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8民初446号
原告：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神木市。
负责人：折兴田，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润旺、姬语学，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住所地：榆林市榆阳区。
负责人：王益武，系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喜、贾杰，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波，男，汉族，1977年11月14日出生，住陕西省神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宁，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以下简称榆林分行）及第三人江波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润旺、姬语学、被告榆林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喜、贾杰、第三人江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立即停止对杨建雄向江波质押并存放于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的“珠宝玉器”等质押物的执行；2、确认该批质押物为申请人所有。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折兴田、王文明、王建华、慕树标、乔江等五名投资人与新元公司股东王保平签订《合股协议》，转让其在新元公司部分股份，但上述五人未登记为新元公司股东。上述六人共筹集1.8亿元资金，聘请江波为总经理，新元公司对外出借资金都以江波个人名义形成借款借据，但所有资金均通过王建华、王建钧个人账户收支。2011年7月19日，杨建雄向江波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约定月利率3%，按月结息。并于2011年10月18日，由借款人一次性偿还本金及利息，逾期按月利率3.5%计息。由院国华、贺耀刚、杨存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签订后由王建华账户向杨建雄指定账户转入1940万元（预扣一个月利息60万），后杨建雄未按约定还款。该笔借款虽以江波名义签订借据，但资金实质来源于新元公司，江波只是受托经办人，并非该笔借款实质债权人。后杨建雄与江波于2012年11月26日达成质押协议一份，由杨建雄将一批珠宝玉器交付江波作为质押物，杨建雄承诺于2013年6月19日前偿还借款，如未履行还款义务，自愿将该质押物折价2000万元抵偿借款。该合同签订后，将该批质押物以江波名义存放于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该份协议签订中，江波是作为新元公司经理履行职务，协议中有新元公司股东王保平作为见证人签字。对于以珠宝质押及抵债事宜，新元公司经过股东会议决议后，委托江波代办，协议所指向的财产应归于新元公司。后江波在就其一个人名义对外经办形成的债权作出书面确认说明，再次确认19笔债权资金来源系新元公司股东入股款及对外筹集资金，江波只是受托经办，并无实体权利。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本案被告与江波等人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将该批珠宝玉器作为江波个人财产予以查封并执行，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出异议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申请，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此外，鉴于江波涉嫌犯罪，该批质押物已由公安机关查封扣押，江波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所涉犯罪并未作出实体处理，根据先刑后民原则，该批质押物亦不能作为江波个人财产予以执行。
被告榆林分行辩称：1、新元公司对保管箱内的物品没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保管箱的租用人是江波，不是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依法取得了包括钥匙、密码等权利凭证。没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原告对保险箱内物品有所有权。原告提交的借条、汇款回单、担保承诺书、协议书及合股协议，均未经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权机构进行司法确认，其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有代签冒签等情形，均无法核实。2、保管箱内物品系动产，应当依法确定其权属。保管箱内物品实际交付给江波，且江波签订有租用合约，根据法律规定，可认定江波为保管箱内动产权利人，人民法院依法有权执行。3、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间。2016年12月16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而原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1月5日，应予驳回起诉。
第三人江波述称：2011年4月至2013年10月，江波受聘担任新元公司总经理，以江波名义对外形成的借贷关系，包括本案中与杨建雄的借款，资金来源均是新元公司股东股本金筹集所得，由新元公司股东王建华账户对外支付。杨建雄质押的珠宝，以江波的名义存在西安民生银行，江波将保管箱钥匙、密码都移交给新元公司指定的人。后江波想将该珠宝占为己有，将其挂失后，被新元公司报案，江波现被取保候审。江波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债权债务处理与其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新元公司提交证据七组：
第一组证据：1、借条一支、保证担保承诺书三份；2、银行打款回单一份；3、杨建雄、贺耀刚、杨存虎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4、《协议书》一份。
证明目的：1、被告杨建雄于2011年7月19日向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公司借款2000万元，其向该公司经理江波出具了借款条据。原告通过股东王建华账户按被告杨建雄的指示向尚增霞账户转款1940万元，预扣一个月利息；2、为确保原告贷款到期后顺利实现债权，由院国华、贺耀刚、杨存虎作为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借款期满后，由于被告杨建雄无力偿还借款，杨建雄与江波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了《协议》一份，约定杨建雄于2013年6月19日前偿还借款，且自愿用一批珠宝玉器作为质押物，若届时无法还款，则自愿以此抵偿借款。协议签订后，江波与杨建雄签字确认，协议由时任新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保平作为中证人签字确认。
第二组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表一份；2、合股协议一份；3、股东会决议一份；4、债权凭证移交清单一份。
