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伟杰，男，汉族，1989年6月13日出生，住江门市江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燕玲，女，汉族，1989年2月27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成，广东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东73号江会时代城，组织机构代码89413902-7。
负责人：叶志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新、张健成，均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员工。
原审被告：赵汝承，男，汉族，1981年10月12日出生，住江门市江海区，
原审被告：张翠梅，女，汉族，1987年6月19日出生，户籍住址：江门市新会区，
原审被告：赵泽明，男，汉族，1955年4月3日出生，住江门市江海区，
原审被告：区四女，女，汉族，1953年6月25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黄健文，男，汉族，1972年4月15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
原审被告：蔡金英，女，汉族，1974年12月28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
两原审被告黄健文、蔡金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黎伟杰、苏燕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以下简称为：“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原审被告赵汝承、张翠梅、赵泽明、区四女、黄健文、蔡金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古民初字第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黎伟杰、苏燕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驳回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判决，对我方提出的请求，未作审理、判决。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起诉要求原审第一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高达70余万元，透支期限长达近一年的时间，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在诉状中还表明“被告透支后，原告曾多次用电话、书面及上门通知，要求被告迅速偿还透支本息，被告至今仍不履行还本付息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第六条之规定，持卡人即本案原审第一被告的行为，属于恶意透支行为，涉嫌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本案应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我方在提出上述请求后，一审判决并未对此进行审理、判决。
2、一审判决，违法缺席审理、判决。赵汝承于2015年3月8日，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至2016年6月3日本案一审开庭时，一直被羁押于江门市看守所，且本案一审开庭地点为江门市××区古井人民法庭，赵汝承因羁押不能到庭，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况，因此，本案一审缺席审理和判决，人为地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3、一审判决，允许不符合代理人条件的人代理诉讼
一审判决，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代理人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的员工，并非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员工，并不具有代理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代理人资格。《民事诉讼法》第58条2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6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本案一审开庭时，我方对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代理人的资格提出异议，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代理人也在法庭上承认其不是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员工，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的员工，并当庭出示持有的江门分行的工牌，可一审判决对此熟视无睹。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8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之规定，以当事人员工身份代理案件的，代理人不仅要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还需同时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可这些，均被一审法院合议庭审判长“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出庭代理诉讼”，认可了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代理人的代理资格，完全不理会我方的意见，也把法律规定抛到一边，一审法院这种做法，不仅仅是违反法律规定，更是故意的违反法律规定，视法律为儿戏。4、一审判决，随意确定审理案件地点。本案件，原审八个被诉的当事人住所地分别在江门市江海区和蓬江区，而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住所地在江门市××区会城镇，没有一个当事人住所地属于新会区古井人民法庭管辖，但案件却被确定在与双方均毫不相干的古井人民法庭审理，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35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的规定。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一审判决查明，“被告赵汝承和原告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编号2013年JJMD字0699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是错误的。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年JJMD字0699号”的“‘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是本案赵汝承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的，并不是赵汝承同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签订的。这从合同写明的甲方的负责人、地址、联系电话可以看出。经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网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的负责人、营业场所，均同前述合同记载一致，因此，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的查明是错误的。
