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36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卫国路138号，组织机构代码12196692-8。
法定代表人：李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封，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亚军，男，195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2楼，组织机构代码70420020-3。
法定代表人：詹小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5）绍新民初字第1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封、荆亚军，被上诉人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新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绍新民初字第1380号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进行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造成下洋大桥桥墩偏移的原因是桥墩下不均匀堆载所致，而此不均匀堆载是上诉人施工期间弃土造成”，与事实不符。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掌握的证据都只能表明上诉人曾在下洋河大桥旁的弃土场弃过土，虽曾有少量弃土流至桥下，但上诉人也及时予以了处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工程移交时下洋大桥下桥墩处有不均匀堆载情况出现。相反，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档案室留存的最原始证据，充分证明了该工程移交时桥墩下不存在不均匀堆载情况。2、下洋大桥随同该工程已移交运营十五年之久，十五年期间山洪、暴雨、人为取石等各种因素影响，桥墩旁紧邻的弃土场松散堆积几十米高的弃土与山体紧贴，本身就不稳定。虽然工程移交时桥下已平整，但在这漫漫岁月中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养管单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仅以十五年后的桥下弃土现状就草率认定工程移交时就是十五年后的桥下现状没有任何根据。3、关于弃土问题。上诉人在庭审中均已阐明，本案上诉人合同段原没有弃土，弃土是设计优化产生。关于弃土的问题按变更处理（上诉人原合同价不包含），也就是说弃土外运以及弃土外运后的处置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既没有私弃及乱弃的主观意识，也没有付诸相应的行动；相反，被上诉人在弃土问题上一直消极被动，且明显不作为（它才有节省费用的动机）。上诉人在施工期间，急工程之所急，为防止工期延误、损失扩大，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但这些都是在被上诉人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签订弃土协议，外运弃土等一系列工作均是按被上诉人要求进行，目的是被上诉人为了节省费用。4、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下洋河大桥处弃土外运，被上诉人没有支付费用从中获利，并提交了财务报表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却以该报表为上诉人单方制作加以驳回，属明显错误。在庭审中上诉人明示该报表不是上诉人单方制作，而是出自被上诉人委托的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出具的审计报告，上面的签字人潘佳祥为被上诉人单位的总经理（该工程竣工后，被上诉人委托了第三方机构与上诉人完成了竣工决算），而且所有审计报表均保留在被上诉人档案室，法院可以依法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但是在判决时，一审法院却对这一事实置之不顾。5、本案上诉人工程竣工后，先后经过了质检站检查、竣工验收检查、办理工程交接证书检查、最终缺陷期满检查以及弃土场单独验收检查等多个环节。被上诉人也提到上诉人作为专业桥梁施工单位，对桥梁上不均匀堆载的后果应当明确，事实上不但上诉人明确，参加检查验收的都是权威专业人士，有质检站、监理驻地、总监办、设计院、业主代表等相关专业人员。他们不可能对桥梁下存在不均匀堆载的后果不明确，否则就不可能顺利通过验收检查。值得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提交的一份证据2，其目的是证明监理曾在2000年2月例行检查中，发现过下洋河大桥弃土行为，进行了通报并发文要求整改。而且当时验收资料（十五年前的原始材料）均表明桥梁下弃土情况纳入验收检查范围，竣工交付时桥下根本不存在不均匀堆载现象。6、本案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目前看到的现状与十五年前相比已物是人非，最主要的是竣工交付时，现场还存在施工便道（我们支付了复耕费用，竣工交付后由当地百姓复耕），在施工尾期和缺陷保证期内就存在当地村民前往弃土场扒寻石块现象，无法禁止，上诉人撤离前就多次进行清理（扒寻石头时将弃土滑流到桥下）。缺陷责任期满上诉人撤离后便道存续多长时间，又发生多少扒寻石块的事件，管理养护单位心知肚明，难逃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以侵权案件为由驳回上诉人诉求，但纵观本案，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本案若有侵权，侵权的第一要件是“过错”，但本案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因为上诉人是按照被上诉人的指令进行了弃土外运并堆放，且经过多次验收合格后才交付使用。被上诉人虽辩称“指挥部”是独立法人，与之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指挥部”与被上诉人是委托代理关系，指挥部的行为代表了被上诉人。在此案件过程中，上诉人的所有弃土行为是被上诉人认可的，并且符合验收标准。2、一审法院以涉案桥梁仍在保修期内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主体质量未过保修期，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以及现在仍然通车运行良好的现状）均表明上诉人的工程主体质量不存在任何问题。