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25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仙娥，女，住独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宝跃，男，住独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贵州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宝祥，男，住独山县，
上诉人曹仙娥因与被上诉人陈宝跃、陈宝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独山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黔2726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曹仙娥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于1995年12月对父亲完成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与事实并不相符，没有事实依据。按照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主张其履行了协议义务属于本证，必须当庭出示与其主张相关的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败诉后果。且上诉人出示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对于被上诉人的主张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证明了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对老人不闻不问，也并未履行生养死葬的协议义务及法定义务，一审忽视其证据的存在，明显不公，得出的结论明与事实相悖。二、一审认定现该房屋产权在被上诉人手中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遂认定99字第××号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此依据明显违反物权区分原则，也违反了《物权法》的具体规定。物权变动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房产证作为权属证明，公信力明显低于登记机关的记载。而被上诉人仅仅对房屋占有，若一审认定占有即所有，则混淆了物权概念。况且被上诉人既没有变更房产证，也没有进行权属变更登记，判决认定房屋已归被上诉人，显然违背物权法物权变动规则。三、上诉人当时没有主张其权利，仅仅是因为以下几点：1、被上诉人的儿子曾经在该房屋内对上诉人进行过密谋的麻醉抢劫，差点导致上诉人死亡，上诉人曹仙娥由于恐慌不敢及时主张权利，而是基于人身安全考虑搬出了居住多年的房屋，离家20多年至今。因此房屋才一直被被上诉人居住，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过错；2、基于母爱等传统道德的影响，上诉人多次给予被上诉人机会，对被上诉人心存仁慈，不忍赶儿子出门，更不想因为孙子的行为影响与儿子的关系；3、房产证是否于上诉人处，并不能作为房产权利归属的认定标准，而一审将房产证在谁手上，房屋产权就归属于谁的认定明显错误。并且一审在认定该事实�回避房屋登记、《遗嘱》订立的问题，故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片面、对重要案件事实予以回避，将各证据割裂分析，采用一审仅仅依据当时没有主张权利而剥夺了上诉人应有的撤销权，同时也免除了被上诉人的《抚养协议》、《继承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义务。而根据以上所述法律，继承人要承担的法律义务直至老人善终。既然法律都明文规定，《抚养协议》不能以已处理陈国生后事而认定协议已完成，况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关义务。也因此义务既然还存在，被上诉人也没有履行，那么就是违约，当然可以解除协议，同时归还占用的房屋。四、一审既然认定《分房产契约》、《遗嘱》、《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等是《抚养协议》的具体补充，其所作判决明显与认定的事实明显相悖。《抚养协议》、《分房产契约》、《遗嘱》、《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等协议针对的都是同一主体、同一事实、同一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却把它割裂开来单独作为判决依据，导致判决错误。如果补充协议只是单纯的认定为赠与，那么为什么时隔多年，房屋产权仍然没有变更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当时也没有主张所有权变更，这就证明了《分房产契约》、《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受到《抚养协议》、《遗嘱》及法律的约束，义务没有完成，《遗嘱》条件未能达成，双方当然没有进行过户。并且若本案采用合同法来进行处理，一审不能解释也没有解释本案以下证据的证据链逻辑问题：1、1995年作出了《送终协议》，而1999年本案争议房屋办理了产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若该案属于一审认定的性质，上诉人为何没有将房屋产权归属登记于被上诉人名下。同时，上诉人在一审�也明确提出已经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同样不顾时效规则予以判决，明显存在错误。2、2006年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陈宝祥签订了《归属协议》，该协议由案外人陈宝祥向被上诉人作价处分了自己的继承份额，上诉人仅仅对此事件予以确认。除此之外，上诉人并未在该《归属协议》上签署其他意思表示，也未在其他场合作出赠与该房屋的意思表示。结合2014年的《遗嘱》，上诉人对于之前的《送终协议》、《归属协议》等作出了总结。