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09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利，男，195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琳芳，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光波，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南方证券大厦2412A房。
法定代表人：姚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臻，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健，男，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第三人：姚政凯，男，195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王喜利因与上诉人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澌达公司）、原审第三人郑健、姚政凯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喜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海澌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喜利支付1419260元和利息损失（自2010年1月1曰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付）。3．判令海澌达公司承担案件应承担的诉讼费用。不服金额：19951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王喜利在起诉时自认涉案木材价值约为25000元/吨系认定事实错误。王喜利、海澌达公司及案外人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经载明涉案货物的成交单价为29000元/吨（不含税费）。一审法院只是在审理过程中询问王喜利该涉案货物的市场均价，王喜利提交了市场价格的说明，但这并不代表本次涉案货物的价格，涉案货物的价格应以合同约定为准。（二）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自2013年1月24日起计付本案的涉案货物的价格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付错误。涉案货物在2013年1月18日之前，王喜利就已经和海澌达公司交涉过返还货物。而且，郑健之妻初文娟在2012年5月17日便承认自己于2010年卖掉了涉案货物。海澌达公司自2010年起便侵犯了王喜利的合法权益，应从2010年1月1曰起计付利息。且因海澌达公司刻意地恶意违约行为，应对其惩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违约损失。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海澌达公司辩称：不同意王喜利的上诉理由。（一）货物计价问题，王喜利一审陈述是每吨25000元，这与海澌达公司上诉请求相关联，应该按照海澌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报关单单价来计算，不同意王喜利的计价；（二）利息计算问题，王喜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缺乏2013年8月23日之前的依据。
上诉人海澌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王喜利请求海澌达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喜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错误。本案法律关系建立依据的是2009年4月28日《担保合同》，并非2009年2月8日《协议书》。该《担保合同》担保人是王喜利，担保权人是郑健；王喜利与郑健依据《担保合同》建立的担保合同法律关系内容是，由王喜利向郑健提供担保物（涉案木材）。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关于动产质权担保质物必须转移占有的规定，担保人王喜利应当将担保物（涉案木材）转移给担保权人郑健。由于《担保合同》签订前担保物（涉案木材）并非由担保人王喜利实际占有，所以也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由担保人王喜利直接将担保物（涉案木材）交付给担保权人郑健。此种情况《物权法》规定，适用占有改定。本案《担保合同》签订后担保物（涉案木材）转由担保权人郑健占有。因此，《担保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海澌达公司是在为担保权人郑健看管担保物（涉案木材），并非认定的保管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木材价值错误。既然一审法院采纳王喜利提交的《提单》，而且一审判决采纳王喜利提交的《提单》记载的数量作为认定涉案木材数量，也应该按照海澌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报关单》记载的货值认定涉案木材价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
王喜利辩称：（一）本案不是保管合同纠纷，而应该是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国际货运合同代理合同纠纷包括了运输、保管及提货等综合性法律义务，对海澌达公司提出的占有改定，可以详见各方《担保合同》第五条第一项，如果没有王喜利、郑健和姚政凯的共同同意，海澌达公司是不能将货物交给任何一方或者案外人的。海澌达公司未能提交王喜利、姚政凯的同意书便私自处分涉案货物，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二）木材价值应该按照王喜利、海澌达公司和广州市海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顺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成交单价29000元每吨进行计价。一审法院认定的25000元每吨是一审法院在征询王喜利一方涉案货物的市场均价时王喜利提交的市场均价的价值，但本案涉案货物经买方及海澌达公司共同确认具有更高的木材价值，应该适用29000元每吨来计算涉案价值。（三）至于利息起算点，海澌达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中明确案外人初文娟代郑健取走了涉案货物，取走时间必定在其签字确认时间之前，签字时间是2011年8月9日，因此应该在这之前计算利息起算点。结合海澌达公司提交的证明，初文娟再次确认自己于2011年卖掉了存放于海澌达公司的木材，故应该按照其处理木材的时间2010年计算起息时间。至于海澌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报关单，形成时间不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后，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该认为是法律上的新证据；即使报关单上记载的价值与实际交易价值有误差，也仅仅是海澌达公司自行调整的价格，与本案无关。
原审第三人郑健、姚政凯未到庭陈述意见。
