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陕民三终字第0003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陕西亿拓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白中杰。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永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陕西蛙能煤层气开发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陕西中洁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诉人陕西亿拓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拓公司）与被上诉人白中杰、韩永涛、李进、陕西蛙能煤层气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蛙能公司）、陕西中洁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洁公司）、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郭家河煤矿）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10日作出的（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00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亿拓公司法定代表人雷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友谊、白晓明，被上诉人白中杰、韩永涛、李进、蛙能公司、中洁公司共同�托代理人史革俊，被上诉人郭家河煤矿委托代理人蔡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拓公司一审起诉称，原告系2012年5月18日成立的以“煤层气抽采、开发、利用、销售及瓦斯发电”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专业化投资和运营公司，分别在陕西、贵州等地拓展合作项目。原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经营信息、技术信息以及独特的经营模式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已通过与可能知悉原告商业秘密的人员签订《入职承诺书》、《保密制度》、《劳动合同书》、《知识产权、保密和不竞争协议》等文件，对原告的相关商业秘密进行保护。被告白中杰、被告韩永涛、被告李进，分别于2012年5月14日、2012年8月25日、2012年7月12日入职原告公司，白中杰任财务总监、韩永涛任财务经理、李进在市场部做销售，三被告在工作中均接触并知悉原告的相关商业秘密。2013年�原告即开始与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矿集团）下属的郭家河煤矿即被告六，洽商瓦斯发电项目合作事宜（被告李进为主要业务人员）。2014年初，郭家河煤矿领导表示认同原告提出的项目合作方案并同意按此方案向徐矿集团总部汇报，通过后可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原告在等待签订协议期间发现，被告白中杰于2013年6月从原告处离职后，出资成立了蛙能公司、中洁公司，其公司架构和运营方式与原告如出一辙，并且挖走或拉拢知悉原告相关商业秘密的关键员工，被告韩永涛、李进就是其中的两位，韩永涛2014年3月从原告处离职后，即担任被告五分公司负责人；李进作为原告与郭家河煤矿进行洽商的主要业务人员，2014年4月突然提出离职。2014年6月，原告再次与郭家河煤矿联系，了解项目审批进展，与该矿洽商项目合作协议签订事宜时，得知郭家河煤矿已于2014年5月与被告蛙能公司、被告中洁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被告白中杰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披露、使用并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原告商业秘密；被告韩永涛、李进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披露并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原告商业秘密；被告蛙能公司、中洁公司明知白中杰、韩永涛、李进等人实施上述侵犯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仍获取并使用原告商业秘密，五被告的行为均侵害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应当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被告郭家河煤矿在与原告洽商瓦斯发电项目合作事宜过程中，亦知悉了作为原告商业秘密的独特经营模式，在与白中杰、蛙能公司、中洁公司进行接洽并签订合作协议过程中，使用了其所知悉的原告经营模式这一商业秘密，且郭家河煤矿明知白中杰等五被告实施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仍与其接洽并签订协议，共同侵害原告的商业秘�，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六被告立即停止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披露、使用原告的关于瓦斯发电项目的商业模式、合同文本技术信息及客户资料经营信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白中杰答辩称，1、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不能成立。