外在原因造成本案桥梁偏移已不属工程保修范围，而且本案桥梁偏移已达30多公分，作为养护运行单位，被上诉人未尽职责，多少年前就知道的缺陷却一直不进行处理长达15年之久，才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另外特别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上标明已抄送指挥部等相关单位，被上诉人不均匀堆载造成的后果已明确告知，根本不存在判决书中所述“其实际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是在2014年8月定期检查中发现墩身倾斜的安全隐患，并经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答复以后”，即使上诉人有责任（事实上上诉人无任何责任）也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案涉桥梁下方堆放的弃土系上诉人施工期间所为。1、上诉人就是不均匀堆载弃土的实施人。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施工监理《关于立即停止桥梁下弃渣的通知》文件、村民的证人证言，以及案涉桥梁现场的实际现状，都足以证明弃土就是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乱弃之，且在完工后上诉人也没有履行其清理施工垃圾的义务，一直堆放在桥梁下方，直至被上诉人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平整。2、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补充提交的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恰好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在案涉桥梁下方堆放弃土的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向法院要求查阅被上诉人所保管的施工档案。后经上诉人反复翻阅、查询了被上诉人的全部档案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施工时的相关资料作为其补充证据。其中，其提供的上三新监字（1999）211号监理文件《关于十二合同段〈关于请示解决目前严重影响我合同段施工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报告》，文件中载明，已有“五区原定弃土场”的情况下，上诉人又与下洋村委会签订了土地借用合同，在下洋桥旁设置了新的弃土场。这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5《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的内容完全一致。（2）上述监理文件所附的上诉人自己提交的报告中，上诉人清楚地写明，原五区弃土场由新昌指挥部指定在牛团山。这与本案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完全一致，更进一步证明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3）根据上述监理文件所述以及上诉人自己提交的报告所述，上诉人于1999年10月与下洋村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但是当时客观上却又没有实际履行。在该报告中，上诉人陈述的事实是：唯有案涉下洋大桥右侧有空地可借用弃土，但由于下洋村高价勒索，当时借地协议还是无法实际履行。可见，由于该合同无法履行，上诉人就直接将弃土堆放在下洋大桥周边和倾倒在下洋大桥下方了事，这些事实与证人三位村民的说法完全相符。（4）直至2000年2月，监理还发出明确通知，陈述了上诉人在新桥头大桥1#－4#孔和下洋大桥1#－7#墩下作弃渣场地的客观事实。这里的新桥头大桥1#－4#孔和下洋大桥1#－7#墩下弃渣的事实与被上诉人在起诉前清理弃土时的桥梁下方现状完全一致，具体有公证照片和视频为证。（5）虽然上诉人查阅、提交了施工时的全部相关档案材料，但始终没有见到上诉人如何解决弃土堆放的方案和结果。其提供的一系列报告、监理文件再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在放弃牛团山弃土场后、选定了下洋大桥旁边的土地并签订征用协议书，却又未实际履行；从而证明案涉弃土堆放问题上诉人始终没有解决，所以最终导致在桥梁下方还堆弃了大量土石方，还原了事实的全部经过。3、上诉人关于弃土是设计优化产生，处置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消极不作为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1）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上诉人将上三指挥部、新昌指挥部与被上诉人的主体混为一谈。对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了相关证据，上三指挥部、新昌指挥部并不是被上诉人的下设临时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主体。当时工程的招投标、施工合同的签署和履行都是发生在上三指挥部、新昌指挥部与上诉人之间，因而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以施工合同的约定为准，与被上诉人无关。（2）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案涉弃土应由上诉人根据其与下洋村签署的征地协议自行负责征地、安置弃方场地，并不存在业主的消极不作为，理由有：其一，根据上诉人自己提交的相关证据，施工图设计优化增加弃方以及变更程序问题是发生在1998年2月－6月，并明确工程费变更“须按照经上三指确认的，县指与当地乡镇村签订的，经驻地办、监理部签署意见的征迁协议书”。而下洋桥旁五区弃土场问题的相关文件是发生在1999年10月，且该弃土征地是由上诉人自行与下洋村签署的、新昌指挥部只是作为鉴证人盖章。可见，该弃土无论是否是设计优化引起的弃方增加，均应由上诉人自行负责履行征地协议书、自行负责处理弃土。其二，根据上述证据可知，是上诉人放弃了五区弃土场的牛团山，所以才发生了其自行另行寻找弃土场的问题，这并不是建设单位的不作为，而是上诉人自己的选择，应自行承担后果和责任。4、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起的是侵权之诉，上诉人与指挥部之间的合同约定、弃土如何安置、是否属于变更增加的工程费以及工程费支付情况均由该双方依约履行，与本案无关。无论案涉弃土是否属于优化增加范围内的弃土，建设单位和监理都从没有同意过将弃土堆放在桥梁下方，上诉人更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将弃土堆放在案涉桥梁下方、实施对桥梁加害的行为。