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8民终1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滨北路68号保险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854993528E。主要负责人：施培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旺，福建正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宏宽，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青，男，196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晋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宁县凯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鲁溪镇集镇。法定代表人：夏敬文，经理。原审第三人：厦门市祥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海天路3号之四501室，组织机构代码73785242-7。法定代表人：陈海鹭，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下称财保厦门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宏宽、武宁县凯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凯顺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市祥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祥程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新罗区人民法院(2016)闽0802民初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财保厦门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旺、被上诉人胡宏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青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凯顺公司、祥程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财保厦门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6）闽0802民初字第3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后车架号保持一致，从而认定车架未做修理更换，这是对机动车登记管理规定的误解。车辆识别代号就是汽车的身份证号，通常也称之为车架号，它根据国家车辆管理标准确定，包含了车辆的生产厂家、年代、车型、车身型式及代码、发动机代码及组装地点等信息。就像居民的身份证号一样，具有唯一性和不变性。属于交通事故原因造成车架、发动机号码需要重打的，需提交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到车管所办理机动车重新打刻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的变更备案。按之前的原车号码打刻车架号并重新拓印，号码和原车保持一致。上诉人提供的查勘及修理照片可以看出重新拓印后的车架号字体大小粗细、位置、排列与原厂的不同，这可以证明新车架的号码是重新打刻的。因此，原审法院以车架号一致来认定车架号未作更换系对车辆变更登记的误解。而且对于被上诉人提出的质疑，上诉人提交了修理厂关于车架更换的说明，证明事故车辆的车架因事故受损并进行了更换。但原审法院未作进一步查明与核实，导致错误判决。二、涉案车辆虽然由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但车辆的实际维修是由第三方，即修理厂来进行。修理厂作为事故受损车辆的维修负责人，最清楚车辆的受损及维修情况。被上诉人如果对车辆维修费用有异议，应当到修理厂调查了解，不应主观推断，盲目推卸责任。三、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申请的鉴定无法完成属于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的判决背离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也背离了优势证据裁判规则。上诉人提供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现场照片、车辆拆解后配件损坏照片、车辆维修费发票、《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修理项目清单》来证明事故车辆的损失和修理情况。这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互相印证损失的客观事实。特别是事故现场照片及车辆拆解后配件损坏照片都是客观原始的资料，专业人士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来分析判断车辆损坏情况。被上诉人对车辆维修费用提出疑异，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具体哪些修理项目及费用和交通事故无关，也未提供任何客观的反驳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负有反驳依据这方面的举证责任。四、非4S类型的修理厂在车辆维修过程中，需要向外采购配件时，为了避免配件不合用，都是采取先订购，装配合适后再统一补开发票，然后将发票提交给保险公司理赔。统一补开的发票一般没有列明具体项目，配件数量为简单估计。原审法院因为定损单配件数量与发票上配件数量不一致，就认为车辆维修不真实，过于吹毛求疵。被上诉人出于趋利避害，避重就轻心理，对大部分维修项目予以否认。原审法院偏听偏信被上诉人一方辩解，导致错误认定车辆维修费用。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胡宏宽辩称，一、涉案车辆并未因该事故更换车架。首先，如果车架损坏到达需要更换的严重程度，该车是不可能从龙岩载重行驶返回厦门的。而且，如上诉人坚称车架更换，则应当提供被更换的旧车架的残骸信息，才能为让人信服；其次，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更换车架应当提交相关材料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经车管所审查后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变更事项。所以，上诉人应当出示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的内容，方能证明车架变更。否则，答辩人对其主张更换车架的事实不予认可。二、答辩人在一审时已经指出，鉴于保险定损金额与修理费用金额完全一致，本案存在车主、修理厂家和保险勘查人员相互串通虚报损失以骗取保险赔款，进而加重转嫁我方赔偿责任的不诚信行为的嫌疑。上诉人在定损时不通知我方参加，定损后也不告知我方定损结果，以便保障我方作为赔偿义务人的权利，现却要求我方去修理厂调查了解，纯属强词夺理。三、原审在答辩人对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定损单（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合理质疑并提供车管所信息资料作为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分配举证责任于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答辩人在本案各次诉讼中均已申请鉴定损失，履行举证责任。