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24民再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吉林达森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法定代表人：赵广俊，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淑珍，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吉林九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负责人：李龙德，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纯杰，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素华，女，1962年12月28日生，满族，住吉林省珲春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杜薇，女，1982年6月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延吉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杜洋，女，1984年11月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珲春市。三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强，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于兴海，男，1975年1月7日生，汉族，敦化市民生银行职员，住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街园桥委***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静，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吉林达森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简称达森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简称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陈素华、杜洋、杜薇、于兴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吉24民终905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吉民申232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达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淑珍、孙伟，被申请人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纯杰，被申请人陈素华、杜洋、杜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强，被申请人于兴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达森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6）吉24民终905号民事判决，对本案予以再审改判：一、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按照2012年6月19日达森公司与杜炳文签订的结算预算表与陈素华等人进行结算，扣除达森公司已经支付给杜炳文的40万元。二、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从2199882元工程款中，扣除支付给陈素华等人的工程款后，余款支付给达森公司。理由为：一、达森公司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达森公司于2011年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交纳了占道费等费用，该费用除了包括达森公司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案涉工程之前签的三份管道工程的费用外，还包括案涉管道工程的费用。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以下三份新的证据：1.和龙市市政服务中心说明一份；2.和龙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说明一份；3.和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说明一份。在杜炳文对案涉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前，达森公司为修建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和龙市的通信管道工程签过三份管道施工合同，杜炳文施工的通信管道工程也属于达森公司为修建移动公司在和龙市的通信管道工程的一部分，是前三份通信管道工程的后续工程，由达森公司提交的这三份新证据可以证明。达森公司在2011年9月份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交纳了路面恢复质保金15000元、占道费30000元及环境保护费20000元，该费用是达森公司为修建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和龙市的全部通信管道工程的费用，并不是单指达森公司在案涉通信管道工程之前签的三个工程的费用，也包括案涉通信管道工程的费用。另外，从达森公司提交的这三份新证据还可以证明，在和龙市修建移动公司通信管道工程，需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交纳路面恢复质保金、占道费及环境保护费等费用，但陈素华等人并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杜炳文已就案涉通信管道工程向政府相关部门交纳了上述费用，也没有证据证明和龙市政府相关部门又单独向达森公司或杜炳文收取了路面恢复质保金、占道费及环境保护费等费用。由此进一步证明达森公司所交的费用是包括案涉工程的全部通信管道工程的费用，并不是在案涉工程之前签的三个工程的费用。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达森公司所交的上述管理费不属于为案涉工程支付的管理费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首先，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案涉工程之前签过三份管道施工合同，在这三份管道工程施工完毕后，达森公司做竣工资料过程中，正是达森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杜炳文的时候，达森公司为了方便，便委托杜炳文做的这三份管道工程的全部竣工资料，竣工资料上的负责人也是由杜炳文自行填写的。事实上，这三份管道工程均是达森公司自行施工的，并不是杜炳文做的。原审判决认定这三份管道工程都是杜炳文施工除了这三份竣工技术资料以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而杜炳文本人也否认了自己参与这三份管道工程的施工（即杜炳文不是这三份管道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杜炳文的自述材料一份，杜炳文在自述材料中承认，达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广俊在2012年5月末准备让杜炳文做案涉工程前对杜炳文说达森公司有一些管道工程的活想让杜炳文做，虽然杜炳文以前没有做过，但这不是什么难事，可以让杜炳文做。从赵广俊的话可以直接证明，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案涉工程之前签的三份管道施工一定不是杜炳文做的。因为，这三份管道工程的施工在2012年2月刚结束，如果是杜炳文做的，赵广俊在5月末找杜炳文的时候就不能说杜炳文以前没有做过管道工程的活。