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18716号
原告：金乐勇，男，1991年12月18日出生，个体，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霞，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阿顺，男，1972年10月8日出生，个体，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乐清市。
被告：苑江成，男，1977年8月5日出生，个体，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高碑店市。
原告金乐勇与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乐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霞，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乐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赔偿原告金乐勇经济损失648000元（按保险价每件100元，共计6480件，折合人民币64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金乐勇是从事服装贸易出口业务的，被告江阿顺是专门从事服装出口打包业务，其经营的阿顺打包房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德茂庄西毓顺服装工业园区2号。原告金乐勇于2017年1月15日将价值492000元棉服委托阿顺打包房打包出口莫斯科，打包完成后江阿顺要求原告金乐勇将货物委托给其合作伙伴苑江成托运，说苑江成是专门从事北京至莫斯科货物出口运输工作的，来这里打包的客户都是委托苑江成将货物运输到莫斯科的，因江阿顺与原告金乐勇是同乡，基于对同乡的信任便同意将货物交给苑江成托运，苑江成于2016年1月16日从阿顺打包房将原告金乐勇的41包棉服，每包120件，共计4920件棉服发送至莫斯科保证18至25天将货物托运至约定地点，在此期间货物丢失或逾期货物未到达指定地点，每件按保险价人民币100元赔偿原告金乐勇，但苑江成必须向原告金乐勇支付40万元保证金，原告金乐勇才能将货物委托其运输，货物到达莫斯科后原告金乐勇将货物卖掉后再支付运费，同时退还40万元保证金，2017年2月10日是约定货物到达的时间，但货物未到，原告金乐勇询问苑江成货物什么时间到，苑江成说再有一个星期就到了。2017年2月16日原告金乐勇眼看棉服正是销售季节，又将13包棉服，每包120件，共计1560件棉服，价值人民币156000元货物委托给阿顺打包房打包，同时又将该货物委托苑江成托运至莫斯科，运输期限、货物到达地点、货物丢失和逾期到货违约责任赔偿等约定和第一批货物约定相同。原告金乐勇2017年2月16日托运第二批货物时，催问被告苑江成2017年1月15日托运的第一批41包棉服已超出约定的到货期限十几天了尚未到达约定地点，具体什么时间到货，被告苑江成再次推脱承诺再有一个星期就到了。2017年2月22日原告金乐勇又催促苑江成货物何时到货，苑江成说货物马上就到，后原告金乐勇了解到被告苑江成并未按约定时间将货物托运，所以中途要求原告金乐勇退还40万保证金，截止2017年3月11日，原告金乐勇还未收到价值648000元的两批货物，且第一批货已经超出1个多月时间仍未到货，后被告苑江成拒绝接听原告金乐勇电话，故诉至法院。
被告江阿顺辩称，不同意原告金乐勇的诉讼请求。我是为原告金乐勇的服装进行打包的，一包60件，打了123包，苑江成是我介绍给原告金乐勇的，当时运输费他们双方也说好了，当时苑江成负责把原告金乐勇的衣服运到莫斯科，但是要给原告金乐勇40万的押金，后来我听苑江成说运了第一批货是大年初一之前运到的，原告金乐勇已取走，但是还未支付运费。
被告苑江成辩称，双方之间没有书面合同，我给原告金乐勇送货，给了原告金乐勇40万的押金，当时双方承诺40万押金是170包货，我方按照170包货的标准支付原告金乐勇40万的保证金，实际原告金乐勇仅交付123包，后我方要求原告金乐勇退回我方多支付的保证金，第二批货到了之后返还给我20万的保证金，剩下的20万在第三批货送到后退给我了；但因为第三批货原告金乐勇未及时到海关提货，导致海关将第三批货拍卖，第四批货同第三批货一样，具体每批发货多少，我需要通过海关调取，至今原告金乐勇还没给我运费，具体金额我需要根据标准调取证据，运费大概是每公斤2.1、2.2美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金乐勇提交的证明载明：“本人江阿顺证明在2016年收到金乐勇货1月15日13包，1月16日16包，1月17日17包，2月16日13包交给大唐6068库房苑江成发莫斯科，保险每件100元整，每包120件，18天——25天必须到。超出时间按保险价赔偿损失。2017年3月11日。”被告江阿顺在证明上签字确认。被告苑江成陈述并不清楚证明的内容，且书写证明时其不在现场。
被告苑江成提交的大唐中意国际物流托运明细单载明：货号为BJ6068-031-38，日期为2017年1月9日，品名为棉服38件，数量4560，保险576美元，运输方式为陆运，运输日期为18-22天。运输条款载明：1、所有违禁品概不受理，所有商品只负责丢失，破损概不负责；2、托运人必须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鉴于承运人已同保险公司达成货物损失的风险由保险公司承保，凡出现保险责任事件，其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承运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3、此单有效期为叁个月，逾期不提货按无主货处理。托运人签字确认上述条款，承运人以充分向托运人告知、讲解；4、货到3日内必须现金提货，逾期不提货者，产生一切费用及后果，由客户自己承担。托运明细单中无原告金乐勇及被告苑江成签字确认。
庭审中，被告江阿顺认可原告金乐勇主张的2017年1月16日打包41包，每包120件，2017年2月16日打包13包，每包120件的数额，被告苑江成陈述并不清楚打包的包数和件数，其是按照重量进行托运的。原告金乐勇陈述40万保证金已退还被告苑江成，被告苑江成对此予以认可。原告金乐勇陈述于2017年2月14日向被告苑江成支付第一批货物的运费，被告苑江成对此予以认可，且经核实，剩余第二批货、第三批货、第四批货的运费均未支付。原告金乐勇陈述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未按照约定时间发货和到货，导致货物丢失，因此应当按照每件衣服100元的保险价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江阿顺陈述其只是负责衣服打包的，货物是由被告苑江成承运的，而且货物也没有丢失，也没有晚到，只是赶上春节法定假期。被告苑江成陈述货物被海关处理了，处理的原因是原告金乐勇未按期支付运费，导致货物被海关拍卖。
本院认为，原告金乐勇以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应首先证明其与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金乐勇为证明其与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本院提交被告江阿顺出具的证明，但是根据原告金乐勇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江阿顺为原告金乐勇托运的货物进行打包，其与实际承运人被告苑江成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仅是为被告苑江成介绍业务，而原告金乐勇要求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的计算依据主要是被告江阿顺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每件按照保险价100元进行赔付，但是被告苑江成对于证明的内容并不知情，被告江阿顺出具证明时被告苑江成也并不在现场。原告金乐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均未其货物的承运人，无法证明被告江阿顺与其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关于被告苑江成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苑江成对承运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是并不认可原告金乐勇计算赔偿数额的依据，其并没有向原告金乐勇承诺按照每件100元进行赔付，而在实际承运过程中是否存在逾期发货、逾期到货等违约责任，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书面合同，原告金乐勇提交的托运单与被告苑江成提交的托运单均无双方签字确认，无法确定双方之间关于发货数量、承运时间、违约责任的约定，亦无法以被告江阿顺出具的证明要求被告苑江成承担责任。因此，本院认为原告金乐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江阿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亦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苑江成之间存在关于货物迟延到货应当赔偿损失的约定，故其要求被告江阿顺、被告苑江成赔偿损失648000元的诉讼请求，缺少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金乐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140元，由原告金乐勇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赵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