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云26行终4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朝海，男，1975年12月14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明生，男，1970年12月7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明书，男，1952年8月12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自清，男，1954年11月5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项保明，男，1949年1月5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项正安，男，1968年8月30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项正明，男，1978年4月6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代双，男，1972年7月6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光林，男，1975年9月21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光荣，男，1966年10月2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龙祥修，男，1976年5月1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项保国，男，1958年10月8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项正国，男，19年月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有林，男，1980年2月3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金芬，女，1950年2月5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述十五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元坤，云南圆合圆（广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组。负责人：杨玉林，该村村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二组。负责人：张国良，该村村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麻栗坡县麻栗镇临江路公务大楼。法定代表人：罗家祥，职务：县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4015218686Y。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登明，麻栗坡县林业局林权服务中心主任，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洁，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原审第三人）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组。负责人：熊明祥，该村村小组长。第三人（原审第三人）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二组。负责人：项保辉，该村村小组长。第三人（原审第三人）罗廷贵，男，1971年8月7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第三人（原审第三人）杨代权，男，1975年5月8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第三人（原审第三人）熊自德，男，1944年11月16日生，苗族，麻栗坡县人，住麻栗坡县，务农。上诉人罗朝海、熊明生、熊明书、熊自清、项保明、项正安、项正明、杨代双、杨光林、杨光荣、龙祥修、项保国、项正国、王有林、张金芬（以下简称上诉人罗朝海等十五人）因麻栗坡县人民政府林权行政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7年8月7日作出的（2017）云2624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认定，1954年7月23日土地改革时，郭家湾的金竹冲荒坡3亩3分3厘划分给上阳坡村民项朝义。“四固定”后郭家湾等地约2000余亩被调整为原猛硐大队乡有林、牧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有林、牧场因经营不善和疏于管理，上、下阳坡部分村民进入该地开垦种植杉树、茶叶、草果、八角、苞谷等经济林木及农作物等，形成叉花地，有少数人在此定居。1983年老君山国营林场与原猛硐大队大队长等人共同确定了国有林与乡有林的界线。2007年根据省委、省政府云发（2006）19号文件，启动麻栗坡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县、乡、村及村小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后抽调工作队员进村入户进行动员、政策宣传、地界勘查登记、填写林权申请登记表。在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中无罗廷贵、项正安，在林权登记申请表中无熊自发、杨光林、项正国，在林权现状登记表、麻栗坡县集体林权制度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上从087号至105号分别是王有林至项正国共19户（没有张金芬），各户在郭家湾的亩积相加699.81亩。而被告提供的上阳坡一、二组小宗地（郭家湾）情况表上1—19号分别是王正权至张金芬（没有上列两表中102号熊政），小宗地情况表中19户在郭家湾面积相加（699.81亩-熊政19.68亩+张金芬的78.4亩=758.53亩）超过林地现状登记表、使用权登记公示表上的亩积。2008年10月28日、12月31日，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将存在争议的19宗林地登记在第三人张金芬等十九人的《林权证》上，林权证号分别为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85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罗廷贵、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7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自德、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47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罗朝海、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4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明生、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2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自发、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8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明书、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自清、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3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保明、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0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正安、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1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正明、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9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代双、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8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光林、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7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光荣、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5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龙祥修、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20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代权、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保国、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38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正国、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06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王有林18本林权证、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245号林权证，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张金芬。