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1民终3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大鸿，男，1975年7月27日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林，男，1949年5月2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敬松，女，1949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系李春林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鑫，吉林国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大鸿因与被上诉人李春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4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大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被上诉人李春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敬某、关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林在原审诉称：李春林与姚大鸿间存在多年的货物买卖关系，依惯例李春林将货款打给姚大鸿，姚大鸿给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标明所欠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后将货物及时供应给李春林，依据供货情况定期结算，一般在3个月左右结算一次，结算后重新出具收款收据。2014年9月7日对账结算时姚大鸿欠李春林保证金200000元，货物金额（扣除已供应货物）1197705元，保证金与货物合计1397705元。2014年9月7日后姚大鸿就未按惯例及时供货，经统计2014年9月7日至2015年8月23日姚大鸿陆续供应其他货物及偿还货物金额合计486759元，截至2015年8月23日尚欠保证金及货物合计910946元，姚大鸿既不继续供货也不偿还剩余货款及保证金，故李春林诉至法院，请求：1.姚大鸿返还李春林货款710946元及保证金2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姚大鸿承担。姚大鸿在原审辩称：一、李春林与姚大鸿个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李春林是宽城区食品调料大市场春林食品经销处（以下简称春林经销处）依法登记的经营者，姚大鸿是长春市姚大鸿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鸿经贸）依法登记的股东和实际经营人。多年以来，春林经销处与大鸿经贸一直保持着业务往来，双方的买卖行为也均是以春林经销处和大鸿经贸的名义实施。按照法律规定，在诉讼中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春林经销处是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姚大鸿作为大鸿经贸的实际经营人，其对外从事的经营活动属于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大鸿经贸承担。因此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应当是春林经销处而非李春林，被告的适格主体应当是大鸿经贸而非姚大鸿。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9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春林诉讼请求。二、保证金已全部返还完毕。按照大鸿经贸与春林经销处多年的交易习惯，每二、三年大鸿经贸就给春林经销处重新开具保证金证明，开具证明时春林经销处向大鸿经贸返还旧保证金证明。2014年9月7日的保证金证明正是姚大鸿依照这一交易习惯给李春林开具的。姚大鸿自2007年1月起就陆续以抵押金和库房费等名义向李春林返还保证金，但由于双方一直未对返还的保证金数额进行对账，以致到2014年底李春林收到保证金已超过20万元。三、大鸿经贸不欠春林经销处货物。春林经销处与大鸿经贸双方于2014年9月1日和7日进行了业务往来对账。在9月1日初步对账时发现大鸿经贸尚欠春林经销处48万元的货物，姚大鸿随即开具了48万元的收款收据，并约定销售量大可在10月中旬返利。春林经销处为能获得返利，于9月7日与大鸿经贸就欲购货物的品种和数量进行了约定，由姚大鸿向李春林开具了货物清单，后经计算，春林经销处欲购货物的总价值超过了48万元，李春林便于当日出具了124242元的欠条。自2014年9月10日起，大鸿经贸按约向春林经销处发送预订货物，发送货物共11707件，货款总额为503773.25元。截至目前包括多返的8800元保证金及姚大鸿支付的2万元现金在内，春林经销处尚欠大鸿经贸货款52573.25元。综上，双方主体不适格，大鸿经贸也不欠春林经销处的保证金和货款，应依法驳回李春林诉讼请求。对于春林经销处拖欠的货款，大鸿经贸将会另行起诉要求清偿。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李春林系宽城区食品调料大市场春林食品经销处经营者，姚大鸿系长春市姚大鸿经贸有限公司股东，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某某。