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3民终1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英。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继伟。
张翠英、袁继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兴，姚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薏翔。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禹,系袁薏翔的舅舅，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安县宝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明金，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艳芬，云南滇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姚安县农民戏剧协会。
法定代表人赵章才，协会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云，云南聂宗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安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负责人布春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炜，姚安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负责人段海珍，文联主席。
上诉人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姚安县宝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产公司）、云南省姚安县农民戏剧协会（以下简称农戏协会）因与被上诉人姚安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以下简称文体局）、姚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6）云2325民初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由房产公司、农戏协会、文体局、文联共同赔偿损失合计227236元；2、本案诉讼费由房产公司、农戏协会、文体局、文联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否认袁永斌的死亡跟房产公司、农戏协会、文体局、文联的工作及表演环境安全有关，认为四方在主办和承办“福利来杯”花灯大赛过程中无过错，与袁永斌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未认识到袁永斌是在劳累过度和剧烈运动中因临时搭建的舞台设施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规定绊倒引发猝死，属认定事实不清。1、袁永斌长期在外务工，身体健康，无缘无故死亡，必定跟其生命最后时段的工作、生活环境有必然的联系。其2015年12月27日才从北京、天津等地打工回到姚安，12月31日参加了文体局和文联主办、房产公司和农戏协会承办的姚安县首届“福利来杯”花灯大赛，在2016年1月1日初赛后，1月2日复赛表演过程中绊倒在舞台上，头部被角钢致伤，昏倒在舞台上，被告未主动拨打120施救，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经48分钟心肺复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诊断为猝死、右眉弓皮肤裂伤。2、在案证据证实此次“福利来杯”花灯大赛有47个代表队约890多人，加上观众1500多人，共2000多人参加，属于国务院令505号《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应当严格按该条例的规定执行。但此次活动的组委会未按该条例执行，未尽到安全保障法定义务，未制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未在活动举办日的20日前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安全许可申请，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未在比赛地点的公共场所设置相应的医疗救护点和安排相应的医疗救护人员，临时搭建的舞台设施也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规定，舞台搭建不平整，舞台口留下的支架延伸到舞台，容易绊倒造成人员伤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严重违法，存在重大过错，与袁永斌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未认定该问题，认定袁永斌的死亡是在舞台上竞赛演出过程中猝死，不是外部安全因素造成，对四被告的明显侵权行为不予追究，枉法裁判。（二）原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及其意见规定的公平原则，判决房产公司、农戏协会、文体局酌情补偿原告经济损失，适用法律不当。《民法通则》是对民事活动中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规定，本案被告严重违反国务院令505号《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若干规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三）从利益的衡量看，受害人不应分摊责任。本案受害人袁永斌系正常表演，无任何不当行为和过错，应由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上诉人房产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房产公司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1、本案袁永斌猝死是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不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其死亡与是否参与花灯大赛活动或者其它活动无关，袁永斌并未因花灯大赛活动受到损害，即便是袁永斌未参加该次活动，也可能会发生猝死，只是发生猝死的时间、地点会不同而已。《民法通则》第132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均要求“受到损害”，且并非赔偿，而是适当补偿。原判未对原告的损失作出认定，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草率依据上述规定判决房产公司补偿5万元、农戏协会补偿4万元、文体局补偿1万元，缺乏公平性和公正性。2、公平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自然灾害导致人身损害，不适用于受害人自身健康因素导致猝死。3、花灯大赛不是营利性活动，房产公司对该活动进行赞助仅是冠名，让花灯大赛奖杯有个名称，宣传海报也仅为了推广花灯这一传统文化，并未从中谋利，且房产公司也未参与活动的策划、组织等具体工作，原判认定房产公司“承办”属认定事实错误。4、赞助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应得到提倡，不应受到打击。如果赞助人对参加活动的人的猝死要承担责任，以后就没有人为做好事而赞助。一审判决不考虑因果关系，判决房产公司承担责任，导致责任主体泛化，产生的社会导向错误。
上诉人农戏协会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农戏协会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错误。1、本案袁永斌猝死是其自己身体原因，不是外部原因所致，其死亡与花灯大赛活动无关。猝死属突发不可抗力事件，公平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自然灾害导致的人身损害，不适用于自身健康因素导致的死亡，一审判决农戏协会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2、农戏协会不是营利性组织，没有自有资金，也没有经济来源，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为传承地方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公益活动，并无自身经济利益。本次花灯大赛活动也不是营利性活动，农戏协会在活动中从未为自己谋利，一审判决农戏协会承担责任有失公允，判决结果错误。3、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活动组织者要在“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况下，才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农戏协会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袁永斌猝死是其自己身体原因造成的，农戏协会不应当承担责任。4、一审判决如果生效且被执行并被其它类似案件参照，将会导致有意参与社会活动的人都望而生畏，公益活动无人敢参与、敢组织、敢赞助，地方民族文化无人传承。
