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64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振文，现住长春市二道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奇，现住长春市南关区。
上诉人沈振文因与被上诉人龙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3民初2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龙奇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沈振文给付龙奇26万元，并给付由沈振文给龙奇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诉讼费及执行费由沈振文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9日沈振文以给龙奇之子龙海平办工作为由签订《协议书》，龙奇于2012年12月15日按协议书要求将26万元汇入沈振文账户，至今沈振文未履行协议条款，经龙奇多次催要，沈振文拒不退款，现诉至法院，要求保护龙奇的合法权益。
沈振文在一审辩称：龙奇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我不予接受。一、本案已超诉讼时效，应驳回龙奇的诉讼请求。龙奇知道为儿子办理工作不成是2013年12月23日，龙奇起诉时是2017年6月13日，已经3年零5个月，超过了有效诉讼期，应当驳回龙奇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还款义务人是韩某某、张某。我与龙奇的妻子马某是农业银行的同事，马某不经意间知道我给其他人办理工作的事情，2012年11月有一天马某找到我，想给她在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上班的儿子龙海平在本市找个工作。这之前，朋友韩某某告诉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有指标。马说这要回去和龙奇商量一下，几天后，马某领着龙奇到单位找我，要求签订办理工作的协议书，我问韩某某，韩某某又问办事人张某，答曰“可以签订协议”。于是在2012年12月9日，我与龙奇签订了给其儿子龙海平办理工作的协议书。2012年12月12日，我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给韩某某24万元，由韩某某转交办事人张某。张某收到钱不久，让韩某某送来一份盖有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红印章的填报表，龙奇与爱人马某填完表给韩某某带走。2013年10月，张某说龙海平办理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工作没审下来，准备安排到吉林省工商局。我告知马某，马某表示同意。但是后来，由于客观原因，龙海平的工作最终没能落实。2013年12月13日，我与龙奇共同到长春市南关区公安局报案，该案立案后，我多次接受分局询问，龙奇也参与整个过程，并明确知道还款义务人是韩某某和张某。三、沈振文的民事行为应属于民事代理行为。沈振文与龙奇签订的协议实际是一种代理行为，作为代理人沈振文全面履行了代理行为，并无过错。沈振文不应偿还龙奇办理工作的费用26万元。龙奇委托沈振文交的26万元办理工作款，沈振文已将其中的24万元转入韩某某账户，并由韩某某交给办事人张某，此事与沈振文再无联系，沈振文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综上，应驳回龙奇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龙奇、沈振文双方所签委托协议目的是谋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应为无效协议，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出批评教育。沈振文接受龙奇请托办理工作事宜，并收取请托费用，不具有合法性，构成不当得利，且请托事宜未办理，所收取的款项应予返还；由于龙奇的请托事项不具有合法性，故龙奇关于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因沈振文自认其与龙奇于2013年12月23日共同向长春市南关区分局报案，龙奇一直未停止主张自己的权利，故沈振文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振文返还龙奇人民币26万元；二、驳回龙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沈振文负担。
宣判后，沈振文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沈振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龙奇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龙奇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断案。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自2013年12月23日，龙奇与沈振文报案之日起，龙奇便已经明确知道沈振文无法归还26万元办理工作款，直至2017年6月13日龙奇才提起诉讼。二、沈振文的行为属于民事代理行为，因龙奇明白沈振文不具备自己给他人介绍工作的能力，故双方实质是一种代理行为。待沈振文将龙奇所交的26万元办理工作费用的24万元转交给韩某某后，便已经与沈振文无关，至此双方签订的协议已实际履行完结，故若龙奇对沈振文代理行为不满，应当在诉讼时效内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沈振文追加被告的申请置之不理。
龙奇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沈振文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诉讼时效。这些年，龙奇一直在向沈振文讨债，故未超诉讼时效。1.自2013年下半年，龙奇多次到沈振文单位讨债，沈振文总称“姚立波在电力公司任职，正在办理，不久就能让孩子去上班，我与你爱人一个单位，不会骗你…”。2.自2014年上半年开始，沈振文不接电话，并为了躲债频繁调动过六七个工作单位。这些单位龙奇均去要债多次，沈振文经常请假不上班，家庭住址也经常变动。3.前述要债期间，龙奇曾把沈振文扭送过民康路派出所。此外，2014年4月、5月份，龙奇抓住沈振文后沈振文报警，南岭派出所出警。2015年中秋节，龙奇与沈振文发生肢体冲突，远达大街派出所出警。三、沈振文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龙奇与沈振文于2012年12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的合同，合同第三条写明“如果工作办理不成，甲方必须全额退款”。合同履行人为沈振文和龙奇，沈振文收到找工作款后出具的收据写明收款人沈振文，均证明不涉及第三人。沈振文称其已于2012年12月12日将龙奇给的钱款中的24万转给韩某某，而龙奇是2012年12月25日给沈振文的26万工作款，沈振文歪曲事实，该24万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
2012年12月9日，甲方沈振文与乙方龙奇签订《协议书》，内容：“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为乙方之子龙海平办理工作。单位是：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调度通信中心，编制为：事业编制。二、乙方为办理工作付费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260000.00元。三、如果工作办理不成，甲方必须全额退款。若办理的工作单位、编制非协议一款所确定的那样，即使乙方该人已经上班，再退档（辞职）后，甲方仍须退还给乙方所交全部款项。乙方在接收任何退款时，亦不得要求甲方额外支付所谓利息、损失等费用。四、办理工作中，如果需要提供毕业证、身份证等原件时，乙方必须及时送达。甲方收到证件后如有丢失，要按照乙方的要求（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赔偿。五、办理工作的时限为：（空白）。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七、本协议一式二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八、乙方通过银行付款，甲方工作账号：×××*。甲方（签章）：沈振文，乙方（盖章）：龙奇。”
2012年12月25日沈振文向龙奇出具《收据》，内容：“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260000元，上款系为龙海平办理工作费用。已通过工行汇款收到。”
双方因协议书中约定的事宜无法完成产生矛盾。2013年12月25日，双方均认可到长春市南关区公安分局报案。龙奇称：“是到公安机关举报沈振文诈骗。”沈振文称：“是和龙奇一同到公安机关报案。”
本院认为：
一、关于龙奇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沈振文主张龙奇自2013年12月23日到公安机关报案时应知道本人无法归还办理工作的钱款26万元，未在二年内主张权利，龙奇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双方均认可2013年12月到南关区公安分局就案涉事宜报案，诉讼时效从龙奇报案之日起中断，现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对该案作出了何种处理结果，诉讼时效尚未重新计算，故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沈振文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关于沈振文是否应返还给龙奇26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订立的案涉协议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原审认定协议无效及判令沈振文返还26万元并无不当。无效合同自始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故沈振文提出其将钱款交付他人双方协议履行完毕的主张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韩某某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案涉协议系沈振文与龙奇签订，韩某某并非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韩某某非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原审未准予沈振文追加韩某某作为当事人的申请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沈振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业春
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
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