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24民终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世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佩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锋，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敦化市薪越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世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世勇因与被上诉人刘佩英、被上诉人敦化市薪越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薪越木业公司）之间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敦化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3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马世勇、薪越木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伟，刘佩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世勇上诉请求：一、运费7700元并非由刘佩英支付，而是由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垫付，待最终结算后从马世勇的应付账款中扣除；二、购买板材所投入费用为36000元，并非一审认定的41240元；三、本案主体应为薪越公司，并非马世勇个人。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中刘佩英声称将板材运往山东的运输费是其支付，但对于该主张刘佩英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在刘佩英未提出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刘佩英陈述认定运输费由刘佩英支付错误。马世勇自2013年起就向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运送木板，截止到2017年11月10日，马世勇与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之间木板运送均由汽车运送，汽车运费由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垫付，待最终结算后从马世勇的应付账款中扣除。因此，刘佩英主张其支付了7700元运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二、马世勇在购买板材时共购买了约40立方米，花费36000元，马世勇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刘佩英购买板材花费的证据，而在一审中，刘佩英陈述其购买板材花费41240元，但关于双方对购买板材花费费用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且一审法院在判决认定部分认定共采购木板45.82303立方米是错误的，刘佩英实际购买了40立方米，剩余5.82303立方米是马世勇库存的零散货，这部分零散货不应该认定为刘佩英购买的板材，也不应认定为刘佩英的投资，这部分所得利益是马世勇独自所有，不应由双方平分。对于购买板材的具体数目、金额，刘佩英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判决错误。结合上述意见，运输费7700元是由马世勇承担、刘佩英购买板材的花费是36000元，故刘佩英实际投入金额为37882元（板材款36000元+其他费用1882元）。现马世勇已将37000元支付给刘佩英，剩余款项为882元。双方投资所得利益应当分开计算，刘佩英购买40立方米所得利润应由双方共同均分；马世勇的4.19立方米零散货所得利润应由马世勇独自所有。对于40立方米所得利润，每人均分多少，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故马世勇应返还刘佩英的款项为：882元+40立方米所得利润/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刘佩英未提出能够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本案适格主体应为薪越公司，并非马世勇。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马世勇经营的薪越公司是本案的经营主体。不管刘佩英自认因考虑到马世勇经营木材公司便向其投资收购木材，还是后期与山东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资金往来，都是通过公对公账户进行交易。同时，薪越木业公司为新泰市制品总厂出具发票并缴纳17%的增值税款，属于典型的公司市场交易行为，并非是个人合伙的经济往来。因此，本案中木材交易双方为敦化市薪越木业有限公司与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并非是自然人之间的交易，一审法院却按照自然人来划分利润，并没有考虑企业经营收入的分配应当依法缴纳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后才可以分配利润等问题。
刘佩英辩称，一、刘佩英出资7万元的证据充分，足以证明刘佩英和马世勇本次合伙做木材生意的开销以及木材购销过程和款项来源。刘佩英与马世勇系朋友关系，因马世勇资金紧张，于2015年5月找到刘佩英商定由刘佩英出资购买木材后转卖。刘佩英原定在和龙市购买木板，因木板质量问题没有购买成功，但预先支付的20000元定金未当场交付，而是事后马世勇收取。嗣后，双方共同到蛟河市购买该木板，为此刘佩英支付现金41240元、运费7700元及二人前往山东的花销。2015年5月28日，马世勇在山东期间由其出具“买卖合同”，实际上也是出资证明，并将7万元分为“2万+5万”明细列清。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马世勇也自认同意按照刘佩英主张的木材成本41240元计算，也认可交通费、住宿费为1882元，两项相加是43122元。马世勇出具70000元的买卖合同，标明为“2万+5万”，5万元中剩余的款项由什么构成应当清楚。马世勇给刘佩英出具“买卖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具体标注款项的构成。刘佩英关于其主张已充分举证证明，关于运费问题应当由马世勇举证证明。二、本案中的“买卖合同”是由马世勇自行出具的，且刘佩英是把款项投资给了马世勇，故本案与薪越木业公司没有关系。马世勇通过其本人为薪越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两个主体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不当。
