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80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友军，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任远，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媛，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玮璟，住广东省阳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远，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丽，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丽娟，住广东省阳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远，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丽，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李友军与上诉人黄玮璟、邵丽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李友军、黄玮璟、邵丽娟均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友军和黄玮璟是朋友关系。黄玮璟因资金周转需要偶尔会向李友军借款。2015年3月28日，黄玮璟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一张借条）给李友军，内容为“今借到李友军人民币100000元整，大写拾万元整，定于2015年7月1日前归还，否则以车抵押。”黄玮璟确认在出具上述借条前收到李友军转账支付的借款50000元，但不记得收款账号。2015年3月31日，李友军通过其妻子林某甲中国建设银行43×××64的账号转账20000元到黄玮璟43674232210470207286的账号。黄玮璟称上述转账的20000元系用于支付第一张借条中的借款。李友军则称第一张借条中的另外50000元借款通过现金方式交付黄玮璟，上述转账的20000元系支付此后借条中的借款。2015年4月8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转账23000元到李友军妻子林某甲中国建设银行43×××64的账号内。2015年4月9日，李友军转账30000元给黄玮璟；2015年4月14日，李友军通过其妻子林某甲中国建设银行43×××64的账号转账18000元到黄玮璟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内；2015年4月28日，李友军再通过其妻子林某甲中国建设银行43×××64的账号转账30000元到黄玮璟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内；2015年5月19日，李友军转账15000元给黄玮璟；2015年6月3日，李友军通过其本人中国农业银行62×××74的账号转账16000元给黄玮璟。2015年6月5日，黄玮璟再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二张借条）给李友军，内容为“本人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所借李友军人民币320000元正，大写叁拾贰万元正，本人承诺在2015年6月11日前还清所借款，否则无钱还账，本人及粤R×××××轿车到广州商议，直至所欠款还清为止。”2015年6月12日，黄玮璟从其本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80010000799317629的账号分四次共提现10000元；2015年6月13日，黄玮璟再从其本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80010000799317629的账号分七次共提现20000元。黄玮璟称上述款项取出后支付给了李友军用于偿还借款，李友军当庭予以否认。2015年6月13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80010000799317629的账号转账50000元到案外人谢运良00×××71的账号内，黄玮璟称上述款项系用于偿还李友军的借款，李友军当庭予以否认。2015年6月17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工商银行62×××37的账号转账20000元到李友军62×××86的账号内；2015年7月22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转账50000元到李友军62×××79的账号内；2015年9月9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转账10000元到李友军62×××79的账号内；2015年9月12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转账10000元到李友军62×××79的账号内；2015年9月18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工商银行62×××37的账号转账10000元到李友军62×××86的账号内；2015年10月12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转账10000元到李友军62×××79的账号内；2015年10月16日，黄玮璟通过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62×××91的账号转账4000元到李友军62×××79的账号内。2015年10月17日，黄玮璟又出具借条一份（以下简称第三张借条）给李友军，内容为“今欠李友军人民币21万元，大写贰拾壹万元整，定于2015年10月19日归还6万元，2015年10月25日归还4万元，超期未归还的，由李友军处理，余下的尾数于2015年10月31日还清。特立此据。”李友军称双方之间就借款未约定利息，黄玮璟则称上述借条中的款项已经包含了李友军自行计算的利息。
