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咸中民初字第00099号
原告卓登。
委托代理人姚永安，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咸阳市政协），住所地咸阳市渭阳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曾广中，系咸阳市政协副主席。
委托代理人高漫，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坚，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卓登与被告咸阳市政协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登及其委托代理人姚永安，被告咸阳市政协委托代理人高漫、刘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卓登诉称：他父亲卓敬亭系国民党元老、一代书圣于右任先生的副官，跟随于右任先生多年，收藏了一批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字画。这些字画一直存放在家中，后来由他保管。1986年初，咸阳市有关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多次派人到他家中动员他将这批字画捐给市政协，他坚决不同意。后来，由于上门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弄得沸沸扬扬，他担心出事，便答应将这批字画及有关证件交咸阳市政协保存。同年4月6日，他将122幅字画、8个证件、1个笔筒交给咸阳市政协。为防止日后被掉包，政协工作人员对上述物品一一拍照，并由咸阳市政协的恩玉飞填写了“卓登同志所存字画简明登记”表。他在表后签名并注明了日期，咸阳市政协的三名工作人员及恩玉飞也在表后签名并加盖了咸阳市政协办公室的公章。至此，双方的保管合同便成立。1988年，他从咸阳市政协取回了两幅字画和8个委任状和通行证等。之后，他曾多次向咸阳市政协询问这批字画的情况，还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以提案的方式追问，2009年又提出书面申请，但却一直得不到明确答复。后来咸阳市政协以他已捐赠为由拒绝答复。他认为双方之间系保管关系，并非捐赠关系，故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他于1986年4月6日将122幅字画交给咸阳市政协双方之间为保管关系。
被告咸阳市政协辩称：1986年6月17日，卓登将122幅字画及其他物品捐赠给了咸阳市政协。当时咸阳市政协给卓登出具了收到捐赠物品的清单，清单标题为“卓登同志所捐字画简明登记”。为此，咸阳市政协奖励卓登2000元，将卓登全家五口人的户口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落户至咸阳市政协，还增补卓登为咸阳市政协委员。对于卓登当年的捐赠行为，咸阳市政协现在依然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卓登现在主张双方之间系保管合同关系，咸阳市政协深感诧异，认为卓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另外，捐赠行为发生在1986年，距今已29年，卓登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卓登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卓登为支持他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1986年4月6日晚10时书写的《简明登记表》，证明登记表中的“指”字系将“存”字涂改后另加上去的，该涂改并非双方一致的意思，而是咸阳市政协个别人偷改。
二、2012年7月3日联合调查组《通报》，证明1988年12月19日，卓登从咸阳市政协领走于右任书法作品10件，双方的关系仍为保存关系。
三、2008年4月《政协咸阳市第五届五次会议提案目录》，证明2008年时，卓登仍认为系存放，咸阳市政协并未否认，时效没有超过20年。
四、《成都商报》报道：《百件于右任书法作品'存'、'捐'之谜》，证明卓登两次起诉未能立案，咸阳市政协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回避争议焦点问题。
五、2014年8月23日打印的材料《于右任字画失踪案、党中央应责成查处》，同年9月递交中央巡视组，10月寄给党中央，证明联合调查组通报会后，卓登一直反映、诉讼。
六、2010年11月12日民事起诉状。
七、2010年11月12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材料登记表》。
八、2010年11月13日，《澳门日报》报道：《陕于右任字画纠纷诉诸法院》。
九、2010年11月30日《三秦都市报》报道。
十、2010年11月21日反映材料：《起诉政协存改捐咸阳中院应立案》。
十一、2011年元月11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介绍信。
十二、2010年11月21日刑事控告状。
十三、2010年11月25日《澳门日报》报道：《卓登告咸阳政协涉贪于右任字画》。
十四、2011年2月25日反映材料：《书圣字画失踪案司法机关应立案》。
十五、2011年6月18日反映材料：《我诉咸阳市政协一案，咸阳中院可调解解决》。
十六、2012年1月12日反映材料：《于右任字画是存非捐》。
十七、2012年2月17日新浪网：《于右任字画失踪大调查》。
十八、2013年4月19日反映材料：《于右任字画保管纠纷案，咸阳中院应当立案审判》。
十九、2014年1月12日反映材料：《于右任字画失踪，为何无人监管？》。
二十、2014年10月4日《澳门日报》报道：《中央巡视组在陕接待来访者》。
用证据六到证据二十证明，联合调查组通报后，他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向有关媒体和部门反映。
二十一、证人王某的书面证言，证明他为何要将于右任字画交咸阳市政协存放。
