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82民初15890号
原告：骆林森，男，194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凤高（系原告叔叔），男，194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小宝，义乌市商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骆仲华，男，194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骆关兴，男，194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骆光祥，男，193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骆关兴、骆光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毅琦、叶小珍，浙江五联（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骆林森与被告骆仲华、骆关兴、骆光祥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9日、4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林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凤高、骆小宝（第一次庭审后委托），被告骆关兴、骆光祥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珍（第一次庭审时到庭）、何毅琦（第二次庭审时到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骆仲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原告申请的证人骆某1、骆某2、罗某、骆某3第二次庭审时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骆林森起诉称：被告骆仲华主编的《松林遗范》一书，其中的《因祸得福，因福得祸》一文，为被告骆关兴口述，被告骆光祥整理，此文在262页写到：“如骆章奎户，解放前是做生意出身的，没有种田，解放后由于地主成份，受到管制，只准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更不准他外出做生意，只得在家种田。因种不来田，收成就没有别人家多，粮食自然就收的少，缴不出粮食，军官组的人就叫我父亲把他关押在庆生家的那间冷屋里，要他家把粮食缴了再放人。我父亲只得执行上级的指示，但又十分同情章奎，悄悄地把家里棉被拿去给他盖，把蜡烛拿去给他点，他很是感激，后来章奎吃不下这苦头，逃到台湾后还是念念不忘此事。”此文中提到的骆章奎，是原告的父亲。关于骆章奎的描述，与事实完全不符。当进行土改时，原告父亲骆章奎在上海做生意，得知被评为地主后，骆章奎直接从上海出发经走广东和香港去了台湾，并没有回老家，原告父亲当时并不在清塘，所以并不存在上文提到的情况。被告书中的不实陈述侵犯了原告父亲骆章奎的名誉权，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失。为维护原告以及父亲的合法权益，现诉请判令：1、三被告停止侵犯原告父亲骆章奎名誉权的行为，收回已出版发行的《松林遗范》一书；2、三被告在义乌商报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三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元。
第二次庭审时，原告补充陈述：骆章奎死亡时间是2005年6月5日；骆章奎户土地证上虽然有9个人，但实际分到的只有8个人的份额。
被告骆仲华未到庭应诉，庭前提供书面答辩状，庭审时被告骆光祥以三被告名义结合该书面答辩状答辩称：一、原告系被告所叙述“行善事”中的当事人骆章奎之子。当年“善事”发生时，他只有4、5岁，年幼无知，没有亲身参与那段真实的经历。现在又不尊重事实，还要否定、扭曲行善事人的行为，有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意图。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相关规定和常例说明：描述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上述情况的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但文章反映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的，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松林遗范》这本册子，虽然不是文学作品，是为编撰《志》，征求骆家后代裔孙的基础资料。所以，收集的资料中真人真事、善事好事比较多。《松林遗范》第262页骆关兴讲述他家父在解放初当农会主任时，他做过的两件“好事、善事”；其中在解放初土改运动中定成份、分田地，第一次缴公粮时期，有叙述骆章奎的事。“章奎户解放前做生意出身，没有种过田。解放后由于地主成份，受到管制，只准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更不准他外出做生意，只准在家种田。……。”这是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土地改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事实，不构成故意侮辱、诽谤他人人格的行为。所以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二、《松林遗范》第262页写的“因种不来田，收入就没有别人家多，粮食自然就收的少，缴不出粮食，军官组的人就叫我父亲把他关押在庆生家的那间冷屋里……后来章奎吃不下这苦头，逃到台湾后还念念不忘此事”，原告诉状认为“关于骆章奎的描述，与事实完全不符。当进行土改时，原告父亲骆章奎在上海做生意，得知被评为地主后，骆章奎直接从上海出发经走广东和香港去了台湾”，这是原告不了解事实，不尊重事实，回避、否定事实的胡闹与狡辩！有以下三条事实凭据，可以证明骆章奎土改时在呆过，并在庆生家冷屋里关押过。（一）从1949年11月成立农民协会到1951年3月止，土地改革运动结束，有一年零四个多月。