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迎民初字第16号
原告李某，女，197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住太原市迎泽区。
原告牛某，女，198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护士，住杏花岭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秀江（原告李某之父），男，1946年8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退休工人，住太原市迎泽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颖伟，山西普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1，女，195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原太原挂面厂退休工人，住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武锋（被告张某1之子），男，198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太原市。
被告张某2，女，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原太原挂面厂退休工人，住太原市。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存福，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3，女，1946年12月12日出生，住太原市尖草坪区。
原告李某、牛某诉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牛某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李秀江、王颖伟，被告张某1的委托代理人武锋及被告张某1、被告张某2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存福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牛某诉称，被继承人赵凤英与丈夫张金柱系原告李某的母亲张引弟、原告牛某的母亲张巧平、被告张某1、被告张巧平等姊妹四人的父母，另外还有一女张某3。张金柱于1975年1月19日去世，张引弟于2007年5月27日去世、张巧平于1998年8月27日去世。赵凤英于2013年10月27日去世。位于太原市迎泽庙前小区41幢A段九层11号和二层11号两套房产，系1992年由山西三晋开发公司对庙前地区拆迁改造时合法取得的。对该两套房屋，赵凤英生前并未进行分配，只表示因两套房产当时是五个女儿家共同出资购买的，所以就由五个女儿五家人共同协商分配；2013年初，赵凤英病情恶化，于是原告与被告五家人于2013年4月30日当着赵凤英的面召开了家庭会议，就赵凤英的两套住房分配方案达成如下协议：1、在赵凤英老人在世期间，不管上述两套房产是否办理房产证或房产证办理是谁的名字，都归于老人名下，任何人不得处置；2、在赵凤英老人离世后，上述两套房产按照如下方案分配；（1）迎泽区庙前小区41幢A段二层11号的房产由五家人平均分配；（2）迎泽区庙前小区41幢A段九层11号的房产按照购买房屋时五家人各自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张某3占15%、张某2占16%，被继承人赵凤英对此方案表示认可。
二原告认为：一、在赵凤英老人的丈夫张金柱1975年去世后，水渠巷3号的房产发生继承，继承人为赵凤英及其子女。在该房屋进行回迁时，家庭成员共同出资，现赵凤英老人的五个子女对该财产有过约定，本案的涉案房产不但是赵凤英老人的遗产，还是原告母亲和各被告的共同财产。因此，可以认定涉案两套房产属于赵凤英老人及其五个子女的家庭共同财产。二、本案被继承人赵凤英是在原、被告共同签订的《赵凤英遗产分配的协议》（以下简称《五方协议》）后去世，继承开始后，《五方协议》中的财产仍然保持在五方达成协议时的状态。该协议中约定的老人去世的条件已经满足，且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如果该协议仅仅是因为老人健在时未在上面签字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协议，也仅仅是涉及到老人财产的那部分无效。我方坚持认为房子是赵凤英老人与五个子女共同所有。如果协议无效的话，也仅仅是对赵凤英老人所拥有的六分之一无效，而不可能是协议整体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已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87）民他字第16号规定：“王细于1984年死后，钟寿祥便在1985年将部分房屋拆除改建，并将其中部分房屋宅基地给其子使用，为此，双方发生纠纷。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即根据该房产的来源及使用情况，以认定该屋为钟和源、王细的遗产，属钟秋香、钟玉妹、钟寿祥、钟妙、钟秋胜5人共有为宜。钟寿祥以个人名义领取的产权证，可视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由此可见，虽然房产证和回迁证是以被告名义进行登记的，但这是以其名义给整个家庭登记的。综上，原告认为所诉房产系赵凤英老人及其子女的家庭共同财产，五方协议确认了分配条件和分配比例，原、被告均应按照五方协议履行。现被告迟迟不履行协议，已经严重侵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二原告提起诉讼，愿意本着协商的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变卖房屋，并按照所得钱款进行分配。