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民终2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住所地：临海市杜桥镇富南路***号。
经营者：李仙春，女，196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肖文荣，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昌华，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359号。
负责人：许江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海，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彩妹，女，196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法定代理人：金某（系被上诉人丈夫），196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鲍瑜明，浙ＸＸ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娟，女，197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
原审被告：吴勇，男，198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
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临海市人民法院（2015）台临杜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的委托代理人李昌华、肖文荣，上诉人人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海，被上诉人董彩妹的法定代理人金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鲍瑜明，被上诉人张丽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吴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被告吴勇与被告张丽娟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的关系。原告向该院申请调取了被告吴勇及案外人李廷海在临海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杜桥中队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吴勇系被告张丽娟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的雇员。对该份证据，被告吴勇认可其在2015年3月10日即事发当晚所作的笔录，而2015年4月15日所作的笔录系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经营者李仙春丈夫让其更改的，和案件事实存在出入。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对吴勇及案外人李廷海的笔录均不认可，认为吴勇在交警队所作的两份笔录陈述的情况自相矛盾，与被告张丽娟所作的答辩状内容也不一致，且无法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无法证明被告吴勇与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之间系雇佣关系。被告人保公司无异议，但对于三被告之间的关系由法院予以核实。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提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拟证明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系李仙春个人独立经营，不存在和他人合伙的事实。对该份证据，原告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吴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张丽娟和李仙春共同经营托运站。被告人保公司无异议，被告张丽娟和托运站之间的关系由法院审查认定。该院认定及理由：被告张丽娟系浙Ｊ×××××号轻型厢式货车车辆所有人，且其向本院提交的书面答辩状自认被告吴勇系其雇佣的驾驶员，原、被告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故该院认定被告张丽娟与被告吴勇之间系雇佣关系。被告吴勇在事发当晚第一时间所作的笔录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该陈述与案外人李廷海的陈述相一致，两者相互吻合，相互印证，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虽然能够证明该托运站系个体工商户，但并不能否认被告吴勇与其之间的雇佣关系，另外被告吴勇在交警队的两次笔录均陈述自己是临海市满达物流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的员工，从其被雇佣至交通事故发生已有七八个月时间，其对自己的雇主、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资发放形式等相关情况已较为清楚，故该院认可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告吴勇及案外人李廷海之间的雇佣关系。二、责任免除情况。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及保险单抄件各1份，拟证明肇事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被告张丽娟将其用于营运，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属于免责范围，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对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及被告吴勇、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该院认定及理由：被告人保公司抗辩被告张丽娟雇佣驾驶员吴勇为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运输货物并收取托运站相应的运费，属于擅自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被告吴勇驾驶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货车的轻型厢式货车在从事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董彩妹人身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照保险合同及保险法规定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该院认为，被告张丽娟在向被告人保公司投保时，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单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均为非营业货车，被告张丽娟在答辩状中自认与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合作，雇佣驾驶员从事运输业务，并收取相应的运费，确系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但根据被告人保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可知，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与发生的交通事故之间应当具有因果联系是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本案中，被告吴勇发生交通事故时系空车行驶，被告人保公司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此次事故发生在营运过程中，被告张丽娟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并不必然引起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被告张丽娟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因果联系，被告人保公司的异议不成立，该院认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三、赔偿项目的合理性问题。医疗费。原告主张医疗费581267.78元，被告人保公司对医疗费总额无异议，但认为应剔除非医保费用167547.08元，经审核，原告提供的发票金额合计为581267.78元，且原、被告对此均未有异议，故医保内费用为413720.7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吴勇负主要责任、原告董彩妹负次要责任，事实清楚，定责准确，予以确认。结合本案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该院认定交强险范围外由被告吴勇承担8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张丽娟、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告吴勇之间系雇佣关系，被告吴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被告张丽娟、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公司作为浙Ｊ×××××号轻型厢式货车的承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0000元，原告超出交强险且属于商业三者险的医疗费还有403720.7元，由被告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按80%责任赔付，即322976.56元。原告合理的损失还有非医保费用167547.08元，由被告张丽娟、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134037.66元。综上，被告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共需赔偿原告医疗费共计332976.56元，因其已付10000元，尚需支付322976.56元，被告张丽娟、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共计134037.66元，因其已付44000元，尚需支付90037.66元。综上，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不予支持，原告的后续治疗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待实际产生后可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赔偿原告董彩妹医疗费共计人民币322976.56元；二、被告张丽娟、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共同赔偿原告董彩妹医疗费共计人民币90037.66元；三、驳回原告董彩妹其他的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6元（原告预交），公告费300元，合计3606元，由原告董彩妹负担606元，由被告张丽娟、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负担3000元。
