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803民初1655号原告：金晶，男，汉族，1980年11月3日出生，住衢州市柯城区，现住衢州市柯城区。原告：叶敏，男，汉族，1980年5月11日出生，住衢州市柯城区。被告：衢州华昊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衢州市衢江区龙翔路2号。法定代表人：杜建锋，执行董事。第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住所地衢州市新安路20号1幢1楼。诉讼代表人：黄荆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向东，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杜建锋（身份证号3308211973********），男，197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欧塘村**号。原告金晶、叶敏与被告衢州华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昊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5月9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以（2017）浙0803立调590号予以登记，由审判员吴建林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于2017年6月2日正式立案，移送审判员邱雅梅进行审理。为查明案情，本院依职权追加杜建锋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的申请，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9日、8月9日先后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晶、叶敏，第三人浙商银行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姚向东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杜建锋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华昊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晶、叶敏诉称：2016年5月20日，原、被告签订《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将位于衢江区龙翔路2号场地及1幢、2幢、3幢办公楼、厂房租给原告使用；租金每年350000元，租期15年，总租金5250000元，于2020年5月10日前支付完毕。原告已在2016年支付租金2950000元，被告却以公司股东变更为由未将租房交付原告，故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履行租赁合约；2、退还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5月19日已付租金350000元；3、支付违约金100000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华昊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葛根山（诉讼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代表华昊公司辩称：1、公司前任股东、法定代表人系杜建锋，转股时告知公司房地产无租赁情况，可持续正常经营，也未移交任何关于租赁关系存在的文件，且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承诺无租赁权存在；2、本人接任法定代表人后至本案起诉前，原告从未向公司主张过租赁权；3、2016年6月20日，杜建锋作为当时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房产向浙商银行抵押贷款时也承诺抵押物没有租赁事实；4、2017年3月13日，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发包租赁给葛根山经营，以前的股东刘长妹也未告知有租赁权存在；5、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中，租金单价为26.4元/平方/年，实际上开发区的租赁价格是80-90元/平方/年，而且公司内部承包给葛根山经营的租赁价也是80元/平方/年，故合同约定的租赁价格明显与实际不符；6、经核查公司账目，从未收到原告支付的任何租金。综上，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第三人浙商银行述称：原告主张于2016年5月20日与被告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但据我行查证，杜建锋担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以讼争厂房向我行抵押贷款，并书面承诺“截至2016年6月20日，该抵押物尚未出租”，故我方认为本案可能涉及虚假诉讼，请求法庭予以关注，依法律规定作出处理。第三人杜建锋未作陈述。原、被告及第三人浙商银行为证实其主张，围绕诉讼请求分别提交了证据。原告举证如下：1、《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华昊公司股东会决议》，加盖被告公章的房产证、土地证复印件，华昊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华昊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杜建锋的工商银行卡复印件及离婚证复印件，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及杜建锋出具的收条，证明杜建锋担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原告租赁了被告公司厂房，并将租金打入了杜建锋个人账号上；2、第二次开庭时提交补强证据：原告与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及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租赁期间缴纳电费的发票复印件（来源于该公司财务），证明原告租赁华昊公司厂房后，又将其中的1幢、2幢厂房出租于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被告对原告递交的第一份《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并提交《衢州华昊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杜建锋向浙商银行出具的《声明》（均为复印件），证明杜建锋转让股权、以厂房抵押贷款时，均承诺公司房产未设定租赁权（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华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杜建锋，公司未到庭，对原告提交的补强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浙商银行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协议可能是虚假协议，并提交如下反驳证据：1、《最高额抵押合同》附抵押物清单及他项权利证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二份、《股东决议》三份、《声明》一份，证明在2016年杜建锋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期间，用被告的房地产为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同样由杜建锋任法定代表人）向浙商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杜建锋以全部个人资产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签署股东会决议，由华昊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杜建锋以加盖华昊公司公章、个人盖章的方式承诺截止2016年6月20日，所涉及的抵押物（即本案讼争厂房）尚未出租，上述过程杜建锋均亲自参与；2、华昊公司基本情况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资料（网上打印件），证明2017年6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再次由葛根山变更为杜建锋；3、书面申请本院查询杜建锋在工商银行2016年5月1日至今的银行明细账单（户名：杜建锋，账号：62×××11），证明本案原告和杜建锋之间往来款项十分频繁，双方之间实际应存在借贷关系。