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4）岱行初字第116号原告王华东。委托代理人王黔，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安市岱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住所地：泰安市岱岳新区北黄团路。法定代表人李恒刚，任局长。出庭负责人王雷，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赵芳泉，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西坤，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山东泰安山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锅集团）。住所地：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新庄村。法定代表人王锦辉，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伟刚，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航培，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李绪海，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兴培，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朱文旺，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朱玉利，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朱文水，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辉，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正财，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强，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赵兴军，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文延，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文彩，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菊，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鹏，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张灿利，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柏，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文年，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文庆，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张传华，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张利和，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张炳廷，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崔来胜，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张传铎，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怀，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朱文华，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连迎，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连收，山锅集团股东。上述27人推选王锦辉、王文彩、朱文旺为诉讼代表人，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参加诉讼、进行和解等活动，代为提起上诉、申诉，代为申请回避，代为收发法律文书等。第三人姚来军。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朱文艳，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锦民，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朱玉岱，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培盛，山锅集团股东。第三人王文垒，系王锦殿之子。原告王华东不服被告工商局于2010年2月25日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于2014年9月22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2014年9月24日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2014年10月14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我院管辖。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受理后，于2014年11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4年11月11日，因第三人山锅集团、王航培等与本案的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日，本案以第三人王锦殿已去世，需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为由中止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5月21日、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29日四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华东、委托代理人王黔、被告出庭负责人王雷、委托代理人赵芳泉、刘西坤、第三人山锅集团委托代理人李伟刚，诉讼代表人王锦辉、朱文旺、王文彩、第三人姚来军、朱文艳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王华东以审判员张娟、王洪海可能受到行政干预、不利于公平、公正、公开审理本案为由，申请审判员张娟、王洪海回避。本院认为，申请人王华东所提出的问题虽不存在，但为消除其对案件依法公正审理的疑虑，利于本案行政争议解决，同意王华东的回避请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华东诉称，原告系山锅集团股东，在离职后与山锅集团其他工作人员交流期间得知山锅集团在没有召开股东会且在原告对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山锅集团时任办公室主任姚来军以为了招投标需要的理由只拿着股东会议决议尾页骗得原告签名，2010年2月25日被告工商局根据山锅集团提报的虚假材料变更了工商登记。原告查实山锅集团曾多次利用虚假材料蒙骗被告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在落实了相关情况后，曾在2014年1月13日向被告书面投诉请求撤销山锅集团提报虚假材料于2013年12月25日骗取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山锅集团于2014年6月6日主动向被告申请撤销了骗取股东的变更登记，被告于2014年8月4日对山锅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在办理此次事件中原告也和被告办案人员多次提及2010年2月25日注册资变更存在虚假资料变更登记，但被告办案人员口头答复已超出两年时效，除非对涉嫌职务侵占大股东追究刑事责任后才能撤销虚假变更。原告得知此情况后于2014年8月21日向被告书面申请查得山锅集团机读企业登记档案材料后，才得知该公司注册资本由1600万元变更为3200万元，工商登记的变更直接导致原告的股权比例由1.256%缩减为0.628%，山锅集团增加的1600万注册资本系由该公司出资验资，并非是变更登记中出资人出资，被告核准的此项变更使的原告的股权比例减少一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告工商局于2010年2月25日作出的对山锅集团的注册资本核准变更登记。