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豫0303行初79号
原告:郑治波，男，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伊川县。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洛阳市洛龙区。
负责人：李亚凡，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世宏，河南南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该支队民警。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地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负责人：韩杰，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小奎，该所民警。
原告郑治波不服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治波，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阚世宏、陈伟，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小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治波诉称，2013年10月15日原告购买一台梅赛德斯-
奔驰轿车。2013年12月20日原告到被告处注册登记，因没选到合适号牌，而停止办理。随后原告因罪刑拘，于2016年12月29日释放。后原告到被告处选车辆号牌、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原告于2017年1月8日去车管所为奔驰车选号牌时，找不到原告的注册信息，经车管所业务窗口警官告知，2016年1月29日原告的奔驰车已被选好车牌号码，并由被告发放了行驶证、登记证书。2016年2月2日，该车辆变更了所有人为王军。且在2016年1月份，此时原告还羁押在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并未授权给任何人代办选车辆车牌号码的业务，时间已过去三年，注册时的资料早已封存，在没有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和授权的情况被告不应办理登记并选取车辆号牌。另外，原告名下还有一辆黄标车，根据相关规定，原告名下禁止办理车辆变更等业务，被告在此种情况下仍然为其办理了选车牌号码、行驶证、登记证书的发放。综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将原告的车辆注册行为违法。原告提交以下证据（复印件）：1、刑事判决书及释放证明；2、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受理凭证。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辩称，一、郑治波本人申请了对其奔驰轿车注册登记。2013年12月20日，郑治波到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填写申请表，提供其身份证明及其奔驰轿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货物进口证明书等凭证、资料，并交验了机动车，申请办理注册登记。以上事实由档案资料为证，原告郑治波在其行政起诉书中也予以认可。二、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2016年1月29日为奔驰轿车核发牌证合法、有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被告的职责是审查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来历证明、合格证或者进口凭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机动车记录表。符合规定的，录入登记信息，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据此，当车辆管理所向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的群众出具的“受理凭证”时，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审查义务。2013年12月20日，郑治波到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为其奔驰轿车注册登记，车管所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经审核其提供凭证、资料齐全，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要求，向其出具了受理凭证。郑治波在其行政起诉状中称“因没有选到合适号牌，而停止办理”，也证明车管理所已经向其出具了受理凭证，说明洛阳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已经履行了对申请奔驰轿车注册登记相应的审查义务。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为群众选取号牌号码提供有“随机选号模式”、“自编自选模式”、“互联网选号模式”等三种模式。办理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凭车管所出具的受理凭证，选取一种模式来确定、选取号牌号码。车辆所有人当场是否确定、选取号牌号码、以什么样的模式选取号牌号码、是由本人操作还是亲人、朋友操作，不需要车管所进行审查，郑治波在其行政起诉状中称“因没有选到合格的号牌，而停止办理”能够证明。群众确定、选取号牌后，凭缴费凭证，即可领取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号牌。2016年1月29日，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为奔驰轿车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符合规定。综上所述，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于2016年1月29日为奔驰轿车注册登记的行为合法、有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2、郑治波的身份证复印件；3、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单；4、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5、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6、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7、车辆一致性证书；8、机动车查验记录表；9、全国进口机动车核查系统核对无误证明书；10、《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24号），以上证据充分证明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及车辆管理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完全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答辩意见同洛阳市交通警察支队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0日，原告郑治波到被告处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并向被告提交如下材料：机动车所有人郑治波的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全国进口机动车核查系统核对无误证明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机动车查验记录表等，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审查后于同日向原告出具了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该凭证载明：业务流水号为1131220003057、所有人为郑志波、受理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业务提醒另载明：“自受理之日起壹月内必须选取号牌，逾期不选取号牌”。因原告没有选到合适的车辆号牌，被告当日未将注册登记办理完毕。2016年1月29日，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为该车发放了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
另查明，原告郑志波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3日被刑事拘留，并于2016年12月29日因取保候审在山西省太原市第二看守所释放。2017年11月1日，在本院审理原告郑治波诉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机动车变更登记行为一案的庭审中，原告称其亲戚、朋友多人配有该车辆的钥匙，且车辆的相关资料都存放于车内，该车辆并非仅由其一人占有使用支配。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本案原告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向被告申请交验机动车并申请办理车辆注册登记，被告经审查后于当日向原告发放了业务受理凭证，符合法律规定。直至2016年1月29日前，被告未将该机动车注册登记办理完毕与车辆号牌一直未确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2013年12月20日原告到被告处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直至2014年12月3日原告被刑事拘留，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原告未选取车辆号牌，也未对其已申请进行的车辆注册登记行为申请撤销。2016年1月29日，原告虽被限制人身自由，本人无法到被告处选取车辆号牌，但不排除他人直接凭借业务受理凭证采用“随机选号模式”、“自编自选模式”、“互联网选号模式”等三种模式之一来选取车辆号牌。被告在业务受理凭证中载明的业务提醒事项，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依据原告的注册登记申请，在车辆号牌确定后，制作机动车号牌并发放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为该车办理注册登记的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并无不当。原告以本人未到场选取车辆号牌为由，要求确认被告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的行为违法，本院不予支持。机动车作为动产，其交付占有作为对外享有所有权的公示形式，未经依法登记只是不具有对抗他人的效力。导致原告现在无法实际享有所有权的关键系该车辆已经不受原告的实际占有控制支配，现原告如认为该车辆丢失或被盗，可依法主张或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或刑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治波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郑治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川
代理审判员 郭 锐
人民陪审员 李奇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元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