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冀09民终48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伟，男，197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盐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廷芹，女，196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建新，男196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原审第三人：刘华胜，男，194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新华区。
上诉人李金伟与上诉人尹廷芹、被上诉人杜建新、原审第三人刘华胜债务转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5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金伟、上诉人尹廷芹、被上诉人杜建新、原审第三人刘华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金伟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裁定，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及利息。2、一审二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属于债务转移，系被告尹廷芹以个人名义自愿为第三人刘华胜负担还债义务，显然该债务为被告尹廷芹个人债务，故被告杜建新对该笔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因此判决“一、被告尹怔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李金伟欠款本金2894000司及利息:二、驳回原告李金伟其他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存在以下错误:
一、一审法院未全面认定事实，具体理由如下: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尹廷芹与被告杜建新是夫妻关系……2014年10月原告李金伟向第三人刘华胜再次追要借款，第三人刘华胜称被告杜建新欠其债务，要求将其欠原告的该笔债务转至被告杜建新替其偿还。2014年10月7日被告杜建新及被告尹廷芹一同来至第三人刘华胜处，经协商原告李金伟、第三人刘华胜及被告尹廷芹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由被告杜建新代笔书写……。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杜建新自2013年6月5日至2013年12月15日以买古董名义共向刘华胜借款15805000元，因第三人和杜建新是同村没有写借条，当时打钱是转入尹廷芹账户，刘华胜与尹廷芹素不相识，后杜建新陆续偿还6000000余元借款。2014年10月6日刘华胜与杜建新联系，杜建新承诺愿意帮刘华胜偿还李金伟的2894000元借款及利息，2014年10月7日达成协议，刘华胜欠李金伟的债务转由杜建新、尹廷芹夫妇偿还。
针对以上事实，一审时刘华胜向法院提交了杜建新借款的汇款凭证，证明接收款项是杜建新的妻子尹廷芹，杜建新和尹廷芹是共同的借款人，是刘华胜的共同债务人。
2014年10月7日三方签订债务转移协议，该协议一是由被上诉人杜建新、尹廷芹夫妇共同前往第三人工厂与上诉人、第三人协商达成一致:二是该协议是由被上诉人杜建新亲自书写:三是被上诉人杜建新称该协议因考虑到被上诉人杜建新的公职情况，不能在协议书上签字，因此以其妻子尹廷芹名义代替杜建新偿还欠款。本案债务的实际借款人及还款义务人为被上诉人杜建新、尹廷芹夫妇。
从以上事实看，本案的上诉人承接了刘华胜的债权，杜建新、尹廷芹夫妇成为上诉人的债务人。
二、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有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属于债务转移，系被告尹廷芹以个人名义自愿为第三人刘华胜负担还债义务，显然该债务为被告尹廷芹个人债务，故被告杜建新对该笔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该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被上诉人杜建新、尹廷芹系夫妻关系，根据以上事实，实际借款人是被上诉人杜建新，因借款产生的债务是杜建新、尹廷芹夫妇的共同债务，经过债权转让后该债务仍然是杜建新、尹廷芹夫妻共同债务。
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人就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承担，虽然债权人发生变化，但被上诉人依然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人，此债务应当由被上诉人杜建新、尹廷芹夫妇共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在未全面客观认定事实，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上诉人尹廷芹的上诉请求，一、撤销盐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925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审原告李金伟、一审被告尹廷芹及第三人刘华胜经济纠纷的来由如下：刘华胜欠李金伟债务289万元，由于2014年来经济形势变化，刘华胜个人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天天有债主逼债，李金伟多次向刘华胜要债，刘华胜无力偿还。