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终1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荣源，男，195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泉，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军辉，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浩，男，197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念，四川致中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香蜜湖路交界西北阳光高尔夫大厦***号。
法定代表人张林，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念，四川致中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荣源因与被上诉人常浩、被上诉人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联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34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温荣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泉、甄军辉，被上诉人常浩及其深圳联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荣源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34民初10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温荣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由常浩、深圳联华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并确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间的关联关系，因而作出只解除其中一份协议，驳回对另一份协议的解除请求的判决存在错误。（一）首先，两份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主体之间具有无法否定的关联关系，虽然2012年4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由温荣源与常浩个人签订，2012年1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系由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但在“协议一”洽商之前直至“协议二”签订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常浩始终担任深圳联华公司的执行（常务）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同时，常浩还长期担任深圳联华公司股东之一上海宝恒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长、经理、法定代表人。故，从常浩的身份及其与深圳联华公司的控制关系上来看，常浩作为深圳联华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既能够对内行使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决策及具体管理职能，又能够对外全权代表公司，具有代表深圳联华公司与温荣源签订由深圳联华公司承受权利义务的商业合同的合理性及客观表现性。其次，两份协议指向的是同一笔交易，且从两份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及互补性，是两份关联协议。两份协议的标的股权均为西昌弘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弘宇公司）55%股权，转让价款均为人民币275万元，从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标的上来讲具有一致性。同时，2012年11月30日的“协议二”是为了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之用，内容能简则减，省略了“协议一”中已有详细约定的合同签订目的及背景、目标公司概况、双方权利义务具体内容等条款，并不能充分、全面、确切设定双方就一笔涉及几千万元的股权交易所应涵盖的权利义务相关内容。因此，两份协议内容上的一致性、相关性、互补性也是本案审理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再次，从签订及履行背景、过程来看，两份协议具有前后承继的联系。虽然“协议一”系由常浩个人签字，但标明的受让方却为“常浩指定确认的关联公司”，尽管该协议中并未明确该关联公司的具体名称，但已就此将由与常浩具有关联关系的某法人而并非是常浩个人承受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表达的十分清楚。而深圳联华公司作为常浩的关联公司，已经实际享有了“协议一”约定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成为西昌弘宇公司登记股东等“协议一”约定的合同权利，应视为深圳联华公司对“协议一”约定内容及对常浩以其名义签订“协议一”行为的事实上的追认。而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深圳联华公司也明确表示常浩签订与本交易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时系以公司执行董事身份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深圳联华公司对该行为予以追认。同时，常浩在签订《合作备忘录》后将其交由深圳联华公司保存的事实，进一步表明深圳联华公司对常浩代表公司与温荣源进行洽商、两份协议的签订原因及过程，尤其是常浩签订“协议一”指定确认深圳联华公司作为关联方来承受权利义务等情况不仅是明知的，而且是完全认可的，而常浩、深圳联华公司所抗辩提出的签订“协议一”是个人行为，“协议二”是公司行为，两份协议各自独立，无任何关联，“协议一”未履行的相关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深圳联华公司不仅未能向法庭清楚陈述“协议二”的洽谈、签订背景及过程，而且常浩、深圳联华公司对于法庭及温荣源提出的“为何多年来不主张履行或解除“协议一”以及“为何“协议二”签订前温荣源已直接投入6000万的公司，其仅以275万元价格即可取得55%股权”等对本案基本事实问题未能给出任何合理解释，实际上，这正是因为双方洽商“协议一”时已对股权转让款的价格为275万作出了约定，而且在同时常浩指定的关联公司深圳联华公司亦负有“协议一”约定的融资义务。另外，从合同文本的保存情况看，当事人双方均无“协议二”原件，仅有的一份原件是留存在目标公司的工商档案里，这说明“协议二”为进行股权转让而签订的独立协议，只是为了工商登记而留存于工商机关的备案文件。因此，从两份协议的形成背景来看，两份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具有关联性，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明显不可否定。由此可见，常浩与温荣源签订的“协议一”和代表深圳联华公司与温荣源签订的“协议二”并非各自独立的两份协议，而是在同一背景下，由关联主体就同一标的签订的内容。二审法院应根据温荣源的一审诉讼请求，全面、综合、同时审查两份协议的关联性、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及是否应一并解除。
