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民初1号原告（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住所地绍兴市胜利东路357号。法定代表人：金旭东，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郭炜，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滨，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案外人）：绍兴鹰翔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阮港村。法定代表人：殷阿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汪家生，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绍兴袍江三江路北侧、规划支路东侧2幢。法定代表人殷鑑夫，该公司负责人。第三人（被执行人）：绍兴山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绍兴袍江工业区越王路。法定代表人邵阿利，该公司负责人。第三人（被执行人）：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解放大道669号巨星大厦15-21号。法定代表人张国祥，该公司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陈鑫耀，该公司员工。第三人（被执行人）：殷鑑夫，男，1983年6月5日出生，汉族，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峡山村峡山68号。第三人（被执行人）：沈月红。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绍兴分行）与被告绍兴鹰翔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翔公司）、第三人绍兴山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一公司）、第三人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弥达公司）、第三人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公司）、第三人殷鑑夫、第三人沈月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招商银行绍兴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郭炜、被告鹰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家生及第三人巨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鑫耀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山一公司、第三人弥达公司、第三人殷鑑夫、第三人沈月红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招商银行绍兴分行诉称：原告诉第三人弥达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由本院依法受理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本案被告鹰翔公司以对被执行财产享有租赁权为由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本院审查后作出（2015）浙绍执异字第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执行人山一公司名下位于绍兴袍江三江路北侧、规划支路东侧的2幢厂房（以下简称本案讼争厂房）进行处分时，应保护案外人鹰翔公司所享有的租赁权。原告认为弥达公司向原告申请借款所提交的山一公司将其名下的本案讼争厂房出租给绍兴县耀发纺织有限公司（2014年3月13日变更登记为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统一简称为弥达公司）的《租房合同》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系山一公司和弥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结合弥达公司提交的《抵押物状况确认书》、《承租人承诺书》看，山一公司和弥达公司之间就抵押物的租赁情况是真实有效的。作为出借人的原告有足够理由相信弥达公司提交的《租房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再从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被告鹰翔公司始终没有占有使用租赁物，弥达公司却实际占有并使用租赁物。因此原告认为弥达公司提供的《租房合同》系真实的，也是已经按照合同内容履行的，故应当认定该份合同以及合同项下厂房土地租赁情况的真实性。山一公司和弥达公司系关联企业，所以山一公司将本案讼争厂房出租给弥达公司使用符合实际情况，被告关于从山一公司租赁了本案讼争厂房后再转租给弥达公司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与逻辑。首先，被告与弥达公司之间并未签订租赁合同。其次，被告也从未实际使用本案讼争厂房，只是辩称转租给弥达公司。再次，在执行异议审查时，被告也未出示其代山一公司支付欠款的凭证，说明租金也未实际支付，故被告与山一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并非以实际占有使用为租赁目的，系为了故意逃避执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认定该份合同无效。综上，原告认为被告鹰翔公司的租赁权不应受到保护，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继续执行本案讼争厂房，并不保留被告在该执行标的上享有的租赁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鹰翔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原告在程序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与本案有关的执行案件并未停止执行，故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其起诉。二、从实体上说被告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足够的证据以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山一公司之间存在实际已经履行的租赁合同关系，也有本院作出的（2015）浙绍执异字第34号执行裁定予以确认。因此，本案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所要求的“请求不保留被告在该执行标的上享有的租赁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山一公司、弥达公司、殷鑑夫、沈月红未作答辩。第三人巨星公司答辩称：租赁合同应当符合经济规律，被告与山一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故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和本院作出的（2015）浙绍执异字第34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提出执行异议，并被认定为异议成立。2.弥达公司与山一公司签订的《租房合同》一份、由时任山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殷鑑夫签字确认的《抵押物状况确认书》复印件一份和由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殷鑑夫签字确认的《承租人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共同证明本案讼争厂房在办理抵押时未出租给其他人，只出租给弥达公司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被告和山一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属于无效的合同。