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01行初2158号
原告：增城市新塘纯纯奶品专营店，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解放北路93号，组织机构代码：73298347-9。
负责人：王卫华，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桂庭，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凯亮，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21号。
法定代表人：毛敢良，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承，该财政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辉强，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沙河燕塘，组织机构代码61743558-1。
法定代表人：黄宣，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菁华，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富妮，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合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东风西路187号时代国际大厦14楼08室。
法定代表人：韦思聪。
原告增城市新塘纯纯奶品专营店（以下简称纯纯奶品）不服被告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增城财政局）、第三人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塘公司）、广州合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壹公司）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一案，原告于2016年8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2016年9月10日，燕塘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粤7101行初第215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燕塘公司不服，上诉至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年11月22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6）粤71行辖终1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纯纯奶品委托代理人曾桂庭、吴凯亮，被告增城财政局委托代理人张伟承、朱辉强，第三人燕塘公司委托代理人陈菁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合壹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纯纯奶品诉称：被告在燕塘公司提供虚假业绩和虚假投标文件、宴请采购人代表等方面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已提供了如《广东省机关复函》、《证明》等诸多证据，广州市财政局、增城区纪委、增城区教育局也出具书面材料确认燕塘公司存在宴请采购人代表的事实，被告全部予以否定，认定为“无证据”。（一）关于燕塘公司是否提供虚假业绩的问题。1.原告提供了：（1）《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日业绩一览表》（该业绩表是燕塘公司在投标时申报的“项日数量及合同总价”的汇总）；（2）阳春市教育局服务公司出具的《阳春市学生饮用奶配送协议》及《证明》；（3）广东省政府机关后勤事务中心出具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等四份证据。通过对比充分证明燕塘公司在参与招投标中申报的业绩是夸大、虚假的。燕塘公司与阳春教育服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实际履行金额为200万元，而燕塘公司在投标时递交的《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日业绩一览表》中申报的业绩为564.8万元，夸大了364万元；广东省政府机关后勤事务中心实际合同金额为32251盒牛奶，按燕塘公司市场零售价（按最高的价格）估算，实际采购金额不超过15万元，而燕塘公司在《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中虚报为100万元，夸大了85万元。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燕塘公司在投标中虚报业绩、夸大业绩金额，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视而不见，反而认定原告证据不足。2.燕塘公司虚报业绩、夸大业绩金额是故意的。燕塘公司招投标申报的业绩（例如其与阳春教育服务公司以及广东省政府机关后勤中心等合同关系中），这些合同均已全部履行完毕，在明知合同金额非常明确（比如阳春教育服务公司不足200万，广东省机关后勤中心不足15万）的情况下，燕塘公司仍然在参与投标时向招标代理机构提交的《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中申报夸大了业绩，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故意造假行为，该行为是非常恶劣的不诚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燕塘公司在参与招投标中夸大业绩金额谋取中标，显然已经构成不诚信行为。