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终8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家创，男，194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怀，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与刘家创为父子关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莲花路**号。法定代表人：桂晓峰，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雯，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顺楠，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市直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挂绿路*号。法定代表人：袁荣辉，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泰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湾镇荔城大道***号。法定代表人：何慧英，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刘家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增城支行）、增城市直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属公司）、增城泰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业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撤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家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及（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按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及（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再审（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案；（二）确认2008年3月7日由工行增城支行、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兴达公司）、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圳源公司）三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三）将工行增城支行执行的广东兴达公司名下259.8亩商住用地款项56147800元执行回转，扣除广东兴达公司欠刘家创的158520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后，余款退回广东兴达公司；（四）一、二审受理费由工行增城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刘家创对直属公司、广东兴达公司享有15852000元债权的事实已经生效的（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直属公司及广东兴达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只有广东兴达公司名下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172720平方米（259.8亩）的商住用地（以下简称涉案地块），但在（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案中，泰业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恶意串通虚构了将涉案地块抵押的事实，致使涉案地块在278号案的执行过程中变卖并清偿了工行增城支行的借款，现直属公司与广东兴达公司无法偿还刘家创的借款，刘家创的合法权益因此受损。涉案地块有10%属于国有资产，涉案地块的变卖未征得国资部门同意，也未取得债权人刘家创的同意，显然损害国家利益和案外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2007年广东兴达公司与泰业公司并未签订和解协议，也不存在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事实。据此，（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是错误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案应进行实体审理而不应裁定终结审理。（二）一审判决认定广东兴达公司、工行增城支行、金圳源公司2008年3月7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未损害刘家创的合法权益，刘家创对涉案地块不享有物权上的优先权错误。刘家创在前述和解协议签订前就对广东兴达公司享有债权，对涉案地块的变卖款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此外，前述和解协议是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所签，损害了国家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工行增城支行系非法占有涉案地块的变卖款，一审判决未判令执行回转损害了刘家创的合法权益。工行增城支行辩称，（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该案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刘家创主张工行增城支行、广东兴达公司与金圳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直属公司辩称，（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与事实不符。该和解协议不是直属公司的真实意思，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损害了直属公司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再审（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案。泰业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刘家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的抗诉内容及（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指令内容重审此案；（二）工行增城支行代位偿还直属公司、广东兴达公司欠刘家创的债务15852000元及履行期间的利息；（三）确认工行增城支行、广东兴达公司及金圳源公司于2008年3月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4日，一审法院受理（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工行增城支行诉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工行增城支行起诉请求判令：（一）泰业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12670000元及该款自2001年12月21日起至还款日止的利息、复息；（二）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其抵押给工行增城支行的房产作价优先偿还上述债务；（三）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4月29日，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工行增城支行借款15000000元给泰业公司，期限从2001年5月30日至2002年2月20日，月利率为5.58%,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同日，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抵押合同》，但合同并未明确抵押物，也无签订《抵押物清单》。2001年3月27日，工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将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为1727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工行增城支行，抵押期限从合同生效前至2006年3月27日期间泰业公司向工行增城支行的贷款，最高贷款余额为33000000元，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抵押物清单》上均签名盖章确认。2001年4月2日，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向增城市国土局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确认位于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西浦金银山面积为172720平方米的土地抵押给工行增城支行。工行增城支行于2001年5月30日依约发放借款15000000元给泰业公司。借款期满后，泰业公司只归还了借款2330000元，尚有12670000元未归还，工行增城支行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泰业公司在借款期满后仍未归还借款损害了工行增城支行的合法权益，工行增城支行要求泰业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2670000元及利息合法有据。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由于双方未约定抵押物，故该合同对双方不产生抵押担保关系的法律后果。工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应为有效合同。工行增城支行依法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工行增城支行要求对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设立的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符合担保法律的规定。