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5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市鄞州邱隘华琳制衣厂。
代表人：王炜。
委托代理人：金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珠。
委托代理人：刘珍珍。
上诉人宁波市鄞州邱隘华琳制衣厂（以下简称华琳制衣厂）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的（2015）甬鄞民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7年7月，刘良珠进入华琳制衣厂工作，从事车间生产组长工作，双方签订过书面的劳动合同。2014年9月5日，华琳制衣厂和刘良珠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华琳制衣厂向刘良珠实际所发放的工资分别为：3901.19元、2672.80元、3440.80元、3537.25元、2791.80元、1741.60元、3321.40元、3268元、3619.50元、3615.77元、3587.44元、4993.36元。从2014年1月至7月的工资清单可知，已经扣除20%的款项分别为：819.20元、555.40元、956.60元、937元、1046.80元、1012.20元、1018.40元，合计6345.60元。2014年6月，华琳制衣厂向刘良珠补发了11809元。2014年9月29日，华琳制衣厂向刘良珠支付了15300元款项。
另查明，华琳制衣厂为刘良珠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金。刘良珠的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金个人自付金额：2009年3月、4月为180.40元/月，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为191.90元/月，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为198.20元/月，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为213.50元/月，2012年5月至2013年4月为241.70元/月，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为274.30元/月，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为309.90元/月。2014年1月至8月期间，华琳制衣厂实际从刘良珠的工资中扣除的金额分别为: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为480元/月，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为535元/月。2013年一般工作人员高温费标准为130/月，共发放4个月；2014年一般工作人员高温费标准为145元/月，共发放4个月。华琳制衣厂实际向华琳制衣厂发放的高温费为50元/月。
2014年10月29日，刘良珠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认为华琳制衣厂未按照法律规定扣除社保个人自负部分，亦未足额发放高温费，因华琳制衣厂自身经营不善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裁决华琳制衣厂支付：1.2009年3月至2014年8月华琳制衣厂多扣的社保费用9064.80元；2.2009年至2014年未发放的高温费1920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1544元。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甬鄞劳仲裁案字[2014]第1373号仲裁裁决，裁决：一、华琳制衣厂应向刘良珠支付2009年3月至2014年8月多扣的社保费用9064.80元，2013年至2014年发放的高温费64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544元（3818元×8个月-9000元），以上共计31248.80元；二、驳回刘良珠其他仲裁请求。
华琳制衣厂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判令华琳制衣厂无须退回扣除的社会保险费用9064.80元；华琳制衣厂无须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544元。
刘良珠在原审辩称：甬鄞劳仲案字[2014]第1373号仲裁裁决书完全正确，要求法院维持仲裁裁决。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华琳制衣厂和刘良珠之间的主要争议是华琳制衣厂是否应退回多扣的社会保险金和华琳制衣厂是否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问题。至于未发放的高温费，经仲裁裁决后，华琳制衣厂应支付刘良珠2013年至2014年未发放的高温费640元，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华琳制衣厂提出的刘良珠已过仲裁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华琳制衣厂、刘良珠于2014年9月终止劳动关系，刘良珠于2014年10月29日申请劳动仲裁，且多扣的社会保险金其实就是多扣的工资款项即劳动报酬，故本案不存在超过时效问题，对华琳制衣厂该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华琳制衣厂是否应退回多扣的社会保险金问题，虽然华琳制衣厂称其未多扣社会保险金，且即使存在多扣问题，刘良珠也一直是明知的，已过仲裁时效，也不能要求退回。但从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可知，华琳制衣厂在向刘良珠发放的工资清单中明确列明了所扣社会保险金的具体数额，显然超出刘良珠个人应自负的数额，存在多扣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故对于华琳制衣厂多扣的社会保险金，华琳制衣厂应承担返还责任。至于具体多扣数额的认定，刘良珠陈述多扣的社会保险金数额分别为：2009年3月至4月为49.20元（24.60×2），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为817.20元（68.10×12），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为1276.80元（106.40×12），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为1743.60元（145.30×12），2012年5月至2013年4月为2047.20元（170.60×12），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为2295.60元（191.30×12），2014年5月至8月为835.20元（208.80×4），其中2009年3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数额为4569.20元，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数额为4495.60元，合计共是9064.80元。虽然华琳制衣厂否认存在多扣社会保险金，但从刘良珠提交的2014年1月至8月期间的个人工资清单中所扣的社会保险金数额可知，确实存在华琳制衣厂多扣社会保险金的事实。但对于2009年3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是否存在华琳制衣厂在刘良珠工资中多扣社会保险金问题，参照劳动部关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劳动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工资清单应由用人单位提供。本案中，华琳制衣厂、刘良珠于2014年9月5日解除劳动关系，故华琳制衣厂应将自2012年9月开始的工资清单予以保存，对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的两年期间，应由华琳制衣厂承担提交工资清单的举证义务。但由于华琳制衣厂在仲裁时提交的工资清单与其在诉讼中提交的工资清单签名栏不相符，也与其记账凭证中的原始工资清单中的签名不相符，且与刘良珠提交的个人工资清单相矛盾，原审法院无法确认华琳制衣厂提交的工资清单之真实性，视为华琳制衣厂未提交工资清单，应由华琳制衣厂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2012年9月开始至2014年8月止，以刘良珠陈述的多扣4495.60元作为确认具体的社会保险金扣除金额。至于刘良珠称从2009年3月开始至2012年7月期间一直多扣社会保险金的意见，因刘良珠无任何依据佐证，华琳制衣厂不予认可，故对华琳制衣厂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华琳制衣厂是否应向刘良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支付多少补偿金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华琳制衣厂、刘良珠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华琳制衣厂在仲裁中称系刘良珠不同意工作岗位调动而自动离职，在向原审法院起诉中又称系劳动合同到期而解除劳动合同，其陈述自相矛盾，且均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佐证，故对华琳制衣厂之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刘良珠在仲裁时称系因华琳制衣厂经营不善裁员而解除与刘良珠的劳动合同，但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对其意见，原审法院也难以认定。