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04民初6043号
原告：孙强，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娜娜，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刘洋，经理。
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范胜玲，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阁，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新疆墨玉县，现住广州。
原告孙强与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信北京公司）、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诺信济南公司）（以下简称两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韩娜娜，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1786.78元；2.判决两被告为原告补发2015年9月1至2016年5月1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工资38436.78元；3.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6256元；4.判决两被告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被告一与原告协商建立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济南分公司总经理，月工资为20000元加绩效。2014年6月25日原告正式提供劳动。2014年7月1日，被告一下属的被告二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6月25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工作岗位为分公司总经理，工作地点为济南，工资为8000元加绩效工资。因被告与原告协商确定的月工资数额为20000元加绩效工资，故同日被告二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每月费用报销额度12000元。此后，被告一按月工资20000元加绩效的标准向原告发放工资。2015年6月30日原劳动合同到期后，原告继续为被告一提供劳动。原告曾在劳动合同到期后要求被告一及时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员工续签劳动合同。截至2016年5月11日原告向被告一提出辞职申请时，被告仍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被告一应当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1786.78元。2015年9月1日，被告一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的工资由每月20000元加绩效降低为每月16000元加绩效。被告一的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向原告补发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1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工资38436.78元。为了达到逼迫原告辞职的目的，2016年5月3日，被告一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变更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2016年5月11日，因被告一存在多项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原告向被告一提出辞职申请。当日被告一接受并同意了原告的辞职申请。2016年5月17日，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完成了工作交接。但被告至今未给原告提供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二仅按照月工资4000元的标准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就被告一、被告二的上述违法行为，原告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于2016年12月14日领取了济槐劳人仲案(2016)270号仲裁裁决书。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起诉，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孙强在本案诉讼中明确：1.要求两被告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为123786.78元。计算方式：2015年7月-9月20000元／月（3个月总额6万元）；2015年10月22990元（其中2990元绩效）、11月21510元（其中1510元绩效）、12月20850元（其中850元绩效）、2016年1月-4月20000元／月（4个月总额8万）、2016年5月6436.78元（20000元／月÷21.75天×7个工作日=6436.78元），上述金额共211786.78元，因被告2016年12月30日支付了88000元劳动争议赔偿款，故该项诉讼请求金额调减为123786.78元。2.要求两被告补发2015年9月1至2016年5月1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工资38436.78元。计算方式：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每月少发4000元，共32000元；2016年5月工作7个工作日，应发工资为6436.78元。上述合计38436.78元。因被告2016年6月8日支付了5月工资5288.33元，故该项诉讼请求金额调减为29148.45元。3.原要求两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6256元，后变更为29292元，计算方式：2015年度济南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882元×3倍×2个月=29292元。其另说明原要求两被告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因两被告于其起诉后已向其交付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故放弃该项诉讼请求。
两被告辩称：1.被答辩人孙强在民事起诉书中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被答辩人返还答辩人因计算时间认为仲裁生效而向被答辩人支付的人民币88000元。
