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1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惠华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城关镇明心岭路1号。
法定代表人：史元中，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雅，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明，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上虞称山有机化工厂，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中联村。
投资人：景文琴，系该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高，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惠华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称山有机化工厂（以下简称称山化工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4民初8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雅、李毅明，被上诉人称山化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第三方签订的购销协议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被上诉人自认收到10万元承兑汇票就认定购销协议书中的货物签收人系有权签收人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不顾本案客观事实所作的枉法认定并基于此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首先，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协议书看，签订的主体系被上诉人与嵊州市广鸿纺织整理厂（以下简称广鸿厂），该协议书上签字的人员均是广鸿厂的职工，非上诉人的职工。对此，上诉人还提供了嵊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56号调解书，证明戴海波等7人均是广鸿厂员工的事实。根据举证分配原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戴海波是否系上诉人的员工，但被上诉人未提供。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竟以调解书中的戴海波与购销协议书中乙方代表人戴海波是否系同一人无法证明为由否定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其次，关于被上诉人自认收到10万元承兑汇票，上诉人从未予以认可，即使有也并非上诉人按购销协议书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再次，已认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协议书或合同履行的依据，这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所确认，且为司法实践所认可。二、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偏袒被上诉人。第一，上诉人已经提供调解书，足以证明戴海波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但一审法院以调解书中的戴海波与购销协议书中乙方代表人戴海波是否同一人无法证明为由否定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上诉人提交的广鸿厂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证明该厂的经营范围（针纺产品的定型、整理、生产）与被上诉人本案销售的助剂相吻合，属于关联性证据，但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加以否认。第三，上诉人提供的广鸿厂负责人钱广的书面证明，证明了戴海波、许军斌、竹正胜等人均是该厂的员工，本案的助剂交易是广鸿厂与被上诉人发生，但一审法院作出否定性评价。第四，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的营业执照，以证明上诉人的营业场所在明心岭路1号，与上诉人交付货物的地点不同，但一审法院只作真实性认定，未就证明力在所谓的“下文中予以阐述”。第五，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员工社保缴纳证明，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协议书中乙方代表人员签字均不在上诉人员工名册之中，由此证明购销协议书中乙方代表非上诉人的员工，但一审法院只作真实性认定，未就证明力予以认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和第一百六十一条作为主要判决依据，但该法律条文适用的前提是争议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但本案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讼争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应当适用《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作出判决。综上，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讼争买卖双方间的合约，被上诉人自认收到10万元承兑汇票并非上诉人作为交易方支付所谓的购销协议书中款项给被上诉人，如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已履行交付标的物，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情形下，则不能认定双方买卖关系成立。
称山化工厂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余款的责任。被上诉人不仅提交了购销协议书，还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认证查询单等证据；其中购销协议书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载明的购货方、货物名称、数量、金额、时间上均能相互印证，且本案所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全部认证抵扣，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交易金额。上诉人主张本案中的购销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广鸿厂之间签订，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共计提交了72份购销协议书，每一份中的“乙方（购货单位）”均为上诉人，并无任何广鸿厂字样。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应根据《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还提供了购销协议书、对账单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客观公正、并无偏颇。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钱广个人或者广鸿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关于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256号调解书。该调解书中仅有戴海波一个人名字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协议书、对账单中的戴海波同名，并无7人同名，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述材料中的戴海波均属同一人。该调解书的内容为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间，广鸿厂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与本案发生交易时间2013年7月5日至2015年1月3日间，并不相同。