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长中行征初字第00196号
原告彭某1，男，197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
委托代理人李文良，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开元路。
法定代表人张作林，县长。
委托代理人屈超，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经开区拆迁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金元，湖南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县星沙镇望仙路89号。
法定代表人范新国，局长。
委托代理人屈超，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经开区拆迁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金元，湖南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某1因与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征收补偿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文良，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余洪、丁金元，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余洪、袁剑虹到庭参加诉讼。因本院人事变动，本案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2017年3月15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文良，被告长沙县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委托代理人屈超、丁金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某1诉称：原告一户（五人，独生子女一名）系长沙县榔梨镇龙华村栗木塘组村民，一直居住于该处，因大元路工程项目需征收本户田地、房屋。2010年4月21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办公室与原告签订《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该《通知书》中第四条约定：“采取货币安置……，购房补助费中，按被征地的农业人口数另增加2.53万元/人，直接支付给县人民政府用于住房保障，被拆迁户自愿申请不购买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源的，该项补助费发放到户；被征地的农业人口中是独生子女的凭计生部门的《独生子女证》增加2.53万元购房补助费”。原告于同月将房屋拆除。2010年5月，原告自行购买了商品房。按《通知书》中该条款约定，原告应获得“购房补助费15.18万元（2.53万元/人×6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办公室仅于2010年5月29日支付2.53万元，其余12.65万元虽经原告多方催促，至今未予支付。后经多方查询、核实，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办公室并非土地拆迁、安置、补偿的行政主体。该项目的征地拆迁及具体实施为长沙县人民政府和长沙县国土资源局。两被告负有征地拆迁补偿的法定职责。请求法院：一、判决两被告履行征地拆迁补偿的法定职责即共同支付购房补助费12.65万元（2.53万元/人×5人），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0年6月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判决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法庭调查过程中，原告当庭要求对长县征发[2010]2号长沙县征地拆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文件《长沙县农村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第五条进行规范性审查。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要求增加诉讼请求为增加货币补贴137500元。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及家人基本情况。证据2.独生子女证，拟证明原告儿子系独生子女。证据3.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拟证明征地拆迁及约定。证据4.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原告购买商品房。证据5.账单，拟证明补偿费支付时间。证据6.证明，拟证明原告父亲参与拆迁。
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系大元路工程项目被拆迁对象，2010年4月21日签订《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拆迁协议约定其安置方式为货币安置，并约定按被征地农业人口数可增加2.53万元/人的购房补助费，独生子女另增加2.53万元的购房补助费。该条款执行的依据为《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103号令）以及《长沙县人民政府关于执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及实施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长县政发[2008]16号）。
2010年4月1日，长沙县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103号令和长县政发[2008]16号令制定并实施了《长沙县农村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长县征发[2010]2号），该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征地拆迁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标准，被征地农业人口每人十万（包含按长县政发[2008]16号文件规定的购房补助费中按被征地的农业人口数人均增加的2.53万元）。征地拆迁部门按照该实施细则以发放购房补贴凭证的方式，于2010年7月20日向原告户支付了共计52.53万元的购房补贴（五人户，每人补贴10万，独生子女另补贴2.53万）。因此，原告户根据拆迁协议约定应增加的15.18万元的购房补助费，实际已由征地拆迁部门按照长县征发[2010]2号文件补贴了52.53万元，被告已全部履行了拆迁协议约定的义务。故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未按拆迁协议履行支付12.65万元购房补助费的义务，应当在其领取2.53万元购房补助费之日起两年内主张相关权利，但原告未在该时间阶段内主张权利。因此原告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答辩意见与长沙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共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长沙县人民政府执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及实施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批复》（长政函【2008】42号）、《长沙县人民政府关于执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即使是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长县政发【2008】16号）、《长沙县农村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长县征发【2010】2号）、《关于印发<长沙县货币安置区已购房的被征地拆迁农业人口增补住房货币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县办发【2012】63号）。证明目的：被告因大元路项目对原告所在的榔梨镇龙华村进行征收土地及货币安置补偿的依据。另外，长县征发【2010】2号第五条已经对货币补助作出了明确规定，2.53万元在10万元的补偿款内。证据2、《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证明目的：1、原告作为被征收对象，其选择的安置方式为货币安置。2、按相关政策，原告户可按被征地的农业人口数增加2.53万元/人的购房补助费，独生子女的另增加2.53万元购房补助费。证据3、领条及付款凭证。证明目的：被告按照《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约定向原告支付了共计950405元的补偿款。证据4、长沙县征地拆迁购房补贴凭证、长沙县被征地拆迁安置人员住房货币补贴凭证台账、已购房被征地拆迁农业人口拆迁安置住房货币补贴增补资金发放审批表。证明目的：1、《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中约定的另行增加2.53万元/人购房补助费的条款，实际已由被告按照长县征发【2010】2号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原告户支付10万元/人的购房补贴，独生子女的仍为2.53万元/户；2、原告领取了共计52.53万元的购房补贴，被告全部履行了补偿的义务；3、除原告已领取的购房补贴外，被告按照长县办发【2012】63号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原告户又增加了13500元/人的购房补贴。证据5、(当庭提交）（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判决书、（2015）长中行征终字第00052号行政判决书，一审法院是长沙县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是中院，案由与本案相似。证明目的：法院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其情况与原告的是一样的。