期间，骆章奎不但在了土地改革，被划定为地主的家庭成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分到了土地。从户主骆章奎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可以证明。如果骆章奎已在台湾不在，那么骆章奎家只有八口人，土改工作组不会分给骆章奎家九口人的土地，这样分配，农民协会不会同意，全村的贫下中农亦不会同意，清塘乡人民政府更不允许这样做。如果像原告所述，他父亲土改时不在清塘，直接从上海经香港到了台湾，这样的话，骆章奎是没有资格分到田地分到房子，更没有资格当户主的，铁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当年亲自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组丈量土地、登记造册、填写《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骆有光老先生（现年93岁）他说：骆章奎家的《土地证》是他亲笔填写的，定家庭成份、分田地那会骆章奎在清塘家里，是后来才出走台湾去的。（二）被告骆光祥，是帮助骆关兴记录他的讲述，他讲到“骆章奎关押在他家隔壁庆生家冷屋里……”时，联想起童年时（当年12岁）的印象：我家亦住在庆生家很近，我们都是同住在一个天井里的人，与庆生家只相隔两、三间屋，是我小爷爷家（别人叫他言和尚），那天早晨吃早饭时，听到小爷爷与我家小叔、有照叔、我父亲在议论：昨夜骆章奎关在庆生家冷屋里……。我就与弟弟光瑞去庆生家冷屋里看热闹，我们把眼睛挤在门缝里看，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大人，穿着一件短棉袄，听别人讲是凤高家的哥哥。现在越想越清楚，他就是骆章奎！所以，我就是这件“善事”经历的看热闹的旁观者、见证人。（三）原告提供的证明人证据“土改时骆章奎已外出做生意，并未在。”被告也认同。但是，从1949年11月份成立农会到1951年3月份土地改革运动结束，有一年零四个多月，共480余日。证明人能保证在这480余日中，骆章奎没有在时间，或两三天、或四五天吗？几位证明人也不可能在这480余天里，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守候在骆章奎家里。所以，证明人只能证明“土改时”这个大概率的时间段里“骆章奎不在”，具体事实的细节没有交代清楚。骆章奎是为了躲避村里人向他讨账（骆章奎外出做生意时赊欠村里人的南枣、蜜枣、猪鬃毛的钱），因1948年至1949年全国性通货膨胀，在外做生意严重亏损，赊欠村里人的账太多了，土改后又被划定为地主，破了家产，更无能力偿还债务了，讨账的人日夜不断，家里实在呆不下去，只有出走离开清塘，躲避到香港、台湾去，做点生意，还有一线希望能还清债务，不知是什么原因漏了消息，有人向土改工作组举报，被土改工作组扣押了。当时的农会主任骆潮海首先要配合工作组，听从工作组的指示，把骆章奎关押在庆生家冷屋里，土改工作组并交代农会主任骆潮海负责看管。因骆潮海与骆章奎村友关系比较好，骆章奎发生了这种为难事，骆潮海产生了恻隐之心，便冒险开了“路条”（通行证明）协助骆章奎出走了……。以上事实，是骆潮海生前向儿子骆关兴讲述的“行善的好事”。骆潮海与骆关兴讲：“我与骆章奎是比较要好的族亲，骆章奎发生了这种倒霉的事，我很同情，便冒险开出了‘路条’（通行证明），协助骆章奎出走。”但为什么在《松林遗范》中，没有把骆潮海讲的这几句话写进去，只写了“拿棉被给他盖，拿蜡烛送去点”，这是作为记录人考虑到行善事的双方当事人的面子问题，没有把“开路条”的原话写上去，只是在良心道德的层面上轻描淡写，如果写上“开了路条”协助骆章奎逃走，这是提高到政治高度了，“善事”的性质就变味了。现在对簿公堂，只有实话实说。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赔偿精神损失费的前提条件，一是构成侵权，二是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后果。前述已分析、反驳，被告作出的行为，对原告不构成名誉侵权，更谈不上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收回已出版发行的《松林遗范》一书、公开赔礼道歉和赔偿其名誉损失费或精神损失费。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不构成名誉侵权，被告在本案中无民事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骆关兴答辩称：我当时讲的话都是听我父亲讲的，当时我父亲与其他村民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的，这次编书时是根据我父亲当时讲的话讲的。当时我父亲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只有九岁。这个事情是否真实，我不清楚的。
原告骆林森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义乌市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1、原告骆林森与骆章奎系父子关系；2、骆章奎已故。
证据2，《松林遗范》第262页复印件一份，证明《松林遗范》中关于骆章奎的内容记载与事实不符。
证据3，骆某1、骆某2、罗某、骆某3、骆有相、骆凤高书面证明各一份（共六份），证明土改时骆章奎已外出，不在清塘。
被告骆关兴、骆光祥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本身不能证明骆章奎已故的事实。
对证据2，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是《松林遗范》第262页的内容，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页面是被告骆关兴根据其父骆潮海口述进行的转述。
对证据3，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质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4，骆正华证明一份，证明骆章奎土改时不在家。
证据5，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三份，证明虽然户主是骆章奎，但当时土改时没有计入分田的人口。
