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民初字第1725号
原告：李勇，男，汉族，住三台县芦溪镇。
委托代理人：唐涛，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三台县荣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三台县北坝镇会仙路。
法定代表人：王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海，绵阳市均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冯军，该公司职员。
第三人：袁绍安，男，汉族，住三台县潼川镇。
委托代理人：杨德斌，三台县梓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原告李勇诉四川省三台县荣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荣辉公司）、第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014）三民初字第4204号民事判决，荣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4月15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绵民终字第708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巫永刚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许亚州、人民陪审员李素辉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勇之委托代理人唐涛、被告荣辉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唐海、冯军及第三人之委托代理人杨德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勇诉称：四川省三台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星源公司）将“星源名城”建设项目发包给四川省三台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下称四建公司），四建公司于2010年9月16日与袁绍安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四建公司；乙方：建筑施工队队长袁绍安；一、工程名称：星源名城；二、发、承包栋号：伍、陆号楼，预测12774平方米；三、施工地址：三台县北坝镇北泉路中段西侧；四、乙方承包事项：1、在“三通一平”的条件下，乙方承担的工程实行包工包料……”四建公司、袁绍安分别在该协议上盖章、签名。四建公司与星源名城项目进行结算，四建公司与袁绍安就5、6号楼项目进行结算。原告李勇自2011年3月开始，为星源名城供应红砖材料、沙石材料以及钢材，期间，袁绍安出具销货清单，对原告供货事实及相应款项予以确认（销货清单显示：2011年3月
--2012年元月红砖供货共计975370元；2011年3月--2011年10月砂石供货共计227770元；2011年4月--
2012年元月钢材供货共计377975元）。2012年2月--
2014年4月期间原告多次向袁绍安催收货款，袁绍安于2014年3月27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勇钢材款人民币377975元正（叁拾柒万柒仟玖佰柒拾伍元正），星源名城5、6号楼袁绍安。2014年4月27日，袁绍安向李勇出具欠条两张，分别载明“今欠到李勇星源名城红砖材料款人民币765370元正（柒拾陆万五仟叁佰柒拾元正，2014年4月27日袁绍安。注：以前票据作废）”、“今欠到李勇沙石材料款人民币227770元正（贰拾贰万柒仟柒佰柒拾元正），星源名城5、6号楼袁绍安。”袁绍安作为项目负责人，是具体负责工程的代表，代表了施工企业。用于星源名城5、6号楼工程的材料款1371115元应由四建公司向李勇承担给付义务，四建公司变更为荣辉公司，四建公司的权利义务应由荣辉公司享有、承担。后李勇催收此三项材料款未果起诉来院，要求：判令被告与第三人连带给付原告红砖材料款765370元，沙石材料款227770元，钢材材料款377975元，共计人民币1371115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自2012年2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
原告李勇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的供销合同，证明原被告在2011年形成供货关系；
2、袁绍安出具的欠条三份，证明被告欠款金额；
3、供货清单，证明原被告供货的事实及欠款来历；
4、砂石入库单29份，证明供货事实；
5、供销合同、对账清单、检验报告，证明李勇在其他厂家采购的事实，检验报告的日期为2009年12月11日；
6、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协议、民事判决书，证明袁绍安的行为是职务行为；
7、发运单，证明原告供货的事实。
8、证人刘洪证言。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荣辉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供销协议为圆珠笔所写，且合同要求材质合格。