2、一审判决查明，“被告黎伟杰、苏燕玲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合同编号2013年BJMDF字第0699号‘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黎伟杰、苏燕玲为上述借款担保人”是错误的。我方从来没有为原审第一被告在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处的任何借款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我方虽然曾于2013年12月23日在“2013年BJMDF字第0699号”《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愿意为赵汝承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业务借款提供最高额为18万元的担保，但由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未批准赵汝承的上述借款，故赵汝承上述借款主合同并未生效，也未履行，我方签名的上述最高额担保合同也同样未生效，当然就不需要履行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我方为赵汝承在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出借款提供担保是错误的。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判决认为“虽然《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一栏没有盖章，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被告黎伟杰、苏燕玲在该合同中保证人一栏签名并盖指模，表示同意对赵汝承该笔分期业务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根据“2013年BJMDF字第0699号”《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三条合同生效约定“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具备时生效：1、保证人签字（保证人为自然人的情形）/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字并盖章（保证人为非自然的情形）；2、债权人的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前述合同中，合同生效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才生效，一个是我方签字，另一个是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负责人林彤签字并加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印章，但是，前述合同中，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并未加盖印章，因此，该合同并未生效，我方为赵汝承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未成立。另外，前述合同与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所以，一审判决武断地认为：“原告诉被告黎伟杰、苏燕玲对赵汝承该笔分期付款债务本金部分18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充分，证据充足”是错误的。
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辩称，一、本案如果黎伟杰、苏燕玲因为赵汝承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而导致其权益受到侵害的，黎伟杰、苏燕玲应自行到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报案。但即使赵汝承涉嫌信用卡诈骗罪成立，也不影响我方依法通过民事途径向黎伟杰、苏燕玲黎伟杰、苏燕玲进行民事追偿。二、在合同编号为2013年BJMDF字06991号《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黎伟杰、苏燕玲的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在一审法院审理时，黎伟杰、苏燕玲已经确认。在签署上述保证合同时，我方已对保证人明确了相关的保证责任。当时，所有保证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三、根据二审法庭调查前我方提供的新证据贷款人担保资料，担保人黎伟杰已在该贷款人担保资料上认同借款人赵汝承向中国银行办理借款的一切行为并自愿为赵汝承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虽我行与黎伟杰、苏燕玲签订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债权人一栏只有授权人签名，并未加盖公章，形式上存在小瑕疵，但是黎伟杰、苏燕玲在该合同上保证人签名并加盖手印。黎伟杰也向我行出具了贷款担保人资料，在担保人一栏签名并加盖手印，据上述两份证据，足以证明黎伟杰、苏燕玲已表示同意对赵汝承办理的分期付款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且赵汝承在一审答辩中也陈述了与保证人商讨和达成共识才出任为我的保证人，保证可以是一种单方的允诺行为，虽然中国银行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债权人一栏没有加盖公章，形式存在小瑕疵，但只要担保人的主体适格，担保的内容明确，担保的意思真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保证就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黎伟杰、苏燕玲作为该笔分期借款保证人的事实和理由非常充分、清晰，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黎伟杰、苏燕玲的所有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黄健文、蔡金英辩称，我方虽然没有提起上诉，但是认可黎伟杰、苏燕玲在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关于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陈述。理由是：首先，我方及黎伟杰、苏燕玲在一审阶段均向审理法院提出关于合法审理的程序问题。但是原审法院仅在庭审中予以口头驳回，且驳回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其次，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可知，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和我方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作为原审原告，其诉讼主体资格也应当由法院依法核实并予以法律释明。由于赵汝承因刑事羁押无法参与庭审，我方已向原审法院依法要求到刑事看守所进行开庭审理。但是原审法院未予采纳，由此而剥夺我方向赵汝承提问的权利。由此导致关于赵汝承借款是否属于借新还旧等事实无法查清。第三，对于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部分，我方认为原审查明内容是赵汝承、我方与江门市分行签订的合同，而在法律适用部分却含糊与黎伟杰、苏燕玲签订的合同，和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第四，原审法院推定我方理应知晓借款用途，但是据我方了解，此笔借款确实存在借新还旧的情况，因此，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我方作为该笔借款的保证人，依法无须承担保证责任。最后，关于原审法院查明的利息和滞纳金存在两种计算方式，我方认为应当采纳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中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为宜。因此，我方恳请法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原审法院程序问题，发回重审。
赵汝承、张翠梅、赵泽明、区四女在二审诉讼中无作答辩。
