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北民一终字第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环球，男，1938年6月9日出生，住所地台湾省台北市。上诉人（一审原告）：钟喜玲，女，1954年12月10日出生，住所地台湾省台北市。委托代理人：陈盈球，男，194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北海市海城区（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委托代理人：梁春雷，广西汇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钟喜文，男，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北海市海城区。一审第三人：钟喜琼，女，195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海城区。一审第三人：钟群，女，195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澳大利亚悉尼市。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因与被上诉人钟喜文、一审第三人钟喜琼、钟群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6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梁春雷，被上诉人钟喜文，一审第三人钟喜琼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钟群经本院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钟华山和周彩英生育四名子女，分别是原告钟喜玲、被告钟喜文、第三人钟喜琼、钟群。周彩英于2009年12月19日去世，钟华山于2013年3月20日去世。位于北海市海南路48号房屋，原门牌号为：北海市海宁二里一巷15号。1986年8月27日，以北海市郊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甲方与乙方周彩英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合同中乙方一栏“钟喜玲”三个字被涂画，其后改为周彩英，并加盖甲方的公章。该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新安村小区A型第一幢第八号商品房卖给乙方，房屋长8.7米，宽7.2米，层数为二层。在合同签名处乙方署名为“钟华山代”。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定该合同所载明房屋即为案涉房屋。1993年，该房屋加建至四层。1989年12月25日，周彩英取得了《房产所有权证》，房屋产权人登记为周彩英。1994年3月9日，钟华山和周彩英出具《房屋赠与书》，将上述房屋赠与被告；同日，被告出具了《房屋受赠书》，接受钟华山和周彩英对该房屋的馈赠。1994年3月10日，北海市公证处出具了《赠与公证书》及《受赠公证书》，对钟华山和周彩英与被告的房屋赠与及受赠行为进行公正。2001年10月22日，北海市海南路48号房过户登记至被告名下，被告取得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落款时间为1985年9月16日的陈某荣致钟华山、周彩英的信函记载，有关汇返数笔款项予以建购房屋之事，未悉办理的如何及其他内容。落款时间为1985年8月2日的陈某球寄给周彩英的信件显示，陈某球在信中提及之前汇去4000多元人民币，并询问在此之前汇款的情况；1986年，谭某某写给周彩英的书信，载明陈环球有三万元转交。中国银行北海支行1985年3月出具证明，证明周彩英要求建房用地，属本市大额侨汇户，望侨办协同有关部门尽可能予以解决为盼。1987年12月25日，周彩英向北海市委对台办提交报告，言明女儿女婿在台湾汇款回来要求在家乡建房，希望能在市塘仔村区的地段建房。北海市委对台办意见为周彩英反映情况属实，请领导批示。有关领导批示市规划局：请适当照顾，若塘仔村一带有地，给一地，按私人建房办结手续。1987年3月30日，中共北海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出具证明，证实钟喜玲确系汇款托其父钟华山在市郊房地产开发公司购置商品房7×8两层楼房一栋（在大乪附近）。原告提交的钟华山口述钟喜玲记录的证明书及台湾公证处公正的钟华山陈情状，均记载有北海市海南路48号房屋系钟喜玲出资委托购买等内容。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在2009年12月周彩英去世后才知道房屋过户给了被告。另查明，北海市商业局因与钟喜琼、钟华山房屋纠纷诉至本院，本院1987年7月9日作出（1987）北城民调字第94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钟华山1987年2月下旬受他人委托暂时搬至他人新买的住宅处看管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为案涉位于北海市海南路48号的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案涉房屋是否有法律依据。一、关于原告是否是案涉位于北海市海南路48号的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钟华山、周彩英购买房屋后，二原告曾多次返回大陆探亲，如房屋系其委托购买，应该对购房的权属情况进行核实，并对购房的款项进行核算，但二原告并未采取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的措施；此外，从原告提交的钟华山口述的证明书中可知，2009年7月15日，钟华山已经告知房屋过户给被告的事实，此时周彩英并未去世，如原告系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应及时提出异议并主张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但原告并未提交其主张房屋所有权的证据。可见，原告主张其为案涉房屋实际所有人证据、理由不足。其次，从原告与钟华山、周彩英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说，原告主张对案涉房屋所有权是基于与钟华山、周彩英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并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原告提交的书信等证据表明其确实有汇款的行为及委托购房的意思表示，而周彩英向市委对台办的报告中，明确说明女儿女婿在台湾汇款回来要求在家乡建房，由此可知，二原告确实有汇款给钟华山、周彩英的事实及委托其建房的意思表示，钟华山、周彩英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但钟华山、周彩英夫妇以自己名义购买了案涉房屋，将房屋登记在周彩英名下，并于1994年把房屋赠与被告，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上述案件事实表明，钟华山、周彩英并未完成原告的委托事项。钟华山夫妇未按照二原告的委托购置房屋，由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二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审理。