另查明：2015年8月4日，案外人陈水容通过其本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80010000769302357的账户转账50000元到李友军00×××40的账号内。黄玮璟称上述款项系用于代其偿还李友军的借款，李友军当庭予以否认，称是其与陈某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黄玮璟另称案外人龚进行将登记于其名下的粤R×××××号小汽车抵债给了李友军，李友军当庭予以否认。
再查明：黄玮璟与李友军就案涉借款问题有过多次短信沟通，其中：2015年10月20日，黄玮璟发送以下内容短信给李友军“我哪里不讲义气？哪里不够朋友？借你的钱，一路还，利息比本还要多，走到今天我还是继续还，继续死顶地还，怎么才算有良心？怎么才是朋友？……”。李友军回复称“很多东西你情我愿。讨老婆一样……”。2015年10月29日，李友军发送以下内容短信给黄玮璟“一天拖一天你的风格。我今次二条路你。一本星期六到广州面谈。二本月还清欠账二十一万……”。
还查明：黄玮璟、邵丽娟是夫妻关系，上述款项往来均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上事实，有借条、转账凭证、短信往来记录、律师函、证人证言、结婚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李友军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1.黄玮璟、邵丽娟偿还李友军借款本金人民币630000元；2.黄玮璟、邵丽娟偿还李友军借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黄玮璟、邵丽娟还清本息之日止（10万元从2015年7月2日起计息，32万元从2015年6月12日起计息，21万元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184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玮璟、邵丽娟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案涉三张借条中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二、有关借款的还款情况。对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分析如下：一、案涉三张借条中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首先，案涉三张借条总计约定借款金额为630000元，而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友军共计仅转账了179000元给黄玮璟，李友军称余款均为现金交付，黄玮璟予以否认，李友军未能进一步说明有关款项要现金交付的原因、具体如何交付及有关款项的来源情况。其次，李友军自称有关借款是去阳某找黄玮璟催还款时产生并现金交付，但李友军与黄玮璟在第一张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5年7月1日前，而第二张借条的借款期间均在上述还款日前，李友军未能说明为何要在第一张借条约定的还款日前多次并亲自前往阳某要求黄玮璟还款。再次，按照李友军的陈述，其交付给黄玮璟的现金共计应为451000元，在黄玮璟已经不按其要求还款的情况下，李友军仍出借如此大额现金给黄玮璟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李友军去了阳某十几次便共计出借了451000元现金给黄玮璟，李友军未能合理解释其为何每次前往阳某催还款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次之，在黄玮璟已经未能正常还款的情况下，即便李友军继续出借款项给黄玮璟，且都是现金交付，李友军既没有准确记录每次出借款项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要求黄玮璟出具收到相应借款的收据，更没有在借条中列明有关款项的具体交付日期、金额等细节，在庭审中甚至自称记不清楚具体出借金额及交付借款时间，难以合理解释在出具第二张借条时双方是如何准确计算出借款金额的。再次之，李友军2015年10月29日发送给黄玮璟的“……二本月还清欠账二十一万……”的短信内容与其主张黄玮璟共欠其630000元不符，李友军解释称该条短信仅是追讨第三张借条的借款，但第一、二张借条列明的借款日及还款期均在前，且第三张借条列明的借款金额既不是最大亦不是最小，李友军在向黄玮璟催讨欠款时，仅催讨该张借条列明的款项，明显不合逻辑。最后，从李友军和黄玮璟之间的转账记录来看，李友军每次转账给黄玮璟的款项金额均不超过50000元，且最小转账金额仅为15000元，李友军却称其以现金方式交付了大量款项给黄玮璟，明显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综合以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李友军实际出借给黄玮璟的借款金额共计为179000元。