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3行终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注册号：441322600239093。
地址：惠州市博罗县杨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
经营者：杨俊芳，男，汉族，1985年9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罗静雯，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海珊，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义和大小塘。
法定代表人：黄惠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伟，该局股长。
委托代理人：阳安中，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雪蜂，男，汉族，1991年2月7日出生，住博罗县，系张水良的儿子，
委托代理人：刘雅波，广东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与被上诉人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社会保障行政纠纷—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行初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查询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的委托代理人罗静雯律师，被上诉人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阳安中律师，原审第三人张雪蜂及委托代理人刘雅波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管桩厂是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4年12月13日，注册号441322600239093，经营者是杨俊芳。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原告管桩厂，工种是装卸工。原告管桩厂没有为张水良参加工伤保险。张水良居住在博罗县××××村陂头下小组，原告管桩厂的经营场所是博罗县杨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
2015年11月8日19时许，张水良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在19时5分左右，途经博罗县××线××+5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12月3日，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441322[2015]第NA148号}，查明：张水良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张水良与对方朱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2015年12月18日，第三人张雪蜂（张水良的儿子）向被告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张水良及张雪蜂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张水良的死亡医学证明、死亡记录、村委会证明等材料，要求认定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为工伤。
被告人社局受理后，于2015年12月24日对原告管桩厂的杨玉波（身份证：）做了调查。杨玉波在调查笔录中确认：“本人杨玉波，广东东莞市人，系俊芳鸿基厂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张水良是本厂装货工人，上下班比较灵活，一般有货装就过来厂装，装好货就回家，没打卡”、“当天要装货，安排装车的詹逸抬打电话给张水良，让他回厂装货。晚上就听工人讲他出事，第二天他家属就来找我谈赔偿的事”、“当天詹逸抬是18：00左右打电话让他回厂。后来家属拿来《工伤认定申请书》叫我签名，我认为张水良出事当天是他开车撞到别人，该是他本人主要责任，我当时签了名给他家属。今天看到交警的《责任认定书》认为张水良与行人朱小英负同等责任，本人有异议”等。
被告人社局于2016年1月14日向原告管桩厂（用人单位）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博）人社局证通字[2016]第007号}，要求用人单位在2016年1月30日前将有关证据材料提交人社局。原告管桩厂于2016年1月14日签收了该举证通知。
2016年1月28日，原告管桩厂向被告人社局递交了一份《张水良死亡系非工伤答辩书》，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没有客观反映该交通事故的真相，其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存在：1、驾驶套牌摩托车；2、无证驾驶；3、酒后驾驶，据了解他当天参加他人的小孩满月酒会，喝了很多酒。4、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张水良发生事故的时间段并非上下班时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张水良的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等。
2016年2月15日，被告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管桩厂，任装卸工。张水良于2015年11月9日19时5分左右，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途经博罗县××线××+5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管桩厂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被告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为工伤，按规定享受工伤待遇。决定书还有案件的由来、当事人不服认定决定的行政、司法救济的期限及途径等内容。2016年2月23日，张雪蜂、管桩厂收到了该工伤认定决定。
另查明一，原告管桩厂向本院提交了由证人杨某1、杨某2出具的两份《证明》，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另查明二，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的“用人单位意见”一栏书写有“是否属工伤，双方无权下定论，由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责任书为法律依据再作协，如协议无效，可由法院仲裁。”杨玉波签名，加盖了原告管桩厂公章。
另查明三，在第三人张雪蜂提供的《录音光盘》中，杨玉波承认发生事故当日是他打电话叫张水良上班的。杨玉波还确认“我也开了十几年的工厂（管桩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有：一、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是否为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二、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对工伤认定是否有影响；三、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及加盖印章是否代表原告管桩厂；四、被告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否合法。
关于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是否为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问题。第一，杨玉波在被告人社局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张水良“上下班比较灵活，一般有货装就过来厂装，装好货就回家。没打卡”、“当天要装货，安排装车的詹逸抬打电话给张水良，让他回厂装货”、“当天詹逸抬是18:00左右打电话让他回厂”等；第二，在第三人张雪蜂提交的《录音光盘》中，杨玉波确认当天是他叫张水良上班的。上述两个证据足以证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张水良驾驶摩托车赶回厂里上班（装货）的事实。
关于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对工伤认定是否有影响的问题。一、《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条例》均无规定职工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造成人身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并无规定职工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造成人身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所涉的张水良交通事故认定，有权认定机构即为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该机关在事故认定书中并无认定张水良是“酒后”驾驶，更无认定是“醉酒”驾驶；四、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张水良与事故相对方朱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从上述规定、证据中可以看出，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对其工伤认定并不影响。
关于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及加盖印章是否代表原告管桩厂的问题。第一，杨玉波承认原告管桩厂系其开办十几年的工厂；第二，原告管桩厂成立时，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杨俊芳还不到十九周岁；第三，杨玉波向被告人社局确认，他是原告管桩厂的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第四，杨玉波是杨俊芳父亲。对此，在庭审中原告管桩厂并未否认；第五，杨玉波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商多年，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清楚。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盖章等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系代表原告管桩厂。
