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治平，女，194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志铭，浙江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康柏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美都广场*座***室。
法定代表人：陈守源，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国文，男，197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华国，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陶董立，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朱治平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康柏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柏斯公司）、林国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2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治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朱治平的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客观全面审核证据4《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来款》，武断的以该证据为一审判决的唯一证据，是错判的基本原因。本案一审庭审中，康柏斯公司、林国文不承认有借款事实存在，为此朱治平想起杭州市中院（2016）浙01民终3922案件审理时，康柏斯公司、林国文递交一份自编的《杭州市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来款》的事实（该证据因与浙01民终3922号案件无任何关系，没有质证），所以朱治平作出证据4递交一审法院。朱治平一审时对该证据多次重申两点：第一，提供该证据为了证明借款的存在；第二，该证据不是康柏斯公司与陆晓迁的全部往来款，还有其他往来款。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不听朱治平的辩解，不认真审核该证据，连最起码的三点都没有查清：1、该证据是谁制作的；2、该证据是不是康柏斯公司与陆晓迁的全部往来款；3、该证据中明确证明差旅费两笔18万余元，能算往来款吗？其他合法款项三笔30万元（即工资、奖金）能算往来款吗？无注明用途17笔1687万余元，应算什么款？而一审法院仅凭加减后康柏斯公司应收陆晓迁81万元，而作出了康柏斯公司、林国文已经还清朱治平全部借款，驳回朱治平的诉请。二、一审法院以朱治平不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为由不予认定朱治平提供的证据7《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的往来款》明显是一审法官不认真组织庭审活动，不认真办案，不认真阅读案卷造成错判。一审庭审中，朱治平既提交了证据4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又提交了证据7证明康柏斯公司尚欠陆晓迁700万余元的是事实，证明借款没有还清。因为朱治平提交的证据4和证据7中康柏斯公司与陆晓迁通过公司账户往来的每笔款项都是相同的（即证据4的全部款项），故朱治平没有提供全部原始证据。而对证据4中没有的16笔往来款，即与康柏斯公司股东李华梁5笔往来款共68万元，与康柏斯公司出纳邹秀娟9笔往来款共5515233.58元，与康柏斯公司出纳华秋燕2笔往来款共1556000元，合计7751233.58元，朱治平提供客户网银对账单（该证据在一审案卷中），但一审法官视而不见，见而不用，造成了错判。三、朱治平提交证据4份，证明朱治平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7是事实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认定。证据1《客户网银对账单》，证明陆晓迁通过李华梁、邹秀娟、华秋燕转让康柏斯公司7751233.58元。证据2《工商复更登记情况》，证明李华梁是康柏斯公司的股东。证据3《工商资料》及专用发票，证明邹秀娟是康柏斯公司的出纳。证据4《财务报告》及《支付凭证》证明华秋燕是康柏斯公司的出纳。综上，朱治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治平的上诉请求。
康柏斯公司、林国文答辩称：首先，从朱治平一审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清单来看，也证实其儿子陆晓迁汇给康柏斯公司共计18039595.5元，康柏斯公司汇给陆晓迁是18849595.5元，即康柏斯公司多付陆晓迁81万元，也就是说，康柏斯公司是不欠陆晓迁的钱。第二，朱治平虽然持有借条起诉了，但是朱治平没有向康柏斯公司汇过一分钱。朱治平所称的借款，也是从陆晓迁（陆晓迁作为朱治平的儿子，也曾是康柏斯公司聘任的总经理）账户汇入康柏斯公司账户的多笔款项组成。而朱治平提供的往来账也显示陆晓迁与康柏斯公司之间往来款已结清。不存在康柏斯公司还欠朱治平的钱。案涉借条中的一张借条上朱治平没有签字，另外一张借条的签字也不是朱治平本人签字，这是有瑕疵的。本案原审审理时间比较长，开了好几次庭，法官再三给双方举证时间，就是要求提供足够证据，根本不存在朱治平所称不负责任或者不给机会的说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治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柏斯公司返还借款300万元，并承担自2011年9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自2011年9月8日起）；林国文承担连带责任。