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481民初3638号原告：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671648801L。法定代表人：凌建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坤，男，该公司员工。被告：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柯家村无门牌7（*幢整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328308826Q。法定代表人：陈小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明，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伟军，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原告海宁市凌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通电子公司）与被告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博公司）、刘伟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受理。经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通磁业公司）申请，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裁定准许凌通磁业公司替代凌通电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凌通电子公司退出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12日、2017年8月9日、2018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坤、被告鸿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明、陈建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伟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三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坤、被告鸿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明、陈建军以及被告刘伟军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因海宁市国家税务局受理了鸿博公司员工陈朝明对凌通电子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裁定中止诉讼，于2018年4月23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鸿博公司支付货款303501.28元，并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刘伟军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诉讼过程中，原告将上述诉讼请求中的逾期付款利息变更为：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鸿博公司因生产所需向凌通电子公司购买磁芯产品，双方就产品交货方式、对账方式、付款期限、异议期限、争议解决等作出约定，并由刘伟军进行担保。2016年10月13日，经对账，被告方确认尚欠凌通电子公司货款380201.28元，后被告方付款76700元，尚欠303501.28元。根据合同约定，付款期限为月结90日，该款均已逾期，鸿博公司至今未还，刘伟军也未履行担保义务，原告遂提起诉讼。被告鸿博公司辩称：1.凌通电子公司供应的产品并非鸿博公司生产所需，双方并无业务往来，从未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2.本案所涉债权债务系凌通电子公司与刘伟军之间发生，与鸿博公司无关；3.凌通电子公司与刘伟军之间存在串谋可能，本案有虚假诉讼嫌疑；4.原告方偷税的违法行为税务机关还在侦查，本案中止诉讼的原因尚未消除，恢复审理是错误的；5.由凌通磁业公司替代凌通电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并不合法。被告刘伟军辩称：1.货款都是刘伟军个人所欠，愿意尽早归还欠款;2.在同一时期内，刘伟军与凌通电子公司、鸿博公司均有业务往来，因刘伟军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刘伟军就让凌通电子公司直接向鸿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应凌通电子公司的要求与其签订了案涉《买卖合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买卖合同》1份，证明凌通电子公司与鸿博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以及刘伟军提供担保的事实。2.对账单13份，证明鸿博公司结欠凌通电子公司货款的事实。3.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证明凌通电子公司与鸿博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金额共计803741.58元。被告鸿博公司的质证意见：就证据1，该《买卖合同》所载内容缺乏货物名称、价格等基本要素，刘伟军的签名及抬头“买方”处鸿博公司的名称系事后添加，合同应是凌通电子公司与刘伟军串谋伪造而形成。就证据2，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刘伟军并非鸿博公司员工，其签字对账行为不能代表鸿博公司；即使对账单真实，也只能确认是刘伟军夫妻与凌通电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鸿博公司无关。就证据3，鸿博公司仅是代刘伟军接收该发票，鸿博公司与凌通电子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刘伟军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本案所涉交易是发生于凌通电子公司与其个人之间，与鸿博公司无关，《买卖合同》是应凌通电子公司的要求作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用，对账单上客户名称记载鸿博公司也是为了开发票的方便。被告鸿博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采购合同》、交易明细单各1份，证明刘伟军与鸿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刘伟军并非鸿博公司的员工。2.QQ聊天记录4页，证明刘伟军要求凌通电子公司向鸿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鸿博公司为了与刘伟军结算货款，根据刘伟军的指示直接向凌通电子公司支付货款，故刘伟军并非鸿博公司的员工。原告的质证意见：就证据1，系刘伟军与鸿博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与本案无关；就证据2，对聊天人员的身份不清楚，即使是刘伟军的聊天记录，也与本案无关，原告方一直认为刘伟军是鸿博公司的员工。被告刘伟军对被告鸿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刘伟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向临安市国家税务局调取本案所涉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情况。临安市国家税务局于2017年7月28日向本院出具一份证明，确认该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由鸿博公司认证。另，在庭审过程中，本院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了自海宁市国家税务局调取的对账单1份以及付款凭证13份。原告对上述材料均无异议。鸿博公司对证明没有异议，对付款凭证所反映的付款事实没有异议，但确认只收到其中30000元和50000元共两张承兑汇票的收款收据，并认为付款凭证与QQ聊天记录所反映的内容相对应，进一步证明鸿博公司与凌通电子公司之间并无业务往来。刘伟军对上述材料没有异议，但认为现金的收款收据实际没有收到，而承兑汇票的收款收据都已转交给鸿博公司。本院的认证意见：原告提交的证据1，刘伟军认为是鸿博公司将盖章后的《买卖合同》传真给他，他在“担保人”处签字后再交给凌通电子公司的业务员，鸿博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是由其财务人员在《买卖合同》上盖章后传真给了刘伟军，故鸿博公司关于伪造合同的质证意见无法采信，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凌通电子公司与鸿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原告提交的证据2，刘伟军并无异议，故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3，两被告虽否认发票上购销双方的真实交易关系，但对开具、认证发票的事实并无异议，故予以认定。被告鸿博公司提交的证据1，反映的是鸿博公司与安吉县科丰电子元件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即使刘伟军是该业务经办人，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故本院不作认定。被告鸿博公司提交的证据2，系其财务人员与刘伟军之间的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凌通电子公司知晓该聊天内容。