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36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师灿，男，198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叙永县，暂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玲玲、章炜钰，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伟钢，男，197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磊，浙江善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师灿为与被上诉人沈伟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6日作出的（2016）浙0110民初10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7年8月7日、8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师灿及其委托代理人章炜钰，被上诉人沈伟钢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家磊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初，沈伟钢与王师灿签订《合伙协议》一份，合同载明：双方在2013年合作新开网店生产销售服装，合作期限暂定一年；王师灿出资10万元，其余资金由沈伟钢筹措及准备，沈伟钢在上半年陆续生产男装羽绒服一万件，成本大约为九十万元；沈伟钢负责店面租赁及设备增添、货源生产，王师灿负责人员招聘培训及销售，王师灿原先的设备及配置也一并搬入店面中；在2013年下半年羽绒服开始销售前，对网店里所有的费用开支及利润都以五五开，2013年10月底羽绒服开始销售后，除沈伟钢生产的羽绒服外的费用开支及利润仍以各50%分配，针对沈伟钢生产的羽绒服的费用开支及利润则按王师灿30%、沈伟钢70%分配；若沈伟钢生产的羽绒服销售产生亏损或货物的积压，亏损及积压的资金也按王师灿30%、沈伟钢70%负担；网店开始运作后，所有开支费用及销售金额均由原告沈伟钢负责收入和调配，沈伟钢将每月出具报表。上述合伙协议签订后，沈伟钢组织生产羽绒服并全部交由王师灿在淘宝网上注册的名为“intwei”的网店中销售，至2014年1月25日，经对账，双方签订《对账单》一份，载明：双方合作生产的羽绒服共17600件，生产成本为1851163元，每件衣服成本为105.1元，至2014年1月25日对账时，剩余成品为3500件。沈伟钢支出为1851163元外加网店运营费187000元，共计2038163元，沈伟钢从网店中支取557000元，沈伟钢实际亏损1481163元。王师灿支出100000元，王师灿从网店中支取68000元，王师灿实际亏损32000元；双方合计亏损为1481163+32000-（3500*105.1）=1145313元。因双方结算后王师灿未支付沈伟钢损失，故沈伟钢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王师灿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立即支付沈伟钢709583.24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王师灿承担。另查明，沈伟钢曾就本案案涉事实于2015年8月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王师灿，案号（2015）杭余商初字1888号，后沈伟钢于2016年4月29日申请撤回对该案的起诉。（2015）杭余商初字1888号案中，原审法院根据沈伟钢的申请向支付宝公司调取了双方合伙期间名为“intwei”的网店的所有销售记录即沈伟钢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6。沈伟钢对该销售记录整理后，认为王师灿在双方合伙期间私自从网店销售收入中支取350627.62元，王师灿称该部分款项系其个人自有资金，通过网店绑定的王师灿个人支付宝转出，并非双方合伙收入；在双方合伙期间另有案外人王敏向王师灿支付宝中直接转入16200元。2014年1月25日后，王师灿仍通过网店销售由沈伟钢生产的羽绒服386件，该部分收入均由王师灿所有，其余羽绒服由沈伟钢处理。诉讼中，双方均确认合伙期间所有收入及支出均经由该网店发生，并为简便计算，将在双方合伙开始时及2014年1月25日双方对账时网店中的存款余额均视为0。此外，沈伟钢称自愿对于此次合伙中所有亏损均负担70%。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的合伙关系有合伙协议、对账单为凭，应当确认合法有效，合伙协议中明确载明双方权利义务，故王师灿称不应对合伙期间亏损负责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王师灿又抗辩称对账单系受欺诈所签、沈伟钢在本案中涉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欺诈等违法行为，但王师灿均未能就该些抗辩意见提交相应证据，故亦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就合伙期间盈亏具体数额及如何分配问题，对此，在双方所签订的对账单的基础上，结合网店交易记录，按以下方式予以计算：1、因沈伟钢自愿对合伙期间的所有亏损均承担70%，故结算双方合伙期间的整体支出、收入，不再区分沈伟钢生产的羽绒服销售情况及王师灿自购服装的销售情况。双方均认可，在合伙开始及2014年1月25日对账两时间节点，网店中现金余额为0，双方剩余合伙财产为3500件未售出的羽绒服，按对账单所载明的羽绒服单价105.1元计算，截止2014年1月25日双方剩余合伙财产价值367850元。按对账单，在双方合伙经营期间，沈伟钢投入2038163元、王师灿投入10万元，两人累计投入2138163元，按支出的30%计算，王师灿应投入611448.9元，王师灿实际投入仅10万元，尚应支付沈伟钢511448.9元合伙投资款。沈伟钢从网店中支取557000元、王师灿从网店中支取68000元，两人累计支取625000元，加上剩余3500件羽绒服价值367850元，双方的实际合伙可分配财产为992850元，王师灿可从其中支取297855元，其实际支取68000元并销售了386件羽绒服价值40568.6元，尚可分得的合伙财产为189286.4元，将王师灿可分配的合伙财产与王师灿应支出的合伙投入相抵扣，王师灿还应补偿沈伟钢322162.5元。2、沈伟钢诉称王师灿在合伙期间私自从合伙财产中支取了350627.62元，王师灿答辩称该部分款项系其个人自有资金通过网店绑定的支付宝消费，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在双方合伙期间也仅有案外人王敏向王师灿个人支付宝中转账16200元，故对王师灿私自支取的款项，应当视为合伙收入予以分配，王师灿还应支付沈伟钢234099.33元。