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8民初20991号原告：许军，男，1958年6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宾，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蔺盼强，男，1954年9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华，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军与被告蔺盼强不当得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蔺盼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华到庭参加了辩论终结前的诉讼程序，但经传票传唤，蔺盼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最后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蔺盼强偿还购房款24万元，并按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00年1月1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蔺盼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许军和蔺盼强在2005年认识，双方是朋友关系。1998年5月，蔺盼强说中关村中科院房管处有关系，劝许军在中关村买房，后许军在1998年5月30日向蔺盼强给付现金18万元，到了1999年6月1日，蔺盼强说钱不够，又向许军要了6万元现金，但蔺盼强至今也没有给许军买房，也不愿意向许军退款。蔺盼强辩称，蔺盼强承认许军主张的在1998年5月30日和1999年6月1日分两次给付现金共24万元的事实，但不承认许军主张的该款全部是购房款的事实，蔺盼强主张其中只有18万元是购房款，且已经在1998年7月至11月期间由北京市茵佳娜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茵佳娜制衣公司）代蔺盼强向许军归还，剩余6万元是许军偿还之前通过蔺盼强向茵佳娜制衣公司的借款。另外，许军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从许军的诉状内容可以看出，许军认为其权利自2000年1月1日起被侵害，则其现提起诉讼，期间又不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因此，蔺盼强不同意许军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许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许军于1998年5月30日和1999年6月1日分两次向蔺盼强给付现金共24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1.许军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2年诉讼时效；2.蔺盼强是否已向许军返还24万元。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焦点，许军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蔺盼强在2012年3月31日向其手机发送的短信，主要内容为：”你把地址给我，我已叫他们把帐单准备好了，发送给你，包括转帐支票、现金支票、增值税票存根，把你手头的帐一块对一下。”;2.证人陈某（山东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庭作证，主要证明内容为：”在2015年7月左右，许军到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向其陈述有关蔺盼强的案情，并咨询能否向蔺盼强追回款项，其建议许军先与蔺盼强电话沟通一下，但许军陈述电话无法联系蔺盼强，也去户籍所在地找过蔺盼强，但没有找到，故其建议许军用办公室座机当面联系一下蔺盼强，但电话接通后无人接听，许军向让其代理此案，但其当时案子较多，建议许军到北京找代理律师。”；3.证人刘某（许军之友）出庭作证，主要证明内容为：”2013年12月，许军找到其，希望其通过在北京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找一下蔺盼强，但当时其在北京的朋友没有接听电话，便将该朋友的电话给了许军。”；4.证人李某（许军同事）出庭作证，主要证明内容：”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因公司业务往来，其和许军基本每年都来北京，每次都和蔺盼强有接触，在2007年，其和许军还陪蔺盼强去了青岛两次，同时蔺盼强也会到河口来，三人关系一直很好。”；5.山东省某派出所出具的《全省境内旅客详细查询结果》，显示蔺盼强在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7月25日在某宾馆住宿。许军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蔺盼强在2012年提出要对账，但并未明确拒绝偿还本案所涉款项，后因蔺盼强一直没有向其对账，其直到2015年无法电话联系蔺盼强，也无法找到蔺盼强本人时才知晓其权益受侵害，故相应诉讼应从2015年起算，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蔺盼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否认许军就本案所涉款项向其主张过权利，但因其后期未参加庭审，没有对证据2至5发表相应质证意见。本院对许军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相关证据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另行评述。关于蔺盼强是否已全部归还的争议焦点，蔺盼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茵佳娜制衣公司出具的《支出凭单》1张、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3张及《收据》1张，其中《支出凭单》主要记载如下内容：”1999年3月16日，即付许军借款61610元，领款人为蔺盼强”；其中3张支票存根上均记载了出票日期为”1999年3月16日”，用途为”许军借款”，金额累计为”61610元”；其中《收据》记载内容为：”1999年6月2日今收到蔺盼强交来许军还款61610元。”；2.茵佳娜制衣公司于1998年7月26日至1998年11月18日期间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的转账支票存根共8张，上述每张存根上均记载如下相同内容：”科目为代蔺还款，对方账目为许军购房款，用途为许军”；3.蔺盼强与茵佳娜制衣公司于1998年7月1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蔺盼强于1998年7月20日向茵佳娜制衣公司汇款的《进帐单》及茵佳娜制衣公司于1998年7月20日出具的《收据》，其中《借款协议》主要内容为”蔺盼强借给茵佳娜制衣公司20万元，用于公司资金周转。”；其中《进帐单》和《收据》显示蔺盼强向茵佳娜制衣公司给付了20万元。蔺盼强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因其与茵佳娜制衣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故茵佳娜制衣公司代其向许军偿还了18万元购房款，且其曾替许军自茵佳娜制衣公司处借款61610元，许军向其给付的6万元系用于偿还该笔借款，而非购房款。