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临行初字第14号
原告临桂县两江镇上宅村委会圳x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圳x三组”）。
法定代表人龙x奀，组长。
委托代理人徐x，广西金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新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蒙x，临桂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梁光x，临桂县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龙x奀。
委托代理人龙秀x。
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上宅村委会下x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x二组”）。
法定代表人梁丁x，组长。
委托代理人周春x。
第三人梁新x，又名梁承x。
委托代理人周春x。
原告圳x村三组不服被告县政府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之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5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元月28日立案受理，于同年1月29日、2月9日分别向被告县政府、第三人龙x奀，第三人下x二组、第三人梁新x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圳x三组法定代表人龙x奀及其委托代理人徐x，被告县政府委托代理人蒙x、梁光x，第三人龙x奀及其委托代理人龙秀x，第三人下x二组及梁新x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春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政府在其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及处理结果。
被告县政府认定，经查：争执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历史时期，各级人民政府均未确定过权属。争执地的西北方有湿地松，东南方为荒草地。争执地东边岭脊有四个茅地坑。解放后至1979年当事人双方都在该争执地上割过茅草、砍过树。1981年落实林业“三定”工作时，双方当事人都填发了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现两江镇人民政府仍保存有原渡头公社上宅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和山界林权证存根。其中，《渡头公社XX大队圳3生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第七栏记载：村别：上宅村，队别：圳3，户数：个奀，土名：老虎尾，荒山面积400（应为茅草把数），牧场面积0.7亩。四至界线：东至下角金亻夭。西至火生，南至曹，北至大话。渡头公社上宅大队圳背三生产队证号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十六栏记载地点老虎尾：面积0.7亩。《渡头公社上宅大队下角二生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第八栏记载：户数人口：梁x福、土名：老虎尾，荒山面积700把（应为茅草把数），牧场面积：11.7，无四至界线记载，备注栏记载：“已圳龙x奀双方不明”。渡头公社上宅大队下角二生产队证号37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七栏记载：地点：老龙尾，面积11.7亩。登记表与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面积的排列顺序相符，但地名有几项不符。当事人双方都没有向人民政府提供出《山界林权证》正本。1983年该争执地因界线不清发生争执，当时上宅村委支书徐x元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调解过，结果如何没有留下书面材料，当事人双方说法不一。之后双方当事人的村民均在该争执地上割茅草和砍过树；1992年在乡政府组织发动下，在争执地的这一带山场办起了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造林的联户林场种植湿地松，争执地也在联户林场的造林范围内。2007年因冰冻雪灾危害林木，林场结束办场。
2008年2月，下x二组与圳x三组因下x二组村民梁新x在老虎尾（地名）林地上砍伐湿地松和老板准备开发该地地下的矿藏，引发林地权属争议。经本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指认：争执地地名称老虎尾。争执地的四至界线为：东至岭脊与梁田成承包的林地为界，南至沟，西至小岭脊与龙x奀承包林地为界，北至岭脊小路与梁桥松承包的林地为界。争执面积约6亩。纠纷发生后，经县、镇两级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均未达成协议。县政府于2010年8月16日作出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圳x三组和下x二组均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0年11月4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0）1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起诉到临桂县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遂判决予以撤销，责令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县政府认为，争执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历史时期，各级人民政府均未确定过权属。