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05刑终205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仁忠，男，1960年2月14日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经营，住常熟市。2015年1月14日因涉嫌犯高利转贷罪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逮捕，2017年7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根发，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害单位常熟市海虞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海虞镇学前路幸福家园1幢，法定代表人罗某1。
诉讼代理人李韧夫，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高仁忠犯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一案，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6）苏0581刑初140号刑事判决。判决宣告后，常熟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高仁忠分别提出抗诉和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恩滕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高仁忠及其辩护人陈根发、被害单位常熟市海虞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讼代理人李韧夫到庭参与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公诉机关指控：
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高仁忠先后通过陈某2、唐某、宋某、顾某2等20余人及由高仁忠控制的常熟市联谊化工有限公司、常熟市神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由高仁忠实际控制的公司或高仁忠债务人控制的公司做担保，以用于生产经营为名、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方式，多次骗取常熟市海虞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虞小贷公司）贷款共计30700万元，其中被告人高仁忠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将上述部分贷款资金中的7216万元（海虞小贷公司的贷款月利率为1.25分-1.6分），以2至3分的月息高利转贷给孙某1（已另案处理），从中赚取利息差3876478元。上述贷款资金实际由高仁忠使用，现被告人高仁忠无法归还贷款，造成海虞小贷公司经济损失8300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
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高仁忠先后通过他人及由高仁忠控制的公司作为借款人，多次取得海虞小贷公司贷款累计30700万元，后被告人高仁忠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将上述部分贷款资金中的7216万元（海虞小贷公司的贷款月利率为1.25分-1.6分），以2分至3分的月息高利转贷给孙某1（已判刑），从中赚取利息差3876478元。
2013年海虞小贷公司报案称孙某1、高仁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高仁忠后主动至常熟市公安局如实说明了贷款经过及资金用途，公安机关经侦查后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5年1月14日上午海虞小贷公司委托刘某3报案，下午罗某1报警称高仁忠在其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经侦大队民警前往将高仁忠抓获，归案后被告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仁忠的供述，证人刘某3、史某1、张某、顾某1、罗某1、陆某1、潘某、王某、金某、陶某1、孙某1、陈某1、高某1、许某、唐某、戈某、宋某、陈某2、刘某1、邵某、徐某、顾某2、刘某2、顾某3、顾某4、范某1、范某2、陶某2、严某、朱某、叶某、李某1、蒋某、陈某3、丁某、周某、吴某、李某2、邓某、仲某、陆某2、高某2等人的证言，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关于同意海虞小贷公司开业的批复、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通知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股东会决议、贷审会决议，海虞小贷公司提供的借款明细、转账凭证，海虞小贷公司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农商行账户转账支票及银行卡取款凭证，高仁忠实际控制的神舟物资、联谊化工的贷款去向，孙某1、陈某1的农业银行卡银行流水，高仁忠尾号8019农业银行卡银行流水、高某1尾号0319农业银行卡银行流水，高仁忠自2010年8月至2012年12月历次借款明细、由高仁忠找来的借款人陈某2、唐某等人取款凭证及银行转账、还款记录账单等，海虞小贷公司提供的以陈某2、唐某、宋某、罗某2、顾某2、刘某1、徐某、陆某2、苏某等人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高仁忠、孙某2、浦二官、陈某4、谈某1、丁某、陈某3、罗某3、史某1、戴某1、戴某2的银行流水，常熟市宝隆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公司银行账户（谢桥农商行）流水及转入高仁忠个人账户情况详单，高仁忠、高某1、谈某2、孙某2等个人银行账户流水及其他相关借款人的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常熟市邦杰塑料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常熟市红晶经纬编有限公司、常熟市宝隆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常熟市德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常熟市联谊化工有限公司、常熟市神舟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江苏一明塑料有限公司、苏州维纳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孙某1、陈某1的银行查询记录、记账凭证等材料，高仁忠提供的银行汇款清单、借款凭证、借款确认书、贷款明细，常熟市宝隆公司账户明细，孙某1借条，高某1转账记录，高仁忠个人账户明细，承诺书（海虞小贷公司、高仁忠高某1、孙某1三方），受理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发破案经过、抓获经过及情况说明，人口信息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高仁忠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被告人高仁忠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高利转贷罪判处被告人高仁忠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责令被告人高仁忠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87647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称：1.