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厦民再终字第41号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玉恩，男，195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信回，男，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圣波，男，196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上述二审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坚、王雨佳，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刘玉恩与二审被上诉人叶信回、林圣波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4月5日作出（2012）厦民终字第7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厦民监字第2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刘玉恩，二审被上诉人叶信回、林圣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恩称，请求再审依法撤销二审判决，改判叶信回、林圣波共同向刘玉恩支付居间报酬78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刘玉恩因叶信回、林圣波逾期支付居间报酬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叶信回、林圣波在“协议”签名处加注“见证人”意在规避支付中介费，二审判决没有依照合同法判案。无论从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都没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叶信回、林圣波称中介方是高鹏公司，原判决称：“从2010年5月12日《房产买卖协议》中体现的中介方是厦门高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下简称高鹏公司），刘玉恩亦仅在‘见证人’一栏中签字，”并且认定“两份书证均不足以证实刘玉恩系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居间中介人这一事实。”依据的仅仅是蔡朝顺在经办人处加盖的高鹏公司印章，却没有向蔡朝顺和游启章调查真实情况。众所周知二手房产交易必须支付中介费。这不仅是交易习惯，更是行业规则，也是房产中介公司运营之目的。高鹏公司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理由违规为叶信回、林圣波免除中介费。通常房产交易也无需出现两份“协议”，只有在刘玉恩是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唯一中介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两份协议，一份用于约定中介费的金额和权益人，另一份则用于交易过程中买方申请按揭贷款和办理其他手续等。如果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居间中介人是高鹏公司，叶信回、林圣波出具高鹏公司收取中介费的凭证并不困难。原审中叶信回、林圣波辩称高鹏公司某人收取了中介费，法官当庭令其三日内提供已收取中介费的证据，叶信回、林圣波答应，但判决书中并未体现。可见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在《房产买卖协议》中并没有（也不需要）见证人签字。签字当天晚上在被要求留出盖高鹏公司章的位置后，刘玉恩在中介方处签字。蔡朝顺在经办人处签字。随后刘玉恩便匆匆离开，去参加女儿为其举行的生日活动。之后是谁在“刘玉恩”签字前加上“见证人”，刘玉恩并不知情。从《房产买卖协议》中显而易见刘玉恩是中介人，高鹏公司是经办方，蔡朝顺是经办人。刘玉恩与叶信回、林圣波在之前所签“协议”则体现出刘玉恩系促成诉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居间中介人是不争的事实。综上，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判决显失公平。叶信回、林圣波辩称，一、刘玉恩再审提供的“蒋捷证人证言”，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其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二、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玉恩承担。刘玉恩以双方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叶信回、林圣波向其支付中介费，必须由刘玉恩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而不是由叶信回、林圣波来证明刘玉恩不是中介人。三、刘玉恩举证不能，依法应承当不利后果。综合刘玉恩的举证来看，其只能证明自己是见证人。“见证人”≠“中间人”≠“中介方”。叶信回、林圣波与买方签订、履行的合同中介方是高鹏公司，刘玉恩是见证人，且两份协议所约定的房屋价格及首期款等均存在不一致。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刘玉恩系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居间中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四、讼争房屋是叶信回与林圣波共同所有，有关房屋权益的处分，必须由叶信回与林圣波共同同意才能有效。叶信回与刘玉恩签订的《协议》，并未征得林圣波的同意或追认，该《协议》是无效的。五、叶信回与刘玉恩签订的《协议》，约定了房屋售价是1408000万元，首期款408000万元，卖方向中间人付78000元”，又约定“如未成交则此协议无效”。就算刘玉恩是该份《协议》的中介人，那么刘玉恩也必须是在按照约定销售条件将房屋售出后，才能要求居间报酬。事实上，刘玉恩并未按照该约定销售条件将房屋介绍出售成功，其无权据此《协议》主张居间报酬。