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2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某（A），男，2004年8月10日出生，国籍美国，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理人：黄某（H），系安某母亲，女，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S），系安某父亲，男，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晓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美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金丰路258号。
负责人：刘约志（YORK-CHILAUHARDER）。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力，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龙，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某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美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国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8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晓峰，被上诉人上海美国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安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出且被上诉人已经认可的事实作出明确认定，包括：1、2016年5月9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校行为异常，建议上诉人家长带上诉人去XX医院看心理门诊；2、2016年5月20日，被上诉人组织上诉人所在年级学生参加春游活动，但因上诉人平时表现不佳而未让参加；3、2016年8月9日开学前一天，校长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上诉人母亲提供心理医生出具的整套心理评估报告，如没有不准到学校就读。上述事实体现了被上诉人的不当行为，均系案件的重要相关事实，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其次，一审判决仅对上诉人在上海嘉静门诊部的就诊病史作了部分引述，而未对该门诊部提出的相应指导建议作出完整认定。在上海嘉静门诊部的指导建议中，对学校一方强调：“心理治疗师和学校教职工应共同制定计划，帮助安某重新融入正常班级。”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心理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此与事实不符。根据XX医院心理科的就诊病史记载，上诉人在学校的遭遇多次成为其感到沮丧和痛苦的原因。如2016年8月16日的复诊记录中提到，“患者感觉沮丧是因为暑期前发生的事故，学校不想让他返回学校”；2016年12月17日的复诊记录中也提到，“患者在学校感觉有压力，以及感觉一直被别人批判”，而上诉人在XX部的就诊病史也有类似记录，由此可见，学校和老师始终将上诉人作为问题学生，将其与其他学生孤立，不让其参与学校活动，此是导致上诉人产生心理问题的直接原因，与上诉人的心理伤害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次，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不属于专业医疗机构，无法对上诉人的病情作出专业的医疗计划，因此通过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判断上诉人是否适宜在学校就读并无不当，从被上诉人对事件的处理来看，并未显示其未尽到管理职责。该结论缺乏法律依据，更与我国保护未成年人、不歧视弱势群体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严重相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第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从本案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并未达到上述标准。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表示，如果学校得知上诉人患有XX症，学校会在第一时间与家长协商退学或休学事宜，此做法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歧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规定。被上诉人因上诉人患有XX症而准备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教育管理职责，即使被上诉人不属于专业医疗机构，也不能免除其应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XX对学校提出的建议已经充分说明，XX症等不具有反社会性和攻击性的心理疾病，不需要转移至专业医疗机构，应当使患者在其本来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理解，故不能成为免除被上诉人对患有XX症的上诉人进行教育管理职责的理由，相反，教育管理机构对于此类学生负有更高的责任标准。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未配合医疗机构的治疗建议，更欲直接开除学生了事，是对其法定教育管理职责的严重违反，一审判决认为学校的行为并无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上海美国学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安某的上诉请求。一、关于赔偿医疗费的主张。