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巨大虽没有明确标准，但根据《刑法》第三章第四节已规定量刑标准罪名的升格尺度，通常以追诉标准五倍计算，上诉人高仁忠违法所得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38倍以上，认定“数额巨大”更利于体现量刑均衡的刑事政策。2.上诉人高仁忠采用虚构担保人、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骗得海虞小贷公司贷款的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罗某3、史某1违规实施的职务行为系高仁忠实施骗取贷款犯罪的帮助行为，虽违反金融监管要求，但不能成为阻却高仁忠犯罪的理由。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应予纠正。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与常熟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一致，并进一步明确参照同属《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信息罪，上述罪名规定的第二档犯罪数额都是第一档的五倍，原审判决认定高仁忠高利转贷获利387万余元为“数额较大”系适用法律错误，应认定为“数额巨大”，并以此为前提量刑。
高仁忠上诉称：1.海虞小贷公司不属《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的金融机构，法院不应适用该条对其定罪量刑。2.其与海虞小贷公司之间的关系仅系民事纠纷，且主要是担保关系，实际用款人是孙某1，其没有实施转贷行为，不构成高利转贷罪。3.海虞小贷公司管理不规范，存在违规放贷行为，且其申请贷款时所提供的资料都是按照小贷公司工作人员罗某3、史某1的要求所制作，海虞小贷公司总经理刘某3对贷款模式、担保方式也是知情的，公司没有被骗，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小额贷款组织是国务院在2006年授权银监会牵头、会同人民银行等部门研究制定管理办法的新生事物，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仅将其定义为“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明确其系金融机构，原审判决认定海虞小贷公司的性质系其他金融机构的依据不足。2.向海虞小贷公司借款的人与转贷人主体不同一、贷款金额与转贷金额没有一一对应，且高仁忠及其控制的公司在海虞小贷公司办理的贷款业务中主要充当保证人的角色，原审判决认定高仁忠犯高利转贷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高仁忠在孙某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遭受了上亿元的损失，客观上并未获取违法所得，原审判决认定违法所得3876478元依据不足，且据此判决追缴违法所得并以该数额为依据判处罚金四百万元，量刑过重。
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是：1.原审判决认定高仁忠犯高利转贷罪定性准确，但认定“数额较大”不当，应认定为“数额巨大”。2.罗某3、史某1帮助高仁忠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海虞小贷公司贷款的行为并非合法的职务行为，也非公司内部程序，且该二人知情并不等于海虞小贷公司知情，原审判决认定罗某3和史某1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据此认为该行为具有外部效力，应当视为海虞小贷公司知情，因海虞小贷公司未被骗而认为高仁忠的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论断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法律依据。抗诉机关及支持抗诉机关认为上诉人高仁忠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意见成立，且应认定其行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间量刑。
二审经审理查明：
海虞小贷公司于2010年7月15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同意开业，2010年7月22日经工商登记成立。
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间，上诉人高仁忠先后借用陈某2等个人或以其本人所控制公司的名义，以1.25分至1.6分的月利率从海虞小贷公司贷款人民币8150万元。后上诉人高仁忠以转贷牟利为目的，以2分至3分的月利率将上述贷款中的人民币7216万元高利转贷给孙某1（已判刑）。截止2011年11月30日，上诉人高仁忠从孙某1处赚取的利息差为人民币3876478元。
2013年底，海虞小贷公司报案称孙某1、高仁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后高仁忠主动至常熟市公安局如实说明了贷款经过及高利转贷给孙某1的事实，公安机关经侦查后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5年1月14日上午，海虞小贷公司委托刘某3报案，当日下午罗某1报警称高仁忠在其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接报后将高仁忠抓获，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二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与原判决相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当庭举证、质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支持抗诉意见、上诉人高仁忠的辩解、其辩护人和辩护意见以及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本院归纳并综合评判如下：
一、海虞小贷公司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的问题。
