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7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高应林，男，1963年7月2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重庆市垫汀县人，农村居民，住重庆市垫汀县，现住文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文、罗家燕，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一审被告）：邓贵花，女，1973年2月27日生，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西畴县人，城镇居民，住西畴县，现住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启清、吴卫华，云南壮乡苗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高应林上诉人邓贵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应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书》，重新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至始至终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是转化的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给上诉人的《欠条、收条》，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交付的第一笔资金113000元的时间是2013年6月13日。而被上诉人与刘兴国签订《居间协议》的时间也是2013年6月13日。不可能说刘兴国当天签署了协议，当天就反悔不做，然后上诉人当天就马上凑出113000元顶替刘兴国。在一审庭审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也可以知道，上诉人仅仅是作为居间人。事实上也是被上诉人因为缺乏资金投资项目，于是向上诉人借款，所以被上诉人写的是《欠条、收条》，表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了借了相应的资金且己经收到资金，借贷关系在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出借的第一笔资金时起就已经成立。之后，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5月19日、2014年7月29日向上诉人出具亲笔签名按印的《欠款承诺保证书》和《承诺书》，在两份书证中，被上诉人都认可是于2013年6月向上诉人借款，而非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抗辩的是上诉人垫资。由此可以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系项目合同金转化，属于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属于采信证据错误。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其银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报告》、被告自行记录的退款情况、上诉人高应林银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报告》。针对这三份证据，从被上诉人自己银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报告》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13日和2014年6月16日通过账户转支，向上诉人归还50000元(一审中上诉人认可70000元，是因为在一审庭审中才看到被上诉人这份证据，仓促中没有注意到2014年1月24日的20000元的一笔是上诉人转存给被上诉人的，不是被上诉人还款)。可知，从被上诉人自己的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确定，被上诉人己归还的款项为50000元。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其自行记录的退款情况，该份证据系被上诉人自己单方记录，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的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因为上诉人与周愿洪在2015年3月23日发生民间借贷纠纷时，当时被上诉人未能偿还上诉人借款，故被上诉人自愿参与了上诉人与周愿洪的案子，并自愿替上诉人支付了律师费。在参与该案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得知了上诉人的银行流水情况，并在上诉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进行记录。被上诉人私下记录了上诉人的银行流水，制作了所谓的”退款情况”，然后再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上诉人的银行账户明细，自然能够对应起来。根据被上诉人的自行证录，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至12月归还了上诉人90000元;于2014年1月至6月归还了上诉人150000元，但是，被上诉人在2014年5月19日向上诉人出具《欠款承诺保证书》和在2014年7月29日出具《承诺书》时，都没有提到已经归还二十多万元的事情。也就是说，根据《欠款承诺保证书》和《承诺书》，被上诉人都认可没有归还上诉人本金；到2015年1月21日，双方结算时，被上诉人再次书写《借条》，承诺在2015年6月13日前归还上诉人440000元，该笔440000元是根据之前的欠款情况结算得出的。如果被上诉人真如其记录的一样，己经归还了上诉人240000元，如何还会向上诉人出具《欠款承诺保证书》、《承诺书》、《借条》，承诺按照最初的借款承担全额赔款责任?如何还能结算出440000元的欠款？被上诉人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如何会做这样不合常理的事情?由此足可以说明，被上诉人自行记录的退款情况并不真实，一审法院未审查被上诉人退款情况来源的前因后果，以及被上诉人出具的数份亲笔书证，错误采信被上诉人的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一审法院从2014年5月19日起开始计算利息，属于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在本上诉状第一点己经阐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是民间借贷关系，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第一笔资金113000元时起，双方的借贷关系就己经成立。