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端法刑初字第360号
公诉机关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国瑞，男，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鞍山，住北京市海淀区，无业。2013年10月17日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押于肇庆市端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南芳，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泽君。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肇端检刑诉字（2015）第2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国瑞犯诈骗罪，于2015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粤高法刑一管字第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我院审判本案。2015年8月7日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同年9月7日建议恢复审理。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怡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郑国瑞及辩护人南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害人何某丙及委托代理人王万林、戴国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3月5日，被害人何某乙的丈夫陈某英因为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陈某英下属麦某健将陈某英涉嫌走私被抓获的事情告诉了伍某波，看伍某波认不认识什么人可以帮忙。2011年3月中旬，伍某波在顺德的顺峰山庄将被告人郑国瑞介绍给何某乙认识，伍某波介绍被告人郑国瑞时，说郑国瑞是北京来的总参的局长，郑国瑞没有否认，而是点头微笑表示默认。后被告人郑国瑞以找关系帮陈某英活动为由，多次向被害人何某乙要钱作为活动经费。2011年4月6日，被告人郑国瑞在北京警卫局招待所向何某乙拿走10万元说给海关总署的武某活动关系；2011年4月8日，被告人郑国瑞又从何某乙处拿走10万元说是给一个姓“金”的活动关系；2011年4月10日，被告人郑国瑞从何某乙处拿走6万元，说是给“国办”的刘主任活动关系；2011年4月13日，被告人郑国瑞让何某乙准备12万元，并分为两个6万元用报纸包好，说是给“中办”的两个人办理陈某英的事情；2011年4月19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帮陈某英活动关系买礼品，从何某乙处拿走33000元；2011年4月21日和4月22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帮陈某英活动关系为由，分两次、每次从何某乙处拿走10万元。2011年5月开始，被害人何某乙到大连了解陈某英的案件情况，期间被告人郑国瑞以找人活动关系帮陈某英办理取保候审为由，多次向何某乙要钱。2011年5月12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去大连检察院活动关系为由，在大连川王府饭店从何某乙处拿走8万元现金；2011年5月13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去大连法院帮陈某英活动关系为由，在大连川王府饭店从何某乙处拿走30万元现金；2011年5月，被告人郑国瑞在北京翠微宾馆以找三个海关总署的人去大连办理陈某英案件为由，向何某乙要22万元现金，何某乙安排高某辉分两个8万、一个6万，交给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9月左右，被告人郑国瑞同样以去大连检察院找人帮陈某英活动为由，向何某乙要钱，何某乙安排高某辉准备20万元（分开两份，每份10万元）在大连市万宝海鲜酒楼外的车上将钱交给被告人郑国瑞；在大连期间，被告人郑国瑞陆续又从高某辉处拿走现金约30万元；2012年8月份，何某乙安排麦某健、高某辉开车送被告人郑国瑞回北京，在北京万寿路翠微宾馆，被告人郑国瑞以活动关系为由，向高某辉要了20万元。