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11民终19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正瑞，男，195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勇，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国新，男，197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当伟，江西饶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吉林，男，196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上诉人叶正瑞因与被上诉人熊国新、原审第三人黄吉林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1102民初3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正瑞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熊国新偿还叶正瑞借款本金600万、利息330万（利息自2014年3月9日按1.5%计算到2016年9月9日止，其余利息另行计算至还清所有本金止），并判决熊国新赔偿叶正瑞缴纳的非诉财产保全的保险费2万；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熊国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被转让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黄吉林与熊国新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双方具备意思表示真实和履行了相应支付义务这两个借贷关系成立的必备条件。1、熊国新于2013年2月1日自愿向黄吉林出具亲笔书写的借条，约定了本金600万和利息，熊国新是在排除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出具借条的，且熊国新本人是成功的商人，对外资金拆借非常大，是明知出具借条法律后果的。2、黄吉林向熊国新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一审认定“被告熊国新与第三人黄吉林自2012年1月起至2016年3月双方长期存在经济往来，……黄吉林向熊国新转账支付的款项总金额为人民币4,730.05万元，熊国新支付给黄吉林的款项总金额为人民币4,866.6667万元”，是片面和有失公正的。首先，黄吉林与熊国新双方的账目往来最早一笔并不是发生在2012年1月9日，甚至还更早。其次，熊国新汇给黄吉林的总额有两笔，一笔是通过公司会计刘秀英账户汇300万，另一笔是通过横峰县巨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汇300万，叶正瑞一直认为不予认可，认为这是黄吉林与公司之间的借款，已经结清，且与熊国新和黄吉林私人间的借款没有关联。再次，既然黄吉林还给公司间的借款要并入熊国新和黄吉林个人间的借款，那么黄吉林还给公司的钱以及还给公司会计孙秀英的钱也要合并计算。经查证，黄吉林在2012年4月1日向孙秀英的账户汇款37万，2012年6月25日黄吉林向横峰县巨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账户汇款300万，黄吉林实际汇给熊国新的钱比熊国新汇给黄吉林的钱还要多（37万+300万+4,730.05万-4,866.6667万=200.3833万）。结合他们的交易习惯，双方都互付高额利息，在这个基础上，熊国新才会给黄吉林出具600万的借条。最后，从熊国新在借条出具后的履行情况看，也足以印证该600万的借款成立。从2013年2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共计支付了251万利息（其中2013年2月28日至2014年1月29日支付了229万，2016年2月7日至2016年3月31日支付蔡继辉22万），与前期利息支付标准略有下调，与民间借贷危机爆发这个大环境相关，在此之后，支付利息和还本就非常困难。综上，完全可以认定黄吉林对熊国新享有600万元债权。二、一审在程序适用上是错误的，应当对新证据进行质证。1、熊国新未在一审开庭前提供证据，所有证据都是当庭出示的，叶正瑞无法当庭核实，也无法收集证据予以反驳。2、对于黄吉林向孙秀英及横峰县巨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款项，非叶正瑞本人所能收集的证据，故一审叶正瑞的代理律师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法院也签发了律师调查令，律师把所有银行流水都调取出来交到法院，要求重新组织开庭质证，但一审法院没有组织开庭，更没有采纳这个新证据。三、叶正瑞与黄吉林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了通知义务，对熊国新发生效力。1、2014年3月9日叶正瑞与黄吉林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叶正瑞可按该协议直接向熊国新主张债权。协议签订后，叶正瑞、黄吉林于2014年3月16日共同向熊国新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并采用电话、短信等多种形式通知。因叶正瑞、黄吉林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故本案债权转让行为对熊国新发生效力。2、2016年10月8日，叶正瑞还委托蔡继辉向熊国新代收债务，再一次通知了熊国新债权转让的情况，熊国新已经实际履行了还款义务，支付了22万元。3、再退一步讲，即便熊国新认为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由于法律并未对债权转让的通知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故通知是否到达应以债务人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事宜为判断标准。叶正瑞起诉本案后，熊国新收到了应诉材料，也视为熊国新知晓了债权转让事宜，应当认定本案债权转让合法有效。