被告咸阳市政协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与咸阳市政协持有的内容一致，标题中的字是“捐”，而不是“存”；认为证据二系复印件，不是原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但认可证据内容真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咸阳市政协收到卓登的提案不代表认可提案，卓登向政协会议提交提案是行使其政治权利，与主张民事权利不能等同；对证据四到证据二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被告咸阳市政协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卓登同志所捐字画简明登记》，证明原、被告之间是赠与法律关系，并非保管法律关系。
二、1986年6月12日《咸阳市政协党组会议记录》、《关于增补张邯、卓登同志为市政协委员的通知》，证明原告卓登因捐赠字画被咸阳市政协增补为咸阳市政协委员，卓登与咸阳市政协之间存在捐赠事实。
三、1986年7月2日《咸阳市政协党组会议记录》、政咸办发（1986）第15号文件《关于解决卓登一家转为城市户口的报告》、政咸办发（1987）第3号文件《关于解决卓登一家转为城市户口的报告》、《户口迁移证》，证明卓登因捐赠字画，政府将其本人和家人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卓登与咸阳市政协之间存在捐赠事实。
四、收条和记账凭证，证明卓登因捐赠字画，咸阳市政协奖励其现金2000元，卓登与咸阳市政协之间存在捐赠事实。
五、画册《咸阳》中有关《农民卓登捐献于右任书法真迹》的内容，证明原、被告之间是赠与法律关系，并非保管法律关系。
原告卓登对咸阳市政协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赠与法律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选政协委员需要相应的条件，不会因为捐赠字画就能够当选；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卓登将字画捐赠给咸阳市政协，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中记账凭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记账凭条内容不完备，内容及形成时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字画无关，辩称收条中的2000元是给他的生活补助，不是奖励，而且时间与实际不符，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他和咸阳市政协之间是捐赠关系。
本院审查认为，由于双方对对方提交的简明登记表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紧密关联，故对两份简明登记表均予以采信。卓登提交的证据二虽系复印件，但由于咸阳市政协对咸阳市就此事成立联合调查组以及联合调查组所发布的《关于卓登捐赠咸阳市政协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调查情况的通报》内容不持异议，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由于咸阳市政协承认卓登曾在2008年向政协会议提交过一份“关于市政协库房存于右任书字一事”的提案，故对卓登提交的证据三予以采纳。卓登提交的证据四、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一、证据十三、证据十七、证据二十客观真实，应予采信。卓登提交的证据五、证据十、证据十二、证据十四、证据十五、证据十六、证据十八、证据十九均系卓登近年来书写的信件或反映材料，其内容主要是有关卓登本人对此事的看法以及要求有关部门查处的意见，与本案事实无直接关联，且卓登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这些材料向相关部门递交，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卓登提交的证据六、证据七内容真实，应予采信，两份证据可以证明其于2010年11月12日就此事向本院提起诉讼。卓登提交的证据二十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其陈述的相关内容无其他证据印证，故不予采信。咸阳市政协提交的证据二、三、四、五客观真实，形式合法、与本案相互关联，故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原告卓登的父亲曾收藏了一批字画，其中大部分显示为于右任书写，后来这批字画传到卓登手中，由卓登负责保管。1986年6月17日，经咸阳市政协宣传动员，卓登将122幅字画及其他9件物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咸阳市政协工作人员用复写纸填写了一式两份移交清单，清单题目为“卓登同志所捐字画简明登记”，其中“捐”字单独位于题目的上方，“捐”字下方的文字有涂改迹象，已无法辨别。卓登和咸阳市政协各持有一份。鉴于卓登为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为了进一步教育其他爱国人士，扩大对“三胞”的影响，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86年6月28日，经政协咸阳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民主协商，增补卓登为咸阳市政协一届委员会委员；1987年6月3日，将卓登及其家人的户口由泾阳县云阳镇北石尧村迁往咸阳市政协；同年10月18日，奖励卓登2000元。在1987年4月出版的画册《咸阳》中，对卓登的捐献事迹进行了报道，题目为“农民卓登捐献于右任书法真迹”。
