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桂09行初60号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大良村王枧队。法定代表人王威，队长。委托代理人钟其云，男，广西桂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博白县博白镇大街069号。法定代表人罗培球，县长。委托代理人王强，男，1960年6月出生，博白县法制办公室干部，住博白县。委托代理人王虔亮，男，1985年10月出生，博白县林业局干部，住博白县。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地址：玉林市城东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苏海棠，市长。委托代理人罗诗宇，男，1992年9月出生，玉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住玉林市。委托代理人黄洁，女，1987年5月出生，玉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住玉林市。第三人博白县博白镇官田村大塘垌队。法定代表人王祥观，队长。委托代理人王志宽，男，博白县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第三人博白县博白镇官田村樟岭队。法定代表人王缉文，队长。委托代理人王志宽，男，博白县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第三人博白县三滩镇白中村呼晚塘队。法定代表人朱海，队长。第三人博白县三滩镇亚桥村卖鸡塘队。法定代表人朱贞日，队长。原告博白县博白镇大良村王枧队（以下简称王枧队）不服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博白县政府）作出的博政决【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8号处理决定）和玉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林市政府）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7】第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8号复议决定），于2017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列诉讼参加人除被告博白县政府法定代表人罗培球，被告玉林市政府法定代表人苏海棠外，其余均到庭参加诉讼。博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云海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博白县政府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的8号处理决定，8号处理决定认定,各方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镇××村境内，王枧队称为狮子岭、王屋背岭、踏掷岭；樟岭队、大塘垌队称为狮子岭；卖鸡塘队、呼晚塘队称为七坟岭，四至界址为：南从陈屋禾坪（晒谷场）起，向西沿王枧队王缉松、王祥德的屋背直到踏××（又××狮子××、××、××）西边小路为界，转向北，沿西边小路直到农机学校的围墙为界，转向东沿该围墙边缘到围墙角，转向东南沿踏掷岭（又名狮子岭、七坟岭、王屋背岭）北边岭坜集水线为界，到陈屋岭咀，转向西沿禾坪屋边转到原起点止，面积约42亩，界内附着物有竹木、果树及农作物等。王枧队主张争议山岭的全部权属。大塘垌队、樟岭队主张权属的四至四至界址是：南从踏掷岭屋背窝坜起，向北直上过二级公路到狮子岭（又名踏掷岭、七坟岭、王屋背岭）北边岭脚、转向西沿岭脚环转回到原起点止，面积约17亩。呼晚塘队、卖鸡塘队主张争议山岭权属的四至界址是：南从踏掷岭屋背窝坜起，向北直上过二级公路到狮子岭（又名踏掷岭、七坟岭、王屋背岭）北边岭脚，转向东沿岭脚环绕回到原起点止，面积约25亩。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一直分别由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村屯村民葬坟使用，并共同管理。争议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供书证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权属为自己一方所有，呼晚塘、卖鸡塘队在1962年“四固定”时属白中大队管辖。1960年至1961年间，大良村王枧队已在争议的狮子岭上开荒种植作物，并一直由大良村王枧队集体耕作。1980年分田到户时，王枧队将争议山岭上的坡地划分承包到户经营管理。1983年林业“三定”时，博白县政府将王屋背岭造册登记并颁发有山权林权证“山林字第1-1101”给王枧队。2000年间，修建博沙二级公路贯穿争议山岭，征用了部分争议山岭，征地补偿款分别由王枧队、大塘垌队、呼晚塘队等队领取。2000年11月16日因修建博沙二级公路的需要，原城厢政府与王枧队协商签订协议在现争议山岭北面取土修建博沙二级公路，2003年11月1日博白镇（原城厢镇与博白镇合并后名称）人民政府按协议约定，委托大良村委对取土场进行复垦，官田村大塘垌队的村民以狮子岭是其祖宗岭为由，阻挠施工并主张争议山岭取土场的所有权，因而引起权属纠纷，王枧队于2003年11月13日向政府申请确权，博白镇政府受理调解，因当事人各持己见，调解未果，博白县政府于2004年3月15日作出博政决【2004】4号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山岭北面取土场的权属归大良村王枧队所有。大塘垌队不服，向玉林市政府申请复议，玉林市政府于2004年7月7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04】第4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博政决2004】4号处理决定。之后，卖鸡塘队提起诉讼，博白县法院受理审理后作出（2004）博行初字第12行政判决，维持博政决【2004】4号处理决定，卖鸡塘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法院作出（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认为博白县政府作出的博政决【2004】4号处理决定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部分（二）的规定:“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该判决认定“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均承认土改时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共同管理使用狮子岭，被上诉人在处理决定中对该事实也予认定，被上诉人认定四固定时狮子岭固定给了一审第三人，并据予以确权，但其提供的证据却不能证明该事实。即讼争地在土改时是几个村共同所有，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讼争地在后来划给了一审第三人所在的集体所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四固定时已固定给了一审第三人，因此，被上诉人处理决定适用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部分（二）的规定，将讼争地确权给一审第三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是错误的，依法予以撤销，上诉人上诉有理依法应予支持。”