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民终1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金芳，女，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志勇，山东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所芹，男，197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原审被告：邵建峰，男，197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上诉人洪金芳因与被上诉人于所芹、原审被告邵建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3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金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洪金芳与邵建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未向于所芹借款，本案系邵建峰与于所芹恶意串通制造的虚假诉讼，目的是为了增加洪金芳的债务，不能得到夫妻共同财产；2、洪金芳与邵建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向洪金芳母亲借款35000元，2016年6月3日，双方到民政局协议离婚时，邵建峰同意将35000元还给洪金芳母亲并将该35000元交给洪金芳，2016年6月15日洪金芳将该款项还给其母亲，不存在邵建峰所说的向于所芹借款以偿还向洪金芳母亲的借款；3、洪金芳与邵建峰离婚案件一审庭审中，于所芹一直在场，但从未提过借款一事；4、洪金芳与邵建峰家庭生活富裕，有商铺且经营出租车，无需举债。即使借款，也可向亲属借款，无需向于所芹借款；5、本案一审结束后，洪金芳又收到两份起诉状，分别为林荣江起诉洪金芳与邵建峰借款50000元，赛锋华起诉借款60000元，都涉及虚假诉讼。结合洪金芳和邵建峰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二人即使有借款也早已偿还。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并没有对债务达成共识；6、于所芹应举证证明其于2016年7月20日向邵建峰借款35000元款项的来源。
于所芹辩称，其在西班牙待了2年3个月，于2016年7月16日从西班牙回国。出借给邵建峰的35000元包括在其姐姐处存放的个人工资及从其姐姐处取款10000元。
邵建峰述称，其与洪金芳结婚后更换出租车、购买汽车、商铺及洪金芳在济南住院花费都是借款。双方婚后经济收入不足以支付上述花销。
于所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建峰、洪金芳连带偿还借款35000元；2、判令案件受理费由邵建峰、洪金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建峰与洪金芳于2009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3月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
2016年7月20日，邵建峰向于所芹借款35000元，于所芹以现金方式提供借款后，邵建峰为于所芹出具了借条。邵建峰称，其与洪金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购房向洪金芳之母借款35000元；后洪金芳要求离婚，邵建峰主张房屋归其所有、借款均由其偿还，于是其向于所芹借款35000元还给了洪金芳的母亲，但因双方未协商成，后洪金芳起诉至法院，法院将房屋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了分配，但并未处理相关债务。洪金芳称，购房时向其母亲借款35000元属实，但该笔借款系由洪金芳偿还，并非由邵建峰偿还。
另查，2016年10月10日，洪金芳将邵建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6日作出（2016）鲁1003民初3759号民事调解书，洪金芳与邵建峰经调解离婚，婚后购买的房产也一并进行了分割。调解过程中，邵建峰提出尚有债务需要分配，并提交了其书写的债务清单，其中包括“我与洪金芳协议离婚，财产、债务归我，我给她35000元还她妈的，这35000元是借于勤的”；洪金芳称双方并无债务。
再查，于所芹称“于勤”系其曾用名。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邵建峰向于所芹借款，并为其出具借条，于所芹已按照约定提供了款项，邵建峰也应及时偿还借款，故于所芹主张要求邵建峰偿还借款本金35000元，应予支持。邵建峰的上述债务发生在其与洪金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其在离婚时也向法庭陈述尚有债务需要分配，于所芹的该笔债权也在邵建峰提供的债务明细中，因此该笔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故于所芹要求洪金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邵建峰、洪金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于所芹借款35000元，邵建峰与洪金芳互付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8元，由邵建峰、洪金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洪金芳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6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洪金芳银行卡交易明细一张，显示该账户2016年6月3日存入35000元，6月15日向其母亲转账支出，拟证明洪金芳于2016年6月15日将邵建峰6月3日给其的35000元归还给其母亲；证据二，民事诉状两份，证明林荣江和赛锋华现已起诉邵建峰、洪金芳夫妻二人借款纠纷，拟证明邵建峰涉嫌串通他人制造虚假诉讼。经质证，于所芹主张上述证据与其无关。邵建峰称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主张洪金芳没有说明35000元的来源。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涉及虚假诉讼。
二审中，于所芹主张其在西班牙打工最后一期的工资是中国水产集团直接汇到其姐姐账户，共计4500美元，原本打算自用，在回国后一两天，大概是在2016年7月17号或18号，于所芹与邵建峰等四、五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邵建峰向其借钱，说还邵建峰丈母娘的钱。因为于所芹自己的4500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后不够借给邵建峰，于所芹向姐姐说明了邵建峰要借款的理由后，又从姐姐处取出10000元，借给邵建峰。7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邵建峰到于所芹家中取走35000元并出具了借条；邵建峰陈述，在于所芹回国后两三天的时候，邵建峰、于所芹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在饭桌上询问于所芹能否借钱用用。邵建峰没有向于所芹说明借款用途，于所芹说家里有钱可以出借，饭后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邵建峰到于所芹家里取钱。当天邵建峰将35000元交给洪金芳，把钱交给洪金芳后的当天或是第二天，邵建峰与洪金芳到民政局离婚。对于洪金芳是否将该款项交给其母亲以及洪金芳2016年6月3日收到的35000元的来源，邵建峰称其不清楚；洪金芳陈述，2016年6月3日，洪金芳与邵建峰第一次到民政局办理离婚，邵建峰交给洪金芳现金35000元，洪金芳当天存到银行卡里，后于2016年6月15日还给母亲。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诉争35000元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是否真实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首先，邵建峰在一审、二审均陈述其向于所芹借款的用途是为了偿还洪金芳母亲的借款。而洪金芳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载明，洪金芳在2016年6月3日收到款项35000元，2016年6月15日，洪金芳已经向其母亲转账35000元。该证据与洪金芳所陈述的与邵建峰于2016年6月3日在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时，邵建峰交给其35000元用于偿还洪金芳母亲的借款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邵建峰称向于所芹借款以及偿还洪金芳母亲款项的事实均是发生其与洪金芳在民政局离婚之前，而于所芹于2016年7月才回国，邵建峰所出具的借条日期为2016年7月20日，邵建峰所陈述的借款时间与洪金芳偿还其母亲借款的时间相互矛盾。其次，邵建峰陈述在借款时并未向于所芹说明借款的用途，而于所芹陈述邵建峰在借款时说明是为了偿还洪金芳母亲的借款，二人陈述亦相互矛盾。再次，于所芹主张其向邵建峰出借的款项系中国水产集团向其姐姐账户汇款4500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和向其姐姐借款10000元两部分组成，但未在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于所芹姐姐的银行取款记录及接收4500美元的凭证。故于所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向邵建峰出借35000元，于所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洪金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3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于所芹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6元，均由被上诉人于所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光成
审判员 赵 芳
审判员 王 慧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莫淑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