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45322号
原告赵峰，女，1930年3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真（赵峰之子）。
委托代理人罗建武，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维彰，男，1937年11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武文生（武维彰之子）。
委托代理人李宏兵，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维芳，女，1951年9月6日出生。
原告赵峰诉被告武维彰、武维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汪懿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峰之委托代理人王真、罗建武，被告武维彰之委托代理人武文生、李宏兵，被告武维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峰诉称，赵峰、武维芳、武维彰系武翼之、赵佩良夫妇之子女，武翼之于1968年6月1日去世（距2008年已经超过40年），赵佩良于1983年7月7日去世（距2008年已超过25年）。2008年3月3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放弃分割家产的协议，2008年5月8日，原告以被告武维彰以欺诈手段为由，隐瞒祖产拆迁补偿事实诉之海淀法院，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经过系列诉讼，2010年检察机关提出（2010）京检民行抗字第007号民事抗诉书，其中，抗诉书明确载明“2008年3月3日由赵峰、武维芳、武维彰三人亲笔签名的声明”并认为武维彰存在欺诈行为；后海淀法院以此为据，进行再审，2011年作出（2011）海民再初字第17号判决书（以下简称17号判决），在该判决书中，本院认为段落第13行开始载明，“以此，可以证明……，武维彰的行为应认定欺诈”。而在17号判决书中判决主文“判决如下”仅仅涉及2008年3月4日声明无效；而对2008年3月3日签订的分割共有家产协议未予以确认。17号判决生效后，原告以该事实为依据，诉武维彰共同共有分割之诉，海淀法院依职权追加武维芳为原告，在该诉讼期间，被告武维芳故意另行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自己2008年3月4日的声明无效的诉讼请求，2013年8月27日，海淀法院以该协议未满足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确认武维芳2008年3月4日的声明无效。于是，在分割之诉中，被告武维彰认为，2008年3月3日的协议还在自己手中，系三人签署，真实意思表示，而17号判决主文未涉及2008年3月3日协议，故不同意分割之诉。综上，无论是检察机关的抗诉，还是17号判决，均确认被告武维彰存在欺诈行为，为避免有关被告恶意诉讼，混淆分割之诉的基本客观事实，提起诉讼。现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再次确认赵峰在赵峰、武维彰、武维芳三人于2008年3月3日签订的放弃分割共有家产的单方放弃财产权的意思表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武维彰辩称，1、原告案由错误，请求法院驳回，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为合同效力纠纷，原告以共同共有纠纷起诉，违背该规定，不同案由管辖法院不同，应当由立案庭决定，如果以此继续审理，双方均无代理权，其他法院应让原告撤诉；2、2008年3月3日协议及2008年3月4日协议在签订时间、地点、内容上性质均不同，2008年3月3日协议效力应当依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认定，原告认为签署该协议系欺诈、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先确认父母财产和个人财产范围，如果被告当时确实没有告诉祖产份额，也许存在欺诈，但如果当时所有财产均为我方个人财产，则没有义务向原告告知。原告父母去世时间均已经超过40年，40年中风雨、人员变迁，父母老宅已经不存在，之前笔录中原告承认知道老宅被拆迁，且宅基地没有所有权，原告19岁离开家乡有几十年，并非被拆迁范围内本村村民，宅基地使用权并非遗产范围，宅基地补偿款及户口、周转补偿等均非遗产，原告之前案件中放弃对劳龄款的分割，我方不构成欺诈；3、本案拆迁利益不属于遗产，我方没有义务向原告告知拆迁数额，不构成欺诈。法院再审后认定房屋及70多万补偿款都是遗产，与事实不符，法院如果这样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审判实践，没有分清遗产和个人财产。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该判决。4、合同法54条规定，欺骗、隐瞒情况下，当事人有申请变更、撤销权利，而非确认无效权利。5、原告的诉请如果是再次确认无效，属于一事不再理范围。
被告武维芳辩称，2008年3月4日声明是前一天我姐姐来我家，说前一天写的不成，当时武维彰不在，我给赵峰解释清楚了。2008年3月3日协议应当是无效的，当时赵峰、武维彰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说他们俩没文化，让我写个东西，我就写了。父母房屋1987年马上要坍塌了，武维彰自己出钱拆除重新盖了，后来又盖了南房，我自己和赵峰都没有拿钱。涉案院落房屋不应当属于祖产，因为父母老房子都是清朝的房子了，我觉得属于武维彰自己盖的房子就应当是武维彰的房子，法律具体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对于2008年3月3日我自己的签字，当时我认为我父母去世早，我帮着武维彰带大孩子，我有自己的房子，武维彰的房子利益我不想要，所以签了字。如果赵峰签字无效，我所做的承诺也是无效的。