双方自2007年起开始合作，根据交易习惯，李春林先向姚大鸿支付货款，姚大鸿为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收款收据载明李春林在姚大鸿处定下多少货物，然后姚大鸿按照李春林的要求，分不同批次向其送货，每次送货李春林在收到货物时，给姚大鸿出具收条，双方定期对账，对账的方式是将李春林出具的全部收条与姚大鸿在供货时出具的收款收据进行对比折算，多退少补，如姚大鸿供应的货物超出了李春林购货数量，李春林应当支付超过的部分款项，如果供货未达到原订货数量，则对应货物结转到下一张收款收据中，因每次对账都包括对原货物的结转对新货物的再采购，故新形成的收款收据就包含了上次结转的货物以及李春林新购的货物，李春林向姚大鸿支付的购货款包括新购货物款及原结转的超出部分货款，对账后，此前双方出具给对方的所有票据全部互相返还，新形成的收款收据作为下次对账结算的依据。二、2013年3月22日，敬某向姚大鸿账号为622935010800******的银行账户转账800000元。李春林主张该笔款项系其通过妻子敬某账户向姚大鸿发放的借款。姚大鸿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借款事实不存在，并称即使存在转款记录交付的也应是货款而非借款。三、2013年9月1日,姚大鸿为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一份，编号为0014246，写明：“快线1556件（80万集资返利）”。2014年9月1日，姚大鸿为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二份，其中编号为0014252号收据写明：“中净水1000件，单价24，（10月中旬返利）（0.5元/件），合计240000元”，编号为0014253号收据写明：“中净水1000件，单价24，（10月中旬返利）（0.5元/件），合计240000元”。原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截至当日姚大鸿尚欠李春林480000元的货物。四、2014年9月7日，姚大鸿为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两份，其中编号为0014256号收据写明：“中净水1258件、大AD钙奶6198件、快线5658件、冰糖雪梨1669件、牵手快线1275件”，编号为0014257号收据写明：“大爽歪歪3150件、小八宝粥2881件”。李春林主张其按收据记载向姚大鸿订货，其中0014246号收据体现的是姚大鸿以货物抵付2013年3月22日800000元借款利息。姚大鸿对此不予认可，认为，0014253、0014252号两份收据系双方通过清算对账确认大鸿经贸尚欠春林经销处480000元货物的单据；0014256、0014257号两份收据系春林经销处向大鸿经贸预定货物的清单，而非所欠货物。0014246号收据显示的是大鸿经贸已向春林经销处供应的货物清单，所记载货物已经在2014年9月1日对账时进行了清算。同日，李春林为姚大鸿出具“欠条”一份，写明，欠124242元。李春林称，该笔欠款系双方对账后，其又向姚大鸿补充订货的货款。五、2014年9月7日，姚大鸿为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一份，写明：“娃哈哈发货保证金200000元。”2007年1月15日起，大鸿经贸陆续向李春林返还“抵压金”、“抵压金利润”、“抵压金利息”、“库房费”共计208800元。姚大鸿主张大鸿经贸所返还的款项均为保证金，因未及时对账，多返还8800元；李春林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费用为抵押金（保证金）的利息和占用李春林库房的使用费，与2014年9月7日双方对账后得出的保证金200000元无关，且当日对账行为系对此前款项的结算，此后未再收到过姚大鸿偿还的保证金。六、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姚大鸿向李春林供货11707件。李春林为其出具收条，收条写明货品名称、数量及价格。七、姚大鸿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7月3日共计向李春林转款20000元。李春林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但称该笔款项不包含在其本次诉请中。八、姚大鸿向李春林供货部分商品价格为：“中水17.2元/件，优珍V868元/件，冰糖雪梨27元/件，标箱露露70元/件，娃哈哈果汁27元/件，380水都36元/件，营养快线43.7元/件，优珍苏打水41.25元/件，500世珍泉41.25元/件，八宝粥31.3元/件，激活40元/件，350小水22元/件，喜多发红酒68元/件，娃哈哈红茶26元/件，哈亿品水1*127元/件，哈亿品汽水1*2016元/件，东鹏特饮63元/件，东鹏果奶19元/件。”原审法院认为：一、李春林与姚大鸿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明确，姚大鸿虽主张买卖合同双方为春林经销处与大鸿经贸，但未提供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且双方出具的条据均为李春林与姚大鸿个人签名，姚大鸿既非大鸿经贸的法定代表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春林的买卖行为系经大鸿经贸授权的职务行为且李春林对此授权明知，故李春林与姚大鸿主体均适格。