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5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南开区华苑路绮华里**号楼4门****号。
法定代表人：崔学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阮建新，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北里负*号。
法定代表人：孔令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贾ＸＸ，国，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聚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六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济铁中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聚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学庆及其委托代理人阮建新，被上诉人中铁十六局的委托代理人贾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铁十六局一审诉称：2009年1月5日，中铁十六局与汇聚诚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汇聚诚公司以每吨4500元的价格向中铁十六局工地供应碗扣支架，供货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管壁厚度满足3.0mm，交货时间为2009年1月24日，汇聚诚公司如不能按时供货到场，每逾期一天按合同价款的5%赔偿损失。汇聚诚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存在逾期供货情况。2009年，天津市红河区检察院在办理汇聚诚公司相关刑事案件时，将中铁十六局京沪项目部的相关物资、财务凭证扣押，至2012年方交还。中铁十六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汇聚诚公司支付16014002.5元，后中铁十六局方知汇聚诚公司利用欺诈手段，以涨吨方式套取中铁十六局方资金的情况。中铁十六局认为，汇聚诚公司以欺诈的方式，提供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材料，侵害了中铁十六局权益，给中铁十六局造成了巨大损失，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和协议约定，中铁十六局有权要求汇聚诚公司返还多收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交货违约责任，因此提起诉讼，请求：1、汇聚诚公司返还货款1970065元；2、汇聚诚公司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2708237元；3、汇聚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汇聚诚公司一审答辩称：1、中铁十六局与汇聚诚公司签订的《碗扣支架供应协议》约定壁厚为3.0mm，以检尺计算。中铁十六局认可合同约定的检尺标准是宏昌脚手架厂提供的单位理论重量，汇聚诚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任何违反合同的涨吨行为。2、汇聚诚公司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反合同的逾期行为，而且该项诉讼请求已经明显超出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汇聚诚公司一审反诉称：2009年1月5日，汇聚诚公司与中铁十六局签订了《碗扣支架供应协议》，明确约定壁厚3mm和以检尺计算。2009年1月7日至2009年5月27日，汇聚诚公司向中铁十六局供货，中铁十六局验收合格后签收了40份入库单。2011年9月15日，汇聚诚公司与中铁十六局签订《企业往来确认函》，明确欠款3846060.72元。2012年1月16日中铁十六局付款50万元后，中铁十六局尚欠汇聚诚公司货款3346060.72元。签订《企业往来确认函》时，中铁十六局故意遗漏了2009年5月27日货款99365元。2012年6月1日，中铁十六局为逃避付款义务，用应付上级审计检查的壁厚3.5mm合同恶意起诉汇聚诚公司，该行为是恶意诉讼行为，并给汇聚诚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为此，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中铁十六局向汇聚诚公司支付货款3346060.72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9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中铁十六局向汇聚诚公司支付《企业往来确认函》遗漏货款99365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09年5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中铁十六局是恶意诉讼行为，赔偿汇聚诚公司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全部由中铁十六局承担。
2015年7月2日，汇聚诚公司将第3项反诉请求进行了变更，明确为：因中铁十六局故意拖欠3445425.72元货款不还，并以虚假3.5合同起诉，庭审时隐瞒、遗漏、提交虚假证据，在重审时又提交没有事实依据的逾期违约请求，直接造成汇聚诚公司货款至今未予归还。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中铁十六局赔偿：（1）孳息1824900元（自2009年5月28日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2）本案应诉直接费用：一审13522.80元，二审5154.50元，重审2135.80元，合计20813.10元。（自2009年5月28日计算至2015年4月22日，之后按照实际发生数额赔偿）。（3）本案一审应诉律师费250000元。
