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1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黄江富昌毛织厂，住所地：东莞市黄江镇鸡啼岗村（旧市场边）。
经营者：李淑珍，女，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腾，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冰，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千洋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跃进路89号综合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黄达威。
委托诉讼代理人：衡森飚，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凤玲，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黄江富昌毛织厂（以下简称“富昌毛织厂”）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千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洋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6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昌毛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腾、黄丽冰、被上诉人千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衡森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昌毛织厂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6）粤0703民初661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千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千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非所请，判决错误。千洋公司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富昌毛织厂支付因违约对其造成的损失550042.23元，在庭审时明确该550042.23元为垫付款，而一审法院判令要求富昌毛织厂向千洋公司支付货款，判非所请，违背基本诉讼规则。本案销货方是富昌毛织厂，判决销货方要向购买方支付货款，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的合同关系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双方虽然签订了《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履行只是《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首先，双方签订三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富昌毛织厂接到千洋公司订单后，立即组织生产，向千洋公司交付了三份合同所采购的货物（千洋公司在一审时已确认收到了该批货物）。与此同时，富昌公司也向千洋公司开具了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增值税发票明确载明购货单位为千洋公司，销货单位为富昌毛织厂。根据该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内容可明确得知，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其次，千洋公司在一审时明确其诉请的550042.23元款项是属于垫付款不属于损失款。而该款项是垫付款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该550042.23元是千洋公司依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支付给富昌毛织厂的货款。千洋公司主张该款项是属于垫付款没有任何依据，无论是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是在《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中，均未提到有千洋公司帮富昌毛织厂垫付款项的义务，如果千洋公司需要帮富昌毛织厂垫付50多万巨额款项的话，双方也会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约定，千洋公司不可能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主动垫付50多万元的巨额款项。事实上富昌毛织厂根本没有要求千洋公司进行过垫款，也根本不存在需要千洋公司进行垫付款项的情况。三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总价是3769786.52元，富昌毛织厂已确认收到全部款项，该550042.23元只是千洋公司支付给富昌毛织厂其中的一部分货款，双方之间来往的所有款项都是《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再次，双方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时，《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根本没有签订。因此该两份合同第八条第四款所指向的《工贸合作协议》根本不可能是双方签订的《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一审法院在没有考虑清楚逻辑关系时，就将两份合同进行勾连，属于明显的认定错误。最后，从千洋公司向富昌毛织厂支付款项的方式来看，双方履行的合同关系明显是买卖合同关系。从富昌毛织厂向法庭提交的送货单来看，富昌毛织厂是在2013年12月3日向千洋公司交付第一批货物的，但千洋公司是2013年11月19日向富昌毛织厂支付第一笔784400元款项。如果双方之间是属于委托关系的话，富昌毛织厂根本不可能在2013年11月19日收到款项。因为外商在货物都没见到的情况下，不可能事先向富昌毛织厂支付款项。外商只有在收到货物，确认货物合格后，出口商才能顺利的拿到外汇。