但钟华山、周彩英以自己名义购买房屋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其将房屋赠与被告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因此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案涉房屋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二原告并非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因此主张被告返还房屋并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其对案涉房屋的具有合法的所有权，故其主张被告返还房屋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陈环球、钟喜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负担。陈环球、钟喜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争议的位于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原所有人钟华山、周彩英已经公证赠与被告，被告据此取得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被告对该房屋具有合法的所有权。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理由不成立，故其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详述如下：一、依据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北民一终字第568号民事裁定认为，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以钟华山、周彩英将其所有的房屋赠与钟喜文为由，认为钟喜文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而提起返还原物之诉，钟喜文的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应以房屋的确权为前提，即本案的审理应当首先查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是陈环球、钟喜玲还是钟华山、周彩英。该裁定书曾呈交区高院审查，证明该赠与及公证系有诸多违法行为，故撤销发回重审的。但一审判决书并未遵照中级法院裁定书指示，也不首先查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确权归属为前提的程序进行审理，更不依据相关证据内容、完全回避证据事实作出的错误判决。二、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证实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是钟喜玲托其双亲代购买的事实，《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钟华山l987年2月下旬受他人委托暂时搬至他人新买的住宅处看管房屋”，他人指的是上诉人钟喜玲，新买的住宅就是指钟喜玲委托钟华山、周彩英购买的海南路48号房屋，该房屋系陈环球、钟喜玲所有，钟华山、周彩英将属于上诉人的房屋赠与被上诉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依据非法行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是无效的，故被上诉人应当将房屋返还上诉人。三、一审判决书认定“钟华山、周彩英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有误。从北海市海城区法院（1987）北城民调字第94号案件卷宗中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反映，l986年8月27日签订时，买方签名为钟喜玲。但北海房产管理局存档中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则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办理房屋权属证时，买方内容已经被涂改，先是划掉“钟喜玲”三个字，再写上“周彩英”三个字，是在没有钟喜玲签字和授权的情况下将买方由钟喜玲改为周彩英的。对于合同的变更，《合同法》第7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也就是说只有在“当事人协商一致”前提下，方可变更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的当事人是钟喜玲，而非周彩英。非合同当事人的周彩英依法是无权变更合同，除非周彩英得到钟喜玲的同意和授权。而钟喜玲自始至终主张本案争议房屋是自己购买的，也自始至终主张商品房销售合同买方是自己。综上，周彩英和市郊区房地产开发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变更合同，那么被涂改部分依法应当没有法律效力，本案争议房屋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买方依法仍然是钟喜玲。另外在购屋合同中乙方（买方）由钟华山代签，如果该房屋是钟华山．周彩英出资购买，买方就是钟华山．周彩英，根本不需代签。有力推翻前述16号判决书认定钟华山．周彩英以自己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由此可见，海南路48号房屋是上诉人出资委托钟华山、周彩英购买。四、中共北海市委对台办公室于1987年5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钟喜玲汇款委托钟华山在市郊区房产公司购买房屋。虽然证明中没有注明房屋的门牌号码，但钟华山、周彩英向市郊区房产公司购买的房屋只有一间，就是海南路48号房屋。因此，上诉人出资委托钟华山、周彩英购买的房屋就是本案所讼争的房屋，并非一审判决书认定的：“钟华山夫妇未按照二原告的委托购置房屋，由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二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受理。”把责任推给死去的人。八、钟群（钟喜秀）由澳洲寄台北钟喜玲的亲笔信（1999年2月20日）明确证实海南路48号房屋是上诉人钟喜玲的。九、钟华山陈情状公证书（2011年8月18日），由台北法院公证，经由台湾海基会挂号函送北京海协会转交广西南宁市公证协会，已原封呈交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内容清楚明确，证实海南路48号房屋系台胞陈环球、钟喜玲出钱委托钟华山、周彩英购买和代为看管的。综上可见，本案的证据己充分证明，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是上诉人出资委托钟华山、周彩英代为购置，该房屋的产权应当属于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重审，认定该屋为被上诉人合法占有完全违背事实和相关法律条文。