之所以无法鉴定，是由于上诉人当方定损并修复车辆后时隔近两年才行驶追偿权，有意造成时间间隔长导致无法鉴定的结果。四、原审明察秋毫，从定损单配件数量与发票配件数量不一致认定车辆实际损失并非定损单所确定的金额，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阐述的关于修理发票补开及其数量偏差的种种理由，不合交易惯例和事实，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财保厦门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宏宽支付财保厦门分公司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辆损失保险赔偿款55731元。2.凯顺公司对胡宏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9日，祥程公司就“华菱之星”牌HN4250G37CLM3牵引车（号牌号码：闽D新266**车架号：LZ5N4CD36017913，发动机号码：1610S226675）向财保厦门分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不计免赔率等。其中，财保厦门分公司承保险种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266000元，保险费4126.42元，保险期间自2011年12月30日至2012年12月29日。2011年12月30日，祥程公司将闽D新266**牵引车的号牌号码变更为闽Ｄ×××××，并在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为详程公司。2012年9月4日14时许，陈万隆驾驶赣Ｇ×××××重型半挂牵引车由龙岩往上杭方向行驶，行至319国道228KM+800m路段，因逆向行驶与黄骏驾驶的由上杭往龙岩方向行驶的闽Ｄ×××××号重型挂车发生碰撞。碰撞后，闽Ｄ×××××号重型挂车车头向右甩出与同向行驶杨荣彬驾驶的闽Ｆ×××××号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三车损坏和杨荣彬受伤的交通事故。2012年9月7日，龙岩市公安局大池派出所对上述交通事故作出新公认字（2012）第1028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万隆驾车逆向行驶的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属于重大过错交通违法行为，陈万隆负事故全部责任，黄骏和杨荣彬无责任。2012年12月13日，财保厦门分公司制作“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其上仅加盖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理赔业务专用章，并注明本单仅作定损，不作理赔依据）”、“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及“修理项目清单”各一份，认定闽Ｄ×××××号重型牵引车因上述交通事故发生换件项目50项，金额53181元；修理费总计4550元，以上两项合计57731元。2012年12月26日，厦门市闽南轮胎贸易有限公司向财保厦门分公司出具“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其上载明闽Ｄ×××××号车辆更换配件30套，价税合计53181元；同日，厦门市湖里区顺利通汽车维修厂向财保厦门分公司出具“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其上载明闽Ｄ×××××号车辆的修理费价税合计4550元。2013年10月14日，财保厦门分公司将前述车辆损失57731元汇至祥程公司银行账户。收款后，祥程公司向财保厦门分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同意将其向赣Ｇ×××××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主进行索赔之权利转让给财保厦门分公司，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此后，财保厦门分公司经向胡宏宽、凯顺公司等追讨上述款项未果后具状本院，请求判如所诉。另查明，2010年7月6日，赣Ｇ×××××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凯顺公司是该车的所有人。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赣Ｇ×××××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出资人胡宏宽将该车挂靠于凯顺公司名下进行运营，每月缴纳服务费500元。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八里湖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向财保厦门分公司支付了保险金2000元。又查明，截至2015年7月6日，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架号一直为LZ5N4CD36017913，未发生变更。诉讼中，胡宏宽申请对闽Ｄ×××××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价值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2月7日，福建龙津司法鉴定所复函本院，认为由于本案交通事故的时间间隔长，对于2012年9月4日事故造成的前述车辆损失价值，存在取证和技术条件问题，无法完成此次鉴定委托，作退回处理。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保险单、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修理项目清单、索赔申请书暨赔款收据、权益转让书、网上电子回单，被告胡宏宽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2015年7月6日厦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出具的闽Ｄ×××××重型半挂牵引车信息资料，福建龙津司法鉴定所的复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祥程公司于2011年12月29日就其所有的闽Ｄ×××××重型半挂牵引车向原告财保厦门分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双方当事人据此建立的保险关系，体现了第三人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已于2013年10月14日将保险赔偿金汇至被保险人祥程公司银行账户，根据保险法的上述规定，原告自付款之日起有权向第三者即被告胡宏宽追偿，但在闽Ｄ×××××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本案交通事故所致损失问题上，原、被告各执一词。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的确认，讼争受损车辆的换件项目为50件，而根据厦门市闽南轮胎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的数量为30套，可见受损车辆并未按照保险公司的定损进行维修。