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91民初7427号
原告：范亚平，男，1950年5月24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纬，男，1979年12月2日生，汉族，住苏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慕贤，江苏吴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九龙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118号。
法定代表人：孙曦，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莉萍，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号。
法定代表人：侯建全，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拥军，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维，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亚平与被告苏州九龙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苏大附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洋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亚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纬、黎慕贤，被告九龙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丽萍，被告苏大附一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亚平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药费356740.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50元，其他损失待鉴定后再主张，原告保留主张后续治疗费的权利；2.诉讼费、鉴定费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初，原告感觉排尿异常、伴有血尿，至被告苏大附一院泌尿外科就诊，医院对原告进行肿瘤异常蛋白TAP检测，结论为阴性，医生开具药物，原告便回家自行调理。同年8、9月起，原告又感腰痛，排尿不畅、血尿频繁，于9月2日至被告九龙医院就诊，诊断为泌尿结石。9月3日，原告至苏大附一院泌尿外科诊治，并做CT检查，仍诊断为泌尿结石。原告服药后，腰痛未见缓解，且右腹、背部均开始疼痛。为缓解疼痛，原告于9月9日再次至苏大附一院疼痛门诊就诊，诊断为神经痛。9月16日，原告又至九龙医院神经内科就诊，诊断为带状疱疹，予药物治疗。初始疼痛有所缓解，但之后右背部疼痛再次加重，原告夜不能寐。10月2日、5日，原告两次至九龙医院皮肤科就诊，其间均在家修养。10月17日、20日，原告至苏大附一院就诊，该院CT增强扫描仍提示肋骨、胸椎未见明确骨质破坏，数次诊治医生均表示无大碍。11月7日、8日、9日，原告仍感腰痛、排尿困难，多次至苏大附一院就诊，9日挂泌尿外科专家郭震华门诊，诊断为前列腺肥大，予药物治疗。原告继续在家休养。11月26日，原告突感双下肢无力，不能行走，至九龙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前列腺占位、骨转移伴脊髓损伤，病情危重。原告不得已经医院批准，转上级医院治疗。原告先在上海长海医院门诊诊治，后至上海长征医院手术治疗。术后，因床位紧张，原告又至上海怡百康护理院进行康复治疗。后又多次于九龙医院住院治疗至今。原告不具备医学经验，自感身体不适情况下多次就医，辗转于两家医院多个门诊、数次检查，均被告知无大碍、回家服药休养，致原告错失手术治疗最佳时机。甚至在原告疼痛难忍、行走已有困难时，苏大附一院特需门诊专家仅对原告进行触诊，未再深入检查，未作前列腺PAS癌症血检，便得出前列腺肥大结论，使原告再次错失良机。两被告作为苏州赫赫有名的大医院，医资力量雄厚，硬件设施过硬，却均未能实施与其医疗水平相当的诊疗技术，多次误诊，使原告一再错失诊治良机，目前瘫痪在床、不能行走。诉讼中鉴定后，原告变更诉请为：两被告就医药费478586.9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0元、营养费30000元、护理费72000元、误工费80756.12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1700元，共同赔偿原告230602.92元，并承担诉讼费，并说明就后续治疗保留诉权。
被告九龙医院辩称：其对原告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对原告治疗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医学会鉴定意见进一步确认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
被告苏大附一院辩称：其对原告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对原告治疗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诉请。法律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符合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患者有损害以及诊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三个要件，根据苏州市医学会鉴定结论，其诊疗行为与患者目前后果无因果关系，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7日，原告范亚平至被告苏大附一院就诊。肿瘤异常蛋白TAP检测：NMP22尿核基质蛋白22阴性。