熊国新辩称，一审判决实体和程序均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叶正瑞认为被转让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是错误的。被转让的债权并不存在，熊国新并没有欠黄吉林600万元。通过流水的计算得出，截止目前黄吉林还欠熊国新2,369,167元。二、上诉人叶正瑞认为2013年2月1日借条系对以往的账目进行结算，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借条并没有说明是对双方的结算，而只是说今借到多少金额的表述。另外，上诉人叶正瑞认为该借条系熊国新亲笔书写，也是错误的。通过该借条笔迹比对，熊国新仅在借条上签名，其他所有的文字除打印外都是黄吉林亲笔书写。熊国新与黄吉林是好朋友关系，但是2013年2月1日的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三、即使该借条是对以往的账目结算，根据对双方流水的计算，截止2013年2月1日熊国新与黄吉林之间的账目往来，熊国新差黄吉林140,833元，并没有600万元事实的存在。故2013年2月1日的借条所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成立。四、即使该借条成立，2012年黄吉林也有一张借到熊国新6**万元的借条未归还，双方也可予以抵销。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该被转让的600万元的债权根本不存在。五、一审法院程序并无过错。六、关于债权转让是否通知到债务人问题。本案中债务人熊国新并未收到任何的债权转让通知，上诉人叶正瑞也无任何书面证据证明熊国新收到了书面通知。上诉人叶正瑞所言一审法院向熊国新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也属于一种债权转让的通知，对此予以认可，但是通知到达之后债务人享有的抗辩权同样可以对本案的受让人进行抗辩。七、关于蔡继辉的问题。为何在2016年熊国新会打22万元给蔡继辉，是由于当时蔡继辉联系到熊国新，称黄吉林欠蔡继辉的钱，黄吉林与熊国新是好朋友，让熊国新代黄吉林还蔡继辉点钱，所以才会有5万元、5万元、10万元这三笔钱，最后2万元是由于蔡继辉说工地上有工人出了事，叫熊国新代黄吉林汇2万元给蔡继辉，熊国新是基于与黄吉林是朋友关系，才付了2万元给蔡继辉，而并不是由蔡继辉代熊国新催要债权。综上所述，上诉人叶正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吉林述称，对上诉人叶正瑞的上诉理由，没有意见。在此强调以下几点意见：1、黄吉林是从事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熊国新是搞矿和路桥项目的，双方合作是因为熊国新需要资金，如果熊国新手头上有闲置资金也会放在黄吉林这里。2、黄吉林与熊国新借贷往来最早一笔发生在2011年11月8日，当时熊国新借款2,000万元给黄吉林，约定月利率为5分，之后大多是黄吉林借款给熊国新，约定的月利率也是5分。2011年11月8日到2012年9月份之前，双方相互借款频繁。但在2012年9月份之后，都是黄吉林单方借款给熊国新。出于前期良好的合作基础，双方都能按约定逐笔清算借款本息。3、进入2013年后就多次出现只付利息不还本金的情况。在黄吉林的再三催促下，黄吉林与熊国新于2013年2月1日对此前双方借贷往来进行一次清算，经双方确认后由黄吉林填写内容，熊国新签字捺手印，借条数额为600万元，期限26天，月息5分按月计算。该份借条中写明今借到三字，足以证明款项已经足额支付到位，可以证明黄吉林就是熊国新的债权人。熊国新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4、法院审理本案应当对借条之后进行核算，而不应当纠缠于借条出具之前的一些经济往来。5、如果仅按银行流水记录来计算双方欠款金额，不符合事实，也不合理。一审法院不能用简单的加减法来推算欠款金额，如果双方对总的借款欠款有争议，黄吉林同意委托第三方来审计。6、在债权转让前，黄吉林每月都向熊国新发送了催款信息。在债权转让后，黄吉林于2014年3月16日通过邮寄、短信等形式告知了熊国新。7、黄吉林出具600万元借条是事实，时间从2012年6月2日至同年7月19日止，但黄吉林在7月20日就归还了该笔600万元。8、黄吉林根本不认识蔡继辉，与蔡继辉也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黄吉林通知熊国新替黄吉林向蔡继辉还款的说法，不是事实。
叶正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本金600万，利息自2014年3月9日按1.5%计算到直至还清所有本金为止。2、判决被告赔偿叶正瑞向大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缴纳的非诉财产保全的保险费2万；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叶正瑞与第三人黄吉林之间互相有债权债务关系。2013年12月30日，黄吉林出具借条给叶正瑞，借条上写明“今借到叶正瑞人民币陆佰万元整，期限30天（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29日止）月息5分，按月计付。”熊国新向黄吉林出具的该份借条系2013年2月1日双方对之前的债务资金往来的结算而形成的借条。2014年3月9日，黄吉林作为甲方与叶正瑞作为乙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甲方拖欠乙方借款本息共计6,600,000元大写陆佰陆拾万元整。二、截至本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第三人熊国新欠甲方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6,600,000元，大写陆佰陆拾万元整,乙方可按照本协议直接向熊国新主张债权，所得款项归乙方所有，并在甲、乙双方借款中予以核减……”。2014年3月16日，叶正瑞作为债权受让人，黄吉林作为（债权人）通知人共同签署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未将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及时送达给被告熊国新。2015年12月27日，叶正瑞和黄吉林作为委托人与案外人蔡继辉作为被委托人签订了委托书内容“鉴于债务人黄吉林已将熊国新欠其6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给债权人叶正瑞270万元及黄春林330万元名下。经叶正瑞、黄春林俩债权人商量同意，现授权蔡继辉代为催收熊国新欠款本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同时2016年10月8日，蔡继辉出具说明“受叶正瑞、黄春林的委托向债务人熊国新催收债务，熊国新于2016年2月7日支付了人民币伍万元汇到本人账户，此款本人已交付叶正瑞，特此证明。”