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原告主张的瓦斯发电技术是广为公众知悉的普通成熟技术，并非商业秘密。煤层气瓦斯发电项目在全国有非常多的案例，该商业模式的协议及其范本在互联网都是公开信息，任何人均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通过公开渠道可获得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郭家河煤矿并非原告客户，双方无任何业务往来，郭家河煤矿有关瓦斯发电项目的对外�开市场信息不属于任何市场相对方单方享有；2、被告白中杰并无任何侵权行为。白中杰作为瓦斯发电企业负责人，通过陕西有关地质勘探报告得知宝鸡市麟游县境内的郭家河、园子沟等5家煤矿均为高瓦斯含量的矿井，于2014年初与麟游县政府的招商部门接洽和沟通，麟游县政府派专人积极协助白中杰与麟游县境内包括郭家河煤矿在内的多家煤矿进行联络和沟通。2014年4月中旬，麟游县政府与白中杰负责的蛙能公司达成招商引资协议，为了展示西洽会的丰硕成果，麟游县政府建议双方在西洽会上签订正式的招商引资协议，于是白中杰代表蛙能公司在2014年5月24日与麟游县政府签订了《瓦斯发电项目合同书》，约定蛙能公司在五年内投资3亿元在麟游县范围内建设煤矿瓦斯发电项目。上述事实说明白中杰完全是通过公开渠道、合法手段达成了与郭家河煤矿的合作。白中杰�在2013年6月初就离开了原告，根本无从获知此后原告的经营信息。综上，原告起诉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韩永涛答辩称，1、与白中杰的答辩意见1相同；2、被告韩永涛无任何侵权行为。韩永涛于2012年9月4日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担任贵州亿拓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并不直接接触和知晓原告的商业秘密。2014年3月，韩永涛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了离职手续，韩永涛并未与原告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因此韩永涛入职蛙能公司是正当、合法的。郭家河煤矿与蛙能公司签订瓦斯发电项目合作协议完全是麟游县政府招商引资促成的合作项目，韩永涛并未参与该项目的任何工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李进答辩称，1、与白中杰的答辩意见1相同；2、被告李进无任何侵权行为。李进于2012年7月16日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在市场�发部任职，因原告拖欠劳动报酬中的业务提成费用，李进于2014年4月8日与原告终止了劳动关系，并办理了正式离职手续，原告与李进并未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因此李进从原告单位离职后加入其它公司是完全合法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蛙能公司答辩称，1、与白中杰的答辩意见1相同；2、被告蛙能公司并无任何侵权行为。蛙能公司通过陕西省有关地质勘探报告得知宝鸡市麟游县境内的郭家河、园子沟等5家煤矿均为高瓦斯含量矿井，经麟游县政府协助蛙能公司与麟游县境内多家煤矿联络沟通，2014年4月中旬达成招商引资协议，为了展示西洽会成果，麟游县政府建议双方在西洽会上签订正式招商引资协议。2014年5月24日，蛙能公司与麟游县政府签订了《瓦斯发电项目合同书》；3、蛙能公司的经营模式不可能与原告的经营模式相同或雷同。原告提供的证明其经营模�的合同，均不是原告与其他单位签订，而且合同均签订于原告成立之前，由此可知所谓原告的经营模式根本就不存在。蛙能公司的运营方式与原告所称的运营方式也有根本区别，原告提供的瓦斯发电合作协议、设备租赁合同是两份合同四个主体，而被告签订的是两份合同三个主体，因此，原告所谓蛙能公司公司架构与运营方式与其如出一辙的陈述，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中洁公司答辩称，1、与白中杰的答辩意见1相同；2、被告中洁公司并无任何侵权行为。中洁公司通过有关地质勘探报告得知麟游县境内的5家煤矿为高瓦斯含量矿井，遂于2014年初与麟游县政府招商部门接洽，2014年4月蛙能公司与麟游县政府达成招商引资协议，中洁公司作为投资人之一与郭家河煤矿签订瓦斯发电项目合作协议。这一事实说明中洁公司完全是通过公开渠道、合法手段达成了与郭家河煤矿的合作；3、中洁公司的经营模式不可能与原告的经营模式相同或者雷同。中洁公司的运营方式与原告所称的运营方式有根本区别，中洁公司与郭家河煤矿签订的购售电合同，合同相对方是郭家河煤矿，与原告提供的合同主体上有本质区别。