华琳制衣厂称解除劳动合同后已经支付经济补偿金，刘良珠也称华琳制衣厂支付过部分经济补偿金，虽然双方对于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数额存在争议，但对于已经支付过相应经济补偿金的意见是一致的，说明双方系合意解除且华琳制衣厂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协商一致华琳制衣厂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华琳制衣厂应当向刘良珠支付经济补偿。至于经济补偿的金额，根据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但刘良珠自己仅主张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818元，相对低于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故原审法院以刘良珠自己主张的数额为限。经结算，华琳制衣厂应支付刘良珠的经济补偿金为30544元。华琳制衣厂称已支付15300元，刘良珠仅认可其中的9000元，另外的6300元系退还自2014年1月-8月多扣的20%款项6300多元。经原审法院查实，华琳制衣厂多扣20%款项属实，且金额也基本相符，与刘良珠的陈述意见相一致；而华琳制衣厂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确认刘良珠仅已领取9000元的经济补偿金，华琳制衣厂仍应支付刘良珠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差额即21544元。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参照劳动部关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宁波市鄞州邱隘华琳制衣厂支付刘良珠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多扣的社会保险费用4495.60元，2013年至2014年未发放的高温费64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544元，以上合计26679.6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宣判后，华琳制衣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甬鄞民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判令华琳制衣厂无需退回扣除的社会保险费4495.60元；判令华琳制衣厂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544元。事实和理由：刘良珠在2009年3月16日自愿要求华琳制衣厂按低标准社会保险参保。但后来却一直按实际标准参加社会保险，而华琳制衣厂仅扣除刘良珠个人应承担的费用。该扣款在工资单中直接体现，且刘良珠一直知道，并非华琳制衣厂克扣工资，其实是刘良珠自愿承担部分社保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刘良珠应当从2009年起就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故已经过了仲裁时效，不能要求退回。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劳动合同到期。依照规定应当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起算，即从2008年1月1日起算至2014年8月。刘良珠可得7个月本人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刘良珠离职后，华琳制衣厂向其支付了15300元经济补偿金，因此华琳制衣厂无需另外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良珠辩称：2009年至2014年，华琳制衣厂每月从刘良珠工资中扣除的社会保险费用远远超出了个人实际缴费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华琳制衣厂应向刘良珠支付多扣的社会保险费4495.60元。华琳制衣厂与刘良珠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裁员，华琳制衣厂应当按照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刘良珠支付经济补偿金。刘良珠自2007年入职至2014年离开，华琳制衣厂应当支付30544元（3818元8个月）。2014年9月刘良珠领取的15300元中包含9000元的经济补偿金和2014年被克扣的20%的工资。华琳制衣厂应当再支付21544元经济补偿金。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二审期间，刘良珠未提交新证据。华琳制衣厂提交银行账户明单一份，拟证明2014年1月24日华琳制衣厂向刘良珠汇款12000元，是补发2013年度工资，2014年6月支付的11809元是补发2014年上半年工资，2014年9月29日的15300元全部是经济补偿金。刘良珠质证认为，12000元是应发的钱，另外两笔是可以予以抵扣的。本院认为该份银行交易明细单仅能证明华琳制衣厂支付了12000元，但无法证明该笔款项为20%的工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载明的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拖欠、克扣劳动报酬。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华琳制衣厂以缴纳社会保险为由克扣刘良珠的工资，且根据华琳制衣厂提供的部分工资单显示所扣工资超出劳动者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华琳制衣厂返还多扣的工资，合理合法。关于该项请求的仲裁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刘良珠要求华琳制衣厂退还多扣的社会保险费，实际上是要求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故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仲裁时效限制。刘良珠在劳动关系解除后一年内申请仲裁，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时效。华琳制衣厂关于该项请求超出仲裁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双方的主要争议是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以及已付经济补偿金金额的认定问题。因刘良珠与华琳制衣厂建立劳动关系时，劳动合同法尚未施行，刘良珠2008年1月1日前的工龄是否计入经济补偿年限，应视劳动合同解除原因而定。本案中，华琳制衣厂主张因2014年8月劳动合同到期，双方终止劳动关系，但根据华琳制衣厂提供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5月31日至2015年5月30日，双方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华琳制衣厂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结合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解除，且华琳制衣厂主动向刘良珠支付了部分经济补偿金的事实，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劳动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而劳动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经济补偿金。因此，刘良珠的经济补偿年限应当从其入职之日起计算。关于华琳制衣厂向刘良珠已经支付的15300元是否全部为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2014年1月至8月期间，华琳制衣厂确实克扣了刘良珠工资6300元，华琳制衣厂主张其在支付15300元前已经向刘良珠支付了该笔工资扣款，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15300元中含6300元工资扣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审 判 员 陈士涛
代理审判员 徐望霞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吴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