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重字第3号
原告新疆农资（集团）有限制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农资集团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山路*号。组织机构代码：7318xXXXX。
法定代表人孙景太，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云，系甘肃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张掖市农佳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火车站南路**号。组织机构代码：6600xXXXX。
法定代表人卢旭斌，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鲍克源，系甘肃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魏县魏州东路***号。组织机构代码7995xXXXX。
法定代表人皇甫银堂，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伟，系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公司、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与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2月24日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提起上诉。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3）张中民终字第220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审判程序违法”为由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1月21日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经合议庭评议，本案案由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本院对本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云、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鲍克源、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志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公司、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诉称，2008年11月，原、被告签订“化肥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在甘肃省范围内的总经销商。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预付货款300万元，但被告实际只给原告供应了244120.50元的化肥，之后再未发货。2010年7月，被告发传真给第二原告，告知其所占用原告的资金549397.50元调入其与第一原告的业务往来中。后经两原告找被告索要占用资金，但被告公司既不发货，也不退款。故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其占用原告的资金549397.50元，承担利息74091.44元，合计623470.94元。
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关于本案程序方面：本案究竟是按照买卖合同纠纷审理还是不当得利纠纷案由进行审理的？我公司第一次一审和第二次一审收到的应诉通知书和原告的诉状，均明确写明是买卖合同纠纷，而且在我公司提出管辖异议的审查期间也是按照买卖合同纠纷确定的管辖，但在本案原审时我公司收到的传票及判决书上的案由却是“不当得利”，我公司没有看到原告任何变更的事实和理由，甘州区法院却以“不当得利纠纷”审理，明显是不依法办案、程序错误。2、关于本案事实方面：如果该案是按照买卖合同纠纷审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原告据以起诉我公司的证据“化肥购销合同”没有原件，对原告提交的复印件，我公司自始至终不予认可其效力和真实性，因为该所谓的合同既没有我公司的公章和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任何签字，更没有原告方的签字或者盖章，完全没有任何效力，就是一张废纸。（2）原告提交的所谓“对账确认函”也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我公司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3）我公司对原告提交的2008年11月25日盖有我公司公章的250万承兑汇票的“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条上的公章是伪造的。（4）我公司对原告所举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5）我公司对原告提交我公司与其在2010年5月28日、8月10日签订的化肥购销合同的效力认可，我公司也执行了合同内容。这两份合同证明我公司历来重视声誉和诚信经营的基本经商之道，根本不存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这两份合同也反证了原告是可以直接与我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我公司不可能和原告在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就和原告发生业务关系。（6）在2009年4月之前，我公司与兴平佳禾公司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许维兵是以其经营的兴平市佳禾农资公司名义销售我公司化肥，我公司按照许维兵的提示发货。当时许维兵既不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我公司的代理经理，其行为只能是其个人或其经营的公司的民事行为，并不对我公司构成任何法律责任。2009年4月以后，许维兵才与我公司形成了代理销售的关系，是我公司的销售经理。而原告用我公司2010年与其签订的合同来证明2008年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理。我公司也不可能因为“莫须有”的合同承担所谓的违约责任。（7）我公司建厂至今已四十余年，始终秉承诚信经营、守法经营的原则，而原告利用复印件和伪证三番几次起诉我公司，给我公司造成极大的诉累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综上，我公司认为，我公司在2008年与原告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08年我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庭审中，原告针对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8年10月27日，盖有“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和许维兵私章的“化肥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2、2008年10月23日，第二原告向第一原告申请资金300万元的申请书一份；
3、2008年11月25日，盖有被告公司财物专用章和有许维兵签名的收到第二原告承兑汇票250万元的收条一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