因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经公告送达开通传票后未到庭应诉，故一审法院依法于2003年4月15日作出缺席判决：（一）泰业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工行增城支行支付借款126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01年12月21日起至还款日，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逾期贷款利息的规定计付）；（二）泰业公司如未能清偿工行增城支行的债务，工行增城支行有权依法对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为1727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工行增城支行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330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04年11月30日，广东兴达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2005年4月11日，一审法院以（2005）穗中法民申字第2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期间查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首页“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栏填写“陈水光”，合同第六页盖章处盖“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一栏有“陈水光”印章及签名。后附《抵押物清单》上有“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及“陈水光”签名。广东兴达公司是1992年在增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为“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但该公司公章没有“省”字），法定代表人为陈水光。1993年，广东兴达公司取得了广州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增）国土（93）用地字第38号]，但该许可证上的用地单位名称填写为“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1996年5月，广东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温敏崇，并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1998年2月19日，由于两年未参加年检，广东兴达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广东兴达公司原是由广州市增城县直属经济发展总公司（现直属公司）与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水光）联营成立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属于法人型联营企业，但从被吊销营业执照至该案再审，未依法成立清算组织，一审法院依法传唤直属公司、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兴达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到庭应诉，但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到庭。一审法院依法指定直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荣辉为该案广东兴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直属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授权直属公司副总经理陈培作作为该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再审庭审中，广东兴达公司提供一份“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该复印件上注明“经查此执照复印件与原件不相符，属伪造。”落款时间为2002年5月25日，盖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企业监督管理科的公章。但该注释及盖章均是复印件，广东兴达公司未提供原件，称是从增城国土局复印的，并主张泰业公司当时办理抵押贷款时用的是该伪造的营业执照。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均否认见过执照，但未能提供当时办理抵押手续时抵押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工行增城支行称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陈水光是作为签约代表签订合同的，只是由于人员变动，现在无法核实当时是否审查过相关的授权资料。广东兴达公司对《最高额抵押合同》中陈水光签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庭审中提出要传陈水光到庭，对陈水光的签字作笔迹鉴定，但广东兴达公司未能联系陈水光作为证人到庭作证。因该案可能涉嫌犯罪，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增城工商部门、国土部门调查，并将取得的材料出示给当事人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增城市工商局证实没有“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该局注册。现各方当事人也从未主张广东兴达公司曾使用过“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建设用地科的档案资料反映，广东兴达公司1993年申请用地时提供的是“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但2001年该地块办理抵押登记时，担保人提供的是前述“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在该案庭审中，广东兴达公司曾出示过一张涉案地块的《广州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复印件，上有增城国土部门建设用地科印章，并注明因仍欠相关税费，原件还存放在国土局，落款时间是1995年7月10日（印章及文字内容亦属复印件），以此主张用地许可证原件一直在国土部门存放。但广东兴达公司一直没有提供该建设用地科注释的原件，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拒绝对该资料发表质证意见。现该用地许可证原件由工行增城支行存执。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泰业公司在借款期满后仍未归还借款，损害了工行增城支行的合法权益，判令泰业公司归还借款本息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工行增城支行主张对涉案地块使用权行使优先受偿权的问题。1.“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提供广东兴达公司名下的建设用地许可证作为抵押物凭证，但《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清单》上“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印章与广东兴达公司的印章不一致；2.“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签约人“陈水光”虽与广东兴达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同名，但签约时其不是广东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行增城支行亦未能证实“陈水光”有经广东兴达公司授权行使签约行为；3.“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其营业执照显属伪造，广东兴达公司反映涉案抵押是用该虚假的营业执照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工行增城支行虽否认见过该营业执照复印件，但未能提供办理贷款手续时审核担保人的资料情况，现国土部门档案资料反映2001年该地块办理抵押登记时，担保人提供的就是前述“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可印证广东兴达公司的讲法。因此，本案中的抵押合同不是广东兴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押担保关系不成立。工行增城支行作为发贷人，应有义务审核抵押人的营业执照、签约人的代理权限等材料，但却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有过错，其主张“陈水光”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要求广东兴达公司承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判令工行增城支行有权对兴达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当，应予纠正。2006年1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0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52号再审判决（以下简称为152号再审判决），判令：（一）维持（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的决定；（二）撤销（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工行增城支行不服152号再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2006年11月13日，本院以（2006）粤高法民二终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152号再审判决，并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期间，广东兴达公司于2007年9月25日以其与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经过协商达成和解、双方的纠纷已自愿解决为由提出撤回再审申请。2007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穗中法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终结再审诉讼，（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此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根据本院的指定，对工行增城支行申请执行（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一案进行立案执行。