被告工商局辩称，一，被告于2010年2月25日对山锅集团作出的注册资本核准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告对登记事项只进行形式审查，至于原告所主张的“由山锅集团时任办公室主任姚来军以为了招投标需要的理由只拿着股东会决议尾页骗得了原告签名”的原因，属于原告自身的过错，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明确的辨识能力，即使是被骗签字也应当由行骗者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要求被告对签名的原因进行核实。2、被告的登记行为不可能直接侵害原告的利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只是对申请人已形成的事实所作的行政确认，属于宣示性行政行为，不可能直接对原告的利益造成实际影响，至于原告所主张的“公司注册资本由1600万元变更为3200万元，工商登记的变更直接导致原告的股权比例由1.256%缩减为0.628%”的理由是错误的，工商登记行为本身不会改变股东的股权比例，股东股权比例的改变是股东出资发生变化的结果，登记之前就已成为事实，验资报告是证明股东出资的法律性文件，至于出资的真实性也不是被告审查的范围。二、原告起诉已超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所述事实发生在2010年2月25日，至今已近五年。原告作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每一年会计年度公司都会发生很多关于权利义务的事实，工商登记变更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原告就应当知道公司变更工商登记的事实，在近五年后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山锅集团述称，第三人认为被告于2010年2月25日作出的注册资本核准变更登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登记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一、第三人申请新增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依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原告在决议上的签名为其亲笔书写，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能够反映其真实意愿，合法有效。对于原告诉状中称“办公室主任姚来军以招投标需要为理由只拿着股东会决议尾页骗得了原告的签名”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且不符合逻辑，因股东大会决议尾页中明显包含了出资情况变更表及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表述记载，原告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此应当具有基本的辨别意识和分析能力，根本不可能受骗签字，在不存在任何客观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其单方面的说辞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内资企业登记申请提交材料规范》（工商企字〔2009〕83号）第十二项也对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时间也符合相关规定，被告对第三人的申请仅有形式审查义务，工商登记行政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相关实质审查义务，被告核准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三、2010年2月25日泰安华泰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对第三人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华泰验资字【2010】第026号验资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2月22日，第三人变更后累积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实收资本为3200万元。变更注册资本的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30日内，第三人依法向被告递交了变更登记的申请，被告接到申请后，严格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程序予以受理，并对第三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在确认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对第三人变更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申请予以了核准。以上程序均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四、原告起诉已超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原告主张撤销的变更登记行为发生于2010年2月25日，距今已达五年之久，其作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参与了公司运营管理，同时也是公司业务员，经常使用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进行招投标活动，早已知悉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政行为的事实，但其怠于行使权利，在五年后才提起撤销诉讼，此举会严重损害公司运营管理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应依法驳回起诉。五、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最多为50人，第三人因公司登记需要，推选部分显名股东来代表所有股东的出资进行工商注册登记，这是公司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原告作为显名股东和注册股东的代表，其实际持有的股份与注册出资额是严重不符的。公司内部根据各股东实际持股和配股发了股权证，公司股金分配红利严格按照股东实际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原告对于其是股东代表、显名股东及股金红利分配等事实是明知的，是自愿担任股东代表和显名股东的，故第三人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没有对原告的实际出资额及股金红利分配权利产生任何影响。至于原告实际享有股金比例的争议依法应属民事审查范畴，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及股东比例来解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庭审中，原告对法院依法追加的第三人王锦掌的身份提出异议。原告认为王锦掌的身份不是工商登记的王锦章，身份证号、照片均与工商登记的王锦章的不一样。第三人山锅集团认为实际人是王锦掌，出现的文字是笔误，股东变更中的签字是王锦掌签的。第三人王航培等27人认为现在是王锦掌，工商登记中的签字均是王锦章，身份登记是王锦掌。经本院调查核实，法院追加诉讼通知书中追加第三人是王锦章，其身份证号是，本案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是王锦掌，身份证号是。王锦掌是山锅集团股东，但不是工商登记中的注册股东，不是本案第三人。庭审中，合议庭确定案件的审理重点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针对审理重点，被告认为，一、被诉行政行为发生在2010年2月份，原告起诉的时间是2014年9月份，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时限。二、原告的身份依次为股东、员工，从该身份可以说明原告对山锅集团营业执照的变更是应当知晓的。从原告的股东身份说，从工商登记的2010年2月份至起诉时间，根据山锅集团章程的规定期间至少召开4次定期会议，原告应当知道工商登记变更的事实；从员工身份说，原告本身是该集团的员工，身份是业务员，业务员随时都要携带公司的资质材料洽谈业务，其中营业执照是必须携带的，对注册资本前后之间的变化是知道的。