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11刑初34号
被告人朱某甲，男，196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2015年8月10日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1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清丰，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某，男，196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户籍及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2015年8月10日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1月6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梅华，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潘某乙，男，198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及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2014年11月26日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1月6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妤，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杜某某，男，196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及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全椒路129号1-601。2014年11月26日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1月6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葛长金，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包检公诉刑诉[2016]22号起诉书、包检公诉刑变诉[2016]9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朱某甲、周某、潘某乙、杜某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先后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郜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某甲及其辩护人张清丰，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梅华，被告人潘某乙及其辩护人张妤，被告人杜某某及其辩护人葛长金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检察机关以补充证据为由，两次申请延期审理，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期审理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11月10日11时许，被告人杜某某在巡查合肥市包河区龙川路时，认为有人在其所属中信广告公司建设范围内建设公交指示牌，后电话向公司领导汇报。随后被告人朱某甲指示被告人周某负责该事件的处理并与周某达成拆除公交站牌的共识。周某打电话安排由被告人潘某乙指示监督杜某某具体实施。杜某某遂于当日14时许带领许多人，公然拆除龙川路上已经安装的九个公交站点指示牌，后全部藏匿。四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影响到龙川路沿线社会民众的正常出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经鉴定，涉案九块公交指示牌损毁总价值29610元。
出庭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价格鉴定意见书、现场材料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纠集三人公然毁损他人财物，价值29610元，数额较大，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各被告人行为均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朱某甲、周某、潘长书、杜某某对起诉书指控其参与拆除公交站牌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对损失价值存有异议，认为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数额，故辩称自己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均认为本案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1、中信公司和公交公司有合同约定，公交公司违约在先，所以被告人的拆除行为属维权行为，即主观上没有毁损财物的故意；
2、各被告人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体要件；
3、涉案价格鉴定结论书存有错误，被损的公交站牌不应是整体损失，应该是修复损失，修复价格2000元左右，达不到立案数额；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纠集三人公然毁损他人财物”不能成立。
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合肥公交站牌设施管理若干规定，拟证实被损毁公交站牌所在路段属中信公司承建范围；
2、海南龙帆广告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与中信公司达成的“协议书”拟证实双方已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
经审理查明：
2006年5月，安徽省中经信源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和海南龙帆广告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龙帆公司”）均是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协议单位。协议规定公交公司在合肥二环以外开辟的公交线路、站点需要建设候车亭和站牌，中信公司有优先承建权并享有广告的发布经营权，但具体到某一路段时中信公司须经公交公司审批决定后，方可开工建设。
合肥包河辖区内的龙川路属上述协议路段。2014年9月，中信公司曾向公交公司提出了承建申请，但未获批准。而龙帆公司却获得此线路的实际建设权。2014年11月10日被告人杜某某（中信公司工程部长）在巡查龙川路时，发现该路段公交指示牌已建成，后电话向中信公司领导汇报。被告人朱某甲得知后指令被告人周某负责处理并与周某达成拆除公交站牌的合意。后周某将此事安排给被告人潘某乙。接下来，张、潘二人分别督促被告人杜某某带人拆除。当日14时30分许，杜某某联系了中信公司合作单位安徽省公路桥梁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养护公司”）指派3名工人，携切割工具将龙帆公司已安装的9块公交指示牌拆毁。拆除的站牌存放于路桥养护公司的仓库里。经鉴定，涉案9个指示牌损失价格29610元。
2014年11月11日龙帆公司到公安机关报案，当月17日公安机关将涉案公交指示牌予以扣押，2015年5月15日返还被害单位龙帆公司。2014年11月17日杜某某、潘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2015年6月25日、8月6日周某、朱某甲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
2015年11月26日，中信公司赔偿龙帆公司2000元并取得谅解。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1、被告人朱某甲的供述，供称朱某甲系中信公司董事长，案发前一天晚上，朱某甲先后接到杜某某、周某的电话，汇报龙川路被人抢建公交站牌事宜。后朱某甲通知周某按照公司决议安排人员将已建的公交站牌拆除。周某是中信公司副董事长，潘某乙是公司总经理，杜某某是公司工程部长。
2、被告人杜某某的供述，供称杜某某系中信公司后勤部长。中信供述和合肥公交公司签订有合同，合同约定由中信供述负责合肥市二环路以外所有公交站点建设、发布广告等权利。2014年11月10日上午10时许，杜某某和公司副总陈某某巡查时发现龙川路滨湖春天小区附近有新建的公交站点站牌，先联系朱某甲，后联系潘某乙，潘某乙、周某指示杜某某带人拆除。随后，杜某某联系了制牌厂鲁厂长，派了3名工人拆除了九个站点站牌。拆除是用割枪将站牌基座切除，八站牌箱搬到货车上带走。公交公司新建站点的承建流程是，中信公司打报告给公交集团公司，公交公司审批，中信公司拿到批复后方可开工建设。事发地龙川路大约在九月份中信公司已向公交公司打过报告，但公交公司没批，把中信报告打回去了。拆除时不知道是谁家建设的，但知道肯定是经过公交集团批复过的。有的公交站牌里已经放置了公交公司统一印制的路线牌，说明是经过公交公司营运部审核通过的。拆除的站牌运到在中信公司制牌厂仓库里了。
