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72民初728号
原告：叶树林，男，195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学义，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钊，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王润章，男，193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荣，天津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树林与被告王润章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月16日、2017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叶树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学义、郭立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代垫费用人民币111297元；2、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迟延给付利息人民币100848元（暂从2002年2月1日计算至2016年2月29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5年以上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及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变更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代垫费用人民币111297元；2、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迟延给付利息（自2002年2月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5年以上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原告受被告委托，借用天津外总集团三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为被告办理进口废塑料由日本至天津港的全程货运代理业务。货运代理过程中产生的转栈费、堆存费等各项费用，被告让原告为其垫付。因原告是自然人，无法在货运代理过程中以自己名义缴纳各种款项，开具发票，故原告借用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代被告垫付了各项费用，总计人民币510897.06元。被告委托张德印、杨孝新返还原告人民币369600元后，原告一直联系不上被告。直至2013年9月，原告与被告取得联系，被告在电话中承认欠原告款项的事实，并于2014年12月还款人民币3万元，剩余人民币111297元至今未还。
被告辩称，原告就同一事实，同一诉讼请求起诉被告，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起诉的主体不应是被告，原告与被告所在单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只是公司负责人和经办人，关于《欠条》，被告认为公司仅欠原告人民币3万元，且原告已就此《欠条》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并已调解结案。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根据原告诉请和被告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2、被告是否应当给付原告代垫费用；3、费用的数额及计算依据；4、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货运费用明细表》，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垫付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510897.06元；证据2、《收据》，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已还款人民币369600元；证据3、《费用发票》，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4、通话录音，原件，证明被告于2013年9月承认欠原告人民币14万元的事实；证据5、《欠条》，原件，证明被告承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替被告垫付了相关费用；证据6、《民事调解书》，原件，证明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3万元，剩余人民币11万元左右欠款未还；证据7、《民事裁定书》，原件，证明原告就本案金额曾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后撤诉；证据8、证人证言，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以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为被告提供货代服务，并垫付了相关费用；证据9、证人证言，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垫付了相关费用；证据10.1、《证明材料》，原件，证明原告以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为被告提供货代服务，费用均由原告垫付；证据10.2、《证明》，原件，证明原告代被告办理进口货物的关税和增值税数额；证据10.3、《证明》，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每个集装箱的代理费为人民币1000元；证据11、被告与天津外总三祥公司的委托合同，复印件，证明被告与天津外总三祥公司之间具有合同关系；证据12、庭审笔录，复印件，证明原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仅涉及人民币3万元，原告本案起诉不属于一事不再理。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被告签章，是原告自行书写。对证据2、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代理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被告认可欠款的事实。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没有剩余人民币11万元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已经调解解决纠纷，且已过诉讼时效。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对证据9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对十几年前情况记不清楚了，不应被采纳。对证据10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没有经办人。对证据11真实性不予认可，都是复印件，签字无法确认。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应以法院调解书为准。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除代理费、好处费、饭费外的其他费用、证据2-3、5-10.2、11-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虽是原告单方制作的，但除代理费、好处费、饭费外，其他费用是货运代理业务中需实际支出的费用，且部分费用与证据2-3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部分内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代理费、好处费、饭费不是货运代理业务必然产生的费用，且没有被告的确认，故对该部分费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能够证明2001年6月至11月，被告曾向原告支付过相关费用，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3能够证明原告代被告完成了相关代理业务，并垫付了相关费用。证据5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确认欠付原告托运费人民币3万元，其他费用有争议。证据6-7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就涉案费用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进行过诉讼。证据8-9与证据1-3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为被告办理了相关货运代理业务，证言中提到的关税、增值税、报关费、运费等费用也是在办理港口货运代理业务中，实际会发生的费用，被告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且被告已对原告办理涉案货物货运代理业务的事实予以了认可，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证据10.1能够证明原告借用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办理涉案货代业务，被告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个人借用公司名义办理港口业务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且该证据与证据1-3能够相互印证，而被告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证据10.2与证据1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每个集装箱的关税和增值税的金额为人民币9000元左右，被告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关税和增值税是进口货物必须要缴纳的费用，而被告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证据11虽是复印件，但能够与证据1-3、5、10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借用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代被告完成了相关货运代理业务，并代垫了相关费用，被告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对其异议不予采信。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仅涉及人民币3万元。证据4是录音材料，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0.3所称的代理费，不是货运代理业务中必然产生的费用，且没有被告的签章确认，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天津市西青医院和一中心医院入院证明，原件，证明被告患有脑萎缩、脑梗死，心脏病、心绞痛；证据2、市场主体基本信息，原件，证明被告原系天津市边贸物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边贸公司）负责人，原告是与边贸公司形成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3、《民事调解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就此事向法院起诉并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无其他争议。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入院时间与被告陈述因身体原因被迫书写《欠条》时间不符，即便存在身体原因，欠条也是被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和违背真实意思。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是边贸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2001年12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原告与被告业务是2001年至2002年，均是与被告个人建立的业务关系，没有公司的签章。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民事调解书》只是指人民币3万元没有其他争议，并不是指人民币11万元没有争议。
