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23刑初264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曹永青，男，1985年4月2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安县，汉族，大学文化，务工，户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2月24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3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辩护人陈立新、陈胜美，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以罗检公诉刑诉〔2017〕25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曹永青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宝忠、检察官助理郑立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曹永青及其辩护人陈立新、陈胜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曹永青经人介绍作为其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又称“资本运作”或“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进行传销活动。该组织以虚构国家扶持某地经济发展为由，构建老总、经理、主任、组长、（实习）业务员五个层级，实行五级三晋制的“纯资本运作”模式，设立了由一个“总管”为主要负责人，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经晨素负责人等职务为相关具体事项负责人的组织管理架构，以召开总管会、经理会、晨会、“家庭”会、邀约研讨会等形式加强活动宣传培训工作，达到管理控制、宣传激励、邀约新人等传销活动目的。通过“介绍”新人申购“入门费”的方式，层层发展下线，从中获取返利、提成或分红。不断向被发展对象与参与人员编造、歪曲宣传“自愿连锁经营业”是“国家政策扶持，并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项目；谎称参与人只要投资69800元，通过直接或间接层层发展下线，经过两、三年的资本运作，从中获取返利、提成或分红，最后就可以赚到“1040万元”，从而骗取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活动。目前，该传销组织整体架构层级达15级、人数达100人以上。自2012年6月左右，被告人曹永青加入该传销组织后，伙同其直接下线曹某1、间接下线高某1（已判刑）等人不断骗取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其中，被告人曹永青发展了直接或间接下线曹某1、高某1、刘某1、刘某2、李某1、胡某、张某3、肖某、高某2、陈某、阮某1法、阮某2、马某1、马某2、孙某等共计85人，涉案金额超过300万元。被告人曹永青在该传销组织的级别为“老总”，并曾担任申购总管职务，办理多张中国银行卡为参与人员“申购份额”转账汇款提供账户、收集上交转账汇款凭据、转移组织资金等提供账户便利，承担了一定的管理、协调、宣传等职责，为该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关键作用。被告人曹永青于2017年2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向罗源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曹永青参与该传销组织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款的规定，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曹永青辩称他没有实际投入资金申购“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份额，该组织规定年龄在22-50周岁才可投资，因其父亲年龄超龄，故借他身份证以他名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虽然有帮忙其父亲收集上交申购转账汇款凭证，但并没有在团队中从事协调管理职责，故不算正式加入。因其父亲用他的身份证从事“自愿连锁经营业”，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来公安机关说明下具体情况。其辩护人提出：一、被告人曹永青的行为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曹永青在传销活动中仅帮忙收取申购凭证并上交曹某1，没有承担管理、协调、宣传等职责，也没有对该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关键作用，不应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从主观方面来看，被告人曹永青没有骗取财物的主观故意。仅仅因父亲曹某1年迈，经不起奔波，出于减轻父亲曹某1的负担才答应帮忙十几次，自始至终没有通过发展下线获取任何非法利益目的。从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曹永青没有实施欺诈手段骗取或胁迫下线缴纳“入门费”，亦未从中获取任何非法利益，故不应当认定为具有“骗取财物”的情形。二、撇开被告人曹永青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谈，单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下线人数及金额而言，也系证据不足、计算错误。被告人曹永青根本不存在所谓“情节严重”的情形。