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申23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崔良斌，男，1964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盈盈，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盈兰，男，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腊英，女，197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系刘盈兰之妻。
上列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索绪明，湖北恒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湖北恒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曾军喜，男，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一审被告：阮雪城，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
再审申请人崔良斌、刘盈兰、郑腊英因与被申请人曾军喜、一审被告阮雪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0民终1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良斌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本案所涉主债务事实错误。原判认定，截止2015年11月2日，刘盈兰尚欠曾军喜本金52.19万元。而相关证据显示，本案所涉2014年9月9日借款的实际借款本金为280万元，刘盈兰实际还款金额为388.9万元。从刘盈兰与曾军喜之间发生的借款还款过程来看，双方之间只有一个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刘盈兰所有还款均是向曾军喜给付，双方之间的所有款项往来（包括刘盈兰与曾文斌之间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约定及履行，实际上均是向曾军喜履行）均应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果按照受人民法院保护的利率计算，刘盈兰已经还清本案所涉借款本息。（二）原判认定崔良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既然本案所涉主债务已经清偿，崔良斌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即使本案所涉主债务尚未清偿，崔良斌也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崔良斌对2014年9月9日借款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该笔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4年11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该笔借款的保证期间为6个月，即保证期间届满之日为2015年5月8日，而曾军喜直至2016年4月才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保证期间；2.即使本案所涉主债务属实，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也不属于崔良斌的连带偿还范围，崔良斌对上述三笔借款并不知晓，也没有重新为其提供担保，且2015年11月2日协议也没有提及上述三笔借款；3.崔良斌于2015年11月2日协议上签字不能作为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依据，该协议的内容主要是约束刘盈兰必须在2015年12月8日前还款，崔良斌及阮雪城负责协助农业银行贷款发放给刘盈兰，如刘盈兰违约不还款，曾军喜可通过法律手段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崔良斌既没有在债权凭证和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也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通过其他事实也不能推定为保证人，签字行为也不能视为建立了新的担保关系。（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令崔良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但原判没有引用该法相应条款。同时，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而非第一款规定。（四）原判超出诉讼请求。根据曾军喜的起诉状及一审判决载明的“原告曾军喜诉称”，本案诉争借款系2014年9月9日刘盈兰向曾军喜借款150万元结算下余欠款，曾军喜提交的2015年11月2日协议也证明系此笔借款。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显然不在本案诉求之中。原判将此40万元借款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并予以裁判显然超出范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
崔良斌补充意见如下：（一）从主债务范围来看，原判虽对主债务104.8万元不予认可，并依照年利率36%对主债务范围进行重新结算确认，但仍然存在以下错误：1.原判将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纳入本案主债务范围，要求崔良斌承担担保责任明显错误；2.原判认定“2015年7月曾军喜代刘盈兰向曾文斌偿还下欠余款50万元”缺乏证据支持，也不应纳入本案主债务范围。原审中曾军喜没有提供任何代刘盈兰偿还50万元的证据，且原判已经认定“刘盈兰与曾军喜及案外人曾文斌成立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案外人曾文斌与刘盈兰之间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约定及履行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曾军喜代偿50万元的前提下，刘盈兰与曾文斌之间的债务结算应当另案处理，曾军喜所称代偿50万元与本案主债务即2014年9月9日借款140万元没有任何关联。综上，本案所涉主债务本息已于2015年5月还清，2015年8月刘盈兰还款2万元及2015年11月崔良斌代还50万元应由曾军喜予以退还。（二）从担保责任的承担来看，主债务已经清偿，崔良斌根本不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便尚未清偿，崔良斌也不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崔良斌因保证期间届满而于2015年5月8日免除担保责任；2.刘盈兰与曾军喜于2015年7月20日及11月2日对债务主合同进行了变更，崔良斌未在相应的还款协议和借条上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崔良斌不再承担担保责任；3.崔良斌经胁迫在2015年11月2日借条附属的协议上签字不能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三）即便本案所涉主债务尚未清偿，崔良斌也具有保证人的法律地位，原判认定崔良斌对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免除崔良斌对该40万元本息的担保责任。根据一审、二审庭审笔录，崔良斌对刘盈兰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完全不知情，刘盈兰也出具了一份书面说明对崔良斌不知情的事实予以证明。