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李春林与姚大鸿之间的买卖合同经协商一致，依法予以解除，尚未履行部分，终止履行，且李春林明确要求姚大鸿返还货款不要求继续供货，故姚大鸿应当返还李春林发货保证金200000元，同时返还欠供货物对应货款。姚大鸿虽主张已陆续返还李春林保证金208800元，但因其提供的证据载明其向李春林支付的费用包括抵押金、抵押金利润、抵押金利息、库房费等多项费用，且均发生在收取上述保证金之前，故对其该项抗辩，不予支持。三、关于姚大鸿应当返还李春林的货款金额，（一）李春林向姚大鸿订购货物的金额。1.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及双方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可知，截至2014年9月1日，姚大鸿尚欠李春林480000元的货物（0014253、0014252号收据）。2014年9月7日，姚大鸿再次为李春林出具订货收据（编号0014256、0014257），该两份收据上所载明的货物与上述480000元对应货物无关联性，且姚大鸿未提供证据证明新收据所载货物是对9月1日两份收据载明货物的变更，故姚大鸿主张9月7日两份收据中包含9月1日480000元货物的抗辩，不予支持。2.结合李春林与姚大鸿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及所提供证据，双方对0014256、0014257号收据中共同认可的部分货物价格为404130.50元（17.20元/件×1258件+43.70元/件×5658件+27元/件×1669件+31.30元/件×2881件），但就“大AD钙奶”、“牵手快线”、“大爽歪歪”三样商品的单价存在争议，就此，原审法院经向同行业其他经销商询价，单价均高于李春林主张的标准，故对李春林主张的货物单价应予认定，即“大AD钙奶”26.50元、“牵手快线”45元、“大爽歪歪”36元，三样货物金额为335022元（26.50元/件×6198件+45元/件×1275件+36元/件×3150件）。故认定，李春林以0014256、0014257两份订货收据共向姚大鸿订购金额为739152.50元的货物。3.关于0014246号收款收据所载货物，因双方均认可依据交易习惯定期进行对账，并将对账结果以结转至新收款收据的形式予以确定，且该份收款收据与0014252号收据时间相隔一年整，故姚大鸿关于该份收据所载货物已经对账结转至0014252号收据中的主张，符合常理及双方交易习惯，应予支持。综上，李春林向姚大鸿订购货物的金额共计1219152.50元（480000元+739152.50元）。（二）姚大鸿向李春林供货的金额。双方就供货数量为11707件均认可，但就部分货物单价存在争议，其中：1.部分货物在收货收据中载明“抵娃哈哈中水”，则该部分货物单价应以“娃哈哈中水”单价17.20元/件计算；2.部分货物在收货收据上标明约定单价，亦应当予以认定；3.关于“标箱露露”的单价，李春林主张双方约定按65元/件价格计算，但姚大鸿对此不予认可，且李春林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原审对姚大鸿自认单价即70.00元/件予以采信。姚大鸿关于收条系李春林单方出具，所载事项非双方合意的抗辩，原审法院认为，所有收条均系李春林向姚大鸿出具及交付，姚大鸿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收到收条时就记载内容提出异议，亦没有证据证明收条上关于价格的记载系李春林事后补充形成，故收条记载内容应当视为双方共同约定，对姚大鸿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姚大鸿共向李春林供应金额为472426.75元的货物。（三）因李春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姚大鸿支付了欠付的货款124242元，且姚大鸿于2015年陆续向李春林转款20000元，故该两笔款项应当予以扣除。综上，姚大鸿应当返还李春林货款602483.75元（1219152.50元-472426.75元-124242元-20000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姚大鸿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李春林保证金200000元；二、姚大鸿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李春林货款602483.75元；三、驳回李春林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姚大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李春林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春林承担。理由：原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李春林与姚大鸿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不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大鸿经贸是以姚大鸿姓名注册的公司，姚大鸿虽不是法定代表人，但是是依法登记的股东和实际经营人。李春林是春林经销处依法登记的经营者。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买卖行为均是由春林经销处、大鸿经贸实际实施。李春林对姚大鸿履行职务行为系明知。