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8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达，男，1964年6月26日出生，住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北京棠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磊，男，1977年12月8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悦明，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英，女，1958年12月14日出生，住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忠，男，陈英之丈夫，1955年10月18日出生，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退休职工，住本市。
上诉人郭磊、黄达与被上诉人陈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达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英承担。事实和理由：虽然客观上黄达将同一套房屋先后与郭磊签订售房合同，但事出有因，确实不存在事先恶意串通，黄达与郭磊之间是真实的房屋买卖交易，不存在陈英说的恶意串通，一审以交易过程中的几点不同与平常百姓的交易而判定合同无效，明显不当。本案背景特殊，出卖人黄达的实际情况也确属有别于普通家庭，交易过程中确属有特殊之处，有自身个案特点，但处处具有合理性，一审判决机械地据此认定合同无效，明显存在错误。关于物业费的问题，房屋出售之后，售房人和卖房人共同到物业才变更，黄达时间紧张，无法和郭磊到一块钱，因此未办理物业更名的手续，但不能说其是恶意串通。协议书实际上无论是不是本人签字，不影响协议书的有效性，授权都是有效的。依据协议书的鉴定来判断案子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明显属于不当，与事实相悖。
郭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后依法驳回陈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郭磊为购买房屋，做了两次房地产价值评估，该交易行为客观真实，且有银行交易记录佐证，根本体现不出来双方恶意串通的任何情况，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2、一审判决审理程序错误，导致判决错误。2017年9月13日最后一次开庭时，一审法官才提示陈英是否对2008年12月8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协议》一并申请确认无效，陈英当庭表示请求一并确认无效，属于陈英变更诉讼请求，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咨询郭磊、黄达是否对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给予答辩期，完全剥夺了郭磊、黄达的合法权利，程序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就此应当撤销程序错误的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为郭磊与黄达恶意串通，完全是一审法官的主观判断及臆测，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恶意串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4、郭磊在一审期间提出补充鉴定的申请未予准许，请求二审法院准许重新鉴定，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
陈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黄达、郭磊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黄达、郭磊上诉请求。针对黄达上诉，黄达称黄达有4套房屋抵押在银行，郭磊可以筹资解押，才卖给郭磊。黄达有特殊的契合来进行，双方都是认识的，而且都是员工的关系，黄达与陈英签订卖房合同。2008年12月份，黄达不与陈英交易，与郭磊进行交易，用郭磊的名义贷款融资。交易后必然进行物业交割，物业交割是最后程序，按照房屋在2008年12月过户到名下后，长达6年的时间没有办理物业交割，到2016年12月份物业公司还在向黄达催交物业费，这种行为不能视为正常卖卖双方。鉴定问题在一审中，经历4-5次谈话，才确定检材，而且进行质证，检材没有任何的问题，鉴定笔录都在案，鉴定是双方确定的，关于2008年11月28日双方协议，司法机构的鉴定，郭磊的签字是假的。郭磊与黄达如果不熟悉，为什么不自己签字。针对郭磊的上诉意见，在2017年9月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陈英诉求只是对房屋买卖协议的无效，没有任何的变更，不给答辩期没有任何的问题。
陈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黄达与郭磊于2008年12月8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协议》及2008年12月19日所签合同编号为CW8559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黄达、郭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本市东城区12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建筑面积158.28平方米）原系被告黄达所有的房产，黄达在该小区另对1207号、1807号、1808号房屋拥有所有权。同时，上述房屋均抵押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2008年1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解除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与被告黄达签订的《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黄达偿还借款5746835.04元及利息人民币401428.29元。黄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08年6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黄达的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7月30日，被告黄达与陈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黄达将雍欣园1202号房屋卖予陈英；房屋成交价格为260万元；本合同签订后90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合同签订时，陈英向黄达交付定金5万元；此后3个工作日内再交付首期购房款55万元，剩余购房款200万元在黄达与银行商定后，自接到黄达通知七个工作日内交付；过户后30个工作日内黄达交付诉争房屋。合同签订后，陈英向黄达支付了定金5万元及首付款55万元，但此后双方并未按照约定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2008年12月13日，双方又签订《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陈英与黄达于2008年7月30日签订了北京市东城区1202号房屋（建筑面积158.28平米）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原合同第二条规定，黄达未能在90个工作日内为陈英办理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需承担违约责任。为使黄达减轻因违约行为而承担的赔偿金压力，和陈英需要缓解居住紧张的困难，双方经友好协商对该套房屋的买卖问题采取以黄达向陈英提供另一套房屋居住的方式解决，以弥补黄达应向陈英支付违约金的实际情况。因此，原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则不变，黄达应继续积极协调解决银行拆分还贷问题，想方设法尽快为陈英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据黄达的提议，陈英以免费的方式现行使用黄达购买现在向银行按揭的同楼层1204号（建筑面积171.06平米）房屋一套等。随后，陈英搬入1204号房屋居住。
