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1民终48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岚，男，198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健、林明昭，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亮辉，男，196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萨自勇，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斌，男，196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金水，男，1968年2月14日，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拔洛，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云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连江南路15号福建省龙福机电批发市场一层B0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5770246052。
法定代表人：何亮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萨自勇，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岚因与上诉人何亮辉、王斌、罗金水、被上诉人福州云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5）晋民初字第4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岚委托代理人李龙健、林明昭、上诉人何亮辉、被上诉人云发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萨自勇、上诉人王斌、罗金水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拔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岚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还款40万元先从担保款项中扣除，缺乏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关于“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讼争《借条》约定：何亮辉向高岚借款人民币120万元，由王斌、罗金水提供担保。因此，何亮辉偿还的款项应优先抵扣没有担保部份的债务，即人民币9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的归还，而不能优先抵扣有担保的债务，其中2015年10月份的10万应视为归还利息。二、一审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存在错误的情形，据此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对于120万元借款部分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1%”，明显与事实相驳，缺乏依据。在被上诉人何亮辉、王斌、罗金水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双方明确约定：“借款金额120万元，借款期间从2014年6月15日至2014年6月30日，利息12000元由被上诉人何亮辉偿还。”，因此，根据该表述，可以认定双方约定半个月的利息为12000元，月利率即为2%，属于书面证据中对借款利息明确约定的情形，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月利率1%。鉴于此，一审认定何亮辉最后一次支付利息的时间为2015年2月14日，金额为2万元，故利息应从2015年2月15日算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庭审中双方确认的被上诉人何亮辉在2014年7月份至9月份每月还息1.2万元，于2015年的2月份再向上诉人支付利息2万元。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还息金额上看均不按时、按约定的金额进行支付利息。即在支付利息问题上，被上诉人何亮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支付多少就支付多少，想不支付就不支付。况且，自2014年9月份至2015年4月份期间的利息也未支付。因此，被上诉人所支付的5.6万元利息应以120万元为本金按每月2%进行计算并扣除。而一审却撇掉书面约定利息，仅以其支付的部分来认定利息，且仅以其最后偿还利息的时间即2015年2月14日作为计息起点，明显缺乏依据，也与客观事实不符。2、一审认定：2015年10月，何亮辉返还高岚借款本金10万元，明显与事实相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规定，退一步讲，根据本案中的证据《承诺书》明确，双方在平安银行的利息也系由何亮辉及云发公司承担。因此，根据法律的规定及正常交易习惯，本案中何亮辉2015年10月向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应计算为支付部分利息，而并非偿还所欠借款本金。
被上诉人何亮辉、云发公司辩称：一、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定性错误。二、答辩人何亮辉出具的120万元借条实际并未履行，上诉人高岚利息部分的主张不能支持。40万元实际上是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额度，5.6万元是手续费。三、上诉人主张答辩人共同偿还借款没有任何依据，即使是民间借贷纠纷，也不存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
被上诉人王斌、罗金水辩称：本案120万元借款无实际履行，故因主合同未实际履行，所以答辩人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上诉人何亮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岚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高岚承担本案一、二审之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定性错误。1、高岚、王斌、罗金水三人均系云发公司的轮胎经销商。2014年5月，因缺乏流动资金，本案各方当事人经协商决定组成联合体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下称平安银行）贷款，其中以高岚名义贷款300万元，以王斌名义贷款200万元，以罗金水名义贷款200万元，云发公司和上诉人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高岚、王斌、罗金水三人之间又相互联保，与本案有关的即上述以高岚名义向平安银行的300万元贷款。因贷款需要提交20%的保证金，故在云发公司缴交了60万元保证金后，实际贷款金额为240万元，被上诉人高岚实际用款额度30万元，云发公司实际用款210万元。贷款使用期间，所有的利息均由云发公司承担，并由云发公司的财务人员将利息汇至高岚银行贷款账户，银行再从该账户扣划利息。为此，一审时云发公司和上诉人曾书面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联合体担保合同》等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以该事实与本案无关为由不予置理。