因而判决撤销（2004）博行初字第12行政判决和博政决【2004】4号处理决定，由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09年博白县政府将争议的部分山岭（即玉博二级公路西北边的争议山岭）征收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呼晚塘队、卖鸡塘队、大塘垌队于2010年6月15日申请确权，博白县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博政决【2010】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的权属处理给大良村王枧队所有。玉林市政府复议后于2011年2月24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1】2号复议决定，维持博政决【2010】4号处理决定，卖鸡塘队不服提起诉讼，博白县法院作出（2013）博行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驳回起诉，玉林市中级法院作出（2013）玉中行终字第38号行政裁定撤销（2013）博行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指令博白县法院继续审理。博白县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博行初字第30号行政判决，维持博政决【2010】4号处理决定，卖鸡塘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法院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认定“现讼争的位于博白镇××村境内的狮子岭的土地，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一直分别由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村屯村民葬坟使用，并由这些当事人共同管理。争议各方当事人都无法提供书证证明狮子岭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权属为自己一方所有。王枧队持有的1983年林业三定时颁发的山权林权证书中所登记山岭的名称、界址、面积与现讼争的狮子岭的名称、界址和面积均不相符，该山权林权证作为证据与狮子岭权属归属不具备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予以采信，王枧队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狮子岭的权属应只为其中一个队所有，同时不能推翻可以证明上诉人亦应拥有狮子岭权属的证据的真实性，对王枧队主张全部狮子岭的权属不应予以支持。4号处理决定认定‘四固定’时狮子岭固定给了王枧队缺乏确实证据证明，将狮子岭只确权给王枧人所有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长期共同分别管理使用狮子岭土地之事实相予盾，否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包括使用讼争地之事实）的证明效力理由不成立。4号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亦不符合‘三个有利’原则，亦与本院生效的（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关于‘生效的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之规定，4号处理决定不具备合法性，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结果包括认定变更讼争地界均不当，亦应予以撤销。上诉人上诉理由正当……”因而判决撤销博白县法院（2013）博行初字第30号行政判决，撤销博政决【2010】4号处理决定，判令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王枧队于2014年10月10日申请确权。根据以上事实，博白县政府认为，该宗纠纷玉林市中级法院生效的（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已查明和认定了相关事实，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规定，将争议山岭作出8号处理：一、将争议山岭分作三份处理，每份约14亩，王枧队得一份，樟岭队、大塘垌队共得一份，卖鸡塘队、呼晚塘队共得一份。1、归王枧队所有的争议山岭的四至界址是：以西南边入王枧队小路边转弯处岭脚为起点，向东直线丈量50米，再转向北沿争议山岭直线过到北边岭脚以原农机学校围墙为界；向西沿岭脚围墙边出到通王枧队小路为界；向南沿小路为界回到原起点止；面积约14亩（不含二级公路面积）。2、归樟岭队、大塘垌队共同所有的争议山岭的四至界址是：南以处理给王枧队界址50米处为起点，向东直线丈量60米，再转向北沿争议山岭直线过到北边岭脚以原农机学校围墙为界，向西沿岭脚围墙为界到与王枧队所属争议山岭为界，向南沿与王枧队界址分界线回到原起点止，面积约14亩（不含二级公路面积）。3、归卖鸡塘队、呼晚塘队共同所有的争议山岭的四至界址是:西（南、北向）以樟岭队、大塘队所属争议山岭界址分界为界，南以王枧队屋背后岭脚为界，东以岭脚（北边岭坜集水线）为界，北以岭坜集水线为界面积约14亩（不含二级公路面积）。二、争议山岭上竹木、果树、农作物等归王枧队种植者所有，谁种谁有（收）。三、已征收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部分争议山岭的权属和补偿，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征地面积以片地部门实地测量的面积为准。被告玉林市政府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18号复议决定，18号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与8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相同。18号复议决定认为，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是由王枧队和第三人的村民葬坟使用，王枧队和第三人均没有提供书证材料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权属为己方所有。1983年林业三定时，王枧队的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所登记的山岭名称、四至界址及土地面积与争议山岭的名称、四至界址和土地面积均不相符，因此该山权林权证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依据，王枧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山岭全部属其队所有，因此，博白县政府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将争议山岭分作三份处理给争议各方当事人并无不当。博白县政府作出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8号复议决定的结果是维持了8号处理决定。原告王枧队诉称，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争议地划作三等份进行处理是错误的，18号复议决定维持8号处理决定也是错误的。理由是：本案争议山岭长期以来都是原告进行经营管理，种植竹木、果树、农作物等，被告博白县政府的8号处理决定也进行了认定，应该根据原告的经营管理事实来确定争议山岭的权属给原告所有。被告博白县政府将争议山岭一分为三不利于原告对前述生产进行管理，必因林木跟林地分离引起纷争，肯定不利于生产，不利于经营，违背了“三个有利”的原则。