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津0116行初237号
原告张义芝，女，196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系天津石化公司退休工人，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代理人王雪兰，天津浩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洪保，该局大港分局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锡朋，该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教导员。
第三人邱云兰，女，195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系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房地产管理局退休职员，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代理人赵勇先，男，汉族，1970年7月7日出生，系天津荣威净化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第三人夏春芳，系原告之母，女，1944年9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代理人王雪兰，天津浩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义芝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6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邱云兰、夏春芳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义芝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雪兰，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洪保�刘锡朋，第三人邱云兰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勇先，第三人夏春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雪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张义芝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张义芝诉称，2016年5月26日8时许，第三人邱云兰对原告进行谩骂侮辱，双方发生口角并伴有身体接触，后第三人夏春芳从中调解，试图将双方劝和未果。当日下午邱云兰报警，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对邱云兰作出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夏春芳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二百元，不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原告与邱云兰系相互厮打，并非原告单方故意殴打邱云兰。证人闫某、云某并没有目击案�的整个过程，被告却将其不实证言作为处罚依据，与实际情况不符，显属证据不足。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殴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且原告情节特别轻微，应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另被告依据同一条款对原告与邱云兰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处罚，系适用法律错误。邱云兰报警后，被告未及时到现场进行调查，2016年6月10日被告通知原告接受询问，直到2016年7月10日才为原告开具《天津市公安局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但因距离案件发生时间太久，导致法医不受理，使原告失去了伤情鉴定的机会。后原告向被告陈述了案件经过，并提交了原告的伤情照片等，被告并未对上述资料进行复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程序利益。且被告未组织原告与邱云兰进行调解就作出处罚决定，明显违反法定程序。邱云兰打伤原告71岁的母亲夏春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当加重处罚，但被告对邱云兰只处以罚款，而对夏春芳却处以罚款加拘留的双重处罚，显失公平。被告未经调解就作出处罚决定，加剧了邻里矛盾，违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明显不当。综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传字[2016]46号《传唤证》，称被告向原告和夏春芳各出具了一份传唤证，因原告当天不在家，只有夏春芳去了派出所，后被告收回了夏春芳的《传唤证》，现只有原告的《传唤证》，当天因下雨停电，被告未做笔录只取了夏春芳的指纹，证明被告未向法院提交全部证据。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经调查，2016年5月26日8时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楼东北角位置，夏春芳与张义芝因琐事将邱云兰殴打致伤，同时邱云兰也对张义芝进行了殴打，经鉴定，邱云兰的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因原告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殴打他人，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综上所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正当合法、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1、被告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以下简称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受案字[2016]278号《受案登记表》；
证据一-2、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6日出具的《受案回执》；
证据二-1、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19日对张义芝作出的津滨公大（古）审字[2016]第49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大（古）行传字[2016]48号《传唤证》；
证据二-2、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19日对夏春芳作出的津滨公大（古）审字[2016]第48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大（古）行传字[2016]49号《传唤证》；
证据二-3、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7月24日对邱云兰作出的津滨公大（古）审字[2016]第62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大（古）行传字[2016]62号《传唤证》；
证据三、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19日对夏春芳、张义芝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2016年7月24日对邱云兰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传唤通知程序；
证据四、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于2016年6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大技鉴字[2016]第0011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经鉴定邱云兰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证据五、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8日对邱云兰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于2016年7月22日对张义芝、夏春芳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对鉴定意见进行了告知送达；
证据六、（保密证据）古林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9日作出的《调取证据审批表》、《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古林派出所办案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监控录像来源人张某某的《常住人口信息表》；
证据七、被告大港分局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审字[2016]第209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
证据八、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6日�7月24日对邱云兰出具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6年6月19日对张义芝、夏春芳出具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6年5月29日对云某出具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6年5月30日对闫某出具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告知违法嫌疑人、证人享有的权利义务；
