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陕7102行初983号
原告张磊，男，。
委托代理人李瑶，女，。系原告之妻。
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莲湖大队。
法定代表人张骏，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顾斌，该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程浩，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磊诉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莲湖大队（以下简称交警莲湖大队）道路行政强制一案，于2017年5月26日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4日和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瑶，被告交警莲湖大队的委托代理人顾斌、程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8月22日，交警莲湖大队对车牌号为陕××××××的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扣留了该机动车。原告张磊对该强制措施不服，诉至本院。
原告张磊诉称，2015年8月22日，原告方因所驾车辆被其它车辆追尾造成原告张磊车辆受损和其妻子李瑶腿部受伤，李瑶报警并说明事故有车辆受损和人员受伤情况后，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莲湖大队接警处理该交通事故。被告出警交警在事故现场对原告车辆、机动车行驶证及驾照进行了扣留，并将原告车辆违规停放到了非执法停车场。被告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现场只有一名交警，并由其一人实施。实施前也未履行告知程序，实施后也未向原告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在2016年11月30日因准备与肇事方焦晨的诉讼，第一次在被告处查阅事故卷宗时，才在卷宗里第一次见到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且该凭证日期有改动，肉眼清晰可见时间年份由2016年改为2015年。原告询问事故交警为什么会有该凭证时且日期为什么被改动，被事故交警答复该凭证是后补的。随后原告通过查阅相关法规并结合被告现场实施程序认为，被告对其作出的扣留车辆、行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未履行法定程序，其行为违法，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而本案中被告出警人员为一名交通警察和一名辅警，且在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现场依然只有一名交通警察。一名交警不具备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场出具凭证。而本案中被告并未当场向原告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理解与适用规定：实施即时强制应遵守几个基本条件：具备必要性、必须遵守法定程序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交警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已备核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理解与适用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收集证据的需要是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中使用行政强制措施的唯一法理依据和唯一必要性。而本案中，交警在事故现场并未履行现场勘察的法定程序，而该程序就是为了取证，且现场勘查程序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最为重要的取证环节。被告不履行法定现场勘查程序，却因为取证的需要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但被告将原告车辆扣留到非执法停车场后，却又未对车辆痕迹进行取证和固定。并发生停车场同属一个公司的修车厂主动联系原告和肇事方告知如果在他那修车可以利用与交警队的关系协调处理交通事故。肇事方的车辆就是在车辆被扣期间，将车开出停车场到该修车厂内维修后，再将车辆开回停车场的。所以由此可看出本案中被告对原告车辆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是为了收集证据的需要，实际是为修车厂拉生意，也就失去了法定的必要性。四、被告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未遵守法定程序。除现场未对原告出具措施凭证，现场也未对原告履行告知程序。截止原告就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到法院起诉之日，被告依然未对原告履行告知义务。五、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5条第7款规定：违法扣留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驾照等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前款之一所列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行政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8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本法115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该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现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被告在处理原告交通事故时对原告做出的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5年9月6日天台五路停车场内原告车辆存放视频。证明原告车辆于8月22日晚由被告扣留到陕西晶诚汽修公司位于天台五路停车场内。前两个月是存放在车库内，并非像陈苏娟陈述的是停放在露天场地。被告举证的证据19中陈苏娟进行虚假陈述；
2.2015年9月6日和2015年11月19日天台五路停车场内原告车辆存放视频。证明原告在9月6日和11月19日在车辆被被告扣留期间在陕西晶诚汽修公司位于天台五路停车场内仅从外观就发现车辆受损。9月6日发现车头右侧被大面积划伤，11月19日发现车体漏油，原告车辆在被被告非法扣留期间车辆受损；