2、从上述联合体互保贷款的事实来看，案涉的240万元贷款实际使用人为高岚（30万元）和云发公司（210万元），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云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高岚之间并无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2015年6月19日云发公司向高岚出具的《承诺书》，只是承诺银行贷款中的210万元使用额度由云发公司负责偿还，而不是向被上诉人高岚借款，该《承诺书》不是借款合同；（2）作为云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在《承诺书》下方签字，其内容所表达的意思是先将所要还给银行的贷款转给被上诉人高岚，再由被上诉人高岚还给平安银行，而不是上诉人或云发公司向被上诉人高岚借款；（3）上诉人于2014年6月15日向被上诉人高岚出具的《借条》，该《借条》实际并未履行，被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支付了120万元的款项；（4）退一步说，即使该《借条》成立，借款人也是上诉人，与云发公司无关，一审又如何判决上诉人与云发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5）一审在未查清上述联合体互保贷款相关事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条》与《承诺书》之间存在关联性，更是将上诉人和云发公司二者的主体混为一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由于一审定性不当，将联合体互保贷款定性为民间借贷，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包括：1、上诉人作为云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2、一审判令云发公司和上诉人共同偿还“借款”，法律关系混乱且无法律依据；3、云发公司或上诉人即使有借款，其借款主体也是平安银行，基于各方当事人之间互保的关系，本案也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高岚将其所取得的银行贷款转借给云发公司或上诉人；4、案涉的300万元银行贷款已到期，作为贷款人的被上诉人高岚并未向平安银行偿还借款本息，上诉人和云发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亦尚未解除，由此可能导致被上诉人高岚还贷后向上诉人和云发公司追偿或上诉人和云发公司还贷后向被上诉人高岚追偿的法律后果，从而最终导致与本案判决相互冲突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一审定性不当，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一审适用我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径行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高岚辩称：一审认定上诉人何亮辉为借款人，云发公司为实际用款及共同还款人，符合客观事实，于法有据。1、正如上诉人何亮辉在其上诉状中所称，答辩人长期系其所经营的云发公司的轮胎经销商。基于此原因，答辩人才向平安银行贷款，用以向云发公司购买轮胎之用。这是答辩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出发点及主要目的。但上诉人在收取款项后一直不给答辩人提供所购买的轮胎，又一直不将款项返还给答辩人。在答辩人催促之下，才愿意于其取得款项一个多月后向答辩人出具本案的《借条》。并且只肯出具120万的借条，其余款项仅在2014年的10月份才返还答辩人30万元。2、本案《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答辩人在取得平安银行的贷款后是转入上诉人何亮辉的个人账户，后何亮辉于2014年6月份向答辩人出具《借条》，且从《借条》的内容可以确认，何亮辉也以书面的形式，确认了其向答辩人借款的事实。何亮辉后期还款行为也印证了其个人借款的事实。另外，在案《承诺书》显示，在何亮辉取得款项一年以后，答辩人才知道本案中的实际用款人是何亮辉所经营的云发公司。且从何亮辉个人书写的“借高岚210万人民币”中可以确认，何亮辉再次以书面的形式确认了其向答辩人借款的事实。因此，何亮辉上诉称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借款行为与其无关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3、云发公司为本案共同借款人。首先，云发公司系何亮辉所经营的企业，因此，何亮辉在借款之后如何使用该笔资金作为借款人的答辩人根本无法知情和掌控，也与答辩人无关。但款项走账均从何亮辉的个人账户及其出具的《借条》中足以认定何亮辉是实际借款人。何亮辉应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其次，根据本案《承诺书》，云发公司作为实际用款人也愿意为该笔款项承担还款义务，况且云发公司也系何亮辉所经营的企业，其作为实际用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常理，属于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在未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其承诺的效力应予以认定。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承诺共同对债权人债权承担还款责任的，构成债务加入。因此，云发公司理应向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由此可见，本案债务应由被答辩人何亮辉及云发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原审被告云发公司同意上诉人何亮辉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罗金水、王斌对上诉人何亮辉的上诉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上诉人罗金水、王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岚对上诉人罗金水、王斌的所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将2014年6月15日何亮辉向被上诉人高岚出具的120万元借条与2014年5月30日被上诉人高岚委托平安银行转账给何亮辉300万元（委托转账原因不明）混为一谈，既而认定上诉人对何亮辉、云发公司向被上诉人高岚所借款项中的120万元提供担保，是错误的。一审错误将2014年6月15日何亮辉向被上诉人高岚出具的120万元借条与2014年5月30日被上诉人高岚委托转账给何亮辉300万元混为一谈，既而错误认定上诉人对何亮辉、云发公司向被上诉人高岚所借款项中的120万元提供担保。事实上，2014年5月30日被上诉人高岚委托转账给何亮辉300万元与本案2014年6月15日借条约定的借款120万元无关，借条注明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与被上诉人提供的300万元银行转账流水金额及时间均不相符，故本案借条约定的120万元借款与被上诉人委托平安银行转账给何亮辉300万元不是同一法律事实，本案借条约定的借款120万元未实际履行。因此，本案讼争款项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无须对本案讼争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二、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高岚委托平安银行转账给何亮辉300万元款项性质、用途未予以查明，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与何亮辉、云发公司之间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实际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其适用法律也是错误。