3.山一公司与弥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各一份，以及弥达公司的工商更变登记资料中所附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共同证明：（１）殷鑑夫曾担任山一公司与弥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山一公司与弥达公司曾经签订过一份租赁协议，如果被告与山一公司就本案讼争厂房已经达成租赁协议的话，山一公司不可能再租赁给他人，可以证明被告与山一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虚假性。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2中的《租房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抵押物状况确认书》和《确认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有异议。从该《租房合同》的内容来看，租金的标准是18万元一年，而当时本案讼争厂房实际租赁价格应该在3倍以上，且租赁合同中显示弥达公司的租赁时间是从2012年6月1日起，而事实上弥达公司在2012年3月已经搬入本案讼争厂房，与《租房合同》的起租时间相违背。《承租人承诺书》中第二条注明“我方租赁至2013年6月30日，我方延长租赁期限或转租将事先征得贵行的书面同意”，而弥达公司从2013年6月30日开始至今一直在使用本案讼争厂房，却并未说明有经原告同意的相关书面资料。综上，可以看出无论从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还是承诺的条件看，弥达公司和山一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只是第三人弥达公司为取得银行贷款而提交的形式上的文本而已，不能否定被告与山一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生效和履行。第三人巨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巨星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系山一公司、弥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1）殷鑑夫自2010年5月1日-2013年7月25日担任山一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3年7月26日至2014年5月22日担任山一公司总经理；（2）殷鑑夫自2011年1月24日-2013年7月26日及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3月13日担任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3）弥达公司在办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时提交过一份山一公司与弥达公司的租赁协议书，租赁物为本案讼争厂房的其中250平米厂房，租赁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述。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4.被告与山一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1日的《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山一公司在2012年3月将本案讼争厂房出租给被告使用，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证据5.2012年度租金支付依据一组，包括山一公司与被告签订的《2012年度租金支付协议》复印件一份、山一公司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被告与笑眯眯公司签订的《抵销协议》复印件一份、笑眯眯公司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两份，以证明山一公司与被告达成协商由被告采用部分支付现金、部分承担债务的方式支付租金，被告已按约付清了2012年度的租金。证据6.山一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关于2013-2017年度租金支付方式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在合同约定的2013年度租金支付日期届满前，山一公司与被告协商确认被告一次性支付5年租金，并对租金的金额及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证据7.2013-2017年度租金支付依据一组，包括山一公司出具的载明收到被告租金189081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和被告、笑眯眯公司、弥达公司三方签订的《支付协议》复印件一份，共同证明被告已经按约支付了2013-2017年度的租金。证据8.弥达公司出具的尚欠被告两年租金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在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将本案讼争厂房转租给弥达公司的使用的事实。证据9.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文件复印件一组，证明山一公司存在将本案讼争厂房出租给被告，山一公司同意以其出租所享有的债权质押给被告的事实。证据10.山一公司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申报表、纳税申报表复印件一组、本案讼争厂房电费发票复印件一组、山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山一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开展过生产经营，本案讼争厂房出租给被告后，由被告转租给弥达公司占有使用并缴纳水电费，上述证据共同证明以下事实：（1）山一公司自2012年3月以来一直未开展经营活动，无任何收入，也无员工，不可能存在生产性用电的情况；（2）本案讼争厂房自2012年4月开始至2013年年底一直存在生产性用电的情况；（3）证明山一公司在2012年3月将本案讼争厂房出租给被告的事实；（4）证明弥达公司自2012年3月以来就向被告转租了本案讼争厂房并开始用于生产经营；（5）证明山一公司实际上不存在于2012年6月将厂房再次出租给弥达公司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弥达公司向原告申请贷款时并未提供该合同，且当时确定本案讼争厂房未出租给其他的公司或者个人使用。证据5-7无法证明被告所称的租赁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根据该组证据显示，被告未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而是以其他方式履行租金支付义务，不符合常理，且没有证据支持所谓的租金支付义务是否实际履行。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弥达公司系本案讼争厂房的实际占有使用人，而弥达公司与山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殷鑑夫，所以弥达公司与山一公司实际为关联公司，故弥达公司不直接向山一公司租赁厂房，而向鹰翔公司以更高价转租厂房不符合常理。并且弥达公司向原告申请贷款时已经明确出示了其向山一公司租赁厂房的相关协议，山一公司在提供本案讼争厂房办理抵押时也没有申明抵押物已经租赁给除弥达公司以外的公司，故该承诺书完全是虚假的。证据9、10无法证实被告所称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弥达公司实际并未向被告租赁土地厂房，而是向山一公司租赁本案讼争厂房，故被告所谓的租赁合同根本没有实际履行或是租赁协议本身就是虚假的。