双方当事人都在争执地内割过茅草、砍过树，有一定的管业事实。下x二组的第37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老龙尾”栏和山界林权登记表中记载的梁x福户“老虎尾”栏地名虽不同，但面积和排序均相符，当地并无老龙尾地名，应为登记时笔误；登记表中虽无四至界线记载，但在登记表备注栏中已注明梁x福与龙x奀的承包林地界线不清，证明1981年填发《山界林权证》时当事人之间对争执地界线已存在异议，且其记载的11.7亩面积大于争执地面积。圳x三组的第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证登记表中记载的龙x奀户的老虎尾栏，四至界线记载东边与下x二组梁x福户相邻，但没有标注地标物，且记载的0.7亩面积小于争执地面积。故双方当事人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登记表档案材料均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1983年当事人双方在村委会调解下是否达成协议无证据证实。从书面证据和调查情况看，争执地1981年填发《山界林权证》时已存在纠纷，当事人双方均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争执地权属完全属于本组集体所有，主张争执地全部权属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老虎尾争执地以中间由东北往西南划一条线为界，当事人双方各占50%的面积，争执地的上部分林地和林木权属归圳背第三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争执地的下部分林地和林木权属归下角第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本院发出应诉通知书后，被告县政府于2015年2月2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据：
证据1、下x二组的确权申请书，证明下x二组向人民政府申请对争执地进行确权，以及主张争执地权属的理由；
证据2、圳x三组的确权申请书，证明内容同证1；
证据3、两江镇政府档案中保存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登记表》，以综合证明①1981年县政府曾颁发过《山界林权证》给双方当事人；②登记表中“个奀”（指龙x奀）栏四至界线的“东至金亻夭”无地标物记载；③证中标注有“已圳龙x奀双方不明”备注；④记载面积与实地不符；⑤证中记载内容不能断定争执地归谁；
证据4、现场勘察图和笔录，证明①争执地地名；②面积；③争执地四至界线；④争执地内地被物及分布情况；
证据5、调查笔录（包括调查老支书徐x元，争执地旁边的承包人、当事人等）共10份23页，综合证明：①解放后双方当事人在争执地内有割草砍树行为；②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政府对争执地没有确过权；③落实林业“三定”工作时，双方当事人采用各户承包各户土改山的方法承包到户；④1992年在争执地办联户林场种植湿地松，2007年因冰冻雪灾停办，没有支付地租，原签订的合同找不到；⑤1983年原村委支书徐x元调解过纠纷，是否达成协议无书面记录。双方说法不一，第三人只有徐x元一人证词；⑥调查结果无倾向性结论，仅作政府确权参考；
证据6、调解笔录（共6份21页），证明①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政府对争执地没有确过权；②双方当事人在争执地内有割草砍树行为；③落实林业“三定”工作时，双方当事人采用各户承包各户土改山的方法承包到户；④1992年在争执地办联户林场种湿地松，2007年因冰冻雪灾停办没有支付地租，原签订合同找不到了；⑤经本政府组织多次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
证据7、临政处字（2010）9号文、市政复决字（2010）103号复议决定文、（2011）临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共3份20页），综合证明①临桂县政府于2010年8月16日对争执地作出过处理决定；②2011年5月24日临桂县人民法院一审撤销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证据8、上宅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009年9月22日梁田成呈交给上宅村委会的申请书（共2份2页），综合证明①圳x村一组梁友弟的父亲叫梁火生；②下x二组山界林权证存根中“老龙尾”的地名系写错，应为“老虎尾”；
证据9、当事人的法人代表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共6份6页），证明双方当事人的法人代表身份以及下x二组委托周春x等人作为代表处理本纠纷的授权委托书；
证据10、临政处字（2014）4号处理决定文，证明2014年6月30日临桂县人民政府对争执地土地权属重新作出了处理决定；