同时要求所供材料要供应到指定地点并卸货，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不可能知道，虽然是袁绍安写的，但是真实性不能确定；2、欠条只是袁绍安写的，袁绍安承包的5、6号工程，早在2012年就竣工，他在2014年出具这个欠条时已不具有施工人的身份；3、对收货单，这个只是袁绍安出具的总单子，没有写清楚具体的明细，且收货单没有工地保管人员签字；4、对收货清单的存根联存在异议；5、对入库单提出异议，入库单没有工地保管人员签字，同时入库单是第三联，这个应该在袁绍安或者荣辉公司处，签字的入库单中，经手人签字处有27份为唐高辉，此人不是工地保管员；6、对供销合同有异议，且发货汇总单无明细，检验报告（2009出具）出具时工地还没开工；7、对运输单真实性无法确认，留存的第三联应该在袁绍安处不应在原告处，且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多少联的运输单；8、对施工承包协议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袁绍安的行为是职务行为；9、证人证言，证明供砖的情况原告提供了永丰砖厂给予原告的发货汇总单和袁绍安给原告清单，虽本次开庭时，原告补充了部分唐基友供砖的发运单，但是原告申请的证人证实原告的发运单是砖厂保存的单据，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袁绍安保存的单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进一步证明了原告提供的证据缺乏真实性。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袁绍安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供销协议予以认可，是袁绍安签的字，且有一系列的供货单可以证明该协议已经履行；2供货清单袁绍安签了字，工地保管员就没必要再签字了，我方予以认可；3、欠条这个时间，已经跟袁绍安核实过，因为这个债务一直没有履行，欠条隔一段时间要换，所以施工时间与欠条时间不对，其实这个欠条是真实的；4、是袁绍安的行为，但不是袁绍安的个人行为，这是一个工程合同的关系，这个结算行为是代表的荣辉公司，这个行为就是职务行为，其责任就应由荣辉公司承担；5、对砂石真实性予以认可，唐高辉是工地保管员，工地上管理的就是袁绍安的儿子、唐高辉及另外几个人，所以对入库单予以认可；6、检验报告时间是有一点错位，当时要这个检验报告只是用来应付，但砖的供应都是真实的，对此予以认可；7、对发运单真实性予以认可；8、工程承包协议，名为承包，实为挂靠，故此协议是无效的，袁绍安个人承担不了的责任应由荣辉公司承担。对于贵院的民事判决，无需再证明。总的说供货是真实存在的，债务也是存在的，其中的瑕疵都是历史原因，责任应由荣辉公司承担。
被告荣辉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没有供货的事实。第三人袁绍安不构成表见代理，请求驳回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一、1、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供货的真实性，更不能证明买卖关系。首先、原告不是建筑材料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以前从未从事过建筑材料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这一事实原告在一审和二审中均予以承认。从常理来看，原告是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给第三人垫资提供建材的；其次、原告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主要为袁绍安一个人签字的“销（收）货清单”三张，但是这三张清单却没有工地保管员唐基友或袁家政的签字。没有每一批次的供货单来印证清单的真实性，没有供货单或送货单，不能证明双方供货关系。同理，袁绍安出具的清单就没有基本的依据。那么，袁绍安给原告出具清单是为了躲避自己的债务，利用自己曾经是星源名城项目负责人身份与原告恶意患通，企图让被告为其归还债务，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再次、原告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向第三方购买建材的依据，也没有提供向第三方支付建筑材料款的支付凭证，更没有提供第三方向被告“星源名城”工地送货的送货单或工地保管保管人员的收货单。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59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而原告未提供任何检验部门的检验报告印证供货关系的真实性。而被告提供的实际供货商的检验报告得到证实了工程钢材的实际供货情况。第五、虽然原告提供的砂石入库单29张，但是砂石入库单却没有工地保管员唐基友签字。原告提供的入库单载明的经手人叫“唐高飞、唐高辉”，但经工地保管员唐基友证实，这两个名字的人，并不是工地的收料员或保管员，更不是建筑材料收货员，也不清楚究竟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这29张单据合计总金额为212960元，而袁绍安所写欠条金额为227770元，多写14810元，证明袁绍安所写欠条不真实。所以本案中欠条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也就不能作为欠款依据，更不能作为证明买卖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六、关于砖的供应问题。原告提供了永丰砖厂给原告的发货汇总单和袁绍安给原告的收货清单，恰恰两方都属于供应商，也都只有总货物的清单，虽本次开庭时，原告补充了部分唐基友供砖的发运单，但是原告申请的证人证实：原告是砖厂保存的单据，原告证据的矛盾性进一步证实了原告供货缺乏真实性。原告提供的砖厂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二条载明：由乙方（原告李勇）将标砖送至星源名城工地；第5条2款：甲方开具送货发票，有星源名城指定的收货人签字回单，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但原告提供的不是送货依据，而是结运费的依据。第七、关于钢材。一是没有钢材生产厂家，二是没有钢材检验报告，三是没有每批次的送货单。因此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关系的存在。原告提供的供货清单上载明的最后一次供货是2012年元月，数量11吨，而该工程的主体竣工时间为2011年12月13日。懂得建筑的人都知道，主体竣工后，钢材用量是极少的也用不上那么大规格的钢材，因此，清单上所列的钢材数量及规格是不符合逻辑和事实的。
