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07民初873号原告：陆桂珍，女，195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儿子）：李跃华，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西河村委会丰湖村村东1号。被告：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西河丰湖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丰湖村。代表人：李权芳，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民，广东至信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宏，广东至信忠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李国杰，男，198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三水区，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了原告陆桂珍诉被告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西河丰湖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丰湖股份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审理。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李国杰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请求李国杰与丰湖股份社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通知李国杰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跃华、被告的代表人李权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民、蔡佳宏依法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国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丰湖股份社向原告支付“扒岗咀老虎屈”（土名，下同）鱼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70690元及相应利息（以70690元为基数，按贷款年利率5%，从2016年1月22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丰湖股份社负担。事实与理由：芦苞镇丰湖村的鱼塘、田地于2015年12月31日承包期满，需要进行新一轮发包。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丰湖村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包方案，并以村民户代表签名的方式进行表决，随后村里将方案张贴公示一个多月。至2015年11月18日止，绝大部分户代表同意按方案执行。为了推进发包工作，村里成立了发包工作小组，村民推举村民小组长李权芳任组长，成员包括李国杰的父亲李艳明等10人。小组成员随后对每口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含原告在“扒岗咀老虎屈”的地上附着物）进行了现场测量、计价、拍照保存，并登记入册，签名确认。由于原告于2006年1月1日将鱼塘出租给何有升（非本村村民），故发包工作小组将发包方案第8条的内容向何有升进行了传达、说明。当时何有升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外来的承包者一律不作补偿”的条款表示理解、认同。何有升向工作小组成员说明其在开始承包原告的鱼塘时，已经在鱼塘塘基上的猪舍、住房、办公室、杂物房等地上附着物是由原告出资建造，作为外来人员的他对地上附着物只有临时使用权，而没有处分权。何有升与原告商定：在承包期间，如地上物受损，须由何有升修复。合同到期后，所有地上附着物归原告所有，何有升不能拆除、处置。2015年12月10日，工作小组将原承包者的鱼塘地上物的面积、折价金额、鱼塘四至范围等数据进行了公示。2016年1月22日，芦苞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到丰湖村对发包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对所有竞标者说明注意事项，并告知如认为补偿价款不合理的，可以放弃投标。经几轮竞价后，原告根据本身经济能力，放弃继续竞投。最终，涉案鱼塘由李国杰竞投成交。随后，村里财务人员当场收取了各承包者按方案必须交纳的补偿款及当年的承包款。几天后，李国杰告知原告其已签订承包合同，需要接手鱼塘。根据方案约定，原承包者收到补偿款后须将鱼塘交给新承包者。原告遂电话询问李权芳何时支付补偿款给自己，但李权芳答复：无须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但原告必须将鱼塘交给李国杰。原告认为自己是涉案鱼塘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理应得到补偿款。经多次向丰湖股份社追讨无果，原告遂诉至法院。原告在诉讼中自愿放弃主张相关利息的请求。丰湖股份社辩称，原告诉请70690元及相应利息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新一轮发包方案第8条的约定，经丰湖股份社查证，原告早已将鱼塘转包给外来人员何有升改建为养猪场，鱼塘一直由何有升使用。涉案鱼塘不符合发包方案的补偿范围，原告诉请属于不当得利。二、对原告原承包的鱼塘所进行的丈量、登记没有公信力，只是初步丈量、登记，需要接受村民监督。据工作小组反映，原告在工作小组对村里鱼塘进行丈量、登记时，逼迫工作小组对涉案鱼塘一并予以丈量、登记。当时曾有小组成员反对，认为原告将鱼塘转包给外来人员，不属于补偿范围，不应登记。后来，为了避免原告妨碍工作，而且考虑到登记只是初步登记，还需要接受广大村民监督，所以退让，遂进行初步登记。当工作小组将所登记的资料进行公示后，就有大量村民反映原告、李伟光所承包的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如果予以补偿，则对所有村民不公平。因此，丰湖股份社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方案的本意，认为对原告的鱼塘地上附着物进行的登记无效。