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何某乙还按照郑国瑞的要求多次汇钱到郑国瑞的银行账户上，共计20万元；被告人郑国瑞以活动需要经费为由，让何某乙安排人汇钱进张某梅账户，何某乙安排麦某健于2011年6月29日和7月25日分两次共计汇进36万元到张某梅的银行账户。被告人郑国瑞共计诈骗被害人何某乙247.3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郑国瑞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并提供相关证据，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郑国瑞辩称：我没有冒充总参的局长，是别人这样介绍我，我出于虚荣，且认为没有实际影响，所以没有否认而已；我没有诈骗何某丙，我为她的事支出了费用，因此向她报销，此外还向她借过钱，部分尚未归还。
辩护人南芳、何泽君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收取的款项是办理事务的实际支出，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和行为，应判决被告人无罪：一、被告人没有冒充总参的局长；二、被告人答应帮忙的内容是了解案情、推荐律师和咨询取保候审的可能性，被告人已经兑现其承诺；三、被告人为何某丙丈夫的事奔走，有时预支费用，有时先垫支费用，再向何某丙报销，没有非法占有的事实；四、被害人、证人对被告人拿钱的时间、地点、事由、数额均不一致，认定被告人取得钱财的依据不足；五、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款项往来夹杂了费用支出和借款，由此产生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应循民事法律途径解决。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5日，被害人何某丙的丈夫陈北英因为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陈北英的下属麦某将陈北英涉嫌走私被抓获的事情告诉了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检察院工作的伍文波，询问伍有无办法帮忙，伍文波就联系了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3月中旬，在顺德的顺峰山庄，伍文波将被告人郑国瑞介绍给被害人认识，伍称郑国瑞是“北京来的总参局长”，被告人郑国瑞没有否认，点头微笑表示默认。
此后，被告人郑国瑞以找关系帮陈北英“活动”，需要“经费”为理由，多次向被害人何某丙要钱，共计诈骗被害人247.3万元。具体如下：
2011年4月6日，被告人郑国瑞在北京警卫局招待所向被害人何某丙拿走10万元，称将这10万元送给国家海关总署的武某。2011年4月8日，被告人郑国瑞从何某丙处拿走10万元，称送给一个姓“金”的。2011年4月10日，被告人郑国瑞从何某丙处拿走6万元，称给“国办”的“刘主任”。2011年4月13日，被告人郑国瑞让何某丙准备12万元，分为两份，各6万元用报纸包好，称给“中办”的两个人。2011年4月19日，被告人郑国瑞称买礼品花了33000元，从何某丙处取走33000元现金。2011年4月21日和4月22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帮陈北英“活动关系”为由，从何某丙处共取走20万元。
2011年5月开始，被害人何某丙到大连了解陈北英的案件情况，期间被告人郑国瑞多次到大连，以找人“活动关系”帮陈北英办理取保候审为由，多次向何某丙要钱。被告人郑国瑞每次向何某丙要钱之后，何某丙就会吩咐麦某或高某准备现金，按照被告人郑国瑞的要求包好，然后由何某丙、高某或者由何某丙、麦某交给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5月12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去大连检察院“活动关系”为由，在大连川王府饭店从何某丙处取走8万元现金。2011年5月13日，被告人郑国瑞以去大连法院帮陈北英“活动关系”为由，在大连川王府饭店从何某丙处拿走30万元现金（分3份，每份10万元用报纸包好）。2011年5月，被告人郑国瑞在北京翠微宾馆（即警卫局招待所）以找三个海关总署的人去大连办理陈北英案件为由，向何某丙要22万元现金，何某丙安排高某分两个8万、一个6万，用报纸包好后交给被告人郑国瑞。2011年9月左右，被告人郑国瑞又以去大连检察院找人帮陈北英“活动”为由，向何某丙要钱，何某丙安排高某准备20万元（分开两份，每份10万元）在大连市万宝海鲜酒楼外的车上将20万元交给被告人郑国瑞。在大连期间，被告人郑国瑞还陆续从高某处拿走现金约30万元。2012年8月份，由于大连飞北京的飞机停飞，何某丙安排麦某、高某开车送被告人郑国瑞回北京，在北京万寿路翠微宾馆，被告人郑国瑞以活动关系为由，向高某要20万元，高某让被告人郑国瑞向何某丙打电话汇报一下，被告人郑国瑞谎称已经向何某丙汇报过，高某和麦某两人遂将2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人郑国瑞。
