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终5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平寨镇公园路小吃城商住*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荣兴，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国，男，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啟凤，女，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五里牌。
法定代表人：莫育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翊芳、彭文华，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与万家丽路交汇处东南角湘煤大厦****号。
法定代表人：肖振林，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卓奇，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武冈市安乐乡塘富村*组。
法定代表人：陈立志。
上诉人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润矿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东电力公司）、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金时代公司）、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达绿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远县人民法院（2016）黔2625民初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荣润矿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是通过什么程序、方式及规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除在（2016）黔2625民初195号民事裁定书中提及，从未向上诉人进行告知，本案中也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与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的相关规定，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审理，原审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存在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黑金时代公司的证据材料，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不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其两者之间的煤炭销售明显系虚假交易；3.上诉人曾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签订多份《煤炭买卖合同》，双方之间存在长期煤炭供销关系，通过自发和代发的方式向被上诉人供货，已经按照结算要求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铁路运费及铁路服务费的专用增值税发票交于黔东电力公司财务便于双方结算，上诉人也是按照黔东电力公司刘姓负责人的微信、短信联系记录证明上诉人完全是按照黔东电力公司负责人的安排和指令向黔东电力公司供货，黔东电力公司材料采购办向上诉人发出的电子邮件，也可以证明黔东电力公司实际收到上诉人所发的180车煤炭，通过黔东电力公司燃料采购办发送电子邮件向上诉人发送的合同情况洽谈表，也使上诉人充分相信被上诉人要求其发货的真实性，黔东电力公司燃料采购部负责人的微信记录显示也要求上诉人陆续向黔东电力公司发货，以上事实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向黔东电力公司供货的事实，并非原审认定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4.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认定180车煤炭系黔东电力公司与黑金时代公司交易的结果，相应煤炭则应为源达绿能公司发出，但本案中也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与源达绿能公司、黑金时代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关系或任何关联，所涉煤炭交易过程中，黔东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均是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和上诉人进行联系，就供货数量、质量等具体供货情况进行告知，原审判决认定黔东电力公司收到的180车煤炭基于与黑金时代公司交易结果系认定事实错误；5.上诉人提交了与黔东电力公司燃料部主管微信联系记录、短信联系记录等，黔东电力公司也发给上诉人洽谈表、确认收货的电子邮件记录，充分证实了涉案煤炭交易的履行情况，但原审法院却未采信微信、短信联系等重要证据存在严重错误。
黔东电力公司口头辩称，诉争的煤炭发给被上诉人是没有争议的，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是因为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才有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煤款已经完全支付给黑金时代公司等事实，而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函》等证据，上诉人也自认煤炭是黑金时代公司发给黔东电力公司，黔东电力公司完全依据书面合同与黑金时代公司进行结算。本案无论是从程序和事实来说，上诉人的理由均不成立。
黑金时代公司口头辩称其与黔东电力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源达绿能公司未作答辩。
荣润矿产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供煤款3623265元及原告垫付的运费、运输服务费等960071.80元，共计4583336.8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迟延支付货款及费用的资金占用费直至付清时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开始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0625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系被告的煤炭供应商。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2015年1月至5月，双方每月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黑金时代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提供原煤，交易方式为卖方办铁路运输，铁路运输代缴，交货地点为黔东电力公司专用线（羊坪站），其中1月至3月份合同的发站点为：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蒿芝塘、织金、裕民、地宗、大湾、遵义，4月份合同的发站点为：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蒿芝塘、织金、裕民、地宗、大湾、遵义、化处，5月份合同的发站点为陕西、山西、河南及贵州省内站点；合同有效期限其中3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3月14日至同月31日、4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4月10日至同月30日、5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5月1日至同月31日。2015年1月1日及同月2日，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与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分别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及《煤炭购销补充协议》，合同约定源达绿能公司向黑金时代公司供货原煤，交货方式及质量要求等均按照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为准，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3月至5月期间，原告于2015年3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32车、于2015年4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34车、于2015年5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9车，共75车，2015年4月，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分公司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100车，2015年5月，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5车。