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5民初16384号
原告：北京天赐和合养殖场，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小庄子村村委会西1300米。
经营者：朱小郎，男，195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天赐和合养殖场业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琳娜，北京德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
负责人：王新生，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蓓，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吉，男，1972年11月15日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员工。
原告北京天赐和合养殖场（以下简称：天赐养殖场）与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以下简称：总部供应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赐养殖场经营者朱小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琳娜，被告总部供应站负责人王新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蓓、李永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赐养殖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天赐养殖场与总部供应站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总部供应站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15日，以总部供应站为甲方与乙方天赐养殖场签订了《军地引智引资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对合作期限、权利义务等条款进行了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天赐养殖场按协议履行了相应义务。2016年4月20日，总部供应站提出因政策调整解除该协议，双方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书》。签订该协议书后，天赐养殖场发现对该协议的相关内容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从客观事实来讲，总部供应站未投入任何成本，即要求天赐养殖场“按照原合同合作期限六年计算扣除已使用年限折旧”及“按照移交的实际数量和移交当日的市场价格优惠5%计算”进而签订了协议，由此可能导致价格产生不确定性，致使天赐养殖场对此价格及计算方式产生了重大误解。天赐养殖场在签订协议时已投入了巨额资金而不能继续生产经营，总部供应站在此情况下设置重重障碍，签订的协议书也并非天赐养殖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利益的取得完全是依据其属于部队机关的绝对优势地位，而非双方的自由磋商，这种不当利益明显超出了合理限度，也是双方绝对不对等地位所产生的后果。该协议的履行对天赐养殖场有重大不利和明显不公平，天赐养殖场违背了真实意愿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了诉争协议，且诉争协议显失公平。综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故天赐养殖场提起诉讼。
被告总部供应站辩称：一、天赐养殖场诉请撤销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意见为：1、天赐养殖场称与总部供应站之间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属于重大误解与事实不符。该协议是在双方充分协商后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天赐养殖场的经营者是智力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且是长期从事养殖行业的经营者，其所做的行为应该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总部供应站和天赐养殖场在协议成立并生效后，已委托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单位对天赐养殖场投入的生态养猪场和鸡舍改造工程进行了审计，天赐养殖场也已将生猪移交总部供应站，双方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正在履行过程中，但是由于审计结果未达到天赐养殖场的预期，故其意欲拿重大误解当做借口撤销《合同解除协议书》。2、天赐养殖场称对价格和计算方式有误解不能成立。首先，生猪按照实际移交的实际数量和移交当日的市场价格优惠5%进行计算，这项对生猪价格的约定是明确而具体的，任何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都不会对此约定产生任何误解。此外，天赐养殖场的经营者长期饲养生猪并售卖，其自然了解生猪的饲养成本和市场价格，是否可以进行优惠5%，其在签订解除协议当时是可以做出明确评估的。其次，对于养猪场、鸡舍改造工程的投入进行审计，按照原合同合作期限6年计算扣除已使用年限折旧的约定也是明确而具体的，天赐养殖场作为市场经营主体自然能理解该约定的含义。此外，按照原合同约定期限6年计算扣除已使用年限折旧也是符合租赁合同装饰装修进行折旧的原则。天赐养殖场明知双方合作期限是6年，其对养猪场、鸡舍改造工程的投入自然是按6年使用期限进行投入的，故其改造投入应当在可以使用的6年内摊销完毕。最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重大误解有严格的界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的错误认识。天赐养殖场对《合同解除协议书》理解不存在上述情形，故其主张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合同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3、天赐养殖场主张显失公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1989年1月2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司关于《如何处理申请变更或撤销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合同案件的复文》中答复：“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以权谋私或者利用对方紧迫或者没有经验的轻率行为，单方获取暴利…”。结合本案，首先，天赐养殖场和总部供应站在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当时，是有丰富经验的市场经营主体，亦不存在任何紧迫的情形和任意一方以权谋私的行为。其次，合同约定的内容亦不存在答辩人单方面获取暴利，显失公平的情形，关于生猪价格的约定，按照移交当日的市场价格优惠5%，这5%的优惠不会让答辩人获取任何暴利；关于猪舍和鸡舍改造工程审计的约定，亦是总部供应站对天赐养殖场作出补偿，总部供应站无从获取暴利。最后，天赐养殖场所称总部供应站利用部队机关的绝对优势获取不当利益的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军地引智引资合作框架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实际则为总部供应站将猪舍鸡舍等场地和设施免费提供给天赐养殖场使用的合同，天赐养殖场从未支付过任何对价。但是，在《合同解除协议书》却明确约定了对天赐养殖场改造猪场和鸡舍投入进行补偿，且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是按照一般房屋租赁合同的合同解除时，因出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装饰装修补偿原则进行的。总部供应站在这整个过程中未曾获取任何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反而做出了巨大让步，对天赐养殖场进行补偿。故天赐养殖场所称显示公平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双方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实质上看，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此，双方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综上所述，总部供应站认为《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产生的合同，不存在天赐养殖场所谓的重大误解的情形，且双方当事人正在履行《合同解除协议书》，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天赐养殖场起诉。