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2民终2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立新，男，197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陈浩，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阴格宾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新庄路12号。法定代表人：翁大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江阴市文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立新因与被上诉人江阴格宾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宾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1民初10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立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一、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1.格宾公司返还已支付的租金10万元、返还保证金25万元、赔偿装饰装修等损失2856536元、支付违约金350万元；二、驳回格宾公司的一审全部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承诺书》内容完整，文意清楚，公章亦真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格宾公司主张内容有添加但无证据证明，不足以推翻《承诺书》。针对一审法院提出的9点质疑，逐一解释，1.格宾公司于2016年6月18日已经同意在《申请书》、《承诺书》上盖章，但同时提出先共同向政府提出申请，如果政府解决，则两份文书就不需要。其因此重新起草一份申请书，于同年6月21日交由格宾公司盖章，但政府未接收新的申请书。2.其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即使《承诺书》存在格式、布局的不规范和用语不专业，也属合理，并不能因此否定真实性。格宾公司在《承诺书》的“情况属实”上盖章，足以说明同意《承诺书》的内容。3.即使只有一方持有《承诺书》，也不影响真实性。4.承诺的内容涉及合法诚信经营，是由于案涉厂房的工业用地属性，格宾公司要求其承诺系为避免承担有关责任。5.文书中央即使留白多，但如果将争议的文字去除，则整段文字将不连贯，保留的文字亦不能反映申请之意，故不存在留白处添加文字。6.其在格宾公司的《承诺书》中作出合法经营的承诺，系为避免经营活动给格宾公司造成麻烦。7.虽然存在公共绿化带，但经过与政府协商还是可以作移除处理的。2015年12月出现绿化带后，格宾公司多次向其口头承诺与政府协商移除，为确保格宾公司履行义务，双方才于2016年签订《承诺书》、《申请书》。8.其交纳10万元租金，系为缓和双方矛盾，协助格宾公司移除绿化，不具有推翻《承诺书》的效力。9.绿化带对其经营超市的影响甚大，其作为申请人格宾公司的经办人向政府提出申请亦符合常理。二、1.其承租房屋系用于经营超市，格宾公司对此系明知，当时的厂房除了南面有街道，其余三面均处于封闭状态，故移除房屋南面的绿化也应该是格宾公司依照房屋租赁协议所负的“建筑物的改造及新庄路边的围离拆除”的义务。2.格宾公司应保证出租房屋的正常使用，符合经营使用的要求，故格宾公司也当然负有移除影响经营的绿化带的义务。3.绿化带的出现，是因格宾公司未按法定程序履行拆除南面围墙所致，格宾公司经规划将原南大门移至西面，原南大门处则规划为围墙；格宾公司擅自拆除南面围墙，未经规划，属于违法拆除，该拆除行为导致政府在南面补种绿化带。格宾公司属于不适当的履行房屋租赁协议义务，构成违约。4.即使绿化带的出现与格宾公司拆除围墙的行为无关，也属于情势变更，而不是其单方违约。三、房屋租赁协议解除系由于格宾公司的违约，故格宾公司应当赔偿其装潢损失。协议约定退租时装潢部分归格宾公司所有，说明格宾公司是同意利用装潢的，故由格宾公司在可利用价值范围内进行相应补偿。双方对装潢损失有争议，法院应当进行勘查；否则，其归还房屋后将无法举证装潢损失。另外，因为承租房屋不符合经营超市的用途，房屋使用费只能按照工业厂房的租金标准计算，申请对厂房租金进行鉴定。被上诉人格宾公司辩称：一、《承诺书》、《申请书》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有关的文字内容并非双方的合意。二、其按照房屋租赁协议的约定将建筑物进行了改造及拆除围离，协议约定的改造及拆除范围并不包括移除绿化带。而且、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时，房屋南面即存在绿化带，杨立新当时明知却未提出移除，亦证明其并不负有移除的义务。三、双方已一致同意解除房屋租赁协议，杨立新拒绝迁出房屋及将房屋腾空后交付其，应参照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四、其履行房屋租赁协议并无违约，无需赔偿杨立新的装潢损失，更无需对损失进行鉴定。