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29民初179号原告：秦静玲，女，1970年4月6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现住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能东，贵州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剑河县南哨镇卫生院，住所地：贵州省剑河县南哨镇街上。法定代表人：杨世权，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中华，该院工作人员。第三人：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东风大道69号。法定代表人：廖培祥，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王某，女，2008年3月30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威宁自治县人，现住贵州省凯里市。法定代理人：潘某（系王某母亲），女，贵州省凯里市人，现住贵州省凯里市。第三人：聂庆荣，女，194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威宁自治县人，现住贵州省凯里市。原告秦静玲与被告剑河县南哨镇卫生院（以下简称“卫生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追加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济公司”）、聂庆荣、王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静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能东，被告卫生院的法定代表人杨世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中华，第三人王某的法定代理人潘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腾济公司、聂庆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静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买卖药品的货款57569.33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原告与死者王志刚（2013年1月14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合伙经营药品销售业务。原告按照被告所需药品的种类和要求，由原告向腾济公司付款购买药品，并以腾济公司名义直接向被告寄货并开具销售凭据，再由原告与被告交货并结清账款。由于王志刚的不幸去世等原因，使得原告与被告的货款一直未能结清。生效的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29民终1032号民事判决书暨维持的剑河县人民法院（2015）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与王志刚的合伙关系，使得原告有权以合伙人名义主张权利。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药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卫生院辩称：一、原告起诉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诉称被告尚欠其药品货款57569.33元，并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货款与事实不符。被告分别于2012年11月7日和2013年3月12日按照腾济公司崔艳开具的发票及实收货物金额，两次支付王志刚及潘某（王志刚妻子），共计金额58005.50元。具体为：2012年11月7日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王志刚货款21478.5元，共计发票3张；2013年3月12日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潘某金额36527.00元，共计发票4张。二、本案属于合伙合同纠纷，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不应将本院列为被告。被告已将药品货款支付给原告合伙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原告合伙人是否把收到的货款转给原告，与被告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某的法定代理人述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原告与王志刚合伙向被告销售药品，我均不知情。2013年1月14日，王志刚死亡后，原告曾多次找我主张结账，我也多次告诉原告我与王志刚已于2012年离婚，对两者的账目，我并不清楚。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增值税发票系2012年开具的，据原告之前的告知，王志刚死后，王志刚的一本存折一直都由原告保管，单据和账目也是由原告保管，这些费用在王志刚死前是否与被告进行结算，结算之后是否与原告对账分配，均不知道。若账目未结清，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与被告存在债务关系。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聂庆荣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腾济公司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志刚系第三人王某之父，聂庆荣之子，2013年1月14日，因交通事故死亡。王志刚生前是第三人腾济公司的业务员，负责公司在剑河的药品销售。2011年11月28日，王志刚与原告秦静玲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秦静玲出资27万元与王志刚共同开展药品经营，利润五五分成，原告秦静玲按协议提供资金。