事实上富昌毛织厂能在未交货前就收到千洋公司的款项，是因为该笔款项是千洋公司根据富昌毛织厂要求而预付的货款，根本与外商无关。三、退一万步说，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的话，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基本的合同事实。首先，如果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的话，千洋公司应该向法庭提交其与外商签订的出口协议。一审法院应查清，千洋公司总共收取了外商多少款项，同时千洋公司向富昌毛织厂支付了多少款项，以此才能算出千洋公司是否存在垫付了款项的问题，而不是说千洋公司随便主张一个金额，法院就支持多少金额。其次，如果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的话，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的约定，千洋公司是在收到外商的款项后才向富昌毛织厂支付款项。所有的款首先是到千洋公司手上，然后再支付给富昌毛织厂。如果富昌毛织厂有任何违约行为，千洋公司直接划扣就行，根本不存在需要向富昌毛织厂垫付款项的情况。再次，如果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的话，双方没必要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及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富昌毛织厂应该清楚签订《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所代表的含义及相关法律后果，但另一方面对千洋公司为何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所代表的含义及相关法律后果又完全不进行阐述解释，明显是种不公平的做法。富昌毛织厂认为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在出现多份合同的情况下，法院应采取的做法是结合已查明的事实进行判断双方究竟履行的是哪一种合同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所有的事实都指向是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是委托合同关系。最后，如果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的话，千洋公司退税所收到的款项应属富昌毛织厂所有。千洋公司主张说其支付给富昌毛织厂的款项中已经包含了退税款，但事实上，千洋公司只是按照《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明确的款项向富昌毛织厂支付货款，并没有额外任何款项。同时在两份合同中也没有任何条款明确指明千洋公司所支付的货款中已经包含了预付的退税款，千洋公司主张其垫付了退税款给富昌毛织厂没有任何依据。因此在委托关系成立的前提下，退税款属富昌毛织厂所有，退税不能的话，发生损失的也只是富昌毛织厂，千洋公司没有任何损失。四、富昌毛织厂有无完整的生产能力，法院进行认定时应依据事实作出判断，而非税务部门的片面之词。一审法院以税务部门认定富昌毛织厂不具备该批货物的完整生产能力，导致千洋公司无法办理退税为由，认定富昌毛织厂构成违约。富昌毛织厂认为一审法院的该认定属于错误认定。理由如下：富昌毛织厂是否具备生产该批货物的能力，并不是由某个部门进行认定的，而是要看富昌毛织厂是否是实际生产出了该批货物。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千洋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了该批货物，同时该批货物也已经全部出口。本案中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富昌毛织厂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了货物，并且也是按照合同价收取了货款，富昌毛织厂履行完了所有的义务。五、千洋公司无法退税是千洋公司与税务部门之间的纠纷，不能认定富昌毛织厂构成违约。千洋公司办理退税时务必要向税务部门提供富昌毛织厂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将该增值税发票作为进项税进行申报退税。千洋公司用富昌毛织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退税的行为，就确认了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如果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关系的话，该增值税发票就不是千洋公司的进项税，就不能用于抵税。如果千洋公司真的成功抵税，反而是一种违法的骗税行为。富昌毛织厂作为销货单位，其已经履行完了交货以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至于税务部门作出千洋公司无法办理退税的决定，千洋公司应与税务部门进行协商解决，必要时可通过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来维护其自身权益。综上所述，富昌毛织厂认为一审所作出的裁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富昌毛织厂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千洋公司辩称：第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根据双方的合同的约定，550042.23元是千洋公司预付给富昌毛织厂的退税款，该退税款是包含在购销合同总的货款5694860.72元。其中千洋公司已经收到外汇并支付给富昌毛织厂转换为人民币的款项是4742929.97元。千洋公司未收到的外汇是36120.99美元，也就是说，总的货款是由外汇款加退税款再加千洋公司应收的代理费构成的。本案如果正常退税的话，可以从税局退得大概77万多元。这些款项的支付是完全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来确定的。千洋公司也正是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来支付的各笔款项。这550042.23元是千洋公司预付给富昌毛织厂的退税款，即使一审判决有称呼不一，也是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称呼不一致，不是一审法院的错误。