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5民终5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阳勇，男，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色阳，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桂，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其新，男，197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春县，系泉州市鲤城区新星针车店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贵，福建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继都，福建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姜辉辉，男，198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上诉人黄阳勇因与被上诉人吕其新、原审被告姜辉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5）鲤民初字第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阳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吕其新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诉争《订购合同》和《销售单》不具有关联性。两者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比如《订购合同》记载收货时间为“2013年7月8日”，付首付时间为“2013年8月份”，产品名称为“力品电脑平车”，而《销售单》记载收货时间为“2013年7月7日”，产品名称为“力品一体机”，收货单位为“南昌凌波实业有限公司姜辉辉”。二、吕其新未提供证据证明黄阳勇存在委托姜辉辉收货及向吕其新汇款的事实。若首付款已付，在诉争的《订购合同》中应当注明“首付款已付”，无必要在《订购合同》第三条约定“必须在付清首付，方可交货及安装”，由此可见，诉争《订购合同》中所体现的首付款并未支付，吕其新也没有向黄阳勇交货，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黄阳勇根本无需提出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却以“黄阳勇从未提出或解除合同”为由认定诉争合同已实际履行，认定错误。三、吕其新所称姜辉辉付款时间为2013年7月6日，也与《订购合同》的约定不一致。在签订《订购合同》期间，吕其新曾向黄阳勇汇款偿还其之前向黄阳勇的借款，若黄阳勇欠吕其新货款，两者应予抵扣，吕其新未予扣除仍偿还黄阳勇借款，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对于吕其新陈述的退货事实，也未予查明。四、姜辉辉于2013年7月6日以自己的名义向吕其新汇款，随后又于2013年7月7日以“南昌凌波实业有限公司姜辉辉”的名义收货，说明姜辉辉要么是自己同吕其新做生意，要么是以“南昌凌波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同吕其新做生意，与黄阳勇无关，也与《订购合同》无关。五、黄阳勇签订合同时为海西轻纺公司的员工，是代海西轻纺公司同吕其新签订《订购合同》，不存在同姜辉辉合伙或由姜辉辉借助“南昌凌波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对外做生意，吕其新也无证据证明黄阳勇和姜辉辉存在合伙关系。吕其新辩称，黄阳勇和吕其新签订诉争《订购合同》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该合同中约定交货时间为2013年7月8日，但姜辉辉实际收货时间为2013年7月7日，系因货物是通过物流运送，签订合同时物流单还没有退回，无法确定具体签收时间为哪一天，但按惯例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故存在一天的误差。诉争《订购合同》是倒签，签订该合同时已送货。《销售单》记载商品名称为“力品一体机”全称为“力品电脑平车一体机”，即力品电脑平车包括力品电脑平车一体机等型号。《销售单》记载的商品名称和《订购合同》体现的商品名称“力品电脑平车”并不冲突，且诉争《订购合同》和《销售单》两者体现的产品数量、价格皆一致，故一审判决认定吕其新和黄阳勇已经部分履行合同是正确的。《销售单》体现的客户为黄阳勇，因闽南谐音将“黄阳勇”写为“黄阳永”，电话号码为黄阳勇本人所有，黄阳勇对此也不持异议。《订购合同》约定，货款共155000元，分三笔付，首付5万元，第二次5万元于2013年8月付，余款在年底前付清，在签订该合同时，黄阳勇也已委托姜辉辉支付首付款5万元。姜辉辉未作答辩。吕其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阳勇、姜辉辉偿还吕其新货款647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黄阳勇、姜辉辉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泉州市鲤城区新星针车店系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吕其新。2013年7月15日，吕其新以泉州市鲤城区新星针车店名义与黄阳勇签订一份《订购合同》，该合同主要条款如下：黄阳勇向吕其新购买力品电脑平车50台，单价为3100元，合同总金额155000元；付款方式为首付5万元，2013年8月份付5万元，余款在年底前付清；交货时间为2013年7月8日（必须在付清首付，方可交货及安装）；黄阳勇若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余款，应提前与吕其新协商，经吕其新同意方可；超出合同约定时间黄阳勇仍无法支付余款，吕其新有权收回此合同项下所有设备，并取消黄阳勇之前付款作为赔偿；若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吕其新所在地的鲤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姜辉辉于2013年7月6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吕其新汇款50000元。同日，吕其新开出一份《销售单》，该《销售单》记载客户为“黄杨永”，手机号为“159××××0135”，商品名称为“力品一体机”，数量50台，单价3100元，总金额155000元。2013年7月7日，姜辉辉在收货人处签名确认收到上述货物。因黄阳勇未能支付吕其新剩余货款64700元，吕其新于2015年1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吕其新与黄阳勇均与姜辉辉认识。吕其新自认交货后，黄阳勇又退回13台机台。本案《销售单》上的手机号“159××××0135”系黄阳勇手机号码。一审法院认为，吕其新与黄阳勇对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订购合同》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予以确认。根据《订购合同》的落款签名及盖章可认定签订《订购合同》的主体系吕其新与黄阳勇。黄阳勇辩称其签订该合同系代表海西轻纺工贸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但黄阳勇在签订合同时既未载明该公司名称或加盖公司公章，也未能证明其签订合同行为已得到该公司授权，吕其新亦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黄阳勇辩称本案合同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黄阳勇签订该合同后从未向吕其新提出要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根据《订购合同》内容可知该合同签订于2013年7月15日，但约定的交货时间却为2013年7月8日，交货时间在合同签订时间之前，且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均是针对余款违约的约定。黄阳勇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自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签订合同时理应谨慎注意，对于合同约定事项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应有相应辨识能力。结合吕其新及黄阳勇均认识姜辉辉，《销售单》上客户名“黄杨永”与黄阳勇系同音，手机号亦与黄阳勇的手机号一致，商品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也与《订购合同》一致，从本案合同的缔结时间、签字盖章情况、标的物的交付时间等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应采纳吕其新关于其在本案合同签订前已履行向黄阳勇交货义务，而后双方再补签合同对黄阳勇支付首付款和收到货物予以确认并约定余款的付款期限的主张。