另查明，熊国新与黄吉林自2012年1月起至2016年3月双方长期存在经济往来。从熊国新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来看，第一笔交易在2012年1月9日，熊国新向黄吉林转账支付1,440万元，2012年1月18日，黄吉林向熊国新转账支付990万元至2013年2月1日，黄吉林向熊国新转账支付的款项总金额为人民币4,730.05万元，熊国新支付给黄吉林的款项总金额为人民币4,866.6667万元。2016年2月7日至3月31日，熊国新转账支付蔡继辉22万元，现基于黄吉林将其600万元债权转让给叶正瑞，叶正瑞作为债权受让人诉至法院，要求熊国新偿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一、熊国新于2013年2月1日出具给黄吉林的借条，那么，黄吉林与熊国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叶正瑞在诉讼中提供了一份熊国新出具给黄吉林的借条。针对该借条，熊国新认为是没有实际交易的更不能说明是结算依据。由于熊国新与黄吉林之间长期存在经济往来，双方之间发生多笔银行转账支付，诉讼中，黄吉林未到庭，原被告代理人对转账的原因经过各执一词，客观上导致无法依据双方之间资金流水查清具体欠款金额。故对黄吉林与熊国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无法认定。二、叶正瑞与黄吉林的债权转让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叶正瑞与黄吉林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黄吉林将其对熊国新的债权转让给叶正瑞。所谓债权转让是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对人之间，享有债权的权利人将权利的一部分或全部出让给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接受债权权利，从而债务人向接受权利的新债权人履行债的义务的行为。就本案而言，叶正瑞受让了该债权后成为新的债权人，债务人应对作为受让了该债权后，成为新的债权人，债务人应对作为受让人的原告履行其原来应该履行的债务。但原告与黄吉林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没有证据证明及时将该转让协议书通知到熊国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现原告通过诉讼告知被告债权转让事宜，那么，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诉讼过程中，依据熊国新提供的和黄吉林之间的长期资金流水凭证，无法查清确认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数额。故叶正瑞是否取得对熊国新的债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叶正瑞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黄吉林是否对熊国新享有600万元债权的问题。
上诉人叶正瑞在本案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黄吉林的记账凭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截至2012年10月10日熊国新尚欠黄吉林600万元未还；2、《调解协议》草稿的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本案一审诉讼期间熊国新及其代理人均不否认对黄吉林负有600万元本息的债务并已知晓本案债权转让事宜；3、一审法院出具的《委托调查令》以及叶正瑞根据该份《委托调查令》调取的黄吉林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一组，拟证明一审法院签发《委托调查令》后却未就委托调查所取得的证据进行质证，故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同时证明黄吉林向熊国新汇款金额为7,000余万元，远超过熊国新汇给黄吉林的款项，故本案转让的600万元债务明确。
熊国新的质证意见：对叶正瑞1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记账凭证系黄吉林单方书写，没有熊国新的签字确认，不具备证据资格。对叶正瑞2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调解协议》草稿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也没有熊国新的签名确认，同样没有证据资格，也不能证明叶正瑞所要实现的证明对象。对叶正瑞3号证据中《委托调查令》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更无法证明本案转让的600万元债务明确。
黄吉林的质证意见：对叶正瑞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1、叶正瑞提供的黄吉林记账凭证系复印件，且该份单独一页的记账凭证并无完整的记账簿相印证，该份记账凭证的内容也仅仅是当事人的单方记录，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熊国新对该份记账内容予以了确认，故该份记账凭证对熊国新没有法律约束力。据此，本院对叶正瑞1号证据不予确认。2、叶正瑞提供的《调解协议》草稿仅为打印件，该份协议需要填充的主要内容均为空白，甲方叶正瑞、乙方熊国新均无任何签字确认，故该份证据无任何实质内容，不具备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故本院对于叶正瑞2号证据不予确认。3、熊国新对叶正瑞提供的《委托调查令》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该份《委托调查令》是在2017年8月30日出具的，经核实一审卷宗，本案一审开庭审理终结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故叶正瑞根据该份《委托调查令》所调取的黄吉林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应当视为一审庭审终结后取得的证据，且叶正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取得的黄吉林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在何时交给了一审法院，故一审未对该组证据组织进行举证质证，并不属于民事诉讼中严重程序违法的情形。