因刘华胜投资的一批笔筒在惠风美术馆代理转让，为省得李金伟天天讨债，刘华胜向李金伟提出委托美术馆将来在笔筒售款中拿出钱来还债的想法。李金伟经过侧面了解笔筒的情况，为了不让债烂掉，同意由惠风美术馆在笔筒整体转让后的售款中偿还这笔债务。刘华胜在惠风美术馆所投资的笔筒，系中国晚清时期的浅绛彩文房笔筒，共计46只，投资总额1350万元。在实现整体转让的前提下，美术馆从中拿出部分货款“一次清付清”李金伟289万元的欠款，是没有问题的。出于同村情谊，美术馆同意在刘华胜所投资笔筒整体转让后，在此笔筒出售所获款项中，协助刘华胜“一次性”清偿欠李金伟“共计289万元”的债务。按照刘华胜的要求，由我尹廷芹代表惠风美术馆同李金伟、刘华胜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原文是：“经协商李金伟借给刘华胜的资金共计贰佰捌拾玖万肆仟元整，由尹廷芹负责偿还，在所投资笔筒（共46只）整体转让后一次性付清。本息”(“本息”二字为刘华胜后加）。这个“三方协议”就写在刘华胜、李金伟双方以前签订的债务协议上，就是为了表明，我方只是协助偿还债务，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债务。
以上事实，有我方在一审的两次庭审中举出的对话录音、手机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在三方商议时以及以后的谈论中，大家也曾提到，如果将来有一天刘华胜再次发达了，刘华胜自行给予李金伟一定的补偿，那就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了。
由于经济形势持续低迷，艺术品市场也受到严重影响，这批笔筒始终没有实现整体转让。2015年初虽按照协议价格1350万元（原投资收购价格）洽谈了一个买家，但不能一次性付款。因为刘华胜实在着急用钱，他同意买家陆续付款。截至2016年3月己经陆续付款483万元。对于这些款项，正如一审判决着所说的，都已及时全部交付刘华胜本人或其指定账户，而刘华胜也是将这些钱全部用于给他的债主们救急：如住院手术、结婚等等。
大约2016年4月以来，李金伟向美术馆提出给付要求，而且提出利息主张，但美术馆认为买家没有付清全款，笔筒还没有实现整体转让，并不具备给付条件，且李金伟提出的利息主张也不符合“三方协议”的约定，不属于我协助偿还的内容，
从此双方发生意见分歧。美术馆向李金伟多次明确表示，美术馆只是一个“中间人”协助还债，只能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履行协助还债义务，美术馆既要对你负责，也要对刘华胜负责，不能擅自改变“三方协议”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金伟曾向美术馆提出撤销“三方协议”，他再回头去找刘华胜要债，如刘华胜还不了就找刘华胜的儿子要债。但美术馆认为，“三方协议”毕竟是三方共同签订的，不能我们双方说撤销就撤销。
自从出现这些分歧以后，买家大概由于担心笔筒的物权有纠纷，没有再付过款。由于买家始终没有付清全款，笔筒只是少部分暂存在了美术馆和买家共同信赖的第三人手里，大部分始终在沧州博物馆保存，目前一只也没有交付给买家。且美术馆及刘华胜始终在寻找能够一次性付款的其他买家。
由于笔筒始终没有实现整体转让，所以按照三方协议，我尹廷芹目前不具备协助刘华胜给付李金伟债款的义务。
鉴于以上客观状况以及三方协议的约定，我方认为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违法和侵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一审法官把“协助还债”性质的“三方协议”定性为“债务转移”是错误的
我尹廷芹及美术馆同刘华胜、李金伟都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我作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只因刘华胜有一批投资的笔筒在美术馆，才答应等笔筒整体出让之后，协助刘华胜还李金伟的这笔债。我只是一个协助刘华胜还债的“中间人”，同时对这笔债的偿还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在这个“三方协议”中，刘华胜依然是债务人，李金伟依然是债权人，只是增加了一个尹廷芹作为“第三人”，负责在笔筒整体出让后拿出钱来给付李金伟而己。其本质，还是用刘华胜的钱，来偿还刘华胜的债。这本来是一个显然的“协助还债”的协议，却被一审法官断章取义，错误地定性为“债务转让”协议。假如是“债务转让”的话，就意味着刘华胜的债务变成我尹廷芹的债务了，为什么还要规定我必须在什么什么“之后”还债呢？为什么还要强调“一次清付清”呢？很显然这是因为：债还是刘华胜的债，我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还别人的债，我只是用刘华胜的钱还刘华胜的债。我同刘华胜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没有承担刘华胜转移债务的理由。一审原告李金伟以及刘华胜都不能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证明我同刘华胜之间有债务关系。刘华胜虽然有因投资这批笔筒而给美术馆汇款的记录，但汇款的性质是“投资”而不是“借款”。在一审中，我向法庭提供了可以确凿证明这批笔筒是刘华胜投资的原始录音等资料，一审法官却视而不见。但“投资”这个事实是客观的，证据是充分的，而且也是在“三方协议”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的。如果这批笔筒能够严格按照美术馆的代理规则，由美术馆选择合适时机转让，而不是在这样糟糕的形势下着急转让，还是有望取得预期收益的。但由于遇到众所周知的不利形势，“钱荒”蔓延，相当一批老板跑路甚至跳楼，刘华胜债务压力实在太大，实在等不急，反复
