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2民终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男，满族，1977年11月10日生，农民，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委托代理人：刘英波，辽宁冠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法定代表人：李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顺友，吉林证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健鹏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二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健鹏的委托代理人刘英波，被上诉人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客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顺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健鹏在原审时诉称：2014年12月24日，我与通用客运公司签订一份春运包车合同，约定我在通用客运公司包车10辆，期限50天，结算方式为合同生效时支付预付款13万元，2015年2月20日支付10万元，春节后付清37万元。我依约支付了13万元，但通用客运公司仅提供了8辆车，且未在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部分车辆到达后需要反复维修影响了正常运营。另外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我发现上述车辆均未投保客运人承运险，7辆车的交强险也是在2015年2月13日补交的，道路运输证的有效期截止到2014年7月份，也就是说通用客运公司提供的车辆在合同签订时没有运营手续，即没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2015年2月13日，因车辆道路运输证过期致使我被罚款4000元。因通用客运公司提供的车辆自始不符合运营条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无效；通用客运公司返还我支付的合同款13万元，支付相应损失40万元，并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庭审中，若经法院审理确认合同有效，我要求通用客运公司针对其违约行为赔偿我经济损失40万元并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
通用客运公司在原审时辩称：1、双方于2014年12月24日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合法有效；2、我公司依约提供了10辆车，并非吴健鹏所称的8辆，晚到的2辆车亦按照吴健鹏指定的地点、路线进行了运输，上述车辆扣除必要费用后的收入均由吴健鹏妻子收取；3、双方应按有效合同履行义务，我公司非但不需要返还13万元，吴健鹏还需向我公司支付按约定应于2015年2月20日支付的第二笔款项10万元。
通用客运公司在原审时反诉称：2014年12月24日，双方签订了春运包车合同，约定我公司向吴健鹏提供10辆车，期限自2015年2月2日起共50天，价款为70万元（按每辆车一个车次7000元，共100个车次计算）。我公司提供的10辆车中有8辆准时到达吴健鹏指定的地点，吉BB02**号、吉BB02**号、吉BA51**号、吉BB02**号4辆车直接到达深圳布吉；吉BB02**号、吉BB03**号、吉BB01**号、吉BA72**号4辆车则从吉林到浙江湖州配客发往四川泸州，另2辆晚到的车辆中吉BB02**号按吴健鹏指令晚一天到达皖浙交界的浙江省河山镇发往云南雁山，吉BA78**号车自湖州发往泸州期间因车辆发生故障修车两天。上述车辆扣除必要的费用后，所有的收入均由吴健鹏妻子收取。春节前我公司提供的车辆共发车30个车次，因客源问题，吴健鹏尽量安排自家客车上路运输，我公司提供的吉BB02**号、吉BB02**号、吉BA51**号、吉BB02**号4辆车2015年2月4日至7日连续四天、吉BB02**号车2015年2月6日、7日连续两天均因无人乘车而未发车，故吴健鹏所租用的10辆车在春节前未能达到其所期望的50个车次而仅发车30个车次，这是吴健鹏的原因，与我公司无关。虽然吴健鹏未能在2015年2月20日（大年初二）依约给付我公司10万元，但我公司提供的10辆车仍自2015年2月24日至26日从四川南充发车到广州、深圳，完成了10个车次的运输，即春节前后我公司共为吴健鹏发车40个车次，在吴健鹏拒不按照约定支付进度款及费用的情况下，我公司无奈只好行使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停止继续为吴健鹏运输。我公司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否则吴健鹏无法让涉案车辆在当地客运管理机关办理准运手续，也无法在公路客运站以客运班车的形式进行春运，即使确如吴健鹏所述合同无效，现我公司履行了40次运输义务，亦应得到相应的补偿，按每班次7000元计算，总计金额应为28万元，扣除吴健鹏已支付的13万元，仍应支付15万元。针对吴健鹏提出的双方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因保险问题无效的主张，我公司提供的车辆并非全部未办理保险，亦非因保险问题而未完成约定车次的运输，更未出现安全事故，故吴健鹏要求返还预付款的诉请不合理。车辆运输合同与建筑承包合同相同，运输方履行了运输义务即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与合同效力无关。现我公司提起反诉，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吴健鹏的诉讼请求，由吴健鹏按我公司40个实际发车车次以单次运费7000元标准支付28万元补偿费。
