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8民终11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恒，男，198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沙洋县人，公交司机，住沙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艳，湖北邦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舟，湖北邦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住所地荆门市掇刀区虎牙关大道4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180124392B。
法定代表人：赵吉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喆，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传恒因与被上诉人荆门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17）鄂0804民初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传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艳、周舟，被上诉人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传恒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17）鄂0804民初984号民事判决，改判公交公司向李传恒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住院期间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伤残津贴（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5月26日）、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住院期间工资及交通费共计171259.41元，支付2016年5月26日至今的伤残津贴每月按2188.62元。2、上诉费用由公交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就交通事故损害而言，李传恒虽已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从公交公司获得侵权损害赔偿，但就工伤保险待遇而言，公交公司并未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李传恒工伤待遇。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给付，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李传恒既可以依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要求直接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也可依工伤保险法律关系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给付责任，两者并行不悖，李传恒可以获得双份赔偿。另外，公交公司在交通事故中赔偿李传恒的侵权损害赔偿是代直接侵权人王道平进行赔偿，真正的责任主体是王道平，公交公司可以向王道平进行追偿，故公交公司不能因代王道平履行侵权赔偿责任而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待遇给付责任。2、一审法院对李传恒主张的住院期间工资（2016年2月17日—2016年2月21日）568.47元未予支持错误，该次住院期间不包括在停工留薪期工资期间内，因此不存在和停工留薪期工资重复计算的问题。
被上诉人公交公司辩称，李传恒因在工作期间被单位同事驾驶公交车倒车撞伤，公交公司已经与李传恒就赔偿事宜达成调解协议。据调解协议约定，公交公司除支付李传恒医疗费228052.56元外，另赔偿李传恒各项损失331726.82元，李传恒放弃对公交公司的其他赔偿请求。公交公司已按前述调解协议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现李传恒再次要求公交公司承担工伤待遇给付责任，将导致公交公司就同一事故承担两次赔偿责任，明显于法相悖。李传恒受伤，其既可选择依交通事故侵权法律关系要求公交公司进行赔偿，也可选择依工伤保险法律关系要求公交公司给付工伤待遇，这两个请求权的法律性质虽然不同，但基础事实相同且均指向同一给付对象即公交公司，因此属于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李传恒只能择其一进行选择，不能重复主张。况且，本案不属于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情况，王道平系执行职务行为，其行为视为公交公司的行为，责任后果由公交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主体和工伤待遇给付主体是同一主体，因此本案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不能适用双赔的原则。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李传恒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公交公司向李传恒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工资、交通费等共计141365.61元；2、支付2016年5月26日至今的伤残津贴每月按2188.62元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公交公司承担。在诉讼过程中，李传恒将第2项诉请明确为要求公交公司支付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8月（解除劳动合同）的伤残津贴。事实和理由：原裁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原裁决认为李传恒的工伤认定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工伤保险待遇应参照原标准即《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75号）的规定执行。但李传恒于2016年5月26日向荆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第五十三条规定：本办法自2015年2月1日起实施。本办法实施前已完成工伤认定的，本办法施行后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员工的待遇标准应当使用《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的相关规定。2、原裁决适用法律错误，据此采用的补差原则显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本案中，李传恒系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除外。李传恒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实行双赔原则，公交公司不得因李传恒获得民事赔偿而拒绝向其支付工伤待遇。