原告持有争议山岭林地的权属凭证，1983年林业三定时，在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中已明确确定争议山岭归原告所有，按法律规定应告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可，不属于政府确权的事项，被告博白县政府作出8号处理决定属于重复处理，程序错误。第三人虽然在争议地上葬有坟山，但坟山不能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根据，被告博白县政府以葬有坟山为依据进行确权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再者本案争议的山岭大部份在2009年时已被征收，土地性质已变为国家所有，但被告博白县政府作出的8号处理时决定没有查清被征收属于国家所有的范围，而是将争议地一分为三仍然确权属于集体所有，这必然引起争议地的权属混乱、不清，已收为国家所有的土地是不能再确权属于集体所有的，被告博白县政府对已收征为国有的土地进行确权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综上所述，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将争议山岭一分为三进行确权是错误的，不具备合法性，应予撤销。18号复议决定维持8号处理决定也是错误的，亦应予撤销。两被告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均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本院判决撤销8号处理决定和18号复议决定。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一九七六年原告与博白县园林管理所签订的《协议书》、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博白至白沙二级建设取土用地协议书》、征地补偿协议书及相关领款凭证，用以证明讼争地长期以来由原告管理收益的事实。二、桂政土批函（2009）35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博白县2009年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358号《批复》，用以证明讼争地已被征用为国家所有的事实，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和国法【2011】35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政府已无权进行确权。被告博白县政府辩称，博白县政府作出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使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镇××村境内，四至界址和名称清楚。根据生效的（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博白县政府作出的8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称8号处理决定属于重复确权，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因为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定案依据；原告认为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一分为三进行确权违反“三个有利”原则不是事实，相反一分为三确定争议地权属兼顾各方利益，符合公平原则，是符合“三个有利”原则的。综上所述，18号行政复议维持8号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正确。原告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博白县政府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和依据：一、证据：1、现场勘查记录及勘查图、有关询问王威、朱贞日、王祥观等人的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山岭座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及附着物清楚；2、有关询问朱性逸、王贞芳等人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及解放后初期一直分别由各方当事人共同管理的事实；3、询问高武清、苏运升、李文宇、尤永初、陈德祥等人笔录，用以证明“四固定”时各方当事人都没有书证证明争议地为其各方当事人所有；4、调查王贞芳、苏运升等的笔录，有以证明争议山岭上的经营管理情况；5、询问朱性逸、王贞芳、曾国强笔、赵夫昆笔录，用以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呼晚塘、卖鸡塘属白中大队管辖；6、《山林、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及(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用以证明王枧队持有的山权林权所有证中所登记的山岭名称、界址、面积与现讼争的狮子岭名称、界址、面积均不相符；7、《征用博白镇大良村王枧队土地补偿费》、《证明补偿款》、《博白县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征用征收土地公告》、土地及迁坟补偿款、询问王贞芳、王威、朱性逸等人笔录，用以证明博白县政府建设二级公路征用争议山岭部分土地补偿款及迁坟补偿费各方当事人都有领取的事实；8、询问王贞芳、王熙才等人笔录，用以证明本案纠纷的起因；9、有关的《林地林木确权申请书》、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现场勘查通知及附图、调解会通知及记录、案件讨论结果记录等，用以证明作出8号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二、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2、《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规定，用以证明8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玉林市政府辩称，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镇××村境内，四至界址和名称清楚、面积约42亩，界内附着物有竹木、果树及农作物等。博白县政府根据生效的（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的8号处理决定是合法、正确的，18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果维持8号复议决定是正确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一直分别由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村屯村民葬坟使用，原告提供的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定案依据，8号处理决定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将争议地一分为三进行确权并不违反“三个有利”原则。综上所述，18号行政复议维持8号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正确。