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湘行终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智，男，汉族，1947年2月1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邓艳红，女，汉族，1959年11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市街*号***栋*房。系舒智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陈文浩，市长。委托代理人：邓铁平，长沙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绚丽，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舒智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9日作出的（2016）湘01行初3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6年5月9日，原告舒智向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舒智、邓艳红的信访事项是否终结，并公开终结的法律事实、法律程序、法律依据（至今为止）”。被告于2016年5月12日收到申请后，于2016年5月16日向原告作出长依申请答复[2016]30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告知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建议其径向长沙市信访局咨询，并提供了长沙市信访局的联系地址与电话。被告将该答复按照原告的要求邮寄给原告后，原告不服，向该院起诉。以上事实，有长沙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长依申请答复[2016]30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及邮寄单在卷佐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该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舒智向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公开“舒智、邓艳红的信访事项是否终结，并公开终结的法律事实、法律程序、法律依据（至今为止）”，其内容并非申请公开“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政府文件资料本身，而是咨询，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故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答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舒智要求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答复，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舒智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舒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主要理由：（一）依据其提供的ＸＸ莲的《已依法终结信访事项备案表》能证明最终作出信访终结复核决定的是长沙市人民政府，故长沙市人民政府理应公开舒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二）长沙市人民政府虽从形式上进行了回复，但从内容的实质看却和有关法律和政策相悖；(三)长沙市人民政府是“信访三级终结”程序中的复核机关，其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是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留下的“痕迹”即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政府文件资料本身，理应公开给行政相对人。并且，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25日针对“徐碧君诉长沙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所作的（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593号行政裁定书，已认定与本案完全类似的长沙市人民政府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公正裁决。被上诉人长沙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舒智申请公开的信息实质上更符合信访的行为特征，长沙市人民政府建议舒智向长沙市信访局咨询并无不当。长沙市信访局作为答辩人依法设立的信访工作机构，负责实施、协议、监督及管理本市信访事项工作。即使未制作与信访事项相关的政府信息，也应保存了与信访事项相关的政府信息。因此，长沙市人民政府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三）项规定作出长依申请答复[2016]30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书面告知舒智向长沙市信访局进行咨询，并提供长沙市信访局地址及联系电话，所作答复处理并无不当。二、舒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质为对信访事项的咨询，长沙市人民政府所作答复对舒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舒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舒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查明：2016年3月25日，本院就徐碧君诉长沙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一案，作出（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593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因信访事项被有关部门告知已依法终结，徐碧君向长沙市人民政府邮寄政府信息申请公开申请，“请依法公开徐碧君的信访事项是否终结，请提供是否终结的法律事实、法律程序、法律依据（至今为止）”。2015年3月13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政府信息告知书》，答复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及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和《长沙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之‘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请向长沙市信访局咨询，依法提出申请”。徐碧君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湖南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长沙市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告知书。徐碧君仍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长中行初字第00275号行政裁定，认为“徐碧君向市政府提交的查询信访事项处理情况的申请，形式上虽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和一般情况相比，查询的对象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是信访行为，市政府对其请求予以处理，以及省政府对市政府的处理行为予以处理，均属对信访行为的处理，均属信访活动，原告对这些处理不服，应按《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程序进行，不应按行政诉讼程序处理，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同时，市政府对原告的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查询申请予以处理，以及省政府对市政府处理行为的处理，并未为原告确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徐碧君的起诉。徐碧君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信访条例》明确了政府对信访当事人有公开相关信息的义务，相对的信访当事人亦具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请求权。徐碧君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公开的信访事项的处理结果，是行政机关在履行信访事项处理职责过程中制作并保存的信息，属于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当公开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且长沙市人民政府对徐碧君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了答复，并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复议维持。本案并不涉及信访事项的实体处理，并非徐碧君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应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徐碧君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应予受理”。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裁定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行初字第00275号行政裁定，指令其对该案继续审理。本院认为：“同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本案中，舒智提出的“请依法公开舒智的信访事项是否终结并公开终结的法律事实、法律程序、法律依据（至今为止）”的信息公开申请，与徐碧君提出的“请依法公开徐碧君的信访事项是否终结，请提供是否终结的法律事实、法律程序、法律依据（至今为止）”的信息公开申请，请求事项的类型相同；长沙市人民政府2016年5月16日向舒智作出的长依申请答复[2016]30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与长沙市人民政府2015年3月13日给徐碧君的《政府信息告知书》，均认为不属于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开，要求其向长沙市信访局咨询，答复理由及处理方式相同。而针对长沙市人民政府2015年3月13日给徐碧君的《政府信息告知书》，本院2016年3月25日的（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593号行政裁定书已经明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裁定系生效裁定。故本案一审认为长沙市人民政府2016年5月16日给舒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是对咨询做出的答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裁定驳回舒智的起诉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初332号行政裁定；二、指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审 判 长  张坤世审 判 员  夏 阳审 判 员  黄一凡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代理书记员  袁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