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皖0403行赔初14号
原告：马永启，男，195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
委托代理人：许长江，安徽金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成林，安徽金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秀芹，女，195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
委托代理人：许长江，安徽金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成林，安徽金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402003051161H。
法定代表人：刘子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韩妍，该镇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张庆，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淮南市大通区金丰易居农民新村会所，组织机构代码75097928-9。
法定代表人：金浩，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高峰，该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张庆，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住所地淮南市大通区206国道淮南农村南。
负责人：周庆宏，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张庆，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永启、杨秀芹因要求确认被告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的拆除原告蔬菜大棚、铲毁菜地及殴打致伤原告杨秀芹的行为违法，于2016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1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原告于庭审中口头提出对规范性文件《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申请，本院依法休庭，原告于2016年12月31日向本院书面撤回对规范性文件《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申请，本院依法于2017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永启、杨秀芹及共同委托代理人许长江、董成林，被告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韩妍、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委托代理人刘高峰及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0月14日，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原告在已征收的土地范围内擅自搭建违法建设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搭建的蔬菜大棚予以拆除。
原告马永启、杨秀芹诉称：原告马永启、其父马兆俊、其弟马永宝分别于1995年承包了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胡圩村土地，并于1995年7月1日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自199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后原告父亲及弟弟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委托原告种植经营。原告在自己及受托的土地上建造了大棚，种植了蔬菜。2016年10月8日，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原告下达《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三被告于2016年10月14日拆除原告的蔬菜大棚、铲毁原告的菜地及殴打致伤原告杨秀芹。三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杨秀芹各项损失暂定计1.2万元（具体分项数额待杨秀芹出院后各项依据计算后为准）；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蔬菜毁损计5万元；3.判令被告按原状回复被拆除的蔬菜大棚；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聘请律师费用2万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原告马永启、杨秀芹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马兆俊、马永宝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土地委托经营。证明涉案土地由原告种植经营，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淮南市城市行政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照片及视频。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大棚、铲毁菜地、殴打致伤杨秀芹等。
证据三、种植蔬菜计算清单。证明被损毁的蔬菜损失情况，原告据此主张蔬菜直接损失5万元。
证据四、委托代理合同。证据原告因本案聘请律师花费2万元。
证据五、住院病历、病情证明、收费票据、出院小结、用药清单及人生损害赔偿清单。证明杨秀芹因被告违法行政行为致伤，原告主张赔偿13000多元。
证据六、证人闻某、胡某、刘某、马某1、马某2证言。证明被告强拆蔬菜大棚、铲毁菜地、殴打杨秀芹，三被告均实施了强制拆迁行为。
被告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辩称：一、本案违建的构筑物系在淮南市人民政府正在实施征收的土地范围内。因建设项目需要，2007年10月28日，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淮府征告字[2007]第36号），将洛河镇胡圩村、林巷村的土地进行征收，同时开展办理补偿登记及土地登记及调查，公告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要求征地范围内的各被征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依照公告的房屋征收及其他附着物、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标准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交付被征收的土地。被答辩人的房屋、土地及附着物等在该征收范围内。由于各种因素，截至目前，征收范围内尚遗留52户存在各类不同情况，其中37户未签协议，被答辩人仍在其范围内。二、被答辩人系在征地范围及征收时间内违法抢建。基于上述情况，2016年8月4日，市委书记沈强在淮南××技术开发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作出第26号会议纪要，要求由大通区负责对整个地块剩余房屋进行测算并组织实施拆迁，经开区配合，保证该地块形成净地，依法进行挂牌出让。2016年11月1日，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下发大府[2016]32号文《朝阳东路南侧胡圩2号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征收补偿、签约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0月8日，大通区城管行政执法局洛河分局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胡圩村有村民违法抢建大棚，即向答辩人和上级部门上报，同时，大通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即下达限拆通知书，要求被答辩人于2016年10月11日前自行拆除抢建的大棚。因此，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上述征收公告的规定，被答辩人的行为系在征收期间内违法抢建。三、本案中的行为不属行政强制，系现场制止非法抢建。在给被答辩人下达限拆通知书的自行拆除时间后，被答辩人未自行拆除违法抢建的大棚，无视我国法律规定，继续非法抢建大棚，鉴于此种情形，依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为此2016年10月14日，答辩人、经开区、宫集派出所等单位配合大通区城管行政执法局至违建抢建现场，依法对被答辩人的继续施工行为进行制止。由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答辩人收到限拆通知书后未超过十五天，大通区行政执法局还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强拆。