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68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洁，女，1969年5月10日生，汉族，无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荣，男，1962年6月26日生，汉族。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观，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泰盛迪家具厂，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孟鹤路**号*幢。
负责人：卢健将。
上诉人李洁、唐荣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泰盛迪家具厂（以下简称泰盛迪厂）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5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洁、唐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实际使用厂房，与事实不符。涉案租赁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一直都在实际使用租赁的厂房。实际使用并非要本人天天在厂房里待着，而是上诉人承租厂房后，以该厂房地址设有上诉人名下的公司，并用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商业洽谈、承揽业务、生产经营等。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洽谈业务并签订合同进行生产的证据，至于上诉人安排何人在此生产，并不影响是否实际使用的问题。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的租赁关系所涉及的租金过低，与事实不符。该司法解释所适用的范围是普通的租金季付、半年付或是年付的情形，并不适用本案的一次性付清，且上诉人提交了类似的租金一次性付清的证据。再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阻却执行，与事实不符。其一，双方的租赁关系最早成立于2013年5月，而被上诉人的批量劳动报酬纠纷最早产生于2015年6月，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无法预见到两年之后的情况。其二，上诉人从未以任何方式阻却人民法院对于厂房的拍卖。其三，即使被上诉人存有逃避债务的心理，但上诉人是通过合法途径承租房屋并支付了相应的租金，该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法律也不应为了保护所谓的“工人权益”而损害上诉人自身的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上诉人实际使用房屋，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六条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三、一审法院程序存在瑕疵。一审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叶林克提交了一份《承诺书》，该证据在案外人与被上诉人的案件中并未依法进行质证，在本案中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且提出了鉴定申请，要求鉴定《有关对抵押房地产租赁情况的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中卢健将签名的真假以及《承诺书》打印内容与被上诉人印章笔迹形成时间。一审法院以卢健将找不到为由未开启鉴定，实际上，上诉人要求鉴定的范围之一的笔迹形成时间，并不需要卢健将的出面。
泰盛迪厂未应诉亦未答辩。
李洁、唐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泰盛迪厂退还其延迟进场的半年租金损失12.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孟鹤路16号1幢厂房（2层共7908.72平方米）、2幢厂房（4层共1567.11平方米）的所有权人为泰盛迪厂。泰盛迪厂实际经营人为杨小影,是经营者卢健将的母亲。李洁、唐荣与杨小影系温州老乡，三人为好友。2013年5月5日，泰盛迪厂（甲方）与李洁、唐荣（乙方）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南京汤山上峰孟鹤路16号的厂房及仓库（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于乙方使用，租赁物面积经甲乙双方认可确定为9500平方米（两幢包括全部空地及辅助房）。本租赁物采取包租的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租赁期限为20年，从2013年5月5日起至2033年5月4日止。厂房租赁年租金为25万元，每年租金不变，因租金特别优惠，应在3个月付清16年租金400万，设备买断20万元，9万元电费押金。租赁期间，使用该厂房所发生的水、电、煤气、电话等通讯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在收到收据或发票时，应在三天内付款。租赁期间，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合同，而违约应赔偿乙方16年租金的2倍。如乙方想终止合同，租金不退回。如乙方经营不善可以转租为他人，甲方无条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甲方如有订单可以在本厂生产，但需付相应的费用，具体事情论事协商。杨小影作为泰盛迪厂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泰盛迪厂公章。李洁、唐荣作为承租方签字。
