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6民终10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国荣，男，汉族，1960年9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莫静怡，均为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缘华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林明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彦杰，女，满族，1955年1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锋，男，汉族，1951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国斌、高雪梅，均为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国荣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缘华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缘华公司）、霍彦杰、何锋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41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国荣向本院提出诉请：1.解除苏国荣与缘华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签署的《咨询服务合同》；2.缘华公司与霍彦杰连�返还苏国荣咨询服务费共人民币60万元及自2014年2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苏国荣（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3月20日为人民币101102元）；3.何锋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缘华公司、霍彦杰、何锋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6日，苏国荣与缘华公司签署《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缘华公司接受苏国荣委托，就苏国荣对2006东中法民三初字第34号判决提出抗诉一案，由缘华公司为苏国荣提供法律服务。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签订3日内向缘华公司支付前期服务费人民币10万元，如果检察院抗诉立案或法院立案再审支付伍拾万元。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如缘华公司无故终止本合同，服务费全部退回苏国荣。合同签署后，苏国荣向霍彦杰支付了服务费共人民币60万元。2014年2月，缘华公司发函给苏国荣，终止苏国荣与缘华�司之间所有的服务合同。为维护苏国荣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苏国荣因涉嫌行贿罪被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该案经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肇中法刑一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苏国荣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而霍彦杰亦因涉嫌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该案已由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法院审理。在本案中，苏国荣提交的《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终止协议书》均是苏国荣、霍彦杰涉嫌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证据材料，其中霍彦杰案仍处于审判阶段，而本案的涉案合同款项均是霍彦杰以为苏国荣提供法律服务为由所收取，该款是否属于受贿所得、如何定性、以及是否需要收缴均属于霍彦杰案的审查范围，本案涉及的法律服务合同纠�与霍彦杰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相互牵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商事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应驳回苏国荣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苏国荣的起诉。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受理费10812元，苏国荣已预缴5406元，可于裁定生效后五日内向法院书面申请退回。苏国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以本案不属于民商事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而驳回苏国荣的起诉，明显错误。苏国荣涉嫌行贿罪一案〔（2015）肇中法刑一初字第12号〕已于2016年12月6日判决，该判决已认定本案所涉事实不属于刑事犯罪。据此，刑事案件已对本案事实作出了认定，现一审法院以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驳回起诉明显错误。同时，即使一审法院认为霍彦杰涉嫌刑事犯罪案件仍在处理，本案也应当是中止审理，而不是驳回苏国荣的起诉。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与霍彦杰所涉嫌犯罪事实相互牵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纠纷属于民商事纠纷，与苏国荣构成行贿罪的犯罪事实不存在交叉和牵连。首先，苏国荣涉嫌行贿罪一案，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苏国荣在霍某杰退休之后送钱给霍某杰的行为构成行贿罪不当”；“被告人霍某杰于2010年退休后，已离开其原任职的单位佛山中院，依据现有证据显示，佛山中院未返聘其继续工作，其不在国家机关中任职，亦未从事公务，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此外，被告人苏国荣主要是利用霍某杰退休之前的职务影响力为自己谋利，霍某杰收到其支付的钱款后具体用于哪些支出其是不清楚的，故其行为不属于与霍某杰共同向他人行贿。因此，被告人苏国荣在霍某杰退休之后送钱给霍某杰的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虽然霍某杰退休之后设立了缘华公司，并以公司名义与苏国荣签订了合同帮苏国荣运作案件的事宜。但由于霍某杰退休之后主要是利用其退休前职务形成的影响力为苏国荣谋利的行为，而不是利用其退休之后在缘华公司的职务便利。因此，苏国荣的行为不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2015）肇中法刑一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第26-27页〕。据此，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了本案所涉的事实不属于刑事犯罪，苏国荣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其次，苏国荣委托缘华公司和霍彦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以及苏国荣支付法律咨询服务费给缘华公司、霍彦杰均属于霍彦杰退休后所实施，且委托霍彦杰为苏国荣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是苏国荣的真实意思。因此，苏国荣支付法律咨询服务费给缘华公司、霍彦杰的行为本身不构成行贿罪，案涉法律咨询服务款项也不属于贿款。苏国荣与缘华公司、霍彦杰关于案涉法律咨询服务合同所产生纠纷属于民商事纠纷的范畴，与苏国荣构成行贿罪的案件事实分属不同法律事实，二者不存在交叉和相互牵连的情形。（二）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涉及的相关事实，与霍彦杰受贿的犯罪事实同样不存在交叉和牵连的情形。受贿罪，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因此，行为人如果构成受贿罪，则一定存在一个行贿的相对人，即“他人”的行为也应该是构成行贿罪。如果该“他人”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罪，则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应该属于受贿。如前所述，（2015）肇中法刑一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已经明确苏国荣在霍彦杰退休之后付款给霍彦杰的事实不属于犯罪事�。既然该事实都不属于犯罪事实，那么霍彦杰收取款项的行为也同样不属于犯罪事实，霍彦杰在本案中依据法律咨询服务合同收取咨询服务费的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所以案涉合同款项也不属于受贿所得，更不属于可以收缴的范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及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与霍彦杰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相互牵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从而错误的适用法律，进而做出错误裁定。如前所述，案涉法律咨询服务合同纠纷并不属于犯罪事实，而是属于苏国荣与缘华公司、霍彦杰、何锋之间的民商事纠纷，与苏国荣行贿罪的犯罪事实、霍彦杰的涉嫌受贿的事实并不存在交叉和相互牵连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同一公�、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因此，原审法院应当对本案民事纠纷继续审理，但却因事实认定错误，从而错误适用法律，进而作出驳回苏国荣起诉的错误裁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苏国荣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苏国荣经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肇中法刑一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犯行贿罪，而霍彦杰因涉嫌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且仍在审理阶段。案涉合同均是前述刑事犯罪案件的侦办资料，霍彦杰基于上述合同所收取款项的性质均属于霍彦杰涉嫌犯罪一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回苏国荣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综上，苏国荣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且，本案二审阶段并无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故本院对苏国荣二审开庭审理之申请亦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无须缴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吴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