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润添，男，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吴华伟、黄建学，均系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文东，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玲，女，197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赵茜、李君延，均系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莫润添因与被上诉人梁文东、曾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9月25日，梁文东出具借据一份给莫润添，借据上载明“今借到莫润添人民币壹佰玖拾叁万元整（￥193万元）。定于2011年9月26日前还清全部款项。”对于上述借款的由来，莫润添代理人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梁文东系帮人看风水的，莫润添经人介绍认识梁文东，经常与梁文东一起烧香等并很信任他。2008年下半年梁文东说要开公司、买车等需要资金，陆续向莫润添借款；借款当时并未立借据。2010年9月25日双方确认借款总额为193万元，梁文东为此写借据给莫润添。具体借款时间为：2008年7月16日借款28.8万元，2008年8月23日借款12000元，2008年8月26日借款20万元，2008年8月28日借款15万元，200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借款现金28.2万元，2008年11月3日借款100万元。
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莫润添代理人陈述：2008年7月16日莫润添通过农业银行转账28.8万元向梁文东支付借款，2008年8月26日莫润添通过银行向三联公司支付款项26万元，该款项是用于为梁文东购买粤Ｔ×××××的丰田皇冠车的部分车款，8月28日支付购车款9万元，另有1万元为2008年8月23日左右现金支付的定金，购车款合共36万元；9月1日至10月31日之间梁文东的公司装修，用于购买材料或支付工人工资等共花费28.2万元，由莫润添向装修公司及材料商支付；2008年11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以上合计193万元。
莫润添本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莫润添在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在2001年公司改制后年收入约50多万元，其名下总资产约300多万元（包括价值130万元的两套住房和价值200多万元的商铺）。其与梁文东2006年认识，双方系朋友关系，2008年7月梁文东向莫润添借款30万元，称做生意要定金，莫润添通过农业银行转账28万元，后梁文东称要买车，要莫润添帮他付款，2008年8月莫润添通过农业银行刷卡支付，并另外支付了定金；100万元是因为梁文东开设公司向梁文东借款100万元，梁文东通过黄汉定的账户划款给梁文东，后梁文东签订借据约定还款时间。其他现金是在买车之后给梁文东的，也是在2008年发生的，借款之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是在咖啡店或饭店现金交付给梁文东的，共28.2万元，大约分五、六次交付，由莫润添直接向梁文东交付。
莫润添认为梁文东未按约偿还借款，遂于2012年9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梁文东向其一次性归还借款19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1年9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曾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诉讼中，梁文东申请证人李某1（女）、张某1到庭作证。两证人均证实莫润添与梁文东及证人李某1三人系合伙关系，三人一起合伙开设中山市成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田公司）。
另查：梁文东、曾玲2003年月4月4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11月30日协议离婚。
再查：成田房地产公司于2008年12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以贷款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时生效。故除借据外，莫润添还须就借款合同生效的要价即基于借贷合同项下的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进行举证。首先，莫润添主张涉案借款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包括①2008年7月16日转账汇款28.8万元；②2008年8月23日、26日、28日分三次代梁文东支付的购车款36万元；③200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现金借款28.2万元；④2008年11月3日通过案外人向梁文东转借的借款100万元。