证明目的：1、2011年3月，折兴田、王建华、慕树标、王文明、乔江等五人签订书面《合股协议》，出资受让王保平所持新元公司股份，注册资金共一亿元，加股东另外筹资，共约1.8亿元对外从事民间借贷业务；2、公司经营期间聘请江波为总经理，公司委托以其个人名义放贷。后由于贷款无法收回，新元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由江波牵头负责对外催收贷款。决议第二项“公司贷款客户情况”第13笔对杨建雄的借款中列明“所押珠宝抵为本金，继续索要利息。”证明该笔借款属新元公司所有，由公司处分；3、2013年12月18日，新元公司解除了江波的总经理职务，江波将以其名义对外形成的19笔借款原始凭证及公司印鉴等移交给公司，包括杨建雄的这一笔债务。依照《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受托人向委托人“移交”意味着“披露”第三人，由委托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
第三组证据：1、《关于债权主体的通知并还款催告》三份；2、EMS回执单三份。
证明目的：新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润旺律师于2014年5月2日、28日两次向杨建雄及其保证人邮寄书面《致函》，告知江波向其放贷是新元公司及股东委托的事实，并以委托人身份向其主张权利。
第四组证据：公司账目五份。
证明目的：新元公司向杨建雄发放贷款后，该笔账目记载于新元公司的账目中，此后杨建雄所还借款利息均打至新元公司设立的资本账户中（王建钧、王建华个人账户），每笔偿还的利息情况均记载于公司账目中。证明借款来源于公司而不是江波，还款还给公司指定账户，也不是江波个人。
第五组证据：榆博会鉴字（2014）第001号《鉴定报告》一份。
证明目的：榆林博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受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委托，对新元公司所有账目进行审计，所作鉴定结论为新元公司对外借款的资金来源是折兴田、乔江、王文明、慕树标、王建华、王保平六名股东的资本金。其中包括向杨建雄的借款来源也是新元公司，款项是通过王建华账户支付。
第六组证据：1、《证明》一份；2、《刑事讯问笔录》二份；3、《刑事询问笔录》一份。
证明目的：1、江波于2015年12月10日再次以《证明》的形式书面确认并披露其与杨建雄之间所涉2000万元借款，其并非实际债权人，原告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公司为实际债权人，并具有相关实体权利义务；2、江波任新元公司经理期间，因涉嫌职务侵占被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予以刑事拘留，讯问笔录中江波多次承认以其名义对外形成19笔借款，是新元公司股东的投资和公司股东筹集，他是受托放贷，借款的权利人是新元公司。刑事侦查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给杨建雄2000万元借款是公司的，江波对外形成借据并放贷不是其个人行为，是受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3、杨建雄将珠宝玉器质押给江波后，江波将存放珠宝的保险柜钥匙、密码向公司股东移交。
第七组证据：生效判决书3份。
证明目的：以江波名义对乔小进、王振斌、段波等形成的借款，以新元公司作为债权人将各借款人及保证人诉至神木县法院后，神木法院认定虽以江波名义对外形成借据，但所出借资金款项来源为新元公司，江波系受托人，在委托人披露该委托事项后，各借款人及保证人均应当向新元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以江波名义形成的19笔借款，资金来源、放款方式、委托法律关系的性质都是一样的，生效判决认定其权利应归公司而不是江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在本案中应当得到体现。
被告榆林分行提交证据三组：
第一组证据：榆阳区公证处（2014）榆阳公正执字第132号《执行证书》。
证明目的：被告榆林工商行依据该《执行证书》依法强制执行。该执行证书载明被执行人包括神木县正北精煤有限公司、榆林市凤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波、蔡子明。被执行人江波名下的财产理应予以执行，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第二组证据：榆阳区公证处（2014）榆阳公正执字第56号《执行证书》。
证明目的：被告榆林工商行持有该《执行证书》中载明被申请执行人为神木县正北精煤有限公司，保证人为榆林市凤城路桥工程有限够公司、江波、蔡子明为债务履行提供了最高额保证担保。被执行人江波名下的财产财产理应予以执行，原告的诉讼请求理应当驳回。
第三组证据：(2016)陕08执异95号民事《执行裁定书》。
证明目的：2016年12月16日，榆林中院驳回了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公司的异议请求，原告超出15天提起诉讼，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借条显示2000万元借款，双方当事人系江波和杨建雄，而银行打款单显示王建华向尚增霞转账1940万元。此1940万元和江波、杨建雄借款是否是同一笔款项无法证实。在王建华和尚增霞不出庭的情况下，江波、杨建雄之间借款事实无法查清，更无法证明该笔款项与新元公司有关。2、担保承诺书在相关保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真伪无从判定。3、质押协议书中各方是否真实存在、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所涉法律关系是否已经终结等无法核实，更何况该质押协议中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流质条款。
第二组证据：对工商登记信息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合股协议、股东会决议、债权凭证移交清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1、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显示：折兴田并非该公司的董事或者股东，因此起诉状中表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与该证据互相矛盾。2、合股协议在当事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根据《公司法》有关法律规定，享有股东资格必须向公司投资或者受让股权，且需要通过工商登记予以公示。但该证据显示不出签约人向新元公司投资或者受让股权，仅签署合股协议不能产生这些人为新元公司股东的法律后果。3、债权凭证移交清单在相关当事人没有到庭情况下无法核实真实性。
