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6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怀刚，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平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畅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大城子镇政府东侧海惠诚综合楼101室-80。法定代表人：张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海龙，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怀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国畅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畅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8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怀刚，被上诉人国畅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钱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怀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怀刚一审诉讼请求，由国畅公司支付拖欠李怀刚的施工款123777元；2.由国畅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查明事实错误。李怀刚和国畅公司商谈过李怀刚的工资和相应人员的工资均由国畅公司承担，材料设备等一切花费由国畅公司承担，虽然没有罗列在书面上，但是口头合同有效；2.基于感情因素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本案实际是李怀刚是国畅公司的高级雇员，李怀刚直接接受国畅公司领导，并非承包关系。口头建立的雇佣劳务关系也是合法有效的；3.支票存根是国畅公司向法院提供的伪证；4.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调查取证没有调查取证，并且拖延诉讼。国畅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怀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国畅公司没有伪造证据，一审法院开了四次庭，并不是单以最后一张款项支票作为最终定案。一审法官把双方的主张进行了对比，也认真审核了双方的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拖延时间，程序合法，应维持一审判决。李怀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国畅公司给付拖欠李怀刚的施工款123777元；2.诉讼费由国畅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8日，国畅公司承包密云区大城子镇前沙岭村跨线桥建设工程，后将该工程以口头形式转给李怀刚具体组织工人施工建设，双方商定工人工资标准为技工日200元，勤工日130元，李怀刚个人收入不低于每日300元。施工期间国畅公司除负责钢筋、水泥、预制桥梁外，其他施工工具、原材料及工人食宿等全部由李怀刚负责，并负责管理及组织人员现场施工。至同年11月17日，工程全部停工。国畅公司先后给付李怀刚工程款15万元，尚欠123777元至今未付，造成李怀刚巨大经济损失，故李怀刚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李怀刚、国畅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李怀刚承建国畅公司在密云区大城子镇前沙岭村的密兴路跨线桥梁的部分工程。后由于当地村民阻拦施工，李怀刚带领工人撤离施工现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李怀刚表示国畅公司共计应当给付的款项包括：1.工人工资（包括李怀刚本人的工资）230090元；2.李怀刚购买的施工辅料、施工机器以及过桥费、车费等11885.5元；3.李怀刚购买的工地炊具、焊机等费用6618元；4.施工期间的工人饭费6763.5元；5.李怀刚购买的工地居住的帐篷费用3120元；6.李怀刚需要支付的租房费及水电费共计2600元；7.李怀刚向工人支付的工资12700元；以上共计273777元，李怀刚称国畅公司已经支付了15万元，故还剩123777元工程款未支付。李怀刚为证明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王新制作的薪资表（2014年4-11月份），该薪资表包含了李怀刚本人的工资；2.原始的薪资表（2014年4-11月份），该薪资表中并未显示李怀刚本人的工资；3.王新、李怀刚及李志刚签字的购买施工工具、帐篷、炊具、房租、水电费等费用清单若干张，该费用清单均未有国畅公司盖章或者张山的签字；4.张山签字的一份购买膨化水泥的费用清单。国畅公司认可张山签字的费用清单，但对于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李怀刚提供了王新、李志刚及訾柏松出庭作证，其中王新称其系李怀刚的带班人员，訾柏松及李志刚均为国畅公司当时的工作人员，但訾柏松及李志刚均称并不清楚国畅公司应当如何给付李怀刚款项，李志刚对于其签字的费用清单予以认可，但称其仅知道该费用清单上面的费用属实，但应由国畅公司负担还是李怀刚负担，其并不清楚。国畅公司称其系将涉案工程以清包工的形式整体发包给了李怀刚，清包工的费用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国畅公司还剩1万元左右的款项没有给付李怀刚，国畅公司并不负责工人的吃饭、住宿及李怀刚施工的工具等方面的费用。