二、一审判决未能正确适用法律，未能判令同时解除两份协议，存在重大错误。（一）温荣源主张解除案涉协议的事实依据是常浩未按协议履行27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及近1亿元的融资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温荣源自行筹措近亿元资金完成了盐源铜矿的收购及勘探，双方合作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合同目的已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本案历经多次庭审，常浩至今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及履行了融资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法院应认定系由常浩违约造成“协议一”的解除。（二）一审判决未能支持温荣源关于一并解除“协议二”的诉讼请求，存在重大错误。如前所述，两份协议为两份关联协议，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及本案另一证据《合作备忘录》均为常浩作为深圳联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深圳联华公司与温荣源签订西昌弘宇股权转让协议，由深圳联华公司承受该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这一笔交易的相关法律文件。“协议二”签订的同时，温荣源履行了配合常浩指定的关联方深圳联华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约定义务，向常浩及深圳联华公司交付了股权，但深圳联华公司未向温荣源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按照“协议一”的约定履行融资义务，因此，深圳联华公司的行为也已构成根本违约，温荣源关于解除“协议二”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同时应当判令常浩、深圳联华公司协助温荣源办理诉争股权的恢复登记手续。
常浩、联华公司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各自独立，认定事实清楚，首先，温荣源于2012年4月26日与常浩签订的“协议一”，与2012年11月30日与联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二”主体不同，系独立无关联的两份协议，且不存在主从关系。虽然常浩曾经担任过联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签订合同行为未得到联华公司的认可，不属于公司行为，该两份协议不具有关联性。其次，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不同，“协议一”约定由温荣源转让45%股权给常浩指定的A公司，10%股权转让给其指定的B公司。该两份协议内容互不相连、相互独立。再次，两份合同所签订时间也不相同，故，一审法院将上述两份主体、内容、时间均不相同的协议认定为独立，无关联的协议正确。在“协议一”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温荣源的申请解除其与常浩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正确。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深圳联华公司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75万元，在工商部门亦完成了股权变更，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现温荣源要求解除案涉合同并退还转让的55%的股权，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曾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温荣源与常浩个人签订于2012年1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判决驳回温荣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温荣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日作出（2015）川民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
温荣源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与常浩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解除与深圳联华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3.判令常浩、深圳联华公司协助温荣源办理诉争股权的恢复登记手续，使温荣源重新成为诉争的西昌宏宇公司55%股权的所有权人；4、判令常浩、深圳联华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温荣源为收购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于2012年4月26日作为（甲方）与常浩（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四川弘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目标公司）系为完成甲乙双方合作事务而新成立的公司。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45%股权，转让给常浩指定的A公司，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225万元。A公司应当于本合同签订时，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汇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帐户；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常浩指定的B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B公司应当于本合同签订时，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汇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帐户。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乙方指定的人员担任……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1、目标公司以收购、整合、并购、包装、勘探、转让、采掘、加工矿产资源（矿业权）为工作目标，目标公司以收购四川省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探矿权和全部资产、并进行勘查和转让为工作目标。3、根据初步踏勘，尽职调查的结果，双方共同确定以目标公司为收购主体收购四川省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探矿权和全部资产。4、正式收购协议签订后，根据收购协议规定，目标公司筹资不超过人民币过壹亿元（包括收购资金不超过捌千万元及其它费用），专项用于收购四川省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探矿权和全部资产。5、收购完成后，后续的勘探、经营、生产设备、资金、人力的持续投入费用预估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6、前述两款约定的资金，由乙方负责融资，并以目标公司的名义借贷，乙方融资的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率10%。具体融资借款的内容，以《借款协议》约定内容为主。8、甲方主要负责目标公司的管理经营，矿产资源的勘探、采掘、加工，以及矿业权的申请、整合、收购等。乙方主要负责项目公司的资本运作与融资等工作。9、对目标公司的股权及所持有的矿业权的转让，按同进同退的原则，需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转让股权而退出目标公司，在此情况下该转让股权行为无效，但是双方100%共同退出项目公司的情况除外……。”温荣源与常浩在该协议书中签名确认。后常浩未按协议寻找到融资的A公司和B公司，也未出资收购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
2012年5月11日，温荣源在凉山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西昌弘宇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温荣源，其持股比例为100%。
