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民终23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爱民广场旁。
法定代表人：向云旗，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桥，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
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卫，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葛绍祥，男，汉族，1957年1月10日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上诉人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飞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葛绍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初89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翼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2014年4月20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可能无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本案按民间借贷纠纷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因该规定适用情形是在借款时签订买卖合同，但本案是借款到期后，被上诉人无法偿还借款，才约定以物抵债。本案应当定性为以物抵债法律关系，并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以物抵债法律关系审理，而不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飞龙公司一直认可或追认欠借款本金为2000多万，且在2014年4月20日签署的协议中再一次认可借款为2790万元，而一审判决仅认定借款本金为580万元错误。1、2011年6月21日至2014年4月20日，双方签订多份文书，该系列文书上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赵禄君私章具有同一性，且赵禄君、葛绍祥、赵陆群在其中部分文书上签字认可，这说明被上诉人认可该套印章代表飞龙公司及赵禄君。一审认定葛绍祥私刻的公章于2014年8月至12月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向云旗管理，与事实不符。从证据看，案涉文书在此前就已形成。即便案涉文书在形成时间上有瑕疵，也不影响其作为认定本案借款本息的证据。2、虽部分款项系支付到葛绍祥和案外人账户，但《授权委托书》载明被上诉人授权葛绍祥与上诉人进行融资，包括资金的支付和收取。《承诺书》、《债务确认书》、《授权委托书》也认可案涉借款系被上诉人的借款。故无论从代理的角度还是从债的加入角度来说，被上诉人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偿还义务。3、2011年12月27日产生的160万元、转给案外人张利荣的766万元、2013年10月18日产生的21万元、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载明512.5万元中的435万元，均应认定为本案借款本金。因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款单，借款单上有被上诉人股东葛绍祥和被上诉人财务人员赵陆群签字，且加盖了被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此外，根据前述第2点分析，被上诉人也认可该借款。另，上诉人从事典当、投融资业务，存在大量的现金往来，故通过现金支付符合情理。4、双方于2013年10月17日签订金额为15,426,900元的《借款合同》，系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该15,426,900元包括2011年6月21日至2013年8月29日的借款本金1313.5万及其利息200万元，该数额与相应的借款单及合同等载明的15,426,900元相符。5、综合前述几点，加上一审认定的583万元的借款本金，借款本金应为2132.5万元，另外加上600多万元的利息，这数额与《债务确认书》等证据载明的2790万元相符。此外，该利息未超过年利息24%标准。故根据《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以2790万元作为后期借款本金。《协议》、《债务确认书》、《债务补充确认书》载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借款本金2790万元及相关原始凭证作废并自行销毁，从而导致本案所涉及的部分原始证据缺失。从举证来说，上诉人已举证证明该2790万元，是本金2132.5万元加上不超过年息24%所得的本息之和。如被上诉人主张该2790万元系按超过年息24%标准计算得出的数额，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6、就利息问题，根据本案证据，要么以2790万元作为本金从2014年4月21日起按照年息24%计算，要么从2132.5万元中的每一笔本金发生之日起按24%年息计算。
飞龙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飞龙公司不是借贷关系的债务人，没有以物抵债的基础，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是为规避债务，损害他人利益。二、案涉民间借贷的借款人是葛绍祥，而非被上诉人。即便葛绍祥所借的款项属于被上诉人的借款，借款本金也仅是葛绍祥和上诉人收到的款项，上诉人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不应作为本案的借款本金。
葛绍祥述称，本案是葛绍祥私人借款，约定的借款本金是975万元，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仅有725万（包括支付给被上诉人的400万元）。上诉人主张借款本金2790万元，是通过利滚利计算出来的。上诉人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是虚构的，与本案无关。
