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三亚行初字第37号
原告陈梅英。
委托代理人陈帅。
委托代理人王辉金。
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吴岩峻。
委托代理人邓智强。
委托代理人陈攀攀。
第三人张俊姣。
委托代理人张俊夫。
原告陈梅英因其诉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亚市政府）、第三人张俊姣农业行政登记一案，于2015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5年5月14日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9日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梅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帅、王辉金，被告三亚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邓智强、陈攀攀，第三人张俊姣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俊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亚市政府于2005年9月15日为第三人张俊姣（交）颁发了三亚市农地承包权（崖城）第151017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第1510173号证），确认第三人在三亚市崖城镇临高村第二经济社承包土地2.7亩。
原告陈梅英诉称，一、第三人张俊姣现使用的土地是原告户的承包地，原告有权对被告的错误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系三亚市崖城镇（现崖州区）临高村委会二村村民，户口一直从未迁移。1982年4月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以户承包），原告和母亲陈大典共同承包的土地面积是1.76亩，1989年生产队按相关规定调整后，承包地面积为2.24亩。1996年7月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采取顺延承包形式，原告户的承包地面积不变。原告出嫁后，将土地交给母亲管理，后母亲年事已高，将地交第三人耕作，原告在嫁入地崖城镇崖城村委会未分配到承包地，也未享受嫁入地的村民待遇，其户籍、社保、医保等关系从未迁出崖城镇临高村委会。原告在荔枝沟派出所的户籍属于双重户口，已于2013年9月2日注销。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高院意见》）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告仍具有临高村委会二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从1989年承包地调整后，到2005年9月17日被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前期间，第三人使用的土地是原告户的承包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三亚市政府给张俊姣颁发的第1510173号证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首先，张俊姣原是临高村第一生产队社员，1989年已办理农转非全家户迁移，根据《高院意见》第十一条以及《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三条的规定，张俊姣丧失临高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承包临高村委会土地。另外，张俊姣一直没有耕种涉诉承包地，而是转包他人，其不能证明陈在德一直耕种涉诉土地。且随张俊姣一起生活的陈在德、陈在文已转为非农户口，成年后在城市也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并不以承包地收入为生活来源，亦应认定为不具有临高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次，张俊姣于八十年代初进入三亚市民政局工作，身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事业编制干部），由于政策性农转非，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及《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七条的规定，1989年临高村第一生产队将张俊姣的承包地收回，合理合法。再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于2005年9月1日起实施，不能适用于八十年代调整土地的特殊情况。退一步讲，《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旨在保护进城务工、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福利的农民权益，张俊姣的情况不属于该条的保护范畴。综上，三亚市政府颁证时仅根据张俊姣的承包合同，未提供村委会会议决议、村委会意见等材料，导致颁证错误，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编号为1510173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万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户口本、身份证，以证明原告具备临高村村民资格；2.海南惠民资金补贴一卡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折、基本医疗保险证，以证明原告已取得农村户口并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3.关于陈梅英土地承包遗漏的调查材料及处理意见，以证明临高村一组已对原告申诉情况进行处理及临高村委会已收回张俊姣的承包地；4.第1510173号证、三亚市（县）农地承包权（崖城）第151018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第1510189号证），以证明市政府发证事实错误；5.原告及母亲陈大典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以证明原告方承包土地的面积为1.76亩；6.原组长杨亚弟、徐元生出具的报告，以证明两人向村委会反映原告户填漏一人；7.三亚市农业局答复意见书，以证明该答复意见不属实；8.临高村委会及临高村一组出具的关于原告村民资格的说明，以证明村委会和一组没有证明村民资格的权利；9.原崖城镇政府给市农业局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张俊姣原是崖城镇事业编制干部；10.注销证明，以证明原告非农业户口已注销，是临高村村民；11.《家庭承包耕地补充合同书》，以证明原告已与临高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12.陈梅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证明第三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三亚市政府辩称，首先，被告给第三人登记时，第三人具备临高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因此被告给第三人登记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目前承包合同期尚未届满，且给第三人登记权证中显示，第三人的共有人有3人，临高村集体组织尚未作出收回承包经营权的决定，也未向被告提出注销的申请，因此不存在注销登记的事由。其次，被告给第三人的初次登记是在1996年7月，1996年至今已长达19年之久，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使从第二次换证2005年起算，也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再次，根据被告证据可知，原告不具备临高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此外，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承包土地是原告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从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因此，原告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最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权在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而非被告，被告的登记行为属于备案或确认的行政管理行为，而非行政审批许可；被告所作登记的情况和内容，都是根据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所申报的材料进行登记。