2015年3月至5月，原告、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分公司、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共计180车，即涉案的全部煤炭。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以其与被告之间有口头约定，原告按约定供煤后，被告不讲诚信，不与原告签订合同而原告已经将煤炭按照约定发货至被告处为由提起诉讼，而被告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为其收到的煤炭系基于其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由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所供的煤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此条确立了合同相对性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地位。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任何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都不得请求合同上的权利，也无履行合同义务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就涉案煤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无买卖煤炭的合同合意。另一方面，原告想要证明其自行向被告运发和委托其他公司代为向被告运发共180车煤，货物运单的托运人有75车系原告。被告虽然认可收到了180车煤炭，但因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长期保持煤炭贸易往来，且在2015年3、4、5月份，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签订有没让买卖合同，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又与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签订有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由武冈源达供应煤炭并直接发货至被告处，故被告收到的180车煤应当是基于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由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结果，而与原告没有直接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如原告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哪个民事主体存在不当得利或者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有责任就其与被告之间就涉案煤炭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收到的180车煤炭系原告履行其与被告间买卖合同义务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上述事实。故对原告基于其与被告就涉案煤炭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请求被告支付货款3623265元及垫付的运费、运输服务费等960071.8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直至付清时止迟延支付货款及垫付费用的资金占用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开始计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荣润矿产公司向本院提交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公司证言，拟证实180车煤炭中105车煤炭是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公司委托六枝特区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分公司代发的货物属于上诉人的。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黑金时代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人身份也无法证实为真实的，交易只能依据合同，不能说煤炭替谁代发的，煤炭就是谁的。本院认为，该份证言并不能直接证实涉案煤炭就属于荣润矿产公司，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黑金时代公司及源达绿能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一）黑金时代公司系黔东电力公司的煤炭供应商。黔东电力公司与黑金时代公司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2015年1月至5月，双方每月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黑金时代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提供原煤，交易方式为卖方办铁路运输，铁路运输代缴，交货地点为黔东电力公司专用线（羊坪站），其中1月至3月份合同的发站点为：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蒿芝塘、织金、裕民、地宗、大湾、遵义，4月份合同的发站点为：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蒿芝塘、织金、裕民、地宗、大湾、遵义、化处，5月份合同的发站点为陕西、山西、河南及贵州省内站点；合同有效期限其中3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3月14日至同月31日、4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4月10日至同月30日、5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5月1日至同月31日。2015年1月1日及同月2日，黑金时代公司与源达绿能公司分别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及《煤炭购销补充协议》，合同约定源达绿能公司向黑金时代公司供货原煤，交货方式及质量要求等均按照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为准，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二）荣润矿产公司曾与黔东电力公司发生买卖合同交易，双方曾于2012年10月24日签订《煤炭供销合同补充协议》补充约定2WLQDRL-2012-32合同相关内容，2015年2月6日，荣润矿产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煤炭购销事项，其中约定结算方式为“1、煤款：17%增值税专用发票；铁路运输：11%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与6%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有效时间为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2月12日”。（三）2015年3月至5月期间，黔东电力公司陆续收到180车煤炭。荣润矿产公司提供《货票》显示荣润矿产公司作为托运人于2015年3月组织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煤炭32车、于2015年4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34车、于2015年5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9车，共75车，2015年4月，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分公司组织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煤炭100车，2015年5月，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煤炭5车。黔东电力公司提供部分《货物运单》显示，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托运人从化处、六枝等运送煤矿到黔东电力公司专线羊坪站。虽然黔东电力公司提供的货物运单不全，但是庭审时荣润矿产公司、黔东电力公司及黑金时代公司均认可货票与货物运单是一一对应的，《货票》及《货物运单》均指向涉案的180车煤矿。