三、原告的起诉的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称工作小组曾与何有升接触，且何有升告知：何有升承包鱼塘时，塘基的地上附着物是原告出资所建，何有升只是临时租用。但原告并未提供具体的工作人员和何有升的证词，且原告也未提供其与何有升签订长达10年的承包合同。丰湖股份社对原告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四、原告擅自向外来人员转包鱼塘，属于违约行为。根据丰湖股份社与李庆权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承包者不得将鱼塘转让或转包给他人，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追究承包方违约责任。”原告未经丰湖股份社同意，擅自转包鱼塘给外来人员，这属于违约行为。丰湖股份社有权终止合同，无偿收回鱼塘，并要求原告赔偿。被告李国杰既未提交答辩意见，也未提供证据。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告提供的现场照片、丰湖股份社录制的视频（光盘），当事人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5年11月18日，丰湖股份社制定并公布西河丰湖村民小组鱼塘田地的新一轮发包方案，当中第3条第2款约定“工作小组对每宗鱼塘进行现场测量地上附着物的面积、计价，照相保存，并登记入册，签名确认。”第4款约定：“如不是原承包者投得的，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由投得者按照作价接受，投得者必须将地上附着物总价的40%的预付款交到丰湖村民小组银行账户，余下60%的款项在该宗鱼塘交接时一次性付清给原承包者，同时丰湖村民小组将鱼塘地上附着物的40%的预付款支付给原承包者。”第8款约定“上述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外来的承包者或者本村村民转租给外来人，由外来人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作补偿，并在承包期满15天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村民小组处理。”随后，丰湖股份社成立新一轮发包工作小组。经过现场丈量、登记后，工作小组于2015年12月10日对原承包者（含原告）的鱼塘地上物的面积、折价金额、鱼塘四至范围等数据在村里文化室外墙进行了公示。其中，由“扒咀岗老虎屈”鱼塘可获得地上附着物折价补偿款70690元。2016年1月14日，丰湖股份社公布鱼塘开投方案，决定投标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上午，交接鱼塘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前。经过公开竞投，李国杰投得涉案鱼塘。2016年1月22日，李国杰向丰湖股份社交纳了2016年涉案鱼塘的承包款30500元。丰湖股份社随后与李国杰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丰湖股份社认为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猪舍）是由外来人员何有升搭建、使用，不符合发包方案的补偿范围，故李国杰未按发包方案的要求交纳相应的补偿款。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原告未与工作小组、李国杰办理现场交接手续。2016年11月11日，李国杰以丰湖股份社未依约将涉案鱼塘交付给其使用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粤0607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丰湖股份社向李国杰交付涉案鱼塘，退付2016年承包款305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44元。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3月9日，丰湖股份社经部分村民签名后公告：涉案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之前所丈量及登记无效。另查明，原告的丈夫李庆权（已于2012年病故）于2006年1月1日与丰湖股份社（即丰湖村民小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由李庆权承包“扒咀岗老虎屈”鱼塘（面积约25.12亩），承包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止，乙方（李庆权）不得将承包的鱼塘转让或转包给他人，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李庆权及原告在涉案鱼塘搭建了一排猪舍用于养猪，两人在共同耕作鱼塘1年后就将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出租给非本村村民何有升。何有升接手鱼塘后曾改造过猪舍，并向李庆权支付了补偿款约10000多元。何有升还承诺承包期满后，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归原告所有。何有升接手涉案鱼塘后承包至原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这段期间的承包款继续由李庆权及原告负责向丰湖股份社交纳。李庆权（承包人）死亡后，其应得的承包收益，已由其配偶（原告）依法继承。本院认为，李国杰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使用、收益、处分以及遭受侵害而发生的纠纷。本案实质是原告所承包的鱼塘到期后因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而产生的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关于原告可否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问题。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通过原告的配偶李庆权以公开竞投的方式而取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李庆权对此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参照我国农业部制定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流转行为的性质分析，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是出租，而非转让或转包。