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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甘12民终4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汉族，出生于1976年7月3日，个体工商户，家住浙江省苍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男，汉族，44岁，家住重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男，汉族，5l岁，羌族，现住四川省茂县。
刘某、廖某因与杨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徽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7民初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廖某上诉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徽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7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决一二审上诉费用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被委托人杨建波有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6年1月6日，上诉人刘某委托李冠林，上诉人廖某委托李勇，被上诉人杨某委托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向上诉人出具被上诉人杨建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内容为：01lydyh01现委托受托人杨建波与甘肃鸿森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刘某执行一案中，作为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调解......01lydyh01(该事实并无争议)。一审法院认为01lydyh01授权范围限于法院诉讼及执行活动，并不包括与原告刘某及廖某进行债权转让01lydyh01，上诉人不承认该观点。其一：杨某，刘某，廖某之间的债权转让就是处理杨某、刘某之间的执行活动，杨某的代理人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为杨某授权的行为，因此本案涉及的执行与债权转让的调解并不割裂，因为此前刘某欠杨某114．44万(杨某申请执行)，而杨某欠廖某105万，因此三人之间发生债权转移是对杨某与刘某之间执行活动的调解结果。其二，杨某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授权杨建波有01lydyh01调解01lydyh01的权限，并未限制只在法庭主持调解的条件，并且01lydyh01和解01lydyh01与01lydyh01调解01lydyh01实际上都是当事人(委托人)自愿、自主达成的协议，两个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关于执行案件并非诉讼案件，并不存在庭内庭外。事实确实是2016年1月5日三个委托人开始在徽县法院执行庭主持下，由于法院下班后三委托人并未达成协议，才继续到徽县金源酒店继续协商，经过三方慎重考虑，才在第二天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因此，根据杨某的授权委托书，杨建波有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其三，杨某欠款廖某1050000元事实清楚，有欠条为证，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廖某已将该欠条原件归还杨某的代理人杨建波，进一步证实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二，即使杨某与杨建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没有标明授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是根据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杨某应当承担其责任《合同法》第49条所规定的01lydyh01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如果认为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无权代理，但是上诉人有理由认为杨建波有代理权，因为杨建波执行刘某一案与杨建波，刘某，廖某之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同是解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债务纠纷，并且杨某与杨建波系父子关系，杨建波一直处理其父亲与杨建波与本案有关的债权债务纠纷，那么说明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也是经过杨某的授权。综上，请求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如所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杨某未答辩。
刘某、廖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债
权转让协议书》有效；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该协议，被告杨某支付原告廖某人民币13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院认定的事实：1、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欲证明经三方签订协议，现有被告杨某欠原告廖某13万元至今未履行；2、授权委托书三份，其中被告杨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01lydyh01受委托人杨建波与(于)甘肃鸿森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刘某执行一案中，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理授权为：（一）、有权代为申请执行。（二）、有权代为领取执行款。（三）、有权代为参与本案的全部执行活动。（四）、代为参加调解。（五）、有权代为增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01lydyh01欲证明杨某起诉刘某要求偿还124.44万元的案件中，三方各自委托代理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被告杨某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原告主张被告杨某委托其子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事项为处理杨某与甘肃鸿森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刘某的执行案件，授权范围限于法院诉讼及执行活动，并不包括与原告刘某及廖某进行债权转让，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杨某是否授权杨建波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原告须举证证明被告杨某委托杨建波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或虽未授权，但被告杨某事后对签订协议的行为进行了追认。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事项和授权范围不包括与原告进行债权转让一项，故杨建波签订协议书的行为不在被代理人杨某授权范围内，杨建波签订协议的行为属超越代理权。原告亦未能提交被告杨某事后追认的证据，被告杨某庭后书面意见称未向杨建波授权处理债权转让事宜，并对杨建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不予追认，故该协议书对被代理人杨某不发生效力，杨某不应对此协议书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刘某、廖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1月16日，杨某之子杨建波与刘某委托代理人李冠林、廖某委托代理人李勇在甘肃省徽县建徽大酒店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内容为：刘某欠杨某114.44万元，杨某欠105万元，经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债权转让协议：（一）、杨某诉刘某欠款124.44万元，徽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刘某应当支付杨某124.44万元。现徽县法院已执行10万元，杨某享有114.44万元。现杨某将该笔债权中的92万元转让给廖某，廖某对杨某享有的债权变更为13万元。刘某于2016年3月10日前向杨某清偿20公分左右的曼地亚红豆杉杯苗5.8万株，裸苗2.49万株，每株1.2元，折人民币10万元，加上12.44万元现金。如按期清偿，刘某于杨某的债权利消灭。杨某不得再向法院主张权利，不得再向法院执行庭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如逾期未清偿，杨某可申请再次执行，享有剩余23.44万元。（二）、该协议签订后，杨某对刘某享有的债权为22.44万元。（三）、该协议签订后，杨某与廖某的债权剩余92万元消灭，刘某与杨某剩余92万元消灭。（四）、如刘某方不按照（2015）徽执字129-4号执行裁定书执行约定的挖苗协助事项，由刘某方负全部责任折现支付。（五）、该协议签订后廖某将欠条原件还给杨某方，廖某方保留复印件。（六）、如发生争议三方约定由徽县人民法院处理。协议附件：三方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复印件，杨某欠廖某欠条复印件。该协议落款处有杨建波、李勇、李冠林的签名、捺印和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号码。
本院认为，2016年1月11日，被上诉人杨某给杨建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仅授权杨建波作为与甘肃鸿森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刘某执行一案中的委托人，且被上诉人授权杨建波的代理权限为：有权代为申请执行、代为领取执行款、代为参与本案的全部执行活动、代为参加调解、代为增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去，并没有授权杨建波对其债权进行转让。且在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给一审法院的《情况说明》中称，只委托其子杨建波去徽县人民法院处理刘某欠其钱一事，从未委托他去处理其他任何事情。可见，被上诉人并未委托授权其子对其债权进行转让，事后，被上诉人也不认可杨建波与上诉人刘某委托代理人李冠林、廖某委托代理人李勇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且上诉人廖某与被上诉人杨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处于待定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同意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据上事实和法律规定，杨建波、李勇、李冠林订立的债权转让协议，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故该协议对被上诉人杨某不产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杨某对该协议不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刘某、廖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曜曦
审 判 员 李德林
审 判 员 李关君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佳
书 记 员 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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