二、有关借款的还款情况。首先，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玮璟通过其本人及邵丽娟的账户共转账137000元到李友军及其妻子的账户，该些款项为黄玮璟向李友军的还款。其次，黄玮璟于2015年6月12日及2015年6月13日从其本人银行账户提取的现金共计30000元，其称该款项支付给了李友军用于偿还借款，李友军予以否认，黄玮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该些款项由李友军收取，对黄玮璟关于该些款项用途的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黄玮璟于2015年6月13日从其本人银行账户转账给谢某的50000元，其称该款项用于偿还借款，李友军予以否认，黄玮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该款项系用于偿还李友军的借款，对黄玮璟关于该款项用途的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次之，黄玮璟称将案外人龚进行名下的粤R×××××号小汽车抵债给了李友军，李友军当庭予以否认，虽然双方在借条中曾提及粤R×××××号小汽车，但除了黄玮璟及龚进行的陈述外，黄玮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其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案外人陈某于2015年8月4日从其本人银行账户转账给李友军的50000元，黄玮璟称该款项用于偿还李友军的借款，李友军予以否认，陈某未到庭作证，黄玮璟亦未能进一步举出证据证实其主张，对黄玮璟关于该款项用途的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黄玮璟共计偿还了137000元给李友军。综合以上分析，黄玮璟仍拖欠李友军借款42000元（179000元-137000元）。李友军自认双方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虽然黄玮璟予以否认，但其未能举证证实双方约定了利息及利息具体如何约定，原审法院采信李友军关于涉案借款未约定利息的主张。李友军主张黄玮璟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但逾期付款利息应从双方在最后一张借条中约定的最后还款日的后一天即2016年11月1日起算。由于上述债务发生在黄玮璟与邵丽娟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李友军要求邵丽娟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黄玮璟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友军偿还借款本金42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从2015年11月1日起以42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还之日止）；二、邵丽娟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友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李友军负担9446元，黄玮璟、邵丽娟共同负担654元。
判后，李友军、黄玮璟、邵丽娟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李友军上诉称，李友军与黄玮璟之间的借款事实，有黄玮璟借得款后出具的三张借条及李友军部分银行转账记录为证，借条的真实性，黄玮璟已当庭确认，证据确凿。李友军对其主张履行举证责任，黄玮璟未就其答辩提出有效反证。但一审法院不支持李友军的合理合法主张，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对于李友军用现金交付借款人民币451000元的事实全部不予认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通过交付现金方式出借款项是否符合交易习惯的问题。因李友军经营二手汽车交易，经常驾车往来各地，持有大量现金货款。又因借款又没约定利息，如转账还须支付手续费。每次黄玮璟急用钱，李友军便将携带的现金直接交付。且数万元在二手车交易中数额也不算很大。另外，李友军与黄玮璟之间，2015年是第一次开始偶尔借款，过往没有交易习惯。其次，45.1万元不是一次性支付，每次支付现金借款的金额在l万至5万之间，并无不妥。2、关于李友军在第一张借条约定的还款日前多次亲自前往阳某要求黄玮璟还款，及黄玮璟已不还款，李友军仍出借大额现金的问题。首先，第一张借条还款期未到前，李友军到阳某追讨的是第二张借条中的款项(4月1日至6月2日期间的多次借款)，经过多次追讨、增加借款、延期还款，通过以新借条取代旧借条的方式，最后形成本案第二张借条。其次，因三张借条借款用途不同，借用时间不同。故形成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第一次借条7月才到期。第二次借款时，李友军不能要求黄玮璟先还款。第二张借条是多次多笔出借，单次金额不大，且黄玮璟的确在政府部门工作，李友军确信其借款理由合情合理，而且如果中断不借，可能导致黄玮璟不能收回投资，前面借款更有不能收回的风险。最后一张，黄玮璟声称借款是用于其人生大事(再婚买房)，有房屋可保证还款，且其妻系公务员，收入稳定，必定清还。故李友军再次相信，并出借款项。黄玮璟每次借钱的时候都发誓保证归还，基于信任和多年的朋友关系(之前几年黄玮璟的确多次热情在高档场所款待过李友军)，基于黄玮璟在政府工作的背景，且黄玮璟的父母均是退休官员，有多处房产。