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1028行初3号
原告杨玉春，男，195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隆昌县人，居民，住隆昌县。
被告隆昌县公安局，住所地：隆昌县金鹅镇中心街169号。
法定代表人钟诚，系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冷琳燕，系隆昌县公安局法制监督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兰景云，系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原告杨玉春诉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玉春，被告隆昌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冷琳燕、兰景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隆昌县公安局于2016年7月8日作出隆公（治）行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杨玉春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期限自2016年7月8日至2016年7月18日。
原告杨玉春诉称，被告在行政执法中违反法律、法规和《信访条例》四十条“（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有明显过错。2014-3-14日下午我在县城南门桥头，莫名其妙被公安以“扰乱公共秩序”抓捕至县公安局拘禁。为此我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向县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反映，于2014-4-3日和2014年-6-24日（回复）对被告行政行为依法作出：“隆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办案民警......，违反了办案民警违反程序不规范办案......”。“对于办案民警在办案过程中的疏忽大意和执法不规范的行为，隆昌县公安局深表歉意，诚恳向您道歉。同时，已对相关民警进行批评教育，责令相关民警认真反思和检讨，强化工作责任心......”认定符合《治安处罚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应当赔礼道歉；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失职失责的被告对其行政执法过错不认真反思检讨不履行因侵权伤害道歉义务。导致原告因此信访重访发生，被告以打压为目的，滥用权力以截访、途中殴打、非法拘留对原告系列的恶意报复、迫害；2014-7-15日下午，在县城区某宾馆门前遇见被告就此向其要求约谈，不作解释说明，粗鲁、蛮横吼道“就是不接谈你杨玉春”。电话招来副局长梁茂，下令“把他抓回公安局”在办案中心被无故拘禁十数小时。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搜查公民的身体。”2015-10-29日隆公（治）行罚决字（2015）332号处罚决定书（见证据四）；2016-7-8日隆公（治）行罚决字（2016）225号处罚决定书（见证据五）；2016-10-29日隆公（金一）行罚决字（2016）408号处罚决定书（见证据六）；未出具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的依据，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治安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从未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10-31日下午受被告指使，金鹅一派出所廖副所长带领警察在拘留所监室内强行拖、拉、拽、抬，警械手铐将我弄上警车（全过程录像）。手铐我双手紫乌、流血青肿，滥用警械造成我身体多处伤害。我不是违法犯罪分子或重大犯罪嫌疑人。没有脱逃、行凶，更没有自杀、自伤行为，被告违反规定使用警械故意造成伤害。综上所述认为：被告倚仗权利为报复目的丧失理智；单方面作出处罚是滥用职权；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违法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实为打压迫害之故意。其行政行为明显过错。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隆昌县公安局隆公（治）处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违法事实证据不足，违法行政办案程序。二、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提供的证据、依据：
1、北京市是公安局西城分局登记回执及政府信息告知书，说明当地公安局未与隆昌公安局进行交接；
2、隆昌县人民政府的回复；
3、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回复；
4、隆公（治）行罚决字（2015）332号行政处罚书；
5、隆公（治）行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书。证明公安机关重复处罚。
6、北京市朝阳分局出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明隆昌的处罚决定书的印章与北京市的不一致。
原告用以上证据证明被告隆昌县公安局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
被告隆昌县公安局辩称，我局作出的以隆公（治）处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严格按照《中华人名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依法处理违法上访行为的意见》等相关法规规定的，是依法合规的。综上所述，我局作出隆公（治）行政处罚决字（2016）第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办案程序合法，请求隆昌县人民法院驳回杨玉春的诉讼请求，且行政诉讼费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
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
3、呈请行政处罚审批报告书；
4、受案登记表；
5、受案回执；
6、受理报警登记表；
7、传唤证；
8、呈请传唤审批报告；
9、呈请延长询问时间报告书；
10、接收证据清单；
11、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12、执行回执；
10、综合报告；
11、同步录音录像；
12、行政处罚决定书；
13、杨玉春第一次询问笔录；
14、到案经过；
15、训诫书、工作说明等；
16、报案材料；
17、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
18、人口基本信息。
被告用以上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行政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对登记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证据清单上的第一、二、三项与本案无关（详见证据清单）；关于印章，四川是严格要求公安部统一标准来盖章的。在四川都是由警务通用平台自动印章的，这是全省公安部门统一的。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有异议。本案中被告执法主体不合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被告只用了上面一段，下面一段规定在违法所在地移交前违法行为人居住地机关要配合调查收集证据取证，都应该告知当事人，但是被告从未告知我。北京公安机关给了我一份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这是北京警方进行了训诫，并未向居住地公安机关移交，被告无权管辖。隆昌县公安局只能在自己的行政管辖区域执法。对被告的程序证据，被告的证据只证明了我有上访行为，但是我没有违法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告没有北京警方出示的移送通知；被告宣读权利义务告知书，但是没有告知我违法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我不需要看被告的证据，我认为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的事实证据，询问笔录并不能证明什么，被告始终没有告知我违法行为的事实和依据，我不知道我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款的哪个地方，但是被告又拿不出证据。在北京违法不能由隆昌公安局处罚，被告应该拿出我在隆昌违法的事实证据。