天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飞龙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79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飞龙公司承担。诉讼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天翼公司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飞龙公司偿还借款279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每笔借款产生时按照年利息24％计算利息至偿还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一、2011年6月21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和葛绍祥作为乙方，张利荣、李贤钦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因乙方“威宁阳光城”项目投资向甲方借款500万元，月息为5%，期限为2011年6月21日至2011年10月21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丙方张利荣、李贤钦自愿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被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和葛绍祥及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并加盖被告印章。同时，赵禄君和葛绍祥在《借款单》上签字并加盖被告财务专用章；同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转款400万元到被告账户。二、2013年10月25日，原告通过农村信用社转款183万元到葛绍祥账户，被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在转款凭证上签字，同日，赵禄君与其妻周灵在借款单上借款人处签字。
2014年4月20日、21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债务确认书》、《债务确认补充承诺书》、《协议》各一份，被告出具《收据》一付。《债务确认书》载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中涉及的资金无论是支付给被告公司还是支付给赵禄君或葛绍祥和其指定的第三人，支付方式有现金和转账，被告均认可承担债务，经核对确认被告差欠原告借款2790万元，此债务经确认后无权撤销。《债务确认补充承诺书》载明：1、《债务确认书》继续有效；2、双方于2014年4月20日经核对借款债务并出具《债务确认书》后，一致以其载明的债务数额为准，前述相关原始凭证作废并自行销毁，故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原因，被告不得再次要求原告出具相关凭证对账；3、因被告不履行前述债务而导致诉讼，《债务确认书》及与该债务相关的证据（不包含涉及的借条、欠条、银行票据等原债务凭证）可直接作为认定纠纷的证据。《协议》载明：被告向原告借款2790万元已到还款时间，因资金和市场原因无法还款，达成以下协议：1、被告用威宁县“飞龙阳光城”临街一楼门面（200平方米，作价每平方米2.4万元共计400万元），二楼商场（2100平方米，作价每平方米6000元共计1260万元），三楼商场（2100平方米，作价每平方米5000元共计1050万元），卖给原告，总价2790万元，被告将原借款2790万元转换为购房款，被告在一个月内将前述房产备案登记到原告名下；2、原告在半年内不得出让此商场，回购时间半年，资金占用费每月2.5%；3、如被告协助原告用所购商场办理贷款成功，回购期限为一年，回购时被告需支付2790万元，还需支付1000万元贷款产生的费用，本金到期由被告还贷款，剩余1790万元资金占用费每月2.5%，由被告每月支付给原告。《收据》载明：收到原告公司向云旗购买门面、二楼、三楼商场2790万元，时间2014年4月20日。
另查明：被告是原告股东，占47%股份。赵禄君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占被告股份64.8%。原股东葛绍祥占被告股份33.2%。2015年4月30日，葛绍祥的股份经债转股方式变更为刘应祥等21人持股。再查明：被告有两套印章（公司行政章、法人赵禄君私章、财务专用章），其中一套系葛绍祥私刻，未进行备案；另一套公司备案印章，现由赵禄君保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债务确认书》、《债务补充承诺书》、《协议》是否成立有效；借款是否属实，本金是多少，借款主体怎样认定；第三人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利息如何计算。
对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债务确认书》、《债务补充承诺书》、《协议》是否成立有效问题。经查，《债务确认书》、《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20日，《债务补充承诺书》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虽三份协议上均盖有被告印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私章，但只有《协议》上有赵禄君本人签名，赵禄君抗辩系被胁迫所签，因本案涉及被告两套印章，《债务确认书》、《债务补充承诺书》上没有赵禄君签名，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从有赵禄君签字的《协议》内容看，鉴于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2790万元，飞龙公司用位于威宁县的“飞龙阳光城”临街门面的一、二、三层作价2790万元出售给天翼公司，并约定了回购期和资金占用费。飞龙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但原告不能提供交付此购房款的相关凭据，且此《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办理相关房屋备案交付手续和实际交付。从法律意义上讲，此《协议》实际是一个以物抵债协议，属于实践性合同，只有将抵债物交付并办理完毕相关权利变更才生效，同时其前提必须是合法债务。而从本案债务来看，明显属于民间借贷结算产生，之间存在高利贷行为，而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有最高保护限额，如超出限额即为无效；因原告不能提供双方结算依据，且在《债务补充承诺书》上载明“双方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原因不得再要求出具相关债务凭证重新结算对账。”可能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的情节。根据《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之规定，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民间借贷纠纷”审理。
