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刑初1366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艳峰，男，1981年9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永年县，小学文化，务工人员，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7年3月10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侯宪伟，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公诉刑诉(2017)13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艳峰犯抢劫罪，于2017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晓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艳峰及其辩护人侯宪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艳峰于2015年12月11日20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世丰国际大厦华夏银行内，拾得被害人李某（男，33岁，山东省人）遗留在该行ATM取款机内的招商银行卡1张（卡号：×××），并从该卡内取款人民币12000元，被被害人李某当场发现，后被告人王艳峰伙同郭某（男，27岁，河北省人，另案处理）在该华夏银行门口对被害人李某进行殴打，致被害人李某左颞部皮肤挫伤，左右手背皮肤划伤，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属轻微伤。
被告人王艳峰于2017年3月10日被民警查获归案。
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当庭出示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诊断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银行卡交易流水、110接处警记录和被告人王艳峰的供述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王艳峰拾得他人信用人并使用，被当场发现后使用暴力致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构成抢劫罪，提请本院依法予以惩处。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王艳峰当庭表示认罪，但辩称其事先不知道ATM机中已经有银行卡，是无意取被害人银行卡中的钱款，且当时是被害人首先动的手，希望法庭考虑该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当庭发表罪轻辩护意见，提出被告人王艳峰具有如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被告人王艳峰是临时起意实施的犯罪行为；2、被告人王艳峰实施的暴力行为，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3、被告人王艳峰系初犯、偶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对被告人王艳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1日20时46分许，被害人李某（男，33岁，山东省人）在位于朝阳区平房乡世丰国际大厦的华夏银行自助银行内，使用其名下招商银行卡（卡号：×××）从ATM机取款人民币500元，离开时将其银行卡遗留在ATM机内。在被害人李某离开取款的ATM机后，被告人王艳峰当即进入自助银行操作同一ATM机取款。在发现ATM机内有他人遗留的银行卡后，被告人王艳峰连续6次取款，每次金额2000元，共计12000元。在被告人王艳峰取款过程中，被害人李某收到取款短信提示，方才意识到银行卡被遗留在ATM机内，立即返回自助银行。当被害人李某要求仍在现场操作ATM机的被告人王艳峰交还钱款时，被告人王艳峰纠集在自助银行外的工友郭某一起殴打被害人李某，造成被害人李某左颞部皮肤挫伤，左右手背皮肤划伤，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属轻微伤。后被告人王艳峰与工友郭某逃离现场。
2017年3月10日，被告人王艳峰被民警查获归案，赃款已被挥霍。
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下列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1、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证明：2015年12月11日20时40分许，李某在位于朝阳区世丰国际大厦楼下的华夏银行自助银行内，用其招商银行卡（卡号：×××）从ATM机取款500元后，就到银行边上的牛馍王饭馆吃饭，刚开始点菜，手机就收到取现短信提示，这时李某才意识到银行卡遗留在ATM机当中，于是赶紧往银行跑。在到银行后，李某发现一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男子正在李某先前取款的ATM机上操作，手里还拿着一沓钱。李某拉住该男子的衣袖，让该男子还钱，这男子则往外走，并还喊了外面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子过来。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子从李某的后面勒住李某的脖子，将李某放倒在地，和穿黑色羽绒服的男子一并对李某拳打脚踢。李某大喊救命，后这两男子跑了。李某左边太阳穴肿了，右腮处有伤，双手手背也破了，眼镜被打碎了。李某后到ATM机上发现其银行卡不见了。在其从饭馆往银行赶的过程中，其银行卡一共被取走6笔钱，每笔2000元，共计12000元。后李某就将银行卡挂失了。
2、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年底一天晚上六七点钟，郭某先在被告人王艳峰家里吃饭喝酒。郭某当时是和王艳峰一起干零活，老板都是将工资先给王艳峰，郭某再从王艳峰处取。当晚郭某说没钱花，让王艳峰取点工钱出来。两人先去大悦城附近的农业银行自助银行，结果没取出钱，后又去了附近的另外一家银行自助银行。王艳峰到自助银行里面取钱时，郭某在外面等着，但好一会王艳峰也没出来，郭某就进去问怎么回事，王艳峰让郭某出去等着。过了四五分钟，郭某看见有个男子搂着王艳峰从自助银行出来，王艳峰让郭某打该男子，说该男子是抢劫的。郭某就上前将该男子按倒在地，骑在该男子身上，打了两拳，王艳峰踢了该男子几脚。郭某当时说报警，王艳峰不让报，后郭某与王艳峰就跑了。王艳峰之后给了郭某600元工钱。郭某当天穿红色羽绒服。
3、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5年12月11日，户名李某，卡号×××的账户在华夏银行ATM机有7笔连续取现，首笔取现金额为500元，后续6笔取现金额均为2000元。
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青年路支行提供的自助银行监控录像证明：2015年12月11日20时46分许，被害人李某在华夏银行自助银行ATM机取款离开后，被告人王艳峰当即进入自助银行，操作同一取款机取款。被告人王艳峰在发现自己的银行卡无法插入ATM机卡槽后，就直接操作ATM机按钮从机中取款。在取完第6笔后，被害人李某返回自助银行，与仍继续操作ATM机的被告人王艳峰进行交涉。在被害人李某拦截、阻止离开的情况下，被告人王艳峰纠集在自助银行外的郭某，共同使用暴力殴打被害人李某，其中郭某将被害人李某按倒在地，骑在被害人李某身上殴打李某，被告人王艳峰对被害人李某头部拳打脚踢。在被害人李某大声呼救后，被告人王艳峰及郭某跑离现场。
5、民航总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2015年12月12日，经民航总医院诊断，被害人李某双手背部皮肤抓伤，面部软组织挫伤。
6、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衡司法鉴定所（2015）临床鉴字第4528号]证明：被害人李某面部软组织挫伤，具体为左颞部皮肤挫伤，大小为1.5厘米×1.0厘米；左手背侧皮肤划伤2处，长分别为1.0厘米、1.5厘米；右手背侧皮肤划伤2处，长分别为0.6厘米、0.5厘米，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2.5c之规定，符合轻微伤。
7、110接处警记录证明：2015年12月11日20时49分许，被害人李某报警称在朝阳区青年路世丰国际大厦楼下华夏银行门口被抢。
8、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3月10日，被告人王艳峰在朝阳区平房乡黄杉木店村路边被民警抓获归案。
9、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人王艳峰的自然身份信息情况。