同时该项目《招标文件》（UT-44011508001）第11-12页第3.8.6条……出现但不限于下列情形之一……第(4)点“招标文件弄虚作假的”，作无效投标处理，第三人虚报业绩，根据《招标文件》应认定为一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二）关于燕塘公司伪造篡改合同，提交虚假投标文件问题。原告提供合壹公司出具的《答疑函》核查结果第2点查明：燕塘公司投标文件《商品供应协议书》扫描件“全年预计销售额100万元”与原件的字迹不同，也就是燕塘公司提供给投标代理公司的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很明显该投标文件是虚假的。依照该项目《招标文件》第11-12页第3.8.6条第（3）点规定，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的，认定为无效投标处理。燕塘公司提供的投标文件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应当认定其为无效投标。燕塘公司称其是不同部门预测，不同的人书写的结果，但其无法提供不同部门书写原件进行对比，属于举证不能。在燕塘公司没有任何证据提交的情况下，被告单方偏信燕塘公司的辩解，确认燕塘公司的辩解为事实。被告单凭燕塘公司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就否定合壹公司认定的事实。被告对此的认定是错误的。（三）关于被告认为《招标文件》中“没有发现该项评分内容及评分标准没提及业绩合同金额”的问题。原告为此提供该项目《招标文件》(UT-44011508001)及燕塘公司提交的《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两份证据，其中《招标文件》第56页附件5《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中明确记载有“合同总价”一项，燕塘公司向投标代理机构递交的《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中申报的业绩（其中阳春教育服务公司合同总价为564,8万元，广东省机关后勤中心为100万），均有“合同总价”。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招标文件》中业绩部份清楚登记了“合同金额”，被告认定为“没有合同金额”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四）关于“销售金额不作为评分标准”的问题。《招标文件》、《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中每份合同均有明确的合同总价，业绩评分有“优：4分；良：3分；差：1分；无：0分”等级之分，共分四个等级，业绩金额的多少的横向对比决定级别的高低，业绩金额最高确定为优，依次为良、差，没有业绩的为0分。可见合同金额是衡量业绩的关键要素，被告认为“销售金额不作为评分标准”是错误的。（五）关于燕塘公司向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问题。1.燕塘公司是否宴请采购人代表。广州市财政局在穗财法〔2016〕49号行政复议决实书中已确认燕塘公司宴请采购人代表刘惠林的事实，并且据此撤销被告增财函〔2016〕14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责成增城财政局重新调查处理，同时增城区纪委、增城区教育局两部门也具函予以证实；“确实存在燕塘公司宴请评标委员会主要成员的事实”。然而被告在重新调查处理时推翻否定上级机关及增城区纪委、增城区教育局认定的宴请事实结论，作出“无证据证明采购人代表刘惠林接受第三人宴请”的截然相反的认定，歪曲事实。2.燕塘公司是否向采购人代表刘惠林行贿35000元现金及硬盒中华香烟一条以及1.4升蓝带洋酒一支。（1）被告在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中认定为“尚无证据”证明行贿。综合上述问题，被告在此案当中显然庇护、袒帮燕塘公司，其是否公平公正执法，实在值得商榷。（2）燕塘公司经理钟剑彬在该项目招投标中行贿采购人代表刘惠林35000元现金，硬盒中华香烟一条，1.4升蓝带洋酒一支在增城区教育系统广为流传、众人皆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3）采购人代表刘惠林现已被开除党籍调离岗位，正在增城区检察院接受调查处理。原告方是普通公民无法取证，故申请法院部门依法向增城区检察院发函调查。综上所述，原告已经提交证据证明燕塘公司在UT-44011508001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虚报业绩，提供虚假材料，宴请采购方代表刘惠林的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但被告将“有证据”否定为“没有证据”；将上级机关确认为“确实存在宴请事实”歪曲为“没有证据”。明显是庇护、偏袒燕塘公司，歪曲事实，拖延案件处理时间。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增城财政局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2.撤销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中“本机关认为”第一项、第二项事实部分的认定，确认燕塘公司在本项目招投标中提供虚假业绩（即第一项事实）、提供虚假文件（即第二项事实）为本案事实；3.撤销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中“本机关认为”第三项事实部分的认定，确认燕塘公司在本项目招投标中违规宴请采购人代表刘惠林为本案事实。