被告玉林市政府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王枧队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书、受理、审理行政复议申请过程中形成的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立案审批表和答复书等，用以证明18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大塘垌队、樟岭队述称，坐落在博白镇××与××村交界的狮子岭，解放前是官田大塘垌、樟岭、大良王枧王屋、新仲略塘、三滩白中石桥等王姓群众的祖宗山岭，解放后土改时未作处理，1962年四固定时也未明确固定给谁，仍由上述王姓群众共同管理，主要是管理好不让别姓人葬坟，至今樟岭队和大塘垌队还有祖坟130余穴在该岭。1980年以后，王枧队群众在此岭开荒种农作物引起争议，当时是群众之间争议，后来发展到生产队之间争议，先后经过政府、法院反复处理，始终有一些队不服。根据玉林中院（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的8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将争议地划分为三份处理是公平的。原告王枧队持有林业“三定”时的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没有土地权属来源，与争议地的名称、四至界址、面积也不符，是无效的，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定案依据。综上所述，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8号复议决定维持8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原告起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大塘垌队、樟岭队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大塘垌队、樟岭队提供了如下证据：一、2004年9月10日《证明》，用以证明大塘垌队领取征用争议山岭的土地作为二级公路用地的补偿费；二、（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1983年王梘队的“林业三定”证无效。第三人呼晚塘队、卖鸡塘队没有提供书面意见，但在庭审中述称其同意大塘垌队、樟岭队的意见。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原告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不能作为认定8号处理决定合法的定案依据；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18号复议决定合法；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拥有争议地的权属。2、被告博白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权属全部属于其所有，因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没有异议，认为能证明18号复议决定的作出程序合法，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对争议地进行过经营管理的事实，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被告玉林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全部属于原告所有，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能作为认定8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对争议地进行过经营管理的事实，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都属于原告所有，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能作为认定8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能证明18号复议决定合法，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一）一九七六年原告与博白县园林管理所签订的《协议书》、山林字第1-1101号山权林权证、《博白至白沙二级建设取土用地协议书》、有关的征地补偿协议书及相关领款凭证、王枧队种植的作物、果树等事实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能证明原告长期以来对讼争地进行经营管理和收益的事实；（二）358号《批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能证明讼争地已被征收为国家所有的事实。二、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一）确权申请书、受理通知书、调解会通知、调解会笔录，形式上真实、合法，并且与本案相关联，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只能证明8号处理决定遵循了确权程序；（二）现场勘查通知书、现场勘查笔录及附图，内容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能证明争议地的坐落位置、名称、四至界址、面积清楚；（三）有关朱性逸、王贞芳、高武清、苏运升、李文宇、尤永初、陈德祥、曾国强、赵夫昆等人的询问笔录或者调查笔录，真实性无法查明，不具备可采信证据的特征，无法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归属，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相关的（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等法律文书，属于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依法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但只能证明本案纠纷的处理过程，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归属，不能证明8号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具备合法性。（五）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不具备关联性，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8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三、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虽然具备真实性，但与争议地权属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争议地分别属于原告和第三人所有，不能证明8号处理决定和18号复议决定分别认定的事实清楚，依法不能作为18号复议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四、对第三人大塘垌队、樟岭队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2004年9月10日《证明》、（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书等，只能证明争议土地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是由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村屯村民葬坟使用，共同管理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其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之后进行了经营管理，无法证明其对争议地拥有其属，因此与争议地权属归属没有关联性，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不能作为认定8号处理决定和18号复议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县××××村境内，王枧队称为狮子岭、王屋背岭、踏掷岭；樟岭队、大塘垌队称为狮子岭；卖鸡塘队、呼晚塘队称为七坟岭，四至界址为：南从陈屋禾坪（晒谷场）起，向西沿王枧队王缉松、王祥德的屋背直到踏××（又××狮子××、××、××）西边小路为界，转向北，沿西边小路直到农机学校的围墙为界，转向东沿该围墙边缘到围墙角，转向东南沿踏掷岭（又名狮子岭、七坟岭、王屋背岭）北边岭坜集水线为界，到陈屋岭咀，转向西沿禾坪屋边转到原起点止，面积约42亩，界内附着物有竹木、果树及农作物等。