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昌民初字第10324号
原告王金兰，女。
委托代理人韩天奋，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西打磨厂46号。
法定代表人高振坤，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墨然，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骆正祥，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81号。
法定代表人闫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丽萍，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金兰与被告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以下简称同仁堂制药厂）、被告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桥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金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韩天奋，被告同仁堂制药厂的委托代理人刘墨然、骆正祥，被告海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丽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金兰诉称：原告于1998年6月I5日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三厂工作，平均工资标准为3200元每月，岗位为制剂员。2004年12月份，原告又被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三厂安排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工作，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又找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让原告与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务配遣合同。原告自入职以来一直就在昌平区北七家镇八仙庄上班，但二被告直到2008年I1月份才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5月5日二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现原告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未缴纳劳动保险赔偿金及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费30000元（1998年6月16日至2008年10月31日）；2、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同仁堂制药厂辩称：
一、我厂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我厂的员工。我厂的主体名称及隶属关系经过多次调整，其前身原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中药三厂”，1998年变更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三厂”，1999年纳入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三厂”，2000年并入“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属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原告所称其一直工作的昌平区北七家镇八仙庄村是我厂的北分厂所在地。自80年代中期起，限于国家政策对国有企业招工的限制，我厂为解决产能问题，即与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由集体经济组织向我厂输出劳务，我厂根据所有劳务人员的总工作量按月向集体经济组织结算劳务费及管理费，再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个人的工作量支付劳动报酬及相关福利待遇。2005年8月1日起，劳务输出主体由“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变更为“北京市曹碾兴旺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后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现有档案记载，原告从2003年11月起是作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输出的劳务人员，2005年8月1日以后作为北京市曹碾兴旺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派遣的劳务人员到我厂处提供劳务服务，其劳动报酬也不由我厂支付，与我厂从未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根本不是我厂的员工。
二、我厂不应当承担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险损失赔偿责任。首先，如前所述，我厂与原告之间不是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我厂的员工，我厂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其次，原告起诉状中诉称的在岗期间，1998年至2005年8月1日前（其中2003年11月前尚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诉称是否属实），为我厂提供劳务输出服务的是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八仙庄村经济合作社、昌平区北七家镇工业企业总公司和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根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因此，前述劳务输出主体均不属于社会保险征缴范围内的企业，原告作为前述经济组织员工亦不能参加社会保险。2005年8月1日开始，原告成为北京市曹碾兴旺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由该单位派遣到我厂处提供劳务服务。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派遣单位负责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我厂己经如约支付了相关的劳务派遣费用，其中包括了相关原告依法应当参加的社会保险费用，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我厂亦不应与劳务派遣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劳动合同法》第92条明确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只有当我厂存在违法行为时，才发生我厂与劳务派遣公司的连带责任，而我厂对于原告没有加害行为，因此不应与劳务派遣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原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并非失业，无权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为其连续缴费的时间，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根据该规定，能够被确定为失业并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条件应当是“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而原告是由于2013年5月5日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导致其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依法终止，故不符合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规定。因此我厂不应承担赔偿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责任。并且，原告诉讼请求中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属于社会保险中的失业保险待遇，如答辩状第二条中之答辩意见，即便原告存在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损失，我厂亦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由于原告追溯事由年代久远，已远远超出法定2年的企业档案保存期限，加之我厂用工人员众多，因此，对于原告在我厂处提供劳务的时间我厂无从查起。