对于本案借款是否属实，本金是多少，借款主体怎样认定问题。从原告主张和提供的现有证据分析，确认以下借款成立：1、2011年６月21日借款400万元，支付方式为转账，利息为月利率５％。经查，借款合同上有被告印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禄君和葛绍祥签名，同时有400万元支付到被告的银行凭证，此笔借款实际交付成立，依法予以确认；2、2013年10月25日借款183万元，支付方式为杨波打款到葛绍祥账户，利息为月利率３％。此笔款被告虽然抗辩是葛绍祥借来调头用款，在信用社贷款230万元后即归还162万元，剩余21万元后面出具的借条印证；但从现有证据看，虽然被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没有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借款是转到葛绍祥账户，但赵禄君在银行交易信息单上签字，同时，赵禄君与其妻周灵在借款单上已签字确认；被告和葛绍祥抗辩已归还，但不能提供证据支持，且原告否认有还款事实，因此款转款时间、金额、赵禄君签字的借款单均一致，加盖的公司印章即使是葛绍祥私刻的章，也可证明赵禄君代表公司进行追认，故对此183万元借款予以确认。确认以下借款不成立：1、原告提供转款到葛绍祥账户和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公司的其余款项，经查，葛绍祥认可是其私人借款不是被告公司借款，被告已否认收到借款；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虽然均有《借款合同》、《借款单》、《借款支付告知书》，但上面都没有被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签字，因为本案还存在葛绍祥私刻的一套公司印章，证人吕敬荣、刘应祥等人均证实此套印章于2014年9月左右被原告法定代表人向云旗收回保管，在被告申请对以上合同印章形成时间鉴定时，经本院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向云旗询问，其自认大部份合同及印章是2015年8月至2016年后补加盖的，故原告主张被告是此款的借款人不能成立，不予确认；2、对原告提供转款到案外人张利荣账户的款项，经查，被告不认可此事实，葛绍祥已不认可，虽然原告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款单》、《借款支付告知书》，但上面均没有被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签字，加盖的印章也是后补的，不予确认，具体理由同上；3、对于2013年10月27日的512.5万元借款。经查，原告主张系现金交付，有赵禄君、葛绍祥签字的借款单，但被告与葛绍祥不认可收到借款，虽然原告提供了多份银行取款凭证，但只能证实原告法定代表人向云旗在2012年至2013年有取款450多万元的事实，不能认定所取款是交付给被告，故对此笔借款不予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被告虽然向原告出具借款2790万元的《协议》，但不认可收到借款，原告应提供借款交付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案认定被告向原告借款583万元属实，被告应对此借款承担偿还责任。
对于第三人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利息如何计算问题。经查，葛绍祥在本案中认可向原告借款975万元，本案的2790万元是按月息5%利滚利结算而来，属于私人借款与被告无关，但在被告申请追加葛绍祥为被告时，原告不同意，且对本院追加葛绍祥为第三人持异议，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对葛绍祥是否向原告承担借款偿还责任不予审理，原告可另行主张。对于本案利息，被告与葛绍祥均未提供还款付息证据，从相关证据看双方在借款时约定利息为月息5%和3%，均超出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息的最高保护限额。《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借款时约定利率已超出法律规定，现原告主张以年利息24%从借款时起算支付利息的主张成立，予以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583万元；其中400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至本息偿还完毕时止；183万元借款按年利率24%从2013年10月25日起计算至本息偿还完毕时止；二、驳回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1,3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86,300元，由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负担87,500元，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8,8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飞龙公司于2003年设立，赵禄君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66.12%股份；葛绍祥原持有该公司33.88%股份，后于2014底至2015年初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将其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天翼公司设立于2011年5月30日，飞龙公司持有该公司47%股份，向云旗持有该公司39%股份，案外人持有该公司14%股份，向云旗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0年年底，葛绍祥私刻飞龙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私章各一枚。
2011年6月21日，葛绍祥以其和飞龙公司的名义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天翼公司为甲方，葛绍祥、飞龙公司为乙方，张利荣、李贤钦为丙方；乙方向甲方借款500万元，月息为5%，逾期还款按月7%计息，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21日至2011年10月21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丙方为该借款作连带保证责任等。葛绍祥在合同落款处签字，并加盖其私刻的飞龙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印章。同日，葛绍祥向天翼公司出具借到天翼公司500万元的借款单，葛绍祥在《借款单》落款处签字并加盖其私刻的飞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当日，天翼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向飞龙公司转款400万元。后赵禄君在《借款合同》上乙方处和《借款单》借款人处补签名予确认。
