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松刑初字第366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盛某乙，男，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
辩护人刘宪权，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夏琛，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松检诉刑诉（2015）3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盛某乙犯强迫交易罪，于2015年3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5年11月24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松检诉刑追诉（2015）4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盛某乙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向本院提起追加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3月24日、2015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金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盛某乙及其辩护人刘宪权、夏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期审理2次和延长审限3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强迫交易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锋江森公司”）系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众”）汽车座椅供应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不能正常供货，延锋江森公司承担上海大众巨额损失的赔偿责任。上海兴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韬公司”）于1998年开始承接延锋江森公司汽车座椅头枕骨架业务，产品通过延锋江森公司认证。
2003年，被告人盛某乙经人介绍认识了兴韬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后马某某聘请盛某乙至兴韬公司工作负责生产管理。2010年9月，盛某乙注册成立了上海虎福汽车配件厂（以下简称“虎福厂”）。2011年8月8日，虎福厂与兴韬公司签订有效期为2年的供货协议，约定由虎福厂向兴韬公司履行汽车座椅头枕骨架的来料加工业务。
2013年3月间，被告人盛某乙以兴韬公司所定加工费用价格低，虎福厂出现亏损为由，多次与兴韬公司的马某某协商，未果后又至兴韬公司的上家单位延锋江森公司，威胁称如果不能协商成功，虎福厂将无法继续向兴韬公司供货。延锋江森公司由于害怕虎福厂不向兴韬公司供货，直接影响到其向上海大众的正常供货，导致巨额损失，遂出面协调。经延锋江森公司与兴韬公司沟通后，2013年3月26日，兴韬公司被迫以支票形式分二笔付款给虎福厂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379，88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同年3月29日，兴韬公司马某某与虎福厂盛某乙约定商谈继续合作的事宜未果，被告人盛某乙即告知延锋江森公司不再向兴韬公司供货。同时盛某乙扣下了兴韬公司发往虎福厂的价值364万余元的原材料。
2013年3月底，被告人盛某乙与上海神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安公司”，该公司不具备汽车零配件生产资质）的沈某某协商，在其承接延锋江森公司业务后，由神安公司出面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协议，沈某某予以同意。2013年4月1日，被告人盛某乙在明知其不向兴韬公司供货会直接造成延锋江森公司面临每天巨额赔偿，及延锋江森公司没有其他选择，且神安公司没有生产汽车零配件资质的情况下，以不再向兴韬公司供货为由威胁延锋江森公司，强迫延锋江森公司与神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神安公司实质仍由虎福厂生产替代兴韬公司向延锋江森公司供货，造成延锋江森公司为切换供应商等支出的相关费用等损失共计4，305，436.45元。该损失由延锋江森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兴韬公司予以赔偿。同时，兴韬公司为恢复向延锋江森公司的供货能力，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设备、技术改造。
（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2013年5、6月间，被告人盛某乙在以神安公司名义获得与延锋江森公司汽车座椅头枕骨架加工业务后，为注销自己经营的虎福厂时，指派出纳徐某某至兼职会计朱某丙处取回虎福厂所有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每月做账，由徐某某提供凭证、朱某丙予以入账）数量达数十本，徐某某取回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后全部交予盛某乙。后在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盛某乙进行查处时，盛某乙拒不交出会计资料，且上述会计资料涉及金额达4，800万余元。
