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2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顺生，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斌，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中联饭店，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胡同*号。
法定代表人：杨爱甫，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桂蓉，女，该饭店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晓文，河南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顺生因与上诉人北京市中联饭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4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顺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顺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再加判北京市中联饭店向王顺生偿还借款本金153335元及相应利息；2．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由北京市中联饭店承担。
事实与理由：王顺生认为一审判决维护了王顺生的大部分权益，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故王顺生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的部分提出上诉。
首先，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未认定王顺生债权98335元的理由是无法确认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具有民间借贷关系，要求王顺生另案处理。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王顺生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王顺生上诉请求的债权系替北京市中联饭店垫付的款项，数额明确，用途明确，上述垫付款均得到了北京市中联饭店法定代表人杨爱甫的明确认可。故一审判决要求王顺生对上述欠款另行诉讼，明显属认定事实不清，且造成诉讼资源浪费。
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北京市中联饭店应该冲抵55000元债权，这一认定也属认定事实不清，王顺生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主张王顺生有相关证据证明该欠款已经冲抵北京市中联饭店的债权，但是一审法院没有采信。
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不同意王顺生的上诉请求，王顺生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北京市中联饭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王顺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王顺生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北京市中联饭店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本案经历多次庭审，北京市中联饭店自始至终均未认可其曾向王顺生借款并进行了部分偿还。
王顺生一审庭审中出示的2、5、6、9、10、11、12、13、15号凭证，均是北京市中联饭店的记账凭证，系北京市中联饭店的应收账款。上述记账凭证所记载的36．1万元现金，是北京市中联饭店的经营性业务收入，由王顺生收取后交由财务出具的现金收款收据，而非借款借据。
王顺生出示的3、4号凭证明确记载“中联饭店借李师傅款”，显然与王顺生无关。上述凭证虽然由王顺生持有，但是，持有不等于上述记载的款项就应当归王顺生所有，更不能证明所记载的款项是否真实发生或存在。并且，北京市中联饭店账目记载并无“李师傅”的借款、还款记录。因此，该3、4号凭证所记载的15万元，不能认定为是北京市中联饭店向王顺生的借款。
王顺生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借款319900元，依法应予抵消。北京市中联饭店向一审法庭提交了自1993年6月至2007年11月，王顺生累计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借款319900元的借款借据。但是，一审判决仅认定2004年度借款5．5万元，而未对其他年份的借款借据做出任何判断，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判定分析的有关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与常识相悖，是错误的。
二、王顺生的诉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一审中，北京市中联饭店多次进行账户查询、核对，均没有向王顺生借款的记录，更没有向李师傅、黄亚光借款的记录，并且，王顺生陈述的相关经手人员对王顺生主张的事实，均不知情。因此，王顺生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
王顺生作为北京市中联饭店的业务经理，对于个人向公司提供借款，公司应当出具的借款凭证形式及下账方式理应一清二楚。因此，王顺生持有的“现金”收据，不能认定为借款借据。
三、王顺生一审提交的2002年3月12日以及2006年3月10日的两份证明系王顺生利用职务便利私自伪造的,不能以此认定本案是借贷关系。
四、基于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北京市中联饭店要求提交王顺生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借款的凭证,由此证明双方之间不是单纯的借贷关系,而是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双方应该核算的帐目往来。
基于王顺生尚有个人借款31．9万余元未还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北京市中联饭店并不欠王顺生款项。
