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2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水根，男，195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丽萍，女，196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月婷，女，196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育才西苑**幢中单元***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爱娟,女,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佳佳,女,198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佳裕,男,199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盛建坤，浙江富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因与被上诉人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7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因徐水根、任丽萍家装修需要，任丽萍于2016年9月12日电话联系杨某，通知其第二天到徐水根、任丽萍家拆除位于户门上方的水泥雨棚。次日，杨某自带电钻、榔头等工具到徐水根、任丽萍家中。施工过程中，杨某站在高度约为一层楼高的案涉水泥雨棚顶部敲击该雨棚。同时在徐水根、任丽萍家贴瓷砖的施工人员在发现杨某的上述施工方法后，曾提醒杨某该施工方法有危险，但杨某未予理睬。在杨某将案涉水泥雨棚的一侧拆除后，其站立的另一侧水泥雨棚因为产生重量上的不对称故而发生坠落，杨某随该水泥雨棚一并坠落后被压身亡。另查明，杨某为非农户口，生前系萧山临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职工，且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主要从事拆除旧墙体、铲除外墙壁水泥涂层等工作。事故发生前，杨某曾在徐水根、任丽萍家工作过6天半，工作的主要内容系铲除外墙水泥涂层，从而为徐水根、任丽萍后续的房屋装修、贴瓷砖等做准备；工钱按每天300元的标准一天一结，由徐水根、任丽萍支付；截至事故发生当天，杨某共收到徐水根、任丽萍支付的2100元工钱，但案涉事故当天的工钱未结。再查明，任丽萍与徐水根系夫妻；杨某的妻子为谢爱娟，其女儿为杨佳佳，其儿子为杨佳裕。事故发生后，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就案涉纠纷已收到徐水根、任丽萍支付的150000元赔偿款。对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的合理损失，原审法院审核后认定如下：1、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主张按201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3714元的标准计算杨某的死亡赔偿金合理，计874280元（43714元/年×20年）；2、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主张按2015年浙江省年平均工资51719元的标准计算杨某的丧葬费合理，计25859.5元（51719元÷2）；3、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主张在办理杨某丧葬事宜过程中花费的交通费用等30000元，该院酌情认定为18000元。上述认定的合理费用合计918139.5元。另外，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以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该院酌情认定为25000元。
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一审诉讼请求：要求徐水根、任丽萍赔偿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因杨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830139.5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为死者杨某与徐水根、任丽萍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雇佣关系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而承揽关系则是指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给付报酬的民事法律关系。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在人身控制支配、能否决定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报酬是否稳定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对于雇佣关系而言，雇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方面需按雇主的安排，雇主可以随时干预雇员的工作；雇员所为行为是因雇主的意思表示，雇主为受益人，雇员所为行为实际上是雇主行为的延伸；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根据接受劳务一方的要求做不同的工作内容；雇员的工作大多是简单体力劳动，技术含金量较低，雇员报酬仅是其劳务提供的对价；报酬的确定是结合相应行业标准，根据市场劳动力的价格确定，且受雇人工资系计时工资，雇佣合同以一定期间之存续为原则。本案中，徐水根、任丽萍家的农村住宅因装修需要，杨某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到徐水根、任丽萍家中从事铲除外墙壁水泥涂层、拆除户门上的水泥雨棚等工作，其工资一天一结，且杨某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受徐水根、任丽萍支配，杨某虽自带简单工具，但并不需要专业设备辅以实施，其劳动技术含量低，报酬单一，故杨某与徐水根、任丽萍之间系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为杨某的死亡是否应由徐水根、任丽萍承担责任以及所应承担的金额。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针对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请求徐水根、任丽萍共同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徐水根、任丽萍对其作为责任主体并无异议，亦符合家事代理中由家庭的固定成员出面并对外进行相应民事行为的社会习惯，故该院确认徐水根、任丽萍为本案纠纷中相对于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一方的共同民事主体。另外，杨某在拆除案涉雨棚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且经在场人员提醒，杨某亦未予以重视，从而导致案涉事故发生，故杨某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也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可依法减轻徐水根、任丽萍的赔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徐水根、任丽萍赔偿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因杨某死亡而造成的合理物质损失918139.5元的60%计550883.7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合计575883.7元，扣除已支付的150000元，尚需支付425883.7元，此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的其余诉讼请求。如徐水根、任丽萍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02元，减半收取6051元（已批准缓交），由徐水根、任丽萍负担4000元，由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负担2051元。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及徐水根、任丽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各自应负担的诉讼费。
