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9民初17615号
原告：安徽贝克联合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
法定代表人：王志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硕，安徽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琼，安徽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海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郭颖，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一，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君，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安徽贝克联合制药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海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琼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一律师、李彦君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34,000美元(折合人民币924,251.60元)及该款项自2013年8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运费人民币176,205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2年12月31日签订《海运进出口运输代理与付费协议》，就开展海运出口业务达成协议，被告作为原告出口的全程代理人为原告办理上海海岸出口货物的订舱、报关、三检、做箱、提单签发、陆运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货运代理业务。合同自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到期后若双方无意终止，本合同则自动延长壹年。协议签订后，原告曾多次委托被告办理货物的全程出口业务。2013年7月30日，原告和买方“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买方出售单价为33.5美元／公斤、数量为4000公斤、总价为134,000美元的薄荷脑，并约定付款条件为“O/A60DAYS”(非信用证方式60天内支付)。2013年3月，原告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申请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单”，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2013年7月22日，原告向该公司申请“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40万美元限额保险，同月26日，该公司批复40万美元限额保险。2013年8月5日，原告开具票号为13083的安徽省出口商品专用发票。但买方在付款条件成就后一直拒绝支付货款，原告遂要求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对该笔货物的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于2016年1月29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被“HardlineInternationalLtd.”的“OyegyeFranco”提走，而被告提供给原告空运分运单指示的收货人是“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原告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的范围。为了减少损失，原告撤回仲裁申请。鉴于上述情况，原告认为，被告负责原告涉案货物出口的全程运输，其应当确保货物在交于收货人之前的安全。现涉案货物被提单指定的收货人之外的他人提走，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来承担。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程序上，涉案货物于2013年8月6日在上海浦东机场装载于卡塔尔航空公司QR889号航班，并于同年8月8日到达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据原告所称，涉案货物运抵后于2013年8月10日被“HardlineInternationalLtd”公司的“OyegyeFranco”提走。若如其言，在货被第三人提走后，原告并未积极联系被告进行索赔，直至2017年5月4日才提起诉讼，距离事发时已有4年多，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涉案货物采取空运的便捷交通方式，且承运人是知名的卡塔尔航空公司。据原告提供的公估报告显示，卡塔尔航空公司提供网站运输记录，原告可极为便捷地查询到货物动态，其理应知道货物运抵并被非运单收货人提走的情况，故时效应从2013年8月10日起计算。退一步说，若原告未及时查询货物运输动态，根据原告所称于2013年11月15日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报损，那么，最晚其也已经于此时知悉权利被侵害。故即使按照2013年11月15日这个时间点起算，本案在原告起诉之日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实体上，原、被告之间并无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被告签订《进出口运输代理与付费协议》，系货运代理关系。从合同对价性看，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发票显示项目也只是代理运费，而非空运费，印证了被告仅为货运代理非承运人的主张。此外，不能以原告提交的空运分单认定被告为承运人，因为该份空运分单系海冠物流(中国)有限公司[OCEANCROWNEXPRESS(CHINA)LTD]签发的，仅仅为原告信用证交单之用，非传统意义下的分运单。同时，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空运单于2013年8月5日出具，原告所举的空运运单是8月6日出具的，这显然同实务操作不符，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原告所持空运运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空运单，而是在卡塔尔航空公司出具空运单后便于原告结算而出具的文书。被告在履行涉案货运代理业务过程中无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故有偿委托合同的归责原则为过错原则。从举证责任负担角度而言，委托合同的过错归责原则不属于过错推定，委托人须首先举证证明受托人存在过错。故原告须承担“被告履行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被告行为存在过错的证据，如错误填写报关单，订舱信息等。相反，被告已履行了代理义务，订舱、报关，且货物顺利运抵目标机场。至于后续是否被非运单下收货人提走非货运代理人的控制范围，而是承运人卡塔尔航空公司的责任。故，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人，已经合理谨慎地履行了自己的货运代理义务，且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三、目的港事实不清，不能确认原告遭受损失。