催促美术馆不计赔赚抓紧变现，美术馆只能服从刘华胜的紧迫需要。这对美术馆的利益也是一个损失。
二，一审法官把履行“三方协议”责任归到我尹廷芹个人是错误的
我以个人名义代表美术馆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判决所称惠风美术馆法定代表人给我的《授权委托书》“不能证实其真实性”，是无稽之谈，因为只要其授权人认定就可以证实其真实性。一审法官在当事人没有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法庭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这样认定也是对我权利的侵害。
另外，一审判决认为“被原告所签订的协议中，也未体现与沧州惠风美术馆有关联性”，也是背离事实的。协议虽然字面上没有“惠风美术馆”这几个字，但协议中所说的“所投资笔筒（共46只）整体转让”这个事，正是通过惠风美术馆进行的“投资”，也是要通过惠风美术馆进行“转让”。如果我尹廷芹只代表个人，这样的表述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尹廷芹个人，是没有这样的本事和信誉的。艺术品投资服务代理，一直是我们惠风美术馆的一项基本业务。在惠风美术馆当初成立时，就把相关的《艺术品代理服务规则》摆到了美术馆的各个醒目位置，后来还印到惠风美术馆公开印行的宣传品或者图书上。刘华胜正是通过去惠风美术馆，才了解到艺术品投资这个业务，才听到对这批笔筒的情况介绍，才确定投资这批笔筒，而且他遇到经济困难后，也是催促美术馆去紧急变现。这一切过程都是与惠风美术馆发生的关系。协议中没有直接写上惠风美术馆，正是因为我有《授权委托书》，我就代表着惠风美术馆，同时也因我们三个协议人都是同村的，而且我在其中又不过是个“协助”的角色，所以这样签是完全合乎常理、合乎逻辑的。
三、一审法官推定“约定了利息”的方式和证据是主观随意的，也是违法的按照“三方协议”，明确由我协助偿还的只有这“共计289万元”。至于刘华胜在协议正文以“句号”结束之后，又写上“本息”二字，按照当时的约定以及字面的理解，都应是指前面的“共计289万元”“把本息都包括了”的意思。当然这两个字是刘华胜加上的，刘华胜可以解释。但是，我在“三方协议”中，仅仅明确地承诺了协助偿还这“共计289万元”，而且是在条件成就时一次性付清，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其他不明确的事项，不能任由他人的解释而随意增加我的“协助偿还”的义务，而应由李金伟同刘华胜另行商议解决。我需要做的只是：当笔筒实现整体转让后，除了把这“共计289万元”一次性付清给李金伟外，剩余部分全部直接交付刘华胜即可。因为协助刘华胜还债并不是我及美术馆的法定义务，我只需履行我协议中承诺的内容。而一审判决却依据其他人同李金伟的一句意义不明确的微信聊天“推定”了利息，“推定”了利率、“推定”起止日期等等，无故增加我的义务，不仅违悖事实，而且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四、一审法官把与我无关的其他协议约定内容，“嫁接”到由我负责履行的“三方协议”中是违法的、侵权的
我尹廷芹及美术馆，除了参与签订了一个协助还债的“三方协议”外，刘华胜与李金伟之间的所有经济往来一概与我们无关。从法律上讲，这个“三方协议”是独立于原债务协议的，并不是原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的顺延。“三方协议”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参照原协议或其他协议的意思。所以，我尹廷芹及美术馆的协助义务，必须仅限于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来履行，不能随意增加其“协助”义务。一审法官把与我及美术馆无关的其他协议中的事项，如利息约定等等，强行嫁接到由我履行的“三方协议”之中，将“三方协议”中根本不存在的利息、利率、起止日期强加于我，不但改变“三方协议”的实质和真实原意，也让协议变得不合逻辑甚至荒谬。这表面上是增
加我协助还债的义务，实质上是增加了债务人刘华胜的偿还义务。
五、一审法官认定“笔筒已经整体出售”是错误的
因买家还没有付清全款，这批笔筒目前一只也没有交付给买家，除了少部分暂存的美术馆与买家共同信赖的第三人手里，依然有27只保存在沧州博物馆。按照同买家的约定，买家没有付清全款，我及刘华胜都有权洽谈其他可以一次性付款的买家。如果有了可以一次性付款的新买家，当前买家须退出交易。只有他付清全款，我们才会正式交付笔筒。而且按照古玩艺术品的交易习惯和惠风美术馆的艺术品代理规则，即便交付以后，也允许买家在东西上手后十日内退货。《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一审法官却错误地认定笔筒己经整体售出，从而判定我方具备了履行代理还债义务的条件，也侵害了我方的利益。
六，一审法官认为我尹廷芹及美术馆“侵害了原告利益”是错误的判决称，我尹廷芹将笔筒款“未给付原告李金伟，而是代第三人刘华胜偿还了其他债务，其行为表明不履行自己义务，侵害了原告的利益”，这更是严重背离事实的。
首先，目前笔筒没有实现“整体转让”，还没有成就对李金伟的给付条件；
其次，笔筒投资是刘华胜所投，笔筒回来的货款是刘华胜的钱，我必须及时交付给刘华胜，或者按照刘华胜的指示汇入指定账户，我无权自行决定。这也进一步证明，三方协议不是“债务转移”，我只是用刘华胜的钱还刘华胜的债；
第三，尽管回来的这部分货款给了刘华胜，但我依然有把握在实现“笔筒整体转让后”一次性给付李金伟的“共计289.4万元”债务。也就是说，只有条件成就，李金伟的这笔钱不会有风险；
第四、签订“三方协议”是李金伟的自愿选择。“三方协议”虽然既设立了给付的前提条件，又没有约定利息，但李金伟既然在上面签了字，就意味着他自愿放弃了取得利息的权利，放弃了在“笔筒整体出售”之前拿到钱的权利。客观讲，在那样的特殊情况下，能保证债不烂掉已是方幸了。直到现在，刘华胜依然有大量的债务连本金都不能偿还。所以，我及美术馆都不存在侵害李金伟利益的问题。
