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5民终22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从家海，男，1977年2月2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甫，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某，女，1994年3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系受害人何长喜、朱仁群之女。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照好，男，2000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受害人何长喜、朱仁群之子。
法定代理人：何某，基本情况同上。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敏德，男，1944年4月19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受害人何长喜父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宋巨珍，女，1950年12月1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受害人何长喜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家其，男，1948年6月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系受害人朱仁群父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冯坤英，女，1949年8月15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受害人朱仁群母亲。
以上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旭，安徽兴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启华，男，1984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贻祥，霍邱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钮士田，男，1957年3月2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子宏，安徽公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程道明，男，1972年10月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松，安徽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中荣，男，195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汪本言，男，1955年5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伦，霍邱县孟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勤，霍邱县孟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从家海因与被上诉人何某、何照好、何敏德、宋巨珍、朱家其、冯坤英、王启华、钮士田、程道明、胡中荣、汪本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2017）皖1522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从家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甫、张新，被上诉人何某、何照好、何敏德、宋巨珍、朱家其、冯坤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旭，被上诉人王启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贻祥，被上诉人钮士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子宏，被上诉人程道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松，被上诉人胡中荣，被上诉人汪本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伦、江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从家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承包的土地部分已转包给胡中荣，胡中荣认可，但一审法院认定该转包合同无效错误，即使转包合同无效也是承包人与集体土地所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侵权关系无关；2、将上诉人交到政府部门10万元作为认定为侵权人的依据，难以令人信服，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事发时插秧地块的实际耕种人，相反有足够证据证明该插秧地块的实际耕种人是胡中荣。
何某、何照好、何敏德、宋巨珍、朱家其、冯坤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启华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钮士田辩称，上诉请求没有涉及钮士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对钮士田的判决。
程道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程道明只是介绍人，未获利，也未到达事故现场，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胡中荣辩称，依法判决。
汪本言辩称，汪本言不应成为被告，他只是带路人，不是组织者，三流乡有人需要去插秧，汪本言当时只找到几个人，这几个人又联系其他人，到底去多少人他也不知道。汪本言在本起事故中也受了伤，同意一审判决。
何某、何照好、何敏德、宋巨珍、朱家其、冯坤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六被告赔偿原告因何长喜、朱仁群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伤葬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伤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合计877637.5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4日,汪本言通知原告近亲属何长喜、朱仁群于次日到三流乡插秧，6月5日一早，王启华驾船到河边接人，汪本言组织何长喜、朱仁群等一行38人乘船去目的地。人接上船后，由王启华驾驶的船只刚离岸，船只突然沉入河中，发生何长喜、朱仁群等四人溺水死亡的后果，原告因此发生各项损失877637.5元。经查，插秧的田块是从家海从三流乡承包过来约有1000亩土地，插秧前从家海、程道明、胡中荣联系汪本言，由汪本言出面组织人员前去插秧。插秧前，汪本言到实地进行了考察，谈好了价格，并约定由雇佣方派船只接送插秧人员，王启华受程道明指派来接人，钮士田为船主。该船只没有证件且船上有两个大洞，王启华无驾驶船只的资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家海系三流乡种田大户，承包三流乡土地1000余亩，因从家海承包的田块需要雇人插秧，胡中荣便出面帮忙联系插秧人员。汪本言系住所地村民组组长，平时经常联系本村民组村民同阵外出插秧。后经人介绍，胡中荣和汪本言相互认识，并见面约谈插秧事宜，经双方洽谈：由汪本言负责联系插秧人员，插秧工资每天140元，于2017年6月5日凌晨乘坐由被告方提供的船只到插秧目的地。