退一步讲，即使上述戴海波为同一人，其也可能在上诉人处离职后，再进入广鸿厂工作，故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关于上诉人公司社保缴费花名册。企业未给员工缴纳社保，并不能否定企业与员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现实中企业未给员工缴纳社保情形大量存在，由此产生的纠纷诉至法院更是屡见不鲜。故上诉人主张其公司社保缴费花名册中没有货物签收人员，并不能否定货物签收人员为其公司员工。况且上诉人提交的社保缴费花名册并不能反映出全部人员名单和缴费情况。第三，关于上诉人营业执照。该证据只能证明其公司注册地址为嵊州市城关镇明心岭路1号，其实际经营地为城关镇明心岭路816号。明心岭路1号为“东豪家园”小区，全部为居民住宅用房，无厂房，也无供热、堆放布匹场地等生产条件。另上诉人2013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均显示其实际经营地为城关镇明心岭路816号。第四，关于广鸿厂的工商信息，与本案无关。第五，关于广鸿厂钱广的证明，被上诉人对三性均有异议，上诉人主张本案的货款应由钱广承担，但上诉人与钱广个人或者广鸿厂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六，关于被上诉人自认收到10万元承兑汇票，鉴于上诉人对已经支付的货款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同意该笔款项不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由双方另行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称山化工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惠华公司立即向称山化工厂支付货款729773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称山化工厂、惠华公司之间素有生产助剂的交易往来。其中，称山化工厂提供的2013年7月5日、2013年8月11日至2013年10月21日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载明货款金额为69780元。称山化工厂提供的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8日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载明货款金额合计为103344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1月13日开具对应金额为103344元的增值税发票（NO.12268951）。称山化工厂提供的2014年2月17至2014年4月29日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为48168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8月25日开具对应金额为48168元的增值税发票（NO.18220153）。称山化工厂提供2013年10月20日至2014年1月10日的购销协议书(5号楼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143424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1月13日分别开具对应金额为30780元和112644元的增值税发票（NO12268949、12268950）。称山化工厂提供2014年2月23日至2014年5月15日的购销协议书（5号楼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为110700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8月25日开具金额为110700元的增值税发票（NO.18220154）。称山化工厂提供2014年5月26日至2014年7月19日的购销协议书（5号楼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为101313元，称山化工厂于2015年3月20日开具金额为101313元的增值税发票（NO.13206729）。称山化工厂提供2014年7月24日至2014年12月30日的购销协议（5号楼车间）载明的金额合计244944元。综上，称山化工厂合计向惠华公司提供金额为821673元货物，称山化工厂向惠华公司开具合计金额506949元的增值税发票，且所涉增值税发票均已经过税务机关认证。另查明，称山化工厂自认惠华公司于2014年3月7日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称山化工厂、惠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称山化工厂提供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4月29日、5号楼车间：2013年10月20日至2014年7月19日）载明的内容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金额、时间上均能相互印证，且该案所涉增值税发票均已经税务机关认证。惠华公司虽辩称购销协议书中乙方代表的签收人并非其公司员工，但结合称山化工厂、惠华公司的陈述及该案证据认定，可以证明称山化工厂向惠华公司交付上述购销协议中载明货物的事实，上述购销协议书中的货物签收人系有权签收人员。同理，称山化工厂提供的其余购销协议书虽未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该部分购销协议书中乙方代表名字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购销协议书中的乙方代表名字一致，且购销协议书之间时间间隔较短，具有连续性，购销协议书中的货物种类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购销协议书中的种类一致，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亦可以证明称山化工厂向惠华公司交付了其余购销协议书中所载明的货物的事实。惠华公司辩称与称山化工厂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该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经查明，称山化工厂合计向惠华公司提供金额为821673元货物，扣除惠华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惠华公司尚欠称山化工厂货款金额为721673元。称山化工厂诉请要求惠华公司支付货款729773元，该院对其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另，称山化工厂诉请要求惠华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2016年12月2日）起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卖合同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惠华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称山化工厂货款721673元并支付自2016年12月2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利随本清。如果惠华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11098元，减半收取5549元，财产保全费4170元，合计9719元，由惠华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惠华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称山化工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明心岭路816号照片3份（复印件），以证明案涉货物送至惠华公司实际经营地址明心岭路816号。2.明心岭路1号照片2张（复印件）；3.明心岭路1号视频1份（原件），以证明明心岭路1号为东豪家园住宅小区，没有任何厂房，不具备印染企业的生产条件。4.惠华公司企业信息信用报告6份（复印件），以证明2013、2014、2015年度报告载明该企业的通信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为浙江省嵊州市城关镇明心岭路816号。