4、2010年7月8日由许维兵出具的证明一份；
5、2009年7月24日，盖有被告公司财物专用章的函件（“余款确认书”）复印件一份；
6、铁路货物运单21张，原告公司制作发货数量及运杂费用清单一份；
7、2010年5月28日、2010年8月10日，被告与第一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各一份。
原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以下事实：1.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10月27日达成化肥购销事宜的协议，第二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300万元，被告向原告供应了价值2450620.50元（含运费）的化肥。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合同已大部分履行；2.许维兵签订合同及发运货物的行为系表见代理行为；3.被告对其余货款549379.50元既不发货也不退还。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1、原告提交的2008年10月27日化肥购销合同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合同复印件上被告公司的名称不是我公司的名称。我公司的名称是“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该复印件上盖的公章是“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我公司与原告在2008年没有形成过买卖合同关系；
2、原告提交的2008年10月23日第二原告向第一原告申请资金300万元的申请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3、对原告提交的250万元的收条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条上加盖的公章并非我公司的财务章。另外，根据许维兵给我公司的陈述，他没有给原告公司出具过收据；
4、对原告提交的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无异议，但该50万元我公司收到后计入到许维兵经营的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的账户算作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支付的货款；
5、对原告提交的2010年7月8日由许维兵出具的证明所证明的部分事实有异议，我公司在收到许维兵交来的250万元的承兑汇票后，根据许维兵的委托为其生产化肥，并根据许维兵的指示向原告等单位发了296万余元的化肥。且根据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也可以证实许维兵在2009年4月3日才被我公司聘为销售经理，在此之前他是我公司的客户；
6、原告提交的2009年7月24日盖有我公司财物专用章的函件（即所谓的“余款确认书”）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我公司从未发出过该信函；
7、对原告提交的铁路货物运单21张及所附的原告公司制作的我公司发货数量及运杂费用清单的内容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完全，我公司已经按照许维兵的要求共计发货26车，价值296万余元；
8、对原告提交的2010年5月28日、2010年8月10日被告与第一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无异议，但该两份合同只能证明原告与我公司在2010年签订过买卖合同，不能证明在此之前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该两份合同也可以反证，原告是可以直接与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我公司不可能和原告在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就和原告发生业务关系。
被告针对其抗辩主张，提交证据如下：
1、许维兵于2011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2011年8月18日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委托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货清单一份；
2、2011年3月24日许维兵出具的“声明”一份；
3、2011年4月12日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向第二原告所发的一份函的复印件。
被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以下事实：许维兵和其经营的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公司系合作承包销售关系，被告公司和许维兵约定，由被告公司为许维兵和其经营的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生产化肥，并根据许维兵的指示向原告等经销商发货，其中向原告发货26车皮。同时证明2008年被告公司与两原告没有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关系是许维兵与两原告之间发生的；
4、被告公司于2009年4月3日与许维兵签订的复合肥销售经理聘任合同书一份，拟证明被告公司与许维兵在2009年4月3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销售经理聘任合同，聘任许维兵为公司的销售经理。在此之前，许维兵是被告公司的客户；
5、2008年12月28日被告公司财务为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许维兵出具的复合肥款246万元的存根联、银行凭证（金额50万元）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公司已将原告公司的货款296万元记入到许维兵的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账上，算作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向被告公司支付的货款；
6、铁路货票21份原件、5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公司确已向原告公司发货26车，价值296万余元。同时证明该证据与许维兵2011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所证实的事实是一致的。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
1、对被告提交的许维兵于2011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2011年8月18日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委托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货清单、2011年3月24日许维兵出具的声明、2011年4月12日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向第二原告所发的函均有异议。上述证据被告在甘州区法院审理（2011）甘民初字第2181号案件时均未出示，且许维兵在2011年9月28日到甘州区人民法院陈述事实时未向法庭陈述上述事实，也未向法庭提交其书写的证明。现许维兵已去世，对上述证据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另外，被告提交的许维兵出具的“声明”、“证明”上许维兵的签字与聘用书上许维兵的签字不一致，也无法确定其真实性；