关于经济损失赔偿问题，本案即使遗漏登记原告，也是临高村民小组和临高村委会的过错，而非被告。原告主张的5万元赔偿是基于行政违法的情况下才有的国家赔偿，属于确认之诉，不符合相关规定。据此，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于2015年5月22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如下证据：1.注销证明，以证明原告是非农业户口；2.临高村委会、临高村第一村民小组出具的《关于陈梅（美）英村民资格情况的说明》，以证明陈梅（美）英不具备临高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3.常住人口表及人口信息查询资料，以证明第三人有两个儿子；4-5.三亚市农业局关于陈梅英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上访案办理情况的答复意见和答复函，以证明三亚市农业局已对原告的上访事宜进行相应调查并作出处理意见；6.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1510173号），以证明该承包经营权证的共有人有三个，即第三人及其两个儿子；7.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1510189号），以证明该承包经营权证的共有人只有一个，即陈大典。
第三人张俊姣述称，首先，原告与第三人分属于两个承包户，原告与其母亲陈大典是一个承包户，第三人及其两个儿子是另一个承包户。根据陈大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表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陈大典承包户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仅陈大典1人，承包面积合计0.90亩，原告称她与母亲共有承包地2.24亩与事实不符。其次，村小组于2009年4月23日出具的调整第三人家庭承包地的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意见书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且该意见书没有三亚市农业局的确认，亦没有进行变更登记。最后，原告不具有提出撤销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体资格，其提出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而且第三人的家庭承包户没有消亡，不具备收回承包经营权证的条件，因此原告无权提出撤销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求。
第三人张俊姣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张俊姣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第一轮承包）；2.张俊姣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第二轮承包）；3.陈大典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第一轮承包）4.陈大典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第二轮承包）；5.张俊姣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6，陈大典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与陈大典实为两户，承包土地并未重叠，原告无权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确认
被告三亚市政府对原告证据1-2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不能证明原告与本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行政行为之间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村民小组的公章，记载调查人员有镇政府，但无镇政府公章与相关工作人员签名；其次，该证据并非最终作出的处理决定且未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表决通过的生效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最后，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并未向被告提出对陈大典第1510189号证的变更登记，即使该证据合法有效，也只涉及对第1510189号证所登记的土地面积做部分调整变更，而非全部注销或撤销；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和陈大典的所有权证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记载的合同承包主体是陈大典，而非原告，与原告无关；对证据6、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6没有原告的信息，与原告无关；且该份证据的对象是临高村委会，但却没有临高村委会的答复意见，也没有存档印章，证据11的补充合同没有村委会盖章，其内容不真实、不合法，证据12没有在农业局备案、没有具体权证号、没日期、未加盖市政府钢印；对证据7-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张俊姣原系临高村社员，之后才成为干部。且根据证据显示，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土地，除了张俊姣还有其两个儿子。上述证据亦可证明在2013年之前，原告属于非农业户口，依法不具备承包农村土地的资格。第三人张俊姣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5、7-10的真实性被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过程的依据，但不足以证明被告颁发第1510173号证违法；原告证据6因徐元生、杨亚弟未出庭作证且该份证据并未署名是谁的承包经营权证填漏了原告，故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原告证据11、12因其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本院不予确认，亦不能证明第三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二）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确认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1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原告是双重户口，并不能证明原告是非农业户口；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村委会不具备认定村民资格的权利；对证据3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张俊姣是公勤人员，行业类别为国家机关，两个儿子是非农业户口，不应享有承包经营权；对证据4、5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是农业局的单方说明，只能证明农业局对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进行过处理，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6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其内容不真实，被诉证的实际面积与记载的面积不一致，长脚蚊田实际面积是1.22亩，太辉园是0.72米，南山田的0.18亩已被征用；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发给陈大典的第1510189号证共有人遗漏了原告。第三人对被告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颁发的第1510173号证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三）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确认
