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4刑终413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建左，女，1982年1月19日出生，彝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1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常会珍，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莫满军，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海洋，男，1984年3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黑龙江省青冈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1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杨伟华，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长英，女，195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浙江省文成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13日被羁押，同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朝阳，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国务，男，198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浙江省文成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13日被羁押，同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宋文艳，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粤0402刑初23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刘长英、郑国务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刘长英、郑国务，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2015年上半年开始至2016年5月，被告人陈建左通过微信语音、视频通讯安排其结识的卖淫女徐某（绰号、网名：木喜)、刘某（绰号、网名：小燕子)、欧某（绰号：洋洋、阳某；网名：棉花糖)、林某（绰号、网名：小贝、贝贝）、龚淑贞（珍珍、贞贞）、“姗姗”等人前往澳门卖淫，被告人陈建左本人不亲自前往澳门，而是由其男友被告人王海洋负责在澳门租赁住处统一安排卖淫女住宿及收取嫖资。卖淫女到达澳门后，在住处内等候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使用“多多”、“多多2”、“大笨牛多多”、“大左姐姐”、“黑龙”等微信账号，将已确定的卖淫时间、地点、应收嫖资通知卖淫女，卖淫女按照微信指令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卖淫活动，卖淫非法所得须先全额交给被告人王海洋、陈建左，待卖淫女签注期满过关回珠海后，被告人陈建左再将嫖资的40%左右扣除“管理费”、房租后分配给卖淫女。
同时，为更牢固的控制卖淫组织非法所得，被告人陈建左多次要求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按其指令的数额全数代收卖淫女嫖资并转账至其指定账号。
2015年至2016年2月，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安排卖淫女徐某、刘某、欧某、林某等人入住被告人刘长英负责管理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凤凰台10楼C室出租房，房租为每个房间每天200元至300元港币。被告人刘长英为了提高自己管理的出租房的入住率，容留卖淫女徐某、刘某、欧某、林某等人入住其管理的出租房，在澳门从事卖淫活动，并按照被告人陈建左的要求，帮助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向卖淫女代收嫖资并转账至王海洋的银行账户。
2016年2月至4月中旬，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安排卖淫女徐某、刘某、欧某、林某等人入住被告人郑国务租赁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皇朝花园B座十三楼AB，房租为每月12000元港币。被告人郑国务为保证入住率，容留卖淫女徐某、刘某、欧某、林某等人入住其管理的出租房，在澳门从事卖淫活动，并按照被告人陈建左的要求，向入住的卖淫女代收嫖资共计人民币101146元，并转账至被告人王海洋的农业银行账户。
另查明，201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被告人王海洋安排卖淫女林某前往澳门康莱德酒店客房，与嫖客潘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收取嫖资港币4000元。卖淫女林某在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安排卖淫期间分到嫖资共计人民币5万元。
2016年1月下旬，被告人陈建左安排卖淫女徐某前往澳门新壕锋酒店客房，与嫖客潘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收取嫖资港币1500元。卖淫女徐某在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安排卖淫期间分到嫖资共计人民币5万元。
2016年4月11日，被告人陈建左安排卖淫女徐某、林某前往澳门新葡京酒店2578房卖淫，收取嫖资港币4000元。
另查明，2016年5月13日，澳门警方协助珠海市公安局在澳门将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缉拿归案，并于2016年5月18日将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移交珠海市公安局。
又查明，起诉书载明的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的刑事拘留时间有误，应为2016年5月18日。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刘长英、郑国务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人林某（外号贝贝）、徐某（外号木喜）、潘某、刘某、欧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人左某、柳某的证言，拱北口岸分局出具的说明，王海洋工商银行账户62×××43、农业银行账户62×××76的交易明细，情况说明，电子证物检查工作笔录，澳门司法警察局移交凭证，搜查、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现场勘查简易记录表、现场及物证照片，指认照片，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省公安厅国际合作与港澳联络办公室《关于澳门警方提供陈建左等涉嫌组织卖淫案相关调查材料的复函》，澳门司法警察局《侦查报告》，澳门司法警察局《搜查及扣押笔录》、《报告》、手机微信截图，被告人刘长英所持手提电话656××××1486内的关系人列表及信息资料，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出入境记录，证人徐某、刘某、欧某、林某出入境记录，现场检测报告书。