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并民终字第190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以良，上海市频瑞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吉雅杰，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乐行，上海市频瑞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清。
委托代理人王颖伟，山西普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新中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新建路42号6层，注册号140100200241890。
法定代理人张凯，总经理。
上诉人陈以良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4）迎民重字第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月12日，在山西新中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电公司）成立筹备会议纪要中决定：公司注册资金150万元，其中王绍清出资人民币138万元，张凯、邵秋华、原爱玲、阎学宁每人出资人民币3万元；同意根据陈以良要求，在公司成立后担任公司沪办负责人并为了她做业务需要，由她担任公司名义股东，把王绍清出资人民币138万元中的120万元以陈以良名义持有，而120万元实际出资人和持有人为王绍清。该纪要由张凯、邵秋华、原爱玲、阎学宁、王绍清予以签字确认。
2005年1月18日，开平富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发出付款委托书，要求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将应当支付给该公司的120万元货款转付给王绍清。2005年1月21日、24日、25日、26日，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将上述款项分四次以陈以良的名义向新中电公司验资账户中汇款120万元，新中电公司为王绍出具了收款凭证。
2005年6月1日新中电公司核准登记，基本情况如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分别是：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出资50万元，陈以良出资120万元，王绍清出资18万元，张凯、邵秋华、原爱玲、阎学宁分别出资3万元。陈以良声明其在新中电公司的股份是代替王绍清持有，其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
2012年11月28日，在太原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笔录中陈以良称其在新中电公司没有实际出资120万元，也没有120万元的出资凭证。庭审中，陈以良认为该120万元入股金是其本人以现金方式从农业银行汇款的，但是其无法提供汇款原件，且无法说明该120万元的来源和向验资账户付款的具体过程。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法律对实际出资人的权益是予以保护的。本案的关键是新中电公司登记股东陈以良名下的120万元股份是否为王绍清实际出资。开平富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代付委托书、入股金的收据及其原爱玲收取入股金的公证书，证明王绍清120万元股金的来源且王绍清将该部分股金交付到新中电公司。依据新中电公司成立筹备会议纪要（2005年1月12日）决定：“陈以良担任公司名义股东，把王绍清出资人民币138万元中的120万元以陈以良名义持有”，新中电公司将王绍清交付的120万元入股金分四笔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可以认定王绍清已履行完毕相应的出资义务。
陈以良述称，上述120万元入股金系其本人缴纳，其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两部分：一、工商管理部门有关股东情况的工商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二、有关陈以良出资的证据。陈以良仅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查询单，无法提供支付入股金凭证原件，同时当庭陈述“陈以良到太原亲自存入的，因陈以良在上海，为了方便，将相关材料给了新中电公司”，而在公安机关为此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以良又称“当时注册成立新中电公司时没有来过太原，注册公司的事是邵秋华办理的。我没有120万元人民币的出资凭证，也没有实际出资120万元股金，不知道该120万元注册资金是谁出的”，陈以良无法出示缴纳入股金的有效凭证且对履行出资义务的表述前后矛盾，故陈以良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王绍清已证明其依法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王绍清要求确认陈以良名义持有的在新中电公司60%的股权应由王绍清持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第三人陈以良所持有的被告新中电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权归原告王绍清所有。”
陈以良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05年1月12日的筹备会议纪要系新中电公司串通王绍清为达到诉讼目的伪造的，用以造成王绍清是大股东的出资假象。该会议纪要将几个月之后才发生的事情直接伪造在2005年1月12日的所谓筹备会议纪要中，而且与真正形成于2005年1月和5月的其他多份公司董事会决议及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内容以及公司章程、发起人名录等在内容和时间上矛盾重重。二、重审判决证据严重不足，根本无法证明王绍清实际履行了真实出资120万元股东投资款的义务。王绍清提交120万元投资款的交款收据第一联与本次新中电公司提交的交款收据第二联内容相同，收据号码均为No.0138561，属于同一份收据的正本和存根联，但是其字体与字迹却截然不同，而且两份证据中的字迹内容在收据中所处的位置亦完全不同，伪造迹象非常明显。交款收据根本不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缴纳投资款的实质要件的规定。2005年1月18日的“开平富琳公司的付款委托书”属于孤证，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本案中，王绍清、开平富琳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在法律上本是互相独立的个人和企业法人，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当时属于纯粹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开平富琳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债权债务关系；也没有证据显示开平富琳公司与王绍清之间存在有业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更没有证据显示开平富琳公司需要支付王绍清120万元的巨额款项的法律依据。