5、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十五年期间山洪、暴雨、人为取石等因素的说法并不存在、且无证据。事实上，通过实地勘察即可知晓，下洋大桥右侧地貌平缓、植被繁茂稳定，且下洋村交通不便，对于桥下堆载的天量土石方（桥下有20米之高）、岂是自然滑坡或村民随便取石能够引致的。上诉人推卸责任的说法根本没有证据，反而三位当地村民在出庭作证时明确，下洋大桥下弃土的状况在施工时发生、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6、案涉桥梁工程虽然经过了质检站检查、缺陷责任期检查等环节，但桥梁下堆放的大量弃土客观上确实存在。由于这些检查的全面性、客观性、检查是否存在疏忽现在都无从知晓，并且也不是直接针对弃土的单项检查，因此不能以间接的书面证据推翻客观存在的事实。特别是在这些检查的证据中有相互矛盾之处、不具有证据效力。比如：监理2000年11月交工验收整改结果报告中记载，对处理结果一栏中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和处理，包括其中的“桥下废方堆料不规则，形成侧压，需对废方进行整理”；但在一年之后的2001年12月25日，工程缺陷责任终止的现场检查情况表中在桥梁一栏却还明确记载：桥下弃方堆零乱，要求检查墩柱，结合水保环保整理平整。这两份证据前后明显矛盾，也再次证明虽然颁发了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但并不能证明桥下的弃土就肯定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整理平整，不能反映当时真实的客观情况，因而不能采信。二、一审法院关于弃土不均匀堆载与下洋大桥墩身倾斜等病害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完全正确、适用法律亦完全正确。1、上诉人主观上存在侵权的故意、客观上存在侵权的行为，并给被上诉人的财产造成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1）上诉人主观上存在明显的过错。一是施工的设计文件并不允许在桥梁下方进行土石方无序弃放；二是承包协议书明确规定了施工方在完工时应清除现场施工垃圾、保持现场及工程整洁的义务；三是施工过程中监理已对上诉人弃渣、损害桥墩的行为发出了明确整改通知，但上诉人却都置之不理。其作为专业的施工人，具有专业的经验和行业判断能力，却置桥梁安全于不顾，只图一时之便和降低成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存在主观故意的过错。（2）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都是国内桥梁设计、检测的权威机构，其认定桥下土石方不均衡堆放导致墩身发生倾斜等病害的主要原因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因此，上诉人在桥梁下方不均匀堆放弃土的行为导致桥墩倾斜等病害发生，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我国《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施工单位对主体结构和地基基础工程的保修义务和赔偿责任。本案所涉桥梁才使用15年之余，远远没有超过保修期限，因此，无论是施工弃土堆放导致桥墩倾斜、还是属于桥梁工程质量问题的保修，都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由于上诉人拒不履行法定的保修义务，故应赔偿被上诉人为此所发生的实际损失。2、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三指挥部同意将弃土堆放在桥梁下方。并且，上三指挥部既不是被上诉人的下设机构，与被上诉人也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在上三指挥部与上诉人签署施工合同时，被上诉人尚未在工商登记设立。因此，无论上三指挥部是否认可，均不构成被上诉人的认可。被上诉人系以侵权之诉直接向侵权行为的实施人即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推诿责任的说法没有合法依据。事实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中已经考量了建设单位以及被上诉人等的过错责任，故仅支持了被上诉人的部分请求。3、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由于被上诉人在2014年8月在定期检查中才发现墩身倾斜的安全隐患，并且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一直处于持续发生的状态、直至被上诉人委托第三方整理施工治理病害时，故被上诉人2015年10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已给被上诉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故恳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治理下洋大桥（上三高速公路K273+156）桥梁病害已发生的实际损失4279378元，并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已付款项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立即清除新桥头大桥、乌龟背大桥、石溪大桥的弃渣或者承担清理该弃渣的全部相关费用；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2月14日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作为业主，经与被告（承包人）共同协商，签订上虞至三门一级公路第十二合同段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拟修建上虞至三门一级公路项目指招标的第十二合同段工作，通过12月3日中标通知并接受被告以人民币97996797元为本工程的施工、完工和修补缺陷所做的投标，双方达成本协议；中标通知书、投标书及其附录、合同专用条件、通用条件、图纸等文件和资料应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承包人保证全面按合同文件规定承担本合同工程的施工、完工及其缺陷的修复；业主保证按本合同规定的方式和时间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合同工期自1998年2月18日起算，确认工期为682日历日，到2000年1月1日为全部工程的竣工期限等；竣工时的现场清理，在签发交工证书时，承包人应从与交工证书相关的现场清除并运出承包人装备、剩余材料、垃圾和各种临时设施，并保持整个现场及工程整洁；如果承包人未在业主或监理工程师允许的合理时间内把所有的承包人装备、剩余材料、垃圾及各种临时设施运走，则业主可以委托他人清除并运走垃圾、废料。