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秀云。
委托代理人：戴梦华、何丽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负责人：王俭。
委托代理人：王利强。
委托代理人：邬丽佳。
原审被告：杭州耀烨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杭梅。
原审被告：杭州北秀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春娣。
委托代理人：杨杭梅。
原审被告：滕斌。
委托代理人：杨杭梅。
上诉人江秀云为与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原审被告杭州耀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烨公司）、杭州北秀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秀公司）、滕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杭余商初字第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2014年2月28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7月27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作为保证人，以耀烨公司为债务人签订（333115）浙商银高保字（2011）第0004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11年7月27日起至2014年7月26日止，在债权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提供担保，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上述各类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贷款和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的，保证人愿就本合同所担保的全部债务先于物的担保履行保证责任；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某、逾期利某、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某）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之日起二年。
2012年5月3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作为抵押权人、耀烨公司作为债务人和抵押人签订编号为（331115）浙商银高抵字（2012）第00010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约定：抵押人以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1幢806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抵押给抵押权人，为债务人自2012年5月3日起至2015年5月2日止，在抵押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各类债务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肆佰肆拾万元整提供担保，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上述各类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余额内，抵押权人发放贷款和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抵押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某、逾期利某、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某）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从权利、代位物、附合物、混合物、加工物和孳息，以及因抵押物毁损、灭失或被征收而产生的保险金、赔偿金和补偿金等。2012年5月11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依法取得了编号为杭房他证字第25654**号的房屋他项权证。
2012年10月30日，耀烨公司作为借款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耀烨公司向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10月30日起至2013年10月29日止，具体提款日和提款金额，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利率为按照每笔借款提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浮30%，具体利率以相应借款凭证记载为准；借款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借款人须于每一结息日当日付息，如借款本金的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某应利随本清；借款人指定专门资金回笼账户（户名：杭州耀烨贸易有限公司，开户行浙商银行良渚支行，账号×××0008＊＊＊＊，并按照贷款人要求及时提供该账户资金进出情况，贷款人有权对资金回笼账户进行监控，借款人应予配合。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叁拾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逾期期间，人民币借款的，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上调；对应付未付利某，贷款人有权依据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借款期内借款人未按期支付的利某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收复利，自借款到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对借款逾期或违约使用期间未按期支付的利某，按本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者仲某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担保合同编号为（333115）浙商银高保字（2011）第00042号、（331115）浙商银高抵字（2012）第00010号。该合同第十条还约定，贷款人享有下列权利义务：……；（三）借款人出现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第十一条所列示的足以影响借款安全的不利行为或情形时，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或提前收回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借款人享有以下权利义务：……；（八）借款人发生除前款所述行为之外对其正常经营构成危险或对其履行本合同项下还款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其他事件，如停产、歇业、注销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或被申请破产、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从事违法活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某事件、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等，均应在3日内书面通知贷款人，并落实还款措施；……。
同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向耀烨公司发放贷款400万元整，并与耀烨公司签订《借款凭证》一份，载明借款日期2012年10月30日至2013年10月29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7.8%。截止2013年7月9日，耀烨公司已经结欠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利某95236.73元及复利403.76元，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也未承担担保责任，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1幢806室房屋，也因耀烨公司涉及诉讼而被其他法院查封，故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诉来原审法院。
另认定，2012年8月2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北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江秀云变更为案外人袁春娣。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下列证据佐证：
1、浙商银行小企业单笔业务申请书一份；
2、编号为（331115）浙商银借字（2012）第00169号《借款合同》一份；
3、编号为（331115）浙商银高抵字（2012）第000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股东大会决议各一份；
4、杭房他证字第25654**号他项权证一份；
5、编号为（331115）浙商银高保字（2011）第0004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股东大会决议各一份；
6、浙商银行借款凭证一份；
7、利某清单一份；
8、北秀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表一份。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与耀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与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确认合法有效。耀烨公司因涉及诉讼导致涉案抵押物被其他法院查封，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依约有权提前收回贷款，并要求担保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现涉案借款已经到期，故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要求耀烨公司还本付息及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耀烨公司关于江秀云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及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关于滕斌、江秀云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书面抗辩，理由不成立，故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9日判决：一、耀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本金4000000元；二、耀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利某、复利95640.49元（暂算至2013年7月9日，自2013年7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某、罚息、复利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另计）；三、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在最高限额1100万元的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对耀烨公司提供的抵押物、编号为杭房他证字第25654**号房屋他项权证项下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1幢806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在最高限额440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某。案件受理费3960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耀烨公司，北秀公司、滕斌、江秀云负连带责任。