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立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立新与格宾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及其附件；2.格宾公司返还已支付的租金10万元；3.格宾公司返还保证金25万元；4.格宾公司向杨立新赔偿装饰装修等损失2856536元；5.格宾公司向杨立新支付违约金350万元。格宾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格宾公司与杨立新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及附件；2.杨立新立即迁出租赁房屋，并将租赁房屋腾空后返还格宾公司；3.杨立新支付2016年2月1日起至房屋租赁协议解除之日止的租金，并承担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参照租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8月10日，格宾公司作为甲方，杨立新作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在江阴市祝塘镇新庄12号的靠南第1幢楼房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将上述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期限15年，自2014年11月30日起至2030年11月30日止。房屋租金为120万元整（不含税）,在甲方交付房产证及消防验收的复印文件后1个月内支付6个月租金60万元整（见附件）。土地使用税金由甲方承担。第一年到第五年租金按本协议的价格，第六年到第十年租金为125万元整（不含税）。第十一年到第十五年为133万元整（不含税）。根据先付后用的原则，乙方应于起租日期及半年到期日期的前2个月交清租金后使用，过期不交，应按违约处理，承担按本协议的违约金。签订协议后乙方立即向甲方支付保证金25万元，本协议立即生效。该保证金在租赁期满后，由甲方对交付的租赁期房屋验收合格后退还给乙方。如有特殊原因需解除本协议，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经双方同意后才能实施。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前终止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一条款或提前终止本协议，均属违约，应承担按150万元的违约金。同日，格宾公司作为甲方与杨立新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书的附件，约定：1.签收合同后甲方在2个月内，积极办理房产证及工业消防验收文件的复印件给乙方；2.签订合同后甲方在2个月内，将建筑物的改造及新庄路边的围离拆除，交付给乙方使用，建筑物改造前乙方必须确定改造方案，经甲方同意后不得任意调整；3.签订合同后甲方立即办理电源的申请，在乙方开业前通电。4.起租日期从房产证复印件和土建改造完成并交付乙方3个月后算起。5如遇拆迁征地问题，甲方愿意补偿乙方拆迁安置费150万元，除此之外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在拆迁过程中所有的拆迁补偿款与乙方无关。上述协议签订后，格宾公司对租赁房屋进行了改造并拆除了围离；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杨立新对租赁房屋进行了装修。2014年11月30日，杨立新缴纳了保证金25万元；2016年2月29日，杨立新缴纳了房屋租金10万元。一审中，杨立新提交了由杨某（系杨立新兄弟）书写的《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杨立新现承租祝塘镇新庄12号的格宾公司的厂房，用来经营超市。本人杨立新现郑重承诺，超市在经营期间绝不偷税漏税，保证合理合法经营。现格宾公司向杨立新郑重承诺，在2016年7月10日前解决租赁房屋经营超市问题，以及将新庄12号边的绿化带移除并做好地坪，确保超市开南大门正常营业。以上内容是双方自愿承诺的，双方不得反悔，否则按违约处理，违约金按房屋租金的五倍赔偿。《承诺书》落款部分由杨某书写“承诺人（签字）”、“情况属实（盖章）”，杨立新在“承诺人”项下签字并加盖了江阴市祝塘欧特隆副食超市公章，格宾公司在“情况属实”项下加盖了公司公章。杨立新同时提交了由杨某书写的《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本人杨立新现承租祝塘镇新庄12号的格宾公司的厂房，租用面积约7000平方米，用来经营超市，现营业执照和相关证照已经办理完毕，但因厂房门前的绿化阻挡问题不能正常营业，关于厂房经营超市和绿化阻挡大门开在南面的问题由格宾公司负责解决，望贵政府给予协调解决，恳请领导批准为盼。《申请书》落款部分由杨某书写“申请人（签字）”、“情况属实（盖章）”，杨立新在“申请人”项下签字并加盖了江阴市祝塘欧特隆副食超市公章，格宾公司在“情况属实”项下加盖了公司公章。经质证，格宾公司认为《承诺书》“现格宾公司向杨立新郑重承诺，在2016年7月10日前解决租赁房屋经营超市问题，以及将新庄12号边的绿化带移除并做好地坪，确保超市开南大门正常营业。