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521行初30号
原告邬勇，男，汉族，1972年10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大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广东登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住所地：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埔边高速公路路口，组织机构代码证：71924743-4。
法定代表人唐木和，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南，该大队交管股指导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萌群，广东海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邬勇不服被告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以下简称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交通行政处理行为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南、程萌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邬勇诉称，一、2017年4月22日晚，原告驾驶川Ａ×××××牌奥迪A6小轿车从广州番禺出发前往汕头，于次日凌晨3点半左右在距离汕尾出口不到两公里的沈海高速长沙湾大桥上发生严重交通追尾事故。当时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道上违章占道停车，没有采取开启尾灯、应急双闪灯和没有在车尾150米后置放应急警示标识，因违停大货车和原告的小轿车中间还间隔一辆大货车，遮住了原告的视线，大货车变道完毕后，原告无法及时发现前面占道违停的车辆而追尾该车，致原告的车辆严重残损，原告及车上四名乘客全部受伤。交通事故发生后，占道停车的肇事司机在明知后面追尾的小车及人员造成严重损伤的情况下没有实施报警和救助行为，并因害怕承担责任而逃逸现场。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正处于昏迷，当时路过司机于凌晨3点37分向110报警，而被告办公所在距离出事地点不到10公里，为了让肇事者有充分的时间逃逸，被告在接到报案后1个小时后才到达现场。
二、被告的民警到达现场后，没有向当事人发送联系卡，也没有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客观、全面、及时、合法地收集证据。被告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1.被告没有交通警察勘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拍摄现场照片，绘制现场图，提取痕迹、物证并交由原告签名确认，更没有查找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和证人，控制肇事嫌疑人；2.被告没有及时固定、提取或者保全现场证据材料；3.被告没有清点并登记现场遗留物品，保证车上乘客的物品安全，导致原告车上三部手机（原告一部、两名乘客各一部）丢失，二百多元现金也不翼而飞；4.被告没有向原告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情形下便强行扣留原告的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仅在2017年6月18日通知原告领取车辆；5.最关键的是被告收取原告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之前并不准原告拷贝和查看内容，被告的几位警员将原告强行推到办公室一边。被告除存在前述保全证据中的违法行为外，被告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告知交通事故发生后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追查肇事者，例如：对方肇事车辆和司机逃逸的情况下，原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提交责任认定书的书面申请等。在被告明知交通事故重伤三人，前车司机已构成肇事逃逸罪的情况下，原告在伤者医疗期间曾多次向被告强调，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应当承当全部责任。此外，原告多次督促被告出具事故认定书，但是被告借各种理由推诿，拒绝出具事故认定书。
三、被告的两名工作人员为了私利，毁灭证据，恶意删除原告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内容的事实。被告的两名警员收取原告内存卡后拒不让原告查看，把原告打发到办公室一边的沙发上坐着，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才告诉原告说发生交通事故的那段视频刚好没了且被锁住打不开。原告当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即要求该两名警员将卡备份后归还，但是其拒绝返还，后经原告多次催促并就被告的违法行为举报到中纪委和公安部，被告被迫于2017年5月4日将行车记录仪的存储卡归还给原告，但自案件发生至今，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被告仍没有对事故实行调查、核实以及出具处理结果、意见。原告拿到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后，插入电脑，电脑提示该内存卡已被格式化，原告完全无法打开内存卡内的视频，当即致电行车记录仪的生产厂家（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恢复相关视频，生产厂家回复说需要拿内存卡到广州找专业人员才能恢复。其后，原告费尽周折才好不容易在广州找到一名顶级电脑高手，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那段被删掉的视频录像，该技术人员说该内存卡（注：内存卡是每三分钟自动形成一个文件）被删除了三分钟，而且被删除的恰好是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三分钟，之前的视频和之后的视频完全无损，可以正常观看。更重要的是，该名技术人员还说被删除的三分钟文件与前面肇事车辆的车牌有关的四秒钟视频被人用特殊技术手段处理，并进行了第二次粉碎处理。从恢复的视频录像上看，原告因前面的一辆货车遮挡视线且违停肇事车辆没有依法设置尾灯及放置警示标识，原告来不及反应就撞上违停肇事车辆尾部。原告将内存卡交给广东省司法厅所认证的广东杰思特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要求其对内存卡是否被人为删除以及删除的时间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告知原告，从技术上讲，这是肯定能鉴定出来视频所被删除的时间，但是要求被告提供当时操作内存卡时所使用电脑的硬盘。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政府机关，本应执政为民，但是其工作人员为了一己之私，故意不依法保全和提取证据，放任肇事车辆逃逸，恶意损坏原告的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明显违法。
