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724民初第182号
原告：马满银，男，196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沽源县。
被告：刘兴祥，男，196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沽源县。
委托代理人：苏仲麟，河北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满银诉被告刘兴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满银，被告刘兴祥及委托代理人苏仲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我与被告是同村村民，并且是亲属关系。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我在外地打工，我委托被告与村委会为我家办理土地承包，当时我家是四口人，被告家是三口人，按每人11亩，我家应承包44亩耕地，被告应承包33亩，由于我不在家，委托被告办理，结果在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被告将我家应承包的44亩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办到了被告名下，并一直耕种。2004年，我打工
回来后，得知此情况，多次向被告索要，被告拒绝归还，至今18年，故我要求被告赔偿我18年的土地经营损失费44亩79200元。由于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错误，我提出行政诉讼，中院二审判决撤销沽源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刘兴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充分证明被告多耕种的44亩地不属于其经营，村委会及村民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该44亩耕地属于我承包经营，所以这18年来，被告侵犯了我的承包经营权，造成我的经营损失，现要求被告：1、返还其侵权占有原告的耕地44亩；2、赔偿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损费79200元，望法院支持我的诉求。
被告辩称，我村二轮土地承包时，其中400余口人放弃，原告在外打工一直没有承包，我种的地是由村委会承包的，我们在家种地的人也为国家缴税出了义务工，交了集体三提五统和各种费用，原告等400余口放弃土地承包，想在外发大财，逃避国家税收和义务。从1998年到2008年间我种地共花销了12万多元，这钱谁给补。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反过来给农民增加土地补偿款，如此一桩事情却翻来履去的判决。像我这样的情况在我村普遍存在，即便判也只能将全村700多口人种的地要出来，补给放弃土地承包的400多口人，否则，于法于理不服。我种的77亩地是村委会和政府承包给我的，与原告没有半点关系。
关于被告是否侵占原告的耕地44亩。
根据不动产物权“法定原则”，如果原告认为44亩土地归他所有，就应当提供所有权证明。如果原告认为是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物权法》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原告应当提供（一）土地承包合同；（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而原告至今没能提供，只提供了村委会以及个人等证据，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土地权属的证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对44亩土地没有权属证明，那被告怎么能侵犯他的权益呢？
关于原告要求赔偿经营损失费792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凭主观计算每亩100元，所以，应当被驳回。
三、关于两份行政判决书，能不能证明原告享有44亩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份判决沽源县政府为其重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二审法院撤销该项判决，所以，原告到现在还没有取得4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法律凭证。
四、原告的起诉是重复诉讼，依法应当驳回。
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247条：“当事人两次起诉，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即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所以，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提交下列证据：1、沽源县人民法院（2016）冀0724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主张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代原告向村委会承包耕地44亩村委会将属于原告承包的44亩地签订在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该合同不能作为县政府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依据，该登记发证行政行为存在错误，一审判决撤销，2、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7行终判决书，主张二审终审维持一审部分判决，3、农业补贴卡1张，证明享受包地补贴。
被告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证据就假证均不认可，对终审判决不服尚在申诉。