因上述工作而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业主可从应付承包人的任何款项内扣除，或由业主依照法律规定从承包人处收回等。合同订立后，被告按约进场开始施工。1998年2月12日，被告公司上三线项目部向新昌驻地监理办递交书面报告一份，载明：因我标段的征地是依据招标文件落实的，没有弃方，但根据施工断面图及我们的实测和计算，我标段有50余万弃方，所以必须选定弃土场。同年2月16日，新昌驻地监理办出具关于弃土场报告的批复一份，载明：你部关于选定弃土场报告收悉，同意你们要求，希提出具体方案并会同县指挥部到现场商定解决。同日，被告在工作日志中记载：下洋村征地协议签好，与老百姓协商使用问题。同年5月11日，上三公路建设指挥部向新昌县指挥部出具关于新昌段施工图优化设计后弃方场地的处理意见一份，载明：关于你县段施工图优化设计后弃方增加，需增加弃方场地的问题，我们与上三公司潘佳祥副总经理于四月二十七日赴现场勘察，并与有关单位协商，研究决定采取以下方案处理：1、由于增加的弃方是由于施工图设计优化引起的，应该参照变更程序处理。2、堆放弃方的场地应采取借地方案处理并与造地工作相结合，对确实难以复耕的土地，改为征地，征地价格按主线征地价。3、考虑到新昌县各合同段地处山崖，弃方场地一般都较难解决，县指在选择弃方场地时应按照减少拆迁、少占耕地，有利于借地与造地结合的原则，会同驻地办、承包商现场勘察解决等。同年6月17日上三公路建设指挥部又向新昌县指挥部出具关于上三公路新昌段补充征用弃方场地的意见，载明：根据交通部《关于上虞至三门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精神，和北京公规院关于上三公路新昌段的施工图设计意见，你县段施工中挖填方平衡后，仍增加的150万弃方的堆放场地，应尽量采用借地的办法处理。对于确实难以复耕的土地可以征用。经研究，同意先补充征用300亩土地作为弃方场地。同年8月8日、8月30日，被告公司上三线项目部又分别向上三公路新昌指挥部、上三公路省指挥部提交报告各一份，载明十二合同段现有弃方20万立方米，原有弃土场已弃满，现无处弃土，申请新增弃土场地，要求给予尽快解决。1999年10月，被告公司上三线项目部又向新昌驻地监理办提交关于请示解决目前严重影响我合同段施工的几个问题的书面报告一份，其中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五区弃土场问题，载明：1、原五区弃土场由新昌指挥部指定在2KM之外的牛团山，因下述原因该弃土场不宜采用。2、我合同段本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为业主增添工作量的原则，由于牛团山的弃土场不宜采用，去年即自行与下洋村签订了借地弃土协议，并经城南乡指挥部签证同意，且支付双方协商同意数额的借地复耕费，但由于坡率变更势必增加弃土量等原因，需要迫切解决五区弃土场问题。同年10月17日，新昌驻地监理办向监理部提交书面报告一份，第二部分关于五区弃土场问题载明：五区原定弃土场因存在施工相互干扰以及便道原有桥涵不能承受重载，严重影响施工进度问题。对此，十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新昌县城南乡上三建设指挥部（协调人）、下洋村委会签订了土地借用合同，在下洋桥旁设置了新的弃土场（大部分为山坡荒地，弃土前并未耕作），由十二合同段支付了一定数量的复耕费。十二合同段主动与有关各方协商解决问题的作法应予肯定，且经过上三建设新昌县城南指挥分部同意，三方共同签订的土地借用合同应继续履行，新昌县指挥部应会同县、乡、村政府圆满解决好这一问题，以利于上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等。2000年2月18日，上三公路建设工程监理部作出关于立即停止桥梁下弃渣的书面通知一份，载明：十二合同项目经理部，2月17日，我部在检查××段工程中，发现你标段新桥头大桥1#-4#孔和下洋大桥1#-7#孔桥孔下作弃渣场地，堆有大量路基开挖弃渣。弃渣中含有很多巨石，在弃卸过程中撞击桥梁墩石（立柱），造成墩石（立柱）损坏。为此，决定：1、立即停止此类不文明的施工方式；2、桥孔下弃渣造成桥墩（立柱）侧向偏压，应对已弃卸弃渣顶面整平；3、仔细检查各墩台受损状况。对受损墩台提出补救方案。检查结果及补救方案书面报监理部。上三高速公路桥隧工程施工完成后，为及时和顺利完成通车前的质量鉴定及交工验收工作，并使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2000年9月11日至21日浙江省交通厅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包括本案所涉下洋大桥在内的上三公路桥隧工程进行了质量鉴定。2000年11月3日，新昌驻地监理办向上三线工程监理部提交了新昌段关于大、中桥隧工程交工验收后整改结果的书面报告一份，载明：经过整改，新昌段除11、12标个别项目未完成外，其余各标段均完成了整改任务。2001年3月30日，新昌驻地监理办又向上三线工程监理部提交关于十二合同段交工申请报告的审查报告一份，载明：十二合同段承建上三线K74+160-K80+000段路基、排水、防护工程、桥梁和通道、环保工程已全部完成。经浙江省交通厅质监站组织验收，评为合格工程。竣工档案已基本整理完成。我办同意给予办理交工证书。同年4月，监理单位向被告颁发工程交工证书一份，同意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土建工程交工，缺陷责任期自2000年9月26日至2001年9月25日结束。2001年9月25日，被告向新昌驻地监理办提交终止缺陷责任期的申请报告一份，监理工程师根据被告的申请组成工程缺陷责任期工作检查小组，于2001年12月25日对上三高速公路第十二合同段的工程组织了最终的整体检验，对缺陷责任期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检查，并于2002年1月向被告颁发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一份，同意对路基工程、包括下洋大桥在内的桥梁工程等土建工程终止缺陷责任。缺陷责任期终止日期为2002年1月14日。另经查明：2000年年底，本案所涉上三高速公路工程进行交工验收之后，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向原告进行了工程移交。上三高速公路于2000年12月26日通车运营。2014年8月，原告在对高速公路桥梁进行定期检查中发现案涉下洋大桥（上三高速公路K273+156）桥梁5号墩立柱、盖梁出现严重偏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遂向原设计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交关于要求紧急评估上三高速下洋大桥5号墩柱病害安全性的书面函一份。