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4民终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母良贵，男，194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祖敏，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138408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攀枝花市公证处,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人民街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450960500P。
法定代表人邓洁，四川省攀枝花市公证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910494554。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旭，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1783986。
上诉人母良贵因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公证处（原名：渡口市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6）川0402民初3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母良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祖敏，被上诉人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邓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母良贵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6）川0402
民初3264号民事判决；二、依法认定公证处具有公证过错，判令被上诉人一次性向上诉人赔偿696600元。事实和理由：一、公证处作出（88）攀证内字第176号《公证书》（以下简称：《公证书》）的时间是1988年10月4日，但公证处向攀枝花市公路工程处（以下简称：工程处）送达《公证书》的时间为1988年9月5日，即《公证书》的送达时间在作出时间之前，故公证处的公证程序违法；二、攀公路发（87）字第67号文件、攀交办发（87）字第152号文件及《关于对我处原合同工母良贵第六次来访的处理意见》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被收容遣返过，上诉人如不服工程处的处理，民政部门将再次对上诉人予以收容遣返。故上诉人与工程处签订的《关于母良贵第六次上访问题的处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在被胁迫和恐吓的情况下签订的；三、工程处向公证处递交的《国内公证申请表》上载明的材料并不真实存在，系虚假材料，其中渡公路委发（86）字第05号文件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名，均是工程处单方认定；四、上诉人提交的《公证审结报告》证明《渡口市公证处谈话记录》并不存在，故两份《渡口市公证处谈话记录》系公证处虚构；五、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所公证的事项超越了公证事项的范围，公证事项中包含了对上诉人工伤事实予以否定的内容。工程处基于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对上诉人的工伤不予认可并不予申报，故上诉人未享受工伤待遇与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六、南充通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08）临鉴字第1552号鉴定、攀劳鉴字（2010）D0202鉴定以及川人社发（2015）21号文证明了上诉人要求公证处赔偿696600元的计算依据；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公证处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还与工程处恶意串通，出具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公证处应对上诉人予以赔偿。
被上诉人公证处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母良贵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二、工程处申请对其与母良贵签订的《协议》予以公证，该公证事项属于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规定的行为公证的范畴。由于《协议》内容是工程处对母良贵的信访诉求的处理，且经过公证处的询问，该《协议》系工程处的法定代表人和母良贵自愿签订，故《协议》真实、内容合法。《公证书》作出的时间确实是1988年10月4日，送达回证上的送达时间显示为1988年9月5日是书写错误，应为1988年10月5日，但是，该错误并不属于公证程序错误，也不影响《公证书》的合法性；三、工伤认定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责，公证处无权作出工伤认定。公证处在作出《公证书》之前，母良贵已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认定工伤，但均未被认定为工伤。因此，公证处对工程处与母良贵达成的《协议》进行公证与母良贵未被认定为工伤无因果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母良贵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母良贵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二、请求判令公证处赔偿其因公证过错给母良贵造成的损失696600元；三、请求判令公证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88年9月16日，工程处填写了《国内公证申请表》，要求公证处公证：一、解除合同是正确的；二、母良贵的眼病是因病造成，不是工伤所致；三、单位对母良贵的处理是正确的、优惠的。并提交了：1.国发（71）91号文件；2.母良贵签字的临合工（临时合同工）解除合同证明书存根；3.母良贵19**年12月25日、1969年1月2日给单位的信件；4.母良贵19**年1月28日写的认识意见；5.经母良贵签字同意的渡公路委发（86）字第05号文件和1986年1月28日给单位写的认识；6.母良贵第六次来访与单位达成的处理协议。
1988年9月22日，母良贵与工程处签订《协议》，《协议》约定：一、解除母良贵合同、回原籍参加生产符合政策，手续完备，各项有关费用已结算清楚，不存在任何遗留问题；二、母良贵的眼病，经查阅全部档案资料，广泛进行调查和取证，多次召开分析研究会和听证会，认定不属于工伤所致；三、母良贵每次到单位上访，单位领导都非常重视，给予热情接待，耐心宣传解释政策，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经济上放宽补助，金额已达1107.80元。母良贵也多次表示，同意单位的处理意见，感谢领导的关怀。但事隔不久又反复，继续写信上访，是不对的，很不应该的；四、对母良贵的第六次来访，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式的对话，母良贵认识有所提高，态度有了转变，表示从今以后不再为“眼病是工伤所致”写信上访了。单位考虑到母良贵因眼病，对劳动有一定影响，孩子年幼，家庭生活确有一定困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看待，决定再给予一次性资助400元，给车船费65元，最终了结。上访期间的食宿费115元由单位核销。母良贵表示感谢组织的关怀，并立即返回原籍，安心农业生产，如今后再上访，单位和攀枝花市各有关方面概不接待；五、母良贵完全同意单位对其眼病的结论和处理，今后决不写信和上访了。如再来，那完全是个人的事，决不找单位和攀枝花市各有关部门的麻烦；六、本《协议》经工程处和母良贵本人签字后立即生效。
