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251号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四海支行。
负责人严瑾瑾，行长。
委托代理人刘妮，广东牧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璐。
被告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ＸＸ，经理。
被告ＸＸ。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勇，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麦钰苑，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四海支行诉被告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益公司）、Ｘ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妮、黄璐，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勇、麦钰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弘益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向原告提交了《不可撤销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申请开立以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行（亚洲）公司）为××、金额为6340万元的保函／备用信用证（以下简称保函），原告经审查后同意弘益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5月23日与弘益公司签订编号为5214230067的《担保协议》，并依据《担保协议》之约定于2014年5月30日通过SWIFT电文的方式开立以建行（亚洲）公司为××，金额为6340万元，编号为755LG1400067，有效期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止的保函，为弘益（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弘益公司的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被告ＸＸ）与建行（亚洲）公司签订的相关贷款合同项下所欠建行（亚洲）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ＸＸ于2014年5月23日出具了编号为5214230067号的《不可撤销反担保书》，承诺就原告根据《担保协议》项下保函为弘益公司向××建行（亚洲）公司支付的垫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等以及弘益公司在《担保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承担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自2015年1月9日起，弘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即ＸＸ失联，弘益公司的业务经营全面停止且员工均已遣散。2015年1月21日，建行（亚洲）公司依照保函规定通过SWIFT电文方式向原告进行索赔，原告于当日在保函项下向建行（亚洲）公司赔付60234538.60元[赔付金额对应贷款本金59994900元以及截至2015年1月20日（含该日）的贷款利息239638.60元]。其中，原告依照《担保协议》约定从弘益公司在原告处开立的账号为75×××67的保证金账户内扣划存款本息共计59607127.94元，用于向建行（亚洲）公司赔付；另因保证金账户内存款本息余额不足，原告为弘益公司垫款627410.66元。垫款发生之后，弘益公司未向原告偿还上述垫款627410.66元及违约金，ＸＸ亦未向原告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原告特起诉，请求判令：1、弘益公司向原告偿还编号为5214230067《担保协议》项下的垫款本金627410.66元及相应的违约金[违约金=垫款本金627410.66元×垫款日（即2015年1月21日）适用的与实际垫款天数同档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360×150%×实际垫款天数，暂计至2015年1月22日（含该日）尚未偿还的违约金金额为292.79元，应计至全部垫款本金及违约金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2、ＸＸ对弘益公司所欠原告的以上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
两被告共同辩称：一、两被告认为，厘清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是审理本案的前提和基础。本案案由是追偿权纠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深圳分行）是保证人，弘益公司以定期存款向原告提供质押反担保，两被告与原告及招行深圳分行形成的基本法律关系如下：1、根据弘益公司的申请，招行深圳分行作为保证人向主债权人建行（亚洲）公司出具备用信用证，由建行（亚洲）公司向境外借款人发放贷款。招行深圳分行作为保证人为该融资行为（主合同）提供担保，主合同融资行为发生在境外。2、弘益公司与原告签署了《担保协议》，以定期存款作为保证金存入原告处，作为质押反担保，即从属于前一个担保的担保。3、ＸＸ作为保证人向招行深圳分行进行反担保。4、招行深圳分行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成为新的债权人，依法向反担保人行使追偿权。
二、原告主体不适格。弘益公司是向招行深圳分行提交《不可撤销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开证行是招行深圳分行，××是建行（亚洲）公司，2015年1月21日电文往来的主体是招行深圳分行与建行（亚洲）公司，确认履约的主体也是招行深圳分行。因此，弘益公司是与招行深圳分行建立合同关系，而并非与原告建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的合同关系。弘益公司只是根据招行深圳分行的指示和要求将质押存款存入原告处，原告只是存款行。且招行深圳分行与原告均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均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至于在具体业务操作上，招行深圳分行内部依职权进行业务上的分配和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即使发生对外履约的行为，履约的主体也应当是招行深圳分行，而不是原告，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求予以驳回。
三、ＸＸ不应对原告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基于招行深圳分行向建行（亚洲）公司提供了保证担保，ＸＸ向招行深圳分行出具了《不可撤销反担保书》，ＸＸ承担的是反担保责任。因此，即使ＸＸ需要承担反担保责任，其承担反担保责任的对象也是招行深圳分行，而不是原告，ＸＸ不应对原告承担反担保责任。
