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吉01民终8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明，住内蒙古通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岐龙,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明，住长春市宽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爱娟，住长春市朝阳区。
上诉人乔明因与被上诉人魏明、郑爱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吉0102民初26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乔明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魏明、郑爱娟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返还租赁房屋；2、判令魏明、郑爱娟将租赁期限予以顺延，租赁期限从实际恢复经营之日起顺延七年；3、判令魏明、郑爱娟赔偿乔明因拆除装修及设备等造成的经济损失300万元（以实际评估为准）；4、魏明、郑爱娟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7月18日，乔明委托于春生与魏明、郑爱娟签署《租赁协议》，乔明从魏明、郑爱娟手中租赁位于磐石路工大南门东侧栋号为C区D8号楼房屋一处，租赁期为十年，从2008年10月30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魏明、郑爱娟依约定向乔明交付了房屋。乔明完成了供水、供暖、供电等施工，并按照休闲会馆的高标准进行了精装修。至2011年11月，乔明先后投入600多万元，租赁房屋达到了开业的标准，乔明按期交纳了第一期的租金。然而，乔明于2012年年初完成员工招聘、培训，并准备试营业办理相关手续时，魏明、郑爱娟因房屋权属发生争议，魏明不配合办理营业手续，公然违约。乔明于2013年6月20日不得不停止营业，魏明趁机强行占有租赁房屋，并拆除了部分装修及设备，给乔明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故乔明认为，依据《合同法》第403条间接代理的规定，委托于春生以其名义与魏明、郑爱娟签署租赁合同，现因魏明、郑爱娟违反租赁合同约定，乔明有权直接行使介入权。乔明已与于春生签署《交接协议》，约定由乔明直接向魏明、郑爱娟行使诉讼权利，要求魏明、郑爱娟履行租赁合同的义务，故诉至法院。
魏明在原审答辩称：依据租房协议，乙方签字当事人为于春生，委托代理人不是于春生。依照《民法通则》第64条，第65条规定乔明与于春生之间无委托书和委托合同，其二人根本不存在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代理关系。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和办理相关手续的负责人均为于春生，与乔明无关。乔明无论什么身份都无权力介入履行合同义务，按照《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的规定，于春生在签订合同时未向魏明披露他是受托人，乔明是委托人。如果在签订租房合同时向我披露，我绝不可能将房屋租给一个通辽打工的农民。于春生在长达9年时间里多次起诉，在起诉状和庭审笔录中都已自认其是真正乙方租房当事人。从未披露其是受托人，而其自认自己为乙方租房当事人。《合同法》第403条已明确规定在签订合同时知道于春生是受托人不可能与其签订合同除外。乔明已无介入权。乔明仅凭一个于2016年1月15日才生效的交接协议，不能推翻第1273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于春生为实际租房当事人的事实。
郑爱娟在原审答辩称，2008年7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时，我本人、乔明、于春生和孙国武在场，孙国武作为魏明的代理人签订租赁合同，因乔明是外地人，于春生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所以于春生代表乔明与我们签订租赁合同时，大家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魏明因租赁房屋的权属问题曾与我进行诉讼，在诉讼程序进行时，魏明将租赁房屋强行占为己有，并对装修及设备予以拆除，因此，违反合同义务的是魏明，所以应由魏明承担返还租赁房屋的义务，并对乔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方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存在过错，所以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18日郑爱娟、魏明（甲方）与于春生（乙方）签订《租房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租赁房屋坐落于磐石路工大南门东侧，面积为2300平方米，地面以上三层，地下一层，所有楼层处于无上下水，无电源，无供暖，无门窗，无防水，内外墙及地面未处理的毛坯房状态；乙方（于春生）租此房的期限为拾年，从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止；租金每年为伍拾万元整。每年分两次交清，每次交二十五万元；前三年房租不计，用于折抵乙方装修此房时为甲方投入的供水，供暖，供电等相关费用。租金从第四年开始计租；协议生效期间内，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随意解除协议，任何一方违约都应赔偿对方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乙方不能及时交纳租金，经甲方催告，在一个月内仍不能缴纳的，甲方可终止协议；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向甲方交纳五万元履行合同保证金，如乙方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或不能及时履行合同及未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返还”。合同签订后租赁房屋交由于春生装修使用，用以经营南关区铭源保健休闲会馆。南关区铭源保健休闲会馆于2013年6月20日停止营业，2015年4月12日迁出承租房屋。2016年11月15日，乔明与于春生签订《交接协议》，协议约定：“2008年7月18日甲方（乔明）与郑爱娟、魏明签订《租房协议》时，考虑到该房屋办理水、电、暖相关手续的困难及经营上的需要和乙方（于春生）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及办事能力等原因，故甲方委托乙方以其名义与出租方签订了《租房协议》。甲方在正常履行合同至试营业时，因郑爱娟、魏明两个出租人的房屋权属之争导致了甲方无法营业的合同履行中止状态，甲方遂以乙方名义将出租方诉至法院。不料在法院中止审理过程中，且在甲方已采取财产保全的情况下，出租方魏明竞强行将甲方已装修的房屋拆毁，致使甲方的诉求将发生重大变化，基于以上情况，甲、乙双方商定如下：一、基于《租房协议》而产生乙方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甲方直接承受，乙方在此之前因履行《租房协议》针对出租房所采取的一切行为对甲方有效，甲方予以承认。二、以乙方名义对出租方正在进行的诉讼对甲方有效，乙方协助甲方完成变更诉讼主体等相关诉权的实现。三、本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协议签订后在完成第二条约定的必要手续后，甲方以自己实际承租人名义行使相关权利义务，针对出租方的一切权利，甲方不再用乙方名义”。另查明，于春生曾于2013年就租赁房屋起诉魏明、郑爱娟，要求法院判令魏明停止妨碍于春生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干扰会馆正常经营活动的侵权行为，赔偿于春生经营损失337.8万元，郑爱娟承担连带责任。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南民初字第1273号民事判决，以于春生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春生又于2015年5月7日以魏明、郑爱娟为被告诉至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双方履行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从实际恢复之日起顺延7年，赔偿恢复经营损失50万元，于春生于2016年11月5日撤诉。
