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古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1025民初370号
原告：孙景田，男，1954年2月5日出生，住古县。
被告：孙彦田，又名孙艳田，男，1972年5月6日出生，住古县。
被告：古县南垣乡孙寨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古县南垣乡孙寨村。
法定代表人：王雷红，该村委会主任。
原告孙景田与被告孙彦田、古县南垣乡孙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孙寨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景田、被告孙彦田、被告孙寨村委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景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涉及宗千3.5亩、振福2.5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孙彦田返还宗千3.5亩、振福2.5亩土地；3、请求判令被告孙彦田赔偿损失1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孙彦田是堂兄弟，分别为孙寨村2队、3队村民。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承包了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振福2.5亩、宗千3.5亩，共计6亩土地。2000年夏收后，原告与被告孙彦田约定由其代种上述6亩土地。2001年，二轮土地延包换证时，被告孙寨村委会将原告家庭原承包的上述6亩土地发包给被告孙彦田农户承包，并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30年（199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在原告未以口头或者书面等形式表示放弃上述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被告孙寨村委会将上述6亩土地发包给被告孙彦田，原告多次找其协商，被告孙彦田拒不返还。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原告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孙彦田辩称，1999年，其给原告收麦子时候，双方说起种地的事情，经过商量，原告让其种宗千3.5亩、老张2.5亩产量高的土地，原告说这些地给了自己了。当时二轮土地承包发证的时候，是经过原告同意才办到其名下的，当时村里都知道，其也有证人。其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国家发的，合法有效。当时是原告自己给其地，其不同意返还原告土地，也拒绝赔偿原告损失。
被告孙寨村委会辩称，其与被告孙彦田所签订的合同有效，但是具体以前原告孙景田与被告孙彦田是怎么商量的，其不清楚。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一轮土地承包后，原告孙景田与被告孙彦田之间有关本案诉争土地的转让或者流转是否合法？2.二被告之间所签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3.原告的其他诉求是否应当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其父亲孙希文的《古县土地承包使用证》一本。证明一轮土地承包时，涉案6亩土地登记为宗千振幅一块地，由其父亲孙希文承包，是5口人（其父母及三个妹妹）承包的土地。
2.原告提交的其本人的《古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本。证明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合同中其本人的名字不是本人签的，合同无效，该合同中也不包括涉案的6亩土地。
3.原告提交的其本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本。证明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没有诉争６亩土地。
4.原告提交的复制于古县南垣乡经管站的古县农村土地三十年延包土地台账一份。证明二轮土地承包时，台账上没有其本人的签字确认，村里分地没有经过其同意，其不认可。
5.原告提交的孙寨村2队村民写给南垣乡政府办公室土地确权管理办公室的联名信一份。证明本案诉争的宗千、振福的土地属于孙寨村2队，而孙彦田是3队村民，2队村民联名要把涉案土地要回来。
6.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孙彦田2015年7月21日达成的和解协议一份。证明双方协商事情如何处理的经过。
7.被告孙彦田提交的孙锷、曹连民、孙连记于2015年7月3日出具的证明，及孙锷、曹连民、孙红友于2015年6月27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二轮土地承包时候村里发证的详细情况。
8.被告孙彦田提交的８份本村村民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原告所提交的联名信上部分村民的签名不是本人签的，是不属实的，而且孙寨村2队、3队的区分也不存在，都是经过大队统一核算的；同时证明，原告是自愿给其诉争土地的，将这部分土地办证办到其名下的时候原告是知情的、自愿的，当时村里其他村民也有类似情况。
9.被告孙彦田提交的复制于南垣乡经管站台账一份、其自己的二轮《古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本。证明其享有诉争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10.被告孙寨村委会提交的孙锷、曹连民、孙连记于2015年7月3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有部分村民之间自愿转让土地，也经过了村委会的研究、走了手续，其中就包括孙彦田和孙景田。
11.被告孙寨村委会提交的本村台账一份。证明孙景田所承包土地的情况。
经质证，关于原告孙景田提交的证据，被告孙彦田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期应当作废，并且应当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收回，对土地承包合同上名字是谁签的，其不清楚，而且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经营权证发到本人手中很多年了，原告以前就未提出这个问题；证据5不属实，不认可，其有证据证明原告提交的联名信上部分村民的签字非本人所签，并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据6，其与原告协商过事情怎么处理，上面的名字是其签的，但是协议内容其没有看过，不清楚；被告孙寨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在二轮土地承包时上交，不清楚为何仍在原告手中；关于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是为了办证方便，村委会询问过村民的意见后，由村委会统一填写，具体填写人为村支书、村长、会计，当时是会计填写的第2村民小组的，所有2组村民的名字都是会计写的。对证据5、证据6，不清楚其真实性。
关于被告孙彦田提交的证据，原告孙景田的质证意见为：
证据7、证据8均不属实，其要求对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孙寨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
关于被告孙寨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原告孙景田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孙彦田之间的情况；对证据11，台账上的名字不是其签的，其申请鉴定，本院告知原告在庭后10日内提出书面鉴定申请，否则视为放弃鉴定的权利，但是原告并未在指定期间内提出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孙彦田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0、证据11均无异议。
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到涉案土地现场调查并制作现场图一份，当庭进行了出示，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证据1至证据4、证据9至证据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5、证据8，因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均是书面证人证言，内容上相互矛盾，双方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原告孙景田、被告孙彦田均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证据5、证据8不予采纳；对证据6，被告孙彦田虽然称协议内容其不清楚，但是认可存在协商的过程，同时认可该协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写，本院认为，被告孙彦田认可签名是自己所写，却称不清楚协议内容，有悖常理，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7，原告孙景田虽认为不属实，但是对被告孙寨村委会提交的证据10予以认可，证据7与证据10所证明内容一致，故对原告孙景田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证据7予以采纳。对证据11，被告孙彦田无异议，原告认为签名不是自己所签，但是其未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并且该证据与其自己向法院提交的台账内容相一致，故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孙景田与被告孙彦田为堂兄弟关系，均为古县南垣乡孙寨村村民。