2、我公司未收到被告提交的2011年4月12日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向第二原告所发的函，且该函的内容与被告的陈述相互矛盾。被告一直在陈述其公司与兴平公司是客户关系，但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主张；
3、对被告提交的2010年7月5日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向新疆农资集团张掖农佳乐公司发货核对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的印章提出异议。我公司是与被告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与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
4、对被告公司在2009年4月3日与许维兵签订的复合肥销售经理聘任合同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在2009年之前被告与许维兵之间不存在聘任关系。且根据2010年7月8日许维兵出具的证明，也可以印证2008年到2009年期间许维兵与被告是承包销售关系；
5、被告公司财务为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许维兵出具的复合肥款246万元的存根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许维兵在向法庭陈述事实时陈述：被告公司没有给其出具收据。该证据只是被告与许维兵之间的财务关系，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
6、对被告提供的铁路货票21张没有异议，该证据与我方提供铁路货票是一致的，与我公司提交的余款确认通知书相互印证，也可以证明被告给我公司发货21车皮，总计金额245万余元，被告尚欠我公司货款549379.5元。对被告提交的其余5张铁路货票复印件的三性均有异议。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收货地点是甘肃省张掖市和武威、酒泉范围，而上述铁路货票显示，货是发往新疆的。且被告在审理（2011）甘民初字第2181号案件的答辩意见中陈述，被告公司只收取了原告246万元的货物，再没有给原告发过货。而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被告当时的答辩意见相矛盾。另外，上述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联性。
经重审查明，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系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两公司在财务上独立核算，该两公司的许可经营的范围是：农药、化肥等产品的销售。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许可经营的范围是：化肥等产品的生产、销售。
2008年10月23日，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向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公司申请使用资金300万元，资金用途为：购进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贴牌生产的俄罗斯硝铵钙、硝基磷酸铵等品种的化肥。
2008年11月25日，许维兵给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新疆农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农佳乐承兑汇票一张，金额贰佰伍拾万元。”收条落款处盖有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许维兵的签名。2009年1月12日，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张掖市火车站分理处又给被告转账50万元，转账用途注明为“货款”。
被告从2008年12月-2009年3月，通过铁路托运的方式向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发货21车。根据原、被告分别向法庭提供的货物运单和铁路货票，其中14张货票上载明托运人为被告，收货人为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另外7张货票上载明托运人和收货人均为被告。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以及本院依职权向铁路部门调查，如果出现收货人和发货人同为一个单位的情况，则由发货人给收货人出具空白介绍信和领货凭证，由收货人持发货人的介绍信和领货凭证去提货。上述7车货，第一原告就是持被告公司给原告提供的介绍信和领货凭证提的货。根据双方无异议的货票显示，被告一共给原告发运复混肥料1286吨，货款为2261690元，另加铁路运费和短途运费等运杂费，为2450620.50元。其余货款549379.50元，原告认为被告既不退还，也不给原告发货，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给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返还化肥款的余款549379.50元，并承担利息74091.44元。
2011年6月7日，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张掖市农佳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货款549379.50元并承担利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以“漏列主体”为由申请撤诉，本院作出（2011）甘民初字第2181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起诉。2011年12月21日，两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即本案）。
另查明，2009年4月3日，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许维兵签订了一份“复合肥销售经理聘任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聘任许维兵为其公司某个品牌系列复合肥的销售经理，聘任期限为2009年4月3日至2010年3月31日。合同还约定了授权范围、销售目标、考核办法、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根据原、被告的陈述，许维兵于2011年10-12月间自杀身亡。