3、被告人潘某乙的供述，供称案发当天，潘某乙和杜某某、周某通过电话，得到周某的拆除意思后，向杜某某做出指示，派人拆除龙川路公交站牌。
4、被告人周某的供述，供称案发当天11时许，先接到朱某甲的电话，和朱某甲达成拆除对方站牌合意，然后打电话给杜某某具体安排拆除事宜，后向朱某甲汇报落实情况，并让潘某乙具体监督拆除工作。
5、被害单位员工陈述，证实龙帆公司在合肥市包河区龙川路建设公交指示牌被毁坏的事实。
6、证人何某某的证言，证称其案发当天何某某看到有人用电焊枪切割龙川路公交站牌的事实。
7、证人夏某的证言，证称夏某供职于公交集团营运部。2014年11月10日上午，夏某应公交公司营运部安排，带人去龙川路把龙帆公司已安装好的站牌张贴交通线路，当日下午3点左右，杜某某到公交公司询问是哪家建设的公交站牌，夏某告诉杜某某是龙帆公司所建，当时杜某某质疑到“我报告打上去了你们没批，为什么又给龙帆建了”，先指责公交公司违约，后声称割掉站牌。当日下午5点左右，夏某听公交公司人员反映龙川路公交站牌被人偷了。公交公司和龙帆公司、中信公司有协议，协议约定二环以内由龙帆公司承建，二环以外由中信公司承建，但实际操作中，双方承建范围有交叉，二环以内也有中信公司承建的，都是经公交公司同意后承建的。公交指示牌价格包括材料费、安装费和后期维护费。
8、证人徐某的证言，证称徐某是公交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公交公司和龙帆公司、中信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原则上的，具体到某一路段时由公交公司决定并进行审批。中信公司按照协议是二环以外的范围，但实际操作时他们在二环以内安装的更多。龙川路公交指示牌是上级单位临时要求建设的，是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通知龙帆公司承建的。
9、证人鲁某某的证言，证称鲁某某是路桥养护公司负责生产的厂长。案发当时是中信公司杜某某电话安排鲁国庆派员前往拆除涉案站牌。拆下来的公交站牌堆放在公司车间门口。
10、现场勘查笔录、现场方位图、现场照片，证实被割损的公交指示牌所处的位置以及被割损的情况。
11、扣押清单证实被割损的公交指示牌共九块。
12、合肥市包河区物价局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涉案9个指示牌案发当时的损失价格29610元。
13、合肥公交公司与中信公司“协议书”，证实合肥城市二环以外公交公司开辟的新路线、站点，中信公司有优先承建权，但必须与公交公司另行签订新增范围合作协议后方可建设。
14、赔偿协议书、收据证实中信公司因割损公交指示牌一事赔偿了龙帆公司2000元并取得龙帆公司谅解。
15、龙帆公司提供的照片证实龙川路拆下的公交指示牌已经被二次使用的事实。
16、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朱某甲、周某、潘某乙、杜某某均已达到负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17、到案经过证实案发后四被告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以上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合法有效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某甲、周某、潘某乙、杜某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价值29610元，数额较大，各被告人行为均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关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存在“纠集三人公然毁坏他人财物”法定情节。本院认为，最高司法机关立案标准之所以将“纠集多人公然毁坏”作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够罪情形之一，主要是基于多人的公然毁坏行为不论是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性都要大于单独的个人行为，一般纠集者和被纠集者对行为性质有着相同的认识或者共同的故意。而本案现有证据证实，路桥养护公司是中信公司公交站牌的制作协议单位，拆卸、安装公交站牌是公司的正常业务。案发当天，路桥养护公司鲁某某厂长是接到被告人杜某某的电话后才指派3名工人前往作业。因此，对于当天的拆除行为，在卷没有证据证明作业工人和中信公司有着相同认识或者共同故意。因此公诉机关的此项指控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拆除行为是四被告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所采取的私力自救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本院认为，中信公司虽然和公交公司有“二环以外公交指示牌由中信公司承建”这一概括性的承建协议，但协议同时规定，具体到某一路段时中信公司须经公交公司审批决定后方可开工建设。现有证据证实，中信公司早前曾向公交公司递交了承建申请，但未能获得批准，故根据协议其尚不具有承建权。因此，中信公司在承建权即本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无所谓私力救济权，各被告人实施的拆除行为是对他人财产权益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辩护人提出，中信公司实施的拆除行为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属单位行为，不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本院认为，单位犯罪是法定犯，只有刑法分则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单位犯罪，当某一罪名在刑法未规定单位可以作为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单位员工集体实施的行为理应作为自然人共犯论处。故辩护人提出的此项意见也不能成立。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应该是修复损失2000元，而不是公诉机关指控的整体损失29610元。本院认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毁坏”，既包括财物的价值降低，也理应含指整个财物的毁损灭失。虽然在客观上指示牌被割除后仍存有残值，中信公司将割掉的指示牌运到仓库里也并非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但对于被害单位龙帆公司来说，报案时9个指示牌均处于毁损灭失的状态，案发后的扣押返还行为不影响案发时损失价值的司法认定。因此，本案在主客观相一致的范围内，根据司法鉴定书认定全额损失29610元更符合刑法关于侵财类犯罪的立法精神。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也不能成立。
针对被害人在案发后接受了被告人2000元的赔偿协议并给予书面谅解，但鉴于故意毁坏财物案系公诉案件，根据法理，公诉案件不以被害人权利的自我放弃而否认被告人行为的刑事可处罚性。所以，各被告人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均系主犯，依法应分别按其实施的罪行予以处罚。案发后，各被告人主动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虽做无罪辩解，但依法仍属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所在公司赔偿了被害单位损失，并取得书面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案发原因和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朱某甲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单处罚金二千元；
二、被告人张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单处罚金二千元；
三、被告人潘某乙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单处罚金二千元；
四、被告人杜某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单处罚金二千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马峰才
人民陪审员 孙 冬 梅
人民陪审员 段 立 遥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董 锐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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