针对汇聚诚公司的反诉，中铁十六局答辩称：1、不认可欠对方货款3346060.72元，如按照检尺计算，所欠货款为1737772.5元，但是按照检尺计算是严重侵犯汇聚诚公司权益的行为。2、99365元已经计算在《企业往来确认函》中，不存在遗漏。3、中铁十六局、汇聚诚公司双方仅就合同发生纠纷，各自行使民事权利，解决合同争议问题，不存在主观侵权。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5日，中铁十六局京沪高铁项目部三标八分部（下称三标八分部）与汇聚诚公司签订了《碗扣支架供应协议》（下称3.0协议），协议约定：供应货物为碗扣支架，管壁厚度满足3.0mm，以检尺（理论重量）计算，价格为4500元每吨，交货时间为2009年1月24日。汇聚诚公司向三标八分部提供任丘市宏昌脚手架厂产品说明书一份，约定检尺标准以说明书中所标明的产品理论重量为准。
2009年1月18日，中铁十六局京沪高铁三标项目部以传真电报的形式通知各分部，要求购买的脚手架“壁厚不得低于3.5mm”，“不合格的脚手架坚决不能使用到施工中”。
电报下发后，为应付上级检查，三标八分部与汇聚诚公司又签订了一份除约定“管壁厚度满足3.5mm”，其余内容均与3.0协议内容相同的《碗扣支架供应协议》（下称3.5协议），但该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双方签订3.0协议之后，汇聚诚公司于2009年1月7日-2009年1月20日，分多次向三标八分部供应碗扣支架，总重（检尺）2106.629吨。其后经双方口头约定，由汇聚诚公司继续向三标八分部供应碗扣支架。截止至2009年5月27日，汇聚诚公司供应碗扣支架检尺计重3901.386吨，结算金额为17751775元。截止起诉前，中铁十六局共向汇聚诚公司支付碗扣支架款项16014002.5元。
另查明，汇聚诚公司供应三标八分部的碗扣支架，全部采购自任丘市宏昌脚手架厂，采购重量按检斤（过磅）计算，总重3214.885吨，
2009年6月20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汇聚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学庆刑事拘留，2010年6月22日以犯行贿罪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刑事侦查期间，崔学庆向检察机关供述，其向三标八分部供应的碗扣支架，存在“涨吨”现象，亦即其从宏昌脚手架厂进货按照检斤计算，运至三标八分部工地按照检尺计算，中间存在6、700余吨差额。
2010年7月29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崔学庆有期徒刑1年2个月。判决书中认定，崔学庆在为京沪高铁三标八分部项目部供应钢材、脚手架业务中，先后向项目部管理人员王锦迎、代广胜、贾海伟、马帮云等多人行贿。同时认定，检察机关在查处崔学庆行贿及相关人员受贿案件中，查明崔学庆在为京沪高铁项目提供脚手架业务中，有意规避国家对管壁的质量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3512299.5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中铁十六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中铁十六局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多少货款;三、中铁十六局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应否赔偿汇聚诚公司所主张的经济损失。
关于中铁十六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焦点问题
汇聚诚公司认为，中铁十六局原一审起诉、重审第二项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中铁十六局原一审起诉，虽然汇聚诚公司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所涉碗扣支架于2009年5月27日供货完毕，但结合本案天津市红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红河区人民检察院讯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因涉及刑事诉讼，中铁十六局的财务账目被司法机关查封，直到2010年7月29日法院对崔学庆行贿案宣判后，中铁十六局才得知自己工作人员接受崔学庆的贿赂，存在为其货物“涨吨”的行为，其得知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为2010年7月29日，故其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算，中铁十六局提起原一审诉讼的时间为2012年6月1日，因此，一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中铁十六局重审第二项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时间是2009年1月24日，而中铁十六局提起逾期交货违约之诉的时间是2015年4月20日，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铁十六局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因此，原审法院对中铁十六局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中铁十六局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货款数额的焦点问题
汇聚诚公司认为，中铁十六局应向其支付的货款为19549391.06元，扣除已支付货款16014002.5元以及2009年结转款89962.84元，中铁十六局还应向其支付3445425.72元（含反诉请求1：334660.72元，反诉请求2：99365元）。