事实与理由一：被答辩人请求判决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1786.78元。该请求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6月30日到期后，并未在一个月内续签，但这种情况事实上是被答辩人的管理失职、管理过错造成的。被答辩人系答辩人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具有分公司最高管理权。被答辩人济南分公司的人事、行政、财务等部门均是由答辩人直接进行领导和管理，总经理对企业劳动合同的签订和管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辩称向公司提出续签合同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应，但其没有提交与申请被拒绝的证据。分公司总经理有职责代表分公司与员工签订或者续签劳动合同。其疏于管理，消极对待其职权，其在劳动合同的管理上存在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最终导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的局面。《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明确只有自“用工之日”起超过规定期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才需支付双倍工资，而并没有规定“应续签之日”，被答辩人对“用工之日”的含义做出任何扩大解释均不具备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被答辩人的工资为8000元，被答辩人将月度报销额度主张为其约定的月工资组成部分没有法律依据。不仅如此，答辩人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依照法律生效规定，在收到裁决书的第16天，向被答辩人的银行账户按照裁决书汇款了88000元。被答辩人收到该笔款项后却并未向答辩人提出任何质疑或者不接受的意思表达。该事实可以说明被答辩人已经接受了仲裁裁决按照每月工资8000元确立的支付标准。
事实与理由二：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补发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劳动报酬38436.78元无依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工资为800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3000元，职位工资3000元，工龄工资2000元。其中：绩效工资根据个人业绩考核的结果决定具体发放金额。计发规则按照甲方有关制度办法执行。不仅如此，被答辩人的代发工资的银行的电子工资单已经回执明细中明确写明了7097元的金额，用途为x月工资。被答辩人辩称与答辩人约定的实际工资为每月20000元加绩效，但却提供不了约定依据，仅凭与答辩人约定的月度报销最高额度为12000元就认定自己的月工资为2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报销费用明显不属于工资组成部分。相反该规定第十一条明确指出了差旅费、福利费等不计入工资总额。报销费用既不是津贴，也不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支付。而是按照财务报销制度并提供发票进行审批的报销费用。月度最高限度为12000元并不能理解为每月都可以报销12000元，该协议明确指出在全勤的的前提下，并且有对应额度的的正规税务发票的前提下。被答辩人考勤一直属于不正常状态，缺勤情况严重。答辩人按照考勤情况和实际情况给其报销的月费用小于12000元并没有违反双方的补充协议。因此其要求的补发请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仅仅如此，答辩人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以及报销规定在2016年6月支付了被答辩人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工资合计20385.33元，其中工资按照月工资8000元计发，费用报销的月最高限度12000元。两项合计答辩人已经向被答辩人支付了20385.33元。被答辩人已经在6月收到了相关款项，却掩盖事实，又索取所谓未足额支付的工资。被答辩人辩称自己的工资为每20000元，按照法律规定，答辩人需要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假设被答辩人月工资20000元则已经超过了年收入12万，依照法律规定，超过12万的部分需要缴纳超出部分45%的个人所得税，被答辩人需要补缴纳24万-12万=12万的45%的两年的个人所得税，大约为10万元。并应当由被答辩人支付给答辩人，由答辩人进行代扣代缴。被答辩人的月工资2万的主张如果获得法院支持，则被答辩人的收入纳税情况明显违反了税法规定，需要补缴两年大约十万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显然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请求驳回该项请求。
事情与理由三：由于被答辩人经常缺勤旷工，甚至未经申请就擅自外出，在答辩人拟对其进行调岗要求其限期报到时，被答辩人采取不协商的做法，称其在外地就诊，无法赶到。但答辩人擅自脱离岗位去外地却无任何请假手续。答辩人在此期间个人提出了辞职。
按照双方的《劳动合同》约定，员工个人提出辞职的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用人单位。被答辩人已经违反了该约定，但答辩人本着人道精神，同意了答辩人的辞职请求，并且没有扣除其旷工工资，也没有追究其长期旷工的违约责任，而是按照约定足额甚至超额发放了其劳动报酬。答辩人在长期旷工的情况下个人提出辞职，却又要求得到经济补偿金26256元，没有法律依据。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陈述的事实，答辩人是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其将公司的协商调动视为变相逼迫，仅是其主观个人猜想，没有法律依据。其索要经济赔偿金的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请求依法驳回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事实与理由四：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为其办理离职证明，但事实上早在2016年5月答辩人就已经准备了相关证明，但被答辩人一直不来配合签字领取。
事实与理由五：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诉讼费用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被答辩人系答辩人的总经理，其管理失职造成了未续签劳动合同的，但其却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滥用诉权。请求法院驳回该项请求，并判决由答辩人承担诉讼费。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请求其返还答辩人因计算时间认为仲裁生效而向被答辩人支付的人民币88000元。以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如下：