四、弘益公司系以定期存款形式作为保证金进行质押反担保。1、事实上，弘益公司于2014年提供质押反担保时，与招行深圳分行多次沟通、商定的事情就是用定期存款做质押反担保。(1)、2014年，弘益公司在业界做内保外贷业务已有一定的名气和信誉，招行深圳分行认为与弘益公司合作风险低并有利可图，就主动请求与弘益公司合作。应招行深圳分行的要求，弘益公司在招行深圳分行办理了内保外贷业务。在此过程中，招行深圳分行的存款额及佣金收入大量增加，获得丰厚回报。弘益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时，就质押的方式及银行存款利率与招行深圳分行进行了多次沟通，因为这关系到双方的核心利益，也是最重要的业务事项。由于当时弘益公司是以货币提供质押反担保，因此，希望存入的款项能有安全、稳固的收益。（2）、当时，招行深圳分行阐明和承诺，弘益公司存入的款项是两年期定期存款，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只能适用同期定期存款利率3.75%再上浮10%的规定，即利率为4.125%，且该定期存款到期才能兑现。当时双方商定的是利息前置的方式，招行广州分行作为保证人也开具了6340万元的保函／备用信用证。因此，不管是从双方业务沟通，还是业务实际操作，弘益公司存入到招行深圳分行用作反担保的款项就是两年期定期存款。2、弘益公司是以定期存款作为保证金进行质押反担保。弘益公司的单位定期存款是以保证金的形式进行质押反担保。根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单位存款的计息和结息按《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办理。”第十三条规定：“金融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收取的保证金，按照单位存款计息、结息。”而《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在存期内按存款存入日挂牌公告的定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七条及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利率的管理和制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和相关法规。根据上述规定，单位存款的计息和结息应适用《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即使是金融机构收取的保证金，仍然要按照单位存款的规定计息和结息，要区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保证金可能是定期存款也可能是活期存款，而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区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不同的利率标准，招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根据存款人所存入的定期存款或活期存款来确定相应的利率。根据原告提供的《保证金确认书》，该保证金定期存款期限为两年，利率为4.125%；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75%，上浮10%为4.125%。可见，弘益公司将款项存入招行深圳分行时，弘益公司的要约及银行的承诺均明确了该等定期存款的存款期限为两年，存款利率为4.125%。招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知道当时适用的利率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两年期定期存款法定利率，而这正是招行深圳分行按照《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及《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的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结果。因此，弘益公司是将定期存款以保证金的形式进行质押反担保。3、招行深圳分行名义上写的是保证金，但实际是按照存款的规定计息和结息处理，仍然要区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将两年期的存单随意兑现，则是对存款人、反担保人的权益的极大侵害。一方面存款人对其存款仍享有所有权，其提供给银行的仅是质权，而并非所有权，银行擅自扣划不符合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如果放任银行擅自出质的行为，那么反担保人、存款人与银行约定的两年计息毫无意义，同时也违反了弘益公司与招行深圳分行当初签订反担保合同的根本目的，对于平等缔约的合同双方所承担的权利义务亦极不对等。
五、招行深圳分行自始至终未通知两被告其对外履约及垫付款的相关事项。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于2015年1月21日接到境外银行要求履约的电文，并于当日对境外银行进行了履约。但原告在接到境外银行的电文后至对外履约的这段时间内，以及其对外履约以后均未通知两被告。原告作为金融机构未履行基本的必要的告知义务，擅自作出决断，导致两被告错过最佳的应对处理时机，给两被告造成巨大损失。
六、基于上述担保与反担保关系，招行深圳分行作为保证人，又是质权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而不是擅自先行兑现弘益公司的定期反担保质押存款。1、招行深圳分行作为保证人，弘益公司以定期存款提供质押反担保。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首先，在主债权债务关系中，招行深圳分行作为保证人在依法履行保证责任，使债务人免责之后，成为新的债权人，才有权行使追偿权，要求反担保人弘益公司、ＸＸ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招行深圳分行于2015年1月21日接到境外银行要求履约的电文，并于当日兑现反担保的定期质押存单，对境外银行进行履约。可见，招行深圳分行作为保证人，在自身还没履行对外保证责任的情况下，还不是债权人，就先行处分了反担保财产，其忽略了其在整个案件中的保证人身份及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条件，程序明显违反法律规定。2、招行深圳分行在还未履行保证义务，未形成追偿权的情形下，单方违约先行处分弘益公司提供的定期存款。关于担保责任中的追偿权，《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履行债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此外，《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五十七条及七十二条均有类似规定。根据前述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履行了保证债务，因保证人的履行而使债务人免责，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无过错，才能行使追偿权。因此，招行深圳分行单方违约先行处分弘益公司的定期存款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3、招行深圳分行是在保证期间还未开始的情形下，在质权存续期间，处置、兑现定期质押存单。弘益公司提供的是存单质押，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其保证期间只能是在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发生后的一定期间，而不能是保证责任发生前的一定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本案中，招行深圳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外履约，因此，其将存单兑付时仍处于质权存续期间，其属于无权处分质物。