针对通用客运公司的反诉，吴健鹏在原审时辩称：涉案车辆均用于旅客运输，线路自深圳至南通，因此双方约定的交车地点为深圳站，并非通用客运公司所称的其他地点，且每辆车到达深圳后均由司机签到。我共承包10辆车，费用共计70万元。合同约定我承担车辆运营的必要费用，自负盈亏，与具体车次数量及费用收取无关，而对于通用客运公司提到的单次运费及车次双方并无约定，因此通用客运公司的反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亦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24日，吴健鹏与通用客运公司签订春运包车合同，约定吴健鹏租用通用客运公司旅游车10辆，租期50天，要求车辆均具有有效检验合格的车辆行驶证和省级营运的道路运输证，按规定购买交强险、客运人承运险，并配备具有相关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吴健鹏须在合同生效时向通用客运公司预付定金13万元，2015年2月20日付10万元，春节后付37万元，剩余10万元春运结束后10日内结清。通用客运公司车辆须在2015年1月28日至2月1日期间陆续到齐，并应在发车前认真检查车辆，保证行车安全，如因通用客运公司原因影响车辆正常运行的，公司应在最短时间解决，造成吴健鹏经济损失，通用客运公司承担全部费用。通用客运公司驾驶员自作主张，未按吴健鹏规定的线路行驶、随意甩客、宰客等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通用客运公司承担，并约定吴健鹏在包车期间保证车辆及驾驶员安全，除通用客运公司车辆、驾驶员自身原因外，如车辆被有关部门扣车、扣证、处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吴健鹏承担。在吴健鹏规定的范围内通用客运公司车辆所产生的经济费用包括进站费、过路费、停车费、百公里21个油耗费和驾驶员吃住费用均由吴健鹏承担。吴健鹏于签订合同当日及2015年1月19日分别向通用客运公司支付8万元和5万元，共计13万元。协议签订后，吴健鹏将通用客运公司提供的车辆的车号、司机姓名、道路运输证上交相关机关办理了正式运营手续，涉案车辆均在公路客运站以客运班车的形式进行运输。2015年2月13日，通用客运公司司机衣永明驾驶的吉BB02**号客车因未按规定检测，被湖南省花坦县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所罚款4000元，该款由吴健鹏缴纳。后双方提前终止了春运包车合同。
另查明，通用客运公司所提供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有效期均截止到2014年7月末。
原审判决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吴建鹏与通用客运公司所签订的包车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通用客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吴建鹏提供的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有效期限已过，且未投保交强险及客运人承运险，但属于违约行为，与合同效力无关，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认为对方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最终通用客运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运输义务，吴建鹏亦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支付通用客运公司租赁费的义务。虽然通用客运公司在履约过程中的确存在提供过期的道路运输证及未能依约投保相关保险等违约行为，但由于吴健鹏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要求的可得利益损失40万元已实际发生或必然发生，因此不予支持。因诉争合同约定的在吴健鹏规定范围内的相关费用由吴健鹏承担的条款内容并不明确，吴健鹏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均认可的应承担费用的范围，因此应由吴健鹏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健鹏主张通用客运公司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其中支付给李长山的4000元，李长山出庭作证称该笔款项系其与案外人陈野之间的个人借款，与本案无关。因该收条内容并不能体现与吴建鹏和通用客运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故对于吴健鹏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因吴健鹏为证明其曾支付给殷鸿波16000元而提供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录音资料是真实的，但其中吴建鹏主张的13000元费用依据现有证据仍无法确认应由谁承担，3000元罚款亦无法认定处罚事由及责任，故均不予支持。吴健鹏主张的换机油款6621元及支付给通用客运公司司机王文全、尹学江的5000元，因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故不予支持。因徐亮收取的23500元中有16000元款项的性质及承担方无法确认，故不予支持。另外的7500元修车费用应视为是车辆自身存在问题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车辆维修费用由谁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应由出租方通用客运公司自行承担。对于2015年2月13日吴健鹏缴纳的4000元罚款，因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明处罚原因系未按规定检测客运车辆，应视为系车辆自身原因引起的，故该笔罚款应由通用客运公司承担。综上，通用客运公司应支付吴健鹏垫付款11500元。