2012年4月27日，葛绍祥以飞龙公司的名义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47.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27日至2013年4月26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5%计息，支付方式为委托转入葛绍祥账户等。同日，天翼公司向葛绍祥账户转款47.5万元。2012年5月28日，葛绍祥以飞龙公司名义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28日至2013年5月27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5%计息，支付方式为委托转入葛绍祥账户等。同日，天翼公司向葛绍祥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6月3日，葛绍祥以飞龙公司名义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2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5%计息，支付方式为委托转入葛绍祥账户等。同日，天翼典当公司向葛绍祥账户转款20万元。2013年6月19日，葛绍祥以飞龙公司名义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18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5%计息，支付方式为委托转入葛绍祥账户等。同日，天翼公司向葛绍祥账户转款50万元。葛绍祥在前述四份《借款合同》上加盖其私刻的飞龙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印章，并向天翼公司出具四份《借款单》，借款单上加盖有私刻的飞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私章。
2013年10月25日，葛绍祥以飞龙公司名义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183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5%计息，支付方式为委托转入葛绍祥账户等。葛绍祥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其私刻的飞龙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赵禄君印章。同日，天翼公司向葛绍祥账户转款183万元；葛绍祥向天翼公司出具《借款单》，借款单上加盖有私刻的飞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私章。后赵禄君在转款凭证上签字确认。
2014年8月许，天翼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云旗以避免葛绍祥继续以飞龙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为由，接管葛绍祥私刻的案涉三枚印章。
2014年4月20日，飞龙公司与天翼公司签订《协议》，协议载明：飞龙公司向天翼公司借款2790万元已到还款时间，因资金和市场原因无法还款，现达成以下协议：1、飞龙房开公司将位于威宁县滨海大道已建好的的“飞龙阳光城”临街门面和商场卖给天翼典当公司，总价2790万元，飞龙房开公司将原借款2790万元转换为购房款，飞龙房开公司在一个月内将房产备案登记到天翼典当公司名下；2、飞龙房开公司在半年内不得出让此商场，回购时间为半年，回购期间的资金占用费每月2.5%；3、如飞龙房开公司协助天翼典当公司用所购商场办理贷款成功，回购期限为一年，回购时飞龙房开公司除需支付2790万元外，还需支付1000万元贷款产生的费用，本金到期后由飞龙房开公司还贷款，剩余1790万元资金占用费每月2.5%，由飞龙房开公司每月支付给原告。《协议》上加盖有飞龙房开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赵禄君个人私章，赵禄君在协议上签名。当天，飞龙房开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天翼典当公司购买门面、二楼、三楼商场款2790万元等。《收据》上加盖飞龙房开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私章。赵禄君在《收据》注明“借款转为购房款”后签名。另查明，签订前述《协议》时，协议上载明的门面和商铺已部分出售或抵押，后有部分门面和商铺被相关部门查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审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是否不当，如何认定借款主体及借款本息。
关于一审法院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是否不当问题。首先，从飞龙公司与天翼公司于2014年4月20日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看，该协议属于以物抵债协议。以物抵债协议是实践性合同，以受领人现实地受领给付作为生效条件。本案中，《协议》尚未履行，且涉及的门面和商铺部分已被抵押、出售、查封，该协议已不能完全履行；其次，本案中，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以物抵债协议的基础和前提，在以物抵债协议履行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尚未消灭，且对以物抵债协议的审理亦必然审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债务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其三，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天翼公司已变更诉讼请求和诉由，诉请飞龙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据此，一审法院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天翼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和诉由并无不当。天翼公司所提一审法院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错误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如何认定借款主体及借款本息的问题。