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刘长英、郑国务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陈建左、王海洋、刘长英、郑国务为共同实施组织境内人员出境进行卖淫活动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组织，属犯罪集团。被告人郑国务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陈建左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王海洋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刘长英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被告人郑国务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五、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手机14部，予以没收。
针对以上判决，上诉人陈建左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1.本案上诉人陈建左的行为是为卖淫女与嫖客牵线搭桥，是介绍行为，且涉案的卖淫女不受上诉人陈建左的控制，陈建左也没有管理或强迫卖淫女卖淫，其构成介绍卖淫罪而不是组织卖淫罪。2.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多多”等微信名的使用者是上诉人陈建左，其在本案中只是帮助记录账目，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3.本案犯罪事实发生于2016年4月之前，原判决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认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存在错误，违反了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本案不应适用“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
上诉人王海洋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1.涉案卖淫女均是自愿前往澳门卖淫，上诉人王海洋没有控制卖淫女，仅为其介绍嫖客，也没有对卖淫女进行培训，上诉人王海洋与卖淫女嫖资分成是双方协商确定的，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应当以介绍卖淫罪定罪量刑。2.上诉人王海洋是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刘长英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1.上诉人刘长英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当庭自愿认罪，原判决没有对上诉人刘长英的上述情节作出认定，存在错误。2.本案犯罪事实发生于2016年4月之前，原判决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认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存在错误，违反了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导致量刑过重，应予纠正。上诉人刘长英的辩护人还提出，上诉人刘长英是从犯，社会危害性小的辩护意见。
上诉人郑国务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1.上诉人郑国务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较小，原判决在量刑时没有体现从轻处罚。2.原审认定上诉人郑国务容留卖淫女和代收嫖资存在错误。上诉人郑国务与卖淫女是房屋租赁关系，并没有提供卖淫场所，不构成容留卖淫女。卖淫女是直接向嫖客收取嫖资，其只是扣除房租后将钱款转交给王海洋，不构成代收嫖资。3.本案犯罪事实发生于2016年4月之前，原判决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认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存在错误，违反了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本案不应适用“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而且上诉人郑国务不是对卖淫女出境前阶段予以协助，是在卖淫女出境后予以协助，不属于该解释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情形，亦不应适用“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
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的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实施的行为触犯何种罪名的问题，经查，介绍卖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将招嫖信息提供给卖淫人员，收取一定的介绍费，一般不参与议价，不提供卖淫人员的食宿安排。组织卖淫罪客观方面核心行为是组织行为，包括对卖淫人员的组织、安排和对卖淫事务的组织、安排。上诉人陈建左通过微信语音、视频通讯安排其结识的卖淫人员徐某、刘某、欧某等人前往澳门卖淫。其男友上诉人王海洋负责在澳门租赁住处统一安排卖淫人员住宿及收取嫖资。卖淫人员到达澳门后，在住处内等候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使用“多多”、“多多2”、“大笨牛多多”、“大左姐姐”、“黑龙”等微信账号，将已确定的卖淫时间、地点、应收嫖资通知卖淫人员，卖淫人员按照微信指令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卖淫活动。卖淫非法所得须先全额交给上诉人王海洋、陈建左，待卖淫人员签注期满过关回珠海后，上诉人陈建左再将嫖资的40%左右扣除“管理费”、房租后分配给卖淫人员，或由上诉人刘长英、郑国务代收卖淫人员嫖资并转账至上诉人陈建左指定账号。本案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虽然不限制卖淫人员的人身自由，但是实施了安排卖淫人员食宿、休息场所及入境澳门后的接送等行为。在卖淫事务方面，亦由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跟嫖客谈好价格、支付方式、卖淫地点等，再安排卖淫人员前往，事后收取全部卖淫费用再跟卖淫人员结算等。综上，本案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实施的行为对卖淫人员人身、生活及卖淫活动有组织、安排行为，应认定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构成组织卖淫罪。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适用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问题。