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终11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超，男，197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才满，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健，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朝荣，男，197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华兴，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永超因与被上诉人龙朝荣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5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永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龙朝荣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龙朝荣对涉案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无权向张永超行使票据追索权。一审法院未充分核实龙朝荣提交的证据，片面认定张永超未提供证据推翻或反驳涉案支票的情况下，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的理由是错误的。张永超将涉案支票交付给案外人中山市东凤镇大元电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大元电子）时，在支票上明确记载“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将票据权利限定在大元电子和张永超之间。龙朝荣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涉案支票是张永超开具给大元电子的，大元电子再将涉案支票转让给龙朝荣，大元电子法定代表人李某在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对上述事实表示认可。因此，龙朝荣受让票据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票据权利，无权向张永超行使票据追索权。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支票是张永超直接开具给大元电子，大元电子用于支付货款而交付给龙朝荣。涉案支票收款人处虽有空白，但张永超同时在支票上记载“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实际上是限定了收款人只能是大元电子，而大元电子将支票再交给龙朝荣，龙朝荣将支票收款人补记为本人，是违背张永超的意思表示，亦未获得张永超授权其补记，其补记行为无效。一审法院对票据转让的形式不作出判定，就认定票据合法有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认定龙朝荣合法取得涉案支票的事实错误。假若持票人持有不得转让的支票行为合法有效，则涉案支票不可能是转让所得，只可能是直接取得。直接取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倘若双方之间是票据的直接当事人，那么龙朝荣就应举证证明双方具有直接的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龙朝荣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证人证言这一相反的证据，说明票据的交易相对方是大元电子。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即使龙朝荣是非经背书转让合法取得支票，因张永超注明了“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而龙朝荣是通过转让的方式获取涉案支票，故不享有票据权利。
龙朝荣辩称，一、龙朝荣获取涉案支票的方式不是背书转让，而是授权补记，直接交付。二、支票的必要记载项目与汇票不同，没有必须要记载收款人，并且特别规定支票收款人可以补记，说明我国法律并不排除支票可以通过单纯交付、授权补记而合法取得。三、涉案支票上记载的是“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这仅能证明张永超只是限制持票人补记后背书转让，而不限制持票人通过授权补记，直接取得的方式获得票据权利。张永超出具的支票，其他记载完备，唯独收款人处未填，表明张永超从行为上也是默许持票人进行补记。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并不要求持票人支票的取得必须与出票人有直接的交易关系。本案中，支票的记载事项合法有效，且龙朝荣已初步举证涉案支票来源合法且有真实交易，所以应享有票据权利。
龙朝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永超向龙朝荣支付支票金额86551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张永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朝荣以创佳电器厂的名义与大元电子发生交易往来，大元电子向龙朝荣支付一张金额为86551元的支票【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支票号码：56436802、出票日期：2015年12月31日、出票人：张永超、收款人：龙朝荣】。2016年1月12日，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回该支票。2016年5月5日，大元电子出具证明一份，确认上述支票为中山市厚德电子有限公司所给付，用于支付大元电子的货款，后大元电子于2016年1月2日将该支票交付给龙朝荣用于支付其拖欠龙朝荣的货款。因张永超一直未付上述支票款，故龙朝荣起诉要求解决。
诉讼中，龙朝荣申请李某（男，197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县石壁镇××字街××号，公民身份号码）出庭作证,李某在庭审中陈述：张永超是厚德电子的经营者，证人李某是大元电子的法定代表人，因厚德电子与大元电子发生交易，张永超向大元电子出具了本案涉案支票用于支付货款，因大元电子拖欠龙朝荣货款，大元电子即将该支票给付给龙朝荣用于支付货款，并已告知了张永超。厚德电子的财务谭建军（男，198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市××区××镇××村××号，公民身份号码：）在一审法院询问下作出以下陈述：确认厚德电子厂与大元电子存在交易往来，交易金额为本案诉争支票款加4000多元货款，张永超是厚德电子厂的投资人，另厚德电子称已于2016年1月21日向李某支付了10000元，2016年3月向李某支付了20000元。证人李某确认收到厚德电子货款30000元，但认为该款并不用于支付支票款，而用于支付其他货款，并在（2016）粤2072民初5222号案件中扣除了该款。
另查：（2016）粤2072民初5222号案件中已查明厚德电子合计拖欠大元电子货款34932.5元，后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支付了30000元，现尚欠货款金额为4932.5元。
2016年7月29日，龙朝荣提交情况说明，称龙朝荣开办的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创佳电器厂并未办理营业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支票的出票人、收款人、金额、出票日期等事项均已登记完备，支票应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该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上述支票已载明收款人为龙朝荣，且案外人大元电子已出具证明，确认上述支票是大元电子用于支付货款而交付给龙朝荣，故一审法院认定龙朝荣应为合法取得该支票，并依法给付了对价，应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龙朝荣在向银行提示付款遭遇退票后，依法享有对支票出票人即张永超的追索权。张永超未提供证据推翻或反驳上述支票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龙朝荣起诉要求张永超支付票据款86551元及迟延付款的利息损失（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张永超清偿之日止），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永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张永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票据款86551元及迟延付款的利息损失（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张永超清偿之日止）给龙朝荣。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张永超负担（该款龙朝荣已预交，张永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给龙朝荣，一审法院不另收退）。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票据追索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票据是由张永超向大元电子出具用于支付货款，大元电子将涉案支票再转让给龙朝荣用于支付货款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龙朝荣对涉案票据是否享有票据追索权。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该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龙朝荣主张其非经背书转让获取涉案支票，应对其合法取得涉案支票承担举证责任。龙朝荣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送货单、李某的证人证言证实大元电子向龙朝荣支付货款而合法取得涉案支票，即龙朝荣取得涉案支票符合上述票据法的规定，龙朝荣要求张永超支付涉案票据款理据充分。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即我国票据法律制度认可无记名支票的法律效力，且未禁止无记名支票通过交付的方式转让。本案中，张永超出票时未记载支票的收款人，即表明其允许持票人补记。大元电子收到支票后将尚未补记收款人的支票通过交付的方式转让给龙朝荣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违背票据记载的“不得背书转让”的约定，故张永超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永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上诉人张永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少民
审 判 员 阮碧婵
代理审判员 刘运充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