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给出质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招行深圳分行应对其给出质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七、《担保协议》条款约定不仅违反了留质契约之禁止，而且违反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担保协议》，其部分约定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1、《担保协议》第3.1条约定有权直接从委托人的保证金账户或其他存款账户内划款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扣划委托存款。该约定违反了《担保法》第六十六条关于禁止绝押的规定，应属无效。弘益公司以定期存款作为保证金反担保质押给招行深圳分行，招行深圳分行享有的是质物的优先受偿权，而不是所有权。根据《担保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的规定，招行深圳分行虽依质权持有存单，但并非是存单载明的户主（存款人），不能凭存单兑付存单款项并进行处分。2、上述约定还违反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其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从该条所用的“只能”的表述方式来看，该条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应因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而改变。本案中定期存款尚未到期，质权人若行使质权，只能在兑现日期届满后兑现款项。
八、招行深圳分行不仅处置质押定期存款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还单方擅自改变存款利率，造成及扩大了弘益公司的损失。根据原告出具定期存款凭证，其两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为4.125%，而其提前兑现存单系按照活期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差额如下：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弘益公司存入的三笔定期存款，招行深圳分行提前兑现计息金额共计为3532358.61元，而三笔存款在存款期限届满的情况下，合计利息应为16711870.67元，弘益公司因招行深圳分行提前兑现利息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为13179512.06元。如果按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即便计算至招行深圳分行兑现的日期即2015年1月20日止，利息也应为5218917.27元，因招行深圳分行按活期利息计算，造成少计利息l686558.66元。也就是说，因招行深圳分行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兑现定期存款造成了弘益公司13179512.06元的利息损失，招行深圳分行少计的利息远超过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金额，现原告还向弘益公司追偿损失，于法于理无据。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3日，弘益公司向招行深圳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借款担保函/备用信用证，被担保人为弘益（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行（亚洲）公司，金额为6340万元；弘益公司提供如下担保：在账号为75×××67的保证金账户内存入58568129.33元保证金，为本函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同日，弘益公司（委托人）与原告（保证人）签订了编号为5214230067的《担保协议》，约定：鉴于委托人申请保证人为委托人或被担保人开立金额为6340万元，编号为755LG1400067的保函/备用用信证（以下简称保函）；委托人在保证人处开立保证金账户，存入金额为58568129.33元的保证金，作为委托人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质押担保，以备××索赔时偿付。此外，该协议第3条约定：委托人在此授权保证人，当××按照保函规定向保证人索赔时，保证人不需通知或征得委托人同意，有权直接从委托人的保证金账户或其他存款账户内划款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扣划委托人存款（在保证金或其他存款账户内资金与支付币种不同时，保证人不需通知或征得委托人同意，有权迳行办理购汇手续）向××支付；若扣划委托人账户内的存款不足以偿付时，委托人保证在收到保证人的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不足金额全部汇入保证人指定的账户，以备偿付；当发生垫款时，保证人有权按下列标准向委托人收取违约金：如垫款为人民币，违约金=垫款金额×垫款日适用的与实际垫款天数同档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50%×实际垫款天数，收取违约金。同日，ＸＸ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书》，称：鉴于贵行与弘益公司（委托人）于2014年5月23日签订了编号为5214230067的《担保协议》，贵行据此同意就弘益（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向建行（亚洲）公司申请借款一事向建行（亚洲）公司（××）出具编号为755LG1400067的保函，在6340万元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本反担保人承诺就贵行为委托人向××支付的垫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息等承担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亦对委托人在《担保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反担保范围：委托人根据《担保协议》应向贵行支付的一切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贵行承担《保函》项下担保责任而为委托人向××支付的垫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及委托人依据《担保协议》应向贵行支付的担保费等相关费用；本担保人声明放弃主张贵行应先要求委托人支付上述款项的权利，亦放弃要求贵行先行向其他担保方追索或先行处分抵、质押物（无论该等抵／质押物是委托人提供还是其他当事人提供）之权利，贵行有权自主选择先处分抵押物或先行向本反担保人进行追索；贵行有权采取认为适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邮寄、专人送达、在公众媒体上公告等方式对本反担保人进行催收；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贵行在保函项下实际发生垫款后两年。