汇聚诚公司认为，所谓总货款19549391.06元由三部分构成：（1）检尺计算的碗扣支架款17604667.00元。（2）非检尺计算的碗扣支架款2140325.68元。（3）与本案无关、扣除的砂石款-195601.62元。
从汇聚诚公司提交的证据16（39份入库单）、证据17（39份入库单汇总表与企业往来确认函、两份对账单的对照）、证据20（2009年5月27日对账单）等证据可以看出：（1）检尺计算的碗扣支架款17604667.00元，由两部分构成：①2009年5月27日前供应碗扣支架款17505302元。②2009年5月27日供应碗扣支架款99365元。（2）非检尺计算的碗扣支架款2140325.68元，由两部分组成：①按根计算的碗扣支架款147110元。②槽钢、下托、扣件、架子管款项1993215.68元。其中17505302元+99365元+147110元=17751777元，与中铁十六局所统计的碗扣支架检尺结算货款17751775元相吻合（2元误差被汇聚诚公司所认可）。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汇聚诚公司所主张的，所谓中铁十六局遗漏其2009年5月27日供货款99365元，早已被中铁十六局统计在总货款17751775元中。因此，汇聚诚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从上述分析亦可看出，本项争议焦点的关键问题在于，中铁十六局应否支付汇聚诚公司“槽钢、下托、扣件、架子管款项”1993215.68元。
原审法院认为，据本案所查明事实，2009年1月5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书面协议，约定由汇聚诚公司向中铁十六局供应碗扣支架，交货期限为2009年1月24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双方通过口头约定的形式，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直至2009年5月27日。在此期间，汇聚诚公司共向中铁十六局供应碗扣支架检尺结算3901.386吨，金额17751775元。以上事实从中铁十六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汇聚诚公司亦予以认可。在此期间，汇聚诚公司还向中铁十六局供应过槽钢、下托、扣件、架子管等其他货物。这些货物，与双方在合同中所约定的碗扣支架并非同一种，汇聚诚公司在庭审时对此情况亦予以认可。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多种买卖合同关系，一种是碗扣支架买卖合同关系，还有其他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应基于相同法律关系，人民法院才应合并审理。在本案中，中铁十六局所提出的本诉，依据的是双方之间的碗扣支架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汇聚诚公司如提出反诉，亦应根据碗扣支架买卖合同关系提出。因此，对汇聚诚公司提出反诉请求中，非碗扣支架货物的部分，与本诉非基于同一种法律关系，亦即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不予合并审理，汇聚诚公司可另行起诉。
综上，本项争议焦点的核心在于，中铁十六局是否应支付汇聚诚公司碗扣支架货款17751775元。
中铁十六局认为，碗扣支架货款17751775元，系由检尺方式结算得出，而该检尺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合同依据，汇聚诚公司利用检尺和检斤之间的巨大差距，“涨吨”300余万元，该部分货款不应支付。
汇聚诚公司则认为，该检尺标准是双方签订合同时，汇聚诚公司向中铁十六局三标八分部提供，中铁十六局三标八分部予以认可，且该标准系碗扣支架行业都认可并执行的行业检尺标准。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汇聚诚公司向中铁十六局所供应的碗扣支架，其出厂检斤重量为3214.885吨，运至工地检尺重量为3901.386吨，同一批货物前后相差686.501吨，上涨（俗称“涨吨”）了21.35%。
在钢材贸易中，检尺和检斤均是计重方式。检斤是过磅计重，检尺是在没有检斤条件下，对有检尺标准的货物评估计算出理论重量的方式。检斤是最准确的计重方法，检尺是估算，和检斤之间肯定会有误差，但是误差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否则不会同时存在检尺和检斤两种计重方式。而在本案中，误差则达到了21.35%，这显然不合常理。
汇聚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学庆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的供述，亦印证如此“涨吨”有违市场交易习惯。崔学庆在2009年6月28日接受讯问时供认：虽然“只要是检尺验收必然会有涨吨的情况”，但是“这次数量太大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价差在15%到18%甚至到20%之间”。
在本案中，因3.0壁厚的碗扣支架没有国家制定的检尺标准，因此双方采用的是宏昌厂产品说明书中所标明的单位理论重量。这一单位理论重量，与国家行业标准（JGJ166-2008）中所标明的3.5mm碗扣支架的单位理论重量相一致。亦即，双方实际上采用了3.5mm壁厚碗扣支架的检尺标准，结算3.0mm壁厚碗扣支架的重量。众所周知，碗扣支架的壁厚不同，其重量肯定会有较大差别，此种差别肯定超过了合理范围。本案不合理的“涨吨”现象即由此产生。
以上事实，亦从崔学庆于2009年4月19日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的供述中得以印证。崔学庆供认：“（供货）检尺验收后再换算成重量时，要以国标管材的规定重量为单位依据，再乘以验收的长度才得到最后的重量。因为我实际供货的管材达不到国标的厚度，所以单位长度下，我实际供货的管材重量比国标要轻，这样一来供货的实际重量就要把计算得来的要少，也就产生了涨吨的情形。”