故李友军一直深信黄玮璟及其家庭的还款能力。3、关于每次出借款项的具体情况，没有出借现金相应借款的收据，及第二张借条的借款金额如何计算问题。首先，李友军不是职业放贷人，不具备借贷公司的严格放款流程的意识和手段。李友军作为普通的出借人取得黄玮璟出具的三张借条符合通常的交易做法。其次，本案又是朋友间偶发借款。由于李友军与黄玮璟认识交往多年，李友军不可能预见黄玮璟不还款，故没有做好借款记录。再次，由于借款发生的次数较多和金额各异，李友军不可能清晰记忆每一次借款。最后，每次借款双方经过核对结算，新借款或还款后，以新的借条替换旧借条的方式确认同一用途的借款总额。三张借条是经过李友军与黄玮璟共同结算确认，已不存在过往的所谓“相应的借款收据”。有了双方确认的结算凭据，李友军自然不再专门记忆每次借款的具体情况。第二张借条的金额通过上述以新换旧的方式结算得出。4、关于李友军2015年10月29日发短信给黄玮璟情况。李友军多次向黄玮璟发送催讨短信。因黄玮璟多次称其投资的其余两笔款项未收回，请求延期还款。10月29日短信提出要求黄玮璟选择到广州协商或先偿还结婚借款2l万元。该笔借款不是用于生产经营，所以李友军有理由要求先还。综上，李友军具备现金支付的能力和条件，也有现金支付的正当理由，原审法院否定李友军现金支付借款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另外，黄玮璟答辩已向李友军还款人民币337000元，如果双方实际仅发生179000元借款，黄玮璟主动还款如此之多，违反逻辑。因此，原审判决中只认定李友军支付借款人民币179000元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原审法院完全否定了借条的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未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情况做出全面公正的审查即作出不利李友军的判断，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精神。2、书面借条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否则对借条的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可。李友军持有的三张借条，内容具体明确，清楚写明“借到”款项及借款人，可以证明李友军与黄玮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李友军已履行完毕款项交付义务。黄玮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以自己作为借款人签名的借条并交由出借人持有的法律后果。本案核心的证据是由黄玮璟出具的借条，借条不仅是借款的凭证，也是双方结算的凭证，借条已经充分反映了借款的发生以及收到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对借条不予确认是不恰当的3、本案中，黄玮璟向李友军出具借条后，从未对借贷关系提出异议，直到李友军凭借条主张权利时，却以出具借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实际收到借款抗辩，于法无据，于理不通。黄玮璟、邵丽娟没有证据证明三张借条是虚假和被胁迫签订，也不能证明借条无效，黄玮璟、邵丽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除对本案借款中银行划账部分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无误外，其余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友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黄玮璟、邵丽娟共同向李友军归还借款本金493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还款之日）。
上诉人黄玮璟、邵丽娟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于部分事实的认定存在不当。一审判决当中，对于李友军只交付了出借款17.9万元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其逻辑分析也是合符情理的。在审理过程中，李友军只提供了交付9.5万元出借款的证据，是黄玮璟、邵丽娟毫不隐瞒，如实地向法庭提交了李友军另外四笔出借款(2.3万、3万、1.5万、1.6万)的证据，合计17.9万元，因此，对于黄玮璟实际借到17.9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一审判决认定黄玮璟只是偿还了13.7万元，黄玮璟是不服的，理由如下：l、黄玮璟通过柜员机提取的3万元和转账划付的5万元，合计8万元的还款应当给予认定。(1)在2015年6月5日的《借条》中，约定了6月11日是还款时间。李友军在约定期满的次日，即2015年6月12日来到阳某追债。李友军当庭承认，6月12日、13日与黄玮璟一起去柜员机分别取出了1万元、2万元(银行有监控录像，李友军不敢否认)，但李友军辩称这3万元拿出来后没有给李友军，而是黄玮璟自己用了。这样的辩解完全不合情理，不应采信，李友军一行人从广州来到阳某，目的就是为了向黄玮璟追债，不可能逼着黄玮璟一起去取了钱竟然会不要了，这是不可能。因此，根据6月5日《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日期(6月11日)、黄玮璟已提交的柜员机取款流水、以及李友军当庭承认是与黄玮璟一起去到柜员机取款的事实，已经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从柜员机取出的3万元已经用于偿还给李友军。