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3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俊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法定代表人：舒伟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帮，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造隆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刘启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跃，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仪，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俊达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粵0703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俊达公司无需支付加工款、材料费753478.48元及逾期利息：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由造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俊达公司已经付清了货款，即造隆公司所认为的加工款、材料款。首先，一审法院错误将本案定性为承揽合同纠纷，实际上俊达公司与造隆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造隆公司向俊达公司提供的报价单并不是产品的加工费用报价而是产品的报价，所以报价单使用的是“产品单价”和“售价”字样，报价单足以证实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从造隆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也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因为造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货物买卖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是货物、规格型号、单价、数量、金额等），而不是加工劳务费发票。造隆公司提供的—份《江门市造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浙江俊达仪表有限公司解决货款问题的事宜》证据材料中，造隆公司明显解决的是“货款”问题，而不是承揽加工费用问题。综上，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错误，本案案由定性存在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其次，造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俊达公司拖欠货款。造隆公司提供的《订货计划通知书》本身系复印件、极易造假，不能作为裁判证据；经俊达公司核对，对舒敏钦批准的计划通知书是认可的：另一张“舒伟玲”批准的计划通知书没有向俊达公司出具过并且该通知单造隆公司多次进行修改，一审不能仅凭两份计划通知书样式基本一致，并且在没有任何依据认定两份均从号码057××××9006处发出的情况下认定6月计划通知书是俊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送货清单》、《对账单》上均没有俊达公司签字，系造隆公司单方制作，并且俊达公司没有收到送货清单、对账单的货物；2015年3月17日送货单显示序号“1”、图号“62001-DY06-000”数量为996共11箱货，而《对账单》中并没有这11箱货物，但造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5年5月22日送货单显示中序号“2”这批货的箱数造隆公司有涂改，并且有“有两件托人之前的送货单”书写字样；序号“3”货品与对账单不符。总之，《送货清单》多处书写修改，并且与《对账单》上记载货品以及数量不相一致，相互矛盾。本案的68张增值税发票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交易货物的数量和金额。造隆公司没有举证证实68张增值税票已经送到给俊达公司，且本案造隆公司只有增值税发票证明其认为双方的交易货物的数量和金额，俊达公司的代理人在—审庭审时也向一审法院提出俊达公司并没有收到那么的多增值税发票以及货品数量，现实中双方交易的金额没有造隆公司提供的68张增值税发票记载的那么多。而且双方之间有发生退货，目前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也是我国商业交易市场常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之规定，本案68张增税发票不能证实本案双方的交易额。2015年3月27日开具的N0.17241845增值税发票也印证了造隆公司存在多开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错误认为俊达公司向造隆公司付款行为是对68张增税发票的金额认可；如果这样能推定的话，那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25前，俊达公司付款，造隆公司也没有对付款的金额提异议，那么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应视为造隆公司同意认可俊达公司付清了货款。造隆公司提供的订单、购原材料发票、照片不能证实造隆公司向深州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63001-DY06-001的线路板3500块共计29316.24元系完成俊达公司订单支出材料费。6月计划通知单记载“交期7月13日”，造隆公司向深州公司购买的时间为8月20日，时间上矛盾。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以下事实：计划单上记载的产品型号是否需要“63001-DY06-001”的线路板；深州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没有向造隆公司交付“63001-DY06-001”的线路板；照片中的纸箱里面是不是有装有“63001-DY06-001”的线路板；“63001-DY06-001”的线路板有没有已经退货等等，发票和照片不足以清楚反映、证实上述的问题。最后，俊达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交易习惯只是造隆公司单方陈述，俊达公司并没有认同该交易习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还存在超出造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没有查清本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俊达公司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支持俊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造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应予维持。