关于被告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三人张雪蜂向被告人社局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所需提交的材料，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有用人单位盖章，确认了张水良与原告管桩厂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受理了第三人张雪蜂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用人单位（管桩厂）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作了必要的调查，最后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和查明的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及用人单位，证据确凿，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管桩厂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中没有向被告人社局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管桩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管桩厂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上诉称：l、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认定张水良构成工伤的博罗人社工伤认字[2016]第00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为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是驾驶摩托车赶回厂里上班不是事实。理由如下：1、原告处的工作时间为：上午07:00-11:30，下午13：30-17：00，该点从原告的规章制度、证人证言可以明确，当晚五点半以后全厂已下班，也没有加班。张水良发生事故当时（晚上七点许）已超过下班的合理时间。2、张水良的下班路线应从惠州往河源方向行驶（工作地在杨侨，居住地在麻陂），但事故当时张水良却是往反方向（从河源、麻陂往惠州、杨侨方向）行驶，不为合理的下班途中。
二、一审法院认为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使对其工伤认定并不影响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关于印发（工伤保险条例）（修订）宣传提纲的通知》[人社厅发(2010)115号]，限定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对上下班途中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等行为造成本人伤亡的，不纳入工伤的范围，这样规定有利于提示和引导职工群众注意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本案中，根据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441322[2015]第NA1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张水良系无证驾驶套牌二轮摩托车造成自身死亡，故不应当纳入工伤的范围。
三、一审法院认为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及加盖印章代表上诉人管桩厂不是事实。关于在2015年11月16日杨玉波在第三人认定工伤的申请书上的盖章签名，实为杨玉波的个人行为，在未了解张水良是否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就使用原告公章在申请书上签名盖章，不能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杨玉波的签名和盖章不是原告及经营者杨俊芳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张水良构成工伤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如下：一、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答辩人查明：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被答辩人处工作，任装卸工。张水良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途径博罗县线2871KM+5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以上事实有第三人张雪蜂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张水良身份证、户口本、《博罗县人民医院死亡记录》、《居氏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总经理杨玉波询问时所作的《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杨玉波身份证及名片、答辩入网上查询的被答辩人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于2015年12月18日向答辩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且向答辩人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受理上述申请后，依法向被答辩人送达《工伤举证通知书》，但被答辩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任何证据；答辩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后又依法将该决定送达给被答辩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程序是合法的。依据证据显示，张水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均符合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且张水良不负事故主要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张水良此次遭受的伤害符合工伤的认定情形，答辩人据此认定张水良受到的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
三、被答辩人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送达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中明确要求被答辩人提供相关证据，但被答辩人收到上述通知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被答辩人在《行政起诉状》中声称张水良并非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但被答辩人也未提交充足证据支撑该主张。答辩人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鉴于被答辩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水良非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不利后果。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也符合法定程序，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据此请求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张学蜂口头答辩：第一，上诉人歪曲事实，张水良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电话通知去上班并且在路上发生事故。第二，上诉人认为《关于印发（工伤保险条例）（修订）》宣传提纲的通知》【人社厅发（2010）115号】作为理由提出上诉我方认为不成立，应当以工伤保险条例和法条为准。第三，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签名，他是代表管桩厂的，他的盖章是对工伤认定申请表的事实认定，这个事实也以劳动行政部门的调查和我方提供的录音证据相吻合的，因此张水良发生事故认定为工伤是正确的。第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以体现法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庭审质证情况，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张雪蜂父亲张水良是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装卸工，存在劳动关系，当事人对此是确认的。其一，张雪蜂父亲张水良于2015年11月9日19时5分左右，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途经博罗县线2871KM+5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有医院证明予以证实；其二，有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第三人张雪蜂父亲张水良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去上班的途中。从证据分析判断上看，其一，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经营者杨俊芳的父亲杨玉波在被上诉人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张水良“上下班比较灵活，一般有货装就过来厂装，装好货就回家，没打卡”、“当天要装货，安排装车的詹逸抬打电话给张水良，让他回厂装货”、“当天詹逸抬是18:00左右打电话让他回厂”等；其二，在原审第三人张雪蜂提交的《录音光盘》中，杨玉波确认当天是他叫张水良上班的。上述两个证据足以证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张水良驾驶摩托车赶回厂里上班（装货）的事实。张水良的目的地是去上班，这是客观事实。发生交通事故地属于去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同时，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明张水良不是去上班的途中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博罗县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以上法律法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博罗县人社局作出的人社工伤认字(2016)00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审第三人张雪蜂父亲张水良受到的人身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海涛
审 判 员 黄潮明
代理审判员 邱炜炜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伟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