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民申9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长兴威尔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长兴县雉城新都汇小区*幢5间***层。法定代表人：刘建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珍，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甲，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桥支行。住所地：温州市瓯海新桥金蟾大道中天公寓*幢*******室。诉讼代表人：王晓村，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赛亚，女，1986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伟，男，198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职工。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一道****号。法定代表人：胡经云，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经云，男，195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一审被告：高彩眉，女，195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一审被告：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乐清市柳市镇浃西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高文枢，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乐清市北白象镇坂塘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徐顺南，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浙江长兴威尔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桥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新桥支行）、原审被告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鹰公司）、胡经云、高彩眉、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长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胡经云以长兴公司名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长兴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定属于股东会的职权范围。根据章程第9条第(十)项和第(十二)项、第14条第2款规定，在没有获得股东会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胡经云根本没有权利代表长兴公司做出担保行为。二、威尔鹰集团是胡经云的家族企业，两者利益一致，而胡经云(威尔鹰集团)是长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定义，威尔鹰集团虽不是长兴公司的股东，但属于长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要为威尔鹰集团提供担保，必须由长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经出席会议的除温州开发建设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才行。三、交行新桥支行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1.交行新桥支行知道胡经云利用长兴公司在为自己的利益做担保。既然交行新桥支行说已经审查过长兴公司情况，显然已经分析过了长兴公司、温州建设开发公司和威尔鹰集团的股权情况和企业基本信息，从而其应当十分清楚威尔鹰集团的股东和长兴公司的股东并不一致，胡经云是在利用长兴公司为自己的利益(从表面看至少看到胡经云夫妇占有75%的股份)做担保。2.交行新桥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胡经云无权代表长兴公司签署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4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使长兴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的风险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胡经云以长兴公司为其家族企业提供担保实为牟取私利，必然会侵害长兴公司权益，有悖于正常交易常理，具有明显的越权代表的外观，交行新桥支行却未对长兴公司是否经法定程序作出担保决议等进行审查，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3.按照交行内部信贷操作指引文件的规定，本案中交行新桥支行应当要求长兴公司提供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4.交行新桥支行提交的拟证明其已审查长兴公司真实担保意思的证据，不仅证明不了其待证内容，反而印证了其未尽到基本的合理审查义务的事实。交行新桥支行一审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审查过长兴公司的真实担保意思，而且庭审中明确未要求长兴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二审期间交行新桥支行提供了两组证据拟证明该事实：证据1.长兴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证据2.授信业务核保书、客户查询和提供信用信息授权书。证据1系复印件没有原件，且时间到2014年9月。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交行新桥支行向威尔鹰集团放贷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7日和2014年5月21日。交行新桥支行不可能在2014年5月21日前获取长兴公司2014年9月份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证据2授信业务核保书、客户查询和提供信用信息授权书，出具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11日和2013年5月24日。首先，该两份资料上长兴公司的印章同样是假印章。其次，长兴公司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胡经云的签字就能代表。如前所述，应当由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确认，该两份文件完全证明不了长兴公司对最高额保证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查询客户信息，应当在2012年6月11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完成，交行新桥支行没有在签订该份保证合同前核查长兴公司的基本情况，而是2013年5月24日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后近一年，离第一次放贷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去调查长兴公司的信息，不符常理。四、商业银行作为专业化的债权人，相对于非专业化的普通债权人，在缔结担保合同时应当负有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本案中，交行新桥支行不审查长兴公司章程，或审查却不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而能层层审批通过这份4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除有意为之，其他原因实在无法解释。五、4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七条7.3项规定：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保证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只有签字和盖章同时具备，合同才能生效。合同上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没有长兴公司的真实公章，所以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六、长兴公司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署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长兴公司在本案诉讼发生前不知道胡经云签署了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也不知道有人伪造了公司印章。因此对该担保行为的产生没有任何过错，对于该行为的无效没有任何责任。七、长兴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1《交通银行零售板块小企业信贷手册》和证据2《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长兴威尔鹰置业有限公司变更情况登记表》是查明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交行新桥支行和威尔鹰集团均未对其是否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证据效力提出质疑，二审法院却认为“非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故不予采纳。”系罔顾事实、枉法裁判的错误认定。综上，长兴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交行新桥支行辩称：一、再审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我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所盖印章为当事人伪造，相反，在再审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手持公章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盖章时，我行有理由相信再审申请人在保证合同上所盖公章是营业过程中对外的、正常使用的公章。