请求重新调查燕塘公司向采购人代表刘惠林贿送35000元现金、硬盒中华香烟一条、1.4L蓝带洋洒一支等事实；4.确认燕塘公司中标结果无效，并对其宴请采购人代表，提供虚假业绩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请求依法在新闻媒体及网络公开处理结果，接受社会及广大股民的监督；5.原告保留向燕塘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6.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增城财政局辩称：（一）关于燕塘公司是否提供虚假业绩骗取中标的问题。燕塘公司与广东省政府机关后勤事务中心签署的《商品供应协议书》确定的是“先签订合同，后发生供销关系”的销售模式，协议书上并没有具体的金额，其手工书写的“全年预计销售额为100万”是其单位对市场销售的预测，不是业绩表达，更不能据此认定为虚报业绩的行为。另一方面，根据《招标文件》第39页“商务评审”中“投标人2013年以来同类项目业绩情况（请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复印件）同类项目：指向社会机关、团体、学校、超市供应牛奶的项目”、对应评分标准为“业绩情况：优：4分；良：3分；差：1分，无：0分”可知，评分内容及评分标准并没提及业绩情况与合同金额的具体关系，《招标文件》第56页附件5的《2013年至今完成同类项目业绩一览表》虽然带有“合同总价”字样，但并未规定以此作为评分标准。评审小组专家于2015年12月18日出具的《说明函》也说明了燕塘公司提供的协议书上手工书写的金额多少并非该评分项目的参考依据及标准。因此，被告认为燕塘公司不存在提供虚假业绩的行为，更不存在以该行为骗取中标的行为。（二）关于燕塘公司提供虚假材料的问题。被告通过调查确认燕塘公司提供的《商品供应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是广东省机关后勤中心与燕塘公司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燕塘公司在协议书上手工书写的“全年预计销售额100万元”并没有经过双方盖章确认，仅作为燕塘公司单方市场预测的参考数据，并不构成协议书的内容，也不会让评审小组误认为合同内容，不构成伪造篡改合同。（三）关于燕塘公司在本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宴请采购人代表刘惠林及向其贿送财物的行为。纯纯奶品投诉的内容违反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程序，且并未提供证据，被告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先后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调查，并未发现燕塘公司存在纯纯奶品投诉的行为。1.纯纯奶品投诉燕塘公司涉嫌行贿影响评审公正并未经过质疑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质疑投诉程序。纯纯奶品投诉已超出质疑的范围，依法不应当成为本案的审理范围。2.经被告调查发现，刘惠林作为采购单位的工作人员，确实接受过钟剑彬的宴请及财物，但是刘惠林违规接受宴请与收受财物却与本次纯纯奶品投诉的燕塘公司中标项目(UT-44011508001)无关。从增城检察院对刘惠林的调查笔录来看，刘惠林一共接受了三次违规宴请和两次收受财物。其第一次接受宴请及财物是2015年2月下旬，当时进行招标的是2015年2月一7月的标段(FEGD-
CT14888-1)，最终结果燕塘公司并未中标，此标段刘惠林并未为燕塘公司谋取利益，此标段也并非纯纯奶品投诉的项目标段（时间2015年8月-2016年7月，编号：UT-44011508001，本项目2015年8月31日公开招标公示，同年9月30同评标），刘惠林本次接受的违规宴请和财物应与本案无关；第二次宴请是在2015年3月，当时2015年2月一7月的标段(FEGD-
CT14888-1)正由其他投标人履行中，与燕塘公司无关，也与本案涉及的标段(UT-44011508001)无关。第三次接受宴请和财物的时间是2015年10月，但这次宴请的目的主要是要求刘惠林向第三方借用冰箱的事，而且，本案涉及的标段(UT-44011508001)早已于2015年9月30日评标结束。故此，第三次宴请也与本案涉及的标段无关。而且，根据评标视频显示，刘惠林并未为燕塘公司中标而向其他评审小组专家作出明示或暗示倾向性意见。综上，被告认为刘惠林违规接受宴请和财物与本案涉及的标段（UT-44011508001）没有因果关系，被告作出不予支持的决定是合法的。3.钟剑彬宴请送礼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未经燕塘公司授权，且燕塘公司已对钟剑彬作出处罚决定。根据燕塘公司提供的《关于协助调查政府采购事项的复函》，燕塘公司并未宴请刘惠林或向其送礼，也没有授权或默认任何人进行以上行为，钟剑彬宴请送礼的行为是自费行为，不能代表燕塘公司的行为，若据此认定燕塘公司宴请和行贿刘惠林依据不足。（四）被告依法受理本案投诉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也完成了送达和权利告知，程序合法。2015年11月9日，纯纯奶品因不服合壹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的《答疑函》，向被告提出投诉申请，被告于同日受理后，在2015年12月28日作出了增财函〔2015〕14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并送达了相关当事人。纯纯奶品不服上述决定，于2016年2月2日向广州市财政局提起复议。