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3民终7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现忠（曾用名张献忠），男，1984年3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维军，男，197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邦智，广西明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标，男，1991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翠英，女，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专，女，198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全州县阿波罗幼儿园幼师，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秧姑，女，1929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原审被告：曾令国，男，197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现在柳州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芦笛路观音阁庄园1栋1-11号。
法定代表人：马维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邦智，广西明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山中路59号。
代表人：韦民安，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张现忠、马维军与被上诉人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原审被告曾令国、原审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1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现忠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后，被告马维军将桂Ｃ×××××号小型轿车的车钥匙交给被告张现忠，当晚张现忠搭乘曾令国到打牌的地方，曾令国问张现忠要车钥匙，张现忠将车辆钥匙交给曾令国，后发生如前所述的交通事故。”是错误的。事实上，曾令国是车辆的承租人，上诉人只是他雇佣的司机。上诉人于2016年6月1日晚离开宾馆时，曾令国担心上诉人不当使用车辆而不同意上诉人开车离开，要求上诉人将车辆钥匙交给他，并告知上诉人明天再来开，考虑到曾令国才是车辆的承租人，租金也是曾令国支付的，上诉人只能将车辆钥匙交给他。上诉人不是车辆的实际管理人，只是司机，实际管理人是曾令国。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作为桂Ｃ×××××车辆的实际管理人且是具有一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对其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资格的曾令国可能会产生危险，应有所预知，故对此次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上诉人认为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首先，上诉人无法预见到曾令国会自行开车，在租车后的两天中，车辆均由上诉人驾驶，曾令国也未提出过自行驾驶。其次，上诉人将车辆交给曾令国时，曾令国还告知上诉人明日要用车，让上诉人明天过来。再者，上诉人明知曾令国是车辆承租人，其要求上诉人将车辆钥匙交其保管，上诉人无拒绝的理由。最后，上诉人交钥匙的行为，是接受雇主的工作指示，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将车辆钥匙交给上诉人时，无法预知曾令国可能自行驾车引起事故，在本案中无过错。
上诉人马维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马维军与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路友汽车租赁挂靠协议》，将其所有桂Ｃ×××××号小型轿车交由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赁经营获取收益，是该车运行利益的直接享有者之一。该车辆行驶证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并以非营运车辆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被告马维军明知其所有的车辆系家庭自用车辆，将该车出租盈利，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致使车辆驾驶人范围从有限的特定的驾驶人扩大到广泛的不特定的驾驶人，增加了该车运行的危险性，也增加了第三人权利救济的风险性，故其对此次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本案相应赔偿责任。”这一认定明显错误。在本案中，由于事发时驾驶员曾令国无证驾驶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与上诉人是否购买保险完全没有关系。本案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拒赔商业三者险系由于曾令国无证驾驶且肇事后逃逸造成的，而不是营运风险增加产生的。另外，我国并未规定家庭自用车辆由特定的驾驶员驾驶，也未禁止家庭自用车辆用于有偿汽车租赁。2、本案死者邓某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全州县安和乡四所村委四所村，系农村居民，生前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居住于桂林市叠彩区，该居住地亦为农村。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桂高发[2014]261号）第八条：当事人能提供下列证据之一，证明交通事故发生前受害人在城镇工作、生活、学习持续满一年以上的，可予以支持：（一）劳动合同及工作单位收入证明；（二）社保证明或纳税证明；（三）租房合同及居住地居民委员会证明；（四）房屋产权证明及居住地居民委员会证明；（五）暂住证或派出所证明；（六）在城镇学校就读的证明材料；（七）能证明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其他材料。”的规定，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上述七类证据中的任意一类证实死者生前居住在城镇。二、一审判决前后矛盾，计算错误。从一审判决第16页原文“故原告诉请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为493380元。”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为应采用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但认定的具体赔偿金额却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得出，判决前后矛盾，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将一辆车型为本田雅阁，车牌号桂Ｃ×××××，发动机号为1240591的私有车辆委托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代管代租；2016年5月31日，曾令国急需用车，上诉人在曾令国及张现忠（张献忠）在场的情况下，复印二人的身份证及张现忠的驾驶证并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为曾令国，驾驶员为张现忠（亦是担保人）；所承租车辆除登记司机驾驶外，不得交与他人驾驶同他人乘坐，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租方负责。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将桂Ｃ×××××号小型轿车的车钥匙交给被告张现忠。那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的情形，然而，一审法院却错误适用该项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共计652374.56元[医疗费42182.2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陪护费1680元、误工费933.33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493380元、丧葬费23424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约5000元、赡养费3336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二、判令被告曾令国、张献忠、马维军、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对上述原告损失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日6时42分许，被告曾令国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桂Ｃ×××××号小型轿车沿机场路由东往西行驶至机场路长安汽车4S店门前机动车道时，桂Ｃ×××××号小型轿车前部右侧与在前方同向行驶的由邓某驾驶的桂林B2402号二轮电动车尾部发生碰撞，造成邓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曾令国驾车逃逸。经桂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场路大队认定曾令国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邓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死者邓某亲属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2016年5月31日，被告曾令国急需用车，电话联系开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被告马维军，在被告曾令国与被告张现忠（张献忠）在场的情况下，复印二被告的身份证及被告张现忠（张献忠）的驾驶证并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为被告曾令国（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员为张现忠（亦是担保人）；所承租车辆有登记司机驾驶外，不得交与他人驾驶同他人乘坐，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租方负责；被告曾令国在租用期间汽车发生的任何事故均由曾令国负责；被担保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由保证人即张现忠（张献忠）履行或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马维军将桂Ｃ×××××号小型轿车的车钥匙交给被告张现忠（张献忠），当晚张现忠（张献忠）搭乘曾令国到打牌的地方，曾令国问张现忠（张献忠）要车辆钥匙，张现忠（张献忠）将车辆钥匙交给曾令国。后发生如前所述的交通事故。
