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1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万琴，女，1962年10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万红，女，1957年8月27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万梅，女，1966年6月15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万美，女，1972年9月22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万艳，女，1975年11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开阳县，
五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冷玉珠，瓮安县木引槽乡木引村上街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万伦，男，1967年11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因与被上诉人廖万伦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6）黔2725民初3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完毕。
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五上诉人土地补偿款各41591元，共计20795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五上诉人均是农业户口且婚后未重新取得承包地，仍是有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主体。同时，五上诉人现居住居村委会均证明，五上诉人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分得土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不是农村耕地重新调整重新发包，而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续包。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的规定，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本案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现有家庭成员中只有被上诉人2人。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才13岁，未成年也未结婚。当时是以父亲廖有荣作为户主签订承包协议，但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父亲廖有荣年事已高，户主换成被上诉人廖万伦，但承包的所有宗地，面积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仍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续。而1998年延续承包时，虽然五上诉人全部婚出，但被上诉人的家庭成员也才两父母、两夫妻、三子女共7人，因此也与瓮安县档案局存档材料登记的8人不符，也证明是只换了户主，其他人口状况，劳动力状况也都是1980年土地承包时的情况。况且，被生诉人之妻仍应在出生地享有土地承包权，新增三个子女才属于政策，明确的“增人不增地”情形。因此，被上诉人户口簿内记载人口现仍有按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只有母亲徐孝平和被上诉人廖万伦2人，而父亲廖有荣份额依法应均分成7份。上诉人廖万艳迁出时间是2006年，一审同样认定其没有参与第二轮土地续包，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1998被上诉人户口簿上记载人口分别是父母、被上诉人夫妻及三子女，也只有7人。而不是法院认定的6人也不是档案资料记载的参与承包人数8人。由于一审对政策均理解错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造成认定事实前后矛盾，基本事实不清。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庭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一审认定五上诉人在新居住地并未增划土地，已享有新居住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这也符合我国农材土地政策和法律的规定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廖万伦二审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依据。首先，一审庭审已经查明清楚，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廖有荣为户主的家庭成员共8人，包括五被答辩人、上诉人、廖有荣、徐孝平，1998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答辩人为户主，现有人口6人承包了第一轮的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答辩人为户主的家庭成员分别是：廖有荣、徐孝平、答辩人、王德志、廖金凤、廖金美。没有五被答辩人，根据庭审调查，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五被答辩人都已经结婚并有新的居住地，已经在新的居住地参与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未在原居住地参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并且庭审中五被答辩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原居住地参与了第二轮土地的承包。五被答辩人在新的居住地参与第二轮土地的承包，符合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据此，一审判决合法有据，依法应予以维持。其次，根据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精神，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确权登记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为准，即使个别农户因第二轮承包时亩数不足，导致少数农户承包地达不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人均分地标准，仍以第二轮承包面积为准。这进一步肯定了农户承包土地的承包权是以1998年第二轮土地的承包权为准。一审法院的判决响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份公平公正、合法有效的判决，依法应得到二审人民法院的维持；第三，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答辩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仅没有错误，而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五被答辩人引用的法律依据，从本质上讲是对法律的曲解。综上，被答辩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与答辩人一起参与了第二轮土地承包，事实上被答辩人也没有与答辩人共同参与第二土地的承包，而且现行的相关规定，土地承包权属以第二轮的承包权属为基础进行确权登记，而不是以第一轮土地承包进行确权登记。因此，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分别退还五原告被其占用的土地征收款4159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有荣与徐孝平系夫妻关系，系瓮安县建中镇凤凰村砖墙组村民，二人共同生育六个子女即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及廖万伦。廖有荣于2000年7月27日因病死亡。1980年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廖有荣为户主的承包户承包土地面积为9.6亩（其中田为0.8亩、土为8.8亩），家庭人口数为八人，即廖有荣、徐孝平、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及廖万伦。廖万红于1980年8月17日登记结婚，婚后至今居住在瓮安县××镇××榜村××坑组；廖万琴于1984年8月21日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婚后至今居住在瓮安县××镇××村大田××组，1986年12月12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廖万梅于1985年5月10日登记结婚，婚后至今居住在瓮安县××镇××鸡场××街××号；廖万美于1993年10月1日登记结婚，婚后至今居住在瓮安县××镇建中村××号；廖万艳于1995年3月3日登记结婚，婚后至今居住在开阳县××××村对门组，其户籍于2000年1月6日从瓮安县建中迁入开阳县××××村对门组。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廖万伦为户主的承包户承包土地面积为11.36亩。1998年10月20日的承包耕地情况登记表显示，廖万伦户承包土地时分地人口为8人，现有人口为6人，劳动力2人。在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廖万伦户家庭成员共有6人，分别为父亲廖有荣、母亲徐孝平、妻子王德志、长女廖金凤（生于1988年11月7日）、廖金美（生于1991年6月2日）及被告廖万伦。2015年11月5日，建中镇因新区建设需要，征收了以廖万伦为承包户的土地面积共计4907.5平方米，土地补偿款为332728.5元。2015年11月17日，在建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被告廖万伦与原告廖万琴、廖万梅、廖万红、廖万美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廖万伦分别给付原告廖万琴、廖万梅、廖万红、廖万美各5000元土地补偿款，并明确双方不得因此事再起纠纷。2016年1月10日，在建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被告廖万伦与原告廖万艳也达成协议，由廖万伦给付廖万艳土地补偿款25000元。后五原告反悔，于2016年5月26日以前述诉讼请求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五原告及被告廖万伦均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该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其户主为廖有荣，承包土地的人员为八人，即廖有荣、徐孝平、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及廖万伦。在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均已结婚外嫁，且其夫家均系农村家庭户，作为夫家新居住地的家庭成员，参与了夫家在该新居住地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成为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人，只是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五原告在新居住地并未增划土地，但五原告已享有新居住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这也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的规定。故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村已将土地承包的承包户变更为本案被告廖万伦，承包人数变更为6人，且与被告廖万伦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家庭成员人数相符，故廖万伦户所承包土地的承包人应为1998年时廖万伦户的家庭成员，并不包括本案五原告，即本案五原告并非本案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廖万伦户作为被征用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征收补偿款应属于廖万伦户所有。五原告主张自己系本案被征收土地的承包人，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五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分配本案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91元，由原告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共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承包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其承包土地的人员为八人，即廖有荣、徐孝平、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及廖万伦，户主为廖有荣。而在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前，上诉人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均已结婚外嫁，且其夫家均系农村家庭户，五上诉人作为夫家新居住地的家庭成员，参与了夫家在该新居住地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成为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人，并享有新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利，只是因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五上诉人在夫家没有实际分得承包地。在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户主也由原来的廖有荣变更为被上诉人廖万伦，其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已不包括五上诉人在内，因此，五上诉人并不享有本案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有物质基础，其土地被征收后产生的相关权利应由实理经营管理人享有，因此，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争议地承包经营权人，其土地被征收后产生的权利应由其享有，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五上诉人的诉请并无不当。五上诉人主张享有本案争议地权利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91元，由上诉人廖万琴、廖万红、廖万梅、廖万美、廖万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刘国红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黄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