执行期间，工行增城支行与广东兴达公司、案外人金圳源公司于2008年3月7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广东兴达公司将涉案地块以评估价56147818元变卖给金圳源公司，并将该笔转让款全部用于替泰业公司偿还工行增城支行的涉案债务。2008年3月10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08）广铁中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一）将被执行人广东兴达公司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为172720平方米、建设用地许可证编号为（增）国土（93）用地38号的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56147818元变卖给金圳源公司所有，如欠土地出让金、征地款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办理该土地使用权过户更名手续的同时，解除该院对该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办理有关权属证照手续及费用由买受人金圳源公司自理；（二）（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刘家创不服上述执行裁定以及（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7月分别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以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14年12月24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认为（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认定工行增城支行对涉案地块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是错误的。涉案地块使用权人与《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抵押人并非为同一主体，本案抵押担保关系不是广东兴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1月13日，本院以（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一审法院以（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案进行再审，再审查明：广东兴达公司于1992年登记成立，为直属公司、宝安县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的法人型联营企业，1998年2月未经清算即注销。一审法院再审审查认定：广东兴达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直属公司作为其开办公司申请作为广东兴达公司的诉讼承继人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广东兴达公司虽然提出执行和解协议上印鉴与公司名称、公章均不符且该协议系受胁迫所签，但表示其签订时对该和解协议内容知晓且无举证证明存在受胁迫的情形，故该执行和解协议应认定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和第四百零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因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裁定再审的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目前亦无证据证明双方的和解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故应对该案终结再审程序。2015年8月7日，一审法院裁定该案终结再审程序。一审另查明，2011年10月25日，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刘家创诉直属公司、广东兴达公司欠款纠纷一案，该案审理期间，直属公司、广东兴达公司承认刘家创的全部诉讼请求，该院遂于2011年12月12日作出（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判令直属公司、广东兴达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刘家创款项15852000元。该判决已于2012年1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刘家创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刘家创是否享有诉权；刘家创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出法定期间；（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内容是否确有错误。关于刘家创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主体要件和时间条件的问题。根据（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刘家创确系直属公司与广东兴达公司的债权人，一审法院基于对（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再审而审理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案，涉及广东兴达公司名下相关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事实认定，可能影响广东兴达公司对刘家创所负担债务的清偿能力，因此刘家创主张其应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7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刘家创于2015年11月23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六个月的法定期间，故工行增城支行抗辩认为刘家创的诉讼请求超过除斥期间，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是否存在内容错误的问题。根据该裁定书的认定，因泰业公司、广东兴达公司与金圳源公司已于2008年3月7日达成和解协议，同时由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08年3月10日作出（2008）广铁中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确认该和解协议的效力并已执行终结，故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的再审程序。虽广东兴达公司在再审期间曾提出上述和解协议是受胁迫所签订，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以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其因受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签订的合同享有撤销权，而广东兴达公司也未在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内提出撤销，故再审审查认定该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具有法律效力并无不当。而关于该和解协议是否有损害刘家创的合法权益问题，因该和解协议形成于2008年3月，此时刘家创对广东兴达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尚未得到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确认，且刘家创对和解协议项下处置的财产也并不享有物权上的优先权，故双方当事人在执行阶段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并未损害刘家创的合法权益。据此，一审法院再审裁定终结本案再审程序，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均不存在错误，刘家创要求撤销该生效裁定，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刘家创起诉要求判令工行增城支行代偿债务以及要求确认2008年3月7日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均超出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刘家创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家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912元，由刘家创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准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根据上述规定之内容，虽然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象包括判决、裁定、调解书，但应限于判决、裁定主文以及调解书处理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结果，如果判决、裁定主文和调解书结果仅涉及程序性问题，则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本案中，（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属于终结再审审理的裁定，处理的是程序性问题，没有确定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依法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对象。刘家创以（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为撤销之诉的对象提起的本案之诉，依法不应予以受理。一审法院受理并予以实体审理错误，本院裁定予以撤销，并驳回刘家创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撤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家创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6912元，退还刘家创；上诉人刘家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6912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秦 旺审判员 闵 睿审判员 李 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郭建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