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2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河背芽蕉湾五巷199号1楼102房。�定代表人：叶锡达。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邓圭，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梁，男，196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彩萍，女，195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乾，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志梁、黄彩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邓圭、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第一判项中“原被告应当按照《协议书》及《关于对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的内容，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的该部分诉请。事实和理由如下：上诉人认为：①一审判决是一份“罔顾事实”、“错得离谱”的判决；②一审判决是一份“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判决；③一审判决是枉法裁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两项事实足以认定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已被解除，却仍强行判令继续履行，即“查明的事实”与“判项”明显自相矛盾。(一)一审判决查明的关键事实之一：黄志梁二人同意上诉人分取拍卖款中的4000万元，二人自己分取2000万元，剩余的22939751.3元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1、一审判决在“审理查�”中，两次认定了上述事实。在一审判决第1l页第3-7行中，认定“原、被告达成先分配一部分执行款的意见，……由法院先行支付被告执行款4000万元……剩余执行款22939751．3元由原、被告再另行协商处理。”由判决书第12页第11-15行的内容可知：通过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咨询后，一审法院再次认定了这一事实。2、一审认定的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上诉人分取拍卖款中的4000万元，是征得黄志梁二人同意的，其在本案中意图反悔，并进而向上诉人追回其所为“多分”的几百万元，完全是“痴人说梦”，由此可见其二人无诚信意识，无法律常识。其二，既然剩余执行款22939751.3元，双方“再另行协商处理”，那么在协商一致之前，是否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其三，双方的上述“两项”合意足�证明：2015年3月份的《协议书》及此后的《补充协议》已然被解除。(二)由一审法院查明的关键事实之二：即上诉人已于2016年3月30日单方通知解除双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可知：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已不可逆转地被解除了。1、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8-22行，即“另查”部分认定：上诉人于2016年3月30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报告》的形式，①撤销对黄志梁的委托；②不认可双方之间的“任何协议”。2、由于2015年3月16日的《协议书》及之后的《补充协议》属委托合同，上诉人有权单方解除。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有二，其一，黄志梁负责推进涉案财产的处置，且自己承担相关费用。其二，由于上诉人系首封，依法律规定，需上诉人全额实现债权后，黄志梁二人的债权才可能实现，但是为酬劳黄志梁推进涉案财产处置，每平方1000元部分上诉人只优先受偿1500万元，每平方超过1000元的部分，则按6：4分成，以此作为代理费用。既然涉案《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系委托合同，那么，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上诉人可以随时单方解除。3、即使黄志梁二人对上诉人单方解除涉案《协议书》等的行为效力有异议，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其除斥期间(3个月)也早已届满。根据《合同法》第96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无论是行使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权，解除通知到达时即解除。即使上诉人在送达解除通知时不规范，黄志梁二人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已将其作为证据使用，证明已经到达。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除斥期间为3个月，但该3个月的期间早已届满。(三)一审法院置两协议已被解除的事实不顾，强行判令继续履行这一反常行为，凸显了本案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中查明的两次事实足以证明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己被解除，但在“本院认为”却又置这一事实不顾，强行判令双方继续履行已被废止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可谓“自相矛盾”，也凸显了本案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二、一审法院以“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合同法》第410条的明确规定，进而判令上诉人继续履行上述两协议，这种判法，实在是错误的。(一)根据《合同法》第410条规定，上诉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如前所述，《协议书》及《关于对的补充约定》性质上是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法律赋予合同双方享有未附加任何前置条件的任意解除权，上诉人可以随时单方解除。因此，该两份协议自上诉人出具《报告》之日即已解除。(二)本案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不符合适用法律原则的唯一条件：为实现个案正�，强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赤裸裸地知法犯法。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教材第76页第7行、倒数第11—12行及第77页第1、4—8行对法律原则适用的解读是：“四、法律原则的适用…三是法律原则的适用可以排斥规则的适用，这发生在法律规则适用于个案产生与法的精神不一致的结果，即发生个案不公的时候…”及“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第二，法律规则优先适用。