所以，本案中的行为系现场制止继续非法抢建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中的强制拆除行为。四、答辩人不是本案行政强制行政行为的主体，不符合行政案件被告主体资格。上述可见，及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答辩人在2016年10月14日，是配合大通区行政执法局的现场制止非法抢建，其行为主体为上述法律规定的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机关。即使本案中的案由及行政行为是“行政强制”，且发出限拆通知书的机关为大通区行政执法局，而非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中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而是相应的基层政府，具有政府的一般管理职能，而不是本案中适格的被告主体。五、被答辩人的行为为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其造成的损失不应予以赔偿。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下列情况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同时，依据征收公告第（八）条、安置补偿方案第（八）条、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条等法律法规规定，“对于征收范围内抢种、抢栽、抢建的，不予补偿”。因此，如上所述，被答辩人明知其土地已被征收，相关人员多次找其协商拆迁事宜均未果，在知道市里继续征收土地及限期净土收储的情况下，非法抢建大棚，其行为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不予以赔偿。综上，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辩称：一、本案违建的构筑物系在淮南市人民政府正在实施征收的土地范围内。因建设项目需要，2007年10月28日，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淮府征告字[2007]第36号），将洛河镇胡圩村、林巷村的土地进行征收，同时开展办理补偿登记及土地登记及调查，公告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要求征地范围内的各被征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依照公告的房屋征收及其他附着物、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标准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交付被征收的土地。被答辩人的房屋、土地及附着物等在该征收范围内。由于各种因素，截至目前，征收范围内尚遗留52户存在各类不同情况，其中37户未签协议，被答辩人仍在其范围内。二、被答辩人系在征地范围及征收时间内违法抢建。基于上述情况，2016年8月4日，市委书记沈强在淮南××技术开发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作出第26号会议纪要，要求由大通区负责对整个地块剩余房屋进行测算并组织实施拆迁，经开区配合，保证该地块形成净地，依法进行挂牌出让。2016年11月1日，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下发大府[2016]32号文《朝阳东路南侧胡圩2号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征收补偿、签约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0月8日，答辩人下属单位洛河分局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胡圩村有村民违法抢建大棚，即向洛河镇人民政府和答辩人上报，同时，答辩人即下达限拆通知书，要求被答辩人于2016年10月11日前自行拆除抢建的大棚。因此，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上述征收公告的规定，被答辩人的行为系在征收期间内违法抢建。三、本案中的行为不属行政强制，系现场制止非法抢建。在给被答辩人下达限拆通知书的自行拆除时间后，被答辩人未自行拆除违法抢建的大棚，无视我国法律规定，继续非法抢建大棚，鉴于此种情形，依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为此2016年10月14日，答辩人与经开区、洛河镇人民政府、宫集派出所等单位至违建抢建现场，依法对被答辩人的继续施工行为进行制止。由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答辩人收到限拆通知书后未超过十五天，答辩人还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强拆。所以，本案中的行为系现场制止继续非法抢建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中的强制拆除行为。四、答辩人虽下达限拆通知书，但未作出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不是本案中强制拆除的适格被告。上述可见，答辩人与相关单位到制止抢建现场是为了控制被答辩人的非法抢建行为，而不是强制拆除行为，答辩人还未到行政强制的阶段。因此，而不是本案中强制拆除这个行政行为的适格被告主体。五、被答辩人的行为为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其造成的损失不应予以赔偿。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下列情况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同时，依据征收公告第（八）条、安置补偿方案第（八）条、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条等法律法规规定，“对于征收范围内抢种、抢栽、抢建的，不予补偿”。因此，如上所述，被答辩人明知其土地已被征收，相关人员多次找其协商拆迁事宜均未果，在知道市里继续征收土地及限期净土收储的情况下，非法抢建大棚，其行为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不予以赔偿。综上，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辩称：一、本案违建的构筑物系在淮南市人民政府正在实施征收的土地范围内。因建设项目需要，2007年10月28日，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淮府征告字[2007]第36号），将洛河镇胡圩村、林巷村的土地进行征收，同时开展办理补偿登记及土地登记及调查，公告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要求征地范围内的各被征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依照公告的房屋征收及其他附着物、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标准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交付被征收的土地。被答辩人的房屋、土地及附着物等在该征收范围内。由于各种因素，截至目前，征收范围内尚遗留52户存在各类不同情况，其中37户未签协议，被答辩人仍在其范围内。二、被答辩人系在征地范围及征收时间内违法抢建。基于上述情况，2016年8月4日，市委书记沈强在淮南××技术开发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作出第26号会议纪要，要求由大通区负责对整个地块剩余房屋进行测算并组织实施拆迁，经开区配合，保证该地块形成净地，依法进行挂牌出让。2016年11月1日，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下发大府[2016]32号文《朝阳东路南侧胡圩2号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征收补偿、签约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0月8日，大通区城管行政执法局洛河分局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胡圩村有村民违法抢建大棚，即向洛河镇人民政府和上级部门上报，同时，大通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即下达限拆通知书，要求被答辩人于2016年10月11日前自行拆除抢建的大棚。因此，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上述征收公告的规定，被答辩人的行为系在征收期间内违法抢建。三、本案中的行为不属行政强制，系现场制止非法抢建。在给被答辩人下达限拆通知书的自行拆除时间后，被答辩人未自行拆除违法抢建的大棚，无视我国法律规定，继续非法抢建大棚，鉴于此种情形，依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为此2016年10月14日，答辩人、经开区、洛河镇人民政府等单位配合大通区城管行政执法局至违建抢建现场，依法对被答辩人的继续施工行为进行制止。由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答辩人收到限拆通知书后未超过十五天，大通区行政执法局还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强拆。