被上诉人在2013年6月20日出具的《欠条、收条》中就明确写到:”收款人愿意连本带利进行偿还，利息从2013年6月13日起每月为10000元。”在《欠款承诺保证书》中，被上诉人也承认”此款从2013年6月13日至7月13日1个月利息1万元未付，之后每月利息为贰万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认可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并承诺从2013年6月13日起开始还息。一审法院错误地从2014年5月19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自愿承诺支付上诉人居间费，属于被上诉人的意思自治，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支付。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属于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2013年6月20日出具的《欠条、收条》中自愿承诺:”以上所有款项，收款人除利息外，按照2013年6月13日邓贵花与刘兴国居间协议等约定总欠高应林306000元。”说明306000元里，除了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本金193000元，另外的113000元，是被上诉人自愿承诺支付给上诉人的居间费，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上诉人己经按约定促成了被上诉人与刘兴国的合作，故被上诉人应按其自已做出的承诺，向上诉人支付居间费113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是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因为曾经参与上诉人与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从而得知了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因而自行制造了所谓的退款情况，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该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本人的银行账户明细，其实际己归还的款项为50000元，对于剩余的本息，应继续偿还。一审法院从2014年5月19日才开始计算利息，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自愿承诺支付上诉人居间费，上诉人也促成了被上诉人与刘兴国的居间协议，被上诉人应践行承诺，向上诉人支付居间费，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认定错误。恳请上级人民法院重新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邓贵花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民事起诉状》已载明11.3万元系“原告先行垫付公租保障工程项目图纸、资料及合同金”，《欠条、收条》也载明“今收到高应林交来合同定金8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欠条、收条》其性质依法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后期所谓的机打《欠款承诺书》、《承诺书》中提到“借款”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先打印好内容与被上诉人书写的上诉人实收19.3万元的事实相互矛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书》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被上诉人自己的诉求“被告除应支付的利息外，按与刘兴国签订居间协议的约定支付原告30·6万元”同样证实了本案不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与刘兴国签订的《居间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不存在需要支付上诉人30.6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证据2015年1月21日的《借条》，被上诉人依法并未履行出借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44万元借贷关系根本不成立。本案属合同纠纷(含合伙、委托)，上诉人应当退还的合同金19.3万已全部退还。事实上，上诉人原与刘兴国签订《居间协议》，后因刘兴国不愿履行《居间协议》，而被上诉人愿意来做该项目，就垫付了相关需要的款项，之后项目进展不顺利，被上诉人要求退其款项，上诉人已全部退还该19.3万元。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存款的方式已累计退还被上诉人合同金20万元，分别是2013年8月13日现金存款14000元、8月21日现金存款6000元、9月11日现金存款10000元、10月12日现金存款20000元、11月13日现金存款20000元、12月13日现金存款20000元，2014年1月13日转账30000元、3月10日现金存款80000元、6月16日转账20000元，共计22万元(1月24日原告转给被告2万元。所以，被告共退还原告20万元)一审认定上诉人只退还被上诉人100000元是事实认定错误。(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己认定“本金”为193000元，在第8页反而把“本金”变为252000元，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不论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同关系，“本金”就是“本金”，“利息”就是“利息”，怎么可能“本金”还变来变去的?综上所述，本案从被上诉人诉状、证据到上诉人的答辩和证据，都表明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因项目进展不顺利需要退还被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已多多有余的退还，谨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高应林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44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间，被告因文山州丘北县笔架山公租保障房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公租保障工程项目）张正才标段工程图纸、资料及合同金的垫资找到原告，让原告先行垫付公租保障工程项目图纸、资料及合同金113000元，并承诺该工程中标后由被告双倍向原告赔偿。