(2)6月13日从柜员机取现2万元给李友军之后，因为已达到取现上限，无法再取现金；当时已是中午12点半，于是双方一起去吃午饭，饭后李友军又提出，不能取现还可以转账，于是李友军将其朋友谢某的账号交给黄玮璟，要求黄玮璟按柜员机转帐的最高限额5万元进行了转账。虽然给李友军当庭否认这是给他的还款，但在转账时，李友军就在黄玮璟身边，举着他的手机，让黄玮璟看着其手机上所显示的谢某账号进行转账操作(银行柜员机上的监控视频可以证实)。虽然李友军否认这笔5万元是给其的还款，但是从常理分析，李友军作为债主，驱车三百公里来到阳某追债，不可能眼看着债务人将钱划给其他人。从债务人的角度分析，在被债主上门追债的时候，只会一心想着如何应对当前的债主，有钱也只会是先给上门要债的人，此时此刻不可能还有心思将钱划给其他人。因此，根据6月5日《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日期(6月11日)、黄玮璟己提交的6月13日柜员机转帐5万元的流水、以及李友军当庭承认是与黄玮璟一起去到柜员机转帐的事实，已经能够形成一条证据链，证明从柜员机转帐的5万元是按照李友军的指示办理用于偿还给李友军。此外，黄玮璟在一审期间，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谢运良的银行账户(开户行：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账号：62×××71)在2015年6月13日(5万元划入)后一段时间的流水，又或是对谢某本人进行询问，以查明该5万元到账之后走向，但原审法院没有同意黄玮璟的申请。为了查明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准予调查取证。2、案外人陈某代黄玮璟通过转账还给李友军的5万元，应当根据证据规则依法认定是黄玮璟的还款。案外人陈某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证言，已经清楚陈述其转账到李友军账户的5万元是代黄玮璟还款。黄玮璟在答辩期内已经提交了证人出庭申请书，但陈某因为62岁年纪较大、在阳某路途遥远、适逢生病等原因，未能出庭作证。但陈某有书面证言，且陈某名下转账5万元的银行帐户交易流水，只能是陈某本人亲自到银行申请才能获得，这足以证明，书面证言是陈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友军主张该5万元是其与陈某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但没能提出任何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根据证据规则，就应当以陈某证言的主张来对该5万元作出定性，认定是代黄玮璟向李友军的还款。3、以车抵债7万元的事实，应当给予认定。关于以车辆抵债的问题，本案所涉《借条》中均多次约定以“粤R×××××”小汽车作抵押；2015年6月5日《借条》中也有“本人及粤R×××××轿车到广州商议”的约定；现在，车辆己经不再登记在原车主龚进行的名下，龚进行也出庭作证该车已经给黄玮璟抵债给李友军。鉴于前面所写的《借条》均一直都连续约定要以车抵押或拿车处置，到了2015年10月17日的最后一张《借条》时，没有再提及以车辆抵押或处置的事情，由此可以推断，这台一直在双方约定之内的小车，在2015年10月17日之前已经抵债处置了，否则，最后那张《借条》中不可能不接续提及这台早已约定抵押的车。还有一个有力证据是，在2015年11月20日黄玮璟发给李友军的短信中，黄玮璟指责李友军“上来逼我卖车过户…”，李友军对此指责并无否认。因此，几份提及车辆抵押的《借条》、龚进行的出庭证言、以及双方之间的短信，已经形成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适用高度概然性的原则，对于黄玮璟以车抵债的事实，依法应给予认定。该车总价值约12万元，抵债时用了二年多，折价成7万元是合理的。综上，黄玮璟一共向李友军偿还不少于33.7万元的事实是存在的，证据也是基本充分的，应该予以认定。李友军手中的多张《借条》，一方面是高利贷利滚利、且以要挟方式强迫黄玮璟所形成；另一方面是李友军保留着作废的《借条》，才导致金额畸高，李友军2015年11月16日短信恐吓黄玮璟“四张借条让你同时支付”可为证明。因此，黄玮璟偿还给李友军的金额，已经远超李友军出借的金额，这个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在黄玮璟与李友军2015年10月20日的短信交流当中，黄玮璟斥责李友军“借你的钱，一路还，利息比本还要多…”，李友军回复称“很多东西你情我愿。讨老婆一样…”，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黄玮璟、邵丽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驳回李友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友军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黄玮璟、邵丽娟针对李友军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李友军出借金额的认定与分析是正确的。黄玮璟与李友军分别生活在阳某和番禺，两地相距几百公里，现在网上金融发达，加上黄玮璟需要资金时都是要得比较仓促的，金额也不大，因此，借款都是通过转帐交付。一审认定出借金额为17.9万元，是在李友军举证、再加上黄玮璟坦诚确认的情况予以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李友军每次来到阳某，都是为了向黄玮璟追讨债务，并逼迫其立下新的借条。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向黄玮璟出借款项的，更不可能拿着四十多万元的巨款现金，一边追债、一边出借。