第二，双方签订的工贸合同和《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都是真实履行的，从千洋公司一审收汇并支付该外汇（转换为人民币）给富昌毛织厂的时间和金额都可以确认是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来履行的。第三，对于富昌毛织厂说的本案款项属于垫付款不是损失款。根据《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千洋公司垫付了该款项给富昌毛织厂，但因为富昌毛织厂的原因不能正常退税，那么该笔款项根据合同的约定应该返还给千洋公司。但富昌毛织厂拒绝返还，这就是千洋公司的损失。第四，购销合同和《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签署时间没有同时或《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没有签署在前，但这并不影响两份合同的效力和履行。因为，购销合同最后条款已明确指出：“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履行，本合同条款与协议相抵触的，以协议书为准。”该合同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双方在商谈的时候就是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的合作方式来进行商讨，只是因为办事人员的原因，《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签订在购销合同之前，双方在签订购销合同时已经明确需要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来履行。第五，对于富昌毛织厂所讲的尚未交付货物之前就支付了第一笔款项，该笔款项是由外商支付给富昌毛织厂的定金。因为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千洋公司不接触外商，外商的一些情况都是富昌毛织厂的商业秘密。当外商和富昌毛织厂通知收汇，千洋公司也确实收到外汇时，会按照指示将该笔款项以人民币支付给富昌毛织厂。富昌毛织厂称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是其想拖延时间，千洋公司已经提交收汇凭证，也计算了合同的总额。第六，富昌毛织厂认为千洋公司直接扣划款项而无需垫付款项的问题。这点在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里面说得很清楚，收汇后扣除对应的代理费之后就直接支付给富昌毛织厂，但退税款原则上需要税局退税之后再支付给富昌毛织厂。但因为对方工厂生产的需要，千洋公司通常会存在垫付相应的退税款给富昌毛织厂。如不能退税，富昌毛织厂需要退回相应的款项。也就是说，外商支付的外汇，千洋公司已经全部支付给富昌毛织厂，千洋公司没有其他途径进行划扣。第七，本案实际是富昌毛织厂与千洋公司之间的纠纷，与税务部门没有关系。事实上，因为富昌毛织厂没有对应的生产能力或者相应的进项，而其又想出口退税才导致了本案纠纷的产生。这点从税局的复函可以清楚看出。《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
千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昌毛织厂向千洋公司支付因富昌毛织厂违约对千洋公司造成的损失人民币550042.23元；2、判令富昌毛织厂向千洋公司支付因富昌毛织厂违约对千洋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自造成经济损失之日起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分别以损失额163226.63元、197039.21元、189776.39元为本金计算，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为96934.2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富昌毛织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千洋公司与富昌毛织厂于2013年11月10日签订1份《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由富昌毛织厂生产毛织服装等产品，委托千洋公司出口的工贸合作。第三条约定富昌毛织厂直接与外商洽谈商定相关出口商品的数量、价格、质量、交货期及收取外汇货款的方式，并严格按照外商要求的质量、数量、规格、交货期等进行生产，后委托千洋公司负责对外出口成交。第五条约定货款结算价计算方式为以货物出口报关币别折算人民币（千洋公司收益为每美元0.10元人民币），工厂定价开票按如下公式计算：（美元外汇牌价-0.10）×1.17÷（1.17-退税率）。第六条约定富昌毛织厂须在其产品由千洋公司出口后70天内开具合法、真实有效的增值税率17%的增值税销售发票交予千洋公司，否则，富昌毛织厂需承担不按时开具增值税发票而给千洋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千洋公司不能退税的损失及税务部门因千洋公司不能申报退税视为内销而需追缴的17%的销项增值税和因千洋公司没有进项抵扣虚大利润须缴的25%企业所得税。第十条约定为保障富昌毛织厂生产资金正常运转，千洋公司必须在收到外商结汇后的一至两个工作日内，先按本协议第五、第七条条款规定按牌价折算人民币后付货款给富昌毛织厂，不足部分待收到富昌毛织厂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后一至五个工作日内结清。第十一条为严格遵守国家出口货物退税的管理规定，如千洋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需发函给富昌毛织厂所在地的税务机关了解富昌毛织厂相关生产、财务等运作情况的，双方商定，千洋公司需待富昌毛织厂所在地税务机关复函确认富昌毛织厂无违法、违规行为后方支付剩余货款。第十三条约定如因富昌毛织厂在供货委托出口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或其他原因造成千洋公司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千洋公司不再支付剩余货款；已支付的，富昌毛织厂必须退回，同时富昌毛织厂须支付17%的销项增值税，并适当补偿千洋公司每美元0.20元人民币的经营费用损失。千洋公司、富昌毛织厂确认双方之间只存在该一份协议书。千洋公司、富昌毛织厂共签订五份购销合同，本案争议其中三份：1、双方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JY供（11A）QY13-00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千洋公司采购针织女装套头衫26523件，单价38.85元，总金额1030418.55元。