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汝承和张翠梅立即偿还欠款977929.28元（其中本金719579.16元，利息及滞纳金258350.12元，透支息及滞纳金暂计至2015年6月23日）以及2015年6月24日至透支款还清前产生的透支息及滞纳金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规定计算给原告；2、判令赵泽明、区四女对上述债务中的79237.3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黄健文、蔡金英对上述债务中的506219.7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黎伟杰、苏燕玲对上述债务中的18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由被诉当事人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汝承在2012年1月24日和2013年1月4日在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处成功申请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卡号51×××20）和长城银联白金信用卡（卡号62×××33）。《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持卡人非现金透支交易从交易记账日至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规定的到期还款日止为免息还款期；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偿还信用卡账户内所有欠款的，无需支付透支利息；在到期还款日前未全数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不适用免息还款规定，持卡人应按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相关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及相关费用，利息由交易记账日起以实际欠款金额计算，至还清全部欠款为止。持卡人使用信用额度支取现金的，不适用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规定，持卡人需自交易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向中国银行新会支行支付透支利息。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还最低还款额的，除按照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款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如有变动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起息日以透支交易记账日为准。赵汝承在申请表上签名确认“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资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则”。
赵汝承和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于2012年12月5日签订编号2012年JXHDF字0241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约定赵汝承通过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卡号：51×××20）办理“大额分期付”业务一笔，借款350000元，分24个月偿还，借款用途是大额购物。同日，赵泽明、区四女和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签订编号2012年BXHDF字0229号“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赵泽明、区四女作为上述借款担保人。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依约向赵汝承指定账户汇入350000元。赵汝承初期有偿还借款，但后期未能如期归还，计至2015年6月23日该笔分期付尚欠本金79237.32元。
赵汝承和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编号2013年JJMDF字0699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约定赵汝承通过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卡号：51×××20）办理大额分期付业务一笔，借款180000元，分12个月偿还，借款用途是消费。2013年12月23日，黎伟杰、苏燕玲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编号2013年BJMDF字0699号“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黎伟杰、苏燕玲为上述借款担保人。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依约向赵汝承个人账户汇入180000元。赵汝承只是偿还部分利息，计至2015年6月23日该笔分期付尚欠本金180000元。
赵汝承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编号2013年JJHDF字0006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约定赵汝承通过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卡号：51×××20）办理大额分期付业务一笔，借款450000元，分24个月偿还，借款用途是购物。同日，黄健文、蔡金英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编号2013年BJHDF字0006号“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黄健文、蔡金英为上述借款担保人。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依约向赵汝承指定银行账户汇入450000元。赵汝承初期有偿还借款，但后期未能如期偿还，2014年12月12日，赵汝承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编号2014年JJHDF字0075号《信用卡债务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就上述欠款本息通过长城银联白金信用卡（卡号62×××33）进行债务重组，重组金额是448000元，还款期限24个月。同日，黄健文、蔡金英和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签订编号2014年BJHDF字0075号“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黄健文、蔡金英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债务重组后，赵汝承也未能按债务重组后的约定还款，计至2015年6月23日止，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卡号：51×××20）的欠款本息为471709.56元（其中本金259237.32元，利息及滞纳金212472.24元），长城银联白金信用卡（卡号62×××33）的欠款本息为506219.72（其中本金460341.84元，透支利息及滞纳金45877.88元）。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遂引起本次诉讼。
另查明，张翠梅是赵汝承的妻子，上述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信用卡纠纷。赵汝承与中行新会支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信用卡领用合约》、《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信用卡债务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明确，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上述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自觉全面履行合同的义务。
赵汝承使用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信用卡消费和借款，但未能按照双方的约定偿还透支本息，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以及参照《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和第二十三条“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的规定，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主张赵汝承清偿信用卡透支款977929.28元（其中本金719579.16元、透支利息及滞纳金258350.12元，透支息及滞纳金暂计至2015年6月23日），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2015年6月24日之后的利息和滞纳金问题。信用卡计算透支利息的方法是复利算法，加上滞纳金，实际利率比较高。这种利息计算方法，在欠款早期确实起到了督促信用卡使用人尽快履行还款的积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利息计算方法使得债务人所背负的债务越发沉重，到了后期，甚至比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还要高。既然法律对民间借贷高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高利贷利息不予保护，同理，对于商业银行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率，也以不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宜。因此，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对于2015年6月24日之后的利息和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可以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计算，但该利息总额不应超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所计算出来的数额。