证据11、市政复决字（2014）197号复议决定文，证明市政府维持临桂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原告圳x三组诉称，一、被告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1、（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有一处明显错误。即第三页第三行的“争执地的西北方有湿地松，东南方为荒草地”，这是争执地的现状。争执地在争执发生前植被是湿地松，2008年因下x二组村民采伐才导致东南方变为荒草地的。上述内容摒弃前因后果，掩盖了下x二组村民侵权的事实，也混淆了事实真相。2、决定书中，根据下x二组提供的第37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登记表的面积相符便认为老龙尾是老虎尾，有失公正。第一、根据经验，80年代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的面积记载多与现实不符，因没有实际测量过，只是估算；如圳x三组的山界林权登记表记载的茅草把数为400把，估算出的面积为0.7亩，而下x二组的山界林权登记表记载的茅草把数为700把，估算出的面积却为11亩。第二、下x二组的山界林权登记表没有界线，因而无法作出准确推定，且决定书也认为下x二组的登记表与存根的地名有几项不符。既然被告已不把双方的存根与登记表的内容作为确权的依据，那么，则不能以存根与登记表的内容作出事实的推定。
二、在纠纷中划定争执地东面界线的依据应是茅地坑与当时的村委会干部徐x元的证词。因为双方在1983年因东面界线不清发生争议时，已在村委会干部徐x元的调解下以挖茅地坑为界平息了争端。现东面界线中段仍有四个茅地坑，可以四个茅地坑为基点扯直线作为争议双方的界线。茅地坑是物证，徐x元是中立者，他的证词是证人证言，因此具有极强的证明效力，且二者形成了证据链。但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忽视了该二种证据，丧失了公正立场。
三、（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森林法》第17条与本案无关。应适用《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33条和第36条第一款。
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为其诉请，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1、梁新x调查笔录，证明相邻权人梁新x的宗地与龙x奀的宗地相邻且龙x奀的宗地还要沿沟往下一点。说明他的地并没有与梁新x的地相邻。
证据2、徐x元调查笔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相邻地是以挖坑为界线的，且证人是当时的调解人员。
证据3、龙x三调查笔录，证明争执双方的地是以挖坑为界线的，且证人是当时的调解人员。
证据4、县政府制作的现场勘察图，证明争执地的东线有几个老坑。
证据5、下x二组的申请确权报告，证明下x二组自认在82、83年争执地是以挖坑作为界线的。
证据6、调解会笔录，证明①争执地下方本是松树，是在2008年下x村梁新x砍伐后才变成荒草地的；②龙x奀放松脂时越界对梁田成进行了赔偿，说明龙x奀的地与梁田成的地相邻，与梁新x无关；③责任制以来龙x奀对争执地一直存在管业的事实，而梁新x没有管业的事实。
证据7、争执山场地形草图，该图表明梁新x的宗地和争执地的界线与梁新x的证词内容相一致，即龙x奀的宗地还要沿沟往下一点。
证据8、临桂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附件裁决图，证明争执地四周邻地的权属和争执地东面界线有四个老坑；
庭审时补充提供：证据9、上宅村委会于2009年5月15日出具的“调查证明”，证明争执地归属原告，之后第三人下x二组变更诉求及村委干部徐x元到现场处理过。
证据10、第三人龙x奀之儿子龙秀x在县政府处纠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张），以证明显示争执地东线的几个坑是老坑。
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辩称，老虎尾争执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历史时期，各级人民政府未确过权，双方当事人在争执地内都有一定的管业行为。下x二组的第37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中记载“老龙尾”栏和山界林权登记表中记载的梁x福户“老虎尾”栏地名虽不同，但面积和排序相符，当地并无老龙尾地名，应为登记时笔误；登记表中虽无四至界线记载，但在登记表备注栏中已注明梁x福与龙x奀的承包林地界线不清，证明1981年填发《山界林权证》时当事人之间对争执界线已存在异议，且其记载的11.7亩面积大于争执地面积。圳x三组的第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证登记表中记载的龙x奀户的老虎尾栏，四至界线记载东边与下x二组梁x福户相邻，但没有标注地标物，且记载的0.7亩面积小于争执地面积。故由镇政府保存的双方当事人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登记表档案材料均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1983年该争执地因界线不清发生争执，当时上宅村委支书徐x元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调解过，结果如何没有留下书面材料，当事人双方说法不一，是否达成协议无证据证实。从书面证据和调查情况看，争执地1981年填发《山界林权证》时已存在纠纷，当事人双方均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争执地权属完全属于本组集体所有。如果将争执地全部裁定归还圳x三组集体所有，那么下x二组村民梁x福家在老虎尾就没有承包地了。因此，本政府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告圳x三组的诉讼理由是不成立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恰当，处理结果公平公正，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龙x奀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庭审中表示赞同原告圳x三组的起诉理由。