2016年4月13日，广州市财政局作出穗财法〔2016〕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作出的增财函〔2015〕14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并要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调查处理。2016年6月8日，被告在60天的期限内依法作出了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并于2016年6月14日依法送达给了纯纯奶品。由此可见，被告作出本案的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燕塘公司述称：纯纯奶品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并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一）增城财政局作出的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纯纯奶品投诉燕塘公司提供虚假业绩、虚假材料和向评标委员会主要成员行贿谋取中标，增城财政局在向燕塘公司、省机关后勤中心和相关单位发函调查后作出认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燕塘公司的投标行为合法，且经评标确定为中标单位，纯纯奶品的指控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纯纯奶品第三、四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不具有可诉性，依法应不予立案，立案后也应予以驳回。1.纯纯奶品投诉的事项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起诉的条件。纯纯奶品诉请的“涉嫌违规宴请”没有经过质疑、投诉程序，也未要求两级财政局处理，其在第二次诉讼中提出的该项请求指向的对象显然不是“行政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可知，纯纯奶品投诉的事项是认为燕塘公司提供虚假业绩、虚假材料和向评标委员会主要成员行贿谋取中标（决定书第2页第三段），而根本不包括“违规宴请”的事项，而且在其向合壹公司质疑、向增城财政局投诉、向广州财政局复议，向法院提起1318号诉讼时均未出现关于“违规宴请”的投诉。增城财政局在作出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时，根据纯纯奶品质疑和投诉的事项进行处理，在查明未涉及行贿35000元的事项后，驳回其投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纯纯奶品以质疑、投诉、复议阶段均未提出的审查理由进行起诉，该行为显然未经政府机关处理，不存在“可诉的行政行为”，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2.纯纯奶品第三项诉讼请求显然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行政审判权审查的范围，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从程序上而言，纯纯奶品第三项诉讼请求是关于调查涉嫌行贿的情形，该事项属于纪检或检察机关调查的权限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诉请显然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起诉。（四）纯纯奶品的第三、四项诉讼请求毫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从主体看，燕塘公司从未宴请过刘惠林，区纪委和省教育局的函件所述的内容显然缺乏事实依据。（1）从函件形成的过程看，燕塘公司作为公司主体，从未接到过区纪委或教育局的文件，要求协助调查，更加不存在违规宴请行为。区纪委不可能在未对对象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燕塘公司存在违规行为。该函件所述内容本身就没有事实依据，且认定程序严重违法。（2）从函件的形式上看，也不是政府机关的决定或生效文书，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本案中，燕塘公司也提供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告知函》（穗天检预查【2016】36734号），其中明确记载了燕塘公司不存在任何行贿犯罪记录,足以推翻两份函件的陈述。（3）从函件出具机构的调查结果看，区纪委或区教育局也从未就其函复的违规行为对燕塘公司进行处罚，甚至连调查、立案都没有。纯纯奶品所宣称的情形根本不是事实，区纪委和区教育局也未核查出任何违规行为。增城财政局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作出的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是符合案件事实的，本案不应拘泥于一份没有事实依据的函件进行认定。2.从主观目的看，燕塘公司不具有“提供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不正当”本身就带有“主观性”，燕塘公司本身不存在宴请行为，也不带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在案涉项目的招标过程中，燕塘公司是依法依规参与投标，按照招标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并经过评标小组的评审，确定为中标单位的。相反，纯纯奶品既不是生产企业，也非大型公司，其本身的客观条件就比燕塘公司差。在实体上，燕塘公司没有通过不法手段抢夺了其中标的机会；在程序上，燕塘公司也没有通过不法手段提前获知招标条件，或修改招标文件等情况导致纯纯奶品未能中标。