第三人巨星公司对上述证据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对证据4-9本院不予确认，具体理由将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述；对证据10中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申报表及纳税申报表一组、电费发票一组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弥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具体理由亦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述。本案中，本院依职权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调取以下证据：11.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192号民事判决书及在该案审理中提交的绍兴市笑眯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笑眯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料，证明殷鑑夫在2014年7月15日起担任笑眯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2.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绍越袍商初字第28号、（2015）绍越商初字第3448号、（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证明弥达公司、殷鑑夫多次为笑眯眯公司进行担保。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1，根据工商资料登记显示弥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殷鑑夫，而且殷鑑夫亦是该公司的股东，说明笑眯眯公司实际与本案的被告、山一公司、弥达公司等均系关联企业。从证据12可以看出弥达公司及其前身耀发公司均为笑眯眯公司提供了巨额的担保，说明作为被告在执行异议中所提出的以租金代付应付款的事实与上述判决所指向的内容不一致，因为弥达公司以及殷鑑夫本人均为笑眯眯提供的巨额担保的情况下，当时不可能还存在向笑眯眯公司欠款的事实，所以代付应付款作为支付租金这个事实是虚假的。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四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与被证明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争议的是山一公司与原告、被告之间的执行异议纠纷，与上述民事判决没有相关的法律关系。对于笑眯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山一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并没有证明弥达公司、笑眯眯公司与山一公司系关联企业的直接证据，仅是法定代表人重合。第三人巨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从笑眯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可以看出殷鑑夫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其又同时担任山一公司和弥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弥达公司为笑眯眯进行银行借款担保的三份判决来看，弥达公司与笑眯眯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结合两个公司又有法定代表人重合的关系，可以认为弥达公司与笑眯眯公司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根据法庭质证、认证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2月19日，弥达公司与原告签订《授信协议》约定原告向弥达公司提供2000万元的可循环授信额度，并约定担保方式为山一公司名下的本案讼争厂房提供抵押担保和巨星公司、殷鑑夫、沈月红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山一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约定山一公司提供本案讼争厂房为弥达公司在《授信协议》下发生的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2年12月20日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弥达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23日、9月25日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各一份，并向原告提交了《抵押物状况确认书》、《承租人承诺书》，确认抵押房产只存在弥达公司为承租人，租赁期间为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租赁合同，合同到期后弥达公司如需续租或转租需取得原告的书面同意。后原告依约向弥达公司发放了2000万元贷款。该贷款到期后因弥达公司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判令弥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山一公司、巨星公司、殷鑑夫、沈月红承担担保责任。本院作出（2014）浙绍商外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各被告未自觉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拟对本案讼争厂房进行拍卖、变卖。在执行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以“其与山一公司已于2012年3月1日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其实际承租本案讼争房产”为由，要求确认其租赁权。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浙绍执异字第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告的执行异议成立。原告不服该执行裁定，遂向本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院另查明，弥达公司自2012年3月开始搬入本案讼争厂房进行办公，于2014年3月13日变更工商登记资料信息将公司名称由绍兴县耀发纺织有限公司变更为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同时将住所地变更到本案讼争厂房处。殷鑑夫自2010年5月1日-2013年7月25日担任山一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3年7月26日至2014年5月22日担任山一公司总经理。殷鑑夫自2011年1月24日-2013年7月26日及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3月13日担任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殷鑑夫自2014年7月15日起担任笑眯眯公司法定代表人。还查明，殷鑑夫系被告鹰翔公司法定代表人殷阿四的侄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对本案讼争房屋享有需在执行中予以保护的租赁权，即被告是否在本案讼争厂房办理抵押前形成租赁权。人民法院在执行被执行人的非住宅房屋时，案外人以其在涉案房屋设定抵押或者被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与被执行人签订租赁合同且租赁期未满为由，主张拍卖不破租赁的，如果租赁合同真实，合同签订于涉案房屋抵押、查封前，且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依据租赁合同合法占有涉案房屋至今的，执行中应当保护案外人的租赁权。