经查，根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实施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审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本案由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2月17日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提起公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四款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款对何种情节属于“情节严重”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7年7月25日施行。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协助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即该解释对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中“情节严重”的情况作出了具体规定。上诉人刘长英、郑国务负责安排卖淫人员在境外的住宿，属于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重要环节，故原判决适用该解释认定上诉人陈建左、王海洋、刘长英、郑国务属“情节严重”，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上诉人陈建左及其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多多”等微信账号的使用者是陈建左，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卖淫人员林某、徐某、刘某、欧某在侦查阶段证实，上诉人陈建左安排其等去澳门卖淫，每次去澳门都住在陈建左租的凤凰台或皇朝花园出租房。陈建左通过微信与其等联系，告诉其等卖淫的时间、地点，事后其将嫖资交给陈建左，等其等入境国内后再由陈建左按约定的比例给其等。证人林某与“多多”的微信内容显示，“多多”在林某回珠海后，按比例将嫖资钱款支付给卖淫女。证人徐某、刘某、欧某均辨认出“多多”就是被告人陈建左。上述证据侦查机关经合法程序取得，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刘长英、郑国务在侦查阶段供述，其等与“多多”联系，按“多多”的安排给卖淫人员提供住宿、负责带路，并按其指令的数额代收卖淫人员嫖资并转账至上诉人王海洋账号。澳门司法警察局移交的资料显示，澳门警方监听上诉人刘长英在澳使用电话的过程中，发现刘长英联系“多多”商谈代收嫖资事宜，“多多”所使用的手机号码亦在上诉人陈建左住处查获。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陈建左即是微信账号“多多”的使用者，其负责安排卖淫人员出境至澳门卖淫，安排卖淫人员的住宿，与卖淫人员进行结算，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对上诉人陈建左及其辩护人所提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王海洋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王海洋是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王海洋在一审开庭时虽表示认罪，但是在法庭讯问过程中对其从事的主要犯罪行为，如在澳门租房安排林某、徐某入住、安排其等前往澳门酒店进行卖淫活动并收取卖淫所得的事实予以否认，不构成如实供述，对上诉人王海洋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刘长英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刘长英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当庭自愿认罪，原判决没有对上述情节作出认定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刘长英在侦查阶段供述，2015年7、8月“多多”打电话给其，要其去接一个自称是跟“多多”做事的女孩子入住凤凰台，前后有四个女孩子入住过，刚开始其不知道她们是来澳门做什么的，后来“多多”叫其帮忙收钱，其知道这些女孩子是过来卖淫的。上诉人王海洋在侦查阶段供述，刘长英和郑国务知道收到的是嫖资，其跟那些卖淫女是通过刘长英才联系上。但上诉人刘长英在一审开庭时辩称其不知道租住其出租房的女子是卖淫人员，是对其主观故意的辩解，故其不构成如实供述，对上诉人刘长英及其辩护人所提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刘长英的辩护人所提出上诉人刘长英是从犯，社会危害性小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刘长英负责接卖淫人员并安排其等入住凤凰台出租房，并按“多多”指示帮其向卖淫人员收取嫖资并转账给“多多”指定账户。刘长英积极实施上述行为，为陈建左的组织卖淫行为起到了巨大的协助作用，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对上诉人刘长英的辩护人所提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郑国务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郑国务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原判决在量刑时没有体现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协助组织卖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上诉人郑国务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情节严重，原判决以上诉人郑国务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将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情节予以考量对其从轻处罚，且已是法定最低刑，故对上诉人郑国务及其辩护人所提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郑国务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认定上诉人郑国务容留卖淫女和代收嫖资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判决认定上诉人郑国务容留卖淫女徐某、刘某、欧某、林某等人入住其管理的出租房，并按照陈建左的要求，向入住的卖淫女代收嫖资共计人民币101146元，并转账至被告人王海洋的农业银行账户。上述事实证人徐某、刘某、欧某、林某等人在证言中均有证实，且上诉人郑国务对上述事实亦表示认可，原判决在查明事实后作出上述认定并无不妥，对上诉人郑国务及其辩护人所提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谢志刚
审判员 王 丹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郭 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