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33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钟楼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文亨花园1号。
法定代表人：杭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锋，江苏臻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瑾，江苏臻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德顺，男，汉族，1971年4月11日生，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峰，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市钟楼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钟楼市政公司）因与上诉人聂德顺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均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4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楼市政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聂德顺支付利息53391元（以8万元为基数，从2005年3月11日至2016年4月25日，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聂德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验资结束后原公司章程未对股东缴纳增资部分出资款的时间重新作出约定，现钟楼市政公司主张从验资之日起计算利息明显不当。因钟楼市政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立案前曾向聂德顺主张相关权利，故认定利息起算时间应从钟楼市政公司起诉之日计算为宜”与事实不符。钟楼市政公司于2005年3月10日申请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聂德顺应出资8万元，虽存在代为验资的情况，但是该笔款项在验资结束后即被转出，聂德顺作为钟楼市政公司的股东，负有及时缴纳出资的责任，在明知自己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未及时补足出资额，聂德顺客观上占有并使用了该部分本该归属于钟楼市政公司的财产，其获得收益也形成钟楼市政公司的经济损失。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及司法解释规定，未缴纳增资部分出资款计算利息并无不当。
聂德顺辩称：聂德顺在钟楼市政公司已经实际出资，有相关同意书和验资报告证实，现钟楼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杭麟也是钟楼市政公司改制之前的股东，钟楼市政公司出资过程中的事情杭麟是明知的，并且在转让协议过程中也是明知，按照法律规定杭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即钟楼市政公司起诉聂德顺，最终的责任承担人还是钟楼市政公司。诉讼程序的设立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浪费程序资源，聂德顺认为不应该承担利息。
聂德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本案钟楼市政公司增资、股东出资及股权转让的情况未能如实查明，可能导致认定事实有误，判决错误。1、关于2005年2月18日同意书中“故有公司另行筹资完成增资”的理解及认定与事实有误。现从字面理解“完成增资”的义务人是公司，职工（股东）没有增资义务，具体实施由公司决定。公司与股东之间就增资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对此，一审法院未能查明。2、现钟楼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杭麟本身也是公司股东，在2013年受让17位原公司股东的股权时，一是明知同意书的相关内容，二是其受让的价格中已经体现了当时股权实际净资产的内容，同时包含了增资的内容。对此，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二、一审法院未能依法通知钟楼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杭麟及时到庭参加诉讼，杭麟是否参加庭审关系到查明股权增资、股东出资及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杭麟是钟楼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钟楼市政公司原有的股东，也是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其受让后在钟楼市政公司持股98%。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故一审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三、本案是对诉讼资源的浪费，杭麟本身就是原有股权的受让人，对股权的增资扩股是明知的，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受让人明知其出资的情况而受让的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即杭麟明知聂德顺的出资情况受让了公司股权，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最终的责任承担人是杭麟（占98%股份），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钟楼市政公司辩称，一审对聂德顺没有实际出资的事实认定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聂德顺应该履行出资义务，杭麟作为股权受让人只是承担连带责任，最终的出资责任是由股权出让人即聂德顺承担，由于聂德顺没有实际出资导致钟楼市政公司公司资产受损，钟楼市政公司有权向聂德顺进行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程序合法，不违反法律规定。
钟楼市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聂德顺向钟楼市政公司支付出资款8万元及逾期利息53213元（暂算至2016年4月1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合计133213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聂德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楼市政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于2004年7月19日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资产出售给包括聂德顺在内的20位员工。聂德顺分别于2003年10月22日、2004年5月31日向钟楼市政公司缴纳出资款各1万元，合计2万元，履行了出资义务，持股比例为2%。2005年2月6日，钟楼市政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本公司原注册资本100万元，现增资为500万元……聂德顺增资后股金为10万元，占股比例为2%……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常州钟楼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钟楼市政公司全体股东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05年2月18日，钟楼市政公司制作《同意书》一份，载明：“本公司原注册资金为100万元整，现为符合资质要求，增资为500万元整，但考虑职工出资困难较大，故有公司另筹资完成增资。本人为公司股东，同意公司上述行为及做法。特此说明。”钟楼市政公司20位股东均在该《同意书》上同意人处签字。2005年3月10日，钟楼市政公司委托常州金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磊公司)以现金方式分20笔汇入钟楼市政公司验资账户总计400万元。同日，常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常方会验(2005)字第040号验资报告，载明：“……经我们审验，截至2005年3月10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400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该验资报告附件2《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载明聂德顺在注册资本变更前认缴金额为2万元，实收2万元，比例为2%；变更后认缴金额为10万元，实收10万元，比例为2%。验资结束后，金磊公司将其垫付的出资款400万元全部抽回。