被告提交下列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书1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份，主张被告的土地是从村委会承包的，耕种的不是原告的土地；2、原村书记录音证明1份，主张证明当时土地承包多种方式，县、乡政府政策允许村里对放弃承包的多余土地，本村留守村民可适当多包；3、沽源县人民法院（2015）沽民初字第1126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被告承包77亩土地经营权，原告以侵权之诉被依法判决驳回；4、个人证明8份，主张证明原告提供证明有假，原告没有参加过土地承包，没交过农业税也没出过义务工;5、提供7人联名证明一份，主张被告当时从村里承包7口人土地，没以别人名义分得承包地。
针对被告举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对合同和证书认可，但证明77亩中有44亩属原告；2、对原村书记证言录音，真实性不认可，不是当时的录音；3、责任田、口粮田是按人分的，每人一份，被告若是承包大队的机动地就没有农业补贴卡，另外还有检察院的调查取证，不能有假。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系沽源县平定堡镇温铁炉村村民。1999年1月23日，被告代表其家庭与村委会签订了沽源县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村委会所有的耕地77亩，承包期限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沽源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1月25日向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告在承包了上述耕地后耕种至今。而原告农村二轮土地延包时，按其四口人家庭至少可获得承包地44亩，因原告当时外出打工，未向村委会承包土地。原告主张曾委托被告代办土地延包，被告却将应当原告承包的44土地亩承包在自己名下，对此，被告始终否认。现有证据证明被告按当时政策向村委会承包土地77亩，并一直耕种，期间承担合同义务，获取相应利益。因原告问被告索要承包地遭对方拒绝，原告提侵权诉求要被告归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因证据不足被驳回。原告又于2016年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沽源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刘兴祥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本院一审，中院二审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当时代替原告承包土地44亩，村委会将属于原告承包的44亩土地承包在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该土地承包合同不能作为沽源县人民政府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依据。该登记发证的行政行为存在严重错误，故判决予以撤销部分。
本院认为，原告以侵权之诉要求被告承担返还承包土地并赔偿损失，理由不能成立。二轮土地延包属国家政策行为，原告签订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村委会，原、被告本属两个分门立户家庭单位，既然原告委托代被告办承包手续，说明原告当时对土地延包一事知情，应当办理书面委托手续备案，分户签订承包合同。因原告事后也未能及时提出申请补正，不注重合同和经营权证书的重要，留下纠纷隐患，30年合同承包期限，履行时隔多年后原告才行侵权要地诉争。由此，造成土地承包合同的误签、县政府经营权证书颁发的部分错误，原告自身也有过错责任，也不能全部归责于村委会。因此，依据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有的证人给两方均作证，前后证明矛盾，不能采信，再则，原告目前仍然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一法定权属证明，所以，本院无法认定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事实存在并成立。虽然被告的土地承包及经营权经过了行政诉讼判决，对其44亩部分予以撤销，但后续具体事宜有待原告申请，行政机关经过相关法定程序方可补正变更。具体采取是退地，还是补地方式解决，涉及地块调整、成员范围等多个方面，属行政职权行为，人民法院司法权不宜延伸审理先行判断影响或替代行政权。因18年期间国家政策性农业种植优恵补贴，实行退耕还林补贴等情势变更，以及集体、个人旱地改水浇地，村里地块调整，地界四至变更，个人种植物调整，承包经营权流转，转户、迁户致成员资格变化，嫁、娶、生、死等诸多因素影响，引发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纠纷近年大量产生，仅1个村就涉及400多人，代耕、转包享受补贴的土地变成事非之地，诉争不断。个别人诚信缺失，为计个人得失，背信弃义，各说各理，以维权名义诉求和期待绝对公平，造成基层组织调处土地承包纠纷工作困难。类似诉争仅靠法院就案办案判决结案，结果还是案结事不了。所以，一方面，作为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多元化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另一方面，返乡要地人员，要客观地认识当初未签土地承包合同的过失。包地收益差时弃地外出，不辞而别另谋择业，收益好时回来维权要地要补贴，要体恤村委会集体组织包地工作的困难时期，分签合同难要农业税、“三提、五统”等费用及义务工摊派，这是实情不能回避。同时，也要体谅留守人员前些年的种地不易。作为责任田、口粮田的多承包者，按国家政策规定，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才能享受退耕、包地等农业补贴，实名户将替除冒名顶替户，对不符合条件超标领取的面临被取消。所以，奉劝纠纷双方均应适当作出让步，厘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关系，尽可能以相互接受的方式化解争议，只要相对公平就应服从，减少各自不必要的诉累，消除积怨，为子孙后代着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凭现有的举证，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满银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牛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炜