被告公交公司辩称，公交公司已经向李传恒赔偿了559779.38元。并签有调解协议书，李传恒放弃了其他任何赔偿权利，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李传恒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李传恒系公交公司员工，从事公交车驾驶工作。2014年12月24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李传恒在擦拭公交车前挡风玻璃时，被公交公司另一公交车司机王道平驾驶公交车倒车撞伤。李传恒受伤后被送往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脾破裂，胰体尾部挫裂伤，结肠挫裂伤，结肠系膜挫裂伤并肠系膜血管断裂，盆骨骨折并腹膜后血肿，肾挫伤，左侧尺桡骨骨折。李传恒住院治疗93天，于2015年3月27日出院。2015年8月15日，李传恒因手术后切口感染再次在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9天，于2015年10月3日出院。2016年2月17日，李传恒为取内固定在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天，于2016年2月21日出院。2015年1月29日，荆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李传恒所受伤为工伤。2016年4月28日，荆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李传恒工伤致伤残程度为伍级，无护理等级，停工留薪期为拾贰个月。
2015年11月25日，李传恒和公交公司经协商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公交公司除向李传恒支付住院期间医疗费228052.56元之外，另一次性支付李传恒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期治疗费、伤残补助金、鉴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及李传恒自己垫付的费用共计331726.82元，并约定，李传恒在收到上述损失费用后，承诺不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就此伤害再行向公交公司及肇事驾驶员主张任何权利，不论其损失是否继续扩大，也不论扩大的损失是否经过任何鉴定；工伤赔付以《工伤保险条例》为准，超过法律规定的条款公交公司一概不承担。2015年12月16日，公交公司将余下赔偿款331726.82元支付给李传恒。2016年1月至3月，李传恒因身体原因向公交公司请病假，公交公司予以批准，但未发放李传恒该期间的病假工资。2016年4月5日起，公交公司未再批准李传恒的事假。2016年4月5日之后，李传恒未返岗上班。2016年6月2日，公交公司向李传恒直接送达了《通知书》，要求李传恒于2016年6月5日前回公交公司处上班，李传恒予以签收。2016年8月19日，公交公司作出《关于对李传恒作出处理的报告》，对李传恒予以了辞退。2016年8月24日，公交公司作出辞退李传恒的处理决定，并向李传恒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另查明，李传恒工作期间，工资标准为3126.6元/月，公交公司为其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费。2016年5月26日，李传恒向荆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交公司支付工伤待遇等，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公交公司支付李传恒生活津贴180.24元。李传恒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荆门市2015年度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9516元；2015年9月至今荆门市市区企业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225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李传恒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已认定为工伤，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本办法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本办法施行前已完成工伤认定的，本办法实施后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本案中，李传恒于2014年12月24日发生工伤事故，2015年1月29日依法被认定为工伤，而此时，李传恒尚在第一次住院期间，治疗尚未终结，相关的费用亦是在工伤认定之后统一进行的结算，故李传恒的工伤保险待遇应该适用《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索取民事赔偿。经办机构不得以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对于该条应作如下解读：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向第三人主张民事赔偿，同时也可以主张除第三人已支付的医疗费之外的工伤赔偿。即职工可以享受除医疗费用之外的双重赔偿。但是对于该条中的“第三人”，应解释为除了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因一起事故中，侵权人若与工伤赔偿的用人单位系同一主体，则该起事故即为工伤事故，用人单位只需在工伤赔偿的范围内对其应当赔付的工伤保险项目内进行赔偿，但用人单位自愿在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外对工伤职工进行赔偿的除外。若用人单位已对工伤职工进行了赔偿，已赔偿的数额大于用人单位在工伤赔偿范围内应当支付的金额的，则用人单位无须再进行赔偿；若已赔偿的数额小于用人单位在工伤赔偿范围内应当支付的金额的，则用人单位需要补足差额部分。具体到本案中，事故发生后，公交公司作为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与原告签订了《赔偿协议书》，由公交公司赔付李传恒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后期治疗费、鉴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以及李传恒自己垫付的费用在内的331726.82元，且该笔赔偿李传恒已领取。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375号）的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公交公司在工伤赔付的范围内至多需支付李传恒停工留薪期工资（停工留薪期届满后需要治疗休假期间的生活津贴）、停工留薪期间的护理费、伤残津贴、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上述应由公交公司赔偿的部分根据核算金额为170871.18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2月×3126.6元/月=37519.2元、停工留薪期届满后生活津贴1225元/月×80%÷21.75天×4天=180.24元、停工留薪期间的护理费31138元/年÷365天×（93天+49天+4天）=12455.26元、伤残津贴4月×3126.6元/月×70%=8754.48元、一次性就业补助金39516元/年÷12月×34月=111962元】，而该金额小于被告公交公司已经赔付的金额，故对原告主张赔偿护理费、伤残津贴（2015年12月25日-2016年8月）、停工留薪期工资、交通费的诉请，不予支持。此外，对于李传恒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均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故对李传恒主张被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诉请，不予支持。对李传恒主张住院期间工资，因该期间在停工留薪期内且李传恒已主张了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故该项诉请属于重复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传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合议庭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李传恒对公交公司实际支付的赔偿款数额为331726.82元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对于一审认定有争议的事实，李传恒认为，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公交公司仅转账支付330000元，余1726.82是抵扣李传恒未上班期间公司代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个人应付部分，但该1726.82元不应予以抵扣。对此，本院认为，鉴于李传恒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公交公司已赔偿其331726.82元（见一审庭审笔录第2页），至于其中1726.82元是直接支付还是抵扣，属于赔偿方式的问题，不影响事实的认定，况且李传恒主张的1726.82元应否扣减的争议，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一审法院认定公交公司已赔偿李传恒331726.82元，在事实上并无错误。
