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行申35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旭，男，194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显英，女，195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梁旭之妻。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御书，女，197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梁旭之女。李显英、梁御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旭，基本情况同上。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衡南县四大家机关院。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再审申请人梁旭、李显英、梁御书因诉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衡南县政府）不履行支付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利息行政义务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6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晓滨、审判员张艳、审判员李纬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梁旭等3人以衡南县政府拒绝履行书面承诺义务，支付存款利息，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衡南县政府支付其存款的法定利�，赔偿违约金。一审法院查明：1997年10月至1999年2月，梁旭、李显英、梁御书及梁旭之亡母屈云先后在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共计存款223200元，其中梁旭11000元，李显英32200元，梁御书103900元，屈云761**元，除屈云697**元存期为三年外，其余存款存期均为二年。1999年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1999）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1999]3号通知），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处理、风险自担、稳步推进的原则”，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彻底清理整顿，以确保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1999年4月2日，湖南省委办公厅下达湘办发电（1999）27号《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以下简称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在强调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要求积极兑付,对不能按时兑付的,由当地政府作出书面承诺,偿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1999年4月8日，被告衡南县政府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该通告第四条规定，坚决保护存款户的合法权益，对个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待清理整顿结束后，由政府负责组织兑付，并承诺储户的本金和法定利率不受一分一厘的损失。2009年1月15日，梁旭等3人兑付完所有本金后，要求衡南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其支付存款利息未果。2014年10月2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衡南县政府支付梁旭等3人存入衡南县农村基金会定期存款11.73万元应得关账前国家法定利息23863.80元，并赔偿违约金19310.60元。该院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衡中法立不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受�；梁旭等3人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1月12日，省高院作出（2014）湘高法立行终字第4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该院2014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案件审理期间，梁旭等3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利息45637元，违约金36899元；2015年3月3日该院作出（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认为梁旭等3人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梁旭等3人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日作出（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11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指令继续审理。另查明，屈云系梁旭、梁祚兰兄妹之母，已于2003年8月18日去世；梁旭经衡阳市公证处公证证明系屈云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梁旭之妹梁祚兰已承诺放弃其母屈云涉案遗产的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我国1999年实行对农村合作基金会、互助储金会和供销社股金服务部进行清理整顿后遗留的问题。对该类纠纷的处理依据，主要是国办发（1999）3号通知、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处理、风险自担、稳步推进的原则”，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彻底清理整顿，以确保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上述两个联合通知尤其强调了对于农户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应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也即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梁旭等3人在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兑付完结后，向人民法院诉请衡南县政府支付其存款利息、违约金97286元。理由是衡南县政府在1999年4月8日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中，作出了“储户的本金和法定利率�受一分一厘的损失”的承诺，所以衡南县政府应当给付梁旭等3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梁旭等3人系原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储户，其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如果单从衡南县政府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的形式看，梁旭等3人的请求并无不当；但是，从《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的内容和国办发（1999）3号通知、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的原则规定看，梁旭等3人的主张是于法无据的。国办发（1999）3号通知、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衡南县政府根据国务院、省政府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兑付储户存款，并未获得给储户兑付存款及利息的授权，事实上衡南县政府也不是涉案存款的吸收人和管理者，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衡南县政府没有向梁旭等3人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义务。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决定了农户（储户）与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国办发（1999）3号通知、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也明确了这一原则。因此，梁旭等3人诉请衡南县政府履行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衡南县政府关于其没有支付存款利息的义务，也未侵犯合法权益，不存在行政赔偿义务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信。遂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6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梁旭、李显英、梁御书要求衡南县政府履行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梁旭等3人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确认外，另查明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盘关闭后，通过清产核资属严重亏损状况，无力承担股金利息。二审法院以与一审判决基本相同的理由，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5）湖高法行终字第61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梁旭等3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衡阳县政府支付存款的法定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为：根据《衡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第四条有关“坚决保护存款户的合法权益。对个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待清理整顿结束后，由政府负责组织兑付，并承诺储户的本金和法定利率不受一分一厘损失”的规定，衡南县政府应当履行支付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的法定利息，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明显�法，理应撤销。本院认为：衡南县政府是否具有支付利息的义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根据国办发（1999）3号通知、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衡南县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负有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衡南县政府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和省政府的通知要求，对个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进行清理整顿和组织兑付。其次，农村合作基金会是涉案存款的吸收人和管理者，根据其性质、组织形式及上述国办发（1999）3号通知和湘办发电（1999）27号通知精神，农户（储户）与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盘关闭后，通过清产核资属严重亏损状况，无力承担股金利息。在衡南县政府组织、协调下，再审申请人梁旭等3人已于2009年底已兑�了所有存款本金。从文件规定和债务性质看，梁旭等3人要求衡南县政府履行支付存款利息、赔偿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梁旭等3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梁旭、李显英、梁御书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晓滨审判员  张 艳审判员  李纬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