因为瓦斯发电项目可以实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供应等多重目标，国家对此积极扶持，财政部、税务总局在2007年就出台了煤层气抽采方面的税收政策，陕西省在2014年也下发了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给予瓦斯发电项目税收优惠和财政资金扶持，经营者依据这些政策必然会采取抽采与发电互相独立的经营模式，而非哪一个企业独创和独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郭家河煤矿答辩称，1、郭家河煤矿作为采矿权人，基本信息包括矿权位置、年开采量、瓦斯资源状况、水文地质特征等均是面向所有市场主�的公开信息。郭家河煤矿作为国有大型煤矿，瓦斯资源富集，如何对瓦斯进行综合利用是近年来一项重要环保课题，包括上海、山东、陕西在内的多家企业主动与郭家河煤矿联系，对瓦斯综合利用项目进行洽谈、调研，郭家河煤矿均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接洽。原告亿拓公司称其2013年就开始与郭家河煤矿洽商瓦斯发电项目合作事宜，但郭家河煤矿实际在2014年7月接到上级纪委调查函后，才知道原告对郭家河煤矿与蛙能公司正常合作项目的虚假控告与诋毁，经上级纪委多次调查，已经确认完全属于虚假控告。郭家河煤矿与原告从无正面接触，也无任何书面函件往来，原告称郭家河煤矿领导表示认可其提出的项目合作方案并同意向徐矿集团汇报，更是子虚乌有；2、郭家河煤矿与蛙能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未侵害原告任何所谓的商业利益；3、郭家河煤矿在与蛙能公司合作前，并不知道其他几个被告与原告历史上的关系。每年与郭家河煤矿洽商合作项目的企业很多，郭家河煤矿没有义务去调查这些企业的成立背景，原告主张郭家河煤矿明知其他被告侵犯其商业秘密，仍然进行合作，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亿拓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8。2012年8月1日，原告亿拓公司作为甲方、被告白中杰作为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由白中杰担任亿拓公司财务总监。《劳动合同》第二十九条约定：“按照甲方规章制度，双方应签署并遵守《知识产权、保密和不竞争协议》。若乙方违反《知识产权、保密和不竞争协议》中约定的相关义务，应当按照相关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知识产权、保密和不竞争协议》第2.3.1条约�：“在受聘期间及以后，乙方保证将严守保密信息，除非为甲方或集团的利益，不会使用任何保密信息，未获得甲方的书面授权不得向任何个人、合伙或公司披露、传播、公布、发表、传授、转让任何保密信息。”第3.2.1条约定了乙方离职后两年内，不得担任同甲方业务形成竞争关系或有相似业务的实体的合伙人、雇员、顾问、管理人员、董事、经理、代理人、合作者、投资者等。第3.3.1条约定：“为本条之目的，甲方将在乙方离职后，向乙方支付对乙方履行本条竞业禁止义务的补偿；在离职日之后的竞业禁止期限内，每月的补偿应当相当于乙方在职日前一年月平均收入的二分之一。”第3.3.2条约定：“依据前项计算的竞业禁止的月补偿金应当自离职日起按月向乙方发放。若在乙方离职后，甲方未按照前项规定向乙方支付上述竞业禁止补偿金，则视为�方免除乙方本条下的竞业禁止义务。”
2012年9月4日，原告亿拓公司作为甲方、被告韩永涛作为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亿拓公司聘用韩永涛担任贵州亿拓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年7月16日，原告亿拓公司作为甲方、被告李进作为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亿拓公司聘用李进在贵州亿拓新能源有限公司市场部市场开发岗位工作。亿拓公司与韩永涛、李进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十六条均约定：“由于乙方所在岗位涉及甲方的商业秘密，需要限制乙方在本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一定期限就业的，双方可另行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的竞业限制期限内的经济补偿，同时约定乙方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竞业限制协议系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本条款的合同效力独立于合同期限，不受合同期限的限制。合同终止后，本条款及与之相关的违约责任仍然有效”。本案诉讼中，亿拓公司未能提交其与韩永涛、李进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2013年6月，被告白中杰从原告亿拓公司离职。2014年3月6日，被告蛙能公司、被告中洁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白中杰。2014年3月25日，被告韩永涛从原告亿拓公司离职。2014年4月8日，被告李进从原告亿拓公司离职。被告李进在亿拓公司工作期间，曾代表亿拓公司对麟游县煤矿瓦斯资源情况进行了调查。