（四）2016年3月12日，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我公司从2015年4月委托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分公司所发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的电煤系代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发货，该批货物的所有权属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4月30日，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荣润矿产公司共同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代发委托书》载明“2015年4月，贵州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代理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从化处站发运至羊坪站的电煤共计100车6570吨。属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代发货，所有合同、结算、煤矿支付等手续由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全部负责，若出现任何纠纷与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无关……”。2014年8月1日，源达绿能公司与结算单位黑金时代公司共同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委托书，内容载明：自2014年8月起，源达绿能公司代理黑金时代公司从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夏藤桥、二塘、织金等发运至黔东电力公司羊坪站的电煤，属黑金时代公司委托源达绿能公司代发货。（五）对于涉案180车煤矿，荣润矿产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没有书面合同，荣润矿产公司称通过货票、《代发委托书》、运输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材料即可向黔东电力公司就煤炭进行结算，黔东电力公司与之否认，并称按照煤炭行业的的交易习惯，结算时需要提供合同、结算单、铁路运输费发票、增值税发票，荣润矿产公司并未有相关票据，双方之间并无买卖关系，为此，双方因此发生本案争议。（六）2016年1月26日，荣润矿产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公函》，函上载明“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分别从化处站、幺铺站、安顺站、六枝地宗站发电煤共计180车到贵公司，总计11840吨，贵公司实收11878吨。其中3月份32车，共计2097吨，贵公司实收8850吨。5月份14车，共计942吨，贵公司实收945吨。以上电煤全部属于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所发至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户头上。因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至今未给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付款，现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已申请经过法律程序追回3月至5月份煤矿（3600000）左右。因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未给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有关3月至5月份任何电煤结算手续。希望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支持与帮助，将3月至5月份三笔煤款暂扣在你公司财务为谢”。（七）对于涉案180车煤炭，黔东电力公司、黑金时代公司一致认可是根据前述双方之间签订的书面合同运发，黑金时代公司在运发180车煤炭后，向黔东电力公司提交运输发票原件、增值税发票原件、结算单价原件后，黔东电力公司与黑金时代公司就180车煤炭进行结算，从电子转账凭证记录显示，黔东电力公司已于2015年陆续向黑金时代公司支付款项，尔后，黑金时代公司也分多次向源达绿能公司支付了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荣润矿产公司作为出卖人称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已经将煤炭按照约定发货至黔东电力公司处而要求黔东电力公司支付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荣润矿产公司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就荣润矿产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该事实：首先，荣润矿产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就2015年3-5月涉案煤炭交涉并无任何书面合同，荣润矿产公司称是口头合同，但从其提供2012年、2015年2月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供销合同补充协议》、《煤炭买卖合同》显示，双方之前发生煤炭交易均是有书面合同，且合同上还就煤炭运输、结算方式等进行充分约定，说明双方交易惯例系应签订书面合同，而对于涉案180车煤炭没签订书面合同与常理不符；其次，荣润矿产公司提供的《货票》上虽有75张显示托运人为荣润矿产公司，另105张的托运人六枝特区佳益矿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也认可帮荣润矿产公司代运，但《货票》仅仅能证明运输合同关系，并不能因《货票》而判断涉案180车煤炭的所有人系荣润矿产公司，根据煤炭交易市场层层转售交易的惯例看，托运人也并非就是与收货人交易的直接出卖人；再者，荣润矿产公司提供的短信、微信记录其形成环境、形成时间、是否经过人为删改均无法确认，微信、短信载明的联系主体是否确属黔东电力公司经公司授权的员工，亦没有证据予以证实，短信、微信记录也不能直接证明其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其提供电子邮件单据，上面明确显示发件人为黔东电力公司、收件人为黑金时代公司，更不能证实荣润矿产公司的为实际出卖人的事实；最后，荣润矿产公司称以《货票》便可作为结算依据，但从之前与黔东电力公司签订书面合同约定“结算方式，煤款：17%增值税专用发票；铁路运输：11%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与6%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煤款的结算需要货物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并非仅仅是货票即可。相反，依据黔东电力公司提交的荣润矿产公司2016年1月26日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公函》内容载明的“涉案煤炭，荣润矿产公司自认系代黑金时代公司所发，并要求黔东电力公司暂扣支付黑金时代涉案煤款”内容，反向证明荣润矿产公司并非涉案煤炭的出卖人，虽然荣润矿产公司否认该份函件的真实性，但并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同时，黔东电力公司为进一步证实涉案煤炭系黑金时代公司运发并非荣润矿产公司运发，不仅提供了其与黑金时代公司之间的2015年1至5月签订的书面合同、货物运单等为证，还申请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黑金时代公司参与诉讼后，其所举《煤炭买卖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的事实与黔东电力公司所主张相互印证，即黔东电力公司与黑金时代公司签订了煤炭购买合同，约定由黑金时代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供煤，且对发货站点均作了约定，其中就包括《货票》、《货物运单》上载明的么铺、安顺、六枝等地，后黑金时代公司又与源达绿能公司签订煤炭购买合同，约定由源达绿能公司按照黔东电力公司与与黑金时代公司所签合同内容供煤，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按照各自合同约定向黔东电力公司运发了煤矿，黔东电力公司、黑金时代公司也陆续履行支付义务。至此，原审综合上述双方持有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判断，荣润矿产公司未能举出优势证据予以证明其为涉案180车煤炭的实际出卖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并根据黔东电力公司、黑金时代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涉案煤炭实际出卖人为黑金时代公司以此驳回润荣矿产公司诉请并无不当。
另，黔东电力公司认为黑金时代公司、黑金时代公司认为源达绿能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分别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经过审查认定同意其申请，并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也未违反程序。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16元，由上诉人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集东
审 判 员 李邦华
审 判 员 王 珺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罗 维
书 记 员 罗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