钟华山、周彩英不经上诉人同意，擅自更改合同将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登记于其名下，并将该房屋赠与被上诉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依据非法行为而取得房屋产权是无效的，应将该房屋返还上诉人。周彩英领取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以及被上诉人接受钟华山、周彩英的赠与，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从表面上看合法的，但实质上整个过程中存在诸多的违法行为。本案所讼争的房屋，是上诉人委托钟华山、周彩英代为购置，这是毋庸置否的事实，该房屋的产权应当属于上诉人所有。上诉人没有返回北海居住该房屋之前，钟华山、周彩英只负责代为管理该房屋的职责，不该对该房屋享有产权。钟华山、周彩英在没有征得上诉人的同意情况下，擅自更改合同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房产产权登记，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于周彩英的名下，这无疑是侵害了上诉人的产权，该行为属违法行为。周彩英通过非法行为所取得该房屋产权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钟华山、周彩英根本没有权利处分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钟华山、周彩英依据无效的《房屋所有权证》，通过公证机关将该房屋赠与被上诉人，这同样是不合法的，被上诉人依据不合法行为所取得该房屋的产权应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应该将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返还上诉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将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返还上诉人；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钟喜文答辩称：一、位于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的房屋，原来是被上诉人父母钟华山和周彩英的合法财产，后经公证赠与给了被上诉人，现在是被上诉人的合法财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第55条的规定。因此，钟华山、周彩英的赠与行为和被上诉人的受赠行为均是合法的行为，受我国法律的保护。这与上诉人毫不相干。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根本上就不存在上诉人凭空臆想的“返还原物”的问题。二、概括而论，上诉人提出上诉的对象是完全错误的，上诉的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上诉的事实是完全不可靠的。（一）被上诉人的母亲周彩英在1989年12月25日依法取得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1994年3月10日周彩英和钟华山将该房产权通过公证赠与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2001年l0月22日依法取得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二）上诉人在本案中涉假造假。上诉人钟喜玲曾在1991年4月23日从台湾回到本案所谓“争议”房屋的家里。上诉人钟喜玲对父母亲合法拥有本案所谓“争议”房屋是知情的和并无异议的。假如父母侵权了，那么，上诉人钟喜玲在当时就应进行维权和变更。1993年被上诉人将该房屋由二层扩建成四层，并从l995年起一直用该房屋从事药品零售经营。1994年至2010年间，上诉人陈环球和钟喜玲从台湾回北海探亲十几次，都居住在该房屋。上诉人自认为该房屋是其自己的，但别人在该房屋上扩建和经营，却置之不理，所以，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对被上诉人合法拥有该房屋是知情的和并无异议的。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在2009年l2月周彩英去世后才知道该房屋过户给了被上诉人是假话。（三）2010年11月5日，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委托其律师给被上诉人夫妇发的《律师函》中，已承认了被上诉人对北海市海城区海南路48号房屋的合法所有权。这一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证明：本案所谓“争议”房屋自周彩英于l989年申领获得合法房产权证后，一直到该《律师函》法律行为实施时，上诉人不仅对周彩英和被上诉人合法拥有该房屋产权不持异议，并且以《律师函》法律行为确认该房屋产权属于被上诉人合法拥有。否则，上诉人不会主张被上诉人以名下的上述房屋给上诉人作抵押物。（四）上诉人主张其是本案所谓“争议”房屋购房权属人的唯一理由不成立。因为，上诉人自认为：钟喜玲是购房产权人，周彩英只是其代理购房人，购房合同中的买方人姓名周彩英是涂改钟喜玲姓名后再加上的。而事实上，它是不真实的。被上诉人的大姐钟群的来信已还原了该段历史的真相。在当时购房合同中曾出现过钟喜玲姓名的合同，只是钟群为了与北海市商业局讼争商业局宿舍而实施的个人行为。是不是本案所谓“争议'房屋的购房人，应以当时北海市效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最后的确认为准，而周彩英无疑是北海市效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最终确认的购房人。房产局是房产权属确认和管理的法定权威部门，其核发的房屋产权证，依照法律规定，这是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凭证”，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北海市房产局给周彩英核发的房屋房产证至今已有24年，给被上诉人核发的房屋房产证至今也有l2年。即使是从上诉人最初向法院起诉的2010年10月10日算起，周彩英和被上诉人合法拥有本案所谓“争议”房屋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里，上诉人从未向北海市房产局申述过异议，这足以否定上诉人指控周彩英只是其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依据不合法行为取得该房屋产权的观点。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钟喜琼述称：讼争房屋是两上诉人给钱父母代买的，该房屋并不是父母的，是两上诉人的。因房屋不是父母的财产，所以父母赠与被上诉人该房屋是不合法的。父亲文化水平低，写不出那份赠与书，是被上诉人写的，偷取私章盖上的，不是一份合法的赠与书。一审第三人钟群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作书面陈述。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上诉人的探亲照片，证明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合法拥有本案所谓“争议”房屋是知情的和并无异议的。