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77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招伟忠，男，汉族，1974年6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招雪金，女，汉族，1977年6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杰龙，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城区富仕针织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泰华路南侧*座*楼。经营者：黄玉玲，女，汉族，1964年4月20日出生，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基，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赢纺泰布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博涌社区博美新区兴裕路15号弛宏大楼一楼101号地铺。法定代表人：廖贤新。上诉人招伟忠、招雪金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富仕针织厂（以下简称富仕厂）、东莞市赢纺泰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纺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招伟忠、招雪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用由富仕厂、赢纺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及庭审中各方的陈述可知，招伟忠一直系赢纺泰公司的员工，因公司工作安排需要一直派驻在佛山的办事处（赢纺泰公司未注册前，对外称为胜利布行，后公司注册后则对外称为赢纺泰布行），代表公司进行收货、付款、对账等，其与富仕厂（富仕厂先前未注册时，名叫富恒针织厂）之间的买卖行为同样系代表赢纺泰公司履行相关职责的行为，故本案涉案合同的合同双方系富仕厂与赢纺泰公司，而非招伟忠。另外，招雪金与本案毫无关系，其对本案涉案买卖合同完全不知情，也从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招伟忠与富仕厂之间发生的收货、对账及付款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所欠货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从本案相关证据显示，赢纺泰公司系本案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从本案的相关对账单及欠条等证据的抬头及签名确认显示，合同双方分别为富仕厂与赢纺泰公司，而招伟忠作为赢纺泰公司佛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其代表公司与富仕厂进行买卖行为，并代公司进行订货、收货，对账及付款，富仕厂对此系明确知悉的，否则其亦不会在前后的对账单及欠条中写明相关企业名称抬头，对账单中的签名确认也写明“赢纺泰招伟忠”、“富仕厂黄立豪”等字样。另外，从招伟忠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其个人银行流水也充分显示，事实上其货款及部分工资收取确实系通过赢纺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廖贤新个人银行账户划拨至招伟忠账户，后相关货款再由招伟忠代替公司支付给富仕厂相关负责人黄立豪的。据此，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及证据，认定招伟忠与富仕厂进行订货、对账、付款的行为属于代表赢纺泰公司所从事的相关买卖行为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另外，富仕厂明知招伟忠的货物全是以赢纺泰公司的名义订货、对账、付款的，并清楚知悉招伟忠本身并未从事经营买卖布匹生意，也从未开设档口进行相关货物买卖的事实；且目前富仕厂出售给赢纺泰公司的部分货物仍在赢纺泰公司仓库，赢纺泰公司亦明确承认招伟忠为其员工，招伟忠与富仕厂进行订货、对账、付款等行为系代表公司，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即其才系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方，并明确表明同意清偿拖欠的货款或以原先货物退还富仕厂。据此，本案涉案合同的实际合同相对方为赢纺泰公司与富仕厂。三、出于公平正义原则，不应当由招伟忠及招雪金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赢纺泰公司已明确确认并表示招伟忠为其派驻在佛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其与富仕厂之间的相关买卖行为系代表其公司进行的，其履行的仅是工作职责，而非个人买卖行为，且赢纺泰公司亦明确表示其确认货款数额无误，并愿意承担偿还货款责任的前提下，招伟忠仅为赢纺泰公司的业务员，每月领取工资，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方及受益方，若因其代表公司进行买卖行为（包括订货、对账、付款）即要求其承担偿还货款责任，并将该债务归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招雪金承担连带责任，显失公平，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故为了维护公平正义，本案不应当认定招伟忠在涉案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所拖欠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招雪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倍计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富仕厂要求给付逾期付款利息，而非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是关于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规定，故招伟忠、招雪金认为计付利息时一审法院不应适用违约金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富仕厂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赢纺泰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富仕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招伟忠向富仕厂给付货款117177元，并给付以11717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人民币贷款1.5倍利率计算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招伟忠、招雪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6日，招伟忠向富仕厂出具一份欠条，主要内容为：今赢纺泰布行招伟忠欠富仕针织厂黄立豪至2015年9月8日止尚欠40D健康布货款人民币142177元。招伟忠注明欠款人为赢纺泰招伟忠。上述欠条下方另载明货款的还款计划为2015年11月底还款15000元，从12月开始每月月底还款10000元直至所欠货款还清为止；招伟忠注明经手人为赢纺泰招伟忠。富仕厂持有四份名为“富恒——胜利”的对账单，该些对账单下方载明对账人为“富恒针织厂黄立豪”，招伟忠在“胜利布行”签名处手写“确认以上金额正确”、“确认以上货款金额”等并签名确认。富仕厂另持有一份名为“富仕——赢纺泰布行”的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货款发生的时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列明：11月6日欠40D健康布货款142177元、11月30日赢纺还款15000元、1月8日还款5000元、1月15日还款3000元。招伟忠于2016年1月21日在上述对账单下方手写注明“到2016年1月21日为止实欠富仕织厂黄立豪119177元”并签名确认。在交易过程中，招伟忠曾以其个人账户向富仕厂相关负责人之一黄立豪名下账户转账汇款。案件诉讼过程中，富仕厂确认招伟忠在案件诉讼前还款2000元，现尚欠货款117177元。另查明：赢纺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廖贤新，该公司登记成立的时间为2015年6月2日；2016年6月25日赢纺泰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贵院受理的富仕厂诉招伟忠一案，该货款的收货人是我公司。我公司与富仕厂自2015年以来一直有业务往来，共购买了富仕厂78万多元的布匹，已支付了67万多元，尚欠其117177元。庭审过程中，经法庭询问，富仕厂表示在交易过程中，招伟忠并无向其披露系代表赢纺泰公司进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招伟忠与被告招雪金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1999年12月18日登记结婚至今。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为买卖合同纠纷。对于涉案交易尚欠的货款数额117177元，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招伟忠是否系根据赢纺泰公司的授权代表赢纺泰公司从事涉案交易？对于涉案交易所欠的货款，招伟忠、招雪金、赢纺泰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法院确认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富仕厂主张其从未与赢纺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胜利布行”、“赢纺泰布行”系招伟忠在交易过程中使用的名称，招伟忠亦以其个人名义支付涉案交易的部分货款，而招伟忠亦从未向富仕厂披露赢纺泰公司的存在，故认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为招伟忠，招伟忠应对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对此，招伟忠、招雪金、赢纺泰公司提出招伟忠系赢纺泰公司员工，招伟忠所进行的涉案交易行为是代表赢纺泰公司所行使的职务行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为赢纺泰公司等抗辩。