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2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新襄阳饭店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环山路。
法定代表人:杨志高,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大庆东路35号。
代表人：黄新红，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自瑞，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靖其兵，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柏翔，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襄阳新襄阳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襄阳饭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米公支行）、靖其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6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襄阳饭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春雷，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自瑞，被上诉人靖其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柏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新襄阳饭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还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出现错误。在多份已经生效的判决中,均认定上诉人对诉争土地有使用权,上诉人更对诉争土地缴纳了土地出让金,而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和靖其兵并没有支付对价,无偿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并使上诉人受到损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不当;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补充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和表述，且不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委托鉴定，而认为上诉人未提出充分证据，属程序错误。
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意见说缴纳了土地出让金，那么，上诉要能拿出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证据才行，另外，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意见和第二条上诉意见相互矛盾，不清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什么补充证据。
被上诉人靖其兵辩称，同意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新襄阳饭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行米公支行向新襄阳饭店支付土地出让收益2000000元（以诉讼时同等地段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值减去划拨土地价值的评估结果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3月28日，原襄樊市土地管理局与襄阳饭店签订编号为襄地租字［2001］第2号的《襄樊市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该协议约定，襄樊市土地管理局出租给襄阳饭店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位于襄城××路，面积2935.65㎡；土地使用权租赁年限15年，自2001年1月1日起算，至2015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租、设定抵押权，未经襄樊市土地管理局批准不得转让，不得私自变更用途。
2001年5月，原襄樊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襄阳饭店委托，对其环山路分店的资产进行评估。2001年6月12日作出襄正则评报字第［2001］33号《襄阳饭店襄城××路分店资产评估报告书》。其中1510㎡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为2826824.18元。报告书称：评估目的是为贷款偿还提供价值参考。因房屋建筑物采用现行市价法，故评估值中包含了地价因素。2001年8月31日，襄阳饭店与农行米公支行签订了《以房抵贷协议》。协议约定：1、截止2001年8月31日，襄阳饭店欠农行米公支行贷款2530000元，利息18.3万元，本息合计2713000元。2、襄阳饭店用其1510㎡四层营业用房，评估价2820000元抵偿贷款本息，差额部分双方另行协商。3、房屋所占土地，农行米公支行暂不过户。4、房屋过户后，农行米公支行同意襄阳饭店租赁经营。5、一楼靠西过道产权各一半，为公用部分，永久使用等。2001年10月3日，襄阳饭店将其1510.07㎡四层营业用房过户登记在农行米公支行名下。2001年12月，襄阳饭店办理了包括诉争土地在内的2676.8㎡划拨性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3年5月22日，襄樊市国土资源局与襄阳饭店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位于环山路2676.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襄阳饭店，出让金971679元（363元／㎡）全部留在襄阳饭店用于清算职工身份。2003年9月26日，襄阳饭店与农行米公支行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襄阳饭店租用以房抵贷房屋，年租金40000元，租期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双方于2001年8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作废。2007年3月27日，襄樊市国土资源局给襄阳饭店颁发了面积为2075.2㎡出让性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与原划拨性质的2676.8㎡相比，扣除了职工住宅用地601.6㎡），其中建筑占地面积503.1㎡。2009年8月31日，原襄樊市土地利用勘测规划院对以房抵贷房屋及西侧过道占用的土地进行分宗，用地面积为550.6㎡，其中西侧过道面积为81．2㎡）。2002年11月5日，原襄樊市国资委批复同意襄阳饭店进行“改制”。2003年11月12日，襄阳饭店更名为“新襄阳饭店”。“改制”相关文件规定，原企业债务由更名后的企业承担。一审判决另认定，靖其兵于2007年3月通过拍卖方式取得了本案争议的位于襄城区××路的房产。