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7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秋涛路258号A座10-11层、秋涛路238-2。
负责人钱心葵，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泽，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国军。
委托代理人潘登、应吉吉，浙江四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国妹。
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国军、童国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4月11日7时25分，童国妹驾驶浙A×××××号车在同协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横塘村路口时，与由西向东在横塘村行驶至此的姜国军驾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姜国军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认定，由童国妹负事故全部责任，姜国军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姜国军支付了医疗费2075.65元。童国妹所有的浙A×××××号车辆在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三者险50万元，且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姜国军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评定姜国军为交通事故八级伤残和护理期为90日。童国妹支付了姜国军住院期间的护理费6615元、住院伙食费2000元和电动车修理费1500元。2014年12月24日，姜国军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1.童国妹赔偿姜国军医药费3209.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营养费6000元、误工费45500元、护理费10975.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9536.90元、伤残赔偿金227106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2040元、财物损失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355468.30元；2、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直接赔付责任，其中非医保用药、鉴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优先赔付。审理过程中，童国妹、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对姜国军的误工时间提出异议，原审法院经审核认为：姜国军于2014年4月11日受伤经住院治疗后，医院对其右肾挫裂伤、右肩锁关节半脱位、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临床诊断可予认定。鉴于其存在右肩锁关节半脱位，右肾挫裂伤并进行了相关手术治疗的实际情况，结合临床治疗基本稳定时间的一般规律及其自主活动能力的逐步改善，对其误工期限应掌握在5个月（包括住院治疗的时间）为宜。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其人身，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童国妹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童国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浙A×××××号车辆已向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对姜国军承担赔偿责任。姜国军要求非医保用药、鉴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遭受侵害的，赔偿义务人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的姜国军自身疾病对本次事故的参与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仅是案涉车辆的保险人，并非是案涉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人，故对案涉诉讼费用不应由其负担。姜国军要求赔偿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赔偿金、鉴定费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姜国军对医疗费的计算有误，应修正为2075.65元。姜国军要求按每月收入7000元的标准计算，但未提供相应的完税凭证，故原审法院按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姜国军合理的误工时间是150天，误工费为18292.50元。姜国军对护理费的计算有误，应修正为10975.50元。姜国军的父亲姜某生育有三个子女，其一直居住在老家常山县，系农村户口，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9992元。交通费是姜国军看病所必要的开支，但应考虑其合理性，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800元。本次事故导致姜国军构成八级伤残，确给姜国军造成了一定的身体伤害和精神痛苦，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营养费1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姜国军主张的电动车修理费，该费用并不是姜国军所支付，故姜国军对该费用没有主张的权利。综上，原审法院可以确定的姜国军损失有医药费2075.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营养费1800元、误工费18292.50元、护理费10975.80元、××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47098元、交通费800元、鉴定费2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301181.65元，其中由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给姜国军款项116975.65元，余款184206元由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姜国军。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姜国军116975.6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姜国军18420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姜国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3316元，由姜国军承担407元，童国妹承担2909元。童国妹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姜国军的鉴定意见记载“因本次外伤前右肾存在自身基础性疾病，对本次交通事故外力所造成的右肾挫裂伤起着一定影响，故引用损伤参与度概念，从提交资料分析外伤参与度建议为75％”。一审法院认为该起交通事故中，特殊体质的受害人遭受侵害，赔偿义务人应对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24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不能适用于本案，因为体质状况与自身疾病是两个不同概念，指导案例中的体质是指“年老骨质疏松”，这是年龄增长的客观因素，是必然现象，是生理上改变，本案的自身疾病是姜国军“存在右肾结石及右侧输尿管结石、右肾积水等自身基础性疾病，此疾病非本次外伤所形成”，为致残的另一原因，这不是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的体质，而是单独个体的疾病因素，是一种病理改变，两者不能混同，本案不能参照上述指导案例。其次，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解答，并不是所有特殊体质诱发的抗辩都是不予以支持，本案童国妹行驶在主干道同协路上，而姜国军骑行电瓶车从支路横塘村道进同协路，童国妹本身无违反交法的具体行为，交警亦以“未注意观察”一言而蔽之，且姜国军尚处于青壮年，体质较常人健壮，然而碰撞导致的结果是由肾挫裂伤演化成肾切除，与通常可能造成的后果差距巨大，超出一般人所能预计范围，上述都属于解答中的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责任的因素。再者，根据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首届法医临床鉴定业务研讨会会议纪要》关于损伤（或疾病）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问题的意见，“伤病（残）关系是指现有××（伤残）在现存后果或结局中的相互关系。伤病（残）关系判定分为五种情形：一是完全由疾病所致；二是疾病为主要作用，损伤为次要作用；三是疾病与损伤同等作用；四是损伤为主要作用，疾病为次要作用；五是完全由损伤所致。在作伤病因果关系分析时，须在鉴定意见中作出属于上述何种情形的判定”，本案应属于第四种情形，但判决结果参照的是第五种情形，即“完全由损伤导致”，明显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计算××赔偿金时未考虑自身疾病是××的次要原因，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赔偿金按170329.50元（37851元×20年×30％××比例×75％参与度）赔偿，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理赔款244405.15元。
被上诉人姜国军答辩称：最高人民法院24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即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我国交强险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应根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应扣减，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也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其次，《浙江省首届法医临床鉴定业务研讨会会议纪要》仅仅是会议纪要，对本案并无指导意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童国妹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受害人姜国军在事故中没有过错，其自身疾病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赔偿义务人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安诚保险浙江分公司关于计算残疾赔偿金时应扣除姜国军自身疾病对事故损伤的参与度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代理审判员 戚剑颖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