该公司于同年9月12日向原告出具书面答复一份，载明：一、本项目桥梁设计时未考虑桥墩在施工及营运阶段承受原地面线以上的永久性偏载土压力作用工况，即不允许进行未经设计考虑的、在桥墩周围进行的土石方无序弃放。现有的乱弃土石方已经形成严重偏载土压力，应尽快进行全面清理。二、我院根据业主提供的桥墩墩顶偏移量进行的结构模拟分析表明，右幅5号桥墩被乱弃土石方覆盖的墩底、桩顶等部位的内力值和水平裂缝宽度均大大超过设计允许值；桥墩和桩基础严重受损的可能性很大，应尽快对5号墩墩身及桩基础受损状况进行全面检测，注意5号墩周围土石方卸载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桥墩因可能严重受损而失稳，危及大桥上部结构安全等。同年11月17日，原告对下洋大桥下的堆积物的相关现状向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申请进行拍照和摄像保全。同年11月18日，原告与杭州光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浙江上三高速公路下洋大桥右幅5号墩病害处治抢险工程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工程内容范围为浙江上三高速公路下洋大桥右幅5号墩病害处治抢险工程，包括下洋大桥桥下及附近土石方整平，右幅5号墩开挖及顶推纠偏、挡墙砌筑等；采用固定总价承包方式，根据工程量清单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为3674008元；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交工前支付比例不超过80%；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2015年1月25日前完成等。同日，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新天管理处（甲方）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乙方）签订施工监测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承担的施工监测工作包括：5号墩基坑开挖监测；5号墩纠偏过程监测；基坑回填监测；纠偏完成后的定期观测。监测工作以固定总价模式计价，合同总价为人民币372000元。监测周期为施工全过程及纠偏完成后1年。费用支付分为两部分，乙方提交的施工过程监控报告经审查通过后42天内一次性支付施工监控部分费用，后期观测费用待后期观测完成并提交正式报告审查通过后1个月内付清等。同年12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出具上三高速公路新天段K273+156下洋大桥右幅5#墩维修加固设计方案一册，其中加固设计说明载明：1、桥梁概况。右幅5#墩桥墩所处位置周边有大量弃土，中间含风化岩石且体积较大，堆土高度为18-22m不等。2、存在的主要病害。⑴右幅5#墩身倾斜。经检查，右幅5#墩身顺桥向朝上虞侧、横桥向朝中心线侧发生不同程度的倾斜。⑵墩顶支座失效。右幅5#墩顶共设10处板式橡胶支座，墩顶支座均剪切破坏严重，基本失去支撑作用。⑶桥跨下土石方不均衡堆放。下洋大桥目前桥跨下堆放有大量土石方，中间所含石块体积大、数量多，且呈现右幅高、左幅低的坡状分布，对于桥梁墩身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3、病害成因分析。⑴通过对该墩所处位置地质条件、原地形地貌进行走访调查，并与原竣工图纸对照发现，施工时自然地坪与原承台标高相近，墩身掩盖部位均为附加堆土，由此推算出墩身周边覆土高度近20m，且各方堆土高度不均，长期的附加土压力对墩身造成侧向偏压。验算表明，目前状态下位移量最不利荷载作用下桥墩X方向墩顶最大位移183.8mm，Y方向墩顶最大位移4.1mm，由此断定这是墩身发生倾斜的主要原因；⑵在不均匀土压力作用下，墩身出现倾斜且支座剪切变形量逐渐增大，梁体与墩身的受力状态转变成偏心受压，长期的（结构自重+汽车制动力+竖向汽车荷载）作用下，墩身倾斜量逐渐加大且具有叠加累计作用，这也促成了墩身的进一步倾斜。4、会议纪要执行情况。根据会议纪要要求，提出以下三个加固方案进行比选：方案一：平整全桥桥跨下堆土，并局部开挖右幅5#墩周边堆土进行顶推纠偏；方案二：局部开挖右幅5#墩身周边堆土，对右幅5#墩进行顶推纠偏；方案三：卸除右幅5#墩身周边5m高度堆土，增设盖梁钢托架。会议明确设计单位在方案二基础上，根据桥下堆载情况进行适当的扩充和完善，在彻底处治下洋大桥桥下堆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桥下平衡土石方和挡土墙的工程量，同时尽量减少征用桥梁两侧的土地等。杭州光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于合同订立后按约开始处治施工。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按合同约定实施了相应的施工监测工作。在施工过程中，经双方协商，并经监理单位审查认可，由于下洋大桥5#墩底裂缝需要修补，增加修补费用233370元。原告已于2015年1月13日、2月12日、9月28日分别五次支付杭州光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施工费900000元、265314元、900000元、462053元、989274元，合计3516641元，尚欠390737元未付。原告另于2015年8月26日支付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监测费217000元，尚欠155000元未付。再查明，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名浙江上三一级汽车专用公路有限公司，于1997年12月由浙江省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交通局、嵊州市交通局、新昌县交通发展实业总公司、天台县交通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和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共同出资组建，于1998年1月1日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24亿元，第一期出资12.5亿元，于1997年12月2日到位，第二期出资11.5亿元，分10个季度到位；经营期限35年，经营范围为高等级公路的建设、收费、养护、管理及配套服务。1998年12月28日浙江上三一级汽车专用公路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上虞至三门一级公路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以组建的上三公路有限公司股东认购的股金用于合理支付各合同段的工程价款。