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1民终96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毛艳秀，女，1968年10月20日出生，瑶族，个体户，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刚，男，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毛东良，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现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谢世光，男，194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男，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毛艳秀因与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123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毛艳秀上诉请求:1.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123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侵权行为产生的侵权纠纷，一审遗漏侵权行为的当事人和被侵权的一方当事人。1.作为被侵权一方，主张赔偿权利的应当全体合伙人而不是部分合伙人。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来看，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停运损失60万元，是指包括两个被上诉人在内的多人合伙经营的叁辆车在停运期间的损失而不是停运期间对两个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2.作为被诉的侵权一方，承担赔偿义务的应当是所有侵权人而不是侵权人之一。本案中车辆停运是从2015年8月己经开始，而上诉人阻止营运是2015年11月6日和7日两天。车辆停运主要是由于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及合伙人与车站的矛盾，经合伙人协商后停运。本案判决涉及赔偿款的承担责任分配以及取得赔偿款的权利分配，待认定的全部停运行为人及全体合伙人都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二、一审判决对于损失数额的认定错误。1.《协议书》中提到的2015年8月8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的停运损失60万元，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相互争吵过程中，带有赌气性质提出的一个数字，不是建立在双方对过往经营数据理性分析基础上的认定，该数额明显超过实际的可预期利益，显失公平，该协议书的内容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上诉人认为，对于停运损失，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及合伙组织的主要经营管理人，有举证能力及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举证停运损失数额的计算。3.在被上诉人不举证的情况下，上诉人认为可以参照停运车辆在2014的经营状况进行认定。合伙组织其中一个合伙人董世成，于2015年7月左右取得的2014年的分红25万元，其中15万元来源于停运车辆之外的其他车辆的利润，10万元来源于停运车辆的经营利润。而该合伙人在合伙组织中的分配比例是四分之一。即合伙组织在2014年经营停运车辆所得的利润为40万元。因此，考虑到高铁开通、私有车辆大量增加、客运车辆的利润主要集中在春运期间等因素的影响，停运车辆在2015年全年的利润可以参照2014年的利润酌定为不高于40万元，停运期间仅为8月至10月三个月，期间的利润不会超过1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停运损失为60万元，明显超过合理范围。
三、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停运期间全部的损失，有失公平。停运期间为2015年8月8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而上诉人的行为只是在2015年11月6日将车辆放气和拦车，当日上诉人就报警处理，经警方调解，上诉人当日就将堵车的车辆开走，并于第三日就重新给车辆充气，排除了车辆运行的障碍。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仅造成车辆停运三天的时间。其他的停运时间是由于合伙人之间、合伙组织与车站之间、期间利润低或亏损以及被上诉人怠于恢复营运等因素造成，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答辩称，一、上诉状称“一审遗漏侵权行为的当事人和被侵权的一方当事人”没有道理。因为：1.关于被侵权人问题。各被侵权人均有向侵权人主张赔偿的权利，除两被上诉人之外的其它合伙人如果其认为也被侵权了，其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但本案的两被上诉人无权为其代为主张权利，其可以另行主张，但对本案的审理无影响。而且两被上诉人也只是主张了对自己份额的赔偿，并不是主张对全部合伙体的赔偿。全部合伙体因本案停运的总损失为875108．25元，两被上诉人应占份额为656331元，两被上诉人仅主张600000元的赔偿，没有占用其他合伙人的赔偿份额。由于其他可能的被侵权人并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申请参与本案诉讼，故本案没有遗漏被侵权人。2.关于侵权人问题。有关材料足以证明本案侵权的事实真相：其中“抢汽车钥匙事件的录音”第8页倒数第13-14行毛艳秀在与民警的对话中说：“他已经报了很多次你们了的，早就已经很久了的，等于是纠纷其实就是”，还有该页最后的6行毛艳秀与民警的对话：“毛艳秀：这个班线停了四个月了已经，三、四个月了，就是这两天才开(班)。我是不给她开(班)。民警丙：车子是什么班?毛艳秀：东莞深圳咦，富川惠州，富川东莞，这几台车已经停了三个多月一直到现在。”这是毛艳秀自己亲口说出的事实真相，据此可以认定两项基本事实：一是，停运的这三四个月都是毛艳秀造成的，且是毛艳秀一直不让开班，从而证明停运及持续停运的责任都在上诉人毛艳秀一方，毛艳秀理应对本案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是，停运后被上诉人一方已经多次报警要求开班运营，说明被上诉人一方对停运的发生无责任；且一直在努力防止持续停运但未果，因此被上诉人对持续停运也没有责任，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对本案无需分担任何责任。至于是否还确有其他共同侵权人，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即便本案可能存在其他的共同侵权人，各共同侵权人也是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侵权人毛艳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无需追加其他可能的侵权人参与诉讼。至于毛艳秀如果认为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其可以在承担本案责任后另行向有关其他共同侵权人主张追偿权。3.本案《协议书》是一项合同，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中的双方无法也不能对合同双方之外的他人进行权利义务的约定。因此，仅就合同来说，被上诉人只起诉上诉人，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据此也说明本案确实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
二、关于本案的损失数额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上诉人认为可以参照停运车辆在2014年的经营状况进行认定”，对此，被上诉人表示认同。上诉人本应向被上诉人赔偿656331元，但被上诉人对于赔偿额还是以《协议书》所确定的60万元进行主张，有充分的理据，一审判决正确。
三、上诉状中称“上诉人的行为仅造成车辆停运三天”根本不是事实。对于停运事实和停运的持续时间，本案的有关录音材料，是对当时状况的第一时间的客观记录，没有经过任何主观加工和谣传，是最客观真实的证据，应作为本案对该问题的最有效证据使用。该些录音证据足以清楚、完整地证明停运的发生和持续是哪方的责任、以及停运的持续时间。在该录音证据中是毛艳秀自己亲口说出的：“这个班线停了四个月了已经，三、四个月了，就是这两天才开(班)。我是不给她开(班)”、“这几台车已经停了三个多月”、“她都要去开，我和你讲啦”，由此可见，上诉人称其行为仅造成停运三天，根本不是事实，且没有证据证明，事实真相就是其行为造成持续停运三个多月。