死者邓某与其配偶邓翠英育有女儿邓专、儿子邓标。其母亲唐秧姑仍健在，母亲唐秧姑育有七个子女。死者邓某生前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居住于桂林市叠彩区。
车牌号为桂Ｃ×××××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是马维军。被告马维军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期间内。马维军与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日签订《路友汽车租赁挂靠协议》，约定由马维军将一辆车型为本田雅阁，车牌号为桂Ｃ×××××，发动机号为1240591的私有车辆委托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代管代租；协议期间内，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必须将马维军车辆的每次出车，与承租人签订有效合同存档，做好出车情况，收费标准详细记录，每次还车后核对租金，每月底与马维军结算；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按营业额的10%收取管理费以及10%的中介费用。
被告张现忠曾用名为张献忠，为同一人。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6月2日6时42分许，被告曾令国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桂Ｃ×××××号小型轿车沿机场路由东往西行驶至机场路长安汽车4S店门前机动车道时，桂Ｃ×××××号小型轿车前部右侧与在前方同向行驶的由邓某驾驶的桂林B2402号二轮电动车尾部发生碰撞，造成邓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曾令国弃车逃逸。经桂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场路大队认定曾令国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邓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该认定书未违反法律规定，作为定案依据，予以确认。原告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诉请被告赔偿其在该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对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参照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经审核后确认原告的损失如下：（一）医疗费。四原告诉请医疗费42182.23元，有支付票据为凭，予以支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四原告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7天×2人×100元），死者邓某住院天数为6天，故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0元（6天×100元）。（三）护理费。原告诉请护理费1680元（7天×2人×120元），死者邓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系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由医院护士护理。死者邓某家属并未护理,故该诉请不予支持。（四）交通费。原告诉请交通费1000元，但原告未提供相应交通票据相佐证，故不予支持。（五）死亡赔偿金。四原告诉请死亡赔偿金493380元（24669元/年×20年），死者邓某户籍所在地虽为广西全州县安和乡四所村委四所村，但生前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居住于桂林市叠彩区。且该村已划为桂林市城区区域，绝大部分土地因城市化建设而被征用为城市国有土地，村民已不能完全依靠种地为生，其生活已基本城市化。故原告诉请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应予支持。认定死亡赔偿金为493380元。（六）误工费。原告诉请误工费933.33元（7天×4000元/月÷30天）。原告虽提供象山区意隆废旧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及该经营部经营者钟荣禄出具的证明，但未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故原告每天的误工费参照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即72.3元/天（26416元/年÷365天）。对于原告的误工天数，根据原告的住院治疗，确认其误工天数为6天，因此，原告的误工费为433.8元（26416元/年÷365天×6天）。（七）精神抚慰金。四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50000元。邓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对其近亲属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酌情支持40000元。（八）丧葬费。四原告诉请的丧葬费23424元[6个月×3904元/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九）赡养费（即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诉请赡养费33365元（6675元/年×5年）。经查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抚养人人数为一人，即唐秧姑（1929年3月6日出生）。原告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本院根据原告被抚养人居住地、年龄、抚养人人数7人及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收入标准，确定其母唐秧姑的赡养费为5415.7元（7582元/年×5年×100%÷7）。故认定赡养费为5415.7元。（十）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相关费用。原告诉请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等5000元。结合四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等实际情况，酌情支持800元。综上，认定四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42182.2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丧葬费23424元、死亡赔偿金493380元、误工费433.8元、赡养费5415.7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相关费800元，合计人民币606235.73元。桂Ｃ×××××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期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故上述费用依法首先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先予以赔偿，因此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的规定，医疗费42182.2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合计人民币42782.23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赔偿。对于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32782.23元（42782.23元-10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辩称，其仅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四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依法享有追偿权利，同时对保险条款已做明确说明，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存在商业险免责情形，故对超出交强险部分不予赔偿。法院认为，经查明，被告马维军在保险期间内，将其家庭自用汽车挂靠在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从事营业运输并获利。