2013年5月3日、5月14日、7月5日、7月10日，李洁分四次向杨小影转账100万、139万、100万、90万元，共计429万元。
签订租赁合同后，李洁未使用厂房，泰盛迪厂继续在该厂房内生产经营。2015年6月起,泰盛迪厂工人向一审法院批量起诉泰盛迪厂追索劳动报酬纠纷。2015年6月-2016年1月期间，一审法院受理泰盛迪厂工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100多件，涉案欠付工资300多万元。同时多名债权人起诉泰盛迪厂欠付货款、借款。上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2015年9月10日，一审法院执行局查封泰盛迪厂名下位于江宁区汤山街道孟鹤路16号1幢、2幢房产。2015年10月23日，一审法院现场查封、贴封条。2016年1月11日，李洁、唐荣起诉本案。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要求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杨小影接受了一审法院调查，唐荣称因病无法到庭。李洁陈述其签订租赁合同之后，是准备自己生产使用的。其以南京建融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融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万达的合同，由泰盛迪厂工人生产，其方有厂长唐荣负责，杨小影配合唐荣，双方都是口头协议。杨小影应当把利润给其，但是到现在为止杨小影没有给一分钱。后来泰盛迪厂工人闹事停工，其准备自己进厂生产遇阻，故诉至一审法院。杨小影认可租赁事实，称当时其自建了厂房，比较缺钱，李洁正好有钱想投资，其让李洁不要投资其他地方，而是租赁其厂房，把钱一次性付清，租金可以优惠。双方约定李洁接单过来可以放在厂里做，由泰盛迪厂工人代为生产。后李洁接来南京万达的单子在厂里生产，唐荣应李洁派遣监督订单的生产。2015年6月，工人开始闹事，李洁准备自己找工人进厂生产，但泰盛迪厂工人不让李洁进去。后来其就不在厂里了，与李洁没有再合作，不清楚后来工人是否持续有阻止行为。现李洁要求其退半年租金，其没有钱。
一审审理过程中，泰盛迪厂债权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认为租赁合同虚假，目的是逃避债务。1、工人代表赵文、王志红陈述在工厂工作期间没有听说过厂房有租赁，工人不认识李洁。唐荣是给杨小影打工的，帮忙开车和采购，没有职务，也不是厂长。杨小影是泰盛迪厂实际负责人，工厂没有以建融木业的名义经营过。2、供货商代表南京市白下区新智林建材销售中心的经营者田新芳陈述泰盛迪厂欠其货款，其从开始合作到结束一共七年，付款的支票、转账等都是以杨小影和泰盛迪厂的名义，对公印鉴章也是以泰盛迪厂的名义，不是建融木业。本案租赁合同真实性存疑。2015年7月，杨小影曾在58同城网站上为厂房招租，提交网页截屏件一份，页面显示“生产厂房2层9000平方米，宿舍及办公室1600平方米，空地7500平米，独院。出租，出售，价格优惠，面议。联系人：杨总，联系电话：139××××1321”。附厂区照片一张。②卢健将与唐荣有利益关系且设立建融公司时厂房出租给卢健将、唐荣。提交建融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份，该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实收资本为0元。卢健将和唐荣为股东，分别应出资30万元、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卢健将。设立场所为孟鹤路16号2幢厂房。2013年12月18日，泰盛迪厂（甲方）与卢健将、唐荣（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甲方现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孟鹤路16号2幢场地出租给乙方使用”，租期自2013年12月18日至2033年止，租金每月1千元，乙方应在租期的年底结清租金，乙方支付租期内水电费。2014年5月22日，卢健将与唐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卢健将将30万元股权（实缴0元）转让给唐荣，转让价款为0元。2014年5月22日，建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荣。3、泰盛迪厂债权人叶林克提交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4）温鹿商初字第582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4年7月31日，卢健将向叶林克借款850万元，月利率1.5%，以泰盛迪厂2栋厂房作为抵押，杨小影等多人提供连带担保。叶林克向本案提交《承诺书》，称2014年7月31日在江宁区房管局办理抵押手续时，卢健将出具该《承诺书》，载明“本厂承诺上述所抵押之房地产中无租赁事实，本厂承诺并保证在债务人（卢健将）归还清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等所有费用之前，不再将上述抵押房产租赁给任何人，若承诺人违反承诺，使出借人为实现其抵押权而依法处理该房产时，因该房产存在租赁情况而给出借人带来损失的，承诺人除愿意承担上述损失以外，还愿额外赔偿给出借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卢健将签字捺手印并加盖泰盛迪厂公章，杨小影在场。
对于案外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李洁、唐荣认为：1、对工人的陈述均不认可，工人是申请执行人，关心厂房拍卖的价格，不希望存在租赁，故其陈述均有倾向性。2、对建融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真实性认可，当时杨小影与李洁、唐荣关系较好，为了贷款方便要求给卢健将一点股份，事实上卢健将没有出资。《租赁协议》是为设立公司而签的，仅作工商登记用，不能证明真实情况。3、在签订合同之前，泰盛迪厂租金价格大概在40-50万元一年，李洁本想按这个价格一年一租，但因杨小影急需用钱，且李洁与杨小影关系较好，故按25万元/年，一次性付清16年。如果按10%计算400多万元的年化收益率，杨小影相当于取得租金65万元/年，所以是划算的。