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9条第一款，春林经销处作为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姚大鸿作为大鸿经贸实际经营人，其对外从事的经营活动属于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大鸿经贸承担。故本案的适格主体为大鸿经贸和春林经销处。其次，姚大鸿为避免其他客户不满，借以抵押金、抵押金利润、抵押金利息、库房费等名义陆续向李春林返还了保证金。依大鸿经贸与春林经销处多年交易习惯，姚大鸿每二三年给李春林重新开具保证金证明，同时李春林向姚大鸿返还原有的保证金证明。2011年10月11日姚大鸿出具保证金证明时就已返还保证金12.31万元，但姚大鸿仍按交易习惯给李春林出具了20万元的保证金证明。这证明了姚大鸿出具保证金证明时没有就保证金与李春林进行对账，只是按以往习惯给李春林换一张保证金证明。2014年9月7日姚大鸿开具保证金证明仍是按双方交易习惯重新给李春林开具，李春林将原有2011年10月11日的保证金证明原件交还姚大鸿，姚大鸿在原件上签写“作废”字样。大鸿经贸自2007年1月起就陆续以抵押金和库房费等名义向春林经销处返还保证金。姚大鸿于2014年9月7日出具保证金证明是基于双方交易习惯，而非当日收到20万保证金或双方就返还保证金对账后出具。开具证明时双方并未就返还的保证金进行过对账。原审认为姚大鸿提供的证据发生在收取保证金之前，原审未查清2014年9月7日李春林没有交付保证金的事实。最后，李春林向姚大鸿订购货物金额为48万元，而非原审认定的1219152.50元。按大鸿经贸与春林经销处交易习惯，姚大鸿与李春林定期进行对账，以李春林的“收条”为核对货物的依据，以姚大鸿出具的“收款收据”为结算货款的依据。2014年9月1日姚大鸿与李春林就该日之前的交易往来进行了对账，对账结果是大鸿经贸欠春林经销处48万元的货物。为书写方便，姚大鸿以一种商品为代表记录了欠货金额，再由李春林考虑需具体预定哪些货物。9月7日的“收款收据”即为姚大鸿根据李春林的需要列出其预定的货物名称及数量。经双方计算，该“收款收据”所列货物的货款总金额为604242元，若大鸿经贸按照“收款收据”如约供货，春林经销处应向大鸿经贸支付124242元的欠条。如依原审认定9月7日的“收款收据”是李春林新订购的货物且货物价值为739152.50元，则李春林当日应向姚大鸿出具259152.50元而非124242元的欠条。另，若9月7日的“收款收据”是新订货物，按日常交易习惯姚大鸿应写上货款总金额，而该收据只记载了货物名称及数量。故9月7日的“收款收据”不是新订购货物而是9月1日预定货物的明细。李春林辩称：一、姚大鸿与李春林主体适格，买卖合同关系明确。姚大鸿主张本案适格主体应为大鸿经贸与春林经销处没有依据，姚大鸿与李春林生意往来多年，相互出具的所有票据均为姚大鸿与李春林个人签名，姚大鸿从未使用过大鸿经贸公章，亦未出示过大鸿经贸授权书。姚大鸿与李春林间的买卖行为是自然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与大鸿经贸与春林经销处无关。二、原判认定姚大鸿拖欠李春林保证金20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姚大鸿主张其为避免其他客户不满借以“抵押金”等名义向李春林返还了保证金不合情理。李春林向姚大鸿出具的收条写明为“抵押金利息”、“库房费”等以证明资金用途，且姚大鸿给付的费用每月金额固定，这证明资金用途的真实性，证明资金确实是作为利息和库房费。另姚大鸿主张的已返还费用均发生在其于2014年9月7日出具的保证金收据之前，若姚大鸿主张已返还保证金真实，则不会在出具新的保证金收据。故姚大鸿主张已陆续返还李春林20万元保证金没有依据、不符常理，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三、原判对姚大鸿拖欠李春林货款的事实认定清楚。原判认定姚大鸿拖欠李春林的货物名称及数量清楚明确，判决货款与诉请有差别系因采用的货品单价不同。姚大鸿主张2014年9月1日双方对账结果为姚大鸿欠李春林48万元货物，为书写方便姚大鸿以一种商品为代表记录欠货金额，9月7日“收款收据”是姚大鸿根据李春林的需要列出预定货物名称及数量，经双方计算所列货物货款总金额604242元，所以李春林当日给姚大鸿出具124242元欠条。此主张与事实不符。首先，9月1日“收款收据”明确写明了商品名称、单价及返利情况等，若如姚大鸿所述系为方便书写而非李春林想要的货物，则无需书写得如此复杂详细。其次，按双方多年交易习惯，姚大鸿欠李春林的货物均由姚大鸿开具收款收据，所以若9月7日姚大鸿出具的仅为商品清单，则不会写在“收款收据”上面，若该“收款收据”替代了9月1日“收款收据”，则依惯例姚大鸿应将以前的“收款收据”收回或标明作废。再次，9月7日“收款收据”上记载的货物，无论按照何方提供的单价计算均不低于70万元，由此证明姚大鸿主张604242元是48万元加上欠条124242元系编造。因此，9月7日“收款收据”是姚大鸿与李春林前期结转和新订购的货物，与9月1日“收款收据”无关，两张票据上的货物均是姚大鸿欠李春林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中，姚大鸿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个体户注销情况、个体户信息，证明：李春林已将春林经销处兑给了张某某，更名为建霞食品商行，该商行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与鸿宇食品饮料批发留的电话为一号码，可证明该商行与鸿宇食品饮料批发、春林经销处及李春林个人存在利害关系，其向朝阳法院提供的大AD钙奶、大爽歪歪、牵手快线的单价不能作为参考依据。