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孙景田的父亲孙希文于1984年3月10日，家庭承包了包括诉争6亩土地（在该证上写为“宗千振富”地块）在内的孙寨村委会的19.6亩土地，古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古县土地承包使用证》，确认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农村承包经营户包括五口人，分别为原告孙景田的父亲、母亲及三个妹妹，承包期限为1984年3月10日至2000年12月31日。此时，原告孙景田已经在婚后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以自己家庭的名义承包经营了孙寨村委会三口人的土地，即原告孙景田与其父亲孙希文是两个独立的农村承包经营户。1985年，原告孙景田的父亲去世。之后，原告孙景田的三个妹妹先后出嫁。2000年，被告孙彦田通过原告孙景田耕种了上述诉争6亩土地。随后，原告孙景田的母亲去世。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孙寨村委会建立古县农村土地三十年延包土地台账（以下简称“台账”），将诉争土地登记在被告孙彦田名下。2001年5月1日，被告孙彦田与被告孙寨村委会签订《古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经营诉争6亩土地，古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其承包经营权（登记为“西垣宗千地”3.5亩、“西垣老张地”2.5亩）。被告孙彦田一直耕种至今。2015年,原告孙景田、被告孙彦田因为诉争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问题发生争执，经人调解，双方于2015年7月21日达成协议，约定2016年元月1日起，被告孙彦田将宗千3.5亩交由原告孙景田承包耕种，土地确权时可变更登记为孙景田；由被告孙彦田耕种振福2.5亩，原告孙景田保障被告孙彦田的正常通行。随后，因故双方未按照上述协议耕种上述6亩土地。现该诉争土地由被告孙彦田耕种，原告孙景田索要未果。为本案基本事实。
另外查明，原告孙景田请求被告孙彦田赔偿其损失10000元，但是其不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确实有损失10000元，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造成的损失与被告孙彦田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首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的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将农村土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两类。“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式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他方式的承包”是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的“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承包，承包方的主体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该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权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该项规定应为针对上述“四荒”地，并不包含耕地。对于耕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能否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现有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如果赋予公民对耕地承包的继承权，会出现导致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履行的失控，日益减少的农村耕地将变得更加紧张，耕地承包合同失去原有的本质和意义，挫伤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等不良影响；同时，还可能侵犯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其次，以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耕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用益物权是农户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合同方式，无偿取得的一种财产权。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严格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享有，这种财产权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因此，它不具有可继承性；再次，《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确定了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耕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模式。家庭成员对于土地承包权在性质上是财产的共有关系，即用益物权的共有。因此，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只要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在，就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而由家庭中其他成员继续承包。所谓承包土地“生不添，死不去”。若承包人死亡，作为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情况下，因为耕地不属于该户的私有财产，其承包经营权不允许继承，该承包经营合同因“户”这一主体消亡而终止，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或另外发包，或严格用于解决农村新增人口的生活用地矛盾。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回耕地时应当将土地上的收益抵偿给继承人；再者，《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否则，或者出嫁女放弃承包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收回并依法可以进行另外发包。本案中，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间，原告孙景田和其父亲孙希文两个农户，按照相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分别承包了由被告孙寨村委会发包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耕地）承包经营。在孙希文农户没有消亡前，其承包的19.6亩耕地，因故，由其子孙景田与其农户共同耕种。其间，被告孙彦田通过其堂兄孙景田耕种了孙希文农户承包经营的6亩土地（本案诉争的土地）。孙希文农户消亡后，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被告孙寨村委会根据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将孙彦田代耕种的上述6亩土地，重新发包给了孙彦田，并在南垣乡经管站建立了台账、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和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履行了相关法律手续。被告孙寨村委会的另行发包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及相关政策，所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本案的客观事实，对被告孙寨村委会认为其与被告孙彦田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效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孙彦田坚持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合法有效，不同意返还原告土地并拒绝赔偿原告损失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现原告孙景田以被告孙寨村委会没有将其父亲孙希文农户消亡后原来耕种的6亩土地另行发包给其农户，而要求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涉及宗千3.5亩、振幅2.5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孙彦田返还宗千3.5亩、振幅2.5亩土地的请求，于法无据；要求被告孙彦田赔偿损失10000元，其既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确有损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如果造成损失，与被告孙彦田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依法应驳回原告孙景田的上述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景田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孙景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碧青
代理审判员 张敏慧
人民陪审员 王 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成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