2014年5月7日，被告蛙能公司、中洁公司（乙方）与被告郭家河煤矿（甲方）签订《郭家河煤矿煤层（瓦斯）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郭家河煤矿煤层气（瓦斯）综合利用项目。由郭家河煤矿将瓦斯抽采设备租赁给蛙能公司，蛙能公司的关联公司中洁公司以经郭家河煤矿与有关方共同确认的电站实际供给郭家河煤矿的发电量作为电费收益。协�同时约定蛙能公司全资投入、郭家河煤矿配合开发的CDM（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机制）收益（CDM收入一CDM开发成本），按税后净额各50%分配，开发成本占收益的比率不得高于40%。协议还对项目申请国家煤层气利用专项补贴、申请国家示范性电站资金补贴及其他国家补贴资金的申请、收益分配等做了约定。同日，蛙能公司与郭家河煤矿签订《设备租赁合同》，明确了郭家河煤矿租赁给蛙能公司的租赁财产、租赁期限、租金及租金的缴纳期限等；中洁公司与郭家河煤矿签订《购售电合同》，对供电容量、电压等级、供电方式、发电量计算、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调度管理等进行了约定。
2014年5月23日至5月26日，第十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2014年5月24日麟游县政府与蛙能公司签订《煤瓦斯发电项目合同书》，约定由蛙能公司在�游县范围内建设郭家河煤矿、招贤煤矿、园子沟煤矿、丈八煤矿、崔木煤矿等煤瓦斯发电项目。合同落款处，被告李进作为蛙能公司代表人签字。
另查明，原告亿拓公司主张构成其商业秘密的合同文本，部分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查询、下载。
本案审理中，原告亿拓公司陈述其瓦斯发电商业模式为：1、煤矿与一家新能源开发公司签订资产租赁协议，煤矿将瓦斯抽排系统资产租赁给开发公司，或开发公司向煤矿采购瓦斯气，开发公司向煤矿支付租赁费或支付购气款；2、开发公司与自己的关联方发电公司签订瓦斯售气合同，发电公司向开发公司支付瓦斯气费；3、发电公司与煤矿签订售电合同，煤矿向发电公司支付电费。
上述事实，有双方证据、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主张的关于瓦斯发电项目的客户资料信息、合同文本、商业经营模式是否属于商业秘密；2、被告是否存在侵犯原告亿拓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本案中，原告亿拓公司主张客户资料系其商业秘密，但并不能证明其形成过汇集众多关联客户、构成与公知信息有明显区别的客户资料，亦无证据证明郭家河煤矿与其存在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故对其主张郭家河煤矿的客户资料经营信息系�商业秘密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
关于原告认为合同文本系其商业秘密的问题。合同文本作为民商事经营活动中的常用材料，其价值主要是以其承载的内容，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文本本身并不能给商事经营主体产生经济利益，且原告主张系其商业秘密的合同文本，部分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查询、下载，故原告主张的合同文本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对其主张合同文本系其商业秘密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
关于原告认为“煤层气抽采、开发、利用、销售及瓦斯发电”经营模式系其商业秘密的问题。商业经营模式是商事经营主体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合作方式、运营状态、运转程序等，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立体模式。商业经营模式的价值必须在将该模式付诸实践后才可以体现出来，实践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外公开的行为，所以对商业模式而言，其价值性与不为公众知悉存在一定矛盾，而价值性与不为公众知悉是商业秘密必备的两个特征，所以商业模式本身并不具备商业秘密的全部特征，不构成商业秘密。本案中，原告亿拓公司主张其商业模式的主要载体，就是其在商事经营活动中的主体设定及合同具体内容，由于构成原告商业模式的部分合同文本已经在互联网上公开传播，且原告主张的商业模式中合同当事人设定与被告蛙能公司、中洁公司、郭家河煤矿之间实际合同签订主体存在一定不同：原告主张的商业模式中合作协议系双方合同，而蛙能公司、中洁公司、郭家河煤矿之间的合作协议系三方合同；合作协议内容也存在显著不同。综合上述因素，对原告亿拓公司认为“煤层气抽采、开发、利用、销售及瓦斯发电”经营模式系其商业秘密的主张，一�法院未予支持。
由于原告主张的客户资料、合同文本、商业经营模式均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故对其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披露、使用的原告的关于瓦斯发电项目的商业模式、合同文本技术信息及客户资料经营信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未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陕西亿拓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亿拓公司负担。
