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民终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迺凤。
委托代理人：石耀，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德忠，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瑞。
委托代理人：徐从军，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纪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靳忠，该公司法务。
上诉人胡迺凤为与被上诉人沈瑞、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简称东方航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9月7日作出的（2014）蚌民一初字第00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胡迺凤委托代理人石耀、徐德忠，沈瑞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从军，东方航运公司委托代理人靳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胡迺凤（甲方）与东方航运公司（乙方）于2012年9月11日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合同载明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125万元，月利率2.0%；借款期限一年，自2012年9月11日至2013年9月10日止（以乙方的借据为准），借款到期乙方应一次性还清借款；乙方自愿用其公司所有的皖东方42号散装化学品船一艘作抵押，甲方于船舶抵押权设立后提供借款，乙方收到借款后向甲方出具借据；抵押担保的范围：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和实现抵押权的各项费用；如借款到期乙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应就未偿还的本金按照本合同第三条利率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经公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乙方如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2年9月14日，安徽省蚌埠市众信公证处就胡迺凤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赋予《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3年2月26日，安徽省蚌埠市众信公证处作出（2013）皖蚌众公证字第45680号《执行证书》，内容为：“申请执行人胡迺凤可持本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执行标的为：本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正（1250000.00）、利息人民币陆仟元正（6000.00），违约金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正（75000.00）（截止至二0一三年十二月十日）及申请执行人为实现抵押权所应支付的各项费用。”其后，胡迺凤向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查封东方航运公司的皖东方42号散装化学品船和皖东方668号散装化学品船。该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2014）蚌执字第00027-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东方航运公司所有的皖东方42号散装化学品船和皖东方668号散装化学品船。在执行过程中，沈瑞提出执行异议，主张皖东方668号散装化学品船为其所有。该院认为，皖东方668号船舶所有权人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系沈瑞为从事经营活动而挂靠东方航运公司，该船舶实际所有人应为沈瑞，据此作出（2014）蚌执异议字第0000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皖东方668号船舶的执行。”胡迺凤对该执行异议裁定不服，遂于2014年8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许可执行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27-1号执行裁定书中查封的皖东方668号散装化学品船（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码：28××25）。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12月13日，皖东方668号船舶原实际所有人刘孝银、刘孝前（甲方）将该船舶转让给沈瑞（乙方），约定价格为人民币940580元，船舶转让日期为2012年12月13日，在此之前皖东方668号船的一切经济行为、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2012年12月13日之后的一切经济行为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等内容。2013年1月1日，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一份《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简称《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主要内容为：沈瑞现有钢质船一艘，船名皖东方668号，产权证书号28××25，由东方航运公司管理经营，沈瑞委托东方航运公司管理经营后，船舶所有权不变，自主合法经营，自负盈亏，债权债务自行承担；委托经营期限最少为五年，经营期限从合同签字之日算起；东方航运公司从合同签字生效后开始向沈瑞收取服务费，按船舶吨位收取，每吨每月收取人民币壹元。双方还在合同中对船舶委托管理经营的其他权利义务和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皖东方668号船舶转让后一直由沈瑞实际占有、使用和经营。2014年10月27日，沈瑞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4350元。
原审法院又查明：蚌埠市海事部门船舶登记档案记载，东方航运公司与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于2006年1月25日签订《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加工协议书》（简称《加工协议书》）一份，约定T钢质船一艘，开工日期2006年1月25日，交船日期2006年5月8日，总造价52万元，并约定了配备的主要设备和交款方式。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于2006年5月8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船舶交接协议》一份，载明皖东方668号船于2006年1月25日在该厂建造，船款全部结清。2006年5月26日，东方航运公司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安徽省蚌埠市地方海事局将皖东方668号船舶所有权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至今未进行变更。
沈瑞原审答辩称：胡迺凤要求实现船舶抵押权，应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诉争的船舶系按照合同约定交由东方航运公司托管，船舶的所有权属于沈瑞，胡迺凤要求执行该船舶是对沈瑞权利的侵权，请求驳回胡迺凤的诉讼请求。诉讼中，沈瑞书面放弃其对管辖权的异议，同意由原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
东方航运公司原审庭审中辩称：皖东方668号船舶船主是沈瑞，沈瑞和东方航运公司之间是委托管理法律关系，船舶所有权不属于东方航运公司。借款系马纪高个人借款，因抵押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抵押权不成立。请求不许可胡迺凤申请强制执行。