三、被告人曹永青系主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且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本案中，被告人曹永青系接到父亲曹某1的判决书后，对判决书中关于自己是父亲曹某1上线的认定持有异议，故主动通过曹某1的律师联系到公安机关说明实际情况，系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积极配合侦查机关查清案件事实，且其所为的劳务性辅助行为显著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份左右，被告人曹永青经人介绍在安微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又称“资本运作”或“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进行传销活动。不断向被发展对象与参与人员编造、歪曲宣传“自愿连锁经营业”是“国家政策扶持，并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项目；谎称参与人只要投资69800元，通过直接或间接层层发展下线，经过两、三年的资本运作，通过“介绍”新人申购1-21份（最高可申购21份共计69,800元，其中第1份3,800元，第2-21份3,300元）不等的“入门费”，层层发展下线，从中获取返利、提成或分红，最后就可以赚到“1040万元”，从而骗取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活动。该组织以虚构国家扶持某地经济发展为由，构建老总、经理、主任、组长、（实习）业务员五个层级，实行五级三晋制的“纯资本运作”模式，设立了由一个“总管”为主要负责人，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素负责人等职务为相关具体事项负责人的组织管理架构，以召开总管会、经理会、晨会、“家庭”会、邀约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宣传培训，达到管理控制、宣传激励、邀约新人等传销目的。目前，该传销组织整体架构层级达15级、人数达100人以上。
被告人曹永青加入该传销组织后，伙同其直接下线曹某1（已判刑）及间接下线高某1（已判刑）等人不断骗取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被告人曹永青发展了直接或间接下线曹某1、高某1、刘某1、刘某2、李某1、胡某、张某3、肖某、高某2、陈某、阮某1法、阮某2、马某1、马某2、孙某等共计85人，涉案金额超过300万元。被告人曹永青在该传销组织的级别为“老总”，并曾担任申购总管职务，办理多张中国银行卡为参与人员“申购份额”转账汇款提供账户、收集上交转账汇款凭据、转移组织资金等提供账户便利，承担了一定的管理、协调、宣传等职责，为该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关键的作用。
被告人曹永青于2017年2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向罗源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张某1、鲁某、张某2、李某1等48人的证言、自述材料，证实“自愿连锁经营业”又称“1040阳光工程”，是谎称投资国家项目，得到国家、政府暗中支持，编造向国家纳税的方式偷换传销概念，实际上是没有销售任何产品，仅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获得抽成的“纯资本运作”的传销组织。曹永青是申购总管，主要负责收集参与该传销组织人员所申购的费用汇款转账凭证，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时曹永青就向他们介绍“自愿连锁经营”的运营方式和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以后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等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时，他们以现金方式存入曹永青的中国银行账户，该存款凭证在办理入行手续时被申购总管曹永青统一收走。加入后以获利的方式不停发展下线，从发展的下线抽取返利。若要发展下线获得提成，必须自己本人全额缴纳入门费69,800元，没有全额缴纳的无法获得提成和发展下线。其中刘某1一线10人证言，证实刘某1是曹某1下线之一，曹某1是曹永青的下线，曹永青以及家人向他们宣传“自愿连锁经营”是国家的政策，作为扶持当地经济建设的一个项目等内容。刘某2一线共计5层13人。刘某2还证实2012年7月在合肥经曹永青介绍下加入，钱存入熊焯东中行账户（刘某2介绍加入的下线等均是存入曹永青账户），所知最高级别是曹某1一家（杨某、曹某2、王某1、曹永青、曹某1），曹某1及家人有对其进行宣传培训。张某3等10人证实以刘某2的下线加入，钱均存入曹永青中行账户。李某1一线19人证言，证实李某1是曹某1的直接下线，是曹永青的下线之一，王某2、杜某等18人是李某1的下线。李某1一线共计9层41人。李某1还证实其于2012年9月在合肥经曹永青介绍下加入，作为高某1的直接或者间接下线，钱存入熊焯东中行账户（李某1介绍加入的下线均是存入曹某1或曹永青账户）。所知最高级别是张永炫、曹某2的老婆杨某。曹某1及家人有对李某1进行宣传培训。该组织有固定的奖金、提成制度，具体款目由高某1负责统计，一般在每月17至20日由内部管理人员曹永青、高某1通过中行发放。曹某1担任过能力总管、自律总管、高级业务员（“老总”），曹永青担任申购总管，高某1也担任过多项职务，王某1未担任任何职务。但这个传销组织内部管理事务从头到尾都是由曹某1一家操控的。其所知曹某1下线包括直接下线高某1，间接下线刘某2、李某1（即李某2）、胡某等11层，54人。邵某等人证实李某1介绍作为下线加入，钱均存入曹永青账户。刘某1一线证人10人证言，证实刘某1是曹某1的下线之一，马某1等人是刘某1的下线。刘某1一线共计5层15人。胡某一线共14人，均有2名以上其他线证人证言证实。