其次，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第22项，车架（总成）为应更换项目，但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闽Ｄ×××××车辆信息资料并未显示该车有更换车架。《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因此，闽Ｄ×××××车辆的车架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并未进行更换。再次，原告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中，其上记载的闽Ｄ×××××车辆维修配件材料并未经过被告胡宏宽等当事人的认可，该情况确认书系原告单方制作得出的结论。若以该情况确认书作为认定讼争车辆受损的依据，极易滋生侵害被告胡宏宽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不诚信行为，引发道德风险。综上分析，可以确认闽Ｄ×××××车辆的实际损失并非前述情况确认书所确定的金额。原告以该份情况确认书为据主张被告胡宏宽等应支付保险赔偿款55731元，不予采纳。诉讼中，一审法院委托福建龙津司法鉴定所对闽Ｄ×××××车辆的实际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但囿于技术等原因致鉴定不能。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被告胡宏宽在诉讼中已对原告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提出了合理怀疑并提供了反驳证据，该情况确认书不能作为认定讼争车辆受损的依据（理由如上所述，此处不赘）。因此，原告应再次提供证据支持其诉请。换言之，原告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故在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原告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中，被告胡宏宽同意向原告支付闽Ｄ×××××车辆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3555元、工时费500元，两项共计4055元，系当事人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且并无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被告胡宏宽在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将赣Ｇ×××××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靠于被告凯顺公司名下进行运营，并按500元/月标准缴纳了服务费。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凯顺公司对讼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凯顺公司、第三人祥程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胡宏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辆损失3555元、工时费500元，两项共计4055元。二、被告武宁县凯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应对上述判决主文确定的被告胡宏宽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1190元，被告胡宏宽、武宁县凯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财保厦门分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车架拓印号（注册时及过户时留底的拓印号）；证据二：多项查询信息表；证据三：修理查勘照片。这三组证据都是来源于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证明内容：1.涉案事故受损标的物闽Ｄ×××××号货车注册时的车架号和事故后过户时的车架号，号码相同；2.车管所留存注册时（2011年12月30日）和过户时（2014年1月21日）的车架拓印号，虽然号码相同，但字体和字型有明显区别，结合修理查勘照片，证明交通事故造成车架损坏，修理时有跟换车架，单车架的损失金额为29000元，原审未客观认定上诉人的财产损失。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车架拓印号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7条车架号辨认不清或损坏的，可以申请备案后按照原号码打刻，并在机动车登记证上签注。所以即使过户时与注册时拓印字体和字形不一样，也属于原号码辨认不清或损坏的情形，也不能证明车架更换。对证据二：多项查询信息表，真实性无异议，无法证明车架更换的事实，反而证明该车因2014年1月21日由原车主祥程公司过户给新车主时，车架号按原号码重新打刻，故产生车管所保留的拓印号字形字体不同的情况。对证据三：修理查勘照片，照片没有日期标注，不能证明涉案日期，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时的证据中没有这4张照片，说明这4张照片是后面拍摄的，而且可以看出下面两张照片是同一个车架，只是拍摄角度和时间不同。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虽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闽Ｄ×××××号车辆有更换车架的事实。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因此，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闽Ｄ×××××车辆实际维修费是多少。对于该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上诉人财保厦门分公司因闽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坏，因该车在其处投保，其已经按照规定赔偿了修理费用。由于本案交通事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至于上诉人主张闽Ｄ×××××车辆的修理费用应当提供双方确认的维修项目清单，但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只认可部分，且被上诉人认可的部分一审法院已经判决被上诉人进行赔偿。至于其他维修项目，上诉人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但根据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特别是上诉人提出的更换该车的车架，但上诉人并未按照规定向有权机关进行申请更换，也未将更换的旧车架的残骸进行封存，导致法院无法进行确认是否更换的事实，该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财保厦门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凯顺公司、原审第三人祥程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予以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日耀审 判 员 许培清审 判 员 梁 源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法官助理 黄达康书 记 员 许文婉附：主要法律条文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