2017年6月4日，汪本言通知何长喜、朱仁群等38人次日到河边乘船去三流乡插秧，何长喜、朱仁群等38人于2017年6月5日凌晨到指定的河边，众人上船后，因船只超载加之船身受力不均，导致王启华驾驶的船只刚驶离岸边不久便突然沉入河中，发生何长喜、朱仁群等四人溺水死亡的事故。胡中荣和程道明系亲戚关系，胡中荣委托程道明帮助联系船只，程道明便联系王启华帮忙驾船运送插秧人员。该船只系钮士田在十几年前购置的水泥船，平时由王启华使用，王启华为该船只的借用人，系无证驾驶，该船只未登记且船上有洞。另事故发生后，从家海向政府部门交付10万元，作为赔偿受害人近亲属部分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民事责任主体应如何确定及责任承担类型。受害人何长喜、朱仁群等人接受从家海雇佣从事插秧劳务活动，在乘坐从家海提供的船只运输途中发生人身伤亡，六原告作为受害人的近亲属依法享有赔偿请求权。事故船只系雇佣方提供，何长喜、朱仁群等雇员上船之后即处于雇主的支配之下，可视为劳务活动已经开始,故从家海作为雇主对何长喜、朱仁群等人的损害结果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王启华、程道明、胡中荣、汪本言的行为系直接或间接为从家海提供帮工行为。王启华在提供帮工的过程中，无证驾驶船只，且在明知船只状况不良的情况下超载运送人员，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与从家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钮士田作为船只的所有人，将船只借与他人使用的过程时，对船只的使用情况未进行有效的监管及安全运输提示义务，存在一定过失，但是鉴于钮士田已将船只的使用管理权长期转交于其女婿王启华手中，因此钮士田只属于一般过失，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程道明在帮工过程中，挑选运输人员时未尽到严格的考察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但是鉴于王启华长期使用事故船只，且该水面无其他运输船只，因此程道明选任王启华从事运输事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属于一般过失，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胡中荣在帮工过程中，负责整个插秧活动的事项，对整个插秧活动的过程都负有重大的注意义务，但是胡中荣将运输事项托付给程道明之后，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应与从家海承担连带责任。汪本言作为联络人，仅负责通知大家具体的插秧事宜，和其他雇员一样下田插秧，获取同样的劳动报酬，同时也是落水遭受水淹的受害人之一，在本案中仅为一般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何长喜、朱仁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乘坐船只的承载能力及安全性应有完全的认知能力，但其在明知船只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贸然乘坐事故船只，在事故中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10%）。从家海辩称需要插秧的田块已转包给胡中荣，且胡中荣也当庭自认，但该转包关系成立与否与本案赔偿请求人权利是否得到实现有必然的利害关系，且二人对以下问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双方未提供书面转包合同；二、从家海作为承包人在未征得发包人同意情况下转包属无效；三、事故发生后，从家海向相关部门交付10万元，作为赔偿几受害人近亲属部分损失。据上，从家海以承包的土地已转包给胡中荣而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六原告应得到的赔偿数额为：（1）死亡赔偿金468800元（11720元×20年×2）；（2）丧葬费59102元（29551元×2）；（3）被抚养人生活费169735.5元{[（10287元×7年）＋（10287元×13年）]÷4人＋[（10287元×11年）＋（10287元×12年）]÷2人}；（4）处理丧葬事宜费用10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0元；以上1-4项累计707637.5元，由从家海承担90%即636873.8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0元，合计756873.8元。从家海先期给付的100000元，从赔偿款中比除50000元。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规定，判决：一、被告从家海赔偿原告何某、何照好、何敏德、宋巨珍、朱家其、冯坤英经济损失756873.8元，扣除从家海已付50000元，下余706873.8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清讫，被告王启华、胡中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被告钮士田、程道明、汪本言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88元，由六原告共同负担489元，被告从家海、程道明、胡中荣共同负担4399元。
二审中，从家海提供证据一组：1、生效刑事判决书和省政府批复《六安市霍邱县“2017.6.5”较大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调查报告》（来源安徽省安全生产管理局网络打印），证明事发时系胡中荣承包的雇员插秧，与从家海没有任何关系；2、死者家属承诺书及询问笔录，证明死者家属已经获得政府赔偿，其损失已获弥补情况下，再次起诉违背民法的损害填平规则；3、询问笔录，证明胡中荣承包地需要插秧，程道明、从家合、汪本言等联系农民和船只等，没有任何证人证明帮助从家海插秧。
何某、何照好、何敏德、宋巨珍、朱家其、冯坤英质证认为，证据1刑事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调查报告来源有异议。证据2政府给受害人垫付了丧葬费，但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约定该案的赔偿款赔付后返还给政府，故上诉人称受害人收到赔偿款的内容无事实依据。证据3从王启华等人询问笔录可知，从家海是实际种田人。
王启华质证认为，三份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胡中荣是接受劳务的对象，从家海是接受劳务的对象。
钮士田质证认为，该三组证据与我方无关联性。
程道明质证认为，证据1对刑事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调查报告来源有异议。证据2、证据3与我方没有关联性。
胡中荣质证认为，没有意见。
汪本言质证认为，与我方当事人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应结合全案的证据材料来予以确定。
其他各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各方对一审证据的质证意见基本同一审。