案涉的采购项目是根据各方的客观条件进行评选的，燕塘公司也根本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或者成交”的行为。3.从结果及时间上分析，假设有部分人员存在私下请吃饭的行为，也是发生在项目中标后，也未能影响中标结果。根据燕塘公司调查相关人员的陈述，请吃饭的行为是发生在项目中标之后，当时也是为了与前一年度的中标单位协调冰箱的使用问题而导致过了晚饭时间，出于社会礼节而请吃饭的。该行为根本没有发生在招投标期间，对招投标不产生任何影响。刘惠林也仅仅是七人评标小组的一员，其对整个中标结果并不能起到决定或者实质性的作用。请吃饭的行为与不正当利益根本无法挂钩。综上，纯纯奶品仅通过纪委的一份孤证作为诉请的依据，但该文件本身的效力就不属于生效文书，而且也是在根本没有对燕塘公司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得出的片面结论，根本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五）燕塘公司依法依规参与投标，却遭到竞争对手非法采集证据的恶意诉讼，严重影响燕塘公司的经营，为此，燕塘公司恳请法院从利益衡平的角度尽快驳回纯纯奶品的全部诉请。燕塘公司依法参与项目投标，并提供了相应的投标材料，经过评标小组的讨论、表决确定为中标机构，并依法依规地履行合同，但却屡屡遭到竞争对手的恶意指控。同时，纯纯奶品提供的大部分协议书、文件显然属于燕塘公司的商业秘密，纯纯奶品通过非法途径取得材料后，还对燕塘公司进行恶意指控，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质疑的范围。为此，燕塘公司恳请法院依法不采纳纯纯奶品提供的非法证据，并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8日，增城财政局作出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认为：一、投诉人认为燕塘公司提供虚假业绩的问题，招标文件要求只需提供真实、有效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而无需提供销售金额，且销售金额不作为评分标准。燕塘公司在《商品供应协议书》上手工书写“全年预计销售额为100万”是其单位对市场销售的预测，并不影响评标结果。投诉人因燕塘公司在《商品供应协议书》上手工书写“全年预计销售额为100万”认为燕塘公司提供虚假业绩谋取中标依据不足。投诉人此项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二、投诉人认为燕塘公司提供虚假材料的问题,通过调查确认《商品供应协议书》为省直机关后勤中心与燕塘公司签订真实有效，燕塘公司在《商品供应协议书》上手工书写“全年预计销售额为100万”的行为并不影响合同原有法律效力。投诉人此项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三、投诉人认为燕塘公司向评标委员会主要成员行贿的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证明采购人代表刘某林在本项目（采购编号：UT-44011508001）采购过程中收受燕塘公司35000元贿款。无证据证明采购人代表刘某林在本项目（采购编号：UT-44011508001）采购过程中接受宴请和收受财物。也无证据证明采购人代表刘某林在本项目（采购编号：UT-44011508001）评标过程中向评标委员会的其他评审专家成员作倾向性、诱导性的解释或者说明的行为。投诉人此项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0号）第十七条第（二）款“投诉缺乏事实依据的，驳回投诉”的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纯纯奶品不服，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8月28日依法向增城财政局送达了举证通知书，EMS快递查询显示增城财政局于2016年8月30日签收，但增城财政局直至2016年12月7日才提交证据和延期举证通知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增城财政局作为增城区政府的财政部门，有职权对纯纯奶品的政府采购投诉作出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增城财政局逾期申请延期举证并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燕塘公司虽然提供了相关证据，也不能证明增城财政局作出的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的合法性，故对于纯纯奶品要求撤销增城财政局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纯纯奶品请求确认燕塘公司在本项目招投标中提供虚假业绩（即第一项事实）、提供虚假文件（即第二项事实）为本案事实以及请求确认燕塘公司在本项目招投标中违规宴请采购人代表刘惠林为本案事实。鉴于本院已撤销增城财政局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相关事实认定，应由相应行政管理部门在重新处理时作出认定。纯纯奶品请求重新调查燕塘公司向采购人代表刘惠林贿送35000元现金、硬盒中华香烟一条、1.4L蓝带洋洒一支等事实以及确认燕塘公司中标结果无效，并对其宴请采购人代表，提供虚假业绩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依法在新闻媒体及网络公开处理结果，接受社会及广大股民的监督，并保留向燕塘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作出的增财函〔2016〕74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蔡才昂
审 判 员 谭碧仪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