1.2014年7月1日，孙强与诺信济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30日，其中6月25日至8月25日为试用期；工作内容为分公司总经理，初始职级为A4，工作地点为济南，需出差；劳动报酬为转正后月度工资800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3000元、职位工资为3000元、工龄工资2000元，每月10日前（含10日）通过银行转账按月发放上月工资，遇节假日或公休日顺延。合同中另对社会保险、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同日，双方还签订《〈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为提高工作效率，激励提升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诺信济南公司同意孙强在全勤的前提下按每月12000元的最高额度进行费用报销。如未全勤，将按实际出勤天数与应勤天数的比例计算报销额度；补充协议另约定了保密等内容。双方还另行签订《员工保密协议》，约定了孙强应承担的保密义务等内容。
2.劳动合同签订后，孙强在诺信济南公司工作。其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个人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4年8月11日存入14105元和7097元；9月10日存入14100元和7655元；10月10日存入16585元和7097元；11月10日存入14590元和7097元；12月10日存入20718元和7097元；2015年1月9日存入17233.50元和7097元；2月10日存入13682.53元和7097元；3月10日存入17577.60元和7142元；4月10日存入16136元和7142元；5月8日存入14781.84元和7142元；6月10日存入14392.50元和7142元；7月10日存入13145.75元和7142元；8月10日存入12000元和7142元；9月10日存入12000元和7142元；10月10日存入8000元和7142元；11月10日存入10990元和7142元；12月10日存入9510元和7142元；2016年1月11日存入8850元和7142元；2月4日存入8000元和7097元；3月10日存入8000元和7097元；4月8日存入8000元和7097元；6月8日存入15097元、333.33元和4955元。孙强说明以上存入款项中2015年8月以前按月工资20000元发放，自2015年9月份后按月工资16000元发放，扣除相应缴纳社会保险等费用，另部分月份有绩效工资，其中2015年10月、11月和12月的绩效工资分别为2990元、1510元和850元。
3.孙强在诺信济南公司工作期间，诺信济南公司未按孙强的实际工资收入为孙强缴纳社会保险。
4.诺信济南公司的印章均由诺信北京公司掌管；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对此予以确认，并说明按总公司规定，如果需要使用印章，可以发个OA邮件，盖章当天就可以寄回来。
5.孙强与诺信北京公司之间在工作中多次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函件、信息，包括：
（1）2015年9月10日，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集团各机构、部门发送《孙强同志的任命》即诺信北京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的《关于孙强同志的任命通知》，内容为根据公司年度战略规划，成立五家省级分公司，任命孙强担任济南省级分公司副总经理（职级：A8），全面主持济南省公司下辖营业部的拓展和管理工作。自2015年9月1日起生效。
9月11日，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孙强发送《关于孙强同志任命下达后的薪资调整说明》，内容为“您的任命已经下发，定位济南省公司副总经理，职级A8，匹配改（该）职位对应薪资月薪16000元（9月1日起），等省公司达成基本指标时予以提升”。
（2）孙强曾于2015年9月22日向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员发送主题为“济南员工合同到期”的电子邮件，内容为“济南所有后线员工的合同已于7月31日到期，5月我曾向周锐总做过汇报，至今未收到公司的处理意见。为避免劳动纠纷风险，请公司尽快处理”。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员回复称“已安排，人事会跟进”。
（3）2016年5月3日，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员向孙强发出电子邮件，即《关于孙强同志的任命通知》，内容为：任命孙强为广州本部业务管理部企划督导处负责人，负责协助业务管理部落实各分公司企划督导管理工作。免去孙强原济南分公司总经理职务。此任命自发文之日起生效。请孙强于5月5日前到广州本部人力资源部报到。该邮件中还说明“并及时按照公司要求办理调动手续。如有异议，请于报到前及时联系广州本部”。该负责人于5月5日向孙强发送主题为“关于您工作调动的回复”电子邮件，内容为：由于您不接受公司调动安排，请即日起回到济南分公司上班，并接受公司指纹考勤管理，于5月6日在济南分公司办理相关劳动合同续签手续。如不服从公司安排，拒不办理或不出勤，视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孙强于当日向该负责人回函（电子邮件）称其因病在外地诊疗，无法赶回济南。请先将电子版合同发其邮箱。
5月6日，该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又向孙强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附件为劳动合同续签的公司统一模板。请签字寄至：广州本部”。随该邮件的附件为《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员工保密协议。
孙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供该空白《劳动合同书》，载明甲方为诺信济南公司，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工作岗位为分公司总经理，工作地点为济南，月度工资为500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1600元，绩效工资为3400元。
