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刑初111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董某喜，男，1975年4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汉族，大专文化，原×丽纸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朝徐、张军，安徽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公刑诉［2018］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某喜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柴斌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某喜及其辩护人张朝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2月，被告人董某喜在没有货物购销、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通过他人，介绍史某、管某（均已起诉）等人为董某喜实际控制的×丽纸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6日，开票单位×翔高某公司，金额985277.80元，税额167497.20元，价税合计1152775.00元。
2016年2月，被告人董某喜在没有货物购销、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再次通过他人，介绍史某、管某等人为荆州市×利某（武汉）包装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金额1464854.75元，税额249025.25元，价税合计1713880.00元。其中，为荆州市×利某（武汉）包装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6日，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金额490277.80元，税额83347.20元，价税合计573625.00元；为合肥×创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6日，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金额495406.00元，税额84219.00元，价税合计579625.00元；为上海晁某包装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8日，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金额85470.09元，税额14529.91元，价税合计100000.00元；为上海×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8日，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金额98260.68元，税额16704.32元，价税合计114965.00元；为安徽国某包装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8日，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00元；为杭州安某包装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开票日期2016年2月28日，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金额98384.62元，税额16725.38元，价税合计115110.00元。
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材料：1.抓获及破案经过；2.税务稽查报告等书证；3.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物证；4.证人姚某、周某等人的证言；5.被告人董某喜及同案被告人管某的供述及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董某喜在没有货物购销、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董某喜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具有坦白情节；2.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得手续费1.8万余元且自愿退赃，社会危害性较小；3.六家接受虚开单位中部分单位已补缴税款，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恳请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人董某喜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2016年2月26日，被告人董某喜在明知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他人，让管某等人为其实际控制的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开票单位武汉×翔高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高某公司），开票金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85277.80元，税额167497.20元，价税合计1152775.00元。×丽公司将上述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申报抵扣。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金额985277.80元，税额167497.20元，价税合计1152775.00元。
2.非正常户认定表证实：经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认定，被告人董某喜实际控制的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为非正常户。
3.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发票查询表证实：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8日将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网上认证，金额985277.80元，税额167497.20元。
4.证人证言
（1）证人管某证言：“销方纳税人名称×翔高某公司，销方纳税人识别号91××6W”表格中记载的涉及收票公司七家共计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史某让我开的，开好发票后，交由他卖出去。25份发票金额共计2450132.55元，税额416522.45元，价税合计2866655元。其中，接受虚开的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10份发票，金额985277.80元，税额167497.20元,价税合计1152775元。
（2）证人魏某1证言：2012年我认识了董某喜，2013年董某喜租我的写字楼注册了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的法人是他当时的老婆。后来因董某喜经营的×莎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倒闭，为规避责任，2014年12月他找到我，希望将安徽×丽纸业有限公司转到我名下。我就把我和我哥魏某2的身份证给了董某喜，公司的过户董某喜自己操作。这样，魏某2挂名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实际负责人还是董某喜。
5.被告人董某喜供述：2014年12月15日，因我名下的合肥×莎纸业有限公司被别人起诉到法院，我怕牵扯到×丽公司，就将×丽公司转到朋友魏某2名下，但是公司还是我实际经营。×丽公司进项不足，我就找吕某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2月，我找吕某为自己开了十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吕某把发票通过快递发给我，当月我到税务机关全部认证抵扣。之后按票面金额的6.5%通过银行转账把钱给了吕某。我和吕某之间没有真正的业务往来。
二、被告人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2016年2月，被告人董某喜为赚取开票费，在明知无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通过他人，介绍管某等人为荆州市×利某（武汉）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某公司）、合肥×创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彩印公司）、上海晁某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晁某公司）、上海×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公司）、安徽国某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公司）、杭州安某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开票单位×翔高某公司，开票金额1464854.75元，税额249025.25元，价税合计1713880.00元。被告人董某喜实得手续费18608元。上述六家受票单位将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申报抵扣。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6年2月26日，被告人董某喜介绍管某等人为×利某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开票金额490277.80元，税额83347.20元，价税合计573625.00元，并实得手续费
5796元。×利某公司将上述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申报抵扣。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证实：×利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1。
2.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货物购销、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对×利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开票金额490277.80元，税额83347.20元，价税合计573625.00元。