上诉人安某的XX症是其固有的心理疾病，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医疗费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9日建议上诉人家长带孩子去看心理门诊属于建议行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2016年5月20日未让上诉人参加春游，是因为此活动是本校与外校的联谊活动，上诉人已被诊断为XX症，出于安全考虑学校未让其参加符合情理。学校要求家长提供上诉人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属于与家长沟通的正常之举，与孩子的心理健康没有直接关系。二、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代理费的主张，在中国法律框架下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安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上海美国学校赔偿安某医疗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7,000元（其中医疗费19,000元，心理健康评估医疗费1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律师代理费100,000元，合计437,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起，安某至上海美国学校就读小学六年级。2017年1月27日，安某母亲黄某与上海美国学校协商解除教育培训合同。自2016年5月9日起至2016年12月17日止，安某至XX医院心理科治疗，主治医生保某（W），安某为此支出医疗费10,300元。
安某在XX医院心理科就诊病史记载如下：1、2016年5月9日首诊，诊断：通常在童年和青少年期发病的未特指的行为和情绪障碍。2、2016年5月17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通常在童年和青少年期发病的未特指的行为和情绪障碍；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感觉沮丧的，用愤怒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感情关系疏远；心境：沮丧；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投影画，帮助患者建立信任。3、2016年5月31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通常在童年和青少年期发病的未特指的行为和情绪障碍；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在学校被欺凌，通过愤怒来保护自己；心境：沮丧；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帮助患者学习如何在学校应对欺凌。4、2016年6月7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通常在童年和青少年期发病的未特指的行为和情绪障碍；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跟他的哥哥有矛盾，患者有怒气要爆发；心境：沮丧；洞察力和判断力：差；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愤怒管理。5、2016年6月14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通常在童年和青少年期发病的未特指的行为和情绪障碍；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昨天被欺凌，很生气，患者反击，争吵逐步升级；心境：愤怒；洞察力和判断力：差；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帮助患者如何解决矛盾，给予同理心，家长教育。6、2016年8月16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XX发作；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感觉沮丧是因为暑期前发生的事故，学校不想让他返回学校；心境：沮丧；洞察力和判断力：差；诊断印象：XX症，中度的；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帮助患者处理关于拒绝返回学校的思想和情感，愤怒管理。7、2016年8月17日复诊-
短治疗，诊断：XX发作；上次就诊以来情况：关于患者目前心理健康功能方面与学校顾问布某（B1）、以及校长贝某（B2）进行会谈；心境：沮丧；洞察力和判断力：良好；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会见了学校的顾问和校长，讨论了患者在学校期间的治疗计划，给予建议帮助患者调整返回学校。8、2016年8月24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XX发作；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分享说他已经很好适应学校生活，并且与胡医生预约了全套心理评估；心境：沮丧；洞察力和判断力：良好；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帮助患者处理在学校的经历，以及帮助患者建立XX管理的应对技能。9、2016年12月17日复诊-
长治疗，诊断：XX发作；上次就诊以来情况：患者在学校感觉有压力，以及感觉一直被别人批判；心境：沮丧和愤怒；洞察力和判断力：良好；诊断印象：XX症；认知行为治疗：技能建设，处理有关学校经验的思想和情感。
2017年6月1日，XX医院心理医生保某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自2016年5月9日上海美国学校将患者安某介绍到我院行心理咨询。2016年5月17日起至2016年12月17日止，其共看诊过患者以及家长9次。患者被诊断为XX症，且伴有怒气爆发和没有主要焦点的能力。患者在学校被欺凌，患者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情绪，结果导致通过愤怒来自我保护。患者也与家庭成员有疏远的感情关系。治疗注重在帮助患者建立愤怒和XX管理的应对技能，以及社交技能（解决冲突）。父母也接受了关于育儿和学习如何与患者重建情感关系方面的心理教育。2016年夏末，根据学校的要求，患者家属声明患者需要全套心理教育评估。2016年8月16日，其给学校提供了医学证明说明患者的症状和治疗计划，以及2016年8月17日关于患者心理健康功能和计划，与学校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学校顾问布某B1，校长贝某B2）。此计划就是转诊患者给胡某（G）医生进行全套的心理教育评估，除了跟其常规治疗外，进行测试的心理学专家应该与提供治疗的心理医生有所不同，目的为保持客观性。2016年8月24日患者看诊，并说明他们已经跟胡医生预约了测试，然后在2016年12月17日患者回来进行最后一次治疗课程，并说明患者在学校持续感觉到压力，以及被他人批判。2017年2月，患者跟家属去越南。