第三，对于通用客运公司实际提供车辆的数量问题，吴健鹏为了证明通用客运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为其提供租赁车辆而提供了司机签到簿，但因该司机签到簿均由吴健鹏持有，无法确认其所提供的是全部司机的签到情况，而且通过吴健鹏当庭提交的由吴健鹏一方书写的由通用客运公司司机徐亮签字的收条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通用客运公司所提供的车辆已超出8辆，而且吴健鹏亦未能提供其就通用客运公司未按照约定数量提供车辆曾提出异议的证据，因此可以认定通用客运公司已依约为其提供了10辆车。依照公平原则，吴健鹏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通用客运公司运输期间的相应租金，根据协议约定的50天包车时间及70万元总价款能够推算出一天的租金应为14000元。现吴健鹏主张合同开始履行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4日，而通用客运公司则认为是2015年2月1日，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且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各自主张，故应以双方合同约定的车辆最后到达时间即2015年2月1日为开始履行时间较为适宜。因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明确合同终止履行的时间，而吴健鹏方出具的由徐亮签字确认收条的记载却能够体现2015年2月18日通用客运公司的车辆仍在为吴健鹏运营，因此可将该日期作为双方终止履行合同的时间。综上，吴健鹏应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8日止以每日每辆车1400元的标准支付通用客运公司10辆车的租金，即1400元×10辆×18天=252000元，扣除吴健鹏已支付的130000元及通用客运公司自认的晚到的2辆车的租金1400元×1天×1辆=1400元、1400元×2天×1辆=2800元，吴健鹏还应支付通用客运公司租金117800元。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原审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垫付款1150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租金1178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92元、反诉费2750元，共计1244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负担10932元，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1510元。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吴健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为：支持我原审的诉讼请求，驳回通用客运公司反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通用客运公司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双方实际承租车辆交付日期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2月1日，原审判决认定的实际使用车辆数量也与实际不符。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确实约定租赁车辆为10辆，但通用客运公司实际只交付了8辆，且所有车辆均为逾期交付。我在原审中提供了有通用客运公司车辆实际驾驶人签字的签到簿，以证明实际租赁车辆数量和实际交车时间，但原审判决以该司机签到薄由我持有，无法确认我所提供的是全部司机签到情况为由予以否认。车辆在租赁期内，租赁情况理应由我保存，原审判决以该证据由我保存为由对该证据予以否认于法无据。对于是否是司机本人签名可以进行技术鉴定。因此，该签到簿有通用客运公司的司机签字，并由我保存是合法有效的，对于车辆实际交付时间应以签到簿认可日期为准。2、本案合同实际终止时间应是双方庭审中共同确认的2015年2月13日，即原审判决查明内容认可日期（详见原审判决第五页），并非2015年2月18日，我无需另行支付租金。在原审时，我提供了一张有徐亮签字的收条，该收条签字时间是2015年2月13日，并没有2月18日的字样，该收条下面记载的所有事项不属于徐亮本人认可的范围，也不属于收条范围，即使与本案有关联也不能证明我实际使用租赁车辆的终止期限。该条中除徐亮签字认可部分外均是我个人记载，原审判决对我持有的通用客运公司司机签字的书证以由我保存为由不予认可，却将没有通用客运公司认可的书证予以认可，有失常理。另外，双方对于合同终止时间是共同认可的，在原审判决的审理查明部分对此也有陈述，在原审判决的论理部分又变更了合同终止日期，合同终止日期应以双方共同认可的日期为准，原审判决径行认定合同终止日期无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道路运输证及保险，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我承租车辆是用于商业营运，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证是租赁的前提；交强险无论车辆用途如何，更是车辆合法使用的前提。因通用客运公司提供过期的道路运输证导致车辆被扣后双方解除合同，原审判决却认为该合同是有效的，虽未投保交强险但没有给我造成损失，对此，我将使用其他途径维护我的合法权利，以明确营运车辆无任何手续是否为合法运营，若如此交强险和道路运输证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2、因通用客运公司提供过期的道路运输证及提供的车辆无交强险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通用客运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罚款并赔偿给我造成的损失。