三、根据第三人山锅集团提供的借阅档案登记本，原告认可2011年7月29日签字借阅资料是真实的，该时间至起诉时间也已经超过两年。以上事实可以说明原告是应当知道2010年2月份工商登记变更这一事实的，所以原告起诉已超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认为，一、王华东是在与企业发生劳动争议之后通过被告调取工商登记档案，发现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集中在张传铎等五人名下。二、根据【法释2000年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关于诉权和诉期解释的规定，不是被告及第三人推定的应该知道的时间，看过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并不代表原告知道被告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因为本案涉及的行政行为表面是1600万元变更为3200万元，但具体行政行为潜藏了增加的1600万元的归属，其归属肯定影响了除张传铎等五人外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三、根据原告证据18-20、22可以证明原告2013年1月至今多次通过电子邮件递交书面申请及快递邮寄书面申请，申请查阅复制山锅集团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会计报告等股东法定知情材料均未得到答复和提供。山锅集团办公室人员只是在原告参加股东会议时强烈要求下才提供的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3日、2015年4月21日股东会决议，就连原告签名的公司章程也是在2014年8月21日在被告处查得机读文档后第一次看到章程全文，被告和第三人推定原告早知情的陈述，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何时告知原告诉期和诉权。第三人山锅集团认为，一、被诉行政行为发生在2010年2月25日，距原告起诉近5年。二、原告作为公司的股东，参与了公司的运营管理、同时作为公司的销售业务人员，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多次持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代表公司参加锅炉销售的招投标活动，且原告明知参与部分招投标活动招标文书中对公司注册资本提出要求，说明原告早知晓注册资本变更的内容，依据相关法律，原告的起诉期限已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三、第三人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是注册资本变更，有原告本人的签字，说明原告本人知道注册资本变更的事实，因此，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第三人王航培等27人认为，原告作为山锅集团的股东同时也是业务员，在招投标时要使用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资质材料，在有些招投标中招标文件对参与招标的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有要求的，低于一定的注册资本是不允许参与招投标的，原告曾几次参与招投标，借用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其他资质材料，肯定会知道注册资本的变更的事实，因此从原告知晓到原告起诉应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第三人朱文艳认为注册资本从1600万元变更为3200万元目的是为了招投标使用，是假的。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被告证据二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及证据三山锅集团申请变更登记提交材料，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三中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姚来军当时任山锅集团办公室主任身份，第三人山锅集团于2010年2月25日给被告出具的检查证实山锅集团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存在违法行为，第三人山锅集团对被告证据无异议，认为2010年2月25日的检查是说明2001年4月12日公司注册登记时部分股东签名是代签的，与2010年2月25日注册登记签名不符，并不是2010年2月25日注册登记虚假。第三人王航培等27人同山锅集团意见，第三人姚来军、朱文艳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证实第三人山锅集团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三人山锅集团提供的证据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2010年2月25日注册变更登记前的营业执照副本、2010年2月25日注册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借阅档案登记簿、法人授权书，经质证，原告认为，第三人山锅集团在2015年5月13日法庭组织的证据交换时并未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证据属无效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原告认为从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中不能证明原告知晓工商登记变更一事。原告对两份营业执照副本内容无异议，但不能单纯依据营业执照中登记资本3200万元认定原告知晓该资金集中在五名主管（张传铎、王航培、赵兴军、王正才、朱文旺）名下，对借阅档案登记簿真实性无异议，2011年7月29日王华东的签名是真实的，但2010年8月23日借阅登记中签名并非王华东本人，该证据不能证实王华东知晓工商登记变更的具体内容，法人授权书中无原告的签字认可，与本案无关。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人民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之规定，第三人山锅集团提供上述证据在本案开庭审理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两份营业执照副本，该证据真实客观，本院予以确认。对借阅档案登记簿中2011年7月29日王华东的借阅档案登记，系王华东本人签名，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0年8月23日借阅登记，其签名并非王华东本人，本院不予确认。对法人授权书，该证据证实原告曾作为第三人山锅集团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山锅集团办理业务，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2010年1月31日《山东泰安山锅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为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及出资情况，原告作为山锅集团股东，在该决议上签名认可。即使如原告所述对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毫不知情，根据第三人山锅集团提交的借阅档案登记薄证实，原告于2011年7月29日借阅山锅集团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A级锅炉制造许可证，同时原告作为山锅集团的业务员，在2011年多次持山锅集团的法人授权书，作为山锅集团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山锅集团参加锅炉销售的招投标、采购活动，原告应当知道山锅集团注册资本变更的事实，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于2010年2月2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于2014年9月22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华东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付福云审判员  王 燕审判员  王西宏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