一审无视2014年上诉人作出《遗嘱》的法律行为，在案件审理中直接回避《遗嘱》的问题，而事实上，上诉人所作的《遗嘱》系对原先各项协议的总结，是对自己房屋在其离世之后如何处分的最终决定，而本案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关于遗嘱继承的问题，而在遗嘱发生条件未能达成之时，订立遗嘱的被继承人均有权变更自己的意愿。否则，上诉人�没有必要于2014年再次订立《遗嘱》交付给被上诉人陈宝跃。一审完全无视、回避全案证据，所作出的判决缺乏证据逻辑链，从事实认定到裁判结果均存在错误。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相关家庭成员签订的《抚养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1995年《抚养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不仅要履行法律上的抚养义务，还要履行协议中具体的抚养义务，待两位老人寿终后视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决定是否享有部分或全部权利。但是事实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义务，既然没有履行义务，何来的权利，仅仅是通过占用房屋就能得到所有权的认定明显有违法律人及社会一般公民的认知，更有违善良风俗，道德规范。五、关于陈国生在《抚养签订》签订时，愤然离席的事实，证明其所有部分被上诉人也不能取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其家庭成员签订的《抚养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没有得到陈国生的签字及认可，并且在《抚养协议》中，签字人员均有捺印，唯独陈国生处未有捺印，一审未能对该点进行相应阐释，反而认定存在疑问的证据系陈国生同意之举。因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均不能代表陈国生，故导致陈国生遗产房屋所有部分不受《抚养协议》之规范。
被上诉人陈宝跃、陈宝祥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陈宝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独山××××、房产证为“房权证99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判决二被告履行《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等的约定，协助原告办理独山××××、房产证为“房权证99字第××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将该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生（1995年12月去世）与被告曹仙娥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二男，即原告陈宝跃、被告陈宝祥，五女陈宝贵、陈宝林、陈宝珍、陈宝香、陈冬芳。1988年6月11日，陈国生与被告曹仙娥取得独山××××号10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后在该土地上修建房屋一幢（以下简称124号房屋）。1995年4月2日，全家成员经家庭会议讨论，达成了《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主要内容为：“兄长：陈宝跃为甲方，弟：陈宝祥为乙方，会议参加人：全家成员，经家庭会议讨论决定，达成以下协议：一、两位老人自今年8月1日起，不再参加饭店经营或其它劳动，来家休息。二、两位老人在身体好时，生活能自理时，单独开伙。如身体不好时，不能自理时，由两兄弟（甲、乙方）轮流负责。三、两位老人现有资金柒万元正，作为养老金（其中陈宝祥处有陆万元正借条），陈宝祥应将本金及利息于明年六月交还给老人。本协议生效时，陈宝祥应将陆万元的存款抵押单交给老人。动用养老金须经家庭会议讨论。四、甲、乙双方继承老人房产，房产价值定为6万元正，甲、乙双方各享受一半。但甲、乙双方必须负责两位老人的生养死葬。甲方：陈宝跃负责父亲的生养死葬。乙方：陈宝祥负责母亲的生养死葬。五、三年内房产价值为陆万元，无论甲、乙双方今后谁丙（转让）得房产，交叁万元给对方。两位老人照样居住到老。空口无凭以此为据。经父母同意以上协议。陈国生曹仙娥签字：甲方：陈宝跃任琪珍乙方：陈宝祥车建红家庭成员证明：陈宝贵陈宝林陈宝珍陈宝香陈冬芳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签字生效。”该协议由陈宝林之夫魏某书写。同日，由魏某书写《分房产契约》，将父母的房产具体明确平均分给甲方陈宝跃，乙方陈宝祥，主要内容为：“兄长：陈宝跃为甲方，弟：陈宝祥为乙方，全家家庭成员参加家庭会议、参与分房并为证明人。经家庭会议研究和甲、乙双方同意，将老人原有陆间房子及橱房（共两层楼、壹拾贰间及两个橱房）。按如下方案分配：甲方：陈宝跃分得楼上叁间（靠后门两间）及橱房，楼下叁间（靠后门两间）及橱房。乙方：陈宝祥分得楼上叁间（靠前门两间）楼下叁间（靠前门两间）。以上决定经全家庭成员及甲、乙双方同意，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将房产分定，希今后兄弟间加强团结、发奋图强、发家致富。（分房后，老人在世时住楼下，甲、乙方住楼上。此房不得出卖）。如今后老人去世后，此房需出卖，甲、乙方必须经商量同意后，才能出卖。本契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老人执一份。以此为据，各自守契为宜。”此后，原告一直在所分得的房屋内居住，对所分得房屋管理使用。1995年12月陈国生去世，原告陈宝跃对�国生履行完生养死葬义务。124号房屋于1999年3月18日办理了房产证，证号为产权证99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曹仙娥。2006年8月19日，经被告陈宝祥提议，原告与作为房屋产权持有人的被告陈宝祥、曹仙娥签订了《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被告陈宝祥自愿将所分得的124号房屋转让给原告陈宝跃，由原告陈宝跃支付房屋转让款25000元，此房产权永久归原告陈宝跃所有。当天原告陈宝跃向被告陈宝祥支付房屋转让款25000元，被告陈宝祥书写收条一张，《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履行完毕。