原审法院认为，2007年7月18日，郑爱娟、魏明与于春生签订《租房协议》并非乔明，且乔明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并进行经营。虽然乔明依据2016年11月15日与于春生签订《交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现本案中郑爱娟同意乔明行使介入权，但是魏明表示如签订合同时知晓承租人为乔明就不与之签订合同。因魏明作为出租方之一，明确表示如果知道乔明就不会订立合同，故乔明不能行使于春生作为合同承租人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乔明的起诉。
乔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2民初2624号民事裁定，并指令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辖除南关区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理由为：1、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导致错误裁定。乔明与魏明、郑爱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原审法院曾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吉0102民初3697号民事裁定驳回乔明起诉，上诉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吉01民终2961号民事裁定，认为乔明委托于春生签署租赁协议，符合合同法第403条关于间接代理的法律规定，乔明作为原告主体适格，裁定指令南关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现南关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后，针对同一事实，又以乔明作为原告是否适格问题做出裁判驳回起诉，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关于各级法院认为判决、裁定出现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法律规定，破坏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为魏明如知道乔明为实际承租人就不会签订租赁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乔明在承租该房屋时，曾经几次与于春生找到出租人郑爱娟、魏明的代理人孙国武，乔明告知其欲承租的事实。一审调取的孙国武的证言证明，孙国武作为魏明的代理人明知道乔明参与承租及经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虽然孙国武没有告知魏明这一事实，但是乔明对魏明代理人的披露行为，代理人孙国武有权受领该意思表示，孙国武的受领行为对委托人魏明依法有效。事后，郑爱娟及名义承租人于春生均承认实际承租人和实际出资人为乔明，郑爱娟作为房屋的共有权人的自认行为对出租人均为有效。根据间接代理的法律规定，并不要求委托人提供实际承租、实际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要求乔明提供直接代理中委托人应承担的履行权利义务的事实证明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当。另外，魏明主张如签订合同时知晓承租人为乔明就不会与之签订合同，其必须对这一主张举证证明为什么不同意乔明承租房屋，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除外条款属于权利反对规范（权利妨碍、消灭或受制），主张权利妨碍、消灭或受制的人应对权利反对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魏明不能举出证据证明为什么不同意乔明行使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介入权，应承担不利后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原审认定签订《租房协议》的时间为2007年7月18日有误，应更正为：魏明、郑爱娟与于春生签订《租房协议》的时间为2008年7月18日。
本院认为，根据2008年7月18日郑爱娟、魏明与于春生签订的《租房协议》的内容，于春生以本人名义签订合同，未在合同中披露其系代理乔明或为乔明的利益而签订合同；而在一审审理中乔明申请法院调取的孙国武的证人证言中孙国武也仅表明“当时于春生、乔明他们俩说要承租房子，他们一共和我、郑爱娟谈了两次，最后签合同时，是以于春生名义签的，他俩是共同经营还是单方出资我不完全清楚，他们是一起来的。”所以，孙国武的证人证言也不能证实乔明所主张的在签订合同时就披露了乔明为实际承租人和实际经营者这一事实。在租房协议履行过程中，于春生与魏明、郑爱娟发生纠纷，并两次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一直未披露代理乔明签订、履行合同这一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在于春生与魏明、郑爱娟数次纠纷后，于春生于2016年11月15日与乔明签订《交接协议》，乔明于2016年11月25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介入权提起诉讼，此时，魏明明确表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乔明为承租人就不会订立合同，虽未举证证明，但根据出租房屋的状况，魏明提出关于需要考察承租人的经营能力、租金支付能力等因素也符合一般商事交易习惯。因此，魏明作为出租方之一，明确表示不同意乔明介入其与于春生、郑爱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乔明作为原告起诉诉讼主体不适格。至于本院已作出的（2017）吉01民终2961号指令审理的裁定，不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原审法院本次审理依据查清的事实裁定驳回起诉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乔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绳继萍
代理审判员 张新华
代理审判员 贺银婷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佳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