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死者杨某与上诉人任丽萍之间非承揽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上诉人认为本案系承揽法律关系。根据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三份笔录显示，上诉人约事故当事人把雨棚敲掉，是以敲掉雨棚为劳作结果的承揽定作关系，没敲掉雨棚是不付钱的，这类承揽在农村是普遍现象。在完成定作后的结算方式上也是以完成的定作成果计算报酬多少。而在本案中，杨某自带工具，自主实施承揽的制作。故从要约事故当事人敲雨棚到其实施承揽制作过程，与承揽关系特征相符，应界定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原审法院忽视了三份调解笔录，仅以结算方式上有雇佣关系之形式来认定雇佣关系显然过于草率，证据不足。2、退一步讲，若存在一审判决所称上诉人与事故当事人存在雇佣关系，判决上诉人承担60%的物质损失责任明显畸重，显失公平。根据一审调查的事实，杨某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从事拆除旧墙体等工作，其应当知道雨棚拆除过程中应注意施工风险，稍加注意就可避免事故发生。上诉人也多次叮嘱杨某要注意施工安全，在场其他人见杨某操作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一再提醒其中止拆除，但杨某不予重视，从而导致事故发生。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事故当事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但判决结果却是有重大过错一方承担的损失反而还是无过错方承担的责任比例重，这有失公平。3、一审认定的赔偿损失金额计算有误，亦无法律依据。本案所谓的物质损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杨某生前就职于临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并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被上诉人2017年1月份收到养老保险机构返还的保险费4万余元及丧葬补偿款14000元。具体金额请法院调查。这些收到的款项理应在损失计算时予以扣除。另，交通费用等认定18000元过高，被上诉人居住地在杭州市××区瓜××镇城中社区××11户，与火化地最远距离也只有55公里左右，按常规补偿是3000元至4000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交通费过高，应予调整。同时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也明显过高。上诉人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在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线下，且在此事故中也无过错行为。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谢爱娟、杨佳佳、杨佳裕辩称：一、杨某与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与杨某是加工承揽关系，并没有书面的协议和合同，只是上诉人口头的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上诉人与杨某之前多次发生雇佣法律关系，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诉人任丽萍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相应笔录与证词，杨某生前多次到上诉人处工作，每天工作的报酬是300元。根据基本的工作习惯，在本次事故发生的当时的工作特点和之前的交付工作的特点一致，可以推定杨某与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杨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事实上都是受上诉人支配，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在本次事故发生中杨某简单携带榔头等工具，这是辅助的设备工具，并不是定做承揽法律关系中所要提供的大型专业的设备，因此从杨某提供的劳动工具的设备来讲，符合雇佣法律关系特征。综上，可以充分证明杨某是受上诉人的支配，且工作的内容和特点就是农村中点工的形式，完全符合雇佣关系法律特点。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被上诉人认为是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比例过重，而并不是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上诉人承担的责任应该高于60%。1、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雨棚结构坠落，主要原因是没有钢筋而导致杨某在施工过程中坠落。上诉人作为房东，是明知道结构的特点，但是上诉人作为雇主，并没有在现场予以说明和管理，也没有对房屋结构对杨某进行提醒，杨某作为实际操作人员，其对房屋结构是不清楚的，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上诉人任丽萍疏于监管导致。2、事故发生之后，杨某被雨棚的砖灰压住导致其无法呼吸。如果上诉人在现场，及时对事故进行处理，是不会导致杨某死亡的直接后果。上诉人没有尽到现场管理义务和及时抢救义务，导致杨某死亡。所以案涉事故的发生或直接导致杨某的直接原因是上诉人疏于对管理所导致。三、关于费用的问题，被上诉人居住在萧山瓜沥社区，上诉人清楚被上诉人居住地的风俗人情，家属因杨某的死亡而支出的费用为20万元左右，远远超过向法院主张的1.8万元。关于上诉人所说的因为杨某死亡所支取的社会保障金和丧葬费共计5.4万元应该予以扣除的问题，被上诉人家属领取的费用为4万元，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5.4万元。被上诉人领取的4万元是依据社会保险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钱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根据本地判例，死亡的精神抚慰金一般是5万元，按照60%的比例，上诉人应承担的是3万元，而一审判决的精神抚慰金是2.5万元，所以该费用并不过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社保参保记录，欲证明被上诉人取得了相关在职死亡的社保赔偿；2、起诉状、赔偿清单，欲证明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食宿费损失是1万元，现在主张3万元，一审判决1.8万元缺乏相应证据；3、照片一张，杨某事发当时还携带了冲击电钻，被上诉人陈述杨某未携带主要工具缺乏依据。
被上诉人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未持异议，对关联性存有异议，社保记录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双方之间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所领取的3万多元的费用是市政园林公司退还给杨某的个人已经缴纳的养老基金。证据2真实性未持异议，但被上诉人的起诉应以最后一次起诉的真实意思为准，第一次起诉之后被上诉人撤诉系其自由处分权利的行为，并不是自认行为，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第二次起诉，被上诉人主张的相应标准3万元也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应以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为准。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这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证据。
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3，缺乏相关证据佐证，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徐水根、任丽萍家的农村住宅因装修需要，杨某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到徐水根、任丽萍家中从事铲除外墙壁水泥涂层、拆除户门上的水泥雨棚等工作，其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受徐水根、任丽萍支配，工资报酬系一天一结，杨某虽自带简单工具，但并不需要专业设备辅以实施，其劳动技术含量低。上述事实，符合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审法院认定杨某与徐水根、任丽萍之间系雇佣关系（劳务关系），而非承揽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提出双方系承揽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在案涉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确定徐水根、任丽萍承担60%的赔偿责任，应属合理。关于徐水根、任丽萍上诉提出的被上诉人收到养老保险机构返还的保险费4万余元及丧葬费补偿14000元，应予扣除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杨某因案涉事故死亡后，其家属向社保机构领取受害人养老保险账户个人缴费的余额部分及相关补偿金，系基于社会保险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权益，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能因此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故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主张抵扣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赔偿款项亦属合理。上诉人徐水根、任丽萍要求予以调整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徐水根、任丽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