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1084行初5号
原告刘长青，男，1950年9月30日生，汉族，宝应县人，住宝应县。
被告宝应县西安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在宝应县西安丰镇兴安路32号。
法定代表人吉庆，镇长。
委托代理人盛金荣，江苏安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长青诉被告宝应县西安丰镇人民政府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8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长青、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叶志文及其委托代理人盛金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因家庭经济困难，原告于2010年7月由民政科办理了农村困难户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领取证。原告家庭成员是5人，民政科未按政府低保政策办理，仅将原告儿子刘继峰、儿媳纪以妹、孙子刘海龙列入低保人员，未将原告刘青峰及妻子乐玉凤列入低保人员。原告向被告反复多次请求，皆被拒绝。2017年12月1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作出书面请求，被告仍不予办理原告及其妻子二人的低保申请。原告对此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低保款41940.00元；2、判决被告行政行为违法；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1年10月28日，原告妻子乐玉凤犯脑梗的出院记录，证明原告妻子是2013年年底以后打工的；
2、2012年5月6日，原告刘长青住院收费收据；
3、2011年6月10日，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制作的闵劳人仲（2011）办字第1306号《裁决书》，证明原告在2010年打工的实际情况，未挣到钱；
4、2018年1月18日，原告邻居及女儿分别出具的证明五份，证明原告经济困难。
被告宝应县西安丰镇人民政府辩称：一、2010年原告并不符合农村居民低保的条件，不存在所谓的损失。2010年，原告60周岁，其妻子55周岁，双方有劳动能力，常在外打零工，夫妻二人的收入明显高于2010年每月210元的保障标准，也不属于病残、年老体弱、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17】19号）中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规定的条件。原告儿子刘继峰在2010年6月15日向集丰村村民委员会递交的申请书上，也明确其家庭成员为妻子纪以妹、儿子刘海龙，不包括原告及其妻子。同时，原告在其未受到损害而要求被告给予国家赔偿缺少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被告的行政行为符合规定，并无侵权违法行为。原告在2010年6月之前从未向被告提出要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被告在2010年6月不办理原告及其妻子低保的行为并无不当。而在2010年之后，原告从未以户主即原告儿子的名义提出书面申请。2012年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第九条的规定：申请低保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其代理人以户主的名义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而在2017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要求赔偿的请求书，其请求并非办理低保；同时由于未分户，原告并不是户主，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规定。三、即便原告存在损失，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认为被告在2010年就应当为其办理低保待遇，但原告直至2017年12月28日才起诉至法院，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17]19号）；
2、关于刘长青、乐玉凤2010年不符合低保条件的情况说明；
3、2010年6月15日，原告儿子刘继峰提交的《宝应县农村低保对象申请书》；
4、2010年6月16日，宝应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调查表；
5、2010年6月18日，集丰村农村低保生活评审会议记录；
6、2010年6月20日，集丰村村委会《公示》，刘继峰符合低保申请条件；
7、2010年6月30日，宝应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
8、2012年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
9、常住人口登记卡；
10、2017年12月18日，原告刘长青向西安丰镇人民政府请求赔偿的《请求书》；
11、2017年12月20日，宝应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动态审批表。
经庭审质证，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关于其老伴出院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据调查，确实其老伴曾经患过轻微脑梗，但其脑梗经过短暂治疗和休息以后并没有严重的影响其劳动能力，而且原告陈述时也说其老伴确实是2013年出去打工，这和我方陈述2012年之后在镇医院做保洁，以及偶尔打零工相吻合，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据2，关于原告本人医药费发票，该发票只能说明原告在医院治疗过，花费医药费1858.32元，但该医药费当中基本补偿到1306.76元，也不能说明原告治疗什么病，根据医药费的数额看，其病情不会太严重，不会影响其劳动能力，结合其提供的劳动仲裁裁决书可以说明原告也是有劳动能力的；证据3，劳动争议裁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我方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是复印件，其中有三张证明没有出具的时间，从内容来看，与本案无关联性，这些证据仅仅说明了其儿子因为患病向乡邻借款，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其老伴和女儿两份证明，也是复印件，应该不是其老伴本人所写，其女儿的证明没有签署日期，而且原告老伴的证明也仅仅说明了其女儿和儿子的状况，也说明了原告和其老伴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并没有提供离婚的相关证明，其女儿的证明除了说明自己婚变之外，重点说了其丈夫有许多不良习惯，跟本案无关联性。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后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都是虚构、造假。原告儿子办低保的时候，低保手续是原告办的，申请低保也是其写的。2010年原告给其儿子办低保的时候，不懂低保政策，村委会的人叫原告写原告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村委会出的证明不符合事实。
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2，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3、4，内容真实，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15日，原告儿子刘继峰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了申请，在家庭成员当中明确有纪以妹、刘海龙，并未将原告及其妻子纳入其中。2010年6月16日，根据刘继峰的申请，民政负责人进行了审核。2010年6月18日，其所在村召集村民代表召开了民主评议会议，一致同意将刘继峰户纳入低保。2010年6月20日，其所在村委会将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在村委会村务公开栏进行张贴。2010年6月25日，西安丰镇人民政府签署了同意上报的意见。2010年6月30日，宝应县民政局签署了审批意见，同意从2010年7月1日进行月补差享受低保待遇。
另查明，2017年12月18日，原告刘长青向宝应县西安丰镇人民政府递交《请求书》，请求赔偿发放自2010年7月至2017年12月的低保保障金。2017年12月14日，宝应县西安丰镇人民政府将刘继峰一户（包括原告刘长青及其妻子乐玉凤，共计五人）纳入宝应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2017年12月20日，宝应县民政局审批签署刘继峰一户最低生活保障金动态审批表，家庭成员包括刘长青及乐玉凤。
本院认为，根据国发【2007】19号《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2010年原告并不符合低保对象的条件。根据国发【2007】19号《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一般由户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受乡（镇）人民政府委托，也可受理申请。2010年6月15日，原告户主刘继峰向宝应县西安丰镇集丰村民委员会递交的申请书上，明确家庭成员为妻子纪以妹、儿子刘海龙，并不包括原告刘长青及其妻子乐玉凤。2012年之后原告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申请低保，尽管在2010年之后原告向村里相关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支付低保金，但一直是原告主观上的认识，其户主刘继峰没有提出过增加低保对象人口申请。2017年12月20日，宝应县民政局审批同意刘继峰户增加两人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即刘长青和乐玉凤。2018年起原告已经享受了低保待遇。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低保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长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长青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此款汇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帐号：11×××57），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嵇晓红
人民陪审员 黄 玲
人民陪审员 高 琴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天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