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28民终15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发全，男，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巫山县人，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松，建始县红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天燕（又名高天艳），女，196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北省建始县。上诉人熊发全因与被上诉人高天燕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2017）鄂2822民初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发全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2017）鄂2822民初44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熊发全与高天燕签订的《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第四条关于土地“转包”实为“转让”条款有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天燕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依职权对《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的见证人朱某、张某、李某进行的询问证实，双方达成协议的本意是土地转让、卖屋搭田。且熊发全于2016年2月26日将受让的高天燕的承包地中的0.28亩转让给案外人于巧云、李绪平，高天燕并未提出反对意见。2016年8月2日长梁乡经管部门、下坝村委会通知熊发全、高天燕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承包地块调查表》中签字，高天燕在该表转出方处签字捺印，可以说明高天燕主观意思是遵守“卖屋搭田”的约定，2016年10月高天燕得知下坝大道需延伸至长梁陇里，案涉土地将被征收，高天燕才提出不同意土地转让。双方签订合同后，高天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粮食直补存折等一并移交给熊发全，熊发全将全家六口人的户口迁入下坝村，其目的是有受让的0.61亩土地作为赖以生存的生活保障，如果高天燕当时卖屋不搭田，熊发全也不会受让高天燕的房屋。二、一审混淆了“转包”与“转让”的法律术语。土地转包与土地转让具有本质区别，转包是在不改变原承包人与发包方的承包合同基础上，承包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再承包给第三方。而土地转让时承包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让给第三方承包，第三方与发包人建立承包合同，原承包人退出。对于转包行为，需发包方备案，转让行为，需经发包方同意。本案双方签订《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时，有村干部张某、李某，下坝村委会负责人朱某的签字，应视为经发包方备案。协议第四条关于土地转包的意思表示明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一审仅凭“转包”与“转让”的字义进行判决，显失公平。高天燕辩称：案涉田地在《买房协议书》上第四条明确规定是转包，不是转让，是高天燕交给熊发全耕种，并没有转让给熊发全；熊发全将涉案土地的0.28亩转让给李绪平和于巧云夫妇的时，高天燕没在家，知晓后高天燕向于巧云提出过异议并向村里反映过情况，提出异议。熊发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确认熊发全与高天燕于2006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月18日，经高天燕邻居向娥介绍，熊发全、高天燕签订了《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该协议约定：一、高天燕将房屋一栋（286.57㎡）作价贰万零陆佰陆拾元整卖给熊发全；二、熊发全在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房款贰万零陆佰陆拾元整。房屋手续及税费由熊发全负担；三、高天燕在协议签订后须将房屋土地使用证转交给熊发全，不得扣留；四、高天燕将二轮延包土地经营权证较包给熊发全经营（熊发全享受国家优扶政策及负担）；五、此协议自签订之日生效，若一方违约，负法律经济责任。该协议经长梁乡下坝村村民委员会（现为长梁乡下坝社区居委会）盖章同意，并有该村时任村干部张某、李某、朱某签名鉴证。协议签订后，熊发全向高天燕支付了20660元转让费。2006年7月，熊发全将全家六口人的户籍从重庆巫山县迁入湖北省建始县长梁乡下坝村七组。2006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因高天燕未在家中，当时的下坝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将高天燕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交给了熊发全。2016年8月2日，长梁乡下坝社区居委会在对社区内转让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时，熊发全、高天燕均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上签名确认，但当熊发全要求高天燕在该明细表背面的《土地转让协议》上签名时，高天燕不认可转让土地，并拒绝在土地转让协议上签名，熊发全、高天燕为此发生纠纷。熊发全、高天燕的纠纷经相关部门调解无果，2017年2月，熊发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熊发全、高天燕于2006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有效。诉讼过程中，熊发全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请求法院确认《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关于土地转让部分的协议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熊发全、高天燕签订的《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涉及土地的流转方式为转包和还是转让。一、《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的第四条“高天燕将二轮延包土地经营权证较包给熊发全经营”中对“较包”的理解问题。熊发全表示该协议写的就是土地“较包”，但不知道“较包”是什么意思，高天燕表示“较包”系拟写协议时的笔误，实际应为“转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式中并无“较包”的方式，因此认定上述协议第四条中的土地“较包”系笔误，应为土地“转包”。二、《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涉及土地的流转方式为转包还是转让的问题。熊发全表示双方关于房屋买卖的约定是“卖屋搭田”即高天燕在转让房屋的同时将土地一并转让。熊发全证明其主张的主要证据为该房屋买卖的介绍人向娥关于“原、高天燕当时约定的是卖屋搭田即高天燕将土地转让给熊发全”的证言、由熊发全所持有的经营权人为高天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政府部门将涉案土地的粮食直补发放给熊发全的存折明细以及高天燕签名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等。高天燕表示房屋买卖协议上写的就是将土地转包给熊发全，高天燕未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背面的《土地转让协议》上签名就表示高天燕不是将土地转让熊发全。一审法院认为，熊发全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一定的权利，但仅凭向娥的证言、高天燕签名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第四条中的土地“转包”实为土地“转让”。因此，熊发全要求确认《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关于土地转让部分的协议有效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熊发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熊发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熊发全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与李绪平、于巧云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书。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该份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份证据虽能够证实熊发全将高天燕的0.28亩承包地转让给李绪平、于巧云的事实，但不能达到熊发全与高天燕签订的《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涉及土地部分的协议系转让的证明目的，故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熊发全的上诉理由及高天燕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第四条的性质及效力。经审查，熊发全与高天燕对于房屋转让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主要争议的是高天燕所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转让给了熊发全。《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中第四条载明“甲方（注：高天燕）将二轮延包土地经营权证较包给乙方（注：熊发全）经营（乙方享有国家优抚政策及付担）。”从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以及协议书写情况来看，“较包”应属执笔人书写时的笔误，一审将“较包”认定为“转包”并无不当。熊发全主张签订协议时双方的本意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主要证据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承包地块调查表》以及向娥的证言，但经审查《承包地块调查表》仅是对所涉土地地界的指定确认，《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块明细表》虽然转出方有高天燕的签名，但其背面的《土地转让协议》高天燕明确拒绝签字，而向娥的证言虽称双方系卖房搭田，但因向娥与熊发全具有特殊的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仅凭该份证言不足以证实双方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一审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对在《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上签名的村委会干部李某、朱某、张某进行了调查询问，从询问情况看，李某、张某均认为当时签订协议是转包土地并非转让，而且陈述按当时转让土地的惯例需双方“踩界”（即双方指定土地界限），而熊发全、高天燕均未“踩界”。朱某虽认为是卖房搭田，但从其前后陈述看朱某认为卖房搭田系其推论。综合上述情况，熊发全主张《关于熊发全购买高天艳房屋的协议》第四条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依据不足。尽管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协议约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一审驳回熊发全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熊发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熊发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朝友审判员  吴 卫审判员  侯著韬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邓梦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