宣判后，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董彩妹于2015年10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将吴勇、张丽娟、人保公司以及李仙春作为本案的被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没列其中。然一审法院于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在没有作出任何裁定文书的情况下，直接将被上诉人董彩妹重新提交的，以吴勇、张丽娟、人保公司以及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为被告的民事诉状送达给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并书面传唤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直接参与诉讼。在本案的第二次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提出了异议，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裁定被上诉人董彩妹撤回对李仙春的起诉，并追加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为本案被告的情况下，直接将被告李仙春变更为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系程序违法。然一审法院置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的意见于不顾，仍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原审被告吴勇及案外人李廷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综观本案的所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原审被告吴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具体分析如下：1、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一直强调原审被告吴勇是被上诉人张丽娟雇佣的驾驶员，原审被告吴勇是帮被上诉人张丽娟运输货物的，原审被告吴勇和被上诉人张丽娟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原审被告吴勇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包括不存在雇佣关系。2、被上诉人张丽娟抗辩：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是李仙春一个人开办并经营的，彼此之间不存在合伙经营关系。原审被告吴勇系其雇佣的驾驶员，负责驾驶车辆运送货物，原审被告吴勇的工资也是其自己支付的，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和李仙春无关。3、李廷海系案外人，其在交警部门所制作的笔录，系证人证言。但李廷海未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予以采信。退一步说，如果该笔录可以认为是证据，则该笔录中陈述的“我跟他帮满达物流老板送货的”之内容，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张丽娟雇佣吴勇及李廷海帮满达物流老板送货”，而不能理解或直接推断为李廷海和原审被告吴勇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物流托运站之间存在雇佣关系。4、原审被告吴勇系本案肇事车辆的驾驶员，对被上诉人董彩妹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负有主要责任。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原审被告吴勇显然存在着虚构其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存在雇佣关系、将赔偿责任推给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的主观故意（因为原审被告吴勇认为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被告吴勇在2015年3月10日的笔录中陈述“浙Ｊ×××××号车是我的老板李仙春给我开的”和在2015年4月15日的笔录中陈述“我是在满达物流有限公司上班”等虚构的内容也不足为怪。不过，还让人值得关注的是，原审被告吴勇在2015年4月15日的笔录中同时还陈述到其“和张丽娟是雇佣关系，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帮张丽娟开浙Ｊ×××××厢式货车，一个月工资是4000元，工资是张丽娟发的”等相关内容，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无法采信的。除了以上证据材料外，本案再也没有其他相关材料来证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原审被告吴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然就是在上述这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不顾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和被上诉人张丽娟的抗辩意见，在缺乏雇佣合同或劳动合同、工资发放依据、社保证明等重要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原审被告吴勇虚假指认自己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矛盾陈述，以及根本没有证据效力的李廷海笔录，以所谓的“原审被告吴勇的笔录与案外人李廷海的陈述相一致、相吻合、相互印证”为由，来认定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原审被告吴勇及李廷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三、一审法院作出的实体判决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上诉人张丽娟共同赔偿被上诉人董彩妹医疗费共计人民币90037.66元。由于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原审被告吴勇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这一基本事实上存在错误，从而导致其作出判决由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上诉人张丽娟共同承担赔偿被上诉人董彩妹的医疗费也属不当。2、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董彩妹要求原审被告吴勇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是错误的。因为原审被告吴勇是肇事车辆的驾驶员，经临海市公安局交勇警察大队责任认定，其对本次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故对被上诉人董彩妹受伤负有重大过失，应与雇主被上诉人张丽娟承担赔偿责任，而非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临海市人民法院（2015）台临杜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董彩妹对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提出的诉讼请求。
人保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被上诉人张丽娟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因果联系，明显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吴勇发生本次事故时系空车行驶”，但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该事实。退一步讲，即使被保险车辆系空车行驶，因为该车辆从事营业性货运在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后，空车返回是极为正常的，故此时空车行驶也改变不了该车辆已变更为“营业性货运”的性质，而且本次交通事故也是该车辆在从事营业性货运空车返回的过程中发生的。因此，依法应当认定被保险车辆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因被保险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上诉人人保公司依法、依保险合同约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已认定被保险车辆改变了使用性质，即将投保时的“非营业货车”用于“营业性货运”，其擅自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明显造成了该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上诉人人保公司；而且该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以及第二款“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的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对于被上诉人董彩妹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人保公司依法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对于被上诉人董彩妹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人保公司依据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亦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临海市人民法院（2015）台临杜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对本案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董彩妹要求上诉人人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审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审被告吴勇与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及被上诉人张丽娟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上诉人张丽娟是否要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于2015年3月10日对原审被告吴勇作了询问笔录，原审被告吴勇陈述“肇事车辆是一辆号牌为浙Ｊ×××××号的轻型厢式货车，是我的老板李仙春给我开的，我平时用这辆车帮他送货，行驶证上登记的车主张丽娟是义乌的老板娘”。同时交警部门对同车的李廷海也作了笔录，李廷海亦陈述其与吴勇是为满达物流送货的，他们两人是满达物流的员工。该两人的笔录系事发当晚第一时间所作，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两者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再从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丽娟出庭陈述自己系浙Ｊ×××××号轻型厢式货车车辆的所有人，原审被告吴勇是他雇佣来帮他送货的，但平时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有货物运输时，也叫原审被告吴勇运送。综上可以认定原审被告吴勇系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上诉人张丽娟共同雇佣，故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与被上诉人张丽娟应对本次事故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二、原审被告吴勇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看，原审被告吴勇的交通违章行为主要是未及时发现道路通行状况且遇有紧急情况时操作不当而发生交通事故。该行为虽然违反了相关的交通法规，但很难据此认定该行为存在重大主观过错，因此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主张雇员存在重大过失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三、一审法院直接将李仙春更改为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作为当事人是否程序违法。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是李仙春开办的，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应该以其字号为诉讼主体，一审法院将经营者李仙春作为被告存在不当，因此一审法院将经营者直接变更为字号并未改变被告主体的实质，仅仅是主体罗列上的调整，程序并无不当。四、上诉人人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审被告吴勇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系空车行驶，并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约定的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此次事故与被上诉人张丽娟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况且上诉人人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肇事车辆在发生事故时存在显著增加机动车危险程度的情形。故上诉人人保公司据此主张免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得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负担1653元，由上诉人临海市杜桥满达货物托运站负担16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勇
审 判 员 徐慧华
代理审判员 陶镜玄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赵灵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