因此，一审判决对于李友军出借款项的认定与分析，是正确的。二、第一张借条的实际还款期是一个月而非到7月1日。第一张《借条》虽然写的是“7月1日前归还”，但双方实际上口头约定是一个月归还，7月1日只是最长允许的期限。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李友军本人己亲口承认，这第一笔借款双方实际上是约定一个月要归还的，这有庭审记录为证。因此，从情理分析，在第一笔款未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再继续出借的，由此也证明，2015年6月5日所立的32万元借条，其中是包括了第一张借条的10万元和利滚利高利贷利息在内的。三、李友军在本案中提交的前两份借条实际是已经作废的借条，而最后一张10月17日借条是高利贷利滚利所形成，并没有真正发生有借款。从李友军2015年11月16日向黄玮璟发送的短信“四张借条让你同时支付”就能够反映，这些借条之中，前面那些都是作废了的借条，只不过是被李友军私留了下来，作为要挟黄玮璟的工具。而最后一张10月17日21万元《借条》开立之前的6月12日至10月16日期间，正是黄玮璟分12次以各种方式向李友军密集还款31.4万元的时期，在黄玮璟密集还款之时，怎么可能还会向李友军再借款。事实上，李友军根本不能提供在6月12日至10月16日期间曾出借款项给黄玮璟的任何证据。由此充分证明，最后一张借条上的金额实际上是高利贷利滚利所形成，并没有真实的借款。黄玮璟是在李友军多次声称要去其工作单位搞事、要去其家里骚扰正在哺乳期的妻子邵丽娟的情况下，才被迫写下的。四、邵丽娟事前并不知道本案所涉的借款事宜，也从来没有接收过李友军的任何款项。本案所涉借款，都是在黄玮璟与李友军之间发生的。邵丽娟事前并不知道黄玮璟向李友军借高利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接收过李友军出借的任何款项。在一审庭审过程当中，已经当庭提交邵丽娟名下银行账户在本案所涉期间的银行流水，充分证明了邵丽娟没有接收过李友军所声称的款项。本案所涉借贷关系只是发生在黄玮璟与李友军之间。黄玮璟之所以会被迫向李友军写下一些不真实的《借条》，其原因除了是害怕李友军到单位闹事影响不好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李友军到家中闹事而让邵丽娟操心，所以，邵丽娟对于黄玮璟借高利贷一事在事前完全不知情。李友军在民事上诉状中称，黄玮璟借款是用于结婚买房，完全不是事实。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2015年3月末至6月初，而邵丽娟购买房屋是在结婚之前的2014年8月4日，两者相距七个多月，购房的首付款是邵丽娟以婚前个人财产支付，余款是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支付，根本没有向李友军借款，邵丽娟与黄玮璟登记结婚是在2014年10月20日，购房、结婚两件事均是发生在本案所涉时间之前的五个月以上。由此可见，李友军声称黄玮璟借21万元用于结婚购房，不符合事实。综观本案，黄玮璟偿还给李友军的款项，已经远超李友军出借的金额，在李友军与黄玮璟2015年10月20日的短信交流当中，已经能够清楚反映。
李友军针对黄玮璟、邵丽娟的上诉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借款金额，应该是以三张借条为准，根据黄玮璟的上诉，黄玮璟提出有部分的借款转账，李友军没有提供，是黄玮璟提供。这可以证明李友军是基于每一张借条对于一个期间内的借款进行结算，以结算作为双方借款的金额，因此，并没有准确记录每一笔的借款。二、李友军并非职业放贷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没有准确地记录每一笔出借的款项。三、黄玮璟只是提供了部分转账的记录，并不排除其他的转帐记录没有提供，目前李友军也没有找到其他的转账记录。四、关于黄玮璟称提现金、转账以外的事实，李友军一审的时候没有确认过，黄玮璟也不能提供收据或者在借条变更金额的事实予以证明。关于黄玮璟主张陈某的证人证言，陈某没有依法出庭作证，同样，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陈某代替黄玮璟还款的事实。关于涉案车辆抵债的问题，黄玮璟主张的车辆不是其本人的，同样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该车辆是用于抵债。五、关于双方的短信往来，双方之间的短信并不是一个正式文件，存在各种不严谨的表述，从短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是双方即兴的语言表达，而且从黄玮璟提供的短信可以看到，这些短信内容仅发生李友军追讨还款的过程中，并不能反映借款发生的事实。六、关于邵丽娟提出不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邵丽娟是知道本案债务的，而且黄玮璟在一审当庭陈述称黄玮璟因为结婚生小孩向李友军借款用于周转，显然是用于家庭生活，而且邵丽娟在一审的时候没有对本案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进行抗辩，因此，邵丽娟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经庭询，双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询时，李友军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广州市枫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拟证明李友军不是职业放贷人，而是以经营二手车