2011年至2012年期间，何某丙还安排人按照郑国瑞的要求多次汇钱到被告人郑国瑞的6222000200116396870及62×××29银行账户上，共计20万元；按照郑国瑞的要求，何某丙安排麦某健于2011年6月29日和7月25日分两次共计汇款36万元到张某的62×××52银行账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户籍资料，证实被告人郑国瑞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郑国瑞是网上追逃到案，没有自首、立功行为。
3.银行转账流水单，证明了被害人何某丙通过多个账户汇钱给郑国瑞和张某的情况。
⑴邓慧群、张林、王龙、李宏、常风海、温和江、张万芳、麦某、赖某、黄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单，证明上述账户汇钱到被告人郑国瑞和张某的银行账号的情况。
⑵被告人郑国瑞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单，证实其6222000200116396870账户和62×××29账户在2011年9月14日至2012年4月23日之间收到上述账户汇来的50万元。
⑶证人张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单，证实其62×××52账户在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2月20日之间收到上述账户汇来的426万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在大连认识郑国瑞的。我的老板也就是何某丙的丈夫陈北英因为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了，2011年5月份的时候，何某丙、麦某和郑国瑞一起来大连，何某丙向我介绍郑国瑞说这是北京来的郑局（没有说郑国瑞的具体身份，郑国瑞笑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是来帮忙陈北英办理取保候审的。
经过我手给郑国瑞的现金大约有92万元左右。我记得清楚的有三笔大额现金：一、2011年9月或者10月份，郑国瑞说找人要花钱，就从我这拿钱，我按照他的要求用报纸包好20万元现金给郑国瑞，给钱的时候麦某和何某丙都在现场。二、大约是2011年6月，我们在北京万寿路的翠微宾馆，郑国瑞向何某丙要钱，何某丙就让我准备，我就按照郑国瑞的要求给了郑国瑞22万现金，给钱时何某丙在现场。三、2012年8月份的时候，由于大连飞北京的飞机停飞，我和麦某开车送郑国瑞回北京，到北京之后郑国瑞说要活动关系，要20万元，我就让他给何某丙打招呼，然后他就打了电话给何某丙。第二天一早我就和麦某两个人准备了20万元现金，由我给了郑国瑞。回到大连之后我向何某丙汇报这件事情，何某丙骂了我，说郑国瑞根本就没有和她说过拿钱这回事。三笔大额以外，就是每次拿几万元，共计拿了大约30万，拿这些钱的时候何某丙每次都在场，有时候麦某也在，每次郑国瑞都是以机票钱或者备用金之类的名目向何某丙要钱，何某丙同意，我就拿钱给郑国瑞。
我不知道何某丙借过钱给郑国瑞。
后来陈北英的事情没有办成，何某丙就向郑国瑞要钱，郑国瑞还了40万元，汇到我的银行卡上，不是一次性汇的。
我见过张某一次，女，四十多岁，她自称是北京人。张某称郑国瑞为“老郑”，郑国瑞称张某“老婆”，但不知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真正的夫妻。
伍文波，男，50岁左右，是高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我和他不熟，他和麦某是好朋友。
郑国瑞收现金从来没有签名或者写收据，后来陈北英被判刑之后何某丙向郑国瑞要钱，郑国瑞承认拿了现金，他当时承诺写字据但是一直没有写。
证人高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同上。