3.停车场和修车厂的百度地图标注位置和原告方与停车场内部人员对话视频。证明被告未将所扣留原告和肇事方车辆存放到距现场数百米最近的中羽执法停车场内，反而舍近求远将车辆停放距事故现场数公里之外的陕西晶诚汽修公司的停车场内（非执法停车场）；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提供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被告一人实施扣车的行政强制行为，当场未履行告知程序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截止原告起诉被告之日被告都未依法向原告告知其诉权和救济途径），未现场向原告出具强制措施凭证等违反相关法规，其行为违法；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证明被告从未向原告履行过告知程序，也未告知原告所享有的诉权和起诉期限，原告起诉被告时也并未超过最长2年的诉讼时效，所以原告起诉确认被告强制措施违法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应驳回。原告第一次见到强制措施凭证是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复印交通事故卷宗相关材料时（被告所提交的复印登记记录可以证明）。原告2016年12月5号向西安市交警支队法规处申诉。并于2017年5月底针对被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符合起诉期限。
6.2015年11月16日在吴迪办公室内的对话音频，证据的证明对象：1、2015年11月16日，原告妻子李瑶在吴迪办公室明确告知吴迪，原告并未收到交通事故责任书。2、吴迪当天也并未通知李瑶原告可以取车。3、可吴迪在《交警莲湖大队关于张磊就8.22交通事故所提问题的答复》中谎称：当天李瑶告知其已收到认定书并通知李瑶取车。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被告民警吴迪在陈述事件经过时，陈述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虚假陈述。该民警证言不予采信。
7.《交警莲湖大队关于张磊就8.22交通事故所提问题的答复》和答辩状。证据的证明对象：1、吴迪在《交警莲湖大队关于张磊就8.22交通事故所提问题的答复》谎称在2015年11月16日，原告妻子李瑶在吴迪办公室表示已收到事故认定书。2、吴迪在《交警莲湖大队关于张磊就8.22交通事故所提问题的答复》中称责任认定书其是在2015年11月13日下午6点寄出的，并进行举证。3、可被告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又辩称：2015年11月13日下午，原告就表示收到了责任认定书。证据的目的和作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通过查询相关票据，可以确定是被告2015年11月13日下午六点才寄出的。被告在答辩状中谎称的原告在11月13日下午就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举证，与其多次陈述前后矛盾，陈述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虚假陈述。该民警证言不予采信。
8.陈苏娟询问笔录。证据的证明对象：原告前往停车场取车时遭到停车场的阻拦，原告多次尝试取车无果后，为避免车辆在遭到恶意毁坏，不顾停车场的故意拦阻，无奈强行先将被扣车辆的车钥匙取回。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被告声称短信告知原告让其取车，而停车场放行车辆的有效凭据为被告开具的放车单。而被告故意不给原告开具放车单，仅是以短信通知放车，而停车场又以没有放车单为由不放车。原告于2015年9月6号、2015年11月13号、2015年11月19日、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22日等十多次前往停车场取车均因遭到被告和停车场的拒绝而无法取车。
9.交警莲湖大队事故科放车单和被告举证的视频资料。证据的证明对象：根据被告提交的放车单证据，本应被告开具后由原告凭票取车的重要依据，却出现在被告手里。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具过该凭证，导致原告无法凭此票据取车。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被告声称短信告知原告让其取车，而停车场放行车辆的有效凭据为被告开具的放车单。被告短信通知原告取车，但不通知如何领取放车单，故意刁难原告。被告2015年11月12日短信通知原告取车，被告举证的放车单时间标注为12日，但2015年11月13日原告在其办公室等了整整一天向其索要放车单（被告所举证的材料可以证明原告13日上午和下午一直在吴迪办公室等候）无果。原告于2015年9月6号、2015年11月13号、2015年11月19日、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22日等十多次前往停车场取车均因遭到被告和停车场的拒绝而无法取车。
10.原告的电话通讯记录。证明被告于2015年8月22日夜将被告车辆非法扣留至位于天台五路的陕西晶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属停车场内。被告将原告和肇事方人员联系方式告诉该公司所属工作人员。2015年8月23日15点57分，该公司人员用×电话告知原告称，被告要求原告在该修车厂维修车辆，维修完毕他们可用关系协调处理交通事故。另告知原告，肇事方已经答应维修，原告不修的话恐对他不利。原告以是无责方为由拒绝。肇事车辆经维修车身痕迹被销毁，被告两次出具的车辆鉴定均能证明肇事车辆因维修导致车身数据缺失。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被告将原告车辆非法扣留后，未将车辆就近放到执法停车场内，而是舍近求远，将车辆停放到数公里外的一个修车厂所属的停车场内。并不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固定证据，并妥善保管被扣车辆以便核查。而是将车主信息告知修车厂，并由修车厂出面联系车主要求修车。被告扣车的真实目的就是利用手中权利，以权谋私，帮助陕西晶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从中获利。
11.音视频资料。证据的证明对象：陕西晶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属停车场内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该停车场属于陕西晶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所属的修车厂位于武警路。停车场内被扣车辆维修时都是开到几公里外位于武警路的该公司修车场内维修。被告在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第三页中谎称：肇事车辆进行维修的修车厂在停车场内部，属于同一个场所。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证明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请对其举证不予采信。
12.被告提供的８月28日的视频资料。证据的证明对象：被告所提交的视频资料证实被告在８月28日还未进行车辆检验。在原告提出被告不进行车辆鉴定属于违法行为后，被告才在28日当着原告的面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并告诉对方委托日期改为25日。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确定立案后3天内必须进行车检。而8月28日被告还未对车辆进行车检，且被告并未固定证据，肇事车辆也已维修。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证明被告非法扣留原告车辆的真实的目的不是及时固定证据，对车辆进行鉴定。被告扣车的真实目的就是利用手中权利，以权谋私，帮助陕西晶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从中获利。
