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福源有机渔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徐国赢，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庆新，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邝永彬，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燕琴，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委托代理人：温舜猛，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国赢，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广州市福源有机渔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燕琴、原审被告徐国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山民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燕琴主张其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岗先南村租赁鱼塘从事农业生产，其与父亲邓某甲共同经营，农产品为姆猪、福寿螺、鱼等，并主张与福源公司素有交易往来，由其向福源公司供应福寿螺，福源公司尚拖欠其2013年9月29日至2013年12月17日的福寿螺货款87779.6元，为此提供2013年12月17日交易证明、代开发票申请表、自产自销证明及发票予以证明。其中交易证明主要内容为：福源公司向邓燕琴购买货物福寿螺14158公斤，单价6.2元，金额87779.6元，付款方为福源公司并盖有福源公司印章。自产自销证明由大岗村民委员会盖章，主要内容为：邓燕琴系在该村内从事养殖的农业生产者，经营场地属租赁性质，农业产品为姆猪、福寿螺、鱼，一年内预计的产量为100-200头猪苗、40000-73000斤福寿螺、鱼1000斤。邓燕琴另主张2013年9月29日福源公司亦出具证明该公司向邓燕琴购买福寿螺7500公斤，金额46500元，邓燕琴并向佛山市三水区国家税务局乐平税务分局申请代开发票用于出具给福源公司，并为此提供开票日期为2013年10月9日的发票一张，该发票记载付款方为福源公司，收款方为邓燕琴，品名及金额为福寿螺46500元。
福源公司及徐国赢对邓燕琴上述有关2013年9月29日出具证明及申请开具发票的事实无异议，但又均否认与邓燕琴存在买卖福寿螺的交易，并抗辩认为其交易对象为邓燕琴的父亲邓某甲，为此提供送货收据、付款收据、支票及发票等为证，其中2013年7月26日的收据载明2013年6月4日至6月30日的福寿螺货款31094元，出纳处有邓某乙（福源公司主张邓某乙即为邓某甲）签名字样，相对应的发票日期为2013年7月26日，金额为31094元，该发票载明付款方为福源公司，收款方为邓燕琴。此外，福源公司于2014年1月31日向邓某甲出具支票一张，金额为36800元，支票票头收款人处有邓某甲签名字样。
另查，福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徐国赢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徐国赢认为邓燕琴涉嫌诈骗，并于2015年4月15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花山派出所报警，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
邓燕琴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福源公司立即向邓燕琴支付货款人民币87779.6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8777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2月18日开始计算直至其还清之日止）；2.徐国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福源公司、徐国赢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燕琴是否与福源公司存在福寿螺的买卖交易，以及邓燕琴诉请福源公司支付货款87779.6元及相应利息，徐国赢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否成立。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邓燕琴关于双方存在福寿螺买卖交易的事实，提供有福源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在付款方处盖章确认的交易证明予以证实，该交易证明明确载明福源公司向邓燕琴购买福寿螺14158公斤，金额87779.6元的事实，福源公司对印章的真实性亦未予否认，福源公司虽否认手写部分由该方填写，但手写部分内容由哪方填写，并不影响福源公司盖章确认的事实。至于徐国赢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并未获立案，即其所提抗辩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根据福源公司确认的2013年9月29日出具交易证明及邓燕琴向税务部门申请开具发票的事实，该事实与邓燕琴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基本一致，可见邓燕琴与福源公司之间存在由福源公司出具证明再由邓燕琴向税务部门申请代开发票后交付给福源公司的交易习惯，即说明邓燕琴与福源公司是存在福寿螺买卖交易的。再次，福源公司主张其买卖福寿螺的交易对象为邓某甲，并为此提供邓某甲送货、收款的证据予以证明，但仅凭上述事实并不足以证明邓某甲即为福源公司交易对象。