所以，本案中的行为系现场制止继续非法抢建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中的强制拆除行为。四、答辩人不是本案行政强制行政行为的主体，不符合行政案件被告主体资格。上述可见，及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答辩人在2016年10月14日，是配合大通区行政执法局的现场制止非法抢建，其行为主体为上述法律规定的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机关。即使本案中的案由及行政行为是“行政强制”，且发出限拆通知书的机关为大通区行政执法局，而非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中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而是相应的基层派出所，到制止抢建现场是为了维护现场秩序，而不是本案中适格的被告主体。五、被答辩人的行为为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其造成的损失不应予以赔偿。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下列情况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同时，依据征收公告第（八）条、安置补偿方案第（八）条、淮南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条等法律法规规定，“对于征收范围内抢种、抢栽、抢建的，不予补偿”。因此，如上所述，被答辩人明知其土地已被征收，相关人员多次找其协商拆迁事宜均未果，在知道市里继续征收土地及限期净土收储的情况下，非法抢建大棚，其行为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不予以赔偿。综上，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三被告组织机构代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三被告身份信息。
证据二、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行为。
证据三、淮府征告字[2017]第36号征地公告、淮国土资征迁告字[2007]第33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朝阳东路南侧（2号地块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明原告的土地于2007年由淮南市市政府进行征收。
证据四、朝阳东路南侧胡圩2号地块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证明该拆迁现状情况及继续征收，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至30日。
证据五、2016年8月11日淮南市委第26号会议纪要。证明市委要求对2号地块尽快拆迁形成净地挂牌。
证据六、胡圩社区征地补偿款发放清单及证明。证明该地块已征收且已发放征地补偿款，本案原告拒绝提供资料及领取补偿款。
证据七、胡圩社区（胡守成）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证明胡圩社区多次找到原告动员、协商拆迁均未果及原告于2016年10月7日违法抢建大棚的事实。
证据八、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洛河中队巡查日志（部分）。证明2016年10月8日，洛河中队巡查过程中发现原告违法抢建大棚。
证据九、杨秀芹、马永启询问笔录。证明地块拆迁，原告拒绝协商，并于2016年10月违法抢建大棚。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无异议。被告对证据二提出异议，认为对《淮南市城市行政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已经表述意见，照片及视频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在视频与照片中没有机械正在拆除原告大棚，也没有殴打杨秀芹的记录。被告对证据三有异议，不能证明损毁原告蔬菜，其损失计算亦无依据。被告对证据四提出异议。被告对证据五有异议，病历上记录的情况并非殴打导致，不能证明杨秀芹伤情是本案导致，事情发生在14日，但病历是在16日开始的，缺少两日的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涉案地系农用地，并不适用城乡建设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农用地上建设蔬菜大棚无需城乡规划部门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国土资源部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蔬菜大棚建设并未使用建筑材料硬化地面等，属于设施农用地，即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用途，其性质不同于非农业建设项目用地，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乡规划部门亦无权依照城乡规划法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进行处罚。其次，被告并未对作出证据二这一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举证证明，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视为没有该证据；再次，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及行政处罚法等规定，制作该通知书的行政主体应为城乡规划部门，绝非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而淮南市政府不属前款规定之人民政府，故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无权依据《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及行政处罚法行使案涉行政处罚权，更无权作出案涉通知书。原告对三、四、五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六、七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认为五组证据均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其中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也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四、五、六、七、九证明目的是互相矛盾的；事实上，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归属原告所有，并未被淮南市市政府征收；原告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的理由是，原告的土地并未被征收，也不可能被发放征地补偿款，事实是原告根本未拿到所谓的补偿款，且证据六发放清单并无相应付款凭证予以佐证，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三、四、五、六、七所举文件，所依据的系安微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批准文件：皖政地[2005]187号、皖政地[2006］335号、皖政地[2006]717号；首先，被告未对该三份文件予以举证证明，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其次，原告认为被告所举证据连同该三份文件均并不具有合法性；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无权对于涉及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土地进行征收审批，而被告提交公告显示前述三份批准文件涉及土地面积合计99.5934公顷，己超出前述法律规定；另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强调严禁规避法定审批权限，将单个建设项目用地拆分审批的规定，原告认为该三份文件超越了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审批权限，不具有合法性，依据该三份文件所做的征地公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等同样不具有合法性。此外，依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查报批工作的意见》规定：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文件有效期两年。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市、县两年内未用地或未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第十九项规定，严禁闲置土地。