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当庭撤回以下两项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包括因被告删除行车记录仪内存卡内容无法恢复导致无法确定真实的肇事责任主体从而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351811元（暂定，内存卡鉴定费8000元，包括原告车辆维修费30000元，本应由肇事者承担的伤者赔偿款300000元、原告两个月的误工费13811元）；2.判令被告将川Ａ×××××牌车辆和原告的驾驶证返还给原告。同时，原告明确其他两项诉讼请求的内容：1.判决确认被告删除原告行车记录仪内存卡的内容，没有向原告开具扣留车辆、行驶证、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及没有向原告开具扣押行车记录仪物品清单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邬勇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医疗及住院收费票据；2.录音光盘和翻译文本；3.肇事车辆放行通知书；4.恢复后的内存卡U盘内容；5.鉴定委托受理协议书。
被告埔边高速公路大队辩称，一、被告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行政违法及行政不作为行为。1.事故发生时，原告并没有向交警部门报警，路过的其他车司乘人员通过139××××4569、159××××5996的电话向交警部门报警，报警的时间是2017年4月23日3时28分，交警部门于3时32分接到报警信息告知被告所属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被告接警后马上安排值班民警陈坤华、林成昊出警，值班民警在接到指令后即驾警车出警，在行驶过程中放慢车速观察搜索（重点搜索对向车道是否有明火点，因报警信息称车头冒烟）赶赴现场位置，但未发现上述所称的事故。随后两位民警驾车前行至鲘门收费站（K2757）处掉头返回往长沙湾大桥路段时，在距离汕尾马宫出口约1.5公里（K2742）处发现该事故现场。两位值班民警随即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通知医疗、消防部门，了解伤员及事故情况并开展现场施救勘查等工作，同时，绘制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和拍摄现场相片。高速公路不容许车辆逆行，被告车辆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现场，被告的两位民警依法及时对交通事故进行了处理。在处置该事故中，被告值班民警接警后即出警，于13分钟后到达报警描述的事故地点，但没有发现事故现场。经搜寻，在接警40分钟后，值班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埔边入口至鲘门收费站约25公里，鲘门收费站至事故现场约15公里）。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工作规范》第十四条规定：“交通警察接到出警指令后，白天应在5分钟内出警，夜间应当在10分钟内出警”，被告值班民警在处理该事故中出警符合规定。2.被告交通事故处理大厅的监控视频完整的记录民警陈坤华、林成昊严格履行法律程序的过程，民警陈坤华、林成昊不存在违法行为。根据被告交通事故处理大厅的监控视频显示，陈坤华、林成昊两位民警在处理好交通事故的善后工作后，于2017年4月23日5时20分将原告带回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于5时28分50秒开始询问原告并制作笔录，原告于6时25分10秒在笔录上签名。期间，原告多次从身上拿出两部手机与外界联系，而且陈坤华民警在电脑无法打开原告提供的行车记录视频的情况下，让原告过来查看电脑为什么打不开视频，原告走过来查看电脑后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原告提供的行车记录视频有一部分视频打不开。6时26分被告的工作人员为了不让原告挨饿，还从外面拿来饼干给原告吃，原告也吃了饼干。6时43分，原告做完笔录后向民警拿去了其物品，民警当原告的面一份一份将物品逐件归还给原告，原告当时并未对物品是否丢失提出意见。3.被告到达现场有对现场进行拍摄相片和绘制现场图，并向车辆的司机和乘客制作了笔录，不存在原告诉讼状里陈述的“被告未按法律规定固定、提取、收集证据”。4.被告没有对原告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进行任何处理及删除。事故发生后当天凌晨，被告的两位值班民警在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调阅了原告提供的川Ａ×××××小型轿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储存卡，并在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的电脑上查看该行车记录仪储存卡的相关视频录像，重点查看了事故发生前视频录像（MOV_M_000037551.mp4）和事故后视频录像（MOV_M_000037553.mp4），但发生事故碰撞时间段的视频（SOS_M_000037552.mp4）无法打开，办案民警及时告诉在场的原告，原告也亲自到民警身边查看相关视频，原告发现视频打不开时，也没有告诉民警的具体原因（该事实可见被告提供的工作监控视频）。其后，值班民警上网查询该行车记录仪所属公司卡仕达的售后服务热线电话（号码为4001515999），并拨打该电话询问该视频无法打开原因,售后人员回复称可到该行车记录仪购买安装服务点联系查看（详见被告提供的通话记录），值班民警及时将该情况反馈告知原告，让其与购买安装行车记录仪服务点联系查看这段视频录像。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值班民警将以上三段视频录像拷贝备份到被告办公电脑上以便固定证据备查，现办公电脑里仍然保留着原告当时提供的三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无法打开。
二、被告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多方位侦查力求破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由于原告提供的视频中一段视频无法打开，被告失去了破案线索，为了破案，被告的民警首先通过智能交通监控管理平台卡口查询了该事故发生时间段的车辆情况、查询嫌疑车辆、筛查比对可疑车辆，但是由于事故发生时夜间光线较暗和来往货车较多，被告现仍无法查清可疑车辆。接着，办案民警多次走访了汕尾市辖区长沙湾、埔边、霞湖、内湖等高速路出路口收费站工作人员，询问案发时间段有没有后尾部破损或碰撞的嫌疑货车经过，工作人员均称没有发现嫌疑货车。办案民警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又前往深圳市沙田监控中心调阅了事故发生当天凌晨3时至4时K2743号、K2738号车辆的视频录像材料，并逐一排查，但是仍未发现嫌疑车辆。
