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6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久强，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委托代理人：胡斌，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卫琴，女，196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原审被告：姚金森，男，197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上诉人王久强因与被上诉人黄卫琴、原审被告姚金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商初字第1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8月9日，潘某、姚金森及一女子（冒充黄卫琴）持伪造的房产证（所有权人为黄卫琴，坐落于×镇×小区×幢×室）、结婚证（姚金森与冒充黄卫琴的女子）向王久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姚金森、黄卫琴向王久强借款人民币20万元，准备于2013年10月9日一次性还清，注此笔借款无利息，如果到期还不上，延迟每天付滞纳金3000元，直到还清本金及滞纳金才与王久强解除债务关系。姚金森在借款人处签名、冒充黄卫琴的女子亦在借款人处签上黄卫琴的名字、潘某在担保人处签名。王久强随后将款项18万打入姚金森账户。付款期限届满，姚金森未归还借款。2013年9月30日，潘某、姚金森持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向陈某（富阳人）借款100000元。2014年3月19日、2015年11月20日，临安市公安局、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分别决定对潘某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一案立案侦查，但均未对姚金森立案侦查。另查明，该笔借款发生于姚金森与黄卫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黄卫琴与姚金森曾于2004年7月20日协议离婚，并于同年11月15日复婚。此后，黄卫琴又于2006年9月18日、2014年6月30日向该院起诉，要求与姚金森离婚，后均撤回诉讼。2015年6月30日，黄卫琴第三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姚金森离婚，后该院于2015年7月7日判决黄卫琴与姚金森离婚。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虽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20万元，但原告本人在庭审中承认是扣除了2万元利息，只交付了18万元，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之规定，案涉借款本金应为18万元。在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姚金森未按约付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王久强要求姚金森归还借款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黄卫琴按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首先，黄卫琴在姚金森借款时并不知情，并无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且亦无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次，案涉借款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姚金森又持伪造的房产证向陈某借款100000元。再次，黄卫琴曾多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请，并已被该院判决离婚，姚金森和黄卫琴具有不安宁的生活外观。综上，案涉款项应认定为姚金森个人债务，黄卫琴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姚金森经该院传票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自动放弃抗辩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姚金森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给王久强借款18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按年利率24%暂计算至2014年8月10日止为43200元，此后至款项全部付清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仍按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王久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50元，由王久强负担402元，由姚金森负担46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820元，由姚金森负担。上诉人王久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180000元借款发生在姚金森和黄卫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之规定，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上，采取的是以债务的发生时间为原则、以特殊约定为例外的判断标准。本案虽然出现有人假冒黄卫琴与姚金森向王久强借款，但这并不影响姚金森作为夫妻一方向王久强借款的法律效力，即有人假冒黄卫琴借款并不影响黄卫琴承担共同还款的民事责任，除非黄卫琴有证据证明王久强与姚金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王久强明知或应当知道黄卫琴与姚金森之间有财产特殊约定，否则，债务人夫妻均为债务的还款义务人，但黄卫琴在一审中并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二、原判决以黄卫琴对姚金森借款不知情及无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且亦无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由作为裁判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黄卫琴对借款不知情不是免除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借款应认定为个人债务的法定理由。2、王久强主观上系与姚金森、黄卫琴发生共同借款合意，客观也尽到全部审慎的注意义务，包括要求姚金森夫妻提供结婚证及黄卫琴本人出面签字等，作为一个善良债权人，其已尽到了全部审查义务。至于会出现有人假冒黄卫琴这一情节的过错并不在王久强这一方，也完全不在王久强的意料之中，王久强更无权也没有可能从其他途径了解姚金森妻子的真实情况，所以，本案的真实借款合意确实发生在王久强与黄卫琴及姚金森之间。即使不出现假冒的黄卫琴，仅有姚金森一人向王久强借款，案涉借款也应由黄卫琴共同归还。3、一审法院要求王久强证明该笔借款用于黄卫琴夫妻共同生活于法无据。无论从我国《婚姻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没有要求出借人举证证明借款人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才能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应规定。