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晋民初字第2789号
原告天津大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
代表人魏东方。
委托代理人孔朋，男，系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张永明，男，系原告公司职员。
被告福建省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
法定代表人刘用辉。
委托代理人吴向先，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大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被告福建省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孔朋、张永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吴向先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12月5日，原、被告签订《公路运输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在泉州市的货物交由被告货车运往贵阳市，被告应负责运输全程的货物安全，自提货后至收货人签收前出现货物破损、污染、交通意外等所造成的相应损失由被告负责赔偿。
2008年12月8日，科立讯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9月30日变更为深圳科立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讯公司）委托原告承运561箱货物由泉州市运至贵阳市。同日，原告按上述与被告的合同约定将该561箱货物交由被告承运，但被告私自将货物分两批运输，其中承运103箱涉案货物的车辆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46套PT6800-C2MO型对讲机、101套同型号对讲机主要配件丢失及部分货物包装受污染。
事故发生后，因被告拒绝赔付货损，致使科立讯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赔偿其货物损失（以下称科立讯案）。期间，原告于2010年11月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由于与该案审理结果有直接影响的科立讯案尚在审理阶段，故于2011年1月申请撤诉。科立讯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终审判决原告赔偿科立讯公司损失194825元，并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5542元。科立讯案经法院执行，原告共支付赔偿款及相关费用计207169.5元。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7169.5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明资料：
1、《公路运输合同》一份；2、《货物托运、承运验收单》一份（NO.005407670第二联---
客户托运凭证，托运日期2008年12月8日）；3、《运输服务结算协议书》复印件一份；4、《大田物流运单》一份（受理日期2008年12月8日），“装箱清单”复印件一份；5、“事故认定书”复印件一份；6、“事故说明”复印件一份；7、协议书一份；8、“机动车辆保险事故现场查勘记录”及“照片”复印件各一份；9、起诉状及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预收）各一份；10、撤诉申请书一份；11、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0）深南法民二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12、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书；13、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1）深南法执字第2339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令；14、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回执）及执行款收据；15、被告出具的运杂费发票一份（号码：00206720）；16、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0）深南法民二初字第642号民事裁定书。
被告辩称，一、原、被告间涉及本案标的物的运输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不足。二、由于原告未提供托运货物的交接清单，根据被告出具的《货物托运、承运验收单》可以看出，实际托运人是厦门大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因单据上有该货运公司员工李译的签字，故民事权利主体应是该货运公司；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属于贵阳鑫平运输有限公司，故实际承运人是该运输公司，因此，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三、原告以其实际对他人赔付的金额作为本案赔偿依据，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已生效的二审判决，不足以制约本案判决结果。四、即使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被告承运的货物就是本案标的物，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赔偿依据是原告对货物的声明价值，当被告提供的运单背书条款与合同发生冲突时，以合同约定为准；但由于原告并未声明货物价值，则运单背书条款应视为补充约定，不存在约定不明或没约定的情形，因此，应以运单背书条款的约定作为本案赔偿依据，即被告承担限额赔偿，以实际的受损数量103件，每件不超过300元计算。综上，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明材料。
经法庭质证和审查，被告对原告证明资料1、2、4～6、8～16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上述证明资料亦与本案有关联，故该证明资料的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明资料3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证明资料11、12互为佐证，故该证明资料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明资料7，被告认为其公司名称项下的签名人并非其公司员工，但因被告未能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故该证明资料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08年12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公路运输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以汽车运输方式承运甲方托运货物，货物起运地为泉州，到达地为贵阳，运输时间为4-5天，甲方托运的货物内容以交接清单为准；甲方应按合同要求及时支付运费；提货时乙方必须仔细清点货物的数量，并在乙方运单和货物清单上签字确认；乙方应按照甲方对货物运输的具体要求，负责运输全程的货物安全，自提货后至收货人签收前所出现货物短少、…、交通意外、…等由乙方原因造成货运事故而形成的相应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发生货运事故后，乙方…，其赔偿依据为甲方对货品的声明价值，…；当乙方提供的单据背书条款与本合同发生冲突时，以本合同为准；双方如有其它约定事项，也可用合同附件加以说明，合同附件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外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08年12月8日，原告的授权代表人李译与科立讯公司签订了《运输服务结算协议书》，原告接受科立讯公司的委托将561箱货物由泉州运至贵阳。同日，原告将上述货物交付被告承运，被告收货后出具了一份编号为NO.005407670的《货物托运、承运验收单》（以下简称托运单），托运单正面载有托运人“大田物流”、收货人“王燕春”、发到站“泉州→贵阳”、件数“504、56＋1、共561件”、服务项目“直送”、付款方式“已付”、运费“4480元”等内容；未载明货物的名称、包装、性质、价值、保险费等；左下方以粗黑字体印有“背面的特别约定，经阅读和承运人详细说明，本人有了全面、准确之了解，且无异议”的字样，李译在右下方签名确认；托运单背面印有“特别约定”，其中第一条内容为“本单由托运人填写，如委托他人填写（除保险费、运费外），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变。……”、第三条内容为“对每件价值高于300元人民币的货物，实行保险运输，该货物托运人应委托承运人办理保险，保险费由托运人承担，非保险货物发生货损或货物丢失，承运人……每件赔偿最高不超过300元人民币”。
