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7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玉秋，女，1979年9月15日出生，住辽宁省辽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宇军，男，1976年1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建平，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艳，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友，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玉秋与被上诉人曹建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5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2017年12月4日开庭，上诉人杨玉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宇军，被上诉人曹建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艳、王贞友到庭参加了诉讼。2017年12月25日开庭，上诉人杨玉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曹建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艳、王贞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玉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曹建平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曹建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中只约定了股权的转让，并没有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第八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中只约定了将“出资300万元转让给杨玉秋；杨玉秋愿意接受曹建平在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检认证公司）的出资300万元（人民币）。”而并没有约定转让出资的对价。曹建平在第一次庭审时提到说他们并没有抽逃增资的资本，而是给了原股东对价。由此曹建平是知道股权转让需要提供对价的，因此在《股权转让协议》和《出资转让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对价并不是曹建平不知道应该明确对价，而是根据实际的公司经营情况和资产情况，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为负资产，如果明确对价的话原股东不但得不到货币补偿，还要出资归还公司对外欠款。因此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转让股权的对价，杨玉秋并没有认可300万的转让对价。2.对于收购公司的1500万元的理解。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此协议没有欺诈行为，则公司转让的成本只有1500万元。根据公司的2013年实际情况是亏损10621891.44元，对外债务还有400余万元，公司继续经营需要资金100万，由此构成了交易价格1500万。也就是说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并没有给付股东的资金准备。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需要按照原股东投入的原始资金给以对价，则杨玉秋需要支付收购股权的资金不是1500万而是需要2500万。也就是说当初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着重大理解错误或者故意欺诈杨玉秋，应该撤销原有的股权转让协议。另外，按照《股权重组协议》约定，新股东王琴和原股东陈宁需要每人再出资100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资。3.《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重组协议》之间矛盾的400万的用途。《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400万元用于处理公司债务，《股权重组协议》中约定400万元用于支付股东。4.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三方身份的认定，方金剑是实际股东、控制人，记名股东肖慧娟与金剑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在另案庭审中肖慧娟亲口承认：自己只是登记股东。金剑控制公司期间，通过公司员工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在与杨玉秋签约之前其声称已经离开公司（短信公证），杨玉秋在后期的调查取证中得知其一直在公司主持工作，作为原股东对此应该非常清楚，其对杨玉秋隐瞒此重要事项。金剑在杨玉秋将资金打入公司后第一时间将资金通过员工账户打入个人账户。杨玉秋有理由推测除了肖慧娟之外的其他几名股东其实也没有出资或者也是金剑的代持人。5.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规定“A方需在重组协议签署后五日和十日内分别将1300万元汇入B方账户，B方确认后通知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实际情况是A方在2013年11月25日签署了《股权重组协议》，而同日《出资转让协议书》即被签署且杨玉秋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这个过程没有按照约定执行，让杨玉秋在没有时间对公司的真实状况进行核实的基础上被迫接受公司，承担公司债务。6.对于“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2011年股东增资的真实性与目的的认定。在第一次庭审中，曹建平明示杨玉秋，说是因为增资的股东看到了商业机会，进行了增资，其增资用于支付原股东对价。而根据北京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其增资为真实的，但并未支付给原股东对价，而是原股东之间进行了股权的调整。根据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客户存款对账单》显示，2011年12月28日收到划资7001041.7元，同日转出6530300元，用于还款。曹建平应就其中有多少是给予原股东的对价、按照什么样的约定给予的对价给出合理解释，如果不能有合理的解释杨玉秋认为此次增资为虚假增资，只是为了之后欺骗性的转让公司做准备，并没有真实的出资。7.