第二次开庭时，两被告还提交了两份补充证据：证据6.情况说明、记账凭证、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拟证明本案原告已经将购房补助凭证转化为了现金；证据7.（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10号行政判决书、（2015）长中行征终字第00051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我们征地补偿协议中所指的25300元与被告发放给原告的补贴凭证系指同一项目的费用，且长沙县将该25300元提高到10万元，实现了被征地对象的利益最大化。
经庭审质证，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对原告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无异议。证据3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购房补偿的发放和发放的多少没有关联，不能用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被告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律职责。证据5被告实际发放的金额不止20万，原告提供的表格只是一部分补偿款。证据6无异议。
原告对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长县征发[2010]2号文有异议，提出规范性审查，其他无异议，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购房补贴不等于购房凭证。证据4合法性无异议，我方收到了购房补贴凭证，也都使用了。关联性有异议，购房补贴不等于购房凭证。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6对525300元的发放说明无异议，但我们认为发放少了。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不属于相同争议事实。
本院对原告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能证明原告及其家庭基本情况，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能证明原告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彭某1的儿子彭某2为独生子女，本院予以认可。证据3能证明原告家庭征地拆迁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认可。证据4能证明了原告购买了商品房，本院予以认可。证据5系原告收到的部分补偿款，本院予以认可。证据6能证明原告父亲彭华生享受拆迁补偿，本院予以认可。本院对两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系地方证据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作为证据予以认可。证据2与原告证据3相同，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两被告的证据3和证据4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货币补贴凭证、货币补贴增补资金等费用，本院予以认可，两被告的证据5、证据7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证据6系彭某1户的情况说明，本院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1月10日，原告彭某1与妻子黎某的儿子彭某2出生，2004年9月13日，原告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2010年4月21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与彭某1户以《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的形式签订了协议，协议载明了补偿依据及标准、补偿项目及补偿总金额、按期拆迁腾地奖励、安置方式、其他事项等，并约定双方签字生效，该通知书上有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办公室的印章及经办人签字，并有彭某1的签名。其中安置方式约定为：“开发区规划区范围内采取货币安置，由政府提供保障房源，具体价格、地点按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方案执行。购房补助费中，按被征地的农业人口数另增加2.53万元/人，直接支付给县人民政府用于住房保障，被拆迁户自愿申请不购买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源的，该项补助费发放到户；被征地的农业人口中是独生子女的凭计生部门的《独生子女证》增加2.53万元购房补助费。”2010年6月18日，彭某1领取了共计52.53万元购房补贴凭证。彭某1以及妻子黎某于2010年5月13日购买了长沙县紫东苑兰亭两套住房（共计679273元），彭某1户将购房凭证交给开发商，开发商持购房补贴凭证于2010年9月14日在长沙县住房保障局申请将购房补贴凭证兑付现金。2013年6月7日，彭某1户以银行存单形式领取了增补的购房补贴款共计67500元。原告认为《征地拆迁腾地通知书》中约定的购房补助费为15.18万元（2.53万元/人×6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办公室于2010年5月29日支付了2.53万元，仍有12.53万元未支付。两被告则认为该15.18万元的购房补助费实际已经包含在以购房补贴凭证方式发放的52.53万元中。双方遂酿成纠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具有集体土地上对于农民补偿安置的职责。长县征发[2010]2号《长沙县农村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货币补贴采用发放补贴凭证方式，不发放现金。补贴凭证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自主购买县域内住房，确有自主房屋的，可以用于购买商业用房。自愿申请不在长沙县内购买房屋的，按农业人口数人均2.53万元发放现金到人。被征地农民购买商品房时，补贴凭证作为结算凭证由购房人（购房人必须是补贴凭证记载的发放对象）提交房地产开发企业，抵作购房款。……”长沙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补贴标准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实际争议焦点是长县征发[2010]2号文件第五条中的征地拆迁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标准发放方式的问题。采取补贴凭证的方式，是长沙县人民政府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103号令），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的，购房补助一般是直接支付给政府用于住房保障，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将该部分购房补助直接发放给了农户，其规定的房屋补贴标准并不违反有关购房补助费的规定。本案中，彭某1户按约定领取了购房补贴凭证，并已购买了商品房，在购买商品房的过程中将该凭证交予开发商，抵扣房款，开发商也已经持购房补贴凭证到长沙县住房保障局申请将购房补贴凭证兑付了现金，故原告要求两被告给付购房补助费12.65万元及利息、另增加137500元货币补贴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长沙县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高于长沙市人民政府103号令的标准，没有损害被征收人的实体权益。综上，长沙县人民政府、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彭某1户实施房屋拆迁补偿过程中，主体适格，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经审查，长县征发[2010]2号《长沙县农村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实施细则》第五条的内容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的原则性规定，并无违法之处。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彭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 杨
审 判 员 谢 岚
代理审判员 陈邵明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 维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