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温商终字第3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道根。
原审被告：周振华。
原审第三人：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文龙。
上诉人周国坚因与被上诉人卢道根、原审被告周振华、原审第三人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一水电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4）温永瓯商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久松、代理审判员王怡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洞头县杨文西片围垦工程的中标人系浙一水电公司，周国坚系该工程的实际承揽人，周振华负责管理工地事务。周振华与周国坚是兄弟关系。周国坚向卢道根承租挖机。经卢道根及周国坚、周振华自认：截止2010年1月10日，周国坚欠卢道根租赁款“9万元不到”，截止2010年2月8日，周国坚已付卢道根租赁款431540元。2010年4月26日、2010年7月20日，卢道根分别收到租赁款30000元、45000元。2011年1月30日，经卢道根与周振华结算，尚欠卢道根租赁款30000元，并由周振华向卢道根出具欠条一份。卢道根在2011年1月31日收到周国坚网银转账68200元。2014年1月18日，周振华向卢道根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同周国坚是亲兄弟关系，我签发给卢道根一份结账单、一张欠条，结算后欠30000元整的字据。因为我为周国坚管理工地时，是周国坚给予全权管办的，故此由我周振华签字。特此证明，证明人：周振华，2014-1-18。”周振华在该证明上书写“另付驾驶员工资4500元，应扣回，余欠贰万伍仟伍佰元整”。
卢道根于2014年2月11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周国坚承揽洞头县杨文工业区三期工程时向卢道根租赁三台挖机，并配备三个驾驶员。经结算，截止2010年1月10日，周国坚尚欠租赁款90000元。2011年1月30日，卢道根与周国坚的管理人员即周振华结算，净欠租赁款30000元。2014年1月18日，经周振华核实证明，扣除驾驶员工资4500元，周国坚余欠卢道根25500元。周国坚至今未支付剩余租赁款。故请求判令：1、周国坚立即支付租赁款255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周振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周国坚、周振华负担。
周国坚一审期间辩称：一、卢道根的租赁款已全部结清，周国坚并无拖欠租赁款。周国坚于2010年2月8日已支付卢道根租赁款431540元，此后又陆续向卢道根支付了将近20万元的款项，已超额支付租赁款。二、周振华虽然是涉案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但仅负责采购工作。其行为须经周国坚确认才有效，未经确认无权对外结算。三、卢道根的结算单均系周振华出具，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周国坚拖欠租赁款，周振华出具的欠条并不能代表周国坚。
周振华一审期间辩称：卢道根诉称属实。周振华履行工作职责代周国坚与卢道根结算，挖机欠款与其无关，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浙一水电公司一审期间述称：对卢道根诉称的事实并不知情。浙一水电公司是该工程的被挂靠公司，该工程涉及的费用均应由周国坚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关于周振华有无权限就涉案挖机租金对外进行结算的争议。卢道根认为周振华作为工地管理人员，工地上的事务均由周振华负责管理，可以对外进行结算。周国坚认为周振华虽然是工地管理人员，但仅负责采购工作，不能对外结算。周振华认为周国坚聘用其管理工地上的事务，包括对外进行结算，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该工程监理公司的监理人员刘玉辉确认周振华负责工地管理，其虽对具体结算细节不清楚，但表示工地基本事项都由周振华负责管理。在审理中，周国坚承认其雇佣周振华管理工地，雇佣关系于2013年8月份结束，且其根据周振华向其汇报的欠款情况向卢道根超额支付租赁款。由此可以看出，周振华应有权限进行工程款项结算。如周振华仅负责采购工作，应无从知晓卢道根挖机租金的数额，周国坚亦不会根据周振华汇报的情况向卢道根支付租金。退一步讲，周国坚、周振华系同胞兄弟关系，周国坚亦未对周振华的职权范围进行书面约定及公示，并且周振华常驻工地管理，卢道根亦有理由相信周振华履行职务行为对租金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周国坚虽然提供了部分结算凭证、支付凭证、报销凭证以证明涉案工程的款项结算应由其签字确认，但无法全面反映涉案工程结算授权情况。另，支付凭证、报销凭证是工程财务凭证，并不具有结算效力。因此，该些结算凭证、支付凭证、报销凭证不能证明周国坚的待证事实，对其相应的辩解，该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周国坚是否已付清卢道根挖机租金的争议。周国坚辩称2010年1月份之后与卢道根不存在租赁关系，卢道根的挖机租金已支付完毕。但周国坚在2010年1月间陆续向卢道根支付40000元、500元、65000元，2010年2月8日之后又陆续向卢道根支付30000元、45000元、68200元，远超过2010年1月10日的结算支付情况所载明的“欠款9万元不到”。周国坚作为工程实际承揽人，且认为自己才有结算的权利，应对工地挖机租赁款结算情况较为清楚，但其对该超额支付情况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卢道根的挖机已于2010年1月份退场。周振华在庭审中亦确认卢道根的挖机在2010年1月后继续在工地工作直至2010年9月份退场。故该院认为，2010年1月份之后卢道根的挖机仍在工地工作并产生相应的租赁款。对周国坚的相应辩解，该院不予采信。关于租赁款欠款金额问题。卢道根在2011年1月30日对剩余挖机租金与工地管理人员即周振华进行结算，并由周振华向卢道根出具了一份欠条。周国坚在结算次日即向卢道根转账支付68200元，虽然周国坚认为该68200元是支付结算后的款项，但远超过欠条载明的30000元，故该68200支付结算前的款项较为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周振华在2014年1月28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扣除卢道根工人工资4500元，余欠25500元，卢道根对此予以确认。