第三人龙x奀未提供书面证据。
第三人下x二组和第三人梁新x述称，①在集体时期1979年间因圳x三组割毛草割过界产生纠纷。当时纠纷的是老山场，即龙x奀家和梁x福家的老虎尾山场，当时的村委干部徐x元上山调解以挖坑为界，下x二组的人不同意，未能调解成功，是龙x奀家人一厢情愿挖坑分界，下x二组有书面证据证明当年调解不成功，山界林权登记表中第七栏（即梁x福）一栏，备注记载与龙x奀双方的山场界线不明确。之后也从来没有人上山调解过该双方的山场纠纷。挖抗为界也是龙x奀家人一厢情愿。更何况真如龙x奀所说：“在1979年徐x元调解挖坑为界，他的山场以梁田成的山场交界”。那么梁新x家老虎尾的山场在哪里？
②下x二组在争执地西边与龙x奀山场交界的界线（脊）上也找到几个坑，有两个老坑。不管坑挖在什么地方，下x二组都有书面证据证明不同意。因此，被告县政府理应查清历史事实和纠纷情况。历史以来都以脊、路、沟、槽为分界线的，这一点被告是清楚的，也是当地的习俗。而争执地并无明显类似的分界线，又明知龙x奀挖新坑，把梁新x在老虎尾的山场一并侵占，这已经证明了争执地完全属于梁新x家的。而被告故意违背历史界线把不能一分为二的争执地一分为二。作出了违背历史界线且程序违法的错误处理决定。
③现双方当事人都有存根，但被告故意不将其作为证据。该书面证据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凭据，是有法律效力的。被告理应依法按照存根记载将龙x奀的老虎尾山场追加到本案中来，双方按书面证据登记的材料比例给予分割。被告也明知龙x奀《山界林权登记表》中四至为：东至下角金福，西至火生（梁友弟父亲），南至槽，北至大化。该四至与争执地四至完全不符。已经证明龙x奀的山场不在争执地范围之内。
④龙x奀不管按亩数或按四至，还是按把数（就算不是笔误把40写成400把），他的山场要想和梁田成的山场交界还差十万八千里。
综上所述，龙x奀挖新抗，把梁新x家的老虎尾山场一并侵占。被告违背历史：“脊”、“路”、“沟”、“槽”之原则，违背存根记载的四至范围和违反法律，作出了错误的处理决定。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公正判决，撤销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判决由被告重新对争执山场土地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人龙x奀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庭审中表示其陈述意见同意原告圳x三组的起诉意见。
第三人龙x奀未提供书面证据。
第三人下x二组、梁x福除在行政程序中已提交相应证据给县政府外，在本次诉讼程序中另行提供了下列证据：
1、下x二组村民梁桥松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其承包的山场历史以来和梁新x家的山场交界，不与龙x奀的山场交界；圳x三组和下x二组历史以来没有人工砌脊为界。
2、原上宅村委会支书徐x元于2010年9月13日出具的“证明”（下x二组自称原件已提交给县政府），内容为：“1983年我去处理圳背龙连嫂（注：龙x奀母亲）与下角梁x福山场纠纷，根本与梁田成无关，挖坑不与梁田成山场交界”。
3、“下角二生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与县政府提供的证3相同），以证明①梁x福承包山场的亩数为11.7亩；②与龙x奀承包的山场是交界的。
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于2015年4月14日召集原告、被告、第三人三方代表到争执地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勘察，制作了争执地四至界限现场勘察平面草图，并拍摄了一组照片（6张），三方代表均对本院制作的现场勘察草图签名认可，对现场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同时，本院还根据原告和第三人下x二组的申请，到两江镇司法所调取下x二组《山界林权证》中梁田成名下承包地的四至界线的存根以及圳背一组（梁新x老山场）的《山界林权证》的存根，但因客观原因未能调取到；顺带调取到的是圳x三组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存根（与各方提供的相同）和下角第一生产队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存根（与本案无关，无采用价值）。
经庭前交换证据和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对被告县政府提供的全部书证（含附图、现场勘察图等），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效力、目的均予认定，且原告及第三人均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证明效力。故此，可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
二、本院勘察争执地现场时制作的现场勘察平面草图及拍摄的现场照片，亦作为本案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