3.明细帐、记账凭证、收款收据、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专票抵扣明细证实：×翔高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对×利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税额83347.20元，×利某公司在当期进行认证抵扣税款83347.20元。
4.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实：何某1于2016年3月4日通过网银转账向被告人董某喜支付43020元。
5.证人证言
（1）证人管某证言：“销方纳税人名称×翔高某公司，销方纳税人识别号：91××6W”表格中记载的涉及收票公司七家共计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史某让我开的。其中，×创彩印公司5份发票，金额495406元，税额84219元,价税合计579625元；国某公司2份发票，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元；×利某公司5份发票，金额490277.80元，税额83347.20元，价税合计573625元；晁某公司1份发票，金额85470.09元，税额14529.91元，价税合计100000元；×鑫公司1份发票，金额98260.68元，税额
16704.32元，价税合计114965元；安某公司1份发票，金额
98384.62元，税额16725.38元。价税合计115110元。
（2）证人何某1（×利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实：2016年一个朋友谈到有人能买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告诉我电话号码。电话中对方自我介绍他叫董某喜，约定按7.5%支付手续费约43000元，购买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单位是×翔高某公司，发票通过快递公司寄到我公司。2016年2月收到发票后，我交给了会计。当月财务到国税局做了进项抵扣，后来我通过网上银行支付购买发票款43000元。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6.被告人董某喜供述：2015年8月，吕某电话里说他有多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问我能不能帮他消化掉，我就告诉他“我帮你看看。”后来有些客户问我有没有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打电话找吕某。吕某让我把对方的公司信息、发票金额和数量等发过去，我拿到了吕某开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票面金额6%-6.5%的价格，付开票费给吕某，再以票面金额8%的价格卖给客户。有些客户还价，我以7.5%-7.8%的价格卖出。吕某给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由×翔高某公司开具的。从2015年8月到2016年3月之间我找到吕某给×利某公司、×创彩印公司、晁某公司、×鑫公司、国某公司、安某公司这几家公司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由于我自己的×丽纸业有限公司也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也要吕某帮我自己的公司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时我是按票面金额的6.5%的价格购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发票按照客户要求我找吕某开，我把购买发票的钱给了吕某后，吕某把开好的发票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给我，我再把发票邮寄给客户，然后对方在税务机关认证抵扣成功后就把购买发票的钱打给我。2016年2月26日，通过电话联系何某1，我卖给×利某公司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金额490277.80元，税额83347.20元，价税合计573625.00元。
（二）2016年2月26日，被告人董某喜介绍管某等人为×创彩印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开票金额495406.00元，税额84219.00元，价税合计579625.00元，并实得手续费5796元。×创彩印公司将上述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申报抵扣。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证实：×创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某。
2.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对×创彩印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金额495406.00元，税额84219.00元，价税合计579625.00元。
3.记账凭证、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网上认证结果清单证实：×翔高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对×创彩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税额84219.00元，×创彩印公司在当期进行认证抵扣税款84219.00元。
4.证人龚某（×创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2016年初，我有一个客户叫董某喜，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我公司的进项发票不够，我就找他买几张，最后以7.5%的价格成交。同年2月董某喜把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拿过来给了财务黄会计。我让黄会计按照发票总金额7.5%的价格，把购买发票的钱打给董某喜。董某喜把他的账号给了黄会计，黄会计拿现金到银行去存的钱。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2月认证抵扣三张，4月抵扣两张。我与×翔高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5.被告人董某喜供述：2016年2月26日，我直接通过龚某卖给×创彩印公司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共5份，金额495406.00元，税额84219.00元，价税合计579625.00元。
（三）2016年2月26日，被告人董某喜介绍管某等人为晁某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开票金额85470.09元，税额14529.91元，价税合计100000.00元，并实得手续费1500元。晁某公司将上述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案发后，晁某公司补缴税款14529.91元。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证实：晁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
2.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情况下，对晁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85470.09元，税额14529.91元，价税合计100000.00元。
3.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认证结果清单证实：×翔高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对晁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税额14529.91元，晁某公司在当期进行认证抵扣税款14529.91元。
4.税收完税证明证实：晁某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补缴税款14529.91元。
5.证人姚某（晁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2016年2月份，×善聚源包装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李某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可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帮我联系后，李某告诉我需按发票金额的8%付费，我同意了。之后，李某把我公司的信息传给了帮我开票的董某喜，董某喜加了我的微信，跟我说发票开好，已通过快递邮寄过来，问我收到没，我说收到了。我通过微信转账付给他8000元。
6.被告人董某喜供述：2016年2月28日我卖给晁某公司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85470.09元，税额14529.91元，价税合计100000.00元。
（四）2016年2月26日，被告人董某喜介绍管某等人为×鑫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开票金额98260.68元，税额16704.32元，价税合计114965.00元，并实得手续费
1494元。×鑫公司将上述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案发后，×鑫公司补缴税款16704.32元。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证实：×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
2.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情况下，对×鑫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98260.68元，税额16704.32元，价税合计114965.00元。
3.记账凭证、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认证结果通知书、认证结果清单证实：×翔高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对×鑫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税额16704.32元，×鑫公司在当期进行认证抵扣税款16704.32元。
