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402行初14号
原告朱阿虎，男，1951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东升路**号**幢***室。
委托代理人汤国民，嘉兴市秀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东升路****号*号行政楼。
法定代表人陈树庆，局长。
出庭负责人俞叶君，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乐、厉兴华，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朱老虎与被告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嘉兴市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处理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老虎的委托代理人汤国民、被告嘉兴市人社局的出庭负责人俞叶君、委托代理人周乐、厉兴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0月15日，嘉兴市人社局作出《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决定载明：2011年1月由原嘉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朱阿虎退休审批手续时，累计缴费年限43年11个月，其中视作缴费年限20年10个月（含知青下乡时间）。现因群众举报朱阿虎并无下乡知青身份，且查证属实，根据浙劳社老[2002]161号文件规定，决定对朱阿虎的缴费年限（含视作缴费年限）进行变更，变更后累计缴费年限35年4个月，其中视作缴费年限12年3个月，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基本养老金标准。
原告朱阿虎诉称，原告于1949年12月24日出生在嘉兴，自幼父亲亡故，1962年母亲朱彩琴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务农，1965年原告小学毕业后下乡在母亲所在的德清县雷甸乡和平村，2011年原告退休时的工龄为43年11个月，2015年10月被告把原告的工龄变更为35年4个月属于违法。诉讼请求：一、撤销2015年10月15日嘉兴市人社局作出的《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二、赔偿自2015年11月每月的养老金损失737.80元，要求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朱阿虎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一份，证明原告缴费年限从原来的43年11个月变更为35年4个月。
经质证，被告无异议。
2．养老金银行明细清单，证明原告每月的养老金从原来的4442元改成每月3704.2元，减少了每月737.8元。
经质证，被告无异议。
3．登记表、证明、企业职工晋升标准工资专用表、一九八九年企业职工浮动工资转标准工资审批表、岗位技能工资升级表各一份，证明原告本人档案中在德清插队落户和计算参加工作的时间以及确认为知青均是从1965年开始。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在1965年在这个村劳动，不能证明他是“知青”。证明（1988年8月6日）一份，只盖了村委会和人民政府的章，必须要有知青办的证明材料才能认定其是知青身份，故该份文件不具有证明其系知青的效力。
4．职工视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批表一份，证明原告在1988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之前的视作缴费年限为20年10个月。
经质证，被告无异议。
原告提供法律、法规依据：一、《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国务院议字第16号）第一条；二、《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国家劳动人事部[1985]23号文件）；三、《关于认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连续工龄有关问题的通知》（浙劳社老（2002）161号）；四、《关于明确“文革”期间随父母下放的子女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苏劳社险[2003]17号）。
被告嘉兴市人社局辩称，一、被告变更朱阿虎连续工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朱阿虎，男，1951年1月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02510131125。1975年10月招工时的《登记表》记载：其出生年月是“1949年12月24日”；本人经历为“1965年—1975年在德清县插队落户”；德清县雷甸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招工意见是“该同志一九六五年随母精简下放，属知识青年（但未办手续），补办手续后，同意推荐招工”；德清县内务局的意见是“同意招用”。1975年11月，被分配到原嘉兴永红丝厂工作。2001年该企业破产时审核的《职工视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年限审批表》记载，朱阿虎工作经历为“1967年2月-1975年10月在德清雷甸和平大队知青；1975年10月-1987年12月嘉丝联工作”；原浙江金三塔丝针织集团公司和企业主管部门嘉兴市经济委员会审核意见为视作缴费年限20年11个月，原嘉兴市劳动局审核意见“同意视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贰拾年拾个月”。2011年退休时，被告按该《职工视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批表》审批退休，其累计工作年限是43年11月。后经群众举报，被告对朱阿虎的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一是关于朱阿虎的年龄问题。被告走访了建设、新嘉派出所，查阅了朱阿虎的档案材料。相关材料证明，其实际出生年月是1951年1月，身份证上登记时间也是1951年1月。因此，1975年10月招工《登记表》中填写的1949年12月的出生年月是不正确的。按此计算，朱阿虎在1965年随母精简下乡时只有14周岁，未满16周岁。二是关于朱阿虎知青身份问题。被告在查阅朱阿虎个人档案后，没有发现有关知青的材料。谨慎起见，被告专程走访了嘉兴市和德清县档案馆，查阅了朱阿虎在德清下乡、生活的档案材料，其中也没有知青认定方面的材料。二、被告变更朱阿虎连续工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原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成户下放的下乡知识青年承认范围的通知》（浙革知青办[1978]15号）及原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2004]71号）文件规定，随同父母一起下放的子女中，当时年未满十六周岁的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一律不能列入下乡知识青年范围，同时规定了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回乡在农村劳动的时间不能计算连续工龄。因此，被告于2015年10月15日出具了《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由朱阿虎本人签收，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其基本养老金标准。上述变更连续工龄程序符合规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嘉兴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登记表》一份、《批准招工、迁移户、粮关系通知书》一份、介绍信（嘉兴市永红丝厂革命委员会）一份、介绍信存根（德清县内务局革命领导小组）一份，证明朱阿虎招工时间为1975年10月。