2、又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JY供（11A）QY13-00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千洋公司采购全棉针织男上衣12201件，单价40.17元，金额490114.17元；全棉针织女上衣22200件，单价38.10元，金额845820元；总金额1335934.17元。3、又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QY供（1A）QY1A13006《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千洋公司采购针织全棉女上衣33965件，单价41.32元，总金额1403433.8元。上述三份合同货款总金额3769786.52元。上述购销合同第八条第4点均约定其他未尽事宜，按工贸合作协议执行，本合同条款与协议相抵触的，以协议条款为准。千洋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出具《关于富昌毛织厂出口货物不能退税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千洋公司与富昌毛织厂于2013年11月10日签署《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向该厂购买毛织服装等产品出口。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3月底止，千洋公司共向该厂购货出口五单，出口金额合计810731.1美元，该厂开具发票货值5694860.72元，具体开票日期和发票号如下：1、日期2013.12.25，发票号20869449～61，共13份；2、日期2014.2.24，发票号20869462～63，24139214～16共5份；3、日期2014.2.27，发票号24139217～26，共10份；4、日期2014.3.29，发票号24171686～98，共13份；5、日期2014.4.28，发票号24171699～700，05083931～41，共13份，总共54份发票。随后千洋公司所述税务局向该厂当地税务局发函查询该厂出口货物税收情况，但对方税务局复函为异常业务，导致千洋公司无法办理出口退税，涉及退税金额为778784.28元。江门市蓬江区国家税务局在情况说明上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印章。东莞市国家税务局黄江分局于2014年6月17日、2015年1月13日分别出具2份《关于协查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购方企业千洋公司，供货企业富昌毛织厂，调查增值税发票20869449～52。第1次复函说明：从我分局到现场核实和其他提供的资料来看，该企业不具备生产该批货物的完整生产能力。第2次复函说明：我分局于2014年4月16日对该企业购进的原材料进行了发函，发函编号1441915201404170001.在2014年6月17日我分局做了第一次回函，回函时向上游企业安徽凤鸣纺织有限公司的发函还未进行回复。2014年7月14日收到上游企业第一次回函，回函内容为异常业务，供货企业查无下落，导致复函税务机关无法核实有关情况。2014年10月24日第二次收到上游企业的回函，回函内容为正常业务，但只说明根据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工厂交货，需方自提”，企业提供有富昌毛织厂盖章确认收货的出库单据，并没有说明企业现状及业务具体情况。从我分局到现场核实和企业提交资料来看，该企业不具备生产该批货物的完整生产能力。千洋公司从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3月26日就本案合作出口收外汇港币470万元，美元39700元，折算人民币后付富昌毛织厂4350829.97元。富昌毛织厂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千洋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3月7日、4月9日分3次付富昌毛织厂163226.63元、197039.21元、189776.39元，总金额550042.23元，千洋公司认为上述三笔付款是预付的退税款，现因无法退税主张富昌毛织厂退回。富昌毛织厂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千洋公司确认已收到五份购销合同中的货物并已将货物出口。
一审法院认为：千洋公司与富昌毛织厂签订合作出口协议，现因该协议产生纠纷，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千洋公司起诉富昌毛织厂要求富昌毛织厂赔偿退税款，双方主体适格。关于本案是什么法律关系的问题。富昌毛织厂主张本案是买卖关系，千洋公司主张是委托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证据认定本案应为委托关系，理由如下：1、《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是2013年11月10日签订，三份购销合同是2013年10月15日、10月25日、12月20日签订，三份购销合同第八条第4点均约定其他未尽事宜按工贸合作协议执行，无论是协议签订前的购销合同还是协议签订后的购销合同均指向了工贸合作协议，证明《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真实存在，应结合该协议书进行认定。2、富昌毛织厂抗辩《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有签订但未实际履行，原因是千洋公司要求富昌毛织厂签订，富昌毛织厂就签订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合作出口货物，不需要《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等合作协议备案，在千洋公司办理退税时也不需要提交该合作协议，除了存在合作出口事宜外原、富昌毛织厂并无其他原因签订该协议；其次，富昌毛织厂2006年成立，至今已十年，按照常理其应当知晓签订协议代表的含义及相关法律后果，从富昌毛织厂认为的购销合同交易完成至今也已二年多，毛织厂没有要求解除该协议也没有向原告千洋公司提出异议。因此，对于富昌毛织厂的抗辩不予采纳，按照《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的约定，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关于富昌毛织厂是否违约的问题。