公诉机关为确认上述事实向法庭举出的证据有，证人马某某、杜某、李某甲、贾某某、沈某某、徐某某、张某甲、黄某某、朱某甲、朱某乙、郑某、李乙、朱某丙、张乙、郭某、宋某某、秦某某、张丙、吴某某、盛某甲、陆某某等人的证言，国产零部件和生产材料采购条款，采购通用条款和条件，供货协议、头枕骨架工艺流程及报价、原材料领料、进货、库存汇总、订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加工设备明细表，协议书，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存根、票据影像打印，会议纪要和鉴定书，费用单据、材料结存，党委会扩大会议纪要，司法鉴定意见书，营业执照，工商资料，搜查证和搜查笔录，注销税务登记材料，仓库租赁合同和申请函，情况说明、案发抓获经过等，证明被告人盛某乙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签订合同，情节严重；被告人盛某乙又隐匿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情节严重。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盛某乙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
被告人盛某乙辩解：1、其承接了兴韬公司的头枕骨架加工业务，所需模具是兴韬公司提供；2012年起加工费用下降了50～60%，所以其向兴韬公司提出提高加工费用，但马某某不同意。2、2013年3月，其向马某某提出亏损了几百万元，其在注销虎福厂时提供给税务所的材料上有记载，且有会计凭证证实，但凭证已经遗失。3、其不知兴韬公司为何支付300多万元的补偿款。4、因为亏损无法与兴韬公司谈妥，所以其找了兴韬公司的上家延锋江森公司，是因为业务掌控在兴韬公司，其需要公平，也为了防止兴韬公司拿走业务，其提出让兴韬公司支付2，000万元的保证金，但3月29日签约时马某某反悔。5、其也曾打电话给延锋江森公司的李某甲，反映与兴韬公司谈判破裂，要延锋江森公司出面协调，但延锋江森公司没有调解。6、其不知道神安公司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座椅头枕骨架加工协议，后来沈某某让其帮忙加工头枕骨架业务，其只帮助了4、5个月，之后都是沈某某自己在做。延锋江森公司的员工4月1日在其厂里，是来协调采购物资的；其也没有与神安公司签订过协议。7、兴韬公司留存在虎福厂的原材料经李某甲同意后使用。8、会计凭证、账簿确实交给其了，后注销使用拿回来了，其放在车上，现在无法提供会计资料。
辩护人认为，1、本案发生买卖交易纠纷的是虎福厂和兴韬公司，虎福厂因承接来料加工产生亏损，希望提高加工费，而兴韬公司不同意从而产生纠纷，与延锋江森公司签约的是兴韬公司，所以不存在虎福厂通过“强买强卖”的手段强迫延锋江森公司交易的可能和实际情况。盛某乙要求延锋江森公司切换签约方的目的只是为解决与兴韬公司的纠纷，也并非是要求切换供应商。切换后的签约方神安公司在与延锋江森公司签约时，没有提出任何改变原合同内容的要求，盛某乙提出切换签约方的动机是为了规避实际出现的加工费损失和与兴韬公司的矛盾，并不会导致延锋江森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属于民事纠纷，不符合强迫交易罪中的“胁迫”行为。2、虎福厂依法注销后，因新旧公司厂址、生产资料混同、人员流动性大，未妥善保管好已经审核过的会计账簿、凭证，客观上导致相关凭证、账簿丢失或遗忘，不是故意隐匿；盛某乙对会计凭证、账簿的法律义务是代管而不是保存，违反代管义务而致会计凭证、账簿丢失不应构成犯罪；单位注销后，其主体在法律上终止，如涉及单位犯罪不再追诉，对于依法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也不复存在，盛某乙没有很好履行代管企业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义务，也不应构成该罪；侦查机关要求盛某乙提供会计账簿，只不过要证明盛某乙所说的虎福厂连年亏损情况的真实性，但可以通过税务机关注销文件清晰反映出来；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的前提是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关的会计资料实际还存在，而盛某乙表示账册放于何处记不清，没有具体的隐匿行为。综上，被告人盛某乙的行为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
经审理查明：（一）强迫交易
延锋江森公司系上海大众的汽车座椅供应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不能正常供货，延锋江森公司承担上海大众巨额损失的赔偿责任。兴韬公司于1998年开始承接延锋江森公司汽车座椅头枕骨架加工业务。
2003年，被告人盛某乙经人介绍认识了兴韬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后马某某聘请盛某乙至兴韬公司工作负责生产管理。2010年9月，盛某乙注册成立了虎福厂。2011年8月8日，虎福厂与兴韬公司签订有效期为2年的供货协议，约定由虎福厂向兴韬公司履行汽车座椅头枕骨架的来料加工业务。
2013年3月间，被告人盛某乙以兴韬公司所定加工费用价格低，致使虎福厂出现亏损为由，多次与兴韬公司协商，未果后又至延锋江森公司称如果不能协商成功，虎福厂将无法继续向兴韬公司供货。延锋江森公司基于虎福厂若不能向兴韬公司供货，直接影响其向上海大众正常供货，从而导致巨额损失的原因，遂出面协调。经延锋江森公司与兴韬公司沟通后，兴韬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以支票形式分2笔付款给虎福厂共计3，379，887元。同年3月29日，兴韬公司与被告人盛某乙商谈继续合作的事宜未果，被告人盛某乙即告知延锋江森公司不再向兴韬公司供货。3月31日下午，延锋江森公司约马某某、被告人盛某乙至延锋江森公司协商，被告人盛某乙见到马某某的车辆在延锋江森公司后即离开。