王顺生辩称：不同意北京市中联饭店的上诉请求，北京市中联饭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针对北京市中联饭店第一、二点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审理,也给了北京市中联饭店充足的时间准备相应的证据，北京市中联饭店在一审中始终未提交相关证据；2．有关2002年3月12日以及2006年3月10日两份证明的问题,北京市中联饭店已经进行了报案,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北京市中联饭店也没有证据证明2002年3月12日以及2006年3月10日两份证明系伪造;3．关于北京市中联饭店提出的所谓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互负债务的问题，在一审审理中北京市中联饭店并没有就王顺生有欠款的事实提出反诉,即使双方确实互负债务,也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北京市中联饭店应当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王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北京市中联饭店返还王顺生欠款629335元；2．北京市中联饭店按照月息1%支付实际借款日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4．9万元为基数，自2001年11月30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02年3月30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1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12月31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24648元为基数,自2005年7月30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45687元为基数，自2006年3月30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3．诉讼费由北京市中联饭店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9日，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2012年4月1日王顺生涉嫌职务侵占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王顺生提交的1号凭证为发票，载明：“付款单位：王顺生，借款8000元，现金。2001年5月22日”。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借款已经偿还，并出具收条作为证据。
王顺生提交的2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1年11月24日,今收到王顺生现金4．1万元。收款人：王”。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其已向王顺生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3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2年2月21日,今收到中联借李师傅款现金10万元。收款人：王”。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与王顺生无关，但已经向王顺生偿还部分款项。
王顺生提交的4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2年3月12日,今收到中联饭店借李师傅款现金5万元。收款人：王”。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与王顺生无关，但已经向王顺生偿还部分款项。
王顺生提交的5号凭证为收条，载明：“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5万元。王丽红2002．2．23”。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借款已经偿还。
王顺生提交的6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4年12月17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8万元。收款人：张海霞”。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我知道了。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7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4年12月17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借款（现金）1万元。收款人：张海霞”。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我知道了。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认可该款项系借款。
王顺生提交的8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4年12月28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借款（现金）1万元。收款人：张海霞”。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知道了。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认可该款项系借款。
王顺生提交的9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4年12月31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1万元。收款人：白茹”。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此借款还二轻房租”。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系其向王顺生借款，但已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10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5年1月5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1万元。收款人：白茹”。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此借款还二轻房租”。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系其向王顺生借款，但已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11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5年1月5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7万元。收款人：白茹”。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此借款还二轻房租”。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系其向王顺生借款，但已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12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5年1月5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1．