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中民一终字第02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宪贵，男，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
委托代理人：迟庆福，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印，男，汉族，住新民市金五台子乡。
委托代理人：李敬先，辽宁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颖，辽宁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夺，男，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刘永刚，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飞，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继源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
法定代表人：雷继尧，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
法定代表人：崔玉凯，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贵峰，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刘宪贵、张启印与被上诉人王夺、沈阳继源通运输有限公司（简称运输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大东民（四）初字第67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刘宪贵、张启印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本院审判员孙悦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范猛、代理审判员杜娟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宪贵原审诉称，张启印于2014年11月9日12时57分驾驶辽A04X**轻型厢式货车，在大东区工农路新生一街口与刘宪贵发生交通事故，并在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现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医药费51，567.8元（已扣除王夺垫付的1万元，以医药费为准）、交通费28元、护理费6966.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残疾器具费25元、陪护床费500元、误工费18，314.33元、衣物损失费5557元，并由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夺原审辩称，王夺是肇事车辆所有人，该车挂靠在运输公司，货运公司为该车办理了营运许可证，车辆名义车主也是运输公司。在事故发生前，2014年11月2号王夺已经将车辆转给张启印，双方只是口头协议，转让车费1万元。因车辆行车证丢失，没有进行过户，公司知道此事。事后不久，张启印就肇事了，所以车款一直也没有付。该车在保险公司只投保了交强险。张启印发生事故后，向王夺借款垫付医药费，车款也没有给王夺，所以王夺又把该车给卖了。
张启印原审辩称，肇事情况属实，但张启印还不是车主，双方确曾口头约定王夺将该车便宜卖给张启印，没有约定钱数。之后张启印就开始开这台车为王夺的厂子送货，十天后张启印要求过户，但在过户时发现该车没有行车证和保险单，就没有过户。之后王夺曾表示，把行车证和保险单补全就过户，车款为1万元，因为没有过户，张启印没给钱。但这期间，张启印认为其是给王夺干活，双方没有约定工资，应该是帮忙的性质，是帮工。
运输公司原审辩称，肇事情况基本属实，该车辆原来确实是王夺的，后期是否转给张启印，双方未办理过户，不清楚。
保险公司原审辩称，投保情况属实，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刘宪贵已过退休年龄，不应该有误工费。刘宪贵的护理床费应在包含护理费当中。刘宪贵的护理费应按照居民服务业标准赔偿，刘宪贵的衣物损失费不同意赔偿，而且交通责任认定书中没有体现衣物受损。诉讼费和复印费等间接损失不予赔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启印驾驶辽A04X**轻型厢式货车于2014年11月9日12时57分在大东区工农路新生一街口，与刘宪贵发生交通事故，致刘宪贵受伤。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刘宪贵无责任，张启印负全责。刘宪贵受伤后，到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骨盆骨折等，住院62天。刘宪贵发生医药费61，567.8元，其中张启印垫付1万元，刘宪贵自付51，567.8元；刘宪贵住院期间为二级护理，发生护理费5944.36元；刘宪贵还发生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残疾器具费25元、陪护床费500元、交通费28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辽A04X**轻型厢式货车司机系张启印，原实际所有人系王夺，挂靠在运输公司名下经营，王夺与张启印口头约定将车辆卖给张启印，因行车证等问题没有到运输公司办理过户手续，但张启印实际运营了该车，并且在运营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交通部门所认定的刘宪贵与张启印在该起的事故中所负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王夺虽系实际车主，但肇事期间，王夺与张启印曾口头协议买卖车辆，虽未过户，但张启印实际取得了肇事车辆的使用权，并用于营运，后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辆买卖协议未履行，对上述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故在事故发生时张启印是该车的实际支配、使用、收益人，且在此期间发生了该起交通事故，其是实际侵权人，应承担赔偿刘宪贵损失的责任，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死亡伤残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限额1万、财产损失限额2千元的限额内全部赔偿刘宪贵各项合理损失。
刘宪贵所述医药费51，56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交通费28元、残疾器具费25元、陪护床费50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刘宪贵所述误工费，因证据不足未予支持；刘宪贵所述衣物损失费过高，适当赔偿500元；刘宪贵所述护理费，应按医嘱护理级别及居民服务行业标准计算。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医药费1万元；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护理费5944.36元（34，995元／天÷365天×62天）；三、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交通费28元；四、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残疾器具费25元；五、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护理床费500元；六、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衣物损失费500元；七、张启印赔偿刘宪贵医药费41，567.8元（51，567.8元-1万元）；八、张启印赔偿刘宪贵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九、沈阳继源通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七、八项负连带赔偿责任；以上一至九项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十、驳回原、被告当事人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0元，减半收取1055元，由张启印负担1055元。