上阳坡一组、二组均无熊自发此人，但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将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2号林权证颁发给熊自发。且被告在登记第三人林权证前未按林改实施方案的要求，在村委会、相关村小组或者街道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的有效证据证明颁证程序合法。2014年张金芬及下阳坡村小组均向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多次调查调解未果。2015年6月1日，猛硐乡、猛硐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上下阳坡郭家湾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处情况作出书面说明，认为历史久远、情况复杂。2015年，张金芬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杨宪国排除妨害，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5）麻天民初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张金芬的起诉。裁定书送达后张金芬不服，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经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双方之间的侵权之诉是居于土地权属争议而产生，由于行政案件的受理导致双方争议的林地权属处于不确定状况。2016年7月18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26民终4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3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在争议地持有的林权证；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规定，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主体适格。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本案上、下阳坡就郭家湾林地权属争议纠纷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根据国家政策原小公社、大队等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留有部分林地和集体资产，用于发展集体经济、改善民生，乡有林或牧场来源于此。现实原因是上、下阳坡就郭家湾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后，乡、村基层组织调解多次未果（被告在答辩中认可上、下阳坡为郭家湾林地争执不休），被告明知在纠纷尚未解决、权属尚未确认、产权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将林地登记在第三人《林权证》上行政行为不当。被告在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中制定的实施方案明确规定“谁造谁有”、“确认权属、明晰产权、调处纠纷”。“以村小组为单位分别在村委会和村小组逐户逐块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且争议地面积多达约2000余亩，林权现状登记表、林地权属登记公示表（有熊政、没有张金芬）及上阳坡一、二组小组宗地（郭家湾）情况表（有张金芬、没有熊政）显示上阳坡19户面积相加758.53余亩，与争议地亩积不符。林地权属登记公示表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进行公示，未提供证据。并且被告将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2号林权证颁发给熊自发，上阳坡一组、二组均无熊自发此人。因此，被告颁发19本林权证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关于被告和第三人张金芬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原告是对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根据此规定，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被告和第三人张金芬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金芬等19人的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85号、2404040967号、2404040947号、2404040944号、2404040962号、2404040968号、2404040964号、2404040963号、2404040960号、2404040961号、2404041019号、2404041018号、2404041017号、2404041015号、2404041020号、2404041014号、2404041038号、2404041245号、2404041006号林权证。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承担。上诉人罗朝海等15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4行初3号行政判决。2、请求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二组的起诉。3、判决本案被上诉人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二组承担第一、第二审全部诉讼费。罗朝海等15人上诉称：一、本案基本事实清楚，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林改政策、云南省、文山州林权改革文件组织本县辖区林改工作。第三人上阳坡一、二村小组根据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乡政府林权改革文件，进行林改工作，对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林地发包到户，其村民张金芬等十五户通过申请登记、指认四至界址等一系列办证程序在2008年4月30日获得《麻栗坡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之后在2008年10月27日、28日等日期获得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相应《林权证》，确认了村民张金芬等十五户家庭承包林地权利。充分证明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证主体适格，办证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依据正确，上诉人张金芬等十五户家庭承包林地权利应当依法得到法律保护。二、根据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和执法依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林改政策、云南省、文山州林权改革文件组织本县辖区林改工作，通过一系列林改工作程序，层层把关，严格按照林改方案规定程序进行登记、颁发证书。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二组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驳回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二组的诉讼请求。三、根据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在行政起诉状中陈述:“到2009午3月3日我下阳坡一、二组干部群众到乡林业站强烈要求撤销第三人持有我下阳坡争议片区《林权证》，……被第三人拿走。”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在2009年3月3日知道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张金芬等十五户家庭实施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据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下阳坡一、二组起诉己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于2016年3月15日直接向麻栗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认为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是对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受“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的限制，只要在二十年内起诉都能成立，明显理解不当，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纠正，并且依法审查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关于本案证据采信，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提交的证据《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才能作为证据采信，不能出庭，应当出具证明材料。一审法院认为《调查笔录》是猛硐瑶族乡政府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依职权调取，且证人中大部分人年老体弱，不能出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没有当庭出具证人不能出庭的材料，其提交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诚请二审法院依法对本案证据进行审查，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本案基本事实清楚，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林改政策、云南省、文山州林权改革文件组织本县辖区林改工作。