所以，原审判决认定杜炳文与达森公司还有其他管道工程项目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样，在案涉工程之前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签的三份管道工程并不是杜炳文实际施工的情况下，达森公司向杜炳文支付的40万元工程款当然就是案涉工程款，应当从支付给陈素华等人的工程款中扣除。虽然陈素华等人认为这40万元是达森公司支付的其他三份管道工程的工程款，但没有提交杜炳文对这三份管道实际施工以及达森公司欠付杜炳文工程款的证据。因此，原审判决关于达森公司向杜炳文支付的40万元与本案无关的认定是错误的。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便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案涉工程之前签的三份管道工程是杜炳文做的，从这三份管道工程的竣工技术资料看，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达森公司是施工方，杜炳文只是达森公司委派的工程负责人，陈素华等人既没有提交达森公司将这三份管道工程转包给杜炳文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达森公司与杜炳文已经结算并欠杜炳文工程款的证据。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及杜炳文间另存有其他施工合同关系显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或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规定，但却忽略了该司法解释第二条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在这里，法律规定可以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利益，但保护的是合同约定的利益，而不是对该工程鉴定后的全部工程造价，法律并没有规定对于无效合同可以按照工程造价鉴定的价款向无效合同的施工人支付工程款。另外，杜炳文以个人名义施工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是无效行为；如果以工程造价鉴定作为支付杜炳文工程款的标准，杜炳文不但不会因“无效合同”受到制裁，反而因为“合同无效”而突破合同约定价款获得了高价结算的不当利益，这无异于是对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的鼓励，显然有违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因此，原审判决引用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参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却以工程造价鉴定向陈素华等人支付工程款显然适用法律不当。四、对于本案而言，应当以达森公司与杜炳文签订的预算表作为移动公司向陈素华等人支付工程款的标准，鉴定的工程价款除支付欠付陈素华等人的工程款外，余款价款应当直接支付给达森公司。首先，预算表的内容是达森公司与杜炳文关于案涉管道工程具体结算标准，在预算表最后写道：“最终整体完成后，以最终费用为准。”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签订预算表时，即2012年6月19日预算表所涉工程尚未完工。但从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在案涉工程之前签的三份管道工程的竣工技术资料显示，这三份管道施工工程在2012年2月前均已全部完工，因此，该预算表所写的内容一定不是这三份管道施工的内容，只能是案涉管道工程的结算内容。因此，应当以预算表作为达森公司、移动公司与陈素华等人结算的依据。另外，根据预算表所计算的杜炳文的工程款为864455元，这与陈素华等人开始到法院起诉时主张的工程款98万元价格基本相近，由此进一步佐证该预算表的计算标准就是双方结算的依据。其次，因案涉工程实际是由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签订口头合同后，达森公司转包给杜炳文，工程款的结算应当由移动公司向达森公司结算。因此，一审鉴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欠付陈素华等人的工程款外，余款应直接支付达森公司。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辩称，案涉工程价款上级公司批复金额为180万元，故人民法院应按批复数额确定工程价款。因在原审判决生效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才能知道工程款应支付给达森公司还是陈素华等，利息应当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不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已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将案涉工程款转入一审法院账户中，达森公司不应再向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主张权利。陈素华等三人辩称，陈素华已经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就案涉工程款全部结算完毕，因此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不应当再进行结算。陈素华应当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进行结算，不应与达森公司进行结算，支付的40万元针对的是前三份合同支付的工程款，因此不涉及到扣除或返还工程款的事由。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于兴海辩称，同意陈素华等三人的答辩意见，请求依法维持一二审判决。陈素华、杜薇、杜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2年6月，杜炳文作为施工人对和龙市移动通信管道工程进行施工。工程结束后，监理公司及现场监理对杜炳文施工工程量进行了确认。根据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对杜炳文施工工程量的确认，其应当支付案涉工程的工程款。诉讼中，经陈素华、杜薇、杜洋申请鉴定，杜炳文所施工工程价款为2199882元，请求法院判令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给付陈素华、杜薇、杜洋工程款2199882元，并自2013年7月1日工程交付之日至工程款全部给付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付拖欠利息。达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2年，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协议约定达森公司承包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位于和龙市相关施工地点的管道建设工程。协议达成之后第三人组织施工，施工完毕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没有给付工程款，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给付达森公司工程款2199882元及利息，利息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8月12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末，达森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广俊（现已死亡）找到杜炳文，让其工程队对和龙移动通信市内的管道工程施工。杜炳文组织工人于2012年6月开始施工至2013年6月施工结束。杜炳文施工中，由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提供了塑料管材和井具。杜炳文购买了水泥、沙石、石材、红砖、钢筋等施工材料，并支付了人工费。施工期间，因施工设计变更，在填写的“设计变更申请单”中显示，提出单位：吉林达森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人：杜炳文，建设单位代表签字：赵龙男（和龙移动通信公司主管科长）。