2.证人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1990年认识何某丙的丈夫陈北英，2009年陈北英叫我去吉林省中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做部门经理至2011年底。2010年3月份陈北英被大连海关抓获后几日，我向朋友伍文波了解情况，伍文波说认识一个北京的“郑局“。在顺德的顺峰山庄里面见到伍文波、谭惠玲、何某丙、郑国瑞及张某，席间我们就闲聊，没有谈到陈北英的案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郑国瑞。当时谭惠玲介绍说这是郑局，没有说具体名字和具体单位。郑国瑞就笑着点头默认。在顺峰山庄见面之后一个星期，何某丙、谭惠玲和我三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是郑国瑞帮我们定的翠微宾馆，也叫警卫局招待所。我们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我们就在宾馆等消息，有时郑国瑞过来找何某丙一个人谈，有时我也在场。在北京期间，郑国瑞带我们几个和海关总署一个叫武某的人吃过两三次饭，席间武某从来没有答应过帮什么忙，只是说帮助了解案件的进展。
郑国瑞向何某丙要过三次大数额的钱，第一次何某丙给了10万元，说是打点武某方面的关系；第二次分两份，16万元；第三次分两份，共6万元，都是现金，用报纸包着。另外有数次是郑国瑞说出去打点关系请人吃饭唱K之类花费的单据拿回来报销，每次都有一万到数万，期间何某丙都是支付现金给郑国瑞，2011年3月下旬到2011年4月底，共计65万元。这些我都记下来了，记账本后来给何某丙拿去了。
到2011年5月初，何某丙、高某和我三个人过去大连等待案件的进展。2011年5月12日，郑国瑞从我们这里拿走8万元，当时郑国瑞说去大连检察院“活动”。这笔钱是在我们住宿的川王府饭店拿走的，给钱时我、何某丙、高某三人都在现场。第二天郑国瑞又从我们这里拿走了30万元现金，说拿去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去打点一下，他说三个人，让我们将这30万分3份，每份10万元，用报纸包好。也是在川王府饭店的房间里面给的，高某、何某丙都在现场。郑国瑞当时说是给法院的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还有一个法官，他没有说这三个人的名字，连姓什么都没有讲。2012年8月份的时候，郑国瑞本来准备从大连坐飞机回北京的但是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停飞，何某丙就安排高某和我开车送郑国瑞去北京，在北京郑国瑞说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钱了，我和高某就把身上的20万的现金给了郑国瑞。在大连期间，郑国瑞多次以各种名义向何某丙拿钱，有时说去检察院，有时说去法院，有时说去政法委找人打点关系，每次都拿几万到十万不等，在大连一年期间，我都记不清何某丙给了郑国瑞多少钱。
2011年期间，郑国瑞因妻子张某公司的资金周转问题，向何某丙两次借钱，第一次借了220万，第二次借了200万，共计420万元。每次都是我通知黄某转账过去的。已经偿还了200万元。
郑国瑞没有带我们去任何部门找过人，只有在吃饭时介绍过武某和“刘主任”给我认识。
郑国瑞给了我一张名片，正面写着“郑寓恒局长”字样，背面写“为人民服务”字样。
3.证人赖某的证言。主要内容：陈北英是做农副产品生意的，何某丙和陈北英结婚后我就认识何某丙了。后来陈北英去东北发展我们就很少来往，但是我听说他出了事，之后何某丙和麦某来找我，何某丙说因为要去北京、大连那边处理陈北英的事情，高明附近还有一些客户欠她的货款，她让我帮忙收取这些货款，也帮她支付一些欠款之类。当时安排我和麦某联系。如果有什么货款要收，麦某就通知我，然后我就给麦某一个账号，麦某就让对方将钱汇入。我只是负责提供账号收钱，具体是什么钱我就不清楚了。如果要支出什么钱，麦某就联系我，我就按照麦某的要求安排我公司的出纳黄某汇钱。大约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帮其代收货款和支出，到2012年10月左右的时候结束。
麦某要求我汇过款给郑国瑞、张某的账户，不记得具体汇多少次了，汇钱给张某的数额比较大。我用过邓惠群、张林、王龙、温和江、张万芳、李宏、王忠、黄某、韩振武等人的银行账户汇钱进麦某指定的银行账户里面。
4.证人黄某（高明恒丰盈土特产有限公司出纳）的证言。主要内容：何某丙和我们公司有一些来往，听公司的人说起过，但是我不认识她。我认识麦某，我们以前同在广东省高明土产进出口公司上班。我们公司的老板赖某帮助何某丙、麦某代收货款和转账支出。每次要转账支出的时候，公司老板赖某就会给我一个账号，然后告诉我对方的账号和汇款金额，我就将钱转到相应的账户里，再将银行凭证交给老板赖某。大约是在2011年8月份开始，在2012年10月份结束。按照老板的吩咐我转了多少次钱出去不记得了。经辨认银行交易凭证，黄某确认这些转账支出都是她按照赖某的吩咐转账支出的。
5.证人刘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证言。
主要内容：大约是四年之前，我在一次山东老乡聚会的时候认识郑国瑞，他当时自我介绍说是总参二部的，具体职务没有说。