2016年8月19日起至2016年12月14日止，安某至XX部心理科，主治医生为临床心理治疗师胡某，安某为此支出心理健康评估检测医疗费18,000元、心理治疗医疗费8,700元。胡某医生出具证明，内载：其中2016年8月19日、8月29日、9月5日、10月5日为心理健康评估，2016年10月18日、10月27日、11月21日、12月14日是心理治疗。
安某在XX部就诊病史如下：2016年8月19日初诊，行为：患者12岁，男性，上海美国学校七年级学生，父母来自台湾，哥哥14岁，也是上海美国学校的学生。患者在上海美国学校上学一年，之前在B学校和D学校上过学。患者在美国出生，居住一年，全家迁至台湾，居住四年，后到上海，全家在中国已经居住8年；介入性沟通：父母描述与患者关系，母亲与患者关系很好，经常聊天，父亲较为严厉为患者提供安全感。父亲在建筑行业房地产工作，母亲经营瑜伽馆，目前照料家庭；反馈：相关问题请查上海美国学校邮件附件。患者父母报告说患者在适应上海美国学校环境上存在困难。经过与父沟通并查阅相关问题，将进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青少年调整版（MMPI-
ARF）,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韦氏个人成就测验（WIAT），康纳斯行为评定量表（CBRS）测试。患者父母报告说患者与老师之间的误解或引起误解的沟通更多了，因而老师判定患者具有反抗和攻击性。
2016年10月7日，胡某医生出具安某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主要内容为：
背景介绍：安某起先在包玉刚实验双语学校读书，但后来转学到上海B学校读了三年。2015年秋到上海美国学校就读。安某母亲说D学校教学比较严格，安某更喜欢长宁C学校温和的教学环境，但是因为考虑到学业成绩，在安某升六年级时，家人决定让其转入上海美国学校。自从在上海美国学校上学，安某缺乏在校生应有的适当行为意识，行为表现令教职员工担心。安某父母说，孩子与自己的关系“很好”，慈母严父的关系模式，母亲享受和孩子亲密的教养关系，父亲强调纪律，为安某提供稳定感和安全感。其余背景介绍同2016年8月19日初诊。
测试分三次完成，每次测试，安某均能顺利被引导至某个时间、地点和场景，并保持良好的注意力，顺利完成测试，偶有短暂休息，与安某父母进行的临床访谈使用中文，与安某和学校教职员工的访谈使用英文。
临床面谈：
与安某父母的临床面谈：父母反映安某受到转学的影响，不同学校对学生有不同的期待，孩子对此一时难以适应，存在误解，引起了学校的纪律处分，导致安某认为自己已被定为“问题”学生。父母反映安某应该有些焦虑，这与他感觉自己被标签化、被认为是问题学生不无关系，这也影响了安某改变行为的动机。父母还反映和包玉刚实验双语学校或上海美国学校截然不同，上海B学校的教育环境更温和，比较适合安某。他们反映安某在家很少有挑衅行为，他们已经在看临床心理治疗师，希望改善家庭氛围，对孩子在校表现有所帮助，暑假回台湾度假也帮助安某缓解了不少焦虑，所以这学期安某在校表现相对来说问题少了很多。
与安某的临床面谈：安某非常友善，表达很清晰，他好象知道自己的行为让老师和教职员工有顾虑。他甚至还说自己知道为什么老师会担心，但是他觉得每次想要解释自己的想法时，总是不能被很好的理解。他特别提到学校旅行前发生的一件事，他被误解了，最后学校不允许他参加那次旅行。他说自己因为这件事情相当伤心，也感觉很绝望。他说自己在学校的时侯很焦虑，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限制性的规定落到他头上。在谈话期间，安某表现出了很好的注意力和举止，与测试者迅速并容易建立起融洽关系，有恰当的眼神交流。
与安某辅导老师的临床面谈：自从安某入学以来，学校老师一直都很担心他的行为。这位辅导老师从上个学年开始带安某，老师提供了一些之前的记录和书写绘画作业，反映安某的行为问题，安某因而被列为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老师说，从他的书写、绘画和日常表现来看，他有挑衅行为、不讲规矩、行为无法预测。老师还反映安某会自主选择他的行为引起别人怎样的反应，故意吸引关注。这样的行为一直都有，没有减少，这学期甚至更加严重。她还反映安某没有同理心，不愿意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她举了许多例子，比如安某画的动物撒尿的画；在解剖课上对青蛙撒尿非常感兴趣；要求写一篇有关英雄的作文时，他写的是忍者；让他朗读自己写的作文时大声尖叫，因为文中的角色也是大声尖叫。老师反映他还会躲起来，等同学走近了突然跳出来吓唬他们，或者引起别人的反应。
与安某及父母的临床心理治疗师进行临床面谈：他觉得安某有XX和焦虑症状，受到多重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已经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和在校的应对机制。他和安某父母一直在努力，已经改善了家里的惩戒方法，开始用积极的强化方法，对安某的情绪有明显的影响。临床心理治疗师也知道安某在校的行为问题，但不觉得符合反抗性行为障碍的标准。
总结：安某可能由于正在转学的影响，以及社交经验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产生不合理的应对机制。此应对机制看似有些奇怪、似乎不合规矩、具有侵犯性，但有可能是安某在处理情绪或获得社会关系时的表现。学校环境固有的压力可能会使安某的情况更加复杂，进一步引起紧张、影响他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缺少恰当的模式表达情绪以及接触的媒体，都有可能影响现有的症状。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安某存在学习障碍、对立违抗性障碍、行为障碍、广泛性焦虑症、分离焦虑症、强迫性神经症。安某看起来像有适应障碍，伴有焦虑和XX情绪。
对家长及学校提出的相应的指导建议。
2016年10月18日就诊，诊断：适应障碍；行为：患者与父母一起来访，说到学校有关心理检查的建议，不久要迁去越南，还谈到在校的行为事件，其中提及视频课；介入性沟通：患者报告说自己不想搬家，视频课上的事情是个误会，看视频时讨论了如何听别人的看法，和父母讨论迁到越南的焦虑；反馈：患者表示愿意尝试大家提供的选择。
2016年10月27日就诊，诊断：适应障碍；行为：讨论最近在校和老师、同学的互动，继续讨论迁到越南的话题，重点讨论如果社交再次遇到误解或出现适应困难，该怎么计划应对；介入性沟通：角色扮演练习，帮助安某做好准备进入新学校；反馈：患者能够参与角色扮演，提供社交反馈，获得预期效果。