1990年1月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成立浙江省沪杭甬高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负责高速公路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协调；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是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是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工程建设中的组织、指挥、协调等具体工作，主要职责为：承办高速公路建设的前期工作，并编制上报年度计划；负责工程建设的组织实施；根据年度计划管理和使用建设资金等。1996年6月，经省政府批准，浙江省沪杭甬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更名为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1997年9月，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向上虞、嵊州、新昌、天台县（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为保证上虞至三门一级汽车专用公路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经省政府同意，沿线县（市）应成立上三公路建设指挥部。同年12月，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发文设立上三公路建设指挥部。1998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向省交通厅作出关于调整我省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批复一份，载明：同意撤销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建制，指挥部的职能移交给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及省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机构调整后，原浙江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改称为浙江省公路管理局。保留“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的牌子，其办事机构设在浙江省公路管理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为治理下洋大桥桥梁病害所发生的实际损失，其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告在承建施工过程中乱弃土石方的行为是造成下洋大桥5号墩立柱、盖梁出现严重偏位的主要原因；二是被告作为承建施工单位，应对案涉下洋大桥合理使用期限内的质量瑕疵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该院以该两方面理由能否成立为出发点逐一展开分析和评判。关于第一方面理由，该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公司原名浙江上三一级汽车专用公路有限公司，于1997年12月由浙江省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共同出资组建，第一期出资12.5亿元，于1997年12月2日到位。上三高速公路项目的招标文件已经明确资金来源以组建的上三公路有限公司股东认购的股金用于合理支付各合同段的工程价款。因此，浙江上三一级汽车专用公路有限公司系当时上三高速公路项目的实际建设单位。虽然上虞至三门一级公路第十二合同段合同协议书由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出面与被告签订，但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仅仅只是一个日常办事机构，具体负责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和组织实施等，不具有独立的财产责任能力，系建设单位的临设机构。而原告公司注册成立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上虞至三门一级公路的投资建设，及收费、养护和管理等。并且，该一级公路建成通车运营后，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已经向原告进行资产移交，此后由原告实际经营和管理。因此，原告对于其出资建设并经营、管理的财产遭受损害，有权作为权利人主张相应的物权保护。被告关于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被告在下洋大桥下方及周边不均衡堆放土石方弃渣的行为与下洋大桥5#墩墩身发生倾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虽然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对于该堆放行为极力予以否认，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已基本予以认可，只认为桥跨下堆放的土石方系由于施工设计优化而产生，因原告未能及时提供弃土场地，被告经过指挥部同意并经协调，在主动与下洋村签订借地协议的基础上所堆放。该院认为，被告的前述抗辩意见仅在于表明其实施堆放行为不存在过错。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原告针对其主张向该院提供了原设计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2014年9月的书面答复以及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维修加固设计说明，两份材料的分析说明均明确载明，下洋大桥跨下及5#墩周围堆弃的土石方高度不均，已经形成严重的偏载土压力。长期的附加土压力对墩身造成侧身偏压，是墩身发生倾斜的主要原因。在不均匀土压力作用下，墩身出现倾斜且支座剪切变形量逐渐增大，梁体与墩身的受力状态转变成偏心受压，长期作用下，墩身倾斜量逐渐加大且有叠加累计作用，这也促成墩身的进一步倾斜。