2014年5月30日，弘益公司向其于原告处开立的账号为75×××67的保证金账户存入58568129.33元。同日，原告出具《保证金确认书》，确认弘益公司存入上述账户的款项为保函保证金，保证金类型为定期保证金，保证金起息日为2014年5月30日，到期日为2016年5月30日，利率为4.125%。同日，招行深圳分行应弘益公司的要求，开立以建行（亚洲）公司为××，有效期至2016年5月30日，最高额不超过6340万元的不可撤销备用信用证（编号：755LG1400067）；该行承诺在收到建行（亚洲）公司内容明确的SWIFT索偿电文后，会立即对索赔进行付款。此后，弘益（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期向建行（亚洲）公司还款。2015年1月21日，建行（亚洲）公司向原告提出索赔，索赔金额为本金59994900元、利息239638.60元。原告提交的履约付款电文、系统扣款记录显示，原告于2015年1月21日向建行（亚洲）公司偿付60234538.60元；原告提交的未结清挂账单记载：截至2015年1月21日，弘益公司75×××67账户挂账余额为59607127.94元；原告提交的对外担保业务垫款通知书显示，其为弘益公司垫款627410.66元。
庭审时，原告陈述其系采取手工计息的方式，并经过行内审批按保证金智能定期存款方式计息，即根据实际存续期限靠档相应的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后计息。
原告主张，因建行（亚洲）公司索赔时弘益公司已失联多日，且其住所地无人办公，存在重大信用风险。原告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要求弘益公司于2015年1月26日前来办理付款手续，若未于上述日期办理以上手续，原告将视同弘益公司同意付款，并自行对外付款。原告为此提交了照片，证明2015年1月弘益公司住所地无人办公。
以上事实，有《不可撤销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担保协议》、《不可撤销反担保书》、《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弘益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存入75×××67账户的58568129.33元款项是保证金还是定期存款；三、原告与弘益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四、两被告应否向原告偿还垫付款及其违约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弘益公司是向招行深圳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但因原告与招行深圳分行均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非独立的法人，在招行深圳分行接收弘益公司的申请后，由原告与弘益公司签订了书面的《担保协议》，协议签订后，根据招行内部规定，由招行深圳分行开具信用证，但招行深圳分行开具信用证并不构成原告是《担保协议》的合同主体的否定，故原告有权依据《担保协议》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两被告主张弘益公司存入75×××67账户的本金58568129.33元为定期存款，原告主张该款为保证金。本院认为，其一、原告与弘益公司在《担保协议》中约定“在保证人处开立保证金账户，存入金额为58568129.33元的保证金，作为委托人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质押担保，以备××索赔时偿付”，即原告与弘益公司约定由弘益公司向保证金账户存入58568129.33元作为保证金，协议中并未出现“定期存单”的字眼。其二、原告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保证金确认书》，载明：保证金账号为75×××67，保证金类型为定期保证金，保证金性质为保函保证金，金额为58568129.33元。即原告曾书面确认该笔款为保证金。其三、根据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两被告主张该笔款为定期存款，但两被告并没有证据证实原告就该笔款开具过存单或者存折。其四、虽然《保证金确认书》载明的利率4.125%为同期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10%，但该约定利率标准并不能改变该笔款为保证金的性质，在弘益公司的该笔款项未存足两年的情况下，原告按该笔款项在75×××67账户中实际存入时间来确定适用的利率并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故弘益公司辩称因招行深圳分行及原告违规操作导致其受损，没有事实依据，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弘益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存入75×××67账户的58568129.33元款项为保证金，并非定期存款。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弘益公司辩称，《担保协议》第3条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加重了弘益公司的责任，排除了其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该条款系弘益公司授权原告直接扣划其账户款项用于偿还给××，以避免被担保人弘益（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不按时还款的违约行为产生的更大损失，从而避免原告产生更大数额的垫款而向弘益公司追偿的违约金金额的增加，即该条款实为维护弘益公司权益的条款，并没有加重弘益公司的责任。因弘益公司75×××67账户的58568129.33元款项为保证金，弘益公司以保证金质押给原告，并非以定期存单质押，故原告与弘益公司约定原告有权扣划保证金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本院认定涉案《担保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交的索赔通知、履约付款电文、系统扣款记录、未结清挂账单、对外担保业务垫款通知书，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在弘益公司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原告已向建行（亚洲）公司偿付了60234538.60元。扣除弘益公司保证金账户的本息59607127.94元，原告实际为弘益公司垫款627410.66元，弘益公司在原告垫款后未向原告偿还垫付款项，故对原告要求弘益公司偿还该款并按协议约定的标准即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ＸＸ自愿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书》，为弘益公司在《担保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对原告要求ＸＸ对弘益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ＸＸ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弘益公司追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四海支行偿还627410.66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627410.66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ＸＸ对被告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追偿。
两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077元、保全费3658.52元，共计13735.52元，由两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雷英孝
人民陪审员 蔡丽璇
人民陪审员 蔡玮雯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庄美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