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0106民初2890号
原告：陈瑞芳，女，1974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现居住地址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华、常婷，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惠钦，女，197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诚章，男，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原告陈瑞芳与被告李惠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
陈瑞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惠钦偿还陈瑞芳借款人民币（下同）931625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至本金清偿之日的上述借款利息；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上旬，李惠钦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陈瑞芳提出借款的请求。陈瑞芳基于其与李惠钦的亲戚关系，自2013年4月9日起，通过其在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徐东支行的账户（尾号40×××06）向李惠钦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01×××17）转入借款本金585840元，剩余借款345812元陈瑞芳通过现金方式出借给李惠钦。上述借款发生后，李惠钦于2015年4月11日向陈瑞芳出具了一份借条。然而截止至起诉之日，李惠钦拒不向陈瑞芳偿还借款。
李惠钦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李惠钦与陈瑞芳的住所地均在福建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无论陈瑞芳或者李惠钦的住所地均不在武汉市武昌区。因此，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受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陈瑞芳以其与李惠钦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本院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应当按照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如何理解本条中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关于合同的履行地，依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不同，而有区别。民事实体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各自合同义务履行及其相对方接受履行的具体地点，除非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另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是确定履行费用负担、标的物风险承担、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依据之一。至于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则主要与合同案件的诉讼系属、确定管辖法院有关。就当前司法实践而言，民事诉讼领域中的所谓合同履行地，多以特征履行地为原则，实际履行地为补充。所谓特征履行地，是指只有首先确定反映特定合同特征本质的义务，才能确定其义务履行地。而该反映特定合同特征本质义务的履行地即为作为管辖依据的履行地，该原则尤其适用于双方都互负义务的双务合同。民事实体法的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是为了指导合同当事人正确履行合同义务，促进合同的履行，减少合同履行风险，判断违约责任的承担等，而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为了便于确定法院管辖。具体到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关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同样有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别。在民事实体法视角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付货币的，一般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所以确定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是因为货币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决定了债务人履行货币给付义务时可以选择现金、转账等多种履行方式。而债务人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方式的选择一般对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影响不大。故实践中，一般对债务人履行货币义务的方式不作限制。相应地，为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在金钱债务场合，通常以债权人所在地为履行地点，即“债务人找债权人”。该规定让债务人自由选择给付金钱的方式，并承担金钱传送途中的风险，故债权人对债务人给付金钱的方式无权干涉。鉴于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给付货币义务履行地的确定一直坚持接受货币给付一方所在地标准，本条司法解释仍延续上述立法精神，将本条规定为“按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具体而言，本条司法解释将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履行地确定为“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可从以下角度分析：民间借贷纠纷中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与一般合同纠纷中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有所不同。一般合同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对待给付义务的基本模式为一方当事人给付的是实物、劳务等非货币财产；另一方当事人则给付货币。因此，在该类合同中，“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时是特定的，即均为给付实物、劳务等非货币财产一方当事人所在地。但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则有所不同。由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双方当事人承担的给付义务所指向对象均为货币：出借人应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将约定借款金额的货币交付给借款人；借款人应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则为按约定还款期限，将约定借款金额及其利息以货币形式交付给出借人。故民间借贷纠纷中所谓“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存在两种可能：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也即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换言之，民间借贷关系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先后关系的不同，“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依次为借款人所在地和出借人所在地。即应将“接受”分成两个阶段来理解：第一，借款合同生效后，借款人接受出借人提供借款的行为；第二，借款到期后，出借人接受借款人还款的行为。案情处于哪一阶段决定了“接受货币一方”为出借人还是借款人，进而判断合同履行地是出借人所在地还是借款人所在地。从民事诉讼法角度而言，“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这一表述解决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长久以来在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方面的争议。合同履行地对于判断合同当事人是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是否违约，确定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法院具有重要意义。立法者的意图是在于，不管是借款人起诉出借人要求提供借款等，还是出借人起诉借款人要求归还借款等，原告所在地均为合同履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即原、被告所在地法院对于民间借贷案件均享有管辖权。就本案而言为诉请归还借款，借贷双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争议标的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标的项下一项或者多项权利义务实体上发生争议，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前提与基础的双方基本身份信息包括住所地，既是合同内容的构成部分，也是合同主体履行合同的根据，同时又是双方发生诉讼时各自住所地的基本依据，具有一脉贯穿性。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目前也未达成补充协议，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可以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履行地，应以接受货币一方陈瑞芳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证据显示，陈瑞芳至少于2015年11月27日起连续居住在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7号13栋3单元9楼2号，其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其经常居住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陈瑞芳向李惠钦转账付款的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徐东支行亦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以借贷法律关系发生之时或者起诉之时双方各自具体临时所在的地方为合同履行地，将使合同履行地不确定，背离依法成立的合同价值内涵，丧失了合同履行地作为地域管辖连结点的地域管辖制度功能，故武汉市武昌区为本案合同履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陈瑞芳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李惠钦的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惠钦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睿
人民陪审员 廖 瑶
人民陪审员 于 艳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秦怡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