国畅公司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王新签字的收到涉案工程款的两张收条，共计1万元；2.李怀刚签字的收到工程款及工资款的收条，共计17.2万元；3.李怀刚签字收到国畅公司工程款的支票存根一张，金额为7万元，该支票存根的附加信息处注明：余款1万元左右。对于国畅公司提交的证据，李怀刚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2015年2月11日的支票款与其签字的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的收款条的金额系同一笔款项，系其接受该支票后，又向国畅公司出具了收条，但收款条的日期应为2015年2月12日，系李怀刚书写日期错误写成了2015年1月12日。李怀刚称其所出具的2014年6月10日的收款条系收取的刘军章在工地打桩的费用，称国畅公司通过李怀刚找人干工地打桩的活，李怀刚便找了刘军章，刘军章干完打桩后，国畅公司将打桩费用款32000元给付了李怀刚，李怀刚向国畅公司出具了收款条，后李怀刚将该32000元给付了刘军章。国畅公司称根本不知道刘军章打桩的事情，其公司系把工程发包给了李怀刚，仅针对李怀刚结款，不会针对其他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李怀刚与国畅公司口头达成了施工协议，李怀刚亦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国畅公司应当给付李怀刚相应的劳务报酬。对于给付劳务报酬的标准，李怀刚称按照出工人数及日工资标准支付，并由国畅公司负担工人的饭费、住宿费、施工工具等方面的费用，国畅公司则称李怀刚以清包工的形式整体承包了涉案工程，且国畅公司并不负担工人的饭费、住宿费、施工工具等方面的费用，对此双方各持己见。对此，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认为，无论国畅公司采用何种形式给付李怀刚劳务报酬，但根据李怀刚签字的收款条及支票存根，李怀刚收取国畅公司的最后一笔款项系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1日的支票款，该支票存根的附加信息处注明了“余款1万元左右”李怀刚虽然认为该“余款1万元左右”的注明其并不知悉，系国畅公司事后所添加，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李怀刚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1日的支票款附加信息处的“余款1万元左右”的注明，应视为双方对工程的劳务报酬及李怀刚已经收取的工程款进行了结算。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国畅公司仍欠李怀刚1万元款项未支付。国畅公司认为李怀刚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国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给付李怀刚剩余劳务费一万元。二、驳回李怀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怀刚申请涉案工程打桩人员刘军章和涉案工程带班人员王新出庭作证。刘军章出庭出具以下证言：刘军章跟李怀刚在工地干活打桩，结账的时候是国畅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山给李怀刚3.2万元，李怀刚给张山打了收条后，再将3.2万元给了刘军章。王新出庭出具以下证言：国畅公司拖欠人工费，结账是王新跟李怀刚一起去，张山跟李怀刚结账，没有看到李怀刚在支票上签日期。经庭审质证，国畅公司认为证人证言不是本案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经审查，本院认为两位证人证言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且两位证人证言内容与李怀刚上诉请求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李怀刚与国畅公司达成口头施工协议，李怀刚组织工人施工，国畅公司给付李怀刚相应的报酬。现双方对工人工资标准、施工工具、原材料及工人食宿方面的费用主张不一致。李怀刚认为应由国畅公司按照工人数量及日工资标准支付，并承担施工工具、原材料及工人食宿方面的费用。国畅公司主张李怀刚以清包工的形式承包了涉案工程，国畅公司不负担李怀刚以外的工人工资，和工人的食宿费、施工工具等方面费用。因双方各持相反主张，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李怀刚举证证明其主张。李怀刚提供的薪资表、原始薪资表、施工工具及材料和食宿费费用清单等，均无国畅公司签字，且相应的证人也并不清楚上述费用负担的主体。故本院难以采信李怀刚的主张。一审法院根据李怀刚签字的支票附加信息处注明“余款一万元左右”，酌情认定国畅公司仍然欠付李怀刚一万元未支付，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李怀刚上诉认为支票上的附加信息系国畅公司提供的伪证，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李怀刚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经本院审查并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李怀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6元，由李怀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吴可加法官助理 李 惠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