原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本案中，汇聚诚公司和中铁十六局三标八分部用3.5mm壁厚的碗扣支架的单位理论重量，测算3.0mm壁厚碗扣支架的重量，导致货物涨吨多达686.501吨，金额300多万元，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暴利行为。原审法院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等价有偿、诚信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也严重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
在本案中，按照常理推断，三标八分部的工作人员应该严格遵循上级规定，不得采购壁厚小于3.5mm的碗扣支架，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些工作人员为应付上级检查，甚至还与汇聚诚公司签订了一份形式上采购3.5mm壁厚碗扣支架，实际上却未履行的合同。即使采购3.0mm壁厚碗扣支架，三标八分部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恪守职责，严格把关，据实结算，避免供应商以少充多，给单位利益造成损失。而实际情况亦非如此。这些反常情况与汇聚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学庆的行贿行为不可分割。
据天津市红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查明，崔学庆在于三标八分部签订合同前及履行合同过程中，曾多次向三标八分部负责人王锦迎、贾海伟等人行贿。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关系。此种关系从崔学庆2009年6月28日接受检察机关讯问中亦可印证。崔学庆供述：“他（王锦迎）是工地负责人，订合同他肯定知道我进货检斤，工地检尺，这中间有差价”，“贾海伟把合同给王锦迎看过，他看是我供货就同意了”，（我的报价不高），“再加上我们之间关系这么密切，（王锦迎）就同意了。”
综上分析，对于中铁十六局是否应该支付汇聚诚公司碗扣支架货款17751775元，虽然汇聚诚公司提交了企业往来确认函、对账单、入库单等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原审法院认为，以上证据之所以形成，系依据不合理的检尺标准结算得出，其“涨吨”幅度已经远远超过合理范围，而且其形成过程中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其严重程度已经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不采用以上证据作为认定本案货款总额的依据。
关于中铁十六局应当向汇聚诚公司支付的碗扣支架货款总额，原审法院认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据实结算。在本案中，因为涉案碗扣支架已经全部使用完毕且不复存在，因此无法计量其实际重量，只能按照其出厂的实际重量计算，亦即此前所查明的3214.885吨。
依据汇聚诚公司提供的入库单，在其向中铁十六局供应的碗扣支架中，大部分是按照协议约定的单价4500元/吨计算。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有少数按照双方临时约定的其他价格结算。其中有两笔是按照单价5950元/吨计算，分别是2009年3月31日入库单所记载的横杆16.7吨，2009年5月27日入库单所记载的横杆16.7吨。依据汇聚诚公司所提供的两笔入库单所对应的宏昌脚手架厂出库单，可知两笔碗扣支架出厂重量分别为13.48吨，13.17吨，共计26.65吨。
此外，还有部分碗扣支架双方结算方式为按根计价，没有适用检尺标准，因此本院认可其金额为双方结算的147110元。对该部分货物，因中铁十六局无法证明其出厂重量，因此原审法院不在总重量中予以扣除。
综上分析，中铁十六局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的货款分别为：①（3214.885吨-26.65吨）*4500元/吨=14347057.5元。②26.65吨*5950元/吨=158567.5元。③147110元。合计14652735元。
中铁十六局已付汇聚诚公司款项为16014002.5元，虽然汇聚诚公司在庭审中辩称此款项包含与本案无关的槽钢等货物，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中铁十六局已经超付1361267.5元。汇聚诚公司应当向中铁十六局返还1361267.5元。
三、关于中铁十六局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并赔偿汇聚诚公司所主张的经济损失。
汇聚诚公司认为中铁十六局在原一审时“提供虚假的3.5合同起诉”，重审时“逾期交货的诉讼理由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构成“恶意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中铁十六局在原一审时提交的3.5mm合同，虽未实际履行，但系双方真实签订；在重审时主张逾期交货违约责任，依据的是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期限条款，均非无事实依据的捏造。况且，中铁十六局在原一审时已将追究汇聚诚公司质量违约责任的诉请撤回，在重审时要求追究汇聚诚公司逾期交货违约责任的诉请本院也未予支持，其诉讼目的并未实现。