2013年3月底，被告人盛某乙与神安公司的沈某某协商，在其承接延锋江森公司业务后，由神安公司出面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协议。2013年4月1日，延锋江森公司与神安公司签订座椅头枕骨架加工协议，由神安公司替代兴韬公司向延锋江森公司供货，实质上仍由虎福厂生产加工。2013年8月，兴韬公司经设备、技术改造后，向延锋江森公司提出恢复生产的申请；当月底，延锋江森公司将座椅头枕骨架的加工业务从神安公司再次切换至兴韬公司。2014年3月，延锋江森公司以兴韬公司与虎福厂的合作纠纷，致使业务切换至神安公司而造成损失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兴韬公司赔偿产品实验验证费、人员支持费用、运输成本等损失500万元的民事诉讼。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上海大众与延锋江森公司于2009年11月签订的《国产零部件和生产材料采购条款》表明，延锋江森公司系上海大众座椅供应商，延锋江森公司根据上海大众的产品图纸、技术标准等生产座椅。若供货商逾期供货、供货不足或供货质量有缺陷造成上海大众生产线停线，单班累计停线时间在5分钟内的，供应商应按2，000元／次的标准予以赔偿；超过5分钟的，按4，600元／分钟的标准予以赔偿。若造成上海大众不得不向第三方订货以防停产，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价格增加、包装、运输、报关等额外费用。上海大众对该模具享有所有权，若该模具由供应商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发，生产出的样品经上海大众认可合格后及模具验收通过后，由上海大众支付相应开发费用；模具费用分摊到合同货物单价的，模具所有权归供货商所有，分摊结束后，上海大众可要求供货商相应降低合同货物单价，对此供货商不得给予不合理的拒绝。
2、延锋江森公司与兴韬公司于2011年10月签订的《采购通用条款和条件》表明，由卖方（兴韬公司）生产或向买方（延锋江森公司）出售产品，卖方生产或出售的产品由买方发出的并经卖方确认的采购订单中载明的产品；买方会向卖方发放滚动的材料发运单和发运日程预测，表明买方在相应阶段内的产品需求，卖方应立即调整当前材料发运单、发运日程表与上期的差异使总发运量和累计数量相等；除非订单中“运费”标题项下另行明确载明，产品价格包含了仓储、处理、装运、包装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卖方的开支和收费；所有买方为了使卖方能够履行订单而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或提供补偿的或支付费用（无论该费用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摊的）的所有模具、专用设备、包装及所有文件、标准或规格说明、商业秘密、专有信息以及其他材料及事项应作为买方财产或在买方指示下作为买方客户的财产；卖方应保护、赔偿或使买方、买方客户（直接或间接的，包括运用产品组装汽车供应商）、买方产品的经销商和使用者及其各自的代理人、继受人和受让人免受因任何有瑕疵／缺陷的产品、卖方或卖方代理人、雇员或分包商的任何疏忽、不正当行为或懈怠，或卖方任何违反或未履行其卖方陈述与保证或订单项下其他条款和条件所造成的所有损害、损失、索赔、责任和支出。
3、证人马某某的证言表明，其于1986年起从事汽车零配件加工，其公司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供货协议，若造成延锋江森公司损失，由其公司承担。兴韬公司与虎福厂于2005年开始发生业务关系，由兴韬公司向虎福厂下订单，虎福厂负责来料加工，一直至2013年3月底。虎福厂在加工之前根据加工工序报价给兴韬公司，兴韬公司对虎福厂的报价进行和价，然后反馈给虎福厂，双方确认最终价格后，由兴韬公司发订单给虎福厂，虎福厂加工完毕后再将产品送至兴韬公司。加工所需的相关原材料均由兴韬公司联系的供应商直接送至虎福厂，原材料费用由兴韬公司与原材料供应商直接结算。兴韬公司与上家三个月左右结账，兴韬公司与虎福厂基本是当月结清，结账的依据是虎福厂开给兴韬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结合虎福厂的送货单来结账，基本上是以支票方式支付给虎福厂。其在2013年3月29日与盛某乙没有签署过《会议纪要》。2013年3月29日上午，其与朱某乙去过盛某乙虎福厂的办公室，主要洽谈虎福厂继续给兴韬公司供货的事宜，因为2012年下半年虎福厂给兴韬公司的供货已经发生不正常，并且将兴韬公司供给虎福厂的原材料私自囤货有300多吨，价值300多万元，其公司与盛某乙沟通，盛某乙要求其公司支付保证金，并且提出了337万余元的金额。后其公司发现虎福厂在2013年6月注销，盛某乙以神安公司的名义向外供货，且绕开其公司直接和其公司的上家单位联系、供货，加工的地址还是松江区九亭镇姚北路的厂房内。盛某乙没有与其谈过虎福厂亏损的事情，盛某乙是来料加工，没有原材料的资金压力，当初盛某乙的加工模具部分设备都是其公司提供，按照折旧后从加工费内扣除，所以盛某乙在经营过程中，不会出现亏损的情况。虎福厂年加工费平均有900万元左右。
4、兴韬公司获奖情况表明，1998年开始，兴韬公司承接延锋江森公司汽车座椅头枕骨架的业务，该公司的产品质量获得延锋江森公司认可，并多次获奖。
5、证人黄某某的证言表明，2003年左右，盛某乙因交通肇事后闲在家里（原在闵行梅陇梅园物业工作），由其、朱某乙、朱某甲三人介绍盛某乙认识了马某某，马某某让盛某乙做汽车头枕加工，盛某乙向朱某乙租赁了松江九亭张慕工业园区的厂房，由马某某提供材料，盛某乙加工。
6、证人朱某甲的证言表明，盛某乙原是闵行梅陇梅园物业的经理，盛某乙辞职后没有工作，后主要经黄某某介绍，盛某乙开始给马某某做加工业务。
7、证人朱某乙的证言表明，2013年3月28日，马某某打电话让其去盛某乙公司，商谈双方继续合作事宜；3月29日8点半左右，其到了盛某乙公司，盛某乙提出起草新的合作协议，马某某提出与公司律师等人进行协商，当日下午3、4点钟时候，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盛某乙是经人介绍给马某某做加工业务的，开始的时候双方合作的比较愉快，近2年关于加工费的价格高低两人开始发生矛盾。
8、证人郑某的证言表明，兴韬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定价是供应商按照产品型号进行报价，一个产品报一次价格，报到兴韬公司其这里，其根据兴韬公司上家的报价，进行核算后确定给供应商的加工费用，确定好之后其在供应商的报价单上签字。兴韬公司与虎福厂之间定价也是如此；兴韬公司与虎福厂之间结账的周期是一个月左右。延锋江森公司后更改产品的工艺和材料，将不锈钢改成碳钢，延锋江森公司给付兴韬公司的价格变低，导致兴韬公司给虎福厂的价格也相应调整。