仅凭一纸“开平富琳公司的付款委托书”，就草率认定王绍清对该笔120万元巨额资金拥有所有权，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都严重缺乏依据。王绍清提交的交款收据(2005年1月24日)与新中电公司提交的现金支票(2005年1月21日、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以及“付款委托书”所委托转款事项在时间上存在严重矛盾，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收到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的现金支票前，王绍清就己经在24日把120万元巨资缴纳到新公司了。“代持股声明”事实上系伪造，属于毒树之果，不可作为定案依据。王绍清以及新中电公司承认，该份声明系在陈以良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其之前提供的有陈以良本人亲笔签名的若干页空白A4纸的其中一页上打印的，并不真正出自陈以良之手，也非陈以良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甚至王绍清与新中电公司的两份说明的行文及语言表述都如出一辙，共同伪造迹象显而易见。王绍清更无法提供打印该份“声明”后，给陈以良备案或者经陈以良追认的任何有效证明，包括无法提供当时电话通知的电话记录或者邮寄复印件的邮寄回执。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四份现金支票存根因没有任何人实名签领，无法证明该四笔“劳务费”是支付给王绍清的，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绍清拥有领取此笔巨额“劳务费”的资格。此笔120万元的巨额资金与王绍清没有任何关系。三、新中电公司串通王绍清为达到混淆视听、恶意诉讼目的，故意将本来存在的王绍清与公司发起人之一原股东王树成之间转让区区3万元股份的简单事实，不仅通过由退股人王树成和接收股份的王绍清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退股款收条”以及王树成亲笔书写的“退股申请书”的形式，而且还以召开公司全体“股东会”签订“股份转让事宜”记录文件等形式，故意将时间前后混淆，以至于导致在转股时间以及退股款收取的时间上严重冲突，故意把极其简单的投资入股之事搞得云里雾里，借以达到公司管理不规范侥幸期望法庭谅解的目的；尤其是退股人王树成和接收股份的王绍清正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竟是在其退股事实已完成的4个月之后，是退股人王树成己经到外地工作了很久之后才签订的，这一系列文件伪造成份十分明显。“筹备会议纪要”及“代持声明”均系伪造。王绍清对号称属于自己的高达120万元的巨额股份被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代持问题的处理极其草率，仅凭新中电公司后来伪造的一份2005年1月12日漏洞百出的所谓“筹备会议纪要”，就草率地同意将高达120万元的巨额股份轻易的让他人代持；而唯一一份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与权利的“代持声明”(完全不是法律规定的代持协议)却是在长达4年之后，才由新中电公司伪造的只有区区40个字、且没有任何时间标注的极其不规范的一页纸所代替，完全有违常理。区区3万元股份转让要签订3-4份书面协议，可高达120万元巨额股份的代持却处理的如此草率，足以令人怀疑该巨额出资根本就与王绍清没有任何关系。四、新中电公司故意隐瞒事实，隐藏对第三人陈以良有利的诉讼证据，以进一步达到侵吞新中电公司客户巨额退税款的不可告人的目的。2012年9月25日陈以良到太原市公安举报新中电公司实际控制人邵秋华挪用侵占巨额退税款后，新中电公司才想到要虚构一个大股东王绍清，故意制造虚假诉讼，剥夺陈以良大股东资格的手段，以达到将其实际控制人邵秋华侵吞巨额退税款合法化的目的。而之前陈以良2008年涉嫌走私犯罪到本案起诉长达4年之久，无论是王绍清还是新中电公司从来都没有进行过所谓名义股东股权变更的行动，由此可见，本案确实是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真正感到了其本已掌握的公司实际控制权受到威胁时，才有意虚构事实，恶意起诉的。陈以良却提交了可以证明自己实际履行了120万元出资义务的证据以及自己是真实持有60%股份的大股东身份的签于2008年12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新中电公司为掩盖事实真相，在起诉时却拒不提供本对陈以良有利的上述数份证据。事实是：陈以良实际履行了作为大股东的出资义务；且“股权转让协议”中，陈以良与新中电公司所有股东都有真正签名，而且包括本案的实际控制人邵秋华以及本案王绍清在内的所有股东均签名认可陈以良拥有公司60%股权。综上，陈以良确为新中电公司大股东，持有新中电公司60%股权，重审法院定案证据存在严重瑕疵，未能查清本案事实真相，严重损害了陈以良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
王绍清辩称，一、关于筹备会议。筹备会议本身就是为了设立公司、如何设立公司而进行的行为，当然是要对以后的事情进行规划。至于陈以良称筹备会议与多份公司决议、章程在时间、内容上有矛盾，可将该证据及理由一一向法庭展示，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不能仅仅在诉状中滥用其诉权。二、关于王绍清履行付款义务的问题。王绍清提供了交款收据原件，陈以良妄称字体、字迹、文字书写位置截然不同，王绍清可以出示原件由法院进行比对。既然陈以良认为有严重瑕疵，为何不申请人民法院进行鉴定？证明王绍清出资义务的也并非仅仅只有该两份收款收据。陈以良称一审法院仅仅凭借一份交款收据不符合股东缴纳投资款的实质要件，属于断章取义。三、关于开平富琳公司的付款委托书。本案审理的是陈以良与王绍清之间到底谁向新中电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不是审理开平富琳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开平富琳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王绍清除了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付款委托书”这一证据，还提交了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的证明，证明上述款项是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将应当支付给该公司的120万元货款转付给王绍清的；应付账款明细证明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付给富琳公司120万元。因此，陈以良在割裂了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断章取义称“付款委托书”为孤证，显然是在混淆视听。四、关于交款收据。2005年1月18日，开平富琳公司指示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将120万元转付给王绍清，并在当月21日、24日、25日、26日分四笔支付，由新中电公司为王绍清开具全额收款收据。实践中，先开发票后付款和先付款后开具发票的事例比比皆是。五、关于代持股声明。作为新中电公司而言，在多处场合均认可，该文件是与陈以良沟通后，陈以良称自己不会书写，将一份有其本人签名的空白的稿纸寄来。由新中电公司进行打印。