因双方就涉案交易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双方对交易的主体产生争议，故应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陈述进行判断。首先，根据富仕厂提供的相关对账单，可证实招伟忠最早系于2014年4月即开始以“胜利布行”的名义与富仕厂发生交易关系，而赢纺泰公司系于2015年6月才登记成立，招伟忠、招雪金、赢纺泰公司所述“胜利布行”为赢纺泰公司登记成立前所用的名称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根据招伟忠、招雪金、赢纺泰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招伟忠系2016年1月1日才与赢纺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除此之外，招伟忠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实涉案交易发生时其系赢纺泰公司或“胜利布行”的员工、其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系职务行为；再者，从涉案对账单、欠条的内容分析，招伟忠系以个人名义或“赢纺泰布行招伟忠”的结欠，应认定招伟忠进行涉案交易属个人行为；况且，招伟忠、招雪金、赢纺泰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招伟忠在进行涉案交易行为时有向富仕厂出具赢纺泰公司或“胜利布行”的授权委托书，由此可见富仕厂基于对招伟忠的信任与其发生交易，符合常理。根据上述分析，本案招伟忠、招雪金、赢纺泰公司的相关抗辩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富仕厂主张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为招伟忠，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双方确认尚未支付的涉案货款的事实，富仕厂主张招伟忠支付涉案货款117177元，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拖欠货款的利息，富仕厂系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人民币贷款利率的1.5倍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招雪金的责任问题。因涉案债务发生在招伟忠、招雪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招伟忠、招雪金未举证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例外情形和其他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别情形，故法院认定案涉债务系招伟忠、招雪金夫妻共同债务，招伟忠、招雪金应共同偿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招伟忠、招雪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富仕厂支付货款11717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117177元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64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22元，由招伟忠、招雪金共同负担。二审阶段，招伟忠、招雪金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招伟忠中国建设银行卡从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6日的银行卡流水，拟证明招伟忠作为赢纺泰公司的员工，每月工资大约5000元左右，工资发放除了现金发放外，部分是通过赢纺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贤新个人的尾号为620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给招伟忠个人的建设银行账户进行发放的，且赢纺泰公司支付给富仕厂的相关货款也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廖贤新的相同账户转账给招伟忠个人的建设银行账户，再由招伟忠个人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给黄立豪银行账户进行支付相关货款的；2.赢纺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廖贤新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复印件，拟证明该银行卡系赢纺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贤新所开具，并一直用于赢纺泰公司发放部分工资及支付相关货款。富仕厂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条件，且该证据恰好是证明买卖过程中的相对人是招伟忠，如真为招伟忠声称的合同的相对人为赢纺泰公司，应该由赢纺泰公司直接打款给富仕厂经营者，而不需要通过廖贤新打款给招伟忠，再由招伟忠打款给黄立豪。银行流水单亦只证明了廖贤新与招伟忠的资金往来，而不能证明资金的性质，有可能是招伟忠向廖贤新借贷用于支付黄立豪的货款。富仕厂、赢纺泰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赢纺泰公司亦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富仕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诉讼过程中，经法院释明，富仕厂明确表示知晓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不要求赢纺泰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招伟忠、招雪金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招伟忠与富仕厂之间的交易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招伟忠、招雪金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及相关的利息应如何计算。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招伟忠与富仕厂之间的交易是否属于代表赢纺泰公司职务行为。招伟忠为证明其是代赢纺泰公司履行交易行为提供了与赢纺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赢纺泰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赢纺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廖贤新及招伟忠的工作名片及赢纺泰公司2016年1-7月员工工资表、招伟忠中国建设银行卡从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6日的银行卡流水、廖贤新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复印件作为证据，上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招伟忠是赢纺泰公司公司的员工，其与富仕厂之间的交易属于代表赢纺泰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招伟忠的该项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招伟忠、招雪金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招伟忠虽为赢纺泰公司员工，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在与富仕厂的交易过程中曾就其是代表赢纺泰公司进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对富仕厂进行披露，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招伟忠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现富仕厂明确主张招伟忠为其选定的相对人，招伟忠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支付责任。因招伟忠为职务行为，故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招雪金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利息应如何计算。富仕厂与招伟忠、赢纺泰公司并无书面的买卖合同或就违约行为约定利息或违约金，但富仕厂诉请的利息是基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迟延交付货款而产生的，其实质就是要求合同的相对方就违约行为而支付违约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富仕厂的主张于法有据，且未超出法律规定，应得到支持，招伟忠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招伟忠、招雪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517号民事判决为：招伟忠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禅城区富仕针织厂支付货款11717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117177元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佛山市禅城区富仕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减半收取为1322元，由佛山市禅城区富仕针织厂负担661元，招伟忠负担6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4元，由佛山市禅城区富仕针织厂负担1322元，招伟忠负担13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代理审判员  蒋 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易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