农用地转用批准后，满两年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综上，三份文件已分别于2007年11月18日、2008年10月25日、2008年12月26日自动失效，故仅从批准文件的时效性来来考量，被告所举2013年5月30日所作的《朝阳东路南侧(2号地块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据四《朝阳东路南侧胡圩2号收储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证据五2016年8月11日形成的淮南市委第26号会议纪要、证据六胡圩社区征地补偿款发放清单及证明均系前述三份省政府批准文件失效后作出的，亦不具有合法性。另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原告对案涉土地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无权实施拆除等行政强制行为，故证据三、四、五、六、七与案涉行政强问行为的合法性均无关联性。证据七情况说明的内容，恰可证明案涉案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有被告洛河镇人民政府、大通区城管执法局。原告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同时认为不具合法性，具体原因同证据二质证意见。原告对证据九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无关联性，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从二份询问笔录的内容看，并不能证明地块拆迁，原告拒绝协商；同时认为该证明目的也与案涉行政强制行为的合法性无关；从杨秀芹的询问笔录内容可以证明，杨秀芹受伤系被告城管局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所致，从马永启的询问笔录内容可以证明被告宫集派出所也参与了案涉行政强制行为，宫集派出所系适格被告。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因被告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中《淮南市城市行政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系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的文件，且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亦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中的视频与照片，因被告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视频与照片可证明原告蔬菜大棚被拆除的事实，无法证明被告殴打杨秀芹的事实，对其证明观点本院予以部分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三，《种植蔬菜计算清单》并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四，该份证据可证明原告为此次诉讼聘请律师的事实，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因此花费律师费2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五，本案案发于2016年10月14日，该住院病历起始日期为10月16日，综合其他证据，无法认定该病例所载病情系因本案中殴打所致。原告提交的证据六，证人闻某、胡某、刘某、马某1、马某2证言，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可认定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作出了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后于2016年10月14日强制拆除原告蔬菜大棚的事实，证人证言无法证明被告实施了铲毁菜地、殴打杨秀芹的行为，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民警亦在现场维护治安，但无法据此认定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及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系实施拆除行为的行政主体。三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因原告为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三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因原告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三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四、五、六、七、八、九，综合该证据本院认定涉案土地已于2007年由淮南市市政度进行征收，双方至今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原告未经审批于2016年10月7日违法搭建蔬菜大棚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原告马永启、其父马兆俊、其第马永宝分别于1995年承包了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胡圩村土地，并于1995年7月1日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自199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涉案土地经淮南市人民政府征土地公告（淮府征告字[2007]第36号）、淮南市国土资源局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淮国土资征迁告字[2007]第33号）于2007年被依法征收。2016年10月8日，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洛河中队在巡查中发现，原告未经审批在涉案土地上搭建蔬菜大棚，执法人员对其下达《淮南市城市行政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六十八条，《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你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2016年10月11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仍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蔬菜大棚，2016年10月14日，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原告蔬菜大棚（框架）实施强制拆除。原告认为淮南市洛河镇人民政府及淮南市公安局宫集派出所及实施了拆除行为，三被告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亦事实了铲毁菜地及殴打杨秀芹的违法行为。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未经申请在其承包的土地上搭建蔬菜大棚，但被告在拆除原告蔬菜大棚的过程中，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本案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其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原告应就其遭受损害权益的合法性予以举证证明，现原告未尽到举证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蔬菜大棚恢复原状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其他被毁损的蔬菜损失是否有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原告应当对被告强拆过程中造成的财产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蔬菜损失赔偿清单，系原告其自行制作，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所主张的物品存在以及在强拆中被损毁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物品损失的诉讼请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杨秀芹遭受执法人员殴打致伤，其要求被告赔偿杨秀芹的损失，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原告聘请律师而产生的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无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永启、杨秀芹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勇
代理审判员 刘克永
人民陪审员 廖春霞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管振国
适用法律条文具体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