关于临安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系职能部门制作的书证，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予以认定。至于本院向海宁市国家税务局调取的对账单，刘伟军质证后无异议，故予以认定，而双方当事人对付款凭证所对应的付款事实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刘伟军向凌通电子公司采购磁芯，凌通电子公司陆续将货物发送至刘伟军指定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工厂内，合计货款803741.58元。2015年9月，刘伟军将加盖有鸿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买卖合同》传真件交给凌通电子公司，并在该合同上以买方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合同载明：凌通电子公司为卖方，鸿博公司为买方，结算方式为交货验收后月结90日，若逾期付款则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实际结算数量按供货单和对账单为准；担保期限至买方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时止。凌通电子公司自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向鸿博公司共开具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803741.58元，发票均已认证。鸿博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8日、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1月27日、2016年3月29日向凌通电子公司账户汇款49985.32元、15790.08元、43508.15元、57121.8元、69134.96元，合计235540.31元，并注明是材料款。鸿博公司还通过刘伟军向凌通电子公司支付承兑汇票，并收到凌通电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0000元、50000元的承兑汇票收款收据各一份。2016年10月13日，刘伟军以鸿博公司名义进行对账，并签字确认尚欠凌通电子公司货款380201.28元。此后，刘伟军支付凌通电子公司76700元，剩余货款303501.28元一直未付。另查，凌通电子公司已被凌通磁业公司吸收合并，凌通电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登记注销。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刘伟军签订《买卖合同》并以鸿博公司名义与凌通电子公司对账，鸿博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认为，其一直认为刘伟军就是鸿博公司员工，刘伟军代表鸿博公司与其进行交易，鸿博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鸿博公司则认为，刘伟军并非其员工，无权代表其与凌通电子公司订立合同并对账，其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刘伟军亦认为，本案所涉交易与鸿博公司无关，愿意个人承担付款责任，其签订合同并以鸿博公司名义对账是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上述即我国法律关于表见代理制度所作的规定，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但法律强制赋予其与有权代理同样的法律效果，该项制度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及交易安全。确认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院认为，刘伟军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1.在业务开展的初期，刘伟军将盖有鸿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买卖合同》传真件交给凌通电子公司，尽管该印章非红章原件，但考虑到刘伟军所处的经营场所与鸿博公司的住所地相隔较远，以传真方式敲章签订合同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此可使凌通电子公司对刘伟军享有代理权形成合理的信赖。事实上，鸿博公司亦确认其在《买卖合同》上盖章后再传真给刘伟军，即刘伟军交给凌通电子公司的合同上的印章并非伪造。2.业务进行过程中，鸿博公司数次以转账汇款的方式直接向凌通电子公司支付货款，汇款均注明为材料款，金额多达23万余元，其中，第一笔汇款49985.32元恰与首月的供货金额相一致，且鸿博公司确认另通过刘伟军转交给凌通电子公司80000元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凌通电子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款人均为鸿博公司并通过刘伟军转交，此可使凌通电子公司进一步相信刘伟军具有代理权。3.凌通电子公司与刘伟军核对的14份对账单中，所载付款金额与鸿博公司支付给凌通电子公司的货款金额完全吻合，所载供货金额与凌通电子公司开具给鸿博公司的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基本一一对应，且发票均已认证，此可使凌通电子公司更为有理由相信刘伟军享有代理权。4.虽然两被告认为签订《买卖合同》的目的仅是为开具发票所用，但未能举证证明此系凌通电子公司的授意或者凌通电子公司对此应当知晓，也未能举证证明凌通电子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明知或应知刘伟军并无代理权，反言之，两被告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对签订合同等行为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严肃对待缔约行为并理应预见到其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综上，案涉《买卖合同》以及刘伟军以鸿博公司名义确认的对账单对鸿博公司具有拘束力，鸿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凌通电子公司因被凌通磁业公司吸收合并而登记注销，凌通磁业公司向本院申请由其替代凌通电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本院认为，凌通磁业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已裁定准许其替代凌通电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因此，鸿博公司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刘伟军确认尚欠原告货款303501.28元，基于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鸿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货款应于交货验收后90天内结清，若逾期付款则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由于本案所涉业务最后一批交货发生于2016年9月，故付款履行期限已满，现原告要求鸿博公司支付该欠款并承担自2017年1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亦未超出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范围，本院予支持。刘伟军以买方担保人身份在《买卖合同》上签字，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且，其在庭审中表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故其应对鸿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本案需要说明的是，在诉讼过程中，因海宁市国家税务局于2017年8月22日受理了鸿博公司员工陈朝明对凌通电子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故本院裁定中止诉讼，但税务部门对检举事项一直未能作出最终处理意见，且并未有其他新的证据或事实影响本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案恢复诉讼并进行审理，有利于双方纠纷的及时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03501.28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303501.28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二、被告刘伟军对被告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52元，减半收取292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70元，合计4996元，由被告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刘伟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豪东二○一八年五月十一无书记员  范焱燚?附页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账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ArabicDash?-12-??*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