5万元。收款人：白茹”。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知道啦。此借款是还二轻房租。杨”。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系其向王顺生借款，但已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13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5年1月11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1万元。收款人：白茹”。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黄国华。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14号凭证为2005年7月8日北京市同春隆茶庄出具的发票，载明：“客户名称：北京市中联饭店，商品名称：茶叶，19648元。”发票上有杨爱甫手写：“同意。杨爱甫”。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
王顺生提交的15号凭证为收据，载明：“2006年3月8日,今收到王顺生交来现金7．5万元。收款人：白茹”。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知道了。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系其向王顺生借款，但已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
王顺生提交的16号凭证为三张面额为222元、229元、236元的火车票复印件及收条，载明：“今收到王顺生付给逯国盛、孟凡乐的润笔费一万两千元，是杨爱甫经理安排王顺生定的。经手人：景大文。2006年元月21日”。收条和火车票复印件上有杨爱甫手写：“知道了。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
王顺生提交的17号凭证为2006年1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濮阳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付给黑色本田轿车一辆（原车牌号：×××）施救费人民币48000元”。收据上有杨爱甫手写：“同意。杨”。北京市中联饭店认可真实性，但辩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
王顺生提交的18号凭证为2006年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领据，载明：“今从广外派出所领走赔偿款人民币一万两千元。宁国军”。领据上有杨爱甫手写：“知道了。杨”。
2002年3月12日，北京市中联饭店出具《证明》，载明：“我公司所借李师傅、黄亚光现款，是我公司王顺生同志借来交我公司使用，我公司到时应该将此款还给王顺生同志，此款是我公司向王顺生借款。”2006年3月10日，北京市中联饭店出具《证明》，载明：“我单位北京市中联饭店经王顺生手借的所有借款及其他欠款，我北京市中联饭店还款时利息按月息百分之一计算利息，利息结算日期以北京市中联饭店出具的收据及其他欠王顺生证据证明日期为准。”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即北京市中联饭店，王丽红曾是北京市中联饭店的职工。王顺生自称其从2000年9月份到2007年底在北京市中联饭店任职，其中2003年以后担任北京市中联饭店经理。北京市中联饭店称王顺生自1993年至2007年在北京市中联饭店工作,其中2001年至2007年为北京市中联饭店负责人。
北京市中联饭店提交了王顺生向其出具的7张借款单，分别为2004年1月3日王顺生因看病借款5000元，2004年5月2日王顺生因看病借款2000元，2004年6月16日王顺生因看病借款2000元，2004年10月7日王顺生借款1万元，2004年11月2日王顺生因办事借款3000元，2004年11月11日王顺生因看病借款3000元，2004年11月16日王顺生个人借款3万元，以上共计5．5万元。
截止到一审庭审之日，北京市中联饭店尚未偿还上述涉案借款本息。王顺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偿还涉案5．5万元的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对王顺生诉讼请求涉及各笔款项具体分析如下：
王顺生提交的1号凭证、7号凭证、8号凭证，北京市中联饭店认可上述款项系借款，并提供证据证明1号凭证借款已经偿还完毕。对双方无异议的上述款项该院确认系发生在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王顺生辩称北京市中联饭店未偿还1号凭证欠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故对其该项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对王顺生要求北京市中联饭店偿还以上借款剩余款项2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王顺生提交的2号凭证、5号凭证、6号凭证、9号凭证、10号凭证、11号凭证、12号凭证、13号凭证、15号凭证，根据该院查明事实，其中2号、5号、6号、13号、15号凭证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结算财务专用章，北京市中联饭店在2017年4月13日开庭时认可该证据真实性，称其已向王顺生偿还部分款项，在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辩称该款项系应收账款，但未对其变更之前陈述作出说明且未举证说明其主张的各笔应收账款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9、10、11、12号凭证虽然未写明“借款”，但有北京市中联饭店法定代表人杨爱甫的签字“此借款还二轻房租”，系其直接说明了以上款项的用途。综合两次庭审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该院确认以上凭证所载金额系发生在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王顺生要求北京市中联饭店偿还以上36．1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王顺生提交的3、4号凭证，记载“李师傅款”，王顺生称系以“李师傅”名义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出借，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该款项与王顺生无关，但庭审中，北京市中联饭店承认其已经向王顺生偿还部分款项，该证据原件系王顺生持有，北京市中联饭店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该院确认以上凭证所载金额系发生在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王顺生要求北京市中联饭店偿还以上借款1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王顺生提交的14号凭证为北京市同春隆茶庄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出具的发票。王顺生称系其为北京市中联饭店购买茶叶垫付的茶叶款，杨爱甫同意报销而未报销款项，因王顺生在该发票出具期间系北京市中联饭店经理，其即使垫付了茶叶款亦应为履行职务行为，该笔款19648元本案不予处理，其可以另案解决。