1988年12月19日，卓登从咸阳市政协领走少量字画及其他物品。2008年4月，卓登向咸阳市政协第五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案由为“市政协库房存于右任书字一事”。2010年，卓登向新闻媒体反映，自己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的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下落不明，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咸阳市为此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当年7月3日，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关于卓登捐赠咸阳市政协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调查情况的通报》。2010年11月12日，卓登以咸阳市政协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将“卓登同志所存字画简明登记”表上的“存”字改为“捐”字无效。鉴于咸阳市已就此事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本院告知卓登向联合调查组反映，未予立案。之后，卓登向数家媒体反映此事，媒体做了相关报道。
本院认为：1986年6月17日，卓登将122幅于右任等人的字画捐赠给咸阳市政协，双方构成赠与合同关系，卓登主张其将122幅于右任等人的字画交予咸阳市政协保存，双方之间为保管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对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大量的证据，但最直接的证据当属移交时制作的《登记表》。虽然该《登记表》不是合同本身，但却包含了合同的主要因素，可以作为认定合同性质的依据。在这份《登记表》中，尽管标题的个别文字存在改动，无论之前是“存”或者是“献”，但修改为“捐”后、卓登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予以接受，说明其认可这一最终表述。因此，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最终一致的约定为准，即赠与合同关系。卓登主张双方为保管合同关系无事实依据。至于卓登在本次庭审中提出登记表中的“存”字被改成“指”字，不是“捐”字，这种理解既不符合语言文字规范，也与之前卓登本人的说法矛盾，故不予采信。
对于卓登辩称，他拿到《登记表》后没有及时阅读，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现咸阳市政协私自将其中的“存”字改为“捐”字，他被欺骗等，该说法显然与2010年年初卓登向新闻媒体的表述矛盾。根据卓登提供的《成都商报》显示，在2010年年初时卓登向新闻媒体反映称，自己于1986年捐给咸阳市政协的百余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下落不明。由此可见，在2010年年初时卓登还认为自己是将122件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直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之后，卓登才改口称自己将122件字画交予咸阳市政协是为了让后者保存。因此，对于卓登上述辩解不予采信。
对于卓登提出，他于1988年从咸阳市政协领走部分字画，这说明他于1986年将122幅字画交给咸阳市政协是为了让其保管，双方属于保管关系。由于双方在1986年6月17日已对移交字画的性质有明确约定，此后咸阳市政协将获捐的少量字画交给卓登属于另一重法律关系，并不改变之前行为的性质。卓登以该节事实证明之前双方为保管关系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卓登诉称他曾在2008年的提案中仍认为自己将122幅字画交予咸阳市政协系存放，咸阳市政协对此未否认一节。由于卓登未提交提案副本，从其提交的案由中无法看出包含这层意思；其在案由中虽然使用了“存”这一表述，但显然是为了和之前的“库房”相搭配，而不是针对咸阳市政协；更何况，卓登在2010年年初向媒体反映时还称自己将122幅字画捐给咸阳市政协，故不可能在2008年的提案中认为自己将122幅字画交予咸阳市政协系存放。退一步讲，即使提案中有上述内容，咸阳市政协已通过发布《通报》等形式明确表示双方之间为捐赠关系，不存在默认卓登有关双方之间为保管关系这一说法的事实。因此，对卓登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另外，就移交字画的时间，双方存在不同的表述。经查，在《简明登记表》的末尾有卓登的签名和注明的时间“86”，卓登解释为1986年4月6日，但结合1987年10月18日卓登在领取2000元时出具的领条上注明的时间样式“87”可以看出，卓登在书写时间时习惯于在年份之后以分数的形式注明月份和日期，日期位于横线之上，月份位于横线之下，因此，简明登记表末尾的时间应理解为1986年6月17日，卓登解释为1986年4月6日既与登记表中的字形不符，也与卓登本人的书写习惯不符，故不予采信。
最后，就咸阳市政协辩称，卓登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包括合同履行请求权、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对应到诉讼类型上，只适用于给付之诉。而本案涉及的是对民事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确认，系确认之诉，不属于债权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综上，原告卓登请求确认自己于1986年4月6日将122幅字画交给咸阳市政协，双方之间为保管关系与事实不符，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卓登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卓登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吕娟芳
审判员 魏永锋
审判员 王 葆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吴 颖
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