二、本案不能证明袁绍安出具欠条和销（收）货清单的行为是其表见代理。
第三人袁绍安在原审中陈述（原庭审笔录第四页）当时有四个工程在同时进行：永明卫生院、三元初中校、建中小学、星源名城。这个事实证明，袁绍安在修建星源名城时，不仅仅是星源名城工地负责人，同时还具有其他三个工地的负责人身份，也就是袁绍安当时是四个项目单位的负责人，因此，原告主张的建筑材料具体用于哪个项目工地，是不能仅依其单方面陈述确定的，而是需要原告和袁绍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第一原告要证明供货关系的真实性，第二袁绍安要证明曾经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另外，袁绍安出具的清单和欠条是在该工程竣工后的2年多，此时袁绍安早已不具有星源名城5、6号楼负责人身份，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的货是用于星源名城5、6号楼的情况下，对被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所以法院不应简单的认定袁绍安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
三、原告提供的证据有违常理。
1、砂石的入库单全是连号的。入库单的字迹全出自于同一人所为，同一只笔下。入库单编号为1259722--
1259740共19张连号（其中有两张的编号同为1259726），时间跨度为2011年3月3日至6月21日，共3个月零8天；入库单编号为1259761--
1259967共7张连号，时间跨度为2011年7月2日至8月10日，共1个月零8天；入库单编号为1259766--
1259778共3张连号，时间跨度为2011年10月3日至20日，共17天；而且这29张都是保管记帐联，应为收货方留存，原告却作为送货方的证据提供，充分证明原告李勇与第三人袁绍安恶意串通，企图损害被告的利益，让其承担与其不真实的债务。2、三张清单的客户正确名称应是“星源名城5、6号楼”而不应是原告“李勇”；收货单位应该是袁绍安而不是“星源名城5、6号楼”。另外，钢材清单编号是0072413，袁绍安出具的欠条落款是2014年3月27号；砂石清单编号是0072414，标砖清单的编号是0072409，袁绍安出具的欠条落款都是2014年4月27号。清单的编号与欠条的落款时间是相互矛盾的，有违逻辑和常理。即编号在前的0072409号的清单，对应的欠条时间应该是在前。
四、第三人袁绍安与原告李勇恶意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企图利用被告来偿还原告的债务。被告将工程分包给第三人，按照惯例，分包工程的人工费、材料费就应由第三人向第三方支付，但是，由于袁绍安在工程尚未完工时资金断流，为了躲避债务就跑了。事后，只有被告来承担未完成的工程，被告在施工中也在调查和落实材料供应商，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供货的事实和证据。经被告向工地常住工人调查，没有工人知道或听说过原告向工地供货的行为，所以被告才不予支付袁绍安的该笔欠款，事实证明原告的供货关系虚假。
被告荣辉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
1、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协议，证明“星源名城5、6号楼”实际施工人为袁绍安；
2、供应商明细账，证明被告向实际供货商结付了砂石材料、钢材等费用，同时证明了保管员为唐基友；
3、承诺书，欠条、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检验报告等，证明李军、景大红、吴顺祥向“星源名城5、6号楼”供钢材、砂石、红砖的事实及每次供货的相应的建材检测报告，检验报告证实钢材、红砖每批次供货后均进行了抽样检测合格；
4、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报告，证明“星源名城5、6号楼”主体工程于2011年12月13日验收合格，主体竣工后钢材、砖、砂石已经不需要了，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为主体竣工后出具；
5、原一审笔录，证明袁绍安在施工“星源名城5、6号楼”时，还有其他好几处工程在施工，证明袁绍安购买这些建筑材料不仅仅只是星源名城的实际施工人；
6、原二审笔录，证明用于工地的材料必须检验，同时证明了“星源名城5、6号楼”的钢材供应商是李军，工地保管员是唐基友，同时材料的实际签收人只能是唐基友和袁绍安的儿子，所有材料都是唐基友在保管，司机证明用于“星源名城5、6号楼”的钢材是从李军那里来的。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李勇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承包协议对关联性和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不认可，该协议是无效的；
2、供货商明细，这是荣辉公司单方面出具，对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且系复印件，不予质证；
3、承诺书，这是荣辉公司单方面出具，对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且系复印件，不予质证；
4、钢材证据只能证明李军供应了钢材，不能证明李勇没有供应钢材，且是复印件；
5、产品质检报告，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且系复印件，且复印件不予质证；
6、供应红砖的证据，该证据包括永丰的质检报告，证明了李勇提供的砖是合格的。
