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83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千迪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荷花村8.11组。
法定代表人：黄渌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俞强，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市恒方丝绸整理厂,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镇北开发一区****号。
主要负责人：丁志芳，该厂投资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叶玉，女，该厂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笑，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姚晓红，女，199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原审被告：庄大良，男，198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上诉人苏州千迪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迪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江市恒方丝绸整理厂（以下简称恒方丝绸厂）及原审被告姚晓红、庄大良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9民初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千迪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恒方丝绸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恒方丝绸厂提交的三份对账单上签字的庄大良、姚晓红并非千迪好公司员工，故千迪好公司对该三份对账单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对账单系姚晓红所签，故姚晓红提交的供货单位明细、产品购销合同及发票记录的打印件即便与对账单对应，也不能印证对账单的真实性。二、关于四份工资表原件，只有庄大良、姚晓红陈述上面的“庄平”签字是“庄莉萍”本人所签，但并无其他证据印证，故仅凭该四份工资表原件，无法证明庄大良、姚晓红、朱东阳、杨程飞均系千迪好公司员工。并且，该四份工资表原件对应的时间是2016年7月至10月，而恒方丝绸厂提交的对账单时间是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6月15日，故工资表也不能证明庄大良、姚晓红签署对账单时是千迪好公司员工。三、关于千迪好公司支付给恒方丝绸厂投资人丁志芳的2363040元中的593840元是否是支付给吴江市恒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的货款，即便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恒安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主张的货款500397元已扣除千迪好公司向丁志芳支付的2363040元中的593840元，但该案尚在审理中，依据法律规定，只有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才可以作为审理的依据。四、关于制版费，一审法院认定千迪好公司支付制版费172800元（108根*1600元）没有事实依据。五、即便庄大良、姚晓红是千迪好公司员工，但其均不是负责人，在没有千迪好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签署对账单。
恒方丝绸厂辩称，姚晓红、庄大良是千迪好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其签署的对账单对千迪好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千迪好公司理应按照其对账确认的金额向恒方丝绸厂支付货款。
庄大良、姚晓红二审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恒方丝绸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千迪好公司、庄大良、姚晓红共同向恒方丝绸厂给付加工费2094262元及制版费165000元，合计2259262.5元，并由千迪好公司、庄大良、姚晓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恒方丝绸厂变更诉讼请求为千迪好公司、庄大良、姚晓红共同向恒方丝绸厂给付加工费2044262.5元、制版费70600元，并由千迪好公司、庄大良、姚晓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到庭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恒方丝绸厂提交的恒方丝绸厂千迪好公司往来收款明细；千迪好公司提交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及收条签收原件、银行转账明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恒方丝绸厂提供的三份对账表，第一份是截至2015年11月22日有庄大良签字的对账单原件，庄大良对其签字及打勾或五角星等进行标记的业务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庄大良对该对账单庄大良的签名下方手写的“至2015年11月22日止千迪好共欠恒方加工