2.同案犯曹某1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张永炫介绍他通过缴纳69800元作为“入门费”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亦叫“1040阳光工程”，并带他走家串户讲课。他的直接上线是其次子曹永青，曹永青的上线是他妻子王某1，王某1的上线是他长子曹某2，曹某2的上线是他长媳杨某，杨某的上线是张永炫。他发展的直接下线是高某1、刘某1，高某1与刘某1再继续发展他们的下线，这些下线发展的下线都算是他的间接下线。除陈某在罗源县滨海新城通过“微信”摇到的朋友加入外，其他人员都是安徽加入的。他将陈某挂在陈伟下面，陈伟是高某1的间接下线，陈某及其丈夫阮某1法、阮某2三人缴纳的入门费209400元通过罗源县农业银行现金转账到他提供的代长莹账户上，次月每人退还19000元，同时另外返还陈某2万余元及其上线陈伟抽成款3万余元，余下的10万余元都被他花掉。“1040”阳光工程是一种没有产品销售与服务内容“纯资本运作”的传销活动。只要缴纳入门费69800元，当月或者次月返还19000元，通过发展下线人员来返利、抽成，最终获利1040万元后退出。正常是每人第一层发展3人下线，第二层下线3人可发展9人，第三层下线9人可发展27人，如此反复发展下去，但实际发展过程中，下线有些难以健全按三线持续发展，因此就会出现有人第一层只发展1-2人或者无法发展人员，余下50800元无法退还的情况。业务主任直接发展一个下线获得提成6000多元，二代主任提成1000多元，其他直接经理、二代代理、三代经理等都有不同比例的提成，具体金额不大清楚，有传销组织内部专人负责统计。传销组织日常通过组织“老总”会、经理会、晨会、“家庭”会等活动宣传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情况；晨会读一本“羊皮卷”的书籍，用于激励传销人员更好开展各自业务。组织内部还制定《经营管理二十条》，要求每个业务员都要进行手抄并经常性在家庭会议上进行学习强调，目的是加强参与人员的管理。张某5、高某1担任过大总管，具体事务都由他通过张某5、高某1传达下去。他自己是“老总”级别，具体累计份额没算过，不太清楚，主要负责管理高某1、张某5他们。他的家人杨某、曹某2、曹永青、王某1都有参与该传销组织，都是“老总”级别。在参与传销活动期间，他没有替曹永青申购份额，也不清楚曹永青申购份额的数量，但曹永青在该传销活动中担任申购总管，任命曹永青职务的是张永炫。在曹永青担任申购总管期间主要负责申购人员填写申购单，之后将申购单上报给张永炫，曹永青将收取的银行申购转账凭证有时直接粘贴在申购单上上交，均未经过他手。在罗源从事“1040阳光工程”期间，有使用一个叫代长莹的女子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用于收取下线人员的申购份额款，除此之外没借用任何人的银行卡，曹永青也未将银行卡交于他保管。
3.同案犯高某1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其通过母舅曹某1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并作为曹某1的直接下线，发展了他的女友胡某、朋友李某1、刘某2；李某1、刘某2再各自发展各自的下线。曹某1的直接间接上线有曹永青、王某1、曹某2、杨某。2014年国庆后曹某1叫他到罗源县滨海新城发展。“1040”阳光工程是一种没有产品销售与服务内容“纯资本运作”的传销活动。采用五级三晋制模式，层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学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老总）五个层级。每人投入69,800元，分成21份，第一份3,800元，之后20份，每份3,300元，按照自己购买的份额与下线购买的份额累计总额来划分级别。正常情况每人第一层最多发展3人作为直接下线后再通过发展下线来返利、抽成，最终获利1040万元后退出，有人难以按3人下线发展。多数人直接购买69,800元，成为业务主任，当月或下月就返利19,000元。余下50,800元与自己无关，只能通过发展下线来分红获利。购买“入门费”时，他们都会提供一个指定的账户，加入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将资金汇入该账户，同时每人办理一张银行卡，将账户报给组织内部管理人员，作为之后返利、提成汇款使用，组织内部就会按照每个人的实际返利、提成情况按月将钱汇入各成员的账户。组织内设有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素负责人等职务。他曾当过大总管。业务级别为“老总”。曹某1、曹某2、曹永青、杨某、王某1的份额都比他高，都是老总。他在传销中带直接或间接的下线听传销课、与他们交流传销组织活动方面的知识，并担任过大总管、经晨总管，还负责对下线人员发放返利与奖金。
4.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情况明细表，证实曹永青、曹某1、高某1等人与各传销参与人员之间的账户往来情况、往来记录。
5．传销人员关系图、传销人员基本信息与账户一览表，证实曹永青一线中上下线人员关系情况及银行账目往来。
6．同案犯曹某1判决书，证实同案犯曹某1系被告人曹永青的直接下线，其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7.被告人曹永青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2年下半年左右，他经人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开始接触“自愿连锁经营业”（又称“资本运作”或“1040阳光工程”），通过与该组织人员的认识逐渐了解该组织活动的一些知识。同时在此过程中也有人问他“这个行业能够赚钱，是否是违法行为等情况”，他只告诉人家赚钱是肯定的。之后他就参加了“自愿连锁经营业”。按照传销组织运行规则，今后父亲曹某1以及父亲下线发展的人员，包括直接与间接人员的份额都会累积到他的份额中，这样他就可以赚钱了。该组织是没有实际产品销售与服务内容，是一个纯资本运作的传销活动。层级从低到高分别有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一般称为“老总”）。申购69,800元共21份是业务主任，第一份3,800元，之后20份，每份3,300元，申购份额600份就成为“老总”。每人第一层发展3人下线，第二层下线3人可发展9人，第三层下线9人可发展27人，如此反复发展下线。通过发展下线进行抽成，下线的增加抽成累积越多，最终获利1040万元后退出。但在实际过程中，有些下线难以全部按照三个下线去发展，就会出现有的第一层只发展1-2人，有的甚至一个都无法发展的情况。他父亲的直接下线是高某1、刘某1。高某1的直接下线是刘某2、李某2、胡某，李某2的直接下线是肖某；刘某1的直接下线是马某1，其他人员的上下线关系他不清楚。在他被张永炫任命为申购总管后负责帮忙收集参与传销组织人员所申购的费用汇款凭证，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以及2013年5月份至2014年5、6月份左右两个时间段担任申购总管期间，入行人员申购费用转入他的一张中国银行卡内，另外他持有的中国银行卡交给他父亲曹某1保管，具体汇款或者转账情况他不清楚。这些凭证他收集后先期交给张永炫，后期交给他父亲曹某1，最终凭证的去向不清楚。