原告对第三人证据1的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在1981年已经农转非，1982年还签订承包合同，其形式上不合法；证据3、4、6与本案无关，但可以证明原告有承包资格；证据2、5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登记内容错误，被告颁证行为违法。被告对第三人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第三人的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梅英与第三人张俊姣系姑嫂关系。1982年4月2日，张俊姣与临高第一生产队签订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承包耕地面积为2.64亩（其中水田1.59亩、旱田0.18亩、园地0.87亩），同日，原告母亲陈大典与临高第一生产队亦签订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注明承包户2人，承包耕地面积为1.76亩（其中水田1.06亩、旱田0.12亩、园地0.58亩）。后临高乡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了《农业承包合同书》（未填写日期），承包耕地面积调整为2.7亩（其中水田调整为1.65亩、旱田、园地面积不变）。同期，临高乡人民政府亦向原告母亲陈大典（点）颁发了《农业承包合同书》，承包耕地面积变更为0.9亩（其中水田0.55亩、旱田0.06亩、园地0.29亩）。2005年9月25日，被告三亚市政府向第三人颁发了第1510173号证，该证承包方代表姓名写为：张俊交，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第三人及其两个儿子陈在（再）德、陈在（再）文；承包地总面积2.7亩，承包地块3块，分别为长脚蚊田1.65亩，独岺子（南山田）0.18亩，太辉田0.87亩，承包期限为1996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止。同年，三亚市政府亦给原告母亲陈大典颁发了第1510189号证，该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人仅为陈大典，无其他共有人；承包地总面积0.9亩，承包地块3块，分别为深田0.55亩，南山田0.06亩，老叶吭0.29亩，承包期限亦为1996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止，因陈大典已于2002年去世，张俊姣代为领取了第1510189号证。2008年南山田被征用，原告遂以其土地承包权益被侵害，要求临高村委、临高村第一村民小组对其及母亲、嫂子张俊姣承包地进行调查处理。2009年4月23日，三亚市崖城镇临高村委会、临高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徐元生等人针对原告土地承包遗漏情况出具处理意见，主要内容为：原告和其母亲于1982年4月参加第一轮土地承包，两人一起承包耕地1.76亩，后因原告出嫁、母亲年老之故，陈大典将两人承包地转交儿媳张俊姣耕作。后张俊姣将老叶园原承包地转给他人，剩下的土地，张俊姣一直耕作管理至今。张俊姣自1989年农转非后，不再享有土地承包权，张俊姣现使用的承包地应属于陈梅英。陈梅英的承包地应从长脚蚊田划出0.61亩，太辉田划出0.36亩给陈梅英作为本人的承包责任田。后因原告诉求未得到解决，2014年6月原告到三亚市农业局、三亚市政府信访，认为原告和母亲共同承包的土地面积是1.76亩，1989年生产队收回该队所有农转非人员的土地重新调整到各户中去，原告与母亲共同承包的土地是2.24亩。原告出嫁后，将土地交由母亲管理，后母亲将地交第三人耕作，从1989年承包地调整，到2005年9月17日被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前期间，第三人使用的土地是原告户的承包地，第三人早已农转非，不应该享有第1510173号证的承包经营权。另被告在向其母亲颁发第1510189号证时亦遗漏了原告，故要求三亚市政府注销张俊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重新确认张俊姣承包地归属，并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原告。三亚市农业局就原告的信访事项进行了调查，2014年8月19日，临高村委会、临高村一组就陈梅英村民资格作出说明，村委会和村小组认为：1.陈梅（美）英自1981年从临高一组出嫁几年后，一直不再本村生活和居住，未尽过村民义务，根据相关规定，其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经查，陈梅（美）英具有两个户口，一是农业户口性质，姓名：陈梅英，身份证号：460200195411234709；二是非农业户口性质，姓名：陈美英，身份证号：460200195803153123；陈梅英与陈美英实属同一人，系重复户口。陈梅（美）英从出嫁几年后一直在三亚市荔枝沟长期居住生活，未尽农业户口人员义务，从1985年后未在本村耕作过土地，因此，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同时，三亚市农业局就原告信访提出的第三人张俊姣不应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进行了调查。同年8月26日，三亚市农业局对原告信访事项作出如下处理意见：1.关于原告要求注销张俊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重新确认张俊姣承包地归属问题，经查，张俊姣承包户并非全家迁入设区的市，陈再（在）德在承包期内仍继续享有原张俊姣承包户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原告要求注销张俊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体不符，以及反映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关于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其本人的问题。经查，原告本人有两个不同性质的户口，一是农业户口，姓名为陈梅英，二是非农业户口性质，姓名为陈美英，该非农业户口因重人已被注销。三亚市农业局还依据原告自出嫁至今未在临高村居住、生活和生产，未尽到临高村民义务，根据《高院意见》第四条、第十二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的规定，认定原告不具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中的承包方主体资格。另外，对原告母亲陈大典的第1510189号证，三亚市农业局认为，由于原告母亲已死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承包期内，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承包方全户消亡的，承包主体消灭，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的，并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另查明，2013年9月2日，三亚市公安局荔枝沟派出所对原告登记为陈美英的非农业户口进行了注销。第1510173号土地承包户中张俊姣系原崖城镇事业编制干部，陈再（在）文在三亚市第二中学担任教师，陈再（在）德于1996年7月31日（即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农转非到三亚市区。
又查，2015年6月10日，原告陈梅英以其起诉三亚市农业局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已另行作出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三亚市农业局的起诉。
再查，2014年1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海南省调整三亚市部分行政区划，同意撤销两管委会和六镇，设立三亚市海棠区、吉阳区、天涯区和崖州区。根据国函（2014）14号《国务院关于同意海南省调整三亚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三亚市撤销崖城镇设立崖州区，并于2015年1月2日正式挂牌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原告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三亚市政府颁发的第1510173号证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陈梅英作为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万元依据是否充分。