亿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所创造并合法拥有的瓦斯发电项目商业模式、合同文本以及上诉人所掌握的客户信息属于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实用性”和“保密性”三个特征。上诉人关于瓦斯发电项目的商业经营模式和上诉人所掌握的客户信息均完全具备商业秘密的三个特征，均为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一）上诉人关于瓦斯发电项目商业模式、合同文本以及所掌握的客户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且上诉人采取了相关保密措施，具有“秘密性”和“保密性”。上诉人就商业秘密保护建立了保密制度，与被上诉人白中杰、李进、韩永涛签订的《劳动合同》、《知识产权、保密和不竞争协议》、《入职承诺书》等约定了三被上诉人的保密义务，上诉人对外所有项目合同文本都设计了保密条款。（二）上诉人关于瓦斯发电项目商业模式、合同文本以及所掌握的客户信息能为上诉人带来经济利益。（三）上诉人关于瓦斯发电项目商业模式、合同文本以及所掌握的客户信息具有“实用性”。1、上诉人关于瓦斯发电项目商业模式具有“实用性”。上诉人的商业模式：煤矿与一家新能源开发公司签订资产租赁协议，煤矿将瓦斯抽排系统资产租赁给开发公司，或开发公司向煤矿采购瓦斯气，开发公司向煤矿支付租赁费或支付购气款；开发公司与自己的关联方发电公司签订瓦斯售气合同，发电公司向开发公司支付瓦斯气费；发电公司与煤矿签订售电合同，煤矿向发电公司支付电费。上述瓦斯发电商业模式的核心价值是：打破了传统的煤矿直接与发电公司进行交易的模式，引入了设备租赁公司，形成了煤矿、设备租赁公司、发电公司的三角交易关系。在整个交易结构中，各个参与主体完全实现了市场定价机制，充分调动了各方履行合同的积极性，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充分享受了国家的返税政策和补贴政策。2、�诉人所掌握的客户信息具有“实用性”。2013年，上诉人即开始与徐矿集团下属的郭家河煤矿洽商瓦斯发电项目合作事宜。郭家河煤矿设计年产能800万吨，属于高瓦斯矿井，瓦斯资源丰富，根据上诉人的经验判断，其具有相当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属于上诉人所掌握的客户信息，是与上诉人有“交易的意向”的客户，具有实用性。（四）上诉人的商业模式只是在特定范围内公开且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因此，上诉人对于商业模式的实施不必然导致其丧失“秘密性”。
二、六被上诉人的行为均侵害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2014年5月7日，在被上诉人白中杰、韩永涛、李进的操纵下，被上诉人蛙能公司、中洁公司与郭家河煤矿分别签订了《郭家河煤矿煤层气（瓦斯）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购售电合同》、《设备租赁合同》，该三份合同完全抄袭�用了上诉人的商业模式（其中包括交易结构设计、电站的运营条件参数、电量电价电费的计量和结算方式、瓦斯气量气价气费的计量和结算方式、设备租赁费计算和结算方式、国家退税补贴政策条件设计等技术资料）和客户信息（合同中的郭家河煤矿是上诉人正在商谈瓦斯发电项目的合作方），甚至连合同文本内容都几乎一模一样，大部分合同条款更是与上诉人的合同文本一字不差，六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均己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即：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和第二款（即：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规定所定义的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的事实，使上诉人失去了相应的商业机会。
综上所述，上诉人合法拥有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上诉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上诉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些信息属于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被上诉人白中杰、韩永涛、李进完整获得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并且披露和使用了这些商业秘密。被上诉人蛙能公司、中洁公司、郭家河煤矿明知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白中杰、韩永涛、李进违法披露和使用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但仍从三人处获得并使用这些商业秘密。请求：1、撤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00454号民事判决；2、改判六被上诉人立即停止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披露、使用的上诉人的关于瓦斯发电项目的商业模式、合同文本技术信息及客户资料经营信息；3、一、二审诉讼费由六被上诉人负担。