公证处对工程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于1988年9月23日通知母良贵到公证处进行了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记录载明：“问：关于你的眼病问题是否是工伤，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母：我同意不是工伤。问：公路工程处给你资助400元钱是否同意？母：我既然签了字，我就同意。问：关于上访问题，你是怎样看的？母：今后不再乱跑，没有理由，不再上访。”第二次谈话记录载明：“问：母良贵，你和工程处达成的《协议》，我们已向你谈过数次，你对内容也很清楚，为了对你们双方负责，对有些问题我们再核对一下，请你如实回答，你看如何？母：好。问：关于你的眼睛问题，单位能够证明不是工伤所致，你是否同意单位的意见？母：同意单位的意见。问：关于单位上资助你人民币400元和差旅费65元，你认为是否恰当？母：我认为恰当。问：你对《协议》的其他条款还有什么看法？母：没有其他看法。问：在没有新的、属实的证据时，你是否还要再上访？母：没有新的证据时，我不再上访，我不再坚持无理上访。”
1988年10月4日，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作出了“关于办理《协议》公证的审结报告”，同日，公证处作出了《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工程处法定代表人吴方太与蓬安县骑龙乡一村九组村民母良贵于1988年9月22日签订前面的《协议》。1988年9月5日，公证处向工程处送达了《公证书》。
1988年12月19日，母良贵向公证处致信称：这份《协议》应查证落实，对不适之言予以否定；双目因工致残，请求按政策规定落实解决，要求全面审查，立出处理方案，信告本人。若不答复，本人前来公证处请求解决或再次上访。公证处收信后于1988年12月30日致信母良贵，向其作出了相应答复。之后，母良贵多次上访、信访。
2014年12月30日，公证处根据母良贵的申请，再次回复母良贵：20**年12月23日，我处收到你要求撤销《公证书》的复查申请，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61条：“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公证书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0年。”故时效已过，本处不予受理。
2015年8月14日，母良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以母良贵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作出（2015）攀东民初字第259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母良贵的起诉。母良贵签收民事裁定后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以一审法院驳回母良贵的起诉并无不当，制发了（2015）攀民终字第1187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母良贵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母良贵签收裁定书后又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再审后以一审中对母良贵要求公证处承担公证赔偿的诉讼请求未作审理，遗漏诉讼请求为由，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攀东民初字第2598号民事裁定和本院作出的（2015）攀民终字第1187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一审庭审中，母良贵辩称：母良贵与工程处签订的《协议》是在受到工程处恐吓下签订的，不是母良贵的真实意思表示。公证处在办理《公证书》的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不严格审查《协议》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愿表示、超越公证范畴。由于公证处违法出具《公证书》，阻碍了母良贵向有关部门申请享受工伤待遇，造成母良贵多年上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依法应当撤销。公证处因公证过错，依法应当按1800元/月赔偿母良贵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至母良贵年满80周岁之日止的工伤待遇损失696600元。公证处辩称：公证的本质只是对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进行公证，《公证书》确认的是工程处法定代表人吴方太与母良贵签订《协议》的行为，双方签字真实，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合法有效。公证处无认定工伤的职权，母良贵是否是工伤，应当由具有工伤认定职责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认定，母良贵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其是工伤的决定书，亦无因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导致其不能享受工伤待遇的证据，且即使母良贵被认定为工伤，依法也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与公证处无关。母良贵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的规定，公证处依据工程处法定代表人吴方太与母良贵自愿签订的《协议》和对母良贵的谈话记录作出的《公证书》未违反法律规定，母良贵要求撤销《公证书》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工伤认定的职能部门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攀枝花市有权进行工伤认定的行政机关是攀枝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证处不是法定的国家工伤认定机关，其作出的《公证书》并不具有妨碍母良贵向有权认定工伤的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效力。对于母良贵要求公证处赔偿因公证过错给其造成的损失696600元的诉请，因母良贵未提交工伤的认定结论和由于公证处的错误公证导致其受到损害的相关证据，故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母良贵对四川省攀枝花市公证处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347元，由母良贵负担。
