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民终8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华文，男，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杰，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民和路519号浙江二建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7204972037。
法定代表人：蒋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军，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国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华文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二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7）鄂0506民初2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华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付华文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仅提供《收据》一份尚不足以证明其实际交纳了30万元的保证金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所谓“收据”，单单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为，一方收到另一方的钱或物，是效力等级最高的合同履行方面的证据，在对方没有相反证据证实收据不真实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收据》足以认定付华文交纳了30万元的事实，无需其他证据（如双方往来账目、退还保证金等材料）来佐证。且这些证据在浙江二建提出质疑后，付华文曾经当庭表示如果需要可以庭后立即补交，但一审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拒收。2.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正当付华文及代理人忙于联系承办法官时，付华文收到了法院电子平台短信告知本案已经判决结案了，从开庭到判决前后不足十天（还包含了一周的调解期限），本案案情较为复杂，法官在未认真分析研究案情就匆忙下判也显得极为轻率。另外，据悉开庭审理的法官与作出判决的法官并非同一人，这种审理与判决脱节的做法很明显是程序严重违法的。
浙江二建辩称：1.付华文提出的收据不能证明交纳安全保证金10万元，质量保证金10万元，工期保证金5万元，劳动工资风险抵押金5万元。收据在形式上不合理，收据是虚假的，付华文在一审中当庭承认是以往来款冲抵，明确表示没有证据，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收据不能证明实际交纳30项目保证金属实。2.一审程序合法，在一审中一审法官当庭给双方一周的调解时间，庭审之后付华文没有联系浙江二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付华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浙江二建返还付华文项目保证金29万元，并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保证金实际返还之日止支付利息损失（计算至2017年10月16日为25776元）；本案诉讼费由浙江二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5日，付华文与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三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合同约定由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将其承接的湖北宜昌翔陵纸制品有限公司灰纤维利用车间工程转包给付华文施工。合同同时约定，由付华文交纳安全保证风险抵押金10万元、质量保证风险抵押金10万元、工期保证风险抵押金5万元、劳动工资风险抵押金5万元，在项目完工验收合格交付业主书面确认十五日内退还安全、工期保证金，质保期满业主确认十五日内退还质量保证金，劳动部门确认十五日内退还劳动保证金。2015年9月8日，宜昌市夷陵区承建档案馆制发《建设工程档案合格证》，合格证载明前述工程的开竣工日期为2012年6月13日至2013年8月13日。2015年12月15日，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注销。2017年10月16日，付华文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浙江二建返还项目保证金29万元，并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保证金实际返还之日止支付利息损失（计算至2017年10月16日为25776元）；本案诉讼费由浙江二建承担。
一审法院同时认定，本案审理过程中，付华文当庭陈述30万元保证金系用往来款冲抵，并提交一份盖有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财务专用章，时间为2012年5月28日的《收据》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宜昌翔陵纸制品有限公司造纸车间（付华文）交来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上述《收据》的交款人、会计、收款人处均未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付华文与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后，是否依约实际交纳了安全质量保证金等合计3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付华文为证明其向浙江二建的分公司实际交纳了安全质量保证金等30万元，仅提供了《收据》一份，并当庭陈述30万元的保证金系用往来款冲抵，浙江二建已返还保证金1万元，但其未能提供与浙江二建分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账目记录、往来款抵扣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亦未能提供浙江二建返还保证金1万元的相关证据，因此，付华文仅提供《收据》一份尚不足以证明其实际交纳了30万元的项目保证金的事实。付华文要求浙江二建返还项目保证金29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付华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3019元（已减半），由付华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审查付华文诉争债权的真实性。一审庭审时，付华文当庭表示诉争债权即保证金30万元系以其与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抵扣，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该笔往来款的存在。二审审理期间，付华文承认未实际向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交纳30万元保证金，而是由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受让付华文（以孙春燕名义）与湖北宜昌林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森公司）之间54万元债权所应支付的对价冲抵30万元保证金来实现。基于前述事实，结合本案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1.付华文对于诉争30万元保证金的情况在两审中陈述不一致。但都能够证实付华文未实际向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交纳30万元保证金，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亦未实际收取付华文30万元保证金。2.付华文二审期间提供了林森公司和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以及收据，但不能提供相应的银行资金流水。其陈述以孙春燕名义向林森公司借款40万元，仅有的一张显示林森公司收到20万元的银行对账单为复印件，且流水无法核实系付华文支付，另外7万元系由向平账户转入林森公司，余款13万元付华文称系现金交付，未见资金来源和流水。且作为利益冲突方，付华文如何取得这些记账凭证不得而知，不能证实其所提供的财务记账凭证来源合法性、真实性。加之，同时作为林森公司和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的财务人员向平，系付华文妻子，因其身份特殊性与付华文存在利害关系。前述记账凭证上复核人亦为向平。基于此，付华文用以证实其向林森公司借款40万元证据真实性存疑。3.林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林森，付华文亦称黄林森为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提供相应证据，由此可见，对于付华文陈述的用其由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受让付华文（以孙春燕名义）与林森公司54万元债权所应支付的对价冲抵30万元保证金过程，系由黄林森、付华文、向平参与并掌控。该过程实现两个后果，一是原林森公司对付华文的债务由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无偿承担，林森公司债务免除。虽付华文提交林森公司记载收到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垫支孙春燕往来款54万元收据，但无任何资金流水能够证实该款项流向真实性，且不符合常理，既然是承接债务，不存在还要向林森公司垫支的问题，显然为做账所制作。二是付华文原应当向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缴纳30万元保证金的支付义务免除，对外应支付相应的保证金则由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自行筹备。显然，在此过程中，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可言，且明显损害自身利益，其前述操作违背常理，客观上亦致使林森公司债务转移至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名下。对此，没有证据证实浙江二建对此为明知且予以认可。而前述债权转让的操作最终是林森公司和付华文因此受益，故有理由怀疑系黄林森、付华文等人为个人利益所为，而非公司行为。2015年浙江二建湖北三分公司被注销，现付华文转而向浙江二建主张前述债权，对其目的正当性质疑。基于此，对前述涉案债权转让、抵消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基于前述分析，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付华文诉争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付华文要求浙江二建承担30万元保证金返还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付华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38元，由付华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红洲
审判员 刘 俊
审判员 聂丽华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