综上，就双方合伙亏损，王师灿还应支付沈伟钢556261.83元，沈伟钢诉讼请求计算有误，应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师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伟钢合伙损失556261.83元；二、驳回沈伟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896元，由沈伟钢负担1633元，由王师灿负担9263元。宣判后，王师灿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被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上诉人系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字，双方并未进行实际对账，该对账内容不能反映出真实情况。（1）2004年1月20日左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讨借款5万元，被上诉人称自己手头紧张，需要其妻子帮其归还，为了获得妻子的信任，要求上诉人配合其出具一份假的对账单，予以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的羽绒服生意处于亏损状态，只有这样，被上诉人妻子才能相信被上诉人无能力归还并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借款。于是，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5日拿出其自己已写好的对账单让上诉人签字，且没有让上诉人细看对账单的具体内容，所以上诉人对对账单的对账内容毫不知情，且对账数据是被上诉人自行编造虚构形成的。（2）被上诉人称其生产了17600件，但又提供不了相应的生产记录，比如哪个厂家生产的，价格是多少，而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述问题亦无法作出任何回答。此外，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需每月出具报表，但是被上诉人也同样提供不了这些报表，因此被上诉人称其生产了17600件无事实依据，该《对账单》上的数据均为被上诉人虚构而成。（3）成本价105.1元不合理。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调取的《交易记录》显示，实际销售价基本都是低于105.1元，有79、89、99等多个低于105.1元成本价的销售价，并且数量不少，显然违背市场定价规则。从上诉人角度，由于其主要负责店铺的运营和员工管理，对服装成本价并不知情，但是被上诉人作为货源负责人，知道成本价为105.1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允许店铺销售价低于成本价呢？这恰好说明羽绒服的成本价肯定低于105.1元，也进一步说明对账单记载的成本价是不符合事实的。（4）被上诉人自称其支付了网站运营费187000元，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实际经营情况，运营店铺绑定的是上诉人的支付宝账户，相关运营费用只能从上诉人的支付宝账户支出，被上诉人称是其支付了网站运营费不符合常理。即使是被上诉人支付的，那也必定是通过上诉人的支付宝支出，那么这笔支出费用肯定含在了判决书中认定的上诉人所支取的350627.62元中。其次，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总投入金额认定不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合作期间投入10万元，被上诉人投入2038163元。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投资的10万元是直接交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了一张收到10万元的收条。被上诉人自称其投入2038163元，其中是否包含了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如果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138163元投资额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第三，关于上诉人支取的68000元中的5万元，是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并非上诉人擅自支取的金额。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间，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借款5万元作为生活所需，后经上诉人多次催讨，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在其可分配利益中提取5万元作为还款。在《对账单》上，被上诉人也自书自认其向上诉人借款5万元，所以该5万元应当从其支取金额中予以扣除。第四，原审法院对剩余羽绒服的归属问题遗漏处理。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剩余未销售的羽绒服有3500件，价值367850元，作为可分配财产处理，认定上诉人应当补偿被上诉人322162.5元，但却并未考虑到羽绒服的归属问题。该羽绒服的归属问题直接影响最终需要支付的补偿金额的计算。第五，原判关于上诉人从合伙财产中支取350627.62元的认定错误。（1）上诉人支取的350627.62元既含了自己的生活开支，也含了合伙经营的成本支出（如购买样衣、支付供应商货款、图片排版、第三方技术服务、运营推广、员工工资、快递费等）。然而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调查，也未作出区分，而是直接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认定该款项为上诉人擅自支取。（2）上诉人支取的68000元被重复计算。该笔款项实际已包含在上诉人支取的350627.62元中，一审法院在计算金额时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全部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沈伟钢辩称：王师灿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师灿向本院提交了四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收条》1份，拟证明沈伟钢收到王师灿的投资款10万元，该投资款以现金形式支付。