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6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女，1951年1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范翔，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女，1924年8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女，1963年1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3，女，1989年8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4（兼谭×、刘×2、刘×3的委托代理人），男，1961年1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5，女，1955年7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刘×1与被上诉人谭×、刘×2、刘×3、刘×4、刘×5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9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遗漏事实，诉争房屋最早由刘×1、刘×5出资购买，翻建房屋时刘×1、刘×5进行了出资，拆迁时，被拆除的房屋演变为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法院对刘×6的遗产没有作出判断，刘×6在2006年作出公证遗嘱，但是刘×6在2009年3月30日把诉争院落的部分房屋卖给了刘×3、刘×4，刘×6立遗嘱之后的法律行为与立遗嘱的行为相抵触，该遗嘱应视为被撤销；一审法院认为刘×1、刘×5曾经作为刘×6的代理人参加诉讼，认定刘×1、刘×5认可诉争房屋属于刘×6夫妇，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理解错误；在以往多次诉讼中，谭×、刘×4、刘×2、刘×3之间的陈述互相矛盾，不能否认涉案拆迁利益中没有刘×1与刘×5的利益。
谭×、刘×2、刘×3、刘×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刘×5辩称：诉争拆迁利益属于刘×1、刘×5的共同财产。
刘×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给付我北京市门头沟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即两份拆迁协议项下的工程配合奖、提前搬家奖励费、房屋重置成新价的二分之一）共计94921元；2、×号房屋拆迁获得安置房中，位于门头沟区×地块的一居室楼房一套的相应权利归我所有，并由实际占有人腾退后归还给我。事实和理由：×号原有房屋是我在1979年出资500元从他人手中购买。购买后，我和家人在此居住，1987年，为了照顾我女儿，我将父母刘×6、谭×接到×号居住。之后，刘×4也搬入该院居住，由于人口多，居住拥挤，我于1990年搬离此房屋，但我女儿一直居住到2000年结婚后才离开。1987年，由父亲刘×6主持，由我和刘×5共同出资将×号院房屋翻建，形成南房三间、北房一间及西厨房一间。2003年3月以刘×6的名义申请翻建西房一间；2006年以刘×6名义将×号院全部房屋（南房三间、北房一间、西房一间）办理房屋所有权证；2009年3月30日，刘×6以买卖方式将西房一间给予刘×3，实际双方并没有金钱交易，当日，刘×6又将北房一间以买卖的方式给了刘×4；2012年4月10日刘×4与刘×2通过夫妻财产转移登记，将北房一间的所有权落实在刘×2名下；南房三间仍然是刘×6的房产证。2010年，刘×4将×号院全部棚顶，2012年4月22日，就×号院的房屋订立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刘×3就西房订立协议，获得×地块一居室一套及拆迁款81328元；刘×4、刘×2共同就剩余房屋订立拆迁协议，获得×地块三居室一套、一居室两套，拆迁款174749元。
×号拆迁利益属于刘×6、谭×及刘×1、刘×5、刘×4共有财产，因刘×6去世，应进行分家析产，对房屋拆迁利益进行分割，因此，我提起本次诉讼。
谭×、刘×2、刘×3、刘×4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979年购买×号原有房屋系由刘×6个人出资，因为当时刘×6获得了一笔落实政策补助金1200元。刘×1只是介绍引荐，并没有出资。购买房屋后由刘×6夫妇及我们共同居住，期间也对房屋进行修缮并新建部分房屋。1986年，刘×6将房屋所有权确认在自己名下，2006年，父母同时公证遗嘱，明确×号院南房三间、北房一间、西房一间遗留给刘×4。刘×6去世后，×号房屋被国家征收，刘×4、刘×2、刘×3是房屋所有权人，所以我们与房屋征收单位订立协议，获得房屋征收利益。
刘×5在一审法院述称：我父亲原为地主成分，倍受社会排挤，月收入少，无力购房。×号院原有房屋由我和刘×1共同出资购买，之后又出资修缮并新建房屋，故×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应当属于我和刘×1共有，我们二人平均分割。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与刘×6系夫妻，刘×1、刘×5、刘×4系其子女。刘×2系刘×4之妻，刘×3系刘×4之女。刘×6于2011年12月9日死亡。×号原有房屋系自他人处购买。1987年，刘×6以其名义翻建部分房屋，后刘×6取得门头沟区××房屋所有权证，名下房屋包括三间南房、一间北房。2003年3月，刘×6以其名义申请建房，经审批，同意其翻建西房并扩建。后刘×6以其名义重新办理房屋所有权证，门牌号变更为门头沟区×号，登记房屋为南房三间（1幢）、北房一间（2幢）、西房一间（3幢）。
2009年3月30日，以刘×6作为出卖人与刘×3订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号3幢出让给刘×3，双方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号3幢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刘×3。2009年3月30日，以刘×6作为出卖人与刘×4订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号2幢出让给刘×4，双方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号2幢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刘×4。2012年4月10日，刘×4提出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申请，申请将×号2幢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刘×2，后×号2幢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刘×2。2010年，刘×4将×号院落棚院，无审批手续。2006年8月，北京市门头沟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刘×6、谭×订立公证遗嘱，明确×号的南瓦房三间、北瓦房一间、西房一间属于二人的夫妻共有财产，在二人去世后留给刘×4所有。