经审理查明，武翼之、赵佩良系夫妇，共育有二女一子，长女赵峰、子武维彰、小女武维芳。赵峰曾用名武维芬（日常书写名为赵锋）。武翼之于1968年6月1日去世，赵佩良于1983年7月7日去世，遗留有位于本市海淀区青龙桥西六间房甲29号的房屋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2007年5月25日，武维彰作为被拆迁人就六间房29号签订拆迁协议，应获补偿款、补助费等共计784248.6元。同年7月16日，武维彰及家人就六间房29号拆迁获得裕隆新村601号安置房屋一套。
2008年3月3日，武维芳、赵峰、武维彰三人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兹有维芬（赵锋）、维彰、维芳姐弟三人因房产被拆迁关于（祖产和父母的股份）问题协商决定如下：维芬（赵锋）维芳姐妹二人放弃分割家产和父母股分的权利。一切归维彰所有，姐妹二人永不反悔。各自子女无权相争。特立字为证。”落款处武维芳、武维彰签字确认，赵峰以武维芬（赵锋）的形式亦在落款处签字确认。
2008年3月4日，武维芬、武维芳签订协议，约定：“兹有武维芳、武维彰、武维芳三人共同商议做出以下决定：（因祖产被拆）武维芬、武维芳姐妹二人为保案情，放弃祖产与父母股份的继承权利，一切归武维彰所有。各自子女无权相争。”落款处武维芳签字，就“武维芬（赵锋）”的签写者各方存在争议。
2008年，赵峰将武维彰、武维芳诉至法院，要求确认2008年3月4日其作出的放弃继承父母遗产的声明无效，本院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请，该判决上诉后被维持。该判决经赵峰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7月8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本案发回我院重审。后2011年6月，我院作出（2011）海民再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可以证明赵峰在2008年3月4日作出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前，武维彰并未明确将青龙桥甲29号房屋的真实拆迁补偿情况告知赵峰，致使赵峰根据武维彰提供的虚假事实而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武维彰的行为应认定为欺诈行为。”最终判决赵峰于2008年3月4日签署的放弃继承父母武翼之、赵佩良遗留的祖产（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西六间房甲29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以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的声明无效。该判决作出后，武维彰提出上诉后撤回。
2013年8月，我院就武维芳要求确认2008年3月4日签署的前述协议无效的起诉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5661号判决书，判决2008年3月4日签署的关于武维芬（赵峰/赵锋）、武维芳放弃继承父母祖产的声明无效。
本案诉讼中，就2008年3月3日签订协议前武维彰是否将拆迁利益告知赵峰、武维芳一事，赵峰、武维彰均表示其在当日签订协议前对涉案拆迁利益并不知情，武维彰表示拆迁利益中仅有少部分涉及父母遗产，大部分均为自己个人财产，故无需就此向赵峰、武维芳进行专门告知。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声明、民事抗诉书、民事判决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房屋回购合同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案由应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法律行为无效。已生效的（2011）海民再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赵峰在2008年3月4日作出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前，武维彰并未明确将青龙桥甲29号房屋的真实拆迁补偿情况告知赵峰，根据时间关系可认定，2008年3月3日签订协议前武维彰亦未将真实拆迁补偿情况告知赵峰。且诉讼中，赵峰、武维芳均主张自己于2008年3月3日签订协议前对涉案拆迁利益并不知晓，武维彰亦无证据证明其于签订该协议前将拆迁事宜告知赵峰、武维芳二人，武维彰对该真实信息的隐瞒足以影响赵峰、武维芳作出是否放弃分割父母遗产的意思表示，故该隐瞒真相的行为应认定为欺诈。赵峰、武维芳根据武维彰的欺诈行为，作出放弃继承声明的单方意思表示应属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判决如下：
赵峰在赵峰、武维彰、武维芳三人于二〇〇八年三月三日签订的放弃分割共有家产的单方放弃财产权的意思表示无效。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武维彰负担（原告已预交），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汪 懿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