费1244030.5元+版费111400元=1355430.50元”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该句的笔迹明显与庄大良的笔迹不同，亦未经庄大良的另行签字确认，故对该手书部分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第二份是2016年2月29日-2016年6月15日有姚晓红签字的对账单原件，确认的加工款余额为2159266.75元，姚晓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姚晓红签明下方打印的“至2016年6月15日止苏州千迪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共欠吴江恒方丝绸整理厂加工费2159266.75元+制版费165000元=2324266.75元”内容并未再经姚晓红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对有关制版费的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三份是2016年6月16日-2016年8月25日有姚晓红签字的对账单传真件，确认的加工款余额为2026908.2元，姚晓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2、恒方丝绸厂提供的一份2015年8月14日-2016年2月3日的对账表打印件（无人签字），其中记载的2015年10月31日收款40万元、2015年12月3日收款30万元均与千迪好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记载的时间、金额相对应，2016年2月3日收款合计50万元（承兑），承兑汇票号码、金额均与千迪好公司提供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及收条记载的签收时间一一对应，截至2016年2月3日的结欠金额亦与姚晓红签字的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6月15日对账表记载的2016年2月3日余额一致，故一审法院对该对账单中有关千迪好公司付款的记录及截至2016年2月3日余额的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
3、姚晓红提供的千迪好公司工资表原件4份（2016年7月-10月）、复印件5份（2016年2月-6月），记载“恒方涂层”的供货单位明细打印件，部分产品购销合同（打印件，无供需双方盖章）、发票记录打印件数页。恒方丝绸厂、庄大良对工资表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工资表载明庄大良、姚晓红均领取了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的工资，朱东阳领取了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的工资，杨程飞领取了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的工资，其中2016年2月、3月工资表下方有“庄莉萍”的签名，2016年4月-10月工资表下方有“庄平”的签名。庄大良、姚晓红均确认庄莉萍是千迪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女儿，是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上述工资表上“庄莉萍”、“庄平”都是庄莉萍本人所签。庄大良还确认庄莉萍系其堂姐。千迪好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庄平不是其工作人员，并不认识此人，千迪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其不清楚千迪好公司与庄莉萍的关系。经审查，上述工资表上“庄莉萍”、“庄平”签名的笔迹相似度较高。“恒方涂层”的供货单位明细打印件记载的自2016年4月10日至8月10日期间的每笔供货数量、单价、金额、付款情况均与恒方丝绸厂提供的对账表一一对应。庄大良对于“恒方涂层”的供货单位明细打印件，部分产品购销合同（打印件，无供需双方盖章）、发票记录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对于千迪好公司工资表4份原件（2016年7月-10月）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此可以证明庄大良、姚晓红、朱东阳、杨程飞均系千迪好公司的员工。
4、恒方丝绸厂提供的2016年8月27日码单原件1份、2016年8月29日提货单（金额为2922.15元）原件1份，均无人签字，庄大良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明确其知晓该笔业务，具体是2016年8月底恒方丝绸厂单做的印花加工，后来拉到盛泽舜鑫涂层厂（未查询到该企业信息）做的涂层，没有人在码单上签字可能是因为当时找的人力三轮车去恒方丝绸厂提货的，具体也不清楚。因该组证据上并无收货人签字，庄大良的解释亦无相应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5、恒方丝绸厂提供的2016年9月27日码单原件2份（“客户签名作为欠款凭证”一栏有朱东阳的签名）、提货单原件2份，2016年9月28日码单原件1份（“客户签名作为欠款凭证”一栏有“小杨”的签名）、提货单原件2份，上述提货单中均无人签字，提货单记载的金额共计57432.15元。提货单中记载的货号、数量、备注分别与码单中记载的米数、规格一一对应，码单中记载的品名（180T春亚纺）、规格（印花防水压光半遮黑胶）的单价，在上述第一组证据即对账表中为2.4元（涂层）、1.05元（印花），该单价亦与上述提货单中记载的货号（180T春亚纺、180T春亚纺印花）的单价2.4元、1.05元一致。庄大良对该组证据中的码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小杨”就是杨程飞。上述码单均有千迪好公司员工的签名，码单中虽未记载单价，但对应的提货单上记载的单价与双方同时期、同类型交易确定的单价一致，故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6、恒方丝绸厂提供的一份2016年8月11日-2016年10月25日的对账表打印件（无人签字），该对账表系打印件，也无对方的签字或盖章，且其中记载的部分业务缺乏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以确认。