二审中，母良贵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1.公证处的（88）见证内字第176号公证档案卷封面、卷宗目录。拟证明公证处将内部档案的内容进行了修改；2.复印申请。拟证明母良贵于2016年12月16日向公证处提出了复印申请；3.公证处2017年3月23日对母良贵的答复。拟证明公证处和工程处串通起来对公证卷宗进行了篡改，工程处申请公证《协议》时，其并未完整提交《国内公证申请表》上载明的材料。公证处质证认为，对母良贵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档案卷封面、卷宗目录不能证明母良贵所称的篡改事实，该份证据恰好证明这些档案是真实可信的。母良贵提交的申请和答复证明公证处在母良贵提交复印申请后对其予以了书面答复，并在答复中对复印的每一份材料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公证处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17年2月3日和3月23日向母良贵作出的两份答复，拟证明工程处提交的《国内公证申请表》上载明的材料真实存在，且公证处根据母良贵的复印申请，向其复印了其所需要的7份材料。母良贵质证认为，对公证处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和关联性，该证据恰好证明了公证处在不断变更公证申请材料。
对母良贵和公证处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母良贵和公证处二审提交的申请和答复能够证明母良贵在一审判决后向公证处提交了复印材料的申请，公证处也根据该申请向其复印了相关材料，并作出了详细答复和说明。母良贵提交的公证处（88）见证内字第176号公证档案卷封面和卷宗目录，公证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公证处公证《协议》的行为具有过错，亦不能证明母良贵的诉讼主张。
二审审理查明:1988年10月4日，公证处根据工程处
的申请，对工程处与母良贵于1988年9月22日签订的《协议》进行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之后，公证处向工程处送达了《公证书》，送达回证上显示的送达时间为1988年9月5日。2015年8月14日，母良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公证书》，并判令公证处赔偿269784元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母良贵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作出（2015）攀东民初字第259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母良贵的起诉。母良贵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攀民终字第1187号民事裁定，驳回母良贵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母良贵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再审后，以一审中对母良贵要求公证处承担公证赔偿的诉讼请求未作审理，遗漏诉讼请求为由，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攀东民初字第2598号民事裁定和本院作出的（2015）攀民终字第1187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母良贵将要求公证处赔偿的金额变更为696600元。
本院认为：母良贵起诉要求撤销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并判令公证处予以赔偿。但是，公证处作出《公证书》的时间是1988年10月4日，母良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5年8月14日，且母良贵未提交足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发生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母良贵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公证处称母良贵的诉讼时效已超过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
鉴于母良贵多次上访、信访，对于其所主张的问题，本院作如下认定：本案案由是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公证处只有因公证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公证处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公证处对《协议》进行公证的行为是公证证明活动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公证，公证的法律后果是公证机构对《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证明，并不产生其他的效力（包括工伤认定的效力）。母良贵认可其在《协议》上的签名是真实的，故《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母良贵认为其不签订《协议》就会被民政部门遣返，故《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签订的。由于《协议》是母良贵与工程处签订的，不是与民政部门签订的，而母良贵并没有证据证明工程处以言语或行为的方式对其威胁，迫使其签订《协议》，因此，母良贵认为其受胁迫而签订《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工程处与母良贵签订的《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合法性。公证处的公证行为没有过错，母良贵要求公证处予以赔偿的主张应不予支持。
对于公证处作出《公证书》的时间系1988年10月4日，送达回证上显示的送达时间为1988年9月5日，公证处是否因此构成公证程序违法的问题。公证处辩称“1988年9月5日”系笔误，应为“1988年10月5日”，从本案证据来看，因工程处与母良贵签订《协议》的时间是1988年9月22日，公证处作出《公证书》的时间系1988年10月4日，故公证处称送达时间书写为“1988年9月5日”系笔误的理由与常理相符，本院予以采信。该书写笔误仅为送达瑕疵，并不影响《公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未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应赔偿损失的过错，故公证处对《协议》予以公证的程序并未违法。
对于母良贵认为公证处对《协议》进行公证的行为影响了其工伤认定和享受工伤待遇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的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其他任何机构均无权作出工伤认定。母良贵该意见与《工伤保险条例》的上述规定相悖，不应予以支持。
母良贵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证据均不能证明公证处对《协议》作出公证的行为有过错，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准予母良贵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卫东
审判员 胥 军
审判员 刘 立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