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8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罗沙社区沙巷叫尾工业区联创大厦C206号。
法定代表人：唐吾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建，广东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东昌华强五金工具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104国道东侧（北京中印新华印刷器材有限责任公司）2幢2层201室。
法定代表人：郭玉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计全，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婷，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东昌华强五金工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7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惠日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东昌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惠日公司与东昌公司连续6个月签订合同并开具增值税发票，而且每次的合同和发票，惠日公司都通过快递寄给东昌公司，这些增值税发票都是真实的。第二，惠日公司代东昌公司订270000元货物的事情，当时双方经过谈判已作为第一份合同去抵扣货款，并且东昌公司在惠日公司多次催款后于2016年4月12日付了第一份合同的部分货款2044636元。如果东昌公司不认为已收到惠日公司的任何货物，不会随便就付这么大数额的货款给惠日公司。第三，2016年底，东昌公司用假的《协议书》起诉惠日公司，要求惠日公司偿还借款，惠日公司不认可该《协议书》，向法院申请鉴定，东昌公司知道后自动撤销了该诉讼。惠日公司提交的所有销售单都是真实的，曾伟的签名也是真实的，所有的增值税发票更是真实的。惠日公司作为一个小公司，确实一直没有严谨的合同审核部门及提货的程序。正是基于对东昌公司的信任，更是因为双方之间的交往，导致惠日公司没有要求东昌公司出示单位证明等材料，也没有要求东昌公司补回所有资料。第四，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的具体事实，且对于惠日公司提出质疑的《协议书》没有进行司法鉴定，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惠日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委托鉴定机构对《协议书》下方乙方处所盖惠日公司印章以及姚应粦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东昌公司辩称，不同意惠日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惠日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双方之间争议的核心是合同是否履行，惠日公司是否向东昌公司发送了货物，但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曾伟是不存在的，惠日公司没有提供曾伟除名字以外的其他任何身份信息。惠日公司主张没有鉴定的证据并不是本案的核心证据。
惠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昌公司支付货款2843346元；2、判令东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逾期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参照罚息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昌公司负担。东昌公司反诉请求：1、判令惠日公司向东昌公司返还已预付的货款2314636元；2、反诉费用由惠日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6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4月6日，惠日公司与东昌公司分别签订了三份《订货合同》，但是东昌公司未在合同附件《订货清单》盖章或签字。三份《订货合同》都约定，惠日公司负责安排发货至东昌公司经营场所所在地（深圳），运输费用由惠日公司承担，东昌公司预付100%货款给惠日公司，款到后发货至东昌公司。其中，2015年12月6日的合同金额为2544569元。2016年4月12日，东昌公司向惠日公司转账2044636元，汇款回单上备注“货款”。
惠日公司主张其将三份《订货合同》中的货物都已经供应完毕。惠日公司对提货过程作出以下陈述：合同签订后，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电话联系惠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姚应粦，告知姚应粦有人过来提货，提货人会直接联系惠日公司。其后，曾伟电话联系姚应粦，姚应粦将联系电话和提货地点告知曾伟，当时未保存曾伟的电话号码。曾伟提货时只携带了销售单上的业务专用章，惠日公司出具了销售单让其签字盖章后将货物提走。惠日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销售单，证明履行了供货义务。一审法院经查，销售单列明了产品名称、数量、单价，收货人处加盖了“北京东昌华强五金工具销售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且全部有“曾伟”签字。东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东昌公司从未刻制过销售单上所加盖的印章，在单据上签字的“曾伟”也不是其员工或授权人员。
2、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向东昌公司开具了所购产品的发票。东昌公司认可收到了该发票，同意在惠日公司退还货款的同时将发票退还惠日公司。
东昌公司陈述其未收到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反诉要求惠日公司退还已付货款，并提交以下证据：
1�惠日公司与广东永泉阀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泉公司）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购货合同》、网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惠日公司受东昌公司委托从永泉公司代购货物，东昌公司指令北京鑫昌华强工贸公司（以下简称鑫昌公司）代付定金270000元，合同签署人为姚应粦。2016年1月11日，鑫昌公司向惠日公司汇款270000元。
2、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惠日公司向东昌公司开具了共计229933元发票。东昌公司陈述，2016年12月6日的合同金额2544569元减去发票金额229933元以及270000元，剩余金额2044636元即为东昌公司在2016年4月12日付款的金额。
3、民事裁定书，证明惠日公司与深圳市惠日五金有限责任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姚应粦。
惠日公司认可上述证据1-3的真实性。
4、《协议书》，证明2016年7月11日东昌公司与惠日公司约定将应�还的1828884元货款转为借款。2016年4月12日支付的2044636元与270000元之和扣除7%的税金后即为该金额。惠日公司对《协议书》中惠日公司印章、人员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申请鉴定。一审法院经查，该协议书载明：惠日公司因需要资金特向东昌公司借款合计1838884元，经双方协商2016年7月31日前归还全部借款，如不能归还，从2016年8月1日起每月按总金额的0.7%计息。