千迪好公司虽对上述六组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在案涉其他当事人的身份已证实为千迪好公司员工，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进行确认或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千迪好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证或推翻。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恒方丝绸厂与千迪好公司自2015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恒方丝绸厂根据千迪好公司的要求为其进行纺织品涂层加工、印花加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加工合同。庄大良系千迪好公司的员工，负责生产管理。庄大良在恒方丝绸厂提供的截至2015年11月22日的对账表上签字确认结欠加工款1244030.5元。姚晓红系千迪好公司的会计，其于2016年6月18日在恒方丝绸厂提供的2016年2月29日-2016年6月15日的对账表签字确认结欠加工款2159266.75元。姚晓红在恒方丝绸厂提供的2016年6月16日-2016年8月25日的对账表签字确认结欠加工款2026908.2元。2016年9月27日-28日，恒方丝绸厂又为千迪好公司加工了金额合计57432.15元的涂层及印花。2015年10月29日至2016年8月2日，千迪好公司共向恒方丝绸厂的投资人丁志芳以银行转账或交付承兑汇票等方式给付2363040元（2343840元+19200元）。上述三份对账表中已经扣除了千迪好公司向丁志芳支付的2363040元中的170万元，另有5万元恒方丝绸厂于2017年5月21日扣除，恒方丝绸厂将其收到的19200元用于扣除制版费。
2017年1月6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恒安公司与千迪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7）苏0509民初461号]，恒安公司主张千迪好公司向其购买布匹，经恒安公司会计与千迪好公司会计姚晓红通过QQ聊天工具进行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11月7日，千迪好公司结欠恒安公司货款500397元，故恒安公司起诉要求千迪好公司给付货款500397元。恒安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的货款500397元系扣除千迪好公司向丁志芳支付的2363040元中的593840元后的余额。该案尚在审理阶段。
一审法院认为，恒方丝绸厂与千迪好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各自的义务。庄大良作为千迪好公司负责生产管理的员工，关于恒方丝绸厂与千迪好公司对账过程的陈述符合常理，内容与相关对账表相符，也不与千迪好公司会计姚晓红的陈述相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姚晓红作为千迪好公司的会计，收到恒方丝绸厂提供的对账表后，依据千迪好公司与恒方丝绸厂每笔业务的码单与对账表进行核对，并对核对无误的欠款金额进行签字确认的事实亦由庄大良的陈述证实为真，姚晓红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责任应由千迪好公司负担。同理，庄大良在相应对账表上签字的行为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由千迪好公司负担。恒方丝绸厂与姚晓红、庄大良之间并无加工合同关系，因此，恒方丝绸厂要求姚晓红、庄大良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恒方丝绸厂及案外人恒安公司就千迪好公司的已付款进行了划分，并均据此分别提起了诉讼，恒安公司确认已收取的593840货款，在本案中不予理涉。千迪好公司结欠恒方丝绸厂加工款的数额为2034340.35元（最后一次对账数额2026908.2元+对账后又发生的业务数额57432.15元-2017年5月21日补入账的收款5万元）。到庭当事人均确认恒方丝绸厂与千迪好公司就制版费的免除条件进行过约定，但在庭审中就每满1万米减免还是1.5万米减免未达成一致意见，恒方丝绸厂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每满1.5万米减免，故一审法院结合庄大良的陈述，酌定制版费为每满1万米减免1600元。恒方丝绸厂依据其提供的对账表确认印花总数累计达88.5万余米，千迪好公司主张根据现有业务量其已无需支付制版费，但又对于业务的具体米数无法确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计算制版费的基数为88.5万米，千迪好公司应支付的制版费为12000元（108根×1600元-88.5万米×1600元-已支付的版费19200元）。恒方丝绸厂履行了加工义务后，千迪好公司理应履行相对等的付款义务。