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民终1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1,女，汉族，1969年7月3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7,女，汉族，1959年11月1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男，汉族，1956年4月7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铭东，广东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方某2,女，汉族，1955年8月15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原审原告：方某3,女，汉族，1963年10月2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原审原告：方某4,女，汉族，1966年1月2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深圳市福田区，
原审原告：方某5,女，汉族，1967年12月7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深圳市罗湖区，
原审原告：方某6,女，汉族，1974年4月16日出生，广东省廉江市人，住深圳市南山区，
上述五原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某1因与被上诉人方某7、肖某及原审原告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6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6）粤0881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亦是原审原告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方某7、肖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铭东，原审原告方某3、方某4、方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方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6）粤0881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判令方某7、肖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摇珠确定鉴定机构的过程中程序违法。《广东省人民法院关于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评估拍卖机构的选定，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摇珠选号确定各受托机构参与具体案件的代码序号。各级法院每年选定各类别的年度受托机构数一般不得少于5家。基层法院在选择年度受托机构时无法达到5家以上（含5家）的，应当改为在中级法院选定的年度受托机构中摇珠选定具体案件的受托机构。”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摇珠确定鉴定机构时，对各受托机构的代码序号并未进行摇珠，而且，在选定受托机构时仅仅只有4家鉴定机构参与摇珠，未达到规定的5家受托机构。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摇珠确定鉴定机构的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未对事实予以充分调查，从而做出错误的事实认定，据此作出的判决明显存在重大瑕疵。第一，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仅仅是针对涉案遗嘱中“黄玉兴”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签名进行鉴定，而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却理解为“该《遗嘱》经笔迹鉴定是黄玉兴的笔迹和指模”，由此可见，一审法院未经任何调查核实径自将“指模”确认为真实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实属滥用裁量权的行为。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法院在庭审时，询问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其明确请求遗嘱因伪造而全部无效”，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从未针对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向方某1进行过任何的明示，方某1亦从未针对上述事宜进行过任何的明确表态。三、涉案“遗嘱”形式违法，理应认定无效。1、涉案“遗嘱”并无代某人，一审法院漏查关键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某遗嘱应当明确具体的代某人。本案中，作为案件争议焦点的“遗嘱”从形式上为代某遗嘱，但是无论是从“遗嘱”来看，还是从庭审中方某7、肖某对该遗嘱形成过程的陈述来看，均无法确定该份遗嘱的代某人为谁。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不予查实就直接作出相应判决，属查明事实不清。2、涉案“遗嘱”并无见证人签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本案中，在涉案“遗嘱”中，所有的签名处除了被继承人的签名外，仅有“李某”、“方某8”在“在场人”处签名，作为代某遗嘱必备条件的“见证人”处并没有任何人的签名，仅加盖了“廉江市司法局城南司法所”及“廉江市城南街道新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代某遗嘱必须有二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可为代某人，见证人一般应是遗嘱人指定并经本人同意的公民，不能以组织的名义作为遗嘱见证人。因此，涉案“遗嘱”并没有合法的见证人，形式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四、“遗嘱”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能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由此可见，宅基地的使用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方某7、肖某已在本案被继承宅基地里建造了一栋4层半的楼房，若方某7通过遗嘱继承再取得这一块宅基地，则方某7名下宅基地不仅违反了“一户一宅”的规定，也违反了法律对每户名下拥有宅基地面积的规定。因此，涉案“遗嘱”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理应认定为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方某1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方某7、肖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院及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方某1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原告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6述称：同意上诉人方某1的上诉意见。
