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执监276号
申诉人（申请复议人、申请异议人、被执行人）：杨国同。
申诉人（申请复议人、申请异议人、被执行人）：李宪英。
申请执行人：刘良刚。
申诉人杨国同、李宪英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执复议字第12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青岛海事法院（以下简称海事法院）在执行异议程序中查明：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寿光法院）在执行（2012）寿执字第2271号案中，于2014年2月28日委托海事法院扣押及拍卖“鲁沾渔5067”号、“鲁沾渔5068”号渔船。该案申请执行人为刘良刚，被执行人为杨国同、李宪英，执行依据为（2012）寿民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该案原告为孙玉凤，被告为杨国同、李宪英、刘良刚等，判决主文为：一、被告杨国同、李宪英返还借款400万元；二、刘良刚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国同、李宪英追偿。2014年3月3日，海事法院接受委托并立案执行，案号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海事法院于3月11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和扣押船舶命令，在寿光圣海船厂船坞扣押两船舶，于3月27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1号执行裁定并送达当事人，准许拍卖船舶。
2014年7月8日，海事法院委托青岛大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船舶价值评估报告》，评定两船价值为172.74万元。评估报告未对渔业捕捞许可证、捕捞网具进行评估。8月5日，海事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刊登拍卖船舶公告，定于2014年9月4日公开拍卖，并以电话方式通知被执行人关于船舶的名称、拍卖船舶的时间和地点等，但电话无人接听。9月4日，竞买人陈岗以201万元竞买成功。9月10日，陈岗付清全部款项，海事法院向其签发了所有权转移证明书。在船舶拍卖中，海事法院已明确说明本次拍卖检验中未见渔业捕捞许可证。在海事法院组织的听证会上，被执行人观看船舶拍卖录像后明确表示对拍卖过程无异议，并表示渔业捕捞许可证于2013年4月10日到期后已停办。
被执行人杨国同、李宪英提出书面异议，要求撤销海事法院对两船舶的拍卖结果，依法执行回转。主要事由为：（一）刘良刚与杨国同、李宪英担保合同追偿纠纷一案的执行依据是寿光法院作出的（2012）寿民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中，刘良刚作为担保人，杨国同、李宪英作为主债务人，同为被告。寿光法院并未审理刘良刚与杨国同、李宪英之间的担保合同纠纷，寿光法院和海事法院的强制执行缺乏执行依据。（二）海事法院没有向船舶所有人杨国同发出拍卖船舶的通知。（三）海事法院委托青岛大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船舶价值进行评估时，未涉及渔业捕捞许可证及渔具等附属物，但却将其随船一并拍卖。
海事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扣押和拍卖船舶的，应委托海事法院执行。
关于本案执行依据缺乏的问题。刘良刚是（2012）寿民初字第2274号案中的担保人，其按照民事判决主文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向主债务人杨国同、李宪英行使追偿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无明显不当。海事法院接受寿光法院的委托执行，属于事项委托。如果杨国同、李宪英对本案执行依据有异议，应向寿光法院提出。
关于海事法院在拍卖前未通知船舶所有人杨国同的问题。海事法院虽未能向杨国同通知拍卖船舶的时间和地点等，但嗣后杨国同、李宪英在观看拍卖现场录像后，明确表示对于拍卖的过程没有异议。鉴于本次拍卖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拍卖结果应予维持。
关于渔业捕捞许可证未评估而拍卖的问题。海事法院在船舶拍卖中明确说明未见渔业捕捞许可证。根据杨国同、李宪英在听证会上的陈述，该证的有效期于2013年4月10日截止，到期后已停办。在扣押及拍卖船舶期间，该证已过有效期。《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渔业捕捞许可证和渔船主机功率凭证不得涂改、伪造、变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渔业捕捞许可证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物品，无法对其进行评估及拍卖。
关于捕捞网具、绳索、铁链和船舶属具未评估而拍卖的问题。船舶包括船舶属具，属具是作为船舶的一部分一起评估、拍卖，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捕捞网具、绳索、铁链，海事法院并未进行评估、拍卖。
综上所述，海事法院作出（2014）青海法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驳回杨国同、李宪英的异议。
杨国同、李宪英不服海事法院上述执行裁定，向山东高院申请执行复议，执行复议事由与执行异议理由基本一致。