第三人浙商银行对原告提交的补强租赁协议的真实性亦表异议，认为安仁工贸公司和华昊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都是杜建锋，从浙商银行向法庭提交的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可以看出安仁工贸公司与华昊公司关联是非常密切的；事实上安仁工贸公司一直在华昊公司的场地上生产经营，当时安仁工贸公司贷款时，第三人也前往现场核实过。如果安仁工贸公司要租赁华昊公司的厂房，杜建锋完全可以直接办理，不需要华昊公司出租于原告，安仁工贸公司再从原告手中高价转手承租。原告认为第三人浙商银行提交证据与其主张事实并不具有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杜建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举证及质证的权利。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第三人浙商银行提交的系列证据均与原件一致，客观真实；被告未递交证据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难以确认；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案情在下文阐述分析。经审理查明：被告衢州华昊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原称“衢州华昊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光华。2016年5月1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杜建锋，2016年11月1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葛根山，2017年1月16日，公司名称由衢州华昊机械有限公司变更为衢州华昊实业有限公司。2016年6月20日，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杜建锋）及被告华昊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华昊公司作为抵押人，自愿为债务人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自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止实际形成的各类债务的最高余额人民币16220000元提供担保，并以坐落于衢州市衢江区凤栖路以东、龙翔路以北B-11-4地块的华昊公司所有的龙翔路2号1幢、2幢、3幢房产作为抵押物。同日，被告华昊公司及杜建锋个人又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承诺为其中1100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6年6月21日，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7年5月9日，原告金晶、叶敏以其于2016年5月20日与华昊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为杜建锋）签订的《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为据，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被告华昊公司将位于衢江区龙翔路2号场地1幢、2幢、3幢租赁房屋交付原告。另查明：2017年6月30日诉讼过程中（第一次庭审休庭后），被告华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再次由葛根山变更为杜建锋。但华昊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没有递交新的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原告以其已支付2950000元租金，被告却未履行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为由，主张被告交付租赁标的，退还租赁物交付前的已付租金，并承担违约金。那么，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否证实其主张呢？一、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据、杜建锋出具的收条能否证明其已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原、被告签名、盖章的《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载明的签约时间是2016年5月20日，约定租赁标的为位于衢江区龙翔路2号场地1幢、2幢、3幢办公楼、厂房，租赁期限自2016年5月20日至2031年5月19日，租金每年350000元，于2017年5月10日前支付租金3250000元。原告为此提交银行转账凭据、杜建锋出具的收条数份，证明原告已在2016年10月31日前实际交付租金2950000元（主张其中800000元以尚欠借款抵扣，400000元由江浩代付）。但根据本院依第三人申请调取的杜建锋在工商银行的银行明细账单，可见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间，从金晶、叶敏的账户转入杜建锋账户2250000元，同时从杜建锋账户转入叶敏账户834500元，原告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原、被告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的可能性，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租金支付事实。二、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否证明其主张的被告未交付租赁标的、存在违约行为的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责令被告交付租赁标的，承担违约责任，理由是被告公司因股东变更，未将租房交付原告。但在庭审中，原告对本庭“租赁协议签订后，租赁的厂房、场地是否一直空置？原告是否实际占有租赁物”的相关询问所作的陈述为：“第3幢厂房我们堆放货物，其它厂房（指1幢、2幢房屋）一直没有占有”，“其中30%是我们占用，70%是被告反租回去的，但只是口头反租，没有协议”。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补充提交与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办公楼租赁协议》（签约时间2016年6月5日），主张已将租赁物的其中（第）1幢办公楼的3-4层、2幢厂房转租于案外人浙江安仁工贸有限公司。基于原告提交的补强证据，本庭询问原告“被告是否已将租赁物钥匙交付原告，何时交付”时，原告陈述“钥匙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租赁协议一周后交付，（第）3幢厂房钥匙在我们手上，（第）2幢厂房钥匙原告交给安仁工贸公司，（第）1幢办公楼没有装门、锁”。可见原告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内容之间，原告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补强证据之间均存在矛盾。综合原告在最后一次庭审的证据及陈述内容，恰可证明本案讼争租赁物中的第3幢厂房由原告实际占有使用，1幢厂房的3-4层办公楼及2幢厂房由原告转租于案外人使用，故原告提交的证据既无法证明“被告未将租赁物交付原告”的主张，也无法证明被告实施了阻碍、干扰其正常占有使用租赁物的行为。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晶、叶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25元，由原告金晶、叶敏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雅梅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