被上诉人高岚辩称：上诉人王斌、罗金水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主张的委托贷款行为及借贷关系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1、何亮辉系上诉人王斌、罗金水的朋友，答辩人也是在其推荐下才与何亮辉产生了业务往来关系。因此，上诉人王斌、罗金水才会在本案《借条》中愿意作为担保人对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如前所述，本案中先期答辩人并非出于借款何亮辉，而是向其所经营的云发公司购买轮胎。但在答辩人无法得到货物的前提下，才转而变成短期借款行为。从本案的放款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而出具借条时间为2014年6月14日可以印证。如果系转贷行为，应在转款前或转款时即时出具借条，而不可能在事隔半个月后才出具借条，且金额仅为120万元。另外，根据本案《借条》中的内容，何亮辉书写的“最迟于2014年6月30日还”，更进一步说明，答辩人事先并非将款项出借给何亮辉，后经催讨无果后，为了自身合法权益迫于无奈之下才转成借贷关系。假设上诉人王斌、罗金水所称为委托贷款行为，王斌、罗金水又为何在该《借条》上特别注明为担保人？因此，上诉人王斌、罗金水的理由不能成立，也与客观事实不符。3、关于上诉人王斌、罗金水主张的借贷关系无效问题。首先，本案的出借行为，有借条、转账凭证、承诺书，还有担保人的签字。足以确定借款关系成立，且属于合法有效成立的借款关系。其次，如前所述，答辩人事先并非出自于出借的主观目的才将款项出借给何亮辉，而是出于购买货物的目的。但在于何亮辉未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的前提下，答辩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迫于无奈下才转而变成何亮辉的短期借款。若像王斌、罗金水所称的是委托贷款或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按正常逻辑应是事先或者转款当日就应取得何亮辉所出具的借条，而非在转款后一个多月后才取得本案《借条》。另外，根据该借条可以得知，何亮辉在取得款项后，基于优势地位，仅愿意向答辩人出具借款120万元的《借条》，且借款期限仅仅为半个月不到，利息仅为一分，而银行的贷款利息就达到了6厘。因此，王斌、罗金水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无法成立。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在高利转贷牟取利润十万元以上或者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才构成高利转贷。很明显，本案中答辩人从主观上并非基于出借而去贷款，而是迫于无奈才转成借贷关系，且利息根本就没有高利，也没有获利。因此，根本不存在事先知情或应当知情，也不存在高利转贷之行为。
原审被告何亮辉、云发公司对上诉人王斌、罗金水的上诉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原审原告高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亮辉、云发公司共同向高岚偿还借款21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10万元为基数计算，其中本金120万的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4年6月15日起算，另外90万元本金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算，至还清全部借款本金为止）；王斌、罗金水对何亮辉的上述借款中的本金12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何亮辉、云发公司、王斌、罗金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高岚向平安银行申请贷款300万元，贷款期限至2015年5月；月利息21000元，借款到期时与本金一并返还。何亮辉、云发公司、王斌、罗金水作为担保人为高岚的上述借款提供了担保，何亮辉为高岚向平安银行提供60万元保证金。2014年6月15日放款当天，高岚委托平安银行直接从其贷款账户转300万元至何亮辉账户。2014年6月15日，何亮辉向高岚出具了一张120万元借条，载明“借高岚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元），借款人何亮辉2014年6月15日，最迟于2014.6.30还，利息12000元由何亮辉付”，王斌、罗金水在担保人处签名，并备注担保期两年。2014年10月何亮辉分两次分别返还高岚20万元、10万元，共计30万元。2015年6月19日，何亮辉、云发公司向高岚出具承诺书，确认高岚从平安银行福州分行申请贷款300万元，扣除其垫付保证金60万元后，何亮辉、云发公司实际用款210万元，并承诺对该210万元贷款本息及违约金等由其负责偿还。何亮辉还在承诺书上载明“借高岚210万人民币平安银行贷款额度，本人还高岚，高岚还给平安银行。”2015年10月，何亮辉返还高岚10万元，现何亮辉尚欠借款本金200万元。另查：高岚的平安银行自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止的贷款利息已由何亮辉支付。2015年5月之后的贷款本息高岚至今未向平安银行返还。此外，何亮辉还在2014年7月21日至9月25日期间每月支付1.2万元给高岚，后又于2015年2月14日支付2万元给高岚，以上共计5.6万元。诉讼过程中，高岚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作出(2015)晋民保字第3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何亮辉、云发公司、王斌、罗金水所有的价值220万元的财产。高岚为此交纳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高岚与何亮辉、云发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条、承诺书、银行转账凭证为据，可以认定。扣除何亮辉已还部分款项，何亮辉、云发公司现尚欠高岚本金200万元未还，高岚请求返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何亮辉、云发公司向高岚所借款项中的120万元由王斌、罗金水提供担保，之后还款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先从该款项中予以扣除。关于120万元借款利息，讼争借条载明“利息12000元由何亮辉付”，根据民间交易习惯，结合何亮辉还款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应为月利率1%。何亮辉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为2015年2月14日，故利息应从2015年2月15日算起。