9、证人李乙的证言表明，其于2004年3月进入兴韬公司工作，负责模具维修，盛某乙在2012年左右在兴韬公司新桥厂做厂长，其认识了盛某乙。盛某乙自己亦开了家叫北达的公司，是给兴韬公司做配套的供应商。2005年左右，兴韬公司购买的几台生产设备以及产品模具给了盛某乙，其记得当时盛某乙的公司还没有开，设备给盛某乙就是让盛某乙做配套的。设备有压花机、缩口机等等，这些设备没有再回到兴韬公司。
10、供货协议表明，2011年8月8日，兴韬公司（需方）与虎福厂（供方）签订了供货协议，由虎福厂根据兴韬公司提供的订单进行零件加工。协议主要条款为，需方提前一周向供方发出采购计划（订单），供方在收到订单后24小时内向需方书面确认将按照要求发货，若延误涉及额外费用由供方承担；供方保证在此协议下提供的产品符合需方及需方客户的质量要求及规格；由于供方供货问题造成需方客户停线，则客户向需方提出的索赔由供方全部承担；需方拥有模具；供方必须为所有图纸、技术标准或其他细节保密；本协议有效期2年。
11、头枕骨架工艺流程及报价、原材料领料、进货、库存汇总、订单、增值税发票表明，（1）2010年至2013年3月，兴韬公司向上海浦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公司购买原材料，虎福厂从兴韬公司领取不锈钢、碳钢材料以及虎福厂向兴韬公司供货，证明兴韬公司与虎福厂之间存在汽车座椅头枕骨架来料加工的业务往来，以及虎福厂库存原材料，其中不锈钢库存12，371公斤，价值371，130元；碳钢库存312，897公斤，价值3，098，310.31元；合计价值3，469，440.31元。（2）虎福厂向兴韬公司提出头枕骨架工艺流程及报价，经兴韬公司郑某审价，后由虎福厂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兴韬公司用于结算加工费用，其中部分报价与审价一致，部分审价低于报价。
12、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加工设备明细表表明，兴韬公司购买冲压设备并移交给虎福厂使用的设备的品名、规格、数量、价格。
13、虎福厂工商登记资料表明，2010年9月，盛某乙注册成立虎福厂，该厂性质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2013年6月3日虎福厂注销。
14、证人杜某的证言表明，给付虎福厂337万余元是盛某乙提出，一部分是2012年亏损200万元，一部分是2013年每根头枕骨架加工费涨1元，如果不能补偿就给兴韬公司断货，满足要求就保证给其公司供货，所以公司支付了337万余元；盛某乙还表示有其他人要买虎福厂，如果不满足要求，厂卖人家断货的话就和盛某乙无关，后其才知道是卖给沈某某。支付337万元是为了确保盛某乙能给其公司正常供货，因其公司所有上海大众系列的头枕骨架第一道冲压工序都是由盛某乙完成，如果盛某乙给其公司断货会导致无法向延锋江森公司供货，而延锋江森公司是上海大众最大的座椅供应商，也会导致上海大众停产。如果由于其公司的原因导致延锋江森公司无法给上海大众供货，延锋江森公司所承担的赔偿都要由其公司承受，盛某乙知道其公司是无法承受巨额赔偿的，因为盛某乙从2006年左右就开始和其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在2011年左右盛某乙至兴韬公司做过半年左右的厂长，负责头枕工厂的生产运营，对其公司与延锋江森公司的所有情况是了解的。支付了337万余元后，盛某乙也只供给其公司当天能够交付给延锋江森公司的量；2013年3月29日，盛某乙又提出要其公司支付作为继续合作的保证金2，000万元到指定账户，而且不允许其公司自行开模具，所有新产品的头枕骨架业务都要交给他来做，每个头枕骨架还要涨价1元，所以其公司当天就拒绝了他的要求。2013年3月29日后，盛某乙就再未向其公司供货。2013年3月31日下午，延锋江森公司的采购总监李某甲约双方到延锋江森公司去商谈，其、马某某等3个人到了延锋江森公司，但是盛某乙来到延锋江森公司发现其公司的车辆在延锋江森公司，就没有出现。2013年4月1日，延锋江森公司通知其公司原在其公司的业务直接转给盛某乙。延锋江森公司因将业务转给盛某乙而造成损失，延锋江森公司于2014年4月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向其公司索赔500万元。2013年8月底，其公司恢复了头枕骨架第一道冲压工序的生产能力，向延锋江森公司申请切换给其公司，延锋江森公司又将业务切换给其公司。其公司为了恢复头枕骨架冲压工序的生产能力，重新购买设备、开模具、招募人员，投入2，000万元；由于其公司存在经营风险，延锋江森公司从2013年9月至今停止了其公司所有冲压件业务，造成其公司产值损失1.6亿元，包括2013年4月至8月的头枕骨架业务大概有5，000万元的产值。2013年3月底，其和盛某乙一次谈话中讲到如果给其公司断货，会造成上海大众停产，这样要上头条新闻的，这段谈话其当时录音了，是在他办公室谈的。其公司共有三个公司，分别是上海兴韬五金有限公司、上海兴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上海巍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5、证人李某甲（系延锋江森公司采购部经理）于2014年5月29日所作的证言表明，延锋江森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是国有公司延锋集团。2013年3月底，给其公司供应商兴韬公司做配套的虎福厂的经营者盛某乙至延锋江森公司找公司领导，因公司领导及其都不在公司，就由公司采购部易光俊经理接待了盛某乙，盛某乙表示与兴韬公司存在矛盾，可能对兴韬公司进行断货。后易光俊向其汇报，其一方面要求兴韬公司解决好与盛某乙虎福厂的矛盾，保证产品供应不能断货，一方面向公司领导贾某某汇报此事。2013年3月29日下午，盛某乙又到其公司，其要求盛某乙正常给兴韬公司供货，至于虎福厂与兴韬公司的矛盾可以慢慢解决，一旦断货就没有再谈的机会了。