2014年4月27日，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委托的监理公司—吉林省荣锐信诚监理有限公司对杜炳文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2015年8月28日，经本院组织当事人现场确认，并结合陈素华、杜薇、杜洋提供的2014年4月27日工程量统计表，最终确定了杜炳文的施工总量。经陈素华、杜薇、杜洋申请司法鉴定，吉林诚信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吉诚鉴（2015）018号造价鉴定报告书鉴定结果为：杜炳文施工总量价款为2199882元。又查，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了《和龙管道和交接箱安装工程合同》，验收日期为2012年2月28日；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了《和龙管道工程合同》，验收日期为2012年1月11日；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了《和龙地区管道建设工程合同》，完工日期为2012年1月11日。以上三个施工合同，施工负责人均为杜炳文。达森公司曾于2011年9月22日向和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纳了路面恢复质保金150000元，于2011年9月29日向和龙市市政管理处交纳了环境保护费20000元，于2011年9月30日向和龙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交纳了城市管理占道费30000元，达森公司称以上交纳的费用是为案涉工程所需。达森公司曾于2012年9月20日、12月28日向第三人于兴海转款10万元和30万元，合计40万元。达森公司称是给付杜炳文诉争工程的工程款。另查，杜炳文于2014年6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后，于2014年7月19日死亡。陈素华、杜薇、杜洋作为杜炳文的法定继承人承继为本案原告。一审法院认为，一、案涉工程是由谁出资施工的。根据陈素华等提供的2014年4月27日《工程量确认表》及本院2015年8月28日组织各方在施工现场确认记录，能够认定案涉工程系杜炳文组织工人独立完成。施工中材料除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供应外，都是由杜炳文出资购买，工人工资也是由杜炳文支出。虽然达森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了已向有关部门交纳了相关费用，因达森公司在案涉工程之前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在和龙移动公司有其他施工工程，且交纳时间是2011年9月，案涉工程开始于2012年6月。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达森公司费用的支出包括了案涉工程应交费用或就是确定交付的案涉工程费用。以上，能够认定案涉工程是由杜炳文出资施工的。二、杜炳文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是否是合同相对方。陈素华等主张杜炳文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达成了口头施工合同，是合同的相对方，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予以否认，陈素华等未举证证明。根据杜炳文的书面陈述，结合杜炳文施工中申报的《设计变更申请书》证明，能够认定案涉工程是达森公司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处承揽而来，交由杜炳文施工，杜炳文是以达森公司名义进行施工的。杜炳文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之间不构成直接的合同相对方。三、在案涉工程中，杜炳文与达森公司的关系。达森公司先称杜炳文是公司项目经理，但未举证证明。后又称二者是工程转包关系。因案涉工程是达森公司承揽而来，杜炳文又是挂达森公司名义施工，二者有转包之意。转包关系包括无偿转包和有偿转包。达森公司提供的《结算预算表》不能证明就是案涉工程的转包结算凭证。即使是案涉工程结算凭证，也未证明二者之间转包的有偿额度，即不能确定如何分配利益。四、陈素华等是否有权向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主张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陈素华等虽然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之间不是直接合同相对方，但其作为实际施工人可以向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此前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未向达森公司（转包人）支付工程款，陈素华等现向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主张工程款，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是达森公司作为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并请求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给付工程款，本案在保护实际施工人（杜炳文）收益的同时，应当对达森公司收益一并处理。但达森公司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应当扣减陈素华等转包费的数额，本院核算时无法确定达森公司应得收益，故本院按工程价款总额支持陈素华等。达森公司提出的已给付杜炳文40万元应当核算在案涉工程款中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案涉工程之前，达森公司与杜炳文签订的三个施工合同，实际施工人均是杜炳文。2012年2月工程验收后，杜炳文应当与达森公司有个结算给付过程，故达森公司给付杜炳文的40万元，不能确定就是结算的案涉工程款。况且，案涉工程从开工至诉讼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从未支付过工程款。2012年9月20日和12月28日正是工程进行期间，在没有任何合同的约束下，达森公司给付杜炳文工程款，有悖常理。五、利息如何保护。因杜炳文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陈素华等主张按工程交付之日给付拖欠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达森公司主张利息起始于起诉之日，即对陈素华等主张利息亦按起诉之日（2014年6月17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给付陈素华、杜薇、杜洋工程款2199882元，并支付拖欠利息（自2014年6月17日至工程款全部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驳回吉林达森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达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一、原判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有误。1.达森公司与杜炳文间系内部承包关系，不是无偿转包关系。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陈素华、杜薇、杜洋无权直接主张工程款。一审判决认定杜炳文为实际施工人并适用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作出本案结论属适用法律错误。2.原判未认定达森公司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交纳的管理费系为案涉工程所支付系错误的。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间存在多个承包关系，且系延续关系，达森公司在施工时一次性向管理部门交纳管理费，自然应包括案涉工程在内。3.达森公司已完成了40万元工程款支付的举证责任，杜炳文、于兴海如认为上述款项不是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则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认。