原告2013年6月13日以现金形式向被告交付公租保障工程项目图纸、资料及合同金等费用113000元。之后，被告又向原告借款8万元，原告于2013年6月19日、2013年6月23日分两次向被告农业银行卡号：62262×××860000元、30000元，自此，原告共计提供被告的金额为193000元。2016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收条》一份，对收到的借款193000元签字确认。约定借款利息为10000元每月，从2013年6月13日起计算。2014年5月19日，因双方约定的工程停工，双方就之前约定的合同金193000元变更为借款并由被告邓贵花签写了欠款承诺保证书，约定该款从2013年6月13日至7月13日一个月利息为10000元未付外，之后每月利息20000元，保证在2014年7月13日还清该款及利息等约定。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因被告未按约定还款本息，双方再次协商后由被告邓贵花签写了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10月29日还清借款200000元及约定的资金占用费等。承诺的时间届满后，被告仍未按约定还款本息，原告于2015年1月21日找到被告，要求原告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合并成一张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应林人民币肆拾肆万元，定于春节前支付肆万元，其余肆拾万元在2015年6月13日还清。”期间被告邓贵花通过原告高应林银行账号尾号为0769的账户分别于2013年8月13日至2013年12月13日共计存入该账户90000元，于2014年3月12日存入该账户80000元，被告邓贵花共存入原告高应林账户170000元。被告邓贵花分别于2014年1月13日、2014年1月24日、2014年6月16日从原告高应林账户转支共计70000元。现因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高应林于2016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公民之间、公民与金融机构之间借款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且最初双方是约定为项目合同金，但是，在双方约定的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双方已经协商将原告交付的合同金193000元约定变更为借款并约定了利息，属于双方自愿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已经形成了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方主张双方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方关于双方不属民间借贷关系的辩解没有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中的第二个焦点即借款如何赔还的问题。首先，借款本金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高应林以被告邓贵花于2015年1月21日签写借条载明的金额440000元主张本案的借款本金为440000元，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原告高应林仅列举《借条》，因该《借条》载明的金额与其列举的其他证据相矛盾，与庭审中查明的双方认可的实际交付金额193000元的事实相矛盾。而庭审中原告高应林陈述该笔借款金额来源于实际交付的193000元加《居间协议》约定的113000元加按月利息10000元从2013年6月13日至2015年6月13日两年的利息再扣减原告高应林认可被告已经赔还的56000元，共计490000元，原告自愿让出50000元。但该陈述与被告方于2014年5月19日签的保证书上载明的金额相矛盾，同时，原告高应林也无证据证实原欠条、收条约定的双倍给付条件已经成就，故该主张不能成立。而事实上440000元应该是2014年5月19日被告在保证书中认可的借款金额200000元加上两年的利息240000元。而该结算方式与法律规定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应以原告高应林实际交付的193000元为借款本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告邓贵花于2014年5月19日被告在保证书中认可的借款金额200000元属于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双方约定的前期借款利息为7000元，未超过法定的年利率24%，故本案中的借款本金依法应认定为200000元。其次，本案中的借款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方按月利息10000元计算利息，因该约定利率超过法定利率，根据如上法律规定，应以年利率24%即月利率2%确定。本案中的利息应从2014年5月1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5年6月13日止。即13个月，每月4000元，该笔利息双方已经约定并入本金并出具了借条，综上所述，本案最终确定的借款本金为252000元，根据双方约定利息并入本金后未约定利息，诉讼过程中原告也未主张利息，故本案中，被告应归还原告借款金额为252000元再扣减被告邓贵花已经归还的100000元，现被告邓贵花应该归还原告高应林借款人民币152000元。关于本案被告方辩解无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高应林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有部分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邓贵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高应林借款152000元；驳回原告高应林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过程中，双方对以下事实无异议：2013年6月13日，被告因文山州丘北县笔架山公租保障房工程项目张正才标段工程图纸、资料及合同金的垫资找到原告，让原告垫付113000元，并承诺该工程中标后由被告双倍向原告赔偿。之后，被告又以“定金”名义向原告借款8万元，原告于2013年6月19日、2013年6月23日分两次向被告农业银行卡转款50000元、30000元，至此，原告共提供给被告193000元。