但根据原告自述的用工起始时间、用工主体更迭情况，以及我厂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应予驳回。1、原告称其1998年6月10日到我厂工作，但有证据显示，2003年11月28日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为身为其员工的原告申请了信通卡，作为工资发放账户。这说明，即便如原告所称其之前在我厂工作，但其至少在2003年11月28日已经不是我厂员工。按照当时劳动争议仲裁六十日的时效，其向我厂主张社会保险责任的期限最晚只能计算至2004年1月28日。2、原告称“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又找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让原告与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如前所述，我厂与第二被告签订《劳务用工协议》是在2005年8月1日。因此，原告应从2005年8月1日起的六十日内，向前一用人单位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主张社会保险责任。3、原告与最后用人单位第二被告之间的劳动保险争议，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第二被告为其开始缴纳社会保险之日起。
综上所述，我厂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我厂员工，我厂不应当承担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险损失赔偿责任，原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并非失业，无权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且其诉讼请求己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海桥公司辩称：
一、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起诉。1、原告以劳动争议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原告出生于1963年5月15日，已经达到50周岁，根据法律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达到国家退休年龄，即原告现己经不属于劳动者的身份。2、原告向昌平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争议纠纷，已被仲裁委因“达到50周岁，不属于劳动争议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起诉。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己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因2001年2月5日至2008年10月31日未交纳劳动保险的赔偿金及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费，而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而第二被告自2008年以后到原告退休之时一直给原告交纳五项社会保险，原告现起诉要求被告承担未缴纳社保的责任，已超过了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
三、第二被告在2008年之前不属于法律上和政策强制要求缴纳五项社会保险的主体单位。1、根据京劳社养发（2001）125号第二条“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城镇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具有本市或外埠农村户口的劳动者（简称：农民工），应当依法参加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及《失业保险条例》第二条“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交纳失业保险费”，而第二被告只是北七家曹碾村的村民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农村（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81号）成立的乡村民营企业，不属于法律强制规定任何一个需缴纳社保的单位，“城镇私营企业”是指为注册地点在城镇，非农村，设立的私营企业。而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才强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法不溯及既往，故第二被告在2008年之前即使未给原告交纳养老及失业险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2、第二被告2008年之前曾经多次向昌平区社保局咨询社保业务，答复为根据双方的约定缴纳保险，区社保局没有强制性规定，且事实上第二被告前往昌平区社保局在给原告办理医疗、工伤保险时，区社保局也未提出异议，未要求被告给原告交纳其他保险。交纳社保政策变动非常大，在2008年之前政策并未强制要求企业缴纳五项社会保险，第二被告一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依约交纳了原告的医疗、工伤险，故在2008年前第二被告未给原告交纳养老，失业保险并未违反政策要求，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且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的诉讼请求，判决第二被告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
王金兰为农业户口。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中药三厂于1998年变更名称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三厂”，于1999年更名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三厂”，于2000年并入“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其在昌平区北七家镇八仙庄村设立有北分厂。北京市海宏兴旺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4月20日成立，于2005年3月17日更名为北京市曹碾兴旺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9月3日更名为海桥公司。
王金兰称其于1998年6月16日经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中药三厂招聘入职，岗位为制剂员，工作地点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八仙庄村的制药工厂，一直工作至2013年5月5日；期间应同仁堂制药厂要求于2007年1月1日与北京市曹碾兴旺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曹碾兴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于2008年与海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海桥公司于2008年11月起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5月5日，同仁堂制药厂和海桥公司将其辞退，故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社保补偿。为证明其主张，王金兰提交了以下书面证据：1、2007年7月1日其与曹碾兴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07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王金兰同意受曹碾兴旺公司派遣至同仁堂制药厂北分厂从事制药生产工作。2、2010年1月1日、2012年1月1日其与海桥公司签订的2份《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分别为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5月5日。王金兰同意受海桥公司派遣至同仁堂制药厂北分厂从事制药生产工作。3、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其上显示王金兰的工作单位为海桥公司。王金兰还申请证人柳×出庭作证。柳×当庭出示了操作证、出入证。