综上所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毛东良、谢世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毛艳秀赔偿两原告停运损失人民币60万元及从即日起的利息；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毛艳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在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等客运班线中，因停止了对之前一直领取分红款的被告毛艳秀的分红，双方产生矛盾。为争取继续领取分红款，被告毛艳秀及其家人采取各种手段阻止车辆营运。其中，原告方多次报警求助、并向客运班线管理部门要求协调恢复班线营运未果。导致三条客运班线停止营运达三、四个月之久。2015年11月6日，在原告方欲启动客车营运时，遭到被告家人的阻止。2015年11月26日，在其他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桂Ｊ×××××、桂Ｊ×××××、桂Ｊ×××××号叁辆车，从2015年8月8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停止营运，在停止营运期间共计损失陆拾万元（￥600000.00）。现双方已走司法程序，经法院裁定后，输的一方承担陆拾万元（￥600000.00）的损失。”协议书有双方当事人及见证人的签名。对于阻止客运班线营运达三、四个月之久系被告毛艳秀导致这一事实，在原告方提供的录音资料中，被告毛艳秀予以自认。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中，也认可了该事实。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侵权事实问题。原告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毛艳秀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其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备直接因果关系。本案矛盾引发的原因是被告毛艳秀作为参与客车营运的一方，在未能继续领取红利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而是通过实施一系列强行阻止客运班线营运的行为，想以此方式来达到继续领取分红款的目的。本案侵权事实清楚，原告方主张被告已经构成侵权的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毛艳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辩驳主张不排除有其他人参与了侵权，本案应追加其他人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本案原告方根据现有证据，仅仅把毛艳秀作为被告进行诉讼，并无不当。同时，这一诉讼与双方签订协议对损害赔偿进行约定，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有利于案件的处理。至于本案是否有其他人参与实施侵权行为，被告可在承担侵权责任后，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本案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基于前面所述，原被告双方在停运损失发生后，双方自愿协商作出的损失数额60万元，该院确定为本案的赔偿数额。被告方在庭审中辩驳主张双方有争吵行为，欲主张该协议违反自愿原则而无效。该院认为，协议的产生往往有一个酝酿协商过程，在协商过程中有争吵属于常情。在本案形成协商结果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胁迫行为，被告方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相反，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个证人（均为双方签订协议的见证人），在庭审中均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因此，对于被告认为协议中确定的赔偿数额无效的辩驳主张，缺乏充分的理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方主张60万元的利息问题。因原告方未能说明主张利息的理由以及计算方式，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方辩驳主张本案原告是否有权代表全体股东来取得本案赔偿利益的问题。本案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作为合伙客运车队的主要股东，与被告毛艳秀之间形成财产损害赔偿之诉，是基于矛盾产生于双方之间，并未指向其他合伙人。矛盾发生后，双方就损害赔偿问题签订了一个协议，以协议的相对方来提出诉讼，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相一致。因此，本案原告完全有权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权利。
综上所述，判决：一、被告毛艳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客运班线停运损失60万元；二、驳回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毛艳秀支付以6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的利息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2015年8月起陆续阻拦营运的事实有异议，对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提交有新证据。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及全案证据，除一审认定2015年8月起上诉人陆续阻拦营运的事实外，其他事实双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新证据质证后，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涉案车辆2015年8月起因合伙人纠纷开始停运，录音材料中虽有上诉人本人陈述，但陈述中并未直接认可是自己的行为造成。一审认定三个月的损失均为上诉人造成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认为，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分析，上诉人以甲方的身份与两被上诉人协商，认可2015年8月起的三个月的停运损失60万，该损失与实际损失基本一致，一审予以认可并无不妥。然而，双方之间分担损失的约定不以实际侵权行为为依据，而是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依据，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谁侵权谁承担责任”不相符，同时该约定未明确是特指法院一审、二审或再审程序的裁判结果，可视为双方之间分担损失约定不明。由于双方之间分担损失约定不明，且引发的原因为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过错，本院酌定双方共同承担三个月60万元的停运损失，上诉人承担30万元，被上诉人自行承担30万元。一审判决未综合考虑侵权的事实，未考虑过错因素，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123民初75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毛艳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客运班线停运损失30万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9600元，由上诉人毛艳秀负担9800元，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负担9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凌丽琪
审判员 吕小莉
审判员 陈小坤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黎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