原审法院认为：船舶所有权属于动产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对于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应当遵循交付生效的规定，即以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至于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上述规定，船舶登记的法律作用，旨在于取得公信和对抗效力，并非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基于登记的公信作用，船舶登记在证据规则上产生权利推定的效果，即若无相反证据推翻登记内容，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可推定为船舶的真正所有权人。但就本案而言，东方航运公司显然并非皖东方668号船舶的真正所有权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皖东方668号船舶原系刘孝银、刘孝前所有，2012年12月13日，刘孝银、刘孝前将该船舶转让给沈瑞并已实际交付，沈瑞亦支付了购船款，并于2013年1月1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从事经营，应认定沈瑞已依法取得该船舶的所有权。上述事实，有沈瑞与刘孝银、刘孝前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沈瑞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的收据、沈瑞向刘孝银付款的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确认。虽然地方海事部门的船舶登记具有一定公信效力，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登记行为并非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在本案存在证明船舶所有权实际归属的相反证据，且东方航运公司对沈瑞的船舶所有权人身份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应认定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皖东方66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沈瑞。
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14号文件，即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的答复意见载明，“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该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本案中，胡迺凤作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中的债权人，其有权申请法院对东方航运公司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但鉴于皖东方66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系沈瑞，而非东方航运公司，故胡迺凤无权诉请对皖东方668号船舶许可执行。
此外，关于沈瑞取得的船舶所有权对胡迺凤的债权是否具有对抗效力的问题。由于胡迺凤属于一般债权人，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其请求权行使的对象系东方航运公司，而非沈瑞；其次，该债权请求权的内容系偿还债务，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物权，故胡迺凤对皖东方668号船舶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即其无权以善意第三人的身份直接对皖东方668号船舶主张物权。因此，胡迺凤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足以对抗沈瑞的船舶所有权。至于胡迺凤主张的皖东方668号属于化学品船，挂靠经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问题，属于行政管理权限，不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
综上，胡迺凤关于许可执行（2014）蚌执字第00027-1号执行裁定书中查封的皖东方668号散装化学品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迺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79元，由胡迺凤负担。
胡迺凤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沈瑞不是案涉皖东方668号船舶所有权人。1、案涉船舶修造人是东方航运公司。船舶档案反映，2006年1月25日，东方航运公司与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签订一份《加工协议书》，约定建造钢制化学品船舶，造船总价款52万元，开工时间为2006年1月25日，交船时间为2006年5月8日。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于2006年5月8日出具一份《船舶交接协议》，载明船舶在该厂建造，船款已结清。2006年5月26日，东方航运公司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安徽省蚌埠市地方海事局将皖东方668号船舶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从登记情况看，案涉船舶来历清楚，没有发生任何变更事项，该档案在证据中证明力最强，任何有疑点的证据均不能与其对抗。2、沈瑞提交的《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东方航运公司《收据》是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往来的书证，两当事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真实意图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从事营运和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海事管理部门的档案及登记的船舶资料所具有的公示、公信证据效力高于沈瑞提交的上述证据。3、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沈瑞与刘孝银、刘孝前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真实，以及刘孝银、刘孝前是否曾为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因此不能证明沈瑞已经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沈瑞提交的《船舶转让协议》没有得到合同相对方的确认，也没有证据证明皖东方668号船舶原系刘孝银、刘孝前所有。4、沈瑞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中的转入、转出情况以及所涉金额均无法证明其购买了案涉船舶。5、皖东方668号船舶的类型是散装液体危险品运输船舶，交通运输部制定了严格和完备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案涉船舶挂靠经营方式具有违法性。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对此也作了规定。依据上述规定，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即使取得原审判决认定的所有权，也是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仅可以对内即向东方航运公司主张权利。胡迺凤基于对东方航运公司在海事部门登记有多达几十条船的认识下，借款给该公司用于经营，并在公证部门办理了公证，尽到了谨慎注意的义务，应是善意第三人。因此，沈瑞不具有对外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原审判决没有正确地适用上述法律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的复函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许可执行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27-1号执行裁决书中查封的皖东方668号散装化学品船（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码：28××25），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沈瑞、东方航运公司承担。
沈瑞答辩称：1、胡迺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之前胡迺凤认可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嗣后又称船舶是东方航运公司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胡迺凤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船主沈瑞无关。2、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的皖东方668号船舶是船主沈瑞全额出资购买，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查明，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是沈瑞挂靠经营的方式，并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沈瑞购买的船舶，在物权没有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船舶只能属于沈瑞所有，任何人无权非法占有。3、原审判决在查明沈瑞系将案涉船舶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经营事实的情形下，认定不能对案涉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东方航运公司庭审中答辩称：1、沈瑞是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东方航运公司不是船舶所有权人，两者之间是挂靠经营关系。2、马纪高以东方航运公司名义借款损害了胡迺凤的利益，应当由马纪高自行承担。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沈瑞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新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2015年8月17日《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
