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1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志胜，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鑫，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焦竹斌，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洪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冯粤超。原审被告：佛山市瑞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夏志胜。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鑫，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志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东城支行）、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富公司）、原审被告佛山市瑞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志胜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承担三分之一的清偿责任，即210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地把动产或不动产转让关系中“善意相对方”及善意取得制度套用在本案借款关系中，张冠李戴，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善意相对方”是善意取得制度里面专属概念，只适用动产或不动产转让关系中，其基本的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本案属于借贷关系，在借贷关系中没有“善意第三人”这种概念，也就是说借款关系中根本没有“善意取得制度”。一审法院把仅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转让关系的善意相对方及善意取得制度，错误套用在本案的借款关系中，属于张冠李戴，导致本案认定本案事实错误。2、已有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创富公司串通瑞杰公司虚构贷款用途，骗取银行贷款资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本案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无效，并按照无效合同分配各方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楚涉及刑事审理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权利人须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全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才从前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可见权利人主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才会导致“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农行东城支行没有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控告，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农行东城支行也没有充分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对诉讼时效问题笼统带过。三、一审法院认定银行可以绕过刑事追赃程序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挽回损失，直接违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与《批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及《批复》已经明确了“另行起诉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一审法院却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及《批复》置若罔顾，有法不依。被上诉人农行东城支行答辩称：一、夏志胜将“善意相对方”曲解成“善意取得制度”，并错误理解合同无效情形中“恶意串通”的情形，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1、一审在判决中虽用了“善意相对方”的字眼，但强调的意思是银行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无恶意，未采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夏志胜将善意相对方等同善意取得制度属于对判决书理解有偏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适用于签订合同的双方，具体到本案，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即出借人与借款人、保证人均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农行东城支行曾于2012年4月9日向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瑞杰公司偿还借款、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并于2013年1月31日开庭审理。经庭审，法院以“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12年5月10日就创富公司、瑞杰公司骗取贷款一案立案侦查，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农行东城支行的起诉，并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裁定送达我行。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可见，诉讼时效已经中断。2、广州中院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和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第424号刑事裁定书及（2014）穗中刑二终字第483号裁定书，认定创富公司、夏志胜犯骗取贷款罪，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行东城支行在创富公司、夏志胜经济犯罪判决生效后，于2015年9月22日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农行东城支行基于借款合同关系诉请合同相对方履行还款义务提起民事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1、夏志胜将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概念混淆。银行提起的是单独的民事诉讼，并不适用夏志胜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回应的是刑事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被告返还非法占有、处置财产的情形，而银行是基于借款合同关系诉请合同相对方履行还款义务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两者法律关系不同。3、虽然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创富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被拖欠贷款的银行，但是至今农行东城支行未能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损失。因此，农行东城支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夏志胜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创富公司未到庭、亦未答辩。原审被告瑞杰公司述称：同意夏志胜的上诉请求。农行东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瑞杰公司偿还贷款本金63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2016年11月16日利息80425.64元、罚息2464828元、复利344904.83元；从2016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收）；2、夏志胜、创富公司对瑞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3月28日，农行东城支行（贷款人）与瑞杰公司（借款人）签订编号为4401012011000266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700万元，借款期限为壹年，发放日期为2011年3月28日；本合同利率适用浮动利率，按照每笔借款提款日单笔借款期限所对应的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浮0.1%；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前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后，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对借款逾期期间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相应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愿清偿其已到期或未到期债务的，贷款人有权对借款人未按约定归还或未按约定支付应付的利息的，按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和复利，直至本息清偿为止。2011年3月28日，农行东城支行（债权人）与夏志胜（保证人）、创富公司（保证人）签订编号为44100120110017588的《保证合同》，约定：为了确保债权人与瑞杰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44010120110002661）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700万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期限届满包括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届满，以及债权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的约定宣布主合同项下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债权人未受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2011年3月28日，农行东城支行依约发放贷款700万元，并出具《借款凭证》一份，载明：借款日期为2011年3月28日，到期日期为2012年3月27日。截至2016年11月16日，瑞杰公司尚欠本金630万元，利息80425.64元、罚息2464828元、复利344904.83元。另查明，2014年5月28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3号判决，查明创富公司在同案人陈奕标的指使和主导下，伙同63家企业和个人，由创富公司作为借款保证人，以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名义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发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6家银行申请贷款，夸大或虚报用款数额，虚构借款用途，隐瞒全部或大部分借款资金实际交由创富公司使用，企业、个人向创富公司收取“资金增值收益”或“投资入股收益”的真相，共骗得银行发放贷款455000000元，判决创富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5000000元，继续追缴创富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被拖欠贷款的银行。宣判后，同案冯粤超、黎达、吴李嘉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9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4月21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5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夏志胜经营的瑞杰公司伙同创富公司合谋由创富公司作为借款保证人，隐瞒部分借款资金交创富公司使用，瑞杰公司收取“资金增值收益”的真相，谎报贷款用途，向农行东城支行申请借款700万元，判决夏志胜犯骗取贷款罪等。2014年9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农行东城支行与瑞杰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夏志胜、创富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证实农行东城支行与瑞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农行东城支行已依约向瑞杰公司发放借款。夏志胜、创富公司就本案贷款触及骗取贷款罪，已由司法机关认定，虽然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创富公司违法所得和发还贷款银行，但农行东城支行至今并未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其贷款损失，现农行东城支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收贷款及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夏志胜认为应通过刑事追赃途径解决纠纷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农行东城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在以夏志胜、创富公司作为保证人的前提下向借款人瑞杰公司提供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并已依约向瑞杰公司发放贷款，《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并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有效。瑞杰公司作为借款人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农行东城支行依约要求瑞杰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要求夏志胜、创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瑞杰公司辩称贷款实际使用人是创富公司，但贷款实际使用问题并不影响瑞杰公司的借款人身份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瑞杰公司的有关答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有关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以及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83号刑事裁定书，现农行东城支行于2015年9月22日起诉本案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夏志胜的答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创富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佛山市瑞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偿还透支款本金630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2016年11月16日，利息80425.64元、罚息2464828元、复利344904.83元，2016年11月1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0.1%再上浮50%计付）；二、夏志胜、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7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佛山市瑞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夏志胜、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公告费1000元，由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核，农行东城支行曾就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纠纷于2012年4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瑞杰公司、夏志胜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588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系由夏志胜及创富公司共同提供担保。因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12年5月10日就创富公司、瑞杰公司骗取贷款一案立案侦查，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农行东城支行的起诉。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保证人夏志胜是的承责范围；二、本案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三、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保证人创富公司犯有骗取贷款罪，但生效文书并未认定农行东城支行与夏志胜或创富公司串通，现夏志胜也没有证据证明农行东城支行在放贷过程中存在与借款人、保证人相互串通的行为。同时，《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并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认定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夏志胜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农行东城支行应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纠纷，法院不应受理本案民事纠纷。对此，本院认为，该批复回应的是刑事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人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财产的情形，而本案是农行东城支行基于借款合同关系诉请合同相对方履行还款义务而提起的民事诉讼。而且，虽然前述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创富公司违法所得并发还贷款银行，但农行东城支行并未能通过该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损失，现农行东城支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进行实体审判，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借款合同到期日期为2012年3月27日，农行东城支行就涉案借款纠纷曾于2012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经一审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588号民事裁定书，以瑞杰公司、创富公司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农行东城支行的起诉，诉讼时效中断计算。鉴于所涉的刑事案件于2014年9月才经本院作出终审刑事裁决，农行东城支行就涉案借款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农行东城支行于2015年9月22日起诉本案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夏志胜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夏志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夏志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陆艳婷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