被上诉人通用客运公司答辩认为：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合同起始日期，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三项第二条已经载明，合同期限应从2015年2月1日起算，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二、原审判决认定合同的终止日期是2015年2月18日，吴健鹏主张终止日期2月13日，虽然直至2月20日我公司仍为吴健鹏进行了运输，即原审判决没有支持我方抗辩，但是是根据现有证据作出的裁判，所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虽说我公司存在违约，但是违约并非根本违约，而且我公司提供租赁车辆完整资料的时候，吴健鹏已经知晓租赁车辆实际情况，且把这些资料拿到当地的运管部门进行审查通过，所发的班车不是私车、黑班车，是在当地客运公司站台发送，手续已经过审核，送审人也正是吴健鹏。我公司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吴健鹏的原因，按照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吴健鹏要亏损，所以其提前终止合同，合同的根本违约是吴健鹏造成的。综上，希望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公正判决，驳回吴健鹏的诉请。
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吴健鹏、通用客运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
另查明，通用客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市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8月4日）；汽车租赁（不含出租车营运）。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本案中，吴健鹏与通用客运公司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合同的性质，是车辆租赁合同而非运输合同，车辆租赁合同与运输合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吴健鹏坚持按照该合同无效主张权利，而不是按照合同有效通用客运公司违约主张权利，但首先，该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该合同已对道路运输证、交强险、客运人承运险等做了明确约定，就车辆租赁合同而言其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通用客运公司提供的车辆虽均存在道路运输证已过期、未投保客运人承运险、7辆车未投保交强险等情形，但上述情形仅系违反合同约定，属于违约行为，并不导致车辆租赁合同无效；再次，即使假设该合同性质为运输合同，因道路运输证过期、未投保交强险等情形是否必然导致运输合同无效，即就运输合同而言前述情形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抑或仅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规定（取缔性强制规定），尚需综合考虑案情具体分析评判权衡后方能得出结论；最后，该合同签订后，由吴健鹏将通用客运公司提供车辆的车号、司机姓名、道路运输证上交相关机关办理了正式运营手续，并均在公路客运站以客运班车的形式进行了多日多班次的运输，亦应认定吴健鹏对道路运输证过期等情形知情或未尽严格审查义务；故本院对吴健鹏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履行的起止时间从未协商一致，或在案件审理阶段共同认定过履行起止日期，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亦未见该项认定；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起止日期均有争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以合同中约定的车辆最后到达时间即2015年2月1日为合同开始履行时间，以吴健鹏提交的由徐亮签字的收条上记载的吴健鹏保养涉案车辆的最后一日即2015年2月18日为合同终止履行时间并无不妥，本院不予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具体到本案中，通用客运公司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坚称已将10辆车全部交付吴健鹏控制经营使用，并在原审时提供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已交付10辆车，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情形下，吴健鹏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主张通用客运公司提供车辆为8辆，即应由其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吴健鹏未能提供其就通用客运公司未按照约定数量提供车辆曾提出异议的证据；且吴健鹏承认持有司机签到簿，但仅提交了6辆车的签到薄，依据该六份签到簿的记载内容却可查明有9辆车由吴健鹏运营使用，即吴健鹏陈述前后不一致且并未提交全部的司机签到薄；故原审判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通用客运公司已依合同约定向吴健鹏提供了10辆车并无不当。
另外，吴健鹏承认持有司机签到簿，且在原审时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只有部分车辆到达合同约定地点、到达时间及通用客运公司的司机本人签字确认，通用客运公司对签到簿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原审判决亦并未否认该签到簿的真实性，仅认定签到簿由吴健鹏持有且其提交的签到簿不全所以不能证明其所欲证明问题而不予采信；吴健鹏在上诉状中亦承认该签到簿与本案有关联；故原审判决依据吴健鹏持有并提供的签到薄认定本案部分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并无不妥。
综上，上诉人吴健鹏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4元，由上诉人吴健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刚
审 判 员 郝 奇
代理审判员 刘欣莹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