以上内容是双方自愿承诺的，双方不得反悔，否则按违约处理，违约金按房屋租金的五倍赔偿”之内容（以下简称承诺条款）与《申请书》上“关于厂房经营超市和绿化阻挡大门开在南面的问题由格宾公司负责解决，望贵政府给予协调解决，恳请领导批准为盼”内容（以下简称申请条款）是杨立新等人在其公司盖章后添加的，双方亦未对《承诺书》上“移除绿化”等内容达成合意。为了证明其主张的内容，格宾公司的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涉案的《承诺书》、《申请书》是她于2016年6月21日在行政审批中心盖的章，盖章时《承诺书》上没有承诺条款，《申请书》上没有申请条款。她在盖章前还用手机将《承诺书》、《申请书》拍照后通过微信发送给格宾公司经理薛科，经薛科同意后才盖的章，只是后来她将微信内容删除了。2016年6月23日，杨某又提交了一份申请书给她盖章，内容与2016年6月21日在行政审批中心盖章的《申请书》内容一致，亦没有申请条款内容。杨立新认为，承诺条款与申请条款是经过双方协商后确定的，且是在盖章前就存在的；当时他担心超市开不成，所以要求格宾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书》只有一份，保存在杨立新处。杨立新申请的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称：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时没有小的绿化，只有大树，拆了围墙后政府补种了小的绿化；城管部门还在2015年12月找他们做了谈话笔录，告诫他们如果把绿化移除的话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涉案的《承诺书》、《申请书》是他于2016年6月17日书写的，由格宾公司刘某于2016年6月23日在格宾公司盖的章；他书写时一次性形成了《申请书》、《承诺书》的全部内容，不是盖章后添加；2016年6月21日他书写了新的申请书（内容与涉案《申请书》不一致）去行政审批中心交由刘某盖章，该份申请书本来想提交政府，但是政府不接受，所以被他撕毁了。一审中，格宾公司申请对拍摄的《承诺书》和《申请书》的微信照片进行数据恢复鉴定。2016年12月5日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2016年6月21日拍摄的《承诺书》、《申请书》照片进行数据恢复。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月4日出具了司鉴中心[2016]数鉴字第451号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在检材中未找到2016年6月21日的照片拍摄记录，未找到通过微信发送“承诺书”相关内容的记录。格宾公司支出了鉴定费4350元。经法院现场查勘，涉案租赁房屋坐北朝南，位于新庄北侧。新庄靠近租赁房屋处存在一条绿化带，双方一致确认该绿化带系公共绿化；一致确认签订租赁协议时该绿化带仅有大树，在格宾公司拆除围离后政府才补种了小的绿化带。一审中，双方一致同意涉案租赁合同及其附件自2016年9月29日解除。为证明因合同解除而发生的损失，杨立新提供了下列证据：1.说明，证明杨立新委托六安华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装修期限为2015年10月20日至2015年12月20日，工程款合计1273336元。杨立新已付582000元。但该装修工程尚未全部完工。2.说明，证明杨立新委托无锡鸿建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对租赁房屋进行消防设施新增及改造，装修期限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工程款合计35万元。杨立新已付10万元。3.要货单两份、收据一份，证明杨立新分别于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3日购买了办公设备，价款为39700元，该款现已付清。4.计算机收银系统购销合同及收据，证明杨立新于2015年11月20日购买了计算机收银系统，合同价款50万元，杨立新支付了15万元定金。5.收据，证明杨立新安装了卷帘门等设施，价款13500元，该款已实际付清。6.2016年7月10日，大德福商场策划设计协议，证明杨立新为超市运营策划签订了设计协议，合同价款18万元，已付11万元。以上事实，有房屋租赁协议、附件、《承诺书》、《申请书》、证人证言、勘查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杨立新与格宾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及附件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一致同意涉案租赁合同及附件自2016年9月29日起解除，法院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故杨立新有权要求格宾公司返还保证金25万元。一审的争议焦点是：一、“移除绿化”是否是格宾公司义务；二、杨立新支付租金的条件有无成就。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移除绿化”是否是格宾公司义务。（一）“移除绿化”是否是格宾公司房屋租赁协议的合同义务。