空运运单记载的收货人为“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根据原告提交的调查报告表述“货物于2013年8月10日，由“HardlineInternationalLtd”公司的“OyegyeFranco正常提货”，后声称货物交至“Mr.Lubega”，上述内容不能证明货物被非运单项下收货人提走。首先，调查报告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也未提供其公司或者委托人是否有资质进行此类调查。其次，即使该份调查报告真实性予以确认，此次调查只显示“HardlineInternationalLtd”公司派员工“OyegyeFranco”提货，但未进一步调查该公司身份。根据报告显示涉案货物为“正常提货”，那么该公司也极有可能为空运单项下收货人指定的卡车公司，其员工“OyegyeFranco”在经过机场检验后被认为可正常提货，故机场显示为“正常提货”，而非失窃等异常情形。从操作实践来说，不论机场或码头，货物通常不是由单证项下收货人亲自提货，而是由卡车公司将货物提走并交与最后的收货人，故本案不排除涉案货物由卡车公司提取并最后交与收货人的情况。最后，若涉案货物是正常交货，则原告即使遭受损失，也并非承运人错误交货而遭受损失，系贸易合同项下纠纷，与运输合同无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海运进出口运输与付费协议》、出口货物委托书、增值税发票，证明被告负责原告涉案货物出口运输，并开具运费增值税发票给原告；
证据2、销售合同、空运单、发票、装箱单、货物运输保险单、海关出口报关单，证明原告与买家(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签订价值为134,000美元销售合同的事实，以及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
证据3、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证明原告为涉案货物向保险公司投保；
证据4、可能损失通知单、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事项明细表、托收信托书，证明原告及时向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通知损失并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由保险公司向买方追偿；
证据5、信用限额审批单、不予理赔函件，证明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向原告书面确认不承担赔偿责任；
证据6、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组庭通知、撤仲裁定，证明原告通过仲裁向保险公司索赔，后因为保险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为减少损失，原告依法申请撤回仲裁；
证据7、(2016)京中信内经证字31953号公证书，证明买家否认与原告有过交易，此种情形不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
证据8、北京华泰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公司)对涉案货物物流情况调查报告，证明涉案货物并非被空运单上指示的收货人提走，被告是负责原告涉案货物出口的承运人，其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对《海运进出口运输与付费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原、被告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非运输合同关系；对出口货物委托书、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亦证明被告系代理人身份，而不是承运人；
证据2、销售合同是证明原告与买方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合同上卖方的签字模糊不清，看不出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形式上不规范，对三性均不认可；对空运分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空运分单抬头是海冠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不是被告，是应原告的要求为了结汇而补的，只能证明货物出运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就是承运人。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空运单，是卡塔尔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签署的，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托运人是原告，原告与卡塔尔航空公司成立航空运输合同关系。对于发票、装箱单原告未提供原件，被告认为是为了贸易活动，原告单方出具的，与本案无关。货物运输保险单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对海关出口报关单，没有异议；
证据3、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对真实性无异议，信用保险保的是原告与买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时买方拖欠货款的情形，与本案无关；
证据4、可能损失通知单、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事项明细表、托收信托书，是原告向保险公司主张申请理赔的材料，与本案无关。另补充，在可能损失通知单上原告自己盖章的损失通知书日期是2013年10月12日，证明原告至少在此时知道其损失，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起算；
证据5、信用限额审批单，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认可，亦与本案无关；不予理赔函件，对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原告于2013年11月15日向信用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原告称其在仲裁程序中才知道自己的货物被提错，不符合事实，保险公司拒赔通知时间是2015年4月24日，故即使在2015年4月24日原告才知道损失发生，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应通过保险诉讼或贸易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于运输合同项下的索赔没有法律依据；
证据6、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组庭通知、撤仲裁定，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另案对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提起的仲裁，不能中止中断其对被告进行索赔的诉讼时效，且与本案无关；
