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申320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梁茵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园园，广东雅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凯乐会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林南坚。
再审申请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下称菜之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凯乐会餐饮有限公司（下称凯乐会公司）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终3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菜之鸟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涉案专辑承载的类电影作品的著作权来源于“四达”，为此，菜之鸟公司提供的合法出版物以及版权证明等证据，已尽举证责任。1.出版单位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明知、应知“四达”是涉案曲目的著作权人。涉案专辑壹～玖出版于1995至1997年，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以及新闻出版署于1995年8月3日下发的《关于使用统一<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的通知》【新出音(1995)1004号�（现行有效）、于1996年9月19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管理的通知》【新出音(1996)681号】（现行有效），可见，合法出版物出版中包括委托复制等环节均受到严格的行政规制，该环节中所必需的证明文件之一复制委托书，为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要式表格；著作权人的授权书这一证明文件，也是合法委托复制行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证明文件。据此，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版权证明》是基于其实际参与合法出版物的出版行为而实然知晓的事实、是基于其合法出版过程中依据法律而应当知晓的事实所做出的客观证明，故人民法院应予采信。2.对于凯乐会公司提交的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出具的《更正声明》中有关前后证明不一致的部分，即“不负责著作权归属的证明”、“如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更�声明为准”，人民法院不应采信；而应采信前后一致的部分，即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不是著作权人，仅是出版单位。（1）“不负责著作权归属的证明”并不等同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不知道客观事实，证明及声明均属于民事领域范畴，不属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行使行政职能范畴而出具的行政文书，其应当适用民事领域的“禁止反言”原则。（2）“如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更正声明为准”无证明力，如前所述，涉案专辑是合法出版物，经由正规出版单位委托复制单位复制，必然依法履行向复制单位出具“著作权人的授权书”这一法定证明文件，故如无合理解释，人民法院不应采信矛盾的《更正声明》。（3）因存在利益关系，人民法院不应采信《更正声明》。凯乐会公司提供的《更正声明》是经由音集协提供，而中国唱片总公司属于音集协理事单位，且凯乐会公司在其一审答辩状中陈述菜之鸟公司从事“集体管理行为”在全国各地向KTV场所提起诉讼，故中国唱片总公司与音集协及缴费场所存在利益关系，而中国唱片总公司与菜之鸟公司及“四达”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根据证据规则，人民法院也不应采信该《更正声明》。（4）该《更正声明》没有正面陈述“四达”不是著作权人，即没有正面推翻2015年5月19日《版权证明》。3.“四达”制作是出资“制作”，而非仅限于技术性“制作”。（1）涉案专辑出版时，行政法规尚无“制作”许可制度，通常情况下，均是出版单位自行制作音像制品，而中国唱片总公司与“四达”之间不存在委托制作关系。据此，于1994年至2001年期间，《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并未将“制作”纳入特许经营的行政许可管理。又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第十七条、1982年《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1994.10.1废止)第五条第二款、2008年《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出版单位自设立之日起就具有制作资质，因此，通常情况下，出版单位自己出资制作自己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中国唱片总公司自认其不是著作权人，其也没有向“四达”支付制作费用，故综合本案，“四达”制作是出资性制作，而非受托的技术性制作。另，凯乐会公司提供的唱工委《关于如何理解音像制品出版物上署名“制作”的说明》，暂且不论该委是否有权解释，单就其所提及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16）》，而“制作”首次出现在《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的第五条中，故其解释未能客观、全面反映历史，且唱工委证明了“制作者”享有复制权与发行权。（2）上世纪90年代，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在出版物包装的明显位置标明出版单位和著作权人，并未规定在明显位置还�时标明制作者，据此，在合法出版物上于明显位置标识的只是出版单位与著作权人，而技术性制作一般不能与该两重量级主体在明显位置以相同效果标明，属行业惯例。根据2008年《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从2008年开始，才在部门规章层级规定了技术性制作许可单位的“署名权”。（3）涉案专辑是由“四达”出资作为著作权人委托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而并非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资委托“四达”制作。首先，音像制品出版活动中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均属特许经营行业，出版单位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制作单位制作音像制品，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复制单位复制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单位向制作单位与复制单位支付酬劳，制作单位与复制单位的成果均应归属于出版单位，该两主体的“署名权”不能等同于著作权。