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各方的真实意图没有合理的解释。如果曹建平对于公司的商业机会给予认可，从而入股该公司，那么从调取的年度财务报表和银行对账单可以看到，公司的经营情况与增资扩股之前没有任何差别。商业机会就是在等杨玉秋接盘，再通过法律虚假诉讼的方式来收回当初的增资。否则无法解释增资之后的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管理不闻不问，当初的资本金已经是亏损一空，两年的时间或者说是增资当年就已经亏损殆尽。交易各方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不仅应该看协议的内容，其沟通过程所呈现的内容也非常关键，而本交易的原股东都蓄意隐瞒公司的实际股东情况和财务状况。尤其是金剑的身份，由此导致杨玉秋遭受大额经济损失，对此，曹建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杨玉秋除追究原股东民事责任的同时将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8.对于杨玉秋不再执行《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重组协议》的过程认识不清。商业交接程序是基本的共识，在公司交接过程中应该是有财务、人事等相关账册的交接，而在杨玉秋向金剑（实际股东）提出交接财务账本时，对方却拒绝提供，且违反《股权转让协议》利用杨玉秋不在公司期间将杨玉秋打入公司账号上的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却没有提供任何凭证，杨玉秋为了维护股东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停止了继续向公司账户转款。事实证明，公司还有很多对外的债务没有支付，出现了一个100万借款的诉讼，公司已经输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负债，因原股东拒绝交出财务账本而无法核实。与此同时，让人非常费解的是作为股东的曹建平在明知金剑侵害公司资产的情况下，不是与杨玉秋一同去追究金剑的责任，而是起诉杨玉秋，以分散杨玉秋追究金剑责任挽回公司损失的精力。这个极不合理的情况，一审法院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9.曹建平提供的《出资转让协议》中的杨玉秋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包括工商变更手续的相关文件中的杨玉秋签名都不是杨玉秋的亲自签名，而是别人冒充的签名，提请法庭对《出资转让协议》做笔迹鉴定。《出资转让协议》签订的日期与杨玉秋签订《股权重组协议》的日期相同，都是2013年11月25日，而股权重组协议中的签名均是各签约人本人签名，也就是说《出资转让协议》签署时，杨玉秋在北京，曹建平也在北京，没有必要委托他人签名，也不会委托他人签名。尤其是工商注册的变更手续，在杨玉秋没有做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也没有提供身份证原件（当时杨玉秋在新疆，新疆与北京之间往返需坐飞机，身份证从未离身），原股东违法进行了股权变更，形成杨玉秋接受公司的事实。从而，把公司的债务转移给了杨玉秋，再试图通过虚假的诉讼进一步骗取虚假的增资资本。依据一审判决的结论，违法的过程却得到了合法的支持，这种行为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和侮辱。10.一审认定的汇款事实错误。一审认定，2013年11月29日，杨玉秋通过新疆东方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东方汇公司”）以借款名义向国检认证公司汇款300万元；而事实是，2013年11月29日，杨玉秋仅委托汇款200万，2013年12月2日，杨玉秋委托汇款100万，一共是300万元。一审认定未尊重客观事实，细节之处体现一审对事实审查的粗糙和不严谨。11.一审关于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杨玉秋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以一句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杨玉秋购买国检认证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明确”，简单错误的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其论证实难以理服人。“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必须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狭义的意思表示真实，只涉及对当事人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一致进行判断，不存在真意保留、戏谑行为、隐藏行为和重大误解：即杨玉秋表意时表示出来的意思和内心真意一致，《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重组协议》确实是杨玉秋签署的，杨玉秋签署的行为表明，杨玉秋当时内心就是要投资目标公司成为股东的意思；该层次上，杨玉秋的意思表示没有瑕疵。二是意思表示自由，是指在意思表示的形成阶段，杨玉秋未遭受外在不当行为的影响，能够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自由、自主地形成意思表示，表示出来的意思就是本人真实意愿：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四种情形。但在第二个层次上，杨玉秋对于目标公司股权价值和公司发展前景的判断，明显受到了金剑及金剑用来“递话”的王琴陈述的不当干扰，杨玉秋不是基于自己判断失误而理应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而是基于金剑有意的误导（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对公司的背景和认证资质的理解产生错误认识。杨玉秋已对合同订立阶段的诱骗打款及签约过程进行了公证，《公证书》中金剑向杨玉秋描述的“蓝图”是：先讲“认证机构的稀缺性”，全国同类认证机构只有47家，再提示“从2009年12月不再审批新的认证机构”，并且“因国务院22号文彻底改制重组，原股东都是国有企业老总”的陈述。而客观事实是认证资质满足法定条件即可申请（取得法人资格＋有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300万元＋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且行政许可审批自2009年-2017年每年都有新增；原股东也没有“国有企业老总”。因此，签署协议及想要投资该公司的意思表示并非是基于杨玉秋看到协议中提及目标公司拥有两项认证资格，而是基于金剑通过介绍人王琴为杨玉秋描述的“蓝图”：国企的深厚背景和认证资质的稀缺性，公司发展前景非常好。