七、一审法官判定，由我尹廷芹个人承担从刘华胜借款时开始之日到偿还之日的全部本息，不但严重违悖“三方协议”，而且违悖常理
按照“三方协议”和常情常理，美术馆唯一有可能接受的
利息负担是：从实现“笔筒整体转让”之日到“一次性”给付李金伟之日的利息。因为当美术馆具备了一次性给付李金伟的条件和义务，再不及时给付的话，是应该担负利息的。而一审法官不顾“三方协议”、不顾法律规定、不顾常理常情，居然判决由我尹廷芹个人承担从刘华胜借款开始之日到偿还之日的全部利息，实在是荒唐离谱。无论李金伟还是刘华胜，他们的钱一天都没有在我及美术馆手里停留过，凭什么让我来承担利息？而且按照“三方协议”，李金伟并没有明确主张利息。
一审判决中明确表示，“三方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法院予以确认。那么，请维护“三方协议”的严肃性，我尹廷芹及惠风美术馆，会严格按照协议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协助”义务。如果法院认为“三方协议”不合理、不合法，请找出法条，依法撤销这份“三方协议”，让大家回归到协议以前的状态。如果采用主观臆断、随意推测的方式，把超越“三方协议”以外的其他责任，以非法的方式强加给我尹廷芹或者美术馆，则是我们所绝不能接受的。
在这起经济纠纷的全程中，我及惠风美术馆从没欠过任何人的债务，也从没获取过一分钱利益。我同意签订协助还债的“三方协议”，完全是出于对代理客户负责以及同村之谊的考虑。刘华胜的其他债主也有想让美术馆用这批笔筒款还债的，都被美术馆拒绝了。因为这并不是美术馆的法定义务。至于笔筒没有实现“整体转让”，这是经济大形势所致，不是美术馆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如果这么清晰的约定，这么简单明了的事件，我及美术馆以助人之心开始，却被法官判个无辜承担巨额利息乃至“侵权责任”的结果，将同“南京扶起跌倒老太太”的案例性质上如出一辙，不但引发道义灾难，也会留下荒唐笑柄！
综上，盐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925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条是错误的判决。强烈请求沧州中级人民法院主持正义，维护公道，严格依据事实，依法予以澄清和纠正。
原审第三人刘华胜述称，笔筒不是我的，笔筒是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我欠李金伟钱是事实，尹廷芹确实不欠我钱，但是杜建新和我有债权债务关系，我借给杜建新钱，笔筒销售没销售，条件成不成立我不清楚。欠条中的债务转移内容中本息二字确实是我写的，但利息应该由尹廷芹偿还。整个操作都是杜建新在操作，欠款应该由杜建新夫妻共同偿还。
上诉人李金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894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尹廷芹与被告杜建新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刘华胜曾多次向原告借款，后偿还部分债务。截止2014年1月29日，经核算，刘华胜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894000元，为此，刘华胜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2014年10月7日，经原告与刘华胜、被告尹廷芹、被告杜建新协商后，被告尹廷芹、被告杜建新自愿为刘华胜偿还以上借款本息，后杜建新执笔书写证明一份，被告尹廷芹签字确认，但时至今日，二被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认为二被告基于第三人为原告出具的借据，自愿承诺替第三人偿还借款本息，应当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尹廷芹与被告杜建新系夫妻关系。自2013年年底，第三人刘华胜多次向原告李金伟借款，后经追要第三人刘华胜偿还部分借款。2014年1月29日，第三人刘华胜就剩余借款2894000元为原告李金伟出具借条一份，并约定月息2.1分。2014年10月份，原告李金伟向第三人刘华胜再次追要借款，第三人刘华胜称被告杜建新欠其债务，将其欠原告的该笔债务转至被告杜建新处替其偿还。2014年10月7日，被告杜建新及被告尹廷芹一同来至第三人刘华胜处，经协商，原告李金伟、第三人刘华胜及被告尹廷芹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内容为：“经协商李金伟借给刘华胜的资金共计贰佰捌拾玖万肆仟元正，由尹廷芹负责偿还，在所投资笔筒（共46只）整体转让后一次性付清。本息”。该协议由被告杜建新书写，协议中的“本息”系第三人刘华胜在三方签字之前添加书写，协议一式复印三份，原告李金伟、第三人刘华胜及被告尹廷芹均在协议书签字并各执一份。协议签订后，协议中约定的笔筒已整体出售，商谈价格为1350万元。商家已给付笔筒款483万元，其中部分货款直接转入第三人刘华胜账户，部分货款转入被告尹廷芹账户，再由尹廷芹转入第三人刘华胜账户或其指定账户。