三、被告至今未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原因以及事实、法律规定。原告在诉状中提出：“多次督促被告出具事故认定书，但是被告借各种理由推诿，拒绝出具事故认定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逃逸交通事故尚未侦破，受害一方当事人要求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公安机关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当事人书面申请后十曰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受害一方当事人。”由于肇事逃逸车辆至今尚未查获，案件尚未侦破，同时，原告及受害一方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书面申请，因此，被告没有出具书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法律规定。
四、原告存在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而且原告存在故意不配合被告工作的行为，致使被告工作无法正常进行。1.原告驾驶的川Ａ×××××牌小轿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检验有效期至2016年12月，原告逾期后并没有对该车进行检验，所以该车属于未检验的车辆，依法不能上道路行驶。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采取扣留机动车、扣留驾驶证和行驶证的处罚，并于2017年4月23日出具了书面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159130000895997）。但是原告拒不签名，被告在“当事人签名”一栏只能注明“当事人拒签”。2.交通事故发生后，伤者住院治疗需要费用，被告在4月23日向原告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抢救费支付通知书》，原告在接到该《通知书》后，拒不支付抢救费用，给交警的工作及伤者住院治疗带来麻烦。3.被告的民警多次用电话联系原告，要求原告来处理事故，协助调查，但原告故意不配合调查，致使交通事故无法正常处理，具体情况是：4月24日、25日、27日，值班民警先后三次电话通知原告到大队协助调查并领回行车记录仪储存卡，但原告均迟迟未到大队配合调查。直至5月5日，原告才到大队领回了行车记录仪储存卡。6月5日（周一），大队交管股指导员周燕南电话通知原告于6月12日至被告处协助调查，但原告在电话口头答应后没有如期到大队协助调查。后6月14日、27日、30日，值班民警又先后三次电话通知原告到大队协助调查。在通话时，原告称大队民警删除其行车记录仪储存卡的视频资料致无法找到对方车辆，要求赔偿其车辆修复费等。直至7月3日上午，原告才来到大队交管股事故处理大厅。交管股指导员周燕南、民警陈坤华、周鹏展、林成昊组成专案组，向其出具前期调查取证材料并了解伤者治疗等情况。在专案组要求其签收相关文书和提供行车记录仪储存卡恢复后的视频等资料时，原告拒绝签收相关文书，并称：“值班民警删除其行车记录仪储存卡视频资料，而自己花费了几万元请电脑高手恢复的视频录像资料不会白白交给公安机关。公安交警部门没有查获肇事逃逸车辆要赔偿其损失。”拒不交出视频录像资料，又不交出伤者治疗诊断证明等手续。在准备做第二次询问笔录进一步调查时，原告又反复推诿，约好下午2点半再到大队配合调查，下午又无如期来到大队。4.被告联系原告，原告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况下，被告先后两次通过邮政挂号信函的方式邮寄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2017年5月26日寄出），《肇事车辆放行通知书》（2017年6月19日寄出），但是原告依然拒绝配合。
原告曾于2017年5月25日以被告不作为为由向被告的上级行政管理机关汕尾市公安局投诉，汕尾市公安局纪委部门进行调查后于2017年8月10日向汕尾市纪委提交了《关于我局交警支队埔边大队办案人员在处理‘4·23’交通事故中存在不作为等问题的核查报告》，该报告认为：“尚未发现我局交警支队埔边大队办案民警在处理该交通事故中存在违反办案程序，故意删除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包庇逃逸车辆等不作为，滥用职权的问题。”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的办案民警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违法行政及行政不作为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埔边高速公路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书面证据部分：1.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2.接处警登记表；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4.邬勇的询问笔录；5.乘客刘梦洁的询问笔录；6.乘客赖美蓉的询问笔录；7.川Ａ×××××的机动车行驶证；8.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9.道路交通事故抢救费支付（垫付）通知书；10.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2017年5月25日）及挂号信函收据；11.肇事车辆放行通知书及挂号信函收据；12.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2017年7月12日）；13.通话记录。
二、图片部分：1.深圳市沙田监控中心调阅的图片；2.深圳市沙田监控中心的过往车辆记录截屏。
三、视听资料部分：1.埔边交警大队交管股办公视频（2017年4月23日）；2.相片；3.埔边交警大队交管股指导员周燕南与邬勇的通话录音；4.办案民警陈坤华与伤者刘梦洁的通话记录；5.4月23日K2643深汕西公司视频资料；6.川Ａ×××××行车记录视频资料。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3日3时28分，邬勇驾驶川Ａ×××××牌小汽车载着乘客刘楚洁、赖美蓉等四人在途经沈海高速公路深汕路段即东行2742公里处时与他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刘楚洁、赖美蓉等四人受伤以及川Ａ×××××牌小汽车受损。3时32分，电话号码为139××××4569的路过人员致电交警部门报警。接警后，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派警员出警，警员到达事故现场后，对本次事故现场勘查事故现场、抢救伤者，拍照和绘制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5时20分许，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民警将邬勇带回该大队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就涉案交通事故向邬勇进行调查、询问，并形成经邬勇签名确认的《询问笔录》；同时，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民警将从川Ａ×××××牌小汽车调取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在该大队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电脑上进行操作观看，期间，民警叫邬勇到电脑前观看并确认相关视频。