汇聚诚公司所主张的300万元借款产生的孳息，其提交的证据仅系推理，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300万元借款真实发生。所主张的应诉直接费用、律师费，均系其参加本诉、提起反诉所产生的费用，而非由“恶意诉讼”侵害其民事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综上，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中铁十六局构成“恶意诉讼”，亦不足以认定“恶意诉讼”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对汇聚诚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361267.5元；二、驳回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4226元，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1357元，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286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7088元，由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汇聚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企业往来确认函》的形成真实合法，应当予以采信。《企业往来确认函》形成于2011年9月15日，是汇聚诚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双方共同出具的，与崔学庆所涉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其形成过程完全合法。且确认函的内容有详实准确的数据为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采信。二、汇聚诚公司不存在恶意“涨吨”情形。本案中，涉及的碗扣支架系汇聚诚公司向案外人采购，碗扣支架生产时的实际重量，并非由汇聚诚公司决定；同时，碗扣支架的理论重量等数据也是由案外人提供，对其误差，汇聚诚公司无法预见且不存在故意。因此，对本案货物出现涨吨情形汇聚诚公司没有任何恶意。三、2009年10月27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曾就“涨吨”事宜扣收汇聚诚公司300万元。而本案诉讼中铁十六局请求返还的依据仍为“涨吨”一事，如中铁十六局的请求得到支持，就意味着汇聚诚公司因同一行为承担了两个后果，显然有悖公平原则。另外，在《企业往来确认函》中，双方对扣划的300万元有明确确认，说明双方就涨吨一事已处理完毕，中铁十六局再次主张，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所涉碗扣支架于2009年5月27日即全部验收完毕，显然其主张的数量异议已超过两年期间，对此主张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五、中铁十六局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铁十六局对天津市红桥区检察院于2009年10月27日因“涨吨”一事到汇聚诚公司扣款是知晓的，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09年10月27日而非2010年7月29日。中铁十六局于2012年6月1日起诉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六、汇聚诚公司与中铁十六局间并不存在多种买卖合同关系，尽管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货物，但该货物应属同一买卖关系下的标的物；另外，双方在《企业往来确认函》中，对两类型货物也是一起核算的。因此，原审法院作出的多种买卖关系的认定是不当的，依法应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中铁十六局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汇聚诚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中铁十六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崔学庆在2009年6月28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的讯问笔录中称：“我与任丘宏昌脚手架厂按检斤每吨4290元定的合同，再加上每吨140元的运费，我的成本价是每吨4430元，按每吨4500元与京沪高铁工地定的合同，合同规定按检尺验货。我要求按检尺验货，对方代广胜和贾海伟同意。他们应该知道检尺与检斤有价差，但不知道价差有多大。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大价差，运了一批后，我通过计算知道检尺和检斤计算有这么大的价差。我开始要求进3.5厚度的管，当时，王文祥根据我给他报的计划量他说用3.0厚度也符合规定，我就同意了。”崔学庆在2009年9月23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的讯问笔录中称：“入库单上所列的重量是理论重量。理论重量每个厂家都是在说明书或产品介绍上标明的，不论是宏昌的还是兴盟厂家的，都是按3.5壁厚算出来的。”
2009年10月14日，中铁十六局集团公司京沪高速铁路三标九分部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中铁十六局二公司京沪高铁项目部从2009年初至2009年5月底通过天津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崔学庆从河北省任丘市宏昌脚手架厂所进的碗扣式脚手架共计3901.386吨，价值1775.2万元，现场点收验货方式按检尺价计算，依据标准为宏昌脚手架厂提供的单位理论重量，所进脚手架批次、数量及价值附表所列。附：1、宏昌脚手架现场点收统计表一份；2、宏昌脚手架厂产品说明一份。”
2010年7月29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对崔学庆行贿罪案作出（2010）红刑初字第153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另检察机关在查处崔学庆行贿及相关人员受贿案件中，查明崔学庆在为中铁十六局第二工程公司承建的京沪高铁项目提供脚手架业务中，有意规避国家对管壁的质量要求，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涉及款项3512299.5元，该款项应予追缴。”