王顺生提交的16号凭证为三张火车票及收条。王顺生主张其替杨爱甫垫付该款且同意报销但未报销，该收条写明“杨爱甫经理安排王顺生定的”，即王顺生垫付该笔款项系受杨爱甫指示，结合王顺生在该收条出具期间系北京市中联饭店经理，该笔款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笔垫付款本案不予处理，其可以另案解决。
王顺生提交的17号凭证为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收据，该收据载明款项系收到北京市中联饭店交付的车辆施救费，杨爱甫在收据上签字，该笔款项属于北京市中联饭店应支付的款项，王顺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北京市中联饭店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笔款本案不予处理，其可以另案解决。
王顺生称，其提交的18号凭证系王顺生为北京市中联饭店法定代表人杨爱甫垫付的因打架产生的赔偿款，该证据无法证明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该院对该凭证所载款项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认定北京市中联饭店尚欠王顺生欠款为53．1万元。
北京市中联饭店提交了王顺生于2014年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出具的共计5．5万元的借款单，认为应抵销本案中2014年的涉案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依照合同的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依此规定，法定抵销的条件系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当各要件具备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抵销效力。本案中，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债务标的物是货币，双方债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均可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还款，双方均在本次庭审中要求偿还借款，截止到判决作出之日，双方以上债务并未偿还。王顺生对5．5万元债务的真实性确认，其辩称2004年北京市中联饭店向王顺生借款11万元且王顺生向北京市中联饭店的以上借款发生时间在2004年底，从发生时间看无法抵销涉案借款，该辩论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北京市中联饭店在本次庭审中主张债务抵销2004年的涉案借款，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对其该项主张，该院予以采纳。对王顺生要求北京市中联饭店返还王顺生欠款的诉讼请求,在该院确认的53．1万元内，与北京市中联饭店5．5万元债权抵销后，该院予以支持。
北京市中联饭店抗辩称结合其出示的在1993年至2007年，王顺生累计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借款31万多元未偿还的事实，说明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不是简单的借贷关系，因家庭矛盾激化，是双方账目不清引发的经营纠纷，双方互负债务，互享债权，该项答辩意见于法无据，该院对北京市中联饭店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王顺生要求北京市中联饭店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王顺生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于2006年2月10日约定利息，王顺生要求北京市中联饭店给付利息的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其起算时间没有事实依据，该院调整为从双方约定利息之日起计息。北京市中联饭店辩称关于利息的证明并非其出具，系王顺生自行盖北京市中联饭店公章，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其该项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中联饭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顺生借款本金476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实际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计算，自2006年3月10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王顺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王顺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发票冲借款清单及所附2000年-2006年收据、机票、发票等凭证，其中部分收据上显示有“王顺生报销发票”“交现金”“冲借款”等字样，证明王顺生针对北京市中联饭店上诉主张的其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借款累计31万元已经与王顺生替北京市中联饭店垫付的各类款项进行了冲抵；证据2．2006年3月9日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公章的结算证明，证明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经结算，截至2006年3月9日，北京市中联饭店尚欠王顺生借款539000元，欠未报销款629335元；证据3．2008年1月2日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公章的证明，主要内容为北京市中联饭店欠王顺生2003年1月至2007年12月工资6万元，证明王顺生在一审起诉时已经将北京市中联饭店欠付王顺生的工资与王顺生的债权进行了冲抵，本案中不应当再行进行冲抵。
北京市中联饭店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盖有北京市中联饭店公章的票据不能进行冲抵，应该走公司报销流程，在北京市中联饭店进行报销；其中的各种发票应当是北京市中联饭店下帐的凭证，原件由王顺生持有不符合常理；对证据2、3上加盖的北京市中联饭店公章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该两份证明均是王顺生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出具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北京市中联饭店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4．北京市中联饭店整理的王顺生在北京市中联饭店经手的相关款项的记账凭证和票据，多处记账凭证的时间早于票据的时间，例如记账凭证记载时间为2003年9月20日，后附借款单时间为2003年11月6日，北京市中联饭店以此证明王顺生从北京市中联饭店支取的各种名目款项总额，多于王顺生向北京市中联饭店交来的款项总额，北京市中联饭店不欠王顺生任何款项，反而是王顺生仍欠北京市中联饭店钱款。证据5．北京市中联饭店账目中与王顺生一审提交的第6、7、8号凭证相对应的记账凭证和收据，王顺生提供的收据上明显有收据编号的涂改痕迹，且与北京市中联饭店的收据格式不符，以此证明王顺生主张的欠款实际上是王顺生通过其所持有的空白发票伪造的，第6、7、8号凭证上记载的借款数额系虚假的，并未真实发生。