（4）2016年5月11日8：40：30，孙强向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发出主题为“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电子邮件，内容为“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因贵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未与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与本人协商变更工作地点等多项违法行为，本人依法解除与贵公司的劳动关系”。当日10：02：19，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回复电子邮件，说明尊重孙强的决定，但对孙强提出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未与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与本人协商变更工作地点”回复称：公司一直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并无拖欠或不足额发放；一直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无拖欠；公司多次与孙强联系，但孙强一直处于拒绝沟通状态，并从4月开始未回过公司上班，人资部迫于无奈，将劳动合同以EMS邮件形式发送到孙强家中，孙强回复主动解除，是放弃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协助变更工作地点也说不过去，在孙强邮件回复不同意调岗后，以邮件和EMS两种方式告知，由于孙强不同意，公司明确表示同意孙强回到济南上班，并续签合同。
6.孙强在向本院提起诉讼前，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诺信北京公司及诺信济南公司：（1）补发其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劳动报酬28000元；2016年4月1日至5月11日的劳动报酬26436.78元；（2）支付经济补偿金26256元；（3）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1786.78元；（4）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该仲裁委审理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6）2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诺信济南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孙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88000元；（2）诺信济南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孙强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3）孙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孙强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本院。
两被告对裁决书无异议，并于2016年12月30日向孙强账户内存入该裁决书确定的二倍工资88000元。其在本案诉讼中说明，存款时误以为仲裁裁决书生效，现因孙强起诉，裁决书未生效，其要求孙强返还。
孙强在本案诉讼中最终明确，其要求两被告支付的双倍工资，扣减两被告于2016年12月30日支付的88000元后调整为123786.78元，但因两被告在诉讼中提出要求返还该88000元，故其对双倍工资原数额不再调整，仍然要求两被告支付211786.78元。
以上事实有孙强及两被告提供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孙强提供其个人银行账户明细、济南市社会保险查询信息、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出具的（2016）济泉城证经字第17780号《公证书》载明的电子邮件，两被告提供《员工保密协议》、银行付款单据、电子邮件等及当事人双方的陈述为凭。
本院认为以下事实方面当事人存在争议，对此本院分别认定为：
关于孙强在诺信济南公司的实际工资
孙强主张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工资8000元及同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2000元报销额度均为其工资，其主张补充协议中载明的报销额度是两被告为了规避法律责任而拟定的条款，实际两被告从来没有用发票报销的方式发放，而是每个月都是按照12000元给其发放；其还说明其所提供的账户明细中每月存入的工资中存入的7655元或7097元、7142元是《劳动合同书》中所约定的工资8000元扣除社会保险等费用后的数额，其他款项中超过12000元的为绩效工资。
两被告主张孙强的月工资就是《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8000元，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报销额度12000元确实也是逐月发放的，应该是要单据的，但因为孙强是总经理，需要一些额外的人情交往和服装费之类的，所以公司有时候自己找一些发票帮他报销发放。
对此本院认为，虽然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孙强的月度工资为8000元，但双方又通过《补充协议书》约定了12000元的报销额度。如果该12000元不是工资，而只是工作中费用的报销额度，就需要孙强提供相应花费的单据，且如果是报销费用，则必然会存在着数额差异，而从孙强提供账户明细来看，每月的12000元是固定发放，并不存在数额变化。此外，诺信北京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关于孙强同志的任命通知》，任命孙强担任济南省级分公司副总经理，职级由原《劳动合同书》中确定的A4下调为A8。9月11日，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孙强发送《关于孙强同志任命下达后的薪资调整说明》，其中也明确说明自9月1日起匹配该职位对应薪资也调整为月薪16000元。由此表明孙强就工资数额的主张有理有据，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确认其工资应包括《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月度工资8000元和《〈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所谓报销额度12000元，合计20000元，另外的绩效工资则根据工作情况有所不同。两被告所述孙强原工资仅为《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月度工资8000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2.关于2014年7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满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两被告确认与孙强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满后未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认为孙强系诺信济南公司经理，责任在其本人。对此，本院认为，经审理查明一是可以确认诺信济南公司的印章由诺信北京公司掌管，并非诺信济南公司能够随意加盖，二是可以确认孙强就诺信济南公司劳动合同到期应当另行续订合同特别向诺信北京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员发送过电子邮件，该负责人也表态会跟进，但事实上没有再实际签订。由此说明孙强虽原为诺信济南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人，但未订立劳动合同的责任并不在其本人，而是两被告的原因导致。