2011年6月7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给中铁十六局第二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我院反贪局于2009年立案侦查你公司京沪高铁三标八分部项目经理王锦受贿案中，发现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经理崔学庆，在向三标八分部项目部供应脚手架过程中，利用合同漏洞，以少充多，有意规避国家对脚手架管壁的质量要求而获取不正当利益，涉及款项3512299.5元，该不正当利益我院已从你公司应付崔学庆脚手架货款中追回300万元。我院根据红桥区人民法院（2010）红刑初字第153号刑事判决书，应追缴3512299.5元，尚有512299.5元有待从你公司追回。”
2011年9月15日，中铁十六局集团公司京沪高速铁路三标八分部与汇聚诚公司签订《企业往来确认函》，内容为：经对账，确认欠崔学庆脚手架款3701724.5元（原欠6701724.5元，2009年10月27日红桥区检察院通过公司划拨300万元），另欠汇聚诚公司材料款144336.22元。合计3846060.72元。以上货款发票均已开齐。特此确认。”企业往来确认函后附两张对账单，对账单上加盖了中铁十六局集团公司京沪高速铁路三标八分部印章。对账单明细中载明的款项不仅有脚手架款，还有槽钢、架子管等其他货物的货款，其中槽钢、架子管货款共计1993215.68元，账目显示已付1469551.9元。
中铁十六局已支付汇聚诚公司13014002.5元。汇聚诚公司对上述已付款数额认可，另外自认中铁十六局还曾分别支付过195601.62元和89962.84元。中铁十六局的已付货款数共计为13299566.96元，加上2009年10月23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从中铁十六局扣划的“崔学庆案款”300万元，双方确认中铁十六局的已付货款数额共计为16299566.96元
上述事实有一审中中铁十六局提交的讯问笔录、情况说明，汇聚诚公司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企业往来确认函及对账单为证，经庭审质证，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中铁十六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汇聚诚公司能否在本案中反诉槽钢架子管货款；三、中铁十六局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的货款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铁十六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汇聚诚公司主张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10月27日从中铁十六局扣划300万元货款时，中铁十六局即应知晓“涨吨”欺诈事宜，本案本诉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9年10月27日起计算。本院认为，2009年10月27日汇聚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学庆的行贿罪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法院对汇聚诚公司是否存在“涨吨”欺诈事宜未作出认定，汇聚诚公司主张中铁十六局于2009年10月27日即应知晓“涨吨”事宜证据不充分。本案本诉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0年7月29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作出认定崔学庆通过涨吨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刑事判决之日起计算。中铁十六局提起一审诉讼的时间是2012年6月1日，因此，中铁十六局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汇聚诚公司关于中铁十六局的一审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汇聚诚公司能否在本案中反诉槽钢架子管货款的问题。《企业往来确认函》是中铁十六局与汇聚诚公司按合同约定对账签订的对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企业往来确认函》所附的对账单，汇聚诚公司不仅向中铁十六局供应了碗扣支架，还供应了槽钢、架子管等价值1993215.68元的货物。槽钢、架子管等货物虽不是涉案《碗扣支架供应协议》的标的物，但上述货物与碗扣支架系同时供货结算的买卖合同标的物，中铁十六局在已支付的货款中亦未区分所付货款的种类，故汇聚诚公司在本案中反诉要求槽钢架子管货款与碗扣支架货款一并结算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槽钢、架子管不是本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但槽钢、架子管货款与碗扣支架货款系同种类的到期债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汇聚诚公司亦可以主张将中铁十六局尚未支付的槽钢架子管货款与中铁十六局要求退还的碗扣支架货款相抵销。汇聚诚公司关于其可在本案中反诉主张槽钢架子管货款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铁十六局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的货款数额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涉案的《碗扣支架供应协议》为有效协议。本案与汇聚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学庆的行贿犯罪相牵连，但因为刑法与民法具有各自不同的立法目的，不同的规范范畴和方法，故刑法上的评价不能代替民法上的评价，刑事责任也不能代替民事责任。因此，民事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理应根据民法的规定和原理来认定，也就是说，不能仅因合同当事人一方实施了涉嫌犯罪的行为，而当然认定合同无效。此时，仍应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合同约定本身不属于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实施的涉嫌犯罪的行为并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涉案的《碗扣支架供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为有效合同。