王喜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海澌达公司赔偿王喜利损失1419260元及利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2月8日，王喜利（甲方）与海澌达公司（丙方）、案外人海顺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按约定甲方从老挝进口五个20尺集装箱酸枝到广州黄埔港，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外贸接货报关单位，乙方为甲方的收货代理单位；乙方拟向甲方购买三个大规格集装箱酸枝（详见码单），成交单价：29000元/吨（到岸价，货柜到岸后报关等各种税费、代理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的五个货柜到达广州后，由乙方负责先垫付该五个货柜的报关等各种税费、代理费等约10万元；清关后开箱验收，乙方验货后决定向甲方购买，过磅后乙方需一次性交清甲方货款，购几个柜就交付几个柜的货款并按比例承担报关后所产生的费用，同时将其代垫付的其他货柜的费用从甲方货款中扣除；在乙方未支付甲方货款之前，货权属于王喜利，如乙方放弃购买，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其垫付的全部费用，在未付清乙方所交费用之前，丙方受乙方的委托对该货物有监管控制权，如甲方向丙方付清乙方垫付费用后，甲方方有该批货自行处置权。丙方负责将甲方交回的乙方代垫款退还给乙方。
2009年4月28日，王喜利（担保人，甲方）、海澌达公司（担保物/监管方，丙方）及郑健（担保权人，乙方）、姚政凯（担保物债权人，丁方）共同签署了《担保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出资，各占50%，共同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甲方愿意以自有财产作担保；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得出售和馈赠担保财产；甲方迁移、出租、转让、再担保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转移本合同项下担保财产的，应取得乙方书面同意；甲、乙、丁同意将甲方存放在丙方仓库的三个柜老红木交丙方监管；担保期间未经甲乙丁三方同意，任何人都不得移动或者销售担保货物；担保期间不论甲乙任何一方要处置担保物，都必须先支付丁方壹拾万；若主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60天到期，借款人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或所延期限届满仍不能偿还借款本息的，乙方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抵押财产等。
2010年，海澌达公司将涉案木材交由郑健处置。
另查明，王喜利于2013年1月18日向海澌达公司邮寄《律师函》，敦促海澌达公司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三个工日内返还涉案三箱货物等。一审庭审中，海澌达公司确认收到该律师函。
一审庭审中，王喜利、海澌达公司、郑健、姚政凯均确认《担保合同》不存在主合同。海澌达公司及郑健、姚政凯确认郑健已将涉案争议的木材变卖，变卖后已依约向姚政凯支付10万元，郑健未提交变卖木材交易的相关资料，亦未能明确变卖木材的价格。王喜利认为与海澌达公司之间构成货运代理合同，涉案货物按当时市场价格约25000元/吨，同时明确由于海澌达公司无法返还涉案货物，主张海澌达公司赔偿涉案货物的价款及利息。为此，王喜利向一审法院提交购买涉案木材的2009年1月23日的《提单》复印件一份，载明：收货人为“GUANGZHOUHAISIDATRADECO,LTD”，货物数量为五件，总重量81317.5公斤等，王喜利主张因海澌达公司是收货人，《提单》原件由海澌达公司持有，海澌达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提单原件于实际货主处。
一审法院认为：王喜利、海澌达公司以及案外人海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王喜利、海澌达公司及郑健、姚政凯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
有关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的法律关系的问题。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海澌达公司为涉案货物的外贸接货报关单位，其后双方又签订了《担保合同》，约定由海澌达公司监管王喜利存放在海澌达公司处的涉案货物。《协议书》约定海澌达公司的义务为接货报关，并未就货运代理合同中常见的其他的义务如托运、装箱、订舱、制单等进行约定，王喜利主张与海澌达公司之间构成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本案发生在《担保合同》签订以后，而王喜利亦主张海澌达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监管货物，并据此主张海澌达公司承责，王喜利和海澌达公司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
有关海澌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担保合同》均明确载明涉案货物是归王喜利所有，王喜利作为货物的所有权人，依法有权要求保管人海澌达公司返还其相应货物。首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本案《担保合同》并不存在主合同，王喜利及郑健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则《担保合同》中约定还款期限届满的情形并不存在，海澌达公司辩称据此将货物交付郑健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其次，即使存在海澌达公司辩称的王喜利未按约定与郑健合作生意则涉案木材由郑健处分的情形，按照《担保合同》约定海澌达公司的监管义务包括担保期间未经王喜利、郑健、姚政凯三方同意，任何人不得移动或销售担保货物等，海澌达公司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就木材的交付已知会王喜利或已取得王喜利同意，姚政凯亦述称不同意变卖该批木材，海澌达公司在未经王喜利及姚政凯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木材交予郑健，致王喜利未能取回其所有的木材，已违反合同约定。王喜利主张海澌达公司对此承担相应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有关海澌达公司承责方式的问题。王喜利起诉主张海澌达公司向其返还其所有的木材，但该木材已被郑健变卖，实际上已无法追回，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喜利转而主张海澌达公司赔偿该批木材的价值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有关木材价值的问题，王喜利起诉时自认涉案木材价值约为25000元/吨，且王喜利、海澌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交易价格亦为29000元，海澌达公司及郑健对王喜利所主张的价值虽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也未能明确郑健出售木材所得的价款，应由海澌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木材已变卖，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王喜利和海澌达公司双方的举证能力，王喜利的出售价值，就现有证据依法采信王喜利有关木材价值25000元/吨的主张。有关涉案木材的数量问题，王喜利向一审法院提交其进口的五柜木材的《提单》复印件，该《提单》已记载货物的收货人为海澌达公司，王喜利主张海澌达公司持有《提单》原件合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海澌达公司否认持有原件，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由海澌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王喜利提交的《提单》依法予以认定。《提单》记载，王喜利五柜的木材总重量为81317.5公斤，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涉案三柜木材的重量为81317.5公斤÷5×3=48790.5公斤=48.79吨。综上，涉案木材的价值为25000元/吨×48.79吨=1219750元，即海澌达公司应向王喜利返还木材价值1219750元。