2013年3月31日上午，其得到消息是虎福厂与兴韬公司就双方存在的问题没有协调好，且虎福厂也愿意直接给延锋江森公司供货，其约了虎福厂与兴韬公司双方下午到延锋江森公司，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兴韬公司的马某某等三人来到公司，虎福厂的盛某乙到公司后发现兴韬公司的车子在，表示不愿意与兴韬公司协商，只愿意和延锋江森公司谈，所以盛某乙就离开了。2013年4月1日一早，其和易光俊及质保部经理朱子浩三人到松江九亭姚北路的虎福厂，除了盛某乙还见到叫沈某某的女子，在现场就虎福厂向延锋江森公司供货事宜进行了协商。当时其向沈某某、盛某乙介绍了延锋江森公司确认供应商的正常流程，沈某某、盛某乙提出因虎福厂与兴韬公司存在矛盾，给延锋江森公司供货的企业名称需要改为神安公司，其当时虽知道神安公司不具备相关汽车零配件生产的资质，不符合延锋江森公司供应商的条件，但为了确保延锋江森公司不断货，确保上海大众不断货，其与神安公司签订了一份采购的框架协议。协议签订之后，就由神安公司向其公司供货，但神安公司的生产设备、人员都是虎福厂的，神安公司还不具备完全的生产能力，因为虎福厂生产头枕骨架后还需要电镀等一些后续加工，神安公司亦不具备条件，其公司就派技术人员到神安公司进行指导，还协调其他的加工资源。
证人李某甲于2014年6月5日所作的证言表明，在虎福厂直接见到沈某某和盛某乙两人，当时是由盛某乙介绍的，之前根本不认识沈某某。如果虎福厂不给兴韬公司供货，延锋江森公司的库存实际能维持二、三天时间，有的产品库存能维持时间长一些。如果断货情况发生重新找一家供应商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因为上海大众产品很多，当时所有头枕骨架都交由兴韬公司生产，兴韬公司又交由虎福厂生产，由于品种多，光是开模具就要很多时间。后来兴韬公司为了接回头枕骨架业务重新恢复生产能力花了四个多月，2013年7、8月，兴韬公司才向延锋江森公司重新申请恢复业务。如果延锋江森公司给上海大众断货一个月：一是巨额赔偿，按约定每分钟罚款4，600元，由于上海大众是三班倒，计算到每天就是500多万元的罚款；二是现有业务会受影响；三是将来业务可能受影响；四是企业声誉受到极大影响。盛某乙之前向其表示过，如果他不给兴韬公司供货会给延锋江森公司造成很大影响，但他是否知道有多大影响就不清楚了。当时作为其及延锋江森公司都没有办法选择，要么停线断货，要么就是与盛某乙及其介绍的神安公司签订合同。停线断货延锋江森公司是肯定无法承受的，只能签订合同由神安公司给延锋江森公司供货。延锋江森公司在切换供应商的过程中有损失，已经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兴韬公司因供应商管理不善导致延锋江森公司的损失进行赔偿。
16、证人贾某某于2014年5月26日所作的证言表明，2013年的清明节左右，其接到延锋江森公司采购总监李某甲的汇报称延锋江森公司的一家叫兴韬公司的供应商有断货的可能，因其在国外就让李某甲去了解调查此事，后得到的结论是兴韬公司的下级公司叫虎福的企业因纠纷要给兴韬公司断货，从而会导致延锋江森公司断货，而延锋江森公司是上汽集团最大的座椅供应商，延锋江森公司的断货有可能导致上汽集团停产，于是延锋江森公司就开始出面协调，当时代表虎福厂的人是沈某某和盛某乙，在确保上汽集团不停产的前提下，延锋江森公司与沈某某和盛某乙提出的神安公司签订了协议。2013年8月底、9月初，终止了与神安公司的协议，主要的原因，一是神安公司不是延锋江森公司、上海大众认可的供应商；二是神安公司不具备汽车配件生产的相关资质；三是神安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上没有生产汽车零配件的经营范围；四是其公司认为延锋江森公司的供应商的下级供应商应当经过其公司的批准，其公司也不认可供应商的下级供应商越过其认可的供应商来找其公司，所以延锋江森公司为此召开的党委会，决定终止与神安公司的合作。
证人贾某某于2014年6月5日所作的证言表明，其之前不认识盛某乙，在2014年2月底、3月初，盛某乙曾经到其家，交给其一封信，说虎福厂与兴韬公司在2013年发生矛盾的一些事情，当时他还带了5、6个人。2013年4月1日前其也不认识神安公司。如果不接受盛某乙直接给其公司供货的要求，盛某乙表示不会给兴韬公司供货，这样会导致延锋江森公司给上海大众断货，延锋江森公司要向上海大众进行赔偿，这是无法承担的。对延锋江森公司来说：一是巨额赔款，一天是500多万元；二是现有业务会受到影响；三是将来业务可能受影响；四是企业声誉受到负面影响。当时除了选择盛某乙别无选择，因为按延锋江森公司正常流程至少也要六个月，开模具需要大概三个月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延锋江森公司是无法承担的。
17、证人沈某某的证言表明，2013年4月1日到2013年11月，神安公司是延锋江森公司的供应商，神安公司给延锋江森公司做汽车座椅头枕骨架的加工。2012年夏天，其通过张慕工业园的物业经理张国新介绍认识了同在一个工业园区的盛某乙，当时是盛某乙提出想给其公司做配套，其当时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让盛某乙自己开模具先打打样，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生过业务。2012年下半年，盛某乙向其提起说他的上家的上家也就是延锋江森公司可能将汽车头枕骨架的业务交给一家宁波公司，他那边可能就没有生意做了。2013年3月，盛某乙讲要他的上家马某某提高加工费，不然他没办法做了。其当时向盛某乙表示应该好好和上家协商。2013年3月底即4月1日前一、二天，盛某乙打电话给其说和马某某谈不下去。当天，盛某乙至青浦奥特莱斯接其一起到延锋江森公司。盛某乙看到马某某的汽车在延锋江森公司，就和其走了，他说马某某在就没有什么好谈的。盛某乙向其表示自己接延锋江森公司的业务但缺少资金，其当时考虑一样做生意，多点收入也是好的，还有就是其和盛某乙是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其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同意了。2013年4月1日，延锋江森公司的李某甲、易光俊、朱子浩到盛某乙的虎福厂，其也来到虎福厂，盛某乙向延锋江森公司介绍其已经和盛某乙合作了，其是大股东。当时没有正式确定是以虎福厂还是以神安公司的名义，其考虑到因提供资金给盛某乙，所以提出以神安公司名义接延锋江森公司的业务并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协议。