第三人上阳坡一、二村小组根据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乡政府林权改革文件，进行林改工作，对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林地发包到户，其村民张金芬等十五户家庭通过申请登记、指认四至界址等一系列办证程序获得了相应《林权证》，确认了村民张金芬等十五户家庭承包林地权利。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在2009年3月3日知道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张金芬等十五户家庭实施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于2016午3月15日直接向麻栗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上诉人诚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起诉，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组、下阳坡二组，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在二审中未提出答辩。第三人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组、上阳坡二组、罗廷贵、杨代权、熊自德在二审中未提出陈述意见。第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实麻栗坡县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依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开展。2、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2007年6月26日下发的《关于麻栗坡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文政复（2007）48号，证实麻栗坡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是经州人民政府批准实施。3、中共麻栗坡县委、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麻栗坡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麻政发（2007）50号；4、猛硐瑶族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准《猛硐瑶族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猛政发（2007）40号；5、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关于猛硐瑶族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麻政复（2007）28号。以上三组证据证实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是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制定；②猛硐瑶族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是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6、猛硐村民委员会集体林改工作会议记录两次（时间分别是2007年8月5日、2007年8月10日）；7、猛硐村民委员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时间是2007年8月10日）；8、猛硐村民委员会召开讨论林改方案表决情况登记表（时间是2007年8月10日）；9、关于请求批准《猛硐村委会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时间是2007年8月12日）；10、猛硐瑶族乡人民政府关于猛硐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猛政复（2007）5号（时间是2007年9月5日）；11、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二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时间是2007年8月20日）；12、猛硐村民委员会上阳坡一、二组召开讨论林改方案表决情况；13、猛硐村民委员会上阳坡一、二组集体林改工作会议记录（时间分别是2007年8月25日、2008年1月4日、2008年1月14日）；14、麻栗坡县林改明晰产权表决会议通知（时间是（2007年8月25日）；15、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民委员会上阳坡一、二组明晰产权表决会议记录（时间是2007年8月25日）。以上十组证据证实林改期间，猛硐村民委员会、村小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16、猛硐乡（镇）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二组与猛硐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村小组界线勘界登记表（时间是2008年1月16日），证明：猛硐乡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二组与猛硐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村小组界线勘界是双方确认的；17、猛硐乡（镇）猛硐村民委员会上阳坡一、二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20份（时间是2007年12月2日）；18、猛硐乡（镇）猛硐村民委员会上阳坡一、二组林权登记申请表16份（时间是2007年12月2日）；19、林权现状登记表；20、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时间是2008年3月18日）；21、猛硐乡（镇）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二村小组（小地名：郭家湾）争议宗地情况表（时间是2016年3月31日）。以上五组证据证实林改期间，进行公示时，林权现状登记表、林权递交申请表、林地权属登记卡记载的姓名和单位名称为上阳坡一、二组19户村民。22、上阳坡一、二村小组荒山界，证明争议地是上阳坡一、二组的；23、1994年四荒转让时上阳坡一、二村小组将荒山发包给张金芬的合同书，证明1994年上阳坡一、二组已将荒山分到户。被上诉人麻栗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下阳坡一、二组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证人罗某（上阳坡一组原组长）的调查笔录，证实争议地权属归上阳坡；证人熊某（上阳坡一组村民）的调查笔录，证实1983年6月24日，其曾到现场指界时被罗某以其没有文化为由被叫回家；李文珍（上阳坡二组村民）的调查笔录，证实郭家湾大水沟下片区是上、下阳坡共有林。第二组：证人项某1的调查笔录，证实该争议地是上、下阳坡共有林，自留山、承包山不在争议范围内。第三组：证人项某2、黄某、项某3的调查笔录，证实争议地郭家湾是上、下阳坡共有林，“四固定”、“林业三定”都一直没有划分过。第四组：原猛硐大队文书、昆脑村委会支书项某6的调查笔录，证实争议地郭家湾是上、下阳坡共有林（叉花林地），其参与上阳坡自留山、承包山划分是在争议片区以外的事实。第五组：证人杨某、项某4的调查笔录，证实其从1983年就在争议地郭家湾开垦并定居此地，没回下阳坡达30多年的事实。第六组：证人侯某的调查笔录，证实争议地郭家湾是上、下阳坡共有林，杨政安从1983年就在争议地郭家湾开垦并定居此地，没回下阳坡达30多年的事实。第七组：猛硐村委会提供的《上阳坡一二队荒山界》，证实争议地郭家湾与“四固定”、“林业三定”没有任何关系。《猛硐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猛硐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情况说明》证实两级调委会曾多次调处未果。第八组：上阳坡项正国持有的林权证及林权证附图，证实林权证填发日期是2008年10月27日，林权证附图纯属虚构。第九组：上、下阳坡《历史界线示意图》，证实争议地郭家湾与“四固定”、“林业三定”没有任何关系。第十组：黄瓜坡老知情人项某7调查笔录，证实上阳坡历史上林地界是没有划归任何一个生产队。第十一组、项某3的调查笔录，证实争议片区荒山林地归上、下阳坡共同所有的事实。第十二组、麻栗坡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实第三人张金芬《林权证》、《承包合同书》纯属虚构。第十三组、照片，证实郭家湾大水沟下方争议片区，确定是上、下阳坡四个组农户共同的叉花林地。第十四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实原告多次到县人民政府、县林局要求撤销第三人张金芬的《林权证》一直未解决的事实。第十五组、《麻栗坡县有偿出让集体荒山使用合同书》，证实被告政府提供本案第三人张金芬《承包合同书》是虚假的。第三人麻栗县猛硐瑶族乡猛硐村委会上阳坡一、二组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项朝义1953年土地证书，证明郭家湾在1953年土改时就属于上阳坡。2、上、下阳坡地界纠纷调解条例，证明双方于1983年6月24日在工作队××、大队文书项某6召集主持下对双方地界进行了确认。3、老君山林场1983年9月21日勘界协议，证明国有林场与乡有林地界已经确认。4、证人王某1的关于上阳坡一、二组郭家湾片区荒山情况说明，证明其任村支书期间，与陆绍华于1994年10月到现场将林地分到各户的事实。5、证人项某5、王某2证言，证明项某1没有在下阳坡任过干部。6、调解书，证明上阳坡项保明承包的荒山被下阳坡的汪国富用于种植玉米，双方约定三年后由汪国富将荒山移交给项保明的事实。7、下阳坡一、二队山林四至界限，证明下阳坡山林界线是明确的，与争议地没有关联。