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内打入两笔借款、飞北京、签协议，杨玉秋意思表示的自主和自由性明显受到对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不当陈述”的干扰，此后也不可能达到投资获益的真实意图。杨玉秋受到欺诈的事实足以认定。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正是基于一审认定上述几项事实错误，进而导致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且未能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重组协议》订立过程中明显存在诸多疑点，原股东隐瞒真相涉嫌欺诈，庭审过程中，法官也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判决却未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理念，在文书中略去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关键人物和关键细节，回避笔迹鉴定，简单错误地支持曹建平的诉讼请求。判决对于事实的错误认定，必然导致其适用的法律也是不当的，无法有效地定纷止争。如果具有明显故意过错、甚至具有恶意串通过错的曹建平等人的利益最终得到了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的实施便违背了立法的本意，违背了良法对于诚实守信之人必然给予公平、公正待遇的承诺。
曹建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玉秋的上诉请求。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47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杨玉秋和曹建平于2013年11月22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情形，《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47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杨玉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受让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的股权。杨玉秋和曹建平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就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是杨玉秋和曹建平就国检认证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47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已经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的情形。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曹建平已经配合完成国检认证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杨玉秋也于2013年12月4日取得了国检认证公司的股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杨玉秋负责国检认证公司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杨玉秋先行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后交由杨玉秋办理，且杨玉秋已经根据国检认证公司重组后的股权比例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已于2013年12月4日办理完毕，根据工商登记显示杨玉秋持股80%、王琴持股10%、陈宁持股10%。三、杨玉秋在接管国检认证公司后，进行了国检认证公司经营范围的增项、股权的再次转让、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充分说明杨玉秋已经实际享有并行使了股东权利，理应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一）杨玉秋已经对国检认证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了增项。根据国检认证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4年6月20日，国检认证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增加“投资管理，企业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说明杨玉秋在接手国检认证公司后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增项，扩大了国检认证公司的经营范围。（二）杨玉秋擅自将原股东陈宁所持国检认证公司10%的股权以及王琴所持国检认证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杨玉秋指定的廉晓斌。（三）杨玉秋已经变更了国检认证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根据国检认证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11月10日，国检认证公司董事长杨玉秋不再担任董事长，由李瑞杰担任董事长并任国检认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的职权之一即是“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除特殊事项外，股东会决议事项需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方可通过。另外，根据国检认证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决议须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因此，杨玉秋在办理国检认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至少提交更换国检认证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股东会决议，和选举李瑞杰为国检认证公司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杨玉秋作为持有国检认证公司80%股权的股东，只有其同意更换李瑞杰为国检认证公司的董事后，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因此，通过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事宜，充分说明杨玉秋认可其作为国检认证公司股东的身份，并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综上所述，2013年11月22日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现曹建平已经履行完毕全部的股权转让义务，杨玉秋亦实际控制并经营管理国检认证公司，故杨玉秋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