对于上述几笔借款，莫润添及其代理人在借款的细节上有出入，特别是第③笔借款，莫润添代理人和梁文东在庭审中的几次表述相互矛盾。其次，对于莫润添来讲，将近200万元的款项是较大的一笔数目，莫润添在与梁文东仅为认识才两年的普通朋友，并不十分清楚梁文东偿还能力，在未立借据、未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分多次向梁文东出借巨款，其中还有100万元是向他人借款后转借给梁文东，这些与一般民间借贷的通常情形不符。而且在借出款项一年才要求梁文东补写借据，又再过了差不多两年才向法院起诉，这些做法违反一般常理。第三，虽然证人李某1与梁文东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以采信，但证人张某1与双方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其证实莫润添与梁文东系合伙关系，证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结合成田房地产公司的成立时间，莫润添主张的借款密集发生在公司成立前期，不能排除上述款项系合伙关系期间的资金往来的可能性。综上，莫润添仅证实了其与梁文东之间借贷合同成立的事实，但就合同已生效的事实要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其所主张的交付的款项无法认定为系基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莫润添应就借款合同已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莫润添的诉请，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莫润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7170元，由莫润添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莫润添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以所谓一般常理来否认莫润添与梁文东之间白纸黑字的借据，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规定，是错误的。1、本案梁文东向莫润添出具借据是客观事实，不存在梁文东在欺骗或威逼的情况下写具；2、梁文东书写和交付借据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是在其人身完全自由下所为；3、借据是两人对数后确认，不仅事出有因，而且数出有据；4、借据的绝大部分款项是通过银行划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5、借据所涉款项支付在先，出具借据在后，这是本案基本事实，原审判决以款项出借后补写借据及补写借据后两年才起诉来认定这些做法违反常理，但款项出借后补写借据并未违反哪一条法律规定，更无法律规定类似的借据无效；二、原审判决以证人张某1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为由，认为其作证证明莫润添是合伙关系的证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对此莫润添认为原审判决先入为主、主观臆断。1、张某1是梁文东申请出庭的证人，其出庭目的和作用是按梁文东要求所为，其出发点就是作出有利于梁文东的证供，二者不排除利害关系的存在，原审法院认为张某1与莫润添、梁文东无利害关系本身就是主观臆断；2、张某1称2010年3月到成田公司上班，然而该公司在2010年1月就终止歇业了。显然张某1所述不真实。那么她又是怎么知道双方是合伙关系呢？从其陈述看，其也仅是听说和猜测而已，原审法院采信张某1证言过于草率；三、原审以不能排除上述款项系合伙期间资金往来的可能性为由，认为莫润添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这一认定是错误的。1、判决书模糊地认定二人为合伙关系，但除了张某1的证言外，无任何证据包括合伙协议、合伙企业的其他书面记录如会议记录、股东会决策决议等；2、如是“合伙期间的的资金往来”，为何不直接进入公司帐户而是进入梁文东的个人银行帐户？3、如果购买轿车是公司购买的，那为何要登记在梁文东个人名下？4、如果是合伙，那么合伙基本性质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在本案中如何体现？根本不存在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事实情况，那么，原审判决认定为合伙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在那里呢？5、如果是合伙，成田公司经营15个月左右就终止了，终止之后公司如何清算？清算的结果又如何？清算剩余的财产到那里了？对此莫润添一无所知。如果莫润添是合伙人，他能对自己投资上两百万元的合伙企业的经营不闻不问、对终止清算毫不关心吗？能对清算剩余的财产任人占有吗？莫润添认为原审判决滥用裁量权，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全部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梁文东答辩称：2008年李某2多次找我，说莫润添多次找她谈，支持她开房地产中介公司。她的意思想邀我一起参与，说资金莫润添提供支持。三人谈了多次这个事情，后来决定找办公场地，莫润添找了我们一起去看，并与房东签好协议并支付定金。当时梁文东让莫润添借给他200万元，梁文东写了借据，签好字给莫润添拿过去，但后来莫润添未实际支付款项。后来梁文东向莫润添借了200万元拿翡翠的货，和公司的事情无关，因为公司的事情是李某2和莫润添去谈的，梁文东只是协助。