三、对原告圳x三组提供的证1至证7，其来源均取至于被告县政府在处纠过程中收集的“调查笔录”、“现场勘察图”、当事人本身的“申请确权报告”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一）均系原告对些“证据”中的某些内容或一句话的断章取义、曲解其含义，或专选其中某句对其有利的话加以放大后，作为其证明目的；（二）其证明目的与县政府持有相同“证据”的综合证明目的是相反的；（三）不是其持有的且能证明土地权属的原始证据，系全部从县政府提供的原始的证据中复印而来，为己所用。故不予采信。对证8，对其真关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对庭审中补充提供的证9、证10，其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该两证据早在县政府处纠期间即已形成，应提交给县政府参考，但未提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四、对第三人下x二组、梁新x提供的证1、证2，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其一，系复印件；其二，出具证明的证人未到庭作证，无法确认上述“证明”系其亲自书写以及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其三，徐x元的“证明”中有部分与其之前的证词有矛盾之处；其四，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故不予采信。对证3，其真实性与证明内容均予认定。
依据上述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圳x三组与第三人下x二组发生土地权属争执的岭场名称为“老虎尾”，其四至界线（经双方指认）为：东至岭脊与下x二组梁田成承包的林地为界，南至沟，西至小岭脊与第三人龙x奀（圳x三组人）承包的林地为界，北至岭脊小路与下x二组梁桥松承包的林地为界，争执面积双方认可约为6亩。争执地内的植被情况为，西北方有成林的湿地松，东南方为荒草地（原告认为在2008年被第三人梁新x砍掉已成林的湿地松后才“变”成荒草地的）。争执地东边岭脊（即与梁田成承包林地的交界处）有四个茅地坑。原告认为系1983年上宅村委会支书徐x元“调解”时所挖，作为龙x奀家与梁新x家的承包地的分界线，但第三人下x二组及梁新x对睛予以否认。该争执地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历史时期，各级党政机关均未确定过权属。解放后至1979年争执双方都在该争执地上割过茅草、砍过树。1981年落实林业“三定”工作时，双方当事人都填发了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现两江镇人民政府仍保存有原渡头公社上宅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和《山界林权证》存根。其中，《渡头公社XX大队圳3生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第七栏记载：村别：上宅村，队别：圳3（即圳背第三生产队），户数：个奀（即龙x奀承包，故其为本案当事人之一），土名：老虎尾，荒山面积400（应为茅草把数），牧场面积0.7亩。四至界线：东至下角金亻夭（即下角第二生产队梁x福“亻夭”系当地“福”的习惯简写），西至火生（即梁火生，已故，其儿子为梁友弟），南至曹，北至大话（人名）。渡头公社上宅大队圳背第三生产队证号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十六栏记载：地点老虎尾，面积0.7亩。《渡头公社上宅大队下角二生产队山界林权登记表》第八栏记载：户数人口：梁金亻夭，（即梁x福承包，其病故后由其儿子梁新x继承承包权，故梁新x为本案当事人之一），土名：老虎尾，荒山面积900把（应为茅草把数，经仔细辩认应为“900”，县政府原认定为“700”应属错误），牧场面积：11.7，无四至界线记载，备注栏记载：“已圳龙x奀双方不明”。此句话应理为：“与圳x村龙x奀的承包林地哪里交界，双方都不明确”。（即当时就已出现纠纷的“苗头”，只是暂时撂置下来尚未处理）。原渡头公社上宅大队下角第二生产队证号37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七栏记载：地点：老龙尾，面积11.7亩。山界林权登记表与山界林权证（存根）比对，二者记载的“老龙尾”、与“老虎尾”的面积均为11.7亩，地名的排列顺序和亩数也基本相符，只是《山界林权证》存根中的地名少了一项“龙月塘”（第三栏），为17栏，登记表为18栏。现当事人双方都提供不出《山界林权证》正本。1983年该争执地因界线不清发生争执，当时上宅村委会支书徐x元曾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调解过，但结果如何，因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现双方当事人对此说法不一。而徐x元对此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证词”，且无其他相应证据与之印证。原告圳x三组认为，当时以挖茅地坑为界，即与梁田成承包林地的交界处上尚存的四个（老坑）为界，以东为下x二组岭场，以西为圳x三组岭场。而下x二组否认其说法，认为真如其说，以“不知何时何人挖起的坑为界”的话，那么，梁新x承包的林地到哪里去了？无形中消失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并认为徐x元调解纠纷是在1974年或75年的事，而不是1983年。1983年之后双方当事人的村民仍在该争执地上割草和砍树；
1992年在乡政府组织发动下，以上宅村村民梁个生为主的几个合伙人，以租地的方式，在争执地及周边一带山场办起了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造林的联户林场种植湿地松，争执地也在联户林场的造林范围内。2007年因冰冻雪灾危害林木，林场结束办场。原告及第三人均称由原队长（组长）与梁个生等人签订的“用地协议”已找不到了，也未收到过租金。现争执地西北方尚存的湿地松即为当年联户林场所种。