我认识郑国瑞之后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2010年10月份我住院期间郑国瑞去医院看我，第二次记不清是2011年还是2012年，天气很热的时候在翠微路请我吃过一次饭。当时是郑国瑞接我去的，吃饭时还有其他人在场，我们当时吃饭就是以老乡小聚的名头吃饭的，没有谈案件。
6.证人武某（海关总署工作人员）的证言。
主要内容：2011年初，通过一个温州做建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张某，后来吃饭时张某带上其丈夫郑国瑞，当时我朋友介绍的时候说郑是高保密工作的，具体是什么不清楚，郑国瑞也没有说。
2011年3月、4月份的时候，郑国瑞介绍何某丙和我认识，咨询何某丙丈夫陈北英涉嫌走私的事情。因为我对办案也不熟，所以我就介绍原海关总署政法司长成卉清给何某丙认识，之后介绍了一个叫蒋宁的律师。
我们曾两次一起吃饭，都是在万寿路的湘水之珠。郑国瑞没有送过财物给我，只有何某丙送过两小罐糖果。
7.证人成某（原海关总署政法司副司长）的证言。
主要内容：2011年，经过武某我认识了郑国瑞，同时还认识何某丙，因为何某丙的丈夫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了，武某叫我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何某丙就向我介绍了案情，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告诉她要请律师。
我们吃饭的时候郑国瑞老是讲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认识多少人，席间有人提过郑国瑞是总参情报部门的。郑国瑞和何某丙没有送过财物给我，就是大家一起吃了两顿饭，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北京海淀区翠微路的一个宾馆。吃饭的时候有我、何某丙、武某夫妇、郑国瑞夫妇。
8.证人杨某甲（武某的妻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和丈夫武某一起吃饭的时候认识郑国瑞和张某两夫妻的，张某还介绍了她的朋友何某丙给我认识。郑国瑞说他是部队的，具体在那个单位工作我不清楚，大家都叫他郑局。
张某说她在广州开幼儿园，是部队歌舞团转业的。
9.证人杨某乙（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退休工作人员）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通过王某的介绍认识郑国瑞，王某说是最高检的一个人介绍来的。当时郑国瑞想了解一宗走私案，王某是检察院纪检组长，对案件不熟悉，而我当时分管公诉，所以王文殊就介绍郑国瑞给我认识。郑国瑞向我了解陈北英涉嫌走私案，目的是了解陈北英能否办取保候审，由于那个案件有两个人在逃，而且涉嫌金额很大，所以我明确告诉郑国瑞，帮陈北英办理取保候审是不可能的。
10.证人王某（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案发时是纪检组组长）的证言。
主要内容：2011年前后，郑国瑞来我办公室，说最高检的一个领导让他来找我。郑国瑞当时自我介绍是北京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记不清具体。郑国瑞找我是想咨询案件，我就将杨某乙专委介绍给郑国瑞。介绍后我就没有过问此事。郑国瑞没有给我送过钱物。
11.证人张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在顺德吃饭时第一次见何某丙，在北京吃饭时见过两次，后来在吉林梅河口见过一次。在北京吃饭时何某丙对我爱人郑国瑞说他丈夫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郑国瑞就说已经帮何某丙打听过了，他爱人是有罪不是无辜的。
因为我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郑国瑞就向何某丙借钱，第一次借了220万元，都用在我公司的运作上了。
之后郑国瑞还向何某丙借过钱，好像是200万，具体数目我不知道，都是郑国瑞办理的。后来郑国瑞让我还了200万元左右给何某丙，具体是郑国瑞和何某丙他们谈的，我只是按照郑国瑞的要求汇钱。
我们总共从何某丙处借了400多万元，具体我不是很清楚。郑国瑞在帮何某丙办的事我不会理，也不清楚郑国瑞有没有拿活动经费或者财物。我心情不好去大连找郑国瑞然后去梅河口。来回的机票都是自己买的。
12.证人何某甲出庭作证，他的证言主要证明在对账时被告人郑国瑞神智清醒，没有喝酒。
四、被害人何某丙的陈述。
