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淑芹，女，1969年9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子君，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东方，女，1964年6月24日出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好，北京罗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淑芹因与被上诉人孙东方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6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淑芹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我支付的款项数额，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我支付给孙东方课时费用共计542800元；我与孙东方之间成立的系附条件的合同，如我的女儿不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孙东方应当退还相关费用，我与孙东方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并未成就，我与孙东方的合同亦未生效；孙东方在与我形成的合同关系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欺诈情形，且损害了我的利益，该合同更应当予以撤销，孙东方应当返还收取我的相关费用；孙东方未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孙东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从《关于给予孙东方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可知，孙东方所实施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我们之间的合同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孙东方应当返还收取我的相关费用。
后陶淑芹于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认为其与孙东方之间的合同系无效合同，不再主张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对于其一审诉请孙东方赔偿的100万元上学损失，陶淑芹主张为损失赔偿事项，并非违约责任。另陶淑芹提出孙东方涉嫌犯罪，其收取高额学费构成诈骗罪，且本案的案由应为不当得利返还纠纷，孙东方的行为已经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处分，恰恰说明孙东方涉嫌犯罪。
孙东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陶淑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鉴于陶淑芹关于合同未生效、合同应当撤销、应当支付违约金的三项上诉理由已经放弃，我方不再就此进行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与客观情况相符，陶淑芹主张支付给我548200元，于实际情况不符，没有证据支持，我实际收到47万元（含已经上课的课时费用336000元，陶淑芹预付未上的课时费用134000元），2017年3月陶淑芹夫妇将其女儿未能录取归罪于我，我为了息事宁人退还了212200元，超出了预付未上、应退的课时费用134000元，一审认定符合本案的事实；陶淑芹要求赔偿损失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3000元是在每节课后陶淑芹支付的，应当认定为对我每次上课的认可和同意支付该课时的课时费。陶淑芹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缺乏依据，学校处分和教育部关于培训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处分决定的原因是对考生报名以后进行考前辅导，而对于考生报名前自愿进行的辅导和学习并不禁止；陶淑芹经人介绍自愿找到我，我尽心尽力进行了授课和辅导，在其女儿报名考试后仍冒着违反规定的风险进行考前辅导，帮助其女儿在300多人的考试中进入16人的复试，但最终因为发挥失常而被淘汰，且由于没有填报其他艺术院校，也没有被其他院校录取，对此我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陶淑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孙东方退还我学费336000元；2、请求孙东方赔偿我上学损失100万元；3、请求孙东方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东方于2009年12月取得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职称，并获得声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2015年，陶淑芹通过他人介绍孙东方老师给其女儿倪婧姝辅导声乐课，双方约定每节课3000元，双方已发生课时费用336000元。倪婧姝未能于2017年3月中央音乐学院的招考中被录取，后双方发送电话、短信及微信进行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2017年3月23日，孙东方报警，该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派出所出具《证明》，证明：“2017年3月23日15时许，我所民警接事主孙东方（女，身份证号码：×××）报警称：其正常生活被他人干预，后经民警工作，系孙东方与倪志坚因倪婧姝（系倪志坚之女）的学费问题产生纠纷，民警已告知双方自行到法院进行诉讼。”2017年5月5日，陶淑芹收到孙东方退还学费212200元并出具收条。201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音乐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中央音乐学院纪委关于给予孙东方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载明：“……在2017年学校本科招生报名后，孙东方同志为报考我校2017年本科声乐歌剧系考生倪婧姝上了辅导课，并收取了学费。其行为违反了《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11】23号）文件规定和中央音乐学院《关于招生中禁止考前辅导考生的规定》（院发【2014】4号）文件规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经学校纪委全委会议讨论决定，学校党委常委会议批准，给予孙东方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
1.陶淑芹支付孙东方费用的金额是多少及款项内容包含是什么？陶淑芹主张其支付孙东方总款项548200元，其中上课费用336000元，孙东方称给评委的好处费210000元，以及给孙东方的餐费2000及违章停车的费用200元，并提交陶淑芹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明细及短信，证明于2017年1月7日提款20万元并于当日请孙东方吃饭时给付；孙东方认可其收到陶淑芹交纳学费共计约47万元，但称2017年1月7日并未收到20万元的款项。对于辅导费的支付方式，陶淑芹称每次上完课直接交纳学费3000元现金；孙东方称陶淑芹基本是每节课后支付3000元，但有时会忘带或多给，但上述主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2.陶淑芹与孙东方关于每节课课时的约定？陶淑芹起诉书中主张每节课课时为45分钟，并提交手机录音截屏证明每节课时时长未超过半小时；孙东方主张具体课时长双方未约定，但每节课都在40分钟左右，上述录音记录仅为截屏，且不完整，亦不足以证明其记录的整节课时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陶淑芹与孙东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均认可陶淑芹支付学费请孙东方为其女儿倪婧姝进行辅导，并双方均认可每节课的课时费为3000元及已发生的课时费为336000元，故双方所形成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且履行完毕。陶淑芹以孙东方未能按照其承诺让倪婧姝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造成倪婧姝无学可上等巨大的损失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孙东方退还学费并赔偿损失，但陶淑芹未举证证明孙东方承诺中央音乐学院招考中保证倪婧姝被录取的事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的依据，法院对陶淑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陶淑芹提交的录音截屏不足以证明每节课的全部时长，且陶淑芹认可其系每节课后支付该节课的学费，应当视为其对于孙东方辅导授课而相应支付对价，法院对于陶淑芹的诉讼请求亦难于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7日判决：驳回陶淑芹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陶淑芹称其通过别人介绍后，孙东方主动要求给其女儿授课，并口头承诺其女儿倪婧姝可以进入中央音乐学校，且每节课3000元的课时费系孙东方提出的，为了能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陶淑芹才没有提出异议，也一直按照每节课3000元支付的课时费，一堂课一给钱，每次用信封封上，授课费共计336000元；并称接警不一定有案件发生，孙东方报的是假案；孙东方作为国家干部，明知教育部和学校有规定不允许考前辅导，孙东方还向我索要给评委的好处费。
本院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中，陶淑芹与孙东方均认可陶淑芹向孙东方支付学费，由孙东方对其女儿倪婧姝进行辅导，一审认定双方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无不妥。现陶淑芹上诉称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为无效合同，理由为根据《关于给予孙东方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可知，孙东方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陶淑芹与孙东方之间的合同应属无效。本院认为合同无效的效力性评价应当符合法定的无效条件，现陶淑芹的上诉理由不能证明孙东方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层级的强制性规定，陶淑芹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系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陶淑芹基于合同无效之理由要求孙东方退还已经收取的课时费，亦缺乏依据，一审未予支持，本院不持异议。至于陶淑芹要求孙东方赔偿上学损失一节，因陶淑芹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孙东方曾向其承诺保证倪婧姝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一事，故其对于损失的主张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依据，且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损失事项，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请未予支持，亦无不当。至于陶淑芹上诉称孙东方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陶淑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824元，由陶淑芹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慧慧
审判员 白 松
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