王志刚死后，原告通过诉讼确定了其与王志刚的继承人王某、聂庆荣为合伙关系。在卫生院与腾济公司之间买卖药品过程中，双方形成订单，王志刚先以批发价（低于订单价格）的价格向腾济公司支付药款，后腾济公司向剑河寄（运）药品，由王志刚按照订单配送药品。卫生院在收到药品后，王志刚与卫生院按照订单价格进行对账结算，并从腾济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卫生院按发票上的金额，将药款打入腾济公司指定账户，腾济公司收到药款后，将药款（订单计算药款）返给王志刚，王志刚及合伙人赚取两价格之间的差额。王志刚死后，原告认为卫生院尚欠其药款57569.33元，故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4月27日的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至62084.63元。2017年5月22日，原告与卫生院对账，形成对账单。原、被告对账后，原告依据对账结果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药款93019.5元。对账单显示：卫生院分别在2011年12月6日、26日，2012年1月9日、2月2日、2月4日、2月16日、2月17日、2月21日、3月2日、3月7日、4月25日、5月8日、6月13日向腾济公司购进药品，药款共计93019.5元。在药品买卖过程中，卫生院于2012年4月2日向王志刚支付药款30768.7元；2012年11月7日向王志刚支付药款21478.5元；王志刚死后，腾济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向卫生院出具委托书：“兹委托我公司业务员潘某同志（身份证号），代收销售给贵单位的药款，望贵单位给予办理为谢。”，同时，该委托书还载有户名潘某；开户行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革东分社；帐号62×××41，并附有潘某身份证复印件。后腾济公司工作人员与潘某一起前往卫生院收取药款，卫生院于2013年3月11日向潘某支付36527元；2015年5月13日，卫生院向腾济公司支付了2013年3月2日发生的药品买卖款4245.3元。对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被告已将93019.5元全部支付完毕。另查明，王志刚与潘某于2012年已办理离婚手续。卫生院与腾济公司于2013年3月2日发生的4245.3元药品买卖，配货人为潘某。原告主张这笔交易是王志刚生前业务的延续，故应属于合伙收入。以上事实有经庭审查证属实的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原告提交的对账单、（2015）剑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26民终1032号民事判决书等，被告提交付款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王志刚生前与秦静玲合伙经营药品销售，双方形成合伙关系，王志刚死后，作为合伙人的原告有权向合伙债务人主张债权。综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辩论意见，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2013年3月2日，卫生院向腾济公司购买的4245.3元药款如何认定，谁为其实际享有人。王志刚于2013年1月14日死亡后，其与腾济公司的业务员关系随其死亡而自然解除。2013年2月1日，腾济公司向卫生院出具委托书，委托潘某收取药款，根据委托书内容，潘某亦是腾济公司的业务员。2013年3月2日，卫生院向腾济公司购买药品，负责配送的业务员为潘某，而原告未能提供证有效证据证明此笔业务的订单是在王志刚死前产生，故不应认定为是王志刚（王某、聂秦荣）与原告合伙期间发生的业务，至于作为腾济公司的业务员的潘某在这笔交易中是否先垫付货款，是腾济公司与潘某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王志刚死后，作为合伙人的原告与腾济公司之间清算的应为王志刚生前所发生的业务账目。二、关于王志刚收取的两笔药款共计52247.2元药款的认定。根据本案药品交易方式，即首先王志刚先以批发价（低于订单价格）的价格向腾济公司支付药款，后腾济公司向剑河寄（运）药品，由王志刚按照订单配送药品，卫生院在收到药品后，王志刚与卫生院按照订单价格进行对账结算，并从腾济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卫生院按发票上的金额，将药款打入腾济公司指定账户，腾济公司收到货款后，将药款（订单计算药款）返给王志刚，即便这两笔药款卫生院打入腾济公司的账户，腾济公司最后也需全额返给王志刚。王志刚在药品买卖过程中，直接收取这两笔货款，虽然在交易流程上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王志刚及合伙人原告的利益。由此可认定王志刚及合伙人原告已获得卫生院支付的这两笔药款，故原告向卫生院主张该款的债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卫生院向潘某支付36527元药款的认定。根据交易约定，卫生院的药款应打入腾济公司指定的账户，即卫生院付款的收款账户是由腾济公司指定的。王志刚之后，腾济公司委托业务员潘某，并指定卫生院将货款打入潘某的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革东分社62×××41账户上，后卫生院将36527元药款打入该账户的行为，应认定为卫生院向腾济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故原告无权再向被告卫生院主张支付。按照交易约定，腾济公司收到该笔药款后应将该药款返给王志刚或其合伙人原告，但本案中，原告并未向腾济公司主张返还，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秦静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25元，减半收取1062元（原告已预交620元），由原告秦静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红 霞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谢 隆 珍书 记 员 ＸＸ（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