对于案外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杨小影认为：1、工人未必清楚厂房租赁情况，其未向所有人披露。2、58同城网站上招租广告确为其发布，当时是李洁称以建融公司的名义经营厂房亏损，委托其转租，其让人发布信息结果留了其手机号码。3、《承诺书》为假，是当时叶林克要求其在空白纸上盖章才同意借款，后打印的文字。卢健将签字为假，卢健将的签字习惯是在签名上加盖公章，不可能在旁边签名，且签字为其他人描摹。法庭要求双方当事人通知卢健将本人到庭进行笔迹鉴定，双方均称找不到卢健将本人。一审法院比对《承诺书》、工商登记材料、叶林克的抵押借款协议上卢健将的签字，较为一致。
汤山街道厂房租金一般5-8元/平方米/月，具体看租赁厂房的地段、功能、状态等，最低一般不会低于3元/平方米/月。本案租金为1.67元/平方米/月。
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但本案中李洁、唐荣与泰盛迪厂签订的租赁合同因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属无效合同。理由如下：一、意思表示不真实。1、租金奇低。月租金1.67元/平方米，明显低于该地区厂房租赁平均价格。李洁亦认可当时市场价格为40-50万元/年，合同订立为25万元/年，最后优惠为20万元/年，远低于市场价格。2、只签订合同却不实际履行。自合同签订之日2013年5月5日至2015年6月，两年时间李洁均未使用厂房，由泰盛迪厂继续使用，且李洁也没有将租赁物返租给泰盛迪厂，任由租金损失发生，直至2015年6月工人闹事，矛盾爆发，李洁才准备进场使用厂房。李洁抗辩这是双方约定的合作方式，并不需要实际使用厂房。李洁的使用方式是将一份万达的订单交由泰盛迪厂工人生产，泰盛迪厂与李洁之间再行结算，该使用方式并不是租赁法律关系，而是委托加工生产法律关系。故李洁所抗辩的“合作方式”不能证明租赁关系的存在。
二、泰盛迪厂一系列行为否定了合同的真实性。1、2013年12月18日，卢健将与唐荣为设立建融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将2幢厂房由泰盛迪厂出租给其二人。该《租赁协议》在李洁、唐荣与泰盛迪厂之间的租赁合同之后签订。2、2014年7月31日，卢健将为获得案外人叶林克借款，承诺厂房上无租赁，如有租赁并造成出借人损失将承担赔偿责任。李洁、唐荣、杨小影认为《承诺书》是杨小影在空白的纸上盖了泰盛迪厂公章给叶林克，叶林克自己打印了文字，这不符合常理，杨小影作为泰盛迪厂多年负责人不应如此放任风险，且李洁、唐荣、杨小影未提交证据证明叶林克有欺诈、胁迫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李洁、唐荣、杨小影认为卢健将签名为假，是他人临摹，但又无法找到卢健将到庭作笔迹鉴定，将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且一审法院将《承诺书》与卢健将在其他材料上的签字进行比对，字迹较为一致，无明显临摹的痕迹，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2015年7月21日，杨小影在58同城网站上发布厂房招租广告，欲将厂房出租。李洁、杨小影称是由于李洁以建融公司名义经营厂房亏损，所以准备转租。但广告是以杨小影的名义发布，显示杨小影为唯一联系人及其手机号码，没有刊登李洁的姓名及转租、委托发布的表示，故无法证明双方陈述。杨小影发布招租广告，证明当时厂房没有出租他人。综上，在2013年5月签订本案租赁合同之后，卢健将于2014年7月向第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厂房无租赁，杨小影于2015年7月在58同城网站上发布招租广告，欲将厂房出租，都以实际行为否定了本案租赁合同，且能够证明直至2015年7月，厂房都没有租赁存在。该事实与工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工人称厂房无租赁的陈述予以采信。综上，多份证据否定了本案租赁合同的真实性，租赁合同为虚假。
三、杨小影有逃避债务的明显恶意。针对泰盛迪厂的大量诉讼案件显示，2014年起泰盛迪厂大量欠付工人工资、拖欠材料商货款、高额民间借贷，其中2014年7月卢健将向叶林克借款850万元，以厂房作抵押、杨小影作保证人。杨小影作为泰盛迪厂实际负责人经手上述债务，清楚泰盛迪厂经营状况，其在经营过程中大量举债、未能优先偿还工人工资、拖欠至今，具有恶意。2013年，杨小影低价出租厂房20年的使用权，使厂房收益产生明显减少，实质是对泰盛迪厂偿债能力的恶意下降。
四、李洁、唐荣与杨小影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1、李洁、唐荣一次性付款429万元，租赁厂房二十年，不符合常理。李洁、唐荣与泰盛迪厂的经营项目相同，都是经营家具、木制品加工，李洁、唐荣同时买断了泰盛迪厂设备，对厂房无需重新装修，可以直接使用，李洁、唐荣可以采用租赁期限更短、到期续签的方式，也可以一年一付租金，生产经营更为灵活。现李洁、唐荣一次性付清租金，租赁厂房二十年，用足法律规定范围内最长的租赁期限，且合同约定如李洁、唐荣中途终止合同，租金不退回，既不经济也不符合风险控制原理。2、李洁、唐荣未占有使用厂房。从2013年5月签订合同到2015年6月工人闹事，李洁、唐荣两年期间未占有使用厂房，这期间既没有向泰盛迪厂催告交付租赁物，也没有将厂房返租给泰盛迪厂获得收益，更没有与杨小影结算委托加工生产的费用，而由泰盛迪厂继续无偿使用租赁物。按20万元/年租金计算，李洁、唐荣两年损失租金40万元，不符合常理。依李洁、唐荣陈述，工人闹事后，其才准备进场使用厂房。则若工人没有闹事，双方还将继续维持现状，租赁物交付变得随意而不确定，且不办理租赁物交接手续，也不计任何违约责任及承担任何损失，租赁合同有名无实。3、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合同约定租赁期间，泰盛迪厂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合同，而违约应赔偿李洁、唐荣16年租金的2倍。