交易业务为主；证据2、案外人林某乙《房地产权证》两本，证据3、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收购凭证、汽车转让协议，证据4、《汽车转让协议》、收款收据，证据5、李友军妻子林某甲的工商银行《个人借款凭证》、《评估报告》、《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证据6、李友军、林某甲名下农业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的银行卡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的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李友军从事二手车交易并以现金交易为主，李友军通过银行贷款有足够资金，李友军在本案出借款项期间有足够现金流，完全有能力出借45.1万元的借款；证据7、黄玮璟发给李友军的短信，拟证明2015年4月期间，黄玮璟称矿山项目借款，他人欠46万多，需要借钱周转；证据8，邵丽娟发给李友军的短信，拟证明本案借款是邵丽娟与黄玮璟的夫妻共同债务，邵丽娟对黄玮璟的债务进行担保。黄玮璟、邵丽娟质证称，上述证据都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不管其真实性如何，均不能证明李友军曾经向黄玮璟出借过63万元的事实。
黄玮璟、邵丽娟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与目前车主案外人邝国潜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拟证明李友军与黄玮璟在借条中多次约定抵押粤R×××××东风日产小汽车，已于2015年8月26日抵债给李友军，并过户到案外人张某名下，2015年8月26日这个日期，正是处于2015年6月5日《借条》与2015年10月17日的《借条》之间，2015年6月5日《借条》中仍约定黄玮璟及粤R×××××轿车到广州商议，到了2015年10月17日的《借条》上就没有再提及这台车，结合这台车在此期间已经过户的事实，可证明该车已经用于给李友军抵偿债务，此车在过户到张某名下后，在本案诉讼期间，又于2016年1月11日过户给现车主邝国潜，邝国潜告知其是花了83000元从张某处购得此车；证据2、商品房买卖合同、定金收据、首期款收据、税收完税证明复印件，拟证明邵丽娟购买房屋是在结婚之前的2014年8月4日，购房的首付款是邵丽娟以婚前个人财产支付，余款是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支付，而本案借款发生在2015年3月末至6月初，两者相距约七个月，证明李友军声称的黄玮璟借款21万元是用于结婚买房，并不是事实；证据3、民政局复函复印件，拟证明邵丽娟与黄玮璟是在2014年10月20日登记结婚，而本案借款发生在2015年3月末至6月初，两者相距五个月，证明李友军声称的黄玮璟借款21万元是用于结婚买房，并不是事实。李友军质证称，对证据1，黄玮璟不能提交证据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也没有显示用作抵偿李友军的借款，因此，对关联性也不予确认，对合法性也不予确认；对证据2，首先由于没有提交证据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便黄玮璟和邵丽娟所主张的购房是在向李友军借款之前，但是该购房是分期付款，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首期款是邵丽娟个人支付，不能证明黄玮璟、邵丽娟购房、结婚与借款没有关系的主张；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黄玮璟向李友军借款的时候提出因为结婚、生女儿需要用钱，李友军不可能在当时查证黄玮璟是结婚还是未婚，只是凭黄玮璟的陈述出借款项，因此，李友军的陈述是真实的，黄玮璟、邵丽娟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
再查明，二审庭询时，黄玮璟称，2015年3月28日写10万元借条时，已收到9万元转账款，1万元是预扣的利息；2015年5月27日黄玮璟写了一张27万元的借条，2015年3月28日至2015年5月27日向李友军借款三笔共计7、8万元，都是通过转账方式，每一笔借款的利息都是每天500元，加上原来的10万元借款共四笔借款，本息共计27万元；因该27万元的借条定在2015年6月5日还款，黄玮璟在2015年6月5日未还款，李友军逼黄玮璟写下32万元的借条，2015年5月27日后黄玮璟未收到任何李友军的款项；2015年10月17日21万元的借条，是2015年6月5日借条的32万元减去黄玮璟在2015年6月5日至2015年10月17日期间偿还的款项以及用车抵债7万元后，加上利息，李友军胁迫黄玮璟写下的。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黄玮璟向李友军借款的金额以及黄玮璟还应向李友军偿还款项数额；二、黄玮璟向李友军所借款项是否属于黄玮璟与邵丽娟的夫妻共同债务。