造隆公司提交两案件的传票，该两案件还在管辖权异议中，（2017）浙1102民初7170号案件中的模具费在本案中也有涉及，对方已经提出诉讼，当时造隆公司在一审中也承诺模具只要给付造隆公司，造隆公司就直接给付款项，不付款属违约；（2017）浙1102民初7171号案件可以证明关联公司的款项，双方对账中已经冲抵了，在对账后双方都确认了，但是俊达公司又针对该部分事实在浙江提起诉讼，造隆公司认为俊达公司不按照双方存在的事实进行维权，故意扰乱法律秩序。综上所述，俊达公司的上诉是为了拖延时间，使造隆公司的权利延迟得到实现。俊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俊达公司向造隆公司支付加工款及材料费753478.48元；2.判令俊达公司向造隆公司支付自2017年1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俊达公司所欠加工款及材料费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4月1日的利息为7882.34元）；3.判令俊达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从2013年5月份开始至2015年8月，造隆公司依据俊达公司的要求为其加工制造汽车零配件。双方均确认一直遵循如下交易习惯：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先进行业务联系，达成一致意见后，造隆公司根据俊达公司的需求制作加工所需的模具。然后俊达公司通过传真向造隆公司发送订货计划通知书（即订单），如造隆公司对订单内容有异议的，则造隆公司会通过电话与俊达公司进行沟通，反之则视为造隆公司对订单内容默认同意。造隆公司接到订单后不需进行回传，直接按照俊达公司订单的要求进行备货，按照俊达公司的计划进行生产交货。加工完成后，造隆公司将货物与送货单通过物流托运一同送给俊达公司，俊达公司收到货物后与造隆公司通过电话进行确认，确认后俊达公司不需在送货单上签名并退回给造隆公司。双方没有约定对账和付款的周期，而是通过传真对账单进行对账，没有异议的，造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快递寄送给俊达公司，由俊达公司根据发票金额付款给造隆公司。如果俊达公司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付款，造隆公司就会通过电话、QQ等方式催收。2013年5月24日至2015年8月25日期间，造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8张给俊达公司，金额合计3931778.51元。俊达公司在2013年6月24日至2017年3月3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分34笔支付了共2843560.59元给造隆公司。除上述付款外，造隆公司还确认：因双方之间曾存在交易的账面差额为94479.91元，经双方协商达成各自承担差额50%的金额（47399.96元），故造隆公司同意在加工款总额中再扣减47399.96元。另造隆公司还确认双方还有两笔款项分别是288145元和28510.72元经协商可抵扣加工款。因此造隆公司确认俊达公司截至2017年3月3日止，尚欠造隆公司加工款724162.24元（3931778.51元-2843560.59元-47399.96元-288145元-28510.72元=724162.24元）。造隆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俊达公司发出律师函，明确告知俊达公司，经双方核对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0日，俊达公司尚欠造隆公司加工款项533032.24元，造隆公司要求俊达公司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三日内与造隆公司联系并付清相应款项。俊达公司已于2017年1月3日签收该律师函。在庭审中，造隆公司解释称：造隆公司发出该律师函要求俊达公司支付加工款项的金额与本案诉请的加工款项金额不一致，原因是造隆公司经核算后认为俊达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0日尚欠造隆公司加工款项754162.24元，但由于双方之间还有其他交易往来，俊达公司为造隆公司制作了“CBX400F仪表模具”，造隆公司应另行支付221130元模具费给俊达公司。由于俊达公司至今没有将该模具交付给造隆公司，造隆公司也没有支付221130元给俊达公司，因此造隆公司自行抵扣了模具费后得出律师函中的金额533032.24元（754162.24元-221130元=533032.24元）。造隆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放弃抵扣221130元模具费的主张，在本案中直接诉请俊达公司支付所欠的全部加工款项。另查明，俊达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通过传真发送《浙江俊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6月计划通知书》给造隆公司，该计划通知书记载产品名称分别为“DY150-6lcd”、“DY150-6PCB”，供应商均为“江门市造隆”，本月计划均为3500只，在批准处有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伟玲的签名。造隆公司根据该计划通知书的要求，向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规格型号为63001-DY06-001的线路板3500块，并支付了29316.24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产品需求关系不仅仅是产品所有权的转移，而是造隆公司按照俊达公司订单所指定的产品的图号,以自己的技能、人力和设备，自行组织原材料为俊达公司制作成品供应的关系，是属于特定产品的制作，双方的行为特征符合承揽合同的规定。双方之间承揽合同关系事实清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立案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定性正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拖欠的加工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虽一直没有签订书面的加工承揽合同，造隆公司除提供6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外也未能提供完整加工承揽过程的收货单、物流单，证据提交上虽不完整，但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之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交易习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俊达公司收到货物后与造隆公司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通过传真对账单进行对账，双方对账均没有异议的，造隆公司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在2013年5月24日至2015年8月25日期间，造隆公司共向俊达公司开具6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俊达公司在2013年6月24日至2017年3月3日期间接近四年的时间内，也一直按照交易习惯持续依照发票上记载的金额向造隆公司支付加工款项，从没对6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记载的数额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俊达公司对造隆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数额不提异议并持续付款的行为应视为对该款项数额的默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和造隆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俊达公司付款的情况，已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内容与金额是没有异议的。