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分别由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村屯村民葬坟使用，并共同管理。各方均提供不出书面证据证明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岭属于为自己一方所有。呼晚塘、卖鸡塘队在1962年“四固定”时属白中大队管辖，与原告不属于同一个大队。1960年至1961年间，王枧队已在争议的狮子岭上开荒种植作物，并一直由王枧队集体耕作。1980年分田到户时，王枧队将争议山岭上的坡地划分承包到户经营管理。1983年林业“三定”时，博白县政府将王屋背岭造册登记并颁发有山权林权证“山林字第1-1101”给王枧队。2000年间修建博沙二级公路贯穿争议山岭，征用了部分争议山岭，征地补偿款分别由王枧队、大塘垌队、呼晚塘队等队领取。2000年11月16日因修建博沙二级公路的需要，原城厢政府与王枧队协商签订协议在现争议山岭北面取土修建博沙二级公路，2003年11月1日博白镇（原城厢镇与博白镇合并后名称）人民政府按协议约定，委托大良村委对取土场进行复垦，官田村大塘垌队的村民以狮子岭是其祖宗岭为由，阻挠施工并主张争议山岭取土场的所有权，因而引起权属纠纷。王枧队于2003年11月13日申请确权，博白县政府于2004年3月15日作出博政决【2004】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的权属处理给大良村王枧队所有，本院于2005年3月10日作出（2005）玉中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撤销该处理决定。2009年7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桂政土批函（2009）358号《关于博白县2009年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358号《批复》），将争议的部分山岭征收为国有。博白县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重新作出博政决【2010】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的权属处理给大良村王枧队所有，本院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博政决【2010】4号处理决定。博白县政府重新立案调处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规定，对争议山岭作出8号处理决定。另查明，王枧队不服8号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政府经复议后作出1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8号处理决定，王枧队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争议山岭本院作出的（2014）玉中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只是认定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由原告和第三人的村民葬坟使用，但此后经过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土地权属已由私有变为公有，虽然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权属归属，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博白县政府调查收集的证据均能证明自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本案纠纷发生时止的期间，争议山岭除坟山以外的土地一直由原告王枧队集体耕作，由其种植竹木、果树、农作物等经营管理和收益，对王枧队前述长期的、连续的和无争议的管理使用事实8号处理决定也予以认定，博白县政府在重新立案调处，进一步查明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权属归属的情况下，应再考虑根据争议山岭的管理使用事实来确定权属归属，而8号处理决定以“三个有利”原则将争议山岭简单划分为三等份处理，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再者，争议山岭大部分在2009年时已被依法征收为国家所有，土地性质已由原来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而8号处理决定仍然将已经征收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确权为农民集体所有，此明显与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属于定性错误，处理结果不当。因此，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确权结果可能损害到他方可能享有的合法权益，不具备合法性，应予撤销。18号复议决定维持8号处理决定同样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具备合法性，亦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撤销8号处理决定和18号复议决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支持。被告和第三人关于8号处理决定和18号复议决定合法、正确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其主张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2016年12月29日作出的博政决【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2017年5月15日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7】第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本案由博白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由两被告均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或者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能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审判长 庞 忠审判员 蔡 文审判员 林慧琪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梁弦紫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