一审判决以“有悖常理”为据，否认达森公司已付40万元工程款显系错误。二、原判存在认定事实违法及不合常理之处。本案一审判决在明知本案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认可陈素华、杜薇、杜洋按鉴定意见变更诉讼请求，系故意偏袒对方当事人，存在主观认定错误。另外，根据工程价款鉴定报告，其中不仅包括人工费还包括其他企业管理费等，杜炳文作为自然人施工，其无权享有除人工费以外的部分。三、原判未充分考虑杜炳文、于兴海施工权利的来源，不能将案涉工程系有偿转让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达森公司。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案涉工程价款上级公司批复金额为180万元，故人民法院应按批复数额确定工程价款。另，利息的起算时间不应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应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达森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主张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应向其支付案涉工程的工程款。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认定杜炳文为实际施工人的基础上，直接判令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向陈素华、杜薇、杜洋支付工程款系正确的。针对达森公司、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的其他理由：一、关于案涉工程的工程价款。据本案事实，案涉工程进行实际施工时，并无书面施工合同对施工内容及工程价款进行约定，为此，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施工现场进行确认，并委托相关机构进行了鉴定。在此期间，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亦派人参与现场确认，而且在鉴定结论作出后亦未提出异议，现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提出应以上级公司的批复数额为据，并应以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工程价款的利息，显然与案件事实不符且不利于保护实际施工人的权益，故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达森公司提出一审判决对工程价款中部分人工费以外的部分予以支持不当。因案涉工程的发包方为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工程价款的支付义务亦应由其支付给实际施工人，在工程价款的认定及给付并未影响到达森公司权益的情况下，达森公司就此提出上诉，不应予以支持。二、关于案涉40万元工程款及达森公司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交纳的管理费。一审判决依据案涉工程的开工及完工日期、达森公司支付工程款时间及交纳管理费的时间，并综合达森公司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杜炳文间另存其他施工合同关系，未认定为案涉工程支付同样系正确的。此外，达森公司亦未在二审期间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同样不予支持。三、就达森公司与实际施工人杜炳文间因转包所产生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判决以达森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扣减转包费数额为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达森公司如认为基于转包关系，另有权利受损并应由实际施工方承担，并有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当有权另行诉讼解决，一审判决就此事项的处理，不影响达森公司后续权利的行使。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再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于2016年7月8日、10月21日分别向一审法院的账户转账2438253元、57668元，合计2495921元，履行了原审判决确定的全部给付义务。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2日、10月25日分两次向陈素华等三人支付执行款共计2495921元（包括案涉工程款本金及利息、案件受理费等）。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杜炳文系自然人，不具有通信管道工程施工资质，达森公司将其从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处承包的案涉通信管道工程转包给杜炳文施工，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转包合同无效，原审未审查确认转包合同效力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虽然达森公司与杜炳文之间的转包合同无效，但杜炳文已实际履行了案涉工程的施工义务，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已接收并投入使用，且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达森公司、杜炳文之间没有约定发包人、转包人、实际施工人之间的结算顺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应向陈素华等三人支付工程款。在本案中，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作为发包人，直接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是其欠付转包人工程款，既不受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也不受达森公司与杜炳文之间基于转包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的限制。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也明确表明其已向陈素华等三人履行了案涉工程款给付义务，达森公司不应再向其主张权利。因此，就达森公司与杜炳文之间基于转包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审理，达森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论理部分对2012年6月19日《结算预算表》、达森公司支付给于兴海的40万元、达森公司向有关行政部门所交费用的性质先行作出认定，将对达森公司后续权利的主张产生拘束，本院予以纠正。对原审及再审审理过程中，达森公司为证明2012年6月19日《结算预算表》是案涉工程的预算表、其支付给于兴海的40万元是案涉工程款、向行政机关交纳的费用中包括案涉工程费用而提供的证据及证明内容，陈素华等三人提供的反驳证据及证明内容，本案中均不予评判。鉴定部门对案涉工程价款作出的鉴定，施工量依据的是经案涉工程监理部门现场确认的杜炳文的实际施工量，价格标准依据的是经移动公司延边分公司、达森公司、陈素华协商确定的2012年标杆价，一审法院根据该鉴定结论确定案涉工程价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达森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论理部分虽有不当之处，但未影响裁判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吉24民终90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顺花审判员  李京鹤审判员  李彩莲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李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