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12民初1205号
原告：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772326895X）。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诚信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志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何骏，浙江东方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随阳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77405808648）。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新镇村原九曲针织厂内**号。
法定代表人：何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敬，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随阳贸易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4月11日、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何骏、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敬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在审理期间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842692.6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从2011年4月开始，被告陆续在原告处定作16K缝线本，双方采用先货后款方式，滚动记账。截止2016年4月30日，双方总计发生贸易额为
3831076.60元，被告付款2988384元，尚拖欠原告货款842692.60元。原告向被告发送《企业询证函》进行对账，被告予以回复，仅对其中的341655.66元予以认可，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被告上海随阳贸易有限公司辩称，1.本案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定作合同关系。2.原告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的最后一次付款是2014年12月19日，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发送的《企业询证函》没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不具备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3.原告要求支付货款的证据不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账薄摘要一份，拟证明原、被告自2012年3月21日起发生交易，至2015年4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最后一次货物等事实。
2.付款凭证十七份，拟证明被告已付款2988384元的事实。
3.增值税发票三十份，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送货并开具金额总计3831076.60元的发票的事实。
4.《企业询证函》两份（2014年为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对账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欠款555212元，至2016年5月18日再次对账，被告尚欠款842692.60元的事实。
被告未提交证据。
原告提交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被告认为财务账薄是单方行为，被告不予认可，且账薄上也有部分货物被告并未收到，对2015年的送货不予认可。证据2，被告无异议。证据3，被告认为发票是原告开具，不是实际交付的货物金额，开票金额多不能证明被告欠款，实际是被告因其他交易不能开票要求原告多开发票。证据4，被告认为其并未在询证函的确认栏签章，被告所写发货货款514569.58元根据付款情况已经超付了，且询证函没有追讨货款的意思，也没有承诺还款，按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2014年12月起算，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关于证据1、3，财务账簿虽系原告单方制作，但所载发票情况与实际开票情况一致，付款记载也得到被告的确认，足以证明账簿记载的真实性，至于被告是否欠款在说理部分结合其他事实及证据综合认定。证据2，本院予以认定，据此认定被告自2012年3月28日至2014年12月29日向原告付款共计2988384元的事实。证据4，2014年的询证函虽系复印件，该函所载金额与2016年的询证函所载金额和2014年12月31日以后的开票金额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2016年的询证函有被告签章，对其真实性应予认定，至于陈丽霜在询证函所写对账情况如何认定在说理部分阐述。
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
原、被告及上海利邦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邦公司）自2011年起就笔记本订购陆续发生业务往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系何锋，利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陈丽霜。2012年5月至2015年4月，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3831076.60元（其中2015年开票金额287480.60元）。被告自2012年3月至2014年12月向原告付款共计
2988384元。2015年初，原告向被告发送《企业询证函》一份，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告欠款555212元；被告在函件的“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2016年5月，原告又向被告发送《企业询证函》一份，载明：截止2016年4月30日，被告欠款842692.60元；陈丽霜代表被告在该函件备注，“截止2016年5月18日，宁报发货货款：
514569.58，另经协商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月30日发货货款为：864569.58元，按8折计算，折扣金额为172913.92元，到2016年5月18日合计欠宁报货款
341655.66元”。两份函件均载有“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的内容。
