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5民终1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祥，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全，四川叙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031019016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男，四川蜀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151088151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安县江安镇河中村一组。代表人：刘云飞，该组组长。上诉人刘云祥因与被上诉人江安县江安镇河中村一组（以下简称河中村一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2017)川1523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云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征地补偿款440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原始户口登记和土地承包证、宅基地证不被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和自制的白纸证据却作为定案证据；2.一审判决不仅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故意歪曲法律，上诉人在现居住地没有任何生活福利和收入来源，仍然靠回家种地作为基本生活来源，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以户籍登记为准，一审判决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剥夺了上诉人作为河中村一组成员的资格；3.被上诉人的《江安镇河中村一组分配方案》没有通过合法的民主议定程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河中村一组辩称，上诉人的户籍不在河中村一组，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应参加土地补偿费分配。分配方案经过多次村民会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确定下来的。刘云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河中村一组给付刘云祥征地补偿款44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云祥原系江安县江安镇河中村一组村民，1980年12月应征入伍参军，其户籍同时按规定迁入所在部队，1985年刘云祥退伍后，仍将其户籍迁回河中村一组。1997年刘云祥到江安县车队从事汽车驾驶工作，因按当时政策规定，参加该工作必须具有城镇户口，1998年1月15日，刘云祥将其户籍从河中村一组按自理口粮居民户迁入江安镇九居一组（现江安镇四社区），居住在江安镇东街×号，后因刘云祥搬迁到现住址江安镇江山多娇小区×栋×单元×号居住，其户籍关系变更为江安镇三社区城镇居民。由于江安县车队倒闭，刘云祥至今以受雇于他人从事汽车驾驶工作作为其生活来源。1999年1月1日起，刘云祥与其弟刘刚作为同一家庭承包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承包了河中村一组0.27亩土地，因刘云祥从事汽车驾驶工作，该地由其弟刘刚耕种，后刘刚死亡，该承包地多年前就无偿送给本组另一家庭承包户的弟弟刘云柱耕种。因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的规定，该土地承包人至今为刘云祥。2010年2月2日，河中村一组利用本集体经济组织资金为本组村民办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因对户籍情况不明，为刘云祥投保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15年江安县人民政府进行长江防洪堤工程建设，2015年1月25日，河中村一组与江安县江安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预征预补偿协议书》与《预征收土地附着物补偿合同书》，将河中村一组内的部分正地（集体土地）征收，对耕种的河滩地（国有闲置土地）也作了相应补偿，共补偿河中村一组耕地和河滩地补偿费19167495.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240011.00元。河中村一组经多次筹备会后，于2015年5月7日召开了全组村民大会，按多数人的意见形成了按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土地300份为准，凡在本组有土地的人员，一份土地先提取一万元作为青苗补偿费分配，余下金额按照现有本组在籍人口进行平均分配的分配方案。按此方案，无该组户籍但还承包有土地的人员可分配青苗补偿费10000.00元；在本组有户籍及承包土地的人员（即河中村一组确认的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分配金额为44000.00元土地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10000.00元。该方案否定了刘云祥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刘云祥认为河中村一组的分配方案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遂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河中村一组作为一级自治组织，依法享有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收益，按照民主议定程序进行分配的自治权，对于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成员，应享有平等的分配权。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审判中应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予以认定。本案中，刘云祥多年来从事汽车驾驶工作，并以该工作的收入作为其生活来源，没有从事承包地耕种，证明其已没有以所承包的土地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刘云祥所述的自理口粮居民，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家为鼓励农村村民进城务工所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政策，即为农村村民将户籍迁往城镇作为城镇居民，政府不提供粮油供应，该政策多年前随着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制度的取消而失效，目前已无自理口粮居民。刘云祥于1998年1月15日将户籍迁至江安镇四社区，具有城镇居民身份，其长期在江安镇城区居住、生活，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集体生产、生活状态，故刘云祥在河中村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已经丧失，不应再参与原集体经济组织征收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法院对刘云祥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刘云祥对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诉讼主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云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刘云祥负担。二审中刘云祥提交了以下证据：1.刘成均、龙保平、林启贵、刘云江的户籍登记信息，拟证明该四人户籍不在河中村一组，但参与了土地补偿费分配；2.2017年5月上诉人银行账户收到承包地补贴的清单，拟证明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至今仍存在；3.村民联名举报信，拟证明村民小组长违法作出分配方案，受到村民举报。河中村一组的质证意见：1.林启贵不是河中村一组村民，其余三人均是征地后为办理失地保险才将户籍迁入城镇集体户；2.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粮食直补是以家庭为单位发放；3.对举报信未发表意见。河中村一组提交了参加村民会议领取误工补贴的名单，拟证明分配方案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刘云祥的质证意见：领取误工补贴的仅有14人，不能证明参会人数和会议的合法性。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河中村一组于2015年5月6日向村民会议提交了两个分配方案供表决，方案一为“有地人员一份土地先分10000元（即青苗补偿费），剩余金额由一组所有社员平均分配”，方案二为“有地人员一份土地先分15000元（即青苗补偿费），剩余金额由一组所有社员平均分配”，参加会议的人数为137人（户），发出选票124张，赞成方案一的57票，赞成方案二的54票，弃权13票。河中村一组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方案一为分配方案，在向河中村村委会、江安镇人民政府上报的分配方案表述为“按照第二轮土地承包河中村一组确定土地份数300份为准，凡在本组有土地人员，一份土地先提取一万元，余下金额按照现有本组在籍人口进行平均分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本案中河中村一组村民会议对征地补偿费方案作出的决议没有经过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且并未对上诉人刘云祥等有土地无户籍人员是否参与分配进行表决，在表决方案和上报方案中存在“所有社员”和“在籍人口”的区别，造成本案争议，分配方案的产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议定程序，不能作为分配土地补偿款的依据。上诉人刘云祥一方面提出分配方案不合法，另一方面又请求跟其他参与分配的人员一样按分配方案分得44000元补偿款，两者是存在矛盾的，即使上诉人刘云祥享有分配资格，但因参与分配的人数发生变化，平均分配的金额也必然发生变化，不再是44000元。再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属于立法法规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不通过司法解释对此进行规定，故对上诉人刘云祥这类有土地无户籍的人员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由法院确认，至于其是否可以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系集体经济组织行使自治权范围。鉴于河中村一组作出的关于分配方案的决议程序违法，应当重新作出决议确定分配方案（包括上诉人是否有权参与分配），故上诉人刘云祥请求分得44000元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在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上诉人刘云祥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刘云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淑玉审判员  李红彬审判员  唐福均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贾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