2008年2月，下x二组与圳x三组因下x二组村民梁新x在其承包的老虎尾林地上砍伐原“联户林场”种植的湿地松和有老板准备开发该地地下的矿藏，引发了林地权属争议。纠纷发生后，经县、镇两级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均未达成协议。县政府于2010年8月16日作出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圳x三组和下x二组均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0年11月4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0）1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临政处字（2010）9号行政处理决定，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遂判决予以撤销，责令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县政府经重新调查取证后，在召集双方再次调解未果后，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圳x三组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4）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桂县政府作出的（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圳x三组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圳x三组与第三人下x二组争执的土地权属的“老虎尾”山场，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各级人民政府均未确定过权属。该争执地在上宅村民梁个生等人利用世行贷款开办“联户林场”前，双方都陆续有过在争执地内割过茅草、砍过树的管业事实。本案争执双方的争议焦点实质上是原告村民龙x奀与第三人下x二组村民梁新x各自承包本组集体山场的林地的东面交界线（或称分界线）在哪里（或称以哪里分界）的问题。从本案已有的书面证据和查明认定的事实来看，第三人下x二组的第37号《山界林权登记表》（存根）中记载的“梁金亻夭（梁x福）户”老虎尾“栏地名虽不同，但从二者综合比对考证，其各农户承包的山场名称、面积、栏目排序等登记事宜是基本相符的，完全可以认定“老龙尾”的名称系登记时的笔误，又因当地并无“老龙尾”的地名，“老龙尾”应指“老虎尾”。下x二组上述“证”、“表”（存根）中对“老虎尾”栏无四至界线记载，其面积11.7亩大于争执地面积（约6亩）但在“备注栏”中已注明梁x福与龙x奀承包的林地界线不清，证明在当年填发《山界林权证》时就已存在界线争议。而从原告圳x三组的第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与《山界林权登记表》（存根）中记载的龙x奀户的“老虎尾”栏，其四至范围的东面界线与“下角金亻夭”（即梁x福）相邻，但没有标注地标物，即以哪里为界没有标明，且其记载的面积0.7亩亦远远小于争执地面积（约6亩）。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即原告村民龙x奀承包本组集体的“老虎尾”山场林地的东面与第三人梁x福（现为梁新x）承包本组集体的“老虎尾”山场林地的西面是交界相邻的，但这条分界线（也称交界线）到时底在哪里，双方各执其词，但都提供不出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双方各自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和《山界林权登记表》所记载的内容亦不能证明“分界线”在哪里。因此，原告圳x三组与下x二组均主张争执地的全部权属，均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县政府根据争执双方都有过在争执地内割过茅草、砍过树等管业事实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从“三个有利于”原则综合考量，依据法定职权，作出对本案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之处。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在1983年由村委支书徐x元调解下，双方已达成了以挖茅地坑为界，即以现争执地尚存的四个‘老坑’为界，往东属下x二组，往西属圳x三组”的问题。此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和依据如下：（一）当年徐x元的调解，没有形成书面材料，且下x二组予以否认其说法，无法确认其结果；（二）只有徐x元的证词，且其证词前后不一致，亦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属孤证；（三）现有证据均表明龙x奀的承包林地的东面与梁新x的承包林地的西面是相邻交界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双方现亦认可争执地范围的东面至梁田成承包林地的西面为界，如按原告的说法，以争执地上尚存的四个“老坑”为界的话，而这四个“坑”则刚好处在争执地与梁田成承包林地的交界处，那么，这样一来，则整块争执地就属于原告圳x三组的了，直接“变成”龙x奀的承包林地与梁田成了的承包林地相邻交界了，梁新x的承包林地则无形中消失了，不知到哪里去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的；（四）龙x奀名下承包的老虎尾山场林地登记面积只有0.7亩，远远不能涵盖争执地约6亩的面积（还不包括未发生纠纷的承包林地的面积）。故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圳x三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莫桂林
人理审判员廖鹏涛
人民陪审员 唐良保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蒙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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