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1—3所载明的具体地址、内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年度报告中明确载明的是通信地址和注册地址并不矛盾，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反映了客观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证明惠华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明心岭路816号，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称山化工厂提供的2013年7月5日至2013年10月21日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载明货款金额为77880元。称山化工厂提供的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8日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载明货款金额合计为103344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1月13日开具对应金额为103344元的增值专用税发票（NO.12268951）。称山化工厂提供的2014年2月17至2014年4月29日的购销协议书（兴和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为48168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8月25日开具对应金额为4816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NO.18220153）。称山化工厂提供2013年10月20日至2014年1月10日的购销协议书(5号楼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143424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1月13日分别开具对应金额为30780元和11264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NO.12268949、12268950）。称山化工厂提供2014年2月23日至2014年5月15日的购销协议书（5号楼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为110700元，称山化工厂于2014年8月25日开具金额为1107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NO.18220154）。称山化工厂提供2014年5月26日至2014年7月19日的购销协议书（5号楼车间）载明的货款金额合计为101313元，称山化工厂于2015年3月20日开具金额为10131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NO.13206729）。称山化工厂提供2014年7月24日至2014年12月30日的购销协议（5号楼车间）载明的金额合计244944元。综上，称山化工厂向惠华公司开具合计金额506949元的增值税发票，且税务机关开具证明对上述款项进行认证，称山化工厂主张合计向惠华公司提供金额为821673元货物。上述货物的签收人员分别为申涛、戴海波、钱广、曾金辉、许军斌、商成兴、竹正胜、钱赛。2013年12月23日，称山化工厂制作对账单，其他事项说明仅载明“以上金额已确认无误（戴海波）”；2013年12月24日，称山化工厂制作对账单一份，其他事项说明载明“核对无误”，许军斌在“浙江惠华针织有限公司（五号楼广鸿染色）”后签名。2016年6月15日，嵊州市广鸿纺织整理厂及负责人钱广出具书面证明，称山化工厂提供的协议书上乙方代表签字人员均是该厂员工。称山化工厂自述惠华公司于2014年3月7日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已支付货款100000元。另查明惠华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嵊州市城关镇明心岭路1号，通讯地址为浙江省嵊州市城关镇明心岭路816号。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判决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原审证据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名为购销协议书实为发货单的证据，签收人员是否系上诉人工作人员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供了嵊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书证明其中一位签收人员戴海波为广鸿厂的员工系反驳对方的证据，对戴海波身份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至被上诉人。对于社保缴纳证明中没有案涉的七位签收人，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购销协议书中七位签收人系上诉人的员工；而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进一步削弱了被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协议书证明力，故一审判决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之规定。对于广鸿厂的证明，被上诉人称钱广是以上诉人名义直接与其发生交易，上诉人陈述钱广租赁其总公司厂房，故钱广在本案中具有重要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对该份证据未经调查核实即不予认定不当。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7月27日的购销协议书不予认定，理由是该协议书中的签收人与开具发票的协议书中的签收人不一致；根据双方庭审陈述，该份协议书的签收人是钱广，原审对于钱广签收的协议书未予认定，对其他六位签收的协议书予以认定，亦属认证不当。
关于原审事实认定：原审查明事实，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于2014年3月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10万元存在错误。自认只能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且上诉人对此支付情况予以否认，被上诉人一审、二审中均未举证证明上诉人有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或交付给被上诉人，故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自认收到上诉人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案涉汇款1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除了提供由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认证抵扣材料之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上诉人交货的事实，亦未提供签收人员系上诉人员工或指定人员。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注册地址和通信地址的情况能够印证上诉人所称的钱广开设的广鸿厂租赁情况；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中一份对账单亦注明了广鸿染色，不能排除被上诉人与广鸿厂或钱广个人发生的货物买卖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协议书、对账单等证据，均不能证明与惠华公司有关，不能对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力产生印证作用。
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4民初800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绍兴市上虞称山有机化工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79元，财产保全费4170元，合计9719元，由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称山有机化工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8元，由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称山有机化工厂负担，款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代理审判员 薛 敏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