2015年9月2日，原告因上腹痛5、6天，至被告九龙医院急诊。查体：腰痛，排尿不畅，无心悸、胸痛，未吐泻，发热。既往史：高血压20余年，否认糖尿病，冠心病。给予尿常规：潜血++++，镜检红细胞＞30/HP，血常规、心肌酶、血淀粉酶、血糖检查提示正常。腹部CT检查：左肾复杂囊肿，右肾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影。诊断：腹痛，泌尿道结石。给予对症处理。
2015年9月3日，原告因右肾区疼痛一周余加重一天，至苏大附一院门诊。给予超声检查：右肾囊肿，左肾、双肾彩色血流、膀肤未见明显异常，双侧输尿管上段未见扩张。肝胆胰脾B超提示：肝脏、门静脉、胆囊、胰腺、脾脏未见明显异常，肝内外胆管未见明显扩张，腹盆腔未见明显积液。
2015年9月9日，原告因季肋部紧绷感9天余，再至苏大附一院门诊。8天前左右出现右上背部酸胀痛，后自行停止，于右季肋部及右肾区皮下紧绷感，仍有酸胀痛，未予正规治疗。既往：15年前因LDN行髓核摘除术。诊断神经痛。
2015年10月2日，原告至九龙医院门诊。（原告于9月16日门诊被诊断为带状疱疹）口服药物，诉头痛有所缓解，最近2日无明显诱因右季肋部及有背部疼痛再次加重，夜不能寐，为抽痛。给予更昔洛韦等治疗，随诊。10月5日，九龙医院皮肤科门诊：胸片提示右中肺不张，肺门增大，心影增大，建议CT检查，胸部增强CT。
2015年11月7、8日，原告因血尿一周至苏大附一院门诊。尿常规隐血3+，RBC3816个／ul。B超提示：右肾囊肿，双侧输尿管未见扩张。给予654-2、卡络磺钠等治疗，泌尿外科门诊就诊，留观。11月9日仍要酸痛，排尿困难2月至苏大附一院泌尿外科门诊。肛查：前列腺II°大，给予爱普列特、哈乐、清热通淋、扶他林等药物治疗。
2015年11月26日，九龙医院拟双下肢乏力待查收住原告入院住院号（235626),住神经内科，病程中体重消瘦10余斤，神经系统查体阴性。入院诊断腹痛查因。11月27日骨科会诊：胸腰椎MRI：T7-11椎体及附件、L5附件骨质破坏伴软组织块形成，T7-11水平脊髓受压损伤，考虑转移瘤，建议进一步检查，建议尽早行椎体减压手术，原告及家属表示商议后决定，暂予以绝对卧床，腰围固定，观察病情变化。
2015年11月28日，原告PSA明显增高，盆腔MRI增强：前列腺癌伴骨盆骨转移，周围神经血管丛及精囊腺受侵。11月30日原告及家属要求出院。建议尽快转外院进一步治疗。
2015年12月4日，原告至上海医院行后路胸椎肿瘤切除术，12月16日出院。后原告定期至九龙医院行恶性肿瘤支持治疗。
本案审理期间，原告申请就两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大小及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委托鉴定，本院委托苏州市医学会进行鉴定。
2017年1月17日，苏州市医学会作出《医疗损害鉴定书》，摘录列明上述诊疗经过，并分析认为：一、关于苏大附一院诊疗行为。1.依移交的材料，有原告于2015年4月7日苏大附一院行的肿瘤异常蛋白TAP检测报告单，但无患者当天在该院就诊的门诊记录（初诊病历记录内容包括：就诊时间、科别、主诉、现病史、既往史、阳性体征、必要的阴性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诊断及治疗意见和医师签名等），故无法分析该时点苏大附一院的诊疗行为。2.11月7、8日原告因血尿一周至苏大附一院门诊，尿常规隐血3+，RBC3816个／ul，B超提示右肾囊肿，双侧输尿管未见扩张。给予654-2、卡络磺钠等治疗，泌尿外科门诊就诊，留观。11月9日仍要酸痛，排尿困难2月至苏大附一院泌尿外科门诊，肛查：前列腺II°大，给予爱普列特、哈乐、清热通淋、扶他林等药物治疗。鉴定专家组认为，虽然肛门指检会影响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查结果，但此次就诊时应建议原告行前列腺彩超检查及一周后复诊行PSA检查，该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二、关于九龙医院诊疗行为。鉴定专家组查阅相关病历资料，原告至九龙医院门急诊、门诊及住院期间，该医方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三、因果关系。移交的原告于2015年10月20日苏大附一院行的胸部CT片无法辨识有明显骨质破坏，2015年11月27日九龙医院MRI提示胸腰椎骨质破坏明显。结合病史，临床推断原告就诊时（2015年9月2日）已进入前列腺癌晚期伴多发骨转移。苏大附一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延误了原告晚期前列腺癌的诊断，但患者目前情况（恶性肿瘤的转归）与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综上，结论性意见为：苏大附一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与患者目前后果无因果关系，九龙医院诊疗行为符合规范。
两被告对《医疗损害鉴定书》认可。原告质证表示：1.关于过错。被告苏大附一院系全国排名前列的三甲医院，医资雄厚，原告高度信赖，但其延误对原告晚期前列腺癌的诊断，未及时进行PSA检查，数次导致原告错失治疗良机，未尽到与其医疗水平匹配的诊疗义务，应负赔偿责任。被告九龙医院将晚期前列腺癌发生的疼痛症状误诊为带状疱疹、神经痛，亦有过错。2.关于因果关系。苏州医学会认为，医方即使无过错，亦不改原告目前恶性肿瘤转归之状况。但苏州医学会认为的因果关系与侵权责任法之因果关系有别，原告目前生存状态亦非其考虑因素。侵权责任法之因果关系系损害结果与造成损害原因之间的关联性。如医方2015年9月及时诊出病症，当时虽已发生骨转移，但原告胸部以下仍有知觉，行动无碍，及时手术不致于发生瘫痪。据医学资料，前列腺癌列于病症中预后状况较好之类，带病生存10年以上者在70%以上。今原告瘫痪在床，胸部以下毫无知觉，牵扯亲属诸多精力，原告每日以泪洗面。被告苏大附一院之过错剥夺原告作为患者正常工作、行走、生活之健康权，与原告瘫痪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告据此申请委托江苏省医学会重新鉴定，但此后审理中表示，考虑到原告身体状况及审理周期，撤回重新鉴定申请。