在适用法律时候，优先选择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是例外，即所谓“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因为法律原则抽象性程度高于规则，法律规则是法律原则的细化与具体化，因此，在理论上应当假定法律规则正确体现了法律原则的精神，在存在法律规则的场合下，应当适用法律规则。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排斥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否则便否定了立法与判例的正当性。…�由此可见，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时，只有在为实现个案正义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而本案显然不存在为实现个案正义的情形即上诉人和两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均享有任意解除权，且被上诉人如认为在被解除委托关系后，其权利受到损害后可另行主张，故适用该规定根本不会对两被上诉人产生不公正。但是一审法院为硬帮两被上诉人，却置《合同法》第410条的明确规定不顾，强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判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这难道不是“强奸式”的审判方式吗?三、其他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恶意割裂上述两份协议中的委托关系及与其相关的附属内容之间的关系，选择性适法，是枉法裁判。事实依据见：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但协议不只是委托事项，还有其他内容，《协议书》和其《补充协议》的其他约定并没有解除…”的内容。如前所述，在这两份协议书中关于对拍卖款分配约定是基于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推动案件的执行，相当以让渡部分优先受偿权来支付被上诉人的代理费用。如非这样，上诉人是首封，除农行的抵押权优先受偿外，其余拍卖款都应由上诉人全部受偿，凭什么将部分优先受偿权让渡给两被上诉人?即没有委托关系就没有让渡优先受偿权这一约定，这完全说明这两份协议中关于委托关系及其他拍卖款分配的约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审法院一边知悉两份协议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一边又断然割裂他们两者的关系，选择性适法，是故意枉法裁判!(二)上诉人已足够“诚信”，一审法院却强行给上诉人扣上“违背诚实信用”的帽子，简直令人匪夷所思。1、�首封的上诉人未充分实现债权的情形下，黄志梁二人已分取2000万元，上诉人已足够“诚信”，对方得寸进尺，置执行和解于不顾，“诚信何在”?即使双方在执行和解之前，对《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是否解除存在争议，那么上诉人系首封，且债权近9000万元，如上诉人不让渡部分优先受偿权，在黄志梁二人的债权根本无从实现的情形下，同意分给二人2000万元，就是考虑到两被上诉人确实有推动案件的执行(但其未完成委托事项)。这足以表明上诉人足够“诚信”。2、违背诚信的是黄志梁二人，一审法院却凭空认定对方已基本完成委托事项，强行给上诉人扣上“违背诚实信用”的帽子，纯属颠倒黑白。如上所述，上述两份协议早已在最后一次拍卖之前解除，且两被上诉人并未按照《关于对2015年3月16日和2015年4月28日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再补充协议》的约定最终促成由其介绍的案外第三人竞拍取得本案6万平方土地，一审法院强行认定已基本完成，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即使基本完成委托事项，在没有彻底完成前，上诉人都有权随时解除(何况是基本都没有完成)，这是法律赋予上诉人的法定解除权，不存在违约，更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之说(况且上诉人已足够“诚信”)，一审法院强行给上诉人扣上“违背诚实信用”的帽子，是不当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一个“罔顾事实”、“枉法裁决”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黄志梁、黄彩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该维持。1、涉案2015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对的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首先这是双方自愿签订，意思表示真实�另外，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会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应该继续履行。因此，一审对此的认定、处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2、涉案2015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对的补充协议》从来没有被撤销过，迄今依然生效。3、涉案2015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对的补充协议》，除了有权益分配内容外，还包含了有偿代理的内容，根据一审的证据十五、十六，已经可以清楚反映出被上诉人为代理工作付出了劳动和时间，并且承担了合同约定的费用支出，合同约定的代理工作已经无瑕疵完成。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黄志梁、黄彩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5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对的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被告应该继续履行；2、判决确认被告应该支付原告的拍卖款22939751.3元，并且应该履行支付义务；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黄彩萍、黄志梁诉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邓定稳、惠州市志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邓运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3）惠中法民四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应向黄彩萍、黄志梁偿还借款本金2119万元及相应利息，且确认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以其提供的位于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证号：惠阳府用【2000】字第13×××××121号]剩余的财产价值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保证责任。