否则，二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如下：1、二被告将分别占有的被继承人赵凤英的遗产即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庙前小区41幢A段九层11号和二层11号两套房产由二原告按2013年4月30日的原、被告共同签订的《赵凤英遗产分配的协议》的约定继承该两套房产中的九层11号房产；2、二被告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原告共同继承并占有上述遗产之日止，每套住房每月租金1000元的标准计算向二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自2013年10月起至2014年10月间共计1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张某1、张某2共同辩称：一、原告认为的两套住房都是被继承人赵凤英的遗产，没有证据证明。1、通过法庭调查该两套住房的所有权属于张某2与其丈夫魏梦群所有。2、“二层11号住房”属于张某2、魏梦群合法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二层11号住房，是张某2、魏梦群所有的共同财产，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9年1月8日给其颁发的房产证，证明了这个事实。而且二人取得财产的方式合法，根据大女儿张某3、三女儿张某1的陈述，证明被继承人赵凤英生前于2009年将该房产给了五女儿张某2夫妻二人，原因是被继承人赵凤英生前长期没有来源并且身患疾病，一直由张某2夫妻二人对其进行长期赡养、××期间照顾老人辛苦才给予张某2夫妻的。所以2009年1月8日太原市房地产局给张某2夫妻二人颁发房产证，该房产属于张某2、魏梦群合法所有，并且赵凤英生前在2009年1月8日至2013年10月27日期间，没有对自己处分该财产提出任何反悔的意见，说明是被继承人生前处分该房产的行为是自愿、合法、有效的。而且本案当事人张某3、张某1证明赵凤英曾经对该财产的处分的事实和原因，证明赵凤英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真实，该房产权属明确，依法不存在争议，说明原告的认识错误。3、九层11号的住房属于张某2个人所有。该住房现在还没有取得产权证明，但根据张某2于山西三晋建设开发公司的购买产权协议书、收款收据、回迁安置通知书、住房入住合同、物业缴费通知证明，该房产的使用权属于被告张某2。二、二原告要求继承九层11号房产没有法律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作为被继承人赵凤英去世后，没有遗留遗产，原告主张的九层11号房产，目前尚无发放房产证明，但该房产经过法庭调查证明：该房产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该住房是张某2的。原告主张所谓该住房“属于被继承人赵凤英的遗产”，但未提供证据。原告提出办理该房产的手续有“张引弟的签字”，说明该房产就是“赵凤英的”，理由不充分。所有拆迁手续的被拆迁人都是张某2，张引弟作为一次手续的代办人签字，不能作为认定财产所有权的证据，张引弟作为代办人签字，就否定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此拆迁购房协议的主要特征是：被拆迁人、缴纳购房款人、回迁被通知人、物业手续缴费人、签定入住合同人、物业移交接收人均是张某2。此协议不仅是拆迁协议，也是购房协议。所以张某2在被拆迁以后必须支付购房款才能取得九层11号的房产，因此该房产是张某2夫妻自己出资购买的住房，原告将张某2的财产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属于继承纠纷，不是行政诉讼案件或者确权纠纷，不能改变或者明确“二层11号住房”“九层11号房产”的权属登记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是“九层11号房产”是否属于赵凤英的“遗产”，原告只有向法院提交“九层11号房产”属于所谓赵凤英“遗产”的房产登记证明，才成达到分割遗产的条件。经过法庭调查，原告举证不能，其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如果原告认为本案“九层11号房产”属于遗产，必须通过确认纠纷案件进行诉讼，然后得到处理。四、原告提交的《五方协议》，没有证据效力，该协议的内容不符合案件事实和我国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的协议，理由是：1、该“协议”的标题和内容相一致，说明是分割赵凤英的遗产，并且说明在其去世后进行分割，但是当时赵凤英尚健在，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该协议分配对象性质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2、该“协议”分配的对象错误，该房产不是赵凤英的财产，而是张某2与其丈夫的共有财产，所以该协议分配的对象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该“协议”还侵犯了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利。3、被继承人赵凤英没有在协议中签字同意，即没有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五、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房屋租赁合同租金每月1000元，与本案不是统一法律关系，原告应另行提起诉讼。
