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1民终7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窦晓君，女，197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宝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莎莎，天津津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帆，男，196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天津市宝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西区（南三环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杨倩，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男,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芝，女,194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母子关系），男，196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天津市宝坻区。
上诉人窦晓君因与被上诉人杨帆、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5民初6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窦晓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连带偿还窦晓君借款本金4323048.74元，并连带承担自2016年3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借款利息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均由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饶春香系杨帆之妻，本案审理结果与其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饶春香并没有全程在场，根本无法证实2017年3月27日书写借款条的全部情形；窦晓君称借款发生在2014年底，旧历2014年年底就是2015年1月初，与己方提供的证据没有不符之处；一审法院以杨帆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而让窦晓君承担不利后果存在逻辑和适用法律错误，杨帆的银行流水窦晓君是无法提供的；一审法院认定窦晓君与杨帆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具有合理性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之前有转账支票能够承兑就直接认定杨帆所控其他公司在后期无法承兑支票时也具有支付能力明显错误，存在时间点的混淆等。
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辩称,认可涉案债务。
窦晓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连带偿还窦晓君借款本金4437969元，并连带按照年利率24%向窦晓君支付借款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算4437969元）（诉请金额为4901374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财产保全保险费用由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窦晓君、窦晓芳、窦晓明系姐妹、姐弟关系，刘秀芝与杨帆系母子关系，杨帆与杨彪系兄弟关系，杨帆与杨倩系兄妹关系，杨帆与杨靖伟系叔侄关系，窦晓芳与杨彪系夫妻关系。刘秀芝系宝巷客运公司唯一股东，杨帆系宝巷客运公司实际经营者。2017年3月29日，宝巷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靖伟变更为杨倩。2017年7月14日，窦晓君呈讼一审法院，诉请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还款付息。为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窦晓君向一审法院提供天津市宝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巷商贸公司）转账支票影印件13张，2016年3月27日杨帆为其出具的借款条13张。杨帆所使用借款条，均系电脑打印统一制式可填充借款条,内容为：“甲方（出借方）：身份证号：乙方（借款方）：身份证号：丙方（担保方）：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经双方协商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对乙方此笔借款承诺担保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担保单位：天津市宝坻区宝巷客运有限公司年月日”。13张借款条借款人处，均为杨帆本人签名；担保单位处，均盖有宝巷客运公司公章，及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靖伟个人印章。借款条形成情况，如饶春香所述。根据窦晓君、杨帆所作陈述，及窦晓君所提供证据，窦晓君与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借贷或担保关系形成过程如下：2015年1月中旬至2015年5月28日，杨帆以宝巷客运公司经营需要资金为由，以宝巷商贸公司转账支票为借据，以《证据目录》所载借款出借日期与转账支票票载出票日期的时间间隔为还款期限，以转账支票票面金额为借款本息，按月息3%计息，由窦晓君向杨帆出借现金13笔。还款期限届满（转账支票提示付款日期届满），杨帆均未能还款付息。2016年3月27日，杨帆承诺转账支票票面金额转为本金。同日，经双方核对，杨帆以每张转账支票票面金额为基数，继续按月息3%计息，杨帆为窦晓君出具借款条13张，并将此前开具的13张转账支票原件收回。按照《证据目录》所载借款出借时间，13笔借款情况依次为：2015年1月中旬窦晓君出借5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25日575000元转账支票1张，2017年3月27日出具757275元借款条1张（出具借款条日期均为2017年3月27日，以下省略）；2015年2月5日窦晓君出借1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5月5日109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144643元借款条1张；2015年2月19日窦晓君出借15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19日168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220248元借款条1张；2015年2月27日窦晓君出借6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17日666000转账支票1张，出具853254元借款条1张；2015年3月15日窦晓君出借2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5月14日212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282896元借款条1张；2015年3月24日窦晓