首先，葛绍祥与天翼公司于2011年6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虽加盖的是葛绍祥私刻的飞龙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印章，但该合同载明借款人是葛绍祥和飞龙公司，且葛绍祥在借款人处签名予以确认，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禄君也在合同上签字予以追认，同时，葛绍祥和飞龙公司在诉讼中均认可该笔借款，故该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应认定为葛绍祥和飞龙公司。合同签订后，天翼公司向飞龙公司转付了400万元借款。天翼公司主张葛绍祥不是该合同的借款人，不同意葛绍祥参加诉讼，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次，葛绍祥与天翼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借款金额为47.5万元的《借款合同》、2012年5月28日签订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3年6月3日签订借款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3年6月19日签订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3年10月25日签订借款金额为183万元的《借款合同》，均载明借款人为飞龙公司，虽五份合同及相应借款单上加盖的是葛绍祥私刻的印章，但葛绍祥于2011年6月21日使用该印章与天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后，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禄君签字予以追认，且未收回该印章，天翼公司据此有理由相信葛绍祥有权代飞龙公司签订合同，也有理由相信葛绍祥私刻的印章对外代表飞龙公司，且葛绍祥亦认可收到前述借款，此外，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禄君事后在183万元转款凭证上签字予以追认。故本院认定前述五份合同的借款人是飞龙公司，借款本金共计750.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及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飞龙公司应向天翼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50.5万元及利息。结合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根据《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天翼公司关于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借款产生时起计算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天翼公司关于2011年12月27日的160万元借款、转给案外人张利荣的766万元、2013年10月18日的21万元借款、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载明512.5万元中的435万元应认定为本案借款本金的主张，本院认为，该系列款项并未直接支付给葛绍祥或飞龙公司，天翼公司虽提交《借款合同》、《借款单》、《支付方式告知书》、《债务确认书》、《债务确认补充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拟证明飞龙公司指示向案外人支付借款及飞龙公司认可天翼公司主张的前述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证据上的印章系葛绍祥或飞龙公司加盖，且葛绍祥或飞龙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此外，向云旗认可案涉证据上大部分印章是事后补充加盖，故不排除天翼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云旗于2014年8月接管案涉葛绍祥私刻的三枚印章后单方面制作对其有利的证据的可能，该系列证据来源不清，本院不予采信。对天翼公司所提现金支付的主张，因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现金交易的事实与习惯，据此，天翼公司该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同理，对天翼公司关于以2790万元作为后期借款本金的事实，本院亦不予确认。对汇入案外人账户的款项，天翼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葛绍祥和飞龙公司关于案涉借款与飞龙公司无关、飞龙公司对私刻印章不知情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天翼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初89号民事判决。
二、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50.5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方式：2011年6月21日至2012年4月26日，以400万元为计算基数，2012年4月27日至2012年5月27日，以447.5万元为计算基数，2012年5月28日至2013年6月2日，以497.5万元为计算基数，2013年6月3日至2013年6月18日，以517.5万元为计算基数，2013年6月19日至2013年10月24日，以567.5万元为计算基数，2013年10月25日后，以750.5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驳回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1,3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86,300元，由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负担87,500元，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300元，由贵州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000元，贵州毕节天翼典当有限公司负担161,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游小兰
审 判 员 徐 彬
审 判 员 干秋晗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潘育跳
书 记 员 黄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