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4民初37号
原告：王飞，男，196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济南军区7313工厂员工，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祥，山东元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新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永安，总经理。
被告：济南市槐荫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吕德勇，主任。
被告：济南市槐荫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马宗辉，局长。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玥，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飞与被告济南新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市槐荫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济南市槐荫区城市管理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祥、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玥到庭参加诉讼。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祥、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2466.66元、交通费214元、复印费2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治疗耳鸣耳聋、脑鸣头晕的后期费用；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27日晚9:50左右，原告到位于济南市槐荫区腊山立交桥东北角3057号公厕方便，当时管理员见原告走的方向不对就为原告指点男厕门位置；原告进入厕所后刚开始使用，管理员随后也进入男厕向各个角落和空间喷洒农药敌敌畏。原告当时感觉呼吸困难，急忙用完公厕跑到外面空气好的空间。到达在附近的单位上班后，原告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胸闷胸疼，随即拨打12345市民热线反映情况。后来没见解决，原告到省立医院、济南市中医医院、山东省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就医治疗。因为被告单位管理员的喷药行为，导致原告农药中毒，给原告造成了以下损害：1、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2、脑鸣头晕疾病的发生；3、影响了原告从5月23日开始的耳鸣的治疗，加重了原告的耳鸣，延误了原告的最佳治疗期，使得病变很难逆转。经了解，该厕所归属被告管理。公共厕所是公众空间环境，应当适合公众需求，向公众提供舒适安全的服务。被告的管理员在原告正在使用的公共厕所空间环境中喷洒农药，污染了公用空间环境，给原告造成了损害，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被告共同辩称，一、原告主张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首先，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具体的行为人及行为事实。原告主张2016年5月27日9:50左右，到位于腊山北路的公厕方便，因工作人员喷洒农药致其农药中毒，该主张是原告的单方主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喷洒的是何种农药，农药浓度系多少，农药喷洒时间及农药喷洒的范围等情况。其次，退一步讲，即便被告工作人员存在喷洒灭苍蝇、蚊子的药剂的行为，也系正常的环境卫生保持及清理。况且灭蚊虫的药剂对人体的损害甚微，其不足以造成人体中毒。再次，根据原告提供的门诊病历等诊断及医学诊断证明，不能得出原告发病系由于吸入农药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理后果”。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呼吸系统疾病、脑鸣头晕疾病的病因及其耳鸣加重系由于被告喷洒农药造成的，因此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原告阐述是5月底用的公厕，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7月份原告自述吸入农药后咳嗽、憋闷、气短、咽痒、咽痛，与原告所述的农药中毒时间相差久远，没有关联性。二、原告的耳鸣等加重与被告在公厕的喷药行为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根据原告提交的诊断证明显示原告已有耳鸣疾病20多年，经常反复，且其有鼻咽炎史，原告的诊断证明是耳鸣加重，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其耳鸣加重，引起耳鸣加重的原因有多种，如原告认为系因喷药造成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害事实与喷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飞主张公厕管理人员当其在公厕大便时在公厕内喷洒的消毒灭蝇药物造成了其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脑鸣头晕疾病的发生、加重了耳鸣等，三被告予以否认。经审查，王飞的2016年5月23日济南市中医医院的门诊病历载明“耳鸣加重3月余，听力下降，偶伴有憋堵感耳痒…”，2016年5月27日晚王飞在涉案的公厕内大便时公厕管理人员对涉案公厕进行了消毒灭蝇的药物喷洒工作，王飞称其闻到药味几分钟后就离开了，也没有向公厕管理员反映被熏着的情况，王飞同时称其于当晚23时59分许拨打了12345热线反映被熏情况，王飞后分别于2016年6月6日、6月14日再次到济南市中医医院进行了耳鸣等疾病的检查治疗，但均未提及有咳嗽等相关症状，在6月14日的门诊病历中载明“患者症状减轻，…”，王飞在庭审中陈述称其直到2016年7月4日方才到山东省立医院就其咳嗽、胸闷、气短、咽痒、咽痛等情况进行治疗，之前其自行吃家里的咳嗽药，后王飞又分别于2016年8月6日、8月18日、9月12日、9月21日、9月26日、9月28日、10月31日、11月3日、11月10日到济南市中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于2016年7月11日、8月17日、9月6日到山东省立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于2016年7月28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6日、11月23日、11月26日、12月4日、12月5日、12月14日、12月25日、12月26日、2017年1月12日、1月16日、1月23日、2月6日、2月26日、4月13日、4月16日、4月19日到山东省中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于2016年8月21日到济南燕山医院燕山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检查治疗，门诊病历载明“发热，伴咽痛及刺激性干咳1天余…”；济南市中医医院2016年9月21日、9月28日的门诊病历中有“症状较前略减轻…”、“现患者症状明显较前减轻…”的记录；山东省中医院2017年4月13日的门诊病历有“…2天前因劳累症状加重…”。综上本院认为，导致王飞出现其所主张的相关疾病的原因有多种，王飞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呼吸系统疾病、脑鸣头晕疾病的发生、耳鸣的加重等情况系由公厕管理员喷洒消毒灭蝇药物所造成，王飞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就其损害与公厕管理员喷洒消毒灭蝇药物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申请进行相应的司法鉴定，另，三被告对王飞的主张亦不予认可，故王飞主张其呼吸系统疾病、脑鸣头晕疾病的发生、耳鸣的加重等情况系由公厕管理员喷洒消毒灭蝇药物所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6年5月27日晚9时50分许，王飞到本市槐荫区腊山立交桥东北角3057号公厕方便，当其正在大便时，公厕管理员对涉案公厕进行了消毒灭蝇药物的喷洒工作，王飞称其闻到药味几分钟后就离开了，也没有向公厕管理员反映被熏着的情况。后王飞以涉案公厕管理员在其方便时喷洒药物致使其呼吸系统疾病、脑鸣头晕疾病的发生、耳鸣的加重等情况为由多次拨打12345反映情况。另，济南市槐荫区城市管理局是城市环境卫生等工作的管理机关，济南市槐荫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负责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济南新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取得了涉案公厕的具体经营的相关权利。原被告因双方就赔偿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王飞诉至本院，要求处理。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定义，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本案中，王飞主张其在涉案公厕方便时，因公厕管理员对公厕内喷洒消毒灭蝇药物而致其出现咳嗽、胸闷、嗓子疼、有异物感、耳鸣加重、脑鸣等多项疾病。王飞在公厕方便时所处的“环境”显然并非《环境保护法》中所称的“环境”。故本案不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不应使用环境污染责任的归责原则。王飞主张其因公厕管理员喷洒药物的行为而致疾病，应就喷洒药物的行为与其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王飞并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疾病是由公厕管理员喷洒消毒灭蝇药物的行为造成的，其主张因公厕管理员喷洒消毒灭蝇药物致使其患相关疾病，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王飞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疾病系由公厕管理员喷洒消毒灭蝇药物所致的情况下，其要求三被告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复印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和承担其治疗耳鸣耳聋、脑鸣头晕的后期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74元，由原告王飞负担（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扬军
人民陪审员 张云琴
人民陪审员 董继美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