2004年，刘×6、谭×作为原告曾起诉刘×4、刘×2，以财产权属纠纷为案由，要求刘×4、刘×2腾退×号北房及南房。当时刘×6、谭×的委托代理人为刘×1、刘×5，明确表示×号院二原告于1979年购买，最终原告要求被告腾退房屋的主张未得到支持。2012年，刘×5、刘×1起诉刘×4、谭×，第三人刘×2、刘×3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中，刘×5、刘×1共同主张1979年由二人共同出资购买×号原有房屋，之后对房屋进行翻建并新建房屋，刘×5及刘×1均出资，故要求确认×号所有房屋归刘×1、刘×5所有，2012年12月19日，法院对此案作出（2012）门民初字第13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刘×5、刘×1的诉讼请求。刘×5、刘×1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5月16日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37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4月22日，刘×4、刘×2与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确定×号1幢、2幢房屋被征收，给与×地块的安置房3套，各项补偿款共计174749元。2012年4月22日，刘×3与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确定×号3幢房屋被征收，给与×地块的安置房1套，各项补偿款共计81328元。目前各项补偿款已经全部由被告领取，安置房落实一套，其他安置房尚未落实。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公证书》、《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04）门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2004）一中民终字第10055号民事判决书、（2012）门民初字第1362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375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分家析产的前提是存在家庭财产的共有，家庭成员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处理。
刘×1以×号房屋原始取得系自己出资购买，之后对房屋的修缮及新建房屋均出资出力，非为刘×6与谭×的夫妻共同财产，主张为刘×6夫妇及刘×1、刘×5、刘×4的共有财产，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为共有，故提起本案的分家析产纠纷；刘×5在诉讼中主张×号房屋被征收利益属于刘×1、刘×5共有；谭×、刘×4、刘×2及刘×3反对刘×1、刘×5的主张。由此引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是否为刘×6夫妇及刘×1、刘×5、刘×4的共有财产。对此，法院作下列分析：
首先，据查明的事实，虽然能够确认刘×1参与办理1979年涉案房屋的购买事宜，且刘×1参与了房屋修缮及新建，但涉案房屋在购买后经合法审批，刘×6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依据法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刘×6与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该房产，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其次，2004年，刘×6、谭×以×号房屋属于二原告共有财产为由，起诉要求刘×4、刘×2腾退×号南房及北房的财产权属纠纷一案中，刘×1、刘×5为二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刘×1、刘×5认可×号房屋为刘×6夫妇所有。2012年，刘×1、刘×5共同起诉谭×、刘×4，第三人刘×2、刘×3，以×号原有房屋由二原告购买、由二原告出资出力翻建为由，要求确认×号现有所有房屋归二原告所有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刘×5、刘×1的诉讼请求，二人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刘×1未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对×号房屋拆迁利益享有份额。
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号房屋征收所得利益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共有，刘×1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刘×1上诉称一审法院遗漏事实，诉争房屋最早由刘×1、刘×5出资购买，翻建房屋时刘×1、刘×5进行了出资，拆迁时，被拆除的房屋演变为家庭共有财产一节，×号房屋购买后登记于刘×6与谭×名下，虽然刘×1就诉争房屋主张其在购买、翻建过程中有贡献，但是不能作为其获得产权的依据，故刘×1对×号房屋拆迁利益演化为共有财产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就刘×1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刘×6的遗产没有作出判断，刘×6在2006年作出公证遗嘱，但是刘×6在2009年3月30日把×号院的部分房屋卖给了刘×3、刘×4，刘×6立遗嘱之后的法律行为与立遗嘱的行为相抵触，该遗嘱应视为被撤销一节；根据法律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刘×6生前处分×号部分房屋的行为不影响遗嘱涉及的未处分房屋的遗嘱效力，故本院对刘×1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就刘×1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刘×1、刘×5曾经作为刘×6的代理人参加诉讼，认定刘×1、刘×5认可诉争房屋属于刘×6夫妇，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理解错误一节，根据该次诉讼的情况，刘×1、刘×5作为刘×6、谭×的代理人要求刘×4、刘×2腾退×号房屋，可以认定刘×1、刘×5认可诉争房屋为刘×6、谭×所有，故本院对刘×1的此项诉称不予采信。刘×1、刘×5并非×号房屋的产权人，亦未被列为被安置人口，故刘×1主张×号房屋拆迁利益有其份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九千一百元，由刘×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军
审 判 员 杨 磊
代理审判员 刘福春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