当时其还向延锋江森公司的李某甲提出神安公司是没有生产汽车零配件资质的，李某甲表示这个问题他来解决。这样神安公司就为延锋江森公司开始加工汽车头枕骨架了，但实际上加工还是由盛某乙的虎福厂承担加工业务。延锋江森公司给神安公司发订单并结算加工费用。盛某乙加工业务的原材料在2013年4月1日以前是马某某给盛某乙的，后由其来购买。神安公司与延锋江森公司加工业务到2013年11月就停止了，是因为延锋江森公司又将业务切换给了马某某。其给盛某乙资金共1，700多万元，其中900余万元是正常货款，其余830万元是其个人给盛某乙的借款，都是转账给盛某乙后来成立的上海三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剑公司”），时间在2013年的6、7月份开始。其与盛某乙间有协议的，协议落款时间是2013年2月1日，实际签订时间是2013年4月，当时李某甲表示业务从虎福厂切换给神安公司要有个协议，所以其和盛某乙起草了协议。
18、证人徐某某的证言表明，虎福厂是2009年左右成立的，盛某乙是虎福厂老板，成立以后其就到该厂做财务，主要负责和客户对账以及核算工人工资。虎福厂于2013年6月初注销。因为在2013年3月及之前，虎福厂与客户兴韬公司之间，就加工费的高低存在矛盾，到了2013年3月盛某乙与马某某之间协商不了，据其听说在2013年3月底盛某乙曾经请兴韬公司的上级公司延锋江森公司出面协调虎福厂、兴韬公司之间的矛盾，但没有成功。2013年4月1日，延锋江森公司派了该公司的采购总监李某甲到虎福厂，与神安公司签订了加工协议，由神安公司为延锋江森公司进行加工。因为当时虎福厂与兴韬公司发生了矛盾，所以不想用虎福厂的名义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协议，神安公司的沈某某就和盛某乙口头商量以神安公司名义与延锋江森公司签订协议，但事实上为延锋江森公司提供加工服务的仍然是原虎福厂的员工和设备，2013年5月份盛某乙和陆某某成立了三剑公司，虎福厂关闭了。虎福厂认为兴韬公司给的加工费太低，要求上涨，但兴韬公司不同意，所以双方就产生了矛盾，2013年4月，虎福厂就不再给兴韬公司供货。兴韬公司给虎福厂的加工费一般一套头枕骨架的开票价1.2元左右。虎福厂给兴韬公司只加工第一道冲压工序，神安公司给延锋江森公司供货要加上后续的电镀、塑料件等工序，是一个完整的头枕骨架，延锋江森公司给神安公司的加工费平均达到20元左右，头枕骨架的塑料件成本大概是7元，电镀大概是3元，骨架材料大概是3元左右，剩下的都是加工费。延锋江森公司和神安公司的业务总量每月七、八百万元左右。兴韬公司曾向虎福厂支付了337万余元，费用的金额是其计算的，200万元是其听盛某乙说补偿2012年虎福厂的亏损，1，379，887元是2013年1月至3月25日虎福厂的亏损，是以每套1元的价格进行补偿的。
19、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存根、票据影像打印表明，兴韬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以支票形式支付给虎福厂共计3，379，887元。
20、调取证据清单、会议纪要及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表明，2013年3月29日，盛某乙起草了一份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马某某对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压价行为表示歉意，并对虎福厂作出经济补偿；马某某承诺绝不私自偷开与虎福厂业务有关的模具，双方继续合作；马某某愿意出资2，000万元作为保证金。经对会议纪要上的马某某签名比对鉴定不是马某某书写。
21、采购通用条款和条件表明，2013年4月1日，延锋江森公司与神安公司签订供货协议，主要内容与延锋江森公司、兴韬公司的协议内容相同。
22、《协议书》表明，虎福厂与神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虎福厂除名称权之外的相关全部权利完全转移给神安公司所有并由神安公司负责经营，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1日。
23、神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表明，神安公司的经营范围中起初无生产加工汽车零配件的资质，后变更经营范围增加了汽车零配件业务。
24、延锋江森公司出具的《背景情况说明》表明，2013年3月下旬，被告人盛某乙至延锋江森公司反映其与兴韬公司矛盾很深，无法继续合作，可能会影响延锋江森公司向主要客户上海大众等主机厂的供货安全，并表示其可以向延锋江森公司直接供货。至2013年3月31日，兴韬公司告知延锋江森公司与虎福厂之间的矛盾未能解决，无法继续向延锋江森公司履行供货义务。在延锋江森公司面临严重停线风险的情况下，延锋江森公司相关人员于2013年4月1日前往虎福厂协调，在现场虎福厂表示，不愿意向兴韬公司供货，但可以向延锋江森公司直接供货，若供货则将以神安公司为界面，由神安公司与其公司签署《采购通用条款和协议》，建立供货关系。延锋江森公司若不能向上海大众正常供货，造成上海大众发生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停线事件，则延锋江森公司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无法挽回的商誉损失，直接影响延锋江森公司现有业务的保有及后续业务的获得，鉴于此，延锋江森公司不得不与神安公司签署了《采购通用条款和条件》，接受由神安公司向延锋江森公司供货的事实。
25、《民事起诉状》、《告知函》、《恢复生产申请》、《关于暂缓向原虎福汽车配件厂及上海神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函》、《关于暂停新业务的通知函》及《致延锋江森领导的道歉信及警示处罚撤销请求》表明，延锋江森公司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兴韬公司应赔偿延锋江森公司2013年4月起，由于将业务切换给虎福厂和神安公司，造成的该公司包括产品实验验证费、人员支持费用及人工成本、运输成本、律师费等运作成本损失500万元。