2008年12月8日，黄达与郭磊签订《二手房买卖协议书》，约定黄达将诉争房屋卖予郭磊；房价款为345万元，签订协议当天收取130万元首付款，剩余尾款215万元在双方办理完过户后由银行直接支付黄达；签订协议后30日内向房屋交易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办理过户之日起7日内交付房屋等。2008年12月17日，郭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笔向黄达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的账户汇款7387500元，该银行对该款进行了划扣。2008年12月18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对1202号、1207号、1807号、1808号房屋的抵押权予以注销。2008年12月19日，黄达、郭磊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办理了网签手续，该合同约定的价款为1487800元。2008年12月22日，郭磊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2008年12月25日，郭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约定郭磊向该银行借款215万元；借款期限自2008年12月26日起至2038年12月26日止。2014年，陈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黄达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过户手续。一审庭审中，陈英得知该房屋黄达已经卖予郭磊，后撤诉。现陈英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中，陈英表示黄达、郭磊恶意串通，损害陈英的合法利益，签订了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对此，黄达、郭磊予以否认。郭磊表示其在黄达与陈英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与黄达协商购买该房屋，其在2008年6月曾委托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评估，后因贷款未予批准的原因，未能与黄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其又在2008年12月3日委托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评估，并成功申请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的贷款。至此，其才与黄达签订了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黄达表示，其确与陈英及郭磊分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不存在其与郭磊恶意串通的行为。此间，黄达曾分别询问陈英及郭磊，能否帮助筹集款项解除四套房屋的捆绑抵押，解除后可办理诉争房屋的过户手续。陈英予以拒绝，而郭磊则能提供600万借款。为此，黄达履行了与郭磊签订的买卖合同。陈英对黄达、郭磊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郭磊向黄达转款7387500元的资金来源。郭磊表示，该款系通过向朋友姚磊借款，其与姚磊及黄达于2008年11月28日就该笔借款签订《协议书》，该协议内容为“因款项是郭磊找朋友借来的实际用途是解押黄达的四套房产，内含郭磊买其中一套的首付款，现收存黄达的原件身份证，户口本，暂住证，各查件，房产证肆本，待款项转入黄达账户内要立即转到郭磊的银行卡内，保证此款项不做其他用途，但黄达将郭磊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保存，需要款时两人同时在场转款。”郭磊还表示，该笔借款转入黄达账户是因为黄达有房产可以进行抵押，为此，黄达还与姚磊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签订了《借款合同》，黄达向姚磊借款人民币81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8年11月28日至2008年12月12日止；还款方式为一次性偿还借款810万元；本借款不设利息，但如果黄达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应按实际借款期限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姚磊支付利息。2008年11月28日及2008年11月29日，姚磊分四笔向黄达转款7802700元（郭磊、黄达表示姚磊扣除了部分手续费及利息）。黄达收到该款后转至郭磊账户，郭磊又将7387500元（黄达表示该款包含郭磊支付的首付款130万元、黄达拖欠银行的借款及诉讼费）转至黄达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的账户，办理解押手续。2008年12月26日，黄达收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向郭磊发放的贷款215万元及另三笔贷款（其中两笔215万元、一笔275万元，）共计人民币8527000元。次日，黄达将此款项转至案外人修建军账户，偿还了姚磊的借款。一审庭审中，郭磊、黄达申请姚磊及修建军到庭作证，姚磊及修建军对借款、还款一事予以认可。对此，陈英表示通过上述款项的流转过程可以看出，黄达向姚磊所借的810万元中包括郭磊的购房首付款130万元，而黄达在向姚磊还款时亦包括该笔首付款，从中可以证明郭磊购房，黄达替其出资，明显有悖常理。对此，黄达表示所还款项中不包含郭磊的首付款130万元，之所以借款810万元，还款还是800多万元，是包含了借款的利息。
诉讼中，陈英申请对黄达、郭磊、姚磊于2008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郭磊”与“姚磊”中的“磊”字是否为同一人所书写及“郭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2017年2月23日，一审法院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5月31日，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2008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郭磊”与“姚磊”中的“磊”字不是同一人所写、“郭磊”的签字与样本中郭磊本人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司法鉴定意见书》后郭磊申请补充鉴定，但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未予受理。一审庭审中，陈英出具诉争房屋所在小区物业公司2016年度的催缴物业费通知，该催缴通知的业主仍为黄达。陈英表示从中亦可证明黄达、郭磊的买卖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对此，黄达、郭磊表示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履行后未办理物业交割手续，但未办理物业交割并不能代表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物业公司未了解小区业主的变化亦属于管理失职。同时，陈英提交曾在2014年起诉黄达申请过户期间黄达的短信证据，在该短信中黄达表示陈英向其支付610万元后可将诉争房屋过户至陈英名下。对此，黄达表示该短信只是对陈英起诉其而使用的激将法。
