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兵08民终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君，男，1976年12月8日出生，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绩，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号****室。
代表人：陶某，该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健，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君因与被上诉人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邦企业）退伙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6)兵9001民初4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绩、被上诉人众邦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受《南通罗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下称《股权激励计划》)约束错误。一审认定“根据2006年12月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规定，……代被告持有罗莱公司股份”没有事实依据，其一，上诉人2006年3月13日才入职上海罗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载明的签署时间为2006年12月，上诉人当时才入职9个月，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的资格。其二，上诉人从未签署《股权激励计划》，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通知上诉人签署《股权激励计划》。其三，无证据表明罗莱公司或上诉人当�所在的上海罗莱公司曾作出过任何内部决议，确定上诉人为股权激励对象。其四，《股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激励对象有权自行决定每次认购授予额度的数量，但是自2008年1月1日止，若激励对象尚有未认购的授予额度，则该授予额度失效。”然而，上诉人购得合伙份额中的1.2万股加4.8万股共6万股是2010年3月9日，也超过了前述条款规定时间，由此可以说明上诉人购得6万股并非基于《股权激励计划》。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受《补充条款》约束显属错误。《补充条款》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实质要件，上诉人作为《补充条款》的一方签字，但不存在合同相对方，只是上诉人对其不得从事的行为所作出的一种承诺，该承诺并没有明确的承诺对象，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果有效力，该《补充条款》由方单方拟定，未与上诉人进行过协商，属�格式条款。被上诉人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上诉人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或予以说明，且要求上诉人以170.325万元的低价转让价值500多万元的股权，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该条款无效。因此，《补充条款》对上诉人也不具有约束力。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取得罗莱公司股份并不是以公平自由的交易方式取得，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取得被上诉人的合伙份额，是经过被上诉人的内部同意，且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程序、实体都符合法律规定。相关交易不存在任何有失公平的情况。4、一审判决认为“即使(上诉人)受聘于临沂澳美纺织品公司，也不排除其在上海从事的管理工作与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营业务有关，为其提供服务”，该推断显然不符合事实。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受雇于临沂澳美纺织品公司，该公司与安睡宝(上�)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业务、资产、财务、机构、人员都是独立的，不存在任何混同的情况，而一审法院认定不排除上诉人在上海从事的管理工作与安睡宝经营业务有关，这显然不满足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失去成为原告合伙人的资格，也应该视为是原告合伙人解除合伙合同的条件成就，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是合伙企业，上诉人是合伙人，本案是退伙纠纷，应适用合伙企业法而不是合同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第四十八、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既未主动提出退伙，也无当然退伙的事由，更不满足被其他合伙人除名退伙的实质和程序要件，不能确定上诉人退伙。三、在合伙协议中，与上诉人相对应的是其他合伙人而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伙�议，主体不适格。
众邦企业辩称：一、上诉人钱君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受《股权激励计划》及《补充条款》的约束。上诉人在2015年5月、2016年5月，作为原告起诉被上诉人、罗莱公司的诉状中认可自己是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当庭亦承认其是罗莱公司下属企业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表现优秀，成为罗莱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奖励其享有罗莱公司的股权。上诉人所述属实，但作为股权激励计划对象，并非绝对以三个完整年作为唯一标准，而是主要根据其中高层的工作岗位以及对公司的贡献大小进行考量。《补充条款》实质相当于公司的内部决议，上诉人作为股权激励计划对象，才有资格签署《补充条款》。股权激励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公司有较大贡献的管理人员获得公司股权的方法而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是一种给予对公司有较大贡献的管理人员权利、利益的激励措施。因此，上诉人应受《补充条款》的约束。二、上诉人获得罗莱公司股份是以股权激励的方式取得，并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罗莱公司2009年度经过审计的股东权益为1339459767.79元，股本为140363100股，故每股净资产的价格9.54元。南通众邦公司当时持有罗莱公司2000万股，注册资本2400万元。本案中，上诉人于2010年3月9日与薛某2、陶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6万股的价格仅为20万元，每股股价仅为3.33元，不仅远低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9.54元，更远低于当时的市场股价60-80元。因此，上诉人获得罗莱公司股份并不是以公平自由的交易方式取得。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获得罗莱公司股份是以股权激励的方式低价取得，这种方式取得是附有条件的，以忠诚服务于罗莱公司为前提。上诉人既要遵守被上诉人的管理章程即合伙协议，更要遵守罗莱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及《补充条款》。2014年8月，上诉人的社保和公积金由位于上海的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为其缴纳，该公司与罗莱公司都是从事家用纺织品经营的企业，二者经营同类产品、同类业务且存在竞争关系。上诉人的行为符合《补充条款》第三条的规定，不能作为股权激励对象，丧失了合伙人必须具有的资格，应将持有的股权转让。况且，上诉人也同意将其持有的股份进行转让，只是不认可按照《补充条款》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按离职最近一期公司经过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进行转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众邦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自2014年8月起退出原告合伙企业合伙；2.判令被告将其持有原告的股份以其辞职前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一年度即2013年度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7.57元，总计人民币1703250元转让给原告；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通众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2日，于2013年1月11日迁至石河子，并变更为众邦企业。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23日，于2015年12月1O日更名为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众邦企业为现有股东之一，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家用纺织品、鞋帽；批发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刺绣工艺品、服装、家居用品及相关配件、装饰品等。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1日，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股东，主要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纺织品、服装鞋帽、工艺美术品等。