一、关于原告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陈梅英系其母亲陈大典承包户的户内成员，出嫁后在夫家没有分配到承包地，其在恢复临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主张三亚市政府将其承包户内的部分承包地颁证到第三人张俊姣的第1510173号农村承包经营权证项下违法，其与该颁证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关于原告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三亚市政府颁发的第1510173号证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陈梅英作为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依法取得及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即发包方与承包方按法律的规定民主发包，双方意思达成一致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承包方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第三人张俊姣于1982年4月与临高第一生产队签订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承包耕地面积为2.64亩。后原临高乡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将第三人户的承包耕地面积调整为2.7亩，承包期限从1996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止。2005年三亚市政府依据原临高乡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农业承包合同书》给第三人张俊姣颁发的1510173号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承包地块名称、四至范围及总面积与第三人《农业承包合同书》的内容一致，其颁证行为并无不当。原告称第三人张俊姣使用的土地是其与母亲的承包地，经查，临高第一生产队与张俊姣、陈大典分别签订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和《农业承包合同书》显示，张俊姣、陈大典作为两个独立的承包经营主体，所承包的临高第一生产队的土地地块不同、亩数不同。虽然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俊姣、陈大典承包地的面积均有所变更，但没有证据显示第三人张俊姣户增加的地块就是原告承包户减少的地块。此外，三亚市政府在向张俊姣颁发第1510173号证时，三亚市农业局对张俊姣与临高第一生产队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进行审核，并依据上述合同编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从登记表记载的内容来看，张俊姣承包土地面积与《农业承包合同书》一致，市政府依据上述登记表给张俊姣颁发第1510173号证并无不当，并未侵犯原告作为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原告主张第三人张俊姣承包户内的人员已全部迁入三亚市，并已农转非，三亚市于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已成为设区的地级市，张俊姣及其儿子陈在德、陈在文已不再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应撤销三亚市政府给第三人张俊姣颁发的第1510173号证。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地级市城区和其他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其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应当交回发包方，同时解除承包合同，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木所有权证。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第二十一条规定，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证（包括编号），并予以公告。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着重强调的是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权利和迁入城市居民的农民返还承包地的义务，以及退地农民再次享有承包权时的限制条件。对于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情形，法律法规规定是由承包方交回承包的土地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如承包方拒绝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原发证机关可以注销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本案张俊姣承包户的承包土地是否应该收回、其第1510173号证是否应当收回或注销，应由土地发包方临高村第二经济社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证机关三亚市政府行使权利，不属于法院行政审判职权范围，故陈梅英诉请本院撤销第1510173号证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万元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式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鉴于三亚市政府2005年给第三人张俊姣颁发第1510173号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且原告不能证明该颁证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万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要求本院撤销三亚市政府给第三人张俊姣颁发第1510173号农村承包经营权证和赔偿其经济损失5万元主要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梅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梅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娜
审判员 陈兴科
审判员 张维青
Toarksagbpilqzknlt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案件唯一码
书记员邱海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除或者终止承包合同，并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
（一）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自愿交回全部承包地的；
（二）承包方的全部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的；
（三）承包方的全部承包地通过转让方式流转的；
（四）承包方的全部承包地被乡镇、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建设依法占有的；
（五）承包期满的；
（六）承包方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地级市城区和其他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其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应当交回发包方，同时解除承包合同，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木所有权证。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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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承包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一）、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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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证（包括编号），并予以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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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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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