本案中，无论是DVD载体中所承载的每个音乐电视作品，还是DVD包装上，均是在醒目位置标注了“四达音像”、“四达制作”，故在涉案音像制品及其包装上标识的“四达制作”绝非与复制单位等量齐观，而是以出资“制作”的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宣示。其次，根据1988年7月27日颁布的《国营音像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现行有效），国营音像出版单位在音像产品编辑录制过程中产生的稿酬、歌曲、剧本费用、编审费、录制费、观摩费、胶带胶片费、艺术酬劳费，以及音响产品编辑录制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外购半成品等费用开入，均列入成本。而在本案中，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的《版权证明》已明确“四达”是版权人，除确认出版物为其出版外，该出版单位从未主张过任何著作财产性权利，可见在涉案专辑的出版、制作、复制等环节中，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均未出资，不是其出资委托“四达”制作，而是“四达”出资通过出版单位行使出版权。第三，“四达”是作为著作权人依法行使出版权。在90年代，著作权人依法享有出版权，即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的权利。（二）凯乐会公司的答辩理由不成立。1.凯乐会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认为“每首MTV都是一部独立的音乐作品，都有独立的权利人”、“在确定每首KTV的制片人应根据MTV在播放时的‘出品人’或‘制片人’的署名”、“菜之鸟公司混淆音像制品上的署名和音乐作品上的署名”、“出版物上包装印刷有四达，只能证明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而不能以此署名主张音像制品中包括的上百首MTV的著作权”的辩解意见不成立。（1）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著作权人依法应当在包装上署名，故权利人可以在�个MTV上署名，而且还应当依法在包装上的醒目位置署名。（2）“四达”在每个MTV上有宣示LOGO，在包装上也有宣示，二者相互印证，并不矛盾。（3）近期，音集协在江苏地区起诉众多KTV场所，其以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为主要权属证据，该出版物上所承载的每个作品上署名的均是“运宏”【即运宏有限公司WELLBLOOMLIMITED，该公司以众多MTV的权利人身份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VOD供应商福建海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案号(2017)粤0111民初262号】而非“索尼”。因此，如果按照凯乐会公司的逻辑，每个作品视频上署名的是制片人、著作权人的话，那么“运宏”就应当是著作权人而非“索尼”，进而，江苏地区人民法院的大量判决就应均是错判。2.关于菜之鸟公司提供出版物上的圈C圈P不能表明中国唱片总公司是著作权人，因为中国唱片广�公司己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明声明自认其不是著作权人；而且圈C圈P的权利宣示不是国际惯例，只是遵循当时的法律规范性文件。3.按照凯乐会公司的逻辑，如果在出版物封套上宣示的“制作”就是著作权人的话，其所提交的出版物上所标识的“制作人”也应当是著作权人，那么一个著作权上就存在多个著作权人，该逻辑错误。（1）根据权利宣示来判断著作权人必须遵循以下规则：第一，载有权利宣示的出版物必需是合法出版物，该审判规则己由法释(2002)31号第七条所固定；结合音像制作实务，盗版者在视频上加注非法标识、加注滚动卡拉OK经营者LOGO及宣传口号等，己非技术难题，所以，非正式出版物的盗版音像制品及包装上的标识、信息等，无法体现客观真实性。第二，在均是合法出版物的基础之上，再根据出版时间来判断，出版时间在前的著作权人无需继续举证�而出版时间在后的“著作权人”则应当负进一步举证。第三，根据出版活动中的出版、制作、复制、批发、零售、进口主体是否获得许可资质的规则，以及出版物上所标识的ISRC码是否符合宣示出版时间所应当适用的该时期的ISRC规则，播放视频比对画面所显示的宣示内容以及字标、LOGO等规则，出版物印刷字体笔画切脚处是否锋利、印刷字体颜色是否纯正的规则等等，来综合判断出版物是否存在盗用出版单位名义、使用违法自编的错误的和不存在的ISRC码、是否存在盖标和剪标等盗版手法、是否存在违法加标的盗版手段。而在90年代适用旧ISRC国标时期，由于ISRC码至今无法通过ISRC中心官网查询到，再结合盗版之猖狂，故通过当时的出版单位来证明出版物的合法性、正规性是不可或缺的证明方式。（2）菜之鸟公司不仅提供了合法出版物，而且提供了出版单位的版权证明�而凯乐会公司不能提供合法出版物、不能提供其他反证，故其辩解理由不成立。（三）“四达”是涉案专辑所承载作品的著作权人，是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的首次制作者。1.“四达”是涉案专辑音像制品的首次制作者。（l）根据ISRC码等，可以判断菜之鸟公司提交的专辑是合法出版物，是最早出版发行的专辑。（2）凯乐会公司不能证明其合法出版物早于菜之鸟公司提供的合法出版物的出版时间，其提交的专辑是非法出版物，无法证明专辑真实的出版年代、真正的出版者和制作者等诸多信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四条的规定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侵权盗版的音像制品从来都不受法律保护，更遑论以此作为有证明力的证据来使用。其次，凯乐会公司对于其提交的所有出版物，均未能提供出版单位出具的属于合法出版物的书面证明，且合法出版物的出版、制作、复制、批发、零售等都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行政许可的，均属非法。而凯乐会公司提交的出版物无法证明其出版物来源于合法的出版发行销售渠道，无法证明其制作者的合法性，所标识的“继宏影视音乐制作中”、“广东省唱片有限公司”、“北京英冠文化发展公司”、“北京明瑛发展有限公司”、“领先工作室”等“制作主体”均无音像制品许可资质。况且还存在出版单位名称被盗用、ISRC编码不符合当时国标等非法情形。第三，根据在广州地区庭审质证时播放所有涉案专辑的视频(包括播放LD)情况来看，凯乐会公司所提供的视频均有“四达音像”标识。（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修正）》第三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第四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修订）》第六条、第三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年修订）》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四达”至少应当享有首次录像制作者的著作财产性权利。2.“四达”不仅仅是首次录音录像制作者，其也是著作权人，享有出资者的著作财产权。（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修正）》第三条（五）项的规定，涉案曲目为录像作品或类电影作品。