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花法行初字第8号
原告：李健雄，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略）。公民身份号码（略）。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
法定代表人：秦宏伟,该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锴，该大队科员。
委托代理人：利伟卓，该大队科员。
原告李健雄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于2013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4年1月10日受理后，于2014年1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月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健雄，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利伟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0月11日，原告在中国平安购买保险时，要求中国平安代为车辆牌号为粤A324**的小型汽车年审时，被告知该小型汽车在花都区内有一交通违法行为，待该交通违法行为接受处罚后，方能办理车辆年审。2013年10月18日，原告前往S118线花山镇平东村（花东与花山交界处）的被告交通违法处理点，接受交通违法处罚。被告的一名协警告知原告，2011年12月19日8时46分，在平步大道与G106国道交叉路口实施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02）违反了《法》第38条、第90条、《条例》第38、40、41、42、43条，《省条例》第59条第7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决定予以200元罚款，记0分。该协警先在《花都交警花山中队第440121-1506355721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后，要求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确认，接受处罚。待原告签字确认后，该协警将处罚决定书当场送达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一行政处罚行为违法。其理由如下：
1、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没有将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告知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时，仅仅告诉原告违反了《条例》第51条第1项、《法》第90条、《省条例》第57条第7项，但没有告知原告到底违反了哪个《条例》第51条第1项、哪个《法》第90条、哪个《省条例》第57条第7项。被告没有将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告知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的规定。所以，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撤销。
2、被告未查清原告所驾驶车辆的行进方向，认定原告实施了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不清，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交叉路口有多个方向，但被告并未查清原告所驾驶车辆的行进方向。被告在未查清原告所驾驶车辆的行进方向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实施了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交通违法事实不成立。因此，被告处罚原告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
3、被告的执法人员并没有向原告出示过执法身份证件，且是没有执法资格的协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的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向原告出示执法身份证件，但被告的执法人员并没有向原告出示过执法身份证件，况且，该协警没有执法资格，也不可能有执法身份证件。因此，被告的这一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4、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处理为事后处理，适用简易程序处罚原告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仅适用于当场执法处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九条、二十条的规定，驾驶员无论及时或不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的处理理应属于事后处理而并非当场处理，因此，被告在非当场处理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处理违法。
5、被告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没有向社会公布，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被告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但被告没有向社会公布。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花都交警花山中队第440121-1506355721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处罚决定书，证明被被告罚款。
被告辩称：一、基本情况。2013年10月11日，我大队七中队民警谭耀雄和工作人员温伟钟在花都交警大队花山中队执罚室上班时，原告李健雄携带了本人驾驶证和粤A324**的行驶证前来查询办理该车辆的交通违法。经查询，该车辆2011年12月19日8时46分，在平步大道与G106国道交叉路口“实施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违法行为”尚未处理，该交通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40、41、42、43条、《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9条第7项规定。原告李健雄观看并确认后，工作人员温伟钟在民警谭耀雄的指示下在后台交通违法系统打印了相关材料，民警谭耀雄进行审核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第90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将编号为4401211506355721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原告阅并要求原告签名确认，随后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给了原告李健雄。
二、告知程序。作出行政处罚时，我队执法人员已向原告履行了法定告知程序，其中包括书面告知，告知了原告交通违法的事实、理由和处罚的依据，原告当时亦未提出异议和申辩并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
三、交通违法事实。根据广东省交通违法处理系统的录像图片记录，原告于2011年12月19日在平步大道与G106国道交叉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在该路口不按交通信号灯通行，原告交通违法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四、执法主体。原告自行前往花山交警中队执罚室处理相关事项，执法人员身穿制服，佩戴警号，现场是民警带领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民警是适格的执法主体，执法主体并无不适。
五、处罚程序。原告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我队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按简易程序对原告处以二百元罚款，该程序并无不当。
六、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的公告。花都区一期30个电子警察交通违法拍摄路口于2009年9月1日起启用，对该30个电子警察交通违法拍摄路口设置地点的公开，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于2009年7月22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同期花都交警大队亦还通过花都报社、电台及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进行公告。另外，拍摄路段亦设置了明显的标识告知公众该路口为交通违法拍摄路口。
被告庭上称其经过调查取证，发现当时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的人员是由花山中队的交通协管员，执法主体不适格，便主动向广州交警支队申请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现向法庭提交《行政处罚撤销决定书》。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及依据：
1、电子警察拍摄的视频照片。证明原告驾驶车辆的具体违法情况。
2、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
3、现场路口照片和公告。证明路口和电子警察取证是经过社会公告的。
4、民警及工作人员的工作证。证明在民警的带领下协管人员可以开展执法工作。
5、法律依据。证明执法依据。
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即处罚决定书一份，被告对此并无异议。
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5，其中原告对证据2、5无异议。对证据1，从照片看，原告直行的时候是绿灯亮，没有违法，被告处罚的事实依据不存在。从证据3可以看出，电子警察拍摄的视频照片，现场路口的照片是后来在诉讼过程中搜集来的证据，因为处罚时那里是没有明示有交通违法拍摄路段的，这个牌子是后面才装上去的，所以该证据不合法。证据4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8日，原告到被告的花山中队执罚室查询办理原告名下的粤A324**车辆的交通违法。经查询，被告的一名工作人员（协警）告知原告，该车辆于2011年12月19日08时46分，在平步大道与G106国道交叉路口实施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02），违反了《法》第38条、第90条、《条例》第38、40、41、42、43条、《省条例》第59条第7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决定予以200元处罚，记0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将上述编号为4401211506355721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原告签名确认后，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给了原告。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书是没有主体资格的协警作出的，且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未告知原告处罚的理由等问题，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诉讼过程中，被告于庭审中向本院及原告送达其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的穗公交花撤字[2014]第001号《撤销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载明：“……因执法主体不适格，现决定撤销：编号为440121-1506355721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表示对该《撤销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没有异议，但不同意撤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据事实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可见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的执法主体是交通警察。本案原告认为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是协警，不是交通警察，不具有执法资格，对此被告并未否认，并据此作出《撤销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执法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动撤销对原告的处罚决定。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存在执法主体不适格的情形，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不适格，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已主动撤销对原告的处罚决定，但原告表示不撤诉，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于2013年10月18日对原告李健雄作出的编号为440121-1506355721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万胜
代理审判员 钱秀娟
人民陪审员 李玢姝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宋丽琼
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条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