曹建平一审起诉请求：要求杨玉秋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3年12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标准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检认证公司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3年11月，国检认证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曹建平出资150万元，股东ＸＸ宇出资150万元，股东陈宁出资400万元，股东肖慧娟出资300万元。
2013年11月22日，杨玉秋作为A方（重组股东）代表与B方（国检认证公司）代表蒋秀英、C方见证方金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约定：AB两方经友好磋商就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股份转让事宜在C方见证下达成以下协议；转让标的为B方（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是国家质检总局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现有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按1500万元转让给A方（按磋商实际价1400万元交割，100万元转为公司运营资本，作为结算应付款及其他押金等费用）；转让方式为重组协议签署前，A方将200万元以借款汇入B方开户行账户作为重组第一笔缴款，协议签署后五日内A方将300万元以借款汇入B方开户行账户作为重组第二笔缴款，交割后第二笔缴款中的100万元转为公司运营资本，400万元用于给付公司账面应付款项，费用不足部分由B方（原股东平摊）结算，如有盈余费用将不予以分割，作为申报审批备案费用开列；重组协议签署十日内A方将股本1000万以股权转让款汇入B方开户行账户作为重组第三笔缴款，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C方分别按原股东持股比例从B方账户用公司网银汇给原股东；A方需在重组协议签订后五日和十日内分别将1300万元汇入B方账户，B方确认后通知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照认证行业规则，由A方（新股东）负责日常运营；为避免衔接的缺位，A方委托C方负责接管B方经营进行清算，A方管理具体事务，并陆续招聘或派驻管理人员参与经营与财务管理，按正常手续申请国家认监委的变更审批，以及工商、税务、银行等变更手续；A方负责自2013年12月1日起B方的运营收入和支出，2013年11月30日之前B方的所有债权债务与A方无关由C方负责清算并承担协助处理所有应付应支费用，相关移交由A方和C方共同介入直至移交完毕；杨玉秋、金剑、蒋秀英分别在合同上签字，国检认证公司在B方落款处盖章。在（2014）朝民（商）初字第32178号案件（即杨玉秋诉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国检认证公司原股东曹建平、ＸＸ宇、陈宁、肖慧娟当庭表示认可蒋秀英及国检认证公司做出的意思表示；杨玉秋亦对《股权转让协议》系约定由杨玉秋受让曹建平、ＸＸ宇、陈宁、肖慧娟股权不持异议。
2013年11月25日，杨玉秋作为A方与B方王琴、C方陈宁签订《股权重组协议》，三方约定国检认证公司股权按磋商价1500万元转让给A、B、C三方；国检认证公司100%股权分割为：A方出资800万元认购国检认证公司80%的股权，B方出资100万元认购国检认证公司10%的股权，C方出资100万元认购国检认证公司10%的股权；国检认证公司运营资本500万元，以借款方式出借汇入公司账户，其中400万元给付原股东，100万元作为实际运营投入由A、B、C三方筹集，经营所得优先给付；国检认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大股东A方担任，设立董事会兼任董事长，不设董事会兼任执行董事，监事由不参与运营的股东担任，选举推荐均可，设监事会兼任监事长。
2013年11月22日，杨玉秋以借款名义向国检认证公司汇款2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杨玉秋通过新疆东方汇公司以借款名义向国检认证公司汇款300万元。
国检认证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转让方曹建平与受让方杨玉秋签订了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根据国检认证公司的决议，曹建平与杨玉秋达成出资转让协议，曹建平愿意将国检认证公司的出资150万元转让给杨玉秋；杨玉秋愿意接收曹建平在国检认证公司的出资150元；于2013年11月25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杨玉秋对该份协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国检认证公司工商档案显示，2013年11月25日，国检认证公司召开第八届第三次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王琴、杨玉秋；转让出资：肖慧娟愿意将国检认证公司实缴100万出资转让给王琴，肖慧娟愿意将国检认证公司实缴200万出资转让给杨玉秋，曹建平愿意将国检认证公司实缴150万出资转让给杨玉秋，ＸＸ宇愿意将国检认证公司实缴150万出资转让给杨玉秋，陈宁愿意将国检认证公司实缴300万出资转让给杨玉秋。上述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曹建平、ＸＸ宇、肖慧娟、陈宁分别签字。
2013年12月4日，国检认证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股东杨玉秋出资800万元，股东陈宁出资100万元，股东王琴出资100万元。在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了杨玉秋、陈宁、王琴的身份证原件，并将复印件留档。
2014年4月18日，北京中金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国检认证公司委托出具了国检认证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并认为国检认证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公允方面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根据国检认证公司财务报表有关记载，国检认证公司资产总计3608756.71元，负债总计为4230468.15元、所有者权益为－621891.44元，2013年度的净利润为－1977394.39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0621891.44元。