因为根据邓燕琴的主张其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岗先南村租赁鱼塘从事农业生产，为此提供有大岗村民委员会的自产自销证明，应予认定，邓燕琴主张与其父亲邓某甲共同经营，则邓某甲在对外经营中送货或收取货款符合常理和生活经验法则；且从福源公司举证情况看，2013年7月26日其向邓某甲付款31094元，邓某甲收取货款后向福源公司出具的发票明确载明收款人为邓燕琴，福源公司收取发票后对此并无异议，可见福源公司对实际收款人及交易对象为邓燕琴是清楚和无异议的。综上，邓燕琴与福源公司存在福寿螺的买卖交易，为本案适格原告。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福源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在付款方处盖章确认向邓燕琴购买福寿螺14158公斤，金额87779.6元的事实，因此，邓燕琴作为出卖人，其诉请买受人福源公司支付货款87779.6元及自2013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徐国赢为福源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在其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邓燕琴诉请徐国赢对福源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16日判决如下：一、福源公司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87779.6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款日止）给邓燕琴；二、徐国赢对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共同连带付款责任。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997元，由福源公司、徐国赢连带负担。
判后，福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认定福源公司拖欠邓燕琴2013年9月29日至2013年12月17日的福寿螺货款87779.6元缺乏应有的事实依据。从原审判决不难发现，原审判决认定福源公司拖欠邓燕琴2013年9月29日至2013年12月17日的福寿螺货款87779．6元仅凭邓燕琴的单方陈述及邓燕琴提供的一张2013年12月17日的发票，并没有其他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福源公司在2013年全年共向邓某甲购买福寿螺共计货款123111元。为此，福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交货表》和《交货单》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均经双方质证。可是，原审判决不知何因对此却只字未提，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2.原审判决的认定也不符合常理。福源公司购买福寿螺的用途是用于喂养水鱼，众所周知，水鱼在冬季便不再进食，进入冬眠。因此，福源公司在2013年9月30日之后，仅购买了九千余元的福寿螺（约1608公斤）。若按原审判决认定的，福源公司购买这14158公斤福寿螺该如何处理这显然不符合常理。福源公司所购买的是不带壳的净螺肉，是不能堆放储存的。3.原审判决对于福源公司付款情况未予确认。原审庭审时，福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福源公司支付货款给邓某甲的相关证据材料。邓某甲向福源公司收取货款也是客观事实。但不知何某，原审判决对此并没有反映。4.为使本案审理得以公平公正并可顺利进行，福源公司在原审期间曾向法庭申请追加邓某甲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但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没有追加邓某甲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也没有说明原因。综上所述，福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邓燕琴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燕琴承担。
被上诉人邓燕琴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徐国赢发表意见称：同意福源公司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另查明：徐国赢在原审庭审中称：邓燕琴的鱼塘根本没有养过福寿螺，没有自产自销的事实，是邓燕琴的父亲去各个地方收取的。
二审期间又查明：关于双方之间的货款交付情况，福源公司称：共支付4笔货款给邓燕琴，共计117567元。原审期间提交了自行制作的福源公司付邓某甲（邓某乙）货款表（显示：2013年6月4日付款18969元、7月26日31094元、9月30日30704元、2014年1月30日36800元）。邓燕琴对此称，确认收到7月26日及1月31日的两笔货款，其余两笔不予确认。福源公司又称：从来不是按照发票金额来给钱，是按照送货单据付款的。有现金也有支票，支票也是邓某甲签的36800元的支票，其他的都是现金。我方是先给钱后，对方给我开了2013年7月26日的金额为31979.6元的发票以及10月9日金额为46500元的发票。邓燕琴称：记不清楚一共开过几张发票给福源公司，肯定不只3张。7月26日和10月9日的发票是邓燕琴开具的，对此没有异议。2014年1月31日收取的36800元是支付2013年10月9月的发票，余额通过现金支付，该发票的货款已经结清。福源公司为证明2013年9月30日支付货款30704元给邓燕琴，提交了一张金额为30704元、下方有手写“业”字的收据予以佐证，并称该“业”字是邓燕琴的送货司机邝敏业所签。邓燕琴对此不予认可，称收款都是由邓燕琴父亲负责的，不可能由司机收钱，其并不认识邝敏业。