相反，这一项举证义务应由黄卫琴承担，一审法院在分配该项举证义务时，属于明显违反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姚金森是商人，他所从事的是商业经营活动，而商业经营活动需要的资金周转所产生的收益，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姚金森利用王久强的资金做生意的行为，本身就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退一步说，即使姚金森没有将该借款用于做生意，也不能排除将款项用于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可能性，除非黄卫琴有证据证明她与姚金森之间有分居或者姚金森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赌博、吸毒等个人挥霍，否则，即应推定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三、姚金森向陈某借款100000元，与本案无关，不能用于认定案涉借款系姚金森个人借款的理由。虽然姚金森向王久强借款后不久即向陈某借款100000元，但该事实与黄卫琴承担夫妻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一，姚金森向陈某所借的款项，因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文件确认为姚金森的个人债务，不能排除黄卫琴与姚金森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可能性。第二，姚金森向陈某所借得100000元款项系姚金森个人与潘某持伪造的房产证的行为，与本案中王久强将款项出借给姚金森和黄卫琴款项的事实完全不符。第三，姚金森向陈某所借款项也没有排除其将款项用于生意经营或家庭支出的可能性。即使姚金森向陈某所借款项是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家庭生意经营。四、一审法院以黄卫琴多次起诉离婚为由，认定双方具有不安宁的生活外观，从而作为案涉借款系姚金森个人债务更无任何法律依据。1、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均以夫妻关系存续作为对外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基石，除非出现法定认定个人债务情节，否则应一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法院以夫妻之间存在多次起诉离婚就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不确定性，将不可避免的为夫妻对外规避债务提供一个不良的司法导向，也就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为规避共同债务，多次去法院起诉离婚，这将极大的给社会一个错误的司法信号。2、本案案涉借款恰好发生在姚金森和黄卫琴夫妻关系稳定期间，即使双方具有不安宁的生活外观，也不是发生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从黄卫琴的婚姻关系外观来看，黄卫琴第一次协议离婚发生在2004年7月20日，并于同年11月15日复婚；第二次起诉离婚发生在2006年9月18日，之后撤诉；同样，2014年6月30日，又起诉离婚，同样撤诉；直至2015年6月30日起诉离婚，才于2015年7月7日判决离婚。从黄卫琴的婚姻状况来看，离婚—复婚—起诉—撤诉的这一外观，恰好表明黄卫琴夫妻双方虽然或有生活矛盾，但最后都重归于好，加上两人具有十余年的夫妻关系，其感情基础是比较牢固的。否则，黄卫琴的婚姻外观应该是：起诉离婚—驳回—再起诉离婚——支持或驳回，而不是已查明的生活外观。王久强与姚金森和黄卫琴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8月9日，而黄卫琴与姚金森自2006年9月18日起诉离婚并撤诉后直至2014年6月30日，双方在这8年时间里一直处于稳定的夫妻关系存续中，即使2014年6月30日起诉离婚，也是以撤诉结案。所以，姚金森和黄卫琴夫妻关系处于不安宁的生活外观仅是一种假象；退一步说，即使是真实的，也不是判定姚金森承担案涉借款个人债务的依据；再退一步说，本案案涉借款发生的时间与黄卫琴两夫妻所谓的不安宁生活外观没有任何交叉，恰好说明借款发生在他们的夫妻关系稳定期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以黄卫琴对借款不知情且没有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审被告姚金森向陈某借款及被告黄卫琴多次起诉离婚，双方具有不安宁的生活外观为由，判决案涉180000元借款系姚金森个人债务，违反了相关法律及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规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黄卫琴与姚金森共同还款180000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被上诉人黄卫琴在审理中答辩称：一、本案借条是假的，理由如下：第一，因姚金森本人不在，本案借条上姚金森的签字无法确定是其本人所签，而黄卫琴的名字是有人冒签的。第二，借条的借款金额是20万元，载明是现金支付，而在一审中，王久强已认定借款金额是18万元，通过转账方式打到卡上。也就是说这张借条的借款数目和支付方式，跟王久强在一审中的回答，完全不同。第三，姚金森在公安局录的笔录中，称这张借条是王久强写好，让姚金森抄写的，如果真是姚金森所写，黄卫琴有个疑问，姚金森是不是受到王久强人身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写的。因为当时姚金森和黄卫琴家庭根本不需要用钱。黄卫琴认为王久强趁当事人不在，搅乱事实真相，伪造了这张借条。二、关于本案十八万元资金的流向问题。黄卫琴认为王久强根本没有把十八万元钱打进姚金森的卡上。王久强应举证何时在哪个银行将十八万元打到姚金森卡里的银行凭证。由于当事人全不在，临安公安局也没有尽力追查，王久强有没有把钱打到姚金森卡上，还是将钱打到了潘某的卡上，单凭这张借条无法查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姚金森未作陈述。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黄卫琴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调取王久强向姚金森汇款18万元的银行记录。因黄卫琴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姚金森让他人冒充黄卫琴，伙同担保人潘永军使用伪造的结婚证和房屋产权证明向王久强借款，侵害了黄卫琴的合法权益，以上事实可以排除黄卫琴具有共同借贷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结合本案借款经过及姚金森在公安机构询问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姚金森未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鉴于此，虽然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在姚金森和黄卫琴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并非系姚金森和黄卫琴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故黄卫琴不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8元，由王久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江平审 判 员  崔 丽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