根据《医疗损害鉴定书》所作相关内容记载，苏州市医学会作出目前鉴定结论的原因，部分在于原告未能全面提供诊疗时的门诊记录等资料，致苏州市医学会无法分析相关诊疗行为。慎重起见，本院再次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证据，原告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交。
以上事实，由病历、报告单、出院记录、出院小结、病案、入院记录、医疗损害鉴定书、质证意见书等及庭审笔录、质证笔录予以证实。
庭审结束后，原告家属（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原告目前瘫痪在床，仍在进行定期治疗。《医疗损害鉴定书》既已认定被告苏大附一院延误原告晚期前列腺癌的诊断，却又以原告目前情况（恶性肿瘤的转归）与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为由，认定诊疗过错与原告目前后果无因果关系，令其无法接受。鉴定结论至少存在两点不当：一是将原告所患前列腺癌当作“患者目前后果”的全部，以偏概全地忽略了诊疗期间原告瘫痪的损害后果。二是将原告恶性肿瘤的转归当作“患者目前后果”，有意无意忽略了恶性肿瘤转归后原告本可通过及早诊断能够获得的通过及时救治以延缓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机会。可见鉴定意见实属文字游戏，为将家人精力放在原告治疗上，以免原告及家人诉累，原告才撤回重新鉴定申请。原告家庭条件较好，亲属身体健康是生活主要追求。倘能尽早确诊，即可尽早诊治，即使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原告及亲属亦能得到充分的心理安慰。
本院认为，苏州市医学会针对原、被告间的医疗争议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书》表明，被告九龙医院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其对原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原告诉请其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碍难支持。《医疗损害鉴定书》另表明，被告苏大附一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延误了原告晚期前列腺癌的诊断。依社会公众之认识，生命是无价的，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系家庭幸福最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在医疗科学尚未攻克顽固的癌症堡垒前，癌症对患者及亲属而言具有较强的心灵打击，给家庭蒙上巨大的心理阴影。癌症确诊后，患者及亲属多数希望竭其所能加以治疗，不愿错过任何机会及可能，此为患者对家庭的责任，亦为家庭对患者的义务。不论在早期还是晚期，对癌症的尽早发现、尽早治疗，至少能够加大延缓病情恶化的可能，此为社会常识。本案中，《医疗损害鉴定书》虽认为被告苏大附一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以原告“目前情况（恶性肿瘤的转归）”与肿瘤本身生物学特性有关为由，认定该过错与原告“目前后果”无因果关系，原告对此所表达的意见非无任何可取之处，原告对此不服亦值得理解和体谅。但考虑到原告自身未能全面提供诊疗资料，致鉴定机构无法全面分析全部诊疗行为，且毕竟《医疗损害鉴定书》作出了对原告不利的鉴定意见，而原告最终亦未就此申请重新鉴定，此外，毕竟原告病症是原告自身身体原因形成，非被告医疗行为所致。综合案情及原、被告意见，就原告目前损害后果，被告苏大附一院诊疗行为的过错充其量仅为轻微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被告苏大附一院对原告自2015年11月9日起的相应损害后果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就原告具体损失范围，本院认定如下：
1、医疗费。原告提交医疗费票据、出院记录等，主张2015年9月2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医疗费损失478586.93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部分费用已通过保险报销；原告实际损失远不及其主张金额；相关费用系治疗原告自身疾病所发生，非被告医疗行为而扩大的损失；金额为3350.31元的上海怡百康护理院的票据与本案无关，不应计入医药费中；在药房配药的17799元发票无处方及医嘱，关联性不予认可；具体金额由法院依法核算等。本院认为，虽然原告病症因其自身身体原因所发，但因延误诊断，导致原告承受了如及时诊断及时治疗可能避免的病情加重对身体的伤害，也造成了不同的疾病预后效果，且被告苏大附一院延误诊断行为已被认定存在过错，故误诊时起之后的相关医疗费用，应纳入原告医疗费损失，之前费用不宜纳入损失，被告相关抗辩意见部分合理，本院部分予以采纳。原告医药费的报销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上海怡百康护理院的票据、药房配药的发票均发生于原告确诊后在上海治疗期间，并无证据证明相关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提交的部分票据有重复，经本院详细核算，认定原告医药费损失464604.78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提交出院记录等，按50元/天计算600天，主张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0元。被告表示住院天数由法院依法核实，原告主张的每天标准过高。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标准合理，但住院天数经核算为272天，据此认定该项损失13600元。
