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52475号
原告：刘廷昌，男，1963年11月4日出生，住吉林省榆树市。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财满街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67号8-0170。
负责人：谢智慧，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会杰，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职员。
原告刘廷昌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财满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财满街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廷昌、被告建行财满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康会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廷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建行财满街支行返还刘廷昌信用卡被盗刷后其建行借记卡被扣划的存款10872.32元；2、建行财满街支行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1500元；3、建行财满街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刘廷昌于2010年在建行财满街支行办理借记卡一张（卡号为：6227000013040328474），2013年办理信用卡一张（卡号为6259650051639745）。2016年4月11日，上述信用卡发生两笔消费，金额分别为4800元、4900元。因非本人操作，故刘廷昌发现后立即向建行信用卡中心查询并挂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2016年8月22日，上述借记卡被建行扣走10873.32元，建行财满街支行称系行使信用卡抵销权。刘廷昌认为，建行财满街支行作为提供银行储蓄服务的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安全，现其信用卡被盗刷，建行财满街支行无权从其储蓄卡中扣划款项，为联系相关事项，刘廷昌遭受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故要求返还所扣款项并赔偿损失。
建行财满街支行答辩称，不同意刘廷昌的诉讼请求，理由在于：1、建行交易处理系统及信用卡安全可靠、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刘廷昌无证据证明银行在本案所涉消费交易中存在过错。2、刘廷昌信用卡发生的消费交易属于使用私人密码进行的交易；密码的特点功能决定了“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应视为本人行为”，这也是办卡协议中的明确约定。在发生消费交易时，建行通过后台交易处理系统履行了审查银行卡磁条上的信息及密码正确性的义务并兑付，属于完全、适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帐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帐凭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系伪卡盗刷，若因刘廷昌对银行卡的账户信息乏密码保管不善直接导致银行卡被伪冒，并最终导致涉案账户内资金被盗取，银行对此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法律责任。3、刘廷昌申请信用卡时填写的申请表中明确写明，甲方若未依约还款或者有违规、欺诈行为，甲方应承担责任并授权乙方从甲方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上扣收任何币种款项，建行财满街支行扣款符合约定。4、本案已属刑事案件范畴，刘廷昌应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应先刑后民予以处理。5、银行卡盗刷行为的直接赔偿主体应是犯罪行为人而非银行，如果简单地判令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将会助长犯罪行为且损害银行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公平及诚信原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办理借记卡与信用卡、从储蓄卡中扣划款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3年8月17日，刘廷昌在建行财满街支行办理信用卡时填写了龙卡信用卡申请表，申请表正面下方写明“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协议的各项规则”并签字。该表反面为“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其中第二条第4款写明，“甲方领取信用卡后，应立即在卡片背面签名栏签名，并在用卡时使用该签名。”第三条第4款写明，“甲方（指刘廷昌）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避免使用易被破译的数字，并切勿将密码透露给任何他人，乙方（指建行财满街支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甲方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第七条第10款写明，“甲方若未依约还款或者有违规、欺诈行为，甲方应承担责任并授权乙方从甲方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上扣收任何币种款项。”刘廷昌称其在正面签字，签字时建行并未提示其背面有重要内容。
2016年4月11日，涉案信用卡开通了账号支付功能。建行财满街支行称，开通该功能后就可以通过与该行有关联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交易。通过账号支付功能进行交易时需要输入手机验证码。
2016年4月11日，涉案信用卡通过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转出4800元，通过支付宝转出4900元。建行提供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显示，通过支付宝转出款项系用于光宇币充值，交易IP地点位于广州市，交易卖家为北京光宇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4月11日10:42至10:48，建行向刘廷昌预留手机号码先后发送了订单金额4800元、4900元的验证码短信，消费4800元、4900元的提醒短信，以及为卡片做临时保护的短信。其中：验证码短信内容为（以4900元金额的为例）：“尊敬的刘廷昌，你末位5731的订单，支付金额4900元，验证码359437,10:44发送，请即时输入，切勿泄露，任何索取均为欺诈。[建设银行]”刘廷昌称未收到过该短信。卡片临时保护短信内容为：“尊敬的客户，您尾号9745的龙卡信用卡4月11日10时44分发生4900元的交易，与您既往交易习惯不符，因未能与您取得电话联系，为确保您用卡安全，卡片将做临时保护，请及时联系400客服热线或8621-38693333（境外）核实确认，以确保您用卡顺畅，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建设银行]”刘廷昌称此短信系电话联系建行要求做临时保护后收到的。刘廷昌提供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当日10:49其向建行客服拨打电话，通讯记录显示通信地点为北京。
2016年4月28日，刘廷昌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报案，报案记录显示：刘廷昌称其于4月27日发现建行信用卡催款记录后查询发现2016年4月11日有两笔透支记录，该信用卡密码只有其儿子和女儿知道，而其儿女均未用过。
