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9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燕容，女，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军，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民，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健国，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东，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女，196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东，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程，女，199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东，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冠球，男，194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梁燕容、黄健国与被上诉人李凤、黄海程及原审第三人潘冠球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梁燕容、黄健国之间买卖瓷器、青铜器的买卖合同；二、黄健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瓷器、青铜器（表二中由法院查封的物品）给梁燕容；三、黄健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500000元予梁燕容；四、黄健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352500元予梁燕容；五、李凤对上述第二、三、四项确定黄健国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梁燕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货款100000元予黄健国；七、驳回梁燕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黄健国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0723.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05723.48元，由梁燕容负担受理费94423.48元和财产保全费367.5元，黄健国、李凤连带负担受理费6300元和财产保全费4632.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51760元，由黄健国负担5197元，梁燕容负担46563元。梁燕容不服前述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健国、李凤、黄海程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适用古玩交易行规错误。首先，案涉交易均发生在梁燕容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红木古玩城内的商铺内。平洲红木古玩城专营红木、字画、玉石、瓷器等收藏艺术品，聚集着多家与梁燕容一样经营收藏艺术品的商家，在当地颇有名气。每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来此处购物，都清楚知道是进行古玩等收藏品的交易。古玩城内各商家也都遵循古玩市场的交易惯例。其次，案涉物品是瓷器收藏艺术品，黄健国选购时仔细鉴别每一件物品，并自行邀请了他人协助甄别。潘冠球的陈述反映黄健国不但主动学习古玩鉴别知识，还寻找拍卖行。从黄健国的前述行为来看，他意图从梁燕容处淘到有价值的物品目的明显。因此，案涉交易应当适用古玩交易行规，即“反欺诈、不打假”。原审认为不适用古玩交易行规的理由不能成立：梁燕容参照周边店铺及同行业其他地区同类物品的价格进行定价，完全符合一般的市场定价规则；允许黄健国七天内退换，是给予后者反悔的机会；同意黄健国大额赊账与批量购买，是出于信任并对其经济实力有所了解。在黄健国赊账金额较大的情况下，梁燕容已从2015年6月起不再向其出售任何物品。二、案涉交易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但首先，黄健国对出卖人的身份与其自身的购买行为性质均无发生错误认识。梁燕容经营的是瓷器收藏品，交易地点在古玩城内，案涉交易是实物交易，黄健国均有反复观摩鉴别。其次，黄健国对案涉200余件瓷器能够轻易进行描述和定名，这是一个有着丰富收藏品知识的人才可具备的能力，亦反映黄健国对案涉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均未产生错误认识。再次，黄健国清楚知道其购买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双方多次交易过程中，黄健国反复确认货品，中途还曾要求调换。且其在拖欠货款金额较大的情况下，仍要求继续以赊账形式购买，为了显示其有偿债能力，他还带领梁燕容的配偶去看其名下的房产、店铺等。从黄健国的种种行为来看，其是完全清楚大量赊购的后果，并愿意为之承担责任。最后，古玩市场的交易惯例是买卖双方对物品的材质、年代等与质量有关的要素不作明确约定，由买方通过实物自行判断商品的价值，并与卖方达成交易合意。从事古玩交易的买卖双方，均是凭借自身知识、经验、眼力进行交易。即便买家对商品质量存在误判，也不能构成法律上的重大误解，这是古玩市场的特定交易惯例。三、中国民间藏品科学鉴宝ＸＸ行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上均未查询到前述机构的任何信息，原审采纳了根本不存在的组织机构出具的所谓检测报告，认定部分物品为现代仿制品，依据不足。四、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多处不合理与矛盾之处。（一）黄健国在一审庭审辩论结束前，均未抗辩其对案涉交易存在误解，原审法院却自行将案涉争议焦点归纳为黄健国对案涉交易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此举既超出了审理范围，又剥夺了梁燕容围绕该争议焦点举证、辩论的权利。（二）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交易存在重大误解等可撤销的情形，也应进一步审查是否已过除斥期间，但原审对此未予审查。双方第一次交易时间是2014年11月，此后陆续有多次交易往来，至黄健国反诉请求撤销合同时，大部分交易已超过一年除斥期间，因此，黄健国的反诉请求不能予以支持，原审对此处理不当。（三）退而言之，即使黄健国误以为印有“内府”、“大明宣德年制”等朝代字样的瓷器是古董，存在重大误解，也只应撤销涉及该几件瓷器的交易，而不是笼统地撤销双方之间全部交易。（四）原审推定封存物品为梁燕容出售物品的理由牵强。案涉物品数量、种类繁多，连梁燕容自己都不太记得原出售物品的具体外观细节，加之，案涉物品在黄健国处保存了超过9个月的时间，完全有可能已被调换。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出具检测报告的时间是2016年2月23日，一审法院是于2016年2月2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至黄健国处核实及封存了案涉物品，可见，黄健国处存放的物品不可能全部是包装完整未拆封的。另现场清点发现大约有103万元的物品不见了，也有可能已经被转卖牟利。黄健国、李凤、黄海程共同辩称，案涉交易的标的物不是古玩（古董），而是现代仿制品。梁燕容经营的“聚宝堂”的经营范围是“家具零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不能仅以交易地点在古玩城内便认定适用古玩交易行规。梁燕容不是专业从事收藏品销售的商家，其根本不懂古玩知识，无法解释案涉物品的来源，也不清楚其销售的物品是否为古董，其是参照旁边其他店铺类似商品、旅游区货物的价格来定价的。古玩具有稀缺性，但案涉物品很多是成双成对的、同一款式有大中小样式、外观崭新，可见梁燕容销售的不是古玩而是现代仿制品。云南省收藏家协会是在文物管理部门同意下由民政部门批准登记的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该协会除了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外，也担负各类收藏品的鉴定工作。