刘盈兰、郑腊英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刘盈兰尚欠曾军喜本金52.19万元数额错误。根据刘盈兰的银行账户显示，本案所涉2014年9月9日借款的实际借款本金为277.5万元，刘盈兰实际还款金额为394.1万元。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5年7月当事人之间进行结算，曾军喜代刘盈兰向曾文斌偿还下欠余款50万元。但原判在计算过程第8条中如此表述，并将本金认定为88.3万元显属无中生有。按照受人民法院保护的利率计算，刘盈兰已经还清本案所涉借款本息。2.原判认定本案所涉2014年9月9日借款300万元系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有悖本案事实。原判认为,由于刘盈兰分别向两出借人出具借条，刘盈兰与曾军喜及案外人曾文斌成立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上，刘盈兰是经人介绍向曾军喜借款，且从未与案外人曾文斌接触过。而且，涉案300万元借款系通过曾文斌账户分三次转给刘盈兰，分别为100万元、120万元、80万元，且其后的还款均是向曾军喜给付，从未向曾文斌还过款。曾军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刘盈兰还款后，向曾文斌给付了多少还款（曾军喜在二审答辩状自认将大部分转给了曾文斌）。且在2015年7月20日刘盈兰从曾军喜收回包括以曾文斌名义出具的借条重新结算时，曾文斌也未露面。从整个借款和还款过程来看均是统收统付，足以证明刘盈兰与曾军喜之间只有一个民间借贷关系，原判将刘盈兰还款认定应在曾军喜和曾文斌平均分配，既缺乏依据，对刘盈兰也不公平。因为所有还款均系刘盈兰向曾军喜直接给付，如果曾军喜不能举证证明其转交曾文斌的刘盈兰还款数额，应当首先认定系向曾军喜还款。那么所有刘盈兰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约定及履行（包括与曾文斌之间的，事实上系与曾军喜约定与履行）均应属于本案审理范围。3.本案所涉由刘盈兰重新出具的104.8万元的借条因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原判认为，刘盈兰结算后重新出具的104.8万元的借条系受到人身限制的情况下所为，没有证据证明。即使该债权凭证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该借条显然将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计入了后期借款本金。当然，二审纠正了一审对欠款本金的认定错误，未将该借条作为定案证据。4.原审判令刘盈兰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没有依据。原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刘盈兰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而一审对利息的处理更加正确。因双方结算后重新出具了债权凭证，且对利率没有约定，那么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而非第一款规定。（三）原判超出诉讼请求。根据曾军喜的起诉状及一审判决载明的“原告曾军喜诉称”，本案诉争借款系2014年9月9日刘盈兰向曾军喜借款150万元结算下余欠款，曾军喜提交的2015年11月2日协议也证明系此笔借款。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显然不在本案诉求之中。原判将此40万元借款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并予以裁判显然超出范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崔良斌与刘盈兰、郑腊英的再审申请事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二审认定刘盈兰尚欠曾军喜本金52.19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是否正确；崔良斌对刘盈兰尚欠曾军喜借款52.19万元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评析如下：
二审认定刘盈兰尚欠曾军喜本金52.19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正确。（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刘盈兰向曾军喜和案外人曾文斌出具金额各为150万元的借条后，出借人通过转账交付款项300万元，当日，刘盈兰即转款20万元给曾军喜，上述行为实为出借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当月利息，因此应认定2014年9月9日出借的本金各为140万元，利息标准则高于年利率36％的标准。刘盈兰借款后连续两月支付固定金额为21万元的款项，付款金额和规律符合按7％月息支付利息的标准，应认定涉案借款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每月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由于刘盈兰分别向两个出借人出具借条，刘盈兰与曾军喜及案外人曾文斌之间分别成立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案外人曾文斌与刘盈兰之间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约定及履行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曾军喜与刘盈兰之间关于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刘盈兰向曾军喜所还款项中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抵充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结合原审确认的刘盈兰已还款的事实，截止2015年11月2日，刘盈兰尚欠曾军喜本金为52.19万元。由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2015年11月2日后刘盈兰尚欠本金52.19万元的利息标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之规定，确定为年利率24％，故刘盈兰未支付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履行。（二）关于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的问题。根据二审庭审笔录曾军喜与刘盈兰的陈述，上述40万元借款刘盈兰未偿还，后合并到2015年7月20日还款协议进行结算，而本案诉争借款系2014年9月9日刘盈兰向曾军喜借款150万元经结算后的下余欠款，二审据此认定该40万元属于刘盈兰尚欠曾军喜借款并无不当，刘盈兰、郑腊英关于二审判决超出曾军喜诉讼请求的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关于曾军喜代刘盈兰向曾文斌偿还下欠余款50万元的问题。二审根据2015年7月20日还款协议中刘盈兰确认自2014年9月至今尚欠曾军喜借款140万元及利息，结合刘盈兰在2015年7月与曾军喜进行结算时收回两张金额为150万元的借条并重新向曾军喜出具了新的借条，以及曾文斌未向刘盈兰主张偿还欠款的事实，认定曾军喜代刘盈兰向曾文斌偿还下欠余款50万元，并无不当。刘盈兰、郑腊英关于二审认定曾军喜代刘盈兰向曾文斌偿还下欠余款50万元错误的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崔良斌对刘盈兰尚欠曾军喜借款52.19万元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崔良斌为刘盈兰提供担保的是2014年9月9日刘盈兰向曾军喜借款140万元，其应在刘盈兰尚欠曾军喜借款14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刘盈兰于2015年3月13日、4月12日、4月29日分三次向曾军喜借款40万元，以及2015年7月曾军喜代刘盈兰向曾文斌偿还下欠余款50万元，系债权人曾军喜与债务人刘盈兰对主合同内容作了变动，虽未经保证人崔良斌同意，但上述变动并未加重崔良斌的担保责任，刘盈兰尚欠曾军喜借款52.19万元未超出140万元担保范围，故崔良斌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即对刘盈兰尚欠曾军喜借款52.19万元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良斌与刘盈兰、郑腊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邬文俊
审 判 员 龚 璟
审 判 员 周 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胡 静
书 记 员 唐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