同时查明：原告与利邦公司就笔记本订购签订了部分《订购合同》，有合同的签订人系何锋，部分合同的业务联系人及部分送货单的签收人亦为何锋。《订购合同》除对品名、尺寸、数量、单价、产品要求、交期等内容针对每次订购所需有不同约定外，其余条款均有约定如下内容：交货地点为义乌或上海，具体发货数量由利邦公司传真提前一天通知；每月月底和客户统计当月发货数量，60天账期，货款汇入公司指定账户；利邦公司委托原告生产的产品未经书面授权，原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销售产品等等。合同还附有《客户产品要求明细表》，对每种规格产品的封面、内芯、辅材、包装等均有具体要求。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合同的性质；二、被告是否欠付原告价款；三、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涉案合同的性质问题。
原、被告就涉案笔记本订购均未能提交合同、订单等资料，但双方有数年的业务往来，完全没有签订合同或有下单指示就进行交易不符合常理，故综合原告与利邦公司一案中签订合同等情况分析，有合同的签订人系被告法定代表人何锋，部分合同的业务联系人及部分送货单的签收人亦为何锋，且原告与被告及利邦公司对账时在询证函上的签字人均为利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丽霜，上述情况表明极有可能存在原、被告及原告与利邦公司混同下单，之后按指定送货，并分别开票、付款的情形，故涉案合同的性质可结合原告与利邦公司所签合同的约定进行认定。
定作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成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原告与利邦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对所订购笔记本的品名、尺寸、数量、单价、产品要求均有明确约定，且有未经利邦公司书面授权，原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销售产品的约定；合同附有的《客户产品要求明细表》中对每种规格笔记本的封面、内芯、辅材、包装等均有具体要求；利邦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笔记本样品虽然予以否认，但笔记本印刷载有公司名称，笔记本型号可与合同约定比对，即使如利邦公司所述原告系模仿制作，也说明利邦公司要求原告生产的笔记本在规格、型号、印刷等内容上亦有类似要求；故本院认为，综合上述情况足以认定原告系按被告的要求完成笔记本的生产，并向被告交付工作成果，合同具有典型的定作合同的特征，涉案合同性质应为定作合同。
二、关于被告是否欠付货款的问题。
原告分别于2015年初、2016年5月两次向被告发送《企业询证函》，函件也载明系为复核账目之用，则询证函具有对账的作用。被告虽然在原告于2015年初发送的询证函上“信息证明无误”处直接盖章，有确认至2014年12月31日止的欠款为555212元的意思，但其在2016年5月再次发送的询证函上详细记载了其确认的货款情况，故应结合被告后一次在询证函上记载的账目核对情况以及原告的账簿、开票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告是否还欠付货款。原告认为，被告已经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欠款555212元，之后根据原告的开票金额可以确认又新发生货款287480.60元未付，故被告总计欠款842692.60元。被告认为至2016年5月18日止，发货货款514569.58元，另经协商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月30日发货货款864569.58元按八折计算，折扣金额172913.92元，故确认至2016年5月18日合计欠款为341655.66元。被告所指至2016年5月18日止的发货货款514569.58元结合其确认的最终欠款金额应认定为至2016年5月18日止的欠款金额，故能够认定被告至2016年5月18日尚未付清价款的事实，被告认为不欠款、甚至超付价款显然没有依据。关于被告欠款多少的问题，原、被告并未约定以开票为结算依据，开票情况与被告在询证函记载的发货时间、发货货款金额均存在一定差异，故原告仅凭发票及账簿记载尚不足以证明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且询证函本就作为复核账目之用，故以询证函所载对账结果为依据更有证明力；虽然被告通过询证函的两次对账结果有差异，但通常以后一次意见为准，故本院采信被告于2016年5月18日在询证函的对账记载，认定至2016年5月18日止尚欠款514569.58元，但被告认为应当扣除的折扣金额既未在前次对账有记载，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故本院对该部分折让扣减金额不予认定，综上认定被告欠款即为514569.58元。
三、关于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被告认为其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原告发送的《企业询证函》不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故原告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受到保护。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根据被告在2016年5月18日的询证函上记载的对账情况，原告在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仍有向被告发货，被告还确认“截止2016年5月18日，宁报发货货款：514569.58”，根据之前的交易情况判断，五十多万价款的货物基本不可能一次送货，且原告在2015年4月还有开具发票给被告，故通过上述询证函的对账情况能够认定原告在2015年2月至4月之间还有陆续向被告发货，原、被告之间的交易系滚动结算，诉讼时效期间至少应自最后一次发货、或开票时间起算，本院综合上述事实认定，原告于2017年2月24日向本院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随阳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价款514569.5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2227元，减半收取6113.50元，由原告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640.50元，被告上海随阳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4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薛海蓉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罗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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