本院对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1能够证明被告患有相关疾病。证据2能够证明被告是边贸公司的负责人，但不能证明原告不是与被告个人形成的业务关系，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3因原告起诉的费用仅为人民币3万元，并未涉案本案费用，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被告委托原告办理自日本进口废塑料的报关、报检等货运代理业务。原告借用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完成了上述代理业务，并代被告垫付了相关费用。2001年6月至11月，被告先后向原告支付关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312500元。2013年11月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称被告欠原告人民币3万元，其它有争议。2013年11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称被告欠原告托运费，其它有争议。随后，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一张《欠条》，称对原告主张的人民币14万欠款，承认欠人民币3万元，其他费用存在争议。2014年，原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还款人民币3万元。2014年11月14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给付原告人民币3万元。被告已实际给付原告人民币3万元。2015年6月，原告就被告未归还欠款人民币111297元，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后于2015年7月31日撤诉。2017年1月13日，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出具《证明材料》，证明2001年6月至2002年2月期间，原告以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开具发票，为被告提供货运代理服务，包括船公司换取提货单、港口服务、报关、报检、运输等服务。货物为日本进口废塑料，相关费用有保证金、验箱费、堆存费、报关费、报检费、转栈费、滞箱费、商检费、海关费用等。上述相关费用是原告为被告提供货运代理服务产生的，完全由原告为被告垫付。原告称，因被告一直没有给付原告代垫费用人民币111297元，遂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被告是委托方，原告是受托方。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被告主张，2014年原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已经就涉案费用起诉被告，此案经调解结案，并在《民事调解书》中写明：双方无其他争议。故原告再次起诉被告，属于重复起诉，法院不应再受理。本院认为，根据2014年原告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书》和该案《庭审笔录》的记载，原告仅就人民币3万元对被告提起诉讼，《民事调解书》涉及的也是人民币3万元的费用，并未涉及本案费用，故原告起诉不是重复起诉，不属于一事不再理，对被告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是否应当给付原告代垫费用，被告主张，被告是边贸公司负责人，其是代表边贸公司委托原告办理的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因此应由边贸公司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而不应由被告支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本案中，原告证据1-3、5、10.1能够相互印证，证明2001年6月至2002年2月，原告借用天津外总三祥公司名义，为被告提供自日本进口废塑料的货运代理服务，并为被告垫付了相关代理费用，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关税等部分费用。2013年11月，被告出具三张《欠条》，称被告确认欠付原告托运费人民币3万元，其他费用有争议。被告虽对原告证据1、10.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当庭已经确认原告办理了涉案进口货物的货运代理业务，且被告既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也没有提供相关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是代表边贸公司委托原告办理涉案进口货物的货运代理业务的。由此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应当给付原告代垫的费用。
关于费用数额及计算依据，被告主张，《货运费用明细表》是原告自己写的，没有被告的签章确认，《欠条》也是原告强迫被告写的，且相关费用已经结清，被告不再欠原告货运代理费用。本院认为，首先，被告虽主张《欠条》是原告强迫其书写的，但原告与被告均当庭确认，《欠条》是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书写的，且被告也没有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原告有强迫行为，故对被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其次，《货运费用明细表》虽是原告写的，但能够与原告证据2、3、5相互印证，上面所列项目除关税、增值税、报关费、滞报金、商检铅封费、汽运费、机检汽运费、代理费、好处费和饭费外，原告均提供了实际垫付的票据。原告证人当庭确认已收到原告汽运费人民币21600元，而关税、增值税、滞报金、报关费、商检铅封费、汽运费和机检汽运费是港口货运代理业务中实际会发生的费用。且《货运费用明细表》所列明上述费用数额并不高，被告虽对这些费用数额不予认可，但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被告主张不予支持。第三，原告虽主张每个集装箱的代理费为人民币1000元，代理费共计人民币37200元，支出好处费人民币3400元，支出饭费人民币172元，但代理费、好处费和饭费并不是货运代理业务中必然产生的费用，且没有被告的签章确认，故对原告该部分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原告提供的《货运费用明细表》及原告已经实际垫付的费用，可以认定原告在涉案货运代理业务中，共代被告支付相关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470125.06元。因2001年被告已给付原告人民币369600元。2015年，经调解被告又给付原告人民币3万元，故被告还应给付原告代垫的货运代理费人民币70525.06元。关于上述款额的利息，因原告垫付的涉案最后一笔费用是2002年2月1日，故原告主张利息应自2002年2月2日开始起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主张，涉案费用是2001年6月至2002年2月发生的，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为二年。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货代费用虽是2001年6月至2002年2月发生的。但2014年11月份，原告向被告主张相关费用，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欠条》，确认欠付原告人民币3万元，其他费用有争议。因此，2014年11月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5年6月，原告就涉案费用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时效再次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再次重新计算。故原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撤诉，于2016年8月3日在我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对被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因原告代被告完成了进口废塑料的港口货运代理业务，并实际代被告垫付了相关费用人民币470125.06元，被告已给付原告人民币399600元，故被告还应给付原告垫付的费用人民币70525.06元，并支付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02年2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润章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叶树林代垫费用人民币70525.06元；
二、被告王润章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叶树林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02年2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叶树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王润章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受理费人民币4482元，由原告叶树林负担人民币1642元，由被告王润章负担人民币28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四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文哲
代理审判员 王会然
人民陪审员 刘占春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梁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