证据九、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7月22日对夏春芳、张义芝做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6年7月24日对邱云兰做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将处罚相关事项对原告进行了告知并充分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张义芝及夏春芳不提出申辩和陈述；
证据十、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对夏春芳、邱云兰、张义芝分别作出的津滨公大（古）审字[2016]第60、61、62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
证据十一、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对邱云�、夏春芳、张义芝分别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6、387、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于2016年7月28日向张义芝、夏春芳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时，二人拒绝签收；
证据十二、被告于2016年8月15日向张义芝送达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执，2016年8月15日向夏春芳送达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6、3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执，2016年7月26日向邱云兰送达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6、387、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执。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19日对张义芝做的《询问笔录》及其《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2016年5月26日上午8时左右，在滨海新区××区××楼东侧，因琐事，张义芝对邱云兰先进行殴打，后两人互相殴打，期间夏春芳把邱云兰的胳膊拽住，不让她动；
证据二、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19日对夏春芳做的《询问笔录》及其《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2016年5月26日早晨，在滨海新区××区××楼东侧，张义芝因琐事迎着邱云兰上去，互相打了起来，后来云某过来将双方拉开；
证据三-1、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6日对邱云兰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2、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7月24日对邱云兰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3、邱云兰于2016年7月4日出具的《声明》，邱云兰申明不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调解，要求依法处理；
证据三-4、邱云兰的《常住人口信息表》；
证据三证明，2016年5月26日8时30分，在润泽园75号楼的东北角，张义芝因琐事先打了邱云兰一耳光，后夏春芳与张义芝一同对其进行殴打，在此期间邱云兰也对张义芝进行了殴打，后双方被�居云某拉开。
证据四、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9日对云某做的《询问笔录》及其《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2016年5月26日早晨9点左右，在润泽园75号楼和76号楼之间，夏春芳和张义芝对邱云兰进行殴打，后被其拉开；
证据五、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6月19日对闫某做的《询问笔录》及其《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2016年5月26日9时许，其在润泽园小区发现夏春芳、张义芝与别人打架，闫某告诉云某去看看；
证据六、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6日向邱云兰出具的《天津市公安局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及天津市大港医院2016年5月27日向邱云兰出具的《诊断证明书》；
证据七、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津滨公大技鉴字[2016]第0011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鉴定书》，经鉴定邱云兰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证据八、现场监控录像光盘，证明2016年5月26日8时30分许，在滨海新区××区××楼东北角，张义芝、夏春芳对邱云兰进行殴打，同时邱云兰对张义芝也进行了殴打，直至邻居云某赶来将双方劝开；
证据九、张义芝提供的事发时其受伤的照片及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7月10日向张义芝出具的《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及天津市大港医院于2016年7月12日给张义芝出具的《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张义芝在2016年5月26日的受伤情况；
证据十、送达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时的见证人张某的《常住人口信息表》；
证据十一-1、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8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在2016年7月28日向夏春芳和张义芝送达处罚决定书时，二人均拒绝签收，后又于2016年8月15日到派出所自行领取；
证据十一-2、古林派出所办案民警分别于2016年7月14日、2016年7月26日出具的《办案说明》二份，证明因张义芝未及时到医院治疗，法医鉴定部门不予受理其鉴定申请；2016年6月10日，因天气原因（大雨、冰雹），张义芝、夏春芳未能到案。
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人邱云兰述称，2016年5月26日8时左右，张义芝、夏春芳在第三人买菜回家的途中将其拦截，张义芝冲上来就打了第三人一耳光，差点将第三人打倒。后夏春芳过来将第三人死死地抱住，使第三人动不了，也无法跑脱，此时，张义芝趁机殴打第三人的肚子、头部、后背等，夏春芳则一边控制第三人，一边用胳膊猛砸第三人的头部、腰部等，用膝盖击打第三人软肋、肚子，二人持续殴打近20分钟，直到小区楼长赶来才将张义芝、夏春芳两人拉开。事实证明，张义芝和夏春芳的所作所为不只是简单的街坊邻居吵架，而是完全有预谋的蓄意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经法医鉴定，本人伤情为轻微伤，原告的故意殴打行为严重伤害了本人身体和精神，应该受到法律严惩。综上，原告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邱云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夏春芳述称，同意原告张义芝的意见。
第三人夏春芳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无异议，认可系被告制作，因天气原因当天告没有到派出所，就没有做笔录，也没有调查取证，故与本案办案程序无关，也没有实际意义；第三人邱云兰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夏春芳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第三人邱云兰均无异议；原告及第三人夏春芳对证据一至证据五、证据八、证据十至十二无异议；对证据二无异议，但认为除了该证据外被告还于2016年6月10日向原告发了《传唤证》，认为被告未将全部真实的证据提交法庭，系隐瞒证据为其不作为、不及时行政开脱；对证据六因涉及保密，原告无法质证，请法院依法审查；对证据七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合理，认为本案为邻居因琐事相互厮打，案件极其简单，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复杂的情形，被告无需办理延期；对证据九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处罚告知书中原告放弃陈述、申辩的签字虽系本人签字，但系被告采用诱骗方式取得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证据六，被告解释称因监控录像被调取人�透露个人信息，被人骚扰，强烈要求被告保密，故作为保密证据提交，本院对此予以准许并进行了审查，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九，原告主张其放弃陈述、申辩的签字系被告采用诱骗方式取得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因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被告已作出合理解释，具备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夏春芳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五、证据六、证据十无异议；对证据三中邱云兰的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认为上述两份询问笔录自相矛盾，第