证据二、马某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和朝阳区鑫升超市营业执照及证明一份，证明：大鸿经贸有一批临近保质期的大爽歪歪和牵手快线，姚大鸿与李春林商定以大爽歪歪每件6.3元、牵手快线每件15元的低价处理给李春林，且在2014年9月7日明细中列大爽歪歪和牵手快线的数量，但春林经销处因保质期问题最终没有采购这两种货物，大鸿经贸将这两种货物出售给他人。因此，2014年9月7日明细中大爽歪歪和牵手快线的单价不应再以市场价计算，应以大鸿经贸的处理价即大爽歪歪每件6.3元、牵手快线每件15元进行计算。李春林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李春林与张某某、建霞食品商行有利害关系，因为李春林退出经营后，由谁经营是由市场决定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马某某的身份。李春林是作直接批发的，不可能购买临期的货物。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李春林将预付的货款支付至姚大鸿个人账户。李春林原系春林经销处业主，该经销处于2016年4月13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本院认为：一、关于姚大鸿与李春林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姚大鸿主张其是大鸿经贸股东对外交易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交易相对方为春林经销处非李春林个人，姚大鸿与李春林个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姚大鸿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向李春林披露过是在大鸿经贸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姚大鸿以个人名义收取了李春林货款及以个人名义为李春林出具收款收据，故李春林向姚大鸿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春林经销处现已被注销，李春林在交易过程中以个人名义向姚大鸿支付货款、出具收条，故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据此，姚大鸿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姚大鸿是否应返还给李春林保证金20万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姚大鸿对2014年9月7日重新为李春林出具收到娃哈哈发货保证金20万元收款收据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此款于2007年起陆续返还给李春林，并提供了李春林签字的收条。由于收条中记载的时间为2007年1月至2014年8月30日，均在姚大鸿出具的收款收据之后；收条记载的内容分别为收库房费、抵押金利润、抵押金利息、抵押金等不同字样，并未记载返还保证金的字样，故姚大鸿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判令姚大鸿返还给李春林保证金20万元并无不当。三、关于姚大鸿2014年9月7日出具的收款收据是否包含了2014年9月1日收款收据中记载货款数额的问题。姚大鸿主张2014年9月7日出具的收款收据是向李春林供货的具体明细，包含了9月1日收款收据中记载的钱款。首先，从收款收据中记载的内容看，供货名称有所不同。2014年9月1日两张收款收据中记载的货物名称为中净水，而2014年9月7日两张收款收据中记载的货物名称为中净水、大AD钙奶、快线、冰糖雪梨、牵手快线、大爽歪歪、小八宝粥。其次，2014年9月7日两张收款收据本身并未记载包含了9月1日的货款，内容均各自独立，不能体现具有包含关系。最后，姚大鸿在出具上述收款收据后，于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向李春林供货11707件（其主张货物价值达503773.25元），于2015年2月至7月陆续向李春林转款20000元。上述货物及款项超过了姚大鸿认可的李春林支付的货款48万元，不符合常理，姚大鸿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据此，姚大鸿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关于姚大鸿提供的马某某及朝阳区鑫升超市的证明是否应采信的问题。上述证据均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所证明的问题是牵手快线、大爽歪歪特殊价格即接近保质期的价格，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姚大鸿出售给李春林的上述货物接近保质期，属特价商品。而且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9元，由被上诉人李春林负担1084元，由上诉人姚大鸿负担118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5元，由上诉人姚大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 铮代理审判员  白业春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