千迪好公司未能及时付款，已构成违约，恒方丝绸厂有权要求千迪好公司付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苏州千迪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江市恒方丝绸整理厂加工款2034340.35元、制版费12000元，合计2046340.35元；二、驳回吴江市恒方丝绸整理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19元，公告费260元，由吴江市恒方丝绸整理厂负担案件受理费548元、公告费260元，苏州千迪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3171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恒方丝绸厂。恒方丝绸厂已预交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不再退还。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本院要求千迪好公司确认姚晓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资表上所列人员是否其工作人员，千迪好公司确认工资表所涉人员均非其员工。
姚晓红二审陈述：工资表上有部分人员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使用的是千迪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渌维尾号为9254的银行卡。
2016年2月工资表（复印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
2016年3月工资表（复印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杨建华（转卡3000元）；
2016年4月工资表（复印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杨建华（转卡3000元）；
2016年5月工资表（复印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杨建华（转卡3000元）；
2016年6月工资表（复印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杨建华（转卡3000元）；
2016年7月工资表（原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杨建华（转卡3000元），另手写方式载明管剑英、高春芬、纽伟星、杨程飞、朱东阳的卡号；
2016年8月工资表（原件）载明俞纪宏（转卡3000元）、杨建华（转卡3000元）；
2016年9月工资表（原件）载明杨程飞（已转卡3000元）、俞纪宏（已转卡3000元）、杨建华（已转卡3000元）。
杨程飞、管剑英、朱东阳、纽伟星、高春芬亦均为工资表记载的千迪好公司工作人员。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黄禄维名下尾号为9254银行卡2016年1月至10月的交易记录。
其中，该卡于2016年3月2日向俞纪宏转账3000元；2016年3月31日分别向俞纪宏、杨建华转账3000元；2016年5月1日分别向俞纪宏、杨建华转账3000元；2016年6月1日分别向俞纪宏、杨建华转账3000元；2016年8月1日分别向俞纪宏、杨建华、杨程飞、管剑英、朱东阳、纽伟星转账3000元，向高春芬转账6000元；2016年8月30日分别向俞纪宏、杨建华、朱东阳、纽伟星转账3000元，向杨程飞、高春芬转账6000元；2016年9月30日分别向杨建华、俞纪宏、杨程飞、纽伟星、朱东阳、管剑英转账3000元，向高春芬转账6000元。
对此，千迪好公司认为系黄禄维与上述人员个人经济往来。
关于制版费，庄大良一审陈述：恒方丝绸厂与千迪好公司就版费问题有过协商，加工到一定米数，版费就不承担，比如1万米退一套版，一根版的价格是1600元，一套看花型来定。后又陈述：听说过印花1万米，免1600元/根制版费，因为加工数量大的话，成本摊薄了。
本院认为，千迪好公司、恒方丝绸厂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
第一，关于姚晓红、庄大良的身份，千迪好公司对于姚晓红、庄大良系其工作人员的身份予以否认，姚晓红一审审理中举证了2016年2月至10月的工资表，载有庄大良、姚晓红在千迪好公司领取工资的记录，姚晓红另于二审审理中提供了千迪好公司用于发放员工工资的银行卡户名及卡号，经查，工资表上记载以转账方式发放的人员及金额均与该卡相应期间内流水相吻合，印证了姚晓红提供工资表的真实性，姚晓红提供的上述证据及信息亦与其作为公司财务人员的陈述相符。千迪好公司否认其与上述人员之间的关系，却无法合理解释银行流水载明的交易往来，在千迪好公司未能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姚晓红、庄大良均为千迪好公司的工作人员。另外，工资表及黄禄维银行卡的交易流水，亦印证朱东阳确系千迪好公司工作人员。
第二，姚晓红、庄大良签字对账的行为均发生于其在千迪好公司工作期间，应认定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故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千迪好公司承担。恒方丝绸厂在对账之后的送货由朱东阳签收，朱东阳亦是千迪好公司工作人员，故千迪好公司应支付该部分货款。关于制版费，一审法院已根据庄大良的陈述按每一万米扣除1600元的方式进行计算，千迪好公司并无相反证据证明其应付金额12000元超过其义务范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千迪好公司应付加工款2034340.35元、制版费12000元，并无不当，千迪好公司应予支付。
综上所述，千迪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719元，由上诉人苏州千迪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俞水娟
审 判 员 蒋毅颖
审 判 员 李晓琼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韩小安
书 记 员 刘 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