黄阳勇辩称《订购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吕其新与黄阳勇之间的买卖关系，事实清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吕其新已依约向黄阳勇交付货物，但黄阳勇未按约付清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货款155000元，黄阳勇已于2013年7月6日通过姜辉辉支付吕其新500**元，交货后，黄阳勇又退回13台机台（3100元/台），黄阳勇尚欠吕其新货款64700元。现吕其新请求判决黄阳勇支付货款647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吕其新与黄阳勇约定2013年年底前付清货款，黄阳勇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黄阳勇逾期付款给吕其新造成相应的利息损失。吕其新要求黄阳勇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予以支持。逾期利息标准酌情认定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姜辉辉并非本案《订购合同》的相对方，吕其新提供的《销售单》注明的客户也系“黄杨永”，黄阳勇签订《订购合同》应视为其对姜辉辉的汇款及收货行为系代表其行为的追认，应由黄阳勇对姜辉辉的上述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吕其新主张黄阳勇、姜辉辉系合伙关系，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吕其新请求姜辉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姜辉辉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黄阳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其新货款647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吕其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黄阳勇主张其同吕其新签订《订购合同》系代表江西海西轻纺工贸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当时其仍是该公司员工不可能同姜辉辉合伙做生意，对此提供了会议记录、工作备录表、离职申请及离职手续办理审批表各壹份，因以上证据皆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即使黄阳勇签订诉争《订购合同》时确为江西海西轻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也不排除存在黄阳勇以个人名义同他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可能，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黄阳勇主张吕其新提供的《销售单》以及汇款凭证系吕其新同姜辉辉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关体现，与其同吕其新签订的《订购合同》无关，该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对此提供了录音光盘、移动公司发票、联通公司的业务受理单、结婚证、照片等证据，经审查，该部分证据中的移动公司发票及联通公司的综合业务受理单来源合法，真实性可以确定，可以证实号码“159××××1288”登记在李淑芬名下，号码“186××××5828”登记在姜辉辉名下；证据中的黄阳勇同郭素差的结婚证，真实性可以确定，可以证实黄阳勇和郭素差系夫妻关系；黄阳勇主张使用登记在其妻子郭素差名下的电话号码同姜辉辉进行通话，因两份录音皆有原始载体核对，可以确定两份录音的拨出方皆为黄阳勇，同黄阳勇通话号码分别为“159××××1288”“186××××5828”，结合上述的联通的综合业务受理单，可以证实黄阳勇于2017年3月1日上午确实同姜辉辉(号码“186××××5828”)进行了通话，该份录音的真实性能够确定；证据中李淑芬同姜辉辉的结婚证复印件能够同2017年3月1日的通话中姜辉辉的陈述相印证，可以证实李淑芬同姜辉辉系夫妻关系以及姜辉辉使用登记在李淑芬名下的电话号码“159××××1288”同黄阳勇通话的事实。吕其新认为号码“186××××5828”虽登记在姜辉辉名下但无法确定是否由姜辉辉本人使用，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姜辉辉在通话中承认其同吕其新之间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结合吕其新一审诉求及其提供的《销售单》和汇款凭证，可以认定姜辉辉和吕其新之间确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关于《订购合同》与《销售单》体现的是否系同一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吕其新主张黄阳勇和姜辉辉系合伙关系，该合伙体向其购买力品电脑平车，双方由此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且吕其新作为卖方，负有交付货物的义务，故吕其新对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产生以及交付货物等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销售单》体现的商品名称为“力品一体机”，收货时间为2013年7月7日而《订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若该《订购合同》同《销售单》系同一买卖合同关系，送货、收货在前，签订合同在后，《订购合同》中体现的商品名称以及交货时间应该与《销售单》保持一致，但两者存在出入，不符合常理，且吕其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黄阳勇和姜辉辉系合伙关系或者存在黄阳勇委托姜辉辉收货以及付款的事实，虽《销售单》上客户名为“黄阳永”，联系电话“159××××0135”为黄阳勇的电话，但该《销售单》系吕其新一方自行制作，黄阳勇对此亦不予认可，据此应认定吕其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销售单》同《订购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及《订购合同》已实际履行的事实，黄阳勇主张《订购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无需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黄阳勇主张其同吕其新签订《订购合同》系代表江西海西轻纺工贸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未提供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姜辉辉于2013年7月6日向吕其新汇款5万元，吕其新于2013年7月6日发货，姜辉辉于2013年7月7日收货，并且在《销售单》上签字收货，该《销售单》具备买卖合同的基础形成要件且结合姜辉辉的付款行为以及前述录音中的姜辉辉陈述及吕其新的诉求，可以证实吕其新与姜辉辉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按照《销售单》的记载，总货款155000元，扣除吕其新自认的退回13台机台（3100元/台）的价值以及姜辉辉已经支付的50000元，姜辉辉尚欠吕其新货款64700元。吕其新请求判决姜辉辉支付货款647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姜辉辉逾期付款给吕其新造成相应的利息损失。吕其新要求姜辉辉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也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黄阳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依法应予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鲤城区人民法院（2015）鲤民初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二、姜辉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其新货款647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吕其新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450元，均由姜辉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欧阳波代理审判员  李华蓉代理审判员  黄双英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吴悦明速 录 员  杜华珍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