2O06年3月13日至2014年1月1日期间，被告在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任总监职务，根据2006年12月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规定，被告成为罗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由于税收和资本市场制度方面的原因，罗莱公司决定由原告作为该激励计划的持股公司，代被告持有罗莱公司股份。2007年12月1日，原告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薛某1将其持有的在原告公司12万元出资股份(相当于罗莱公司10万股)以18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并于同年l2月17日，薛某1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0lO年3月9日，原告股东薛某2与被告签订《股权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原告公司股权1.2万股以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同日，原告公司股东陶某与被告签订《股权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原告公司股权4.8万股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201O年7月2日，原告通过股东会议决议，确认了以上两次股权转让事宜，并同意修正被告的出资比例为O.75％。经过上述三次股权转让，被告持有原告公司股权0.75％，由于原告持有罗莱公司股份2000万股，故被告对应持有罗莱公司股权15万股，被告所有的15万股罗莱公司的股权均由原告代被告持有。之后，罗莱公司针对激励对象又制订了《补充条款》，内容为：鉴于南通众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股公司)为罗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公司，因为税收和资本市场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制定本补充条款。本补充条款与股权激励计划不一致处以本补充条款为准。其中第三条规定：“激励对象持有股票期间不得有以下行为：(1)离职后到生产罗莱公司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兼职、任职或为其提供服务�(2)离职后经营与罗莱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如果激励对象有以上行为，必须将其持有的持股公司的限制性股权按照离职最近一期公司经过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薛某1、薛某2、陶某或其指定主体”。被告作为激励对象签名。
罗莱公司于2013年5月对公司2012年利润进行了分配，截止201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原告持有罗莱公司股份4000万股。2013年9月25日，原告减持罗莱公司股份1000万股，即持有罗莱公司股份3000万股，减持股份均价20.17元，被告占有原告公司股份O.75％，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该次减持的股份转让款1512750元。2015年1月20日，原告再次减持罗莱公司股份1000万股，原告现持有罗莱公司股份2OOO万股。此次减持未给被告支付减持股份转让款。
2014年1月1日，被告与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协议书》，该公司出具离职证明。
2014年8月，被告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缴纳。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化学纤维、纺织品及纺织品原料(棉花除外)、针纺织品及针织品原料、床上用品、服装饰品、家居用品批发等，原告认为被告现从事工作的单位与罗莱公司存在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违反了股权激励计划补充条款第三条规定，故应将其持有的持股公司的限制性股权按照离职最近一期公司经过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原告。2015年3月，原告要求被告退出原告合伙，双方多次协商转让股份之事，但因转让价格无法达成一致，至今未能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故提起诉讼。
庭审中，被告辩称其受聘于临沂澳美纺织品有限公司，担任总裁顾问职位，聘期从2014年8月10�至2017年8月1O日，工作内容是为公司提供营销管理咨询、诊断、建议、方案，参与制订营销战略、策略、方案，协助公司完成营销任务等，被告未违反同业竞争的规定。被告提供了相应的聘用协议书一份。临沂澳美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山东临沂市河东区工业园，主要经营范围有生产混纺纱、涤棉纱、棉布、针织品、床上用品、服装销售自产产品等。临沂澳美纺织品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4年7月，我司向钱君先生发送《聘用协议书》拟聘请其担任我司总裁顾问一职。嗣后，钱君接受了我司的聘请，但考虑到先前其一直在上海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为保证其社保和公积金缴费记录的连续性，同时，考虑到其户口、购房贷款、孩子就学及孩子落户等问题，钱君提出希望能把人事关系放在上海并通过上海的公司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基于钱君的前述要求，我司安排其通过我司子公司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但实际上，钱君是受雇于我司，其在我司担任职务且听从我司的工作安排。临沂澳美纺织有限公司系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股东。
另查：罗莱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20l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125429369.46元，当年总股本280726200元，平均每股净资产7.57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基于是罗莱公司下属企业上海罗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表现优秀，成为罗莱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奖励其享有罗莱公司的股权，因原告是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公司，通过内部转让使被告取得原告的股份，与此同时成为原告的合伙人，并与原告签订合伙企业协议，也代持有了罗莱公司股份。对此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该院予以确认。原告与被告争议焦点问题是：一、被告是否退出原告合伙；二、原告是否有权主张被告向其转让股权。