二审期间，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李传恒诉公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鄂08民终821号终审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因李传恒自2016年4月5日起连续无故旷工，公交公司已于同年8月24日作出并送达了解除李传恒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确认公交公司解除与李传恒劳动合同合法正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在公交公司已基于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赔偿李传恒经济损失331726.82元（除医疗费外）的情况下，李传恒能否再基于工伤法律关系要求公交公司给付工伤待遇。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关键在于，受害人与直接加害人皆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且损害因执行工作任务所致时，所出现的工伤保险与用人单位责任（侵权责任）并存情况下，受害人能否获得双重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此种情况下受害人仅能获得工伤保险赔付，而不能再获得基于用人单位责任的侵权赔偿。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可推知，一般情况下，除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属于工伤，劳动者可获得第三人（直接侵权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双重赔偿外，其他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者只能获得工伤赔付。本案不属于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事故，受害者不能获得双重赔偿。因作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加害人在执行工作任务时致他人损害，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由用人单位应承担侵权责任，不存在用人单位外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盖因此时致害劳动者系执行职务行为，其在正常劳动过程中的行为应视为用人单位行为，而非单位职工的个人行为，因此产生的风险及责任亦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应由单位职工个人承担。在单位职工执行职务行为之际，行为人的人格已为单位或组织等使用人的人格所吸收，其行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思，无论是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或侵权行为，逻辑上均为使用人的行为，故从法律性质上，受害者所受伤害可视为用人单位所致。
第二，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受害人，也是为了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国家才建立起工伤保险制度，强制用人单位为其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在职工遭受工伤时，可部分通过工伤保险基金给予工伤赔偿，以分担用工风险。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相互造成损害，这一风险是用人单位工伤风险的主要类型，也正是工伤保险制度要分散的风险，如认为用人单位既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又要负担工伤保险给付责任，则工伤保险制度不仅将失其制度设计初衷，亦加重了用人单位的风险及负担。
综上，在同一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遭受其他工作人员侵害之时，受害人只能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不能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侵权责任。
本案中，公交公司与李传恒在事故发生后即已协商签订《赔偿协议》并已实际赔付。从前述《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明细分析，公交公司系基于用人单位责任所进行的侵权赔偿。虽然法律规定，本案情形应通过工伤保险途径解决李传恒的损失赔偿问题，但公交公司与李传恒就公交公司赔偿部分自愿达成的赔偿协议亦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视为有效。同时，因本案属于同一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遭受其他工作人员侵害的情形，依法不能要求用人单位两次赔偿，基于公平原则，在公交公司已赔偿数额等于或超过李传恒应获工伤待遇赔偿数额（单位应付部分）的情况下，李传恒再次要求公交公司进行赔付，不应获得支持。一审法院在顶格计算公交公司可能需支付李传恒工伤待遇为170871.18元的情况下，该金额仍远未达到公交公司已赔偿的331726.82元，故一审法院未支持李传恒的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至于李传恒称，2016年2月17日—2016年2月21日住院期间工资568.47元未包含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已计算该时间段的4个月伤残津贴，故不应再重复计算住院工资。另外，2016年4月公交公司通知李传恒赴岗上班，但李传恒无正当理由未赴岗上班，不符合领取伤残津贴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未支持此后的伤残津贴并无不当。关于李传恒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不属于用人单位应支付的项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李传恒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传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宏琼
审判员 许德明
审判员 肖 芄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蔡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