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6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易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号新城大楼****室。法定代表人：白友其，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钱宇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浩天花木种植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荀山村。法定代表人：沈元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忠华，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易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之园林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浩天花木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天花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5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浩天花木公司、易之园林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苗木供应买卖关系。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2月28日，浩天花木公司共计开具金额为2318875元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给易之园林公司，易之园林公司予以签收。易之园林公司庭审中明确，案涉发票已经做账，并已抵扣。2017年3月29日发票清单显示案涉发票开票金额、开票时间、发票号码。吴立波在受票人处注明：2016年11月15日—2017年2月28日发票已收；沈铃敏在受票人处注明：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14日。2017年6月21日，杭州市上城区社会劳动保险办公室出具证明显示：吴立波在易之园林公司参加社保时间为2013年8月至2017年4月；沈铃敏在易之园林公司参加社保时间为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2016年2月25日，双方签订关于苗木供应的约定一份，约定显示如下内容：提供苗木的同时，必须附上该批次的苗木清单；苗木的实际规则、数量必须和提供的清单相符；苗木送到工地后，由该工地的绿化施工员负责审核、清点并于当天在清单上签字，以后双方之间结算苗木款，就凭此苗木单结算，其他票据及未签字的苗木单一律无效。浩天花木公司必须配合易之园林公司提供相应的正规发票。2017年1月5日，浩天花木公司在易之园林公司提供制作的六张结算申报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内容为相应苗木名称、规则、数量及单价，结算单所涉金额共计为625595元。原审另查明，浩天花木公司因本案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浩天花木公司、易之园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结合浩天花木公司已经开具相应金额发票，易之园林公司已经财务做账并予以抵扣，双方就苗木买卖关系不存在异议的事实，应当认定易之园林公司对案涉货款、金额予以认可，故本案案涉货款与浩天花木公司主张的相一致，浩天花木公司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易之园林公司虽然主张案涉货款结算条件未成就，但案涉申报结算单系易之园林公司单方面制作，为其内部对账结算流程，以其内部复杂结算流程来对抗交易相对方有失公平；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浩天花木公司先供应苗木、易之园林公司确定数字签字后再开具发票、浩天花木公司送货单及发票一并提交给易之园林公司的相应流程，如易之园林公司对供应苗木金额不予认可，浩天花木公司径行开具发票亦不符合常理；且依据上述双方庭审陈述、结算申请单、苗木供应协定，案涉货款结算竟存在三种结算流程，显然与常理不符。另，易之园林公司认为案涉苗木部分无规格单价、存在严重高估高算，应当就相应货款予以扣除，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易之园林公司相应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易之园林公司支付浩天花木公司货款144887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易之园林公司支付浩天花木公司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20元，由易之园林公司负担。浩天花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易之园林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易之园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仅凭浩天花木公司提供的“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机打发票”和“两名易之园林公司曾经的员工签字的发票清单”作为认定本案诉讼双方买卖合同纠纷的事实及一审裁判的依据，是错误的，缺乏证据支撑、于法无据。本案一审诉讼双方的陈述以及双方证据所能够体现的事实是“1、本案诉讼双方确曾存在过苗木买卖合同关系。2、本案诉讼双方就苗木买卖合同关系的具体权利义务在2016年2月25日前并未签订过书面合同。3、本案诉讼双方就苗木买卖合同关系的部分权利义务从2016年2月25日后应当受《关于苗木供应的约定》的约束。4、浩天花木公司提供的29份发票所体现的苗木买卖事实应该是发生于2013年11月15日到2017年2月28日期间。”原审判决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上述29份发票即使可以证明诉讼双方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否足以证明浩天花木公司具体供货数量和价值？2、开票金额与供货数量是否相符？3、上述发票是否属于付款凭证？4、浩天花木公司开完发票却没有如实供货的可能有没有？”如果上述问题无法解决，原审法院凭什么判令易之园林公司支付1448875元货款。二、原审法院未依法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错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易之园林公司一审时对浩天花木公司主张其已交付2318875元苗木这一事实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应责令浩天花木公司提供诸如送货单、苗木清单或者货运清单之类的证据来证明其已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浩天花木公司未能举出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补充：87万元货款具体为2014年1月24日支付了10万元，2014年8月29日支付了5万元，2015年2月12日支付了7万元，2015年8月27日支付了5万元，2016年2月4日支付了20万元，2016年8月10日支付了20万元，2017年1月23日支付20万元。说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半年一付款、每年2月、8月支付款项，通过付款可以看出或者置疑浩天花木公司供了多少苗木，税票体现供苗木100多万，14-15年支付20多万元。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浩天花木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浩天花木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浩天花木公司答辩称：1、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苗木送到工地后，由易之园林公司的施工员负责审核、清点，签字出具苗木清单，凭此苗木单结算苗木款。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浩天花木公司先供应苗木、易之园林公司确定数字签字后，浩天花木公司再开具发票、浩天花木公司送货单及发票一并提交给易之园林公司的相应流程。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浩天花木公司除提交发票外，另提交了《关于苗木供应的约定》、“发票清单”，清单注明“双方确认票面金额与实际货款一致，不存在虚开。”易之园林公司两名员工核对后签署“2014.01.01-2015.12.14沈铃敏”、“2016.11.15-2017.02.28吴立波”。以上足以证明发票金额与实际交易货款相符，浩天花木公司亦已完成了举证责任。3、易之园林公司提交的“结算申报单”，是在浩天花木公司签字盖章后，单方添加审核意见，也没有告知浩天花木公司核实，对浩天花木公司不生效。诉讼前多次催讨货款时，易之园林公司均未对货款数额提出异议。且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货品存在规格欠缺、价值高估情形。完全是诉讼时为了赖账造假。4、易之园林公司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入账抵扣。如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移交公安处理。14年-15年开具发票近100多万元，易之园林公司只支付20多万元，认为可能没有这么多货物，如果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这是犯罪行为，易之园林公司可以报案或自首。但浩天花木公司认为没有虚假行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易之园林公司与浩天花木公司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现易之园林公司所争议的系应付货款金额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浩天花木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由易之园林公司予以了抵扣，易之园林公司员工并在浩天花木公司的发票清单上予以了签字确认，在易之园林公司所提交的相反证据并不足以反驳浩天花木公司该些证据的情形下，原审判决认定易之园林公司尚应向浩天花木公司支付其余货款144887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易之园林公司所异议的交易习惯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已在原审庭审过程中确认交易流程为“浩天花木公司先供应苗木、易之园林公司确定数字签字后再开具发票、浩天花木公司送货单及发票一并提交给易之园林公司”，且易之园林公司于原审期间明确陈述易之园林公司自身“按照送货单统计出来的价款是202万”，故易之园林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易之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40元，由浙江易之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剑审判员 黄江平审判员 夏明贵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