10、被告人王艳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2015年年底一天晚上，王艳峰与工友郭某在王艳峰位于黄杉木店村的暂住地吃饭，后郭某提出要找银行取工钱，王艳峰就带着郭某先去附近的一家农业银行自助银行，结果没取成，就又到了不远的一家华夏银行自助银行。王艳峰在ATM机上准备取钱时，发现机子里有一张卡，机器页面显示还可以取钱，于是王艳峰就开始取钱，记不清取了几笔。后有一个男子进来质问王艳峰为何取他的钱，并拉王艳峰。王艳峰就叫郭某在自助银行门口一起将该男子打了，之后王艳峰和郭某跑了。王艳峰分了郭某一半钱，郭某也是在两人跑后才知道王艳峰取的是那男子的钱。王艳峰当天是喝了酒头脑发热才那么干的，现钱已经都花了。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艳峰及其辩护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均无异议，经查，该些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内容客观，与指控事实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故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全案焦点在于如何评价被告人王艳峰的行为性质。被告人王艳峰的行为，综合全案证据，可表述为：拾得他人遗留在ATM机内的银行卡并使用，在被当场发现后，为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公诉机关认为，对于被告人王艳峰的行为，应当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本院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对于拾得他人遗留在ATM机内的银行卡并使用的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单从刑法条文的表述来看，信用卡诈骗罪并不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罪名范围内，对于被告人犯信用卡诈骗罪，即特殊类型诈骗罪的，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是否亦应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予以明确。
罪刑法定是刑事立法和司法共同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条文应当具有明确性，以避免和减少因立法用语模糊而导致的司法适用分歧，但法律用语的简洁性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如何合理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条文就成为司法永恒的主题。就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适用前提范围，本院认为应当包括特殊类型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罪名体系和法条关系的考虑。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之间不少存在交叉或包容性质的法条竞合关系，即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关系，而且一个普通法条可能对应多个特别法条，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贷款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之间，均是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行为在本质上均是诈骗行为，但在罪名体系上被编入不同章节，仅是立法者在特定价值取向下而做的技术安排。如果仅因立法技术原因，将原本具有同质性的犯罪行为在司法层面做不同评价，显然是人为割裂刑法分则各章节相同或者相似行为之间的关联，给人以机械释法之嫌。二是根据同等解释的要求。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在立法表述上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相同。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是八种罪名还是具体犯罪行为，起初亦是争议不断，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明确答复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因此，遵循同等解释的要求，对于规制具体盗窃、诈骗、抢夺犯罪行为的特殊类型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理应涵盖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前提范围内。
当然，在作上述理解同时，还应回归法律拟制的目的本身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前提行为范围加以限制。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是将原本不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罪状的行为评价为抢劫罪，刑法理论称此为法律拟制。法律拟制将原本不同行为按照相同行为进行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两种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相同或者相似。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在特定情形下能被法律拟制为抢劫罪，原因也就在于该些犯罪行为与抢劫行为侵犯相同的法益——财产权利，但从刑法条文来看，并非所有特殊类型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所侵害的法益均为财产权利。例如，属于特殊诈骗罪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招摇撞骗罪，其保护的法益既可能是财产权利，也可能是其他非物质性权益，如果行为人所骗取的是非物质性权益，为抗拒抓捕而当场采取暴力的，则因法益侵害不同，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评价为抢劫罪。
综而述之，本院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既包括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二百六十六条、二百六十七条所规定的一般类型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也包括刑法其他章节所规定的侵害他人财产权利的特殊类型盗窃、诈骗、抢夺罪。本案被告人王艳峰犯信用卡诈骗罪，为抗拒抓捕当场实施暴力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罪名法律依据准确，指控罪名成立。
在量刑方面，关于被告人王艳峰当庭所提的从轻情节之辩解，经查，在案之自助银行监控录像客观清晰证实其是在充分意识到ATM机卡槽无法插卡，机内已有银行卡的情况下实施的取款行为，在被害人李某返回现场后，其为非法占有钱款，直接纠集他人对被害人李某实施暴力行为，被害人李某身体主要所受损伤亦为被告人王艳峰殴打所造成，被告人王艳峰的当庭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王艳峰的暴力行为，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认为，明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所提被告人王艳峰是临时起意实施的犯罪，经查，被告人王艳峰确是在自行取款时拾得他人遗留在ATM机内的银行卡并取款，后为非法占有钱款而当场实施暴力抗拒抓捕，属于临时起意犯罪，该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艳峰在到案后能够如实交代主要犯罪行为，当庭有一定的认罪表现，本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对其予以相应从轻处罚，辩护人就此所提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根据被告人王艳峰的犯罪行为、性质和情节，对其予以量刑，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李某的全部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艳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2021年3月9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个月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王艳峰退赔被害人李某人民币一万二千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万 兵
人民陪审员 张秀英
人民陪审员 薛培丽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蔡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