主要内容：我丈夫陈北英是香港丽志贸易公司佛山代表处的负责人，后来我们公司在吉林省成立了中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是陈北英。2011年3月5日，我丈夫因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大连海关缉私局在深圳抓获。大约3月12日，我接到麦某的电话说伍文波可以介绍人给我认识，在我丈夫的案件上帮助我们。当天我就来到高明，当天晚上我和伍文波在顺德的顺峰山庄见到了郑国瑞、郑国瑞的妻子张某、以及张某的父母。在去顺德的路上伍文波我说郑国瑞是国家情报部门的。见面后郑国瑞和伍文波谈话之间也故意透露出自己是国家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就把我丈夫的事情和郑国瑞讲了，说想让他帮我丈夫办理取保候审。郑国瑞说他要看一看情况然后再回复我。
大约3月18日，郑国瑞对我说要我们去北京去操作我们的事情。3月20日，我、郑国瑞、麦某、一个姓谭的，还有顾铁坤共五个人一起去北京，在北京的万寿路乙15号警卫局招待所住下，房间是郑国瑞订的。大约过了三、四天，郑国瑞带我们去万寿路的“湘水之珠”介绍海关总署的武某、武某妻子杨某甲。见面后郑国瑞就和武某谈我丈夫案件的情况。这次我们去北京直到2011年4月底才回广东。期间，郑国瑞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一个局长，这段时间从我这里拿走了105万元人民币：在警卫局的招待所里面，我和麦某给了20万元现金给郑国瑞，郑国瑞后来说这笔钱他给了武某，后来我和麦某又在警卫局招待所给了郑国瑞20万元现金，郑国瑞说这20万是给了国办的刘主任去打点，他又说给钱海关总署去大连查案拿了22万。每次郑国瑞向我拿钱的时候麦某都在现场，都是由麦某按照郑国瑞要求用报纸包好之后给他的。
2011年5月份，我和麦某、高某去大连了解案情，期间郑国瑞多次到大连来，每次来都向我要钱，每次都说去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去活动，前前后后他从我这里拿了286万元人民币，其中220万元现金，66万元汇款。
2012年8月份的时候，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停飞，我就安排高某、麦某开车送郑国瑞去北京，在北京万寿路乙十五号郑国瑞说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做工作，在高某手上拿了20万元现金，当时麦某在场。郑国瑞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过相关的职能部门。
期间，郑国瑞和张某说张某的公司资金周转不了向我借钱，我分三次汇了220万元人民币到张某的账户上。借钱时他们说拿公司产权证做抵押，可是收到钱之后他不但没有拿产权证作抵押，连借据也没有写给我。后来麦某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通知高明的黄某汇了200万元给郑国瑞。
2012年12月18日，我丈夫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所以我觉得他骗了我，我就向他讨要我给他的钱和我借钱给他的借据。他以各种借口拖延，不还钱也不补借据。郑国瑞共诈骗了我831万人民币，后来他退还了200万元，实际骗了我631万人民币。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郑国瑞于2013年3月25日到高明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和我们对账，我对当时的谈话都录了音，当时我、高某、麦某、郑国瑞四人在场。
五、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主要内容：大约2010年，我认识了伍文波，后来伍文波问我工作单位，我就说我是北京总参二部的。2011年3月份，我通过伍文波和麦某介绍认识何某丙。当时何某丙的丈夫陈北英涉嫌走私被大连海关抓获了，伍文波跟我说过这个事情，问有没有关系可不可以帮忙，然后就介绍我和何某丙在顺德区顺峰山庄见面。何某丙认为丈夫没有违法而被抓，想找人了解案情。我没有向她要钱，是她自己给我的，说这是前期活动经费，共计40万左右，都是将钱通过别人的卡汇到我的卡上的，没有给过现金。后来去了大连之后何某丙通过麦某给过我机票钱、住宿费大约现金30万左右，分多次给的，我将没有用完的现金分给回何某丙大约10万元，我回到北京之后，又陆续给了她约10万元现金。后来何某丙的丈夫陈北英被判刑了，何某丙让我赔钱，我就将这40万元打到麦某和一个叫高某的银行卡上，还给她了。
张某没有向何某丙借过钱，是我向何某丙借的，张某说她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问我有没有朋友可以借钱，我就向何某丙借，何某丙就让麦某着手办，麦某分两次共汇款220万元到张某的银行卡上。后来张某又要借钱，我就找麦某，这次麦某没有向何某丙请示，直接将200万元打到张某的银行卡上。张某后来还了160万元给何某丙。