二审期间，福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员工张某乙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福源公司在每年的十月中下旬以后停止喂食，且在此期间公司员工并未签收任何送福寿螺饲料单据；2.广州市花都区农业技术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福源公司所养殖的甲鱼每年十月已经停食；3.2013年7月26日及2013年10月9日的发票各一张，用以证明福源公司此前所购福寿螺的金额都远低于涉案发票所载金额；4.佛山市三水区国家税务局取得的自产自销证明一份及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福寿螺产量只有一万斤到一万三千斤，另一份证据证明此前交易证明的内容一贯由徐国赢自己填写；5.花山派出所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徐国赢向派出所报案表示公司的一张空白证明被盗；6.收案回执一张，证明案件已经被公安机关受理；7.出示编号9115619、9115620空白收据两份，补充证明原审期间提交的收据，拟证明在2013年10月11日出具的9115618收据后就再未收到邓燕琴货物，因为收据具有连续性，从空白的连续收据可看出，此后未再收货；8.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出具的徐国赢电话记录一份，证明邓燕琴并未向福源公司联络追款。9.落款为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冈村民委员会、2015年8月17日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曾为邓燕琴开具《自产自销证明》所载的福寿螺年产量为10000-13000斤。
针对福源公司提出的上述证据，邓燕琴质证如下：对福源公司提交的八组证据，邓燕琴认为不构成新证据，因为福源公司完全可以在原审提交这些证据，而不必等到二审提交。关于证据1，对张某乙出具的证词的三性均不予确认。首先，出具人与福源公司是雇佣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其次，对于福源公司购买涉案产品后的使用是福源公司的行为，邓燕琴不进行干涉，是否用于水鱼的喂养邓燕琴也并不清楚。同时，福源公司也在从事其他的养殖行业，因此不能排除福源公司将涉案产品用于其他动物的养殖。关于证据2，对于广州市花都区农业技术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及资格证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明只是通过查证养殖技术数据所确定的，并且福源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是进行多种养殖，因此福源公司购买涉案产品后是如何使用，邓燕琴无法核实，也无权干涉。关于证据3，针对佛山市三水区国家税务局开具的发票两张，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两笔货款福源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并不在邓燕琴原审的主张范围内，同时，该发票的收款方已经明确注明为邓燕琴，因此不存在福源公司陈述的其不认识邓燕琴及并未与邓燕琴交易的情况。关于证据4，对于自产自销证明一份以及2013年7月22日的证明一份，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的款项福源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并不在邓燕琴的主张范围之内。同时，自产自销证明只是一年内的预计产量，在实际的经营中，邓燕琴自己有一个水塘在经营，同时也在周边的水塘进行收购，以满足福源公司的需求。针对付款方的名称及由谁书写的问题，邓燕琴认为不影响本案交易真实性的认定，因为在之前交易过程中，邓燕琴一直是以对方的公章为准以及相应的国税识别号进行开具发票，货物的数量以及单价都是双方经过确认后进行盖章签约的，不存在邓燕琴盗取发票的情况，且邓燕琴在出具了本案涉案发票一份后已经提交给福源公司一份底单，福源公司从未对该底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且邓燕琴也一直进行追讨欠款。关于证据5、6，对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局花山派出所的证明及收案回执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内容无法显示是否与本案有关系，并且邓燕琴从未受到上述派出所的任何调查。关于证据7，对空白收据两份，邓燕琴认为因为该收据中无任何注明内容，且收据由福源公司管理、出具，属单方行为，因此邓燕琴无法核实福源公司所陈述的证明内容，因此对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关于证据8，关于徐国赢的通话记录，该通话记录无移动公司盖章确认，且都是2015年1月之后的通话记录，而本案中的送货及货款追讨都是由邓某甲追讨，同时，本案已经在今年初立案，因此邓燕琴也未再与福源公司进行私下调解。关于证据材料9，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的斤数多数是自报的，邓燕琴除了自产自销外，还可以去收购。该证明的目的是证明邓燕琴有养殖福寿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送货量仅仅就是邓燕琴自产自销的产量。至于福源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属于单方制作，是福源公司的一个单方意见说明，并非证据，因此对三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福源公司是否拖欠邓燕琴货款87779.6元的问题。