经询，刘廷昌称其在工地从事建筑工程工作，涉案信用卡未开通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没用过支付宝和快钱支付，未给他人使用过，亦未向他人泄露过密码，并称其银行卡密码家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工地工作较忙延误了报案时间，报案记录上所写其子女知道密码的内容系因为其紧张，且其小学未毕业询问笔录中有些字不认识所以在笔录上签字。刘廷昌并就本院询问称，其女儿30岁，目前在房山家里看孩子，没有工作；儿子28岁，在山东烟台做安全员；涉案信用卡交易发生时均未到过广州。
本院认为：刘廷昌在建行财满街支行开立借记卡和信用卡，双方形成银行卡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交易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涉及信用卡盗刷的法律责任及因信用卡透支引发的储蓄卡扣划两个问题，其中前提和关键在于信用卡盗刷的法律责任问题，即涉案信用卡于2016年4月11日发生的两笔消费是否系刘廷昌本人或其授权交易进而应否由刘廷昌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是否本人或本人授权交易。从建行账号支付维护信息、涉案交易时间、地点及挂失等情况看，该信用卡系在2016年4月11日先开通了建行账号支付功能，然后在当天上午10:42至10:45之间先后通过快钱和支付宝两个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因两笔交易系在账号支付功能开通当天进行，且两笔交易在三分钟内完成，故可推断该功能开通及两笔交易的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且在同一地点先后操作的可能性较大，现后一笔4900元的支付宝交易IP地址显示在广州，并无相反证据显示该IP地址有误，故可判定涉案交易系在广州操作，而刘廷昌手机通讯记录显示刘廷昌在不到十分钟内在北京向建行信用卡客服拨打电话，初步判定两笔交易发生时刘廷昌本人不在广州。虽刘廷昌在报案笔录中曾称其儿子女儿知道密码，对该记述刘廷昌表示系其紧张口误且不识字未予核查，对此无以核实，本院认为，即使刘廷昌曾将其信用卡密码告知其子女，但亦无证据证明其子女在该时间内前往广州进行相关操作，亦无证据证明涉案交易系刘廷昌本人或其子女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建行财满街支行利益，故本院认定该笔交易非刘廷昌本人或其授权交易。
关于非本人授权无卡交易的责任承担。涉案交易系通过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不需要使用实体银行卡即可完成，故本案不同于传统的伪卡盗刷案件。从交易形态上看，因不受实体银行卡的限制，无卡交易仅需卡片信息（包括卡号、密码等）及个人身份信息、手机号码等信息即可。在上述信息的泄露渠道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持卡人的损失应否由银行承担及在何种范围内承担，仍需从银行的安全保障义务角度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及网络交易模式不断创新的背景下，银行作为发卡机构，其在开设包括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关联的网络交易模式并享受该等模式的便利的同时，对持卡人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应随着网络交易风险的增大而增加，特别是在电子交易背景下，应加强客户身份识别水平而不是以电子审核为由减轻或免除责任。这既符合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原则，也符合双方在风险防控能力方面的特点，有利于推动网银交易风险防控水平的提升。因此，尽管银行在网银交易中审核了客户身份、账号及关联手机号等信息，一些交易中亦发送了手机验证码，但在可确认为无卡非本人交易、或非本人授权交易的情况下，除非银行有证据证明持卡人存在重大过错，银行仍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本案中，刘廷昌的信用卡账户通过建行的账号支付功能被关联到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账，但刘廷昌表示从未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也未使用过用过支付宝，该表述与其年龄、职业身份等情况无明显相悖情况，前已述及，该账户支付功能开通与涉案交易发生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即刘廷昌本人对其信用卡账户开通账户支付功能及此后的交易并不知情，银行在账号支付功能开通及此后的交易环节均未能有效识别客户身份。在此情况下，建行财满街支行并无证据证明刘廷昌本人对账号信息泄露存在重大过失并直接造成了卡内资金损失，刘廷昌在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亦及时采取了挂失和报警措施，不存在因其过失致使损失扩大的情形；即使刘廷昌曾将密码告知其子女，因父母子女之间告知密码与向非亲密关系的他人告知密码情形有所区别，且并无证据证明如其确曾告知子女密码，该事实直接增大了资金安全风险，并与涉案交易的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刘廷昌对因他人交易产生的透支款项不应负偿还义务，建行财满街支行无权对刘廷昌借记卡内的资金予以扣划。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刘廷昌可能存在的告知其子女密码的情形，本院不作为担责因素考虑，不代表本院对亲密关系人之间透露密码行为予以肯定，作为持卡人，应严格履行妥善保管卡片及密码的义务，特别是在电子交易的背景下更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对此本院对刘廷昌予以特别提示。
关于密码条款。信用卡领用协议约定的密码条款所体现的原则系为简化交易者身份及交易内容确认所设立，在有证据证明该交易确为非本人交易或非本人授权交易的情况下，如仍按该条款认定为持卡人所为，则与事实不符且明显有失公平，故该条款不足以对抗持卡人拒绝还款的主张，亦不应成为银行免除存款保障义务的理由。
另，虽本案已经刑事立案，但刘廷昌系以合同关系向建行财满街支行主张权利，与案外人盗取卡内资金的刑事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在根据双方证据能够判定系非本人交易或非本人授权交易的情况下，本案民事责任承担并不受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的影响，故本院对建行财满街支行关于因刑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意见不予支持。刘廷昌要求建行财满街支行返还扣划款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建行财满街支行返还刘廷昌资金损失后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主张侵权赔偿，或在所涉刑事案件中受领相应款项。
刘廷昌主张误工费、交通费损失但未提供足够证据，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对刘廷昌要求建行财满街支行返还扣划存款10872.3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主张误工费、交通费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财满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廷昌返还10872.32元；
二、驳回原告刘廷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0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财满街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丽英
人民陪审员 肖维亚
人民陪审员 吕鹤江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