故租赁款欠款金额为25500元。卢道根与周国坚均对2011年2月1日的领款凭证提出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周振华虽在庭审中陈述2011年2月1日领款凭证上的“118100元”中的“40000元”系案外人杨良兴转账给卢道根，但在（2014）温永瓯商初字第165号案件中杨良兴与周振华已确认该40000元系由杨良兴转账给案外人徐中生，并无转账给卢道根。且经该院审查认为，2011年2月1日领款凭证上所载明的款项及“40000元”并不影响本案处理，该院对该份证据已作出认定，不再对该证据进行笔迹鉴定。综上，卢道根与周国坚间因租赁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卢道根已交付租赁物供承租人即周国坚使用，周国坚应及时支付租赁款。周国坚至今未予支付租赁款的行为，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卢道根要求周国坚支付租赁款2550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周国坚未及时支付挖机租金，客观上对卢道根造成了损失，卢道根要求周国坚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周振华负责管理工地事务，其履行职务行为对周国坚剩余挖机租金进行结算，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周国坚承担，故卢道根要求周振华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判决如下：一、周国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卢道根租赁款255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4年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卢道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8元，由周国坚负担。
上诉人周国坚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周振华有权代表周国坚对外进行结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从未辩称周振华仅负责采购工作，而是始终实事求是的承认周振华负责对内工程量的统计及采购工作，对内负责向上诉人报工程量，上诉人结合多方信息予以最终认定，周振华对外无权出具任何结算凭证。2、上诉人因周振华故意虚报工程量而超额支付租金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周振华有权代表上诉人的依据。3、上诉人与周振华未对职权范围进行书面约定，应该是周振华没有权利代表上诉人的理由，一审法院却将该事实作为周振华有权结算的根据。（1）对涉及结算等核心利益的权能是需要当事人特别授权的，在上诉人未对周振华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周振华全权代表周国坚或者工程项目部不符合法律规定。（2）在情理及客观事实上，周振华作为涉诉工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既非投资人，也非工程负责人，仅属于帮助上诉人管理工地的角色。（3）上诉人与周振华间存在纠纷，周振华在本案中明显蓄意配合被上诉人进行诉讼。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余欠被上诉人25500元租赁费缺乏事实依据。1、被上诉人对自己主张的租赁事实未尽到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供的收款凭证所记载的金额已超出被上诉人主张的尚欠租金总额。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1月之后被上诉人的挖机仍在工地工作并产生相应租金明显缺乏事实依据。2、2011年1月30日3万元欠条出具之后，上诉人又有多笔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其中包括2011年2月1日支付的68200元。即便法院认定该3万元欠款的事实，亦被欠条出具之后的还款行为所覆盖。3、鉴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租赁合同，被上诉人主张合同成立且已履行应对该合同成立的事实及履行情况进行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卢道根辩称：周振华有权代表上诉人对外进行结算，其出具的欠条对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周振华、原审第三人浙一水电公司未作答辩。
上诉人周国坚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09年5月27日加盖有洞头县公安局爆破物品管理专用章的洞公爆批延字（2009）02号《民爆物品使用许可延长批准通知书》；2、2009年5月23日加盖有浙一水电公司杨文西片围垦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的《关于申请爆破许可证延期的报告》；3、2009年5月23日《关于要求延长民爆物品使用许可证的申请报告》。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杨文西片围垦工程项目的爆破物使用许可至2009年12月4日止，该工程所涉挖机实际使用至2010年1月左右，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挖机在2010年1月之后仍在杨文西片围垦工程工地作业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卢道根、原审被告周振华、原审第三人浙一水电公司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对上诉人周国坚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卢道根认为该些证据材料均是上诉人周国坚后补的，其内容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周国坚主张的待征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仅能证明杨文西片围垦工程的爆破物使用许可有效期截至2009年12月4日，但与2010年1月之后挖机是否还有在杨文西片围垦工程工地作业的待证事实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本院不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认定：2014年2月20日周国坚在向卢道根所发的短信中称“我知道我最多欠你一万五，你同意的话，你可以来瓯北拿钱”。