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是云南省收藏家协会设立的一个针对古陶瓷检测的部门，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也是正常的。鉴定检测是通过仪器进行的，不受检测人员的主观影响，故鉴定结论客观可信。梁燕容出售案涉物品给黄健国时，称其所出售的瓷器是三十多年前淘来的，误导黄健国相信是古董。黄健国缺乏收藏品知识，案涉物品中有马踏飞燕、内府等物品，稍微懂行的人都知道是假的。黄健国是2015年10月才知道所购买的物品并非真品，2016年2月22日提起反诉请求撤销合同，未超出法定的除斥期间。黄健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三项，改判黄健国无需向梁燕容支付500000元；2、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四项，改判黄健国无需向梁燕容赔偿352500元；3、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六项，改判梁燕容向黄健国返还货款380000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燕容负担。事实与理由：首先，黄健国于2015年1月8日取走的物品是在封存物品之中的，梁燕容却谎称时间太久记不清相应货品，无法确认对应物品。梁燕容作为卖方应提供该批货品的具体清单，相应举证责任应由其负担。其次，2015年2月6日欠条记载的“枢府大红瓶2条”与“白龙红釉一对”其实是同一件物品，该物品与2015年1月29日欠条记载的“一对将军罐粉彩”均是现代仿制品，即使黄健国需付款也应按照现代仿制品价格。再次，黄健国已向原审法院说明了其用现金购买的货品明细，封存现场中有6件瓷器与收据中记载的物品对应，原审以黄健国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28万元相对应的货品为由，驳回黄健国的反诉请求有误。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28万元货品无法确认，也应判令梁燕容按照仿制品的市场价格扣除合理价款后，将剩余款项返还给黄健国。针对黄健国的上诉，梁燕容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一致。李凤、黄海程称同意黄健国的上诉意见。梁燕容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的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核查系统查询结果打印件1份，拟证明作出案涉检测报告的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不是合法的鉴定机构；2、中国民间藏品科学鉴宝ＸＸ行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结果网上打印1份，拟证明根本不存在该社会组织；3、网页新闻打印件1张，拟证明中国民间藏品科学鉴宝ＸＸ行的活动从2009年9月持续到2012年底；4、网页新闻打印件1份，拟证明梁燕容经营的店铺在平洲红木古玩城内，来此购物的人均知晓不是一般物品交易。经质证，黄健国、李凤、黄海程对前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是云南省收藏家协会下属的实验室，具有相应鉴定资质；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可印证云南省收藏家协会担负了鉴定的社会责任，案涉检测报告客观可信；证据4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黄健国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打印件1份，拟证明云南省收藏家协会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组织机构代码的社团组织，黄健国一审提交的检测结论真实可信；2、照片2张，拟证明2015年1月6日取走的物品“枢府大红瓶2条”与“白龙红釉1对”实际上是同一物品。梁燕容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云南省收藏家协会不等同于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与本案无关；证据2照片中的物品不能确认是梁燕容交付的，与本案无关。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对双方所举前述证据进行综合认证。经审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梁燕容诉请黄健国等支付拖欠的价款，黄健国反诉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双方对诉争买卖合同的效力存在争议。依黄健国了解古董鉴别知识、选购案涉物品仔细甄别、打听拍卖行等行为来看，其真实意思是购买古玩而非仿古工艺品。但梁燕容出售的部分物品经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测试实验室检测为现代仿品，虽梁燕容对此鉴定结论持有疑义，但其二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前述检测结论的证明力，本院对其所举证据及该疑义主张，不予采纳。虽梁燕容在诉讼期间强调其出售的是古玩，双方达成的是买卖古玩的合意，主张应适用古玩市场的交易规则，但其关于“如果双方都认为是古董交易，不可能又买又送”等陈述，及参照周边店铺物品大小、旅游区货物的价格来定价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其认为自己出售的并不是古玩，加之，梁燕容允许黄健国以先货后款的赊账方式购买，且赊欠金额巨大，亦不符合常理。由此，原审认为买卖双方对案涉标的物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从而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梁燕容上诉认为黄健国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梁燕容对此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无证据证实黄健国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故本院对梁燕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黄健国应将原审法院查封的物品（具体明细详见原审判决表二）全部返还予梁燕容。一审法院查封案涉物品时，组织双方到现场就欠条记载的物品与实物进行核对，梁燕容、黄健国对大部分货品款式与名称能够一一对应，黄健国在原审期间未提出关于2015年2月6日欠条上记载的1对白龙红釉与2个枢府大红瓶是同一物品的异议，现其二审以照片提出此异议，理由不充分，且梁燕容不予确认，故本院对其该项异议不予采纳。2015年1月29日欠条记载的1对将军罐粉彩、2015年2月6日欠条上记载的1对白龙红釉，未能在查封现场找到；黄健国于2015年1月8日取走的50万元货品双方无法确认对应实物，因前述货品已交付给黄健国保存，黄健国对其出具欠条上记载的物品名称对应的实物负有初步举证责任，但现部分无法找到实物，部分不能对应实物，造成所涉物品的实际价值无法核实，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黄健国承担，原审判令其按照前述物品的约定价款支付给梁燕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黄健国反诉要求梁燕容返还28万元一节，买卖合同被撤销后，买卖双方负有返还义务，卖方返还价款的前提条件是买方能将原物返还。虽梁燕容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健国货款28万元，但黄健国并不能举证证明该收据涉及的物品在法院查封物品范围之内，由此，黄健国的该项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梁燕容、黄健国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600.98元，由梁燕容负担95608.48元，黄健国负担1499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代理审判员  刘金玲代理审判员  张媛媛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