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刑初字第01212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邹玮泽，男，1980年12月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5月9日被羁押，同年6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翰宁，北京翰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心月，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龚×，男，1983年10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5月9日被羁押，同年6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效辉，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袁×，男，1980年12月15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9月23日被羁押，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牛润莘，北京市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东检公诉刑诉[2015]106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邹玮泽、龚×、袁×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晁晓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邹玮泽、龚×、袁×及辩护人，证人杨×1、李×1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9年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邹玮泽、龚×、袁×伙同他人，以“资本运作”、“商务商会运作”等为名，在本市东城区等地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取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截至案发前，被告人邹玮泽、龚×、袁×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到30人以上并且形成三个以上层级，收取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
被告人邹玮泽、龚×于2015年5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经侦支队民警抓获，被告人袁×于2015年9月23日被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北京公安处丰台站派出所民警抓获。部分赃证物已起获并扣押。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到案经过，证人证言，辨认笔录，扣押清单，银行对账单等书证，被告人邹玮泽、龚×、袁×的供述及户籍材料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邹玮泽、龚×、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邹玮泽、龚×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和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唯辩称因线下部分人员只是挂名凑人数，并未缴纳费用，故起诉书指控的涉案人数和金额有误。被告人袁×没有提出辩解。被告人邹玮泽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本案存在该传销组织发展虚拟下线、部分涉案人员未到案作证、后期吸纳会员方式变更为“一人返本”的情况，以及部分涉案人员未缴纳传销金或者是否缴纳传销金无充分证据证实的问题，故应将相关的涉案人数及所涉及的无法从证据角度认定的涉案资金予以扣除，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涉案金额在250万以上的证据不足；该传销组织受“支点”控制，被告人邹玮泽并无积极的组织、管理行为，应认定从犯；被告人邹玮泽到案后协助抓获被告人袁×，应认定有立功表现；被告人邹玮泽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偶犯，建议本院对被告人邹玮泽减轻处罚、适用缓刑。被告人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起诉书认定的涉案传销金额在250万以上没有确切证据予以证明，故不能认定本案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被告人龚×主观恶性较小，系被动加入，属从犯，建议本院对被告人龚×减轻处罚。被告人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袁×主观恶性小、认罪悔罪、系初犯偶犯；被告人袁×没有发展下线，未参与组织领导、资金分配等核心活动，属从犯，在传销组织中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建议本院对被告人袁×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09年，被告人邹玮泽、袁×、龚×先后加入了以“资本运作”、“商务商会运作”等为名的传销组织后，伙同他人，继续在本市东城区等地发展下线，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取得加入资格，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2012年及2014年，被告人邹玮泽及被告人龚×、袁×先后成为该传销组织的管理人员。至2015年5月案发前，被告人邹玮泽、龚×、袁×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到30人以上并且形成三个以上层级。被告人邹玮泽、龚×于2015年5月9日被抓获，被告人袁×于2015年9月23日被抓获。部分赃证物已起获并扣押在案。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
1.被告人邹玮泽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09年，其与袁×一起被同学以考察餐饮项目为名叫到山西太原，有人向其介绍了“资本运作”的模式，具体就是投资6.98万元后成为三星会员，组织返回1.9万元，之后逐级发展下线获得提成，星级越高提成越高。其考虑了一段时间后与袁×均同意加入，当时是王×1带其交钱。2013年，该组织改名叫“商会商务运作”。王×1于2012年成为组织的“支点”，“支点”就是组织的负责人。其、袁×、龚×、王×1等人是组织的“大四”，“大四”负责协助“支点”进行工作，传递组织的消息等。新人交钱的时候必须由组织的“大家长”或者“直五”带着去，交钱的时候必须有三个“大四”同时在场。“直五”是每条资金链上五星级的第一个岗位,“大家长”是资金链上即将上五星的四星会员。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是龚×、梁×、高×。组织于2009年在山西太原、2010年在河南郑州、2012年在辽宁沈阳、2013年在山东济南、2014年在河北唐山进行活动。组织到唐山以后修改规则为一人返本。其被抓当天起获的5.03万元是新人要入会的费用。
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邹玮泽辨认出部分涉案人员。