这一事实，新中电公司从未否认，陈以良提供空白稿纸说明其放弃了相关的审查义务，陈以良应当对此负责。六、关于四份现金支票存根。这是证明当时付款的过程和付款的事实，该存根是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而陈以良每每对其中一个证据进行评断指责，行为和目的昭然若揭。七、关于王树成退股的事实。王树成在筹备会议后要求加入新中电公司，在进行验资后又提出退股，这当然需要本人提出申请、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签订转让股份协议、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议通过，这是正常程序。王树成在提出退股、其他股东也同意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作为法人要参与新中电公司，为了减少股权变更的环节，在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增资时将王树成的股份进行转让，这也正是陈以良对公司运作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公司行为，进一步证实陈以良根本就不是大股东、没有参与公司运作的事实。八、关于新中电公司故意隐瞒证据。陈以良在其上诉状中称新中电公司隐瞒证据，但是隐瞒什么证据，至今不得而知。陈以良因偷税被上海市两级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给新中电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正是在此情况下，王绍清及公司均认为再由陈以良名义持股，会给公司及个人造成更大损失，其己经不适合再担任名义股东，为此要求恢复王绍清名义股东的事实。陈以良一再称自己有股份，其唯一的凭证就是当时的验资报告。重审的重点在于出资的事实，王绍清提供了相关凭证，陈以良除了在工商局复制的相关材料外，再无其他新的证据证明其付款的事实，重审判决显示，陈以良当庭陈述“其到太原亲自存入”，始终无法向法庭提交亲自存款的证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又称“当时未来过太原，我没有实际出资，不知道该120万元注册资金是谁出的”。2008年12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子虚乌有，该协议是一份《股权变更协议》，虽然只有两字之差，显然是陈以良在有意影响二审法院的判断。由于陈以良实际并不持有新中电公司的股份，在2008年间，新中电公司发现陈以良利用其在新中电公司股东身份和上海办事处的地位，大肆侵害新中电公司的合法权益，将新中电公司汇给上海办事处的款项私自转到自己所开办公司的银行账户，同时发现陈以良的报关单不真实，为此才要求陈以良尽快将以其名义所持股份交还王绍清，同时，在该《股权变更协议》中，陈以良是作为乙方签字，其他人是作为股东签字，这也证明了陈以良实际上并不持有新中电公司的任何股份。综上所述，重审过程中，王绍清完成了自己向新中电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证明，而陈以良除了形式的验资证明外，再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中电公司辩称，陈以良没有实际出资。新中电公司从成立到现在，陈以良没有以股东名义出席过任何股东会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期间，陈以良向法院提交了电汇凭证30笔、上海力为电子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沪金审财字（2011）第F4202号“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等证据材料，证明上海力为电子有限公司2004年1月－2005年5月向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汇款30笔1004万元；上海力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以良，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邵秋华，新中电公司延续了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的业务，陈以良是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截止到2008年底新中电公司还欠新中电公司沪办596万余元。陈以良认为，由于陈以良与新中电公司之间矛盾，导致其无法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这些证据材料可以证明，陈以良以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外贸业务，实际承接业务的主体是以陈以良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力为电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有义务向陈以良支付120万元的劳务费，陈以良以此作为注册资金，即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汇入新中电公司验资账户的120万元；而王绍清和新中电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应向王绍清支付120万元的劳务费；审计报告也证明了直至2008年12月新中电公司仍然欠上海办事处（即陈以良）596万元的退税款，而且新中电公司从成立到2008年没有进行分红，所以新中电公司有义务向陈以良支付任何款项，包括本案涉及的120万元的劳务费。
本院认为，王绍清请求法院确认陈以良持有的新中电公司60%的股权归王绍清所有，新中电公司认可王绍清的诉讼请求，陈以良则认为新中电公司60%的股权归其所有。新中电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陈以良出资120万元。该120万元为中国电子进出口山西公司以陈以良的名义于2005年1月21日、24日、25日、26日分四次汇入新中电公司账户中的。王绍清与陈以良均无直接证据证明自己是该120万元的所有人，王绍清亦无证据证明其与陈以良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在新中电公司认可王绍清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王绍清与新中电公司证明陈以良代王绍清持股的重要证据
--
陈以良的声明，是新中电公司在陈以良预留签名的空白纸上打印的，新中电公司无证据证明陈以良对该声明进行了确认，陈以良亦否认该声明的内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绍清代陈以良持有新中电公司的股权。原审判决确定王绍清代陈以良持有新中电公司股权的证据不足，应予纠正。王绍清可在证据充足后，再行主张其权利。依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4）迎民重字第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王绍清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诉讼费共计200元，由被上诉人王绍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卫
审 判 员 赵耀功
代理审判员 温冠华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