2、《药品经营企业许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明1993年被上诉人将本案所谓“争议”房屋由二层扩建成四层，并从1995年起一直用该房屋从事药品零售经营；1994你的至2010年间，两上诉人从台湾返回北海探亲十几次，都居住在本案所谓“争议”房屋，证明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合法拥有该房屋是知情的和并无异议的。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讼争房屋是被上诉人的。一审第三人钟喜琼对上述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上诉人在2004年9月3日回到其出钱购买的讼争房屋探望父母，并与父母在自已房屋门前照相留念并无不当；两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钟喜琼对父母将讼争房屋赠与被上诉人是不知情的。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合法拥有讼争房屋是知情的和并无异议的”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的“1986年8月27日，以北海市郊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甲方与乙方周彩英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合同中乙方一栏“钟喜玲”三个字被涂画，其后改为周彩英，并加盖甲方的公章。”有异议，认为还加盖了周彩英的私章；对“1987年3月30日，中共北海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出具证明，证实钟喜玲确系汇款托其父钟华山在市郊房地产开发公司购置商品房7×8两层楼房一栋（在大乪附近）。”的时间有异议，认为应为1987年5月30日。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经查，上诉人对以上事实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更正，即1986年8月27日，以北海市郊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甲方与乙方周彩英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合同中乙方一栏“钟喜玲”三个字被涂画，其后改为周彩英，并加盖甲方的公章和周彩英的私章。1987年5月30日，中共北海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出具证明，证实钟喜玲确系汇款托其父钟华山在市郊房地产开发公司购置商品房7×8两层楼房一栋（在大乪附近）。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为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讼争房屋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讼争房屋系其出资委托钟华山、周彩英购买，该房屋应属上诉人所有。为支持其该事实主张，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与钟华山、周彩英等亲属的书信往来、周彩英向市委对台办的建房报告、证人证言、最初以“钟喜玲”名义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等证据，应认定两上诉人与钟华山、周彩英之间存在委托购买本案讼争房屋以及两上诉人对讼争房屋的购买有出资的事实。但后来《商品房销售合同》上的买方由“钟喜玲”涂改为“周彩英”，并于1989年12月25日讼争房屋的《房产所有权证》登记至周彩英名下。上诉人主张更改合同买方为周彩英并将产权登记至周彩英名下是未经得上诉人同意的。但根据上诉人起诉状中“1987年8月，钟华山夫妇代原告一（陈环球）、原告二（钟喜玲）购置了现位于北海市海城区湖南路48号的房屋，商品房销售合同上原本为原告二名字，但由于两岸政治关系方面的原因，原告一、原告二无法返乡签约，只能由周彩英和钟华山代为签约，并办理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上房产、土地权证不得已由周彩英挂名代理。”的陈述，可见上诉人对合同更名和讼争房屋登记至周彩英名下是清楚的且无异议的。随后二十年间，两上诉人曾多次回到讼争房屋探望钟华山、周彩英，对该房屋的权属登记问题亦未提出过异议。因此，上诉人关于钟华山、周彩英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更改合同将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登记于其名下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可以确定周彩英为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钟华山、周彩英作为夫妻共同将周彩英名下的上述房产赠与被上诉人，并将该房屋过户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上诉人主张讼争房屋是被上诉人威胁、哄骗钟华山、周彩英赠与给被上诉人的，应属无效，但对其该事实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况且，倘若钟华山、周彩英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赠与行为存在胁迫、欺诈的情形，亦应当由钟华山、周彩英向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并且应当在其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上诉人不具有撤销该赠与行为的主体资格。而钟华山、周彩英在该赠与行为发生后，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行使过撤销权，故其撤销权亦已消灭。因此，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即请求返还原物的请求人为物权人，被请求人为无权占有该物的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周彩英名下《房产所有权证》、《赠与公证书》、《受赠公证书》、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占有讼争房屋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为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讼争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如认为钟华山、周彩英的赠与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陈环球、钟喜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玉芳审 判 员  李雪燕代理审判员  叶 萍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龚安珍附：本判决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