根据法律规定，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租赁合同排除了泰盛迪厂任何情形下的解除权，意图使泰盛迪厂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终止租赁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4、李洁、唐荣与卢健将、杨小影关系密切。李洁称其以建融公司名义生产订单、承租厂房，并派唐荣到泰盛迪厂监督订单的生产。但建融公司与泰盛迪厂也有关联。建融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是卢健将，股东为卢健将和唐荣两人，后卢健将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唐荣，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荣，证明卢健将与唐荣之间有利益关系。同时，李洁与杨小影是老乡、好友。四人之间关系密切。唐荣在泰盛迪厂工作，其身份具有重叠性，对泰盛迪厂的经营状况及公司的负债情况应当明知。李洁与唐荣共同签订租赁合同，李洁对杨小影及泰盛迪厂的状况应当知晓。现法院正在对泰盛迪厂的债务进行强制执行，此时李洁、唐荣提出本案诉请，杨小影亦认可租赁关系，双方恶意串通的目的性明确即阻却执行，损害了第三人利益。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李洁、唐荣、杨小影恶意串通签订租赁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该租赁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李洁、唐荣要求杨小影赔偿半年不能使用厂房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泰盛迪厂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可以缺席判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洁、唐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80元，由李洁、唐荣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李洁、唐荣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洁、唐荣对“签订租赁合同后，李洁未使用厂房，泰盛迪厂继续在该厂房内生产经营”有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之后，一直在使用涉案厂房，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和补充。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洁、唐荣与被上诉人泰盛迪厂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是否系无效合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洁、唐荣与被上诉人泰盛迪厂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系无效合同。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构成无效合同。具体理由本院分析如下：一、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内容违背租赁行业的市场规律。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年，该期限系法定最长租赁期限；年租金25万元，该价格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租金每年不变，支付方式为3个月付清16年租金400万元、设备买断20万元、电费押金9万元；被上诉人作为出租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合同，且违约时赔偿上诉人16年租金的2倍，如上诉人想终止合同，租金不退回等。而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的租赁物不仅是房屋，而且是厂房及仓库，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上诉人亦认可其租赁涉案厂房系用于设立公司并从事商业活动和生产经营，必然与市场风险共存，而双方租赁合同的前述约定明显违背了租赁行业的市场规律，亦有悖合同公平原则。
二、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不符合租赁合同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5月5日签订合同，而上诉人于2013年5月3日即向杨小影转账支付100万元；双方对于16年的租金、设备买断费、电费押金的数额和支付时间作出了约定，但对于剩余4年的租金和其他费用并未作出约定；上诉人于2013年5月、7月向杨小影分四次转账支付了上述16年的租金、设备买断费、电费押金后，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交付租赁物，上诉人也未要求被上诉人交付租赁物，直至2015年6月工人闹事，上诉人才准备进场。由此可见，上诉人在已支付长达16年的租金、设备买断费、电费押金的情况下，其仅承担了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未享受承租人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权利，在长达近2年的时间内，其并未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即便是发生了工人闹事，上诉人提出本案诉讼，也仅主张被上诉人退还其迟延进场的半年租金损失12.5万元，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明显不符合租赁合同的目的。