本院认为：（一）关于周振华于2011年1月30日出具的欠条对周国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首先，周国坚对自己实际承建杨文西片围垦工程并因工程施工需要与卢道根之间存在挖机租赁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也就是说，周振华与卢道根间就杨文西片围垦工程并不存在挖机租赁关系。其次，周振华是周国坚的哥哥。据周国坚称，其与周振华因杨文西片围垦工程相关财务问题从2012年底开始出现矛盾，并于2013年10月20日发生肢体冲突。周振华向卢道根出具《2009-2010杨文三期工程结算支付情况》以及涉案欠条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9月1日和2011年元月30日，即周振华与卢道根就挖机租金进行两次结算时其与周国坚的关系尚未出现问题。周国坚有关周振华与卢道根恶意串通倒签时间的说法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第三，周国坚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承认其雇佣周振华管理杨文西片围垦工程工地，雇佣关系至2013年8月结束以及周国坚均是根据周振华的口头说明向卢道根支付挖机租金的事实。这足以表明周国坚承建杨文西片围垦工程委托周振华管理并进行概括授权的事实。对涉案挖机租金数额的确定和支付进度的把控等事项均属于周振华受托的职责范围。第四，杨文西片围垦工程监理单位的监理工程师刘玉辉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也明确陈述，周国坚是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工地上所有的事项都是周国坚的哥哥周振华在管理，周振华支付挖机租金在程序上是不需要周国坚签字确认的。该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周振华确认挖机租金数额并结算属于其职责范围的事实。最后，周国坚提供的部分结算凭证、报销凭证等仅是其内部结算或记账的材料并不足以印证涉案工程的挖机租金结算必须要周国坚本人签字确认的待证事实。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2011年元30日周振华与卢道根就挖机租金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的行为应属于代表周国坚的有权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依法应由上诉人周国坚承担。上诉人周国坚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周国坚是否已经付清挖机租金的争议。周国坚称，卢道根的挖机在2010年1月底左右退场，所以2010年4月26日30000元、2010年7月20日45000元以及2011年1月31日68200元均是支付《2009-2010杨文三期工程结算支付情况》记载的“9万不到”的挖机租金，且已明显超出应支付租金金额。即使2011年元30日周振华出具的3万元欠条属实也已经被2011年1月31日支付的68200元所清偿。卢道根则主张2010年1月份之后其挖机仍在涉案工地作业，2010年4月26日30000元、2010年7月20日45000元是支付2010年1月份之后发生的挖机租金，至2011元月31日与周振华结算时总欠租金98200元，周振华表示次日可以支付68200元，所以就打了30000元的欠条，周国坚也就于2011年1月31日向卢道根支付了68200元租金。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周国坚是否已全额或超额支付挖机租金的关键就在于2010年1月之后卢道根的挖机是否还有在涉案工地作业这一争议事实上。周振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卢道根的挖机是在2010年9月份退场。杨文西片围垦工程监理单位的监理工程师刘玉辉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陈述挖机是在2010年12月主体工程结束时退场。周国坚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一方面不能提供挖机实际作业的施工日记，另一方面对其主张的超额支付租金的事实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卢道根主张2010年1月之后挖机仍在涉案工地作业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由于涉案挖机在2010年1月之后仍在涉案工地作业，之后新产生的租金仍需要陆续支付，故周国坚提供的有关付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就是支付《2009-2010杨文三期工程结算支付情况》记载的“大约9万元不到”的租金或2011年元月30日欠条记载的3万元租金的事实。周国坚2011年1月31日支付的68200元如果是支付2011年元月30日欠条载明的3万元租金，在金额远远超出且周国坚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也是明显与常理不符的。另外，周国坚在2014年2月20日向卢道根所发的短信中也并没有否认欠挖机租金的事实，相反还在短信中承认欠卢道根1.5万元租金。原审法院作出将该68200元付款作为支付结算之前租金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周国坚主张其已经全部或超额支付挖机租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8元，由上诉人周国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俊
审 判 员 陈久松
代理审判员 王怡然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董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