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对投保险种所使用条款及免责条款已尽明确的说明义务，且有被告马维军的签名，故法院对其抗辩，予以采信。另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四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享有追偿权利，系另一法律关系，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被告曾令国质证意见认为四原告诉请的医疗费中含有其垫付的医疗费3600元，经法院核实，四原告诉请的医疗费中未含有其垫付的医疗费，且被告曾令国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被告马维军与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路友汽车租赁挂靠协议》，将其所有桂Ｃ×××××号小型轿车交由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赁经营获取收益，是该车运行利益的直接享有者之一。该车辆行驶证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并以非营运车辆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被告马维军明知其所有的车辆系家庭自用车辆，将该车出租盈利，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致使车辆驾驶人范围从有限的特定的驾驶人扩大到广泛的不特定的驾驶人，增加了该车运行的危险性，也增加了第三人权利救济的风险性，故其对此次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本案相应赔偿责任。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车辆管理过程中，审查车辆驾驶员与承租人身份及相应驾驶资格后，按《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将汽车交至驾驶员被告张现忠，被告张现忠作为桂Ｃ×××××号小型轿车的车辆实际管理人且是有一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对其将车辆钥匙交给无驾驶资格的曾令国可能会产生危险，应有所预知，故对此次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被告曾令国对拿到车辆钥匙无证驾驶会产生危险亦应有所预知，亦对此次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二）知道或者应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对于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32782.23元（42782.23元-1000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由被告马维军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张现忠承担30%的赔偿责任和被告曾令国承担50%的赔偿责任，故被告马维军负担6556.4元（32782.23元×20%），被告张现忠负担9834.7元（32782.23元×30%），被告曾令国负担16391.1元（32782.23元×50%）。丧葬费23424元、死亡赔偿金493380元、误工费433.8元、赡养费5415.7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相关费用800元，合计人民币563453.5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对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的453453.5元，如前所述，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由被告马维军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张现忠承担30%的赔偿责任和被告曾令国承担50%的赔偿责任，故被告马维军负担90690.7元（453453.5元×20%），被告张现忠负担136036元（453453.5元×30%），被告曾令国负担226726.8元（453453.5元×50%）。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辩称，被告曾令国已经被刑事起诉，根据法律规定，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应当不予以支持，该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20000元；二、被告曾令国赔偿原告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43117.9元；三、被告张现忠赔偿原告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45870.7元；四、被告马维军赔偿原告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97247.1元。本案受理费10324元，由被告曾令国承担5162元，被告张现忠承担3097.2元，被告马维军承担2064.8元。
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综上，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受害人邓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还是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二、上诉人张现忠是否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三、上诉人马维军是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提交的租房合同以及一审法院对汤小荣、大河乡乌石村委书记汤秋生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受害人邓某及其妻子唐秧姑从2013年6月开始租住汤小荣所有位于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乌石村为上塘边村的房子，该村已规划为城市，村民生活来源以及消费与城镇居民无异，故一审判决认定交通事故发生前受害人邓某在城镇生活持续满一年以上，并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马维军认为受害人邓某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但没有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审被告曾令国与原审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承租车辆由登记司机驾驶外，不得交与他人驾驶。上诉人张现忠作为驾驶员在担保人一栏签名，即负有保证租赁车辆由其合法驾驶、支配的义务。而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原审被告曾令国无证驾驶所导致，上诉人张现忠将车钥匙交与原审被告曾令国持有，没有尽到妥善保管车钥匙的义务，使车辆至于没有驾驶资格的原审被告曾令国的支配下，其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损害后果的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据此判决上诉人张现忠在交强险之外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马维军将其所有的登记为非营运的车辆挂靠在原审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用于营运，并取得营运收益，其行为客观上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该车运行的危险性，也增加了第三人权利救济的风险性，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一审判决上诉人马维军在交强险之外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亦予以维持。事故车辆挂靠在原审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将非营运车辆出租用于营运，并获取收益，是车辆运营利益的享有者，故对损害后果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其应对车主上诉人马维军承担的责任负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1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1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上诉人马维军赔偿被上诉人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97247.1元，原审被告桂林路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被上诉人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324元（邓标、邓翠英、邓专、唐秧姑已预交），由原审被告曾令国承担5162元，上诉人张现忠承担3097.2元，上诉人马维军承担2064.8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218元（上诉人张现忠已预交），由上诉人张现忠承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31元（上诉人马维军已预交），由上诉人马维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勇
审判员 潘文华
审判员 周 霞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叶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