2014年6月20日，国检认证公司变更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增加了投资管理、企业策划、组织人员培训等内容，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股东杨玉秋出资800万元，股东廉晓斌出资200万元。2016年11月10日，国检认证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杨玉秋变更为李瑞杰。
2014年8月28日，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2014年第32号公告，因国检认证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数量已不满足法定要求，决定撤销国检认证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范围。2016年9月7日，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2016年第28号公告，因国检认证公司不能持续符合法定条件和能力，决定撤销国检认证公司的认证机构资质。
一审庭审中，杨玉秋对其已经形式上控制国检认证公司不持异议，并自认实际持有公司章证照及部分财务账册。同时，杨玉秋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要求鉴定国检认证公司工商档案中2013年11月25日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指定（委托）书、国检认证公司章程、第九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第九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及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杨玉秋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以及上述文件中“杨玉秋”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签。
一审另查，2014年，杨玉秋曾起诉至该院，以受到欺诈、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杨玉秋与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案审理中，国检认证公司原股东ＸＸ宇、曹建平、陈宁、肖慧娟均认可出让股权的协议，并称已实际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将国检认证公司的章证照移交杨玉秋。该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杨玉秋主张其受到对方误导，对市场价值作出错误判断，不属于因自身过错导致认识错误，因此不属于重大误解的情形。同时，杨玉秋主张的欺诈内容，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欺诈的故意、进行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以及欺诈行为与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决驳回了杨玉秋的诉讼请求，杨玉秋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该协议系国检认证公司与杨玉秋签署，国检认证公司本身无权处分股东的股权，但在另案中，国检认证公司原股东ＸＸ宇、曹建平、陈宁、肖慧娟均认可国检认证公司代表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基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作出了同意股权转让事宜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因股东的事前授权或者事后追认，具备了生效条件。同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杨玉秋受让国检认证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明确，且在另案中，杨玉秋以ＸＸ宇、曹建平、陈宁、肖慧娟为被告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亦认可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为ＸＸ宇、曹建平、陈宁、肖慧娟，而非国检认证公司，故《股权转让协议》应属合法有效。
关于杨玉秋的鉴定申请。杨玉秋提出对国检认证公司工商档案2013年11月25日九份文件中杨玉秋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诉讼中，曹建平称对上述文件中杨玉秋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不知情。如果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果或者是杨玉秋本人签名，或者不是杨玉秋本人签名。如果不是杨玉秋本人签名，在《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杨玉秋实际控制国检认证公司的情况下，亦应认定《出资转让协议书》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名不是杨玉秋本人所签不影响《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同时，根据国检认证公司的工商档案记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审核了杨玉秋、陈宁、王琴的身份证原件。结合各方转让国检认证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及杨玉秋、陈宁、王琴将身份证原件提供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的事实，即使九份工商档案文件中杨玉秋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仍可推定杨玉秋认可受让国检认证公司股份并同意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因此，鉴定的结果对认定本案主要事实影响不大，该院对杨玉秋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杨玉秋应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重组第三笔缴款即股本1000万元，应于《股权重组协议》签订10日内支付至国检认证公司账户，与原股东签署转让协议的同时，分别按原股东持股比例支付给原股东。