2008年12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编号为00206720的运杂费专用发票，金额4480元。
2008年12月14日，承运上述货物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使46套PT6800-C2MO型对讲机、101套同型号对讲机主要部件丢失及部分货物包装受污染。
2011年3月15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科立讯公司与原告因双方《运输服务结算协议书》而产生的运输合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后经二审审理，最终审理认定原告应对上述丢失的货物所造成的损失向科立讯公司支付赔偿金194825元，并承担此案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5542元。科立讯案经一审法院强制执行，原告共支付赔偿款及相关费用计207169.5元（含执行费2906元及迟延履行金3896.5元）。
2012年10月25日，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定履行运输合同致使其遭受损失共计207169.5元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0年12月21日，原告曾就本案向本院起诉被告，后以与本案审理结果有直接影响的科立讯案尚在审理阶段为由，于2011年1月19日申请撤诉。本院于2011年1月21日作出（2011）晋民初字第97号民事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08年12月5日签订的运输合同已确立了双方间的运输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以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而认为双方不存在发生本案涉及的因交通事故而导致货损的运输关系，则被告应因此承担证明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在发生此交通事故之前已终止之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未尽此举证义务。因此，基于受损的货物系由科立讯公司交付原告运输561箱中的部分货物且被告已实际出具金额为4480元的运费发票及托运单之事实，在目前无证据表明产生本案纠纷的货运关系游离于2008年12月5日的运输合同外之下，应认定该货运关系是基于双方2008年12月5日运输合同的履行。由此，双方均有严格履行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之义务，但被告未将货物安全运抵目的地，已构成违约，故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运输服务结算协议书》能够证实李译系原告的授权代表人，结合被告出具的运费发票、托运单及本院上述认定，可以确认李译系受原告委托为其托运货物，而被告系该货物的承运人，故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赔偿损失额是以原告实际损失还是以托运单背书条款的约定为赔偿标准。一、运输合同约定了“双方如有其它约定事项，也可用合同附件加以说明，合同附件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于双方因托运单而形成的货运关系是基于运输合同的履行，故该托运单应视为合同附件。二、虽然运输合同约定了当托运单背书条款与合同约定发生冲突时，以合同约定为准，即以原告对货品的声明价值作为赔偿依据，但原告在作为合同附件的托运单中没有填写货物价值。根据《》第的规定，托运人在办理货物运输时，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即原告向被告告知货物详情也是原告所负担的法定义务。现原告在托运单中没有填写货物品名以及货物价值，完全属于原告在缔约时疏于审查合同内容，未对自身权利尽必要的注意义务。在此情形下，运输合同约定的货损赔偿依据即货品的声明价值，因无具体金额，则无法适用；托运单作为合同附件，且原告的授权代表人在托运单正面以粗黑字体印制有“背面的特别约定，……”字样右方签名确认，表明被告已就托运单背书条款向原告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据此，可认定该背书条款系在无声明货物价值情况下的补充约定。《》第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托运单背书条款第三条明确约定了货损或货物丢失的赔偿条款，即“对每件价值高于300元人民币的货物，实行保险运输，该货物托运人应委托承运人办理保险，保险费由托运人承担，非保险货物发生货损或货物丢失，承运人……每件赔偿最高不超过300元人民币。”，上述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赋予了原告的选择权，原告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保价运输，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该条款并未限制免除被告的责任、加重原告的负担、排除原告的主要权利，其内容合理，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且原告的授权代表人签字就表示原告同意接受该条款约束，故该格式条款应为有效。因此，被告赔偿损失额适用托运单背书条款的约定。故被告关于其承担限额赔偿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鉴于被告所承运的货物每箱（件）均超过300元，故被告应赔偿原告货物损失30900元【300元×103箱】；原告高于该赔偿额部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认为其在托运单正面粗黑体字样旁签名系应被告要求而迫不得已履行的一个程序，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托运单背书条款系格式条款不能采用；运输合同约定的“货品的声明价值”是指存在货损情况下对实际受损货物的价值进行声明，而托运单所载“货物价值”则指托运时货物的实际价值，两者不能等同，由于“声明价值”是不确定的，故货损价值应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现其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声明货损价值为191840元以及运费等其它损失合计207169.5元。本院认为，运输合同约定的是“货物”的声明价值，而不是“货损”的声明价值，货物声明价值的概念与货物价值是一致的。故原告的上述主张与本院的上述认定相悖，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第、第、第、《》第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省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津大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赔偿款30900元。
二、驳回原告天津大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03.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天津大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1917.5元，由被告福建省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8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学勇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莉
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第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天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