出具以上意见和方案的两个单位，一个系案涉桥梁的原设计单位，另一个系具有交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资质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公路行业包括特大桥梁、特大隧道等专业工程设计、总承包、项目管理资质的单位，因此，其所出具的意见、说明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并且被告针对因果关系及关联度问题亦明确表示不再申请重新鉴定，也未提供其它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该院认定被告不均匀堆放土石方弃渣的行为与下洋大桥右幅5号桥墩墩身发生倾斜等病害存在主要的因果关系，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第二方面理由，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等。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国务院出台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最低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上三高速公路于2000年年底通车运营，至今使用仅达15年之余，应该属于合理使用年限范围内。在该期限内对危及结构物安全的质量瑕疵，被告如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它侵权行为导致案涉大桥出现质量问题，或者下洋大桥5号桥墩墩身发生倾斜与桥下方及周边堆弃土石方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则被告作为承建施工单位更应对其危及结构物安全的质量瑕疵承担相应的维修、担保责任。并且上三高速公路作为省一级汽车专用公路，运输频繁、车流量大，关涉社会公共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原告在2014年定期检查、养护中发现下洋大桥5号墩立柱、盖梁出现严重偏位，危及结构物安全，在与被告函告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遂即采用自行委托杭州光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修复、处治的方式进行解决，系出于紧急情况下，确保公路正常运营及维护公共安全利益的考虑，故并无违法或不当。对于由此产生的必要且合理的费用，被告应当承担赔付责任。关于损害后果及责任比例问题。该院认为，原告为修复、处治下洋大桥5号桥墩的病害，根据处治抢险合同以及施工监测合同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所应当支付的施工费3674008元、监测费372000元，属于直接经济损失。上述合同订约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有监理单位参与施工监督管理，故合同内容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修复处治过程中，经双方协商并经监理单位认可，因工程量变更而增加修补费用233370元，鉴于原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对总价包干范围约定明确，经该院审查增加内容不在该范围之内，故原告主张工程价款调整，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对此予以认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亦未对相关费用的合理性提出重新鉴定评估的申请，故该院认定前述费用属于必要、合理范围。至于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该院认为，根据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可以认定对于因施工图设计优化引起的弃方增加及堆放场地解决问题，被告从进场施工后一直积极在与新昌驻地监理办、上三公路新昌及省指挥部反复进行反映、沟通和协调，主观上不存在胡乱堆放的故意。最后，上三公路建设指挥部及监理部认可采用借地方式，在下洋大桥旁设置新的弃土场。但对于借用土地的具体范围，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施工惯例，公路桥梁下方所占用的土地通常已经属于征用范围之内。在本案中，被告虽然主张在下洋大桥旁设置新的弃土场系经过指挥部及监理部同意认可，但其在实际堆放过程中将弃土不规则堆至下洋大桥桥梁下方，明显已经超出借地范围。被告作为专业的公路桥梁施工单位，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明知或预见，故主观上存在一定过错。被告另外提出抗辩认为，在施工完成后的交工验收处理结果及终止缺陷责任检查情况表中，均已明确载明桥下弃方堆料零乱、不规则，已处理。对此该院认为，一方面对于验收、检查过程中的实际处理情况及程度，仅凭上述表格记载并不能客观全面反映，另一方面根据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实地勘察、了解以及公证处的实地拍摄，下洋大桥跨下及周边不均衡堆放大量土石方的情形客观上仍然存在。因此，被告不能仅以取得工程交工证书以及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作为免责理由和依据。但是，本案桥墩病害的发生有一个持续渐进、积累的过程，原告作为本案所涉上三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收费及养护、管理单位，系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和承担者，在施工过程中与省指挥部会同现场勘察时，未合理选定弃土场地，在省指挥部工程竣工移交时，又未对工程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审查，尚欠谨慎、专业，并且，在事后长达十多年之久的运营管理、检查过程中，对于桥梁下方大面积不规则堆放的土石方弃渣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直至2014年才发现相应的安全隐患，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损害后果扩大。原告对此亦应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综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维修加固设计说明中关于病害成因的具体分析及原告的过错程度，该院认定被告应对原告主张的前述损害后果总计4279378元承担60%比例的赔偿责任，计款2567626.8元。