从2016年8月19日起，原告陈宝跃获得124号房屋的全部权利，得到房产证，对该房屋进行管理使用并整体修缮、改建，一直在该房屋居住至今。此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2014年10月15日，被告曹仙娥再次以《遗嘱》的形式明确《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关于房屋产�归属的协议》真实有效。现原告以该房屋产权一直登记在被告曹仙娥的名下，被告曹仙娥及被告陈宝祥都负有按照协议约定协助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义务为由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分房产契约》是原告、被告及家庭所有成员参加并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契约，对参与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主要内容是父母陈国生、被告曹仙娥在家庭所有成员参与协商一致、见证下，将其所有的124号房屋价值定为陆万元，平均分给原告陈宝跃（长子）、被告陈宝祥（次子）各享受一半，原告陈宝跃负责父亲的生养死葬，被告陈宝祥负责母亲曹仙娥的生养死葬。而《分房产契约》是对原告陈宝跃、被告陈宝祥各自分得的一半房屋进行具体明确是哪些房屋。原告陈宝跃�得父母房屋的一半，于1995年12月对父亲完成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取得了对所分得房屋的所有权。2006年8月19日，原告陈宝跃与被告陈宝祥、曹仙娥签订《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陈宝跃从2006年8月19日起已取得了124号房屋的全部所有权，并对该房进行整体修缮、改建，管理使用至今。此期间没有任何人特别是被告陈宝祥、曹仙娥及其他家庭成员提出异议，主张权利。现该房屋的产权证在被告手中，该房屋产权证虽然未变更到原告陈宝跃名下，但不能否定被告成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原告诉请判决确认位于独山××××、房产证为“房权证99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应予支持。原告诉请判决二被告履行《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等的约定，协助�告办理独山××××、房产证为“房权证99字第××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将该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原告所有，因双方没有约定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独山××××、房产证为“房权证99字第××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过户手续，故不予支持。被告曹仙娥、陈宝祥的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分房产契约》、《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已实际在履行，原告更是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陈宝祥、曹仙娥签订《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更是履行完毕，故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独山××××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曹仙娥，房产证号：房权证99字第××号）所有权归原告陈宝跃所有；二、驳回原告陈宝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告曹仙娥、陈宝祥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陈宝跃对位于独山××××号的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1995年4月2日，上诉人及其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协商达成《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和《分房产契约》，《关于抚养老人的生养送终的协议》主要内容为：父母陈国生、母亲曹仙娥在家庭所有成员参与协商一致、见证下，将其所有的124号房屋价值定为6万元，平均分给陈宝跃（长子）、陈宝祥（次子）各享受一半，陈宝跃负责父亲的生养死葬，陈宝祥负责母亲的生养死葬。《分房产契约》是对陈宝跃、陈宝祥各自分得财产房屋进行具体明确，即陈宝祥、陈宝跃各分得父母房屋的一半。2006年8月19日，陈宝跃与陈宝祥、上诉人签订《关于房屋产权归属的协议》，双方对房屋价值作议定后，陈宝祥将其享有的一半转让给陈宝跃所有，由陈宝跃支付陈宝祥25000元，陈宝跃并按约定支付了陈宝祥25000元，陈宝跃已经履行完毕义务。因上述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及家庭所有成员参加并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契约，未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对参与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一审认定陈宝跃依据上述协议取得位于独山××××号的房屋所有权正确，应予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曹仙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曹仙娥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福江
审 判 员 蔡云飞
审 判 员 王天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 菲
书 记 员 皮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