王顺生对证据4以北京市中联饭店的记账方式并非实时记账，违反会计记账准则；其中部分款项虽有王顺生签字但是因办理北京市中联饭店事务而产生，不能以此作为与北京市中联饭店债务冲抵的依据；写有王顺生自用的款项，由于一审时北京市中联饭店没有提起反诉，故北京市中联饭店应当另案主张等为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王顺生无法进行解释，但主张其交予法院的第6、7、8号凭证上有杨爱甫、张海霞的签字确认，是真实的，故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鉴于一审法院先后于2016年3月30日、2016年5月5日，2017年4月13日和2017年4月25日四次开庭，其中2017年4月13日的庭审中，北京市中联饭店表示“由于被告的原因，被告今天的证据材料无法现在当庭出示，被告申请延期开庭，被告将所有账目对好之后，再开庭”，一审法院当庭明确向北京市中联饭店指定举证期限截止至2017年4月25日，并明确告知北京市中联饭店，逾期不再接收北京市中联饭店提交的相关证据；北京市中联饭店于2017年4月25日开庭时，就其提交的1993年至2007年王顺生累计向北京市中联饭店借款31万余元的记账凭证和票据等证据进行举证，并明确北京市中联饭店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说明王顺生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不是简单的借贷关系，而是因家庭矛盾激化，双方账目不清引发的经营纠纷，不能依据王顺生持有的收据计算，王顺生提交的证据里有“借款”字样的北京市中联饭店认可，没有“借款”字样的，北京市中联饭店不认可，王顺生对此进行了质证；北京市中联饭店二审中提交的证据4，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基本上是重合的。北京市中联饭店二审中提交的证据5所针对的证明事项，亦已在一审中提出，结合一审法院已经明确向北京市中联饭店指定举证期限并释明逾期提交证据的后果，北京市中联饭店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4、5，已经超出一审法院限定的举证期限，且不属于二审中新发生或者新发现的新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北京市中联饭店如果认为王顺生对北京市中联饭店负有债务，可以另案解决。王顺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3，是针对证据4所提交的反驳证据，同样应当在另案中解决，本院对上述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北京市中联饭店在二审中认可，北京市中联饭店是家族企业，账目混乱，部分款项没有按照财务规定进行记账。北京市中联饭店申请本院对王顺生自1993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北京市中联饭店工作期间的财务状况及结欠款数额进行审计，并申请对王顺生提交的2002年3月12日、2006年3月10日、2006年3月9日和2008年1月2日的四份证明的字、章形成时间，以及内容与盖章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王顺生持18张凭证主张其与北京市中联饭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述18张凭证中记载的内容不一，既有明确载明为“借款”的，又有载明“此借款还二轻房租”的，还有未有“借款”字样的，一审法院根据凭证中所载内容、北京市中联饭店在庭审中的陈述等，对凭证逐一进行分析认定，最终确认1-13和15号凭证所涉款项系王顺生向北京市中联饭店提供的借款，其他款项并非借款，应当另案解决。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王顺生一审中其余凭证所涉款项不能被认定为借款，王顺生关于该部分款项亦应予以支持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中联饭店上诉主张其在一审中从未认可过王顺生提交的18份凭证系借款凭证，该主张与其在一审笔录中记载的陈述不符，一审中，北京市中联饭店不但在具体质证过程中对部分凭证的借款性质予以认可，而且在其举证过程中做过“对有借款字样的凭证认可，对没有借款字样的凭证不认可”的概括性表述。
虽然6、7、8号凭证与北京市中联饭店账册中的相关凭证在号码、格式等方面存在不相符之处，但是同一款项的两张凭证上均有杨爱甫、张海霞等的签字；北京市中联饭店主张相关凭证上的款项已经支付给王顺生，王顺生另行伪造凭证，意图获取双倍利益，但是北京市中联饭店的账目中不能显现相关凭证对应的款项已经支付给王顺生，同一款项出现两张凭证也不足以证明王顺生提交的相关凭证是其自行伪造的，在北京市中联饭店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该笔款项支付给王顺生的情况下，亦无法证明王顺生持有相关凭证系意图获取双倍利益。
北京市中联饭店认可其账目混乱，并未按照财务规定正规记账。由此导致款项收支不能一一对应，甚至出现记账凭证日期早于后附票据日期的反常现象。在此情况下，难以认定北京市中联饭店的财务账册是其财务状况的完整、客观的记载，本院对北京市中联饭店申请法院对其账目进行审计的申请不予准许。北京市中联饭店还申请法院对王顺生提交的四份证明的字、章形成时间、以及内容和盖章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但鉴于该鉴定事项不具有必要性，即在公章本身真实的情况下，即使公章加盖时间早于内容形成时间，亦不足以证明相关证明系王顺生自行制作，故本院对该项申请亦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市中联饭店尚欠王顺生欠款为53．1万元，并与王顺生于2004年向北京市中联饭店的借款5．5万元相抵销，最终判令北京市中联饭店偿还王顺生借款本金47600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不持异议。北京市中联饭店与王顺生之间如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另案解决，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王顺生、北京市中联饭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40元，由王顺生负担5748元（已交纳）；由北京市中联饭店负担12792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 红
审 判 员 赵婧雪
审 判 员 孙兆晖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 宇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