关于张翠梅对赵汝承的上述债务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债务发生在赵汝承与张翠梅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张翠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属于赵汝承个人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为赵汝承与张翠梅的夫妻共同债务，张翠梅应当和赵汝承共同清偿。
关于赵泽明、区四女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与赵泽明、区四女签订的《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明确，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赵泽明、区四女对赵汝承的该笔分期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诉请赵泽明、区四女对赵汝承债务中的79237.3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充分，证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赵汝承在答辩中称其父母赵泽明、区四女是在赵汝承恳求下签名作为保证人，但这并不能免除赵泽明、区四女的保证责任。经过沟通，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也仅就该笔分期付业务的本金部分要求赵泽明、区四女承担保证责任，赵泽明、区四女偿还款项给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后，应由赵汝承偿还给赵泽明、区四女。
关于黎伟杰、苏燕玲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虽然《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一栏没有盖章，形式上存在瑕疵，但黎伟杰、苏燕玲在该合同中保证人一栏签名并盖指模，表示同意对赵汝承该笔分期付业务承担保证责任。且，赵汝承的答辩中也陈述与保证人“商讨和达成共识才出面作为我的保证人”。保证可以是一种单方允诺行为，即使没有债权人的签字，但只要担保人的主体适格，担保的内容明确具体，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那么，保证就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诉请黎伟杰、苏燕玲对赵汝承该笔分期付债务本金部分18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充分，证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黎伟杰、苏燕玲偿还款项给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后，可向赵汝承追偿。
关于黄健文、蔡金英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对于赵汝承借款的用途，赵汝承在答辩中也陈述与保证人“商讨和达成共识才出面作为我的保证人”。故黄健文、蔡金英对赵汝承的借款用途理应知晓。黄健文、蔡金英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的《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明确，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按照合同约定，黄健文、蔡金英对赵汝承的该笔债务重组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鉴于双方在保证合同中并未对透支利息及滞纳金有明确约定，黄健文、蔡金英无法预见该透支利息及滞纳金，黄健文、蔡金英代理人的该部分答辩意见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黄健文、蔡金英仅须就该笔债务重组欠款的本金部分446526.16元（该信用卡本金欠款460341.84元—信用卡原消费透支本金欠款13815.6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健文、蔡金英偿还款项给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后，可向赵汝承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六条和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赵汝承、张翠梅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款977929.28元（其中本金719579.16元，利息及滞纳金258350.12元，透支息及滞纳金暂计至2015年6月23日）及自2015年6月24日至透支款还清前的透支利息及滞纳金（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计算，但该利息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所计算的数额为限）。二、赵泽明、区四女对本判决第一项在79237.3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赵泽明、区四女偿还款项给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后，可向赵汝承追偿。三、黄健文、蔡金英对判决第一项在446526.1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健文、蔡金英偿还款项给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后，可向赵汝承追偿。四、黎伟杰、苏燕玲对本判决第一项在18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黎伟杰、苏燕玲偿还款项给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后，可向赵汝承追偿。五、驳回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8579元由赵汝承、张翠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贷款担保人资料，证明黎伟杰认同借款人赵汝承向中国银行办理借款的一切行为，并自愿为借款人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赵汝承收入证明。3、黎伟杰收入证明。4、苏燕玲收入证明，证据2、3、4共同证明赵汝承的工作单位。
黎伟杰、苏燕玲针对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该四份证据不是二审中新的证据，上述证据自始自终都存在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我方对该四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这几份证据所指代的合同相对人均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与中国银行新会支行没有任何关系。该四份证据不能证明我方同意赵汝承在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处借款提供担保。
黄健文、蔡金英针对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该四份证据的三性由法院依法认定。相关的内容与我方无关。
本院对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二审提供的证据审查认为：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均系在一审期间能够提交而没有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范畴，本院不予采纳。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信用卡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围绕黎伟杰、苏燕玲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并作出如下分析：
