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民初5053号
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九曲港路14号。
法定代表人：毛东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越华，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轩，男，汉族，1990年4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告：苏林森，男，汉族，1963年1月29日出生，户籍地浙江省建德市，现于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服刑。
被告：宋淑琴，女，汉族，1968年8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文伯艺公司）诉被告苏轩、苏林森、宋淑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8月2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达文伯艺公司委托代理人王越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苏轩、苏林森到庭参与诉讼，被告宋淑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达文伯艺公司起诉称：2010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向被告购买杂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名为“杭州市桐庐苍松实业公司”的七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已经将所有款项支付完毕。被告为家庭经营小店，未经工商注册，经营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东路2539号杭州木材交易市场F区41-42号。2015年5月15日经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的余国税稽处（2015）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七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为218321.36元，发票是由苏林森提供，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原告进行补缴企业所得税，并向原告出具《补税款预缴税款通知书》，合计预补缴金额为60309.57元。原告于2015年4月22日缴纳预缴款，2015年7月23日退税9222.37元，此外，在案件侦查期间原告应税务要求在2013年12月31日自行申报转出进项税额37114.64元，并于2014年1月2日申报扣税。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购买杂木，被告应向原告出具合法税务发票，现因被告委托代开发票导致原告被处罚为此造成的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企业税处罚款88201.84元，并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付清时止（暂计算至2016年3月20日，合计利息损失7829元，按年利率6%计算，详见利息计算清单）；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销货清单四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杂木及货款总价的事实。
2.税务处理决定书、预缴税款通知书、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因被告所提供的发票而被行政处理的事实。
3.同城委托收款凭证、入账通知书各一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补缴企业所得税的事实。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同城委托收款凭证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1月8日补缴37114.64元的事实。
5.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在另一案件中被告苏轩承认开具发票的是被告苏林森的事实。
被告苏轩答辩称：生意都是被告父亲苏林森和原告在做的，被告和被告的母亲宋淑琴都是不清楚的。2010年的时候被告苏轩还在读书，被告苏轩是在2011年6月份才毕业的。
被告苏轩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苏林森答辩称：被告人苏林森现是十里坪监狱二大四服刑人员，事发时是杭州市木材总厂改制后第一批进场的个体工商经营户，一直在其名下从事木材的代理，销售业务。原告指控被告在货物交易时所提供的苍松公司发票不具备合法性，造成了原告公司的处罚，被告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2013年中，桐庐苍松公司虚开发票，由于我们之间存在代理销售木材业务好几年时间，客户也涉及全省各地，当时被告因宏达公司案身在建德市看守所，为了证实被告与苍松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涉及材料、票证的公司都到看守所来取证，涉及公司的所在地有：丽水松阳，台州仙居，建德，桐庐，淳安，富阳等地公安、税务部门。原告受处罚的七份发票（2010年有三份，2012年有四份），并附带了四份销货清单以佐证，经初步对比，只有一份42735元的清单是对应的，其余三份无法对应，还有一份17278元的清单，其货物并非是与被告的交易。苍松公司在销售木材方面业务员有几十人，认为凡是苍松公司票证就是被告开的，有点牵强。关于年度企业所得税的补缴，被告认为年度所得税的补缴并非以处罚而定，应年年都有，顾名思义，针对的是企业，而不是处罚所影响。在补缴的通告单显示，2010年三份发票共计金额为壹拾叁万元左右，补缴的是肆仟多元，而2011年无票处罚却补了贰万伍仟元，2012年补的与处罚也有出入。被告的儿子苏轩、老婆宋淑琴与整件事毫无关系。关于处罚的原因，其实原告法定代表人毛东平早已知晓，不然他也不会接受，虚开才是处罚的真正原因。在余国税稽处（2015）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经查，企业主要产品是酒店家具，以上原材料杂木是企业做椅子主要材料”，由此可见，原告公司在税票抵扣过程中，一时大意，将杂木的票证抵扣在板式家具中，造成了无法对应，又没有正当理由，而被认定为虚开，请问原告此事实与被告有何关系。在处理决定书中，被告的行为也已被认定合理合法，请问原告，你所控告的不合法票证，指的是这七份票证还是所有被告提供的苍松公司发票，其他发票被顺利抵扣就已经证明其发票的合法性，原告毛东平知道这些事实的存在，对七份票证的处罚也无异议。却来了如此行为，视国家法律尊严如儿戏，把真理与感情玩弄于鼓掌之间，是非善恶颠倒，使被告生活工作精神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是属于诬告的行为。那几年原告与苍松公司的交易何止这七份材料，何况这七份材料也不一定就是被告提供的，其中只有一车是被告的。
被告苏林森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宋淑琴未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据1，被告苏轩对有其签字的金额为42735元的销货清单予以认可，对于其余销货清单认为与其无关，被告苏林森认为2012年8月24日的销货清单非其开具的，其余几份销货清单无异议；证据2，被告苏轩、苏林森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涉及的2012年8月24日发票系其开具的，其余的发票都与其无关；证据3、4，被告苏轩、苏林森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被告苏轩、苏林森无异议。本院审核后，对证据1中2012年8月24日的小虎清单不予确认，对证据1中2012年8月24日以外的三份销货清单及证据2、3、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证据内容认定本案事实。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2010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达文伯艺公司与被告苏林森之间存在杂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达文伯艺公司与被告苏林森交易完成后，被告苏林森向原告交付了杭州市桐庐苍松实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七份，合计金额218321.36元，税额37114.64元。原告将上述发票所列材料218321.36元在2010年至2012年耗用并分别结转当年成本，共抵扣进项税额37114.64元。经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查证，上述发票为虚开发票，但无证据确认原告达文伯艺公司系恶意取得上述发票。为此，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增原告2010年度至2013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55436元，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应补缴企业所得税51087.2元。2014年1月2日，原告申报转出进项税额37114.64元，并于2014年1月9日缴纳相应税款。2015年4月22日，原告达文伯艺公司预补缴企业所得税60309.57元，2015年7月23日，杭州市余杭区国税局将原告多缴的9222.34予以退税，原告实际补缴企业所得税51087.2元。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出卖人所交付的单证资料应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中，被告苏林森依约交付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属虚开，由此给原告达文伯艺公司造成的损失，被告苏林森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达文伯艺公司主张被告苏轩、宋淑琴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未举证证明案涉交易系三被告家庭经营，故对于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苏轩、苏林森的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关于被告宋淑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苏林森赔偿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88201.8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214元，由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负担90元，被告苏林森负担101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00元由原告杭州达文伯艺家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428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孟斌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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