13．原告与被告事故科长往来短信。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明原告因为无法提取车辆多次和被告方联系并长时间的等候，甚至在过程中遭到对方赵姓领导的谩骂。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证明原告无法取车就是被告故意刁难和故意不给发放车单造成的，目的是通过不放行车辆向原告施压，让原告答应不要追究被告帮助陕西晶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获利一事和保管期间车辆受损一事。被告非法扣押原告的车辆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被告非法扣押原告车辆又未尽到保管义务，致使车辆在扣押期间受损，后期又故意不放行原告车辆导致车辆长期扣押，加重原告车辆损害。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就是由被告非法扣车和故意不放行车辆造成的，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4．原告2016年11月30日在被告处复印卷宗时向被告提交的复印条目。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明原告2016年11月30日才在被告处第一次见到强制措施凭证。证据的目的和作用：证明原告第一次在被告处见到凭证并予以复印，2015年12月5日向其上级机关申请复议，原告2017年5月向法院起诉被告未超诉讼时效。
被告交警莲湖大队辩称：一、被告采取扣留机动车辆的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1.现场1名交通警察出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15年8月22日晚，被告交通指挥中心接到原告张磊的报警电话，该起事故系两车追尾且仅造成两车受损，无人员伤亡情况，遂指令民警吴迪按简易程序处警。吴迪带辅警到现场后发现两车发生追尾事故，车上人员李瑶受伤，但根据李瑶现场表现判断属于轻微伤，也符合简易程序处理事故适用规定。2.答辩人因收集证据需要采取扣留机动车辆的强制措施时合法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民警出警时，因双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成因及赔偿有争议，为查清事故成因，分析确定责任，鉴定车辆状况，扣留车辆是合法的强制措施。3、现场扣留车辆未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是由于当日事故较多，民警所带强制措施凭证已用完，因此现场未及时给当事人开具扣车凭证。回单位后民警补开了强制措施凭证，并向原告直接送达，但原告拒绝签字，民警在强制措施凭证进行了记录。因强制措施凭证上记录有告知事项，但原告拒签拒收，并不影响已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4、收到第二次鉴定结果后，民警吴迪多次电话联系原告取车，一直无人接听，无奈之下，2015年11月12日，民警吴迪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原告领车。2015年11月16日，原告妻子李瑶到交警队，民警吴迪也告知其尽快取车。因原告认为车辆在停车场期间出现漏油，要求停车场赔偿其5万元精神损害费，与停车场发生矛盾，一直不愿取车，导致至今仍停放在停车场。二、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于2015年8月22日开具强制措施凭证，2015年8月26日，向原告直接送到但被拒签，2015年11月12日以短信方式告知原告取车，而被告于2017年5月31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6个月的期限。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第三人陈述材料（焦晨）；2.道路交通事故第三人陈述材料（张磊）。证明事故双方当事人对事故成因有异议，为收集证据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是合法的；
第二组证据：3.行政强制措施凭证；4.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光盘）。证明被告依法补开强制措施凭证，并已依法送达原告，原告拒收拒签并不影响其知情权和诉权，被告采取强制措施是合法的；
第三组证据：5.陕西西安外远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所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意见书；6.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宣读笔录（第一次鉴定意见向焦晨宣读）；7.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宣读笔录（第一次鉴定意见向张磊宣读）；8.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9.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宣读笔录（第二次鉴定意见宣读）。证明被告依法对事故车辆进行鉴定，使用强制措施并进行鉴定是合法的，且必要的；
第四组证据：10.交警莲湖大队事故科放车单；11.手机短信截图。证明2015年11月，被告依法已通知原告取车，扣留措施已解除；
第五组证据：12.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13.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4.交通事故案卷文书宣读笔录（认定书宣读）；15.土门邮局邮件签收确认单。证明被告依法进行交通事故认定，结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第六组证据：16.西安市物价局关于执法专用停车场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7.询问笔录（蔺晶）；18.情况证明；19.询问笔录（陈苏娟）。证明原告车辆一直未领取，是原告自己原因造成；焦晨车辆维修是焦晨与停车场自行协商达成的；车辆在停车场停放期间并无损害发生。