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振庆，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结玲，住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靖红，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晓瑜，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昌盛，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振庆、邵结玲因与被上诉人黄靖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江振庆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个体经营者，黄靖红为该经营部员工，后于2015年3月出资入股与江振庆等经营该经营部，又于2015年11月24日退出经营。黄靖红出资入股经营前后，江振庆多次向黄靖红借取现金和工资用于经营部经营，后江振庆于2015年6月9日签署借据一张交黄靖红收执，借据主要内容为：今欠黄靖红现金19700元，工资6400元，共计26100元，已还100元，剩余26000元，2015年旧历年前还清，立据人江振庆。黄靖红主张江振庆签署上述借据后，因催促江振庆还款未果而向原审法院起诉成讼。江振庆抗辩已分四次偿还部分欠款，为此提供其名下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四份及支付证明单一张予以证明，上述电子回单显示江振庆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向黄靖红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于2015年6月9日转账7000元，并备注“还贷款5000+工资2000”，于2015年7月14日转账972元，并备注“黄靖红报销”，于2015年8月30日转账6000元，并备注“黄靖红6月7月工资”，此外，江振庆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向杨某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于2015年7月31日转账5000元，并备注“还款黄靖红（经杨某帐户收）”。支付证明单显示2015年8月30日支付黄靖红6月份及7月份工资各3000元，江振庆、黄靖红分别在会计处及出纳处签名。黄靖红对江振庆上述所举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并补充提交“2015年7月14日结算表”拟证明江振庆于2015年7月31日转账5000元为偿还其他借款。另查，江振庆与邵结玲于2004年3月2日登记结婚，江振庆确认借款系用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经营。黄靖红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一、江振庆清偿借款26000元，并支付该借款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江振庆付清借款之日止）；二、邵结玲对于江振庆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江振庆、邵结玲承担。原审法院认为，黄靖红主张江振庆多次向其借取现金及工资，并于2015年6月9日确认拖欠金额为26000元，为此提供有《借据》一张予以证明，江振庆对借款及签署借据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江振庆向黄靖红确认借款后，应依约予以归还，现江振庆虽主张其已偿还部分欠款，尚欠7028元，并为此提供其名下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四份及支付证明单一张予以证明，但针对该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关于2015年6月9日转账7000元，江振庆认为该转账系在签署《借据》后还款，但对此并无证据足以证明，而根据双方于2015年6月9日确认欠款金额、签署《借据》以及从《借据》已载明江振庆还款情况的内容看，如果江振庆在签署《借据》后当日又还款，黄靖红也仍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工作的情况下，按常理会对《借据》记载还款内容进行补记，但事实并非如此，故江振庆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15年7月14日转账972元及2015年8月30日转账6000元，相应转账电子回单备注有“黄靖红报销”及“黄靖红6月7月工资”，且工资有支付证明单印证，可见上述款项性质明确，江振庆认为此为还款，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2015年7月31日转账5000元，相应转账电子回单备注“还款黄靖红（经杨某帐户收）”，因已备注明确为还款，且江振庆作为还款人亦确认为偿还涉案欠款，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虽然黄靖红主张为偿还其他借款，但仅提供所谓的“2015年7月14日结算表”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如黄靖红认为对江振庆享有其他的借款债权，可另循合法途径处理。综上，江振庆尚欠黄靖红借款为21000元（26000-50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偿还”及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黄靖红诉请江振庆偿还借款21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即2016年1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日止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邵结玲与江振庆系夫妻关系，上述欠款债务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江振庆亦确认涉案借款系用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在江振庆、邵结玲未举证证明涉案债务为江振庆一方个人债务或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情况下，应认定涉案债务为江振庆、邵结玲的夫妻共同债务，故黄靖红诉请邵结玲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江振庆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欠款21000元及支付利息（自2016月年1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日止）给黄靖红；二、邵结玲对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黄靖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元，由黄靖红负担43元，江振庆、邵结玲共同负担182元。判后，上诉人江振庆、邵结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江振庆、邵结玲尚欠黄靖红借款共计21000元、江振庆、邵结玲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属事实不清。江振庆、邵结玲在一审时已证明剩余欠款共计7028元。江振庆、邵结玲提供的证据有转账记录等。因江振庆与黄靖红曾经存在特殊的朋友关系，江振庆当时也完全听信黄靖红的说法写下本案的借条，因此江振庆某些证据存在瑕疵。但江振庆认为，证据的瑕疵也不代表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予以否认。邵结玲由始至终都不知悉江振庆与黄靖红之间存在金钱与感情关系，直到本案被起诉，邵结玲不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江振庆、邵结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江振庆向黄靖红支付借款共7028元，邵结玲无需承担偿还责任，黄靖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黄靖红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驳回江振庆、邵结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询时，江振庆、邵结玲称于2016年7月协议离婚。邵结玲称，与江振庆结婚后都是在家里带小孩，收入来源通过手工活，每月1000元至1500元收入。江振庆称其收入都来源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的收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江振庆尚欠黄靖红的借款数额；二、江振庆向黄靖红所借款项是否属于江振庆、邵结玲夫妻共同债务。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江振庆于2015年6月9日出具《借据》明确欠黄靖红26000元，江振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承担出具《借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邵结玲主张江振庆与黄靖红存在特殊的朋友关系，听信黄靖红的说法写下借条，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江振庆向黄靖红于2015年6月9日转账7000元备注“还贷款5000+工资2000”，于2015年7月14日转账972元备注“黄靖红报销”，于2015年8月30日转账6000元备注“黄靖红6月7月工资”。从转账的时间和备注的内容，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审法院未采纳江振庆上述款项为还款的主张已作出详尽论述，并认定江振庆尚欠黄靖红涉案借款21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江振庆主张上述备注均是由黄靖红操作，但黄靖红能用江振庆的账户转账就已经证明转账是由江振庆授权，故上述备注也应视为江振庆的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的内容与上述《借据》不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江振庆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并非大额借款，发生于江振庆与邵结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邵结玲无固定工作，江振庆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的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江振庆与邵结玲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江振庆、邵结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49.30元，由上诉人江振庆、邵结玲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陆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