3.关于孙强离职原因
孙强主张其离职原因在于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未与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与本人协商变更工作地点等多项违法行为。两被告则主张孙强是因个人原因离职。两被告就此提供孙强于2016年5月11日出具的《辞职信》，内容为“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现由于个人原因，本人向公司提出于2016年5月11日正式离职，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请协助办理相关离职手续，请予以批准”。该《辞职信》原文中的“由于个人原因”被划掉，手写改为“因公司违法”。两被告说明该处为孙强本人划掉、改动。
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还提交《员工离职薪资结算表》、《员工高职本部门工作交接表》，载明孙强与诺信济南公司的交接情况。孙强对该结算表、交接表无异议；其另提供用人单位处加盖诺信济南公司印章、劳动者处空白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由诺信济南公司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11日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载明孙强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于当日解除劳动关系。孙强说明未见过以上协议书及证明书。
就此，本院认为经本案审理已经查明孙强在诺信济南公司工作期间，在原劳动合同期满后，诺信济南公司未及时与孙强继续签订劳动合同，存在着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情形。且在此后，诺信北京公司未与孙强协商，重新确定孙强的职务、降低了孙强的职级、收入，并还曾单方调整过孙强的工作地点等。诺信济南公司的以上种种行为，也存在着不当之处。在此情形下，孙强提出离职及解除与诺信济南公司的劳动关系有理。
4.关于孙强是否存在两被告所述缺勤旷工、未经申请就擅自外出的情形
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供2016年5月6日诺信济南公司出具的《对于济南孙强总出勤及工作情况的抽查回馈》，载明：（1）孙强自2016年1月中旬至今未见至公司出勤；（2）未出勤期间未经手其请假及出差申请签报；（3）孙强自2016年1月末至今未参与济南分公司及下辖营业部的日常及其他工作。
孙强对两被告的主张及提供的《对于济南孙强总出勤及工作情况的抽查回馈》不予认可，其提供诺信北京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的《关于省级分公司负责人考勤管理的通知》，载明对各省级公司的差勤管理要求：（1）均参与考勤管理；（2）因省总经常加班或出差，对上下班打卡不作严格要求；（3）每月30日18：00前，发邮件报备下月出差计划到广州本部人力资源部，未邮件提报视为考勤不合格，扣发当月绩效奖金500元。其他考勤管理要求参照《考勤与假期管理办法》。
就此，本院认为，两被告虽主张孙强缺勤旷工、未经申请就擅自外出的情形，但其提供的《对于济南孙强总出勤及工作情况的抽查回馈》是其单方制作，在孙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证明力不足。且孙强提供的《关于省级分公司负责人考勤管理的通知》一是明确了省总上下班打卡不作严格要求，二是明确了如考勤不合格，扣发当月绩效奖金500元。由该规定，说明对缺勤等情况已经制订了处罚措施，而从孙强提供的其个人账户明细来看，没有因缺勤被扣发绩效奖金的记录，两被告对此也没有举证或作出说明。因此，本院对两被告主张孙强缺勤旷工、未经申请就擅自外出的事实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孙强虽在本案中起诉了诺信济南公司及诺信北京公司，但从其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及其具体在诺信济南公司工作的事实来看，其实际是与诺信济南公司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诺信济南公司如存在违反劳动法规的情形，应向孙强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因诺信济南公司系诺信北京公司下设的非法人分支机构，诺信北京公司在诺信济南公司向孙强承担责任时亦应负有连带清偿责任。
孙强在仲裁时提出的请求为：1.补发其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劳动报酬28000元；2016年4月1日至5月11日的劳动报酬26436.78元；2.支付经济补偿金26256元；3.支付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1786.78元；4.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后其对裁决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其时其诉讼请求为：1.要求支付其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1786.78元；2.要求补发2015年9月1至2016年5月1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工资38436.78元；3.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26256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原是基于两被告已按裁决书向其支付了二倍工资（差额）88000元而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其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由211786.78元调整为123786.78元，后因两被告在答辩中要求其返还该88000元，其又再次明确该双倍工资数额不再调整，仍坚持要求支付211786.78元；其将原要求补发2015年9月1至2016年5月1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工资38436.78元扣减2016年6月8日存入其账户内的5288.33元后要求补发29148.45元；其另将要求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确定为29292元。因此本案应围绕孙强最终确定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1.