况且，本院二审已经就该组证据进行了补充举证质证，当事人已经行使了相应的诉讼权利。据此，本院对于叶正瑞关于一审审判程序违法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熊国新对叶正瑞提供的黄吉林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该组证据只是反映黄吉林与熊国新已知的资金往来情况，无法排除双方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且上述资金往来记录未经熊国新本人逐一核实与抗辩，也未能反映借贷双方已经对双方往来进行了全面结算，无法证明本案600万元债权成立，故对于叶正瑞关于本案转让的600万元债务明确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熊国新在本案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工商银行熊国新银行卡尾号为8580与黄吉林银行卡尾号为0046之间（从2011年7月5日开始发生第一笔业务到2011年10月8日）的银行流水。拟证明这两卡之间熊国新汇给黄吉林24,339,000元，而黄吉林汇给熊国新的14,589,000元，说明熊国新多汇给黄吉林900多万元。2、银行流水计算单，包括一审已经计算的内容，一审是从2012年开始计算，对方提出2011年有往来，所以把2011年至2013年2月1日之前往来进行计算。根据熊国新尾号8580的账户、熊国新的公司及其公司会计共三个账号汇给黄吉林卡号尾号6336、0046账户的资金往来，通过计算，截止到2013年2月1日，双方往来熊国新汇给黄吉林84,723,167元，黄吉林汇给熊国新84,864,000元，黄吉林多汇了148,033元给熊国新。统计到2013年2月1日之后，从同年2月28日至2016年3月31日，熊国新汇给黄吉林251万元，到目前为止熊国新多汇给了黄吉林2,369,167元，所以不存在熊国新还欠黄吉林600万元的事实。熊国新还有一张卡号为3823于2012年4月9日向黄吉林汇款。
叶正瑞的质证意见：对熊国新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熊国新不欠黄吉林钱的证明目的。他们之间有往来账目很多，有一些是通过两人自己的账号直接转账，有一些是通过其他案外人账号转款，不仅仅限于他们账号上的往来。叶正瑞认为要想证明不欠第三人黄吉林的钱，应当从2013年2月1日出具欠条后支付了多少钱，最后欠多少钱。出具借条后熊国新陆续归还251万元，如果不欠钱为何会还钱，所以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这张统计表中只能反映熊国新以及其所谓的出纳刘秀英及受其控制的巨力公司、金沙矿业转钱给了黄吉林，这样就变成多付给了黄吉林钱，不能达到不欠黄吉林钱的证明目的。
黄吉林的质证意见：熊国新所举证据均与事实不符，同意叶正瑞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对熊国新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组证据只是反映本案当事人之间已知的相关资金往来情况，无法排除双方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且上述资金往来记录未经当事人本人逐一核实与抗辩，也未能反映借贷双方已经对双方往来进行了全面结算，无法确认熊国新是否多汇钱给黄吉林以及本案转让的600万元债务是否明确，故对于熊国新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
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是指在不改变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合同权利方将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债权通过协议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就原合同债权的转让而订立的合同，即为债权转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据此，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合同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必须具备债权明确这个前提条件。在债权转让关系中，作为让与标的的债权必须有效存在，不应有不成立、无效或效力待定的情况。本案中，2013年2月1日熊国新向黄吉林出具的《借条》中并未载明600万元的借款为双方对此前债权债务进行全面结算后所确认的欠款金额。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至少从2011年7月5日起至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之日即2014年3月9日期间，黄吉林与熊国新存在数额巨大的多笔经济往来，双方互负巨额债务。本案当事人提供的黄吉林与熊国新资金往来流水记录，只能反映其二人之间已知的资金往来情况，无法排除双方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且上述资金往来记录未经黄吉林与熊国新借贷双方本人当场逐一核实与抗辩，无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直至本案诉讼期间，叶正瑞、黄吉林仍无法提供黄吉林与熊国新对此前债权债务进行全面结算的事实依据。因此，在黄吉林、熊国新没有就双方经济往来进行全面结算之前，无法确认本案《借条》中写明的600万元债权是否成立。叶正瑞以债权受让人身份向熊国新主张债权，不具备债权明确这个必备条件，故一审法院对叶正瑞的权利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叶正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040元，由叶正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水娣
审判员 徐迎风
审判员 程 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余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