宣判后，上诉人江秀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始终未尽合同释明义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系重大误解。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办理贷款业务前，以江秀云是北秀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要求江秀云在编号为（331115）浙商银高保字（2011）第0004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出于对金融企业的信任，以及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熟悉，江秀云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的逐步指引下，在合同尾部签字并捺印。在合同签订时，北秀公司工作人员没有对保证责任进行任何说明，江秀云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已为公司的1100万授信额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秀云回忆当初格式合同的手写部分均是空白的，并没有印制《保证人（签章）“字样”。此外，合同首页的保证人栏也系手书，不能证明江秀云的保证责任。鉴于此情况，江秀云认为此《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在重大误解下签订的，属于可撤销合同。同时，此合同存在欺诈嫌疑，江秀云将在二审中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
二、江秀云承担保证责任不符合常理。江秀云虽是北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公司中并非控股股东，仅拥有10％（约50万元）左右的股权。这样的一个小股东，在授信额度为11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唯一的一种可能性是江秀云并不知情。保证责任系北秀公司工作人员的诱导下作出的，且贷款办理流程中多处出现瑕疵：实际签订地点与合同记载签订地点不符、股东（大会）决议伪造签字等。这些情况均体现了北秀公司贷款业务管理混乱、流程不规范。在这种环境下，江秀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
三、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因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不公。
1、一审时的四被告共同委托了杨杭梅女士为代理人进行答辩，可是原审法院却以授权委托书的格式不符合要求为由，拒绝承认杨杭梅的代理人身份。江秀云、北秀公司、滕斌全部失去民事诉讼权利。即使当时代理人按照法院要求准时出庭，却视为缺席判决。因此，原审法院并未全盘考虑案件的始末，无故剥夺了江秀云、北秀公司、滕斌的诉讼权利，作出的判决更是偏袒了作为强势一方的金融企业。
2、江秀云向原审法院递交了《关于要求调取资料的申请》，但该申请在一审判决书中只字未提，法院对确定本案重要事实的监控也未有调取，原审法院程序上存在严重过错。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并依法撤销《最高额保证合同》，改判驳回浙商银行余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并判令其承担部分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审理中辩称：一、关于江秀云上诉称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没有尽合同的释明义务的问题。江秀云作为一个成年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要求江秀云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有理由相信，江秀云是知道签订合同所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不能以自己本身对法律法规的不明确来撇清自己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江秀云提到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印制“保证人（签章）”字样的问题，但这是银行的印制合同，在第四页是肯定有印制“保证人（签章）”字样的，我行没有事后添加。二、杨杭梅在原审庭审完毕后向原审法院要求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提供江秀云签字时候的录音录像，原审法院也要求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相应的说明，因为江秀云对当时签订合同的情况没有进行录音录像，银行对小企业合同签订的情况是无需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据此，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原审提供的证据充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江秀云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耀烨公司、北秀公司、滕斌述称：同意江秀云的上诉意见。整个签订合同的过程杨杭梅都在场，原审法官认为只要江秀云签字了，并且不是伪造的签字，合同最后的内容是银行事后添加的，也需要承担责任。但杨杭梅向原审法院领导反映情况，领导说只要可以证明当时这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有内容是事后添加的，就可以证明这是无效合同。原审法院的承办法官和领导在案件的处理上有分歧，请求二审法院还案件事实一个真相。
二审期间，上诉人江秀云申请证人来建平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存在多处违法、违规操作的事实。
二审期间，原审被告耀烨公司、北秀公司、滕斌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送达回证。证据二：滕斌的委托书。证据三：江秀云的委托书。三份证据共同证明：原审法院没有给三位原审被告送达委托书的表格，导致三位原审被告书写的委托书格式不符合标准，江秀云、滕斌当时提交了委托书，是原审法院以委托不规范为由不肯接收委托书，三份证据还证明滕斌、江秀云在一审中不存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事实。
上诉人江秀云对上述三份证据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质证认为：原审的庭审过程中，并不是委托书的格式不符合标准，而是因为杨杭梅以公民代理身份来代理江秀云和滕斌的手续不齐全，杨杭梅与滕斌是夫妻关系的证明也没有提交，以及杨杭梅不能作为两个公司的员工同时代理北秀公司和耀烨公司。
被上诉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江秀云提交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和原审被告耀烨公司、北秀公司、滕斌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江秀云在二审中要求来建平出庭作证的申请是否准许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依法应当在一审期间提出。由于江秀云在本案一审中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结合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操作的事实问题，本院再结合来建平系耀烨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实，本院对该申请不予照准。2、关于原审被告耀烨公司、北秀公司、滕斌提交的三份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送达回证、滕斌和江秀云的委托书均不能证明原审法院不肯接收委托书的事实。据此，三份证据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交的北秀公司企业变更登记情况、2011年7月27日签订的编号为（331115）浙商银高保字（2011）第0004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和北秀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记载的内容可知，江秀云在2012年8月27日前江秀云系北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第4页（即最后一页）保证人一栏中，既在保证人北秀公司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捺指印，也在保证人江秀云一栏内签名捺指印，并在北秀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名同意对耀烨公司向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贷款1100万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前述证据能够证明江秀云作为北秀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同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名字及捺指印的行为，对合同记载的事项既清楚，又明知。据此，江秀云关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始终未尽合同释明义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系重大误解。江秀云承担保证责任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因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不公”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亦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江秀云要求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5元，由江秀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韩成良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