另查，2014年9月，郭磊将诉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同时，郭磊还表示向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借款，偿还了其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的贷款（2010年7月22日一次性还清剩余贷款210万元）。2014年10月，陈英搬至诉争房屋内居住至今。
上述事实，有陈英、郭磊、黄达的陈述，《借款合同》，《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所有权证，公证档案，《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二手房买卖协议书》，《协议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民事判决书，收条，解押凭单，贷款结清证明，短信截图，催缴通知，评估报告，证人证言，银行转账记录，房屋档案和一审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陈英与被告黄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陈英购买诉争房屋。合同签订后，陈英交纳了部分购房款。随后，被告黄达又与被告郭磊签订《二手房买卖协议书》，将该房屋卖予郭磊，并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诉讼中，陈英认为黄达、郭磊的买卖行为系恶意串通，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该行为损害了陈英的合法权益。针对黄达、郭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通过被告郭磊购买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支付流程可以看出，黄达在向案外人姚磊所借的810万元中包括郭磊的购房首付款130万元，而黄达向姚磊还款（8527000元）中包括该款，从中可以证明郭磊购房，黄达替其出资，明显有悖常理。黄达称偿还的800多万元包含了利息部分，但其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借款利息高达百余万元，亦与常理不符。黄达、郭磊在履行买卖合同之后不办理物业交割手续，黄达亦在2014年期间还给陈英发信息表示可以过户,加之黄达、郭磊与姚磊签订的《协议书》中郭磊的签字经过鉴定并非其本人所签。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从一般常理理解，如房屋交易过程中出现上述情节的某一点，尚可解释为个案的特殊性。但诸如本案一并出现多种有悖常理的行为在同一交易过程中，则难以偶然性自圆其说。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黄达与郭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二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损害了陈英陈英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陈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达、郭磊所持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17年9月判决：
确认被告黄达与被告郭磊就购买北京市东城区一二〇二号房屋于二ＯＯ八年十二月八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协议书》及二ＯＯ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无效；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均予认可，但认为漏列了部分事实，本院经审查，上诉人所主张一审法院漏列的部分事实不属于本案的主要事实，一审法院不予列明并无不妥。且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有陈英、郭磊、黄达的陈述，《借款合同》，《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所有权证，公证档案，《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二手房买卖协议书》，《协议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民事判决书，收条，解押凭单，贷款结清证明，短信截图，催缴通知，评估报告，证人证言，银行转账记录，房屋档案和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本院认为，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主观上，双方当事人须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客观上，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磊、黄达之间是否构成恶意串通。
关于郭磊、黄达之间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一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8年7月30日陈英与黄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陈英购买涉诉房屋，系涉诉房屋的厉害关系人，且已交付定金5万元，首期购房款55万元。2008年12月13日陈英与黄达签订《关于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陈英以免费的方式使用同楼层黄达所有的1204号房屋居住。从一审庭审记录可以表明，黄达向案外人姚磊借款810万元中包括郭磊的购房款130万元，且黄达向姚磊的还款中亦包括此款项，此与常理不符。郭磊、黄达办理过户后长达数年时间中未办理物业交割手续，根据短信记录显示，黄达曾向陈英表示支付一定款项可以协助办理过户等。2008年12月8日，黄达与郭磊签订《二手房买卖协议书》中房价款为345万元。2008年12月19日郭磊与黄达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网签手续，约定房屋价款为148.78万元。此亦不符合常理。加之经北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08年11月28日签订协议书中“郭磊”与样本中郭磊本人的签名笔迹非一人所写。故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郭磊与黄达签订《二手房买卖协议》过错中，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该合同损害了陈英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黄达、郭磊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郭磊、黄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200元，由郭磊负担27600元（已交纳）。由黄达负担27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国增
审判员 刘丽杰
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邵青
书记员 宋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