我找过海关总署的武某、程副司长了解过案情，找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刘某，刘某介绍辽宁省省检察院的张处长，张处长介绍我认识大连市检察院的王某，王某介绍我认识大连市检察院的专委杨某乙，杨某乙说陈北英案因为还有两个人在逃以及涉案的案值太大办理不了取保候审。后来我就向何某丙讲了这事。我请这些人吃过饭，没有送过东西给他们。
六、辨认笔录
1.何某丙辨认出武某、谭惠玲、蒋宁、郑国瑞、张某。
2.麦某、高某、武某、杨某甲、成卉清辨认出郑国瑞、张某。
3.伍文波、刘某、王某、杨某乙辨认出郑国瑞
六、鉴定意见。
鉴定结论书，证实录音里其中一个声音是被告人郑国瑞。
七、视听资料
2012年3月25日，何某丙、高某、麦某与被告人郑国瑞对账经过的录音，主要内容：1.被告人郑国瑞承认向何某丙借款420万元，为“办事”通过高某、取现金333万元，收汇款20万元。2.被告人郑国瑞接电话，和对方讲一件“暗杀”的事，继续
相关录音在法庭上以出示文字记录的方式举证。
对控辩双方提出的主要争议焦点，根据证据，综合评析如下：
一、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何某丙付钱给被告人郑国瑞，目的显然不是咨询法律、了解案情，而是想通过非法途径影响陈北英涉及的走私案件。被告人郑国瑞明知自己不是办理陈北英案件的人员，不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甚至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能力影响案件却自称有此能力，简单的打听和咨询却自称已经“疏通关系”，并以此为由索要、收受巨额钱财，非法占有的故意明显。
二、被告人郑国瑞采用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
1.被告人郑国瑞冒充“总参局长”的身份。尽管被告人在庭审中不承认有冒充行为，但该行为有多名证人的证言、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本人过去的供述所证实，证据确实、充分。
2.被告人郑国瑞冒充“总参局长”的动机不仅是其自称的“虚荣心”。多名证人证实，在认识被害人何某丙之前，被告人郑国瑞已经冒充“总参局长”。对本案被害人何某丙而言，“总参局长”的身份意味着“办事”的能力，意味着索要、收受巨额钱财具有了“合理性”。
3.被告人郑国瑞通过介绍海关总署的武某、成卉清给何某丙认识、一起吃饭，使被害人何某丙更加相信被告人有能力且正在影响其丈夫的案件，以为被告人会行贿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从而愿意交钱给被告人。实际上被告人郑国瑞将何某丙的钱据为已有。
三、被告人郑国瑞诈骗金额应认定为247.3万元。
1.被告人郑国瑞多次以各种借口向被害人何某丙索要、收受钱财，没有实际行贿或者花费，自行占有了财物。
2.被告人郑国瑞诈骗时间跨度长，次数多，被害人、证人、被告人对数额的回忆不完全一致，本院按照较吻合的证言，认定为247.3万元。
3.被告人郑国瑞利用为被害人何某丙“办事”的机会向被害人借钱，由于双方均确认为借贷关系，该款若发生纠纷应循民事法律途径解决。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国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郑国瑞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没有悔改表现，应从重处罚，其行骗所得赃款应责令退赔。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为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打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郑国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至2028年10月26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郑国瑞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害人何娟退赔二百四十七万三千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许 钢
审 判 员 黄敏琼
人民陪审员 潘婉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日
书 记 员 梁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