骗取贷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均以放款单位是金融机构为前提，海虞小贷公司在性质上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海虞小额公司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机构，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的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第二，海虞小贷公司系经许可从事面向“三农”发放贷款等业务的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放贷业务系金融业务。第三，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认可小额贷款公司为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同意颁布的《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将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归入金融机构。第四，海虞小贷公司设立后不久即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进行新增法人金融机构信息申报，并经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审核同意后取得金融机构编码。第五，作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授权主管机关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7年11月16日印发了《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业分类属于非货币银行服务类金融机构。综上，本院认为，不管从分类形式上还是从业务实质上均应认定海虞小额公司属于金融机构。故对上诉人高仁忠的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应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骗取贷款罪是否成立的问题。
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海虞小贷公司放款给高仁忠是在公司成立后，公司副总经理罗某3、放贷组长史某1是基于高仁忠信用度较高的判断而主动找到高仁忠希望其到公司贷款的，高仁忠的贷款都是借用他人或以其所控制公司名义借款、以其名下公司作担保的形式获得，财务报表作假是罗某3为顺利放贷而让高仁忠进行修改的，当时高仁忠的信用状况并未恶化，罗、史某2对报表作假等情况从一开始就知情并参与其中，这种贷款方式也是罗某3等人确定的，公司总经理刘某3对贷款方式亦从一开始就知情。高仁忠自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共向海虞小贷公司借款80笔，涉及金额共计36500万元，至今仍有8700万元未能归还。但在2011年11月，即孙某1停止向高仁忠支付利息后，高仁忠就及时将转贷给孙某1的事情告知罗某3，最迟到2012年1月，刘某3就已知情。后续贷款，是在罗某3、刘某3等人共同商议下，采用新贷还旧贷的方式，以期达到“以时间换空间”，盘活高仁忠名下资产从而降低海虞小贷公司损失的目的。据此，本院认为，虽然高仁忠在贷款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财务报表等手段，但这种方式是在海虞小贷公司负责放款的罗某3、史某1等人的安排下操作的，在孙某1停止付息后，后期的续贷还得到公司总经理刘某3的认可。在海虞小贷公司放贷组长史某1、副总经理罗某3、总经理刘某3均知情的情况下，认定高仁忠骗取海虞小贷公司贷款，并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高仁忠刑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抗诉机关、支持抗诉机关及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认为高仁忠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诉人高仁忠认为其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
三、原审判决认定高仁忠的犯罪事实及其违法所得数额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
经查，根据上诉人高仁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其在向海虞小贷公司借款之前就已经借钱给孙某1，其从小贷公司贷出来的资金虽以陈某2等个人或单位名义，但资金都是其个人在用，所借资金基本上都借给孙某1了，其向小贷公司贷款的目的就是把资金借给孙某1，从中赚取利息差，其前前后后借给孙某12亿多元。孙某1在2011年10月之前一直按照约定向其支付利息，从2011年11月开始不再付息，本金则从未归还。其供述与孙某1等人的证言、相关银行账户查询明细、海虞小贷公司的贷款和放款资料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高利转贷的犯罪事实。另，公诉机关指控并经原审法院确认的违法所得数额是根据孙某1已经结算给高仁忠利息的那部分放贷资金所对应的利息差计算出来的，根据该方法计算出来的违法所得数额均为高仁忠实际获利数额，且均为其已得的违法所得。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与本院根据在案证据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四、高利转贷获利387万余元是否属于数额巨大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标准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标准二》印发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在经济犯罪审判中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该通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标准二》的规定，并要求在适用《标准二》的过程中，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本地实际，依法审慎稳妥处理好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上诉人高仁忠违法所得数额达人民币3876478元，足以认定违法所得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可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高利转贷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未认定上诉人高仁忠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较为符合本案实际情形，亦符合罪刑法定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故对抗诉机关、支持抗诉机关及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高仁忠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上诉人高仁忠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和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可华
审判员 徐 奕
审判员 辛以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倪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