造隆公司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通过双方均确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计算本案拖欠的加工款的意见，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俊达公司认为已付清加工款，但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未能为其主张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俊达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支持。造隆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发出律师函要求俊达公司支付加工款项533032.24元给造隆公司，该金额与本案诉请的金额不一致，造隆公司已当庭解释原因。模具费221130元虽同属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但模具费与本案标的非属同一法律关系，也不是与本案不可分割。造隆公司在本案中选择放弃主动抵扣本案以外的模具费221130元，直接主张俊达公司支付所欠的全部加工款项，是造隆公司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俊达公司提供了报价单5张作为证据，报价单上已分别列明了“SMT加工费”、“材料费”等项目，认为造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包含了材料费、SMT加工费外，还包括了利润、包装、运费、税以及开发设计费等，造隆公司诉请的加工款项及材料费不应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计算，而是应以报价单中列明了“SMT加工费”、“材料费”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造隆公司诉请的是广义的加工款项及材料费，俊达公司辩称的是狭义的加工款项及材料费，报价表的相关报价以及成本结构是造隆公司自身的成本分析和对外的报价，俊达公司脱离加工的货物的实际，狭义的认定报价单中列出的“SMT加工费”、“材料费”就是本案造隆公司诉请的加工款项及材料费，是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原则和交易常理的，俊达公司的上述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造隆公司主张其在2015年6月15日收到俊达公司传真发送的《浙江俊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6月计划通知书》，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及该计划通知书的要求，向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规格型号为63001-DY06-001的线路板3500块，支付了29316.24元。俊达公司在发送该计划通知书后一直没有确定出货时间，造成造隆公司材料费损失，造隆公司因此要求俊达公司支付材料费损失29316.24元给造隆公司。在庭审中，俊达公司辩称其从没有发出过该计划通知书传真件，且认为该传真件已被篡改，俊达公司不应承担上述材料费损失的责任。造隆公司提供了《浙江俊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1、2月计划通知书》、《浙江俊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6月计划通知书》作为证据，俊达公司对1、2月计划通知书无异议，但对6月计划通知书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两份计划通知书样式基本一致，均是从号码057××××9006处发出，在批准处均有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上述情况均能使造隆公司有理由相信6月计划通知书是俊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6月计划通知书虽有造隆公司的手写记录，但没有对内容进行涂改，不影响该计划通知书的执行。造隆公司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及6月计划通知书的要求，向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3500块线路板，3500块材料数量也能与该计划通知书中“本月计划”的数量3500只相对应。由于俊达公司没有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导致造隆公司材料费损失29316.24元，该金额有对账信息及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双方当事人建立承揽合同关系后，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造隆公司依约按照俊达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造隆公司有权要求俊达公司支付加工款项。因俊达公司违约造成造隆公司材料费损失，俊达公司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造隆公司发出律师函向俊达公司催收后，俊达公司一直没有全部履行付款义务，已造成造隆公司利息损失，造隆公司要求俊达公司自2017年1月3日起以所欠加工款及材料费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并支付给造隆公司，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俊达公司已于2017年1月24日及2017年3月3日分别支付了10000元和20000元给造隆公司，在计算利息损失的基数时应予以相应扣减。综上所述，造隆公司诉请的全部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诉讼费用应由败诉方俊达公司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俊达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加工款项724162.24元和材料费29316.24元，合共753478.48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2017年1月3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止，以本金783478.48元计算；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以本金773478.48元计算；自2017年3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本金753478.48元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造隆公司。