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辽01执复106号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法定代表人：王新北，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刘晓东，男，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工作人员，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委托代理人：欧阳朝霞，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刘锡平，男，195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复议申请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皇姑区政府）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皇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的（2016）辽0105执115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上列当事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沈中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刘锡平的诉讼请求。刘锡平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4）辽行终字第0004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二、确认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皇征补字（2012）第（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程序违法。”2016年3月20日，皇姑区政府以皇征补字（2012）第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为依据，向皇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强令执行被执行人刘锡平搬出地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房屋。皇姑区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刘锡平不服沈阳市皇姑区政府作出的皇征补字（2012）第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于2013年7月15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沈中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刘锡平诉讼请求。刘锡平不服一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辽行终字第4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二、确认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做出的皇征补字（2012）第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程序违法。皇姑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项、第18条第一款第（4）项和第（6）项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判决文书的应当符合“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和“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亦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权利义务主体及给付内容均明确的条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本案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行终字第42号行政判决书的主文内容：“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二、确认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皇征补字（2012）第（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程序违法。”因此，给付内容并不明确，且执行法院亦非行政诉讼案件的一审法院，故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二款规定，皇姑区人民法院裁定如下：驳回申请执行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的执行申请。皇姑区政府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请求：请求撤销执行法院（2016）辽0105执1156号执行裁定书，受理复议申请人关于皇征补字（2012）第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执行申请，主要理由：第一，复议申请人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的是《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未被撤销，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认定给付内容不明确而驳回复议申请人的执行申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执行法院适用民事相关法律法规认定复议申请人提出的执行申请“给付内容不明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第三，复议申请人向执行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院认为其不是行政诉讼案件的一审法院而驳回复议申请人的执行申请违反法律规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执行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行终字第00042号行政判决书裁判理由中有如下记载：“关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漏项的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本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明确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应当包括上述两种补偿方式，被上诉人只对货币补偿作出补偿决定，应认定存在漏项。但是，因被上诉人已经就产权调换问题向本院作出承诺，如出现上诉人要求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情况的，将责成征收部门依法根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予以安置。故，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由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包含两种补偿方式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仅解决不了本案争议，无益于上诉人的权益救济，反而会增加诉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除提供《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征收补偿决定及相关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二）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凭证、催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四）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状况；（五）被执行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及与强制执行相关的财产状况等具体情况；（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情形，即调整的是行政机关对非诉行政行为的申请执行与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以及执行实施等法律关系。因此，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所规定的关于对非诉行政行为的执行范畴。但本案中，复议申请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26日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因被征收人刘锡平的起诉及上诉而先后经过本院一审行政诉讼程序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行政诉讼程序，故该项行政行为已经不属于非诉行政行为的范畴。进而，对于复议申请人的执行申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项的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包括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一款第（6）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因此，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认为该院并非上述行政诉讼案件的一审法院，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一款第（4）项的规定，作为人民法院执行程序执行依据的行政判决书应当符合“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的条件，而该项规定亦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的规定相符。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行终字第00042号行政判决书的裁判主文并未体现明确的给付内容，且该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只对货币补偿作出补偿决定，应认定存在漏项。但是，因被上诉人已经就产权调换问题向本院作出承诺，如出现上诉人要求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情况的，将责成征收部门依法根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予以安置。”故本案情形还存有或然性，不具有确定性。因此，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认为给付内容并不明确，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亦无不当。综上，复议申请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的复议申请。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郑竹玉审 判 员  史永成代理审判员  高 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金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