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02行初122号
原告杨健。
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张军，系该委主任。
行政负责人郑利，系该委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勘（一般授权代理），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万勇，系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明（一般授权代理），武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喻曦（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健诉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政府信息公开及诉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9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城管委及被告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刘华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健，被告市城管委的行政负责人郑利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勘，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明、喻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健诉称，其于2016年3月14日当面向“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军提交《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表（综3）》，请求该委公开“《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署名单位全称”，并在该表格中“申请公开信息内容描述”栏特别标注该信息公开申请的被申请人为“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且对其使用了加大、加粗字体。同年3月29日，被告市城管委出具了署名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并加盖其公章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该答复称《实施细则》的署名单位全称为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年5月5日，原告杨健不服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书面回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告市城管委作出《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回复。同年7月20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武政复决（2016）第2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市城管委代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综委）进行信息公开答复并无不妥，且被告市城管委在法定期限内公开的信息已满足了申请人信息公开要求及知情权，其申请目的已达到，故决定维持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原告杨健认为：被告市城管委不是《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表（综3）》里特别标注的信息公开义务人“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经查询《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该委公布的权力清单、该委网站“政务公开”栏目以及《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武汉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督机构和职能的通知》（武文（2013）15号），被告市城管委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代替“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的主体资格；根据武办发（2010）4号文第二部分第（一）条之规定，市城管局仅仅是市城综委办公室的驻在地，除此之外，市城管局与市城综委或者市城综委办公室在主要职责和事务性工作方面没有任何瓜葛，被告市城管委作为信息公开的主体作出回复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或上级机关决定、命令、通知为依据，其行为属于典型的滥用职权。被告市政府认定“被告市城管委代市城综委进行信息公开答复并无不妥”的复议结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三种法定情形，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一个明显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第4目之规定，且被告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捏造“依法给予重新答复”的复议请求纯属造谣生事，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综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2、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字（2016）211号）。
被告市城管委辩称，1、我委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杨健的申请予以答复，我委于2016年3月14日收到了杨健要求公开“《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署名单位”的申请后，于同年3月29日对其作出答复，由于原告杨健本人原因，其于同年4月5日签收，故我委的答复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我委可代市城综委答复原告杨健的信息公开申请。我委是《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中有奖举报车窗抛物活动的主管部门和具体实施单位；根据武汉市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意见》（武办发（2010）4号）的规定，市城综委是武汉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于2010年3月22日组建、设立的非常设机构。市城综委下设办公室，在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负责制定《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考核办法》，负责城市综合管理的组织指导、协调督办、考核评价及市城综委的日常工作，故我委代市城综委对原告杨健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并无不妥。综上，我委对原告杨健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答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辩称，1、我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杨健于2016年5月5日向我府当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我府受理后于同年5月11日作出《答复通知书》（武政复答字（2016）第166号），并于同年5月12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答复通知书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城管委进行送达。同年5月25日，被告市城管委向我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我府于同年7月1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武政复延字（2016）第161-166号），并于同日向原告杨健邮寄送达。经审理，我府于同年7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6）第211号），并于同年7月22日向原告杨健邮寄送达。我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完全合法。2、我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适当。针对原告杨健的行政复议申请，我府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被告市城管委是“有奖举报车窗抛物活动”的主管部门和具体实施部门；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意见》（武办发（2010）4号），市城综委是武汉市政府为了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于2010年3月22日组建、设立的非常设机构。市城综委下设办公室，在被告市城管委办公，负责制定《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考核办法》，负责城市综合管理的组织指导、协调督办、考核评价及市城综委的日常工作。被告市城管委代市城综委进行信息公开答复并无不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对制作、保存的信息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本案中原告杨健请求公开《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署名单位全称，被告市城管委在法定期限内回复《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署名单位全称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被告市城管委的答复符合《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实际情况。被告市城管委的信息公开行为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我府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适当。综上，我府作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已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健于2016年3月14日向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提交《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表（综3）》，要求公开“《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署名单位全称”，并在申请表中注明被申请人为“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同年3月29日，被告市城管委向原告杨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向其告知《实施细则》署名单位全称为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告杨健因本人原因于同年4月5日签收了上述书面回复。因对被告市城管委作为信息公开答复的主体有异议，原告杨健于2016年5月5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被告市政府确认被告市城管委作出《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违法并撤销上述回复。被告市政府于同年5月11日向被告市城管委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次日向该委送达，同年5月25日，被告市城管委向被告市政府提交《答复书》。因认为案情复杂，被告市政府于同年7月1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将《延期审理通知书》向原告杨健邮寄送达。被告市政府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市城管委代市城综委进行信息公开答复并无不妥；被告市城管委在法定期限内针对原告杨健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答复符合实际情况，答复行为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同年7月20日，被告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6）第211号），维持了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同年7月22日，被告市政府向原告杨健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向被告市城管委以公文交换的方式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因认为被告市城管委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市城综委向其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的行为违法，以及对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原告杨健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表》、《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及原告杨健的签收凭证、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通知书（武政复答字（2016）第166号）及送达回证、答复书、延期审理通知书（武政复延字（2016）第161-166号）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6）第211号）及送达回证在案作证。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本庭予以认可。原告杨健提交的证据5《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鄂政办公开字（2016）100号）、证据6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11日向原告杨健作出的信息公开回复、证据7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25日向原告杨健作出的信息公开回复、证据8《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编号：（2016）43号）与本案的信息公开内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1、被告市城管委是否有权向原告杨健作出信息公开答复书。2、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是否合法。
一、关于被告市城管委是否有权向原告杨健作出信息公开答复书的问题。
经开庭审理，原告杨健明确表明其对于被告市城管委针对其申请公开事项的答复内容无异议，仅对被告市城管委代替“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向其作出信息公开答复行为的主体资格有异议。原告杨健认为，其向“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市城管委无权作出信息公开答复。
本院认为，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意见》（武办发（2010）4号），市城综委是武汉市政府为了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于2010年3月22日组建、设立的非常设机构。市城综委下设办公室，在市城管委办公，负责制定《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考核办法》，负责城市综合管理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考核评价及市城综委的日常工作。故市城综委系武汉市人民政府为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实现“大城管”格局，综合在城市管理中各个领域的职权部门设立的一个非常设组织协调机构，该机构并非具有特定管理职责的行政法意义的行政机关，也并非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故其不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告杨健直接向“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提交信息公开申请无法达到其申请及获取政府信息的目的。
因原告杨健直接向市城综委副主任张军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市城综委的副主任同时担任被告市城管委的正职负责人，同时又因原告杨健申请公开的内容与《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而被告市城管委是“有奖举报车窗抛物活动”的主管部门和具体实施部门，故从保障申请人知情权的角度，被告市城管委向原告杨健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的行为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反而保障了其知情权。原告杨健在庭审中亦表明其对于答复内容并无异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针对原告杨健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市城管委作为具体的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将制作或获取的信息依原告杨健申请予以公开，已经充分满足了原告杨健知悉相关政府信息的要求，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告杨健脱离信息公开的立法目的一再纠结于答复主体的合法性有滥用诉权的嫌疑。
二、关于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5月5日依法受理原告杨健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告知被告市城管委作出书面答复。因认为案情复杂，被告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及时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30日作出复议决定。经书面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认定被告市城管委代市城综委进行信息公开答复并无不妥，且其答复内容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武政复决（2016）第2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26号）。该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薇
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
人民陪审员 刘华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