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7民再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前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吉林省松原市乌兰大街248号。法定代表人：贺大宽，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涛，男。委托代理人：贾景国，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玉江。委托代理人：周海涛，吉林巨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同太，男。委托代理人：董焕成，松原市兴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闫冬，男。再审申请人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玉江、周同太、闫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松民一终字第1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吉07民申6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涛、贾景国、被申请人李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海涛、被申请人周同太及其委托代理人董焕成、被申请人闫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李玉江立即给付借款本金18万元及合同约定利息和罚息，周同太、闫冬对上述债务负连带给付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申请人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申请人的种种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原本应于2015年6月27日届满，但申请人在2015年3月27日至2015年4月3日期间，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原信贷员王皓轩、王秀珍）亲自到李玉江家里催收贷款；申请人的信贷员王皓轩通过手机向李玉江、周同太、闫冬均催收过，申请人单位信用社主任张涛也通过单位座机向李玉江催收过；申请人在2015年3月6日的《北方法制报》上刊登《贷款催收公告》，要求包括李玉江在内的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以上这些催收行为足以产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李玉江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没有举出有效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应当维持原二审生效判决。周同太、闫冬辩称，申请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两年，保证期间届满之日为2015年6月27日。而申请人起诉时间是2015年7月，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在这期间，申请人也没有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有下列证据证实：1.申请人与保证人周同太、闫冬于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中第8条第3项明确规定公告催收，如逾期不还，申请人有权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公告催收，而申请人恰恰在公告媒体中没有对两位保证人进行催收，证明在保证期间申请人没有向两位保证人主张权利。2.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向两位保证人主张过权利，因此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前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李玉江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65731.69元（算至2015年4月21日），利息到执行完为止；被告周同太、被告闫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30日，原告前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属前郭镇信用社与被告李玉江签订了《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李玉江向原告借款1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6月28日，月利率11.042499‰，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同日，与被告周同太、闫冬签订了《个人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周同太、闫冬对被告李玉江的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李玉江发放了借款18万元。现借款已逾期，尚欠借款本金18万元及相应利息。另查明，原告在2015年3月6日的《北方法制报》上刊登《贷款催收公告》，要求包括李玉江在内的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个人保证合同》、《贷款凭证》、《北方法制报》复印件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前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诉讼请求。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及保证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上诉人李玉江、周同太、闫冬主张过权利，并提供两份证据支持其主张，一份为联通公司的“查询通话详单”的业务凭据、一份为《北方法制报》上的催收公告。上诉人提供的业务凭据只显示电话号码之间进行了通话，并未进一步提供电话录音，不能反映通话的内容，因此本院无法判断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而《北方法制报》上的公告因不符合公告的条件，因此此次公告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上诉人以此证明其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属于证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诉人二审中提供两名证人出庭证实曾经电话、上门催收过此笔贷款，但因二证人当时均是上诉人单位的员工，其与上诉人具有共同的厉害关系，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举出的电话清单，在2015年3月27日至4月3日期间，申请人的信贷员王皓轩通过手机1864382****向李玉江（手机1380438****）共催收过6次（拨打5次、接听1次），通话时长合计23分46秒；向闫冬（手机1389492****）催收4次（拨打2次、接听2次），通话时长合计6分5秒；向周同太（手机1350471****）催收过1次，通话时长48秒；前郭镇信用社主任张涛通过单位座机0438-211****向李玉江手机催收过2次，通话时长合计20分5秒。对于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玉江、闫冬的通话清单，李玉江、闫冬对通话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解通话内容不是催收贷款，但其二人对通话内容做不出合理解释，对该二人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故能够认定在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内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李玉江及闫冬进行了有效的催收。对于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周同太的通话清单，周同太否认双方曾通过话，其辩解该手机号已经不用了，当时接听电话的人也不是周同太本人；而银行称周同太的电话号码一直由其使用，打电话其一直不接，后来是其妻子接听的，并提供录音为证。经核实，该录音形成的时间并非在保证期间内而是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后，故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其在保证期间内向周同太进行了有效催收，本院不予支持。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举出其在《北方法制报》上刊登过对李玉江的催收公告，作为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李玉江主张过权利的证据。李玉江称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的规定，申请人在无证据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或以其他方式无法催收的情况下，在报刊上刊登催收公告，不符合上述规定，不能认定其具有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称其是在通过电话和住处都无法联系到李玉江的情况下，才在报纸上发出的催收公告，应属有效催收。对于上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应理解为权利人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情况。对于银行而言，在其无法通过常规渠道即电话、住址等方式联系到借款人时，即应认为其已处于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状态下，采取公告催收是其行使救济权利的合法选择，故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方法制报》上刊登对李玉江的催收公告，应认定为有效催收。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主债务人李玉江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保证人周同太与闫冬是否应对主债务人李玉江的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的债权应如何保护。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在诉讼时效内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向主债务人李玉江进行了有效的催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其与李玉江的通话记录虽然未有录音佐证，不能反映通话内容，但其与李玉江除本案争议的借贷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业务往来及生活来往，李玉江对以上通话并非催收的辩解又无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确信该通话的内容为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李玉江催收贷款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电话催收事实的存在，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另，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无法电话联系上、无法在其住所找到李玉江的情况下，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应认定为有效催收。综上，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主债务人李玉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在保证期间内是否向两位保证人周同太与闫冬进行了有效的催收。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其向二位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的证据即通话记录，其与闫冬的通话记录形成于保证期间内，对该通话记录闫冬承认但辩解通话内容非催收，但无证据证明，对其辩解本院不予支持，应认定为是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效催收行为。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周同太的通话记录，双方均认可非周同太本人接听，银行主张是周同太妻子接听并有录音为证，但该录音证据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之后，并非在保证期间内，因此银行并无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周同太进行了催收。综上，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保证人闫冬主张债权并未超过保证期间，而向保证人周同太主张债权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即债务人李玉江及保证人周同太、闫冬应否偿还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如应偿还，偿还的数额为多少。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玉江签订的《个人经营借款合同》及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周同太、闫冬签订的《个人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己方义务。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放贷义务，李玉江应按照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李玉江未还本付息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闫冬作为上述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李玉江未依约向债权人偿还借款本息且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已向其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未向债权人履行相应的保证义务，已构成违约，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周同太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并未向其主张权利，故其保证责任消灭。在原审诉讼请求中，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偿还其借款本金18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本次再审中其明确了诉讼请求的内容，要求偿还的数额为：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2015年4月21日按照月利率11.042499‰标准计算，具体数额为65731.69元，并放弃2015年4月21日以后的利息以及合同中约定的罚息和逾期利息。其请求的本金数额及利息计算标准均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及最终确定的数额，李玉江、周同太及闫冬并无异议。综上，吉林郭尔罗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李玉江偿还借款本金18万及利息65731.69元，并要求闫冬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周同太对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闫冬对李玉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李玉江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松民一终字第1342号及前郭县人民法院（2015）前民初字第3156号民事判决；二、李玉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吉林郭尔罗斯农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8万元及利息65731.69元；三、闫冬对本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李玉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周同太对本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李玉江的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五、闫冬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玉江追偿；六、驳回吉林郭尔罗斯农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70元由李玉江、闫冬共同负担。如被申请人未按本判决所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长波审判员  牟凤桐审判员  迟鹏宇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