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第72条、第73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69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第4项、第32条；《国家赔偿法》第35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本院证据1、2、6、7、8、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证据3、4、5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被告证据9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对被告证据10中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放车单不认可，对被告证据11、14、15、17、18、19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本院的证据1、2、3、6、10、1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原告证据4、5、7、8、9、12、13、1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认为原告证据7、10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本院的全部证据，认为其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本院的证据1、2、3、6、7、8、9、10、11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原告证据14，认为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4、5属法律依据，并非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不予确认。原告证据12、13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22日晚10时，案外人焦晨驾驶的牌号为陕××××××的小型汽车与原告张磊驾驶的牌号为陕××××××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被告交警莲湖大队接到报案处警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扣留了事故车辆。2015年9月23日，陕西西安外远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2015]陕外汽鉴字第1013号《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意见书》，认为“……陕××××××号'思威'牌小型普通客车事发前行驶速度约为35KM/h。”“……无法计算陕××××××号'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事发前的行驶速度。”被告交警莲湖大队于2015年9月25日将上述鉴定意见书向原告及焦晨送达，并向焦晨开具了放车单。因原告张磊对鉴定结论有异议，被告交警莲湖大队另行委托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西安枣园西路8.22交通事故鉴定意见书》，认为“……4.甲车（陕*××××××）前部与乙车后部发生了碰撞；5.甲车（陕*××××××）碰撞瞬间计算行驶速度为29.5km/h；6.乙车（陕*××××××）碰撞瞬间计算行驶速度不大于5km/h，基本处于停驶状态。”被告交警莲湖大队于2015年11月3日将上述鉴定意见书向焦晨送达，于次日将上述鉴定意见书通过挂号信向原告送达。2015年11月12日及12月22日，被告交警莲湖大队民警吴迪两次通过手机短信通知原告领车，但原告张磊未领取车辆。
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由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第二十八条规定“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故被告交警莲湖大队，在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事故的过程中具有采取扣留车辆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职权。
关于被告交警莲湖大队执法程序方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采取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四）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由当事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五）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即为送达。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结合到本案，由于被告交警莲湖大队无法向本院证明其尽到了告知义务并当场制作、交付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确认违法。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根据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显示，2015年11月12日及12月22日，被告交警莲湖大队民警吴迪两次通过手机短信通知原告领车，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至于原告提出被告故意不给原告开具放车单，仅是以短信通知放车，而停车场又以没有放车单为由不放车，原告十多次前往停车场取车均因遭到被告和停车场到拒绝而无法取车的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结合本案证据，被告交警莲湖大队向本院出具了民警通知原告取车的手机短信截屏及证人蔺晶、陈苏娟的证言，共同证明了民警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的事实，故对原告相应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一名交警不具备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的主张，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故对原告的相应主张亦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交警莲湖大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于2015年8月22日对车牌号为陕××××××的车辆采取的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违反了法定程序。其行政行为属程序轻微违法，虽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但仍应确认违法。被告交警莲湖大队应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加以规范。综上，对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行政强制措施违法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莲湖大队于2015年8月22日对车牌号为陕××××××的车辆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莲湖大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翟汉卿
审判员 王 玮
审判员 王玲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亚文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