26、延锋江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费用单据等表明，延锋江森公司将业务切换至神安公司造成实验费用、因生产计划调整导致的切线、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以及人员支持费用损失共计4，305，436.45元。
27、证人张某甲的证言、材料结存、库存表表明，虎福厂向兴韬公司断货后扣留了价值364万余元的原材料。
28、党委会扩大会议纪要表明，2013年9月，延锋江森公司党委会通过决议，鉴于神安公司不具备资质，继续作为延锋江森公司的供应商存在极大的风险，故将视适合的时机转换至有资质的供应商处运作，并要求兴韬公司出具书面承诺，妥善处置与切换业务相关的资产及员工，作为延锋江森公司将供货转换至兴韬公司的前提条件。
29、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虎福汽车配件厂财务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表明，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虎福厂合计收入资金48，065，025.67元，合计支出资金48，060，748.94元；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虎福厂收取兴韬公司资金合计为40，763，022.30元，开具销售发票金额为28，029，656.07元。
30、公安业务档案卡片信息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明，被告人盛某乙于2003年1月因交通肇事被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处罚款人民币150元；2003年6月因犯交通肇事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3个月。被告人盛某乙自然身份情况，在案发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31、案发、抓获经过表明，被告人盛某乙系被抓获到案。
（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2013年4月1日，延锋江森公司与神安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由神安公司为延锋江森公司加工头枕骨架的业务，实际加工生产仍为虎福厂。2013年4月，徐某某受被告人盛某乙指派至会计朱某丙处取回历年来的会计凭证、账簿，尔后至虎福厂将会计凭证、账簿交给被告人盛某乙；同年4月25日，被告人盛某乙以虎福厂连年亏损为由，指派徐某某至税务机关注销税务登记，税务机关于2013年5月24日核准注销虎福厂税务登记，2013年6月3日虎福厂工商登记亦注销。
2014年2月12日，兴韬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虎福厂诈骗337余万元，尔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盛某乙涉嫌犯罪展开调查和侦查。被告人盛某乙坚称虎福厂亏损，公安机关遂要被告人盛某乙提供虎福厂的会计凭证、账簿，被告人盛某乙以不知道及找不到会计凭证、账簿为由，拒不提供虎福厂的会计凭证、账簿，以至于对虎福厂是否存在亏损无法查证，上述会计凭证、账簿涉及金额达4，800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徐某某的证言表明，2013年虎福厂要注销，盛某乙让其至朱某丙处取回虎福厂的账册，其至朱某丙家取回了账册，并在公司将账册交给了盛某乙，至于盛某乙将账册放在何处其不清楚；虎福厂注销税务登记是其办理的，但注销材料谁制作的其不知。
2、证人朱某丙的证言表明，其系盛某乙聘请为虎福厂记账的，主要是给虎福厂记账与报税，其在家为虎福厂做账的时间有一、二年，每月1本或2本账册；在虎福厂关门时，盛某乙让徐某某至其家全部取走，其当时给了徐某某一大包账册。
3、证人吴某某的证言表明，其与盛某乙于2000年起夫妻关系不好，其也从未到过虎福厂，也不清楚虎福厂的经营状况；其听说虎福厂财务是朱某丙，也未见过虎福厂的账册；沪KSXX**的黑色帕萨特轿车现在由其在开，车内也没有见过虎福厂的账册。
4、证人盛某甲的证言表明，2014年9、10月，张慕工业园的物业联系其称厂房租金很长时间未付欲让其退租，2015年4月份清理完毕予以退租；当时虎福厂租赁的张慕工业园二层厂房，但因厂里有许多产品、设备，无法全部退租，经与物业商量先退底层，将产品搬至二层，部分产品暂时堆放到沈某某厂内，厂里设备由其出租给他人；厂房二层是原来生产的产品、操作台，没有虎福厂的会计账簿；在组织搬迁、退租时也没有发现会计账簿；厂里的工人是在2014年6月遣散，部分工人也帮忙搬运物品至2015年4月结束。
5、证人张乙的证言表明，虎福厂于2013年6月份不再经营，而是以三剑公司名义经营；张慕工业园要求退还厂房时，其负责退租搬迁，在搬迁过程中没有发现虎福厂的账册；2014年8、9月份，公安机关民警曾到公司查找虎福厂的账册，当时其将办公室的柜子全部打开也没有发现虎福厂的账册。
6、证人郭某（三剑公司员工）的证言表明，其于2013年9月入职。听工友称厂有三个名称分别叫虎福、神安、三剑，其主要工作是验收模具，工厂停产时间在2013年8月，其也是听同事说的；2014年6月公司大部分工人解散，留下10人左右；2015年，因公司拖欠租金，工业园要求搬迁，其经厂长张乙的安排将物品搬迁；在搬迁过程中，其没有发现财务账簿、文件类的东西，其等人在搬柜子时已经空了。
7、证人宋某某（三剑公司员工）的证言表明，其于2013年5月至三剑公司工作，于2015年4月离开三剑公司；2015年过年左右开始整理、搬东西，当时由张乙负责，在整理时未发现会计账簿、凭证以及纸质类的东西。
8、证人秦某某（三剑公司员工）的证言表明，其于2013年8月进入三剑公司，2015年4月离开三剑公司；其与张斌、宋某某、郭某、张乙等人参与了三剑公司搬迁工作，在搬迁过程中没有发现虎福厂的会计凭证、账簿之类的财物。
9、证人张丙（三剑公司员工）的证言表明，其于2013年7、8月份进入三剑公司工作，于2015年4月离开公司；公司搬迁时由张乙负责，参与搬迁有其、秦某某、郭某等人，在搬迁过程中没有见过会计凭证、账簿之类财物，其等人只搬过办公桌，且所搬的办公桌是空的。