8、上阳坡一、二组土地权属四至界线范围移交手续、证明上、下阳坡地界纠纷解决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对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没有异议的证据将依法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方提供的证人罗某（原系上阳坡一组组长，2016年6月换届选举落选）的证明内容与被告代理人提出的该证人证言相反证明争议地已明确划归第三人的观点，因其系第三人上阳坡一组村民，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人李某、项某1、项某2、黄某、项某3、项某6、项某7、项某3的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系猛硐乡政府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依职权调取，且证人中大部分人年老体弱，不能出庭，但经审查，其证言内容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证明了郭家湾是原乡有林、也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共有林地，没有划归任何村小组，与猛硐乡政府调解委员会调处情况说明中上、下阳坡有林地争议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对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不能证明其观点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提供的第十三组证据仅能证明争议地的概况；对原告提供的第十四组证据未提供行政机关是否受理的相关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对被告提供的第11、12、13、16、17、18、19、20号、21号证据虽是上阳坡一、二组林改期间制定的实施方案，林改工作队员开展工作制作的会议记录、明晰产权表决、勘界登记、林权申请登记表等，麻栗坡县人民政府、猛硐乡政府制定的林改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谁造谁有”、“确认权属、明晰产权、调处纠纷”、“以村小组为单位分别在村委会和村小组逐户逐块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猛硐乡政府、林业站等明知上下阳坡郭家湾林地是原猛硐大队牧场、乡有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猛硐大队疏予管理，上、下阳坡均有人在该地开垦、种植或定居，上、下阳坡因此发生权属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林改期间，应先调处、确定权属、明晰产权、公示无异后颁证。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在向第三人颁发林权证前以何种形式已在村委会、相关村小组进行公示且不少于7天的证据。原告以被告颁证程序违法的观点予以支持；第22号证据没有明确四至界限；第23号证据，该合同空白，无填写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予采信；对第三人提供的第1号证据“四固定”后郭家湾林地已调整为乡有林；对第2号证据从当时参与定界的项某6等人的证言证明不包括郭家湾，且该证据经多次复印后难以辩认，且上、下阳坡作为当事人的队长等人没有在协议上签名，整个协议是一人所为，工作队××、大队文书项某6及上、下阳坡一、二队参与人没有签名或者按手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对第3—7号证据虽具有客观性、关联性，但因被告在颁证过程中程序违法，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观点成立，不予采信。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规定，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和林权制度改革政策，依法向被上诉人罗朝海等十五人颁发林权证主体适格。本案中上、下阳坡就郭家湾林地权属争议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且争议时间较长，猛硐瑶族乡政府、猛硐村民委员会多次组织调解未果，被告麻栗坡县人民政府明知在纠纷尚未解决、权属尚未确认、产权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将林地权属登记在上诉人罗朝海等十五人《林权证》上的行政行为不当，且在登记过程中未按林改要求张榜公示，登记各户林权证上的面积与实际争议地面积出入较大，登记持证人名单与上阳坡一、二组村民实有人员名单不符，在林权现状登记表、林地权属登记表及上阳坡一、二组小宗地（郭家湾）情况表中存在漏登、错登情况，登记颁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本案是对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被上诉人下阳坡一、二组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罗朝海等十五人提出的“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合法”、“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颁发的19本林权证，即颁发的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85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罗廷贵、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7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自德、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47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罗朝海、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4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明生、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2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自发、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8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明书、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熊自清、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3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保明、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0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正安、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0961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正明、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9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代双、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8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光林、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7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光荣、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5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龙祥修、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20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杨代权、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14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保国、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38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项正国、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006号，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王有林、麻林证字（2008）第2404041245号林权证，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张金芬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麻栗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2624行初3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罗朝海、熊明生、熊明书、熊自清、项保明、项正安、项正明、杨代双、杨光林、杨光荣、龙祥修、项保国、项正国、王有林、张金芬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古洪审判员  何建兵审判员  王要师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马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