一审法院庭审后调取了三流乡经济发展办、三流村、老集村与从家海于2012年元月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编号：2012－001号），二审经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仅从家海认为转包问题只是合同双方的约定问题，与本案的侵权问题无关，从家海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本院经认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除“因从家海承包的田块需要雇人插秧，胡中荣便出面帮忙联系插秧人员”以外，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甲方三流乡经济发展办、三流村、老集村与乙方从家海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第四条关于乙方权利和义务第1项规定“乙方在承包地界内，享有充分地生产经营管理自主权，但不准建永久性建筑物，不得以本合同的标的物作为担保或抵押，不得对外转让或转包。”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有哪些及主法律关系如何确定；二、各方当事人应否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三、上诉人从家海应否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首先是王启华与38位乘船插秧人（包括四受害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其次是38位插秧人与承包种田人（是胡中荣还是从家海待定）之间的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再次是承包种田人与介绍联系船只人程道明、组织插秧队及联络人汪本言、承运人王启华之间的法律关系；最后是船主钮士田与承运人王启华之间的船舶借用法律关系。另外，可能还存在从家海与胡中荣之间不确定的土地转包关系、雇佣关系或义务帮工关系。
如何确定本案的主法律关系，应当尊重受害人方的选择，一审中受害人方以侵权赔偿提起诉讼，并未以运输合同起诉要求赔偿，故本案一审定性为生命权纠纷，确定以雇佣关系为主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因本案受害人并未直接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而是在提供劳务的准备阶段就发生了事故，准备阶段能否纳入到提供劳务中，需要考察准备是否为提供劳务所必需和必要、准备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包含在劳务费用之内、准备工作是否为接受劳务一方所安排。结合本案案情，每位插秧人早出晚归插秧一天仅能够得到劳务报酬140元，其他一切花费均与插秧人无关，因本案插秧人要到达插秧的田块需过河行走一定的路程，特别是过河需要乘坐船只，该船只的安排与乘船费用均不需要插秧人负责和负担，插秧人按照通知要求早晨达到指定地点即可，船只的安排与乘船费用均由接受劳务一方负担，故从插秧人早晨出门到雇主指定的位置，接受雇主的安排之时起，即与雇主形成了雇佣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关键是接受劳务一方即雇主的确定，从本起事故所形成的民事、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来看，受害人提供劳务所指向的插秧田块，其中有胡中荣有偿耕种的田块，胡中荣耕种的田块需要雇人插秧，故联系了汪本言现场查看了田块大小，约定了劳务报酬，由汪本言组织插秧人来完成劳务。为此，胡中荣还委托其亲家程道明联系由王启华开船运送插秧人，王启华基于和程道明的私人关系，未约定收取运费，属于义务帮工的性质，其帮工的对象是胡中荣。所以胡中荣是本案侵权之诉中各法律关系的起点，也是终点。雇人插秧的整个前期准备工作，均是在胡中荣的指示、安排下进行的，故胡中荣应承担本案的雇主责任。基于劳务关系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胡中荣应按照过错大小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胡中荣与汪本言之间构成貌视承揽合同的义务帮工关系；胡中荣与程道明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和义务帮工关系；胡中荣与王启华之间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汪本言在本案劳务输出中起到组织、联络作用，二审中其他各方当事人均不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其在本案中的过错不大，仅对38人上船导致超载未予阻止，也未额外获得相应的好处，故原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可予维持。程道明在本案中完全是充当做好人角色，其在劳务的促成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还搭上其与王启华之间的人情，这样的社会风气应当提倡，其虽然存在选任不当的过错，但原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无不妥。钮士田是船只的所有人，将船只长期借与王启华使用，由于丧失了管理权，虽其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使用监管义务，但属于一般过失，原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亦可。王启华虽然在提供劳务法律关系中构成义务帮工，但其是本案的直接侵权主体，如果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其承担的是100％违约赔偿责任，故原判其承担90％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从家海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从整个案件的证据材料来看，只有董守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提到“当时那天我知道是给三流乡一个姓从的插秧”这句话，能够推出可能与从家海存在一定的关系。但纵观本案提供劳务所指向的田块，实际上是由从家海与当地乡、村签订的承包合同承包经营的土地，该地块并非由村民所承包的土地，是平时用于抗旱排涝的荒地，属霍邱县三流乡三流村和老集村管辖，面积1300余亩。从家海陈述其已将该事发所指地块转包给胡中荣耕种，胡中荣也予以确认，但双方未签订书面转包合同。从家海以低价（2012－2016年合同约定承包费为60元每亩每年）承包后，进行了一定的平整和改造，又以较高的价格（500元每亩每年）将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获取较大的利益。同时，《承包合同书》约定从家海不得将其承包的土地转让或转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和第三十九条“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即使从家海已将部分土地转包给胡中荣耕种多年，双方因未签订书面转包合同，对该转包事实也不能确定，且该转包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原判认定该转包合同无效适当，事发提供劳务所指向地块的承包人仍应认定为从家海，因此在本案中不能免除从家海的赔偿责任。至于原判从家海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稍有不妥，从家海与胡中荣对外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判胡中荣、王启华与从家海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不影响受害人的权利维护，可予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应由政府追偿，四受害人亲属能否主张赔偿问题，因政府处理重大事故是政府的职能，其并非侵权人，在处理事故中虽垫付了赔偿款，但不能取代受害人而获得赔偿请求权，四受害人亲属提起诉讼要求侵权赔偿，应予受理、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从家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处理适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88元，由从家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应军
审判员 王 芸
审判员 魏 晋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汪 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