认定全案的还有以下证据：
1.被告人曹永青的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曹永青自然人身份基本情况。
2.到案经过说明，证实被告人曹永青于2017年2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向罗源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
3.违法犯罪经历查询单：证实被告人曹永青无犯罪前科。
针对被告人曹永青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结合本案的事实与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涉案金额及人数问题。
根据证人张某1等人的陈述及被告人供述可知，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入门费可能有所不同，但要发展下线获得提成，必须全额缴纳入门费69,800元，没有全额缴纳入门费不能发展下线，更不能获得提成，故凡是有下线的人员都已全额缴纳入门费。目前证据可以确认被告人曹永青的下线人员共有38人已全额缴纳入门费69800元，涉案资金265.24万元，另外阮某1法、阮某2、杜某、姚某1、姚某2有转账记录等凭证证实全额缴纳共计34.9万元，以上43人涉及的传销资金共计300.14万元，已经达到了数额超过250万元的“情节严重”的标准。参与者缴纳入门费69800元，于当月或次月从组织中获取返利19000元，该部分系传销组织计酬或返利的方式，故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永青下线人数及涉案金额证据不足、计算错误以及金额“入门费”应按照50800元和被告人曹永青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曹永青在传销组织运转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获利的问题。
根据证人张某1、鲁某、张某2、李某1等证言、自述材料、同案犯曹某1、高某1的供述，可以证实被告人曹永青伙同其直接下线曹某1、间接下线高某1等人不断骗取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来赚取“入门费”从事传销活动，在传销中负责收集参与者缴纳的入门费凭证，带直接或间接的下线听传销课、与他们交流传销组织活动方面的知识。传销组织内部是以发展人员数额、累积份额作为计酬获利依据，并据此来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被告人曹永青直接下线曹某1或者间接下线高某1发展下线人数已达85人，曹某1的家人杨某、曹某2、曹永青、王某1都有参与该传销组织，都是“老总”级别。在参与传销活动期间，曹某1没有替曹永青申购份额，也不清楚曹永青申购份额的数量，但曹永青在该传销活动中担任申购总管，任命曹永青职务的是张永炫。在曹永青担任申购总管期间主要负责申购人员填写申购单，之后将申购单上报给张永炫，曹永青将收取的银行申购转账凭证有时直接粘贴在申购单上上交，均未经过曹某1手。在罗源从事“1040阳光工程”期间，曹某1有使用一个叫代长莹的女子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用于收取下线人员的申购份额款，除此之外没借用任何人的银行卡，曹永青也未将银行卡交于他保管，以及根据传销组织运行规则，必须全额缴纳入门费69800元才能发展下线及担任有关职务，他的身份已从积极参加者演变为组织领导者，为该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关键作用。故被告人以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曹永青在传销中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不是组织、领导者，且未缴纳“入门费”没有实际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因其父亲曹某1年迈，身体不好，出于关心父亲仅帮忙收集汇款凭证，并未获利。因其父亲年龄超龄，故借他身份证以他名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虽然有帮忙其父亲收集上交申购转账汇款凭证，但并没有在团队中从事协调管理职责，故不算正式加入。因其父亲用他的身份证从事“自愿连锁经营业”，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来公安机关说明下具体情况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曹永青无视国家法律，参与“自愿连锁经营业”组织的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入门费”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和累积份额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参与该传销组织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曹永青虽主动投案，但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综上量刑情节，根据被告人曹永青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以相应的刑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曹永青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2022年5月2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余 安
人民陪审员 陈文茂
人民陪审员 黄向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陈希鹏
书 记 员 辛惠芳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