惠日公司陈述，惠日公司的业务经理姚应粦，与东昌公司的负责人郭玉华因工作关系成为朋友，双方一直有合作意向。2015年12月6日，双方达成一致并于当日签订了第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郭玉华通知惠日公司由东昌公司的人员曾伟自提货物。双方自此就提货默认达成一致，其后都是由郭玉华打电话给姚应粦然后安排曾伟自提。2016年1月，郭玉华提出惠日公司帮忙向永泉公司订购一批货物，有30%左右的利润差价，惠日公司先行支付270000元定金。因有利可图，惠日公司在2016年1月8日与永泉公司签订《购货合同》并支付定金270000元，郭玉华于2016年1月11日通过鑫昌公司向惠日公司支付了270000元。因为东昌公司的原因，该合同于2016年1月23日被取消，并要求永泉公司退还270000元。鉴于鑫昌公司在2016年1月11日向惠日公司汇款270000元，故惠日公司与东昌公司签订了2015年12月6日的《订货合同》，货物也分批提走。因东昌公司未付款，所以姚应粦与郭玉华沟通后同意将该270000元作为部分货款。经过几次提货，郭玉华未再支付货款，但因姚应粦想做业绩给公司，所以惠日公司于2016年1月6日再次与东昌公司签订合同，2016年4月6日签订第三份合同。经惠日公司多次催款，东昌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支付了2044636元。该付款行为使得姚应粦再次相信了郭玉华。最终，惠日公�供应了全部货物并开具了全额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惠日公司与东昌公司之间因2015年12月6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4月6日签订合同的事实分别成立三个独立的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属于客观的诉的合并。惠日公司以其履行了供货义务为由要求东昌公司支付货款，而东昌公司不认可收到货物。对此，惠日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东昌公司对销售单上所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和曾伟的签字不认可，惠日公司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业务专用章来自东昌公司，或者曾伟系东昌公司的员工或授权签收人。因此，一审法院对销售单的证明力不予采信。其次，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惠日公司提交的发票不能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最后，《订货合同》约定，惠日公司负责安排发货至东昌公司经营场所所在地（深圳），运输费用由惠日公司承担，东昌公司预付100%货款给惠日公司，款到后发货至东昌公司。惠日公司关于曾伟前往惠日公司提货以及惠日公司先于东昌公司付款发货的陈述意见与合同约定不符合。综上，惠日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在供货与否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惠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部分，东昌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向惠日公司支付货款2044636元，而惠日公司在本案中以完成供货为由要求东昌公司履行剩余付款义务。据此，可以认定惠日公司以其行为表明不会就东昌公司已支付的2044636元继续履行供货义务。因此，东昌公司要求惠日公司返还已支付的2044636元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东昌公司还要求惠日公司返还270000元，根据双方的陈述意�，该270000元经永泉公司退还后双方协商作为2015年12月6日的货款，惠日公司应予退还。至于2016年7月11日的《协议书》，虽然惠日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但本案诉讼标的系买卖合同，东昌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返还货款，故该《协议书》的真实与否对本案判决没有影响，一审法院对惠日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对东昌公司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东昌华强五金工具销售有限公司退还货款2314636元；二、驳回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东昌公司提交《2015年12月份工资（京开）》、《2015年12月份工资（后辛庄）》、《2016年1月、2月打卡人员名单》、《2016年1月、2月工资》、《2016年3月份打卡人员工资表》、《2016年3月份工资》、《2016年4月份打卡人员工资表》、《2016年4月份工资》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曾伟不是东昌公司员工。惠日公司对东昌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惠日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对此，惠日公司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出卖人仅以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惠日公司仅提供增值税发票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交货义务。惠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销售单上虽加盖有东昌公司业务专用章并有曾伟的签名，但东昌公司对销售单的真实性不认可，惠日公司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业务专用章来自东昌公司，或者曾伟系东昌公司的员工或授权签收人，且惠日公司关于曾伟前往惠日公司提货以及惠日公司先于东昌公司付款发货的陈述意见与双方当事人在《订货合同》中的约定不符，故此，一审法院对销售单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惠日公司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及东昌公司所主张的双方约定将应退还的货款转为借款的事实不认可，且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因《订货合同�发生的争议，与《协议书》所载借款关系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协议书》真实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一审法院驳回惠日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是正确的。对惠日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惠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864元，由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审 判 员 闫 飞
审 判 员 潘 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 佳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