被告用126号文件来处罚我，超越了法律，是不具有法律依据的；训诫书的真实性我现在不能说，训诫书没有交予我本人，还需要我签字；工作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朝阳市分局的处罚说明书和报案登记表，我认为与本案没什么关联，但是隆昌县公安机关受理了，还对我进行了处罚，就凭报了个案就把我抓进去了，我认为不合法，报案人应该到庭来指证。被告的执法程序有问题。我认为这是信访部门的工作流程记录，与我没有关系。录音录像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任何东西。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不是训诫书制作机关，其出具的登记回执、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4、5、6，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应予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1、2，系执法主体资格证据，是公安部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3-11，系程序证据，原告虽提出被告的证据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程序证据系为证实其行政处罚的步骤符合行政处罚法及治安处罚法的规定，因此具备关联性，结合被告提供的同步录音录像，能确认被告提供的程序证据3-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应予采信。被告提供证据12-18，系事实证据，本院认为原告虽提出没有告知我违法行为的事实和依据、拿不出证据及训诫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工作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系复印件、不能作为处罚依据的意见，但被告提供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右街派出所《训诫书》及《工作说明》、四川省驻京办《情况说明》均属于事实证据，《训诫书》的真实性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右街派出所《工作说明》能证实，且具备关联性，被告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加盖是单位的正式印章、不是复印件。综上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13-33，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应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玉春于2014-2015年期间三次上访。2014年12月9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10月29日，原告到北京市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前、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分别给予拘留五日、七日行政处罚及被被告隆昌县公安局给予拘留十日行政处罚。2016年7月1日，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交寄信件、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被带到马家楼分流中心交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后由该办事处交隆昌县信访局将原告接回四川省隆昌县。2016年7月8日，隆昌县信访局工作人员胡元术向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报案请求查处，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于同一天立案受理，受理案件当天，接受了隆昌县信访局移交的材料，传唤原告到隆昌县公安局金鹅镇第一派出所办案区询问室询问，并通知了原告的亲属杨玉光。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根据调查情况上报隆昌县公安局拟对其行政处罚，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审核并同意作出行政处罚。随后，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于同一天作出了行政处罚告知，原告拒绝签字。被告隆昌县公安局2016年7月8日作出隆公（治）行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杨玉春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期限自2016年7月8日至2016年7月18日期限。原告拒绝签字，被告通知了原告的亲属杨玉光，被告将其送往隆昌县拘留所执行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于2016年7月18日执行完毕。以后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隆昌县公安局隆公（治）处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违法事实证据不足，违法行政办案程序。二、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告对本案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管辖权；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三、关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充分问题；四、是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关于被告对本案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案件的管辖授权公安部作出特别规定，依照公安部令第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居住在四川省隆昌县辖区，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具有对原告进行治安管理的管辖权。原告诉称无管辖权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在庭审中提交的程序证据，能够证明其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时，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传唤、处罚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告知了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原告虽拒绝在《传唤证》、《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人身安全检查笔录》、《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签字，上述证据均由两名执法人员（警察）签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其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关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充分问题。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右街派出所《训诫书》及《工作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材料看，原告存在多次去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及2016年7月1日原告到北京上访的事实。
关于是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原告认为自己进京上访交寄信件反映问题，是否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原告虽主张其并未采取过激行为或造成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行为、不应对其进行处罚。本院认为，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但其未按上述规定的渠道进行信访，原告越级上访违反《信访条例》规定，仍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等非信访、上访接待场所信访。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玉春请求撤销被告隆昌县公安局隆公（治）行罚决字【2016】225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颜 华
审 判 员 蒋春燕
人民陪审员 李代容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