关于孙强要求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诺信济南公司于2014年7月1日与孙强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书，至2015年6月30日期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两被告辩称该第八十二条明确只有自“用工之日”起超过规定期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才需支付双倍工资，而并没有规定“应续签之日”，其该意见实际错误理解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应规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有违反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包括支付双倍工资的责任。因此，孙强要求支付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孙强要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211786.78元，其自行明确计算方式为2015年7月-9月20000元／月（3个月总额6万元）；2015年10月22990元（其中2990元绩效）、11月21510元（其中1510元绩效）、12月20850元（其中850元绩效）、2016年1月-4月20000元／月（4个月总额8万）、2016年5月6436.78元（20000元／月÷21.75天×7个工作日=6436.78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法律规定，签订包括续订劳动合同有一个月的宽展期，因此孙强要求自2015年7月1日起即开始计算双倍工资差额不妥，本院予以调整，诺信济南公司应向孙强支付自2015年8月起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另因孙强于2016年5月即离职，尚不足11个月，因此诺信济南公司应向孙强支付此间双倍工资的差额。其次，诺信北京公司调整了孙强的职务和职级，自2015年9月1日起按职级A8匹配工资16000元。尽管孙强在提出仲裁和在本案诉讼中提出该调整是诺信北京公司未与其协商作出，但从本案审理查明事实来看，诺信北京公司在该次调整、通知后，孙强并未提出异议而是正常工作，直至2016年5月诺信北京公司再次调整其工作地点时其才提出异议，以致后来双方产生纠纷。因此，自2016年9月起孙强的工资应按每月16000元计，其仍要求按原职级A4标准每月20000元计算不妥，本院予以调整。故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间，诺信济南公司应向孙强支付双倍工资差额为158638.33元（2015年8月份20000元、9月份16000元、10月份18990元、11月份17510元、12月份16850元、2016年1月-4月各16000元、5月份5288.33元）。孙强主张超出本院核定数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孙强要求补发2015年9月1至2016年5月11日未足额支付部分的工资29148.45元
孙强对该项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说明自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每月少发4000元，共32000元；2015年5月工作7个工作日，应发工资为6436.78元。上述合计38436.78元。对此，本院在前面已经述及，诺信北京公司调整孙强的职务、职级及与职级相匹配的工资待遇，由原月度工资20000元下调至16000元，诺信北京公司虽无证据证明该次调整是经与孙强协商一致后进行，但其在该次调整、通知后，孙强并未提出异议而是正常工作，直至2016年5月诺信北京公司再次调整其工作地点时其才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为孙强实际已经接受诺信北京公司的调整，包括职务、职级及匹配工资，故其要求补发工资差额38436.78元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3.关于孙强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29292元
前面已经说明，本院认定孙强提出解除与诺信济南公司的劳动关系并非其个人原因，责任在诺信济南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诺信济南公司应向孙强支付经济补偿金。孙强在该公司工作时间近两年，诺信济南公司应向孙强支付二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另依该法的规定，该二个月工资标准应以孙强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该法还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经核算，孙强在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高于济南市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4882元）的三倍，孙强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按三倍计算符合以上规定，故诺信济南公司应向孙强支付经济补偿金29292元。孙强该项诉讼请求于事有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除以上外，本案尚有两点需要说明：1.两被告在仲裁裁决书作出后，误以为已经生效而向孙强支付了88000元。该款项可待本院作出判决生效后与两被告应向孙强支付的款项进行抵销，也可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能解决时，两被告再另行主张权利。2.两被告在答辩时提出如孙强的月度工资按20000元计，则存在扣缴税款问题。就此，本院认为依法纳税是公民及企业的法定责任，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明目逃避纳税义务。两被告的该项意见有理，如需从向孙强支付的款项中缴纳相应税款，则应严格依法执行。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强支付未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8638.33元；
二、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强支付经济补偿金29292元；
三、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对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上支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孙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被告诺信汇鑫华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春疆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刘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