证据二、2015年8月17日《江苏省罚没款专用收据》。
证据三、2012年12月13日刘孝前出具《收条》。
上述证据证明案涉皖东方668号船舶船主是沈瑞，罚没款也由沈瑞缴纳；2012年12月13日刘孝前与沈瑞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具有真实性，所涉船舶款已经付清。
胡迺凤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仅能证明皖东方668号船舶违法事实，而不能证明船主是沈瑞。其中，《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上沈瑞的签名仅表明其系代表东方航运公司办理处罚事宜；《江苏省罚没款专用收据》仅说明沈瑞因私自涂改编造证书造成行政处罚，该处罚与船舶的归属无关。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胡迺凤对上述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能否达到沈瑞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胡迺凤对上述证据三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推翻该份证据；其虽口头申请司法鉴定，但未按本院要求于庭审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也未提出鉴定事项，故本院对其口头申请不予采纳。
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于原审，本院的认证意见同于原审。
二审另查明：2012年12月13日，刘孝前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沈瑞皖东方668号船转让款940580元，船款两清，皖东方668号船归沈瑞所有。
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船舶权属应当如何认定；胡迺凤请求法院许可执行案涉船舶应否支持。
（一）关于案涉船舶权属问题。胡迺凤主张案涉皖东方668号船舶修造人为东方航运公司，该船舶亦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其所有权人应为东方航运公司。沈瑞则主张其因船舶买卖从刘孝银、刘孝前处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仅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经营。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船舶登记并不是物权生效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亦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船舶作为特殊的动产，其物权设立和转让的生效要件仍为交付，而登记仅具有公示对抗效力，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反证据否定登记内容以证明其为真正的权利人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其次，沈瑞诉讼中提交的《船舶转让协议》、部分船款支付凭据、刘孝前出具的《收条》、《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东方航运公司出具的收取管理费《收据》、《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江苏省罚没款专用收据》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皖东方668号船舶系沈瑞从刘孝银、刘孝前处通过购买方式继受取得，该船舶虽然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一直由沈瑞占有、使用和经营，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上述证据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印证，且从证据的形成时间上看，除《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江苏省罚没款专用收据》及东方航运公司出具的收取管理费《收据》外，其余证据均在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27-1号执行裁定书作出之前已客观存在，而《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江苏省罚没款专用收据》系行政部门出具，客观真实，故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胡迺凤在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反驳上述证据情况下，仅凭海事部门船舶登记的档案资料主张案涉船舶所有权为东方航运公司，并据此主张上述证据不应采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船舶挂靠经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则属于行政管理权限，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予审查。最后，东方航运公司对沈瑞系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不持异议，认可双方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即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与权属主张人沈瑞之间并不存在产权争议。胡迺凤主张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存在串通行为，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系挂靠经营关系，涉案的皖东方66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沈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胡迺凤请求法院许可执行案涉船舶应否支持问题。案涉皖东方668号船舶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沈瑞，双方仅为挂靠经营关系，而胡迺凤对该船舶并不享有物权权利，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基本原则，胡迺凤请求许可执行案涉船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胡迺凤上诉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胡迺凤为本案善意第三人，故即便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沈瑞，也仅在沈瑞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产生效力，对胡迺凤不产生对抗效力。本院认为，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前提条件均在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过程中适用，故两法规定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为与登记物权人进行物权交易而对该标的享有物权的相对人，保护的是第三人的物权权益，而非一般债权。本案中，胡迺凤是要执行东方航运公司的财产来满足其债权的实现，但胡迺凤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并未就案涉船舶进行物权方面的交易，胡迺凤对案涉船舶并不享有物权权益，故其无权以第三人的身份直接对案涉船舶主张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并不存在冲突，故胡迺凤以原审判决未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由主张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系沈瑞，而非东方航运公司，原审法院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的答复意见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胡迺凤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79元，由胡迺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 楠
审 判 员 徐旭红
代理审判员 卢玉和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苏 萍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