对此，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已证明“四达”为出资人。涉案12张专辑中的专辑叁、肆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者码A01)出版，其他十张专辑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者码F13）出版，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版权证明》囊括了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专辑叁、肆。故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四达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去函中国唱片总公司，要求其就专辑叁、肆出具书面版权证明。基于前述利害关系，中国唱片总公司于2016年9月1日出具《证明》称SRC-A01-95-655-22/VJ6是其正式出版物；原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书记、经理等于2015年12月25日出具《证明》称：“《中国音乐电视金曲》ISRC-A01-95-655-22/V.J6系199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贵州四达出资拍摄制作27收优秀抗日歌曲音乐电视，摄制单位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制作单位贵州四达，全部资金由贵州四达出资，中唱总公司及中唱广州均未出资。”因上述证明均为补强2015年5月19日《版权证明》中所涉的专辑叁、肆的权属证明，而原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领导是针对专辑叁、肆做出的版权证明是基于“四达”实际出资、央视摄制的事实，故2015年5月19日《版权证明》应当是基于�际出资人角度而做出的针对专辑壹、贰、伍至拾贰等的权属证明。因此，作为拍摄者的“东西南北中”以及“东方时空”在作品视频上署名，符合法律规定，但该署名并不意味作品的著作权归其所有。（2）12张系列专辑中的叁、肆属重大题材，根据1982年《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以及《关于印发<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的通知(新出图(1997)860号）》第三条的规定，2015年，“四达”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专辑叁、肆进行重新出版发行，该专辑上标识“四达”为著作权人，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及其原书记、经理的《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即“四达”是著作权人、出资人。（3）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东方时空”以及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均未出资。首先，2015年5月19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版权证明》、2016年9月1日中国唱片总公司《证明》、2015年12月25日/26日原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书记、经理、总编副经理等《证明》以及2015年再版系列12张专辑中的叁、肆专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共同证明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唱片总公司没有出资，“四达”才是出资人。其次，根据1988年7月27日颁布的《国营音像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1989年1月5日颁布的《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1996年10月22日颁布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以及1990年6月20日颁布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第十一条等当时的财务制度，亦可断定中国唱片总公司及央视均未出资。第三，在涉案系列专辑出版发行后，一直是“四达�以自己的名义在打击盗版侵权。3.从历史以及审判实务的角度来看，图书、音像的出版发行属于意识形态类的言论、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的主要行使方式，故至今都属于国家行政严管领域。结合本案，涉案的系列专辑出版发行于著作权法刚刚诞生不久，封套上可见明显的历史痕迹，即国有出版单位正式出版物上标识出版单位为权利人。而无论是菜之鸟公司提供的《版权证明》还是凯乐会公司提供的《更正声明》，中国唱片总公司均不主张涉案曲目的著作权，均不否认“四达”为著作权人。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录像作品，依法均属于融合众多作者智力成果及众多参与者智力成果的“大作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影视作品及类电影作品的署名均不规范，有监制、策划、制片人、出品人、联合出品、联合摄制等多种情形，而音像制品的权利人是指�行创意、组织生产、负责投资、承担风险的人，又由于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和销售的商业化，音像制品权利人一般是法人。实务中一般认定实际投资人为权利人；以正版光盘封套和影视、类电影作品的片头、片尾中的“出品单位”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制片者”；以制作许可证作为权属判断的初步证据；且对于正版出版物，不得以当事人未提供词曲作者、表演者的授权或转让协议为由，直接否定权利人身份。此处的音像制品，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以独创性程度来区别于独创性高的类电影作品的录音录像制品，而是行政管制中出版实务中的对象，是类电影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统称。参看菜之鸟公司提供的专辑伍，封套上版号（现行ISRC不承担旧国标中ISEC所承担的版号功能，现行音像出版物上以ISBN版号标称承载曲目的出版物，以ISRC码标识类电影作品或录音录像�品）ISRCCN-F13-96-347-OO/V.J6显示出：该专辑伍是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F13)在1996年出版的，其所承载的《好人一生平安》等，无论是类电影作品，还是录音录像制品，通过曲目ISRC可知，多为1995年出版过的曲目。因此，承载多个曲目的音像制品，每个曲目可以单独使用，且整体并不体现独创性，依法不属于汇编作品，故凯乐会公司等卡拉OK场所辩解的“四达”制作的专辑是“汇编性质”，毫无理据。