证据7、(2016)京中信内经证字31953号公证书，是复印件，原告提交的原件上加盖的是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的公章，而不是公证处的公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公证书公证的是邮件及其附件，要求原告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在乌干达当地进行调查的原件。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在乌干达当地委托律师进行的贸易活动的调查，也只向货物的买家发送律师函，并根据买家的函件回复进行调查，没有查明原告与销售合同相对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合同，及货物是否由买家提走；
证据8、华泰保险公司对涉案货物物流的调查报告，加盖了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的公章，并不是华泰保险公司的公章，对真实性不认可。从公估结论来看，货物于2013年8月10日正常提货，完成交货，该报告不能证明原告货物交错了收货人。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海运进出口运输代理与付费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是货运代理人，不是承运人；被告的职责仅限于办理上海口岸出口货物的订舱，报关，三检，做箱，提单签发，不负责货物的海运或空运以及货到境外目的地的交付事宜，不承担承运人责任；
证据2、出口货物委托书；证据3、出口货物明细单；证据4、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据5、国际货物代理协议；证据6、代理运费发票。上述证据证明就涉案货物的出运事宜，被告履行了其作为货运代理人的义务，接受原告订舱、安排货物报关，并转委托案外人安排货物出运，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发票以及案外人出具给被告的发票均显示为代理运费，证明被告收取的是代理服务费，是货运代理人，不是承运人；
证据7、卡塔尔航空公司空运单及其翻译件，证明空运单记载原告为托运人，承运人为卡塔尔航空公司。原告与卡塔尔航空公司之间成立航空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不是承运人；
证据8、原告于2013年8月1日发送给被告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订舱委托书时就已确认承运人为卡塔尔航空公司，原告对承运人身份无异议。
对上述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原告履行的义务是作为承运人履行的义务，被告委托其他公司出运原告不知情；
证据2、3、4、5、6，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货运代理关系。被告将原告委托给被告的一切业务再转委托给其他物流公司，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原告对此不知情；
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空运单是由被告具体操作，在8月6日签发空运单后才告诉原告由卡塔尔航空公司运输，空运单也是被告所填写，原告不知情；
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邮件是在签发空运单后才向原告发送的。订舱委托书也只是说明由卡塔尔航空公司承运，既然是国际货运肯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出运，不能证明被告非承运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1、2012年12月31日，原、被告签订《海运进出口运输代理与付费协议》，约定由被告作为原告的全程代理人办理上海口岸出口货物的订舱、报关、三检、做箱、提单签发、陆运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作业的货运代理业务。还约定，原告应在受载船舶开船期前7天将正本货物出口委托单传真至被告，便于被告安排订舱配载。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单证必须内容完整，被告在收到原告订舱委托书后，应立即安排订舱；被告在货物出运后，应在5日内将签发的提单正本和运费发票交给原告等等；2、2013年7月30日，原告与名为“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地址为“PLOT71,7thSTREETINDUSTRIALAREATWIGAHOUSEP.O.BOX4800,KAMPALA,FAX：+256-414-257050”的买方签订销售合同，向买方出售4000公斤薄荷脑，每公斤33.50美元，合计134,000美元。2013年8月，原告作为发货人委托被告代理空运出口上述货物，并指定收货人为“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即销售合同中的买方，地址为“PLOT71，7thSTREETINDUSTRIALAREATWIGAHOUSEP.O.BOX4800,KAMPALA,FAX：+256-414-257050”，与销售合同中买方地址一致。通知人为“TWIGAGROUPENTERPISESP.O.BOX11008PLOT37/39,WILLIAMST,RM244，EQUATORIALMALLLEVELONEKAMPALA,UGANDA.TEL：+256-758-198-995。”被告遂为原告配定卡塔尔航空公司2013年8月6日QR889号航班至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舱位。卡塔尔航空公司于货物起运后签发号码为“157PVGXXXXXXXX”的空运单。空运单上载明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名称和地址为“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PLOT71,7thSTREETINDUSTRIALAREATWIGAHOUSEP.O.BOX4800，KAMPALA传真：+256-414-257050”，通知人为“TWIGAGROUPENTERPISESP.O.BOX11008PLOT37/39,WILLIAMST,RM244,EQUATORIALMALLLEVELONEKAMPALA,UGANDA.”。“TEL：+256-758-198-995”，货物按时抵达恩德培机场。
另查明，原告为其出口的原料药向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投保，约定保险范围为“全部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和部分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拖欠风险所致损失的赔偿比例为90%，保单有效期自2013年3月11日至2014年3月10日，年度有效期内最低保险费为人民币25万元，买方资信调查费和报告费分别为500元、800元”。2013年7月22日，原告向该公司申请“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40万美元限额保险，同月26日，该公司批复40万美元限额保险。原告因收取涉案合同项下货款不着，于2013年5月11日委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买方追讨。该公司委托乌干达注册律师“ShafirHakeemYiga”追讨并代收汇款。“ShafirHakeemYiga”调查后告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是存在的，但该公司否认与原告有任何交易，并强调通知人为“TWIGAGROUPENTERPRISES”，与其没有关联。“ShafirHakeemYiga”又至乌干达注册服务局调查，得到回复，没有“TWIGAGROUPENTERPRISES”这个公司，唯一存在的实体就是“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2015年2月26日，“ShafirHakeemYiga”又写信给乌干达警察局特别调查组寻求帮助调查此事，主要目的是货物到达乌干达时，有人伪造收货人信息，后被告知属于经济类案件，不在警察局管辖之内。