被上诉人曾玲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案借据的形成时间为2010年9月24日，而曾玲与梁文东在2009年11月30日已办理离婚，所以梁文东的债务曾玲不应承担。另外，莫润添提交的所谓支付借款的明细都是他们作为合伙投资的投资款，和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
本院查明：成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某2，二审时，梁文东表示成田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自己出资15万元，李某2出资35万，没有证据证明莫润添是公司股东，公司章程也没有莫润添名字。公司发工资的名单里没有莫润添，莫润添没有在公司报销过费用，是否曾经给莫润添分红也不能提交凭证。公司2009年成立，2010年因莫润添不再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就注销了；梁文东申请出庭的证人称老板是梁文东；莫润添举证证明原审时梁文东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1与梁文东的侄子是夫妻关系，梁文东予以承认；梁文东承认从莫润添转到其卡上的钱中支出过100万元用于买车给李某2，承认和李某2“以前是朋友关系，现在是恋爱关系，只是还未办理结婚证”；原审时梁文东针对莫润添的起诉答辩称，1、2010年9月24日中午与莫润添相约在中山市东方凯悦酒店二楼西餐厅午叙，莫润添答应梁文东的借款要求，但要求先拟定借据，金额为193万元，定于次日早上见面。当天，梁文东委托其三哥写好借据后本人签名，并于2010年9月25日早上10点30分左右到达莫润添的公司，在莫润添办公室将借据交给莫润添，莫润添承诺当天下午会将钱划入梁文东账户。但过后几天都没有划款，梁文东清楚其已变卦，向其索要借据，莫润添说烧掉了，梁文东听后没有在意，直到莫润添起诉时才知道此事；2、莫润添主张的借款实际是梁文东、莫润添与李某2三人合伙期间的款项往来，不是借款。经查，在原审时，在莫润添说明借款是2008年7月至2008年年底陆续形成且每笔款都有记录时，梁文东表示无论是买车还是开公司，自己对莫润添所说的借款都不清楚，并表示其系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朋友李某2用，莫润添称“即使有钱打到我账户上，也不是我在使用”，“李某2是我嫂子的表妹，认识很多年”；梁文东承认其名下的“靖园公司”与成田公司是同一地址，是在成田公司之后成立的；梁文东承认莫润添所转来的款项中的一部分用于购买皇冠汽车，该辆汽车登记在梁文东名下，并称据李某2说是莫润添为支持公司开张而赠送给成田公司的，因为先买车后开公司所以该车登记在梁文东名下，该车是梁文东或李某2使用。
原审时，梁文东申请的证人李某2出庭作证称，2008年莫润添与其商量开公司，到10月份又找到梁文东，三人商量合伙开公司；成田公司登记股东是梁文东，本案涉及的288000元和100万元公司使用的费用，是由于李某2没有对应的银行卡，就向梁文东借银行卡用，莫润添同意使用梁文东的银行卡，“（公司成立）一年左右莫润添投资的款用完，公司关闭”；梁文东申请的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时称，自己在成田工作了八个月，任职出纳，“公司是莫润添主要负责”、“我进入公司后就知道原告（指莫润添）是公司的大股东，被告一（指梁文东）与莫润添合伙做生意”、“被告一称很多事务都要经过你（指莫润添）过目确定，一些单据由你确定才可以处理”，公司其他员工“都知道”莫润添是大老板，但又称公司的钱进出由“法人”签字、“我通常都是与被告一联系，很多事情都是通过被告一与原告联系，只有金鱼缸的事情是我直接向原告请示”、不知道公司资金的来源、由谁投资，不知道公司股东之间的借款和公司有无向个人借款。二审时，梁文东申请的证人何通权作证称，其系应聘去成田公司工作，在公司所看到莫润添与梁文东“是拍档的关系”，“老板是梁文东”，莫润添没有安排何通权做工作，“只是让我清理过鱼缸”，“莫先生有公司门卡”，正式会议莫润添“应该没有”参与，但有关公司业务的聊天有一些，“大部分去拜神莫先生有参与”，不知道梁文东是否在做翡翠生意。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现就上诉人莫润添的上诉内容综合分析如下：
一、虽然原审时莫润添在非本人出庭时对出借款项的陈述情况与本人出庭时的陈述存在不尽一致的情况，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梁文东本人或梁文东作为股东的成田公司确实收到或使用了莫润添193万元。首先是莫润添在原审时说明了该193万元的组成及支付形式，并提交了支付该193万元的有关书证，其中有288000元是莫润添直接转账到梁文东账户，有100万元是莫润添通过他人转账到梁文东账户，有282000元是莫润添直接付出的成田公司装修费用，有36万元是莫润添直接付购皇冠车费用，而该车登记在梁文东名下；其次是梁文东的有关陈述，其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表示“购买（皇冠车）的时间就是原告（即莫润添）证据所显示时间。李某2说是原告为支持公司赠送的，因为先买车才开公司所以登记在我名下。车是我或者李某2使用”，其在第二次开庭时表示莫润添“不是为我装修。他是为成田（公司）装修”，“我方曾向原告提出要借款，但借款并未支付给我，原告所称的193万元都是用于（成田）公司使用，签订借据的时间是20110年9月25日，费用发生在2008年”；第三部分是李某2原审出庭证言，称“本案所涉28.8万和100万元的都是公司使用的费用”、“都是莫润添投资（成田）公司的款项，是“向梁文东借银行卡使用”。