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即现行著作权法的类电影作品），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其价值亦通过传播得以体现，故著作权不仅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也保护作品的传播者的权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修正）》第二十八条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来看，法律所保护的传播者即领接权人，均是贡献财力、助力优秀作品传播的单位�其中出版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均是特许经营行业且不得混业，均应分别具有诸如《音像制品出版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影视制作经营许可证》，没有所属特种行业的经营许可证，何谈传播作品的合法性，何谈通过传播作品获得的传播者著作领接权（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据此可知，凯乐会公司所提出的在作品视频上署名的其他单位的情形，如果该署名者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不能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录影录像制作者。而在民事审判实务，所有主体均应平等适用程序法、实体法、证据规则，音集协作为原告提起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均止于其提供的《流行歌曲经典》，纵然该专辑存在诸多瑕疵，但审判实务中，音集协被分配的举证责任也仅止于该出版物。反观本案，未加入集体管理的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明显严苛于集体管理组织。可见平等主体未能平等行使诉权。（四）凯乐会公司具有主观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菜之鸟公司依法享有自主维权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的规定，著作权人有不加入集体管理的权利；且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约定著作权人必须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故菜之鸟公司享有著作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2.凯乐会公司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无论是集体管理组织，还是向其缴纳使用费的卡拉OK场所，均应知晓付费使用曲库范围的法定义务，故凯乐会公司侵权具有主观过错。3.凯乐会公司不存在免于赔偿之情形。凯乐会公司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可以免费使用作品的主体，其使用涉案曲目的目的是营利而非出于公益、教育等目的，况且卡拉OK场所属于自由竞争的行业，而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保护性行业，故凯乐会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并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没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不是录音录像制作者，没有投入资金、不承担商业风险的单位、组织不是著作权人。结合双方全案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历史沿革、行业历史背景等可以得出：“四达”是涉案曲目的原著作权人，凯乐会公司应向权利继受者菜之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请求：1.撤销二审裁定，改判维持一审判决；2.判令凯乐会公司承担一、二审等所有诉讼费用。
凯乐会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下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菜之鸟公司不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1.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仅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不是专辑收录的音乐电视作品的制作者和著作权人。涉案音乐电视(简称MV)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制片人所有。菜之鸟公司提供的权属证据是一批90年代出版的音像制品。众所周知，音像制品是传播音乐的一种载体形式，音像制品的制作者并不必然是其中收录的音乐内容的著作权人。在确定音像制品的制作者与音乐内容的著作权人关系时应当结合唱片行业的知识和音像行业的知识，了解录音制作者、MV制作者和音像制品制作者的关系。涉案音像制品形成年代早，署名不规范，采用的是汇编合辑形式（俗称“大拼盘”），歌手均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对于这种音像制品上的署名含义应慎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是类电影作品的侵权，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的规定，根据作品播放画面上的署名信息确定作品的权利归属。一审判决将音像制品上的署名效力等同于作品上的署名效力，混淆了音像制品署名和作品署名的区别，也混淆了制品的权利人与作品权利人两者的概念，导致将邻接权的外延扩大到MV著作权的外延。为此，答辩人认为二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菜之鸟公司提供的音像制品，虽然彩封上标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但该标注至多能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这些音像制品的制作者，取得的是音像制品的复制权，不能证明是音像制品收录的MV的制片人。答辩人提供的收录�相同歌曲的同期音像制品也有制作者的署名，但并不是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同一部音乐电视作品首次出版后被再版是唱片行业的常识，音像制品制作者只要取得作品权利人授权均可以制作发行新的音像制品。答辩人的音像制品充分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只是制品的制作者，不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包括复制权、放映权。2.菜之鸟公司的权利转让方王宪的出庭证言能够证明涉案歌曲画面内容来源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MV，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的是MV的卡拉OK版，涉案音乐电视播放时的“四达音像”就是制作字幕时添加上去的。对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的具体内容，答辩人提交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案的庭审笔录为证。