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15日，天赐养殖场（乙方）与总部供应站（甲方）签订《军地引智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的武警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院内生猪、肉牛、肉羊、蛋鸡等养殖场与乙方合作经营管理。具体约定如下：甲方为引进资金和技术，与乙方就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庄村域内的武警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以下简称“双方合作养殖场”）（具体方位请见本协议的附件1）进行合作；甲方免费提供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庄村域的双方合作养殖场场地和现有设备、设施（现有设备、设施的清单请见本协议的附件2）的使用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完整地向乙方提供该农场的经营使用权，甲方须派出相应人员与乙方顺利交接，并实施监督管理权；甲乙双方就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庄村域的双方合作养殖场的合作期限为六年；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须经双方同意，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方可生效；合作期限内，若政府和甲方上级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和部队需要批准征用该土地或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本协议即行终止，但甲方应提前通知乙方，征用事宜由政府和甲方协商办理，与乙方无关，乙方固定资产投资所造成的损失按补充协议执行（乙方固定资产投入须经甲方同意，并签订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约进行了合作。
2016年4月20日，天赐养殖场（乙方）与总部供应站（甲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约定：鉴于2015年1月15日甲方与乙方签订《军地引智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的武警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院内生猪、肉牛、肉羊、蛋鸡等养殖场与乙方合作经营管理。因国家、军队和武警部队政策调整，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及《军地引智引资合作框架协议》第五条（5）的相关约定，甲乙双方在平等协商、自愿互谅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签订的《军地引智引资合作框架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自合同解除之日，原合同中约定的甲乙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消灭，甲乙双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机构主张基于原合同产生的权利或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2.原合同解除后，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完成武警总部机关副食品供应站院内生猪、肉牛、肉羊、蛋鸡等养殖场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腾退及交接工作，并由甲方双方验收认可后在《移交清单》上签字盖章。3.乙方投资生态养猪场和鸡舍改造工程，由甲方聘请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单位依据施工图纸和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审计，审计汇总金额按照原合同合作期限六年计算扣除已使用年限折旧后，依据乙方提供的合法税务发票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乙方。4.乙方养殖的生猪，甲方按照移交的实际数量和移交当日的市场价格优惠5%计算后，依据乙方提供的合法税务发票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乙方。5.乙方养殖的羊、牛和驴，由乙方自行处理。甲方考虑到移交后乙方的实际困难，羊、牛和驴养殖场地（蔬菜大棚南侧地块，占地约10亩）免费使用至2016年12月31日止，甲方按照水电费按实际发生额收取。乙方投资养牛场改造工程，甲方不再支付补偿费用，乙方免费使用羊、牛和驴养殖场地期间，圈养的牲畜由乙方负责，期间发生牲畜疫情、死亡或被偷等任何意外情况甲方不承担责任。6.原合同履行期间和免费使用养殖场地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承担。7.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另行签订相关协议。
上述《合同解除协议书》签订后，双方签订了存栏生猪价格表，该表中列明了种类、分类、数量、质量、总重、单价等。庭审中，天赐养殖场确认其与总部供应站已按照该表中列明的种类、数量等向总部供应站交接了生猪，但总部供应站还没有向天赐养殖场支付生猪的价款。对此总部供应站称就已交接的生猪，天赐养殖场称其同意按约定支付价款，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支付，是因为天赐养殖场没有按约优惠5%，也没有提发票的事情。
庭审中，天赐养殖场主张撤销该《合同解除协议书》，认为存在重大误解，并称在《合同解除协议书》的第5条约定了“天赐养殖场投资养牛场改造工程，总部供应站不再支付补偿费用”，但天赐养殖场认为这是合作期间发生的费用，总部供应站应当补偿天赐养殖场，而且总部供应站没有按时履行《合同解除协议书》支付价款的义务。天赐养殖场还称该《合同解除协议书》显失公平，天赐养殖场认为应当先将改造工程审计完毕再签订协议书，而现在先签订了协议书再进行审计交接，致使天赐养殖场处于不利地位。总部供应站不同意撤销《合同解除协议书》，认为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况，总部供应站认为正常情况下就应当先签订协议书，约定好相应条款后才可能按照约定内容去履行。总部供应站还称签订了协议书后，双方已开始履行协议书内容，总部供应站与天赐养殖场不仅进行了生猪的交接，而且总部供应站还委托了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天赐养殖场也派了工程师参加，这个审计也已经初步形成了结论，只是由于天赐养殖场拒绝签字，导致无法出具最终的审计报告。总部供应站称现天赐养殖场仍在免费使用总部供应站的牛场、部分猪舍、仓储用地以及员工宿舍等。对此天赐养殖场认可还在使用总部供应站的场地，但称现在只剩牛和羊了。天赐养殖场称虽总部供应站进行了审计评估，但这是总部供应站单方面进行了，天赐养殖场没有参与，而且总部供应站没有对牛场进行审计评估。
另查，天赐养殖场的经营范围是养殖家禽家畜（犬除外），天赐养殖场称其已经营了十多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天赐养殖场与总部供应站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切实履行。现天赐养殖场主张其与总部供应站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且涉案合同内容显失公平，要求撤销《合同解除协议书》。就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天赐养殖场是有多年养殖经验的个体工商户，其与总部供应站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的内容亦是涉及养殖场及养殖的家禽家畜等的交接问题，作为有多年养殖经验的个体工商户，天赐养殖场应对自己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的行为及产生的法律后果有清晰明确的认知，现天赐养殖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合同解除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其他可以请求变更的情形，故本院对天赐养殖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天赐和合养殖场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北京天赐和合养殖场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陈珊珊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