在庭审中，朱治平要求康柏斯公司支付的利息诉讼请求变更为自2011年11月9日起开始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5日之前，陆晓迁系康柏斯公司的总经理。2011年8月8日，朱治平与康柏斯公司、林国文、李华梁、陆晓迁签订借款担保协议1份，约定自2011年8月8日起，由朱治平借给康柏斯公司3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利息每月8日支付（75000元）；朱治平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日一次向康柏斯公司给付借款；康柏斯公司应按期向朱治平偿还借款本息。由林国文、李华梁、陆晓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2011年8月9日、2011年9月7日、2011年11月8日，朱治平通过陆晓迁分别向康柏斯公司交付各100万元，合计300万元。2011年10月21日、10月27日、11月1日、11月14日，康柏斯公司分别向陆晓迁转账60万元、20万元、2万元、18万元，合计100万元。2012年1月31日、2012年2月17日，康柏斯公司分别向陆晓迁转账各10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1年9月7日、9月30日，康柏斯公司分别向朱治平转账各7.50万元,计15万元。另查明：2010年11月19日，陆晓迁向康柏斯公司转账60万元。2011年6月1日、6月3日，陆晓迁分别向康柏斯公司转账5万元、20万元、15万元，计40万元。2011年6月8日向康柏斯公司转账200万元。2010年11月19日，康柏斯公司向陆晓迁转账60万元。2011年3月11日、4月14日，康柏斯公司分别向陆晓迁转账10万元、15万元，计25万元。2011年6月21日、6月24日，康柏斯公司分别向陆晓迁转账10万元、5万元，计15万元。2011年6月16日，康柏斯公司向陆晓迁转账100万元。2011年7月7日、8月2日，康柏斯公司分别向陆晓迁转账各50万元，计100万元。根据朱治平提供的陆晓迁与康柏斯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清单，截至2013年9月29日，陆晓迁尚应支付康柏斯公司8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朱治平与康柏斯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朱治平通过陆晓迁向康柏斯公司交付了借款300万元。康柏斯公司认为朱治平未实际交付借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后，康柏斯公司陆续向陆晓迁转账300万元，借款应当认定为已经归还。关于借款利息，朱治平与康柏斯公司之间约定为月利率2.5%，现朱治平要求康柏斯公司支付的利息为按月利率2%计算。据此，根据实际借款期间，康柏斯公司应当支付朱治平借款利息217293元，扣除朱治平自认的康柏斯公司已经支付的150000元，康柏斯公司尚应支付67293元。根据朱治平提供的陆晓迁与康柏斯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清单，截至2013年9月29日，陆晓迁尚应支付康柏斯公司810000元。故陆晓迁应付康柏斯公司的款项已足够抵偿康柏斯公司应付朱治平的利息。即使不能抵偿，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至2012年2月17日，康柏斯公司已经还清朱治平的借款。朱治平应当及时向康柏斯公司主张未付利息。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期间为二年。朱治平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康柏斯公司还清借款后二年内向康柏斯公司要求支付利息，也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朱治平要求康柏斯公司返还借款、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朱治平要求林国文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其要求主债务人康柏斯公司返还借款、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其该项诉讼请求同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治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100元，减半收取30050元，由朱治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朱治平提交如下证据：1、《客户网银对账单》，拟证明陆晓迁通过李华梁、邹秀娟、华秋燕转账康柏斯公司7751233.58元。2、《工商变更登记情况》，拟证明李华梁是康柏斯公司的股东。3、《工商资料》及专用发票，拟证明邹秀娟是康柏斯公司的出纳。4、《财务报告》及《支付凭证》，拟证明华秋燕是康柏斯公司出纳。5、李华梁书证、康柏斯公司财务报表，拟证明陆晓迁代康柏斯公司支付李华梁68万元的事实。6、康柏斯公司在广发银行的活期账户交易历史记录，拟证明陆晓迁于2011年6月17日转入邹秀娟账户878599元，邹秀娟当天以现金形式存入康柏斯公司账户。7、康柏斯公司财务报表，拟证明陆晓迁2011年5月25日转入华秋燕账户556000元，华秋燕当天转入康柏斯公司账户，并用于支付成品运费。8、康柏斯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向陈祖良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的往来款明细表”中的2013年9月29日40万元，注明为杭州康柏斯公司与陆晓迁之间的往来款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康柏斯公司归还陈祖良的利息。