2015年2月27日，“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出具声明，否认欠原告款项。2015年4月24日，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发函至原告，称“根据保单约定，我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为，被保险人须与限额买方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销售合同及债权债务关系。但现有调查结果显示，涉案限额买方否认与贵公司存在贸易关系，否认对贵公司负有债务。故在贵公司对限额买方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等方式确立无争议的销售合同债权之前，我公司暂无法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10月27日，华泰保险公司出具涉案货物物流调查报告，称，涉案货物抵达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卡塔尔航空公司实际承运运单真实有效。货物到达后，交由随后的机场地服进行后续的清关提货处理。“EnhasUganda”公司负责所有卡塔尔航空公司承运货物的地服工作。涉案货物也由其负责地服。该货物于2013年8月10日，由“HardlineInternationalLtd”公司的“OyegyeFranco”正常提货。经后续确认，“OyegyeFranco”将提出的货物交给“Mr.Lubega”。但根据“OyegyeFranco”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Mr.Lubega”，其表现出并不知晓此事。另，华泰保险公司在报告中称，“TWIGACHEMICALINDUSTRIES(UGANDA)LIMITED”的经理于2015年4月16日表示其公司从未从中国订购过类似的货物。2016年1月29日，原告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出口信用保险安徽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同年6月13日，原告撤回仲裁申请。
还查明，在华泰保险公司的报告附件中，附有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空运单，由卡塔尔航空公司签发，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分运单及原告出口委托书上的收货人、通知人、货物数量、唛头等均一致。并附有海关盖章的货物放行单及“OyegyeFranco”附照片的工作牌证。
再查明，原告为涉案货物向被告支付代理运费人民币176,205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海运进出口运输代理与付费协议》、出口货物委托书、增值税发票、销售合同、空运运单、发票、装箱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出口报关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单、可能损失通知单、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事项明细表、托收信托书、信用限额审批单、不予理赔函、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组庭通知、撤仲裁定、(2016)京中信内经证字31953号公证书、华泰保险公司调查报告，被告提供的出口货物委托书、出口货物明细单、出口货物报关单、代理运费发票、卡塔尔航空公司空运单及其翻译件、电子邮件及其附件等证据及原、被告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海运进出口运输代理与付费协议》约定，被告作为原告的全程代理人办理上海口岸出口货物的订舱、报关、三检、做箱、提单签发、陆运以及于此有关的其他作业的货运代理业务，即使就涉案货物航空运输代理未订立书面协议，但按照双方的交易惯例可以认定，本案系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虽涉及国际航空运输，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和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结合至本案，根据原告的委托和指示，被告代为原告订舱、报关、出运，涉案货物由卡塔尔航空公司承运并安全抵达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被告在此过程中代理的事务并无过错。而根据国际贸易常识，提单通知人即为买方的代理人，货到目的港后由承运人通知其办理报关提货手续等。归至本案，从原告提供的华泰保险公司报告及“ShafirHakeemYiga”律师的调查报告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安全抵达目的地恩德培机场，不论是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空运单还是被告提供给原告的海冠物流(中国)有限公司签发的空运单，收货人与被通知人都与原告指示一致，并无差错。且根据国际贸易惯例，具体操作提货的公司不一定就是收货人本人，可以是收货人委托的公司或个人。提货人提货附有海关放行单、提单，说明海关审核了提货人的运单、发票、装箱单、入境仓单等一系列单证，合格后才予以放行。在此情况下，若原告认为承运人交付货物有误，则需要提供相反证据。无论是被告作为委托代理人过错还是承运人过错，原告都应举证证明。其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况且，根据上述调查报告，涉案合同买方否认与原告存在交易关系，而原告对交易的对象是否客观存在、是否真实也并未举证证明，若其于贸易开始时就已经陷入收款不能境地，那又如何保证提单上指定的收货人和通知人就是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诚信买方及买方代理人。换言之，原告自己都不能对其指示的收货人和通知人的真实性负责，又怎能将交易风险转嫁给无过错的货运代理人而苛责其承担贸易损失。再者，2015年2月26日，“ShafirHakeemYiga”律师写信给乌干达警察局特别调查组，主要目的是货物到达乌干达时，有人伪造收货人信息，寻求帮助调查此事，可以证明其作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被委托人在此之前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货物下落不明，而该律师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委托的调查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又系原告的委托追款人，则“ShafirHakeemYiga”律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法律后果应约束于被委托人即原告。可原告直至2017年5月10日才向被告提起诉讼，当中并无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其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贝克联合制药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4,704.10元，减半收取为7,352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道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秦晓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