山东高院在执行复议程序中查明：在寿光法院执行孙玉凤与杨国同、李宪英、刘良刚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刘良刚履行了400万元还款义务后，向杨国同、李宪英追偿，并于2012年12月3日向寿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4年2月28日，寿光法院向海事法院发出委托函，内容为“我院受理的刘良刚与杨国同、李宪英担保追偿纠纷一案，该案（2012）寿民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已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号为（2012）寿执字第2271号。因我院对船舶的处置无管辖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委托你院扣押鲁沾渔5067、5068号渔船并进行拍卖处置”。
青岛大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船舶价值评估报告》第二部分载明：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书等在评估过程中均未获取；第七部分载明：船舶物资部分，均基于被申请人单方提交2013年1月2日盘点清单，各方人员对照机舱清单所列物资共同在现场进行查勘，两船并未发现清单中所列物资。对清单所列网具等物资，现场船长称清单所列网具等物资均在渔舱存放，但对评估人员多次要求开舱清点和提交购入发票等，均以组织人员困难和可能丢失等原因多次推诿。鉴于此，评估单位本着实事求是及对各方负责任的态度，因所述船载网具等未予清点，在品种、数量、购入年限、成新率等情况均不明，故不予评估。
2014年6月10日，海事法院向杨国同、李宪英的诉讼代理人王志英送达（2014）青海法执字第68-1号执行裁定，内容为“依法成立‘鲁沾渔5067号、鲁沾渔5068号’船舶拍卖委员会，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船舶，所得款项用于清偿相关债务”。
拍卖成交后，海事法院分四次向沾化县海洋与渔业局发出通知：（1）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为现船舶所有人陈岗办理“鲁沾渔5067号、鲁沾渔5068号”渔船的过户手续；重新办理渔船的相关证书（船舶检验证书、产权证书、国籍证书、捕捞许可证等渔业船舶所需的全部证书）。（2）9月24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通知书，载明：因协助执行通知书出现笔误，现作如下更正：去掉该协助通知书中的“捕捞许可证”协助事项，原协助事项“为现渔船所有人陈岗办理相关证书：船舶检验证书、产权证书、国籍证书等渔业船舶所需全部证书”不变。（3）9月28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通知书，载明：本院决定撤销（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之后的通知书。（4）10月16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1号通知书，载明：鲁沾渔5067号、鲁沾渔5068号渔船的船舶所有人为陈岗。原渔船所有人依法应向原船舶登记机关注销登记，该渔船所有人不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的，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转让。
山东高院认为，刘良刚代杨国同、李宪英履行还款400万元义务后，依据寿光法院（2012）寿民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直接向杨国同、李宪英追偿，并向寿光法院申请执行，寿光法院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杨国同、李宪英提出的寿光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向其送达任何法律文书及该案与孙玉凤申请执行杨国同、李宪英及刘良刚等民间借贷一案执行案号重复问题，应向寿光法院主张权利。海事法院执行本案的依据是寿光法院于2014年2月28日出具的委托函，该委托系事项委托，并非全案委托。
海事法院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1号执行裁定后，于2014年6月10日向杨国同、李宪英送达该裁定，并于2014年9月4日组织公开拍卖船舶。在此期间，海事法院未能将拍卖船舶相关事宜电话通知杨国同、李宪英，遂于8月5日、8月6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刊载拍卖公告，该公告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应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在海事法院组织的听证中，杨国同、李宪英明确表示对拍卖过程没有异议。
根据（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海事法院要求沾化县海洋与渔业局为买受人重新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意含着渔业捕捞许可证已被拍卖。但是，海事法院又于2014年9月24日再次发出通知书，通知去掉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中的“捕捞许可证”协助事项。2014年9月28日，又将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通知书撤销。渔业捕捞许可证的发放是一种行政行为，取得该证后即可依法进行捕捞作业，由此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利益，体现出该证的价值，但该证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在船舶评估、拍卖及过户中，均不涉及该证。杨国同、李宪英主张海事法院将该证一起拍卖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另，其主张海事法院将涉案船舶附属物一起拍卖，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