西昌弘宇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与盐源县祥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朱中发、叶祥基、李高峰、程丽萍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由西昌弘宇矿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700万元，持股95%，另5%股份由朱中发、叶祥基、李高峰、程丽萍分别持有，双方在盐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2年6月29日西昌弘宇公司与朱中发、叶祥基、李高峰、程丽萍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西昌弘宇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收购朱中发、叶祥基、李高峰、程丽萍剩余5%的股权，由西昌弘宇公司在盐源县祥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盐源县祥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为温荣源。
2012年11月27日，温荣源、四川万凯丰公司、西昌弘宇公司作为甲方与常浩及其指定关联方（乙方）签订《合作备忘录》，载明，“1、11月15日乙方支付给甲方的5000万中2000万为弘宇公司（控股盐源铜矿）55%股份过户款……3、铜矿剩余资金按股权比例增资弘宇矿业的方式支付。4、乙方保证必须两个项目同时合作，即盐源铜矿和稀土项目，如乙方只合作其中任一项目，原所有合同协议全部解除，乙方所支付的所有资金为甲方借款，甲方只支付银行同期利息，由甲方一年内付清。……”温荣源、钟飞龙、温权、常浩、徐天宝在该备忘录上签字。庭审中深圳联华公司陈述常浩作为公司的员工代表深圳联华公司在《合作备忘录》上签字和付款。
2012年11月28日，西昌弘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定，载明：“1、同意公司新增股东：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2、同意温荣源将所在西昌弘宇公司275万元占注册资本55%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西昌弘宇公司及股东温荣源在该决定中签章。
11月30日，温荣源与联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在西昌弘宇公司的人民币275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5%）转让给受让方（所转让的股权未含有国有资产）。股权转让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此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温荣源和常浩在协议上签字，深圳联华公司在协议上签章。同日，西昌弘宇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载明：“1、同意对公司原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章程共11章45条。2、同意公司新增股东：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3、同意公司股东：温荣源将所在公司275万元占注册资本55%的股权于2012年12月4日转让给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及股份重新调整为：温荣源出资额225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比例为45%；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275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比例为55%”，温荣源、深圳联华公司在该决议中签字盖章。同时深圳联华公司向西昌弘宇公司出具欠条，载明：“兹有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欠西昌弘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75万元正”。后双方按上述决议对西昌弘宇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并于2012年12月5日在凉山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
一审中常浩及深圳联华公司均认可未出资收购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常浩同意解除双方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4月26日温荣源与常浩签订的“协议一”和2012年11月30日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二”，该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一、温荣源以常浩未按协议履行融资义务请求解除“协议一”，常浩在庭审中也认为双方未履行该协议并同意解除该协议，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解除协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针对2012年11月30日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二”是否应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二”的签订主体为温荣源和深圳联华公司，双方在该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之后深圳联华公司也向温荣源出具了欠条，形成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温荣源和西昌弘宇公司在上述文件上签字、签章予以确认。据此可认定深圳联华公司和温荣源已就西昌弘宇公司的股份转让形成了新的转让协议，双方已按公司法的规定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温荣源主张其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二”系用于工商变更手续，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关联关系，深圳联华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履行融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协议。但庭审中温荣源与常浩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协议一”并未履行。而在此后工商变更登记所依据的“协议二”，不仅主体发生了变化，内容也不相同。在温荣源与常浩签订的“协议一”中约定，温荣源是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45%股权，转让给常浩指定的A公司，温荣源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常浩指定的B公司。并且约定了乙方常浩有负责融资的义务。而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的“协议二”中约定转让方温荣源是将其持有的西昌弘宇公司275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5%）转让给受让方深圳联华公司。也并没有约定受让方有负责融资的义务。并且最终工商登记变更依据的也是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按双方最后签订的“协议二”为准。