宣判后，刘宪贵、张启印不服，均提出上诉。刘宪贵请求部分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王夺承担保险限额以外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赔偿款项，由张启印、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夺、张启印、运输公司共同承担。主要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张启印是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没有事实及证据支持，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是运输公司，实际车主是王夺；2、刘宪贵主张误工费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刘宪贵误工费请求是错误的。
张启印答辩称，应由王夺承担赔偿责任，张启印不承担赔偿责任。
王夺答辩称，事故发生前王夺和张启印已经建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将车辆交付给张启印。根据物权法，车辆所有权已经转移给张启印，在事故发生时张启印实际支配使用占有该车辆，是侵权责任人。根据侵权责任法，应当由受让人张启印承担赔偿责任，刘宪贵要求王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运输公司答辩称，运输公司在2012年与王夺签订挂靠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由车辆所有人也就是挂靠车主承担，运输公司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保险公司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张启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王夺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主要理由：1、肇事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王夺，车辆所有人是运输公司，王夺没有运输公司授权，没有权利与张启印转让车辆；2、王夺要求张启印帮工没有要求报酬，是因为双方是朋友关系，不是因为王夺对车辆进行合法处分，也不是基于双方进行买卖，从运输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是王夺从未变更，法律上的车主是运输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张启印是肇事车辆的车主，应该由实际车主及帮工受益人承担责任。
刘宪贵答辩称，我也认为车辆一直是王夺的，王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人承担连带责任。
王夺答辩意见与其对刘宪贵的答辩意见相同。
运输公司答辩称，挂靠合同约定车主车辆买卖自由，我公司不予干涉，王夺通知我说他把车卖了四天了，我叫他第二天过户，他没来，后来说发生事故了。
保险公司答辩称，同意刘宪贵答辩意见。
刘宪贵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法庭提供了劳务合同书、误工证明及工资卡流水单，用以证明刘宪贵存在误工损失。张启印认为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该费用应由王夺、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承担，与张启印无关；王夺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刘宪贵有误工损失，即使有误工损失也与王夺无关，而且误工需要结合医院开具的医嘱进行认定；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同意王夺的质证意见。
张启印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法庭提供一份刘宪贵家属给其发的短信，用以证明王夺作为实际车主出现过，并将其身份告知受害人，证明王夺称将车卖给张启印是虚假的。刘宪贵认为短信确为刘宪贵家属发的，对内容不发表观点；王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谁是实际车主不能用聊天记录认定，要以买卖事实和物权法的规定进行认定，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张启印要证明的问题；运输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与其无关；保险公司同意王夺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另查明：刘宪贵系由辽宁智森人才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沈阳市大东区城市管理局北海环境卫生管理所从事扫保工作，合同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月薪人民币2090元，每月下打租，最后一次向刘宪贵支付工资的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
2014年11月9日刘宪贵因交通事故受伤，在沈阳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62天，出院后，骨科医院于2015年4月10日为其出具了最后一份医嘱，载明休息半个月。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刘宪贵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伤残鉴定申请，后又撤回了该申请。
本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张启印在原审的答辩意见，可以认定其与王夺在肇事前确实达成了转让车辆的口头协议，而且王夺也向张启印交付了车辆，张启印作为受让人实际占有使用了该车辆。虽然张启印主张其是为王夺帮工，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王夺对张启印的该主张也予以否认，故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帮工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启印作为车辆的受让人和实际使用人，应对刘宪贵在保险限额之外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夺作为车辆的出让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王夺又将车辆卖予第三人，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责任的承担。
关于刘宪贵所主张的误工费，根据其二审提供的相关证据，结合医嘱证明，可以认定刘宪贵存在误工损失，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误工费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案中，刘宪贵有固定收入，故其误工标准应为69.67元／天（2090元÷30天）；刘宪贵受伤后，其所在单位为其支付工资到2014年12月份，故其误工时间应从2015年1月1日起算。因刘宪贵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故其误工时间应以医院出具的医嘱证明为准，因其2015年4月10日最后一份医嘱载明休息半个月，故刘宪贵实际误工时间应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25日止，共计115天，故刘宪贵的实际误工损失应为8012.05元（69.67元×115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5）大东民（四）初字第67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至第九项；
二、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5）大东民（四）初字第67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十项；
三、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刘宪贵误工费人民币8012.05元；
四、驳回各方当事人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10元，减半收取1055元，由张启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65元，由张启印负担2665元，由刘宪贵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悦
审 判 员 范 猛
代理审判员 杜 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银水晶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