被告骆光祥质证认为：1、关于骆正华证明。1951年3月份，土地改革工作结束了。全村的贫下中农按照人均得到了土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欢天喜地的掀起了解放后第一个春耕大生产的新高潮。骆正华证明他本人在“1951年土改时”担任的治保主任，没有给骆章奎开过“通行证”，因为骆章奎在1950年冬季已经离开了，骆正华在1951年15岁那年当上了“治保主任”，没有看到过地主分子骆章奎在他管辖的权力范围内受到过管制，更不可能骆正华经手开具“通行证”，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如果的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离开到外地去时，都要到骆正华那里开具“通行证”，那么，骆有源的老婆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太太，她离开清塘时的“通行证”是骆正华经手开的话，在1989年骆有源夫妇从台湾回探亲时，为什么没有到骆正华家去知恩谢恩，而拿着礼品和礼金到骆潮海家亲恩万谢，感谢骆潮海放“通行证”的大恩大德！骆正华曾经与骆光祥谈起过：解放初，在村民休闲时聚集打篮球、玩耍、聊天、谈天说地的地方）许多人议论纷纷：章奎逃出去了，赊欠村里人及外村人的南枣、蜜枣、青枣、猪鬃、腊肉、火腿款项没法讨回来了。2、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其中骆章奎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进一步证明了骆章奎在了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人口分到了一份土地的事实。骆章照、骆有健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与本案无关。
被告骆关兴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骆光祥的质证意见。
证据6，申请证人骆某1、骆某2、罗某、骆某3出庭作证，证明原告的父亲骆章奎从1949年下半年到上海之后，到1991年止一直都没有回家过。
证人骆某1（男，193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出庭陈述：我与原告是同村人，我的父亲与原告的爷爷是亲兄弟。据我知道，是1949年下半年，当时骆章奎有一批枣子收起来，是赊购来的，运到上海去卖，由于枣子品质不好，到上海去卖不掉，由于亏本欠债就没有回来过了。骆章奎没有参加土改，土改前骆章奎已经出去了，土改是在1950年。清塘是1949年5月份解放的，收枣是1949年下半年，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看到过。1949年我虚岁12岁。根据我的记忆，当时骆章奎把枣子晒在门口，我是看到过的。枣子如何运出去的，我不清楚。运到上海去因为质量不好亏本，这个事情是听村里人讲的。1949年之后，我没有看到骆章奎过，我认为他一直没有回来过。关于书面证明，空白格式内容谁让我填写，我记不清楚了，里面的内容都是我填写的。
证人骆某2（男，193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出庭陈述：我与原告是同村人，原告叫我叔叔，我的父亲与原告的爷爷是亲兄弟。骆章奎什么时候离开清塘我知道的。骆章奎是做小生意的，是做枣的生意。1949年下半年，骆章奎将枣拿到上海去卖，之后就没有回来过。1991年骆章奎回到清塘过我知道的。骆章奎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不知道的。不大，整个村里卖枣就只有骆章奎，骆章奎去上海卖枣，是听当时村里人讲的，当时我年纪还小。我一直没有看到他过，所以我认为他没有回来过。关于书面证明，里面的内容是我写的，空白格式谁拿来的，我记不清楚了。
证人骆某3（男，193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出庭陈述：我与原告是同村人。那时候我还小，大概是我16、17岁左右，骆章奎离开家里的，当时我在骆章奎家里看牛的。从枣子运出去后，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过骆章奎。当时村里的四类分子，我管到过的，但是骆章奎没有。土改时，骆章奎肯定不在家里的。枣子晒好后就没有回来过，枣子运出去时，我还在骆章奎家里看牛，当时还没有解放。骆章奎1991年之前我没有看到过。清塘是什么时候解放的记不清楚了。是4、5月份左右。骆章奎枣子运出去农历8、9月份。还没有解放就运出去的，具体记不清楚了。关于书面证明，里面的字不是我写的，手指印是我按的，当时是骆林森拿来叫我盖印的，拿来时里面的内容已经写好了，里面的内容是谁写的我不知道。
证人罗某（又名罗银翠，女，193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出庭陈述：我与原告是邻居，原告叫我奶奶，我的丈夫与原告的爷爷是同辈的，但不是亲兄弟。骆章奎1949年出去的，枣子晒晒运出去就没有回来过，过了二十五、六年后回来过一趟。骆章奎为什么不回来我不知道的。我原来是罗店人。18虚岁嫁到的，当时清塘是否已经解放记不清楚了。骆章奎枣运出去的事情，因为是隔壁，所以我看到知道的。我知道骆章奎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因为我是隔壁邻居，如果骆章奎回来，我肯定会知道的。关于书面证明，我不识字的，里面写的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人叫我盖过手指印。
被告骆关兴、骆光祥共同质证认为：四位证人在今天的庭审中均是提到了骆章奎收了枣之后去上海，但是该事实，四位证人都陈述是因为年幼听说或者是村里传言。关于骆章奎在解放后收了枣子直至1991年未返回，均只是四位证人本人所未见，其证词只能证明四位证人没有看到过骆章奎，而不能证明骆章奎没有回来过。四位证人均是年纪较大，刚才在陈述证词的过程中有遗忘，甚至前后有矛盾的地方，特别是证人罗某亲口陈述在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明上面并未加盖手指印，我们认为原告在提交证据方面进行了私自的伪造，且不能证明证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因为四位证人都向合议庭提交了书面证明，该四份证明与今天证人当庭陈述的证词不符，且有罗某证明伪造的事实。综上，四位证人的证词仅仅只能证明证人自己没有见到过骆章奎在解放以后未返回，无法达到原告想要证明的证明目的。
