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692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振国，男，197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张耀芬，女，197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凯川，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警师，男，1961年9月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生，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振国、张耀芬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警师于一审诉称：1.判令李振国清偿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暂计至2017年7月30日）合计224万元给李警师，张耀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受理费由李振国、张耀芬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期间，李警师为支付增城欣昕实业有限公司与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的往来款，准备将广州诚宏燃料有限公司交付给李警师的已经背书到广州诚宏燃料有限公司的59张银行承兑汇票合计9057959.75元交付给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电话告知李警师，其派出业务人员李振国过来领取上述汇票。2015年1月19日，李振国到增城欣昕实业有限公司处签收了上述金额合计9057959.75元的银行承兑汇票59张。2015年6月，增城欣昕实业有限公司与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对账，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称只收到汇票51张，到账金额为7057959.75元，有200万元的汇票没有收到。后来找到李振国，其承认挪用该款并以深圳一公司的名义兑现，并向李警师出具了《借条》，承诺于2015年8月31日还清。李警师要求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承担责任，但该经营部称李振国不是其员工，只是中间人。李警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称属于民事纠纷应向法院起诉。李振国、张耀芬是夫妻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张耀芬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李振国、张耀芬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警师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李振国签收的银行承兑汇票清单，证明李振国到李警师的关联公司增城欣昕实业有限公司领取了金额合计9057959.75元银行承兑汇票59张。2.《借条》及李振国侵吞的8张汇票（复印件），证明李振国侵吞了8张汇票金额合计200万元，经李警师追索，李振国立下《借条》。3.《证明》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李振国到增城欣昕实业有限公司领取的59张汇票的权属人为李警师。4.李振国、张耀芬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证明李振国、张耀芬是夫妻关系。李振国、张耀芬没有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鉴于李振国、张耀芬没有提出抗辩，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并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李警师委托增城欣昕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向李振国交付59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合计9057959.75元。后来李振国挪用了其中8张汇票，导致李警师损失200万元。李警师遂向李振国追偿，李振国于2015年6月9日向李警师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李警师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整，于2015年8月31日结清。”一审法院另查明：李振国、张耀芬于1995年5月2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李警师主张李振国挪用其8张汇票，导致其损失200万元，李警师据此要求李振国返还2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故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李警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故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本案中，由于李警师与李振国没有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而本案的不当得利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根据李振国签收了59张汇票及其出具《借条》的事实，足以证明李振国构成不当得利，李振国对此没有提出抗辩和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按照《借条》约定，李警师要求李振国返还20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振国没有依约返还不当利益，造成李警师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李警师要求李振国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债务发生在李振国、张耀芬结婚之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警师要求张耀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振国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警师返还2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还清款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张耀芬对被告李振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60元，由被告李振国、张耀芬共同负担。判后，上诉人李振国、张耀芬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李振国挪用8张汇票，导致李警师损失200万元”，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李警师只能证明李振国领取了59张汇票，但未能证明李振国挪用了8张汇票。李警师未能证明李振国以深圳一公司的名义兑现了该8张汇票。李振国领取了李警师的59张汇票后已经全数交给兴泉土石方经营部，没有挪用任何一张汇票。李警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在对账过程中否认收到200万元的汇票，也未能证明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就该200万元向李警师进行催收。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李警师为逃避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围绕《借条》编造李振国挪用汇票的故事，并据此提起了不当得利的恶意诉讼。法院应告知李警师按照借款起诉，并依据借款的规则审理双方的纠纷。李警师陈述的李振国挪用并承兑汇票的行为由于违反票据的操作规程，不可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27条、第31条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38条的规定，汇票权利的转让必须以连续背书转让，李振国不是上述汇票的被背书人，不可能享有汇票的任何权利。涉案《借条》没有记载与李警师陈述的不当得利事实存在何种关联。本案为李警师逃避借款纠纷举证责任而提起的恶意诉讼。李振国出具借条后，李警师没有实际放款，因此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双方当事人为多年朋友，李警师知道李振国、张耀芬的联系电话和实际住址，李警师却故意未提供给法院。这是恶意的，此举剥夺了李振国、张耀芬的答辩权。