2016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收条》一份，对收到的借款193000元签字确认，并约定借款利息为10000元每月，从2013年6月13日起计算。2014年5月19日，双方就之前的193000元借款由邓贵花签欠款承诺保证书，约定该款从2013年6月13日至7月13日一个月利息10000元未付外，以后每月利息为20000元，保证在2014年7月13日还清该款及利息。之后双方再次协商后由被告邓贵花签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10月29日还清借款200000元及约定的资金占用费等。2015年1月21日，原、被告协商结算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合并为一张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应林人民币肆拾肆万元，定于春节前支付肆万元，其余肆拾万元在2015年6月13日还清。”2014年1月13日和2014年6月16日邓贵花通过银行账户付给高应林30000元和20000元。对双方无异议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上诉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同关系；邓贵花欠高应林多少钱。
高应林认为双方是借贷关系，邓贵花因为缺乏资金投资项目，于是向高应林借款，所以邓贵花写的是《欠条、收条》，表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了借了相应的资金且己经收到，借贷关系在邓贵花收到出借的第一笔资金时起就已经成立。之后，邓贵花分别于2014年5月19日、2014年7月29日向高应林出具亲笔签名按印的《欠款承诺保证书》和《承诺书》，在两份书证中，邓贵花都认可是2013年6月13日向上诉人借款。对欠款金额高应林认为是440000元，邓贵花已还款50000元，一审法院计算利息时间错误。
邓贵花则认为双方不是借贷关系，是合同关系，《欠条、收条》其性质依法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后期的机打《欠款承诺书》、《承诺书》中提到“借款”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先打印好内容与邓贵花书写的实收高应林19.3万元的事实相互矛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本案属合同纠纷，应当退还的合同金19.3万元已通过银行全部退还，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高应林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高应林提供邓贵花2013年6月20日书写的《欠条、收条》载明，2013年6月13日邓贵花收到高应林交来张正才标段工程图纸、资料及合同金113000元，并承诺该工程中标后双倍赔偿；2013年6月19日和6月23日，邓贵花又分别收到高应林名为“定金”的50000元和30000元借款，以上共计193000元，邓贵花承诺愿意连本带利进行赔还，利息从2013年6月13日起每月10000元，以上所有款项，收款人除利息外，按照邓贵花与刘兴国2013年6月13日居间协议约定，总欠高应林306000元。从以上可以看出，该证据既将193000元约定为合同金和定金，又约定了利息；2014年5月19日邓贵花签字的欠款承诺保证书，已将2013年6月20日写的《欠条、收条》的193000元明确为借款，并将2013年7月13日后每个月的利息约定为20000元；2014年7月29日在见证人见证下邓贵花签承诺书，再次确认该款为借款。综上可以确认，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邓贵花欠高应林本金为193000元，2014年1月13日和2014年6月16日邓贵花通过银行账户还给高应林30000元和20000元。邓贵花一审和上诉称已通过银行全部还清欠款，其除提供自己书写的记录外，无银行存款回执和小票印证，并与其自己签字认可的《欠款承诺保证书》和《承诺书》、《借条》相悖，本院不予确认。邓贵花欠高应林借款利息如下：2013年6月13日至2013年6月19日113000×0.02÷30×6＝452元；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6月23日163000×0.02÷30×4＝434.6元；2013年6月24日至2014年1月13日193000×0.02÷30×199＝25604.6元；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6月16日189491.2×0.02÷30×152＝19201.7元；2014年6月17日至2016年8月5日188692.9×0.02÷30×778＝97868.7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高应林与邓贵花之间的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高应林已将借款提供给邓贵花，邓贵花依法应该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但是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超过法律保护部分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邓贵花上诉称双方为合同关系，并且款项已经全部还清的辩解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虽然认定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正确，但查明部分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利息计算时间错误，裁判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高应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6)云2601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
二、由邓贵花在十日内赔还高应林借款本金188692.9元，利息97868.7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邓贵花承担3000元，高应林承担950元；二由审案件受理费15800元，由邓贵花承担13800元，高应林承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建宏
审判员 吴 会
审判员 郭 琴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程子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