一份询问笔录中邱云兰不承认张义芝受伤，也不承认殴打过夏春芳，而在第二份笔录中邱云兰承认其对原告及夏春芳均进行了殴打；对证据四中云某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云某与原告存在纠纷，与邱云兰关系甚好，还曾参加过邱云兰家中的生日宴会，云某的证言隐瞒了对原告有利的陈述，而被告并未充分了解证人与其他违法嫌疑人的关系，且被告让云某观看其收集到的视频资料，系诱导证人云某作证，故其收集证据的程序存在瑕疵；对云某的《常住人口信息表》无异议；对证据七的结论无异议，但对被告给鉴定机构出具材料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邱云兰报警当日被告并未拍照、录像，故被告无法保证邱云兰伤情鉴定依据的资料中显示的邱云兰的伤情全部系原告所致，原告有理由怀疑邱云兰系在报警后意外或人为地增加了部分伤情；对证据八无异议，但希望法院依法核实调取该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对证据九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张义芝的受伤照片不能证明邱云兰受伤的事实，�证明了被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瑕疵，被告并未在原告提交的书面材料的首页注明收到日期也并未签字，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即未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也未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进行复核，侵犯了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对证据十一-1无异议，对证据十一-2中古林派出所民警于2016年7月26日出具的《办案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对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办案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并非被告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法定证据，只是被告对拖延执法的解释。第三人邱云兰对证据一、证据二中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因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被告已作出合理解释，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义芝系第三人夏春芳之女，二人与第三人邱云兰系邻居关系。2016年5月25日，原告张义芝、第三人夏春芳与第三人邱云兰发生口角。2016年5月26日8时许，第三人邱云兰买菜后骑自行车回家途经滨海××××楼东北角时，被原告张义芝拦住打了一个耳光，随后双方互相撕扯，在此期间第三人夏春芳冲上去有撕扯邱云兰的行为，并与张义芝各抱住邱云兰的一条胳膊，帮助张义芝对邱云兰进行殴打，后案外人云某赶来将双方拉开。当日邱云兰报警，古林派出所于当日受理该案，告知了第三人邱云兰案件受理情况并出具了《天津市公安局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天津市大港医院于2016年5月27日诊断为邱云兰面部、头部、颈部、肩部、手臂、大腿、胸部等多处划伤或软组织挫伤。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31日委托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对邱云兰的伤情进行鉴定，该物证鉴定所于2016年6月3日作出津滨公大技鉴字[2016]第0011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邱云兰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被告于2016年6月8日将上述鉴定意见告知邱云兰，后于2016年7月22日将上述鉴定意见告知原告张义芝及第三人夏春芳。因张义芝案发后未及时到医院治疗，法医鉴定部门对其伤情鉴定不予受理。被告于2016年7月22日将拟对原告张义芝、第三人夏春芳作出的处罚告知二人，并听取了二人的陈述、申辩，二人表示均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告知笔录中签字确认；后被告于2016年7月24日将拟对第三人邱云兰作出的处罚告知邱云兰，并听取了其陈述、申辩。后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分别对邱云兰、夏春芳、张义芝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6、387、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邱云兰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给予夏春芳行政�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不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给予张义芝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将上述《行政处罚书》当场送达第三人邱云兰，被告于2016年7月28日向原告张义芝送达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第三人夏春芳送达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人均拒绝签收，后二人于2016年8月15日到古林派出所领取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询问笔录》、《医院诊断证明书》、《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监控录像等证据能够证实，2016年5月26日8时许，原告张义芝与其母夏春芳在滨海××××楼东北角殴打第三人邱云兰，造成邱云兰面部、头部、颈部、肩部、手臂、大腿、胸部等多处划伤或软组织挫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原告的上述行为显不属于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本院认为，被告依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作出的，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殴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且原告情节特别轻微，应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另被告依据同一条款对原告与邱云兰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处罚，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主张显与事实不符，因原告与邱云兰违法情节、轻重不同，被告在上述规定的自由裁量尺度内，依据同一条款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院认为，被告自2016年5月26日受理该案至2016年7月2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扣除鉴定时间（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3日）后，未超过延长三十日办案期限后的六十日，其于2016年6月8日将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2016年6月3日作出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告知邱云兰，系在收到鉴定意见书后五日内，并无不当；但被告直到2016年7月22日才将上述鉴定结论告知原告张义芝及夏春芳，明显超过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五日”，该行政程序轻微违法。原告主张，被告未对其提交的伤情照片等资料进行复核，未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未组织原告与邱云兰调解就作出处罚决定，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被告解释称，其在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前已告知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在《行政处罚�知书》中签字确认，并注明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提交的照片未签字和注明日期并不意味着被告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治安案件的调解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双方都接受调解，案发后被告虽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但邱云兰明确拒绝接受调解，故被告依法作出处罚决定。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解释与其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符合《治安行政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轻微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6]3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代理审判员 刘清华
人民陪审员 郭志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冯凯莉
附：法律释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