出入证显示日期为1998年2月13日，盖有“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中药三厂保卫科”的印章；操作证显示发证日期为2003年4月29日，盖有“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北分厂工装技术科”的印章。柳×出庭作证称其经同仁堂制药厂招聘自1991年6月22日入职同仁堂制药厂，王金兰于1998年入职但其不清楚王金兰经谁招聘入职，其与王金兰为同事；工资原先由同仁堂制药厂支付现金，后来发了工资卡，工作期间车间主任让其与海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后由海桥公司通过打卡支付工资；工作由车间主任安排。同仁堂制药厂和海桥公司对王金兰提交的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柳×与同仁堂制药厂和海桥公司存在劳动争议纠纷故对柳×的证言不予认可，主张王金兰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同仁堂制药厂称王金兰系经劳务派遣到同仁堂制药厂工作，能查到的最早记录为王金兰于2003年11月作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的劳务输出人员，王金兰与同仁堂不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同仁堂制药厂提供了以下证据：1、1998年至2008年期间的劳务派遣相关合同及支付劳务费的发票。2、北京市农村信用社信通卡员工集体申请书，显示委托单位名称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申请日期为2003年11月28日，其中有王金兰的名字。王金兰质证称其不是八仙庄村和曹碾村村民，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称2003年11月同仁堂制药厂将身份证收走办理了信通卡用于发工资，其不知道系由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经济合作社办理，其后与海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由海桥公司通过该卡发放工资。海桥公司对同仁堂制药厂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海桥公司称其于2008年1月1日与王金兰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后将王金兰派遣至同仁堂制药厂工作，于2008年11月开始为王金兰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5月5日王金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依法与王金兰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海桥公司主张其住所地在曹碾村、股东来自农村、设立目的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故其为乡镇企业，因此其在2008年前不需要给农民工缴纳养老和失业保险，并提交企业住所（经营场所）证明、公司章程及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予以证明。公司章程中显示公司经营范围为向各种企业输出劳务用工、劳务派遣、劳务中介、就业培训、就业信息、社区服务、种植、养殖。王金兰对海桥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足以证明海桥公司为乡镇企业。同仁堂制药厂认可海桥公司的证据及主张。
庭审中，王金兰称其在信通卡办理之前，其自同仁堂制药厂的会计处领取工资，之后通过信通卡领取工资。同仁堂制药厂称系其与劳务派遣单位结算后，由其会计代劳务派遣单位发放工资，信通卡办理之后则由劳务派遣单位通过信通卡发放工资。王金兰称其接受同仁堂制药厂车间主任的工作安排，同仁堂制药厂称劳务派遣人员由劳务派遣单位和同仁堂制药厂共同管理。
王金兰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与同仁堂制药厂、海桥公司的仲裁申请。2013年7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王金兰现年50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为由决定对其仲裁申请不予受理。王金兰对该决定不服，于法定期间诉至本院，请求同其诉称。
上述事实，有王金兰提交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证人证言、柳×的出入证和操作证，同仁堂制药厂提交的同仁堂制药厂名称变更材料、劳务派遣相关合同及发票、北京市农村信用社信通卡员工集体申请书，海桥公司提交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证明、章程、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王金兰要求支付1999年6月1日之前养老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柳×出庭作证出示了操作证、出入证，显示其于1998年已在同仁堂制药厂工作，虽柳×与同仁堂制药厂、海桥公司存在劳动争议纠纷，但该事实不足以推翻柳×的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柳×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认定王金兰于1998年即开始在同仁堂制药厂工作。同仁堂制药厂称王金兰系经劳务派遣至同仁堂制药厂提供劳务，但其仅提交了劳务派遣相关合同，未提交与合同相对应的劳务派遣人员名单，故根据同仁堂制药厂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王金兰系属于被劳务派遣人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王金兰从事同仁堂制药厂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接受同仁堂制药厂的管理，王金兰提供的劳动是同仁堂制药厂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未有证据证明王金兰系被劳务派遣至同仁堂制药厂工作，因此，本院认定王金兰在与海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前与同仁堂制药厂存在劳动关系。海桥公司辩称其为乡镇企业，故可以不为王金兰缴纳社会保险，但仅凭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为乡镇企业，故对海桥公司的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各方陈述，本院认定王金兰于2007年1月1日与海桥公司开始建立劳动关系，故同仁堂制药厂在2007年1月1日前负有为王金兰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海桥公司在2007年1月1日后负有为王金兰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现王金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其要求支付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金兰为农业户口，因同仁堂制药厂和海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造成王金兰产生养老保险损失，对此同仁堂制药厂和海桥公司应各自承担其相应赔偿责任。关于同仁堂制药厂和海桥公司辩称王金兰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强制性义务，因其未依法履行该义务造成王金兰在退休后无法享受其应得养老保险待遇，故王金兰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金兰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六年十二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八千一百元四角六分；
二、被告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金兰二○○七年一月至二○○八年十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二千九百六十二元；
三、驳回原告王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被告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被告北京海桥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案件上诉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案件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邓徐娟
人民陪审员 屈宝玲
人民陪审员 梁 建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