王斌、罗金水为该借款提供担保，但未明确约定担保方式，依法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判决：一、何亮辉、云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岚借款80万元并按月利率1%支付高岚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王斌、罗金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何亮辉、云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岚借款120万元并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高岚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9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高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240元，由何亮辉、云发公司、王斌、罗金水负担5900元，何亮辉、云发公司负担73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何亮辉、云发公司、王斌、罗金水负担。
二审期间，高岚将以下证明资料作为新证据向本院提交：《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拟证明高岚经营的金东南贸易有限公司与云发公司之间存在购买轮胎的贸易往来，银行贷款系用于购买货物，在云发公司无法发货的情况下，何亮辉与云发公司以书面借条、承诺书的方式将款项转为借款的事实。
经质证，何亮辉、云发公司对高岚二审提交证明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贷款合同是系列联保合同中的一份，提交的合同不完整；2、购销合同是在贷款之前双方已经约定好，该合同只是用来走账，不是真实合同。3、贷款合同第11条明确说明是受托支付；4、本案不存在贷款变更为借款的事实。王斌、罗金水对高岚二审提交证明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平安银行转账的300万元是购买轮胎款，与借条120万元没有关联，高岚没有证据证明120万元借条与300万元有关。经审查，高岚二审中提交的证明资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原审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合同》、《购销合同》、《借条》、《承诺书》，可确认：高岚为法定代表人的金东南贸易有限公司与云发公司之间存在购买轮胎的贸易往来。高岚向平安银行贷款300万元原系用于向云发公司购买货物，并直接汇入何亮辉账户，后因买卖关系未发生，在扣除何亮辉代高岚向平安银行支付保证60万元及偿还30万元后，尚有余款210万元何亮辉与云发公司向高岚出具《借条》、《承诺书》，以借款的方式确立债权债务关系之事实。一审以此确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根据讼争《借条》关于120万元借期为半个月，利息为12000元的约定，可确认当事各方对借款利率已作出明确约定，亦即月利率为2%，一审认定月利率为1%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规定，应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如前所述讼争借款系高岚向平安银行贷款用于向云发公司购买货物，后因买卖关系未发生，将购货款转为借款，且所约定的利率未构成高利，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故涉案的《借条》、《承诺书》系当事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讼争《借条》，债务人为何亮辉，云发公司在《承诺书》中以欠款人的身份加入到讼争债务关系中与原债务人何亮辉一起向高岚承担还款责任。现高岚诉请何亮辉、云发公司共同偿还欠款21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讼争《借条》载明的何亮辉向高岚借款120万元系本案讼争借款210万元的组成部分，该款项已实际支付，故上诉人王斌、罗金水关于讼争《借条》120万元借款与本案讼争借款无关联，该120万元借款未实际履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以2015年2月15日为计付利息起算时点高岚未提异议，本院予以准许。讼争《借条》、《承诺书》未对还款顺序作出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何亮辉于2015年10月向高岚支付的10万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应确定为偿还借款利息，一审认定该10万元为偿还借款本金不妥，本院予以纠正，该10万元应在应付的利息中予以扣除。根据讼争《借条》约定，王斌、罗金水为何亮辉12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何亮辉虽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但仍欠借款本金210万元，所欠债务明显高于王斌、罗金水为何亮辉120万元债务所提供的担保，故王斌、罗金水对何亮辉210万元债务应在1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审理的是高岚为债权人、何亮辉、云发公司为主债务人、王斌、罗金水为担保人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平安银行为债权人、高岚为主债务人、何亮辉、云发公司为担保人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何亮辉关于两个关系可能产生矛盾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高岚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何亮辉、王斌、罗金水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5）晋民初字第4173号民事判决；
二、何亮辉、福州云发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岚借款本金人民币2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其中以本金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为标准，从2015年2月15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本金1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5年9月29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并应扣除已偿还的利息10万元）；
三、王斌、罗金水对何亮辉的上述债务在本金1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由上诉人何亮辉负担14680元、由上诉人王斌、罗金水负担118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执行一审法院的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辉
代理审判员 王燕燕
代理审判员 段若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廖小航
（2016）闽01民终4822号共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