第二，中铁十六局能否以欺诈为由，不再履行合同中关于按检尺计算理论重量的约定。中铁十六局与汇聚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碗扣支架的管壁厚度为3.0MM，按检尺的理论重量计算货款。汇聚诚公司向中铁十六局提供了任丘市宏昌脚手架厂产品说明书一份，约定检尺标准以说明书中所标明的产品理论重量为准。任丘市宏昌脚手架厂产品说明书中3.0壁厚碗扣支架的理论量相当于3.5MM壁厚碗扣支架的理论重量。如果汇聚诚公司用3.5MM壁厚碗扣支架的理论重量，测算3.0壁厚碗扣支架的理论重量构成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中铁十六局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2010年7月29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对崔学庆在与中铁十六局的业务往来中，存在“涨吨”事宜进行确认后，中铁十六局不仅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且在知道撤销事由后，又于2011年9月15日与汇聚诚公司签订《企业往来确认函》，按照合同约定的检尺计算方式对欠款数额进行了对账确认，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中铁十六局的撤销权已经消灭。中铁十六局以汇聚诚公司构成欺诈为由，起诉要求汇聚诚公司返还多付货款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原审法院以汇聚诚公司用3.5MM壁厚碗扣支架的单位理论重量，测算3.0MM壁厚碗扣支架的理论重量显失公平，违反了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为由，认定本案的货款应当按照出厂的实际重量计算是否正确。对此，本院认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确认超出按出厂的实际重量计算的部分利益，系崔学庆通过行贿获取的不正当利益，应当予以追缴。该部分利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已追缴300万元，余款512299.5元亦通知中铁十六局应予以追回。以上事实表明，刑事判决已确认对汇聚诚公司通过崔学庆行贿获取的不正当利益予以追缴，汇聚诚公司未能实际获得合同约定的全部货款。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以显失公平为由，判决汇聚诚公司返还超过按出厂的实际重量计算的部分利益没有事实依据。
第四，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铁十六局按检尺计算共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碗扣支架款17751777元、槽钢架子管货款1993215.68元，共计19744992.68元。其中3512299.5元碗扣支架款被崔学庆行贿罪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应当予以追缴，该款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从中铁十六局应付汇聚诚公司货款中扣划300万元，余款512299.5元亦通知中铁十六局应予以追回。因此，汇聚诚公司对该512299.5元货款无权再要求中铁十六局支付。中铁十六局已向汇聚诚公司支付16299566.96元，还应向汇聚诚公司支付2933126.22元（19744992.68-16299566.96元-512299.5元）。
综上，上诉人汇聚诚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济铁中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933126.22元及利息损失（自2011年9月16日起，以2933126.2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三、驳回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本诉请求；
四、驳回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4226元，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67088元，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252元，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68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454元，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9487元，天津市汇聚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9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玉勇
审 判 员 邝 斌
代理审判员 张秀梅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