被告张某3未到庭，提交答辩意见如下：我是赵凤英的大女儿张某3，因我家中经济条件有困难，××的三女儿，家住的又远，对母亲照顾少，伺候老人的事由张玲萍（平）夫妻和张某1来照顾，我在节假日和星期天去看望母亲，给一些生活费。××的老人，张某1也不断去照顾母亲。1992年水渠巷进行拆迁改造，张玲萍和母亲赵凤英同属拆迁户，各得一套住房，母亲和张玲萍住在二层11号。××，需要长期吃药、××，就把九层11号租出去，××吃药。张玲萍夫妇、张某1在后期一直伺候在老人身边，二层11号的住房房产证在张玲萍的名下，我们同意，九层11号原本就是张玲萍的。因我现在也是高龄老人，患有高血压、××，耳朵也听不清，因此不方便出庭，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提供法庭，希望法庭给予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的母亲张引弟、原告牛某的母亲张巧平，被告张某2、被告张某1、被告张某3系赵凤英老人五个女儿。赵凤英于2013年10月27日死亡，张引弟于2007年5月27日死亡，张巧平于1998年8月27日死亡。山西三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1月12日核发的《回迁安置通知书》，显示“原住街号：水渠巷2号。户主姓名；赵凤英。安置楼号41-2-11”。1998年1月18核发的《回迁安置通知书》，显示“原住街号：水渠巷2号，户主姓名：张玲萍。安置楼号41-9-11”。2009年1月8日，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发《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字第××号、建筑面积为58.77㎡），确认位于庙前小区41幢A段2层11号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人为张某2和其夫魏梦群。2009年3月17日，太原市国土资源局下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国用[2009]）第06000143号、使用面积为9.98㎡），确认坐落于庙前小区41号楼A段211，地号为140106001003028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张某2、魏梦群。
另查明，原告李某父亲李秀江、原告牛某的父亲牛庆生均已作出对涉案房屋放弃继承的声明。
还查明，山西三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迁安置通知书》中显示的户主姓名“张玲萍”以及被告张某3答辩状中体现的“张玲萍”与本案被告张某2系同一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太原市迎泽区庙前小区41幢A段九层11号（以下简称“九层11号”）和二层11号（以下简称“二层11号”）两套房产的权属性质，是否应当作为遗产分配；二、《五方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针对争议焦点，原告李某、牛某共同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原告李某身份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李某母亲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原告李某父母仅有李某一女，李某有代位继承权；证据二、原告牛某身份证、户口本、牛某母亲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原告牛某父母仅有牛某一女，牛某有代位继承权；证据三、庙前派出所户口登记表，证明赵凤英所居住的水渠巷2号原系其赵凤英公公张有忠所有，张有忠在1966年去世后留给儿子张金柱（赵凤英之夫），张金柱于1975年去世，该房产由赵凤英及二原告的母亲及被告等五子女共同继承；证据四、户口注销证明，证明赵凤英于2013年10月27日去世；证据五、《五方协议》，证明原、被告协商分配该房产的约定，二被告拒不履行；证据六、筹款记录，证明当时全家共同筹款52000元及各家筹款的金额；证据七、王振国证人证言，证明王振国没有借钱给原告的母亲；证据八、通话记录，证明购房时的筹款情况以及事后协商分配的情况；证据九、收条两份，证明作为外孙女，原告曾向被告支付赡养赵凤英的钱款；证据十、购买产权协议书，证明房产来源北涧东一间半，以张某2名义办理，这一切手续都是由原告李某的母亲所办，说明诉争房屋系家庭共同财产。
被告张某2、张某1共同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父亲有继承的权利；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被告有共同继承的权利，这五个人仅是在此居住，原告没有提交这个房子是张有忠的证明，我们只认可这个房子是赵凤英的，这个房子仅是所有权，而不是遗产。在1992年拆迁时，这个房屋所有权已经灭失，现在这个房子是重新产生的所有权，户口登记表不能证明财产的变化过程；对证据四无异议；对证据五，第一，协议之时赵凤英还健在，不能当成遗产处理。第二、如果当成分家协议，原告认可有赵凤英份额在里面，但赵凤英本人却没有签字，所以协议无效。第三、协议分配的财产对象是张某2的房子；对证据六，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筹款数额也不准确；对证据七，王振国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八，通话录音真实性无法确认，应当以原告向法庭的陈述内容为准；对证据九认可，但600元不能代表一切；对证据十，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争议焦点，被告张某2、张某1共同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2009年1月8日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第00085285号房屋所有权证；证二，太原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给张某2和魏梦群的060001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据一、证据二共同证明太原市庙前小区41栋2层11号房产属于张某2与魏梦群共同所有；证据三，1998年1月18日张某2与山西省建设开发公司签订的购买产权协议书；证据四，1992年12月5日张某2交纳山西省三晋建设开发公司的购房款6346.9元的收款收据；证据五，1998年1月18日山西省三晋建设开发公司给张某2该住房的回迁安置通知书；证据六，2004年6月23日山西省汇元物业有限公司与张某2签订该住房的入住补充合同。证据七，2004年6月23日张某2缴纳物业费后山西省汇元物业有限公司移交张某2该住房的通知书，证据三、四、五、六、七共同证明太原市庙前小区41幢A段九层11号的房产属于张某2个人财产。证据八，迎泽区庙前街道办事处海边街社区的证明、郑贵保的证明、杨薇的证明、成万志的证明、梁素珍的证明、罗碧玉的证明，证明张某2、张某1、魏梦群共同赡养赵凤英的事实。