证据二、《支付宝支出表格》8份，拟证明上诉人并非私自支取，而是用于合伙经营所需而支出的事实。证据三、《合伙期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3份，拟证明（1）上诉人在合伙期间从其自己银行卡充值到余额宝的金额为123600元，其朋友向上诉人转账金额为107053元，上诉人向淘宝贷款金额为1030435元；（2）上诉人除了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投资款外，上诉人实际还投资了230653元，总共投资为330653元；（3）由于被上诉人当时根本就没有钱投资，因此上诉人在合伙期间向淘宝贷款用于合伙经营。证据四、《2014年4月之后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3份，拟证明上诉人在双方终止合伙之后，从其银行卡充值到余额宝的金额为168500元，其朋友向上诉人转账金额为95334.87元，上诉人向淘宝贷款金额为93000元，该些金额与合伙无关。被上诉人沈伟钢质证认为：证据一，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合法性不明，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对账单注明一笔欠被上诉人五万元，在另外材料中约定了，与本案合伙纠纷无关。证据二，证据形式与法院调取到的证据形式不同，对方重新编排了一下，是否是截取的，需要详细核对，应以法院调取证据为准。证据三、四，是一审期间已经存在的证据，上诉人未以证据提交，二审中不能作为新的证据，无证明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上诉人王师灿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据一无法否定《对账单》中王师灿实际出资10万元的事实，证据二应以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为准，证据三、四不属于新证据，因此，本院对王师灿的该四份证据材料均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沈伟钢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师灿与被上诉人沈伟钢自愿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确认其为合伙关系及协议的相应法律效力。据此，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合作协议条款约定诚信履行各自义务，在盈利时共享合伙收益，在亏损时共担合伙债务。本案中，因双方合伙销售羽绒服项目亏损已既成事实，所以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双方如何分担合伙经营亏损，具体细分则涉及《对账单》的效力、双方出资额、各自提取的销售款金额等相关问题。首先，关于《对账单》的效力问题，上诉人王师灿认为双方未实际对账，其系受欺诈签字，本院认为，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欺诈而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对于其上诉状中所称为了配合被上诉人获得妻子信任而配合作假的解释，因其不能自圆其说而无法令人信服，其作为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经商经验的成年生意人，其理应意识到在《对账单》上签字的相应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其确实出于善意帮助被上诉人应付妻子，也应当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采取相应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措施，故原审法院以双方2014年1月25日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为结算依据，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从《对账单》的记载看，沈伟钢的2038163元投资款系支出1851163元，外加给网店运营费187000元构成，其中并未包括王师灿的10万元投资款，因此，双方的总投资款为2138163元。其次，关于上诉人要求将其支取的68000元中的5万元与沈伟钢欠其的借款抵消的问题，因合伙纠纷与借款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原审法院对此未作债务抵扣处理，王师灿如有相应债权凭证，可另行主张或另案处理。再次，对于剩余羽绒服的归属，因原审法院在计算亏损金额时，已将此作为合伙可分配财产，故原审法院的计算方式相当于将剩余3500件羽绒服折抵给被上诉人，在该问题上王师灿的利益并未受损。最后，关于上诉人支取的350627.62元的认定,上诉人主张其中有个人生活开支及合伙经营的成本支出,但其未能举证成本支出的相关证据,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王师灿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在第二次庭审时，本院以原审法院向支付宝公司调取的合伙期间网店所有销售记录为依据主持双方进行了核对，被上诉人沈伟钢自认将上诉人王师灿还应支付其的亏损金额由556261.83元变更为482004.72元。对此,本院认为此举系沈伟钢依法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利，本着权利可以放弃的原则，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09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部分。二、变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09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师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伟钢合伙损失482004.7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63元，由上诉人王师灿负担8113元、由被上诉人沈伟钢负担1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陈 群审判员 邓兴广审判员 王 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 帆?*ArabicDash?-10-??*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