君出借5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28日547288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722648元借款条1张；2015年3月27日窦晓君出借2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26日218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287324元借款条1张；2015年4月5日窦晓君出借1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5日106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137482元借款条1张；2015年4月8日窦晓君出借1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5月7日103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136887元借款条1张；2015年4月15日窦晓君出借2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5月10日205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273060元借款条1张；2015年5月4日窦晓君出具2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14日208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271648元借款条1张；2015年5月11日窦晓君出借1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11日103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134209元借款条1张；2015年5月28日窦晓君出借500000元，杨帆开具2015年6月28日515000元转账支票1张，出具679800元借款条1张。以上，借款本金金额计3450000元，支票票面金额计3735288元，借款条金额计4901374元。2017年2月26日，窦晓君与刘秀芝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刘秀芝对杨帆和宝巷客运公司拖欠窦晓君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主债权金额为4901374元。因按月息3%计息违反法律规定，窦晓君按年利率24%对诉请本金金额进行了核算。法庭指定期限内，2017年8月14日，窦晓君提交《窦晓君付款及计算明细说明（按照24%计算本息）（自支票时间到借款条时间）》，确定第一次息转本金额为3638975.34元。在此基础上，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2016年3月27日杨帆出具借款条之日。2017年8月17日，窦晓君变更诉讼请求，诉请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从2016年3月28日开始，以借款本金4323048.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经询，杨帆同意窦晓君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窦晓君就有关事项陈述如下：自己曾从事客货运经营，丈夫在水务局工作，孩子系辅警，公爹系下岗职工，婆婆系普通居民，弟弟窦晓明系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驻防营村民委员会主任。自己与杨帆系同学，多少有一些亲属关系，不是近亲属关系；和刘秀芝有一些远亲，不是近亲属关系。后经一审法院与其确认，其称刘秀芝系其表妈，其妹窦晓芳系杨帆之弟杨彪之妻，自己和杨彪弟兄三人无亲属关系。2016年以前，自己养客车2辆，拉煤货车2辆，均为自己经营。因为搞运输，需垫付煤款，总要预留现金，200000元、300000元是经常的事情。家里有保险柜，现金放在保险柜里。从2012年、2013年开始与杨帆有经济交往，2015年之前借款从来没有拖欠过。杨帆找自己借钱，是为工人发工资，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偿还他人借款和利息。每笔借款均为现金交付，均是自己开车送到宝巷客运公司杨帆一楼、二楼办公室交杨帆。从事运输经营，把钱借出后，找自己表妹夫闫福生倒一下，他是开车床的。将现金交给杨帆，杨帆同时为自己开具转账支票，转账支票中包含利息。使用转账支票作为借据，此前有惯例，是为方便不再找杨帆要账。杨帆不给自己开转账支票，给自己打借条，自己也不借给他。杨帆到期无法承兑，是空头支票，自己可以到公安局告他票据诈骗罪，这是一个保障。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把钱借给杨帆，是为得利息。杨帆不按时还款，继续出借现金给杨帆，是因为以前打过交道，杨帆比较诚信。杨帆有公司有房产，相信其有还款能力。每笔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杨帆就提前打电话，说钱还不了了，先别去银行支取，所以形成现有债务。自己经常到宝巷客运公司去，2016年3月27日打完借款条后经常找杨帆要钱，杨帆总是推托。
经查，窦晓君陈述前后不一、含混不清，所作陈述与所提供证据，与一审法院查证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及刻意隐瞒案件事实情况。杨帆自认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情况。上述事实，如一审法院认证部分所述。2017年1月至今，一审法院受理以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件多起（附天津市法院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案件查询情况截图打印件2张）。
诉讼中，窦晓君向一审法递交《财产保全申请书》。一审法院根据窦晓君申请，依法对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名下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按照真实情况进行诉讼，根据真实情况表达诉讼主张，依法履行真实陈述义务。本案中，窦晓君对杨帆出具借款条是否为本人亲眼所见等陈述前后不一、含混不清，所作陈述与所提供证据，与一审法院查证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刻意隐瞒案件事实情况。杨帆自认事实，与一审法查明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情况。以上，均表明当事人未履行真实陈述义务，有违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且从借款条形成过程来看，借款条大小写金额均系提前准备出来，由饶春香按条抄写完成，抄写人不从头至尾抄写，而是在出借方签名及其身份证号处留有空白，待将借款大小写金额抄写完毕后，再行由窦晓芳或窦晓明一并填写出借方处窦晓君签名，有违出具借款凭证常规。鉴于本案存在上列情况，同时考虑窦晓君、窦晓芳、窦晓明有近亲属关系，其三人与杨帆、刘秀芝有亲属关系；杨帆系宝巷客运公司实际经营者，刘秀芝系宝巷客运公司唯一股东，与该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杨帆同时为窦晓君、窦晓明出具借款条；杨帆承认所借本金有入账流水单据，法庭指定期限内未予提供，不能证明所借现金流向，以及本案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所列多种情形等情况，本案不排除当事人有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根据出借人支付能力，选择性填写出借人姓名，制造虚假诉讼的可能。