该案与本案属同一系列案。在该案庭审笔录中，菜之鸟公司权利链条的关键人物王宪出庭作证，明确陈述“当时中央�视台播放的歌曲，是不能用在卡拉OK上，必须经过编辑制作才能用于卡拉OK上，我方编辑制作。我方是经过许可后制作成供卡拉OK使用的版本，是合法的，属于类似电影的作品。改编之后的版本还是原来的歌手、还是原来的背景、画面”。该证词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制作”只是在他人创作并获奖MV的画面上添加了卡拉OK字幕制作为卡拉OK版，并将卡拉OK版本的MV集合成涉案权利专辑，这种制作不是MV的创作，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涉案音乐电视播放时出现的“四达音像”的字样是该公司在制作卡拉OK字幕时添加上去的，涉案歌曲上面还有其他公司的LOGO。3.菜之鸟公司为了达到全部否认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的目的，甚至在再审申请书中声称“《中国当代名曲》……等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或盗版”。而事实上，《中国当代名曲（一、二）》彩封上有“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协作”的标注，一审、二审过程中菜之鸟公司也多次确认该光碟由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二）菜之鸟公司不能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MV的制片人或著作权人。涉案《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音像制品是汇编性质的出版物，收录了包括涉案歌曲在内的100多首经典MV，是歌手的成名作。每一部MV都是独立的作品，由歌手或其所属的唱片公司制作，有些是电视台自己投资制作的，权利人分散且不同。这些MV是中央电视台当年举办的中国音乐电视大赛的获奖歌曲。有许多MV在播放时就出现了其他制作单位的署名信息。答辩人提交了一系列其他的证据，证明部分涉案歌曲MV产生背景、制作人和著作权人情况，部分证据例如MV《我们是黄河泰山》的演唱者彭丽媛和MV《中华民谣》的演唱者孙浩出具的录音录像版权证明、MV《祝你平安》的演唱者孙悦和MV《九妹》演唱者黄鹤翔�所属唱片公司的协议等。在诸多相反权属证据的情况下，菜之鸟公司主张涉案MV的著作权，需要进一步举证，提供其制作证明，即与词曲权利人、表演者签订的制作合同。菜之鸟公司一直主张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MV的原始制作人和著作权人，在答辩人提供大量相反证据情况下，菜之鸟公司有义务提供当年创作涉案1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时与每位词曲作者、演唱者、导演、表演者、灯光、摄像、化妆、服装、演奏等的授权协议或表演合同。而菜之鸟公司在原审过程中提交的吴颂今、陈小奇、毕晓世三位词曲作者的收据或证明只能证实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或王宪是使用他人已经摄制完成的原人原唱MV用来发行音像制品而向词曲作者支付使用费，并不能证明涉案1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均由其投资摄制和原始创作。（三）二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菜之鸟公司的起诉，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等规定，菜之鸟公司应当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才能通过受让的方式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取得相应的权利。但从双方提交的大量证据可以证实，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不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因此，菜之鸟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不享有著作权，无权向答辩人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综上所述，菜之鸟公司不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其起诉的二审裁定依法应予维持。请依法驳回菜之鸟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菜之鸟公司起诉的理由，本院现阶段审查的焦点在于菜之鸟公司能否作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提起本案诉讼。
首先，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作融合了电影作品创作的主要元素，凝聚了导演、演员等在内的制作人员互相协作的创造性劳动，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所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的规定，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结合菜之鸟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就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收录的MV的制片人；而涉案音乐专辑封底标注的“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只能证明该专辑由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但不等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当然就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人，且不能排除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作为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的可能性。第三，菜之鸟公司亦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原始证据。因此，二审法院在凯乐会公司提供大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的规定，以菜之鸟公司未能证明其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主张凯乐会公司侵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为由，而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菜之鸟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菜之鸟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邵静红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