2.被告人龚×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09年底邹玮泽说有个赚钱的事，并带其去了山西太原，有人给其讲解了如何通过资金孵化挣钱，就是投资6.98万元购买份额成为三星会员，发展下线会分得返利，星级越高的提成越高。后其交了会费成为三星会员，之后其发展了李×2和何×。组织的“支点”是王×1，总负责并且算账，“大四”负责发展新人时收钱并交给“支点”，“支点”算账后把向下返利的钱交给“大四”，由“大四”逐级返利。其是组织的“大四”，“大四”还有邹玮泽和袁×。组织于2009年至2013年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山东济南进行活动。2014年组织搬到河北唐山后改变了制度，加入组织后发展1名会员即可回本。
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龚×辨认出部分涉案人员。
3.被告人袁×的供述证实，其于2009年4月与邹玮泽一起被高中同学以考察餐饮项目为名叫到山西太原，后其于2009年6月与邹玮泽一同加入这个“资本运作”的组织，该组织后来改名为“商会商务运作”。该组织运作的方式就是新加入者投资6.98万元后成为三星会员，之后逐级发展下线获得提成，星级越高提成越高。其交款的时候比邹玮泽早几分钟，此外，其朋友不多，故将邹玮泽作为其下线，其只发展了邹玮泽一个直接下线。王×1是组织的负责人即“支点”，其于2014年成为组织的“大四”，“大四”是“支点”王×1选派的中层管理者，负责收钱和发放提成，传递组织的消息等。其成为“大四”后，有时候去唐山帮王×1收取新会员的会费，因为组织规定，收钱必须三个“大四”同时在场。“大四”还有邹玮泽、龚×等人。组织于2009年以来先后在山西太原、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进行活动。
4.证人杨×1当庭作证证实，其于2012年12月经程×介绍，给龚×转账6.98万元，加入组织，后与李×1差不多同时段退出组织。期间其发展了张×1和李×1为直接下线，并发展了几个虚拟下线，张×1的会费是其转交给龚×的，李×1的会费是自己给龚×的。其在组织的时候，邹玮泽是“大四”，其离开组织以后听说龚×和袁×成为“大四”了,“大四”负责收钱、发钱。入会的时候，会费要交给三个“大四”，并签署协议。
5.证人李×1当庭作证证实，2013年3月，杨×1以邀其一起做海关罚没生意为由将其带到济南，并在济南被多人介绍该组织运作模式。其回北京后转了7万元给邹玮泽加入组织，2014年8月其退出，退出前，邹玮泽是“大四”。在组织期间，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有王×2、张×2、段×，其中王×2是其母亲，张×2是其女友；其发展的虚拟下线以及其他间接下线有几十人，主要是亲友。会费缴纳方式有转账和现金等。
6.证人高×、张×3、范×、张×4、彭×1、徐×、张×5、梁×、张×6、李×3、张×7、陈×1、孙×1、闫×、夏×、何×、齐×、宋×、李×4、陈×2、董×1、张×8、许×1、许×2、王×1、陈×3、彭×2、丁×、金×、李×2、程×、张×9、王×3、李×5、张×10、陈×4、王×4、姚×、王×5、田×、李×6、任×、赵×、焦×、崔×、张×11、蒋×、梅×、董×2、芦×、刘×、冯×1、张×12、邱×、包×、张×1、张×2、汪×、宗×、李×7、孙×2、冯×2、段×、李×8、陈×5、张×13、吴×、王×2、胡×、尚×、王×6、石×、王×7、翟×等人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5年5月间，上述人员先后经亲戚、同学、朋友介绍，先期缴纳数额不等的会费，加入名为“资本运作”、“商务商会运作”的组织，并按照顺序组成层级，从发展下线会员时组织所收取的会费中，按照岗位获取返利。
程×、汪×、金×等人所作辨认笔录证实，辨认出部分涉案人员的情况。
7.被告人邹玮泽、龚×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及李×1、金×、张×2、汪×、宗×、李×7、石×、崔×、邱×、杨×1、芦×、冯×1、陈×4、田×、张×3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本案部分涉案资金流转的情况。
8.部分涉案人员提供的传销问答材料证实，该传销组织引诱成员加入的情况。
9.扣押清单、照片证实，从被告人邹玮泽处扣押人民币5.03万元。
10.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邹玮泽、龚×、袁×到案的情况。
11.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邹玮泽、龚×、袁×的身份。
本院认为，被告人邹玮泽、龚×、袁×无视国法，加入传销组织后，又伙同他人积极发展下线，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从中获取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成立。唯指控收取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严重一节，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依法不予认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三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在案三被告人均属从犯的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在案证据证实，三被告人均为该传销组织的“大四”，在该传销组织中积极开展工作，传递组织信息，在传销活动中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连同被告人邹玮泽、龚×辩护人所提对被告人邹玮泽、龚×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一并不予采纳。鉴于三被告人均非该传销网络建立前的策划者、发起人，本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关于三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主观恶性小、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三被告人明知传销活动违反法律规定，仍积极参与，且从事传销活动持续数年，所发展的直接、间接下线人数众多，严重扰乱了经济管理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邹玮泽辩护人提出邹玮泽到案后协助抓获被告人袁×，应认定有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邹玮泽到案后交待其上线袁×，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袁×的基本信息、进行照片辨认，属于如实供述范畴；被告人袁×被抓捕时，被告人邹玮泽并未有实际的协助抓捕行为，故对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所提各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属初犯等合理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并酌情对三被告人科处刑罚。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邹玮泽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9日起至2019年5月8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9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袁×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2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四、扣押在案的人民币五万零三百元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马晓宇
代理审判员 杨 蜜
人民陪审员 都海江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若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