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2．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朱阿虎出生时间为1951年1月。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出生的年月登记表是在身份证发放后登记，并不能证明发放前的真实的出生年月。证据的取得时间上看出，2016年4月22日取得，也就是说这个登记表是在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再进行调查，因此这个登记表没有证明效力。
3．职工视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年限审批表一份，证明朱阿虎原视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年限审批为20年10个月。
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有一项参加工作时间填的是1967年2月，是嘉兴市经济委员会、嘉兴市劳动局依据了原告身份证出生年月被变更1951年后推算出的1967年2月原告满16岁开始按知青推算工龄而作的改动。
4．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审批表一份，证明朱阿虎原累计工作年限审批为43年11个月。
经质证，原告无异议。
5．接谈记录二份，证明朱阿虎本人承认无知青身份且下乡时不满16周岁。
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工作人员把一些他们认为的情况写在上面，明显是先入为主带有诱导性，该证据不具有证据的效力。
6．《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一份、送达回证一份、工龄变更核定表一份，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变更缴费年限决定，且社保经办机构依法重新核定朱阿虎基本养老金。
经质证，原告对合法性有异议，决定书本身并没有适用任何实体性的规范性文件和依据，只是引用了161号文件，只是程序上的规定，决定书依据并不充分，不具有合法性。
被告嘉兴市人社局提供的法律法规依据有：一、《关于成户下放的下乡知识青年承认范围的通知》（浙革知青办[1978]15号）；二、《关于认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连续工龄有关问题的通知》（浙劳社老[2002]161号）；三、《关于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4]71号）；四、《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五、转发《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浙劳人培[85]156号文件）；六、《关于知青下乡插队期间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4]269号）。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4、6，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系被告向原告本人调查时所作笔录，有朱阿虎签字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阿虎于1951年1月31日出生。1965年朱阿虎随母精简下放到德清县雷电公社插队落户,插队落户至1975年10月正式招工时止。朱阿虎的知青身份未办理手续。
1975年10月，在原德清县内务局的招工《登记表》上，记载：朱阿虎出生年月为“1949年12月24日”，人员性质“知青（母亲退休顶职）”，本人经历为“1965年—1975年在德清县插队落户”；德清县雷甸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招工意见为“该同志一九六五年随母精简下放，属知识青年（但未办手续），补办手续后，同意推荐招工”；德清县内务局的意见为“同意招用”。
1975年11月，原嘉兴县内务局通知朱阿虎报到，其被分配到原嘉兴永红丝厂工作。2001年，在《职工视作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年限审批表》上记载：朱阿虎工作经历为“1967年2月-1975年10月在德清雷甸和平大队知青；1975年10月-1987年12月嘉丝联工作”。原浙江金三塔丝针织集团公司和企业主管部门嘉兴市经济委员会审核意见为视作缴费年限20年11个月，原嘉兴市劳动局审核意见“同意视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贰拾年拾个月”。
2011年1月11日，朱阿虎在被告处办理退休手续时，在《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审批表》中记载：累计工作年限是43年11月，其中视作缴费年限为20年10月，实际缴费年限为23年1月。
后因有人举报，被告对朱阿虎的情况进行了相关调查。2015年10月15日，被告出具《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决定认定朱阿虎无下乡知青身份，并决定对朱阿虎的缴费年限（含视作缴费年限）进行变更，变更后累计缴费年35年4个月（其中视作缴费年限12年3个月）。之后，被告通知嘉兴市社会保险机构重新核定朱阿虎的基本养老金标准。从2015年11月起，朱阿虎的养老保险金被调整（比之前每月减少737.80元）。朱阿虎不服该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5年10月15日，被告作出的《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是否合法。
首先，朱阿虎的知青身份未经市、县以上知青办和劳动者人事部门批准确认。朱阿虎于1965年至1975年随母精简下放德清县雷电公社插队落户，在招工登记表中载明其知青身份“未办手续”，即未经批准确认。朱阿虎在接受被告调查时，也称其知青手续未办理。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厅《转发〈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浙劳人培[85]156号文件）规定：“1973年后，经市、县以上知青和劳动者人事部门批准，已补办承认下乡知青身份手续的，其下乡插队期间可计算工龄。”根据上述规定，朱阿虎不能认定为知青身份，其插队期间不能计算工龄。其次，根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4]71号）规定，即“目前，国家和省尚未规定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回乡在农村劳动的时间可以计算连续工龄，据此，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回乡在农村劳动时间不能计算连续工龄。”按该规定，朱阿虎的下乡插队如符合“精减退职职工及其随迁子女回乡”身份，其插队落户劳动期间也不能计算连续工龄。
综上，被告嘉兴市人社局作出的《关于对朱阿虎同志变更缴费年限的决定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定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增加诉讼请求，即要求对《关于成户下放的下乡知识青年承认范围的通知》（浙革知青办[1978]15号）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由于被告作出该决定时并未直接引用该规范性文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原告属于提出新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受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阿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阿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红平
代理审判员 沈 琴
人民陪审员 钱阿三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曹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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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具体交纳数额以《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为准。
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