1，000元﹢511，560元﹢23，155元﹢30，000元），该款项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先行在保险公司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中扣除，其余款项（542，426.37元）中的80，000元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理赔范围，超出部分（462，426.37元）由刘海燕按责任比例赔偿50%，即231，213.19元。另，郭春宇为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垫付丧葬费20，000元应从该款项（231，213.19元）中予以扣除，扣除后的款项为211，213.19元，应由刘海燕承担，该款项属于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的，由保险公司予以承担。
由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120，000元，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限额30万元，含不计免赔）内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300，000元，保险公司共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420，000元（120，000元﹢300，000元）；刘海燕应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11，947.02元（100，733.83元﹢211，213.19元﹣300，000元）。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沈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20，000元（10，000元﹢110，000元﹢300，000元）；二、郭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付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1，947.02元（100，733.83元﹢211，213.19元﹣300，000元）；三、驳回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向权利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杨宝增、闫东艳、杨帆承担2，300元，郭海燕承担2，300元。
宣判后，上诉人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其称，对责任划分有异议。刘海燕一方应承担全责，我方应无责。理由：1、我方饮酒不属于道交法赔偿范畴，法律禁止醉酒骑车，饮酒骑车是合法行为。2、刘海燕一方肇事后移动车辆，未保护现场，应认定全责。3、发生交通事故时，刘海燕的车没有采取制动措施。承担侵权责任，应有侵权行为，而侵权行为是违法行为，本案中杨某某饮酒是合法的，醉酒才违法。
郭春宇、刘海燕均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已对案件相关的法律事实予以全面查实，并不存在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在上诉状中所声称的有所遗漏的情况；肇事车辆和受害人的碰撞过程能还原的部分在司法鉴定书的结论中已经有所阐述，不能还原的部分，说明依据现有的客观条件和技术水平无法进行推定；专业鉴定机构都无法推定的情形，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仅凭鉴定书上的只言片语，就断章取义地大胆想象出诸如二次撞击等虚构的情节，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的；原审判决书中已经详细的阐述了这起交通事故所引发的后果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并没遗漏；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如果对这些明明白白写在判决书上的内容都视而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推定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全部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是不够严谨的；2、原审中，我们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我们把肇事车辆移到旁边，是为了不阻挡救护车辆的通行，避免延误对受害人的抢救，而非逃离或破坏肇事现场，而且移动车辆的行为对事故鉴定没造成任何影响，因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令人诧异的是，这一无论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上都毫无瑕疵的行为，居然认为是一种过错行为，并要求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杨宝增、闫东艳、杨帆作为受害人的近亲属难道认为我们当时应当把车堵在现场，让救护车无法进来，放任受害人的死亡，才是正确的做法吗？我们的救人行为得不到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肯定也就罢了，可如果救人行为还要被认定为是过错行为，那无疑会对社会公序良俗和人伦道德造成沉重的打击，那将会是另一起“彭宇案”，二审法院不应支持这种毫无法律依据且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主张；3、在当时的情境下，但凡良知未泯的人都会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任何会影响到救人的客观因素都应被毫无保留的排除在外，挪车的利弊得失和挽救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虽然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在上诉状中声称不用我们挪车！但我们仍愿意心存善良地相信，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如果当时在现场，也会担心救护车被堵在外面无法进入到事故现场，也会害怕医务人员抬着担架步行上百米绕过围观群众和拥堵的车辆挤进事故现场而贻误了抢救时机，也会把抢救自己亲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也会和我们一样采取同样的救人行为，毕竟黄金有价，生命无价；4、在上诉状中，杨宝增、闫东艳、杨帆虚构出了一个原审判决书中根本没出现的结论，抨击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论点；原审判决从未认定被害人有过侵权行为，我们也从未主张过被害人有过侵权行为；可是上诉人仍然多次虚构我方论点，并试图通过否认被害人有侵权行为，进而否认被害人有主观过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混淆因果；侵权责任法中过错的定义是指，未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构成侵权行为必然要有主观过错，但没有侵权行为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观过错；有主观过错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构成侵权行为并不是有主观过错的充分条件；受害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饮酒骑车、闯红灯、转弯时不避让直行车辆或在机动车道上骑车都是能够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仍对此持放任态度，当然没有尽到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必然有明显主观过错；就杨宝增、闫东艳、杨帆在上诉状中所举的例子而言，矿井塌方，矿工遇难，不必然能推断出矿工有过错，可是如果有证据证明矿工在井下抽烟，或因为其疏忽大意操作失误等原因引发塌方，那么必然可以推定出矿工有过错；综上所述，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理应维持，请求依法驳回杨宝增、闫东艳、杨帆的上诉请求。
保险公司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起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比例问题。本起交通事故经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平二大队现场处理，但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该交警队于2014年4月14日为本起事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载明：事故地点位于和平区八纬路北四经街路口东侧，该路口为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机动车驾驶人刘海燕驾驶辽AC5A**号小型轿车由西向东绿信号进入路口，非机动车驾驶人杨某某是否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事实无法查清。因此该起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该证明同时还载明“在杨某某静脉血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46.2mg／100ml；在刘海燕静脉血中未检出乙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队依据本案事实未能作出责任认定，原审法院依据该事故证明认定非机动车驾驶人杨某某自负50%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待商榷。因原审法院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未予查清，导致民事赔偿责任认定可能不当。现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由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进一步进行核实，据实定责，依法裁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沈和民一初字第01071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退还上诉人杨宝增、上诉人闫东艳、上诉人杨帆。
审 判 长 史明箭
审 判 员 郭 净
代理审判员 孔祥政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施 跃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