杨立新认为，房屋租赁协议书附件第二条明确约定“签订合同后甲方在2个月内，将建筑物的改造及新庄路边的围离拆除，交付给乙方使用”，“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搭建通道和移除绿化，因此移除绿化是格宾公司的合同义务。格宾公司认为，双方未约定由其公司移除绿化，房屋租赁协议书附件第二条“建筑物的改造”仅指搭建通道，不包括移除绿化；移除绿化不是其公司的合同义务，其公司没有违约。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协议书附件第二条明确约定“签订合同后甲方在2个月内，将建筑物的改造及新庄路边的围离拆除，交付给乙方使用”，双方对“建筑物的改造”理解有争议，根据文义解释“建筑物的改造”仅指建筑物的改建，不可能包括移除绿化的意思表示。另外，租赁协议附件约定“签订合同后甲方在2个月内，将建筑物的改造及新庄路边的围离拆除，交付给乙方使用，建筑物改造前乙方必须确定改造方案，经甲方同意后不得任意调整”，若双方明确约定建筑物改造包括移除绿化，杨立新应该能够提供包括移除绿化在内并经格宾公司确认的改造方案，现杨立新未能提供上述改造方案，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移除绿化并非格宾公司的合同义务。（二）“移除绿化”是否是格宾公司在《承诺书》中承诺的义务。杨立新认为承诺条款系与格宾公司磋商后，格宾公司自愿作出的承诺，并不是事后添加的，对格宾公司具有约束力。格宾公司认为，杨立新因绿化阻挡问题无法开业后，告知格宾公司要向祝塘镇政府申请移除绿化，申请时需要提供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要求格宾公司配合并盖章，其公司遂在杨立新提供的《申请书》、《承诺书》上盖章；但承诺条款、申请条款系盖章后杨立新私自添加，未征得其公司同意；移除绿化不是格宾公司的承诺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格宾公司对《承诺书》、《申请书》上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承诺书》、《申请书》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印章与《承诺书》、《申请书》并非同时形成，《承诺书》、《申请书》书写在前，格宾公司盖章在数天后，即《承诺书》、《申请书》的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承诺书》、《申请书》的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承诺书》、《申请书》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承诺书》、《申请书》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承诺书》、《申请书》的真实性需要综合其他证据及事实。1.刘某与杨某的证言均认可杨某分别于2016年6月21日、2016年6月23日在格宾公司盖了两次章，刘某认为涉案《承诺书》是2016年6月21日盖的章，并盖章后添加了部分内容。杨某陈述涉案的《承诺书》、《申请书》系2016年6月17日书写，6月18日给格宾公司薛科看后，6月23日在格宾公司盖的章；同时，在2016年6月21日他又书写了一份申请书送到行政审批中心给格宾公司会计盖章。杨某不能解释为何6月21日盖章时不把涉案的已经写好并交由格宾公司看过的《承诺书》、《申请书》一并盖章，反而书写了新的申请书盖章，而6月23日又将此前写好的涉案《承诺书》、《申请书》再送到格宾公司盖章。2.从《承诺书》的落款来看，系杨立新作出的承诺，格宾公司只是作为见证人在上面盖章。若是格宾公司作出的承诺，应该格宾公司在承诺人处盖章。3.杨立新陈述该份《承诺书》系各自对对方的承诺，分别为杨立新对格宾公司的承诺及格宾公司对杨立新的承诺。既然是各自对对方的承诺，那么一般是由一方保存另一方出具的承诺，将各自的承诺写在一张纸上且只有一份留存在杨立新处不合常理。4.杨立新承诺的内容系对法律规定合法诚信经营的确认，该承诺对于格宾公司的权利、义务没有影响；故格宾公司认为系提交给政府的申请材料更为可信。5.从《承诺书》、《申请书》的格式及布局来看，该两份证据都由杨某在A4纸底部相同位置写好“情况属实”“盖章”字样后由格宾公司盖章，导致A4纸中央留白较多，给人添加内容的合理怀疑。6.杨立新陈述起草《承诺书》的原因系其去城管申请门头被拒绝，其担心超市开不成而要求格宾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在这种情形下杨立新没有必要在《承诺书》上添加自己承诺的内容。7.双方一致确认双方在2015年12月就知道涉案绿化系公共绿化，城管亦告诉杨立新不能移除公共绿化，否则承担刑事责任；此时格宾公司再于2016年6月23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6年7月10日前移除绿化带，否则承担租金五倍违约金明显不合常理。8.杨立新在2015年12月就知晓涉案绿化是公共绿化无法移除的事实，并停止了房屋的装修；若移除绿化是格宾公司的义务，此时格宾公司已经违约，但杨立新仍在2016年2月29日缴纳了房屋租金10万元，亦不合常理。9.按照《申请书》记载的内容既然大门开在南面的问题由格宾公司解决，申请政府协调解决的申请人应该是格宾公司，也不是杨立新。