判决生效后，黄彩萍、黄志梁作为申请执行人依法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立执行案号为（2015）惠中法执字第51号案执行，且查封了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土地。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申请财产保全。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日作出（2011）揭中法民二初字第3-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土地。案经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1年9月29日作出（2011）揭中法民二初字第3号�事判决，判决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偿还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款1800万元及赔偿损失4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按欠付金额2200万元从2006年9月13日起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每月2%计算）。判决生效后，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依法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4年8月6日委托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日受理后立执行案号为（2014）惠中法执委第7号案执行。原告黄志梁、黄彩萍与被告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的共同申请执行人，原、被告为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及各自的案件能得到顺利执行，于2015年3月16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处置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证号：惠阳府用【2000】字第13×××××121），在处置款优先支付农业银行的抵押债权后剩余款项不足以清偿原、被告两方全部债权的情况下按如下方式处理：1、拍卖成交价格在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含本数），被告方优先受偿1500万元，剩余部分用于清偿原告债权；2、如拍卖成交价格超出每平方米1000元，则超出部分的40%优先用于清偿被告债权，剩余的60%用于清偿原告的债权。且约定被告同意委托原告之一的黄志梁作为被告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原告办理委托事项所支出费用全部由原告承担，被告不负担任何费用。同日被告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黄志梁作为其与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执行案件的执行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之后，原、被告双方就《协议书》于2015年4月28日再次签订一份《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处置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在处置款优先支付农业银行的抵押债权后剩余部分如不足以清偿原、被告两方全部债权的情况下按如下方式处理：1、拍卖成交价格在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含本数）的部分，被告方优先受偿1500万元，剩余部分用于清偿原告债权；2、如拍卖成交价格超出每平方米1000元，对每平方米1000元部分则在按以上第1项保证被告方优先受偿1500万元，剩余款项用于清偿原告方债权；另对超出每平方米1000元部分的40%用于清偿被告债权，超过每平方米1000元部分的60%用于清偿原告债权。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协助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动�案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的拍卖进程。2015年3月16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惠州市惠阳区住建局、国土局发出要求出具涉案土地使用权规划条件告知书。2015年4月8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惠州市××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要求交纳涉案土地评估费75648元，原告根据要求于2015年4月13日缴纳了涉案土地评估费75648元，并且缴纳了土地测绘费29426元。2015年4月29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给惠州市惠阳区国土资源分局，告知该局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涉案土地进行拍卖，询问该局涉案土地是否欠出让金，要求该局对涉案土地资料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书。2015年5月20日，惠州市惠阳区国土资源分局复函给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土地无欠费记录，但该地不符合挂牌转让条件。建议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惠阳区建设用地盘整办公室联系有关事宜。2015年5月2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通知书给惠州市国土局惠阳区分局，告知该局必须协助执行法院对涉案土地的拍卖。2015年7月3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给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挂牌转让审核意见》，意见称，“贵院可按规定委托惠阳区×××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上述土地……”。经原告的协调和推进，涉案土地惠州市××区淡水××桥村××大道左侧6万平方米商住用地终于在2015年9月23日在惠州市惠阳区×××交易中心挂牌拍卖。经第一、第二次流拍后，第三次拍卖于2016年7月26日由惠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108201600元竞得。另查，被告曾于2016年3月30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报告》称，鉴于原告黄志梁欺骗其达成执行款分配协议后，有意拖延案件执行进程，损害其利益，其决定撤销对黄志梁的委托，且不认可其与原告黄志梁、黄彩萍之间的任何协议。2016年11月5日，被告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请求先行支付5000万元执行款的申请书》，申请先行支付执行款5000万元。