许军对证据1中的《支出凭单》和《收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其中支票存根的记载内容中的”许军”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否认其他诸如”借款”系其本人书写，并主张系后期由他人书写；对证据2的支票存根，仅认可记载内容中的”许军”签字的真实性，并主张其他内容系后期由他人书写，且与证据1中的支票存根一样，明显系蔺盼强为得到其所主张的数额而拼凑所得；对证据3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许军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海淀区博闻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博闻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于1994年10月18日和1994年11月29日开具的发票共3张、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于1995年7月12日向博闻公司汇款的《转帐凭证》1张；2.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1张，显示茵佳娜制衣公司于1998年7月9日注册成立；3.互联网摘录的有关北京银行的发展历程，显示北京银行前身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1月29日成立，于1998年3月12日更名为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军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与博闻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且茵佳娜制衣公司注册成立时，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已经更名为北京市商业银行，但蔺盼强所提交的有关证明茵佳娜制衣公司代为偿还购房款18万元中的支票存根中却同时存在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及北京市商业银行，此能说明蔺盼强所述事实不属实。蔺盼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2和3，则以从网上摘录为由不认可真实性。结合蔺盼强和许军提交的证据及相应质证意见，本院对相应证据认证如下：首先，对于许军提交的证据中虽有部分内容系从互联网查询所得，但该部分内容属于已知事实范畴，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形下，本院对许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蔺盼强提交的证据1，因《支出凭单》显示内容为蔺盼强本人支取款项，而许军仅认可支票存根中的”许军”的内容，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许军与茵佳娜制衣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无法证明许军向蔺盼强支付的6万元现金系用于向茵佳娜制衣公司偿还借款。对于蔺盼强提交的证据2，结合许军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茵佳娜制衣公司注册成立时，北京城市银行已更名为北京市商业银行，故茵佳娜制衣公司同时持有北京市城市银行和北京市商业银行的支票，不具有合理性，且许军同样仅认可支票存根中有关”许军”的内容，故本院对于蔺盼强提交的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蔺盼强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另查，许军原在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负责采购业务，蔺盼强系博闻公司负责人，许军与蔺盼强因采购业务相识并成为朋友，相应采购业务流程为：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先汇款至博闻公司账上，然后由博闻公司或者茵佳娜制衣公司向许军出具支票，许军持支票去相关单位采购物品，再由许军将采购物品的发票或收据交给博闻公司，由博闻公司统一以博闻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再由许军持有发票回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核对账目。庭审中，许军表示，河口采油厂地质研究所从未以现金方式向博闻公司给付款项，其个人以现金方式向蔺盼强给付的款项与单位业务无关。另庭审中，许军自述在蔺盼强于2002年至2003年期间告知其无法购买房屋后，其便开始向蔺盼强主张归还购房款，但蔺盼强以已将购房款投资他处等为由一直推脱不还。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为2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可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为返还不当得利纠纷，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案查证的证据，可以确认许军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已明确获知无法购房的事实，故其在该时点已明确知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其有关在2015年才明确知晓其权利受侵害的主张，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许军应当在其知晓权利受侵害之后及时向法院请求保护相应民事权利。因蔺盼强否认许军在其诉讼时效期限向其主张过权利，故许军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许军虽就此向本院提交了短信、证人证言和旅客登记信息，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在知晓权利受侵害之后的2年诉讼时效届满之前连续存在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故其现在提起民事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退一步，即便根据许军提交的短信记录，其与蔺盼强在2012年3月31日就相关款项对账事宜存在沟通，可以产生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律效果，许军也应当在此期限后的2年内提起民事诉讼，但根据许军提交证据，均无法证实许军在2012年3月31日以后还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其现提起民事诉讼，仍超过了重新计算的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蔺盼强是否已向许军全部返还款项的争议焦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蔺盼强提交的证据虽不足以证明其已向许军返还了24万元的事实，但如前所述，基于许军现提起的相应诉讼请求，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相应诉讼请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于许军要求蔺盼强返还购房款24万元并给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许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许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金伟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