10、证人陆某某（三剑公司股东）的证言表明，三剑公司于2013年5、6月份成立，股东有其及盛某乙，三剑公司由盛某乙负责经营，其不参与经营，其没有保管过三剑公司、虎福厂的财务凭证、账册。
11、搜查笔录表明，公安机关于2015年11月4日15时06分至26分，对被告人盛某乙位于本市徐汇区田林东路XXX弄XXX号XXX室进行搜查，未发现虎福厂会计凭证、账簿；2015年11月4日15时33分至48分，对沪KSXX**号牌的大众牌轿车进行搜查也未发现虎福厂的会计凭证、账簿。
12、增值税专用发票表明，虎福厂从2010年12月27日至2013年3月26日共开具给兴韬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82份，金额28，029，656.07元。
13、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虎福汽车配件厂财务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表明，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虎福厂合计收入资金48，065，025.67元，合计支出资金48，060，748.94元；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虎福厂收取兴韬公司资金合计为40，763，022.30元，开具销售发票金额为28，029，656.07元。该鉴定意见所附银行对账单显示虎福厂于2013年3月25日尚有银行存款877，212.80元。
14、注销税务登记材料（企业税务注销申请报告、关于上海虎福汽车配件厂的税务注销声明、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收缴单清单、上海松江区国家税务局税务检查报告、注销（迁移）税务登记清税申请审核表表明，虎福厂于2013年4月25日向税务机关提出税务登记注销，经税务机关审核后于2013年5月24日核准注销。
15、仓库租赁合同、申请函表明，2010年12月，虎福厂向上海张慕实业公司仓库承租位于本区九亭镇姚北路XXX号的厂房第1号楼整栋房屋，租赁期限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止；2015年3月11日，由三剑公司提出退租申请。
16、情况说明表明，企业注销后，税务所不负责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保管。
17、盛某乙供述情况：
（1）盛某乙于2015年12月25日在庭审中供述，徐某某在张乙的办公室交给其一马甲袋有一、二十本的会计资料，其拿了后就放在张乙的办公室，后来虎福厂注销使用过，之后','2018-09-18
21:29:24',0,'web',NULL),(1432889,'476f9c58-1024-4a30-8c51-60119f2632c9','$(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2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646\",\"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审判程序\":\"\",\"案号\":\"（2015）莘执字第1153号\",\"法院地市\":\"聊城市\",\"法院省份\":\"山东\",\"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null,\"文书ID\":\"476f9c58-1024-4a30-8c51-60119f2632c9\",\"案件名称\":\"吴端民与吕新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执行裁定书\",\"法院名称\":\"莘县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莘县\",\"DocContent\":\"\",\"补正文书\":\"否\",\"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48592186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附加原文\":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ument).attr(\"title\",\"吴端民与吕新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吴端民与吕新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执行裁定书
（2015）莘执字第1153号\");$(\"#hidDocID\").val(\"476f9c58-1024-4a30-8c51-60119f2632c9\");$(\"#hidCaseName\").val(\"吴端民与吕新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执行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莘执字第1153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莘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1646\");$(\"#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莘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11-16\"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吴端民与吕新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5-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