原告李金伟向被告杜建新追要上述款项未果，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尹廷芹与原告李金伟及第三人刘华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协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尹廷芹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仅加盖了沧州惠风美术馆印章，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亦不能证实其真实性，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中也未体现与沧州惠风美术馆有关，不能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原告李金伟及第三人刘华胜对此均不予认可，故对该授权委托书不予采信，对被告尹廷芹主张的其系代表美术馆行使的职务行为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内容上足以说明被告尹廷芹系其个人行为，故所欠原告李金伟的该笔款项由其承担偿还责任。协议中的“本息”虽系第三人刘华胜书写，但系在三方签字之前添加，且被告杜建新在其与原告李金伟微信聊天中并称“虽然说了利息但事后又重新口头约定了一次”，故应视为三方约定了利息，虽未约定利息的数额，但根据原告李金伟与第三人刘华胜就该笔借款先前约定的按月息2.1分计算利息，由此可推定原被告及第三人刘华胜签订的协议中的本息中的利息亦为月息2.1分，但该利率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该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属于不确定，债务人可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随时要求履行，且被告方称笔筒系整体出售，商谈价格为1350万元，所得的部分笔筒款项也未给付原告李金伟，而是代第三人刘华胜偿还了其他债务，其行为表明不履行自己义务，侵害了原告李金伟的合法权益，对此原告李金伟有权向被告主张，要求被告履行偿还责任。原被告之间属于债权转移，系被告尹廷芹以个人名义自愿为第三人刘华胜负担还债义务，显然该债务为被告尹廷芹个人债务，故被告杜建新对该笔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李金伟要求被告尹廷芹偿还欠款2894000元及利息之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八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尹廷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李金伟欠款本金2894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894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0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李金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4976元，由被告尹廷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金伟在一审中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原审第三人刘华胜给出具的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李金伟2894000元（贰佰拐拾玖万肆仟元整），月利息2.1。刘华胜2014年1月29日。”2014年10月7日，由被上诉人杜建新执笔，在该欠条下书写了以下内容：“经协商李金伟借给刘华胜的资金共计贰佰捌拾玖万肆仟元正，由尹廷芹负责偿还，在所投资笔筒（共46只）整体转让后一次性付清。本息”。其中“本息”二字系第三人刘华胜书写，上诉人李金伟、上诉人尹廷芹、原审第三人刘华胜均在协议书签字并各执一份。协议签订后，协议中约定的笔筒与买家签订了买卖合同，商谈价格为1350万元，但因买家只给付部分货款，笔筒并未交付买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上诉人尹廷芹与上诉人李金伟本身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是基于2014年10月7日的书面约定发生了债务的转移，但同时约定“在所投资笔筒（共46只）整体转让后一次性付清”，该约定应当认定为“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根据查明的事实，笔筒并未整体转让完毕，约定的条件尚未成就。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中约定的笔筒已整体出售”属认定事实错误。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李金伟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尹廷芹给付欠款的条件尚未成就，其诉讼请求没有足够的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依法应予改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5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李金伟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6元，退还上诉人李金伟；上诉人李金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0元、上诉人尹廷芹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0元均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郭景岭
审判员 刘晓莉
审判员 王兰英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