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246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左荣英，女，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原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退休职工，住桂林市秀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婉渠，女，195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原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退休职工，现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景，桂林市星宇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营长海机器厂。住所地：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长海路*号。法定代表人:谭升海，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卿艳瑛，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湘辉，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左荣英因与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7）0302民初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受理后，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左荣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婉渠、蒋景，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卿艳瑛、蒋湘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批准延长一个月审限，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左荣英的上诉请求：撤销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7）桂0302民初323号民事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承担清偿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拖欠上诉人福利费22080元的债务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所确定的案由错误。上诉人在星光厂工作期间享有生活补贴等福利待遇，退休后，星光厂因经营困难，未按时发放，只是列表记账，但承诺：有条件就补发。2016年被上诉人未经合法清算，强行注销星光厂，上诉人起诉请求其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对原星光电器厂拖欠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案由因为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二、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革方案报告》及附表并未加盖星光厂的公章，赵小凤并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进而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星光厂存在发放诉争福利费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提交其领取过该项费用的相关凭证。因此，原告的该项权利请求不符合相关规定”。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实：星光电器厂拖欠上诉人福利费。1、改制时星光厂多次向被上诉人提交了盖章的包括上诉人福利费（即补助费）内容的报告，《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革方案报告》及附表只是其中一份；但因被诉人己将星光厂接管，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也无法提供原审法院所要求的“发放福利费的规章制度”、“领取福利费的相关凭证”，这不影响星光厂认可拖欠福利费事实），被上诉人拒绝出示该报告及附表。原星光厂会计赵小凤已证实：此证据已向被上诉人提交。依《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妨碍举证的推定之规定，可推定星光厂认可拖欠上诉人福利费。2．原审认可其真实性的《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基本情况》中载明“其基本诉求是：要求长海机器厂发放星光电器厂欠退休工人‘债务’80余万元”这佐证了星光厂拖欠上诉人福利费的事实。综上，原审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答辩称：一、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以下简称“星光厂”）与上诉人之间从从来就不存在生活补贴等退休福利债务，上诉人在其提交的证据材料中通过自认等方式证明涉案“福利债务”，其实只是上诉人参照长海厂退休职工待遇标准自行杜撰出来，并无任何事实、合同和规章制度依据。2008年上诉人为能够享受长海厂退休职工的福利待遇，以星光厂是长海厂的下属部门为由，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星光厂的企业经济性质进行变更，并因此曾向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生效判决（详见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确认了以下事实：1、上诉人自退休时星光厂就没有生活补贴等福利费用。因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和上诉状中称“享受过生活补贴福利待遇”，且“有发放福利的规章制度”和“领取福利费的相关凭证”的说法，纯属无事实依据和为诉讼需要的虚假陈述。2、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诉人主张福利债务的证据是其数次向长海厂递交的书面报告、申请以及长海厂的书面回复等，并以此视作本案福利费的债权凭证。但，从证据形式看以上证据仅是上诉人自述并不构成债权凭，从证明效力看，上诉人单方申请和自述文件完全不足以证明福利债务的客观真实存在，且在长海厂对上诉人的书面复中，也从未确认过此福利债务的真实存在。因此，从债务的来源来看，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福利费债务，既没有合同和规章制度基础，更没有法律依据，其本案之诉无凭无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称“星光厂多次向上诉人提交了盖章的包括福利费内容的报告”，并以《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革方案报告》及其附表己提交长海厂为由，推定星光厂拖欠上诉人福利费，此推定不仅欠缺证据的支撑，且该报告完全不具有涉案福利费用“债权凭证”的证明力。该报告并没有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所提供的复印件的落款并没有任何加盖星光厂公章的痕迹，并不能认定是星光厂的意思表示。不管是否有原件，均不构成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债务支付的承诺。该报告亦不能作为承诺支付的债权凭证。三、星光厂已经合法程序关闭注销，并在注销前对债务进行了清理并由长海厂垫资偿还，双方通过签署《协议书》对债清等事宜达成共识。上诉人在本案中所称债务不仅不属实，且长海厂依法亦不应承担清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左荣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请求：由被告国营长海机器厂承担清偿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拖欠上诉人福利费22080元的债务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星光厂系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管部门为被告长海厂。原告系原星光厂的职工，于2004年12月退休。2006年12月以来，原告等退休职工多次向被告、桂林市就业服务中心、桂林市国资委、桂林市信访办要求享受与被告退休职工同等的退休待遇。2008年7月3日，原告等33人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局错误登记星光厂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要求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其提出的星光厂工商登记变更申请作出答复。该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公民个人不具备申请变更企业登记的主体资格，其诉请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答复于法无据，裁定驳回了原告等33人的起诉。2015年10月30日，被告作出《关于注销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的决定》，决定注销星光厂。