《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第十条、第十三条约定，公司在收到外商货款后一至两个工作日将货款先付给被告富昌毛织厂，如果因为富昌毛织厂的原因导致千洋公司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富昌毛织厂必须退回已支付的货款（即退税款）。现经东莞市国家税务局黄江分局核查回复，江门市蓬江区国家税务局确认，由于毛织厂不具备该批货物的完整生产能力，千洋公司无法办理出口退税，根据《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的约定，富昌毛织厂的行为违约，应当退回相关千洋公司预先支付的货款。千洋公司无法办理退税的金额为778784.28元，千洋公司主张与本案有关的550042.23元是千洋公司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予以支持。关于富昌毛织厂是否应支付利息的问题。千洋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3月7日、4月9日分3次付被告163226.63元、197039.21元、189776.39元，总金额550042.23元。现由于富昌毛织厂的原因导致上述款项应退回给千洋公司，千洋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的利息，其实质是向富昌毛织厂追讨千洋公司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即追讨违约金。千洋公司主张以3次付款163226.63元、197039.21元、189776.39元为本金，从3次付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判决：富昌毛织厂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千洋公司支付货款550042.23元和利息（第一笔利息以163226.63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2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第二笔利息以197039.21元为本金从2014年3月7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第三笔利息以189776.39元为本金从2014年4月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受理费10270元，减半收取5135元，保全费3755元，合共诉讼费8890元，由富昌毛织厂承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1、双方之间在本案当中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2、千洋公司请求富昌毛织厂返还550042.23元的依据是否充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富昌毛织厂与千洋公司虽然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双方同时也签订了一份《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购销合同约定其他未尽事宜，按工贸合作协议执行，购销合同条款与出口协议相抵触的，以出口协议条款为准。出口协议约定富昌毛织厂生产毛织服装等产品并委托千洋公司出口，富昌毛织厂直接与外商洽谈商定相关出口商品的数量、价格、质量、交货期及收取外汇货款的方式后委托千洋公司负责对外出口成交，千洋公司在收到外商结汇后支付货款给富昌毛织厂，未能收取外商货款的责任由富昌毛织厂承担。上述购销合同和出口协议签订后，富昌毛织厂实际上也将货物交由千洋公司出口。显然，《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富昌毛织厂辩称签订该出口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且双方没有实际履行，但其对为何签订该出口协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从出口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很明显，富昌毛织厂与千洋公司之间是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工贸合作出口协议书》约定，千洋公司在收到外商结汇后按牌价折算人民币后付货款给富昌毛织厂，且收外汇风险由富昌毛织厂承担。现千洋公司诉称出口金额合计810731.1美元，已收外商货款折算人民币4742929.97元，该款已支付给富昌毛织厂。富昌毛织厂对上述收付情况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也就是说，根据出口协议的约定，千洋公司已将应付的货款（已收外商货款部分）4742929.97元支付给富昌毛织厂。因此，千洋公司主张其在后另行支付给富昌毛织厂的款项550042.23元是预付退税款可以采信。现经东莞市国家税务局黄江分局核查回复以及江门市蓬江区国家税务局确认，由于富昌毛织厂不具备该批货物的完整生产能力，导致千洋公司无法办理出口退税。也就是说，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责任在于富昌毛织厂。根据出口协议的约定，因富昌毛织厂的原因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责任由富昌毛织厂承担。因此，千洋公司请求富昌毛织厂返还预付的退税款550042.23元理由充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富昌毛织厂向千洋公司支付550042.23元及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富昌毛织厂认为一审法院判令富昌毛织厂向千洋公司支付货款是判非所请。对此，虽然一审判决表述该款项为“货款”，但该判决同时已认定该“货款”实质为退税款，与千洋公司的诉请相一致。富昌毛织厂认为千洋公司预付货款的行为不符合委托出口的交易习惯。对此，本院认为，出口贸易并非不存在预付货款的情形，是否预付货款主要取决于合同双方的约定，其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综上所述，富昌毛织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70元，由东莞市黄江富昌毛织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春梅
审判员 黎景欣
审判员 刘邦中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