六、叶信回、林圣波与游启章签订《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的房屋售价、定金、首期款。这些销售条件和前述《协议》是完全不一致的，可以证明该次买卖不是刘玉恩依据《协议》约定进行介绍成功的。七、《房产买卖协议》落款处中介方有高鹏公司盖章和经办人蔡朝顺签字，中介方是明确的，根本无需另行举证。再者，刘玉恩自称是大学教授，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及丰富社会经验，对于“中间人、中介、见证人”等词语的词义差别，相信刘玉恩是完全明知的。八、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刘玉恩是《房产买卖协议》的中介人，但《房产买卖协议》第十条关于中介费的约定是划掉的，证明该笔买卖是无需支付中介费。根据市场行规，中介费的比例一般是成交价的1.5%，且由买方承担。按照该笔交易总价计算，中介费也才2万元。综上，双方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刘玉恩诉求78000元的中介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驳回刘玉恩的再审诉讼请求。刘玉恩向一审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叶信回、林圣波立即共同向刘玉恩支付居间报酬78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因逾期支付居间报酬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5月12日，刘玉恩与叶信回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叶信回、林圣波转让厦门市思明区古兴里7号307单元的店面，议定价1408000元，成交过程中买方支付首期款408000元时，卖方向中间人支付78000元，如违约则承担法律责任，如未成交则此协议无效。叶信回在“卖方”一栏签字，刘玉恩在“见证”一栏签字。同日，叶信回、林圣波与案外人游启章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约定叶信回、林圣波将厦门市思明区古兴里7号307单元的房产出售给游启章，成交价为1398000元，协议签订之日游启章支付叶信回、林圣波购房定金10万元，2010年5月31日前支付798000元（含定金），游启章并向银行贷款60万元。该《房产买卖协议》并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但并未约定中介费的金额及支付方式。叶信回、林圣波及游启章在该协议上签字，高鹏公司在协议上的“中介方”一栏加盖公章，高鹏公司员工“蔡朝顺”在协议中签字；刘玉恩在“见证人”一栏中签字。2010年6月29日，讼争房产过户至案外人游启章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刘玉恩基于其与叶信回、林圣波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叶信回、林圣波支付其居间成功的中介报酬，则刘玉恩应先举证证明其与叶信回、林圣波存有居间合同关系，但刘玉恩所提供的《协议》中并未明确体现刘玉恩作为讼争房产出售的“中间人”，刘玉恩仅在“见证”一栏中签字。在《房产买卖协议》中，体现的中介方则是高鹏公司，刘玉恩也是在“见证人”一栏中签字，且两份协议约定的房屋价格及首期款等均不一致，因此，刘玉恩并未有证据证明其促成房产买卖合同的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刘玉恩要求叶信回、林圣波向其支付居间报酬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1）思民初字第735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玉恩的诉讼请求。刘玉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院二审认定事实：除刘玉恩主张买方游启章因为不会办理过户手续才通过朋友、即高鹏公司员工蔡朝顺这一关系外，双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原审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1、刘玉恩一审提供短信一条，主张是叶信回发给其的，内容为：“谢谢刘老师！我朋友很忙，票买好了到福州。你放心，再等十五天。叶！”，叶信回、叶圣波对该短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主张该短信无法体现居间报酬的内容。2、二审中，叶信回、叶圣波主张买方游启章是通过高鹏公司蔡朝顺找到他的，叶信回、叶圣波并未支付中介费用。本院二审认为，刘玉恩主张与叶信回、林圣波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刘玉恩对此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刘玉恩一审提供的2010年5月12日《协议》中，刘玉恩仅在“见证”一栏中签字，并未明确约定刘玉恩即为讼争房产出售的“中间人”；2010年5月12日《房产买卖协议》中体现的中介方是高鹏公司，刘玉恩亦仅在“见证人”一栏中签字，上述两份协议所约定的房屋价格及首期款等均存在不一致。故，上述两份书证均不足以证实刘玉恩系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居间中介人这一事实。另，刘玉恩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其一审提供短信内容的真实性，且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支持。综上，刘玉恩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相关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叶信回、林圣波向其支付居间报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玉恩的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及二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庭审中，刘玉恩提交两份证据：1、蒋捷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叶信回与游启章的房屋买卖是刘玉恩促成。