首先，福源公司主张与其存在买卖福寿螺合同的相对方是邓燕琴的父亲邓某甲，而非邓燕琴。对此，因其在交易过程中，所付货款、对应取得的税务发票及福源公司签章确认的交易证明等书面材料中，均显示交易的相对方为邓燕琴，故即使在与福源公司实际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实际经手人为邓某甲，亦不足以证明该买卖合同相对方为邓某甲。故此，福源公司二审所提交的通话记录，尚不足以证明其前述主张。原审认定合同相对方为邓燕琴，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关于福源公司主张其并无拖欠邓燕琴货款的问题。邓燕琴为此提交盖有福源公司印章的交易证明，该证明上明确载有福源公司向邓燕琴购买福寿螺数量及货款金额，足以证明邓燕琴关于货款的主张。福源公司虽主张证明上面“徐国赢”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并无对该印章的真伪提出异议，故无论该徐国赢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均不影响福源公司盖章确认证明内容的法律后果。故此，福源公司向法院提出对徐国赢签名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并无必要，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至于福源公司所称其盖章时，证明的内容空白，是邓燕琴在其盖章后所填写，不能代表其确认证明所载内容属实的问题。福源公司作为市场交易商事主体，理应知道其在交易证明上盖章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前述主张理由不能成立。至于福源公司提交的员工张某乙出具的证词，属于证人证言，该证人为福源公司员工，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邓燕琴没有向福源公司足额供应交易证明所载货物的事实。此外，福源公司还主张邓燕琴提交的自产自销证明存在涂改变造的问题，邓燕琴实际不可能达到交易证明所记载的福寿螺产销数量，而其养殖的水鱼在此期间处于冬眠期间并不需要喂食福寿螺，以此证明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交易证明中载明的交易数量，其亦不可能拖欠相应货款。对此问题，与前同理，即使邓燕琴自己养殖的福寿螺不能达到交易证明中所记载的数量，但并不能排除其存在其他进货来源的可能性，亦不能当然推定交易证明的内容不属实。故此，福源公司在二审期间所提交的广州市花都区农业技术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过往交易产生的发票、自产自销证明等证据材料，均不足以证明其前述主张。
最后，关于福源公司2014年1月31日向邓某甲出具支票所对应的36800元，是否属于案涉2013年12月17日交易证明及发票项下货款87779.6元范围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邓燕琴共开出3张发票，双方对于2013年7月26日（金额为31979.6元）、10月9日（金额为46500元）开出的两张发票未提异议，均认可该两张发票对应货款已经结清。福源公司主张共向邓燕琴支付过4笔货款，分别为2013年6月4日的18969元，7月26日的31094元，9月30日的30704元，2014年1月30日（支票存根日期实为2014年1月31日）的36800元，以上合计117567元。邓燕琴则称双方在2013年9月29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并不确认收到9月30日的30704元货款，确认收到2013年7月26日、有邓燕琴父亲邓某丙签名（邓某乙）的《收据》上的金额31094元，是对应2013年7月26日发票的货款；而2013年10月9日发票的46500元的货款，则是对应2014年1月31日邓某甲签名的金额为36800元的支票，该笔货款余额另外通过现金付清。因双方对2013年7月26日发票金额及之前的货款已经付清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此，双方争议所在是邓燕琴是否在2013年9月30日收取了福源公司货款30704元？对此，福源公司提交一份2013年9月30日的收据，并主张该收据上的手写“业”为邓燕琴送货司机的签名，邓燕琴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货款由邓燕琴父亲收取，应有其父亲签名。在福源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签署该“业”字的人员身份、及该人员具有代表邓燕琴收取货款的授权的情况下，仅凭该收据尚不足以证明福源公司已经交付该笔30704元货款给邓燕琴。现邓燕琴主张福源公司于2014年1月31日交付的36800元支票是支付2013年10月9日开出的46500元发票项下货款，而2013年12月17日开出的87779.6元发票尚未支付，在福源公司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该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采信邓燕琴的主张并判决福源公司予以支付该笔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此外，福源公司虽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目前尚无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故并不影响本案民事诉讼的依法处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福源公司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福源有机渔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冬梅
审 判 员 张永忠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兰 冰
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