温荣源主张深圳联华公司不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对目标公司的筹资、融资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并导致双方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但根据温荣源与深圳联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而双方之后虽并未对股权转让款另外作出书面约定，但深圳联华公司出具了尚欠股权转让款275万元的欠条，温荣源也接受了欠条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之间对股权转让款已经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协议二”也并未约定深圳联华公司有融资的义务。因此温荣源主张深圳联华公司不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对目标公司的筹资、融资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的理由既与双方签订“协议二”的约定不符，也与查明的事实相悖，故其要求解除与深圳联华公司形成的“协议二”，恢复股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解除温荣源与常浩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驳回温荣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常浩负担28800，温荣源负担33800元。
二审诉讼中，常浩、深圳联华公司对一审查明深圳联华公司向西昌弘宇公司出具275万元“欠条”时间有异议，认为其出具欠条时间应当为2012年11月27日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前。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常浩、深圳联华公司存有异议的事实查明如下：
2012年11月27日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双方合作框架性协议。根据双方签订于2012年11月30日工商备案的“协议二”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的内容，再结合2012年11月30日西昌弘宇公司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温荣源将其在公司55%股权以275万元转让深圳联华公司”的事实，即能够说明2012年11月30日前，深圳联华公司并未向温荣源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依据案涉合同履行情况将深圳联华公司向西昌弘宇公司出具275万元“欠条”时间确定为签订合同时正确。常浩、深圳联华公司的该项异议不能成立。
根据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事实本院查明：
2012年6月1日常浩作为甲方及指定关联方，温荣源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确认收购目标公司为四川万凯丰稀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双方确认目标公司交易估值36亿元，甲方出资18亿元以增资等方式获得目标公司49%股权。其中甲乙双方确定的流程为：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和目标公司支付人民币1.8亿元作为定金，同时乙方将目标公司49%股权工商变更给甲方，甲方实际享有目标公司（稀土产业链所有公司矿权）49%的股权权益，甲方受益比例按甲方投资占交易估值36亿的比例分配……四、后续资本运作对于四川万凯丰公司的项目融资以及未来企业上市等事宜主要由甲方负责运作并承担责任，乙方对此应给以积极配合。
2012年11月27日，温荣源、万凯丰公司、弘宇公司作为甲方与常浩及其指定关联方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备忘录》，载明，“1、11月15日乙方支付给甲方的5000万中2000万为弘宇公司（控股盐源铜矿）55%股份过户款3000万元确定为乙方投资稀土产业链的定金。2、四川弘宇矿业有限公司55%股份过户给乙方后，乙方将尽快安排稀土产业链1.5亿（合计1.8亿）股权前期定金，并变更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相应股权给乙方，同时乙方应按上海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款计10.8亿付给甲方。3、铜矿剩余资金按股权比例增资弘宇矿业的方式支付。4、乙方保证必须两个项目同时合作，即盐源铜矿和稀土项目，如乙方只合作其中任一项目，原所有合同协议全部解除，乙方所支付的所有资金为甲方借款，甲方只支付银行同期利息，由甲方一年内付清。……”温荣源、钟飞龙、温权、常浩、徐天宝在该备忘录上签字。庭审中深圳联华公司陈述常浩作为公司的员工代表深圳联华公司在备忘录上签字和付款。
温荣源于2012年11月30日与联华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协议二”存放于工商档案中，签约双方陈述均不持有原件。该“协议二”转让方由温荣源签字，受让方由常浩签字，深圳联华公司签章。
2015年3月18日之前，常浩为深圳联华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同时为联华公司股东上海宝恒能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长、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中，深圳联华公司曾经主张其于2013年1月7日向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中包含275万元本案股权转让款。
本案二审庭审中深圳联华公司主张2012年11月15日案外人贵阳花溪瑞远商贸有限公司向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中275万元是本案股权转让款。
2016年1月以常浩为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温荣源交付四川万凯丰公司49%股权民事起诉状中，常浩自认贵阳花溪瑞远商贸有限公司所支付的3.5亿元（包括2012年11月15日支付至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5000万元）系收购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49%股权转让款项，而非涉本案目标公司西昌弘宇公司55%股权的转让款。
本院认为，根据温荣源的上诉理由及常浩、深圳联华公司的答辩意见，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于2012年1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即“协议二”是否应当解除；其中包括1.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受让方深圳联华公司是否存在根本性违约。如果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其融资义务是否完成，在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完毕；二、如果“协议二”解除，案涉股权是否应当予以返还。
一、关于双方签订于2012年1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即“协议二”是否应当解除，其中包括1.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受让方深圳联华公司是否存在根本性违约，如果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其融资义务是否完成，在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完毕的问题。
温荣源主张其与深圳联华公司2012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协议二”目的是用于工商变更手续，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有关联关系。因联华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履行融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请求解除改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温荣源与常浩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协议一”，与深圳联华公司在2012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二”，无论是从签订主体、协议内容，还是签订背景上来看均具有无法分割的关联性而并非两份相互独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现作以下具体评析：