后于2017年3月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证号：鄂2017襄阳市不动产权第0027686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引起本次诉讼的起因为新襄阳饭店于2001年8月31日（改制前）与农行米公支行签订《以房抵贷协议》，约定用其1510㎡四层营业用房（评估价282万元）抵偿贷款本息。对此，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鄂民再59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以房抵贷协议》包含涉案房产所有权及所占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新襄阳饭店提出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农行米公支行向新襄阳饭店支付土地出让收益2000000元（以诉讼时同等地段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值减去划拨土地价值的评估结果为准）。产生争议的以房抵贷行为发生在2001年8月31日，发生法律效力（2016）鄂民再59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以房抵贷协议》包含涉案房产所有权及所占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在签订《以房抵贷协议》之前，33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各层重置单价”包含了涉案房屋当时的重置价格和涉案土地价格，确定的评估价值2826824.18元。以该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双方签订《以房抵贷协议》约定了抵偿的对价。新襄阳饭店于2007年3月27日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完善、具备了抵偿的条件。至此，涉案房屋及土地的权益由受让方农行米公支行承受。新襄阳饭店提出请求判令农行米公支行向新襄阳饭店支付土地出让收益2000000元（以诉讼时同等地段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值减去划拨土地价值的评估结果为准），实质是要求支付涉案土地在诉讼时的增值部分收益，土地增值系不可预见利益，新襄阳饭店要求支付土地出让收益无法律依据。新襄阳饭店也未提交证实其诉讼请求成立的相关证据，故对新襄阳饭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襄阳新襄阳饭店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00元，由襄阳新襄阳饭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证据一、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所拍卖的房产在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拍卖活动监管卷宗，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只拍卖了房产不包含土地。证据二、因为土地是经过法院强制执行的，其向不动产登记局提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襄政行复决书〔2017〕65号）。证据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证明其已经进行了抗诉，且目前还在程序当中。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对上诉人新襄阳饭店所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2016）鄂民再59号民事判决书中讲的很清楚，本案含土地的转让；对证据二有异议，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认为部分写的很清楚，“过户到农行米公支行并无不当”；对证据三有异议，申请再审是上诉人新襄阳饭店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本案审理。被上诉人靖其兵对上诉人新襄阳饭店所提交的三组证据均有异议，其认为该三组证据的举证程序存在问题，且并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并提出，1、上诉人新襄阳饭店的举证程序存在问题，已经有了省高院的生效判决，证明本案包含土地的转让，2、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写明“过户到农行米公支行并无不当”，上诉人举出该证据仍然是想推翻已经生效的省高院的判决，3、案件受理不是抗诉和再审的通知，省高院的判决仍然是生效的判决。上诉人新襄阳饭店提供的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不足以证实其上诉主张，亦与本院查明事实不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经二审审查，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新襄阳饭店上诉认为，2001年8月31日因拖欠贷款抵偿给被上诉人农行米公支行的不动产仅为房屋而非土地。其为该土地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但现诉争的土地登记至被上诉人靖其兵处，二被上诉人属于无偿获取了土地，故应向其支付土地增值收益。本院审理认为，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2001年6月12日，原襄樊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为原襄阳饭店偿还贷款，而对拟抵偿给农行米公支行的1510㎡的房屋进行了评估，该评估报告载明，“评估目的是为贷款偿还提供价值参考。因房屋建筑物采用现行市价法，故评估价值中包含了地价因素”。其二、2001年8月31日，原襄阳饭店与农行米公支行签订的《以房抵贷协议中》第3条约定，“房屋所占土地，农行米公支行暂不过户”。依据查明的事实，当时的土地尚未登记至原襄阳饭店名下，故签订该协议时，不具备约定和办理过户的基础。其三、靖其兵已于2007年3月通过拍卖方式取得了本案诉争的房产，并于2017年3月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该产权证面积栏记载，“共有宗地面积：556.6㎡/房屋建筑物面积：1486.12㎡”。综合上述的分析，并无存在农行米公支行无偿获得土地的情形，其抵偿的不动产款项中包含了土地的价值。另外，现物权人靖其兵通过公开拍卖购得本案诉争标的，并获得了不动产职能部门核发的包含房屋及土地的不动产产权证，获得完整的产权。现上诉人新襄阳饭店提出抵偿的仅为房屋而不包含土地，显然与事实不符。其还主张土地出让的增值收益，更缺乏请求权的基础，因其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权利请求的法律依据。故此，上诉人新襄阳饭店的诉讼请求无成立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新襄阳饭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新襄阳饭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轶
审判员 魏 俊
审判员 严庭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岳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