针对焦点一，被告取得罗莱公司股份并不是以公平自由的交易方式取得，而是以股权激励的方式取得，被告获取股权本身是附有条件的，以忠诚服务于罗莱公司为前提，罗莱公司制订的《补充条款》对被告有约束力，这也是被告原始取得罗莱公司股份和成为原告合伙人身份的依据。被告先是罗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取得罗菜公司股份，才成为原告的合伙出资人；其既要遵守原告企业的管理章程即合伙协议，又要遵守罗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补充规定。2014年8月，被告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缴纳，被告抗辩其受聘于临沂澳美纺织品有限公司，因临沂澳美纺织品有限公司与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是母子关联公司，被告的住所地也在上海，即使受聘临沂澳美纺织品有限公司，也不排除被告在上海从事的管理工作与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营业务有关，为其提供服务，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与罗莱公司都是从事家用纺织品经营的企业，可以认定被告的行为符合《补充条款》第三条“(1)离职后到生产罗莱公司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兼职、任职或为其提供服务”的规定，违背了取得股权时的承诺，不能再作为奖励对象，必须将其持有的持股公司的股权退出转让，双方约定退出激励机制的条件成就，被告丧失罗莱公司的股权，也就失去向原告出资份额，失去成为原告合伙人的资格，也应该视为是原告合伙人解除合伙合同的条件成就，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且罗莱公司代持股的原告于20l5年发现此事后，已向被告提�退出合伙的请求，视为原告明确向被告提出解除合伙协议的请求，双方对此事实认可，只是双方就股份转让价格不能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该院确认原告与被告已解除合伙协议，被告退出原告合伙并应办理相关手续。在出现退出股权激励计划条件出现时，被告提出《补充条款》无效，显然不符合制定股权激励计划的根本原则，故其无效理由该院不予采信。
针对焦点二，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补充条款》第三条相关规定，按此规定“如果激励对象有以上行为，必须将其持有的持股公司的限制性股权按照�职最近一期公司经过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薛某1、薛某2、陶某或其指定主体”，被告应该将其持有的持股公司限制性股权按照2014年8月最近一期公司经过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转让，即2014年底罗莱公司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7.57元/股。原告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处理该纠纷并无不当，但原告企业不能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补充条款》中要求股份转让给“薛某1、薛某2、陶某或其指定主体”，指定不明，且原告全体合伙人也未有明确的决议，待明确了权利主体后，再办理转让或另行主张。故原告主张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确认被告钱君退出原告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
二、驳回原告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要求被告钱君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其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12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与被告各负担10064.50元，被告于判决时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根据2006年12月制定的…激励计划对象”“被告作为激励对象签名”有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其不是罗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被上诉人认为在此前的诉讼中上诉人自认其为罗莱公司的激励对象。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罗莱家纺股份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补充条款上签字，可以认定上诉人是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其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是否应当确认上诉人退出被上诉人的合伙。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合伙人之一，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符合退伙条件提起诉讼，是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关于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在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补充条款签字，可以视为其对南通罗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认可，并且已按该激励计划由薛某1、薛某2、陶某将持有的南通众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即为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上诉人取得南通众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而成为该公司的股东。2013年1月13日，南通众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众邦企业，上诉人在众邦企业合伙协议上签字，成为该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该企业的合伙协议对退伙的情形进行了约定，约定退伙情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有关退伙的规定一致。本案合伙人的退伙应依据该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二）个人丧失偿债能力；（三）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五）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一）未履行出资义务；（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本案中，2014年8月，上诉人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缴纳，该公司与罗莱家纺都是从事家用纺织品的企业，上诉人行为违背了《补充条款》第三条“(1)离职后到生产罗莱公司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兼职、任职或为其提供服务”的规定，按照《补充条款》第三条“（2）如果激励对象有以上行为，�须将其持有的持股公司的限制性股权按照离职最近一期公司经过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薛某1、薛某2、陶某或其指定主体”的规定，上诉人应将其持有的限制性股权进行转让，但并无上诉人退伙情形的出现。众邦企业主张确认上诉人退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关于退伙的规定才能确认退伙，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的规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从本案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当然退伙的五种情形，如果按照第四十九除名退伙的规定确认退伙，除名退伙需经合伙人书面决议并通知合伙人，而被上诉人并未作出退伙的决议并通知上诉人，故其主张确认上诉人退出被上诉人合伙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6)兵900l民初44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要求被告钱君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其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6)兵900l民初44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被告钱君退出原告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
三、驳回被上诉人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要求确认上诉人钱君退出被上诉人石河子众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129元（被上诉人众邦企业交纳），由被上诉人众邦企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钱君交纳），由被上诉人众邦企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上诉人钱君。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晓
审判员 杨新宝
审判员 商 栋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日
书记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