综上，上述矛盾或不合常理之处足以引起对“移除绿化”合意行为有无形成的合理怀疑，即杨立新不能充分证明格宾公司明确承诺“移除绿化”，故格宾公司未能移除绿化不构成违约，杨立新要求格宾公司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杨立新亦不能以装修损失尚未确定为由拒绝迁出租赁房屋，格宾公司有权要求杨立新迁出租赁房屋，并将租赁房屋腾空后返还格宾公司。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杨立新支付租金的条件有无成就。格宾公司认为双方约定起租日期从房产证复印件和土建改造完成并交付乙方3个月后算起。其公司于2015年9月将房产证交付给了杨立新，并于2015年10月中旬完成了土建改造，故杨立新应从2016年2月1日起支付租金；杨立新认为租赁协议处的“土建改造”包括移除绿化，现格宾公司未移除绿化，故他的付款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第一个争议焦点，租赁协议附件中的“土建改造”不应理解为包括移除绿化，故对于杨立新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双方约定起租日期从房产证复印件和土建改造完成并交付乙方3个月后算起。格宾公司主张其公司于2015年9月将房产证交付给了杨立新，并于2015年10月中旬完成了土建改造；杨立新称不清楚房产证交付时间，土建改造（不含移除绿化）完成的时间为2015年12月。法院认为，对于房产证复印件交付时间，格宾公司陈述2015年9月，杨立新陈述不清楚。因杨立新理应清楚收到房产证复印件的时间而陈述不清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法院按照格宾公司的陈述认定房产证交付的时间。对于土建改造完成的时间双方陈述不一致，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土建改造（不含移除绿化）完成的时间，法院根据杨立新自认的2015年12月份确认土建改造完成时间为2015年12月，故起租日期为2016年4月1日。杨立新应支付的租金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6年9月29日止按照年租金120万元计算为：120万元×181天/365天得595068元；扣除杨立新已付租金10万元，尚应给付495068元。自合同解除次日起，即2016年9月30日起至实际迁出之日止，杨立新应参照年租金120万元支付房屋使用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及附件于2016年9月29日解除。二、格宾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杨立新保证金25万元。三、杨立新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10日内迁出租赁房屋，并将租赁房屋腾空后返还格宾公司。四、杨立新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格宾公司租金495068元，并承担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实际迁出之日止参照年租金120万元计算的房屋使用费。五、驳回杨立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格宾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87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3750元（杨立新已预交），由杨立新负担56930元，由格宾公司负担68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770元、鉴定费4350元，合计18120元（格宾公司已预交），由杨立新负担11016元，由格宾公司负担7104元。综上两项，杨立新应直接给付格宾公司4196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直接给付格宾公司。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一审查明的保证金缴纳时间2014年11月30日有误，应为2015年8月10日，本院予以纠正，并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杨立新提交工商登记资料，2017年5月拍摄的视频、照片，用于证明其承租房屋系用于经营超市以及房屋南面在承租前与目前的状况。经质证，被上诉人格宾公司对真实性均认可。杨立新另陈述：格宾公司没有在“承诺人”处签名盖章，是因为《承诺书》不排除需要提交给政府，当时就按照格宾公司的要求书写；《承诺书》约定高达五倍的违约金，是因为格宾公司多次口头答应移除绿化带，也是按照格宾公司意思书写；其不清楚格宾公司在《承诺书》盖章之后做了哪些协调工作。根据杨立新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至江阴市城管执法局行政执法大队祝塘中队进行调查，该中队分队长陈述：2015年12月，杨立新向城管中队咨询开办超市做门头的手续，中队口头答复承租的厂房系工业用途，不能作商业用途，不会批准；杨立新还曾问过移除绿化带的事，中队口头答复不归城管部门管，由农服中心管，其还曾口头告知格宾公司不能破坏绿化带；对于格宾公司拆除围墙的行为尚未作过处罚。