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健。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全，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郝贵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珠，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建设街66号。法定代表人:李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本连，该公�法律顾问。再审申请人李健因与被申请人郝贵东、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矿业集团)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的（2015）吉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健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裁定无视李健因郝贵东所实施侵权行为而实际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认定李健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李健在持股期间，通化矿业(集团)道清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清选煤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郝贵东无正当理由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董事会等合法授权依据，故意低价销售道清选煤公司的精煤产品，造成了公司经济损失，损害了公司和股东李健的财产利益。李健是受害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起诉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二）原二审裁定违背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对第一百五十二条设定了持股才可主张权益的前提条件，并据此错误认定李健无权起诉。李健主张的是持股期间股东权利受到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即使起诉时李健股权已出让，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原股�不能享有其作为股东期间受到侵权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不能因为无股东身份就必然丧失原股东的赔偿请求权和司法救济权，更无法剥夺李健依据公司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享有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三）原二审裁定错误认定民法通则与公司法的立法机关和“位阶”，错误认为民法通则第一零六条不适用于本案。原二审裁定错误认定民法通则与公司法为同一位阶法律，进而以同位阶法律不一致时适用特别法，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一零六条的规定，显然错误，且原二审裁定在法律冲突时颠倒了确定法律适用原则的适用顺序。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均是对民法通则第一零六条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化，而本案正是李健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提起的直接诉讼，其特别之处在于：李健是在转让股权�后才发现了其持股期间所发生的侵害，而在知道侵害发生后提起诉讼的。（四）郝贵东所实施的侵害行为既违反了公司法，也是违反侵权责任法的侵权行为，即使按原裁定，李健无权以公司法提起诉讼，但其仍有权按侵权责任法追究郝贵东及通化矿业集团的侵权责任。但原裁定直接违反侵权责任法无视侵权行为的存在，直接剥夺了李健追究侵权责任的基本权利。（五）郝贵东利用其董事长、总经理职权以明显不合理低价销售精煤而所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已经李健举证证明，也已经司法鉴定确认，李健主张的赔偿请求权成立，依法应当予以支持。（六）道清选煤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通化矿业集团派出和建议任命的，并负责对其人事管理，应对郝贵东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李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或指令再审，并依法受理李健的起诉。李健在再审审查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主张是新证据，意在推翻原审裁定。第一份证据，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山民二初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意在证明该判决认定了李健虽然已将股权转让，但仍有权主张其持股期间受到的损失，还证明郝贵东、通化矿业集团存在以低于市场价格进行关联交易，损害了李健的股东利益。第二份证据，李健的委托代理人制作的三份调查笔录，分别是向通化县汇源洗煤厂主管财务副经理李源、白山市正基卓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柳树春、通化钢铁公司燃料供应公司副经理仲崇宇调查而形成，意在证明存在公司高管人员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李健的起诉享有实体权利。除上述证据材料之外，李健还提供了一份《专家论证意见书》，主张有关法学专家认为其享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请求赔偿的实体权利。被申请人郝贵东及通化矿业集团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述民事判决未生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亦不能支持李健的再审申请；第二组证据是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是李健的起诉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是否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从李健起诉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看，其主张在其为道清选煤公司的股东期间，公司董事长郝贵东存在对外低价销售公司精煤的行为，给公司和其本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因而要求郝贵东承担赔偿责任，通化矿业集团对郝贵东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作为其行使请求权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李健是基于其曾为道清选煤公司的股东身份才提起本案诉讼的。而李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将其持有的道清选煤公司30%股份全部转让，已不再具备股东资格。股份的全部转让，意味着附着在上述股份上的股东权利亦概括转移至受让人。因李健已不再是该公司股东，亦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及诉权，故李健�于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虽然李健主张是在其为股东期间发生了上述损失而要求赔偿，但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所主张的“损失”与其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理由是：首先，对于李健提出的公司董事长郝贵东在其持股期间存在对外低价销售精煤的行为，给公司以及作为股东的李健造成了损失而要求赔偿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公司高管人员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李健并非代表道清选煤公司向公司董事长提起诉讼，并未�求公司董事长郝贵东向道清选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况且，李健已将其股权全部转让，已不具备股东资格，无权代表道清选煤公司向公司高管人员提起公司代表诉讼。据此，李健在起诉状中引用上述法律规定作为自己行使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虽然法律赋予股东可以就高管人员的侵权行为提起股东直接诉讼，但李健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失”与其主张的公司董事长郝贵东上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及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等相关规定，李健在向公司完成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后只能依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分取红利、分配剩余财产等权利，即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而在本案中即便存在李健所主张的公司董事长郝贵东低价销售精煤的行为，首先是对道清选煤公司造成“损失”，仅是间接损害了李健作为股东的利益，而与其自身财产权益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因其股权的转让，李健主张的所谓损失与其并无利害关系。因此，就本案而言，基于李健已转让其股权，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第三，虽然李健在起诉状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即“公�、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其行使请求权的法律依据，但本案系李健基于其曾是公司股东的身份而对公司董事提起的诉讼，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侵权之诉，故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其与本案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基于前述分析，原审裁定驳回李健起诉并无不当。此外，对于李健在再审审查期间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因另案判决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同，不能证明李健在本案中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证人证言因证人均未到庭，无法核实证言真实性，且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再审中的新的证据，故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综上，李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健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志弘审判员  李明义审判员  董 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裴跃书记员张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