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主持下，2016年11月14日，原、被告达成先分配一部分执行款的意见，同意执行款在优先偿还农行惠州分行25261848.7元后，剩余82939751.3元，由法院先行支付被告执行款4000万元、支付原告执行款2000万元，剩余执行款22939751.3元由原、被告再另行协商处理。原告于2016年11月22日领取了2000万元的执行款，被告于2016年11月23日领取了4000万元的执行款。2017年1月17日，原告以被告不履行双方之间的协议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发函给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咨询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的涉执行案件情况。惠州市中�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6日回复称，一、该案执行中，在拍卖时，有如下债权人对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新桥村6万平方米综合用地【证号：惠阳府国用（2000）字第13×××××121号】进行查封。1、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属第一顺序查封；2、另案【案号：（2015）惠中法执字第51号】申请执行人黄彩萍、黄志梁，属第二顺序查封。另，上述综合用地在另案【案号：（2008）惠中法执恢字第125号】属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惠阳支行抵押物【他项权证为惠阳他项（2006）字第081号】。二、上述综合用地，经委托惠州市惠阳区×××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拍卖时，惠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08201600元竞得上述综合用地。该综合用地成交后，有如下债权人申请参与上述拍卖所得款分配。1、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2、另案的申请执行人黄彩萍、黄志梁；3、另案的申请执行人（抵押权人）中国××银行惠阳支行。三、上述拍卖所得款，依法已先支付给中国××银行惠阳支行本息25292184.87元（已付清）。2016年11月14日本案申请执行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另案申请执行人黄彩萍、黄志梁在暂没其他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前提下，其双方进行协商，其双方协商确认：在上述剩余拍卖所得款中，支付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4000万元及另扣执行费：107400元；支付黄彩萍、黄志梁2000万元及另扣执行费：87400元。除上述已支付款项外，剩余上述综合用地拍卖所得款其双方称再行协商，但，至今协商未果。上述拍卖所得款中共已支付款项85486984.87元（含扣执行费）。剩余土地拍卖所得款22714615.13元（未扣除评估费、挂牌公告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问题有两个：一、原被告签订协议是否具有可诉性；二、该协议是否有效。对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否具有可诉性问题。原被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其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划分自己债权的实现比例方案，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因该协议的履行发生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具有可诉性。对于协议是否有效问题。首先要看其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次要看其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内容来看，协议内容是划分原被告各自债权的实现比例，法律并没有禁止首封人和轮候查封人协商实现自己债权的比例，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内容并不为法律所禁止。至于原被告的协议内容是否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6日给一审法院的回复函来看，在原被告签订协议至涉案土地被拍卖后，仅有原被告及抵�权人中国××银行惠阳支行三个债权人申请参与拍卖款的分配。原被告的协议已明确了抵押权人中国××银行惠阳支行的优先受偿权，因此，原被告协议划分的部分是可供原被告分配的部分，原被告协议划分其双方可分配的款项比例，并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另外，原告取得的合同权利是有偿取得。其一、原告依据协议接受被告委托代理执行案件和协助法院推进案件的执行，需要付出劳动和时间；其二、原告在代理执行案件和协助法院推进案件的执行时，需要付出费用，且该费用已实际发生，原告交纳了涉案土地评估费75648元和土地测绘费29426元。被告虽然在2016年3月30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报告声称撤销对原告黄志梁的委托，但协议不只是委托事项，还有其他内容，《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其他约定并没有解除，况且此时协议约定的事务已基本完成，涉案土地已经进入拍卖阶段，被告此时的做法是违背诚实信用。被告仍应按协议的承诺履行。综上，原被告于2015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划分可供其双方分配的执行款比例，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合法有效，对双方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现涉案土地60000平方米，拍卖成交价款108201600元，计得每平方米1803.36元，符合补充协议第2条关于拍卖成交价超出每平方米1000元的清偿方案，即对每平方米1000元的部分，被告优先受偿1500万元，剩余款项用于清偿原告债权；对每平方米超过1000元的部分，40%用于清偿被告债权，60%用于清偿原告债权。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应该支付原告的拍卖款22939751.3元的诉讼请求，因原被告的协议约定是划分拍卖款的清偿比例，并不是被告欠了原告�拍卖款，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本案在审理期间，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其自己放弃法律赋予的答辩、质证权利，依法应以缺席论处。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原告黄志梁、黄彩萍与被告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当按照《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即对拍卖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6万平方土地得款在原被告之间按拍卖成交价在每平方米1000元的部分，被告优先受偿1500万元，剩余款项用于清偿原告债权，拍卖成交价每平方米超过1000元的部分，40%用于清偿被告债权，60%用于清偿原告债权的比例履行。