现实生活中，为方便公司的经营，未经批准、备案而刊刻的公章不在少数。因此，并不能将未经批准、备案刊刻的公章一律认定为假。从维护交易秩序的角度出发，没有限公章绝对化的必要。且在本案中，一、二审法院的判决通篇都没有认定公章系伪造。二、我行在与再审申请人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属于善意第三人。首先，在贷前审查时，我行认定胡经云并不是长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而非公安、工商等行政机构，无法知晓胡经云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了解借款人是胡经云的家族企业，且借款人的代理人在一、二审庭审中明确指出胡经云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需要再审申请人自行举证。并且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再审申请人自己以保证债务人不是保证人的股东或《公司法》定义的“实际控制人”(见《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保证人的陈述和保证3.4)。其次，在贷前审查以及贷后的管理中，我行均已要求再审申请人提交相应年份的企业基本资料、资产情况，并在放款前又要求再审申请人签署了《核保书》再次确认其担保意愿，具体到案件中，《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署时间是2012年6月11日，放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7日和2014年5月21日，我行在与再审申请人签署保证合同后的2012年、2013年、2014年均要求企业提供资产情况，由于放款时间是再审申请人保证合同签署后的1年，为确保其担保意愿，我行又于2013年再次与其签署了《核保书》，再审申请人的配合以及我行的贷前、贷中审查行为均证明交行在贷款前是审慎的，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三、胡经云以长兴公司名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其行为所产生的公司对外担保结果应该由再审申请人承担。根据《合同法》第49条、《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本案中，胡经云作为时任再审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签署担保合同的行为属于其职务行为，且再审申请人一直默许并认可胡经云具有对外代表公司意思表示的能力与权利。四、未签署股东会决议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的效力。公司法第16条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上述规定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违反该规范的，并不能认定合同无效。五、本案的纠纷应优先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而不适用《公司法》，这涉及到交易安全、交易效率与公司内部管理相冲突时，应优先保护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价值取向问题。六、我国非判例法国家，再审申请人所提到的最高院判决并不适用本案。再审申请人提到的判例中的担保企业为国有企业，而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为一般的民营企业，存在国有资产与民营资产的区别。判例中保证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国家明确禁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本案中若按照再审申请人的理解，借款人与保证人属于关联企业，家族企业，现实的经营环境下，关联企业之间容易存在利益的关联、资产分界的边界不明，银行要求关联企业之间的担保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正由于借款人与再审申请人属于关联企业，那么可以认为胡经云在《最高保证合同》上签字盖章是获得企业的默示认可的，保证人为自己的关联企业担保从而使得关联企业获得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关联企业包括再审申请人自身贷款的获得。最后，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高院维持原判，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请。本院认为，再审事由是指当事人据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裁判所必须具备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必须按照再审事由范围提出原判决应予再审的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属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中，长兴公司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包括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内容，即分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两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一、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这一再审事由。本案争议的基本事实是长兴公司是否应当对威尔鹰公司与交行新桥支行的债务承担最高额担保责任，也即交行新桥支行与长兴公司之间签订的4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第一，本案中，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栏里由胡经云（时任长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盖章，意思表示真实，且长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交行新桥支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胡经云有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情形。第二，《公司法》第十六条究为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的管理性规定还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法学界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审判实务中也未明确该条款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三，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公章虽与长兴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但合同上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不能排除长兴公司存有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特别是长兴公司从未以案涉公章私刻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长兴公司主张案涉公章系虚假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另外，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威尔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胡经云，长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系胡经云，借款人与保证人间不排除存在利益的关联。因此，综合上述因素的综合考量，原判认定本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长兴公司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有相应依据，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判决、裁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一再审事由。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原判决、裁定属于法律确有错误的”主要情形包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等六种情形。结合本案，第一，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认定。二审中长兴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长兴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证据2.授信业务核保书、客户查询和提供信用信息授权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即“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上述两组证据不符合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要求，二审法院不予认定，有相应法律依据。第二，原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并无不当。综上，长兴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长兴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汤玲丽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代理审判员  张晓磊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