3、营养费。原告按50元/天计算600天，主张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营养费30000元。被告表示，原告主张的每天标准过高，且营养期应有专家意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标准合理，其所主张的期间实际天数为623天，超过其主张的600天，该期间原告病情较重，属重症患者，隔期即住院，原告主张相应的营养支出损失实属合理，对相应期限予以鉴定既无必要，也将增加诉讼成本，据此认定该项损失30000元。
4、护理费。原告按120元/天计算600天，主张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护理费72000元。被告表示，原告主张的每天标准过高，且护理期限应有专家意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标准符合其病情，其所主张的期间实际天数为623天，超过其主张的600天，该期间原告病情较重，属重症患者，隔期即住院，原告主张相应的护理损失实属合理，对相应期限予以鉴定既无必要，也将增加诉讼成本，据此认定该项损失72000元。
5、误工费。原告提交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反映账号53×××25的苏州北京同仁堂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药店）账户自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基本稳定地于每月中旬向其中国银行账户付款，以证明原告患病前，自2014年6月在同仁堂药店担任中药师，至2015年11月26日住院期间月平均工资4546.63元，2015年11月26日后至2016年6月期间同仁堂药店合计支付10176.48元，此后再未支付，故按4546.63元/月计算20个月，扣除2015年11月26日后所发10176.48元，主张2015年11月26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误工费80756.12元。被告表示，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无法看出是工资，原告也未提供劳动合同，且误工期限应有专家意见。本院认为，根据生活常识，原告在2015年11月26日住院后，应属疾病治疗期，客观病情致原告无法从业，难免产生误工损失，对误工期予以鉴定既无必要，也将增加诉讼成本。经本院核算，原告住院前在同仁堂药店工作月平均收入4433.25元，同仁堂药店持续向原告发放工资至2016年6月，按此前收入标准计算，合计应发31032.75元，而该期间实发金额为10176.48元，据此酌定该期间误工费20856.27元。自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原告无任何工资收入，考虑到原告年龄及身体状况，即如原告未患疾病，继续劳动及可能因此获得的收入金额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公平计，依社会生活经验，此间误工损失计算标准宜按住院前收入水平的80%酌定，结果为47288元。据此，本院酌定原告误工费68144.27元。
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20000元。被告表示由法院酌定。本院认为，疾病给原告造成对生命健康的不安，未能及时诊疗给原告造成一定程度的遗憾，对原告及家人而言，长期精神压力显而易见。但毕竟疾病主要为原告自身身体原因所致，综合医疗过错程度、案件情节等因素，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
7、交通费。原告主张5000元，未提交票据，请求酌定。被告请求酌定。本院认为，交通费应根据原告及必要陪护人因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依原告就诊情况，本院酌定2000元。
综上，本院认定原告相关损失合计657849.05元，除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由被告苏大附一院全额赔偿外，余额650349.05元由被告苏大附一院赔偿15%，即97552.36元。故被告苏大附一院合计应赔偿原告105052.3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亚平105052.36元；
二、驳回原告范亚平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3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3253元，由原告范亚平负担1771元，被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1482元。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所负担部分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刘 洋
人民陪审员 姚文英
人民陪审员 郭全男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孟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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