三、即使本案构成不当得利，已过诉讼时效，李警师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四、即使本案构成不当得利，法院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李警师未能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警师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李警师负担。被上诉人李警师答辩称：一审法院向李振国、张耀芬的户籍地址及其在一审法院应诉的其他案件地址进行送达，程序合法。李振国私自窃取涉案汇票，并向李警师签署《借据》。我方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为证明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审期间，李警师提交如下证据：1.李警师与李振国的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李振国不同意与李警师一同报警，李振国表示同意承担涉案200万元的债务。拟证明李振国签署《借条》的原因。2.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管理局出具的产权查册表及产权情况表三张（登记字号：14登记00061347、预售证：20110642、20130118）。拟证明张耀芬作为银行职员，其收入不足以支持购买上述房产、商铺。对于证据1，李振国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张耀芬不确认合法性。对于证据2，李振国、张耀芬确认真实性，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李振国、张耀芬的户籍登记地址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水围村老屋路1号之二。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以上述地址为收件地址通过EMS向李振国、张耀芬邮寄送达诉讼材料，上述邮件因该地址长期无人、人已他往，电话空号退件。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7日再次以增城区荔城街观翠路21号东汇城国际公寓2301为收件地址通过EMS向李振国、张耀芬邮寄送达诉讼材料，上述邮件因拒收被退回。增城区荔城街观翠路21号东汇城国际公寓2301为李振国于2016年12月7日在（2016）粤0183民初6527号案中所留的送达地址。再查明，李振国经本院传唤，其本人未到庭接受询问。李振国经本院要求，未能将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经营者带到法庭接受询问。本院认为：李警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不当得利纠纷，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讼争汇票的给付发生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一审送达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讼争民事关系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举证责任如何分配；3.讼争债权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4.讼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19号）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八、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九、依第八条规定仍不能确认送达地址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登记的住址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如前所述，一审法院以李振国在一年内进行民事诉讼向一审法院所留送达地址向其进行送达，李振国与张耀芬又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的送达合法有效。李振国、张耀芬拒收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李振国、张耀芬主张因李警师未提供有效地址及联系电话，导致其答辩权被剥夺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讼争双方均确认涉案《借条》中所称“借款”200万元并未由李警师直接支付给李振国，故李振国主张涉案民事关系应属民间借贷没有事实依据。涉案款项200万元系由李振国通过占有涉案八张汇票的方式取得，且欠缺合法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民事关系为不当得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法律规定，李警师对于其遭受损失及所受损失与他人获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李振国对于其取得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李警师向法院提交了由李振国签名确认的签收银行承兑汇票清单。该证据证明李振国已签收涉案59份银行承兑汇票。李振国抗辩称59份银行承兑汇票已全部交付给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但其未能提供已向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交付涉案59张汇票的证据。经本院要求，李振国拒不到庭说明情况，也未能将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经营者带到法庭接受询问。由于李振国已经取得涉案汇票，其对于汇票是否交付增城兴泉土石方经营部，汇票是否存在无法承兑等情况均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李振国未对此进行举证。李警师提交《借条》，证明双方存在2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李振国对出具《借条》的原因也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李警师的举证责任已经履行完毕。李振国怠于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由李振国承担涉案款项的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三、对于第3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振国、张耀芬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依法视为放弃抗辩权。李振国、张耀芬于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期间也未提交新证据证明李警师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李振国、张耀芬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四、对于第4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第一条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如前所述，涉案债务属于不当得利之债，是法定之债。该债务因法律规定产生，并不以讼争双方之间的合意作为债务产生的基础。张耀芬作为李振国之妻，没有与李振国共同举债之合意。上述不当得利之债属于李振国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警师需对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予以举证证明。李警师据以主张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仅有产权查册表及产权情况表共三张，仅能证明张耀芬名下有三处房产，但不能证明李振国将涉案款项用于购买三处房产或用于其他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振国、张耀芬关于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张耀芬对涉案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综上，上诉人李振国、张耀芬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3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3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360元，由李振国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360元，由李振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毅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