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东一法龙民一初字第232号原告江子良，男，199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利汉威，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恩铭，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黄治舫，男，196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被告刘桂莲，女，196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告江子良与被告黄治舫、刘桂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子良的委托代理人利汉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治舫、刘桂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子良诉称，2013年8月1日，被告黄治舫因急需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后在原告多次催讨下被告至今仍未清偿欠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本金2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立案之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黄治舫无到庭，亦无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和证据。被告刘桂莲无到庭，亦无提交任何证据，但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原告称被告黄治舫因急需资金分别于2013年2月23日、2013年2月25日、2013年3月23日、2013年3月31日以及2013年8月1日分五次向原告借款，并各签有借据一张，刘桂莲认为上述事实存在虚假成分。首先，黄治舫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稳定并长达数十年，故原告以黄治舫急需资金为由借款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合理性。其次，原告仅有黄治舫签名的借条一张，却并无任何转账凭据以及黄治舫签署的收款收据，根据证据的关联性原则，单凭一张借条，是无法认定案涉民间借贷的真实存在。最后，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除借据外，还必须有实际交付借款的行为。综上，原告的主要证据借条，由于无法说明黄治舫的真实借款事实理由，又无黄治舫有真实收取该笔借款或原告转账借款至黄治舫名下账户的关联证据，故案涉民间借贷事实由于原告的证据不足而无法确认。二、刘桂莲与黄治舫并非夫妻关系，被告主体不适格。刘桂莲已与黄治舫办理离婚手续，可知二被告非夫妻关系，不应承担案涉债务。三、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刘桂莲与原告素不相识，也完全不知悉黄治舫是否真实存在借款，更未在借条上签名，可知即使案涉借款真实存在，也仅是黄治舫的个人债务，且案涉借款也并未使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中。另刘桂莲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长达数十年，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居住环境，不需要也不存在任何的急需资金的可能。四、根据证据规则，原告仅提供借据一张，既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更无法提供证明借款用于刘桂莲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等足以认定为刘桂莲与黄治舫夫妻共同债务的其他证据，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五、刘桂莲认为，如黄治舫与原告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则黄治舫也仅应存在2013年2月23日借据约定的100000元的债务。首先，黄治舫与原告并非任何朋友关系，通过借据的格式范本可得知，原告应为专门借贷的人员，甚至为高利贷人员。由于借据上未约定具体的利息金额，因此仅能通过多张的借据去确认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利息的数量。最后，五张借据的时间相距不长，2013年2月25日借据为2013年2月23日借据的确认，2013年3月23日以及2013年3月31日借据为2013年2月25日借据利息的确认，2013年8月1日借据为2013年2月23日借据的本金及利息的确认，即黄治舫实际借款的金额为2013年2月23日借据约定的本金100000元，其余四张仅是对2013年2月23日借据本金及利息的确认。综上所述，法院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日，被告黄治舫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条》，借条上载明：“兹借到江子良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元整。此款于2013年10月30日还清，借款人黄治舫,电话139××××3288,2013年8月1日”。原告在庭审时陈述借款经过称，原告与被告黄治舫系普通朋友，原告是通过其舅舅与黄治舫认识的。当时黄治舫找到原告的舅舅说要借钱，还说有项目要给原告舅舅来承包，后由于原告舅舅的资金问题不方便借款，就由原告向黄治舫借款，当时黄治舫要借800000元左右，由于原告资金不能在短时间内到位，原告就分几次借给黄治舫，借款时间和金额都是根据原告凑集到的资金来确定的，每次都是在原告经营的东莞市金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内出借，以现金方式交付，黄治舫收到现金后当场出具借条。本院调取了（2014）东一法龙民一初字第13号案件中的结婚证和离婚证，显示被告黄治舫与被告刘桂莲原系夫妻关系，于1986年1月29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9月3日登记离婚。以上事实，有借条、结婚证、离婚证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本院认为，被告黄治舫、刘桂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刘桂莲主张案涉借款实际上是另案（2014）东一法龙民一初字第228号案件中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刘桂莲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刘桂莲该主张不予采信。被告黄治舫向原告借款200000元的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条原件为证，被告黄治舫未向本院提出抗辩意见及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黄治舫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智的成年人，应当对其在借条上的签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故本院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届满，原告要求被告黄治舫归还借款20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从立案之日即2014年6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该司法解释，只要夫妻关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举债，即使是以个人名义，原则上均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存在以下情形：1、债权人与债务人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2、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务人知道该约定。本案中，案涉借款发生在被告黄治舫与刘桂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刘桂莲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借款给黄治舫时存在以上法定的除外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刘桂莲应对黄治舫的案涉借款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于原告该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治舫、刘桂莲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江子良借款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00000元为本金，从2014年6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43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治舫、刘桂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尹玉英代理审判员  彭晓娜代理审判员  潘爱红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蔡旭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