再查明，2014年4月1日，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甘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所持有的2008年10月27日盖有“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和许维兵私章的“化肥购销合同”无效，并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甘州区法院审理作出（2014）甘民初字第184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与本案原审作出的（2012）甘民初字第169号民事案件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证据进行的审理。甘州区法院已经对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作出了判决。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据此，驳回了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经生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需要采取书面合同而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以及签订了书面合同但未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的，只要一方履行了主要义务，另一方接受的，法律将认可该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虽然双方当事人没有订立书面合同或者签订合同有瑕疵，只要符合一方履行了主要给付义务、对方又予以接受这两个构成要件，该合同就成立生效，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事实合同的成立不一定通过传统的缔约方式，当事人是通过一定的合法的事实行为成立了债权债务关系，且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合同义务。在事实合同中，行为接触是合同成立的方式。一方的行为作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另一方根据一定的程序以符合该方要求的行为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合同遂因此告立。事实合同关系成立的条件是：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予以接受，但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主要义务的认定是关系到是否成立事实合同关系的决定因素，主要标的的交付必须是达到了大部分主要标的完成交付时才能认定为主要义务履行完毕。
就本案而言，原告提交的2008年10月27日的《化肥购销合同》虽系传真件，该证据在形式上存在瑕疵，被告也否认其与原告在2008年10月就购销化肥的事宜进行过事前直接协商、否认在2008年10月27日与原告订立过合同、否认与原告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方又提交了盖有被告公司财务章的收到原告承兑汇票250万元的收条、通过银行向被告公司汇货款50万元的汇款凭证，证明了原告方向被告公司支付货款300万元的事实，且原告也提交了铁路货物运单等证据，被告对收到货款300万元以及向原告发货21车的事实是认可的，被告提交的21张铁路货票与原告提交的21张货物运单所载明的发货人、收货人、货物数量、车种车号都是一致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了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被告的陈述和被告提交的货票等证据，也证明被告向原告发了价值245万余元的货物，原告也接收了被告所发货物，被告的发货行为应认定为主要标的完成交付，被告的主要义务履行完毕。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被告提出的其与原告未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其是与许维兵经营的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发生的委托加工关系、300万元货款是收到许维兵经营的兴平市佳禾农资有限公司的货款的辩解理由，被告虽提交了有许维兵签名的“证明”、“声明”等证据，但因许维兵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且许维兵已去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被告再未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被告虽又提交了发往新疆的5车货的货票，欲证明其又向原告发运了50余万元化肥的事实，但原告对此事实不予认可，而被告提供的上述5车货货票上载明发货人、收货人均为被告公司，被告既未举出上述5车货由原告公司提取的证据，也不能提供上述5车货的领货人的具体信息，且发货时间距今也已近6年，根据铁路货运部门的关于货票保存期限的规定，已无法查清上述5车货的领货人。故被告提交的5张铁路货票亦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
根据原被告双方各自提交的“发货数量及运杂费清单”载明，对被告给原告所发的21车货物的数量、单价、货款、火车运费、短途运费都是一致的，仅有两车货物的铁路运费不一致（车号为331xxxx、331xxxx），上述两车货，原告提交的清单上记载铁路运费为4132元、4307元，但原告提交的铁路货物运单上未载明货车运费。被告提交的清单上的铁路运费为6864元、6775元，但被告提交的货票上载明该两车货的费用为6142.70元、6053.40元。因原、被告对该两车货的铁路运费记载不一致，本院以被告提交的货票上所载明的运费数额认定。参考第一原告提交的双方无异议的、且已履行了的2010年5月26日、2010年8月10日两份合同中关于运费承担条款的约定，运费是由需货方承担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也陈述其所需货物的运杂费是由原告承担的，故原告应支付的货款应当包括货款和运杂费。根据原、被告提供的21张“铁路货票”（也即“货物运单”），参考双方各自提交的“发货数量及运杂费清单”所载明的货款及运费数额，本院认定原告对被告所发21车货物应支付的货款为2451367.60元（其中化肥款2261690元、运费147677.60元、点装费42000元），货款余额为548632.40元。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原被告之间的事实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且已大部分履行，被告在给原告发运了大部分货物后，对其余货款，再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原告发货以及原告收货的事实，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其长期占用原告的资金，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主张的利息74091.44元未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虽系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但在财务上独立进行核算。本案所涉及的300万元化肥款系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支付的，故本案的权利人应认定为原告新疆农资张掖农佳乐公司。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邯郸冀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新疆农资（集团）张掖市农佳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化肥余款548632.40元，承担利息74091.44元，合计622723.84元。
案件受理费10035元，由被告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 华
审判员 张强国
审判员 姚 勇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丁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