4.税收完税证明证实：×鑫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补缴税款16704.32元。
5.证人证言：
（1）证人胡某（×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我公司收到过由×翔高某公司开具的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是03411369，发票金额98260.68元，税额16704.32元，价税合计114965.00元。×善嘉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有个业务员叫周某，他和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由于我的公司差一张10万余元进项发票，我就问周某要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周某将发票直接给了我公司的代账会计，我按之前说好的8个点的价格给了他9000元，当时我没有具体看开票单位是哪里的。
（2）证人周某（原×善嘉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员工）证言：票号为03411369增值税专用发票是2016年2月28×翔高某公司开具的。董某喜通过快递邮寄给我，我收到快递后把发票送给胡总。我找董某喜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因为我和他通过做生意认识，后来他打电话问周围有没有公司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正好这个时候胡总问我有没有多的增值税发票。我帮胡总问了下，董某喜告诉我按照票面金额8%付钱，我转告了胡总。胡总收到发票后，给了我九千元整，董某喜就跟我说一共需要给他8967元，然后我在2016年3月27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到董某喜给我的农业银行卡。
6.被告人董某喜供述：2016年2月28日，我通过联系周某卖给×鑫公司1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98260.68元，税额16704.32元，价税合计114965.00元。
（五）2016年2月28日，被告人董某喜介绍管某等人为国某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开票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00元，并实得手续费2305元。国某公司将上述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申报抵扣。案发后，国某公司补缴税款33499.44元，滞纳金7637.87元。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证实：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
2.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情况下，对国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00元。
3.记账凭证、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网上认证结果通知书证实：×翔高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对国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税额33499.44元，国某公司在当期进行认证抵扣税款33499.44元。
4.税收完税证明证实：国某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补缴税款33499.44元，滞纳金7637.86元。
5.证人证言
（1）证人郭某（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2016年过年后，我们公司找到了马鞍山市×辉纸箱纸品有限公司的范××提供了做纸板的原纸。他实际上已经不是该公司业务代表，自己在外联系推销纸品业务。我公司从范××那里进货，他没有代表任何公司，所以和他做的业务基本上是用现金结账，然后他就提供了其他公司的发票作为结算凭据。收到货后，范××提供了两张由×翔高某公司开具的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由范××通过他的供货商合肥某公司一个姓董的寄到我公司。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元。我们公司财务张某将现金交给范××。我们公司和×翔高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2）证人张某（国某公司会计）证言：我公司业务来往单位马鞍山市×辉纸箱纸品有限公司业务代表姓范。2016年2月29日范某到我公司结算时，提供了由×翔高某公司开具的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收票单位国某公司，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00元。我们公司和开票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这两张发票已经在当地税务局申报抵扣了，我公司已经到税务局办理申报转出手续，并补缴了税款33499.44元和滞纳金7637.87元。
6.被告人董某喜供述：2016年2月28日卖给国某公司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共2份，金额197055.56元，税额33499.44元，价税合计230555.00元。
（六）2016年2月28日，被告人董某喜介绍管某等人为安某公司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开票金额98384.62元，税额16725.38元，价税合计115110.00元，并实得手续费1717元。安某公司将上述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案发后，安某公司补缴税款16725.38元。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证实：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
2.税务稽查报告证实：×翔高某公司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情况下，对安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98384.62元，税额16725.38元，价税合计115110.00元。
3.记账凭证、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结果通知书、认证结果清单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翔高某公司于2016年2月28日对安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税额16725.38元，安某公司在当期进行认证抵扣税款16725.38元。
4.账单详情证实：李某于2016年3月26日向被告人董某喜手机转账9200元。
5.税收缴款书证实：安某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补缴税款16725.38元。
6.证人李某（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2016年2月底，我给董某喜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多的发票，因为2月份我的进项不够，需要有10万元左右的发票作抵扣。他电话中告诉我手上有，但是要交他票面总金额8%的好处费。我付了他好处费8000元，具体方式记不清了。2016年2月29日我就收到了董某喜寄过来的发票，当天我就在网上进行了认证抵扣。
7.被告人董某喜的供述：2016年2月28日，我通过李某卖给安某公司的1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98384.62元，税额16725.38元，价税合计115110.00元。
8.本案其他证据
（1）抓获及破案经过证实：本案侦破情况及被告人董某喜系被抓获归案。
（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董某喜的身份情况。
（3）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实：被告人董某喜于2018年5月18日向本院退缴赃款18608元。
关于被告人董某喜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具有坦白情节；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得手续费1.8万元且自愿退赃，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其辩护人还提出，接受虚开单位中部分单位已补缴税款，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希望对董某喜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接受虚开六家单位，有二家目前未补缴税款；同时，四家接收虚开单位税款的补缴系税务机关的及时发现，并非被告人董某喜的主观意愿。故该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董某喜在明知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接受虚开并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罪名准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董某喜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董某喜主动退缴赃款，可予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董某喜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2019年2月1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追缴的赃款人民币一万八千六百零八元，由本院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三、尚未追回的税款人民币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七元二角由税务部门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 静
审 判 员 胡祥新
人民陪审员 曾红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蒋世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