2016年11月21日就诊，诊断：适应障碍；行为：周五被要求停课，详见附件。患者说“killyourself”是一句常用语，表达“不”的意思。患者在理解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影响上，以及理解别人的看法上存在障碍；介入性沟通：使用多个例子来学习社交技巧。
2016年12月14日就诊，诊断：适应障碍；行为：患者来访，接受心理治疗，报告说周五因课堂上自己的行为表现不当（包括大声说话），被要求停课回家。患者播放了一段视频，对于视频中老师行为有顾虑。临床心理治疗师将联系校方老师了解情况。本次心理治疗应患者要求提前结束；介入性沟通：讨论了视频中老师的行为。视频大概显示老师对学生使用较为激进的言语，另有身体攻击行为。积极聆听，有同理心；反馈：无。
就双方提供的视频所展现的内容来看：视频一：安某将一条金鱼装入袜子，然后手抓袜子抡起敲打桌面、墙面。视频二：安某手拿一条金鱼站在与鱼缸有一定距离的床边，向鱼缸抛投金鱼，有几次金鱼落入鱼缸，有几次金鱼落在地面。
2017年1月27日，安某随父母去越南生活后，安某父母聘请律师与学校交涉退还学费及侵权赔偿事宜，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首先，安某自2015年9月起至上海美国学校就读，业已年满10周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就本侵权纠纷案件应由其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学校未尽教育、管理职责；其次，从安某的就读经历、心理治疗、心理健康评估报告来看，其在小学六年的就学过程中曾先后在三所学校就读，上述三所学校的教育环境及教育严格程度、教育制度截然不同，安某作为一名未成年人，不断地在适应新的就读学校，确实造成了其困惑和适应障碍，负面情绪未得缓解、释放，而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适应障碍，伴有焦虑和XX情绪，故安某的心理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的；再次，2016年5月17日，心理医生保某对安某的诊断印象为XX症，但安某家属及医疗机构未在其至上海美国学校处就读期间将安某该诊断印象告知学校，学校亦不属于专业医疗机构，无法对安某的病情作出专业的医疗计划。上海美国学校通过医疗机构对安某出具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来评估、判断安某是否适宜在该校继续就读。综上，安某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因上海美国学校未尽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其患有心理疾病的相关证据，故对其诉请法院实难支持。
判决：驳回安某（A）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7.50元（已减半收取），由安某（A）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安某主张，由于被上诉人上海美国学校的不当行为导致其XX症的产生和加重，但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来看，对于其在2016年5月17日被首次诊断为XX症之前学校方面在教育管理上有何不当行为从而导致其XX症之产生一节，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及事实，故其关于XX症系被上诉人导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建议家长带上诉人看心理门诊、不让上诉人参加春游活动、要求家长提交上诉人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将其与其他学生孤立开来，从而加重了上诉人之XX症的程度。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在校情况建议上诉人家长带其看心理门诊，以及针对上诉人的特殊情况在入学时要求家长提交上诉人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均属于学校与学生家长的正常沟通之举，与学生本人的心理健康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而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被诊断为XX症的特殊情况，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未让其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以及在学习上采取个别辅导等方式，亦不属于未尽教育、管理职责的行为，当然，具体采用怎样的方式对上诉人的心理健康更为有利，站在学校与家长的不同立场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看法，目前的心理医学对此亦无统一标准的答案，上诉人家长如不赞同学校的做法，可以与校方进行沟通，共同协商对上诉人心理健康更有帮助的具体计划与措施，但不能以此为由要求学校对上诉人的心理问题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患有XX症为由欲剥夺上诉人受教育权的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系自行协商解除教育培训合同；其次，本案系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尽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其XX症之心理疾病的产生与加重为由，提起的教育机构责任纠纷，适用《侵权责任法》，其提出的受教育权被剥夺一节与本案显然不属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据此，本院赞同一审判决的意见，上诉人的心理问题系多方面复杂因素共同构成，现其将之完全归咎于学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安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855元，由上诉人安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卫清
代理审判员 许 洁
代理审判员 王 奕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仕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