本案中，被告主张其与山一公司在2012年3月1日签订了租赁合同，其对本案讼争厂房享有租赁权，对此其需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符合“租赁合同真实、合同签订于涉案房屋抵押查封之前、已依据合同合法占有涉案房屋至今”的情形。被告在本案中虽提交了其与山一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文本，并主张其在承租本案讼争厂房后又转租给弥达公司，但在案证据尚不能证实其上述主张。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与弥达公司和山一公司之间签订的《租房合同》、山一公司出具的《抵押物状况确认书》和弥达公司出具《承租人承诺书》所载明的内容相矛盾。《抵押物状况确认书》及《承租人承诺书》均载明本案讼争厂房系山一公司出租给弥达公司使用，且租赁期是从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显然与被告所主张的租赁事实相互冲突。二、被告关于其在向山一公司承租本案讼争厂房后又转租弥达公司的主张无论是从租赁合同的形式和还是从承租人的租赁需求来看均有违常理。首先，根据被告的主张，其与弥达公司之间形成的转租关系租赁时间较长，且金额较大。但被告和弥达公司之间却没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仅凭弥达公司事后出具的欠付被告租金的《承诺书》及山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尚无法证明转租事实。其次，本案租赁关系发生时，山一公司和弥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殷鑑夫，殷鑑夫应当清楚弥达公司对办公场所的使用需求，弥达公司在可以直接向山一公司租赁厂房的情况下，却以更高价格向被告转租，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被告关于其在租赁了本案讼争厂房后，因弥达公司急需办公场所，殷鑑夫又系被告法定代表人殷阿四的侄子，故将本案讼争厂房让与弥达公司使用的辩称意见，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三、从支付租金的情况来看，被告未有直接向山一公司支付租金的证据。1.被告所提交的关于支付2012年度租金的证据有山一公司和被告签订的《2012年度租金支付协议》、山一公司出具的载明收到现金43418元的《收条》、被告与笑眯眯公司签订的《抵销协议》和笑眯眯公司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但上述证据仅是关于租金支付事项达成的合意，缺乏实际履行的客观证据与之印证。关于租金支付协议中约定的债务抵销部分，除了《抵销协议》，并没有提供财务账目核销明细或是银行对账单来证明双方已经实际进行了债务抵扣。关于租金支付协议中约定的以现金形式支付的部分，既不符合企业的财务制度，也没有被告提取现金的财务记录和银行凭证。笑眯眯公司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亦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已经向山一公司实际支付了租金。2.被告所提交证明已经支付2013-2017年度租金的证据有山一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山一公司出具收到现金189081元的《收条》、被告、笑眯眯公司和弥达公司三方签订的确定被告将对弥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笑眯眯公司的《支付协议》、弥达公司出具的欠付被告两年租金的《承诺书》。上述证据所呈现的支付租金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由被告代付山一公司的到期应付账款，并没有鹰翔公司或笑眯眯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客观财务凭证，故不能认定被告已经通过代偿债务的形式支付了2525918.21元租金。以现金形式支付部分，除了山一公司出具的《收条》，未有鹰翔公司的现金取款、财务支付凭证或是银行转账凭证等客观证据，且公司之间直接交付189081元现金有违日常交易习惯，也不符合企业财务制度。而对于支付给殷鑑夫的欠款，被告更是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进行证明。故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了2012-2017年度的租金。3.本案中，山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鹰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有亲属关系，加之山一公司、笑眯眯公司、弥达公司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关系，虽各方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租金支付协议，抵销协议等证据材料，但缺乏实际履行的客观依据，被告所主张的租赁事实真实性存疑。四、山一公司与被告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虽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真实性，但该质押合同签订时间晚于本案讼争厂房的抵押时间，且租赁合同在租赁物抵押前没有实际履行，故该质押合同也不能达到被告在本案讼争厂房办理抵押前已取得租赁权的证明目的。五、被告没有直接占有本案讼争厂房的依据。山一公司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后，未直接向被告交付过本案讼争厂房，而是交由弥达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本案租赁关系发生时，弥达公司与山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殷鑑夫，本案讼争厂房又系新建厂房，故弥达公司实际占有使用讼争厂房的时间早于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从弥达公司的占有时间上并不能推翻山一公司将讼争厂房出租弥达公司的事实，或是证明鹰翔公司先于弥达公司承租本案讼争厂房的事实。弥达公司对本案讼争厂房占有使用情况，与其办理抵押时所提交《抵押物状况确认书》所载明的内容相符合。故被告辩称其通过转租给弥达公司而对租赁物进行间接占有的依据不足。关于被告提出因与本案有关的执行案件并未停止执行，原告不具有执行异议之诉诉讼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5）浙绍执异字第34号执行异议裁定中认为案外人所提异议成立，在执行过程中应保护案外人的租赁权，这使得执行标的物占有、使用权受到限制，影响到执行标的物的实体权利，从而使得申请执行人的实体权利受损。故申请执行人不服执行异议裁定，向本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涤除执行标的物上的租赁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提出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要求在执行中保护其对执行标的租赁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准许对第三人绍兴山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袍江三江路北侧、规划支路东侧的2幢厂房继续执行。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绍兴鹰翔染整有限公司负担，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款汇至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缴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启龙代理审判员  陈卓佳代理审判员  张 明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范艳艳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