原告李某、牛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无异议，但这是被告张某2私自办到其名下的，《五方协议》规定无论房产证在谁名下，都是共有财产，而且为了防止魏梦群参与分割，魏梦群也签了字，所以不是张某2与魏梦群的共同财产。对证据三，是张引弟交款的，签字也都是张引弟办的，证明这是按家庭共同财产办理的。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也是张引弟去办的，是为整个家庭办的。对证据五，因为只能以一个人的名义办，所以是以张某2的名义办的，但签字也是张引弟签的。对证据六、证据七也都是只能一个人的名义办，所以是以张某2的名义办，但都是原告李某的母亲当成家庭共同财产去办的。对证据八，与本案无关，不质证。
本院认为，遗产是被继承人生前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在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公民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对待。“家庭共有财产”是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认定家庭共有财产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家庭财产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所得或受赠所得。本案中，原告李某称《购买产权协议中》住户签字一栏有母亲“张引弟”的签名，称《收款收据》中“张某2”的名章是母亲张引弟持“张某2”名章代盖，称《回迁安置通知书》中住户签字一栏是母亲张引弟代张某2所签，还将“张某2”的“平”写成“萍”字，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是张引弟替家庭所有成员按照家庭共有财产办理的手续，不应当将安置房屋认定为张某2个人的财产。经过庭审查明，房地产管理部门对“二层11号”的房屋产权权属认定是张某2和魏梦群共同所有。“九层11号”尚未确认房屋产权权属，山西三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迁安置通知书》中显示“九层11号”系给张玲萍（平）的安置住房。二原告庭审时提交的证据及相应陈述，不能充分证明张引弟有代签名、代盖名章的行为，即使能够证明系代签、代盖的行为，也不能直接证明其行为是代表家庭成员办理房屋共有手续的行为。因此，在二原告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九层11号”和“二层11号”系赵凤英和五个女儿共同劳动所得或受赠所得的情形下，在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产权证》和《回迁安置通知书》尚未依法被撤销或认定为无效的前提下，本院不宜将该两套房屋认定为赵凤英与女儿张某3、张某1、张引弟、张巧平、张某2的家庭共有财产。关于《五方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如果是基于对赵凤英老人生前财产的确认或身后遗产的分配作出约定，没有赵凤英本人的签名或捺印，而由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人作出约定，既不具备遗嘱或遗愿的法定基本特性，又有悖常理，因此本院对该协议的效力，持否定态度。基于前述理由，尚无证据证明赵凤英老人存在可供分配的“遗产”或赵凤英与五个女儿的“家庭共有财产”，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关于涉案房屋“九层11号”和“二层11号”的权属，应当由原、被告通过协商或另行提起诉讼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筹款记录》，该记录中没有明确五个女儿的出资是基于对老人安置房屋的一种自愿帮助还是对安置房屋的出资占额，对此原、被告持相反意见，本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将五份出资认定是五方对该房屋共同出资、共享份额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对原告提交该证据所要实现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主张的租金，本院支持被告张某2、张某1的质证意见，认为租金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当由原、被告双方另行协商或提起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牛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二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荆海红
人民陪审员 王健青
人民陪审员 张 力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郝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