关于杨国同、李宪英曾为刘良刚偿还1825600元借款而应予抵销但海事法院拒绝处理的问题。海事法院执行该案是接受寿光法院的事项委托，其无权对该请求进行审查处理。另，杨国同、李宪英提出暂缓执行的请求亦不属于本案执行复议审查的范围。
综上，山东高院作出（2014）鲁执复议字第125号执行裁定：驳回杨国同、李宪英的复议申请。
杨国同、李宪英不服山东高院上述执行裁定，向本院提出申诉，请求撤销海事法院（2014）青海法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山东高院（2014）鲁执复议字第125号执行裁定，责令海事法院停止执行，撤销船舶拍卖结果，依法执行回转。主要事由为：（一）本案并无执行依据，而海事法院、山东高院均不予审查。1、寿光法院没有通过诉讼程序确定杨国同、李宪英对刘良刚的欠款金额。2、孙玉凤与杨国同、李宪英及刘良刚等民间借贷案件的执行案号为（2012）寿执字第2271号，刘良刚在该案中代为支付欠款后，申请寿光法院执行杨国同、李宪英的财产。寿光法院并没有重新立案，仍沿用前述执行案号，程序严重违法。（二）山东高院认定海事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不存在程序违法，明显错误。1、海事法院没有向杨国同、李宪英送达任何法律文书，亦未向其通知拍卖船舶的时间和地点等事宜。2、船舶评估报告不涉及渔业捕捞许可证及渔船附属物等，海事法院却将两者一并拍卖。3、在海事法院组织的听证会上，杨国同、李宪英仅对拍卖过程没有异议，并非对拍卖程序和事项无异议。
本院认为，针对杨国同、李宪英的申诉请求，本案焦点问题为本案执行依据是否存在及执行程序是否合法。
根据寿光法院（2012）寿民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刘良刚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孙玉凤承担借款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杨国同、李宪英追偿。本案中，刘良刚向孙玉凤履行了400万元的还款义务，根据该民事判决向杨国同、李宪英追偿上述金额，并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杨国同、李宪英关于其欠款金额不明的申诉理由，并无事实依据。寿光法院是否另立执行案号不影响刘良刚具有向寿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杨国同、李宪英相应财产的合法权利，山东高院对杨国同、李宪英关于本案缺乏执行依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海事法院扣押和拍卖船舶的执行行为系基于寿光法院的事项委托，亦无不当。
海事法院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1号执行裁定后，于2014年6月10日向杨国同、李宪英的诉讼代理人送达，于8月5日、8月6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拍卖船舶公告，于9月4日公开拍卖船舶。海事法院虽未将拍卖船舶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宜书面通知杨国同、李宪英，存在程序瑕疵，但海事法院于9月28日组织听证时，杨国同、李宪英观看拍卖全程录像后未对拍卖过程提出异议，该瑕疵并不影响拍卖过程的合法性。
青岛大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接受海事法院的委托，对船舶价值进行评估。由于渔业捕捞许可证在评估过程中并未获取，且在评估期间已过期，故评估报告对此未予涉及。虽然海事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沾化县海洋与渔业局为买受人重新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但于9月24日以通知书排除了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中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协助办理事项，又于9月28日以（2014）青海法执字第68号通知书将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通知书撤销，仅保留船舶拍卖成交、船舶移交完毕、船舶所有权转移的通知事项。据此，海事法院的执行行为并不涉及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评估、拍卖及过户问题。杨国同、李宪英虽主张海事法院将渔业捕捞许可证及船舶网具等一起拍卖，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山东高院认定海事法院并未将两者随船一并拍卖，并无不当。
综上，杨国同、李宪英的申诉事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国同、李宪英的申诉请求。
审 判 长 胡 方
代理审判员 黄西武
代理审判员 张可心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