薪越木业公司述称，其意见与马世勇的上诉意见一致。
刘佩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马世勇、薪越木业公司连带给付1497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8日，马世勇与刘佩英达成了《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由刘佩英投资7万元购买木材，制作成板材后出售所得利润平分。2015年6月6日，经马世勇多次联系客户未成后，与蛟河市的宋玉娟达成了木材买卖事宜，后由刘佩英到蛟河市的宋玉娟处采购了杨木板材45.82303立方米，每立方米价格为900元，共支付杨木板材款41240元。2015年6月8日，马世勇、刘佩英派车将杨木板材运到山东省新泰市，由刘佩英支付运费7700元。后马世勇、刘佩英将上述板材销售给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经该厂检尺验收后确定板材数量为44.19立方米，支付给马世勇板材款1.5万元，剩余板材款49075.5元通过银行转账给由马世勇经营的薪越木业公司。2015年6月9日，薪越木业公司就该笔生意向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出具价税额为64075.5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税额为9310.12元，经核实该税款已由薪越木业公司缴纳完毕。因本次木材生意发生的其他费用，双方认可为1882元，由刘佩英支付。就本次生意，刘佩英主张所产生的木材成本、运费以及其他费用按照5万元计算。另查明：2015年5月29日，马世勇为刘佩英联系购买木材事宜，由刘佩英支付定金2万元，但该笔业务未能谈成。现刘佩英自认马世勇已陆续返还其5.7万元，双方均认可该5.7万元中包括刘佩英支付的定金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佩英与马世勇约定，由刘佩英出资，由马世勇联系业务，共同经营木材生意，得利后平分。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次生意刘佩英投入资金实际为50822元（包括板材款41240元、运费7700元、其他费用1882元），由马世勇支付税款9310.12元，以上合计60132.12元，出售板材所得毛收入为64075.50元。就本次板材买卖生意，扣除双方的实际投入后，所得利润为3943.38元，每人应分得1971.69元。因本次生意马世勇收取了全部款项，其应当返还刘佩英投入的成本及所得利润，现刘佩英对于实际投入成本仅按照5万元主张，故马世勇应返还刘佩英51971.69元，扣除马世勇就本次生意已经返还的3.7万元（扣除双方认可的定金2万元），马世勇尚欠14971.69元未给付。现刘佩英主张马世勇返还14972元，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刘佩英主张薪越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马世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刘佩英14972元；二、驳回刘佩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1元，减半收取150.5元，由刘佩英负担63.5元，马世勇负担87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佩英与马世勇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关于合伙事项二人均认可由刘佩英出资，马世勇负责销售，所得利润二人平分的事实。合伙期间二人先后签订了“买卖合同”、“投资合同”，以此进一步明确合伙事项。“买卖合同”和“投资合同”的相对人均为马世勇个人，并非为薪越木业公司。即便二人将木板出售于山东省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以下简称新泰金属总厂）时是以薪越木业公司名义出售，但根据二人关于合伙事项约定，由刘佩英出资，马世勇负责销售，马世勇作为薪越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用与新泰金属总厂多年交易往来关系，选择以自己公司名义与新泰金属总厂进行交易属马世勇选择的销售方式，并不能以此认定与刘佩英合作经营木材生意相对人为薪越木业公司。因此，结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投资合同”、有关合伙事项约定等，足以认定刘佩英与马世勇之间形成合伙关系，马世勇关于本案适格主体应为薪越木业公司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购买杨木板所投入的成本，马世勇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陈述“我方同意按照原告说的41240元”，即认可了购买杨木板所投入成本为4124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马世勇虽反悔并提起上诉，但未提供足以推翻其自认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数额确定购买杨木板所投入的成本为41240元，并无不当。关于运费7700元由谁承担的问题。马世勇主张运费7700元是其从新泰金属总厂收到现金15000元后，从中抽取7700元交付于刘佩英，再由刘佩英支付给司机运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马世勇关于其将7700元现金作为运费交付于刘佩英，由刘佩英支付给司机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结合相关事实及有关证据认定7700元运费由刘佩英支付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马世勇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元，由马世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莲姬
审判员 咸柱英
审判员 张玉石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池重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