2013年8月1日，聂德顺作为转让方与钟楼市政公司股东杭麟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钟楼市政公司的股权中1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以4.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3年8月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转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钟楼市政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转让方不再以转让的股权享有股东的权利并履行股东的义务，受让方开始以受让所持有的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另查明，杭道侃于2012年更名为杭麟，其于2013年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受让了钟楼市政公司17位股东（包括聂德顺在内）在钟楼市政公司处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因钟楼市政公司经营亏损，股权转让价格均折价为每股2.3万元，股权转让后杭道侃持股比例达到98%，并担任钟楼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5日，钟楼市政公司另2位股东将其持有的钟楼市政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了案外人杭宙颖。同日，上述股东变更情况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2015年4月，钟楼市政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2005年公司增资时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遂诉至该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结合本案，聂德顺作为钟楼市政公司的原股东，在公司增资时，同意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聂德顺负有按时缴纳出资的法定义务。现聂德顺认可钟楼市政公司增资时存在借资验资的事实，其并未实际出资。故钟楼市政公司要求聂德顺补足出资以及支付相应逾期利息的请求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因钟楼市政公司为达到相关资质要求，委托第三方垫付400万元增资款用于验资，该事宜并经聂德顺在内的全体股东书面同意，故钟楼市政公司在变更注册资本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的增资款验资报告书及公司章程中所记载的股东出资情况及缴款时间等内容均为虚假陈述，应视为钟楼市政公司对股东缴纳增资部分出资款的时间未做出约定，现钟楼市政公司主张从验资之日计算利息明显不当，因钟楼市政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立案前曾向聂德顺主张相关权利，故应认为利息起算时间应从钟楼市政公司起诉之日计算为宜。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聂德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钟楼市政公司支付出资款8万元及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钟楼市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965元（钟楼市政公司已预交），依法减半收取1482.5元，由钟楼市政公司负担582.5元，聂德顺负担900元，聂德顺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支付钟楼市政公司。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3年8月6日，常州市钟楼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常钟编办（2003）5号文件，同意常州市钟楼区市政工程管理处进行改制转企，由现在的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改制转为有限责任的股份制企业。2003年9月27日，常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常国土资函（2003）69号文件，文件为关于常州市钟楼区市政工程管理处改制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的函，主要内容为常州市钟楼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在改制时，土地出让金按全地价的30%收取上缴财政，即567元/㎡×1613㎡×30%＝27.4371万元，因该宗土地在近期城市改造范围内，故签订合同后，不再办理土地变更手续，并由市收购储备中心与改制企业后的签订土地、房屋收购协议。2004年2月20日，常州市钟楼区事业单位改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钟事改（2004）1号文件，文件为关于同意常州市钟楼区市政工程管理处改制的批复，主要内容为，常州市钟楼市政工程管理处按“先售后股”的办法进行改制，该单位评估后的净资产为2239256.88元，属集体资产，对该单位净资产进行处理，核减资产总额为4271569.98元，该单位的净资产为负2032313.10元，鉴于该单位的实际情况，同意按零资产出售（转让）给原单位职工，并重新注入资本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3月12日，常州市钟楼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形成改制转企募股方案（草案），主要内容为，总股本500万元，每股5万元，总股本分两次到位，第一次为改制转企时，募股100万元，每股1万元，分为100股，第二次为2004年10月，原股东股本由1万元增加至5万元，入股方式为职工以货币形式一次性交款。
2016年11月24日，杭麟向钟楼市政公司现金存款40000元、26685元。同日，钟楼市政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收款事由分别为补足投资款、投资款逾期利息2005.3.11-2016.4.25。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合法，杭麟是否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聂德顺是否应该向钟楼市政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一审程序合法，杭麟无需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理由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杭麟虽为钟楼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钟楼市政公司改制过程中亦为钟楼市政公司的原始股东，后杭麟受让了聂德顺持有的钟楼市政公司的股权，但是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非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杭麟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无需通知杭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审理程序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本案中，2005年2月18日钟楼市政公司承诺增资400万元由公司另行筹资完成增资，并且征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即钟楼市政公司与全体股东在增资过程中对款项的来源问题达成了一致。后钟楼市政公司增资过程中委托金磊公司将款项汇入钟楼市政公司的验资账户，完成了验资，即钟楼市政公司按照同意书进行了增资。钟楼市政公司在验资结束的当日及次日以往来的名义将400万元汇给了金磊公司，现钟楼市政公司要求聂德顺补足出资并承担相应的利息，违反了钟楼市政公司同意书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钟楼市政公司可以自行按照同意书的内容筹资完成增资，以符合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要求，若钟楼市政公司无法自行筹资完成增资，亦可以依法减资。其次，钟楼市政公司及现任法定代表人杭麟均明知在增资过程中系由钟楼市政公司自行筹资，现钟楼市政公司起诉聂德顺要求补足出资，既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浪费了司法资源。
综上所述，上诉人钟楼市政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聂德顺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4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常州市钟楼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聂德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65元，按规定减半收取1482.5元，由钟楼市政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65元，由钟楼市政公司负担（钟楼市政公司已经预交1135元，钟楼市政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1830元迳付聂德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梅
审 判 员 潘慧勇
代理审判员 龙海阳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