2016年1月12日，星光厂在桂林日报发布注销公告，通知债权人、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申报债权债务。2016年5、6月，桂林市秀峰区国家税务局和桂林市秀峰区地方税务局相继办理核准注销登记手续。2016年6月20日，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原星光厂注销登记。2016年2月2日原告左荣英作为甲方，被告长海厂作为乙方，由原告签字及被告盖章的协议书载明：“1、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困难补助人民币肆仟元整（4000.00元整）。此后，原星光厂与甲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终结。2、乙方向甲方提供在长海医院免费体检一次的福利。此后，乙方不再承担相似的义务。3、甲方已经向地方社会保险机构交纳的“五险一金”中，原星光厂应当交纳的企业部分（属于甲方代替原星光厂垫付的性质）。乙方全部将该垫付款返还甲方。至此，原星光厂应当对甲方履行此项费用的义务全部终结。4、甲方在收到本协议确认由乙方支付的款项和享受乙方承诺的福利事项之后，甲方与原星光厂之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均不再存在。甲方不得对乙方提出任何新的经济利益要求。乙方不再对甲方承担任何义务”。原告左荣英签收困难补助4000元、2001年-2003年工资补发9168元、2004年及之后工资补发3784元及垫付医保385.2元。原告向该院提交《2001至2012年星光厂退休人员各项补贴明细表》，以此主张本案的债权金额。该明细表分项载明：“中秋加餐1600、春节加餐1900、体检费1500、生活补贴14420”。该补贴表无任何签章。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诉请的福利性债权债务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因此，债的成立依据是合同的约定，或者是法律的规定。原告提出财政部2009年下发的财企[2009]242号《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的总工办发〔2014〕2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证明原告诉请的福利待遇符合国家规定，是星光厂的合法债务。被告辩称两个文件均未提及本案相关的福利费用，而且第二个文件是2014年颁发的，不具有溯及力，不适用于本案诉请的2013年以前的费用。该院认为，一是，财企[2009]242号《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是针对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而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根据文件精神，福利费制度应当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批准，福利项目明确、标准合理、核算规范，职工福利费预算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纳入企业财务预算。原告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星光厂存在发放诉争福利费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提交其领取过该项费用的相关凭证。因此，原告的该项权利请求不符合相关规定。二是，对于总工办发〔2014〕2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经审查，该通知是2014年7月3日颁布的规定，不适用于原告主张的2001年至2013年期间债权债务关系。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三是，原告提供《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革方案报告》及附表作为其诉讼请求的直接计算依据。但是，该证据没有加盖星光厂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不能确认是企业法人的意思表示，该证据不具备债权成立的基础要件。综上，原告诉请的债权债务，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其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债权凭证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左荣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左荣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提供了2012年12月25日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职工大会决定书、职工大会签到单、职工大会表决认可书三份复印件作为证据，以决议书的第2页第六小点证明星光电器厂欠职工各项补贴65万多元。同时申请原星光电器厂副厂长张正志作为证人出庭证明以上观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所提供的三份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没有原件，被上诉人从来未收到上述三份材料，是上诉人或者星光厂的单方行为。即便按职工会议决议的内容表述也表明星光厂退休职工的相关补贴是参照长海机器厂退休员工标准计算的，并非星光厂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也不是法律规定应支付的合法债务，该职工大会决议不足以认定涉案福利性债务的成立。被上诉人为证明其观点提供了《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制书》复印件，证明星光厂在2016年改制，当时全体星光厂职工均签名，已经明确星光厂的债务不包括本案涉诉的上诉人所有债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是复印件，不是新证据，不认可《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制书》的证明效力。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不能提供原星光厂欠付各项福利补贴的记账凭证，也不能提供欠付员工福利补贴债务移交给被上诉人的凭证，更没有被上诉人承诺接收该项债务的文字凭证，因此，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异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诉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原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是否存在欠付上诉人福利费及补贴，被上诉人是否有义务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是国有性质企业，原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二者性质不同，分属两个不同的独立企业法人单位。虽然星光厂的主管单位是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但星光厂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模式，其职工的生产活动、工资及福利待遇、对内对外债权债务由其自身企业负责，依照法律规定与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无关。原星光电器厂因经营不善被注销企业登记，本身企业资不抵债，再者被上诉人国营长海机器厂并没有兼并、改组、收购星光厂，不存在对星光厂的债权债务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诉人所称原星光厂拖欠其各项福利费，上诉人提供原星光厂财务做账的原始凭证，不能提供星光厂盖章确认的文字依据，也没有星光厂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更没有星光厂移送债权债务经被上诉人接收并予以确认的依据。而是上诉人听说国营长海机器厂的退休职工享有的福利待遇类型金额后，参照被上诉人工厂退休员工的福利待遇而制作的补贴明细表，该补贴表无任何签章，不具备企业法人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主张债权的有效凭证采信。况且，2016年2月2日被上诉人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原星光厂员工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一次性支付给上诉人等员工4000元，给予免费体检一次，被上诉人替原星光厂垫付“五险一金”，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均不再存在。上诉人不得对被上诉人提出任何新的要求。被上诉人不再对上诉人承担任何义务。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给付各项福利费用既无事实亦无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2元，由上诉人左荣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刚审判员 张 鹏审判员 唐国登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伍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