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为复印件，且只能证明李军是供应商，不能证明李勇不是供应商，同时你们在星源名城不只5、6号楼，同时我们认为袁绍安工地上不只唐基友一个保管员。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袁绍安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建筑施工合同是客观存在的，名为承包实为转包，而转包是违法的，被告应承担责任。同时甲方代表不是甲方的法定代表人，而是星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是袁绍安独立在经营，而相关的证据都没袁绍安签字，故认为被告的资料是为了应付验收出具的单方性资料，不具有真实性，不能否认本案供货关系的存在。至于袁绍安给李军打的欠条，而这个签字跟袁绍安所有其他签字字迹不同，没有原件之前我不认可欠条的真实性，同时不排除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同时就算李军供货也不能排除李勇供货的事实，该事实不具有排他性。质检报告与被告证明的事实无关联性。跟景大红的供货也不能排除李勇供货的事实，该事实不具有排他性。庭审笔录也不能证实虽然袁绍安同时有几个工程，但是不能证明供货就不是供给星源名城5、6号楼的，且这几个工地相距甚远，供货也不可能供到完全不相关的地方去。项目负责人是黄龙。可能是被告方自己为了应付出具。
第三人袁绍安辩称：原告所说的是真实的，用没有，欠没欠，欠多少都是由袁绍安说了算。第三人与被告是挂靠关系，故第三人的债务应由被告承担，就算按被告说的第三人与其无关系，但是合同是成立的，因此无论如何被告应承担责任。虽然证据中有部分瑕疵，但是不能否认欠条的事实。同时这个工程款是袁绍安的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如果合同有效就按职务行为处理，无效我们承认袁绍安与被告是连带责任。
第三人袁绍安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四川省三台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星源名城”建设项目发包给四川省三台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下称四建公司）。2010年9月16日，被告四建公司（后更名为荣辉公司）与袁绍安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四建公司；乙方：建筑施工队队长袁绍安；一、工程名称：星源名城；二、发承包栋号：伍、陆号楼，预测12774平方米；三、施工地址：三台县北坝镇北泉路中段西侧；四、乙方承包事项：1、在“三通一平”的条件下，乙方承担的工程施工实行包工、包料。2、按甲方提供的工程建设栋号施工设计全套图（建设、结施、水电施）……4、负责施工生产的人、机、料的组织及工程施工相关的其他事项。五、发、承包价格：按竣工验收部门、产权确认部门核定的工程栋号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柒佰叁拾元人民币包干，不作任何调整；六、甲方职责：3、按建筑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公用管理制度、工程设计要求、施工规范、验收评定标准、进度计划对施工全过程实施监督。对施工安全质量拥有否决权。4、协助乙方进行施工安全、质量、检测、评定、竣工验收等工作……；七、乙方职责：1、严格按工程施工设计图（含本协议约定变更事项和含施工中的设计变更）要求进行施工作业，做到强制管理、有组织有计划目标、遵守法律法规和建筑施工行业的各种规范，不得弄虚作假，造成的损失自负……5、施工人员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人员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对安全质量、进度的监督管理。工程竣工移交时，保证房屋内外整洁完好，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应及时进行维修处理。八、付款：分期付款：按发、承包栋号，乙方施工至±0拨工程总价款5%；施工三楼完成甲方拨工程总价款20%；施工主体顶楼封顶后10日内拨付总价款20%；安装门窗、抹粉水内外完成时甲方拨工程总价款25%；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10日内拨总价款15%......十、其他事项：1、按规定乙方支付应付的工程施工各种材料等以及分项分部工程检测费。乙方承担建筑施工工程产生的全部税金、规费。乙方不给甲方缴纳管理费。2011年2月25日，原告李勇（甲方）与三台县星源名城5、6号楼袁绍安（乙方）签订《建筑材料供销协议》，载明：乙方因修建星源名城5、6号楼工程需要特向甲方订购红砖、砂石、钢材等建材。（甲方前期垫资）。一、乙方要求甲方所供材料必须产品合格，并有材质报告；二、所有材料送到指定地点验收合格后方可下货；三、按市场行情论价，不得高于整个工地同等价格；四、付款方式，按建设方给施工方所签合同的付款方式同步进行。李勇、袁绍安分别在协议上签字捺指印。2011年2月26日，原告李勇（乙方）与三台县永丰新型墙体材料厂（甲方）签订《购销合同》，载明：一、采购数量：300-400万匹，具体数量由乙方用砖的实际情况而定。二、目的地：由乙方指定甲方将成品页岩砖标砖送至三台县星源名城工地；三、运输方式：甲方包送，运输工具翻斗自卸车，运费由甲方负责；四、价格：甲方负责运送至目的地价格为0.35元／匹，根据市场行情，甲乙双方每月协商一次价格。五、结算方式：1、每月乙方向甲方结算一次；2、甲方开具送货发票，有星源名城指定的收货人签字回单，作为甲乙双方结算依据……七、质量标准：1、国家标准；2、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检测报告。袁绍安制作的《销货清单》NO：0072413载明：客户名称：李勇；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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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元月；产品名称：元钢……合计：叁拾柒万柒仟玖佰柒拾伍元；制单：袁绍安；收货单位：星源名城5、6号楼。袁绍安于2014年3月27日，向原告李勇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勇钢材款人民币377975元正（叁拾柒万柒仟玖佰柒拾伍元正）。