白中杰答辩称：一、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依据。1.上诉人称“瓦斯发电的商业模式、合同文本技术信息及客户资料经营信息”是其商业秘密这一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供给法庭的欲证明其商业模式的证据是一些有关瓦斯抽采、发电的合同，而这些合同中没有一个主体是上诉人亿拓公司，且这些合同均签署于上诉人成立之前。该证据与上诉人毫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有何商业模式。2.上诉人称合同文本技术信息系其商业秘密，同样不能成立。煤气层（瓦斯）发电项目合作协议及其范本在网络上是公开的，任何人从公开渠道均可获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通过公开渠道可获得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而郭家河煤矿在一审答辩时就明确表示该矿与上诉人从无正面接触，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因此上诉人称郭家河煤矿是其客户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二、白中杰无任何侵权行为。1.白中杰于2013年6月初就离开了上诉人单位，根本无从获知此后上诉人的经营信息。白中杰于2014年初与麟游县政府的有关部门接洽和沟通瓦斯发电项目，2014年4月中旬麟游县政府与白中杰所负责的蛙能公司达成招商引资协议。2014年5月24日在西洽会上蛙能公司与麟游县政府签订了《瓦斯发电项目合同书》，这一事实说明白中杰完全是通过公开渠道、合法手段达成了与郭家河煤矿的合作。2.亿拓公司与白中杰双方在保密协议中约定，若乙方（白中杰）离职后，甲方（亿拓公司）未按规定向乙方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则视为甲方免除乙方竞业禁止义务。因此，白中杰无任何侵权行为。综上，上诉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能成立，白中杰也未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和使用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韩永涛答辩称：一、与白中杰答辩意见一相同。二、韩永涛无任何侵权行为。虽然韩永涛2012年9月4日与上诉人亿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受上诉人指派，任贵州亿拓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工作于贵州亿拓公司。韩永涛并不接触和知晓上诉人的商业秘密。韩永涛与上诉人没有签订竞业限制协议，2014年3月韩永涛离职后，于2014年5月入职蛙能公司正当、合法。郭家河煤矿与蛙能公司签订瓦斯发电合作协议完全是麟游县政府招商引资促成的合作项目，韩永涛没有参与�项目签订的任何工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进答辩称：一、与白中杰答辩意见一相同。李进于2012年7月16日与亿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市场开发部任职。因上诉人一直拖欠李进业务提成费用，李进于2014年4月8日离职。李进与上诉人没有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因此，李进离职后加入其它公司是完全合法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蛙能公司答辩称：一、与白中杰答辩意见一相同。二、蛙能公司无任何侵权行为。蛙能公司通过网络查询得知郭家河煤矿相关信息，2014年4月中旬麟游县政府与蛙能公司达成招商引资协议。2014年5月24日在西洽会上蛙能公司与麟游县政府签订了《瓦斯发电项目合同书》，这一事实说明蛙能公司完全是通过公开渠道、合法手段达成了与郭家河煤矿的合作。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其经营模式的有关合同，均不是上诉人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而且这些合同均签订于上诉人成立之前，由此可知，所谓上诉人的经营模式根本就不存在。蛙能公司的运营方式与上诉人所称的运营方式也有根本区别。蛙能公司与郭家河煤矿签订了瓦斯发电合作协议、设备租赁合同。蛙能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的相对方都是郭家河煤矿这一个主体，瓦斯发电合作协议的投资方是两个主体，简单的说就是两份合同三个主体。而上诉人提供的其他单位的瓦斯发电合作协议、设备租赁合同却是两份合同四个主体。因此，蛙能公司的经营模式与上诉人的经营模式不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洁公司答辩称：一、与蛙能公司答辩意见一相同。二、与蛙能公司答辩意见二相同。三、中洁公司与上诉人的经营模式不同。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均不是上诉人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而且这些合同均签订于上诉人成立之前，上诉人的经营模式�本就不存在。