一、关于黎伟杰、苏燕玲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黎伟杰、苏燕玲上诉主张根据涉案《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载明的信息，该合同的债权人应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并非中国银行新会支行，黎伟杰、苏燕玲愿意为赵汝承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处的“大额业务”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但鉴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并未批准赵汝承的借款，故黎伟杰、苏燕玲所作的最高额保证也不需要履行。从案件事实出发，因有黎伟杰、苏燕玲签名的《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载明被担保的主债权为：“本合同之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赵汝承之间签署的编号为2013年JJ字00号《中银信用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和《中银信用卡申请表领用合约》，及其修订或补充”。赵汝承签名的《中银信用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中约定赵汝承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银行申请提升其已有中银系列信用卡(即卡号为：51×××20的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信用额度180000元用于消费。而赵汝承申请开立/提额的卡号为：51×××20的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则系赵汝承于2012年1月24日向中国银行新会支行所申领的信用卡。中国银行新会支行提交了由赵汝承出具的《信用卡资金划账授权书》、《借款借据》等证据，足以证实其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且赵汝承对此亦无异议。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作为卡号51×××20的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的签发人，当然有权向该信用卡的领用人赵汝承主张权利。黎伟杰、苏燕玲与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签订的《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虽没有债权人的盖章，但是黎伟杰、苏燕玲在该合同中保证人栏处签名并加盖指模，同时根据该合同的内容，应当认为黎伟杰、苏燕玲为赵汝承51×××20号长城万事达白金信用卡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现中国银行新会支行据该《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起诉向黎伟杰、苏燕玲主张权利，意味着中国银行新会支行认可黎伟杰、苏燕玲为赵汝承的债务所作的保证担保承诺，故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与黎伟杰、苏燕玲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在主债务人赵汝承未能依约清偿债务的情况下，黎伟杰、苏燕玲理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黎伟杰、苏燕玲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
黎伟杰、苏燕玲以赵汝承信用卡透支本金高达70余万元，透资时间长达一年且经多次催收拒不还款，系恶意透支，涉嫌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为由，上诉主张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但首先，本案中黎伟杰、苏燕玲并无证据证实赵汝承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恶意透支信用卡，其次，即使赵汝承涉嫌信用卡诈骗，也不能以涉嫌犯罪为由简单否定信用卡合同的效力。在无证据证明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参与借款人骗贷等不法行为，且金融机构未主张撤销合同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有效，金融机构有权向债务人、担保人等主张民事权利。故黎伟杰、苏燕玲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一审法院缺席审理本案程序是否失当的问题。
黎伟杰、苏燕玲上诉认为，本案一审开庭时赵汝承已被刑事羁押，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况，故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赵汝承虽因涉嫌集资诈骗刑事犯罪而被羁押，但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委托江门市看守所将本案的相关应诉材料及证据转交送达给了赵汝承，赵汝承亦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书面答辩状。参照2005年《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对看守所在押人员涉及民事诉讼的能否出庭应诉问题的批复》(公监管〔2005〕132号)中“看守所应当依法保障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以下简称在押人员)的民事诉讼权利。但是由于在押人员被羁押的特殊性，为了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和监管安全，在押人员进行民事诉讼需要出庭时，应当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出庭”的精神，赵汝承在收到一审法院的开庭传票后，应当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出庭，其未能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缺席审理本案，程序并无不当。黎伟杰、苏燕玲的该项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中国银行新会支行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格是否合法的问题。
商业银行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其他组织”范畴，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则不具有法人资格，其均是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故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作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委托其上级分行的工作人员参加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关于诉讼代理人确定的规定。黎伟杰、苏燕玲上诉认为中国银行新会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不合法，理据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
五、关于黎伟杰、苏燕玲关于一审法院随意确定审理案件地点不当上诉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
因人民法庭属于基础法院的派出机构，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交由古井人民法庭审理，属于人民法院审判职能部门内部分工的问题，当事人无权就此提出异议。黎伟杰、苏燕玲的该项上诉，显然无理，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黎伟杰、苏燕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黎伟杰、苏燕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