星源明城5、6号楼袁绍安（捺指印）；袁绍安制作的《销货清单》NO：0072414载明：客户名称：李勇；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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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产品名称：洗沙……合计：贰拾贰万柒仟贰柒佰柒拾元；制单：袁绍安；收货单位：星源名城5、6号楼；袁绍安制作的《销货清单》NO：0072409载明：客户名称：李勇；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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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元月；产品名称：标砖……合计：玖拾柒万伍仟叁佰柒拾元；制单：袁绍安；收货单位：星源名城5、6号楼。2014年4月27日，袁绍安向李勇出具欠条两张，分别载明“今欠到李勇星源名城红砖材料款人民币765370元正（柒拾陆万伍仟叁佰柒拾元正，2014年4月27日袁绍安（捺指印）。注：以前票据作废”、“今欠到李勇沙石材料款人民币227770元正（贰拾贰万柒仟柒佰柒拾元正），星源名城5、6号楼袁绍安（捺指印）。2014年4月27日。”后原告催收未果，起诉来院，要求：判令被告与第三人连带给付原告红砖材料款765370元，沙石材料款227770元，钢材材料款377975元，共计人民币1371115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自2012年2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
另查明，2012年5月22日，四建公司变更登记为荣辉公司。第三人袁绍安不是被告荣辉公司职员，在承建星源名城5、6号楼工程期间，同时承建了永明卫生院、三元初中校、建中小学工程。
上述事实，有《建筑材料供销协议》、《欠条》、《购货清单》、《砂石入库单》、《供销合同》、《对账单》、《检验报告》、《（2012）绵民终字第1153号民事判决书》、《发运单》、《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供应商名细》、《星源名城5、6号楼钢材供应统计表》、《承诺书》、《钢材质量证明书及质检报告》、《红砖建筑材料报审表及检验报告》、《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会议记录》、《原一、二审开庭笔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荣辉公司承建星源名城工程项目后，与袁绍安签订《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将星源名城5、6号楼以承包的名义交由第三人袁绍安施工。袁绍安不是被告公司职员，该协议名为承包，实为转包。袁绍安在承建星源名城5、6号楼时，同时承建了其他三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59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红砖检验报告日期为2009年12月11日，供货是2011年3月以后，建筑材料为供货时抽样检测，检验在前供货在后明显与常理不符；钢材原告未提供检验报告，而钢材质量是建筑物安全保障的关键，每根钢材的使用都要符合安全标准，未提供检验合格的钢材依法是不能使用的；原告提供的供砖发运单为结运费的第三联，是承运人持有的，不应是原告持有的依据；原告提供的砂石供货入库单同样为第三联保管员记账联，有一张为存根联（NO：1259738），其中有两张编号同为NO：1259726的入库单，除编号相同外，其他内容均不相同，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原告李勇不是钢材、红砖、砂石的生产商，但其购买的这些建材均未提供购货发票，销售也未开具销货发票，而发票是记录经营活动的原始证明之一，更是交易结算的重要依据。这么多建材的供销均未提供进货和销售发票，不符合交易规则。袁绍安曾经作为被告星源名城5、6号楼的施工负责人，但同时也是其他三个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其从事的民事活动并不当然代表荣辉公司，该工程在2011年底主体工程已竣工，其在2014年出具的欠条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实原告李勇的钢材、砂石、红砖用于了被告的星源名城项目5、6号楼。
综上，原告李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供的钢材、砂石、红砖用于了被告的星源名城项目5、6号楼，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荣辉公司给付钢材、砂石、红砖材料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袁绍安向原告出具欠条，认可欠原告钢材、砂石、红砖材料款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对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事先未作约定，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5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袁绍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李勇支付钢材、砂石、红砖材料款合计137111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日2014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8968元，由袁绍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巫永刚
审 判 员 许亚州
人民陪审员 李素辉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曾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