首先，本案中，深圳联华公司工商档案及由常浩作为原告提交的另案起诉状能够证明自深圳联华公司设立起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后直至2015年5月11日，常浩始终担任深圳联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能够对深圳联华公司实施实际管理和控制。其次，从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上来看，两份协议指向的标的股权均为目标公司西昌弘宇公司55%股权，转让价款均为人民币275万元。同时，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来看均不完整，但两份协议之间具有互补性。“协议一”中并未确定具体的股权受让方，仅载明：股权受让方是与常浩具有关联关系的某公司法人。“协议二”则确定了具体的股权受让方，即是常浩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的深圳联华公司，但“协议二”并未再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只有将两份协议的内容一起理解，协议各方主体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方能体现完整。
再次，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背景来看，签约双方均没有留存“协议二”的原件，而唯一一份原件保留在工商管理机关的事实，符合温荣源所称系为办理工商登记而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签订的备案文件。因此，2012年4月26日常浩与温荣源签订的“协议一”和2012年11月30日常浩代表深圳联华公司与温荣源签订的“协议二”并非各自独立的两份协议，“协议二”也并非是对“协议一”内容的变更，而是在同一交易背景下，由关联主体就同一标的签订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关联性、互补性的协议。依据本院查明事实，本院认为，常浩与深圳联华公司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深圳联华公司即为常浩所指定履行“协议一”权利义务的常浩关联方。深圳联华公司本案中认可常浩签订与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时系以公司执行董事身份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即表明深圳联华公司对常浩的签约行为予以追认。同时，常浩在签订《合作备忘录》后将其交由深圳联华公司保存的事实，进一步表明深圳联华公司对常浩代表公司与温荣源进行洽商签订协议的过程，尤其是常浩签订“协议一”指定确认深圳联华公司作为关联方来承受权利义务等情况不仅是明知，而且完全认可。而常浩、深圳联华公司所提出“协议一”系常浩个人行为，“协议二”是公司行为，两份协议各自独立，无任何关联，“协议一”未实际履行的抗辩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相悖。常浩及深圳联华公司均应按照“协议一”及“协议二”的内容履行相关合同义务。
深圳联华公司主张双方在《合作备忘录》中所确定的“11月15日由案外人贵阳花溪瑞远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给四川万凯丰科技有限公司5000万中的2000万为西昌弘宇公司（控股盐源铜矿）55%股份过户款……。”得到了温荣源及西昌弘宇公司的认可和实际履行，且案涉股权已经在工商部门完成了股权变更，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各方在签署《合作备忘录》时确定该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但通过深圳联华公司向温荣源所出具275万元股权转让款“欠条”时间及常浩在另案起诉状中对该笔款项的主张，可以认定，各方当事人对上述2000万款项的性质经过合议进行了变更，均不再认为系案涉股权的转让款。常浩及深圳联华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均自认未出资收购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即均未履行“协议一”所约定的融资义务。而常浩及深圳联华公司也始终未按照“协议一”的约定支付目标公司55%股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作为常浩所确定的关联方，深圳联华公司根据“协议一”的约定，除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外还负有及时履行收购盐源县巴折乡三家铺子铜矿所需资金的融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深圳联华公司主张其已经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未构成违约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而常浩与深圳联华公司并未依照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融资的义务，致使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温荣源有权行使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主体不同，因而不具有关联性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股权是否应当予以返还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在案涉判决已经解除，双方应各自将从对方取得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返还给对方。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常浩及深圳联华公司未支付对价即取得了西昌弘宇公司55%的股权，即成为该公司大股东，该行为不仅不符商业交易公平互利的市场规则，亦违反“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期间已将案涉股权予以保全，股权返还亦不存在障碍，故，深圳联华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生效后将西昌弘宇公司55%的股权返还温荣源。
综上所述，温荣源上诉理由及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均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34民初10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温荣源于2012年4月26日与常浩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三、解除温荣源于2012年11月30日与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常浩、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温荣源办理西昌弘宇矿业有限公司55%股权的恢复登记手续。
一审案件受理费576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2600元，由常浩、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600元由常浩、深圳市联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文京
审判员 何 杉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