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方某7、肖某持有的被继承人黄玉兴于2009年3月8日所立的遗嘱系伪造而无效；2、判令方某7、肖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与方某7是黄玉兴与方富坚的亲生女儿。方富坚于2007年12月28日去世，黄玉兴于2015年10月16日去世。黄玉兴生前于2009年3月8日在廉江市城南街道新江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方某8、时任廉江市城南街道新江社区居民委员会组长李某（现任廉江市畜牧局副局长）、廉江市司法局城南司法所所长郑永珍在场见证下，另有方某7及部分新江居委会干部等在场，黄玉兴口述遗嘱由其中一见证人代某，后打印出来，黄玉兴在立遗嘱人处签名并摁指模，在场人××、××签名并××城××道新江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2009年3月10日，黄玉兴缴纳100元作为廉江市司法局城南司法所进行遗嘱见证费。该《遗嘱》的内容为：“我叫黄玉兴，是城南街道山寮村人，我和丈夫方富坚共生育七个女，除了长女方某2之外，其余的女都在1982年分单干时，领有土地，儿女方小妹于1984年嫁给新华镇篁竹村肖某为妻，方小妹的户口一直在山廖村，没有迁移。为了解决方小妹和二女婿肖某的住房困难，在1987年丈夫方富坚和我商量决定，将位于廉江市环市××路的一块宅基土地给方小妹夫妇作建房用。该地四至为：东至横市西路边，南至安铺路边，西至方良春兄弟地边，北至方奕佳地边。二女方小妹夫妇在1990年建起一层房屋，虽于1994年被廉江市政府以无证建房为由拆除，随后二女方小妹夫妇次年又搭建起瓦房，从1990年其全家一直居住至今，此事村中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知道。我丈夫于2007年过世，为了日后女儿们和睦共处，免除日后不必要的争执，现确认清楚方小妹现居住的环市××路房屋及附属地，面积共约300多平方是方小妹和二女婿肖某的。口讲无凭，特立此遗嘱。”该《遗嘱》一份交由方某7保存，另有一份在廉江市司法局城南司法所存档。该《遗嘱》经笔迹鉴定是黄玉兴的笔迹和指模。因方某7、肖某在《遗嘱》所述的土地上建楼房，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认为方某7、肖某侵害了她们合法的继承权多次与方某7、肖某协商，居委会调解未果，于2016年3月24日向广东省省委驻廉江市巡视组实名递交了《关于方某8违法违纪胡乱作为的举报信》，后由廉江市信访局转交给城南街道办理。廉江市城南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关于方某5等人反映城南街道新江社区支部书记方某8处理家庭邻里矛盾纠纷过程中存在偏袒一方问题的答复》，查明信访人方某5等人反映方某8参与《遗嘱》造假、司法所作假司法见证等问题均不成立。方某1于2016年4月26日签收了此答复，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廉江市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于2016年5月9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确认方某7、肖某持有的被继承人黄玉兴于2009年3月9日立的遗嘱系伪造而无效。原审法院在庭审时，询问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其明确请求遗嘱因伪造而全部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遗产继承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关于涉案《遗嘱》是不是黄玉兴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根据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遗嘱》上立遗嘱人处的“黄玉兴”签名笔迹是黄玉兴所写。该《遗嘱》从形式上属于打印遗嘱，其是否有效要审查是否满足有效遗嘱的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某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某，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某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的规定，打印遗嘱在法律层面究竟应解读为何种遗嘱，应重点审核立遗嘱人是否对该打印遗嘱的形成与固化具有主导力或完全的控制力。本案中，黄玉兴口述遗嘱，由两名见证人之一代为书写，另有城南司法所所长郑永珍在场见证，后制作成打印遗嘱，由两名见证人李某、方某8在“在场人”处签名，城南司法所在方某7持有的《遗嘱》上加注见证意见。因此，该《遗嘱》应属于代某遗嘱。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主张见证人与方某7、肖某有利害关系，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规定，见证人李某、方某8作为社区干部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黄玉兴请他们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城南司法所对该《遗嘱》见证符合《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该通知未明确规定不能对遗嘱进行见证。城南司法所所长郑永珍在场目睹黄玉兴立遗嘱的过程，对黄玉兴立遗嘱行为的真实性及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见证，并在见证的《遗嘱》上增设了见证条款和加盖司法所公章，黄玉兴也按照规定缴纳了见证费用。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的规定，黄玉兴立遗嘱时76周岁，是完全行为能力人，《遗嘱》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是伪造的遗嘱。对于该《遗嘱》是否合法，因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不要求审查，故在本案中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方某7、肖某持有的被继承人黄玉兴于2009年3月8日立的《遗嘱》是真实的，而不是伪造的。因此，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成立的，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关于“该《遗嘱》经笔迹鉴定是黄玉兴的笔迹和指模”的事实认定有误，本院纠正认定：该《遗嘱》中“黄玉兴”的签名经笔迹鉴定是黄玉兴本人的签名。
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遗嘱》所涉“遗产”是农村宅基地，该土地上现存的房屋是由方某7、肖某出资建造的。
本院认为：本案是遗嘱继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方某1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方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被上诉人方某7、肖某的答辩意见，及原审原告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6的陈述意见，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遗嘱》是否无效。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权利，是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居住问题，由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无偿取得，无偿使用，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因此，宅基地使用权并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涉案《遗嘱》所涉“遗产”是“宅基地使用权”，故黄玉兴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作为遗产指定给方某7、肖某继承，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的规定，应认定涉案《遗嘱》无效。原审判决以方某1等六人只是请求确认涉案《遗嘱》因伪造而无效为由，不对涉案《遗嘱》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方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6）粤0881民初846号民事判决；
二、黄玉兴于2009年3月8日立下的《遗嘱》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方某2、方某3、方某4、方某5、方某1、方某6各负担3000元，方某7、肖某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方某1负担10500元，方某7、肖某负担1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小红
审 判 员 陈春丽
代理审判员 林 竹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源良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