针对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的上诉，房产公司答辩称，张翠英一方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房产公司作为赞助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驳回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的上诉。农戏协会答辩称，袁永斌猝死属于自然死亡，其死因与农戏协会的防范措施无关，且农戏协会举办花灯大赛不属于受益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针对房产公司和农戏协会的上诉，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答辩称：1、死者袁永斌生前身体健康，房产公司、农戏协会无证据证明袁永斌健康方面有问题，袁永斌猝死是因过度劳累，加之承办方舞台搭建不规范，又未按相关规定制订应急预案，救护车不能及时进入现场抢救，延误抢救时间所致，其死因与承办方和主办方有密切联系；2、本案不适用公平原则，应当适用过错原则；3、花灯大赛表面上不是营利活动，实际上是为房产公司及其农贸市场做宣传，属于营利性的促销活动。
针对五上诉人的上诉，文体局答辩称，文体局不是主办方，与承办方也不存在隶属关系，未提供过经费，宣传材料上也未盖过公章，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文联答辩称，文联没有参与此次活动，与农戏协会只有业务指导关系，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为此次活动提供过经费，不应当承担责任。
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文体局、文联、房产公司、农戏协会赔偿经济损失336925元（含医药费1500元、丧葬费27184元、死亡赔偿金149120元、张翠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08648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后又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四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27136元（含医药费508元、丧葬费27184元、死亡赔偿金149120元、交通费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现场照相费7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6日，被告农戏协会以姚安县首届福利来杯花灯大赛组委会的名称向姚安县各文艺队发出报名通知，姚安县光禄镇福光村委会文艺队报名参加竞演，原告张翠英的丈夫、袁继伟和袁薏翔的父亲袁永斌参加福光村委会文艺队演出。花灯大赛由被告文体局和文联主办，被告农戏协会和房产公司承办，房产公司经济上赞助花灯赛，赛事过程中以福利来杯花灯赛为名，对福利来农贸市场进行广告宣传，并发了宣传单。2016年1月2日中午袁永斌在表演过程中跌倒在舞台上，经救护车送姚安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诊断为猝死、右侧眉弓皮肤裂伤。同年1月3日被告农戏协会与三原告签订协议，载明由农戏协会先期支付死者安葬费用40000元(已给付原告)，用于安葬死者，进行工伤认定后，主办方和承办方的赔偿责任移交司法机关判定。一审法院认为，姚安县首届“福利来杯”花灯大赛由被告文体局和文联主办，被告农戏协会和房产公司承办，袁永斌参加了福光村委会文艺队报名竞赛表演。袁永斌在竞演过程中猝死，不是外部安全因素造成。故四被告在主办和承办花灯大赛过程中并无过错，与袁永斌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但依照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被告文联从其职责上仅只是对文艺创作指导、引导和交流，故不承担补偿责任。对其余三被告，从组织此次活动的领导、责任和获利大小及经济能力等因素酌情确定分担损失的具体数额。被告房产公司与被告农戏协会承办该赛事，花灯赛以“福利来”冠名，竞演舞台搭建在福利来农贸市场旁，房产公司进行了广告宣传，具有商业性质，也获得了一定的商业利益。袁永斌死亡后给三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适用公平原则，由三被告酌情补偿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一、由被告房产公司补偿原告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50000元，由被告农戏协会补偿原告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40000元(已支付)，由被告文体局补偿原告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1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5元免交。
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五上诉人提出以下异议，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认为一审遗漏以下事实：1、袁永斌在2016年1月1日初赛后，1月2日复赛中跌倒在舞台上，头部跌在角钢上受伤；2、临时搭建的舞台设施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规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3、此次活动参加的人数将近2000人；4、袁永斌受伤未得到及时抢救。房产公司和农戏协会认为一审认定事实存在两点错误：1、认定“被告农戏协会和房产公司承办”错误，房产公司只是赞助方，不是承办方；2、认定“对福利来农贸市场进行了广告宣传，并发了宣传单”错误，宣传单宣传的内容是花灯文化，没有对农贸市场进行宣传。二被上诉方文体局和文联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对五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认为，在案证据仅能证实袁永斌在2016年1月2日花灯表演过程中，跌倒在舞台上右侧眉弓皮肤裂伤和此次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以上，具体工作由农戏协会负责，活动经费由房产公司赞助，活动在弘扬姚安花灯文化的同时，利用宣传海报对房产公司开发的福利来农贸市场及超市内所销售的商品进行商业宣传，以及此次活动未制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未在现场设置医疗救护点，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的事实，其余部分无证据证实，五上诉人提出的异议缺乏客观性，本院根据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房产公司、农戏协会、文体局、文联对袁永斌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各自承担多大的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义务的行为与受保护人的损害之间，应当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举证证明责任由受害人一方承担。本案中，虽然农戏协会和房产公司在组织姚安县首届“福利来杯”花灯大赛活动时未严格按照国务院令第505号《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但袁永斌死亡的医院诊断意见为猝死、右侧眉弓皮肤裂伤，死亡时未进行尸检，具体的死亡原因不详，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农戏协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袁永斌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袁永斌的亲属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起诉要求文体局、文联、农戏协会、房产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袁永斌死亡给其亲属造成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其参加演出活动是对活动组织者工作的支持，对弘扬姚安民间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故此次活动的承办方农戏协会、房产公司和文化主管部门文体局，应对袁永斌的亲属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根据本案的实际，一审法院从此次活动的组织职责大小、获利情况及各方的经济能力等因素酌情确定的补偿数额，并无明显的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处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农戏协会、房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936元，由上诉人张翠英、袁继伟、袁薏翔承担736元，由上诉人农戏协会承担100元，由上诉人房产公司承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刘文亮
审判员 李发连
审判员 杨忠祥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许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