以上证据经质证，康柏斯公司、林国文认为，以上证据的提交均已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朱治平应进一步举证汇入李华梁、邹秀娟、华秋燕账户的款项是汇给康柏斯公司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李华梁是担保人，陆晓迁也是担保人，但朱治平没有将李华梁列为被告；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开票人是邹秀娟，邹秀娟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康柏斯公司；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华秋燕是康柏斯公司的员工；证据5中的情况说明在一审已经提交过了，不属于新证据，财务报表没有康柏斯公司盖章，也没有陆晓迁或者林国文的签字，是朱治平单方制作的，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在2015年5月22日就已经打印了，在一审中就应该提交了，转入邹秀娟878599元是手写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是朱治平单方制作的，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8是复印件，也非新证据，康柏斯公司相应的财务凭证中记载2013年9月29日的40万元是归还陆晓迁的款项。本院认为，证据1-4，康柏斯公司、林国文对真实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康柏斯公司已收到相应款项，对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5、7，康柏斯公司、林国文的异议成立，不予确认；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系由邹秀娟分四笔转入康柏斯公司账户的事实，对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8系复印件，不予确认。
康柏斯公司向本院提交康柏斯公司与李华梁、区广泉、锦瑞锋的往来明细，拟证明康柏斯公司在2011年6月17日分四笔收到的8785900元不是邹秀娟打入公司的，而是李华梁、区广泉、锦瑞锋归还公司的款项。以上证据经质证，朱治平认为，康柏斯公司财务账本中确实有2011年6月17日李华梁两张、锦瑞锋一张、区广泉一张的记账凭证，总金额为8785900元，康柏斯公司称系三个人分别转账的款项，但从凭证来看，该四笔款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转入的，凭证上笔迹就是邹秀娟的，此也证明邹秀娟收到陆晓迁的打款后分四笔打入康柏斯公司银行账户里，此与朱治平提交的广发银行流水账相一致。本院认为，经审查，以上证据均系真实，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朱治平与康柏斯公司于2011年8月8日签订《借款担保协议》约定，朱治平出借给康柏斯公司300万元。朱治平称该借款300万元系委托其儿子陆晓迁支付。为证明借款交付事实，朱治平一审中提交了证据2汇款凭证、证据6《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款》清单予以证明，经质证，康柏斯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证据6《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款》清单，虽然陆晓迁于2011年8月9日、2011年9月7日、2011年11月8日向康柏斯公司分别转账100万元，但此后康柏斯公司也陆续向陆晓迁转账300万元，且截至2013年9月29日，陆晓迁支付康柏斯公司合计款项18039595.5元，康柏斯公司支付陆晓迁合计款项18849595.5元，即使扣除陆晓迁差旅费180996.5元，康柏斯公司也多支付陆晓迁629003.5元，因此，原审认定康柏斯公司已还清案涉借款300万元并无不当。朱治平主张康柏斯公司所付款项18849595.5元中尚有陆晓迁分红款105万元、工资年终奖20万元及案外人陈祖良利息款40万元，对此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朱治平上诉称证据6《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款》清单并非康柏斯公司与陆晓迁的全部款项往来，应依据朱治平在另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7《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款》清单认定，对此本院认为，证据7《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款》系陆晓迁自行整理制作，康柏斯公司不予认可，虽然朱治平二审中提交了陆晓迁向案外人李华梁、邹秀娟、华秋燕转账7751233.58元的银行凭证，但没有证据证明该7751233.58元已进入康柏斯公司账户，此系陆晓迁向案外人李华梁、邹秀娟、华秋燕之间的款项往来，因此，朱治平以该证据7《杭州康柏斯与陆晓迁往款》主张陆晓迁共计向康柏斯公司支付款项25790829.08元（18039595.5元+7751233.58元），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朱治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00元，由上诉人朱治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陈 剑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