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吉民初字第1068号
原告戴富生，男，住吉水县文峰镇。
委托代理人李勇，江西均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彬喜，男，住吉水县文峰镇。
被告李发英，女，住址同上，系王彬喜之妻。
上述两被告委托代理人罗瑞华，吉安庐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戴富生诉被告王彬喜、李发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9月1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勇，被告王彬喜、李发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罗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富生诉称：被告王彬喜以合作开发吉安市河东滨江新区控规A-08、A-10地块为由，邀请原告投资。原告为此于2013年6月至12月分七次向两被告转入资金共790万元。2014年6月，被告王彬喜提出收购原告的出资份额，经双方清算后，被告李发英于2014年6月6日以收条的形式出具了借条，载明收到原告款项790万元，利息按年息贰分计算，每年结算一次利息。至此，原告退出了项目合作。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归还本息，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2015年初，被告得知原告准备提起诉讼，遂答应以赣州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偿给被告的房产来清偿原告的债务（本金），并于2015年1月20日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以赣州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邓火琴开发的湖滨华府的商品房抵偿原告的本金，抵偿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由被告配合打印，并由被告配合原告向房管局申请合同备案，同时约定了借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协议还约定如一方违约，须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1%的违约金。由于原告名下的资金系来自亲属，为避免今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和备案发生纠纷，被告同意将商品房列清单分配给原告指定人员，双方并于2015年1月28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告必须在2015年8月底办理备案及购买合同。被告用于抵偿给原告债务的商品房及车库即归原告所有，被告的相应债务（本金）消灭，若被告违约，则被告必须返还原告所有本金和利息。并约定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每天总额1%的违约金。协议书其他内容则与此前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相同。协议书签订后，两被告收回了其出具的借条，并在原告的转款凭证上签署：本金以（已）抵清房款，利息按合同办理的字样。2015年7月初，被告明确告知用于抵债的商品房已被邓火琴抵押贷款，无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备案，并邀请原告一同起诉邓火琴。即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两份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原告认为，由于原、被告于2015年1月20及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用商品房抵偿债务本金的相应条款，未得到商品房所有权人赣州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认可，且上述房产事实上目前无法办理转让手续，故协议无效，两被告仍应对所欠原告的借款承担还本付息之责。由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该债务系两被告的共同债务，理应由两被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790万元，并自借款日起至实际清偿日至，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王彬喜、李发英辩称：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合伙投资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三个法律特征，一是原告借款给被告的事实；二是双方有约定到期返还借款；三是到期约定支付利息。综合本案事实，两被告与原告在2014年6月6日有过一次结账。从李发英出具的“收条”显示：2012年6月至12月原告分多次向被告转入资金790万元。既然出具的是收条而非借条，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收款790万元的事实表明原告没有借款给被告的事实。另外，2014年6月6日的收条有另项内容“利息按年息贰分计算，每年结算一次利息”。该约定形式是利息计算的依据，但实际上该约定起不到到期约定支付利息的作用。该约定无法明确计息的起点和截至点，利息无法明确界定。况且被告收款790万元双方并未明确到期归还之日。概而言之，2014年6月6日双方有过收款数额结算，但并未由此确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至于原告诉称：利息从借款之日起计算。但无法明确被告是从哪一天借的款。该诉请无法成立。尤其是利息2分的计算是出现在2014年6月6日的收条上，此前双方无利息计算的约定。2015年元月20日双方达成“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本协议抵偿的款项利息没计算在内，在收款之日到商品房抵偿协议签订日之间的利息计算办法已明确：如井冈山大桥地块由被告开发，按年息20%计算。此约定进一步明确利息给付是附条件的。利息给付涉及第三方，此种方式利息支付方式更证明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转入资金本意是与被告合伙开发河东滨江新区控规A-08、A-10地块。后原告要求退股，投入的资金一时难以收回，从而导致被告用自有的房屋（华隆抵债）再次抵偿给原告。实质上被告是以自己的财产先行垫付，利息仍取决于滨江新区地块开发状况而定。从商品房抵偿及利息计算的方式来看，仍脱离不了原、被告合伙开发的事实，因此说，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合伙投资开发关系，即合同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2）2015年元月20日协议合法有效，而2015年元月28日协议无效。房源来至华隆公司原告清楚，签订2015年元月20日协议表明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此外没有法律规定未经华隆许可无法办证是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2015年元月28日协议形成时间为2015年7月，是为了起诉华隆公司所备，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均持有2015年元月28日签订的协议原件，但内容不完全相同，这也可以说明此协议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3）作为债权（投资款）利息不应偿还。790万元是投资款，已投入河东滨江开发项目上，被告并无返还义务，也不应支付利息。综上，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原告与被告王彬喜经商议决定共同参与开发吉安市河东滨江新区控规A-08、A-10地块的开发。从2013年6月至12月间，原告分七次总计向两被告账户内汇入790万元。此后，由于上述项目进展迟缓，原告与被告王彬喜协商退出该项目。经过协商，2014年6月6日，被告李发英向原告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了被告收款790万元的明细，并注明利息按年息贰分计算，每年结算一次利息等字样。而后，因被告无钱支付上述款项，双方签订了两份协议，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月20日及2015年1月28日，协议约定将赣州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开发的房产抵偿给原告。该协议只有原告戴富生和被告王彬喜的签名，没有华隆公司的签名、盖章。协议签订后，因无法办理产权交易手续，原告遂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原告提供的收条复印件、协议及被告提供的协议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向两被告账户内汇款790万元，本意是与被告王彬喜共同参与开发房地产项目。后因该项目未取得相应的进展，原告与被告王彬喜协商退出上述项目。将2014年6月6日被告李发英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上约定了利息及此后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内容结合起来，可以认定被告王彬喜已同意原告退出上述项目的合作，在其无力支付现金的情况下，愿意以其他资产抵偿给原告。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月20日及2015年1月28日的两份协议约定将华隆公司开发的房产抵偿给原告。该协议只有原告戴富生和被告王彬喜的签名，没有华隆公司的签名、盖章。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单从协议的形式上来看没有华隆公司的签名、盖章，协议中约定用于抵债的房产，原、被告并无处置的权力。此外，原、被告均向法庭陈诉上述协议已无履行可能。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已转为民间借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王彬喜所欠原告借款790万元应予偿还，利息应从双方进行结算并出具收条的当天开始计算，利率按收条上约定的年利率20%计算。被告王彬喜、李发英系夫妻关系，上述债务为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共同偿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王彬喜、李发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所欠原告戴富生借款7900000元及其利息（从2014年6月6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利率按年利率20%计算）。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72100元，由被告王彬喜、李发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崇军
审判员 章琦华
审判员 肖 晖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