经质证，双方对陈述的内容均无异议。杨立新另提交在网上查询的厂房租金价格，载明：祝塘镇的厂房租金为90～150元/平方米·年，涉案房屋的租金标准与当地商铺租金180元/平方米·年相当。另查明，江阴市规划局于2017年7月5日向杨立新作出“关于格宾公司未经规划审批、擅自拆除围墙举报信的回复”，载明：2015年底格宾公司拆除1号车间南侧围墙未办理相关规划手续，该违法建设应向江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反映并由执法局查处。2017年8月3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至涉案房屋进行交接、现场勘查。杨立新称：房屋大门被人打开，其存放于房屋内的物品有遗失，包括一楼的地砖，二楼的开办超市使用的物品。格宾公司称：其公司从未有人进入涉案的房屋，房屋大门也不是其打开；其前两天来厂区查看，发现厂区内其公司的物品也有遗失。当日，因杨立新报警且不同意交接，双方未能交接。8月4日，江阴市公安局祝塘派出所就杨立松财物被盗案立案。8月7日，杨立新认为装潢损失需依据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确定，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视频、照片、调查笔录、回复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格宾公司为推翻承诺条款、申请条款所举的反证是否使杨立新待证的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状态；二、格宾公司是否负有移除绿化带的义务；三、杨立新主张的损失如何分担。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上诉人杨立新提交的《承诺书》与《申请书》都是原件且有被上诉人格宾公司盖章，原则上认定为真实，所以主要分析格宾公司提出的异议与两份文书存在的疑点。本院分析意见：1.《承诺书》的格式系杨立新规划，内容又系杨立新的兄弟提前书写，杨立新主张格宾公司系与其共同作出承诺，则按照书写常识，其提交的格式文本落款处的“承诺人”应为杨立新与格宾公司，或至少预设格宾公司作承诺的位置。但是，实际落款处的“承诺人”仅有杨立新，并无格宾公司；相反，格宾公司系在通常仅具有见证效力的“情况属实”处盖章，如此格式通常只能理解格宾公司并非该格式文本预设的“承诺人”。与此相同，《申请书》的格式也存在上述疑点。杨立新称为确保格宾公司履行移除绿化带的义务才签订《承诺书》、《申请书》，但在文书中又不列格宾公司为预设的“承诺人”、“申请人”，显然不合常理，杨立新对此所作其他解释也不能排除上述疑点。2.在房屋租赁协议书中，已经约定一方违约需承担150万元的违约金，则承诺条款另约定格宾公司不履行承诺需承担大大超出五倍租金标准的违约金，并无必要。据此，结合一审法院分析的疑点，本院认为承诺条款、申请条款的真实性存疑，杨立新仍应对其主张的事实进一步举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与附件时，涉租房屋南面并无绿化带，双方约定的“将建筑物的改造及新庄路边的围离拆除”并不涉及绿化带，故格宾公司依据上述合同并不负有移除绿化带的义务。其次，虽然江阴市规划局的回复中明确格宾公司拆除南侧围墙未办理相关规划手续，但同时也明确该违法建设应向江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反映并由执法局查处，结合本院向城管部门的调查，城管部门尚未对格宾公司作出处罚，即说明种植绿化带并不属于对格宾公司拆除围墙行为的处罚措施。据此，杨立新主张政府种植绿化带系格宾公司违法行为所致与事实不符。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杨立新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格宾公司履行租赁协议存在违约或违反其他承诺，则房屋租赁协议解除后，在格宾公司不同意利用装潢的情况下，杨立新要求格宾公司赔偿装潢损失的依据不足，本案中也无需对相关装潢与房屋内的财物评估价值。据此，公安部门所立承租房屋内财物被盗一案，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案无需中止审理。关于杨立新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有房屋的使用费，格宾公司主张参照双方房屋租赁协议书的标准计算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况且杨立新承租房屋系用于商业用途而非工业用途，故对格宾公司主张的费用予以支持，对杨立新提出的降低费用的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杨立新的上诉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520元，由上诉人杨立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中辉审 判 员  王一川代理审判员  赵 璧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汪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