同日，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作出编号为NO.4415913000089597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押邬勇驾驶的川Ａ×××××牌小汽车以及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2017年5月4日，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依邬勇的请求发还其行车记录仪内存卡。2017年5月25日，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通知邬勇接到通知后三日内到该大队协助调查。2017年6月18日，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作出《肇事车辆放行通知书》，通知邬勇于2017年6月28日前到该大队交管股办理车辆放行的有关手续。2017年7月12日，埔边高速公路大队再次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通知邬勇接到通知后三日内到该大队协助调查。2017年9月25日，邬勇到埔边高速公路大队领回川Ａ×××××牌小汽车以及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
另查，2017年11月3日，邬勇就川Ａ×××××牌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视频的完整性（即该视频是否被删除、剪接、篡改）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经本院同意其申请后，邬勇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视为其自动放弃鉴定申请。
本院认为，综合原告邬勇的诉讼请求和被告埔边高速公路大队的答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是否对川Ａ×××××牌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进行删除以及相应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二、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是否开具了扣留车辆、行车记录仪、行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扣押驾驶证物品清单以及相应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
一、关于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是否对川Ａ×××××牌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进行删除以及相应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
经查，根据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提交的该大队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监控视频，民警在该大队交管股事故处理办公室电脑上川Ａ×××××牌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进行操作观看，期间，邬勇到电脑前观看并确认相关视频。综合上述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埔边高速公路大队已完成其举证责任，且足以证实埔边高速公路大队为了查明本次交通事故依法调取川Ａ×××××牌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并对视频查看。同时，结合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提交的《中国电信分公司客户详细》，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提出民警在发现行车记录仪的视频部分无法播放的情况下曾致电该行车记录仪售后服务公司咨询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信。邬勇提出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民警对川Ａ×××××牌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进行删除的诉讼理由并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其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是否开具了扣留车辆、驾驶证、行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扣押行车记录仪物品清单以及相应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
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法扣留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等，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本案中，埔边高速公路大队在事故发生后扣留事故车辆川Ａ×××××牌小汽车、机动车行驶证以及驾驶证，并出具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符合上述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邬勇提出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没有开具扣留车辆、驾驶证、行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诉讼理由以及以此请求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在邬勇已知悉埔边高速公路大队的民警调取该行车记录仪并进行相关调查的情况下，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扣押行车记录仪而没有出具扣押物品清单，其后依邬勇的请求发还其行车记录仪内存卡，属于程序瑕疵，但对邬勇的权利义务并未造成实际影响。邬勇提出请求确认埔边高速公路大队没有出具扣押物品清单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邬勇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邬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海波
代理审判员 李永辉
人民陪审员 林万青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 记 员 何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