有关王喜利主张海澌达公司支付利息的问题。海澌达公司的违约行为确实造成王喜利损失，现王喜利主张海澌达公司支付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王喜利主张海澌达公司支付自2010年1月1日起的利息没有依据，利息应自王喜利向海澌达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算。王喜利提交的证据证实王喜利曾于2013年1月18日向海澌达公司邮寄律师函主张海澌达公司于收到该函件后三个工作日内返还货物，考虑到市内邮寄的时间，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利息自2013年1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对于王喜利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海澌达公司辩称王喜利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海澌达公司的有关答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海澌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喜利支付121975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王喜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70元，由海澌达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海澌达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报关单复印件，拟证明涉案货物的单价。王喜利质证认为：1．该份证据形成于2009年2月20日，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2．证据没有原件，三性不予确认；3．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这份证据是案外人广州经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经手的红木，不是海澌达公司经手的红木，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4．即使可以与本案红木确认关系，这也是广州经纬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与海关自行的报价，没有交易相对方和出售方的确认，因此王喜利不予认可。郑健、姚政凯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担保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乙双方收到客户第一笔货款后，担保关系自动解除，并由乙方与丁方派专人前往货物存放的丙方面授；未面收钱，本合同条款自然有效。二审中，海澌达公司陈述，郑健是《担保合同》的担保权人，王喜利是义务人，根据《担保协议》第八条的约定，是由乙方郑健、丁方姚政凯去丙方海澌达公司面授，不需要王喜利表态。王喜利另陈述，各方法律关系应当以《担保协议》认定。
再查，王喜利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诉讼请求的详细说明及案件情况的意见》，陈述涉案货物按当时市场价格约25000元/吨。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认定，以及海澌达公司是否应当向王喜利承担责任问题；二是涉案货物价值认定问题；三是利息起算时间问题。
关于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二审中均认可双方法律关系应依据《担保协议》认定。根据《担保协议》的约定，海澌达公司是作为涉案货物监管方，王喜利、郑健、姚政凯同意将王喜利存放在海澌达公司仓库的涉案货物交海澌达公司监管，故一审认定王喜利与海澌达公司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并无不妥。虽然《担保协议》显示王喜利具有提供涉案货物作为与郑健合作的资信担保的意思，但各方确认其间并无明确被担保的主合同，《担保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借款也没有发生，故尚不足以认定为王喜利与郑健之间成立动产质权关系，海澌达公司上诉主张其是为质权人郑健监管质物、而非与王喜利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王喜利认为与海澌达公司之间为国际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担保协议》并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的特征，王喜利该项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海澌达公司是否应当向王喜利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担保协议》的约定来看，尚不足以认定海澌达公司是为郑健监管质物。同时，《担保协议》第五条已明确约定，未经王喜利、郑健、姚政凯同意，任何人不得移动或销售涉案货物。现海澌达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其就涉案货物交付给郑健已经王喜利、姚政凯同意，故其未经各方同意交付货物，违反了合同约定。《担保协议》第八条约定的是各方解除担保关系时，由郑健、姚政凯向海澌达公司面授，且海澌达公司亦无证据证实郑健要求提货时按照该条款约定取得了姚政凯同意、或王喜利与郑健双方收到了下游客户货款，故海澌达公司主张郑健提货无需经王喜利同意理据不足。海澌达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导致不能向王喜利返还涉案货物，应当向王喜利赔偿货物价值。
关于涉案货物价值认定问题。王喜利上诉主张货物价值依据《协议书》中约定的29000元/吨计算，但该单价在《协议书》中是作为王喜利与海顺公司的交易价格，并不足以证实相关价格已经海澌达公司同意。海澌达公司二审中提交《报关单》复印件，主张按照其中载明的单价1200美元认定，但上述单价是广州经纬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申报信息，不足以认定为涉案货物实际价值。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考虑各方举证能力、出售价值，酌情采信王喜利在《关于诉讼请求的详细说明及案件情况的意见》中陈述的市场价格25000元/吨，并不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担保协议》没有明确约定海澌达公司返还涉案货物时间，也无证据证实王喜利在2013年1月18日发出《律师函》之前曾向海澌达公司主张过返还货物或赔偿损失，故海澌达公司收到《律师函》之日应为海澌达公司返还或赔偿义务成就之日，一审酌情认定自2013年1月24日起计付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喜利和海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60元，由上诉人王喜利负担4290元，上诉人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57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凡
审判员 莫 芳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莫碧航
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