被告骆关兴、骆光祥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证明骆章奎在参加了土改，按照人头分到了田地。
证据2，骆有光证明一份，证明骆章奎土改时回来过，见面时打过招呼。
证据3，骆华大、付法球、骆有基证明各一份，证明土改时，听到过骆章奎在庆生家冷屋里关押过。
证据4，《松林遗范》发行一周年时致全村骆氏宗亲的一封公开信，证明编委会对书中有错、漏、不妥之处，欢迎村民更正、完善。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原告方的计算，实际只分到8个人的份额，而证上有9个人的份额。
对证据2、3，因为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当庭出庭做证，被告没有申请证人出庭做证，应当是无效的。
对证据4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公开信恰恰可能证明被告方存在错误。
被告骆仲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结合到庭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义乌市民委员会证明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2、对《松林遗范》第262页复印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关于以骆某1，骆某2、骆某3名义出具的书面证明，结合骆某1、骆某2、骆某3出庭陈述，本院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具体证言应以当庭陈述进行确认。关于罗银翠名义出具的书面证明，因罗银翠（即罗某）在出庭作证时认为自己没有签名，对书面证明不知情，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骆有相、骆正华名义出具的书面证明，因骆有相、骆正华均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骆凤高名义出具的书面证明，骆凤高系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4、对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骆章奎土改时没有计入分田的人口，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5、关于证人骆某1、骆某2、罗某、骆某3当庭所作证言，其陈述内容并不足以推翻1951年骆章奎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内容，且证人骆某1、骆某2与原告存在较为亲密的亲属关系，证人骆某3、罗某的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之处，本院对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
二、关于被告骆关兴、骆光祥提供的证据。1、对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关于骆有光、骆华大、付法球、骆有基名义出具的证明，因四人均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3、对公开信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骆林森系骆章奎之子，骆章奎生前在台湾定居，现骆章奎已去世。
2015年1月30日，由被告骆仲华主编的《松林遗范》一书首发仪式暨骆氏宗亲联谊会在义乌市举行。后，原告骆林森发现该书里由被告骆关兴口述、被告骆光祥记录整理的《因福得祸，因祸得福》一文中（第262页）记载：“如骆章奎户，解放前是做生意出身的，没有种田，解放后由于地主成份，受到管制，只准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更不准他外出做生意，只得在家种田。因种不来田，收成就没有别人家多，粮食自然就收得少，缴不出粮食，军官组的人就叫我父亲把他关押在庆生家的那间冷屋里，要他家把粮食缴了再放人。我父亲只得执行上级的指示，但又十分同情章奎，悄悄地把家里的棉被拿去给他盖，把蜡烛拿去给他点，他很是感激，后来章奎吃不下这苦头，逃到台湾后还是念念不忘此事。”2016年9月19日，原告骆林森以该内容构成名誉侵权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1951年时，骆章奎户以骆章奎为户主参与土改并分得了相应的房产和土地，当时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登记的人口为9人。
本院认为：《松林遗范》里的《因福得祸，因祸得福》一文中本案所涉内容，系1951年土改时期发生的情形，现原告以其父骆章奎在土改前已离开为由主张该内容不属实，但根据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登记内容，当时骆章奎登记为户主，登记人口为9人，应认定相应的房产、土地分归骆章奎等9人共有，原告认为根据原告方的计算方法可以认定虽然登记为9人，但骆章奎并未实际分得相应的份额，显然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登记内容相矛盾，原告主张其父骆章奎在土改前已离开而未参加土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原告认为《因福得祸，因祸得福》一文的内容已构成侵权依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骆仲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骆林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骆林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楼宇栋
人民陪审员 傅国民
人民陪审员 杨丽青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代书 记员 楼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