李庆权将鱼塘出租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丰湖股份社）以外的个人，且丰湖股份社在承包期内每年均收取了相应的承包款，这应视为丰湖股份社对该流转行为不持异议，故李庆权出租鱼塘的行为合法有效。丰湖股份社辩解李庆权转让、转包鱼塘给外来人员属于违约行为，其有权收回鱼塘并主张赔偿损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李庆权是丰湖股份社的成员。李庆权曾在涉案鱼塘搭建猪舍，这从丰湖股份社提供其代表人李权芳与何有升谈话的视频得到印证。从视频的内容可知：何有升对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是否由李庆权出资搭建非但没有给予完全否定，反而表明李庆权在将鱼塘交付给其承包时，鱼塘确实存在一排猪舍。况且，在丈量登记时，原告及李权芳均在现场，若李权芳认为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并非李庆权出资搭建，不符合补偿条件，即可当场拒绝。丰湖股份社认为当时原告在场吵闹，其无奈之下才丈量、登记，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来说，即使原告当时确实吵闹要求工作小组丈量、登记，但当丈量工作完结后，工作小组完全有条件经过讨论决定是否公示涉案鱼塘的丈量数据，并公示不给予补偿。然而工作小组却选择一并予以公示。丰湖股份社认为被迫对涉案鱼塘地上附着物进行登记，是没有公信力的，既没有证据佐证，亦有违逻辑，难以令人信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认为待证事实（被丈量的地上附着物由李庆权出资搭建）存在高度的可能性，由此认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存在。丰湖股份社声称涉案鱼塘所丈量的地上附着物是由何有升出资搭建，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对此辩解不予采纳。本案当事人对如何正确理解发包方案第3条第8款“上述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外来的承包者或者本村村民转租给外来人，由外来人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作补偿”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新一轮发包方案对鱼塘地上附着物只补偿本村村民，不补偿外来承包者应该是比较明确的。然而，李庆权将涉案鱼塘出租给何有升时，鱼塘上已存在其搭建的猪舍，无论是由其本人还是何有升承包该鱼塘至期满时，根据方案，李庆权均可获得相应补偿，这当无异议。退一步而言，即使何有升在承包期间拆除了李庆权原有的猪舍进行重新改造或者直接新建猪舍，由于何有升当时（约10年前）曾明确表示：承包期满后，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归李庆权所有。这属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因此，何有升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于2016年1月1日起转归原告所有，即原告由此获得了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所有权——对此，何有升在视频中亦再次予以确认。按照发包方案“鱼塘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的规定，原告可获得补偿款70690元。原告放弃主张利息，属于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尊重、准许。二、关于由谁支付补偿款的问题。民事诉讼中的被告是指被原告诉称侵犯其民事权利或与原告发生民事争议，而由法院通知应诉的人。丰湖股份社制定的发包方案、开投方案（含新投得者须对原承包者作出补偿的条款）是经民主议定程序通过并公示，对包括原告、李国杰等村民在内的竞投参加者具有约束力。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法庭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虽然表面上是原告与丰湖股份社因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的民事争议，但实质上是李国杰没有履行发包方案约定的义务——向原告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根据民法“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李国杰承接了原告所承包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原告让渡了利益，其损失理应得到有效的弥补，否则有违民法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李国杰与原告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至于丰湖股份社只是提供一个发包、竞投的平台，如何补偿原承包者的鱼塘地上附着物，并非其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而是投得着（新承包者）的义务—虽然丰湖股份社有监督的义务。本案中，侵害原告民事权益的对象并非丰湖股份社，因此，丰湖股份社不应成为被告。原告诉请股份社承担民事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国杰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桂珍支付补偿款合计70690元。二、驳回原告陆桂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828元，由被告李国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健钊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麦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