二、驳回原告黄志梁、黄彩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499元，由原告黄志梁、黄彩萍负担78249.5元，被告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824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关于对2015年3月16日和2015年4月28日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再补充协议》复印件（有原件供核对）；证据二、本院2016年11月22日作出的（2014）惠中法执委字第7-3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该两份证据予以证明：双方约定两被上诉人负有促成涉案6万平方土地由黄志梁介绍的第三人竞拍取得的合同义务，但涉案6万平方土地系由惠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竞拍取得，�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黄志梁介绍的竞买人，被上诉人并未按约定完成委托事项。两被上诉人经质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三份协议，相对前两份协议而言是增加了新内容，即约定由黄志梁找其他人竞买，即使第三份协议约定的工作没有完成，后果就是第三份协议方案无法履行，应按照前份协议履行。本院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于2015年11月签订了一份《关于对2015年3月16日和2015年4月28日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再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再补充协议》），约定如下内容：经双方商定，对前协议及补充协议部分内容进一步明确如下：……如果拍卖成交，双方同意按如下方案处理：上述土地拍卖成交，如果黄志梁介绍的买受人以�三次保留价5720.16万元竞得或者超出5720.16万元竞得上述土地，拍卖所得款项，双方均按5000万元的拍卖款来分配，即5000万元在优先支付农业银行的抵押债权后，双方各占50%份额分配拍卖款。对买受人超出5000万元（不含5000万元）已支付的部分拍卖款，双方同意交由黄志梁退回给黄志梁介绍上述竞买土地的买受人。对买受人超出5000万元的部分拍卖款（已退回给买受人），双方仍同意承担各按占50%的份额，作为抵减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木业有限公司欠双方同等数额的债务。本院认为：上诉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黄志梁、黄彩萍先后签订的《协议书》、《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再补充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上述《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是否已解除？2、被上诉人黄志梁没有按《再补充协议》的约定介绍买受人竞买到涉案土地，是否影响《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履行？关于《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经查，从《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看，有两项约定，一是执行款分配比例；二是上诉人委托黄志梁为其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人。据被上诉人所述，上诉人之所以愿意让渡部分执行款（涉案土地拍卖所�款）给被上诉人受偿而签订该两份协议，是因为协议签订之时涉案土地无法执行处置，被上诉人应承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推动涉案土地执行处置。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有关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给本院的函件，以及被上诉人缴纳涉案土地评估费、土地测绘费票据等证据看，确实初期涉案土地无法执行处置，在被上诉人积极配合下最终得以挂牌拍卖。二审中上诉人也认可了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做了很多工作。虽然上诉人在2016年3月30日向本院出具《报告》，声明撤销黄志梁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人身份及不认可双方签订的任何协议，本院也将该《报告》内容告知被上诉人，但是，该《报告》产生的法律后果仅是上诉人与黄志梁之间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关系终止，也就是说，此后黄志梁不再是上诉人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而已，对于上述两份协议中有关执行款分配条款无法产生解除的法律后果，况且，此时涉案土地已进入拍卖阶段，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基本完成。因此，上诉人主张上述两份协议已解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再补充协议》是否影响《协议书》和《关于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履行问题。经查，《再补充协议》是在涉案土地两次流拍的背景下所签订，为早日实现债权，约定由黄志梁介绍买受人在第三次拍卖中竞买涉案土地，如在黄志梁介绍的买受人购买了涉案土地的情况下，双方对执行款重新调整分配比例受偿，即由双方各分配50%，并由双方按50%比例共同补还买受人超出价款5000万元部分，上诉人将其所负的补还款项交给黄志梁转付买受人。假如涉案土地为黄志梁介绍的买受人所购买，那么，根据《再补充协议》约定的执行款处�方案，上诉人分到的执行款显然远少于按前两份协议履行分到的款额。现涉案土地为案外人惠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购买，而惠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黄志梁介绍的买受人，故双方对执行款的分配不能按《再补充协议》履行。由于《再补充协议》是前两份协议的例外补充，内容上没有牵连，没有废除前两份协议，没有约定黄志梁没履行义务时的法律后果，据上所述被上诉人亦已履行了前两份协议的义务；上诉人作为涉案执行标的—土地使用权的首封人，在执行案件中与轮候查封人即被上诉人签订协议，让渡部分执行款给被上诉人受偿，上诉人该行为属于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执行款的�配应按前两份协议履行。综上，上诉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249.5元，由上诉人广东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金 升审判员 徐 国 华审判员 沈   巍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林帅（兼）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