况且，即使窦晓君、杨帆所作陈述均能成立，二人间借贷关系亦不具合理性。一、关于借款出借理由。综合窦晓君所述，其之所以屡次出借现金给杨帆，一是为得利息，二是杨帆比较诚信，三是相信杨帆有还款能力。一审法院认为，通常情况下，按着一般人的一般性思维，以营利为目的连续性借贷，本次借贷利益不能实现，借款人不能做到诚实守信，不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出借人无以建立内心信任，无以继续与借款人为借贷行为。即便是首次借贷，借款人诚信度如何，是否有履行能力，亦是重要考察内容。本案中，窦晓君连续出借大额现金13笔，不但未取得任何盈利，反而借款本金未能收回，招致自身利益严重受损，其行为不合常理。且按窦晓君所述，每笔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杨帆即提前打电话，告知借款不能偿还，先别去银行支取，故形成现有债务。按杨帆所述，使用宝巷商贸公司转账支票，系因宝巷客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不足，出现了退票。双方之陈述，足以证实杨帆未做到诚实守信，缺乏偿债能力。且窦晓君称，杨帆找其借钱，系为工人发工资，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偿还他人借款和利息。单就其所述杨帆借款理由而言，即表明杨帆缺乏偿债能力，双方借贷不具合理性。综上，窦晓君以上述理由,一再向杨帆出借大额现金，不具合理性，不具说服力。二、关于借款交付方式。窦晓君、杨帆均称，借款为现金交付，但窦晓君并非专门放贷人员，即便家中有保险柜，在家中经常性存放数十万现金，亦不合常理。且对窦晓君三口之家来讲，3450000元可谓巨款，在短期内筹集并非易事，但其仅在2015年1月至5月，即密集出借现金13笔计3450000元，不合常理。另，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其成立需以交付为标志，窦晓君未提供相应证据，缺乏交付现金的事实依据。杨帆称，所借现金存入宝巷客运公司及本人账户，有入账流水单据，但在法庭指定期限未予提供，不能证明资金流向，缺乏收纳借款的事实依据。三、关于原始借据形式。借贷双方均承认，借款以宝巷商贸公司转账支票作为原始借据，窦晓君亦提供转账支票影印件予以证实，并认为使用转账支票作为借据是实现和保障自身权益的最佳选择。但是，一审法院认为，转账支票不具债权凭证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宝巷商贸公司与杨帆系不同民事主体，且开具支票与出借现金资金流向相反，借款人一旦拒认借款，窦晓君持有转账支票难以主张权利。即便向公安机关控告，亦不足以保障交易安全。窦晓君将自己置于如此不利境地，其行为不合常理。同时，杨帆作为宝巷客运公司等所控公司实际经营者，应当明白经营企业是为了获得利润，应当懂得管理企业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本案中，借贷双方均承认使用转账支票能够兑现借款，此前亦有先例可循，表明宝巷商贸公司有支付能力。现宝巷客运公司需要资金，杨帆作为所控公司实际经营者，完全可以径行向所控其他公司融通资金，手续简便，经济快捷，资金可一次到位，但其却选择对其不利益的方式频繁高息举债，有悖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任何一个理性的普通人，均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窦晓君曾长期从事客货运输经营，应当具备从事经济交往的经验和常识，应当具有保障交易安全、防范交易风险的观念和意识。纵观整个借贷形成过程，不符合从事经济交往的一般规则，不符合一个理性的、谨慎的普通人的行为标准，难以为普通社会公众所理解、所认同。双方借贷关系不具合理性。且借款条中并未约定利息，窦晓君以已约定利息为由，诉请2016年3月27日后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杨帆不作抗辩，不合常理。
鉴于本案不排除当事人制造虚假诉讼的可能，窦晓君与杨帆借贷关系不具合理性，且窦晓君无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对窦晓君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曾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陈述、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法律后果自负。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窦晓君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011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窦晓君负担。
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本案中，窦晓君持借款条等证据主张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是其对借款条的形成情况陈述前后不一、含混不清，与一审法院查证的事实不符,该借款条的形成过程亦存在诸多有违出具借款凭证常规之情形。一审审理期间，杨帆主张其所借本金已存入宝巷客运公司及本人账户且有入账流水单据,但其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内未能提供;因其未能证明所借资金流向，使得本案缺乏收纳借款的事实依据。而窦晓君并非专门的放贷人员,亦懂得通过理财增加自身的资产与财富,却主张在家中存放数十万元现金，并恰将如此巨大资金出借给杨帆扩大经营,至今连本金都无法收回,招致己方如此重大损失,亦与常理不符；且其主张的345万元借款发生在2015年1月至5月,对于普通的三口之家在如此短期内筹措如此巨款并非易事,而其对于己方密集型出借如此巨款却未能提供任何资金流水等证据。虽然窦晓君及杨帆对现金借款事实不持异议,但双方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且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其成立需要以交付作为要件,然而窦晓君在本案诉讼中未能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明交付事实的存在。对于宝巷商贸公司转账支票问题，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供原件，虽然窦晓君主张涉案相应借款系以宝巷商贸公司转账支票作为原始借据以实现和保障自身权益，此前亦有惯例，是为方便不再找杨帆要账，在借款条形成当日2016年3月27日杨帆出具借款条时取回转账支票，然而在涉案转账支票提示付款期限届满前，其却从未进行提示付款，而根据窦晓君陈述其出借现金给杨帆亦有取得利息增加自身财富之目的，而其相应行为却明显与之矛盾。有鉴于以上诸多事实情况，一审法院对于窦晓君诉请法院判令杨帆、宝巷客运公司、刘秀芝承担连带还款之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在本案中杨帆自认债务存在，其可自愿偿还，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窦晓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384元，由上诉人窦晓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吉堂
代理审判员 刘 芳
代理审判员 豆 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仇 维
书 记 员 田 惠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