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黄玮璟于2015年3月28日出具借条，注明借到李友军10万元，黄玮璟二审期间亦表示出具借条时已收到借款9万元。黄玮璟主张其中1万元是预扣的利息，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借条未注明利息，李友军也主张双方未约定利息，本院对黄玮璟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定黄玮璟于2015年3月28日向李友军借款10万元。其次，黄玮璟于2015年6月5日出具借条，注明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所借李友军32万元承诺在2015年6月11日前还清，该借条的意思表示明确，且该时间段并未包含第一张借条的借款。黄玮璟主张被李友军胁迫出具借条，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黄玮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条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比较双方提交的证据，依优势证据规则，本院认定黄玮璟于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向李友军借款32万元。再次，黄玮璟于2015年10月17日出具借条，注明“今欠李友军人民币21万元，定于2015年10月19日归还6万元，2015年10月25日归还4万元，余下尾数于2015年10月31日还清”。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该借条与前两张借条用词不一致，前两张借条都用“借”，而该借条却用“欠”；第二，李友军二审期间主张对该21万元是分两、三次现金交付并在2015年10月17日当天交付现金3万元，但该借条注明于2015年10月19日归还6万元，即黄玮璟在收到3万元现金后两天就需要归还，借款期限如此短，与李友军陈述的黄玮璟借款用于经营拖车并赚钱分红，明显不符；第三，李友军在2015年6月3日曾向黄玮璟转账16000元，之后未再向黄玮璟通过转账方式交付借款；第四，2015年10月29日李友军向黄玮璟发送短信要求黄玮璟还清欠账21万元；综上，根据2015年10月17日借条的表述，以及黄玮璟在2015年6月5日至2015年10月17日期间向李友军偿还过部分款项，结合李友军向黄玮璟发送的短信内容，本院认定2015年10月17日借条是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截至2015年10月17日黄玮璟尚欠李友军借款21万元。李友军主张黄玮璟于2015年10月17日向其借款21万元，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因黄玮璟未提供其在2015年10月17日后向李友军还款的证据，故黄玮璟应向李友军偿还借款21万元。李友军上诉要求黄玮璟支付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是李友军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于黄玮璟与邵丽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黄玮璟与邵丽娟至今仍是夫妻关系，且黄玮璟、邵丽娟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实李友军与黄玮璟约定涉案借款为黄玮璟个人债务，也不能证实黄玮璟与邵丽娟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李友军知道该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黄玮璟向李友军所借款项应认定为黄玮璟与邵丽娟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支持李友军要求邵丽娟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外，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采纳。黄玮璟、邵丽娟申请案外人陈某出庭作证，因申请的理由是拟证明黄玮璟通过陈某账户在2015年8月4日向李友军偿还5万元，因该时间在黄玮璟出具2015年10月17日借条之前，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对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李友军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黄玮璟、邵丽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6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6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6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黄玮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友军偿还借款2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月21日起以21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还之日止）；
四、驳回李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李友军负担6733元，黄玮璟、邵丽娟共同负担33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95元，由李友军负担4991元，黄玮璟、邵丽娟共同负担37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迎晖
审判员 吴 湛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陆艳婷
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