2010年5月12日下午刘老师（即刘玉恩）借用我的汽车，我们一同前往莲坂一家酒店。叶信回在酒店大门口迎候，我们一同到达叶信回住的房间，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协议》草稿交给刘老师看过后，叶信回便亲手自抄一遍，叶在抄的过程中，刘老师用手机约游老师一起前往江头豪佳香餐馆签定《房产买卖协议》……。2、游启章出具的《说明》，内容：我与叶信回的房产交易是刘玉恩联系并促成的。叶信回、林圣波质证认为，这两份证据都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证人没有出庭，不具有法律效力。蒋捷出具的证明不符合常理，原来在买卖过程中，蒋捷并不在场，刘玉恩之前都没申请蒋捷出庭作证，也没提交蒋捷证言，蒋捷证言的内容没有任何的依据。叶信回、林圣波再审中，提交一份蔡朝顺的《证明》，内容：本人系高鹏房产员工，与协议中的游启章是朋友关系，在此笔买卖中是免费帮忙，没有收取介绍费。刘玉恩质证认为，《房产买卖协议》中蔡朝顺的签字与《证明》中蔡朝顺的签字不一致，该证明是伪造证据。经本院审查核实刘玉恩提交的两份证据分别系蒋捷、游启章本人出具的，叶信回、林圣波提交的《证明》也系蔡朝顺本人出具的。本院认为，刘玉恩提交蒋捷出具的《证明》及游启章出具的《说明》中蒋捷及游启章虽称房产交易是刘玉恩联系并促成的，但叶信回、林圣波对该两份证据均有异议，而蒋捷在签订《房产买卖协议》时并不在现场，游启章并没有说明如何促成房屋交易的具体况，亦未证明叶信回、林圣波与刘玉恩有约定支付中介费用78000元，该《证明》、《说明》与《协议》、《房产买卖协议》无法相互印证，证明刘玉恩为中介方及双方约定支付中介费用78000元，故刘玉恩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明》及《说明》不足以证明的双方约定由叶信回、林圣波支付中介方刘玉恩中介费用78000元。另查明，本院向蔡朝顺调查有关房屋买卖合同的交易情况，其陈述主要内容：《房产买卖协议》是其写的，当时双方交易已经谈好，其就根据他谈好的内容来写这个协议，游和其是朋友，其没有收取中介费，当时签合同四个人（其与叶信回、游启章和刘玉恩），没有谈中介费的事情，其与高鹏公司没有收中介费，其纯属帮忙；后来办理贷款手续其帮游启章办理，双方一起通过担保公司偿还贷款后，再贷款办过户手续，包括后面银行按揭都是其找担保公司一手操办；事后才知道刘玉恩与叶信回的房屋是在隔壁，是刘玉恩介绍认识游启章。双方当事人对蔡朝顺的上述陈述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还查明，再审审理中，刘玉恩对按多少比例支付中介问题陈述：这个费用包括我帮叶信回管理房子，帮他们看房子接送他们去看房的费用；我有带他去集美北区看过房子、我带他去的地方有鑫海湾别墅区，当时他有说卖房后就去买别墅，他给这78000元也包含这七、八年我帮他打理租房，催租金的帮忙费用；78000元不只是中介费，还包含这七、八年我帮他付出的费用。本院再审认为，1、刘玉恩提供的《协议》中，刘玉恩在“见证”一栏签字，叶信回在“卖方”一栏签字，林圣波并没有签字确认，刘玉恩没有证据证明《协议》系房屋共有人林圣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应认定叶信回要约表示“讼争房屋议定价1408000元出售，买方支付首期款408000元时，卖方向中间人支付78000元”。刘玉恩在“见证”一栏签字，应认定刘玉恩见证证实叶信回作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且之后讼争房屋实际成交价139.8万元等与议定价不同，不符合要约的条件，故该协议未成立生效，对刘玉恩与叶信回、林圣波没有约束力。2、该《协议》形成之后，买卖双方签订《房产买卖协议》（即合同成立）时，刘玉恩与叶信回、林圣波并未在《房产买卖协议》中约定卖方应支付中介费78000元给刘玉恩及支付的时间，刘玉恩亦称78000元不只是中介费，还包含七、八年其帮忙管理房屋等费用，而是否支付管理房屋等费用与本案的居间法律关系不同，且亦无法区分管理房屋等费用数额，本案依法不予认定处理。因此，无法认定双方约定房屋买卖居间报酬即为78000元，刘玉恩请求叶信回、林圣波支付居间报酬78000元及其利息损失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3、双方当事人对蔡朝顺陈述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可认定刘玉恩仅介绍叶信回、林圣波认识游启章，之后提供房产买卖协议文本及签订、确定房交易价、支付方式、交易过户办理等有关事宜并非刘玉恩促成，签订《房产买卖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约定需支付房屋中介费。本院二审从证据的证明力分析，判决认定上述两份书证均不足以证实刘玉恩系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居间中介人这一事实，刘玉恩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促成讼争房产买卖合同成立的相关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玉恩再审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2）厦民终字第78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赖民勇审 判 员  黄翠青代理审判员  郑阿寒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欧建平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判后语：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明确约定合同的标的、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和方式等，以便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是否支付中介费用未作出明确约定，双方原房屋相邻，理应以互谅互让、互相帮助、互助团结的原则处理好相邻关系，促进和谐、化解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