上诉人认为，涉案租赁合同签订后，其一直都在实际使用租赁的厂房，使用的方式是以涉案厂房的地址设立建融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商业洽谈、承揽业务和生产经营活动。本院认为，上诉人所称的使用方式并不符合租赁合同特别是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的订立目的，更不需要通过支付16年租金及设备买断费、电费押金的方式予以实现。不仅如此，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的工人代表赵文、王志红陈述，没有听说过厂房租赁的事实，泰盛迪厂没有以建融公司的名义经营过，工人也不认识李洁，唐荣只是给杨小影打工，帮忙开车和采购；供货商代表南京市白下区新智林建材销售中心的经营者田新芳亦陈述，其供货七年内只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
三、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确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与双方当事人的诸多行为相矛盾。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5月5日签订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自此双方之间成立了长达20年的租赁关系，然而之后双方当事人的诸多行为均与该租赁关系相矛盾，涉案租赁物存在重复租赁、招租等情形。其一，2013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与唐荣、卢健将又签订《租赁协议》，将已租赁给上诉人李洁、唐荣的2幢厂房再租赁给唐荣、卢健将，被上诉人和唐荣同时作为两份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对于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订立的事实应当是明知的，而卢健将系被上诉人泰盛迪厂原经营者杨小影的母亲，又系泰盛迪厂的现经营者。其二，2014年7月31日，卢健将出具《承诺书》，承诺涉案租赁物1幢、2幢厂房中无租赁事实，此时不仅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早已订立，被上诉人与唐荣、卢健将之间的《租赁协议》亦已订立，涉案租赁物2幢厂房中已存在两份租赁合同关系。其三，2015年7月21日，杨小影在58同城网发布厂房招租广告，此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处于存续期间。
四、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其一，上诉人李洁、唐荣与被上诉人泰盛迪厂的前后两任经营者杨小影、卢健将关系密切且复杂。李洁称建融公司系其开设，并派唐荣作为厂长赴泰盛迪厂监督订单的生产，而唐荣又先后系建融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李洁与杨小影是老乡、好友，卢健将系杨小影之子，卢健将系建融公司的原股东、法定代表人。其二，被上诉人及其经营者存在大量债务纠纷。本案中，被上诉人泰盛迪厂欠付工人工资，且矛盾已激化至工人闹事的程度；泰盛迪厂的现经营者卢健将向案外人叶林克借款850万元，以被上诉人作为抵押人、涉案租赁物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其三，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一审法院正对被上诉人的债务进行强制执行，一审审理中杨小影又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但称其没有钱退给李洁半年租金。因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的事实，认定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租赁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涉案《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无效证据充分确凿，于法有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迟延进场半年的租金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提到的程序瑕疵问题，上诉人认为其在一审中对《承诺书》中卢健将的签名真假及笔迹形成时间等提出了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以卢健将找不到为由未开启鉴定，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不需要卢健将的出面。本院认为，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经比对《承诺书》、工商登记材料、叶林克的抵押借款协议上卢健将的签字，较为一致；上诉人认为《承诺书》中卢健将的签名是虚假的，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庭要求双方当事人通知卢健将本人到庭进行笔迹鉴定，但双方当事人均称找不到卢健将本人，上诉人亦未就卢健将笔迹的形成时间另行提出鉴定申请，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李洁、唐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00元，由上诉人李洁、唐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晔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