即使上诉人的经营模式存在，中洁公司也与上诉人的经营模式有根本区别。郭家河煤矿从中洁公司购买电力，郭家河煤矿同时又是瓦斯发电项目的合作方。上诉提供的合同中电力的出售方和购买方都不是瓦斯发电项目的合作方。四、因为瓦斯发电项目一次可以实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供应的多重目标，国家对此项目是积极扶持的。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就出台了煤层气抽采方面的税收政策；国务院在2013年下发了（国办发（2013）93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在2014年也下发了（陕政办（2014）108号），这些文件给予瓦斯发电项目税收优惠和财政资金扶持。从事瓦斯发电项目的经营者依据这些政策必然会采取抽采与发电相互独立的经营模式，即瓦斯发电项目的经营模式来源于国家政策的扶持，而非哪一个企业所独创和独有。请求驳回上�，维持原判。
郭家河煤矿答辩称：一、其从未与上诉人有过业务往来，郭家河煤矿作为采矿人，基本信息包括矿权位置、年开采量、瓦斯资源状况、水文地质特征等均是面向所有市场主体公开的。上海、山东、陕西多家企业主动与郭家河煤矿联系，对瓦斯综合利用项目进行洽谈、调研。上诉人称其2013年就开始与郭家河煤矿洽商瓦斯发电项目合作事宜，但郭家河煤矿实际在2014年7月接到上级纪委调查函后，才知道上诉人对郭家河煤矿与蛙能公司正常合作项目的虚假控告与诋毁，经上级纪委多次调查，己经确认完全属于虚假控告。郭家河煤矿与上诉人从无正面接触，也无任何书面函件往来，上诉人称郭家河煤矿领导表示认可其提出的项目合作方案并同意向徐矿集团汇报，更是子虚乌有，毫无任何事实依据。二、郭家河煤矿与被上诉人蛙能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遵循了�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未侵害上诉人的商业利益。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郭家河煤矿侵害其商业秘密。郭家河煤矿在与蛙能公司合作前，并不知道其他几个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关系。每年与郭家河煤矿洽商合作项目的企业很多，答辩人没有义务去调查这些企业的成立背景，上诉人主张郭家河煤矿明知其他被上诉人侵犯其商业秘密，仍然进行合作，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亿拓公司主张的商业模式、客户资料信息以及合同文本是否为商业秘密。2、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亿拓公司的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经营模式是商事经营主体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合作方式、运营状态、运转程序等，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立体模式。商业经营模式的价值必须在将该模式付诸实践后才可以体现出来，实践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外公开的行为，所以对商业模式而言，其价值性与不为公众知悉存在一定矛盾，而价值性与不为公众知悉是商业秘密必备的两个特征，所以商业模式本身并不具备商业秘密的全部特征，不构成商业秘密。并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商业模式中合作协议系双方合同，而蛙能公司、中洁公司、郭家河煤矿之间的合作协议系三方合同，且双方之间合作协议内容也存在不同。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上诉人亿拓公司未能证明其形成过汇集众多关联客户、构成与公知信息有明显区别的客户资料，亦无证据证明郭家河煤矿与其存在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且郭家河煤矿也否认与上诉人有过正面接触。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虽然涉案合同文本与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文本有部分条款相同或相似，但涉案合同文本中有一部分条款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查询、下载，且涉案合同中部分条款是合同基本的条款。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文本并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亿拓公司的该项�诉理由不能成立。
由于上诉人主张的商业经营模式、客户资料、合同文本均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亿拓公司请求判决被上诉人立即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陕西亿拓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小敏
代理审判员 张 宇
代理审判员 涂道勇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