二、经本案一、二审审理，莫润添均主张上述款项为借据上对应的款项，而梁文东并未主张存在已与莫润添清结上述款项或已进行合伙清算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莫润添向梁文东或成田公司赠与，没有证据证明其签具的借据与双方发生的经济往来不存在关联，故应支持莫润添的相关诉讼主张，认定梁文东签具借据上的借款内容具有双方既有款项往来的事实基础，借据可以反映梁文东已确认应按借款向莫润添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借据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借贷关系成立，莫润添请求判令梁文东偿还借款19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根据借据内容，双方之间属定期无息借贷，现莫润添主张梁文东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1年9月27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计算逾期利息，本院予以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莫润添原审时提交的193万借据内容清楚，梁文东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承认借据是本人签署，未主张系受他人欺骗、威胁形成，本院认为该借据的签署是梁文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2、关于梁文东所称莫润添系与自己及李某2三人合伙开办成田公司的问题。虽然梁文东申请了李某2等出庭作证，但根据梁文东对与李某2个人关系的陈述，本院认为李某2与本案处理存在较明显的利害关系，其有利于梁文东的证言不足采信；其他证人虽有陈述莫润添是老板等证言内容，但均缺乏对于所谓合伙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包括资金投入、股东登记和合伙是否存在变化等方面的了解和陈述，这些证言并不足以作为认定莫润添、梁文东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与梁文东相关陈述及有关证人证言证明力形成对比的是，不仅原审至今梁文东从未提交过类似合伙协议、分红或清算材料等任何可以证明合伙关系存在的书证，而且从成田公司的登记情况看，成田公司登记的法人代表为李某2，梁文东自认登记的股东为梁文东与李某2，并无莫润添作为合伙人或股东（包括隐名股东）存在的任何事实，这也说明即使成田公司成立的某一过程中存在所谓合伙的情况，但因莫润添并非成立后的成田公司的股东，莫润添支付的资金也未转变为本人公司股权，因此梁文东所称莫润添支付193万元系合伙开办成田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同时认为，即使在本案借据形成之前，有关款项关联到当事人的某种合伙关系，但合伙人之间经协商一致，在清算合伙事务或处理某一合伙的退伙事宜时约定将某一方的出资作为向另一方的借款处理，此种做法符合我国民法和合同法中的自愿原则，有关当事人也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已的义务。因此，本院认为，梁文东以与莫润添存在合伙关系为由拒绝归还借据上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上述193万元的支付发生在曾玲与梁文东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玲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该笔借款为梁文东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梁文东有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且莫润添知晓，因此本案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梁文东与曾玲向莫润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莫润添的上诉请求具有理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梁文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向上诉人莫润添偿还借款193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从2011年9月27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被上诉人曾玲对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170元、共计443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上诉人梁文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胡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