案件受理费11414元，减半交纳5707元，财产保全费4327元，合计10034元，由俊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造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7）浙1102民初7170、7171案件的传票、起诉状、证据清单、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拟证明涉案的关联企业的289455元已经抵扣，俊达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已经认可，俊达公司一直未交付模具，因此造隆公司也未支付相应的款项。俊达公司在浙江另行起诉是无理的，故意拖延时间。俊达公司对造隆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时造隆公司承认收到模具，款项没有在一审中的75万元金额中进行抵扣。一审中双方并没有涉及到造隆公司拖欠货款289455元的事实及抵扣事实。俊达公司已经付清所有款项，没有拖欠货款。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俊达公司以造隆公司为被告，分别向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浙1102民初7170号、7171号诉讼，追讨CBX400下仪表模具款22130元和俊达公司向其购买转子、押件、底盘等货款289455元。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围绕俊达公司上诉主张的问题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俊达公司与造隆公司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2.证明俊达公司欠造隆公司加工费、材料费753478.48元未付的证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区分承揽合同和买卖合同，判断标准应为合同双方交易的商品是通用商品还是定作商品。根据俊达公司与造隆公司签订合同时，俊达公司向造隆公司发出订单并指定商品型号，并在2015年1月9日即向造隆公司发出一月和二月计划通知书的事实，双方交易对象为定作产品，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俊达公司称双方的交易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但不能提供双方交易的产品系通用产品的证据，仅以双方交易过程中使用了“货款”、“产品单价”和“售价”等称谓而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况且本案中，承揽合同还是买卖合同的定性并不影响双方争议的付款事实，对俊达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货款并无最终决定性影响。故原审定性为承揽合同纠纷，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俊达公司与造隆公司的交易从2013年5月开始至2015年8月，持续超过两年时间。造隆公司开具给俊达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共计68张，金额共计3931778.51元；俊达公司在2013年6月24日至2017年3月3日共向造隆公司转账支付2843560.59元货款。上述事实证明，俊达公司与造隆公司存在长期的交易，必然存在相对固定的交易习惯。造隆公司称交易习惯是先由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俊达公司制作加工所需的模具，通过传真向造隆公司发出订货计划通知书。造隆公司则依照通知书生产交货。交付方式为物流托运。双方没有约定固定的对账和付款周期。对账方式系通过传真，造隆公司向俊达公司发送对账单，俊达公司无异议后，由造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快递给俊达公司，俊达公司根据发票金额付款。造隆公司陈述的上述交易习惯，有俊达公司向造隆公司发出的计划通知书、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书证可以证明。虽俊达公司对上述书证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但其确认舒敏钦签名的计划通知书的效力；另一张由舒伟玲签名的计划通知书，虽俊达公司否认该书证的真实性，但因舒伟玲系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计划通知书虽为传真复印件，舒伟玲的签名可以通过鉴定辨别真伪；俊达公司未申请鉴定，应确认该书证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其次，对账单、送货单虽然无俊达公司签章确认，但从俊达公司已支付大部分货款的事实可以确定，双方的交易客观存在，可以证明存在造隆公司主张的交易习惯。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造隆公司已交付货物的证据，但根据俊达公司已支付其中大部分款项，结合计划通知书、送货单、对账单等书证证明的交易习惯，可以确认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双方的交易结算凭证，俊达公司应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金额支付货款。俊达公司罔顾各个证据之间的联系，将证据割裂开来对其证明力予以否认，违背证据的全面审查原则，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再次，俊达公司与造隆公司客观存在交易关系，即使如俊达公司所称双方设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在双方产生货款争议时，俊达公司也有义务对双方交易的次数、货物数量、货款数额、是否已全部支付货款等事实作客观陈述。但俊达公司在二审庭审时均以“代理人不清楚，若法庭有需要，代理人可以庭后以书面形式回复法庭”，“我方共支付多少货款，就是多少货物”来答辩，未尽客观陈述的义务。造隆公司为证明双方交易的事实，已向法庭举出计划通知书、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书证，上述证据与其向法庭所作陈述相互印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信。俊达公司反驳造隆公司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争议的CBX400F仪表模具款，双方均确认未在本案货款中扣减，俊达公司已就此纠纷向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俊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元11414元，由上诉人浙江省俊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