第三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EMS回执单不能证明其给杨建雄邮寄的函件系《关于债权主体的通知并还款催告》。催告函中涉及的相关人士未到庭，无法核实是否确实委托了律师向杨建雄发催告函。《关于债权主体的通知并还款催告》通知所有债权都转在公司股东折兴田名下。该通知未见新元公司盖章及授权委托书，通知所附折兴田个人的账户而非新元公司账户。改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四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利息凭证未加盖新元公司的公章，仅仅是相关的记录，无法体现原告所述的“杨建雄所还借款利息均打至新元公司设立的资本账户中”，且该原告所谓资本账户为非股东的王建华、王建钧、乔江的个人账户，而不是新元公司账户，无法证明新元公司为债权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五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鉴定报告》建立在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基础资料上，性质上系原告方单方形成的证据，应定性为原告自身陈述。在基础资料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该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无从谈起。
第六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刑事询问笔录》、《刑事讯问笔录》系在刑事侦查阶段形成。该案没有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两份笔录属于国家秘密，除了公安机关之外任何人不能查阅和复印。该证据系非合法途径取得且无法核实真伪。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情形下，新元公司的资金被嫌疑人江波侵占，新元公司应通过追赃程序主张款项，进一步证明其与涉案的保管箱物品无关。
第七组证据：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均未涉及本案中江波与杨建雄的借款关系，且本案具体事实情况也与该判决书存在差异，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珠宝在江波名下，更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事实上，原告在2015年开始诉讼，本案是第三次提起诉讼，收到（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的时间，有送达回证，在诉讼时效内。被告提供的第一份执行证书缺乏银行相关的贷款资料以及富有公正力的证据资料，只凭执行证书，不能证明江波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被告所提供的执行证书第二份，被执行人为神木县正北精煤有限公司，江波仅是法定代表人，该执行人与江波个人无关，原告不能据此申请执行江波的个人财产。
第三人江波对原告提供的七组证据均无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原告质证意见一致，即虽然珠宝登记在江波名下，但是该财产是新元公司的。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银行打款单、工商登记信息表、鉴定报告、生效判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两份执行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执行裁定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3日，被告榆林分行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榆阳公证执字第56号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执行神木县正北精煤有限公司、榆林市凤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波、乔江、蔡子明履行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的义务。本院于当日立案，并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本院执行过程中，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榆中执字第00227-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江波在西安民生银行所租用的保险箱内所有物品，即本案所涉的“珠宝玉器”，查封的财产由西安民生银行负责保管。2016年12月，原告新元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原告新元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收到该裁定书，于2017年1月5日提起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新元公司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停止对杨建雄向江波质押并存放于西安民生银行保险内的“珠宝玉器”等质押物的执行，并确认该批质押物为原告所有，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原告新元公司不享有足以排除对案涉财物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
首先，从动产物权公示的效果看，原告并不享有案涉财物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因案涉财物保管于第三人江波租用的西安民生银行的保险箱内，原告亦陈述该财物系杨建雄向江波提供的借款质押物，原告也未提交相关法律文书认定该财物系原告所有。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认定其系案涉财物的所有权人，故对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原告新元公司亦不享有对案涉财物的质权优先受偿权。原告享有对案涉财物质权的前提是其与杨建雄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或者如原告所称江波系受原告委托向杨建雄提供借款，且该借款未偿还。但原告之诉请与其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以下疑点：一、原告称其委托江波向杨建雄提供借款2000万元，但其提供的银行打款单系王建华向尚增霞转账1940万元，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1940万元系其所有及尚增霞系代杨建雄收取该款的事实；二、即使原告与杨建雄之间借贷关系成立，根据《协议书》约定，杨建雄应于2013年6月19日前偿还本金及利息，之后，杨建雄是否已将该款偿还，原告或者江波是否向杨建雄主张过权利，该借款是否已超诉讼时效，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则《协议书》约定，杨建雄未清偿借款时，该批案涉财物折价2000万元抵偿借款本金之约定属无效条款。原告也未提供在借款到期后，已将该批质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原告新元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享有对案涉财物质权的优先受偿权，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要求停止对案涉财物强制执行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200元，由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曹兴华
审判员 高锦胜
审判员 高元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