至于原告主张的已付费用的利息损失问题，依据处治抢险合同及施工监测合同原告已实际分期支付杭州光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施工费共计3516641元，支付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监测费217000元，现原告明确要求被告统一自最后一期实际支付之日即2015年9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赔偿基数应以该院认定的总损失金额的60%即2567626.8元计算。原告另还诉请要求被告立即清除新桥头大桥、乌龟背大桥、石溪大桥的弃渣或者承担清理该弃渣的全部相关费用，因原告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被告实施了堆放弃渣的行为，并给相关大桥造成损害的事实，故该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虽然本案所涉下洋大桥下方及周边的土石方弃渣在工程竣工移交时即已存在，但对于由此是否会引起损害后果以及损害后果的具体程度，原告当时在主观上并无意识或明知，其实际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是在2014年8月定期检查中发现墩身倾斜的安全隐患，并经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答复以后。因此，原告请求权利保护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并且，本案所涉上三高速公路桥梁仍在合理的使用年限和质量保修期限内，被告作为施工单位所应承担的质量保修义务始终尚未免除。故被告抗辩主张本案原告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缺乏，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诉请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超出该院认定部分，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567626.8元，并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2374元，由原告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14230元，被告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担28144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09）杭西民初字第257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上三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2、上三公路建设指挥部浙上三发[2000]60、74号文件各一份，证明对弃渣弃土进行处理是被上诉人的责任。3、财务报表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支付关于弃土的任何费用。被上诉人认为以上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2，本院不予认定，对其所要证明的被上诉人的过错及责任问题将在裁判理由中阐述。对证据3，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本院不作重复认证。
被上诉人在本院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桥梁下方的弃土堆放是否为上诉人所为的问题。从一审中当事人所提供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有关弃土场选定及弃土堆放问题的联系与协调的相关报告、批复等文件证据，以及2000年2月18日上三公路建设工程监理部作出的关于立即停止桥梁下弃渣的书面通知，可以认定案涉桥梁下方的弃土堆放为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所为。上诉人所称现行弃土堆放问题因十五年间山洪、暴雨、人为取石、村民扒寻石块等原因造成的辩称理由，因如此巨量弃土堆放如上诉人所称的原因造成不合常理，且无相关证据及事实支撑，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弃土不均匀堆载与桥梁病害的因果关系，案涉桥梁的设计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作出的书面答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维修加固设计说明等证据均可以证明该因果关系成立。关于双方过错及责任分担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基于被上诉人在与省指挥部现场勘察时未能合理选定弃土场地、工程竣工移交时未能全面细致审查、十多年间未能对弃土不均匀堆放所引起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理等过错，认定其自担40%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作为工程施工单位，尽管存在施工时弃土场地选定及配置不能跟上施工进度、堆放弃土存在困难等客观因素，但其将巨量弃土不均匀堆放于案涉桥梁下方及桥墩周围，对桥梁墩身产生侧压并使其倾斜、偏位，实际已经危及桥梁本身安全，其过错明显，故一审根据其过错程度判令其承担60%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所称的本案己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一方面案涉桥梁下方不均匀堆放的弃土对桥梁的侵害一直处于持续、渐进的过程，不能认为从侵害开始即应起算诉讼时效，另一方面该桥梁仍处在建筑工程质量保修期之内，上诉人仍有义务对桥梁承担保修责任，因此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所称的工程建设时被上诉人对弃土外运未支付费用而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理由，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理涉。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341元，由上诉人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启龙
代理审判员 张百元
代理审判员 钟丽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孙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