现《股权重组协议》已经签署，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且杨玉秋已经实际控制了国检认证公司，杨玉秋应该向曹建平支付股权转让款。曹建平要求杨玉秋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曹建平主张的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可见，违约金须以约定为前提，在合同中未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当事人无权主张违约金。本案中，《出资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股权重组协议》均未有违约金的约定，故曹建平要求杨玉秋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玉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曹建平股权转让款一百五十万元；二、驳回曹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本案一审曾查明如下事实：关于《股权转让协议》2.2条的约定，杨玉秋表示是按照1000万元乘以原股东的持股比例汇给原股东。曹建平对此表示认可。杨玉秋曾称金剑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欺骗了原股东，也欺骗了杨玉秋。杨玉秋认可国检认证公司工作人员曾将公司章证交付杨玉秋。就工商登记中股权变更手续包括杨玉秋的身份证复印件的问题，杨玉秋在一审中表示，即使杨玉秋提交了身份证，但工商变更文件并非杨玉秋本人所签，提交身份证并不代表本人所签。就《股权重组协议》中400万元给原股东的约定，杨玉秋称是用于清偿公司债务，不是股权转让款。由金剑负责清偿债务。
二审另查，杨玉秋称通过新疆东方汇公司以借款名义向国检认证公司汇款共计300万元的时间及金额分别应为，2013年11月29日汇款200万，2013年12月2日汇款100万。
本院对一审法院其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主体包括国检认证公司与杨玉秋，对于国检认证公司之签字行为，在另案中，ＸＸ宇、曹建平、陈宁、肖慧娟均认可国检认证公司代表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做出了同意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基于各股东同意、认可之意思表示应为生效。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玉秋在该协议签订时已有受让股权之意思表示，亦曾履行支付协议款项之内容，且杨玉秋曾在另案中认可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为ＸＸ宇、曹建平、陈宁、肖慧娟，亦即其对涉案股权转让系由杨玉秋受让曹建平股权不持异议。故此可以认定，杨玉秋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受让股权之事实。《股权转让协议》所涉涉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款项汇入及相关协议签订情况的约定，属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程序性约定条款，其履行程度不构成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之否定性因素。同时，杨玉秋上诉提出其受让股权属于欺诈、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杨玉秋已经就此提起另案诉讼，并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其主张不成立。此外，其在本案中提举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上诉意见，故其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基于上述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论述，同时鉴于工商登记部门股权变更时已审核身份证件之情况，2013年12月4日杨玉秋作为出资800万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以及其后的数次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其中包括2016年11月法定代表人由杨玉秋变更为李瑞杰）等情形，并根据杨玉秋曾对形式上控制国检认证公司不持异议之表述，本院认为，综合上述情况足以认定杨玉秋受让股权并同意变更登记之事实。同时，一审法院做出《出资转让协议书》内容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使股权转让有关工商档案文件中杨玉秋签名均非本人所为，亦可推定杨玉秋同意受让国检认证公司股权并同意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转让股权价款问题，首先，杨玉秋受让涉案股权，应当支付曹建平股权转让款。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为杨玉秋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股权转让事宜，同时杨玉秋在一审中曾表示《股权转让协议》2.2条的约定，意为按照1000万元乘以原股东的持股比例汇给原股东。再次，2013年11月，国检认证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曹建平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15%；根据2013年12月4日的工商登记信息，本案受让方杨玉秋出资额登记为800万元，出让方曹建平150万元出资已未再登记于工商部门。故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结合杨玉秋受让国检认证公司之股权金额、持股比例及其对《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的陈述，杨玉秋所受让股权中包括曹建平持有股权，曹建平受让前后由持股150万元至不持股权之状态，以及杨玉秋受让其他股东股权之情形，能够认定杨玉秋受让曹建平的股权价款即为曹建平之全部登记出资金额150万元。杨玉秋尚未完成该款项向曹建平之支付，故其应当履行上述义务。杨玉秋上诉主张股权转让为约定对价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本案仅处理涉案股权转让争议项下权利义务关系。
综上所述，杨玉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杨玉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茵
审 判 员 尚晓茜
代理审判员 熊 静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汤和云
书 记 员 耿梦琪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